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

　　　　　　　　　　　　　　　　迟泽厚

◇　难堪的沉默

　　凡是在７０年代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揭批查”运动的人，大概无人不知有个林彪的“一号号令”。

　　事情发生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９１３事件”后，这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问题如此严重，自然要认真清查。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者——部队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每个受审查者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与阴谋活动无关，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丧失革命警惕，未能识破林彪阴谋，盲目执行了林彪指示，客观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边。无尽无休的交代、检查、反省，从形式到内容，竟然惊人地相似，好似有人从中导演。但是，这里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们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对加之号令的结论深表怀疑：说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的，但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领导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关心军事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而且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要求军队的重大工作均须向他请示报告，有时甚
至一个营、连的调动都要经他批准。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而且，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毛泽东在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消？特别是在这些受审查者中不乏了解号令产生具体背景和过程的人，面对结论，他们尤感惶惑。然而，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见解和提出疑问，更无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明事实真相，证明这个号令并非什么阴谋。他们深知，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运动面前，这样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弄个为林彪翻案的罪名，其结局不问可知。于是，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沉默。

　　这是不得已的沉默，违心的沉默，难堪的沉默，可悲的沉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沉默将持续到何时？

　　评论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略“四人帮”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与林彪虽然都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后，关系已相当紧张。近年关于林彪一些所谓“纪实文学”中屡屡提到的黄永胜秘书李必达遭关押的案件，就是因李偷听了黄永胜与叶群议论江青的电话，给江青写信告发而引起的。这是当时林彪与江青之间关系状况的最好说明。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林彪与江青集团之间矛盾长期聚集的大爆发。从“９１３”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倒台，江青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无忌。在此期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纵“批林”。他们一方面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盖早年与林彪的关系，摆脱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他们自知在军队中缺乏根基，毫无威望，阴谋在“批林”中党同伐异，扩大其在军队的势力和影响，为其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基于这样的动机和心态，他们在“批林”和清查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左做法：对事，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例如，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罪证遭到批判；对人，凡不顺眼的军队中高级干部，则罗织罪名打成林彪死党，予以批斗剪
除。在此形势下，对于“一号号令”之类的问题，自然不可能奢望会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按说对“一号号令”之类问
题的澄清，也属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此时又出现新的阻力；更何况三人成市虎，众口铄金，经过多年如倾盆大雨式的揭发批判，舆论早已形成；而少数知情者则心有余悸，继续抱观望等待态度。

　　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到了１９８６年，具有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对已往“红头文件”的说法提出重大修正。在当年８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但是，编者在这一条目的最后还是加了一个小小的“但书”：“这个‘紧急指示’，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对“一号号令”发布的必要性似乎有所保留。为了使人们有所比较，了解该书编者对这一事件记载所作修正的重大意义，这里有必要把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的同一著作对此事的表述全文照录如下：“同日（按：指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这段文字最早出自“中发〔１９７２〕２４号”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事隔５年，修订稿摒弃了原来的说法。走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

　　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提法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不少领导讲话、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和名人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到“一号号令”，依然大加挞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毕竟不是“红头文件”。

　　又过了８年。１９９４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６００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作为史书，必须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本书关于“一号号令”的记述又有新的突破，它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文字完全采用了客观叙事的方法，没有“但书”。

　　同年８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编写者们如何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去伪存真，坚持据实记述“一号号令”为例，充份肯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些报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一些当年因“一号号令”而受审查者和知情人，更是百感交集。他们总算盼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一天，而这一天未免来得太迟，代价未免太高了。还有一些人则未能等到这一天，他们已经背着“黑锅”，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通过“一号号令”被歪曲和澄清的过程，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历史的正直人们的深刻反思：一个原本并不复杂、不难弄清的问题，为什么竟会被弄得神秘莫测，沸沸扬扬地炒作多年，谬种流传，将一般群众蒙蔽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呢？

　　“四人帮”之流围绕“一号号令”问题散布的谎言，集中起来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声称，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１９６９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第二，发布“一号号令”是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后不得已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那舆论高度一致的岁月，纵然有人对这两点有所怀疑，也无法探问究竟；以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有谁还会认真查问？倘若知情者也都死了，还不是死无对证！这正是“四人帮”之流自以为得计处。

