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三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0月30日第234期


本期目录

〖杨向东专辑〗

生逢乱世

杨向东 我与罗广斌、杨益言在文革前期
“修正主义苗子”怎样卷入造反运动
进入“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
调查团的分裂是造反派分裂的开始
杨益言通过我联系上西师八三一
我带罗广斌、杨益言到西师做报告
短命的《新山城》报
大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
调查团演变为联络站
罗广斌之死
调查团暨联络站的终结
“镇反”时的一篇“揭发”材料
逃离重庆上京告状
参加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
我和杨益言应邀参加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
江青派人接见胡蜀兴、杨益言
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有关情况
听“萧、李、廖”详述冤案
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前的一些情况
我对“五一三”接见会的回忆
从重庆到成都的一些情况
尾声
杨向东 被囚禁于武斗集中营的六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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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罗广斌、杨益言在文革前期

杨向东

作者简介：杨向东，男，原名杨良臣，1941年11月24日生。四川名山人。1963年7月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在西南师院（即后来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先后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干部、毛泽东时代三好青年、优秀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1967年3月受罗广斌冤案株连被打成“罗氏叛徒集团”同伙，遭到通缉，逃往北京上访告状，后被安排为重庆反革联会一派（即后来的砸派、反到底派）代表，参加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并代表一派作主旨发言40分钟。返渝后于7月24日被对立派绑架关押武斗集中营65天，遭受多次严刑拷打和假枪毙。1971年“批清”运动中被打成“516分子”，在全校大小会批斗。1973年由军宣队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平反。1986年调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写作，一度试讲“文革史”课程。2001年11月退休后，先后担任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法学院、外语学院、建筑管理学院、机械学院等十多个学院的写作课兼职教授。于2015年正式卸任。（图为近照）

多年以来，我反复回忆、思考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那场文革，影响了我一生，我诅咒它！批判它！否定它！
我在文革中，特别是在前期的两三年里，因为与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交往，亲历和见证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我的文革经历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与当时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极大影响的“党史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接触与交往，以及由此对我当时和后来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当时只是西南师范学院的一个普通青年教师，但我背后是一个在重庆有名的高校学生组织：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简称西师八三一）。在重庆的群众造反运动高潮掀起后，因为一些看法的分歧，再加上“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思想作怪，造反派内部很快就出现了裂痕，西师八三一就成了与重大八一五相抗衡一方的领头羊。罗广斌、杨益言发现重大八一五不再支持他们，甚至对他们的造反持怀疑态度之后，就很自然地看中了西师八三一，也就看中了我，他们想通过我来建立并加强同西师八三一的联系，再力图通过西师八三一，影响重庆群众组织的一大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
更可悲的是，在与重大八一五公开决裂之后，罗广斌于1967年2月5日被绑架，10日就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一个胸怀远大目标的革命者，怎么可能自杀？他刚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的代表周总理和江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上向全国各地来京的造反派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出尽风头，回来还不到一个月，受到那么点挫折就自杀，连一个学生都不如！这怎么能成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旗帜？
这是罗广斌的悲哀，也是他所支持的重庆一大派群众组织（即后来称呼的反到底派）的悲哀！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哀！
根本不该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不该人为制造这样一场殃及全民、持续十年的空前浩劫！

“修正主义苗子”怎样卷入造反运动

我这个名字杨向东，许多人一看就会想到是文革时改的名字。确实如此。我本名杨良臣，1963年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3年到1965年，我被派到四川省社教工作团搞四清，两年。1965年回校后就担任写作教学工作。在文革前夕就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当时西师的院长徐方庭还亲自来听过我的课。
1966年5月过后的一段时间，西师主要是批判“三家村”。我和其他教师都参加了这个批判。在5月份，西师在嘉陵江对岸那个夏坝农场办了个分校，就是文科的中文、政治、历史三个系的一年级学生，我和一些青年教师也被派往那个地方。在这期间，我都是紧跟党组织，听他们的话，对运动的性质一点搞不清楚。到6月份，我莫名其妙受到冲击。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6月初聂元梓他们那个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开始有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校领导了，慢慢冲击到各级组织，我当时对学生的行动很不理解，还站在领导一边批评这些学生。后来很快我就遭到学生的批判，被写了上千张大字报。后来才听说是学校党组织动员学生，清查老师讲课的笔记呀、批改作业的批语呀，查找问题。因为我是教写作的人，我做事又认真，对学生的作文都有大量评语。甚至有的学生，比如后来担任过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叶贵本，就是我教过的当年西师政治系的学生。在当时学生的作文里面，“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思想”一类词汇反复出现，我觉得不应用多了，就拿红笔把它划了。这一清查出来就认为我这是反毛泽东思想。这样我就由原来的先进人物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冲击。甚至有人将大字报贴到我家门上，说：杨良臣，你是哪家的良臣，你这名字太封建，勒令你限期改名！否则砸烂你的狗头！
当年8月8日，西师撤销夏坝农场，迁到川东的梁平县，梁平当年有个劳改农场叫屏锦农场，有三百多亩地，交给西师。西师梁平农场也叫西师梁平分院，学校把我们三个系的一年级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调到那里去，当时打的旗号是贯彻刘少奇主席的半农半读方针，宣称是比较好的才批准调去。我也被调去了，当时还感到很荣幸。到梁平的学生近310人，都是一年级（69级，即1969年毕业）学生，其中中文系4个班，160人，政教系2个班，100人，历史系50人。青年教师十几人，加上干部、职工大约二十几人。从8月8日迁到梁平县屏锦农场后，一直劳动，接连挞了十五天的谷子，还挑粪，都是重体力劳动。根本不上课。
虽然在梁平农场都没上课，但在8月下旬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北京红卫兵发起的“破四旧”高潮中，西师梁平农场也出现了一股改名风。有人改名为“文革”，有人改名为“敢闯”，有人改名为“卫东”。我因此前已经有学生的大字报要求我改掉“良臣”这个封建意味很重的名字，所以我也在8月28日改名为杨向东。说起这改名，还有一事不得不说，许多在文革初期改了名的人，后来大多数都恢复了原名。我也去问过有关方面，想改回原名，却不批准。我问为什么，回答是已经习惯了，改来改去反而造成麻烦。但是就在我撰写此稿时，偶然翻看西南大学《文学院史》（2016年出版）时，在教职工名录（1957～1966）、（1966～1976）、（1976～1999）这三段历史中，仍然标明是“杨良臣”而非“杨向东”！我很奇怪，文革中全校和全系批判我时批的都是杨向东这个名字，连《吴宓日记》中记载的都是杨向东这个名字。现在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向西南大学文学院要求加注或是更正。
1966年国庆节快到了，我在梁平农场还完全不清楚外面的形势变化。当时听说重庆、西安等大城市都发生了一些学生造反的情况，都被认为是“匈牙利事件”，右派闹事。我那时就有点怀疑，认为到梁平后，不搞运动，不上课，天天劳动，方向肯定出了问题。1966年国庆节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红卫兵三司批判资反路线的誓师大会的召开，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西师从院党委到系总支的领导人，都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他们就代表党，反对他们就是反党。
国庆前，学生要求外出串联时，我们老师还在坚持劳动，不让与学生接触。西师梁平农场党总支明令不准学生外出串联，党总支的干部先分头在场部拦学生，但农场是敞开的，没有围墙和门，出外的路也多，田坎就是路，没法堵，就到公路上去堵。他们晓得学生只有走垫江、长寿方向才有车，长寿有船到重庆。为阻止学生，党总支派多名干部拿了许多贴着毛主席像的木牌拦在从梁平通往垫江、长寿和重庆的公路上，派各班辅导员轮流看守，并威胁学生说：谁敢冲过毛主席像，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开始还真把人吓着了，几十上百的学生只好静坐在公路上，等待时机。到了国庆节前夕，学生们趁黑夜没人看守毛主席像时，一批又一批冲了过去，最后全跑了，而且大部分人跑到北京，加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队伍中，“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接着到全国大串联，学生们有的撒向全国各地，有的“杀回来”，回到梁平的学生就宣传北京的“革命形势”，动员我造反。我因为搞不清楚，还是按兵不动。
不准走的学生走了，老师就更不准走，也不准假。到了10月底，听话的老师还留在那里，不听话的老师就陆续想法走了，我也是不听话的，就找借口请假回重庆，回到北碚西师。跟一些同事接触后，了解到了当时的形势。11月3日晚，由西师教职工组织的“五一红卫队”在大操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上台发言，揭发批判西师梁平分校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同时公开宣布造反。之后我以我的发言为基础，写了一份大字报，用23张大纸书写张贴。
随后，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和“五一红卫队”在全校贴出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对我表示声援，支持我的革命行动。
也就在那天会后，我就参加了“五一红卫队”（即后来的西师“八三一教工大队”）。
11月下旬，“五一红卫队”（右图为当年的西师“5·1红卫队”袖章）派我到市“革命教职工红旗造反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沙坪坝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一个教学楼。司令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一号勤务员叫杨仁义，重庆大学教师，他也是重大“八一五”总团的勤务员之一。我被安排分管宣传，负责草拟宣传大纲和标语口号，下达全市下属分支机构，该司令部号称数万人，下辖全市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工造反组织。我在沙坪坝建院住了几天，上街张贴了些大字报和标语。
11月27日上午，我参加了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的“11·27”死难烈士纪念大会——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从陪都重庆溃逃前夕，对关押在几处狱中的政治犯实行了大屠杀，后来在这个日子重庆市都会举行纪念集会。我在这天的大会上看见了罗广斌和杨益言，他俩沿着环形看台绕场一周，向各地来渝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可以看到当时的青少年学生对小说《红岩》的作者充满崇敬之情。

