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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
舒云
目录
上海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积极批罗
杨成武不同意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
萧华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谈会
《纪要》导致军队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萧华在天津养病
第一个被打倒的二级部长史进前
林彪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毛泽东对下发萧华讲话不表态
“紧急指示”后北京军事机关纷纷告急
毛泽东明确表态保东躲西藏的吴法宪
军校学生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军校学生再次冲进国防部大院
萧华建议召开大会动员军校学生离京
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二次10万人大会
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组织批斗老帅大会
江青逼迫刘志坚写书面检查
刘志坚成了老帅们的“替罪羊”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萧华不得不冲上了第一线
李圭被军艺造反派强行“软禁”6天
“公主”肖力推翻萧华的“四点倡议”
萧华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群众代表
萧华到军报正赶上叶群宣读林彪信
萧华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
江青责令萧华到10万人大会上检讨
江青谎称从中南海领来“圣旨”
周恩来通知萧华解除了“警报”
萧华从后门逃到叶帅家躲过一劫
江青、陈伯达推卸责任，嫁祸杨勇
周恩来接见军队代表紧急辟“谣”
林彪因萧华问题当面大骂江青
李圭一天遭遇三场“文明”批斗
毛泽东说萧华、杨成武“基本是好人”
“二•一五”总政机关保萧华大会
“三•三”大会周恩来再次力保萧华
萧华以胜利者的姿态组织“反击”
萧华在“三•三”大会后积极工作
“五•一三”事件萧华不知道的背景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立即转向
萧华不同意演出得罪了“老三军”
萧华想见林彪，却连叶群也见不上
萧华再次求见林彪、叶群未果
毛泽东再次保萧华，仍没有保住
肖力传达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
干部部秘书范垂士边哭边控诉萧华
总政治部被群众组织专政了14个月
萧华的秘书们贴出126张大字报
萧华被江青扣上“叛徒”的帽子
萧华没有收到1967年国庆节请帖
肖力宣布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
萧华被定为叛徒集团中的第11位成员
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
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四分五裂
军管小组“军管”了总政治部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最后三件事
绝大多数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分配外地
王新兰上书，萧华终于被“解放”
作者后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4-2016），前身是1930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
1964年9月，萧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8月11日被打倒。10月25日，肖力 在总政治部群众组织大会上宣布林彪“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1968年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军管小组军管总政治部，销毁大批“死材料”（有关档案文件），遣散绝大多数“活材料”（机关干部）。那么这一段诡异的历史会销声匿迹吗？
上海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积极批罗
1965年12月7日，毛泽东首先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总参谋部副总长）、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四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 接着他又四次批示，组成了上海会议最初的名单。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通知开会是中央办公厅的事情，为什么毛泽东要亲自上阵呢？而且从这五份批示看，毛泽东是边想边补充的名单，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与会者。毛泽东第一个批示中提到的叶剑英等四人是“倒罗”积极分子，毛泽东要求他们提前一天来上海商谈。萧华此时正在江西九江养病，未能成行。
8日凌晨，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奉毛泽东之命再打电话。王新兰（萧华夫人、萧华办公室副主任）不想叫醒病中的萧华，说他不在。徐业夫停顿一下说：“有重要会议，请萧主任上午8点到上海锦江饭店报到。”萧华只得抱病打电话要飞机。吴法宪说：“九江机场报废好几年了，大小飞机都不能降落，南昌才有飞机。”王新兰打电话找杨尚奎（江西省委书记），通过铁道部调火车，一路不停赶到南昌，此时豪雨如注。上午8点多军用飞机抵达上海，萧华被接到锦江饭店，王新兰被送到另外的宾馆。
萧华在上海会议背对背揭批罗瑞卿，还是相当卖力的。当然，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经验，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很积极。贺龙会前虽一无所知，但他见人就骂“长子”（罗瑞卿）。叶剑英对看望他的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等人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你们受压当然不好，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萧华在北京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工首长，以及部分的师政治委员，共186人参加。会议除研究贯彻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外，主要是萧华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比上海会议高出很多。同时要求各大单位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升级了。 毛泽东审阅萧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报告及会议文件，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6]109号）的名义转发全国。《解放军报》继1966年元旦社论后，连续发表七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机关整顿，主要追查罗瑞卿在总政治部的“党羽”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梁必业被扣上“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以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5月上旬，总政治部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建议撤销梁必业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通知，将《关于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彻底清算了梁必业“篡军反党的罪行”，将“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有他们名字或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 之后梁必业被解除职务，关押、劳改8年。
1966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批判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会议，中央军委常委、三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共42人到会。邓小平说：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我和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而我将和李富春出巡西北，不参加会议。 当天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主持，面对面揭发、批判罗瑞卿。3月17日，增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前一段未到会的军队干部共53人。批判不断升温，罗瑞卿跳楼致伤。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包括6个附件：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罗瑞卿3月12日检讨；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4月24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等。 同日，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下发时萧华5月7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彭真的发言作为附件三。萧华的发言分为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萧华认为他们“是一个反党联盟，是一窝子，几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案子”。 1967年3月17日，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钩，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罗瑞卿），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瑞卿）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
萧华在大会上还谈了自己的病情。他说：“现在医生还要观察几个月，肝炎容易复发。我已经反复过一次了，就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 病中的萧华为什么如此积极？邱会作认为：一则他在军委秘书长的事情上不如意，二则他曾被罗瑞卿拉过去半个身子，要和罗瑞卿划清界限。
杨成武不同意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
1965年上海会议后，包括林彪在内，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以为罗瑞卿和谭政（总政治部主任）一样降一级，哪想到他成了彭德怀第二。这一来军委秘书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邓小平决定由第一副秘书长萧华补位。邱会作说：“中央原则上已定萧华任秘书长，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对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很有气，怎么能让“动摇分子”萧华抢了风头呢？杨成武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过去罗瑞卿压在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换了一个人，叫我怎么工作？”杨成武认为他、刘亚楼、萧华三个人中，他与罗瑞卿的斗争最坚决，起的作用最大，而萧华不仅起的作用最小，还和罗瑞卿沾了边。林彪完全理解杨成武不肯屈居萧华之下，提议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这样可以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初期，十大元帅只有叶剑英坐“冷板凳”，老到这么一把年纪，反倒成了军内最大的“实权派”，进入了中国权力高层。叶剑英在接受邱会作祝贺时，表示很感激林彪这个“情”。 由此，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新的军委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话又说回来，萧华怎么会被罗瑞卿拉过去呢？
1961年1月，谭政降为副主任，萧华准备上台。然而军委内部竞争激烈，林彪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几个人选都报给毛泽东。萧华虽然在刘亚楼、杨成武之前进入军委领导班子，但一直没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所以对总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到基层干部都不满意。毛泽东决定罗荣桓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说：“主席说，萧华同志同罗荣桓同志一起主持总政的工作很合适！罗（荣桓）出场有点古人味，这样很好，梅兰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戏，台下的人也不会说话的。”毛泽东这番话，显然是嫌萧华能力和干劲都不足。林彪为照顾萧华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语言说的。 萧华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心里并不满意。他担任了十一二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积极反对谭政，最后还是原地踏步，这是罗瑞卿拉动他的原因之一。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贺龙、罗瑞卿、萧华等人谈话，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罗瑞卿专程到天津探望养病的萧华，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毛主席要贺老总主持工作只是暂时的措施。”萧华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瑞卿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像这样严重的问题，萧华没有向林彪报告，而是他的秘书以后揭发出来的。林彪为了团结大多数，对萧华采取了往里面拉的政策。
