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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1月 27, 2022 12: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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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

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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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议毛泽东秘书亲自分发文件
杨勇没有揭发罗瑞卿一个字
北京军区和中共华北局、北京市息息相关
周恩来让廖汉生妻子白林揭发杨尚昆
毛泽东要调两个师进京扩充北京卫戍区
临时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杨勇、廖汉生
频繁召开的北京军区常委会议
中央文革添加“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
关押贺龙是毛泽东的亲自决策
毛泽东对杨勇扣押造反派表示不满
一张大字报导致廖汉生身陷囹圄
江青让军报去人贴廖汉生大字报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组长
贴廖汉生大字报的事件不再提起
杨勇分配批斗大会名额时无意“泄密”
叶剑英给毛泽东打电话救下萧华
杨勇有口难言,成了“替罪羊”
“上峰”说对杨勇要“烧而焦”
北京军区造反派半夜抄了杨勇家
杨勇逃到北京卫戍区仍然被抓
始终没有查出谁向林彪办公室告状
周恩来紧急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
廖汉生回忆被批斗的日子
专案组审查廖汉生的三个问题
杨勇坚决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家人和战友四处寻找杨勇下落
林彬带二儿子杨冀平去宁夏干校
北北和京京在北京的“快乐”生活
杜心如实向专案组反映杨勇的情况
杨勇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作伪证
杨勇、胡耀邦没有出席中共九大
周恩来安排杨勇和两个儿子见面
杨勇在邯郸裴堡农场的日子
林彬在宁夏干校接到杨勇来信
林彬最后不得不又求助周恩来
周恩来派专机将高烧的杨勇接回北京
杨勇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日子
应杨得志邀请到青岛海边疗养
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五年半后廖汉生突然被解除监护
贺龙15年后终于彻底平反的经过
杨勇被抓与北京军区领导人无关
杨勇、廖汉生被抓是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说他不知道
郑维山被平反的曲折过程
陈先瑞向中央写报告澄清真相
作者后记


北京军区是军队第一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蹊跷的是,1967年1月,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抓,惨遭上百场批斗,直到1972、1973年才分别被“解放”,这在全国各大军区绝无仅有。明明是毛泽东下令要将杨勇“烧而焦”,他却多次说他不知道,“九一三”事件后则推给了林彪。其实,1967年1月22日,徐向前在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上就当面向毛泽东汇报,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杨勇被抓去了”。毛泽东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上海会议毛泽东秘书亲自分发文件
1964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六条”,全国城乡普遍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批示:“……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请用电话告诉林彪同志。” 8月18日,罗瑞卿(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向北京军区党委传达,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决定,全军干部分四批参加地方“四清”运动。北京军区党委研究后,由廖汉生、张南生(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滕海清(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带队,全区首批抽出16002名排以上干部参加“四清”工作。
9月初,北京军区首批“四清”干部集训。廖汉生请李雪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兼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给参加“四清”的团以上干部作报告。9月底,“四清”干部统一编成工作队,陆续进驻河北、山西、北京的工作点。廖汉生率北京军区800多名“四清”干部到邯郸地区,他正准备下到户村公社户村大队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惊人的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准备造反。” 廖汉生和绝大多数与会者一样,摸不着头脑。
10月22日,廖汉生带队下到户村大队。12月7日临近中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他第二天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廖汉生立即乘汽车赶到邯郸,15点上火车,22点到达北京,12月8日清早到西郊机场乘专机飞往上海。据廖汉生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紧急的会议。
杨勇也接到去上海开会的紧急通知,他带着秘书匆匆赶到西郊机场。西郊机场一大一小两架专机,顶着小雪起飞了。廖汉生问朱德:“这么紧急的会议,是什么事情?”朱德摇摇头。廖汉生非常惊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做法,难道是讨论和部署准备打仗?中午12点,专机迎着小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与会者刚到锦江饭店,总政某副主任夫人就召集随行秘书们开会,明确要他们不要过问会议上的事。平时忙得四脚朝天的秘书们第一次如此轻闲。
毛泽东机要秘书亲自给廖汉生送来会议文件。以往中央开会,会议文件都是中央办公厅分发,可见这次会议非同一般。廖汉生看到揭露罗瑞卿的通报,更加震惊不已。

杨勇没有揭发罗瑞卿一个字
1966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公安部负责人参加,面对面揭批罗瑞卿。3月12日下午,罗瑞卿在会上检讨一个半小时,仍过不了关。反党的调子越来越高,3月18上午,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决定会议还要扩大,第二批与会者三天后陆续报到,加上原来的42人,共95人。因为有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与会者发言都很谨慎,照稿宣读。
杨勇在会上一言不发。他怎么也看不出罗瑞卿反党,反而觉得罗瑞卿处处忠心耿耿,他不能昧着良心无中生有。1959年批判彭德怀,杨勇既没有提过激口号,也没有加以评论,当然这件事是记着账的。杨勇在被抓前就想到了,曾让警卫员孙启增把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稿烧掉,但他还是没有逃掉厄运,被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列为彭德怀专案的分案。

北京军区和中共华北局、北京市息息相关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政治、文化中心。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国防部发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华北军区改为北京军区(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其战略地位在全国各大军区中首屈一指。1958年10月,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率志愿军从朝鲜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年后改任第二政治委员。
北京军区主官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经常参加中央、中央军委及有关部门的重要会议、外事活动等。廖汉生到任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要他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到首都机场,参加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种事情是他在南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北京军区在北京市的地盘上,方方面面都需要北京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杨勇、廖汉生根本没有想到,与北京市的良好关系竟然成了“罪状”。他们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市“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更不理解毛泽东说的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 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吴德(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主席)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这时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已经倒了,作为北京军区主官的杨勇、廖汉生怎么可能跑掉呢?

周恩来让廖汉生妻子白林揭发杨尚昆
廖汉生是贺龙看着长大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贺龙二姐的女儿,由贺龙亲自做媒的“娃娃亲”。廖汉生到延安后,因误传妻子去世,他娶了第二任妻子白林。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免去白林五哥杨尚昆的中办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时杨尚昆还保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所以廖汉生以为只是正常的干部下放,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966年4月14日晚,在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廖汉生第一次听到李雪峰传达杨尚昆的问题。5月4日,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传达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杨勇讲明会议议程后,就与廖汉生赶往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式。毛泽东缺席,刘少奇主持讨论彭真、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问题。首先批判彭真主持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用两个上午介绍彭真反党、反毛泽东的情况;张春桥介绍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 的情况。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刘少奇、李富春、董必武、贺龙、陈毅、叶剑英、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纷纷在大会上检讨。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杨尚昆的批判主要是他偷录毛主席谈话,搞“反革命特务活动”。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廖汉生回到家中。虽然妻子白林还没有入睡,但他遵守组织纪律,没有透露会议情况。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很快看到了中央文件,不久被调离。20天后贺龙家传话,转达周恩来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专门到廖汉生家转达贺龙的意见,要白林接受组织审查。廖汉生将这一情况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汇报。白林根据领导意见和中央文件精神,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贺龙转交。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是,她实在交代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调两个师进京扩充北京卫戍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当天零点,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向廖汉生传达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北京军区调两个师归北京卫戍区 建制。
北京卫戍区只有一个警卫师,分布在全市各执勤点上。现在调两个师进京,重大而紧急,廖汉生连夜与杨勇、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初步拟调63军 189师和24军70师。虽然70师是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但杨成武只同意调63军一个师,另一个师可以提出几种方案,再研究。5月19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5月21日,正式上报增调警卫部队的方案。
5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叶剑英和北京市、北京军区负责人参加。周恩来当场确定调63军189师和24军70师担负首都警卫任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成员、调动使用权限和当前工作安排等问题。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王尚荣,副主任雷英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于桑(公安部副部长),组员郑维山、傅崇碧。杨勇和廖汉生不是首都工作组成员,但参加首都工作组的重要会议。当晚,杨成武召集首都工作组会议,进一步讨论两个师进京后的部署方案。
5月27日,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傅崇碧到海运仓招待所,向正在参加军区党委会议的有关军师干部下达进京警卫的任务。5月底,北京军区先后接到周恩来签署的电报和正式命令: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2师,隶属北京卫戍区建制;调警卫1师、警卫2师、陆军189师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陆军70师暂定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局势混乱。周恩来、叶剑英频频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研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警卫工作,以及接待红卫兵,审查清理军队干部,国防工业部门的警卫安全问题,军队系统有关反党分子及其亲属的情况,有关危险分子枪支的处理等。6月2日,叶剑英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讨论北京卫戍区各师的部署方案。
6月3日,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动员大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周恩来、贺龙、陈毅、聂荣臻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首长到会。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为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人先后动员讲话。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党委从司政后机关抽调干部,重新调配北京卫戍区的师团干部。
此时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6个团,加一个独立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人数达到10万人,级别为兵团级。后来根据叶剑英指示,高碑店112师,天津196师,宣化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6月中旬,周恩来再次召集首都工作组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杨勇、廖汉生正式参加首都工作组的工作。

临时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7月29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文化大革命报告会”。人民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有三层,一层3693个座位,二层3515个座位,三层2518个座位,因容纳1万人而得名。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代表将一、二、三层挤得满满的,100多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在角落旁听。李雪峰(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根据毛主席指示,宣布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承担了责任,说北京市委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同意的,现在根据中央决定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撤出北京市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他们讲话后,毛泽东来到主席台挥手致意,顿时响起一遍遍“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8月1日,杨勇、廖汉生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他首先检讨了派工作组的问题。下午的大会上,李雪峰检讨派工作组及给工作组的指示犯了方向性错误。接着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李先念检讨犯了方向性错误,陈毅检讨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最后周恩来为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这么多中央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检讨,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中间,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各地负责人都应该亲自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认识。于是,与会者纷纷利用晚上时间到北京的学校看大字报,听辩论会。8月3日晚,叶剑英率军队委员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走进学生宿舍访问学生,听取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8月4日下午,原定的大会改为小组会,传达毛泽东指示。毛泽东指出前一阶段的文化革命运动从轰轰烈烈到冷冷清清的根源,并把派工作组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当晚,与会者又到清华大学旁听辩论会,9位同学分为两派,辩论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在辩论会上讲了话,董必武、陈伯达、邓小平等也简单表了态。
8月6日22点30分至7日凌晨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厅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的打招呼会,传达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周恩来透露:“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给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
8月12日下午选举结束,通过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后毛泽东讲话,刚上升到党内第二位的林彪也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解决了重大问题,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随后林彪宣布散会。
8月16日,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以上机关从9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搞文革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杨勇、廖汉生
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即后来排序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北京军区负责现场组织,这是北京军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件大事。郑维山作为首都工作组成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8月18日早晨5点,毛泽东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特意穿上绿军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以军人身份亮相。因为是临时找来的军装,并不合身。穿着不合身军装的毛泽东迎面碰上郑维山,劈头就问:“杨勇、廖汉生为什么没有来?”郑维山回答:“没有通知他们。”“立刻通知,要他们来!”
林彪像往常一样穿着便装来了。他看见穿着军装的毛泽东,立即叫工作人员回去取军装。杨勇、廖汉生是穿着军装来的,他们匆忙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大会还没有开始。叶剑英对他们说:“主席问到你们两个人,快去吧。”
杨勇、廖汉生、郑维山走进城楼中央休息厅,依次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严肃地问杨勇、廖汉生:“你们两个吵架啦?”廖汉生到北京军区工作后第一次被毛泽东专门接见,却是这样一个开场白,他愣住了,杨勇也愣住了。他们互相看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又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贺龙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是杨勇。”
杨勇和廖汉生在北京军区搭班子6年多了,配合还不错。所谓“吵架”是这样的,杨勇主持军区党委全会,听取各单位对党委的意见。他宣布开会后就习惯性地拿出文件看,没注意听萧应棠(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对军区党委的尖锐批评,他问萧应棠在说什么。廖汉生说:“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这时又要问讲什么。”杨勇立即收起文件。廖汉生认为他的做法不能说不对,但却反映了他身上的老毛病,脾气不好,性子急躁,有时讲话不顾及别人的面子,让人很难堪。以后军区常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交心通气会,杨勇结合廖汉生到军区工作几年后的情况,指出他的一些毛病。廖汉生也做了自我批评。会下杨勇与廖汉生个别交谈了一次,对他提出更多的批评。同时,杨勇在常委会和个别交谈时也指出了廖汉生的优点,直率、敏锐、正派。杨勇提出军区即将召开第三届党代会,届时将他的第二书记和廖汉生的第三书记调换一下。廖汉生坚决不同意,并在常委会上表明意见:“我自认为缺点很多,特别是急躁、简单、生硬,有时不够虚心,不如杨勇性格稳重,考虑问题全面,作风民主,涵养好,领导经验也比我多。调换书记位置,对工作没有好处,对我改正缺点也不利,因此杨勇第二书记不应改变。”经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交心通气,杨勇、廖汉生消除了误解。
这是杨勇、廖汉生所有矛盾冲突中很小的一个,但却反映了廖汉生的“趾高气扬”和杨勇的“温良恭俭让”。当然,脾气大小也是随着地位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杨勇属于彭德怀“山头”,彭德怀倒了,他怎么能不处处夹着“尾巴”呢?廖汉生的“后台”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他口大气粗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毛泽东怎么知道他们闹矛盾了呢?
毛泽东对杨勇、廖汉生说:“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毛泽东再一次说:“要把军区工作搞好。”杨勇、廖汉生表示一定照主席指示办事,把工作搞好。 确实杨勇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没有单独向林彪汇报过工作。徐向前也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
杨勇和廖汉生马上联系林彪办公室,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去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林彪。他们当面向林彪检讨了“吵架”问题,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面容冷峻,语气严厉,用词严肃,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犯严重的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杨勇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京西宾馆开边防会议时,他对李子平(王平秘书)说:“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军事上向总参谋部请示,政治上向总政治部请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里去报告。不是说林彪垮台了,我就说他不好。我哪有胆量反对他,我只是按组织原则办事。”当然这也导致日后杨勇在造反派追捕时无处投奔,只能束手就擒。而萧华、刘志坚、吴法宪、刘震(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空军副司令员)、苏振华(海军政治委员)、赵永夫(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新疆军区司令员)、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李达(国家体委副主任)、杜义德(海军副政治委员)、王诤(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等都曾找到中央军委和叶剑英住地求救。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老人家发话,谁敢收留“烧而焦”的杨勇呢?
几天后中共北京军区常委会议召开,杨勇、廖汉生传达了毛泽东、林彪的批评。他们调到北京军区时,正是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前后。1962年5月以后,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罗瑞卿主持,林彪身体不好撂了“挑子”,何谈“封锁”?林彪对毛泽东这么说,就像后来他说都不便找38军谈话一样,很大一种可能是他想让毛泽东放心,他不敢把北京军区装进自己的腰包。当然林彪也不会想到还有更大的罪名在等着他。
杨勇、廖汉生被扣上“封锁”林彪的大“帽子”,都很紧张,总不会空穴来风吧,马上追查。翻箱倒柜查了好久,也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疏漏。机关业务部门对总部业务部门,大事小事都有请示报告,可是谁敢追问在什么事情上“封锁”?北京军区党办秘书说:“是不是因为电报的问题?”原来各大军区给军委的请示报告都走电报,而北京军区近水楼台,就没走电报,而是走文件。按机要部门的习惯,电报的规格比文件高,电报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央办公厅。而文件挑挑捡捡,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电报一说似乎有几分道理。以后北京军区专门规定:“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尽管亡羊补牢,但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明显对杨勇、廖汉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频繁召开的北京军区常委会议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从1966年9月开始军以上机关以“大民主”的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师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北京军区被列为首批开展运动的单位,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杨勇、廖汉生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领域运动,根据军委指示,将运动限制在战友文工团、部分院校和军区总医院等重点单位,机关和部队主要是学习、教育。
笔者曾在北京军区档案馆看到北京军区1966年大事记,简而又简,8月8日、8月9日空白,8月10日记了一个手榴弹试制的情况。8月11日到24日仍是空白。8月22日,北京军区党委向机关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全会和军委的决定,随后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当天战友文工团作为开展运动的主要单位,首先贴出大字报。8月25日,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也贴出大字报。北京军区常委会第91次会议决定,各军级以上单位的机关从9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再接下来是军区党委报告,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39个,并对师以下部队保持绝对稳定提出了措施。
这时北京军区的班子是这样的,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郑维山、韩伟、谭希林、罗元发、滕海清、吴先恩、傅崇碧、萧文玖(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张南生、王紫峰、陈先瑞、黄振棠。8月27日上午,北京军区常委继续讨论执行中央和军委决定的相关部署。当天下午,姜林东(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传达总政治部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几条指示。北京军区紧急召开常委会,讨论机关严格据此开展运动的有关问题,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以前北京军区常委会议每个月也就一两次,进入1966年8月以后骤然增加,到8月27日晚已经开了8次。持续数天从早到晚的会议,加上紧张的会议内容,常委们都疲惫不堪,副司令员韩伟甚至晕倒在会议室里。
8月28日,北京军区机关的大字报继续增多,批判开始指名道姓。8月29日,在新落成的北京军区大礼堂里,杨勇主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军区首长全体出席。北京军区部分机关干部造反,向党委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批斗索立波(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二是撤销张南生、滕海清、张正光(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军区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如不答应,就要采取行动!”北京军区党委将这个“最后通牒”顶了回去。
8月31日,北京军区常委 到机关看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出现一些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内容,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保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省军区、野战军的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当日13点10分,全军文革小组向北京军区转达代总长杨成武的通知。9月1日,北京军区常委第93次会议讨论,表示坚决拥护,确定凡没有开始运动的单位暂不开始,已经开始运动的军区司政后、炮兵机关立即停下来。北京军区机关动员大会宣布:“北京军区所属各军、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不再张贴大字报,不搞大辩论、大批判。已经张贴的大字报由各单位自行摘下保存,所有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国庆活动的准备工作。向群众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各单位最迟于9月5日转入正常工作,以后什么时间再搞,听候军委通知。”会后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分别通知京外单位,除步兵学校、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战友报社、战友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外,一律将运动停下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9月2日,廖汉生接到总参谋部电话通知,“总参对王尚荣采取停职反省的措施,今后不要再与其联系。”王尚荣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部下,他被打倒不久,就开始追查他的后台贺龙,廖汉生明白自己也危在旦夕。
9月3日,军区党委集体听取军区文革小组的情况汇报。有少数人不肯将运动停下来,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索立波,还要求将李健(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隔离反省。
9月17日,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等人来到北京军区,请求北京军区紧急支援大批干部。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扣上“独立王国”后被改组,而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也很快倒台,罪名是向学校派工作组,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路线错误”。北京新市委陷入瘫痪,各级领导几乎都成了被打倒、批斗的走资派。吴德拿来一张长长的单子,其中市委各部门的部长、处长及工作人员110人,市人委90人,城区和近郊区的区委正副书记、主要部门负责人170人,10个国营农场的书记、场长20人。总计1800人,最低也要保证300人。9月下旬,经总政治部批准,北京军区转业到北京市360名连以上干部,其中师职19名,团职91名,营连职250名。年底又选调312名团营连职干部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