进入“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

很快就到了12月3号，这天晚上杨仁义召开司令部紧急会议，传达秘密内容。参加会议的只有几个人，我印象中不超过8个，气氛紧张，如临大敌一般。杨仁义说：明天上午大田湾体育场“工纠”等老保组织要开大会，重大八一五总团决定派500名学生冲击大会，造大会的反。这场斗争肯定很残酷，但是老师们不直接参与。我们的任务是要声援和支持八一五学生的革命行动。今天开这个会是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随时做好准备声援。他还说，学生冲锋在前，造反军和二七战斗团等工人造反组织会密切配合。他还分派我与另一个女老师次日上午11点准时到大田湾体育场外观察。
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一二·四”事件，那天本来是由重庆工人纠察队改名的工人战斗军为首的保守派（后来被造反派称为“保皇四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重庆造反派认为“工纠”这些老保是“假批判真包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强行冲击大会主席台宣布造反，引起双方万人大武斗。
12月4日上午11点，我和那位女老师准时到了体育场外，只见场内不断有人慌忙逃出，我们猜想体育场内武斗冲突早已开始了。（图为作者1966年底留影）
接着，看到有被打伤的造反派工人和学生不断被抬出，还看见工人纠察队一队队人仓惶退出会场，体育场大门处拥挤不堪，场内传来广播喇叭的吼叫声，场外逃难的人们惊恐万状，四散逃命。我们当时根本弄不清楚体育场内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我们也赶紧跟着人们往回逃跑。我和那位女老师惊魂未定，记不起是怎么逃回的沙坪坝建院。但有一件事永远记得：当天下午我和司令部的人到沙坪坝街上去贴大字报和标语，声讨重庆市委操纵“工纠”制造了“一二·四”血案。我还即兴写了一首诗，抄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现回忆抄录如下：

悼一二·四烈士

山城魔王舞翩跹，恶鬼杀人不眨眼。
保皇四军齐开路，乱舞长矛与短剑。
誓死保卫毛主席，烈士血染大田湾。
红岩遍地悲歌起，万杆红旗迎风展。

12月5日上午，还是在大田湾体育场，重庆造反派召开了“一二·四”血案控诉大会，我也出席了。罗广斌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还高呼了口号：“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他的讲话全文发表在12月9日出版的重大“八一五”办的《8·15战报》创刊号上。
“一二·四”那天有许多人受伤，因为造反派有充分准备，所以事件发生后，有关“工纠”打死了造反派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被宣传成了“一二·四惨案”。第二天，在群情激愤中，已经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便仓促成立了一个“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由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和重大八一五周家瑜负责。
接着造反派就成立了“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图为作者保存下来的当年联合调查团工作证，“一二·四”被错印成了“一·二四”），我被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派到调查团去，确切时间我都记不起了，反正是调查团刚刚开张的时候我就去了，就在上清寺人民小学里面。去了过后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地点，就是小学里面的几个教室，那天我带了几个人去，盖的铺的什么都没有，那天晚上就那样在教室里睡了一觉。第二天又陆陆续续有些单位的人来报到。革教司令部在人民小学有一个101分团，是我们那个革教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分团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人民小学后面学生的住宿区，因为人民小学主要是招收的市委机关干部子女住读，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我们大学的学生宿舍还要好。这样我们就慢慢把办公室从前面搬到了后面。
“一二·四惨案联合调查团”的团长是重大八一五的熊代富，听说负责人还有黄廉，但是实际上黄廉基本上没有参加调查团的工作，没有看到他来过，他是派的朱镇坤——工人造反军总部的另一个头头来，有时来开开会，参与一些活动。西师八三一本来最初是派的岳朝亮来，但是他也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派了些学生来做一般工作人员。我当时在调查团并不是以西师八三一的身份，而是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派我去的。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调查团的人员和领导成员是怎样产生的。首先是各造反派组织派遣，其次，当时还处在全国大串联阶段，所以调查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自发报名参加的外地来渝学生，除了首都三司、一司的学生，还有许多在当地并未造反、没有加入群众组织的学生。调查团除核心组成员由八一五派指挥部集体决定外，各组组长则由熊代富指定。熊代富和钟东第一天到任时，坐着小车到人民小学，带着哈军工“鬼见愁”的毛琦（女）和其他一些学生，前呼后拥，让我觉得官僚派头十足，印象很不好。不过当他与我握手并知道我是革教司令部杨仁义派来的后，态度很热情诚恳，他指定我当宣传组组长。我也没有谦让，因为我从中学起就是搞宣传的。
我们那个调查团后来发展得很庞大，前前后后在极盛时期有上百人，下面分了几个组，据我当时工作笔记上的记载，一段时期的具体情况是：
资料组：51人，其中重大17人，组长李向东（重大）
秘书组：11人，其中重大3人，组长吴桂伦（重大）
宣传组：51人，其中重大1人，组长杨向东
核心组：9人，其中重大1人，组长熊代富（重大）
后勤组：6人，组长马成维
（情报组：12人——原资料组）
我笔记上记载的调查团核心组成员有：熊代富（重大），钟东（清华红卫兵），谭文才（重钢造反军），王庭学（重庆油漆厂，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未到），黄廉（木材厂造反军，未到），马俊奇（红卫八一五，未到），李建国（二七战斗团，未到），高志宏（中学生红卫兵）
从当时核心组成员情况看，除去几个“未到”的人之外，可以看出基本上就是以熊代富为核心的学生了。
调查团各组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资料组，非常庞大，最多时有上百人。我们宣传组最多的时候有五十余人，有重庆各大中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有北大、清华的来渝学生，编辑油印刊物的，负责广播车宣传的，采访拍照的……一切相关人员很快到位，开始行动。当时，调查团成员都是吃饭自掏腰包，忘我工作。总的来讲，夺权之前，造反派大多数人遵纪守法，积极主动。调查团各组分工明确，各自为战。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12月份这个时候，重庆市的文革运动进入了高潮。造反派热情高涨，人们的精神状态几近疯狂。我感觉是参与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运动中。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长篇小说系列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巴尔扎克自称他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官。我读过他的《高老头》《幻灭》等等十几部重要作品，我也希望成为中国社会的书记官，今后好好记录中国社会的这段历史。
我的个性一向就比较好强，我在中学时代，18岁都不到就当校团委书记。而且组织上要我留校工作，不要考大学了。在1959年我就是重庆市江北区的33个青年红旗手之一。我一向都是听党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是一心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要“造反到底”。我在管宣传组的时候，我们是“白手起家”，一个是办了个广播台，罗广斌他们在大田湾体育场搞尸体展览的时候，我们办了个大田湾广播台；第二是弄了个宣传车，在各区县巡回宣传；第三是弄了些油印设备，印发“一二·四”受害者的控诉资料，总标题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副标题为“八一五派‘一二·四’惨案受害者控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在这期间，罗广斌主持把体育场的尸体展览搞起来后，就率“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去了。尸体展览由杨益言和北大、哈军工的学生们一起搞了两三天。我对杨益言继续在体育场搞尸展，而且把最初的“可疑尸体”又改称为“死难烈士”，我表示坚决反对，我派人到体育场去交涉，告诉他们，我们已查明那几具尸体与“一二·四”无关，应停止展出，否则影响极坏。后来他们就草草结束了。结束时还组织一些人由哈军工学生带着，将尸体抬到市委办公厅去逼市委交出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当然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了。我对杨益言他们搞那个尸展意见很大，但我对外不说。我当时思想上严守着“十六条”定下的调子：“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只是私下认为这种做法让我们对外很被动，特别是还有传单说其中有一个是劳改犯，有一个是狱中病故后送到火葬场的犯人尸体。