1955年授予的上将名单中，萧华虽然排在杨成武后面，但在日常排名中他总在代总长杨成武之前。萧华极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钟爱，尤其是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对萧华的器重更为明显。 不过杨成武并不服气，他曾公开说，影响他的人多了，比如萧克、陈光、王良、刘亚楼、左权等， 却只字不提比他小两岁的萧华。邱会作说：至于杨成武与萧华不和，1959年后的军委办公会议是常见到的，杨成武对总政治部的空头政治也是不感冒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总政治部没有任命主任。1964年2月1日，萧华患肝炎住院。同年9月，他才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文革由总政治部主管，萧华按照“左”的一套来，引起大家不少怨恨。当然萧华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嘛。杨成武对萧华倒台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他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倒。他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1968年初，在总参谋部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杨成武特别安排批斗萧华。他专门找人用四川方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还把徐立清和袁子钦（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很不舒服，他对萧华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杨成武当然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他也步了萧华后尘，成了阶下囚。
萧华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谈会
1966年1月下旬，李圭（萧华办公室副主任）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电话，说林彪让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江青要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人不要太多，最好萧华去。萧华和刘志坚研究，决定由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刘志坚请萧华带队，萧华一再推辞：“我事情很多，这几年有病，身体一直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主管宣传文化，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好。”刘志坚因重感冒住院，他向萧华提出，也不知道座谈些什么，是否先研究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遂约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刘志坚的病房商议。他们一致认为：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 出了一些好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周总理看过，并给予赞扬。因此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萧华说：“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她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都带回来研究。我们不了解地方文艺，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提出到总政治部任职，萧华没有理睬，江青不死心，找到总政治部文化部，最后还是因萧华阻挡不了了之。萧华一向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尽量不主动接触。 江青说：“萧主任，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啊！”王新兰曾劝萧华，不要在礼节小事上得罪江青。萧华说：“她又不是毛主席，我讨厌她！”
1966年2月2日下午，江青的座谈会开始，至2月20日结束，除观看30多部电影，3场戏外，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8次，全是江青一人说。她有事休会几天，刘志坚返回北京向萧华汇报，认为江青否定太多，许多电影、京剧都说不行。她反对写中间人物，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萧华表示同意，至于“这些问题怎么办，会后再研究”。江青结束座谈会后，刘志坚等人为向党委汇报，追记了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2月26日，江青对陈亚丁说：“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搞就搞吧。” 江青认为汇报提纲“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而毛泽东看后却极为重视，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萧华在党委会上说：“既然毛主席这么重视，等他们修改完，再研究如何传达执行。”
1966年3月中旬，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八易其稿，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定稿，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字数扩充到1万多字，标题也被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4月初，萧华批准《解放军报》把《纪要》改写成社论。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966]211号文件下发。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
邱会作对这个《纪要》很不理解，为什么由军队对党的文艺路线做政治结论？更纳闷不爱管闲事的林彪为什么出这个“风头”？以后他听叶群说，毛主席打电话来，说“小人物”不行，要请林彪这个“神”，要请解放军这个“神”出场。
《纪要》导致军队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
1966年3月下旬，总政治部党委决定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各大军区、军兵种文化部门负责人及军队知名作家、艺术家等249人参加。 会议仿照江青座谈会的做法，观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的68部国产军事影片和12部外国军事影片。江青认为《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等“有小缺点，是好的”，另54部则被扣上“美化阶级敌人”、“渲染战争苦难”、“专写错误路线”等大帽子，并重点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等七部影片。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吴雪（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还晃着二郎腿。听到《纪要》点名有“倾向性问题”影片包括他导演并出演的《抓壮丁》时，他正在晃动的腿立刻不动了，显然他没有精神准备。《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以来的文学艺术，“文艺黑线”矛头直指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扬、林默涵等人，而他们却蒙在鼓里，甚至吴雪坐在主席台上才听到对自己的“宣判”， 瞬间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
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袭击。谢镗忠、李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曾郑重宣布，会议“遵循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动员大家大胆发言。陈其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所云平（总政治部文工团剧作家）、冯毅夫（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等人纷纷质疑，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不是中宣部召开，而是江青个人召开？江青既不是中央领导人，军中又没有职务，为什么让她来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感到《纪要》提出的十条路堵死了九条，剩下一条也是“独木桥”……。空军有10人与会，冯德英（《苦菜花》《迎春花》作者）不同意把某些戏剧捧为“样板戏”，也不同意江青说“不敢斗争”或“逃避斗争”是“修正主义”作品。他十分不满地说：那么《白毛女》中喜儿逃进山里躲了那么多年，又叫什么？他对《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也说过一些不恭之言。 会议初期《简报》如实反映了这些对《纪要》内容不理解甚至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5月16日，林彪批示：“这是反毛主席的，要组织反击。”江青也表示：“恶毒攻击《纪要》，要反击！要反击！”那些“恶毒攻击”以及对众多“大毒草”说过好话，“吹捧”过的人，成了大批判的对象。陈其通、冯毅夫、白刃（《兵临城下》电影编剧）等六人被扣上反《纪要》、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在中小会上被批斗56次。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题为《恶毒攻击座谈会纪要的言论》14条被印发批判。后来批判内容越来越多，艺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早超出了14条的范围。 6月29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军文艺工作者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黑线”。6月3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也有重点报道。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军队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创作工作会议，揪斗了一大批有关领导干部及编创人员，30余人被打成“黑帮”，李淦（李圭哥哥、济南军区文化部长）、周洁夫（广州军区文化部长） 等数十人被迫自杀，形成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最早的一批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萧华在天津养病
萧华没有在全军创作工作会议露面。1966年3月至4月上旬，他在北京参加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4月中旬，他去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5月初萧华回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肝病尚未痊愈。5月16日，萧华再到天津养病。当晚他对秘书说：“这次到天津来，以养病为主。总政治部的工作由刘志坚、徐立清负责，让他们放手工作，不要去干扰。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5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具体布置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萧华多次指示或口头规定，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着重抓好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规定，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7月上旬，李圭去天津送文件，向萧华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萧华没有表态。8月1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萧华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他请了病假。8月6日，萧华看到李圭送来的全会文件、简报，点名揭批刘、邓，仍未表态，只说病还没有好，准备转到北戴河休养。8月9日，萧华刚到北戴河，就接到叶剑英电话，要他回北京参加中央全会。8月10日，萧华回到北京，当晚要李圭帮他起草发言稿。李圭写到：“两年多来因长期养病，脱离了实际工作，脱离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萧华看后不满意（以后他的检讨比这个说法厉害多了），把唐平铸（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胡痴（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叫来重新起草。
8月中旬，萧华在三座门 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并研究部署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在总政治部党委领导下设立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任组长，谢镗忠、李曼村为副组长，负责处理军队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总政治部机关成立文革办公室，调各部干部约10人，由高七（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处长）兼主任。
