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耿飙的一次特殊使命


顾育豹



　　1976年，在“四人帮”刚刚被隔离审查、党和国家处于风口浪尖的紧要关头，经叶剑英推荐，耿飙将军曾奉命出色地执行了一项党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
　　
　　（一）
　　
　　
　　10月6日晚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飙在家中刚收听完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家里的红色电话机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要耿飙迅速驱车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夜色中，耿飙乘坐的黑色轿车驰进中南海，通过弯弯曲曲的碎石小道，来到怀仁堂门口。一进中南海西门，他发现8341部队的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耿飙下车后匆匆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在交谈。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在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已在当晚8时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穿着合体的中山装，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好像年轻了10多岁。他立即向耿飙交代任务：“你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电台以后，所有的电台工作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你们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身着灰色军便服的叶剑英走过来，嘱咐耿飙：“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并悄悄地对耿飙说：“刚才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个人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从叶剑英的话语中，耿飙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大致过程：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他提高警惕，听从号令。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打算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便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把这条“鳄鱼”钓到中南海。
　　当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到达会场。他们一到会场，就被掌控住了，随后江青也在其住所被掌控。
　　耿飙听罢，紧紧握住叶帅的双手，眼眶里盈满了激动的泪水。
　　华国锋问：“你要不要带枝手枪？”
　　耿飙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中央的命令。”
　　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耿飙接过手令收好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邱巍高回答说是警备一师。耿飙说：“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耿飙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林彪爆炸事件之后，中央曾暂不对外公布此事。这次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尽管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二）
　　
　　1976年10月6日晚9点50分，北京的夜色十分凝重，马路上静悄悄的。突然，耀眼的车灯在大街上扫过，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真武庙路后，停在一幢灰色大楼门前，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台的办公楼。从轿车里急速走出一位身材修长、头发银白的人，他身穿便服，却有着军人的风度，神色异常严峻。他就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大使耿飙。
　　耿飙在随行的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快速步入广播大院。守卫中央台的部队就是王甫的警备一师，王甫随即调出20名战士跟随耿飙行动。
　　耿飙率战士们急速上楼时骤然想到，就在28天前，9月9日下午4点，从这幢大楼播出了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震撼了全世界！可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何等的重要。
　　耿飙一行来到中央台直播室。他推门进去查看后，便指定两个武装战士守卫在门口，并命令：“从现在起，你们要守住直播室。第一，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第二，不管是谁，敢擅自强行冲到直播室发布消息的，坚决严惩。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坚决完成任务！”战士们齐声回答。
　　随后，耿飙指示王甫带一部分战士立刻分头行动：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播音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和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绝对忠于党中央。
　　后来海外报刊曾称，耿飙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对此，耿飙曾微笑着解释：“这是误传，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 ”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守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中央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部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王甫3个人前往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战士们出发后，耿飙和邱巍高便在大楼里找局长办公室。这幢苏式的广播大楼于1958年建成，当时是继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之后北京的第二座苏式建筑，曾辉煌一时。耿飙身处广播大楼，颇有感慨，他经历过延安时代，对中央台的历史有所了解。
　　邱巍高终于在北面找到局长办公室，他镇静地敲了一下门。局长邓岗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要睡一会儿的样子，因此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耿飙，且身后站着带枪的卫戍区副司令员，不由愣住了。
　　耿飙让他别紧张，走进办公室，还没有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
　　手令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仔细看完信，愣愣地看着耿飙，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飙对他说：“派我来这里，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浮起了微笑。他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满头冷汗的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耿飙拉邱巍高到一边，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此刻，已经65岁的耿飙，又如当年指挥重大战役那般镇定自若、威风凛凛。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批外交官，刚脱下军装就穿上西装，刚放下枪杆就要学会使用西餐刀叉，历任中国驻瑞典、丹麦、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文革”开始后，耿飙历经磨难。1968年，在周总理、叶剑英的关怀下，他终于走出了“牛棚”。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总理。会议快结束时，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有人跳了出来，又递条子，又在会上造谣，说部里领导不让印“批林批孔”的材料，将矛头直指跟随周总理多年的耿飙。江青看准风头，马上跳起来专横地指责耿飙，欲置耿飙于死地。事后，周总理劝慰耿飙：“我送你三句话：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总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耿飙顿时开朗，心中积压的郁闷一扫而光，坚定了同江青等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后来，经叶剑英推荐，华国锋又一次把他接到东交民巷的家里，亲自给他倒茶，问：“你最近听到了什么消息？”
　　耿飙谈了对《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看法后，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耿飙陈述了如下理由：“他们在上海搞了一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10来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担任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就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清华、北大，还有几个部机关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候，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
　　耿飙说：“中联部不沾边。部内有人想整我，但大多数干部群众和我是一致的。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他们跑。”
　　华国锋欣慰地笑了，接着他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飙听了，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回答说：“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华国锋拉他坐下，说：“是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所以，叶帅和我特意选择你来执行任务。”
　　耿飙这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呼吸也加快了。他说：“请党中央下命令吧！”
　　华国锋沉稳地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这几天不要出门，在家等我的电话，一定是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三）
　　
　　这时，耿飙耐心地等待邓岗打电话召集人员。不多久，广播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在邓岗的办公室正式开会。
　　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命令两个卫兵在门口站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带枪的邱巍高副司令员紧依着耿飙坐着，冷峻的目光对着与会人员扫来扫去，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大家立刻明白发生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说：“各位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谁也不许离开这栋楼，吃饭、喝水，军队的同志会送来，你们都明白了吗?”
　　大伙连忙说：“明白了!明白了!”
　　耿飙把华国锋的手令念了一遍，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里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
　　23点40分，邓岗召集各部门领导开紧急会议，耿飙又一次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这些工作做完后，耿飙给华国锋、叶剑英打电话报告：“我们已经把中央台控制住了，广播局的领导人都在我这里，请党中央放心。”
　　此刻，中央政治局正在玉泉山9号楼的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从6日晚10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多，历时6个多小时。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大家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夜深了，耿飙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个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同意，但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你的中联部找人吧。”耿飙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是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稿和歌曲、音乐节目。
　　耿飙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广播大楼上下，到处是警备一师的游动哨。耿飙和邱巍高四处巡视一番回来，便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耿飙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他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他睡了一会儿，再换邱巍高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中央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10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耿飙想，自己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会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自己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他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以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历时6个多小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后来，他写给谷牧的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15日，叶剑英通知耿飙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飙总负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
　　

文史春秋 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