中央文革添加“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总政治部经毛泽东、林彪同意,向全军发过一个电报指示,内容有三条:1、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2、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3、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
1966年10月1日,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 “红色造反纵队”某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的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 目前党史只提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但是,按常理推断,毛泽东和林彪都在现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意,林彪怎么可能下达“紧急指示”呢?
全军文革小组按林彪指示草拟“紧急指示”时,尽可能地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基本点是要“坚持党委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看后,认为这个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逐字逐句修改,并且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但被张春桥驳回。由此看来,紧急指示“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是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杰作”,它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 当然这也不能算江青等人的“功劳”,“十六条”明确指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否定了党的领导。
10月5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江青定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中共中央批语:“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同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和军队国庆观礼代表,张春桥宣读经中共中央批发的紧急指示,创造了当天定稿、当天批示、当天宣读的记录。

关押贺龙是毛泽东的亲自决策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后,贺龙也被毛泽东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安排到四川攀枝花钢铁厂和官村壩铁路隧道工程视察。北京的“批罗”会议由叶剑英主持,4月8日结束,4月9日贺龙才返回北京。
1966年8月25日,总参作战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国防部外事局一些人贴出打倒杨成武的大字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说:“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9月5日,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陶铸打招呼,对贺龙要一批二保。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贺龙问题的指示。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龙)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贺是最不好的一个。”“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
9月9日晚,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9月10日,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 还分别拜访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对贺龙都很冷淡,贺龙便不多说话了,只是礼节性地拜访一遍。
9月14日,毛泽东找贺龙谈话,把吴法宪的揭露信给贺龙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当晚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9月15日接见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其中有贺龙的名字。 9月19日,毛泽东对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1月24日,周恩来同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清,提议他暂停工作。11月26日,周恩来得知工作人员把贺龙安排在钓鱼台,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 11月2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再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主席台上少了贺龙。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在他身边。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找贺龙儿子贺鹏飞谈话,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贺龙的老部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宣传车上街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大量机密文件,围攻的人们挤满庭院。贺龙夫妇已经不能在家里居住了,但他们不管转移到哪里,都有人来揪斗。贺龙愤怒了,要去见他们,薛明和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的安全。贺龙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说:“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他们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当即要通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撤出去,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西华厅,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
1967年1月6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得悉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在1月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批示:“不要去揪,我去办。”1月9日,周恩来得知红卫兵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住在西花厅的贺龙谈话。周恩来说:你不要回家,我顶着。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要红卫兵们赶快撤出来,有什么事跟他说。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1月11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
吴法宪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这几件事都追查到贺龙那里。1967年1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总理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总理亲自去落实。周总理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做了安排。
1月19日,周恩来、李富春找贺龙谈话。本来还约了江青,江青没来。她指使人在约定谈话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西北的外墙,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临走,周恩来问他:“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周恩来要他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
1月20日凌晨,周恩来派杨德中(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夫妇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之后,造反派多次吵闹要揪斗贺龙。2月18、19日,周恩来两次嘱咐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1969年8月9日,贺龙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至死也没有解除监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把打倒贺龙的罪名推到林彪头上。事情很清楚,如果打倒贺龙是林彪所为,那么1971年林彪死了贺龙就应该恢复名誉,怎么可能拖到1974年才平反?而且还不彻底,直到第三次平反才算是彻底平反了。

毛泽东对杨勇扣押造反派表示不满
1966年12月间,北京军区接到多起部队的紧急报告。在军队院校造反的同时,地方造反派也在不断地冲击军队大院。12月7日,天津第66军军部被地方造反派贴上了大字报,同时天津警备区司令部也受到冲击。12月8日,山西驻军电话报告,该军干部施宣之的妻子在山西大学党委宣传部任职,山西大学的学生要求进军营大院搜查他家。12月24日,北京煤炭研究院一群学生以索取材料为名,要求进入北京军区八大处营院。经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后,允许他们派代表进入宿舍区。……
1967年1月,上海 “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北京军区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一个自称“星火燎原”的战斗队颇有能量,曾在一个月内“横扫”三个大军区。他们冲进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档案室,要查抄“华北党”。杨勇命令军区警卫营“请”他们进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状,很快毛泽东打电话质问:“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杨勇听出毛泽东明显不高兴,赶快解释:“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强行冲击办公楼,威胁到核心机密。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许他们来,所以……”毛泽东缓了缓口气:“好嘛,马上放人吧,就当成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1966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同日,毛泽东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冲击”风越演越烈,各大军区纷纷告急。沈阳军区大院冲进数千学生,殴打警卫战士,唐子安(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被打成重伤。南京军区八名领导的家被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1967年1月14日,叶剑英等老帅经过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但此时廖汉生已经失去自由6天,而杨勇也将在7天后被囚禁。

一张大字报导致廖汉生身陷囹圄
1966年10月,林彪“要削其(贺龙)羽翼”的指示在部分高级干部中传达,贺龙的老部下被排除在外,廖汉生很久才得知这个情况,他感到有些事情已经开始回避他了。 廖汉生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贺龙部下,而且贺龙是他父亲的朋友,送他读书,给他当红娘,带他参加工农武装斗争,并和关向应介绍他入党,他与贺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廖汉生主持政工干部谈心通气会,主动检讨这些年来学毛著并没有完全学懂,对毛主席指示跟了,但总感觉跟不上,因此讲错了一些话,做错了一些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方面,最突出的是1964年搞大比武跟得紧,而1965年批大比武则转弯慢;二是工作作风方面,表现出急躁、简单、生硬,甚至是粗暴,对同志的态度不够谦虚;三是在抓根本即“突出政治”方面,还没有做到一抓到底。
11月2日,在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上,廖汉生再一次主动袒露思想: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怕乱,对一些现象有反感;看问题多,看主流不够。廖汉生期望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也找到遭受冷遇等现象的背后原因,努力纠正问题,干好工作。他哪里想到五年的监禁正在等待着他。
1967年元旦后,林彪指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对此,杨勇感到很为难,司令员怎么能对同级的政治委员下手呢?于是他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华说:“我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再说。”很快就有了答复,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北京军区机关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常委会议,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他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机关做好开展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主要内容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负责人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准备1月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按照军区常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必在1月6日回到北京。
1967年元旦过后,廖汉生率工作组到保定地区某炮兵团指导年终总结和四好连队评比。他到炮兵团的第三天,即1月4日,从北京传来“刘志坚倒了”的消息。1月5日,廖汉生接到通知回北京开会,1月6日回到北京。他才离开几天的工夫,军区机关的运动已经闹翻了天。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本来是较早开展“四大”的重点单位之一,但因为有外事演出任务,才没有顾得上造反。1966年6月16日,战友文工团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7月1日返回北京,9月又到日本访问演出,所以战友文工团特别是歌舞团1966年的年底才闹起来。1月7日上午,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到处找杨勇,要和他辩论。他们从西山一直找到后海杨勇家,扬言下午还要找。廖汉生对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你们不是要与司令员辩论吗?那好,我这个政治委员也到场。”他并不害怕战友文工团造反。一来中央一再要求“不要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二来这批文工团员是他看着长大的,大多数人的名字他都可以叫出来。战友文工团排演新节目,总要请他和杨勇等军区领导人先看,尤其是1965年战友文工团排演《长征组歌》,他和杨勇作为长征亲历者,多次给他们讲过长征故事。
此时杨勇在85号楼(北京军区高干招待所)召开军区常委第120次会议,决定军区司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1月9日开始,由陈先瑞(北京军区副政委)、宋玉琳(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组成一个班子抓工作。也就是说,已经把廖汉生排除在外了。廖汉生并不知道军区党委的安排,他等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走后,赶到西山营区,在85楼见到杨勇,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1月7日下午,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果然来了,他们要把杨勇带走,廖汉生提出一起去。于是,造反派包围着杨勇、廖汉生,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办公楼,七嘴八舌嚷了一大通。有人质问:“你们敢不敢写大字报?”廖汉生说:“有什么不敢写的?”看他们一时无话可说,廖汉生变被动为主动,指挥他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意思是提醒他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乱来。唱完歌,廖汉生严肃地对造反派说:“明天我们开常委会,你们谁也不能来找我们,不能影响党委工作,这一次就这样算了。”
1月8日星期日上午,为避开干扰,军区常委办公会议改在城里庆王府原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研究运动的有关问题。虽然北京军区远离市区,军事院校的学员还是有冲进去的,甚至常委会也敢冲,闹得常委会想开会却没有一个安全地方,于是不得不挪到城内庆王府。这个理由在廖汉生看来合情合理,但他完全没想到这是事先设计好的,有人已经在军区办公楼主楼贴了他的大字报。
杨勇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战友文工团的人到廖政委家去了。廖汉生家在庆王府附近,郑维山出去与文工团交涉,会议冷场。列席会议的董奋(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这个会开不成了嘛。”因为董奋的话卡在嗓子眼,挨着董奋坐的张南生也没有听清楚,他就喊了一嗓子:“董奋,你说什么?你再说说?”总算有人打破僵局,与会者都睁大双眼盯着董奋。董奋不敢说,又不能不说:“我说这个会恐怕开不成了。”张南生并不知道主楼贴了廖汉生的大字报,又追问“为什么开不成”?董奋说:“今天早上,有人在西山军区司令部办公楼给廖政委贴了一张大字报,文工团大概是冲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以后说董奋泄露“天机”,查了他很久。本来部署抓廖汉生有一套程序,被不知情的董奋打乱了。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气氛紧张而压抑,没有人再说话,廖汉生明白他的厄运来了。
陈先瑞回忆: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是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我到的比较晚,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人人表情沉重,便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在傅崇碧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傅崇碧轻声对我说“迟到了”。我悄悄地问:“出什么事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划了个“八”字。当时我想到是贺龙元帅出事了,根本没想到会是廖汉生出事。
郑维山返回会场说:“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廖汉生大声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自从贺龙被抓,他就知道自己岌岌可危了,看大字报只是一个借口。廖汉生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机密笔记本和文件柜钥匙,放在办公桌上,对戴眼镜的党委秘书说:“小眼镜,交给你!”他又把衣服上的几个兜底都掏出来,让大家看他一无所有了,然后他对杨勇和全体常委说:“我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治部。”
廖汉生一出会场,就被战友文工团二三十个造反派押回一片狼藉的家。领头的造反派大喊“打倒廖汉生”!廖汉生高声回答:“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纸篓糊的高帽子扣在他头上,还强行给他套上文工团的道具黑袍子,表示他是“黑帮”分子。
廖汉生被造反派押到西山的军区大院批斗,非法关押起来。廖汉生认为,一张大字报可以把一个军区政治委员抓起来,显然是预先谋划好的。1978年底军委座谈会期间,王平(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请南京军事学院和武汉军区的老同学、老战友到他家里吃饭。谈话间,王平对某人说:“你在文革初不是写过一张大字报吗?你应该向廖政委道歉。”某人当即检讨,并向廖汉生道歉。廖汉生表示谅解。1979年秋,在大字报上署名的某人给廖汉生写了道歉信,揭露了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这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江青令军报去人贴廖汉生大字报
1966年底,江青、康生等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说“军队落后了,中央文革要抓军队的运动”。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打倒刘志坚的同时,导演了贴廖汉生大字报的事件。
1月5日,江青召开会议,她对萧华、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新华社代社长、《解放军报》代总编)等人说:“北京军区是一潭死水,廖汉生是贺龙死党,你们去北京军区把廖汉生揪出来。”这么大的事好像儿戏一样,唐平铸等人仍按兵不动。
1月7日晚,江青、陈伯达来到毛家湾林彪办公室,叫来唐平铸等人。江青沉下脸问:“怎么还不去?”“你们军队(文革)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江青当面布置写大字报的任务,唐平铸等人连夜回到军报大院写大字报。同时派人去北京军区“侦察”贴大字报的地点。因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字写得很大很稀,凑了几大张。具体是四条罪状:一是杨尚昆、廖汉生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后,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军区政委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三是身为北京军区政委,为什么插手1军 ?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大字报连夜写好了,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签字,就把夜班编辑都喊来。夜班编辑邵一海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编辑让在大字报上签个名,那就签吧。”这样,大字报签上了唐平铸、胡痴、和谷岩等十几个人的名字。
1月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北京军区,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协助。如果事先不打招呼,贴大字报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层层岗哨、警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办公楼的。1月8日凌晨,唐平铸带队,事先规定了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直奔位于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在事先“侦察”好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主楼的门厅横梁上,挂上了大字报。并在军区机关留下一名潜伏人员,在现场秘密观察记录军区的反映和动态。很快北京军区内外已经“烈火冲天”的消息传回解放军报社。
虽然这一天是星期日,办公楼除值班者,没有什么人。但天一亮,一传十,十传百,这张大有来头的大字报还是如同重磅炸弹在北京军区大院炸响了,整个大院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李奎祥(北京军区宣传部干事)回忆:那天早上我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某副政委秘书说:“主楼贴大字报了。”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和这位秘书一起去看,人特别多。那个时候,只要穿着军装,战士也可以进入办公楼主楼看大字报。转眼间,大字报糊满了办公楼,北京军区大院的墙上,马路上也糊满了大字报。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汉生拉来批斗”,马上得到响应。军队内外的各路造反派,纷纷揪斗军队领导人。北京军区跟全国一样,都已经是一堆干柴,谁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呢?一点火星马上燃烧起来。一张大字报不仅导致廖汉生被抓,让北京军区乱了套,也在全军、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的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区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停止军区常委一切活动。先揪斗了廖汉生,接着又揪斗了杨勇。当时军区其他领导和机关部门领导,有的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被打倒、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军区文体、医疗单位的一些主要领导和科室干部以及专家、文艺工作者等,也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被打倒、揪斗或立案审查。致使军区机关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组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个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提议徐向前接替,并说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还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直接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同时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余立金和王宏坤(海军副政治委员)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还宣布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1月6日,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徐向前回家后,与夫人黄杰反复琢磨,为什么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徐向前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毛泽东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她那时只是照顾毛泽东生活。后来徐向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主管《解放军报》。1月10日,关锋召集唐平铸、胡痴等人,写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最早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一长句很快被简化为“揪军内一小撮”。 这并不是独创。1966年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的组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200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向前家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头痛经常发作,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恩来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以后徐向前就采取这个对策。