8月下旬到9月上旬，萧华分别到海、空军党委扩大会上讲话，并在京西宾馆主持三次驻京各大单位汇报会，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刘志坚在会上说：“我在8月7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趁便就军事机关能否成立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一事，当面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解放军不就是红卫兵吗？难道是黑卫兵？不要再搞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了。’”萧华和与会者都很激动，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军队的最大关怀。 讨论“十六条”草案时刘志坚提出：“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在周恩来、陶铸等人支持下，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被列为“十六条”中的第15条。据此全军文革起草《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主要内容是：军队不能乱，必须保持稳定，要坚持党委领导，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军队院校学生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红卫兵到部队串连、搜查。9月上旬，萧华向军委常委汇报了“十五条”的制定及内容，经讨论同意，即用军委名义下发全军执行。这时的萧华哪里想到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第一个被打倒的二级部长史进前
国防部大楼位于北京北海公园西边的旃坛寺1号（与北海公园共用一段墙），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分别占据北、中、南三座大楼，出入证通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楼分别发了出入证，就不能随意进出了。
8月25日，总参外事局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杨成武等人，得到总参作战部的支持。8月31日，萧华在总参党委扩大会上讲话，明确表态支持杨成武及总参党委，批评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在大字报上签名是错误的。萧华说：“杨成武有缺点，你们有意见都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杨成武说：“此事已经解决，过去了，今后注意团结，搞好工作。”但很快王尚荣、雷英夫被扣上“反党阴谋活动”，“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谋部党委领导”等大帽子， 被监禁8年之久。
8月27日，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也贴出《炮轰总政治部党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总政治部党委只动员揭批处级领导，而不揭批本身存在的问题。6月初以来，在总政治部党委统一部署，各二级部党委领导下，总政治部大楼各层糊满了大字报，较有秩序地揭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少数大字报涉及总政治部党委，也没有指名道姓。史进前这张大字报，是矛头指向总政治部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篇幅很长，三整张纸连起来，从二层栏杆一直垂到一层大厅，十分醒目。此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大楼里的大字报剧增。
9月初一天晚上，萧华到总政治部大楼一层大厅看大字报。他对史进前的大字报极为重视，认真看完，一言未发。两天后，萧华找史进前个别谈话，史进前态度极其强硬。史进前是首都工作组副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跟随叶剑英等人勘察北京地形，调整和加强要害部门的守卫力量，并部署“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他深知这场运动的厉害。“罗梁反党集团”的梁必业分工保卫部，作为保卫部长的史进前很难摘干净自己，所以急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萧华在京西宾馆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徐立清、袁子钦、贾若瑜（总政治部秘书长）、谷德（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张伯祥（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刘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13人开会，要大家注意保密；同时让李圭把与会者名单记下来，并要谷德整理史进前的有关材料。
史进前本姓薄，是薄一波（当时已被打成“六十一个叛徒案”中的大叛徒）本家侄子。他在北京读中学时，与阎锡山的中将亲戚有牵连。加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将史进前关在前门外一个独立小院隔离反省，由北京卫戍区一个排看守，同时保卫部发动群众背对背批判。 萧华说：史进前一个人掌握了200个黑名单，他完全是搬用修正主义的肃反路线，搬用苏联这套，……现在把他挖出来了。这也是很大胜利，因为保卫部门，也是重要的专政工具。” 当然，萧华想不到揪出史进前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总政治部造反派先后成立“联络处”，“批斗筹备处”等群众组织，史进前一派的总勤务员芦前安、徐勤全（均为保卫部干事）对专政史进前极为不满，遂成为批斗萧华的急先锋。
林彪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1966年5月，叶剑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林彪提出的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大革命12条，分别对机关、院校、部队提出了要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向北京大学派了工作组，其他院校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政治局常委提出由军队派，叶剑英问军队有没有人，刘志坚说有。当时总政治部掌握着准备参加“四清”的3000多名军队干部，尚未分配下去，就都派出去了。 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示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7月24日，毛泽东宣布撤销各地工作组的决定。 还没有派出的工作队也就不了了之。总政治部拟就一份电报，规定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8月16日上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第54次常委会，讨论军以上机关和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体从9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师团机关和连队按照总政规定，进行正面教育。会议纪要记载：军队的情况和地方学校、机关有所不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 军校内部可以贴大字报，但不准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时间短，乱的是局部，坚持了党委领导，反对造反派。军队大单位真正以造反派名义夺权成立革委会的，只有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夺了权，炮兵政治委员陈仁麒、副司令员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被打成“反党集团”，处罚到农场劳改。这是全军唯一的一个单位，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
毛泽东对下发萧华讲话不表态
8月24日、27日，总政治部两次召集驻京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汇报会。萧华在会上提出部队中不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之后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叶剑英说：“萧华同志最近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对当前军内运动的形势做了估价与分析，对今后怎么办也提出了一些意见。讲话记录稿已经印发给大家。萧华同志建议军委常委议一下，如果得到同意，就以军委名义印发下去。不知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请讲。”会场出现短暂沉默，与会者纷纷从皮包里拿出打印稿，各自翻看。贺龙首先说，他看了两遍，认为萧华讲的一些问题很重要，也讲得很好，同意转发。聂帅、徐帅也同意。叶剑英最后说：“大家都同意萧华同志的讲话，建议以军委名义转发全军。这件事，还需要向林副主席请示。如果他也同意，就早些把文件发下去。”散会后，萧华对代替叶群与会的张云生（林彪秘书）说：“你回去后，把大家讨论情况向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报告。我的那份讲话稿，已送林办两份。你们看后，给林副主席详细讲讲。我的意思是，争取早一点发下去为好，因为各单位都在催促，军委应当有个态度。”叶群听后说：“萧华那个讲话稿，用不着你给首长讲，我去说说就行了。他们开会都表示同意，有人又评价那么高，首长还能再说什么？首长也不能独自做主，这样的事情应当报告主席。”随后叶群拿着萧华讲话稿去见林彪。很快叶群回来，林彪用红油笔在文件左上角批“送主席阅，林彪”。过了两天，萧华来电话问，叶群叫张云生给毛泽东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徐业夫很快把萧华讲话稿退回林办，文件上多了“已送”两个字，毛泽东却没有划圈。叶群说：“如果萧华再问，就说等主席批示。”以后萧华没有再问。
9月1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第56次常委会，决定军队除总部机关、各军区宣传文化部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外，总参三部、军队工厂、师以下部队和边海防部队，都暂停文化大革命运动。 叶剑英说：“现在的形势，如脱了缰的野马。”“各地学生搞省委，要打第一书记的，都是北京去的学生串连的。”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在会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北京串连”的三条指示。此外，刘志坚主持全军文革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电报，如“关于部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对军队文化大革命有若干规定和必要限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紧急指示”后北京军事机关纷纷告急
1966年9月下旬，全军文革提出，军队院校师生想见毛主席，希望批准他们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中央军委讨论时，大多数人激烈反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承担了很大的压力。9月底，他撑不下去了，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对军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迫于毛泽东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也不得不点头同意全军文革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具体意见。
国庆节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也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海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的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 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商议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4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第58次常委会，讨论“紧急指示”稿，送林彪最后审定。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党。 林彪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解释：你们批评我们（军委）在这个问题上“失策”也可以，“让步”也可以。按我的想法，就准备这个院校不要了，乱了就乱了，牺牲小的换取大的。丢了院校，换取一个野战部队不受冲击就行。我们只要有了野战部队的稳定，就什么都不怕！ 10月7日，林彪在接见萧华、刘志坚、胡痴时，强调“师以下部队，要保持高度的戒备。”10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讲话中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战备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还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但是，“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塞进“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迫使军队文革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邱会作认为这个紧急指示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错误，但这不是林彪搞的，是全军文革搞的，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虽然萧华、杨成武、叶帅、聂帅，甚至林彪都没有挡住极“左”的东西，但与“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紧急指示”允许军队院校像地方院校一样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大约一个月内，111所军校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全都垮台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全军院校幺幺幺，的确有妖。”这无疑助长了军校造反派的气势和揪人风头。各地军校纷纷成立战斗队，踢开党委，涌进北京，冲到主管军校的上级机关，最高峰时北京聚集了十几万军校学生，军队机关大乱从此开始。原来按中央军委总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领导，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普遍被揪斗，军队工作全面陷入被动。邱会作认为，军队大乱的主要责任在江青，直接责任是全军文革的刘志坚、萧华、徐向前。江青和全军文革相勾结，把军队搞乱了，最后刘志坚、萧华自己也没有保住，反而先行下台了。
