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短暂的蜜月：１９６６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

　　　　　　　　　　　　　　　　余汝信


　　中发［６６］４００号中共中央文件，不仅标题与“５·１６通知”一模一样——仅为“通知”二字，而且，其重要性与“５·１６通知”亦可谓不相伯仲，如果说，后者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那么，前者不仿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组织保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一通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于８月７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予与会者。《炮打司令部》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当即要挪动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位置。

　　８月６日，已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下令用专机接回北京，出席会议。同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决序。”〔１〕８月１２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中发［６６］４００号文件所列的补选、选举事项名单。

　　所谓名单是“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小范围”？王力有如下说法：“常委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过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周恩来把名单拿来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见。毛主席原来安排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原来是第七位，现在升到第四位，这怎么行？要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这样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第五，邓小平第六。毛主席同意了。这说明毛主席还是要用邓小平，剥笋政策还没有剥到邓小平。不过这么大的事不该江青参与。江青那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２〕事情经过到底是否如王力所言？难以考证，作为一家之言暂且听之吧。但名单不啻是向全党宣布：中共第二把手已从刘少奇换成林彪，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林上”前的一些铺垫动作

　　毛泽东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刘下林上”？研究者往往意见不一。而毛泽东自己对“刘下”却有一个说法，见之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答斯诺问：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３〕

　　毛的意思，是在１９６５年初。既然如此，那么，是否自那时起，毛泽东就已经属意“林上”？今天回过头来仔细疏理一下材料，１９６５年暂且不谈，我们发现，进入１９６６年以后，树立林彪威信的行动，的确是一步紧一步地向前推进。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着重提及：“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检查和总结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问题。”

　　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由林彪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提出，其第一项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该五项原则于当年１１月２０日经毛泽东批复同意，〔４〕作为１９６６年全军工作的方针，“遵照执行”。

　　萧华称：“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一九六六年工作的方针，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是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光辉榜样”。

　　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林彪同志委托”六字，为毛泽东所加（５月２日，中央收回该文件，５月５日，另换了一个新批语重新发出）。

　　５月１０日，新华社在一则毛泽东会见并宴请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新闻稿中提及，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及邓小平。〔５〕文革前新华社绝少报道林彪公开露面的消息，更何况是会见外宾，因此，林的这一露面似另有深意。

　　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

　　５月１８日，林彪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政治局常委的委托，首先讲话。这一讲话在文革前期评价甚高，影响深远，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变为批林的靶子。

　　６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谈及了接班人问题，并多处赞扬了林彪。毛称：“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６〕

　　６月１９日，《人民日报》不寻常地将林彪当年３月１１日“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的大部分内容，以大号字体发表于头版头条，并配以大字标题：“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信中称：“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７月３１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７〕

　　二、林彪“五一八讲话”

　　５月１８日上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二、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阐述。

　　有关第二个问题，林彪所强调、以后又最为人所诟病的是这么一些话：“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不善言语。现在所看到的他的讲话文本，并不是他发言时的原话，林彪说话，语言远没有这般流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讲话文本，已经过旁人精心润色。据戚本禹告诉笔者，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由戚作进一步加工，戚基本上是按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润色，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８〕

　　不可否认，讲话文本中的思想精髓是林彪本人的。戚本禹日后也承认，林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惟林彪看过整理稿之后十分满意，称赞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经过整理润色的讲话文本，文字铿锵有力，甚具戚本禹文风。其中经过再修饰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表明它已成为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共识，亦为毛泽东本人欣然接受，要不，它怎么会出现在经毛反复三次审阅过的全会公报中呢！〔９〕

　　８月１１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予与会者。〔１０〕

　　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以中央正式文件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

　　三、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六年后于１９７２年５月曾作为“绝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始为世人所闻。现可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７１－７４页见到据说是该信修改件的全文。由于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浮出水面，且中共从来未有公布过该信或该信修改件的影印件，其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

　　江青曾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过三次发言，解释这封扑朔迷离的信，经“综合整理”的江青讲话称：“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日才批发”。〔１１〕