　　所幸，时间虽已过去近３０年，当年“一号号令”的主要经办人员都还在世，还有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可供佐证，足以提供“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只要不怀政治偏见，人们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感到过去对“一号号令”的不实宣传，是何其荒诞不经。

　　“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　１９６９后：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要了解“一号号令”的产生背景，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和苏联之间那段不正常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史上，１９６９年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一年。这年３月，两国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大失面子。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进行报复。８月１３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支仅配备步兵轻武器的３０多人小分队，在巡逻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有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３００多名步兵的苏联边防部队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助战。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兵力和武器装备对比过于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冒险计划。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中国方面及时掌握了苏方动向，并认真研究了防范对策。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苏联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的好战形像，而苏联的种种反华侵略行径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动行动。这不但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出于建立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众多的反华叫嚣中，苏联政府于６月１３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最具代表性。“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架势，显然是为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继而苏联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情况是明摆着的，在侵朝战争遭到失败和陷入越南战场泥潭之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在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与此有大不同，６０年代后期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冒险性，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苏联作为
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毛泽东在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备工作。在军队方面，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特别是调解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维护社会治安，消耗了解放军的很大力量，使战备工作无法落实，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们，无不忧心忡忡。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彻底结束全国的动乱局面。继７月２３日针对山西的问题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８月２８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辞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命令》共提出九项要求，其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作为“造反派”的标志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肆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要求解放军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甚至给予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对惯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没有了上头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严厉打击。这次是自上而下动了真格的。困扰中国多年、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无政府主义，终于得到比较认真的治理。全国的社会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转，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各级革委会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用于加强战备建设。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以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为中心，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却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９月上旬，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９月１１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主要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问题达成若干口头谅解。但在柯西金回国之后，苏联方面却突然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倒退。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方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２７日会议结束。当晚１９时４０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７０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接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　国庆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６９年金秋是新中国成立２０周年大庆。北京城一片节日欢庆气氛。

　　国庆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２８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８３字，已经不是口号，到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份作战飞机向外转场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１米多长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有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他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阎仲川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次提醒他们：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１９６９年的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１０月１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度过。但是，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林彪便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又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作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１６８９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地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的议题已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乾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根据９月１１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１０月２０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中苏关系特别是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不可不加戒备。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１０月１６日，林彪前往苏州。

　　送走了林彪，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于１７日前进驻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于１６日午夜接到通知，立即连夜向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进驻与军委办事组相邻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１０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是形势使然，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形势险恶，不得不防；其次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决心。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主要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和决心是一致的。他们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防备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事实并不像“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材料说的那样，只是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过高估计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采取“过度反应”。

　　这就是”一号号令”发布之前的形势、背景。

◇　“一号号令”

　　１０月１８日，军委前指驻地。当晚２０时左右，住在山下的阎仲川接到黄永胜秘书打来电话，请他立即上山商谈工作。黄永胜住在山上最高处原为林彪修建的一栋房子里，距山下阎仲川的住处约一公里。阎仲川气喘嘘嘘地赶到那里，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黄永胜的客厅坐定。黄的客厅兼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会议室。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阎仲川刚一进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阎仲川赶紧打开保密本。林彪的指示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条措施。黄永胜毕竟不是秘书、参谋，只记下了林彪指示的大意，因而他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他还要做解释和补充，弄得阎仲川也分不清那些是林彪指示原文，那些是黄永胜的话。记录完毕，阎仲川问道：“怎样向下传达？”黄永胜不假思索地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都没有讲话。

　　阎仲川随即来到设在紧挨黄永胜住处另一处平房里的作战值班室。他要把林彪的指示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可不像黄永胜讲的那样简单，随便用电话“说说就行了”。为了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他必须写出稿子，逐字逐句传达。他略作思考，便找了一名值班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他又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两眼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阎仲川想一想，说道：“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副总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２１时３０分。

　　阎仲川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阅签发。值班参谋很快便回来报告，黄永胜的秘书讲：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身体不适，今天提早服用安眠药睡下了。阎仲川知道，多年来黄永胜全靠药物入睡，用药量很大，不宜再叫醒他。他看了看手表，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已经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传达和落实林彪指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间宝贵，一刻也耽误不得。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向有关单位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阎仲川指示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４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２１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１９）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１９、２０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够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阎仲川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据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２１时４４分。