毛泽东明确表态保东躲西藏的吴法宪
军队院校造反派拿着“紧急指示”的“尚方宝剑”，大批涌入北京，冲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北京军区等。他们占领机关办公大楼，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北京的军事机关几乎都被搞得乱七八糟。
1966年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冲击国防部，要揪斗哈军工的工作组组长路阳（国防科委副主任）。到11月，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逾10万人。其中少数人带头冲击中南海、国防部。
11月8日凌晨3点，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张云生被电话吵醒。刘志坚电话报告张家口外语学院等院校的600多名学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冲进国防部，吵吵嚷嚷要揪斗副总长李天佑，指责他前不久到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殴打警卫战士，往一位副团长身上抹浆糊，贴大字报，甚至抬着长木板压在“人墙”上，从警卫战士头上跳进去，然后砸碎窗玻璃，从窗户爬进办公楼。警卫部队下令两个警卫抬一个学生，把他们“请”出去，但还是有一部分学生赖在国防部大院里闲逛。半个小时后，萧华也来电话报告，主张对冲进国防部的学生严肃处理。林彪得知有些惊讶，“啊？冲进国防部了？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处理吧。”叶群急了：“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 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林彪对张云生说：“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楼，但不要抓人。”
西安空军通信学校、空军技术学院、空军机务学院的造反派冲进空军大院，要揪出吴法宪、余立金、成钧。他们在吴法宪家门口的马路上，贴出“打倒吴法宪”的大标语，一个字足有几平方米。吴法宪不得不向杨成武求援。杨成武此时为避开造反派揪斗，躲在总参管理局第五招待所，他让吴法宪去西山找叶剑英。叶剑英让吴法宪住到他家里，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可是，空军机关乱成这样，身为司令员的吴法宪放心不下。他在叶剑英家住了三天，刚回到空军大院，就被通知到营建大队礼堂参加批斗会。造反派准备了痰盂充当高帽，还准备了涂脸的墨汁，剃“阴阳头”的剃刀。很多人劝吴法宪不能去，万一局势失控，很可能回不来。叶剑英要吴法宪立即离开空军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并让军委办公厅在京西宾馆给吴法宪开一间房。于是，吴法宪带着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开始“逃亡”，时而在空军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流浪”持续了两个月，搞得他精疲力竭。造反派找不到吴法宪，晚上越墙闯到他家中，往往一夜要来几趟，每次都要把各个房间搜查一遍。吴法宪最小的女儿才6岁，被吓得哇哇大哭。有时一觉醒来，她就会吓得大喊：“妈妈，他们又来找爸爸了。”
林彪指派关锋四次到空军大院，徐向前也通知王新亭（副总参谋长）保吴法宪，效果都不大。空政文工团团员刘素媛、邵锦辉在与毛泽东跳舞时问：“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林彪立即让叶群转告江青：“毛主席指示要保吴法宪。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对吴法宪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很快写了一个检讨给江青，江青说“可以了，就这样吧”。吴法宪连续三次在空军大院检讨加批斗，实在支持不住，造反派才允许他坐在地上。 因为有毛泽东保，吴法宪免遭牢狱之灾。当然，福祸还真说不准，如果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像杨成武一样深陷囹圄，他怎么可能成为“九一三”事件的重点人物呢？
军校学生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紧急指示”给军队造成了极大混乱，是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后的第一次得手。滞留北京的10多万军校学生，不断地冲击军事机关，且越演越烈。他们要求接见、回答问题，否则就静坐、绝食、写血书，甚至借口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抬出装有文件的铁柜，还把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崔田民（铁道兵政治委员）等军队领导揪到国防部大院外批斗。
1966年10月前后，军队负责人经常“自由结合”到叶剑英那里骂造反派。叶剑英开始只听不说，甚至脸上没有表情。但很快运动就波及到叶剑英头上了，有一次他回西山的路上中了造反派的埋伏，差点当了俘虏。他在军事科学院的家也被总参测绘学院的造反派给抄了，北京大街上，特别是三座门、军事科学院一带贴了不少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还是丑化他的生活作风问题的。叶剑英很快“醒”了，也开始痛恨造反派，甚至想抓人。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叶剑英命令两个连隐藏在后院，观察了头头是何许人，准备下手。陈伯达不同意武力解决，说“我们千万不要小题大做”。他和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毛泽东那里开会，提到军队要动手。毛泽东说：“三座门的事放在那里不去管它，让他们把房子掀翻了也不怕，无非再新建一座。”事后叶剑英对邱会作说：“若不是陈老夫子多嘴，我早把造反派头头抓起来了。”
10月21日11点，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的100多名学生要求路扬（军委办公厅秘书长，哈军工工作组组长，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接见，澄清问题。他们先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后以搜查工作组成员笔记本和“黑名单”为由，不顾警卫阻拦，冲进国防部大院，又冲进国防科委办公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开了冲击解放军总部机关的先例。萧华、刘志坚迅速报告叶剑英、聂荣臻。国防科委领导按照聂帅指示，再三劝说学生退出国防部大院，均未见效。当晚，叶剑英、聂荣臻出席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决定写一个简要讲话稿，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由张春桥、刘志坚等向学生宣布。10月22日，叶剑英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写信，要求他们停止冲击国防部、国防科委办公大楼。 凌晨1点，军校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11月17日，周恩来接见哈军工“八八团”和“东方红”代表，批评“八八团”冲国防科委，抓路扬的行为是错误的。同日周恩来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等11个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军校学生再次冲进国防部大院
1966年10月30日，萧华在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中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11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退林彪”。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1月初，经萧华、刘志坚建议，军队驻京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在北京西山召开。与会者纷纷反映无法工作，没有时间看文件、电报，连吃饭、睡觉都没有保证。叶剑英指示萧华、刘志坚，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主要精神是制止混乱，保证部队正常指挥，“未经军委许可，主要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林彪批发后，转给中央文革，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全军文革根据叶剑英指示，又连续起草五份电报，还是被陈伯达扣压。在中央文革会议上，陈伯达对刘志坚说：“你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扣留了。”
11月7日晚，张家口工程学院学生在国防部北门外静坐，认为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到该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与他辩论。全军文革派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部长、全军文革办主任）多次劝说未果。8日凌晨3点，600多名军校学生在国防部大门外发动大规模冲击。排成人墙的警卫战士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伤了几十人。维持秩序的副团长不仅挨了打，身上还被抹浆糊，贴大字报。军校学生打破玻璃，将木板一头搭在窗框上，一头搭在警卫战士身上，踩着木板冲进国防部大院。总参、总政大楼有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营守卫，他们没有冲进去。凌晨4点，李圭接到全军文革办公室的电话，立即报告住在西山的萧华。叶剑英、萧华、刘志坚紧急商议，拟出五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国防部大院是重点保护目标，不能冲击，命令所有进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立即退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谈判解决；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刘志坚电话向林办值班秘书张云生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请及时告诉我们。”萧华也给林办打过电话，主张严肃处理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军校学生。8点前李圭到国防部大院上班，北门里的马路及北楼前后，遍地碎木板和纸片。警卫战士排成人墙，挡在办公大楼入口处。冲进大院的军校学生大多坐在地上，少数学生四处游走。李圭来到总政大楼七层的全军文革办公室，桌上有几件警卫战士带血的军衣、军帽，李曼村等人正在焦急地等上面指示。
这时，林办秘书还没有报告林彪。林彪有规定，他睡觉时不能叫醒他，起床后乃至吃饭后半小时也不能报告，否则他会“出汗”。快到中午林彪才得知，他显得有些惊讶，“啊？冲进国防部了？”张云生说：“萧华、刘志坚研究后提出几项措施，希望得到林副主席指示。”林彪说：“我没有什么，让他们去处理吧。”叶群在一边急了，“那怎么行？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他们向你报告了，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说他们胡来都是经过你同意的。那样，中央文革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那就给刘志坚回个电话吧，”林彪向张云生交代：“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林立果在一旁补充说：“也不要叫学生们写检讨了，要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不要和他们对立。”叶群说：“老虎（林立果）不愧是红卫兵，对红卫兵造反很有感情。”
张云生向萧华传达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知道了。学生冲击时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萧华、刘志坚十分为难。冲击军事首脑机关，这本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应予严肃处理，这怎么成了“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了呢？
萧华建议召开大会动员军校学生离京
国防部大院连遭两次冲击后，萧华、刘志坚和全军文革反复研究，既不能抓，又不能检讨，那就只有动员军校学生离京返校，才能避免更大的混乱。但是，滞留北京的10万军校学生强烈要求接见，不接见不走。萧华建议召开一次10万人大会，请几位老帅出面讲话。
11月6日，总政治部召集会议，萧华、刘志坚通报全军院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目前冲击国防部，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像地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严重影响到首脑机关的正常工作甚至作战指挥。萧华请示叶剑英，建议把来京的10万军校学生集合起来，开个会进行教育。其他几位老帅也都同意开会，并报告了林彪。