贴廖汉生大字报的事件不再提起
1月10日,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来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和改组后的名单。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
1月11日,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通知。当晚,化名肖力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在解放军报社造反,成立以她为首、并自任顾问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并经她口述、两个记者执笔并润色,写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1月13日一大早,署名“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的大字报赫然贴在解放军报社办公楼一楼正中,面向大门。
唐平铸等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打倒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一事,当时在《解放军报》几乎尽人皆知。但很快他们被李讷等8人的大字报打倒,所以文化大革命后全面清查时,没有人再提贴廖汉生大字报这件事。而那位在“月黑风高夜”受命先去北京军区侦察,贴完大字报又潜伏在北京军区的重要人物,摇身成了《解放军报》“整党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当年亲手写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军中“笔杆子”也成了解放军报社整党工作的第一把手。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

杨勇分配与会名额时无意“泄密”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他当着贺龙、廖汉生的面,对杨勇说:“你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杨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回家的路上问警卫员孙启增:“毛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孙启增说:“我也搞不清楚,您跟罗瑞卿、贺龙都是工作关系。”杨勇感到在劫难逃,1965年12月揪出罗瑞卿,1966年6月揪出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的主要罪状中都有一条大比武。大比武主要在北京军区的地盘上,如果它是罪过,那么跑得了谁也跑不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果然廖汉生被抓一个多星期后,杨勇的厄运来了。
1月19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江青责令萧华当晚到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作检查。 徐向前说:显然他们事先有预谋,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徐向前只说“不许外传”,却并没有阻止江青命令萧华去10万人批斗大会上检讨。当晚9点,杨勇回到北京军区机关,让军区党委秘书林国栋通知在机关大院的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首长开会。杨勇和萧华都是“红小鬼”出身,彼此没有个人恩怨。战争年代杨勇任团长,萧华任政委,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勇常说:“萧华有才气,他的《长征组歌》写得多好。”但是当晚的10万人批斗大会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会名额,杨勇召集会议分配。当时机关非常混乱,会址没敢放在三楼常委会议室,而是改在四楼郑维山办公室。郑维山当晚在城里的家中,没有与会。
杨勇在会上先传达把廖汉生立即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说那里正在批斗罗瑞卿,让廖汉生陪斗。接着杨勇传达了江青、叶群讲的萧华的“问题”,并要求司令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别落实与会人数。政治部副主任张正光去军区六一小学,那里住着石家庄步兵学校的几百名造反派。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去战友文工团,但是姜林东不愿意去战友文工团,因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曾贴大字报污辱他是“姜大麻子”,他要求与张正光调换,并当场写了传达提纲,请杨勇过目,杨勇说“可以”。
战友文工团各战斗队立即行动,并联络总政、海政、空政文工团的造反派,加上总政治部机关部分干部。兵分两路,一路沿长安街贴“打倒萧华”的大标语,另一路乘两辆卡车去萧华家, 准备把萧华“护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批斗大会上。

叶剑英给毛泽东打电话救下萧华
萧华听到咚咚的砸门声和呐喊声,开始并不想躲,司机许世庆拉着他从后门跑到徐向前家。此时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造反派,司机许世庆又拉着萧华跑到后海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家,谎称萧华的车坏了,借傅钟的车,把萧华拉到西山叶剑英家。叶剑英立即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 萧华及时得到“毛办”不要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才免遭揪斗。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没有抓到萧华,抄了他的家,将他的妻子王新兰抓走作为人质。
江青一伙得知毛泽东不同意批斗萧华的意见后,调动另一派去冲击会场,搅散了批斗大会,并强迫周恩来出面替他们“辟谣”。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尽量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强调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江青则很紧张,一面令人覆盖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一面令人收回参加1月19日军委碰头会的记录本,以防她向萧华发难的事情捅到毛泽东那里。 杨勇“解放”后,查找1月19日的记录本,想证明他并不是“泄露”。但是,记录本已经在那天晚上被江青下令收走了。杨勇不甘心,想看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1月19日的笔记本,而杨得志的笔记本也被收走了。

杨勇有口难言,成了“替罪羊”
1月20日凌晨,江青拉着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在怀仁堂紧急召见总政治部机关和总政、空军、海军、战友文工团抓萧华、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的那些造反派。周恩来严厉批评抓萧华是完全错误的,是破坏军队的稳定,批驳了大字报、传单中对萧华的攻击,严令把萧华护送回来。江青则贼喊捉贼,首先查问是谁指使抓的萧华?与会者七嘴八舌,有的说总政治部机关传出的消息,有的说文工团相互传达的。问到战友文工团时,王文浩(“老燎原”战斗队勤务员)站起来说:“战友文工团是听军区政治部张正光副主任传达的。”江青立即把张正光叫到怀仁堂。
张正光到怀仁堂时,看见地毯上坐着一大片被接见的人,台上坐着周恩来、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误以为要他当面讲萧华的问题。当江青问怎样布置揪萧华时,张正光还提高了嗓门说:“揪出萧华是大快人心的事,是江青、叶群同志的英明决策。”江青怒不可遏,高声斥责:“你这是鬼话,给我们栽赃,你不讲了!”张正光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位正军职干部惊魂稍定,讲了昨晚杨勇传达的情况。江青弄清原委,扬长而去。以后江青在1970年华北会议上,两次打断张正光的发言,就是要堵张正光的嘴,不让他讲出她和叶群向萧华发难的实情。
1月20日上午,中央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向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萧华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徐向前打电话批评了杨勇,在会上又当面说了杨勇。杨勇表示诚恳接受教训。但他有口难言,下面怎么知道上层瞬间的“风云”变幻呢?
当晚,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紧急军委会议。因为江青认定杨勇“捅出”了萧华的问题,叶帅办公室没有通知杨勇,而是直接通知郑维山参加。紧急军委会议的主题是传达当天上午召开的军委碰头会的精神,要求各单位做好稳定军队的工作,不能怀疑萧华,要支持萧华和总政治部的工作,这是大局。会后,聂荣臻根据“上峰”的意图,当着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的面,布置“火烧杨勇”,并且指示郑维山回去传达。郑维山感到副司令员传达“火烧”司令员,很为难。散会后郑维山没走,在京西宾馆一直等到1月21日天亮,老帅们起床后,他再次说明苦衷,并建议军委发文件或由军委、总部派人传达。老帅们指示:“你先按开会布置的传达,文件随后发。”郑维山回到北京军区机关,向军区领导和军区文革办公室传达“火烧杨勇”的指示。
林冲卖刀,误入白虎堂。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总之,没有任何道理,杨勇身陷囹圄。

“上峰”说对杨勇要“烧而焦”
廖汉生被抓不仅在北京军区机关引起波澜,而且在军区领导人中也引起思想波动。当晚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人召到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开会。他强调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你们军区领导要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大家心里有了底,有了一种稳定感。
廖汉生被抓走的那天中午,杨勇回到家中,召集炊事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开会。工作人员都惶惶不安:“首长如果出事了,我们怎么办?”杨勇说:“廖政委是廖政委的问题,我没有事。我不反对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哪里说得清,你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就可能不是。但闹得那么快,采取那样的阵势,是北京军区大多数干部包括杨勇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1967年1月间,叶剑英忽然告诉徐向前,杨勇恐怕保不住了。徐向前问是怎么回事?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 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在抓了廖汉生后,又掀起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天上午,他们在办公楼主楼围住杨勇,要求在主楼贴大字报,杨勇没有同意。那些天,杨勇东躲西藏,战友文工团造反派的马头头老是缠着杨勇警卫员孙启增。他知道找到小孙,就找到了杨勇。
1月20日下午,警卫员孙启增到京西宾馆买了四条烟,还从家里拿了杨勇的换洗衣服。他对杨勇夫人林彬说了自己的感觉,林彬也有不祥预兆。中午,杨勇说不能去主楼办公,上军区85楼招待所。孙启增问:“吃什么?”“简单点,清汤面条。”下午造反派围住杨勇,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才散去。杨勇问孙启增:“明天有事吗?”“到卫戍区开副参谋长以上干部会。”当晚杨勇回到家中。
1月21日早晨,杨勇从餐厅出来,准备去开会。不知他心中是否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之他与平时不一样,特别想见一见孩子们。而此时还太早,侄女沙瑞平和女儿京京住一个房间,只有沙瑞平来到餐厅。杨勇突然问:“就你一个人起来了?”。杨勇又问:“京京呢?”“还没起床呢。”“那你们就好好待着吧。”要是往常,杨勇就走了,而这次说完话他还不走,一直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着侄女。沙瑞平当然想不到这是伯伯被抓前的最后一面,她想走又不敢,就这样静静地站了好长时间。直到警卫员孙启增再三催促:“首长该走了。”杨勇才慢慢走了出去,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这个家很快被抄,全家被扫地出门,搬到正觉寺的大杂院里。

北京军区造反派半夜抄了杨勇家
林彬深感大事不好,“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都成了敌人,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杨勇呢?她怕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把那些出国带回来的字画以及历年老照片都抱到锅炉房烧了,一捆崭新的钓鱼竿也烧掉了。家中只有三儿子北北和女儿京京住在后面的房子里,林彬把他们集中到大客厅。
1月21日,廖汉生被抓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六,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就到了让林彬坐卧不安的晚上。以前杨勇晚上开会,家人谁也没觉得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有了异常。听说杨勇在京西宾馆开会,林彬和孩子们都吓了一跳,该不是抓爸爸的会吧?林彬明知总机不会接,还是要通了京西宾馆。果然总机不给接。每次京西宾馆开重要会议,都不让接电话。林彬叹了一口气,放下沉重的电话。
夜深了,杨勇家突然响起雷一样的砸门声。还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门就被一群造反派撞开,抄家的果然来了。一群人围着林彬大叫:“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杨勇是三反分子,已经被揪出来示众,……”家中的男子汉只有老三北北,女儿京京还不满12岁,她惊恐地缩在床上。
转眼工夫,整座房子像龙卷风卷过,办公桌抽屉胡乱扣在地上,保险柜门大开,床上的褥子一层层被抖了个遍,衣服和书籍满地都是,连京京的瓷娃娃也不放过,摔碎在地上。压在玻璃板下的1964年毛泽东观看大比武的照片,杨勇的脸上被打了红叉,这是被打倒的标志。
第二天快中午,警卫员孙启增一个人来到杨勇家,京京上前抓住他的手,“我爸爸呢,我爸爸哪去了?”孙启增望着乱七八糟的家,连自己住的房子也被抄了。他实在忍不住,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话没说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给孙启增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来慢慢说。