调查团的分裂是造反派分裂的开始

在12月中旬，就是调查团刚刚成立十多天左右的时候，调查团就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是对调查团里的资料组有意见。
资料组的组长是重大的李向东，这个组人最多时有几十上百人，大部分是重大的，他们把成员派到了重庆市各个地方，许多单位，基本上成了个情报机构。但是我就发现：资料组调查的资料根本就没有进入我们这个宣传组，宣传组没有打死打伤人的数据，没法进行宣传。我们的资料都是自己派人到附近几个医院——如工人医院——去找受伤的人了解的，当然是找我们八一五派的伤员。后来经过我的手统计，大概有四百多个伤员。当时多数伤员都有照片，我们都建立了档案，有采访录音——那个时候抢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宣传器材，我们录的音都有十几盘。首都三司有一个伤员叫汪祥新，他的控诉录音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他普通话标准，声音低沉，有理有据，煽动性很强。
陆陆续续搞了这么些东西后，最后发现始终没有找到最关键的东西：究竟死没死人？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说得很严重，最先是黄廉、罗广斌他们，一直说有人，甚至明确说是有十四个人是在大田湾体育场被打死的。实际上调查了很久根本就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数据。因黄廉说话一向信口开河，真假难辨，我就问过黄廉经常支使在前台出面的朱镇坤，到底有没有查到死人的数据，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吧。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我们拿到的一个最关键的资料就是“工纠”卡造反派的脖子这样一张照片。就是所谓的“钢鞭”。这是当时一个叫刘德厚的重庆印染厂的工人拍摄的，照片在他手里头。当时他隶属于我们这个宣传组。此外其他的关键材料都没得，比如“工纠”如何勾结市委的材料，因为当时认定这场所谓的血案是重庆市委在幕后操纵才发生的。但是后来查去查来查不到这些东西，根本就没得。
我们当时就产生怀疑了。加上下面有些人认为是重大八一五把这些最关键的核心材料控制了，不拿出来。在这期间，重大红岩公社的徐光明，他一开始就是反对重大八一五的，他本来在我们调查团的楼下设了个点，后来不知怎么被挤走了，他没得地方呆。我听说后，在宣传组给了他一个地方。当时他就到处散发一个什么重大八一五已经成为市委的走狗呀，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集团呀这些材料。再加上前前后后还有其他一些人来找我，当时来找我的有个新华社重庆记者站的，叫张炳生，有个红旗杂志社记者杨某某，有个《人民日报》记者叫殷庆云——不过听他所谈，按我当时观点看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其他的如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还有体委体工队一个个子较矮的举重运动员，当然还有市委机关，比如市委宣传部一个叫罗刚健的人，我们接触后听他讲过一些问题。当时我跟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的张金根，还有个刘连仲，北京农大的，我跟这些人接触都比较密切，也参与过他们几次分析重庆形势的会，就在化龙桥那个汽车队。他们总的观点都认为重大八一五右了，特别怀疑他们跟重庆“黑市委”暗中有交易。总认为他们在保市委。这些自然都对我观点的形成有影响。
于是，12月13日在大多数成员的强烈要求下，熊代富召开调查团开门整风会。我在会上发起了第一次“炮轰团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那时对问题不是调查得很清楚，往往只是凭一种感觉，感觉到他们有右倾思潮，就要反对，就要“炮轰”。第一次“炮轰”过后，熊代富态度还比较好，做了一些解释，资料组长李向东，态度傲慢，根本不理。
特别是到了12月下旬，我听到大田湾广播台广播了罗广斌12月17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次全国造反派集会上的讲话，控诉重庆市委操纵工纠制造“一二·四惨案”，他讲话里面明确说是工纠打死了造反派14个人。罗广斌那个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煽动性很强。但是我们在调查团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根据，找熊代富他们要，他们也始终说没有。他们也不知道黄廉和罗广斌的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们当然不会怀疑是黄廉、罗广斌他们造谣，就只能怀疑是资料组拿到了“钢鞭”材料，又不拿出来。会不会是重大八一五总团拿这个去跟“黑市委”讨价还价做交易了？我们就对调查团领导进行了第二次“炮轰”。那个时候谁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谁能服谁？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熊代富和他们重大的人员全部撤离调查团。调查团剩下的就是西师八三一的人，川外八二六的人，当然还有造反军的，二七战斗团的，二七有六个人，其中一个是化龙桥电器总厂的周科培。还有就是印染厂的刘德厚。外地的就有北京三司的刘连仲。当时因为我已经是教师，一般就认为不利于站在前台，所以调查团名义上的负责人是武汉一个大学生魏国辉。
实际上，调查团的分裂，已经预示了一两个月后重庆造反派的分裂。