叶剑英给林办打电话，说来北京串连的10万军校学生强烈要求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不满足就不离开北京。这都是些不大懂事的娃娃，需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又要对他们做工作，军委几位同志决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学生大会。主席已经连续接见红卫兵，不必再去惊动老人家，最好林副主席亲自到场指示。我们想，考虑到林总健康，如果他不能到会，由我们几个老帅讲几句话，也就可以了。请报告林总，看他有什么指示？张云生立即向林彪报告，林彪只是点点头，说“我不参加”，没有任何指示。
徐向前回忆：11月间，萧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萧华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下午，报林彪同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革命师生10万人大会，萧华和刘志坚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带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出席，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也悉数到场。为满足学生要求，萧华特意邀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绕场一周。周恩来、陶铸、聂荣臻离去，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留在主席台上。 萧华首先说：同学们、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各总部、各军、兵种热烈欢迎大家。在这里我还要转达林副主席对同志们的问候。今天除了周总理等接见，陈毅副主席还要讲话。
陈毅扔开讲稿，即席发挥：亲爱的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军校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和同志们见面。萧华同志让我来讲话，讲什么呀？没有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讲了别人就要到外交部把我揪出来。马上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我不是“我”字当头，不是“怕”字当头，如果“怕”字当头就不讲，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话有些不好听，但是我要讲，闹我是不赞成的。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乱搞，不要作错误斗争。……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是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是栽过大筋斗的，我作过路线斗争，犯过大错误，吃了不少苦头。……你们也许会说，陈老总你是不是给我们泼冷水？我说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什么“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么意思。11月14日，陈毅在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很不自觉，很不理解。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滔天罪行”，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外交部有些大字报里写什么“罪魁祸首”、“刽子手”、“滔天罪行”等，这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的讲话引起不同的反响，有掌声，也有议论声。
贺龙第二个讲话，他完全照稿子念。这时毛泽东已经点了他的名，弄得很紧张。萧华报请叶剑英同意，让贺龙在大会上讲话，缓和气氛，平息谣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的讲稿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马上就会被造反派抓住小辫子。萧华、刘志坚绞尽脑汁，让贺龙推荐空军17航校提出的“搞好革命大串连的10点建议”，叶剑英、贺龙都同意了。贺龙很快念完，离开会场，无人起哄。
徐向前讲话也很短。他说：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问好。……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国家的安全，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我们军队院校要做文化大革命的好榜样。希望同志们不要做坏样子，不要做有损于我们军队荣誉的坏样子。过去发生错误是难免的，不责怪大家。我们没有很好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作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叶剑英最后讲话，他的讲话稿也是全军文革小组提供的。但他看着会场气氛，就脱离讲稿说：“刚才军委副主席陈毅、贺龙、徐向前向同志们讲了很多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我、对同志们都有教育意义。我完全拥护。现在，我向同志们简单讲几句。在座的都是院校的工作人员、革命学生、教师。这几年，我在军委管院校工作。去年搞了一年整风，整过一些领导，也整了一些行政干部和教师的不良作风。整风没有搞好，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没有把院校的很多方面搞好，没有把院校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整顿过来，我以后要向大家检讨。……我们军队院校要做好榜样，……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我们应该指出，如二医大做得过分了，变成了错误。……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以上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
这时有学生用一整张纸写一个大字，拼成“陈毅和叶剑英的讲话是错误的，必须批判”。还有人从台下递上来一个条子，辛国治交给李圭，李圭交给主持大会的萧华。叶剑英讲话快结束了，萧华把条子递给他。 叶剑英看后气愤地大声说：“同志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萧华主任，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许多人大声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他下面还有问题：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越说越气愤：我告诉同志们，我们四个人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通过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我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从口号声和掌声看来，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见了吗？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教老子，教爷爷。多数教育少数，像李基才就需要多数帮助。……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会场响起“帮助了敌人”的喊声。叶剑英大声说：“对！帮助敌人！”
在座的军队领导干部中不少人对军委接见学生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也不满意。邱会作、许光达、萧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议论说：“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叶帅）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此话一语成谶。
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二次10万人大会
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次最直接、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但却与萧华和全军文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会后几位老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有的学生认为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精神。北京街头出现“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火烧陈毅”、“炮轰叶剑英”的大标语。“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红色造反者”迅速成立“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准备批斗叶剑英等几位老帅。
这给萧华和全军文革出了一个棘手难题。为稳定局势，经萧华和全军文革建议，11月29日，萧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的气氛更加紧张，会场上贴满了大标语，还有“炮轰”、“火烧”之类。 军校学生们声称陈毅、叶剑英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陈毅首先讲话，要学生“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人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我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
陈毅讲完，刘志坚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他把叶剑英、徐向前的讲稿念完，叶剑英说：“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萧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他首先念了几个台下递上来的条子，其中有一张“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叶剑英说：“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行。我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错误吗？这种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你们这里有很多标语，贴尽管贴，讲我们还是讲。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
会后不久，军委办公厅将会议文件送到林办。林彪问：“他们都是照稿子念的吗？”张云生说：“不全是，叶帅和陈老总是临时发挥，而贺老总和徐帅是照稿子念的。他们的讲话各有特点。”林彪对“特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脸上露出笑容，“什么特点？你讲讲看。”“共同点是……”林彪打断：“不同点呢？”“不同点是贺帅和徐帅的讲话内容显得很平稳，很慎重。叶帅和陈老总的讲话很直率，很活泼。”叶帅要和写纸条的人辩论，等了一会儿不见应战，叶帅说：“他不敢当面和我辩论，说明他心虚。这样的人，我看他是不敢见阳光，只是个小老鼠！”林彪哈哈大笑，还重复一句“小老鼠”。
徐向前借口头痛加剧，没听完陈毅讲话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索，招来了麻烦。觊觎军队的江青一伙，趁机叫嚣军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 江青指责“军队这些意见，是镇压群众。” 这话相当厉害，等于给几位老帅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
11月30日，萧华奉中央军委之命，带李曼村、胡痴等人乘军用飞机飞赴沈阳，解决沈阳军区造反派批斗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事件。这一段时间，陈锡联、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等都亲自给萧华打电话，报告被围困的窘况，请示解决办法。萧华和刘志坚提出方案，报叶剑英、周恩来同意，然后用保密电话，或发加急电报通告。相比之下，沈阳军区的情况比较严重，军区政治部两个部长带头围攻批斗陈锡联、曾绍山，要夺沈阳军区的领导权。萧华在沈阳军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这两个部长的夺权行为是非法的、错误的。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写大字报，但在军队中决不允许批斗、夺权的行为。经过几天的工作，总算平息了沈阳军区的夺权风波。
12月7日萧华回到北京，12月8日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13所军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两次10万人大会后，江青对陈毅讲话极为不满，认为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同中央文革闹对立，是在另外组织一个司令部，是“在唱对台戏”。 所以虽有相当多的军校学生接受劝说，返回学校，甚至退出造反队伍，但在中央文革煽动下，仍有40多所军校学生滞留北京。他们认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要到群众中检讨，接受群众教育。”
12月13日，周恩来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责令冲进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三天之内撤出来，否则要派卫戍区部队徒手把他们拉出来。 事情越闹越大。毛泽东指示：陈、叶“检讨一下，了此一案。”按照毛泽东指示，萧华让刘志坚为叶剑英准备一个检讨稿，检讨前几次接见时的讲话。刘志坚和全军文革为叶剑英起草了一个简短的检讨稿。