杨勇逃到北京卫戍区仍然被抓
从1月19日开始,北京军区机关的大字报开始多了。1月20日早上杨勇还是哪里也不去,让警卫员孙启增下去打饭。快到中午12点半,刺耳的电话铃吓了孙启增一跳,是陈伯达打来的,“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来中国,让萧华去迎接,下午4点以前要找到萧华。”这是哪对哪?萧华是北京军区的上级,怎么也轮不到杨勇去寻找萧华啊,这明明是在出难题。杨勇说:“怎么办?”孙启增说:“是不是问问傅崇碧?”“好,你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时找到萧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很快回话:“萧华在叶帅家。”杨勇这才放下心。
1月21日夜深了,几辆卡车开到京西宾馆楼下,车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文化大革命虽乱,但北京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值班仍在坚持,当晚值班员是防空科参谋刘建林。某副司令员召集四位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开会,由北京军区司令部“红旗攻坚”战斗队和政治部“翻江倒海”战斗队出面抓杨勇。某副司令员对刘建林说:“半夜开始行动抓杨勇,把作战部的人都叫起来。”刘建林想:“怎么能随便抓司令员呢?”他给军委打电话,报告“好多战斗队要揪军区司令员杨勇”。军委答复:“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能揪斗。”所以刘建林投了反对票,但造反派还是按计划出发了。
自从廖汉生被抓后,杨勇警卫员孙启增睡觉总是睁着一只眼。他被刺耳的刹车声惊醒,悄悄打开窗户,听到杨勇秘书说:“杨勇住在某某楼某某号,你们赶快上去……。”孙启增马上叫醒杨勇,护送他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坐车驶上了长安街,但始终没有甩掉造反派的车子。孙启增建议开进中南海,杨勇的车可以进中南海,造反派的车则被挡在中南海门外。进了中南海找谁呢?杨勇平时与领导都是工作关系,在这种时候找谁恐怕都不行。回家肯定不安全,军区办公楼更不能去,打了一辈子仗的杨勇此时束手无策。孙启增归北京卫戍区管辖,他提议上北京卫戍区,杨勇同意了。因为他不知道是造反派抓他还是上边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么北京卫戍区就可以躲一躲。如果是上边的意思,不要说北京卫戍区,跑到天边也不行。车子在街上跑了近两小时,驶进了北京卫戍区。平时家里的账都是孙启增管,杨勇身上没有一分钱,孙启增给了他一点零钱。这时,杨勇又一次说:“我不是‘三反分子’。”孙启增说:“首长,我相信!”
北京军区造反派在京西宾馆扑了个空,又被挡在中南海门外,但最终他们还是把杨勇堵在北京卫戍区的小礼堂里。孙启增给杨勇当了六年警卫员,他根本不相信杨勇反党、反毛主席。他横在门口,举着顶上子弹的手枪,嘶哑着嗓子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闹闹嚷嚷的造反派顿时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动了,子弹可不长眼啊。僵持了好一会儿,北京军区某负责人电话命令孙启增交人,“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指示,你交人吧!”孙启增虽然还举着枪堵着门,但杨勇明白了,就像让他抓廖政委一样,这已经不是造反派的事情了。
杨勇大踏步走了出来。造反派扑上来抓住他的胳膊,被北京卫戍区的炊事员拦住了,他给杨勇端来一碗鸡蛋面,对造反派说:“不管杨勇同志有什么问题,也该让他吃了饭再走。”杨勇吃完,从容地站起来,随造反派走了。
杨勇与北京军区作战部打交道最多,他经常到作战室来,话不多,但办什么事情都很干脆,为人也和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抓他?张华夫(北京军区作战部防空科科长)是逍遥派,他回忆说:“1月21日星期六我回家了,1月22日我值班,吓了一跳,是不是政变了?怎么军区司令员被抓了?”
1月23日,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跑到徐向前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徐向前接见、表态,不接见不走。徐向前接见了他们,说:“杨勇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徐向前把“上峰”的“烧而焦”改成“烧而不焦”,此时杨勇已经被囚禁两天了。

始终没有查出谁向林彪办公室告状
1967年1月29日凌晨1点零5分至4点45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革命敢死队”等战斗队的部分成员。这次临时安排的接见与北京军区的神秘人物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下最后通牒有关,这位自称“卫东彪”战斗队的“张红军”威胁说:“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点以前,不罢杨勇和廖汉生的官,我们就要上林副主席家门口抗议。”这事情非同小可,林彪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立即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
周恩来询问:“有一个‘卫东彪’战斗队吗?我想打听,你们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还有一个叫‘张红军’的?1月27日下午6点半,他直接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打电话,说明他掌握林副主席的电话号码。”这位自称“卫东彪”战斗队的“张红军”,表示坚决要求罢三反分子杨勇的官,说他是彭德怀、彭真、罗瑞卿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人必须罢官,廖汉生是贺龙的忠实走狗,我们也强烈要求罢他的官。”他下了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我们希望两天之内罢他的官,现在是1月27日下午6点半,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点半还不罢他的官,我们就要集合我们的战斗组织所有的人到林副主席的家里去,林副主席的家我们是知道的。”
周恩来说:“对我们副主席、副统帅下最后通牒,这是一种威胁。下面他(张红军)又说:‘我们坚决要求罢他们的官,因为我们知道林副主席是很英明的,对他们这两个人也很了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就有这些,不再谈了。’接电话的同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是战斗组织,不要记我的名字,接电话的同志说你不告诉名字,无法报告首长,他才告诉叫‘张红军’。这个名字是否是真的,是北京军区那部分的?是不是北京军区的?我们想找这个同志谈谈,开导开导他。我叫郑维山同志找了一下午没找到,请同志们帮助找一找。这样就带来三个问题。一、为什么用战斗组织的名字,而不用真名字,给林副主席打电话还要保密呢?这是一种风气,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你们不同,是拿了自己的名字来的,来了要填个名字,我建议全军文革也这么办,填个名字,你们闹革命,怎么隐瞒呢?不应用假名,这是对反动派的办法,对本阶级领导人,名字都不敢讲是不妥当的,不能用这个办法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这样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为什么见你们几个?上次见了,这次还叫你们,如要组织来,来一次他就换人,每次都有区别。这种办法不是对付人民内部的办法,贴大字报也是这个办法,怕报复,可原谅你们。对负责同志用这个办法不好,这样思想见不了面,不能抓活思想嘛!二、这种秘密方法,易被坏人利用,钻空子。利用你们的名字,如卫东,他就可冒充、利用。三、电话上随口讲一个‘张红军’的名字显然是假的。根据这三条,对群众对上面,都不能隐瞒,所作所为不能弄假。不管任何一个人,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这种方式没法找到他(告状者),找的目的不是要怎么他,是借题谈谈,找来开导开导他,估计不易找到。所以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俩找大家谈谈,只是他的方式不好,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说要冲林副主席住地,这样一搞,好像要追究这个人,你们之间也可能互相猜,打起来,只是提醒这个方式不好。今天来,只是讲不必去冲,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人,他听到了就不冲了。”
这位打着北京军区造反派旗号的“张红军”,为什么要向林彪办公室下最后通牒呢?为什么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害怕杨勇、廖汉生卷土重来吗?更奇怪的是周恩来要求查找“张红军”,却始终没有查清楚。打给林彪办公室的这个电话,有时间,有电话定位,怎么可能查不清呢?最大的可能是幕后指挥者不想查,如果查清楚了,幕后指挥者不就暴露了吗?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张红军”仍然深藏不露,由此他也避免了成为“三种人”,被一撸到底的结局。

周恩来紧急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
关于1967年1月29日的这次接见,《周恩来年谱》有记载,但却只有说萧华的几句好话,而这次接见的主题打倒杨勇、廖汉生却一字未提。幸好有当年北京军区造反派的记录,我们才能看到这真实而“精彩”的内容。
徐向前问:以什么证明你们是左派?周恩来说: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和军区大楼串连,后来发生分裂。(郑维山:捉廖汉生后就分了。)得了萧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萧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参加了没有?没抄杨勇的家吧?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总理一一记下。)徐向前说: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燎原”一同志: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郑维山说:开始有个意见,要把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扣起来。
周恩来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军区)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人会问的。8日贴出廖汉生的大字报,才20多天;杨勇是21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徐向前说: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向前很气愤地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杨勇、廖汉生放在那不斗!我保郑维山,我不成了“保皇派”,保皇就要斗,斗我时,下面还有很多人,有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结果那中国没有好人啦,这样把两类矛盾混淆了,这很危险,这个问题不向你们说清不行,“星火”、“新燎原”这个方法不对。
周恩来说: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得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徐向前说:搞独立王国。总理: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萧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萧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萧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你们很谨慎,来问我,你们应当揭。(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尚荣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就在这个小屋,你们许多同志到过这个小屋,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一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拿你们来侦查党对他的态度。我说这些青年,你们问我,把郑维山与他一起提,我讲你们可信,你们高兴了。郑维山同志在,杨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
徐向前说:唐平铸……(郑维山说: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周恩来说:唐平铸、胡痴、和谷岩 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沈阳)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出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萧华同志代表去讲的。……这一张大字报传到朝鲜,弄得他们很紧张,东北军区又出问题啦?一张传到福建,围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大喇叭天天喊,不是传给敌人啦,动摇东南前线。同志们,你们想想!(有人讲:杨勇讲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就在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把你(指郑维山)的名字拉到一起。……这次就是暴露了杨勇他自己。……就拿杨勇这件事,这是指向谁的大事。杨勇是违法乱纪,他不报告中央,弄得一时很紧张,阶级斗争很复杂,把林副主席弄得很紧张。……郑维山同志我们很信任他,现在他没办法,只好在城里设个小指挥所,这怎么行呢?应当保卫,要劝说机关的战斗组织,要养成好作风。不要随便抄家、封门、挂牌、戴高帽子,这对我们解放军是个污辱! ……你们不要主观划线,向上划个什么表,把廖汉生和萧华划到一起,那不把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全否定啦。如彭(德怀)、黄(克诚)、高(岗)、饶(漱石)出在中央,能说中央都不好!?不要这样,……解放军高级将领,出生入死,如果美帝国主义来了,我们不怕他现在就来,他来了,99%的将军还要上阵,反正你们现在不能当将军,指挥不了嘛!……矛头向上,向什么上?向杨勇、廖汉生,其他人如掌握了材料,报告给上级。郑维山同志会帮助你们,他实际代替司令员,你们和郑维山同志谈谈。
周恩来说: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萧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团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对杨勇组织的抓廖汉生,试探党对他信任否。……杨勇散布萧华同志的问题,全国都轰动,全世界都轰动。……“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徐向前说:“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
周恩来说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揪斗,并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陈先瑞是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陈先瑞很意外,会后他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恐难以胜任,有负重托。周恩来说:“先瑞同志,主席和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信任的,你要上靠中央,下靠群众,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把军区的运动搞好。”陈先瑞看到周恩来疲倦的脸色,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力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总理的信任。

廖汉生回忆被批斗的日子
廖汉生被摘掉领章帽徽,关进北京军区的一个小房子,由军区保卫部负责,看守是军区警卫营的一个班。廖汉生1960年1月8日到北京军区上班,到1967年1月8日被抓,不多不少整整7年。从被抓的第一天起,廖汉生就要求谈话,搞清楚为什么被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多次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是:“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没有什么好谈的。”
1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罗瑞卿,廖汉生被押去陪斗。所有“黑帮”的脖子上都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打着红叉。两个壮汉从身后抓着胳膊,使劲向上撅起,迫使“黑帮”的腰弯到不能弯的程度。同时还有一人从后面揪着头发,把头猛地往上拉,甚至在“黑帮”的背上踏上一只脚,意为“永世不得翻身”。平反后廖汉生得到一张被批斗的照片,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汉生”的大牌子,左边是王尚荣,右边是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再右边是挂着“彭黄漏网分子”的饶正锡(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刘志坚、苏振华、成钧等人。以后廖汉生听叶剑英说,那天还拍了纪录片。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喷气式”,毛泽东几次提及,但态度是不一样的。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在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同下,在上海观看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被“喷气式”的电视镜头,说“这不算什么嘛”! 9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对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说:龙潜(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不要搞“喷气式”。9月20日晚,毛泽东在武昌同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方铭(空降兵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空降兵15军政治委员兼武汉警备区政治委员)谈话说,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 但毛泽东始终没有下令制止“喷气式”。
廖汉生自从第一次被批斗后,经常被拉到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区后勤学校、海军大院、军委工程兵大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巡回批斗,几乎天天不断,足有百场之多。每次都是“喷气式”,有时当主角,有时当陪斗。廖汉生有一次被人揪着胳膊押到北京军区大礼堂,他看见杨勇也同样被押在台上。本来他还试图弄清楚,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着被批斗的队伍越来越扩大,过去在中央和军委会议上经常见面的战友,越来越多在批斗台上重逢。廖汉生对自己为什么被打倒也就不较真了。看来,这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要是领导干部,只要负点责,就都是走资派,都要享受“喷气式”。