　　林彪的指示经过黄永胜、阎仲川两个环节的转述、加工，基本精神未变，文字确有不小变化。档案材料显示，张云生传达的原稿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时，讲的是“林副主席指示”，经阎仲川整理加工以军委前指名义发出时，又简化为“第一号号令”；在传抄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把“第一号”写成“第一个”。原指示的正文为４条，“号令”则变成了６条。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将“号令”依次下达给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参谋人员在紧张地传达，阎仲川也在紧张地继续思考。他感到，第一号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合同号令，对于赋有特殊任务的部队、机关和业务部门，还需要分别给以具体指示。特别是二炮部队，情况尤为特殊。黄永胜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只讲了二炮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阎仲川认为：第一，这样讲过于笼统。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第二，虽然二炮部队组建不久，拥有的装
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大家都知道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倘若将它的任务写入合同号令之中，将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他专给二炮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第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

　　几个号令全部下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阎仲川是一个老参谋工作者。几十年从事作战业务的不平凡经历，使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养成了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今夜的工作，他深感关系重大，但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此事的处理却未免过于简单。黄永胜是他的老领导。１９５２年华南军区撤消，原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阎仲川是军区作战处（部）副处（部）长。此后，他一直在黄永胜领导下工作。黄对阎的使用可谓放手、放心。阎仲川对黄永胜很尊重，但在工作中他却不惟命是从，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平心而论，黄永胜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指挥果断而不蛮干，长于计谋，善于捕捉战机。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他表现尤为出色。１９４７年９月，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８纵队司令员时，在上级指挥不尽适当的情况下敢于根据战场急剧变化的情况审时度势，机断行事，在第９纵队的配合下，一周之内两战杨杖子，歼灭国民党军３个师，给刚到东北担任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原参谋总长陈诚一个下马威，给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来了个开门红，林彪大加赞赏。在辽沈战役，黄永胜率东北野战军第６纵队主力从彰武地区兼程南下，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切断敌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逃向沈阳的退路，为全歼该兵团和取得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再立大功。

　　１９６８年３月，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内外关系复杂，工作千头万绪，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黄永胜面临新的考验。对今夜发生的事情，阎仲川深有感触：林彪的紧急指示，是涉及千军万马甚至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黄永胜却只是草草作了交代，也不审阅指示稿，便早早入睡，未免过于草率。阎仲川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无暇再作更多的思考。４个号令下达之后，各单位很快作了反馈，报告请示接踵而来。

　　从号令发出后的最初反应看，全军各单位执行号令是认真的。广州军区于１８日２３时１５分收到号令稿，军区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丁盛司令员便率领军区前指人员按预定方案进入郊外山区指挥坑道，主管作战的江燮元副司令员则住进作战值班室；军区根据号令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向军以上单位和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发出贯彻号令的具体要求。１９日１时４０分，便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军委前指作了报告。

　　“９１３事件”之后，从“红头文件”到各种史书和消闲读物，在提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的紧急战备和”一号号令”问题时，无不大书“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这自然是合乎“微言大义”“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但如果较一较真儿，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欠准确了。

◇　周恩来的责难

　　１０月１９日晚，阎仲川坐在作战值班室继续了解各单位贯彻林彪紧急指示情况。２２时左右，黄永胜召见。会议室里坐的仍是昨晚那几个人。还未等他坐定，黄永胜便大声问道：“你们昨晚发的那个讲话稿，为什么叫‘一号’号令？谁是二号？”黄永胜的质问突如其来，阎仲川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回答。稍停，他解释说那只是个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编为一号，以后还发了第二、第三、第四号号令呢！“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呢？”黄永胜又问。阎仲川听出了一点门道：准是有的单位把林彪指示扩散到地方，出了问题。军内问题特别是涉及内密的事项一般不向地方通报，这是常识问题，本不需要特别关照；当然如果预见到可能向外扩散而发生不良后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这次阎仲川确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对此承担责任，吴法宪为他说了一句解围的话：“这事当时我们也没提醒他们。”“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过去的习惯编号方法，用‘参作字××号’就好了。”邱会作也插了一句。阎仲川还是不明白这个编号有什么问题。“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笼统地说了一句。李作鹏一言不发，此
人一向话少。没有人讲话了。黄永胜扫了大家一眼，说道：“总理不是叫我们给各大军区领导打个招呼吗？大家分分工，分头打电话吧！”