12月31日，萧华主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他没有提叶剑英检讨，而是在新年献词后说：“下面请叶副主席讲话。”叶剑英开始也没有说检讨，而是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今天在京西宾馆、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也有我们的同志、同学在那里一起听我们讲话。今天是元旦前夕，1966年完结了，快到新年了，我们向在座的全体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现在，我来讲讲我的意见。同志们、同学们！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就是说10月5日我们第一次接见第一批来京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指示以后，大家都欢欣鼓舞，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志们！你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对你们表示坚决地支持！（鼓掌）
我们在11月13日、29日又连续两次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了解得很少。这里面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和萧华同志主要搞些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个军区，13个军区现在开展了6个军区，还有7个军区远没有开始，这就是主席讲的分期、分批开展，军队师、团、营、连不搞四大，搞正面教育。院校文艺团体将来还是同地方一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院校这些部门，我同萧华同志、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是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要到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去了。因为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天下有事就不能指挥。我自己也没有觉悟，院校也是个重要部门，应该抓，这个问题基本情况了解得少，对院校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话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指出。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认为（叶剑英检讨）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而部分学生对叶剑英的检讨却很不满意。据吴法宪回忆：叶帅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一些人就按中央文革的事前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
叶剑英还没有念完检讨稿，一些学生就按中央文革的布置，举着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保护叶帅赶快从后台走了，各军兵种负责人也都陆续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林彪得知会议情况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事先不知道，“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坚搞的”。
一些军校学生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长安街。军队越来越乱，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组织批斗老帅大会
军校学生组织的“批资筹备处”密谋召开第三次十万人大会，准备狠狠批斗叶剑英、陈毅等军队负责人。经中央文革同意，他们散发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大会请柬分红白两种，叶剑英等人收到的是给批斗对象的白色请柬。
1月3日，周恩来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商量，劝说“批资筹备处”不要开批斗会。“不能让陈、叶两位老帅到大会上作检查，受批判。这不仅是有关老帅的个人威望，而且是关于军队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的威望与稳定的问题。”1月3、4日晚上，周恩来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1月5日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大会，并一再强调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反动代表，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 但江青不依不饶。
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吴法宪等人劝叶剑英和陈毅不要去，去了肯定挨斗，还可能有各种体罚，甚至人身侮辱。叶剑英又不同意大家替他们挨斗。从下午3点一直研究到次日零点，也没有研究出结果来。中央文革几次来电话催问，叶剑英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打电话请示林彪，林彪吃安眠药睡了。他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指责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干预，江青不得不取消批斗大会，造反的学生白挨了一天的饿，火冒三丈，回去就写大字报，“炮轰”、“火烧”几位老帅。
中央文革也没有善罢甘休，准备拿刘志坚开刀。
江青逼迫刘志坚写书面检查
刘志坚有苦难言。江青早就对他没有好印象，批他“擅自”整理《纪要》后，就处处找茬。刘志坚出任中央文革第三副组长三个多月后，又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四个多月，安排他在钓鱼台2号楼办公。为躲开江青纠缠，刘志坚搬到西山办公。在老帅支持下，他当面与中央文革交涉，不同意他们在“紧急指示”中加上“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江青不仅不理睬，反而增加了对刘志坚的恶感。
刘志坚在天安门城楼当着张春桥的面，批评陈伯达没有将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情报告周总理，“军队院校的事应该让军队领导出面处理，否则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江青干脆说：“有刘志坚在，军队的事就难办。”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质问刘志坚：“为什么军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是批不下去？你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究竟干了些什么？”
11月13日，中央文革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刘志坚对关锋、王力说：“工厂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军队的事情我要集中地管好。”江青生气地说：“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管，你那个臭水平，你能管好什么事情？现在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给我来信告你的状，说你把一些老帅抬出来压制群众运动。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12月12日起，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内部点刘志坚的名，几乎是开一次会，就点名批他一次。12月14日，刘志坚在江青勒令下被迫写书面检查。江青看后说：“你那个检查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还要写！”江青在会上当面指责刘志坚：“你为什么要把四个老帅抬出来压制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他们的讲话归结到一点，就是给运动泼冷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会议是你组织的吗？”陈伯达则大发雷霆：“你胡闹！你说四个老帅的讲话是谁给他们搞的？”刘志坚说：“是我搞的，是我根据萧华主任指示给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讲话并没有完全按照讲稿去讲。”江青说：“好啊，你背着我们另搞一套！你严重地无组织无纪律！”
刘志坚成了老帅们的“替罪羊”
1967年1月4日晚。周恩来利用会议休息，私下对刘志坚说：“是否由全军文革主动承担些责任？”周恩来想通过批评刘志坚工作上的错误，保护老帅过关。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江青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志坚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要“改组全军文革”。刘志坚倒台牵出萧华，最后砸烂总政“阎王殿”。当然，如果老帅们倒了，萧华、刘志坚也一样跑不掉。
周恩来在会上讲完话，示意刘志坚讲几句。其实，刘志坚主持第一次十万人大会是萧华建议，经叶剑英同意，并报林彪、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但是刘志坚还是违心检查说：“我是全军文革组长，有些情况及时向叶帅、陈老总汇报反映不够，他们对有些情况不太了解，因此讲话中难免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
据当时的传单，刘志坚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讲话。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中主义，和稀泥。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不好。六、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工作中很不民主。
刘志坚检讨到“我有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康生站起来拍着桌子喊：“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顿时全场响起“打倒刘志坚”的吼声。造反派一哄而起，连夜抄了刘志坚的家。
1月5日，5000多名军校学生涌到国防部大院，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刘志坚给叶剑英打电话，表示去国防部大院见学生。叶剑英说：“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果然刘志坚陷入重围，在震天响的“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中，他被扣上高帽子，扯掉帽徽、领章，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了。当晚他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关进一间空房子，几天后被转押到北京卫戍区顺义营区，大会小会批斗，他头上的“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等帽子越来越多。
1月6日，萧华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时说：“军队内特别是以刘志坚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没有彻底肃清。那时候还没有把他挖出来，没有揭开盖子，所以这里头阻力还是很大的，院校里头阻力很大，有一些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或者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这样毒素还没有完全肃清。……至于现在我们的中心问题还是抓两条路线斗争，首先是抓刘志坚的问题。我想刘志坚这个问题是坏事，但坏事也可变好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来个大的促进，……”“总参揪出王尚荣，总政揪出梁必业，现在又揪出刘志坚、史进前。……”
1月上旬，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刘志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称“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伯达说刘志坚是叛徒。徐向前质问：“这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他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干部跟我们作战这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受伤被俘。第二天敌人押解途中被抢回，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此时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刘志坚被关押7年9个月，直到1974年9月才解除关押。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个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提议由徐向前接替，并说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还建议，由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直接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
1月6日，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指示，由他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徐向前与夫人黄杰反复琢磨，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徐向前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毛泽东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她那时只是照顾毛泽东生活。后来徐向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的组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200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向前家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头痛经常发作，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恩来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以后徐向前就采取这个对策。