专案组审查廖汉生的三个问题
1967年9月以后,批斗逐渐少了,专案组开始审查廖汉生。首先审查的一个问题,是贺龙胞姐贺民英的 “地主土匪武装”。贺民英曾两次要求入党,都被劝说留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1933年春,贺民英姐妹牺牲,她的队伍被贺龙命名为湖北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以后被编入主力红军。长征结束后这支队伍牺牲了100多人,只剩下廖汉生和另一人。这支队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地主土匪武装”呢?
专案组审查的第二个问题“假党员”。廖汉生1933年夏由红3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介绍入党。专案组硬说不是,依据是廖汉生档案里没有入党申请书、党员登记表一类的原始材料。专案人员的无知令廖汉生又好气又好笑。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游击战争时期,哪有现在入党的一套完备手续,干部档案也是全国解放后才正式建立起来的。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逝,参加过支部大会的党德善等人在战争中牺牲了,贺龙如今被打成“大军阀”、“大土匪”关起来,曾主持讨论廖汉生入党的支部书记朱绍田也难逃厄运,只能由专案组乱说一气。以后廖汉生听说,专案组专门问过身陷囹圄的萧克 ,萧克肯定地说廖汉生是党员。专案组大概也找不到否认的证据,对所谓“假党员”的问题就不再追究了。
专案组第三个问题,说廖汉生“历史上有重大问题”。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一本国民党在江西办的旧杂志,上面有“廖汉生等多人被俘”的字句,怀疑他有叛变嫌疑。廖汉生气得拍着桌子说:“这是造谣,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那时也没有到过江西。”这个“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直到1971年才不再追问了。
在审查廖汉生“历史问题”的同时,专案组重点问的是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并说廖汉生“参与贺龙1933年叛变投敌活动”。1933年春,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策反军长贺龙及部队,当即遭到贺龙的痛斥。廖汉生那时是红3军军部书记员,亲眼目睹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处理此事的过程,并将熊贡卿交给特务队看押。贺龙召集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宣布军委分会的决定,下令将熊贡卿处决。中共湘鄂西分局写过一个报告给党中央,但专案组隐瞒了这个报告,诬蔑贺龙接见熊贡卿就是企图叛变。廖汉生坚持按照他所看到的、知道的全过程,如实写出事情的真相。
专案组追查贺龙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彭真、贺龙“企图在北京布置武装政变”,即“二月兵变”,廖汉生是“贺龙预谋兵变的黑干将”。廖汉生说真相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有关指示,北京军区担负训练大学生任务的一个团调到北京,因为没有营房,临时借住在校园里。这怎么是彭真、贺龙准备“二月兵变”呢?
专案组说廖汉生在1964年带领北京军区及第1军干部到新疆勘察地形,是贺龙派他到新疆布置“兵变”计划。廖汉生理直气壮地告诉专案组:“这是毛主席给总参谋长罗瑞卿交代的任务,要他每年去一次新疆。1964年罗瑞卿写报告给毛主席,要廖汉生代他去,毛主席亲自批准了,总参谋部向北京军区下达的任务,怎么成了贺龙派我布置兵变?那份报告放在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你们可以去查。”专案组查看了报告,不再追问此事。但他们仍不甘心,又问廖汉生:“你们在北京还有什么活动?”廖汉生回答:“北京有什么活动,没活动!”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专案组仍不死心,一直追查所谓“政变”问题。
廖汉生最初被关在西山营区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指定他看毛主席的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后来准许看他《毛泽东选集》和《列宁选集》。专案组对看守的战士说:“这个人是反革命,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小屋里面坐一个战士,外面一个战士巡回,轮流值班。晚上不准关大灯,夏天不许挂蚊帐。从翻身、起床、大小便到喝水、起立、坐下、写“认罪书”等,都要事先报告,得到批准才能去。而且要按看守规定的时间,差一分钟都不行。有一天廖汉生报告了32次。
1968年对廖汉生的审查达到高峰,整个12月,除几天审问两三次外,每天审问四次,凌晨1点到5点,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晚上8点到次日零点。临近年底的一天,审到次日凌晨3点,审问的人都熬不住了,回去休息前交代看守,不准廖汉生睡觉,必须再考虑两小时的问题。这种审查,采取的是逼供、诱供的手段,不承认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诚,对党的态度不好,招来斥责、侮辱和谩骂,甚至搞“车轮战术”,长时间罚站,不准喝水等。
1969年10月,廖汉生被押到邯郸某师留下的营房。1970年1月据说有地震,廖汉生被搬到露天。他仅有一床旧棉被,在冰天雪地中熬了一星期,几乎送命,直到地震警报解除才搬回房子里。1970年春末,廖汉生被押到石家庄,这时天还没黑,车子在城外来回兜圈子,直到天完全黑了才进营区。廖汉生曾跑遍北京军区所属的各部队,汽车刚开进大门他就知道是北京军区后勤部七分部。这是一座偏僻的独立小院,西靠猪圈,北靠狗棚,臭气熏天,夏天蚊虫肆虐。以后廖汉生听说,这是关杨勇的地方,他和杨勇对换,杨勇则被押到邯郸他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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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1月 27, 2022 12: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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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坚决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杨勇被造反派抓走后,立即被戴上纸篓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了下来。批斗现场高音喇叭狂叫,杨勇坚决不低头。造反派强按,用力过猛,将杨勇的下巴重重磕在话筒上,鲜血又流了下来。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有一次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罗瑞卿、萧华、李志民(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勇、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炮兵司令员)等10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牌子。被批斗的人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军区大院的小孩回忆:批斗会场坐得满满的,人很多,小孩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军区大院一位职工回忆:杨勇就是不低头,怎么叫他低头,他都不低头。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子运动员强按,杨勇还是不低头。巡回批斗,杨勇总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观看。他坚决不承认“三反”,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有一次在军区小礼堂挨斗,杨勇大声质问:“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有人粗暴打断,又问某次会议……杨勇说:某次会议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问在场的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人说:“你搞兵变。”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造反派哑口无言,批斗会常常开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1978年3月,杨勇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党委第二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北京军区向杨勇调查某干部在批斗会上从后面踢他的情况。杨勇说:“你们讲的那次批斗会,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我当时被人扭着胳膊脸朝下,没有看见踢我的是谁。这件事我不能作证。”时隔不久,某干部托了不少关系来见杨勇,他委婉地提出请杨勇作证他没有踢。杨勇很生气,批评他说:“我不能为你踢过我作证,同样也不能作证你没有踢过我。踢还是没踢,你自己最清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不必找关系托人走门子。如果有问题,还是争取主动如实向组织讲清。否则,即便我给你作证也没有用。”

家人和战友四处寻找杨勇下落
1967年头几个月,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72楼,窗户大开,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床头又放了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不理解,放了好几次后他明白了,对专案组说:“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杨勇挥笔在纸上写下曹植的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杨勇每天放风,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王木匠不怕,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王木匠连说“没关系”。那时,杨勇被押着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总有好心人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等吃食。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专案组就把杨勇关到山上的小楼,不让他和群众接触。杨勇在楼门口种了几棵西红柿,尽管没有阳光,西红柿还是结出通红的果实。看守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和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看守隔不久就要换一批,怕他们被“赤化”了。
杨勇穿着扒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依然军人般身板笔直。一年四季他总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才不得不穿皮鞋。西欧某国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他的皮鞋式样漂亮,问什么地方生产的。杨勇笑着说:“中国北京皮鞋厂。”其实,他的脚早就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布鞋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因穿的时间太长,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林彬拿出一双新鞋,杨勇却舍不得扔掉旧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不离脚。
每隔一段时间,专案组会给林彬送来一张杨勇索取衣物的条子,如“衬衣两件,单军装一套,被单一条”。既无抬头,也无落款,更没有一个字的近况。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旨意点亮200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允许挂蚊帐。杨勇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林彬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当蚊帐,蒙住头睡觉。有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说:“以后不要再等条子了。”林彬问:“杨勇同志还活着吗?”“想那么多干什么?你们还是多考虑考虑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吧。”林彬听同事讲,中南海围墙上贴着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的照片,其中有杨勇。林彬让孩子们去看看杨勇穿什么衣服,推断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杨勇的孩子们连续几天在北京军区大院门口徘徊,试图探听杨勇的消息。二儿子杨翼平的同学说,打听到杨伯伯的消息了,他关在军区基地的一个仓库里。还没等杨勇儿女去“探监”,杨勇就被押走了。
那段时间,杨勇常常半夜被塞进汽车,在北京周围转圈,转几个小时到一个新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后仓库也关过。不管关在什么地方,杨勇马上就能说出地名。他被送到河北邯郸的裴堡农场后,问“我们农场在什么地方”?排长告诉他在邯郸东20多里,杨勇马上说:“邯郸以西是太行山脉,邯郸南面偏西有两个水库。”排长感到奇怪,杨勇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这些地方我都亲自来看过地形,部署过部队,有的地方来过不止一次。作为一名军人,对于自己曾经勘查过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地方竟成了我的看守点。”
杜心(《解放军画报》记者)去杨勇家,看见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问“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他千方百计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终于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山上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提出要见杨勇。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如果不走,一定要军委介绍信才能看。”杜心一再请求,卫兵让他扒着窗户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在朝鲜战场,杜心是志愿军总部的摄影记者,杨勇只要外出就要带上他,像家人一般。
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军区管理局长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他扒着门缝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杨勇的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他们接到我家,我养。”老人好心告诉他,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林彬带二儿子杨冀平去宁夏干校
杨勇家被抄后,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柜贴上了封条。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走了,只有小孙和炊事员老王没走。小孙因为拒捕,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不走。老王叫王文彬,天津人,曾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1958年随杨勇回国后,仍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尊称他大哥。闲时杨勇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铁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勒令大厨师王某某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老王说:“我一个职工,我不管,我怕什么。”可是如果不走,就不再开工资了,老王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呢,这才不得不走了。走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这话还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跟着杨勇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1967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勒令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正觉寺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经过抄家和查封,衣物和书籍已经不多,只剩下几个破箱子。旧平房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还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平房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蜂窝煤火。孩子们都睡了,沙瑞平半夜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睡在床上。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她不很严重。好在发现及时,赶快开窗通风,没有什么大碍。
1968年冬天来临,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杨冀平第一批报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报名的同学都批准了,却没有他。他偷偷跟了去,县安置办让他先下点劳动,过了十来天,又通知他这里离边境太近,不能安排“三反分子”子女,也不能发边境证,勒令他限时离开。杨冀平只好扒火车回到北京,他整天窝在家中,开始抽烟,越抽越凶。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干校,杨冀平表示同意。
林彬主要担心三儿子北北,北北1953年生,如果把北北安排了,她可以把二儿子冀平和女儿京京都带到宁夏。大儿子杨小平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回北京探亲,林彬让他去求杨勇的老部下,看能不能让北北当小兵。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他看到妈妈如此为难,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出来,冷冰冰地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再无下落。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1973年征兵时,王尚荣的一个孩子符合条件,只因王尚荣还在“隔离审查”,接兵单位不敢接。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明确表态:“王尚荣这个人我了解,他怎么会‘反党夺权’?他的孩子可以当兵。”王尚荣在监禁中得知,感动不已。
林彬只带走二儿子杨冀平,狠心把小女儿京京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林彬对他们说:“请转告组织,杨勇同志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设法尽快通知我的单位。”专案组的人顿时瞪圆了眼睛:“杨勇的结论已经定了,就是三反分子,你们还指望什么结论?你到干校后要好好劳动改造,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他们在屋里到处翻看,半把锈迹斑斑的刺刀掉到地上。杨冀平解释是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北北把拣刺刀的孩子叫来证明也没有用,半夜派出所来人带走了杨冀平。凌晨4点多了,眼看火车要开了,林彬去派出所才把杨冀平领回来,一起上了火车。

北北和京京在北京的“快乐”生活
北北、京京和表姐沙瑞平都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生活的艰辛。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却只能跳到井里拧开水闸。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元,北北是全家的“账房先生”,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肉,孩子们三两下就吃光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可谁也不会杀。“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他蹑手蹑脚上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在地上不动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北北说:“好像应该浇开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浇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死鸡”活了,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疯跑,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孩子毕竟是孩子,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正在做饭的京京和瑞平急忙爬上墙头,却忘了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这一段时间,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抄家时藏书有的被撕去了封面,有的烧了。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剩下的书都卖了废品。卖书前,北北和京京拼命拣喜欢的书看,北北干脆挑出一些书扔上房顶。二哥杨冀平从图书馆弄回一些世界名著,北北也把它们藏进顶棚,这使他们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破旧的平房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京京发起高烧,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并发急性黄疸性肝炎,烧了一个多星期没怎么吃东西,打青霉素花去12元,让京京心疼死了。积水潭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都因她是“黑帮”子女拒收,最后辗转到北京军区262医院,接诊医生是京京大哥杨小平同学的姐姐,这才顺利住上院。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她才48岁,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林彬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杜心如实向专案组反映杨勇的情况
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社找摄影记者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杜心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员粗暴地制止。杜心说:“这是事实。”
1965年上海会议后的一天,杨勇对杜心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杜心理直气壮地对专案组说:“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杜心是资深记者,他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甭想往笔录里乱加内容。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上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过硬的军队。”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等他把问话记上,杜心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1955年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可以到军事博物馆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专案组说:“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言行?”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怎么没有?”“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杜心讲杨勇和崔庸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员流下了眼泪。只有那个最凶的专案组员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专案组将笔录让杜心看完后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杨勇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作伪证
警卫员孙启增在杨勇被抓后也被隔离,枪被收掉了。专案组扣了很多帽子,质问他:“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六年不换?”逼他揭发。孙启增揭发不出来,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他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孙启增骑车接送。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孙启增付了钱,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这一切孙启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专案组说:1966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逼着孙启增写材料。明明是无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孙启增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大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专案组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孙启增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就是送文件。杨勇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杨勇生活腐化。”“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决不胡说一句。
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孙启增也没办法。首长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祖宗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孙启增的任何问题。到了8月,给他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发配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运化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启增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们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孙启增被处理回家。
秘书王韶华也是宁肯遭到迫害,坚决不作伪证。杨勇司机李英华早就转业了,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问杨勇有没有找过彭真。李英华说“找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专案组的人忙说:“李师傅,你别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说:“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作伪证。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搞出杨勇的任何材料,始终也没有立起专案。

杨勇、胡耀邦没有出席中共九大
1968年7月21日,康生应江青要求,亲笔抄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一共193人(28人去世),其中88人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其中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不足半数。 其中缺席的中央候补委员包括杨勇、廖汉生。
1969年4月,正在262医院住院的京京被叫到办公楼,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人正在传达毛泽东九大讲话。突然她听到毛泽东提到她父亲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有功劳的……”“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毛泽东这段关于杨勇的讲话,远在宁夏干校的林彬也知道了,是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特意绕路到宁夏告诉她的。林彬询问专案组,他们不仅什么都不说,还恶狠狠追问从哪里听到的。林彬感觉他们反而比过去还凶。
毛泽东真的不知道“杨勇是怎么回事”吗?1968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起草中央参加九大的代表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笔者仔细将这份名单和九大代表核对,发现除中央委员胡耀邦、候补中央委员杨勇外,都是中共九大代表,且都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对九大代表人选非常重视,周恩来拟的名单他应该是看过的,否则周恩来不敢把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列为九大代表。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周恩来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举了邓小平、乌兰夫(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说: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
1968年10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他删去肖力、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10月10日,林彪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1969年1月中旬,周恩来报送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有来信提议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 毛泽东两次划掉李讷、毛远新的名字,可见他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69年2月,毛泽东审批了周恩来拟的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单,批示:“陈奇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同志似宜考虑。” 陈奇涵出席了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中共九大的代表中,既没有毛泽东提到的邓小平、乌兰夫、贺龙,也没有周恩来拟的名单中的杨勇、胡耀邦。显然毛泽东没有“解放”杨勇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他又在九大讲话中公开为杨勇说好话,把自己装成毫不知情的局外人呢?看来只有“嫁祸于人”可以解释。中共九大后杨勇处境依旧,并没有因为“最高指示”而有一丝一毫的赦免。