　　江青并没有说明，她收到的那封信的原件，最后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明，中共为什么不公布毛“做了亲笔修改”的抄件的影印件，以释众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笔者见到戚本禹时，曾问戚：当时他作为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１２〕

　　笔者：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他批件的抄件。”

　　笔者：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１９７２年５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笔者：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笔者：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答：“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关于原件及抄件，除以上江青、戚本禹的解释外，还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已一一列举，此处不赘。〔１３〕关于该信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相信戚本禹的解释，惟１９７２年公布的抄件修改件究竟修改了些什么？中共官方为什么讳莫如深，不能将其影印件公诸于众呢？

　　毛泽东在信中称，对“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表面上的确对“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吹捧表示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惟即使在当时，毛还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他后来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１４〕

　　一方面“感觉不安”，一方面又“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到底那一句才是毛泽东的真话？又让人怎么行事？

　　笔者认为，需要个人崇拜，而且不止是“一点”，才是毛的真正心思。

　　不如此，就难以解释毛为什么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去。

　　不如此，就更难以解释毛为什么要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让千百万人高呼类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的口号，甚至赞颂他为“红太阳”——“人们说天上的太阳最亮，可是亮不过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各族人民热爱您呀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充斥着类似语言的新闻稿，多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审阅，而这些今天看起来如同对封建帝王的颂词，比起林彪所用的词语不是更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四、陶铸的报告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在陶铸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送审稿上批道：“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７月２９日，陶铸就毛上述批示给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内称：“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１５〕

　　报告建议的步骤归纳为三项：１、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１６〕

　　８月４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党委，“望注意掌握，遵照执行”，并明确该文件“不往下达，不登党刊”。

　　在论及文革初期的毛、林关系时，研究者一般只注意毛给江青的信，其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７月２５日的批示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的陶铸的报告。此其中可深入探究的问题应该还不少，譬如：毛这些话，是对林彪不满吗？毛是真心的，还是做样子给人看，假谦逊？当时宣扬这些语言最积极的，又是什么人？

　　陶铸的报告，指是“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虽然也称其为“是正确的”）。诚然，“顶峰”、“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创始人，确实是林彪。据有关资料，“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最早出自于林彪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出自林彪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关于１９６５年政治教育安排问题的指示。类似这些话，是林彪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在军队内部讲的，大约１９６６年初在地方广泛流传。〔１７〕而地方上的宣传和影响，并不是林彪能加以控制的了。

　　其实，当时宣传最卖力的，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南局。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６日，中南局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即称：“毛泽东思想是在新的伟大革命时代全面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时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必然会产生伟大的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１８〕

　　中南局的《决定》里，既有“顶峰”，也有“最高最活”。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了！

　　此前，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包括中南局上述《决定》在内的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个文件。〔１９〕

　　更有甚者，更前些时候——２月３日，中南局所管辖的《羊城晚报》，即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的社论。社论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后称：“代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的伟大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新的伟大革命时代全面地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２０〕

　　４月５日，《羊城晚报》发表社论《再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内称：“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光辉顶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２１〕

　　５月２９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２２〕

　　虽然，调子高得不能再高的“三论顶峰”，中央各大报刊并没有转载，但批准这些文章出炉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却正受到进一步的重用。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定，调陶铸到京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以填补打倒“彭、罗、陆、杨”后的主要空缺。

　　毛泽东后来说，陶铸这个人不太老实，似不无一定道理。即如陶铸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首先就没有提及自己近半年来宣传“最高最活”、“顶峰”这类语言，调子是最高的，态度是最积极的，更不用说对此有所检讨了。轻轻一句“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更是用心良苦！是好是坏都是林彪的，反正是与己无关。

　　至于毛泽东的表态是真谦逊还是假谦逊，研究者自然还可以一直讨论下去（笔者认为，后者居多）。惟有论者批评林彪是借树立毛的威信来树自己，笔者却不敢贸然认同。说林彪是别有用心，那么，陶铸的用心又是什么呢？陶铸是否也是借树立毛的威信树自己？