　　于是大家纷纷自报单位。无人提到的单位就由黄永胜分配。在打电话的间隙，几个人不时互相交谈。阎仲川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中，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原来他们刚才因转发林彪指示的事情在周恩来那里挨了批评。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改，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捅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１９日晚，他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
指示称为“一号号令”？看来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又问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这回黄永胜的粗线条工作作风受到惩罚，他因没有审稿，对周恩来的提问无法解释；其余四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场面极为尴尬。

　　２０日上午，黄永胜把前晚发出的４份电话稿全部要去，进行审查。他看后只提了一个问题：“林副主席的指示原来只有４条，现在怎么弄成了６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心想，你传达的时候，可没说哪些是林彪的指示，哪些是办事组的意见，而且根本没有分条，现在这６条还颇费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说明，黄永胜没再吭声。阎仲川不知黄永胜看过讲话稿后，是否向周恩来作了解释。他认为，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代表团按预定计划抵达北京。此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未发现苏方有异常行动。１０月２０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指示问题，并特意对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又批评了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的指示扩散到地方。阎仲川也出席了会议。他惊奇地发现，已随林彪去了苏州的叶群，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并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突然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从京西宾馆会议之后到“９１３事件”之前，随着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人们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问题，似乎逐渐淡忘了；在中央领导层，也没听到对林彪的指示有任何非议。

◇　阎仲川的困惑

　　１９７１年的”９１３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阎仲川在”９１３事件”之前对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一无所知。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有所缓和，但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装的依然是敌情、我情。战备工作无尽无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跟他“路线交底”，也没有人给他“透风”。早年在东北战场，他是直接为林彪服务的精干指挥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林彪的指挥艺术和工作作风，都曾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到总部工作，他从未怀疑过林彪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９月１３日１０时左右，阎仲川和同是副总长的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大家全都愣了。阎仲川的脑袋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转而就总参谋部的当前工作向几名副总长作了指示，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阎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９月２４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阎仲川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９月２８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他在总参谋部工作２年零４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７年零６个月。最初的３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１９７２年１月之后，便转移北京卫戍区３师，由１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专案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既然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专案组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１９７３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在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１９７１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
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专案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的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１９７９年４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３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　焦点

　　“９１３事件”之后，“一号号令”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阴谋活
动”，甚至说成是“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主要理由是据说
这个号令发布前未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是背着毛泽东干的。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７日印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第２４号文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１０月１８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定性未变，但增加了一些情节、过程，同时承认林彪在号令发出后的第二天，向毛泽东作过报告。同前一份文件不同的是，把林彪作指示的时间改为１０月１７日，再就是把“黄永胜等”也划入了参加“预演”的行列。

　　是否曾在事先向毛泽东报告，成为对“一号号令”定性的焦点，至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反而无关紧要了。究竟林彪在作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军委办事组和前指发布“一号号令”之前，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说法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９１３事件”之后的十几年间，从官方文件到各种公开读物，无一例外地断言：不曾报告！

　　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陆续从一些严肃的公开读物上看到，一些过去噤口不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或撰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肯定林彪在向军委办事组作指示前或其同时是报告了毛泽东的。而一些官方史书或材料，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当然也有个别当事人坚持认为不曾报告者，如汪东兴。

　　试看几位最具权威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有关此事的叙述。

　　其一，“林办”的秘书张云生，是当面接受林彪指示并负责向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的人。“９１３事件”后，他长期受到审查。据他在此期间向在专案人员提供的材料说，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他在记录下林彪的口授指示后，即按林彪要求到另一栋房子里的叶群处，将记录稿请叶群过目，同时，建议在发出前应向毛泽东报告，还建议对二炮部队的战备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叶群认为建议很好，又与张一起到林彪处，将张的建议作为她的意见提出。林彪欣然同意。叶群随即吩咐：由张负责用电话向黄永胜传达；要张将记录稿再抄一份给她，由她用电话传给在武昌的汪东兴，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１９８８年张云生在他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再次肯定了他在受审查期间的说法。认识张云生的人都说，此人脑瓜儿很灵，记忆力强，他受审查时，距“一号号令”发布仅两三年，他对此事的印象应当是深刻的。一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认为，根据张云生当时的处境，他说话会很谨慎的，林彪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是有据可查的，如果明明未作报告而他却说作了报告，他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林办”另外几位秘书曾在私下表示，根据他们对林彪、叶群的了解和在“林办”的工作经验，他们认为像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这样的大事，林彪是会报告的。另外，据“林办”和军委办事组许多秘书们反映，“９１３事件”前，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与叶群之间的“热线”是很热的，叶群有事常找“汪主任”商量，林彪要向全军作紧急指示，叶群给汪东兴打个电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将军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作品，其中披露了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该书提到，“两案”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缺少定案的充份证据，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于是调集了１４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从中寻找证据。对查证的具体成果，该书未作交代，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最后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份”，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参加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１４人中，有人后来曾向阎仲川透露，他们查到了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