周恩来安排杨勇和两个儿子见面
1969年底,杨勇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回北京结婚,林彬要把北京的两个孩子带到宁夏干校,也请假回到北京。她和杨小平商量,由杨小平出面,试探一下再说。杨小平对专案组说:“我爸爸被关起来三年了,一直下落不明。毛主席九大对我爸爸的问题讲了话。可是半年过去了,我爸爸依然没有音讯。我已经成家,以后来北京的机会不多,我妈妈在宁夏干校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们要求在走前看看爸爸。”专案组以“无权答复”一口回绝。林彬一夜没睡,她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赶写了一封信,请老领导李先念副总理转交。
林彬的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总理,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何时能再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在我和孩子们离开北京前,我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恳求予以批示。林彬敬上。”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秘书就来了。他对林彬说:“信已经转交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同志的情况,估计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你们见面的。”
林彬焦急地盼着回音,院子里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屋外滴水成冰,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她躺在床上,听到院子有动静,就让孩子们出去察看。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闭口不谈总理批示内容,只是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杨勇吗?你们去吧。”林彬问:“杨勇同志现在哪里?”专案组的人有点胆怯地回答:“他在石家庄。”“为什么在石家庄?”专案组不说。杨小平再三追问周总理的批示,他们不正面回答,只是催促“赶快去”。后来被逼得没办法,说:“你们要不去,我们对上级没法交代。”林彬明白了,肯定是总理过问了此事。她本来坚持要去,在孩子们劝阻下,她考虑自己病恹恹的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负担,同意在家。商量的结果,由杨小平带老三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这一夜林彬和孩子们兴奋得难以入睡。林彬从箱子里翻出几盒凤尾鱼罐头,这是杨勇最爱吃的,到处买不到,还是林彬同事从远郊买到几盒。但那时专案组已经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存在箱子里,这次正好让杨小平带去。
北京到石家庄的铁路不到300公里,火车要走七八个小时。总算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的人领到一个军队招待所。院子里有几座楼,除大门岗哨和流动哨没有闲人,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杨小平和北北被领到一座楼的三楼,整座楼不见一个房客。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才来,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
杨小平看见父亲的第一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杨勇的体重已从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50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但干净的棉军衣,洗得发了白,没有戴领章帽微,风纪扣紧扣,补丁整整齐齐,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脚很大。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他看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杨勇惊喜地问:“你们怎么来了?”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不已,跑上前去一人一只握住杨勇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房门走出去了。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而笑。杨小平说:“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他转过身去,仰望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杨小平开始讲述三年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讲话。杨勇用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杨小平说:“5月14日,周总理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在九大的几次重要讲话,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说不要揪住杨勇等人不放,还是要让他们出来工作。”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杨勇仔细询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情况,他久久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难怪专案组从4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晚上整夜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什么材料来。
专案组查来查去,扣在杨勇头上的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高兴了,他们查到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一个“大金娃娃”。又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杨勇十三四岁参加农民运动,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回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军队一天,更没有被捕过。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专案组催杨勇写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
杨勇恢复工作后,专案组退回了抄家物品。在一个装着毛主席像章的皮包夹层中有一个32开的笔记本,或许是专案组的人旨为减轻罪责特意放的。这是专案组的第八本记录,记载1969年5月9日之后的50多天活动,以及军区有关领导人在九大后如何开展对杨勇专案工作的讲话。专案组得知毛泽东在九大讲了杨勇后,思想极度混乱,记录本上有这样的记录:“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整,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 专案组的逻辑是,如果搞出了杨勇的材料,老人家当然会是另一种说法。
200瓦的大灯泡24小时开着,且不许关纱窗,妄图用困倦、蚊咬、灯烤、饥饿、干渴、罚站等精神和肉体折磨,配合他们的疲劳审讯,来摧毁杨勇的意志。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杨勇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还有一次罚站16个小时,杨勇脚肿得连鞋子也穿不上了。半夜他们吃夜餐,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最终专案组的“千方百计”全落了空。
杨小平说:“妈妈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还是留下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总之,无论在哪里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工,虽然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三人相对无言。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杨勇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说话很少,他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

杨勇在邯郸裴堡农场的日子
1970年2月中旬,杨勇被押到邯郸裴堡农场。这一带是当年的冀鲁豫战场,杨勇在这一带几乎家喻户晓。
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和科长专门交代:老杨这个家伙是个大“黑帮”,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老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因此,把他下放到你们连来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这个老家伙很狡猾,很会拉拢人心,你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点。同时宣布了“十不准”:任何人不准打听老杨的名字、年龄和他的历史;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也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暗中监视;不准对老杨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要他与战士共同生活和劳动。把他下放到你们连队,就是要多给他吃些苦;不准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纸和有关文件给他看……你们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者,严肃处理。
杨勇刚到连队,就被要求在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上表态。他没有批判刘少奇,只是说:“我这个人有错误,十几年脱离体力劳动,这次来连队劳动锻炼,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帮助。”杨勇也不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他说:“彭老总不能批,批彭老总是不公正的。”催急了他就抄一遍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连长是大比武时的尖子,暗中帮他应付过去了。
杨勇每天扛着铁锹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种稻子、挖水渠,都是重体力活。对于一个近60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但杨勇从不偷懒,还有说有笑。专案组安排的这个连队是刚从南方换防过来的,他们怕把杨勇放到北京军区老部队走漏消息。但很快,连队官兵就与老杨打成一片了,他们说:“不管老杨是‘白帮’‘黑帮’,反正他能打仗,咱们国家和军队肯定还会用他。”大家商量着暗地保护老杨。专案组只许杨勇吃犯人伙食,连里自作主张,让他和战士们一起吃饭,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他,多给他打一点好菜。杨勇很自觉,和战士一样排队打饭。
杨勇和战士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战士们帮他捞手表的事情。张国华(18军军长)进军西藏前,看见杨勇戴的表好,就要换。其实他的表也不错,很老的劳力士,就是旧点。杨勇好说话,换就换了,以后杨勇一直戴着这块表。有一天杨勇在水渠洗手,不小心把手表掉进水里。班长命令全班战士下去捞,年轻人手脚麻利,很快就把手表捞上来。这块表成了杨勇和战士们友谊的见证。
杨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离开了连队,他很想念裴堡农场这些纯朴可爱的战士们,战士们也想念他。1973年2月,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给裴堡农场的卫生员小吴回信,“……别来已经两年,我们在连队相处虽只一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近60岁的老兵和年轻战友在一起劳动,给我的教育很大。……你们很快就要复员回苏州老家,也好,在军队锻炼几年,回到社会上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的事。我现在很好,沈阳军区有很多老战友一起工作,形势很好。连队如何?老同志还多吗?……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如果我有机会进关到河北邯郸地区,一定到一连拜访……”杨勇在生命垂危时,他仍念念不忘患难之中对他真诚相待的干部战士。
1970年4月,北京军区保卫部来人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奇怪的是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杨勇“待遇”照旧。白天看不大出来,到了夜里,隔壁战士常常听见他在梦中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林彬在宁夏干校接到杨勇来信
林彬收到杨勇的一封信。虽然六七页的信纸被墨线分割,只剩下残字断句,林彬和孩子们仍兴奋极了,他们商量给杨勇写回信报喜,一封信几乎写了一夜。青海骑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不管爸爸怎么样,都要把他接走。在三个儿子中,杨冀平长得最像杨勇,性格也像,枪打得很准。他从小就想当兵,上初中后每个寒暑假,他都被杨勇送到部队与战士一起吃住,一起训练。杨勇得知杨冀平当兵的消息肯定会高兴的。还要写上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就连最小的女儿京京也蹿到一米六了。
这之后杨勇又没有了消息。1971年春节后,林彬突然接到署名“王长树(老杨)”的电报:“我不慎在1月31 日将右腿骨摔断,已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战士小姚同志照顾我。伤处发炎,持续高烧,医院已经决定给我开刀……你可否尽快向组织请假来医院……你若能来,照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处组织不能给你假,也打一个电报给我……” 杨勇被关押后不仅频频转换住处,还换过好几个名字。专案组怕他和战士混熟了,搬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后来干脆就叫老杨。部队拉练走后,连队留守战士打篮球,杨勇负责裁判吹哨,不慎被场边竖着的枪绊倒,股骨胫骨折,当晚被送到师医院。
师医院院长一眼就认出了杨勇,杨勇不承认。院长说:“我是抗日战争时期你手下的卫生员,给你护理过伤。”杨勇还是不承认。“首长,你右边脸上这一个坑,是子弹打的。你身上还有三块伤疤,是抗战后期在山东交界的地方被炮弹炸的,我给你包扎过伤口。你有什么事尽管交给我办。”杨勇说:“你要想帮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写几个字,你找我爱人林彬。”林彬并没有接到这封信,是没有发出还是被查获,不得而知。
杨勇很快被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特殊病人,北京军区保卫部专门派人押送,给他化了装,戴上大口罩,脸遮得严严的。医院更是戒备森严,杜绝任何人探视。负责陪护的连队战士小姚被叫去训话,规定了纪律,不许向外人讲杨勇来医院治病,不许替杨勇寄信、打电报。如果杨勇有要求,必须报告。林彬接到的电报是小姚偷偷发的,如果交给医院,肯定会被扣下来。林彬慌慌张张找干校领导和军代表,总算请准了假,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放北北走,大概是要留一个“人质”,以后干校多次催林彬返回。林彬只好带女儿京京上了路。在北京中转换车耽误了一夜,路上两天两夜,林彬没有合眼。2月6日晚上,到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这时杨勇骨折已经七天了,股骨颈由于局部剪力作用,骨折不易固定。杨勇不同意就地手术,让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但医院不顾杨勇正在发高烧,坚持要马上手术。好心人告诉他们:“现在是医疗服从政治,要千万小心。”杨勇和林彬商量,问题复杂,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林彬说:“乘他们防备不严,我马上动身去北京,把你的情况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手术坚决不能在这里做。京京留下,有她和小姚在你身边,我走也放心。我一到北京就打电话,让京京亲自去接。”
2月7日凌晨4点,林彬悄悄离开医院到了石家庄火车站。开车时间还早,她怕在候车室停留太久会被人发现,就一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来回走。直到开车时间快到了,她才随人流上了火车。林彬考虑不能先回家,只要一进院子,专案组很快就会知道,难免节外生枝。可是向谁反映呢?林彬知道李先念也处在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的困难境地,不能给居心叵侧的人以口实。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去找老领导李先念。

林彬最后不得不又求助周恩来
1971年2月7日中午,林彬出了北京站,直奔国务院接待室,她在电话里对李先念办公室的小郝讲了杨勇的情况,想通过先念同志向中央反映,把杨勇接到北京来动手术……正说着,林佳楣(李先念夫人)来了,她看见穿着劳动服、又黑又瘦、面容憔悴的林彬,说:“你怎么疲劳成这个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看把你急的……”林彬说:“杨勇同志的处境很危险,我接到电报就从宁夏赶到石家庄,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林佳楣一边安慰林彬,一边催小郝马上叫醒刚刚午睡的李先念。李先念让小郝转告,“下午3点开会,军队的黄永胜(总参谋长)、邱会作(总参副总长、总后勤部部长)几个人都在,我一到那里就把杨勇同志的情况告诉他们,催他们立即把杨勇同志接到北京来,请林彬同志耐心等待。”
林佳楣再三劝林彬到她家休息,放心睡觉,有什么情况再把她叫起来……在杨勇还没有“解放”,求告无门,倍受冷遇之际,林彬十分感动。但她婉言谢绝:“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我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以可乘之机,这次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先念同志。我在北京还有个家,我回家去休息吧,院子里有公用电话,先念同志回来,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
这时已是下午2点,林彬回到家中,屋里乱七八糟。她连续几天没有睡觉,随便清出一块地方,裹着大衣倚着没有打开的行李卷。邻居拿来一壶开水,她一口气喝了两三碗,总算缓过来一点劲。
下午6点多,李先念办公室的小郝来电话,邱会作说他怎么不知道杨勇摔断腿的事情,他马上写报告。先念同志再三提醒他千万别再拖,赶紧先把杨勇同志接回北京。邱会作答应尽快想办法。林彬对小郝说:“你再向先念同志报告一下,杨勇同志断腿已经是第八天了,邱会作不知道什么时间把报告打上去?报告什么时间才能批下来?现在是一天也不能拖,再拖,怕那条腿肌肉萎缩成残废了。”小郝说:“你别急,我再向先念同志报告,看先念同志还有什么办法……”
林彬心急如焚,北京这边还没有跑出结果,石家庄那边又不知怎么样,真是急死人了!正在这时,北北同学小张来了,建议去找万里叔叔。1966年6月,万里被免去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此时正在首钢下放劳动,家也被赶到北京站后面。边涛(万里夫人)把林彬迎进门,她们是30多年的老战友了,从1939年起,俩人就在鲁西一带打游击,做党的工作。边涛望着又黑又瘦的林彬,都不敢认了。林彬三两口就把一大碗鸡蛋面吞下去了。她们商量到夜里11点,也没有结果。边涛说:“咱们不可以直接给总理写信吗?”林彬马上要纸给周总理写信。信中说:“我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杨勇的妻子。现在杨勇同志摔成大腿骨折,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已经住院八天,情况十分危急。我请求把他接回北京做手术。目前,我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回来的任务就是请求解决这个问题……”
万伯翱(万里大儿子)和小张自告奋勇去送信。林彬说“人家要问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说?”他们说:“阿姨你放心,我们就说是杨勇的儿子。”他们顺利将林彬的信送到中南海西门,工作人员看了这封没有封口的信,答应尽快交给总理。他们问:“总理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好回去告诉妈妈。”这时已过零点,工作人员说:“早饭前后。”林彬怕万一总理看不到,她决定再给李先念写封信,报告她给总理写信的情况,请他在早饭前后给总理办公室打个电话,帮助问问总理是否看到了信。林彬把万伯翱和小张叫醒,说:“再帮阿姨送一封信,如果问你们怎么又来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向人家解释。”事后林彬才知道,当晚周恩来彻夜未眠,正在中南海召集会议,他迅速看了林彬的信,边点头边说:“接回来!接回来!”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部,要求立即派专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到北京治疗。

周恩来派专机将高烧的杨勇接回北京
2月8日8点,总政治部干部部按照林彬信中的地址,派人到正觉寺告诉林彬:“中央指示立即派专机把杨勇接到北京。”问她是否跟飞机去石家庄。林彬说:“女儿在杨勇身边,我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料理,就不去了。飞机到达北京时请通知我,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然后林彬挣扎着到新街口邮局,发了第五封也是最后一封加急电报。她怕误事,又用公用电话挂了一个长途。这一天,林彬打了五六个长途电话,发了五封加急电报,每隔一两个小时,她就发一封电报或打一次电话,内容都差不多,让他们等北京的消息,坚决不做手术。最后这个电话是2月8日10点打的,林彬对京京说:“我的信总理已经批了,”她的话音微微发颤,呼吸急促。“马上派飞机去接你爸爸到北京。你们做好准备,千万留心,不要在最后节外生枝,出点什么事!”京京冲进病房,迫不及待告诉杨勇。杨勇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噢,是总理……”很快医院也知道了。
林彬走后,姜教导员又是谩骂,又是威胁,逼问小姚林彬到哪里去了。小姚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京京隔着门缝看了一会,告诉了爸爸。杨勇把姜教导员叫进来,用很重的语气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林彬是共产党员,她在国务院工作,并不在你们领导之下。她到哪里去了,有必要向你们汇报吗?以后有关我和我家属的事请来找我,不要再去找小姚了!”
12点半,杨勇被从病房抬出来,熟悉和不熟悉的医护人员、病人纷纷到走廊上向他告别。小姚抬着担架要上救护车,却被姜教导员一把拉下来。小姚大声说:“我一定要送老杨上飞机!”双方拉拉扯扯几乎扭打起来。杨勇从担架上坐起来,厉声喝道:“放开,让他去!”姜教导员只好放手。杨勇上专机前,把小姚托付给了好心的尹局长。
2月8日16点,专机飞临北京南苑机场上空,从林彬离开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起,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专机刚刚停稳,林彬就登上了专机。在由南苑机场去解放军总医院的路上,医生不让高烧的杨勇过多讲话,而杨勇担心小姚会遭到责难,要林彬给石家庄打个电话,还要与北京军区领导谈,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战士。杨勇说:“你可以对他们说,这是我向组织提出的要求。”林彬说:“你放心,我马上办。”以后小姚复员,工作安排还算满意。他的来信杨勇都亲自看,并让林彬回信,感谢他的帮助和照顾。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工作,他亲自给小姚写信,邀请他来北京做客,属名老杨。