杨益言通过我联系上西师八三一

在上述事情发生之后，杨益言就派了三个人，北大的学生朱学文、侯均初、小韩，她们三个到人民小学调查团来找我，她们几个北大女生是慕小说《红岩》之名来重庆串联的，来后就驻在文联，支持罗广斌、杨益言起来造反，基本上成了罗广斌的秘书班子。这次她们向我转达了杨益言的看法，首先肯定我在调查团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思潮是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其次也转告了罗广斌在北京活动的情况，以及罗广斌在北京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总的意思都是鼓动我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朱学文对我说，杨益言请我到文联去面谈。
得到杨益言的鼓励和邀请，我就去了离人民小学只有一站路的重庆文联。这是我和杨益言的第一次见面。杨益言对我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是“革命小将”，说话都是建议的口气。我当时二十五六岁，杨益言比我大二十岁，都称呼我为“老杨”。除了口头上表示对我支持以外，杨益言还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支持行动，他在文联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秘密的办公室，因为重庆没有暖气，他还亲自为我烧好火盆，室内专门给我安装了一部供我个人使用的电话。
我和杨益言见面时刘德彬也在场。刘德彬因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了点影响，虽没划成“右派”，但也受了点处分，所以后来没有让他参加小说《红岩》的后期创作，小说出版时也经市委决定没有让他署名。但市委和文联都知道他们一直是个三人创作集体，因此在小说《红岩》出版后，市委就决定把他们三人一起调进了重庆文联，成为专业创作员（即专业作家）。文革中，因为刘德彬有这个“历史问题”的“前科”，虽然也跟着罗广斌起来参加造反，但一直比较低调，很少抛头露面。
我到文联后，杨益言首先就要我介绍西师八三一的一号勤务员岳朝亮与他相识。我就在约定的时间把岳朝亮请来与杨益言见了面，杨益言对岳朝亮表示称赞、支持，对西师八三一说了些好话。杨益言鼓动岳朝亮派一些学生进驻市委机关，后来很快就以西师八三一校外战斗队的名号来了。来后住在团市委、妇联那个大院。我因为住在人民小学，离得很近。也常有联系。
岳朝亮率校外战斗队来后，先在团市委、妇联查抄“黑材料”，由杨益言亲自指挥。因为人民小学旁边住了些重庆市教育局机关的家属，也就随便去抄了几家。有一天晚上我跟着杨益言，去看西师校外战斗队在团市委、妇联的家属区查抄“黑材料”，也包括杨益言他们住的那栋房子。其间就冲击到了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罗刚健，罗刚健的妻子是西师跟我一个写作教研室的同事，因此我跟他也比较熟，查到他家的时候，有学生对他不礼貌，我就出来说了几句话。这可能跟罗刚健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也多少有点关系。
1967年1月2日，听说由“工纠”改名的工人战斗军决定要在1月4日重新召开上次被造反派冲击而没有开成的大会。黄廉就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成立的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提出，也要在1月4日到体育场去召开“一二·四”惨案一周月纪念大会。这个提议遭到重大八一五、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等许多组织的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新的武斗冲突，不利于争取保守派中的大多数群众。但是黄廉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的人都坚持要开，并且认为重大八一五他们是被“一二·四”惨案的鲜血吓破了胆。我当时思想很左，是支持黄廉意见的，同时我认为，“一二·四惨案”过去近一个月了，我们调查团做了那么多工作，总应该有一个总结，应该向全市人民做个交代。于是我熬夜起草了纪念“一二·四惨案”一周月的讲话和有关“一二·四惨案”的调查报告，纪念讲话由黄廉代表山城八一五派指挥部向大会宣读，该讲话同时严厉批判了以重大八一五总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市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调查报告由周科培宣讲。
那天本来是工人战斗军他们先发出海报说要在体育场开大会的，但看到造反派也去开大会了，为避免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就主动退让取消了大会。造反派的大会因为遭到重大八一五等许多组织的抵制，来的人也不多，重大八一五来了个“阿斗战斗队”的宣传车，一直在场外进行宣传骚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渝联络站的周闯，是西师八三一头头周荣的弟弟，这时与他哥哥站到了不同方面，支持重大八一五了。周闯跑到主席台上来要夺话筒发布造反声明，被二轻兵团的负责人夏祥贵喝斥制止了，因为周氏兄弟的母亲是二轻下属一个小企业的工人。夏祥贵跟他们很熟。

我带罗广斌、杨益言到西师做报告

罗广斌是1月11日回到重庆的。他回来后，我才与他第一次见了面。那天晚上，由杨益言带我到了重庆文联罗广斌的家里。我还没有落座，杨益言向他介绍我的时候，他跟我热情握手，说了几句“向革命小将学习”之类的话。这时我就首先问了句一直压在心头想要问他的话——因为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发言录音里明确说了“一二·四”的现场打死了十四个人，我就问：老罗，你们说打死十四个人根据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钢鞭？
罗广斌笑了一下，就用“看大方向”之类当时的套话搪塞过去了。我也不便再追问。当时他家里还有些人，有广播电台的曹开，是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有川剧团的一个人……罗广斌拿出蜜麻花来招待我们，他说是川剧团的一个同志送他的，他借花献佛。
多年前我在十六中读书时，听过罗广斌、杨益言来作报告，对他们非常崇拜。后来我当共青团的校团委书记的时候，也在重庆人民礼堂听过罗广斌的报告，对他也很敬佩，只是没有跟他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背景下与他们接触了，已经没有像当年那样的面对名人的感觉。如果再倒回去几年，跟罗广斌能这样接触和交谈，我肯定会受宠若惊。
后来从我跟他二人的接触中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一二·四惨案”已经不感兴趣了，因为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到造反派内部了。
我和罗广斌见面后，就把岳朝亮介绍给他。他很看重西师八三一这个组织的影响，就提出要到西师去看看。我们当然也希望他去介绍一下在北京的情况。就由我陪同，罗广斌安排文联的老董开车——罗广斌他们早在1966年10月25日就已经在文联通过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夺权了，在重庆的基层单位算是夺权很早的，仅次于重大八一五于10月19日在学校的夺权。
去北碚的途中先到的重大，在重大八一五总团的楼下，罗广斌叫我和杨益言在车上等着，说他要去跟重大谈最后一次话。他去了以后，我们只等了大约十几分钟，罗广斌就下来了，回到车子上后，说了几句自我安慰式的话，他这个人一向比较乐观，实际情况到底怎样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感觉到他是受到了冷遇。
车子开到北碚后，先是在北碚的人民会堂，由北碚区的各个组织头头们开了一次会，这个会由岳朝亮主持，罗广斌主讲，讲了北京的形势，讲他在北京的情况，以及他对文革形势的一些看法。中午在北碚街上简单吃了顿饭，下午就到西师，在网球场，他们向八三一的师生做了次报告。因为他们的观点我都比较熟悉了，所以也没注意听，都是那个时期他们经常标榜的一些观点。就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抓住大好时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等等这些内容。
正因为我和罗广斌、杨益言乘他们的车子到了西师，在西师的一教学楼这个地方下的车，这就被西师的很多人看到了我与罗广斌、杨益言在一起。这就成了后来1967年的7、8、9月我被关进武斗集中营并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主要原因，他们要求我承认与罗广斌的“黑关系”，我不承认，就由我所在的西师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任承佑在现场公开点出我和罗广斌到过西师。证实了我与罗广斌的关系以后，我就被痛打了一顿，打得“气都背过去了”。这是后来的事情。
跟罗广斌比较熟了后，有一次在他家，刘德彬也在场，不知怎么提起了刘德彬在《红岩》出版时没有署名的事，罗广斌称赞说，老刘这人很好，我们一起创作《红岩》，但他没署名，是无名英雄。杨益言解释说，当时老刘有什么小错误不便署名。罗广斌还笑着说，其实当年都晓得《红岩》是我们三人合作写的，稿费都是我们三人平分，我们买了三个大皮箱，每人一个，每人一件大衣，每人一箱水果糖——当年买糖要凭糖果票，我们买的是不要票的高级糖（高价），因为三家都有小孩。

短命的《新山城》报

《新山城 》报是在罗广斌、杨益言支持下办起来的，由我具体负责。我就叫岳朝亮去把程地宇从北碚调来，他是西师中文系学生，有名的笔杆子。另一个学生侯光清已在调查团跟着我做事。侯光清人很踏实，埋头做事务工作，程地宇是主笔，主要是由他起草一些文章。《新山城》报的发刊词《打倒机会主义，实现山城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还有后面的《山城革命造反派向何处去？》，都是由程地宇执笔写的，要点都是批判重大八一五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还是叫“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程地宇这个学生有些特点，他提出条件，他喜欢喝酒，要我给他提供一斤白酒，一斤花生，一条烟，保证连夜炮制出来。当时就是我、程地宇、侯光清我们三个人，地点就在人民小学我那个住地。我先谈我的观点，讲一些要点，程地宇、侯光清当时思想也比较激进，当然大家都一拍即合。议论以后，程地宇就说：这事你放心，反正明天早上我给你交卷。果然他整了个通宵，把文章拿出来了。他的文章是一气呵成，不需要再修改、誊抄的。
这期《新山城》报上署名“红锋”的文章《山城革命工人运动好得很》，据侯光清说是文联的文艺评论作家殷白（张惊秋）写的，由罗广斌组来的稿子。
排版印刷之类具体事务都是由侯光清跑，比如报纸的刊头，毛主席像的制版，都是他跑，找的印制几厂我都记不得了，排版我都没有管。校对有文联的熊小凡等几个老编辑帮忙看。
《新山城》报就只出了创刊号这一期，2月4号出版。出版后我都上街去卖过，两分钱一张。一共一万份。卖报的钱大家都很自觉，一分不留，统一上缴，交给我们调查团一个管后勤的马成维，是西南农学院的女生，她是后勤组负责人。钱都由她保管。后来调查团解体时，我还告诉过她，这件事你要负责到底，包括后来的一些东西，比如录音带等等。后来“二月镇反”，她也被抄家，都被抄走了。
本来《新山城》还筹备了出第二期，但紧跟着就是罗广斌被绑架，杨益言、刘德彬逃离重庆上京告状，整个形势恶化，《新山城》就夭折了。