　　其三，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长期以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和日常工作、生活管理，经常不离左右，应是最具权威的知情者。但他在“９１３事件”后，对涉及里边的许多问题长期保持缄默。直到１９９７年，才由别人代笔，出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中以５００多字提到“一号号令”问题，小标题为《林彪的第一号令》。汪文称：

　　“１０月１９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将‘一号号令’）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给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是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汪文与张云生的记述截然不同，何是何非，任人分析判断。但是，看了汪文，不免让人产生许多疑团：

　　第一，汪文与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提法矛盾。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现在却又改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转报；而且，电话记录稿变成了装在信封中送来的“传阅件”，何况把呈毛泽东一人审阅的文件称为“传阅件”也很外行，但愿这是代笔人因不熟悉党政机关文电分类的格式而出现的笔误。

　　第二，汪文不知为何回避了林彪发指示时已去苏州，而毛泽东则在武昌，周恩来留守北京这一重大情况。要知道，林彪如果真的先把电话打给周恩来，再在周恩来那里形成“传阅件”，是很难在当天把它送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泽东手中的。更何况，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林彪曾给周恩来打电话之说。

　　第三，毛泽东“烧掉”林彪的电话报告记录稿，目睹这一情景的只有汪东兴一人，将此事告诉林彪（还有黄永胜等人？）当然也只能是汪本人。林彪当时是副统帅、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法定接班人，其势如日中天，汪东兴究竟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和语气告诉林彪以及黄永胜的？林彪和黄永胜又是怎样“慌了手脚”的？

　　第四，汪文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对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的“一号号令”深感不快，于是赶紧“下令撤消了这个命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中央文件和严肃的史书中均无此记载，不知根据何在？事实情况是，“一号号令”在全军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所有当年在统帅部经办此事如今仍然在世的人，都可作证。

　　第五，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既然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很不高兴”、“很反感”，而且这又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却采取了极为克制忍让的态度，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　见仁见智说“号令”

　　“一号号令”是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论断被排除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究竟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却又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事后的结果看，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对中国大举入侵，是由于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有些惊慌失措，因此“反应过度”惊师动众，劳民伤财。有的还以四位老帅对形势的看法与林彪的举措作对比——当年５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由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四位元帅经过１６次近５０个小时的认真研讨，先后于７月１１日和９月１７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这是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把握，何况这中间还有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苏中矛盾，苏
如进攻中国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必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后果不堪设想。根据上述分析，四位元帅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对“一号号令”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林彪、黄永胜等人和四位老帅代表了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形势的发展证明四位元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而林彪、黄永胜等人的判断和决心都是错误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用是否发生了战争评论采取的战备措施是否得当，看似有理，却犯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并不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上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从结果看，百年备战百年不战，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岂不知，没有这看似多余的浪费，战争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打起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军队里有句流行已久的牢骚话：备战备战，备而不战。这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备战与战争的辩证关系。战争有其特殊规律，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枕戈待旦，准备迎敌，敌人却偏偏不来；一旦疏于戒备，不想打仗，敌人却要逼你打仗。事情就是如此矛盾却又合乎实际。此外，不妨引用一点近年国外陆续发表的回顾当年中苏关系的文章。例如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记述了苏联领导人在６０年代如何准备冒险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材料至今读来仍叫人心情很不平静。当时的在其位者对这类情报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即使是当时基本处于“靠边站”状态的四位元帅，尽管他们判定“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但同时却又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来，林彪就会和突然袭击联系起来？为什么他经常要讲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这大约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马达的刺耳轰鸣和呼啸而下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

　　１９５９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１１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１９６０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１０多万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１９６１年５月，林彪委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