杨勇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日子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杨勇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前,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手术很顺利。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虽然医生说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他可不能等那么久,说“这东西我会用”。
北京军区某干部来看望杨勇,谈到“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的情况,劝杨勇向中央揭发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杨勇沉思了一会儿说:“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揣测不能算数。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的。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搞我,为什么搞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不明白,但仅凭个人感觉就作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搞他们。我大儿子小平到邯郸看我,也提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批评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风使舵,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道一说一,知道二说二,实事求是。”
北京军区某负责干部也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杨勇想去看他。林彬极力劝杨勇不要去,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在台上。杨勇说:“我知道他整过人,你看我额头的这块伤疤就是在他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打的。可他现在主动上门,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嘛。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不该疏远他。”杨勇还是坚持去看望了他。杨勇临终前两天,这位负责干部打来电话,对林彬说:“……我也想去看看首长,医院不让探视,去了几次都没能进去。……有好多话我早就该和首长说,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再也不能够了。……杨司令员是我这一生难得遇上的好领导,我对不起他。”在电话中他和林彬都哭了。
刚从38军调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的王猛来看望杨勇。他明显感觉杨勇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一个公务员来。”杨勇不想连累别人,他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有‘解放’。”以后,王猛几次来解放军总医院,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杨勇。他示意杨勇,如果让人发现,有可能会闹翻天。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王猛详细向杨勇讲述了“批陈整风”中揭出的问题。杨勇说:“问题远没有解决。”杨勇想得很远很多,王猛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没有偶然摔断腿,杨勇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现在经过夫人林彬的努力,周恩来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钩,由总政治部直接管理,杨勇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机。

应杨得志邀请到青岛海边疗养
1971年4月底,杨勇的腿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到哪里去呢?出院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杨勇被抓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孙启增也流着泪说:“首长你也老了,瘦了。出院以后准备去哪里?”林彬说:“还没有地方。”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陈锡联那里;二是到济南杨得志那里。反正别在北京休息。”杨勇连连点头。杨得志来看望杨勇,他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里吧。”于是,1971年5月中旬,在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孙启增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孙启增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孙启增一度精神受了刺激。以后杨勇到总参谋部任职,第一个给孙启增打电话:“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孙启增被安排在黄寺化工厂当厂长,正是他当年劳改的地方。杨勇请孙启增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孙启增妻子第一次见杨勇,她对孙启增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悉。”杨勇逝世后,孙启增每年都来看望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客居在青岛一座久无人住的荒凉小院里,杂草丛生,残墙断壁,连小路也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杨勇那颗种菜的心又活跃起来,当年在延安他种的苦瓜、辣椒挑了一担送给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杨勇平整好土地,挪来厨房污水池边野生的辣椒苗,没多久就“火焰”簇簇了。望着越长越大的辣椒苗,杨勇心疼地说:“今年晚了点,浪费了多好的菜地啊!”
这一段,杨得志经常来看望,送点文件,有时也打电话通个消息。除此,杨勇读了很多书,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很多历史书。一天,女儿京京穿着塑料凉鞋,从悬崖爬上山顶,走进空无一人的雷达站。她拿起一支枪,发现里面还有子弹。她把这支枪藏在稻草堆里,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小路下山,迎面碰上几个战士,她以为他们一定会把她抓起来。没想到战士只是问“你怎么上去的”?京京说“走错路了”,战士就放她过去了。杨勇听后,鼻子都气得歪到一边,松懈到这种程度!他去了雷达站,战士说:“机器发生故障,没有人会修,只好关机,等上级来人修理。”杨勇问:“这样的事多吗?”战士说:“一年中总要有几次。”“技术人员哪里去了?”“都走了。”以前培养的大比武尖子都是罗瑞卿的“黑样板”,谁还敢再搞业务?雷达一年中有半年多开不了机。战士们说:“没有机器不要紧,部队推广‘人的因素第一’,要我们用肉眼去发现目标。”杨勇越听越气,说:“真是荒唐!肉眼怎么能看到超音速飞机和水下的潜艇……”回到家,杨勇大声说:“十几年的心血,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雷达监视系统和技术队伍,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眼睛怎么能看到一万米高空的飞机?用人海战术打现代化战争,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要毁我们这个国家的!”杨勇的声音越说越大,林彬劝他小声点,不要太冲动。杨勇叹了口气说:“这哪是要搞掉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要搞垮我们的党。”
杨勇说起这一段在周围渔村的所见所闻:“……一个党有没有生命力,受不受群众欢迎,不是靠它手中的权力,而是看它为人民群众做什么事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会骂我们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话可讲!”那个晚上,狂雨不停,震雷不止。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杨勇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他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复出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了组织生活。他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所以字写得很大。杨勇还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工作。林彬一个字一个字地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1972年1月,周恩来两次让秘书向总政询问杨勇的情况。第一次,周总理对秘书说:“向总政了解一下杨勇现在哪里?处境如何?”总政答复“杨勇不在北京”。周总理再问:“再查一下,杨勇同志到底在哪里?”直到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时,一直关心杨勇的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4月中旬,林彬先回北京。总政治部干部部来人到正觉寺看望,对林彬说“搬搬家吧”。林彬忙了几天,把家搬到菜市口西白广路总参第三招待所。这是杨勇熟悉的老地方,曾是志愿军留守处。杨勇在朝鲜前线时,林彬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此时,文革中被赋闲的老将军包括罗瑞卿也都住在这里。

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杨勇没等伤腿痊愈,就动身从青岛回到北京。当天就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来访,李达、王诤、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员)、童小鹏(原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长)等,杨勇都要上前紧紧拥抱,一改过去非常激动时也克制自己的习惯。他们的泪眼久久对视,互相拍着肩头,大声说:“还活着!好……我们还活着!”杨勇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话题海阔天空,只是很少谈自己的遭遇。他说:“党和国家被破坏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个人情绪不能抛弃呢?我们要准备出来为党工作,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杨勇住进来时,王诤正好到外地去了一个多月,他回来没进家门,先来看望杨勇。毛泽东曾称王诤是我们军队“无线电事业的祖师爷”,他为发展中国电子事业立有不朽之功。王诤说他走了不少地方,过去建设起来的雷达网情况很不妙,大多处于瘫痪状态。杨勇讲了他在青岛看见的不能运转的雷达。接下来的十几个夜晚,王诤冒着酷热给中央写报告。
1972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提名,增加杨勇等三人与会。7月中旬,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国际舆论很注意这一任职,认为把指挥过现代化朝鲜战争的杨勇将军调到东北,是准备对付苏联的。有人替杨勇打抱不平,“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前当了那么多年的正职,为什么反而要降级使用?”而杨勇则高高兴兴接受了任命,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一直紧张,让我去沈阳军区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我自己也愿意去。”杨勇反复说:“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周恩来让他出席完八一招待会再走,想让他的名字见报,以此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报纸上提到名字,表示这个人在台上或被“解放”。杨勇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老干部中较早分配工作的人,在沈阳军区任职半年多后,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

五年半后廖汉生突然被解除监护
1972年5月,廖汉生被带到石家庄市内的军队招待所(即杨勇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招待所),见到了久别的几个孩子,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小外孙。6月底,廖汉生待遇有所改善,伙食标准从每月15元提高到18元,房子也从西房换到冬暖夏凉的北房,挂上了蚊帐。虽然还是“前呼后拥”,但看病、洗澡都可以了。10天可以洗一次澡,安排在晚上10点以后,半个班的战士在澡堂清场。等所有人都洗完,烧锅炉的工人也都弄走,另半个班战士再把廖汉生押过来。廖汉生感叹过去身居高位也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看病也是在晚上10点以后,北京军区所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下几个医生、护士接诊,除了询问病情,不讲什么话。
1972年,毛泽东接连对一些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亲属的来信批示,交周恩来直接处理。7月1日,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写信,称“其父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出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请求让其父回京,在家休养治疗,等待组织结论”。7月7日,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摘要(中办信访处编印《来信摘要》1972第465号)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交剑英、德生一阅。”
7月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以及廖汉生子女的信,派专人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传阅。
7月10日,廖汉生被带到空无一人的石家庄火车站。火车进站了,从候车室到车厢只有二三十米,专案组的人提起行李,廖汉生也提起行李想跟他们一起走,却被押上候车室门口的汽车,大概是怕别人看到。一直跟着的看守班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连上厕所也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停放着两辆车,一辆苏联伏尔加,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开始专案组叫廖汉生坐伏尔加,没过4分钟,又把他从伏尔加里拉出来,让他坐越野车。又过一两分钟,又把他拉回伏尔加中。专案组的这种左右为难实在反常,廖汉生莫名其妙,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转进入京西宾馆。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与廖汉生谈话。他说:“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廖汉生以前不认识李德生,也不知道“监护”这个词,他想:“什么监护?不是关在里面吗?大概这就叫监护吧。”
整个房间只有廖汉生一个人了。五年多来,他身边24小时都有人“监护”,突然恢复了自由,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廖汉生想了一会儿,自己对自己说:“还没有吃饭呢。”他起身去吃饭。晚上他躺在京西宾馆的高级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就像突然从军区常委会议室关进囚室一样,他在关押5年半零两天后,突然从囚室住进了京西宾馆,简直像做梦一样。
有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来看望廖汉生,说是毛主席让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廖汉生的身体状况,随后总政治部安排廖汉生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治疗被关押多年造成的疾病。7月31日,廖汉生出席建军45周年晚会。8月1日,《解放军报》报道,并登出周恩来拟定、毛泽东同意的与会者名单,包括久未露面的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高级干部。 总政治部将他们从全国各地的“监护”中放出来,并以这种方式宣布了他们的“解放”。
可是这时候,廖汉生妻子白林还没有解除监禁。她和廖汉生同一天被关押,关了十天左右放出来。1968年2月第二次被关押,成为北京军区“廖汉生专案”分案。现在廖汉生恢复了自由,而白林为什么还被关着?廖汉生女儿说:“你们不放,我们就闹,闹到总政、军委去!”8月20日,廖汉生解除监护40天后,白林被释放。
1973年12月8日上午,总政治部干部部两个人来海运仓招待所,给廖汉生看了《复查报告》,基本否定了扣在他头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历史问题”以及“参与贺龙的二月兵变”等罪名。但还留有一些“尾巴”,如对他参加过的贺民英队伍的看法,结论也不确切,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总算有了一个结论,为重新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于是廖汉生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总政干部部副部长陈光兴口头通知廖汉生:“经毛主席批准,你将到军事科学院任政治委员。”12月30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宋时轮(军事科学院院长)要廖汉生讲话。廖汉生已经7年没有在大会小会上讲过话了。在漫长的关押期间,除了审问,被逼“交代问题”、“检讨错误”外,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连说话也不大会说了。现在要在大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文革前的那些话不准讲了,当前盛行的那些套话又不会讲,廖汉生只好简单介绍自己,并按照总政治部的复查报告,着重讲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继续改造思想,做好工作。唉!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检讨。

贺龙15年后终于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失去自由。1969年6月9日贺龙去世,薛明被遣送到贵州山沟。1971年5月17日,贺龙逝世两年后,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贺龙被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这个报告中共中央没有讨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四处查询薛明的下落,并把她接回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军委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元旦,廖汉生夫妇到叶剑英家拜年。谈话中间,叶帅说:“毛主席说了,贺龙问题搞错了,要平反。”1月9日,周恩来到八宝山参加王树声(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遗体告别仪式,他对廖汉生说:“要给贺龙恢复名誉,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弄清楚了,这一个方面军的问题就弄清楚了。主席讲了几次啦。主席很关心,我也很关心。”周恩来要廖汉生回忆周逸群、李仲公及熊贡卿等人的关键问题。
5月24日晚7点20分,赵炜(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给廖汉生打电话,说:“总理现在要亲自抓贺龙同志平反的问题。谷志标曾经写过材料,讲1934年春节过后熊贡卿来红3军是你接待的。你了解这段情况,总理要你写一份有关事实情况的材料。”第二天,廖汉生将贺龙根据党的指示接待并处决熊贡卿的这段历史情况如实写出来,通过机要送到总理办公室。又过了三个多月,9月14日,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尽快解决贺龙问题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当天下午6点,叶剑英叫廖汉生来谈话,说中央正在起草“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最初是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邓小平、叶剑英不满意,又组织人重写。这份代拟稿关于贺龙的评价部分,叶剑英认为太平淡,要廖汉生写一个对贺龙看法的材料。廖汉生带着怨气说:“我不写,因为我与贺龙的关系问题,我被抓起来这么长时间,过去审查我时,讲我是贺龙的亲信,要我写材料交代问题,现在又要我写材料。”叶剑英谈了他与贺龙在南昌起义相识的经过,并历数了贺龙的革命经历,最后说:“我与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廖汉生被感动了,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与贺龙夫人薛明、贺龙老部下王尚荣、王震一起商议后,根据毛泽东几次对贺龙评价“革命是坚决的,是拥护党的,是有群众的”,写出对贺龙的看法。
9月15日,周恩来对华国锋、纪登奎的代拟稿进行修改和审定。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随后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并报毛泽东。此外,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有关部门对贺龙“通敌”证据材料进行技术鉴定,证明确系伪造,蓄意陷害。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是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的第一个文件,但其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病故”的说法。10月中旬,叶剑英带着很大的遗憾对廖汉生说:“这个文件对贺龙同志的评价不高。现在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不然不好说话。人们会问:既然贺龙同志这样好,为什么过去对他那样整?”“你写的那一篇材料已经交给纪登奎,现在保存在中央办公厅。你写得也不高。”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中央决定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安放仪式,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廖汉生等特意向大家说明,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如此安排,应该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前来参加仪式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生前友好、老部下500余人。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在休息室亲切慰问了贺龙亲属,他说:“我没保护好贺龙同志。”贺龙女儿贺晓明说:“周伯伯,你也要多保重。”周恩来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听到这句话,休息室里响起一阵哭泣声。叶剑英主持安放仪式,首先在贺龙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党旗,接着周恩来致悼词:“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1979年,中央指示调查贺龙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1980年3月24日,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对贺龙死因作了科学的分析。联合调查组提出《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推翻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25号)的“病故”之说,并被中共中央所批准。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49号)《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对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为贺龙恢复名誉。《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杨勇被抓与北京军区领导人无关
杨勇、廖汉生先后被平反了,那么谁应该对杨勇、廖汉生被抓负责呢?
1967年1月,杨勇被关押后,中央军委即令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免除他的司令员职务,随即下达了免职通知。并下达文件,把杨勇列入中央专案组二办直接管理的彭德怀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审查,北京军区只是奉命“监护”。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人就想让这件事不清楚。
中央军委3月2日的批复全文是:“北京军区党委:同意你们的意见,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 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怎么是北京军区的意见呢?
杨勇在最初关押时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一封信,说自己被关押,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以后他又给毛泽东和林彪写过一封信。这两封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都立即上送,上面没有人说话。1967年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陈先瑞对此很不理解,他说: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治委员,谁敢抓他们呀?如果抓错了,上面说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一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了郑维山和陈先瑞,说他们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
陈先瑞辩解说:抓杨勇时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一个电报,说群众已经把杨勇同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陈先瑞还说:批林整风运动中,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郑维山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有过一些接触,郑维山被关押后,我就成了清查的重点对象。我很坦然,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的检查交代,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但总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总理关怀下,我才得以过关。