大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

在1967年1月，整个社会上的群众造反运动已经成为主流。各级党政机关基本上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一月风暴”中重庆基层单位的夺权，实际上从《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之前就陆续开始了。岳朝亮率西师八三一的校外战斗队，与杨益言配合，夺了团市委和市妇联的权。
在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发表后，全国各地的夺权便进入到响应中央号召一哄而上的阶段。这篇社论按当时惯例在1月21日晚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播出了，当晚重大八一五便通知全市主要造反派组织在设于重庆市少年宫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商量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
整个夺权行动得到驻军的支持，在1月24到26日顺利完成。其实当时对“夺权”毫无概念，一般只是根据文革前“四清”时看过的电影《夺印》之类文艺作品的宣传影响，把夺权只理解成为夺印，即夺取各单位的公章。比如市委宣传部的夺权，我当时在场，就是我认识的市委宣传部干部罗刚健，以宣传部劲松战斗队的名义，与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的学生联合行动，抓来宣传部的头头进行批判后，让他交出钥匙和公章。学生用菜刀将印章一劈两半，大家一阵欢呼，就宣布夺权成功。
夺权时的分工，是在1月23日由重大八一五主持开会商定的，决定：重大八一五、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配合其他组织夺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的权；六中32111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夺市监委、市委宣传部的权；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八所院校配合其他组织夺市人委的权。
从这个分工看，全是学生组织。后来反对派对夺权提出指责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排挤了工人组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原则在那里，所以采取夺权行动的分工中虽然没有工人组织，但是在具体商量与建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时，一直都有各大工人组织参加，后来在2月8日《新重庆报》报上公布的“参加酝酿、协商、建立革联会的群众组织”名单中，排在前面的就是八一兵团、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重庆工人九八战斗团、四川煤炭系统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重庆无产阶级造反工人二轻兵团、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反修兵团总部、重庆市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
不过，在当时毫无章法、一哄而起的狂热潮流中骤然夺取“党政财文大权”，这样盲目、混乱的行动，必然激化群众组织间本来已有的矛盾分歧，全国各地均是如此。重庆也不会例外。

调查团演变为联络站

对重大八一五和重庆夺权不满的一些群众组织，陆续来调查团反映意见，了解情况，这样，调查团就在不觉间演变成为反对派组织的联络站。因为当时这些自发的群众组织都十分松散，混乱，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所以这个联络站连一个正规的名称都没有，就叫联络站，重大八一五则赐给它一个名字“廉罗栈”——讥讽其是黄廉和罗广斌拉起来的“反革命小联合”。其实黄廉很少到人民小学来，他那个工人造反军总部平时都是派朱镇坤来参加开会，真正经常在联络站接待来访的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的李方成，他们是组织名称“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相同，但领导班子（一个叫司令部，一个叫总部）不同，而且相互不承认的两个山头。
联络站设在人民小学原学生宿舍三楼。此地点原属调查团掌控，由我决定并提供。调查团作为主要发起方，我多次参加联络站的会议，侯光清也多次参加。调查团领导成员之一魏国辉（武汉某高校学生）也常驻联络站。
在我笔记本上的简略记载中，1月29日会议，有《人民日报》记者参加。30日的会议，有四十几个组织代表参加，《人民日报》记者出席。会上大家认为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周家喻（当时传单、大字报都写作“喻”，实际上应是“瑜”）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黑市委名亡实存，提出必须彻底批判，同时要把周家喻等头头的错误与重大广大学生区别开来。代表们提议给中央文革起草一份急电，议定由李方成他们造反军司令部负责。最后在1月31日，据说是由工人造反军司令部的王洪泰执笔，起草了给中央的急电。
2月1日讨论通过给中央的急电时，新华社记者刘诗临、张炳森也来了。当时新华社重庆记者站，除了袁光厚一人支持革联会外，其他人全部站在反革联会一边。在人民小学的联络站，几十个反革联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联名发出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电文中称：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一月二十四日，以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及其窃据的各种大权名亡实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当天在《急电》上签名的有54个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多，有的是为了凑数勉强拉上的，有的是一人签了两个组织的名，有的则是当时随大流签了名，后来又反悔，发声明撤销。
而且，因为当时邮电局已经被支持革联会的一派夺权，拒绝拍发这样的电报，所以这个《急电》实际上并未发给中央，几天后才在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主办的、2月9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得以留存下来。
现在来看那个被八一五派称为“黑电文”的《急电》，显然思想是极左的，而且有些文字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其中说重庆夺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就明显不是事实。
2月1日那个会，我笔记上有很简略的记载，但对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什么了。可能我只参加了一阵就离开了。我们办公室本来在那个地方，有时他们开会时我没有参加完就走了，经常事务很多，电话也很多——调查团那个时候就有三个电话。除了公开的两个电话外还有个只供我个人使用的电话，只给那些有非常重要的事才打电话的人联系。
印象较深的是，2月1日上午罗广斌也到联络站来了，我们正在通过给中央汇报重庆夺权问题的《急电》。罗广斌得到通知后，前来代表重庆文联的红卫兵战斗组签名。因为当时外面大字报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头天晚上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全城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大字报，公开宣称罗广斌“很像埋藏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就开玩笑说：老罗，人家说你是定时炸弹，你到底好久爆炸？罗广斌笑了一下，摆了下手，表示对这类攻击的不屑。然后我还说了句：人家说你野心很大，想当市委书记。罗广斌笑道：我还嫌市委书记这个官太小了！
我现在想，罗广斌这样说，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当时真心投入文革造反运动的人们，大都头脑发热，我这个小小教员都不把重庆市委书记看成是个好不得了的官。他这样的著名作家当时说这样的话，我认为很自然，并不表明是他有什么野心。
革命教职工司令部在人民小学有个101团的办公室。在我们第二次“炮轰”调查团团部之后不久，1967年2月5日，也就是罗广斌被从文联家中抓走那天（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此事），革命教职工司令部在人民小学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司令部下属各个区县分部以上负责人的会议，大概有一两百人参加。我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革教司令部头头是重大的教师杨仁义，他原来就是重大八一五总团的，调查团的头头是熊代富，也是重大八一五总团的，调查团的事情杨仁义肯定知道。我也完全想不到他们事先已经有了部署。
就在人民小学这个大会上，杨仁义先说了几句，热烈欢迎大家对重大八一五总团提出批评，八一五少数人在工作中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前不是要互相进行大攻击，而是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随后，他们要求我报告在调查团的工作，并讲讲我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定好的计，我就老老实实去讲了。一讲完过后，主持会议的人就叫下面的人批判我，喊打倒我的口号，说我背叛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在八一五派内部制造分裂。当时我也不怕，只想讲明自己的观点。他们预先安排的批判发言完了，就拉拉扯扯，扯下我的袖章，把我从台上揪下来，当场宣布将我开除出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
当时下面也有人支持我，如重纺二厂子弟校的一个女老师下来就跟我说，本来你是对的。还有我一个大学同学汪少和，在巴县界石那边教书，他也是个分部的头头，下来后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也为此分裂了，当然站在我这边的力量很弱小。
第二天，也就是罗广斌被抓走的次日，围绕对革联会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两派在市中心解放碑举行了一场辩论会。我没有去看，据说听众上万，把解放碑四周的街道都塞满了。八一五派的分裂已是必然。双方当时还在许多工厂、学校、机关都展开了大辩论。我们调查团作为联络站一方的人到土湾的重棉一厂、二厂、印染厂去参加了有关活动，看到双方经常有数千工人、学生通宵大辩论，人们的亢奋状态已经接近疯狂。重庆造反派的分裂已经公开化。
2月8日，革联会要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这天清晨，在人民小学食堂，我与岳朝亮去对西师八三一的300多名学生作战前动员，鼓动他们去砸革联会。他们到了大田湾体育场，发现有重兵把守，根本无法冲击，而被迫放弃了。