　　五、“林副主席”

　　无论研究者们如何去解读毛泽东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以及７月２９日对陶铸报告的批示，却都抹杀不了那么一个事实：在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改选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将林彪的排名向前挪了四位，林彪成为了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名单，除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的位置没有变化外，林彪从第六位变第二位，而原分别排在第二、四、五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则分别排在常委中的第八、九、十一位，刘、朱低于并非中央副主席的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陈云除此之外甚至低于李富春，是常委中的最后一名。原来的中央副主席，位置反而低于一般的常委，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故而，八届十一中全会既不能宣布取消党的副主席，也没有对党的副主席进行改选，因为改选毕竟牵动太大。会后的公开讯息，没有再提起中央副主席这一职务。没有再提，主要并不是因为林彪地位的上升，而是刘少奇、朱德、陈云地位的下降。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副主席，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称：“全会并未重选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于会后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２３〕席宣、金春明先生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则称：“全会没有改选主席、副主席，而会后在任何文件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唯一的副主席。”〔２４〕
类似说法，几成定论。而笔者认为，以上说法与史实有出入。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宣传部门对提及林彪时所用的统一口径，是“林彪同志”。自８月１８日新华社报导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起，提及林彪时，称谓用的都是“林彪同志”。如“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林彪同志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大家问好。”〔２５〕年内的多次接见，新华社电讯沿用的仍然是“林彪同志”不变，此一状况，一直延伸至１９６７年年中。

　　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十分偶然的会使用“林副主席”一词，如１０月１７日的一则电讯标题则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关怀归国侨胞”，电讯所称的“林副主席”，并没有特别注明是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笔者认为，一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有关军队工作的消息提及“林副主席”般，可以理解为此处主要指的是林彪的另一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即便是１９６７年中期以后才经常使用的“林副主席”的称谓，也从来没有注明是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中共的宣传机器倒是为林彪专门特设了一个称谓，即“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第一次使用，是《人民日报》发表于８月２０日的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内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百万大军。”〔２６〕

　　又是身穿军装，又是“亲密战友”，即便称“林副主席”，强调的不是军委副主席，又是什么？

　　六、“接班人”

　　经查证，至少在１９６６年全年时间内，中共宣传机器除了宣扬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外，并没有公开发布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类似提法的信息。据目前的资料，有关林彪是“接班人”的提法，最早见于群众组织传抄的叶剑英在１９６６年９月一次公开接见时的讲话。

　　９月２５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俩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俩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俩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的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２７〕

　　叶剑英在这里说，林彪是毛选定的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有违事实，亦显然与毛在１９６０年代初的构思大相径庭。毛的“第一个”，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１９６１年９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曾经回答过蒙哥马利关于毛的继承人是谁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２８〕

　　叶剑英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是军队的重量级人物。他对林彪的拥戴，代表了军队相当大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态度。

　　１０月５日，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学员时再次提及林彪：“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可庆幸的大事。还应指出的是，毛主席从１９２８年经过３８年观察，林彪同志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１９２８年上井岗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５９岁。是领导中最年轻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２９
〕

　　七、“九一八讲话”与《再版前言》

　　９月１８日，林彪在接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李志民、蔡顺礼、李曼村等负责人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的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比？现在中国、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这是革命的教科书”。

　　当蔡顺礼说：“我们说主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就专门找哪里发展了”时，林彪称：“主席的水平比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他的水平”。

　　林彪还称：“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丧失革命斗志。……总觉得洋人古人比我们强，其实那有比毛主席高的？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３０〕

　　以上讲话，由参加接见者于９月１８日当晚整理，相信可信程度甚高。林彪此次讲话虽然没有了“最高最活”“顶峰”一类的提法，但有“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类似的更过头的话。有论者说，林彪极不相信毛泽东是真谦逊，为了自保，才说这样的过头话。惟不管是什么原因所致，林彪这些话都是错误的。