1月8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林彪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余立金和王宏坤（海军副政治委员）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还宣布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解放军报》。 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不过很短暂，很快林彪就醒悟了，不再让关锋插手军队事务。
萧华不得不冲上了第一线
刘志坚倒台，导致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三个剧烈变化：首先是机关出现第一个战斗队。全军文革由总政二级部抽调的正副处长、干事组成，负责秘书组、院校组、文艺组。近半年来在刘志坚领导下，废寝忘食，日夜值班。现在刘志坚被揪出来，岂不是辛辛苦苦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吗？那时的逻辑是你不揭发，你就和被揭发者是一伙的。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不害怕被牵连？为表示坚决与刘志坚划清界限，全军文革成员率先造反，封了全军文革办，扣押了袁子钦、彭飞（总政副秘书长），贴出揭批刘志坚的大字报，打出总政治部机关第一个造反派 “一·四”战斗队的牌子。之后机关各二级部都纷纷成立战斗队，办公大楼各层墙壁贴满了大字报。
第二个剧烈变化是萧华不得不冲到了第一线。 “紧急指示”后，萧华在总政治部党委会上对处理军队院校问题划了四条线，第一线是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第二线是全军文革，第三线是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第四线才轮到萧华和叶剑英。所以近半年里除大的集会，萧华从未与造反派单独见面。而随着刘志坚倒台，“二月逆流”徐向前等老帅靠边站，一、二、三线都垮台了，萧华作为全军文革第一副组长不得不亲临第一线，整天处于内外夹攻之中。
总政治部群众组织代表在机关大会议室集会，面对面质问萧华，你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他们认为，刘志坚经手的许多文件都由萧华批发，刘志坚犯错误，萧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会议还算“文明”，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高呼口号，许多人仍尊称萧华为“萧主任”。会议开了个把小时，萧华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1月5日，各地军校的十几个战斗队代表强烈要求萧华接见。当晚7点，萧华来到军事博物馆东侧的军人俱乐部。500余名军校学生挤得满满的，冲着萧华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补了一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就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质问萧华：“刘志坚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为什么敢于镇压军队院校的革命行动？他的后台是谁？”萧华回答：刘志坚个人犯了错误，并不代表全军文革和总政治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总政治部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由于我们工作繁忙，问题复杂，对某些情况了解不够，处理上有不妥当之处。“关于刘志坚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准备材料，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昨天他的检查，可能也谈过了，如果同学们要了解详细的经过情况，8月份以前的情况只有李曼村同志他清楚，因为他自始至终在文革小组里同他一起工作，当时我在外地养病，不在北京，回来的比较晚，……直到不久前才回北京，所以同学们要了解刘志坚在前一段怎样执行刘邓路线，怎样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的情况李曼村同志比我清楚，可以由他向同志们讲一下。”
军校学生对萧华强调养病的回答并不满意，不断插话、质问，一再追究刘志坚的后台。乱哄哄闹了三个多小时，萧华示意李圭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以求脱身。李圭刚出门，就被军乐团战斗队的十几个人围住，质问“萧华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李圭一再解释：“萧华很小就参加红军，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李圭好不容易甩开他们，找到电话，却打不通周办，他只好打电话给萧办，然后回到会场。萧华大声说：“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我去参加紧急会议，今天见面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以后可以再谈。”说完，萧华匆忙“逃”出会场。军校学生仍在吵吵嚷嚷，不肯散去。
李圭被军艺造反派强行“软禁”6天
李圭陪萧华在军人俱乐部接见军校学生后回到地安门家中，已将近零点。刚入睡不久，他就被砸门声惊醒。来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战斗队的一男三女，他们质问李圭：“谁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刘志坚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军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等李圭解释，他们强行命令他“跟他们走一趟”。李圭考虑如果反抗，恐怕要吃皮肉之苦，就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拿上牙具袋，跟他们上了一辆吉普车。
之后，李圭被关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整整6天。萧华办公室几次电话要求“放李圭回来，办公室很忙”，而造反派借口“澄清”什么问题，拖着不放。他们想从李圭这里打开缺口，逼问“刘志坚和萧华是什么关系？老实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刘志坚，在军队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1月10日是李圭被关押的第5天，晚饭后他被造反派押到军艺礼堂陪斗。魏传统（军艺院长）、贺长清（军艺副院长）被反剪双手押上台，台下响起“打倒”的口号声。魏传统戴着一顶高帽，尖顶及四周有花花绿绿的小穗子，正面有黑笔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魏传统”。有人高喊“叫李圭上台交代”，马上过来三两个人扒下李圭的大衣，摘下他的军帽，把他押上了台。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伸出手，“嚓嚓”两下，熟练地把李圭棉军衣上的两个红领章扯下来，要他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魏传统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李圭回答：“萧华没有支持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又有人大声质问：“你老实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魏传统镇压革命群众的？”李圭还是否认。这时有人临时用报纸卷了一个高帽，扣在李圭头上，并要他低头。李圭一低头，高帽掉在地上，立刻有人喊：“拣起来戴上！”李圭弯腰拣起高帽重新戴上，他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李圭”四个字，但是未定性。李圭再次低头，高帽再次掉在地上，反复三四次。有人喝道：“自己用手拿着！”李圭用手提着高帽。又有人用报纸写上“打倒李圭”，让李圭用双手拿着。李圭悄悄把高帽扔到脚下，他正在想为什么魏传统、贺长清的高帽掉不下来时，他的一络头发垂了下来，有人立即用剪刀“咯嚓”一下剪下来，李圭暗暗叫苦，恐怕要被剪阴阳头了，幸亏那把剪刀被另外的手推开。纸高帽虽说不重，但时间长了也举得两臂发酸，李圭试着把大臂靠在胸前，这样就轻松多了。因为萧华光环还在，李圭没有“享受”皮肉之苦，也没有被“喷气式”，只“损失”了一络头发。
刘志坚倒台后第三个剧烈变化是由江青操纵改组了全军文革。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徐向前担任组长，萧华担任第一副组长。1月12日，李圭在囚禁第7天上午被释放。下午他回到办公室上班，当晚他到萧华家，萧华说：“回来了就好，你也经受了一次考验嘛！这几天特别忙，很多战斗队要求接见，中央军委的会议又多，回来了好好抓工作。”
“公主”肖力推翻萧华的“四点倡议”
1月13日上午，李圭到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位秘书约定，根据这几天的情况，我们应做到三件事：一、萧主任外出或接见造反派，必须有一人跟随；二、绝对保证萧主任的安全；三、遇有重大情况及问题，要及时报告。然后他翻阅这一个星期的重要电报。这时解放军报社打来匿名电话。说今天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贴出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责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文化大革命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早在1966年8月就被打倒，大字报点了吕梁、冯征、张秋桥（张春桥弟弟）三个副总编和王焰（总编室主任）的名字，没有点胡痴（代总编辑）的名。匿名者在电话里问：“这张大字报是不是要夺权？”并迫切要求萧华接见。李圭立即与解放军报社总编室联系，情况基本相同，并被告知：“现在报社内部很乱，楼里各处都有激烈辩论的人群，严重影响报社的工作，希望萧主任和总政党委赶快设法解决。”
刘志坚倒台前，总政治部各二级部及直属单位在党委领导下统一展开运动，不允许成立战斗队，只有解放军报社成立了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等一二十个战斗队。1967年初，在全军文革示意下，煽动全军搞“四大”的社论都排上了版面，被林彪、叶剑英等人下令立即撤版。 萧华出于对江青的“敬而远之”，又因为工作特别忙，报社又无肖力的任何反映，也就没有过问军报的事情。现在肖力另辟蹊径，以她为首的战斗队贴出造反的大字报。萧华不得不非常重视，决定当晚在三座门接见肖力等人，听取意见。
1月13日晚，李圭随萧华来到三座门小会议室，胡痴、吕梁、张秋桥到了，宋维（文化处编辑），楚汜（理论处编辑）、邵华泽 、吴之非（评论处）等几个群众代表也陆续到了。萧华让胡痴讲一讲报社的情况，胡痴刚讲几句，有人提出：今天报社发生的事（肖力等人的大字报）与胡痴同志有关，他参加这个会不合适。萧华同意胡痴回避一下，胡痴只好退出。宋维接着发言，讲了报社今天早晨贴出三张大字报，并简述了大字报的内容，及报社群众的不同看法。几个群众代表也都讲了看法、要求，吕梁、张秋桥则一言不发。
萧华明确表态：一、不同意说“胡痴阴谋策划夺权”，胡痴本来就是报社代总编辑、党委书记，他还能“胡”夺“胡”权吗？他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要“一烧二保”；二、报社的工作很重要，每天都要出报纸，在全军、全国影响很大，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乱；三、要抓革命促生产，军报是军委机关报，一定要办好；四、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协商，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党委和军委批准。与会者认真做了记录，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晚10点左右会议结束。解放军报社的群众代表回到报社，连夜将萧华的“四点倡议”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1月14日，解放军报社召开会议，传达萧华的“四点倡议”。肖力质问：“你们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萧华的？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还是以他部下的身份？”“你们对萧华讲话是怎样的看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群众代表回答后，肖力又质问：“你们在‘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中，依据萧华指示，提出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请问，在阶级路线现在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酝酿成立班子的群众基础是什么？”
肖力带头贴大字报造反后，军报内部才传开她是毛泽东、江青的女儿，纷纷表示拥护她。在肖力示意下，军报造反派到钓鱼台中央文革，揪回宋琼、和谷岩、栾保俊，把他们和胡痴都关在报社办公楼里，让他们交代成立新领导班子的“阴谋”。
军报各战斗队代表一致认为，1月13日晚萧华接见的那几个人代表不了军报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强烈要求萧华再次接见。萧华那几天正忙于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他同叶剑英、徐向前为稳定军队而日夜焦虑。但考虑到解放军报社的复杂情况，萧华表示同意。
萧华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群众代表
1月16日，萧华在李曼村、辛国治陪同下来到三座门会议室。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的群众代表。萧华说：“听说报社同志们这几天有很多意见，我和李曼村部长、辛国治部长今天就是来听取大家意见的……”有人站起来打断，说：“萧华同志，报社的胡痴等人阴谋夺权，报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一烧二保’？”没等萧华回答，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无一人称呼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也有人直呼萧华，甚至有人指着萧华责令他答复，完全没有了1月13日晚上的心平气和。他们质问和要求答复的问题大致是：一、军报长期由刘志坚负责领导，是否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萧华对军报的运动是何态度，支持还是反对？三、在当前复杂混乱的形势下，军报怎么办？四、对胡痴等人为什么要保？应对他们隔离审查。五、强烈要求萧华到军报来看大字报，了解军报运动的发展情况和群众的真正呼声。