罗广斌之死

2月10号那天罗广斌死的时候，我还在调查团住地人民小学。我在上清寺看到了重大八一五的广播车散发的传单，就是关于罗广斌“畏罪自杀”的快报。我们那时调查团还没有散，我们是19号才被赶走的。
我认为根据罗广斌的性格，和他当时的情况，不可能自杀。2月1号在联络站见到他时，他都还很乐观；2月5号被带走时，他还是大义凛然地自己走的，并没人抓他捆他；2月7号，他还有个条子带出来给妻子胡蜀兴，叫胡蜀兴给他拿二十块钱、两条烟送进去。怎么会才过两天，就自杀？他这个死，太突然，不能不让人感到怀疑。当然我也只能怀疑，没有任何他不是自杀的证据。
我曾听侯光清说过，建院当年看守罗广斌的学生说，罗广斌那天早上到卫生间，没有洗脸，喊了两句口号就从窗口跳下去了。侯光清当年说的时候我就问：你相不相信？他说不相信。还讲了一个情节：罗广斌死前的那个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抽烟抽得很凶，我知道他那个习惯——抽烟之前先把烟抹上万金油，吸烟的时候完全像烟鬼一样，深呼吸，很长地吸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他经常这样一边吸烟一边谈笑风生。据说他那天晚上是一支接一支抽烟，感觉很紧张。我跟侯光清都感到无法理解：你紧张什么？
我后来猜想，人家怀疑他怎么出狱的，说他是特务放出来的，可是对这件事情罗广斌自己都解释不清楚。那不像现在这个年代，现在要遇到这样的问题肯定会冷静对待。当年却不一样，如果人们认为你是特务放出来的，肯定最后你自己都会认为是个问题。我后来想到西师党委书记张永青讲他在文革中曾经自杀未遂的情况。张永青是三八式干部，是重庆三个八级干部之一（市委书记任白戈、重大校长郑思群、西师张永青）。他曾经自杀过，他讲到他当时确实已经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了，因为党员们全部出来揭发他，跟他划清界限，甚至大字报写出来与他决裂，说他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张永青自己都相信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分子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人到了绝望的时候，他才会产生这种心理。当然你要在文革结束之后，张永青还没有死的时候叫他讲，肯定不会这样讲了。那是他在1971年，在梁平那个地方，要“解放”他的时候，工宣队叫他做检查交代，那时提倡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我在西师呆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清楚一次他的讲话，他是北方的南下干部，听不清楚他的口音，唯有这一次，他还是用山西话，全场一千多人听他讲，清风雅静的。因为他讲得很特别，就是他曾经想要自杀的全部思想根源、心理状态。我由这个例子来判断，罗广斌那天晚上会不会也陷入了这种思想状况？过去不认为是问题，而到了1967年这种时候，人们已经是非常左了，左得头脑发热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会不会也产生这种自我怀疑的感觉呢？特务放的，过去党组织没有清理，文化大革命会不会以另外新的标准来清理呢？我在想有可能他那天晚上有这种心理活动。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

调查团暨联络站的终结

调查团就这样在一个月之间演变成为联络站，成为砸派（后来的反到底派）的雏形，但是它始终没有成气候，后来很快就在“镇反”中瓦解了。
四川“二月镇反”，是从1967年2月17日公布那封中央军委给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信开始的。
2月19号，调查团（也就是联络站）遭到抄砸。人民小学的“岿然不动”，这时已经发生分裂，田蔚和卿萍君站在我一边，另一个头头，男老师周恒，就站在八一五那边。那天周恒就去把旁边的六中“32111战斗团”请来，对我们的住处及办公处实行了抄家。砸抄以后把我们赶出来，把我的铺盖、资料什么东西都抢了，周恒那天晚上还强迫我交出工作证作抵押，因涉及欠交的水电费，逼我写下欠条：调查团12月8日至2月19日欠水电费237元……以后到了1971年3月5日，人民小学致信西师催收，西师革委会转给我，我当即提出抗议并回函反驳，理由是1967年2月19日周恒带“32111”对调查团实行打砸抢，抢走我的私人财物包括衣物、棉被、收音机等，强行扣压我的工作证，后多次去催要都拒不归还，工作证只好补办就算了。再说水电费该由市文革去缴。因调查团当时活动经费均由市文革报销。
我们被从人民小学赶出来后，就和首都三司的、调查团的一些残余人员，不到一百人，手挽手游行抗议，从上清寺一直游到朝天门，一路呼口号，唱歌，再从下半城游回来，进行所谓抗暴斗争。
此后我转入地下，在捍卫路一工人家躲了两天，然后我就撤回了西师。

“镇反”时的一篇“揭发”材料

我一个老朋友，重庆的文革研究者何蜀，前些年从原重庆文联的干部杨世元那里得到几本当年革联会“罗广斌专案组”的工作笔记，后来他整理录入了一些内容，选发到了电子刊物《昨天》187期（2021年10月30日）上。其中有侯光清的几篇“揭发”材料（发表时只写了“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侯××”），我看后觉得这些资料很宝贵，虽是“镇反”时的“揭发”，但侯光清所写，除了个别地方用了当时的用语外，基本上没有凭空编造、诬蔑的内容，是如实讲述史实的，而且因为是写的仅仅过去了两三个月的回忆，比较清楚具体，有些情况我在几十年后都完全忘记了，看了他所写材料，才又提醒我回忆起来。现把其中专门“揭发”我的那一篇选用上，可供与我的回忆对照：