杨勇、廖汉生被抓是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保过不少人。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主张对陈毅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9月9日晚,毛泽东说“红总”(江苏群众组织)提出“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9月16日,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 毛泽东提到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除贺龙外都保下来了。至于他说让贺龙当中央委员,那只是“讲讲而已”。
1967年1月22日中午,杨勇被抓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成员。高级将领们情绪激动,纷纷向毛泽东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巨大伤害。徐向前汇报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我们军委开会,有些人到京西宾馆,要抓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几个常委都被围起来了,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抓去了,还要抓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许世友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右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毛泽东说:那些作法是对土豪劣绅的,用来对待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郭鹏(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人反映,他们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属被打了。造反派还扬言,要组织两万人“欢迎”他们回新疆。李天焕(后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向毛泽东报告,吴烈(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被包围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泽东说:“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毛泽东还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毛泽东说:李大章(四川省省长)、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体学(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俊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毛泽东说“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其实毛泽东心知肚明,他下令对杨勇“烧而焦”,却又装作毫不知情。但是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很快他就自揭老底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卢库(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而在同年5月,毛泽东会见某外国军事代表团时却这样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 这种出尔反尔何止一两件!
1968年5月20日晚,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谈话。他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要黄永胜给他们做些工作。毛泽东说:他们(造反派)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树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钟期光(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宋时轮(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都打倒怎么行?……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 这句话也同样泄露了“天机”,毛泽东说“我看(杨勇)不是反革命”,岂不是自证他知道杨勇已经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了吗?
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他明确提出保谁,谁就能幸运地免遭批斗,更不可能有牢狱之灾。毛泽东一句话就能决定杨勇的命运,但为什么他说了“几万句”保杨勇,杨勇依然被关押?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说他不知道
1971年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人,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被抓?”周恩来说:“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彪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反复说他不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九一三”事件后则推给了林彪。可是,林彪有权处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吗?
1966年5月11日,林彪指示总政治部: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5月17日,林彪向毛泽东呈送上述指示的总政治部文件。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林彪这个指示有些奇怪,毛泽东一直是中央军委主席,难道以前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批示更加奇怪,除了“退林彪”再无话。
1966年9月5日,周恩来主持修改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毛泽东审阅。其中提到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8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
周恩来是把大军区一级的任免放在党政干部任免中,这一次毛泽东不能无动于衷了,而是让印发、讨论。这样中央以及北京市领导都知道了,除了毛泽东和中央,任何人无权任免大军区一级的干部。也就是说,贺龙、杨勇、廖汉生等高级干部,除毛泽东点头,任何人都不可能撼动。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说他不知道呢?他在同外宾谈话中披露了心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1969年毛泽东在谈话中两次说到专案组,“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心如明镜,坚信有秋后算账的那一天,他像前面提到的北京军区造反派“张红军”一样,也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当然林彪也决不会想到,抓廖汉生、杨勇的责任最后还是推到了他的身上。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再次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北京军区管理局某副局长写了一份揭发北京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1969年10月,紧急战备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二是1971年1月杨勇摔伤,送到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对这一揭发事件,军区党委很重视,由时任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杨勇、廖汉生被抓事件。此时郑维山倒台了,清查重点便集中到陈先瑞头上。这次清查搞了三四个月。后来在心知肚明的周恩来过问下,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上作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核查,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事属子虚。这样,陈先瑞从杨勇、廖汉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1975年10月,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郑维山被平反的曲折过程
杨勇被关押后,周恩来就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1971年1月郑维山被打倒了。
郑维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县一个贫农家庭,1927受黄麻起义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主力师政委了。从“山头”说,郑维山是徐向前的部下,以后又成了聂荣臻的得力战将,被徐向前、聂荣臻力保是有渊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遵照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处置了华北地区多起突发事件,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又深得周恩来和徐向前的赏识,但他仍然没有逃掉厄运。
1967年1月,廖汉生、杨勇相继倒台,北京军区机关顿时陷入极大的迷茫和混乱。人们纷纷议论:“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是‘坏人’,剩下的军区领导谁可靠?”有人提议:“干脆先把他们都看起来,我们去请示林副主席,他说谁可靠,我们就相信谁。”这一提议行到造反派的赞同,他们分头行动。一部分人立即乘车赶到林彪住地,请求接见,被林彪办公室挡了驾。另一部分人在军区大院采取行动。杨勇被揪出来还不到三个小时,郑维山和军区其他领导也被分割、看管起来。郑维山是军区党委副书记,是造反派重点看管的对象,他被政治部秘书处的造反派关进政治部保密室,与外界隔绝,失去了行动自由。徐向前直接给负责看管郑维山的人打电话,严令即刻放人,郑维山才被放出来。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故伎重演,把杨勇被揪斗拿来做口实,逼郑维山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质。三位老帅沉默不语,没有讲是毛主席的决定。聂荣臻写了书面证明,证明打倒杨勇不是郑维山所为。
毛泽东在九大谈话中说: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插话: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38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稍后并入。江青在会议上多次讲话,除揭批陈伯达外,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称“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江青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每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那个特定时期,被“伟大旗手”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郑维山首当其冲,顿时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郑维山从反林彪变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被押往安徽山区的农场监督劳改。“四人帮”被打倒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郑维山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聂帅批示和郑维山子女的信转到总政治部。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报告。因为郑维山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12月12日,北京军区回复:“郑维山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治部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治部负责做审查结论。”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 为第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他在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少不脱产的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
12月19日,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央组织部讨论交接工作,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央决定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全部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
12月20日上午,中央组织部成立三个组,一组是案件组,负责清理三个专案办的案件。二组是材料组,三组是文书组。两个月内接收中央专案组专案材料17349卷,计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669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1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10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名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治部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开会,交代处理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因1969年传达林彪一号命令而被关押)等人的问题时,提到郑维山。聂荣臻对郑维山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有批示,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同志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很快派人将郑维山夫妇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徐厚田(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处长)起草为郑维山平反的意见稿。因为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查写的,主要错误一、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抓杨勇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1969年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郑维山不同意,说当时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69年7月13日,郑维山给胡耀邦写报告,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山头”的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史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电话里对徐厚田说:昨天聂帅问到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说要快点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治部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都表示,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治部电话通知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建议将拟好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而秦基伟(北京军区司令员)、袁升平(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
此时杨勇已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部副总长,他明确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抓的。”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郑维山是抓他和廖汉生的主谋。郑维山从朝鲜志愿军到北京军区,始终在杨勇手下当副职,直到杨勇倒台,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郑维山身为副司令员,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杨勇被抓后,郑维山也很快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如果不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他根本放不出来。但是,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三年,还有几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慈县问题;二是冀东“黑党”问题;三是同于桑(公安部副部长)两次去天津的问题。这使他的平反格外艰难。
徐厚田处长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荣臻、徐向前审查。徐向前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 并指示“快上报”。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治部办事太慢。”这显然是批评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当日作急件报总政治部主任。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1979]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其中说: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 月12日最后定稿,9月22日上报,至此郑维山的平反历经近一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1982年,李雪峰被恢复党籍,郑维山也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邓小平接见了他。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陈先瑞向中央写报告澄清真相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宣布:有13个中央委员和12个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他严重问题。因而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陈先瑞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说:“不让我参加三中全会,已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当时党中央主席的讲话以及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却很明确地定性,我属于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它严重问题的人,这更使我万分痛苦,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我的客观实际,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我连续几个晚上夜不能寐,反反复复回顾了我在十年动乱和揭批‘四人帮’的全部言行,我决心既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讲清楚,讨回公道。我坚信我个人是清白的,历史是客观的,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公正的。”
1979年1月3日,陈先瑞接到军委调他到兰州军区任顾问的命令。1月12日他到兰州军区报到,4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呈递报告,实事求是检讨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和中央文件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意见,请求中央对他审查,并给以公正结论。陈先瑞认为:他从一个十几岁受地主压迫的放牛娃,参加红军,奋斗几十年。在那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在岗位上,就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办一件错事,党中央的路线都错了,我们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一点不错?陈先瑞并未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个人崇拜和盲从。但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都是思想认识和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表态拥护的没有超出当时中央文件的口径,当时执行的没有超出中央文件的规定,没有另搞一套。对中央要批判、打倒的老干部,不管谁来调查,他都坚持不捏造事实,诬陷好人,还尽量说一些公道话。对群众没有支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在受批斗围攻时,没有丧失原则,问心无愧。没有个人野心,没有为了向上爬出卖灵魂,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活动。
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谢富治、纪登奎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北京军区日常工作由陈先瑞主持。当时的北京军区是一个庞大的班子,领导成员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政治委员,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北京军区下辖8个野战军,1个卫戍区,1个警备区,3个省军区和10多个独立师,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军区领导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
陈先瑞说:我虽然没有遭到像许多老同志那样严重的迫害、致残、家破人亡,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直是在挨批斗、作检查中挣扎过来的。文革开始说我是徐海东黑干将,是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派到北京军区夺权的。在批判杨余傅时,说我态度暧昧,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彪的指示。华北会议说我反林彪,反江青,反38军;李德生受批判时,说我是李德生的“轿夫”;清查五一六,把我列为审查对象。一会儿批我跟林彪不紧,一会儿说我是林彪线上的,总之,谁在台上说我反谁,谁倒了说我是谁家的人,真是有理说不清。十年动乱中,从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到中央召开的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鼓掌欢迎会”(即作检讨就欢迎通过),我记不清大大小小的会上,作过多少次检讨,为了过关,我把各种粗暴无理的批判,都包揽下来,上纲上线去认识,这些都是违心的。北京军区班子那么大,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无论是原华北的,还是其他野战军的,也不论批评过我的还是未批评过我的,总的讲我与大家是团结的,没有留下芥蒂。我不计较个人恩怨,对机关和部队批判过我的同志,不记仇,不搞打击报复。我可以说没有整过一个人,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护干部。文革初一些人要打倒几个副司令员、副政委,我坚决不同意。在几次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中,一些人几次主张对一批干部免职、降职、调离、转业处理,我都挡住了。我始终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我没有在北京军区挖山头,平山头。我忍辱负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不分昼夜,那时中央、军委随毛主席夜间办公,我夜里电话不断,并不时被召去接受任务,白天照常到军区上班。我身体不好,是硬支撑着过来的,我与领导班子的同志,齐心协力,分工负责,比较好地完成了首都警卫、部队战备、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部队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陈先瑞自我辩护的报告呈送中央后,近一年没有人找他谈话。1979年6月,陈先瑞接到中央通知,参加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又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五、六、七中全会。1980年陈先瑞约见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专门谈他的报告问题。韦国清说:“军委认为你的报告写得很诚恳,很客观,实事求是,教训总结得也很深刻。我们也收到了其他同志的报告,对你的报告是比较满意的,你提的要求也很合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中央和军委急待处理的大事很多,很忙,你再耐心等等,相信中央和军委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久,杨尚昆、余秋里与陈先瑞谈话,明确表示:“军委和总政治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你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其它严重问题。华国锋同志的说法和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因为当时会期紧张,任务重,许多事办得比较粗,有不妥之处,对你是不恰当的。你要求纠正,合情合理,这事应该办,但是办起来有一定难度。请华国锋在全会上再专门讲一句,说陈先瑞同志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什么严重问题,这也不好办。三中全会的文件是纲领性文件,专门为这个不妥的提法就否定整个文件,或者修改整个文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他们让陈先瑞再等一段时间,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中共十二大召开时,陈先瑞作为兰州军区代表参加,余秋里对陈先瑞说:“你的问题这次大会可以解决了,中央提名你和孔石泉(济南军区顾问,也未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志为中顾委委员候选人。你们当选了,自然就把那个不妥的说法否定了。
1981年1月,中央军委宣布陈先瑞等六位老同志的离休命令。陈先瑞感到突然,这时他还不到70岁,组织上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他难免有些想法。但想法归想法,命令还是要服从的。邓颖超提出:“有些同志下了离休命令,就不要再选进中顾委了。”这样陈先瑞等几个人从中顾委候选名单中被拿下来了。中顾委选举后,余秋里对陈先瑞说:“孔石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真对不住啊!”陈先瑞只能一笑了之。
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小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专门讲了陈先瑞的问题。他说:“陈先瑞同志在我军历史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是很有影响的,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是清楚的,本人对经验教训总结是深刻的。对他的工作安排中央有考虑。”以后总政治部准备安排陈先瑞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因为他正式离休而未能落实。
由于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法,后来又没有公开结论,致使很多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对陈先瑞产生了诸多误会。有的直言相问,陈先瑞不得不解释一番。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上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可照,下有万民奋博,使革命事业不断前进,作为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只要国家兴旺久安,党的事业发展壮大,人民生活幸福美满,我就满足了。关于我个人有没有犯严重错误,有没有严重问题,那已经是历史。心底无私天地宽,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对一个人作出公正结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杨勇、廖汉生、郑维山等都获得平反,北京军区没有一位领导干部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打倒杨勇、廖汉生,与北京军区无关,与林彪也无关。杨勇、廖汉生被抓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北京军区的位置。正像1974年毛泽东导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样,体现了他的这种严重的不放心。

作者后记
笔者在撰写《百战将星杨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载《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时,曾采访过几十位知情者,并查阅大量史料。同时,本文还引用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廖汉生、陈先瑞、徐向前等将帅回忆录,杨菁(杨勇女儿)、张作光《往事》(明天出版社1987年8月版),卢弘《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石言(北京军区党办秘书)、木辛(郑维山秘书)《还历史真面目——平反李雪峰、郑维山及华北冤案》(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2月修订版)等,在此一并致谢。

2021年12月2日完稿
2022年11月1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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