　　１９６２年，林彪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防突办公室”，其任务用林彪的话讲，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根据林彪要求派参谋阎洪滏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动向。林彪交代阎洪滏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９１３事件”后，阎洪滏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由上可见，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他长期考虑的结果。至于林彪是否像某些评论所说，他发布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敌人马上就要动手？还是听听林彪自己是怎样说的——９月３０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林彪与陈毅等四位元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与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之后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９１３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对军事工作抓得细，要求很严，讲求效率，喜欢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１０月初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３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与此同时，他又要求总参谋部情报部，在每天８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作一次书面报告。这种做法持续数月之久。

　　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战备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周恩来所说的布拉格事件，即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深夜，苏联出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的事件。苏军在地面部队进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骗手段派空降兵抢占了布拉格机场。这次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周恩来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接过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１９６９年战备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和林彪不仅都在抓战备工作，而且在有些问题上，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　“号令”余波

　　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在全军得到坚持贯彻执行。指示下达后，全军紧急疏散的野战部队即达９５个师近１００万人，飞机４０００多架，舰艇６００多艘以及大量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各种车辆等。由于事出突然，缺乏准备，“三北”地区已近初冬，多数部队都是野营，其艰辛之状可以想见。

　　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苏方甚至否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因而从一开始便陷于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９年，双方代表团长先后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到１９７８年７月之后，乾脆无限期休会。不过，谈判开始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有所缓和，边界地区未再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林彪在发出紧急战备指示之后，本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整。但在这方面，来自统帅部的指示却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疏散部队经受了整个严冬的严峻考验，转入新的一年，南方部队又在阴雨连绵中苦捱时光。各种重型装备长期野外放置，维护保养的问题更多。直到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以来所仅见。它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在事过之后许久
，还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的谈论不仅限于“一号号令”本身，也包括一些被认为与此有关的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问题众说纷纭，难辨是非；还有的问题与林彪的战备指示其实并无关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有二：

　　一是所谓林彪准备将密云水库放水问题。林彪对此事确曾有所考虑。事情的经过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晚，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张云生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下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４３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乾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２１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地区也不会造成
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的意见上报之后，林彪并无新的指示。“９１３”后，有人揭发林彪曾轻率地提议密云水库放水，被周恩来制止。有的材料甚至说，林彪连十三陵水库的水也想放掉。十三陵水库名气虽大，却只是一个库容６０００多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而其实际蓄水量经常在死库容以下。这里的水是威胁不到北京的。

　　二是北京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问题。有人认为是林彪捣鬼所致。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０月中旬专门开会研究部署。为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会议决议，１０月１７日吴，周恩来借许多领导人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之机，在表演结束后，同政治局的几名成员于休息室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要求大家于１０月２０日或稍晚离开北京。周恩来并特别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市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要他们安排好住处和生活；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如专机、专列安排，统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

　　由上述经过可以看出：第一，决定这次疏散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林彪；第二，从时间关系看，作出疏散老干部决定在前，林彪发布战备指示在后，当老干部已接到疏散通知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尚未收到林彪的战备指示；第三，从疏散的组织工作看，总负责人为周恩来，主管机关是以汪东兴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均未插手。此外，再从林彪战备指示的内容看，其中并未提及中央领导干部疏散问题，何况指示也未发给党政系统。因此，北京一大批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与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并无关系。

　　但在“９１３事件”后，先是在官方文件中，继之在大量的各种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不仅把这批老干部的疏散，甚至把办“五七干校”等，都说成是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结果，林彪是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而把这些老干部赶出北京的。近年虽然有些史书已开始纠正错误说法，但收效甚微，不少书刊仍坚持旧说，如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０年大事记》中，在继续认定林彪是“擅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同时，又特别指出，这个指示“并迫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迁出北京，……实际上是他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此书的编者似乎不知道，在林彪的战备指示发布之前，刘少奇和陶铸以及另外一些受审查、遭关押的领导干部，就已经被中共中央下属的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特别是一位当年被疏散出北京的老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但声称他是受林彪迫害离开北京的，而且为疏散到广州的朱德和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鸣不平，讲了一些他们在这些地方受刁难的情况。由于这位老干部声望非凡，他的说法给史学界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史学工作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公开否定了
他的说法。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及关心历史的人们，终要顽强地将历史的真实面目展现给世人，不管这个历程多么漫长、曲折。本文也算是在这方面做的一点努力。

　原载《吉林农业·增刊》Ｂ册
丁凯文主编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７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