揭发杨向东。
杨又名杨良臣，西师梁平分院中文系教师。
12月十几日，杨开始制造舆论，于12·14策划了一次炮轰会，炮轰团部（12·4调查团）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大会（当时负责人是8·15熊代富与一司钟东等人）。
12月中旬末，调查团负责人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重大8·15不相信工人”“要把工人赶出调查团”等等，又发动了第二次炮轰。
紧接着，改组了团部，换成了岳朝亮、原三司驻渝联络站刘连仲、工人周又强。8·15被挤出团部。8·31掌握了实权，实权又落在杨向东手里。他负责所有的调查材料。
在12月底，又借整风为名，向8·15发动又一次攻击，说“8·15在12·4以后，偷了现场照片和第一手资料”。岳朝亮在会上说：“我那天在医院，每个人（指伤员）都拍了照，录了音，但调查团就是没有。偷材料的方法很多，有的调查了，不拿出来，有的交上去，就拿回学校去了。”陈洪泽同志对此给予了有力回击，但立刻被围攻。
黄廉总部要召开12·4周月纪念会，元月三日，杨向东说：“斗争了一天，明天的会非开不可。”并诬蔑8·15不参加会议是被12·4的鲜血吓破了胆。同时还详细去征求杨益言的意见，三日晚上杨向东熬通宵，根据杨益言的指示写了发言稿，再一次把革命群众的视线引向“死尸问题”。还把调查没有结果的原因归为某些人的拆台、偷去材料之类。后来，他还攻击周家喻同志，说：“开会那天，周家喻站在大田湾广场外边，指着会场说：‘我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偏要开，我看你们开不开得成！’”还说：“那天开会，周家喻不仅不参加，还叫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参加，到处拆大会的台。”等等。
岳朝亮与罗、杨勾结上，“杀”进团市委、妇联后，杨向东又与魏国辉（湖北社教工作总团成员，黄廉总部核心人物，反8·15，反革联会的急先锋）勾结，把调查团搞成十足的特务机构。一再说：“要跳出12·4的圈子，配合当前战斗，要把12·4调查团搞成情报网。”广泛搜集8·15战斗团的黑材料，甚至准备设计贴有照片的特别工作证。把调查团改为“反修兵团”之类的什么名称。在一个多月以来，所谓12·4调查团干的完全是与12·4无关的东西。
杨向东与罗、杨之流的勾结：
杨向东早与罗有勾结。曾一再说：“罗广斌没什么问题，如果有，杨益言还不知道吗？”等。在12月底，杨向东还制造舆论，提出办报纸，要指导全市的运动，当时他说：“杨益言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他经常到文联去密谋，自己就在文联写什么文章。原先还准备住到文联去。有两天，他一直在文联，晚上也没回人民小学。
二月四日，要开什么纪念会，他还特别叫人去征求杨益言的意见，并照其黑指示踏实地做。
在罗由北京回渝后，杨向东迫不及待拉关系，把8·31绑到罗、杨的反革命战车上。
一月底，罗的问题被揭出来后，杨向东想往北京跑。当时调查团的一些同志扣了他的车票，他亮底说：“我不是想到北京去耍，北京公安部掌握有罗广斌的材料，我想去调查究竟有没有问题。你们想嘛，黑市委垮台了，总要有人来接嘛！”很可能他们之间建立有反革命夺权的“神圣同盟”。
罗被揪出后，杨益言还到人民小学来找杨向东，后听杨向东说：“杨益言说罗广斌不是叛徒，他们还要为廖伯康、李止舟、肖泽宽翻案，廖伯康他们因为给中央写信告了李井泉，受了处分。”等等。说“现在提出罗广斌的问题，是想搞垮联络站”。
杨向东还和市委、市广播台有联系。与反动组织造反军一支队朱登明、徐光明等都有密切联系。很可能还有里通革联委的人物。
杨向东还经常说：“重庆日报与市广播台是假夺权，要想法打进去。”听说，他与市广播台×××（大概是女性，不知姓名）有联系。
二月×日，造反军一支队朱登明来人民小学找他，说：“北京来电话说，最近几天重庆要发生政变。”还叫杨向东等人躲避一下。
徐光明在联络站出笼前后，特别活跃，通过朱登明、杨向东千方百计地拉关系，我曾对他说：“徐光明有问题，以前写的那篇《炮轰中国修正主义思潮——八一五总团》的毒草，很有问题。”他根本不听劝说，千方百计把徐光明拉到人民小学来，要徐亮底，还准备在人民小学给徐找房子，让他拉一二十个人来，杨向东曾说：“徐光明几个月来，尽在搞8·15的问题，已经有一本材料。”杨很赞赏徐“有政治头脑”。
杨向东还有里通革联委的人物。据他说：“革联委每次开会，都有人送票来。”二月×日他就曾给调查团成员、新北大中文系学生刘文刚一张入场券，刘到革联委开会。
“特务机构”另一头目魏国辉也是一位神秘人物。魏是元月十几日从北京回来后跳出来的。由北京带回来几个与12·4有关的胶卷，据说是在北师大（？）拿的。他一回来就说：“重大8·15的人在北京打着调查团招牌招摇撞骗，从造反军那里骗材料，说一有材料就立刻给了8·15总团，有些原始材料造反军给的，他们给造反军看一下都不肯。”同时，他还带回一张有黄廉签字的介绍信，在元月×日曾到造反军总部报到。造反军总部叶××叫他们暂时留在调查团，这样，魏成了黄廉总部密谋策划的核心人物。魏从北京回来以后，就与造反军总部几个头目、司令部李方成勾结紧密。经常在外策划。他是廉罗站策划人之一。廉罗站的几天黑会，他都是策划者之一。并不顾调查团一些同志的反对，蒙蔽群众，在黑电文上签字。把廉罗站安在人民小学。这样，人民小学就成了反革命黑窝子，调查团也就被绑上了破坏大联合大夺权的战车。
杨向东攻击8·15的言论：
杨妄想踏着12·4战友的鲜血青云直上，在十二月十几日就开始攻击8·15。与岳朝亮实行“宫廷政变”，拉开了攻击8·15的序幕。
杨曾说：“8·15最早设立调查团是想作为情报机构，但后来人多了，没事情，就用来装点门面，自己搞秘密调查团。”在二月初甚至还说：“重大8·15战斗团为什么要组织12·4调查团都值得怀疑。”还说：“现在8·15对12·4已经不感兴趣。他们已经否认了血案，还说是工人造反军与‘二七’挑起的。”
杨还说：“12·4惨案的发生与重大8·15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很大的关系。12·4那天，打人那么凶，重大8·15却几次叫撤退。还派联络员叫三司配合撤退。在12·4血案发生以后，8·15不敢再与黑市委作针锋相对斗争了，热衷搞和平谈判。”还说：“8·15几个头头都与市委挂了钩，留有后路。”（造反军李方成也说过这类话。）
二月十几日，杨说：“黄山疗养院这些地方很重要。晚上经常有人看见小轿车往那里跑，黑市委在那里活动，可能重大8·15总团设在那个地方，与黑市委有联系。”
杨说：“重大8·15每天活动费用500元。”（造反军李方成也说过这类话。）
在燕汉民自杀以后，杨一再说：“燕汉民之死与8·15有直接联系，8·15他们封锁消息，不敢说出来。”罗广斌畏罪自杀后，他又说：“与8·15有关系。”
杨说：“在12·4惨案发生后，市委×××（记不清名字）曾找过黄顺义（8·15的），想通过黄解决问题。”
上述言论，都为破坏大联合制造了舆论准备。杨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一再想诉诸文字。
杨在十二月底就想办报，作为舆论阵地。失败后，在几个单位策划办《新山城》报时，他又想把黑手伸向《新山城》，他说：“《新闻报道》不能指导运动，工人组织红旗8·15（即造反军一支队）要踢开8·15，造反军司令部、总部也反8·15，工人运动需要舆论，市委的造反派也不赞成8·15，要反右倾，很有必要办个报纸。”等等。
杨在二月二十三日写了篇极恶毒的材料：《12·4惨案与叛徒周家喻》，咒骂周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工人阶级用血汗给他们换来了荣誉。等等。
控制调查团，搞经济主义。
在“宫廷政变”后，新团部一产生，就制定了一个抢劫计划。12·21晚，杨向东、岳朝亮、原三司刘连仲勾结体委8·15×××制定了计划，决定第二天分兵三路到白石▲、大坪、大田湾劫走体委的大卡车、小吉普各一个，后又弄到宣传车一部，抢走广播器材，甚至连一些体育事业上用的精密仪器也抢走。
同时，到处要乘车证，最后逼迫市文革每月给300元流动资金。
平时开支是很大的。如胶卷，有时一两天一个人就用一个，但照的东西根本没多大用处。
杨想办报，复制12·4现场照片，两个跑十多天，去买钢版（通过非法手续），制钢版，但制好后，一直放起，现不知杨弄到何处。（照片的版，是熊小凡排的——据熊的交待。）
67.3.20揭发

我只知道当时侯光清是跟岳朝亮一起去了北京的，不知他怎么又回重庆来了，落入“镇反”的陷阱中，不得不写了那些材料。后来侯光清仍然一直参与为罗广斌翻案和为“萧李廖”翻案的工作。我跟他关系一直很好。他老家广汉离成都很近，1968年我还曾到广汉他家去玩过。侯光清毕业分配时，有人说他参与了为“罗广斌叛徒集团”翻案，扬言要抓他。他很害怕，晚上住在我家。他被分配到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等于是发配到边远地区，他却反而高兴，他以为走远些正好避祸。若干年后他调到了成都的粮食学校教书。我多次邀请他到重庆作客，他都谢绝了。重庆文革让他伤透了心。