　　“九一八讲话”应该打上林彪的印记。但流传甚广的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原来却不是林彪本人所为。

　　据知情者透露：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再版本，于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出版。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由５２开本改为６４开本，用红塑料皮封面，发行范围仍限部队内部。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语录的《解放军报》社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对“前言”进行了修改，主要为加上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句话。在交稿审定时，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两种意见上报，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１２月１５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会议决定，将原以“总政治部”署名的《再版前言》，改以林彪署名。１２月１７日，全国报纸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３１〕

　　八、简短的结语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距离１９６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几乎一届党代会的四年时间里都没有召开中央全会，亦可以从一个倾面反映了毛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状态。在此四年时间里，毛泽东因政策分歧与他原来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务工作系统高级干部势力，渐行渐远，而与掌管军队的林彪，以及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高级将帅势力，渐行渐近。此种趋势，以１９６３年全国大学解放军为发端。至１９６６年初，林彪地位的上升已有迹可循。这是一个起码有半年时间的缓慢的预热、造势过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了有备而来的既成事实。

　　总体来说，是毛泽东要依靠林彪以及其他军队高级将帅，以围剿刘少奇及其党务系统势力，而绝不是相反，林彪要靠拢毛去达至他个人的什么目的。请尊神，不仅江青如是，毛泽东也如是。在此过程中，林彪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首先在军队中巩固和树立毛泽东的至上权威，对此，毛是欣然接受的，惟表面上又不得不假谦逊一番。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风气假文革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毛泽东本人也采取了诸如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一类迅速扩大自己权威性的做法。

　　不仅是林彪，中共其他高层对树立毛的个人崇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陶铸，就是其中甚为积极的一位。周恩来也不例外，如有关毛是天才，周恩来就说过：“……因为有时学习语录不够，还要查一查语录的原文，才能了解主席根据实际情况，世界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如何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天才”。〔３２〕“所以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界最伟大的天才”。〔３３〕

　　林彪党内第二号人物以及接班人地位的形成，是由毛泽东本人最终拍板的。党内军内，也有不少人极力维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其目的不排除大部分是为了抗衡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势力），如叶剑英的两次讲话，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２００７年１月）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４２９。
〔２〕《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６１７。
〔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１７３。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４８０。
〔５〕《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１日，第一版。
〔６〕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部分谈话见【１】书，页１４１８。
〔７〕见中共武汉市委文件武发［６６］０７４号“市委关于转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
〔８〕见笔者首发于电子杂志“枫华园”　２００４年１月９日第４０１ｂ期的《与戚本禹面对面》。
〔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９６。
〔１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５９。
〔１１〕《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中共北京市委办事组１９７２年８月２日翻印）。
〔１２〕以上及下文笔者与戚本禹的对话，见《与戚本禹面对面》。
〔１３〕见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１４〕同〔３〕书，页１７４。
〔１５〕中共中央文件口中发［６６］３９４号，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
〔１６〕同〔９〕书，页８６。
〔１７〕类似材料，如《林彪同志谈学习毛泽东思想（辑录）》，见《福建通讯》１９６６年第１３期（中共福建省委福建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
〔１８〕《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４日，第一版。
〔１９〕〈中央转发中南局、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个文件的批示〉《福建通讯》１９６６年第２期（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０日）。
〔２０〕《羊城晚报》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
〔２１〕《羊城晚报》１９６６年４月５日。
〔２２〕《羊城晚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
〔２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６０。
〔２４〕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页９８。
〔２５〕《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
〔２６〕《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
〔２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页１５２－１５３。
〔２８〕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３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１７３。
〔２９〕同〔２３〕书，页１８９。
〔３０〕〈林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的讲话〉《林彪反党言论（部分材料）》（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室，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翻印）。
〔３１〕方厚枢：〈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始末记略〉，《出版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２〕〈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上”、“南下”、“西进”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９．１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页１２０。
〔３３〕〈周恩来同志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９．２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佚名编，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页１５９。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一七期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百年林彪》　丁凯文主编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第２６０－２８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