会议持续到近午夜，萧华要李圭给北京卫戍区打电话，派人来隔离胡痴等人。不到半个小时，北京卫戍区刘副参谋长赶到，萧华到会议室对面的电话室，单独对他说：“在北京卫戍区找个地方，把胡痴等人先隔离起来，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让军队或地方的红卫兵揪斗，生活上也要给他们适当照顾。”刘副参谋长连夜派几辆吉普车，把胡痴、宋琼、和谷岩、栾保俊、韩犁带走了。萧华还答应第二天来军报看大字报。各战斗队代表看到他们的要求都被答应了，这才同意萧华接见会到此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报造反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假错案，加上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竟占军报干部总数的64%，其中敌我矛盾占36%。案件最重的是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罪名是胡痴等人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军报的“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领导权。这一假案牵连的几十名干部，有的进了看守所，有的进了牛棚，有的因不断残酷批斗而精神失常。胡痴吞服安眠药自杀，他将遗书写给萧华，称“没有脸再见总政首长”。好在他被救活了。 笔者与晚年的胡痴同住一栋楼，曾问过他军报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说不清楚”推掉了。
正赶上叶群在军报宣读林彪复信
1月17日晚，李圭陪同萧华来到军报。宋维将他们领到报社办公楼一层大厅，只见墙壁上糊满大字报。这时海军某战斗队的两个人来报社印材料，李圭怕他们纠缠萧华，就带他们去找吕梁。等李圭回来萧华却不见了，各楼层都空无一人，只有五楼会议室人声鼎沸。地上、椅子上、桌子上，形成三层立体人墙，会议室大门被堵死，李圭只能站在门外。他隐约听见徐向前、叶群、关锋讲话，还断断续续听到萧华讲话，提到刘志坚，立即有人打断“刘志坚不是同志”，接着是一阵“打倒刘志坚”的口号。
这个会是临时召开的。肖力等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1月17日，林彪复信：“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毛泽东在林彪复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当晚叶群到解放军报社宣读林彪复信。如果不是“公主”的面子，林彪复信、毛泽东批示，以及叶群到报社宣读怎么可能发生在同一天呢？萧华在肖力大字报后的五天中，连续三次过问解放军报社，显然也与肖力的身份有关，连林彪都亲自给军报写信，萧华怎么敢不亲力亲为呢？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就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核心。
林彪复信是关锋（1967年1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按照林彪意思写的，强调“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军报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叶群很快念完林彪复信，这个临时会议也就散了。萧华约关锋到报社三楼会议室，同十几个战斗队的代表研究报社的领导、评论、版面等问题。萧华介绍说：“关锋同志是我们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搞宣传是内行，以后报纸的宣传、社论，可以直接请示关锋同志。”关锋一面用手抠着鼻孔一面说：“报社的工作是由萧华同志统一领导嘛！”这个小会持续到凌晨1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军委常委通过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命令稿也到了林办。叶群到钓鱼台，偶然听见江青对关锋说：你到军队去工作，你是打先锋的，去了要把工作做好，后面要去的人还有的是。林彪得知，立即取消了关锋的任职命令，他在军委会上不说抵制，只说“我们不需要（关锋）”。萧华被打倒后，总政治部主任空缺三年。有一次江青对叶群说：“林总主张突出政治，连个总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怎么办呢？我决定叫（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叶群火急火燎借故回去向林彪报告，林彪也着急了。他考虑片刻，让李德生堵这个位子。林彪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任命李德生命令就发出了。林彪对江青筑了一道不成文的防线，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工作，不许中央文革的人进入军队，坚决不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
大概是林彪推荐的原因，毛泽东对李德生并不放心。1971年1月20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其中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调张才千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批示“照办”。 但是李德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底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被调到沈阳军区，他的党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也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一样被“自然”抹掉了。
萧华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
解放军报社“一一三”事件暂时平息了，总政治部机关又闹了起来。起因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萧华的名，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治部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萧华。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徐向前等人以为这事平息下去了，便未再追究。
总政治部文革办公室每天都要把机关大字报整理出摘要送到萧办。大字报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有一部分直指总政治部党委，甚至点名质问萧华，主要集中在萧华是否支持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政治部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否正确等。宣传部、保卫部、组织部等几个战斗队多次要求萧华去看大字报，并尽快接见他们，听取意见，回答问题。
1月18日晚，萧华在三座门楼下大会议室接见总政治部机关各战斗队代表。会场五六十人中，李圭注意到林彪秘书张云生坐在大门内南侧。他有些奇怪，没有通知林办，张云生怎么来了？会议由新任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的徐立清主持，他说萧华主任和党委成员来听取同志们对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话音未落，杜嘉（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就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然后他质问：“总政治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刘志坚为什么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总政治部党委和萧华同志对此负有什么责任？”杜嘉是机关老干事，口才好，嗓门大，他列举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很不得力，甚至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接着徐勤全、吴同斌（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于建勋（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等先后发言，列举各二级部压制群众的例子，声色俱厉，言词激烈。他们没有称“萧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甚至站起来直呼“萧华”，要他当面回答。总政治部党委在运动中到底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萧华你到底举的是什么旗？这些质问，比解放军报社战斗队的质问有过之而无不及。
萧华完全没有料到这种场面。面对连珠炮式的逼问，他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顿时全场安静下来，徐立清立即宣布：“休息十分钟。”萧华一脸沮丧，与徐立清来到北侧小会议室。李圭对萧华说：“你怎么能说举的是灰旗呢，应该说举的红旗，但是不高。”萧华一言不发。以后被在场秘书揭发，成了李圭死保萧华的一条重要罪状。
复会后，萧华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工作繁忙，身体又有病，对毛主席的一些指示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学习、理解不够，在执行中确实有一些缺点、错误。机关同志们都是从全军选调来的优秀人才，都有较高的水平和较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因此，欢迎同志们对我个人及党委的批评，也希望同志们对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意见。萧华宣读了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会场气氛缓和下来，没有人再发言。徐立清说：“今晚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党委要认真加以研究，而后再正式答复，散会！”
这时已近零点，萧华无论如何想不到，江青正在酝酿针对他的一场更大灾难。
江青责令萧华到10万人大会检讨
1967年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昨今两日中央文革同志提出关于萧华是否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问题，如果不能担任由谁继任这一问题，我转请主席考虑和指示。” 毛泽东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指示，而是拖了两天，这中间就发生了江青幕后操作的“故事”。
1月18日午夜，萧华正在接受机关干部“批斗”时，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叫谢镗忠、李曼村来钓鱼台17楼，汇报两次10万人大会的情况。还没等谢镗忠、李曼村坐下，江青就训斥道：“萧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许了你们什么愿？为什么你们一点情况也不向我们反映？”谢、李半夜突然被叫到钓鱼台，本来就一头雾水，此时面对一脸怒气的江青更加忐忑。陈伯达说：“贺龙有问题，搞阴谋，萧华明明知道，还要他参加11月13日的大会，还在会上讲话？”谢镗忠讲了为贺龙起草讲话稿的情况，李曼村补充几句。江青大发脾气：“萧华明明知道毛主席点了贺龙的名，还要贺龙到群众大会上讲话，这不是阴谋吗？”“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谢镗忠！你回去给叶帅打电话，就说我讲的，叫你们明天参加军委碰头会，在会上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你们要认真揭发萧华，如果不揭发，明天就叫造反派把你们抓起来！”谢镗忠、李曼村陷入两难境地，即不能违背江青的意志，又不能把萧华推到“阴谋”之中，这分寸如何掌握？他们回到三座门全军文革办，连夜商议如何发言。
1月19日下午，徐向前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央军委碰头会，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出席。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争论起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应邀到会的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则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双方僵持不下。陈伯达首先在会上发言，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清规戒律太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原来“阎王殿”不是林彪首创，毛泽东、陈伯达早就提到了）。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10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做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说：“我们不愿意听你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刻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吴法宪认为徐向前的本意也许是为了缓和会场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
江青说“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 围绕要不要开展“四大”，叶剑英等老帅与江青展开激烈争论。双方僵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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