逃离重庆上京告状

1967年3月6号晚上，我们得到消息，重庆由驻军领导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已经下令在北碚公安分局夺权的该局公安临委会和“压不倒”造反队，3月7日将要实施抓捕杨向东及西师八三一其他头头，我的罪名是“叛徒罗广斌同伙”“西师八三一黑后台”。
3月7日早上7点多钟，在西师刘同记家，他是西师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坚决站在八三一这边的干部，还有八三一的一个头头，教务处的科长黄子琼，还有我的另一个同事，西师图书馆的干部尹素芸（八三一教工大队勤务员），我们一起商量面对镇压怎么办。他们一致对我说：事前西师八三一总部也通过岳朝亮转告你，要你离开重庆去北京。八三一总部已经安排岳朝亮和侯光清二人到北京去了。他们提出要我赶快到北京去，因为我知道的情况很多，我基本上在市中区活动，了解全局性的许多情况，一定要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汇报，向中央告状。
我们当时把形势也估计得很极端，认为肯定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斩尽杀绝，一个个都要打成反革命，整死都有可能。当时做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事前也作好了准备，在1966年底就缝了一件棉大衣，三斤棉花，里面穿个小棉袄是半斤丝棉，这样我出外一般就可以不要什么盖的，晚上就把小棉袄穿在身上，把大衣脱下来当铺盖。调查团垮了以后我曾经在市中区几个朋友家里面，当时叫战友嘛，在他们家里躲，都是这种办法。在人家屋里地板上铺些报纸，就这样睡在上面。
那个年代我们思想都非常狂热、激进，有时想到死也并不可怕。死了还觉得光荣。所以那天早上他们要我走的时候我不想走，我说这个时候走肯定是逃兵，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但是刘同记说我必须走，他是作好准备的，因为他如果走了西师就没得人管事了。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他说你到了北京一定转达我们的想法，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什么什么……当时讲的都是真心话，决不是唱高调。
经几位领导的反复劝说，我同意立即启程。但我当时身无分文，黄子琼拿出100元塞到我手上。我于是立即回到住处，披上我早已准备好的长棉大衣，拿了一个手提包，装了些材料，以上街的姿势，若无其事地混在进出学校的人群中离开西师，到了北碚车站，乘坐公交车到了重庆市中区，在当时已改称“红港”的朝天门附近千厮门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又立即到港口买了次日去南京的船票。
3月8日上午10点，朝天门江边大雾弥漫，我化了妆，带上大口罩，混在人群中，登上去南京的轮船。我是先经过武汉到南京，因为怕有人跟踪，在南京呆了三天观察动向。在武汉的时候我就看到没有什么大字报了。满街都显得很萧条，“镇反”的空气已经很浓。到了南京，我还到南京大学去看了一下，也是如此。随后我乘火车于3月21日到了北京。
事后得知：3月11日下午，北碚公安分局革命临时委员会和“压不倒革命造反队”及驻军部队若干人冲进西师，将西师八三一的师生一千多人全部集中到大操场，公开宣布西师八三一是反动组织，当场将“反革命头头”刘同记、李盛隆、周荣、羊衍海、周德英、黄子琼、史焕帆等7人“拘留待处”，并通令八三一各大队和相当大队一级以上的头头于3月12日起，全部集中在东方红图书馆学习，并交出全部档案材料、交通、通讯等一切活动器材。因本要同时抓捕的岳朝亮、杨向东二人已经外逃，还准备发通缉令派人到北京去抓捕，后听说到北京抓人必须通过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才作罢。

参加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

到北京后，我想办法找到北京农大，找到已经回校的刘连仲，在农大呆了一个晚上，后来到了地质学院，我们西师八三一总部有个联络站设在那里，找到我们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廖万才，然后在那找到了刘德彬。刘德彬和杨益言是在罗广斌被抓走后分别逃离重庆的，到贵阳会合后，得知罗广斌自杀的消息，然后一起来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刘德彬在地质学院睡地铺。我跟他在地铺睡了一个晚上。他告诉我，杨益言住在出版小说《红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我见到杨益言过后，他就提议我住到青年出版社去。我就跟他在那里一起住了半个多月。食宿费用由他代我向出版社造反组织暂借。这样解决了我到北京之后的吃住问题。而刘德彬继续住在地院。
杨益言对我说：“你才来，不了解情况，我介绍一下，最近新华社负责人王唯真接见了我们，他说罗广斌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不是一个孤立的罗广斌问题，罗广斌问题可能是解决重庆问题的一把钥匙。他把我们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他要我们作好准备，说总理要接见我们，要我们随时等候通知。”
但是过后一直没有总理接见杨益言的消息。只听说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决定支持为罗广斌翻案，并要组织一系列报告会、声援会，负责人是冯迈。我就参与了为罗广斌翻案的工作。我最先的动机是，我们的“黑后台”是罗广斌，又是我把罗广斌引到西师去的，我首先就要弄清楚他不是叛徒，这样我才能翻得了身。我的主观愿望就是这样。当然杨益言他们也希望我跟他们一起搞。
我们到中央党校去找了罗广斌当年在地下党时的战友向洛新、陈家俊——陈家俊还一度是他在地下党支部的直接领导。然后我又陪杨益言去找了新华社的临时负责人王唯真。杨益言跟我说，要通过王唯真向周总理反映罗广斌被谋杀的事。但是也始终没有结果。
很快我得到一个消息，说原来曾经在重庆活动的一个红旗杂志社记者杨文元——就跟姚文元同名不同姓——也回到北京了，他是跟我接触过的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个，说话很和气。我就跟他取得联系，后来他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时参加了国务院会务组工作，成了我们向中央文革上交材料的一个渠道。只是找去找来都不能找到可以直接晋见中央首长的办法。
当然我们的主要愿望是见江青，因为文革前江青曾接见过罗广斌和杨益言，还专门听取过他们对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并向他们赠送过《毛泽东选集》。
周总理我们知道是不容易见到的。杨益言说他们想通过“萧李廖”，再找到原来南方局老同志的关系……但是后来几条路都不行。唯一的是我听说3月31号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四川代表，我们西师八三一的司令岳朝亮那天晚上参加了接见。这是由北京地质学院负责人王大宾在安排，岳朝亮去了。
那个年代我们要想见到中央领导，根本不可能直接去，只有通过三司——当时已经叫首都红代会，像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跟我们联系最多。我们事先准备了些材料，当然都很简单，关于“罗广斌叛徒集团”是个冤案，关于重庆夺权的真相等等。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重庆到底把西师八三一打成了什么，有些什么具体罪名，只知道是被镇压了。以后通过电话、信件和街头的传单、大字报，陆陆续续得到一些关于西师八三一被镇压、重庆革联会在大肆“镇反”的信息。
在这段时间里，我参与了杨益言、刘德彬等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出版为罗广斌鸣冤翻案的《红岩战报》，与杨益言、胡蜀兴一道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及团中央等中央机关作报告，宣传罗广斌是在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中被阴谋杀害的，重庆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白色恐怖”之中，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都遭到了残酷镇压……
我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做过有关的报告。开始在3月下旬到4月初的时候，北京的运动还是让人感到有些冷清，北大、清华里面的大字报还很少，可以看出此前发生的“二月逆流”的影响。这种形势让我们有时会产生走投无路的感觉。3月下旬中央着手解决宜宾问题后，形势才有了转机。起初刘结挺、张西挺去北大找聂元梓，她都不见。宜宾会议结束，中央为刘结挺等人平反的文件一公布，聂元梓就马上接见刘、张，并请他们到北大作报告。
对重庆反对革联会这一派的支持，主要是三司、一司赴渝的一批北京学生及其学校的组织，如北地东方红、政法学院（张金根）、中央美院附中（余纲勇）等。在清华、北大最先召开由首都红代会发起的声讨重大八一五、声援西师八三一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内容还只是表态性质的，每个人发言很短。这两个大学的大会我都上台发了言，用四川话讲的，台下狂热鼓掌。杨益言第一次在北大做有关罗广斌冤案的报告，不是聂元梓请的，是赴渝的三司同学安排的。杨益言用他那川味普通话讲，很生硬，做作，我和朱学文在旁边听了都认为不行。中央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联合举行的一次报告会，是在一个大操场，只有杨益言和我二人报告，我用四川话正演讲时，下面前边几排人有些骚动，后来据说是哪里发生了地震，引起一阵惊慌。但我因正讲得起劲，没有注意，继续讲。黄廉也参加过我们的报告会，他在报告中很善于引导听众情绪，经常用四川话添油加醋编些话来说，比如他讲述被关在狱中的情况，就说：我在监狱每天早晨面朝东方高呼：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儿女永远忠于你，头可断血可流，海枯石烂不变心，誓死保卫你老人家！他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挥动，就引起台下狂热的鼓掌。
《红岩战报》主要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羽等老编辑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的“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一起办的，我和杨益言、刘德彬等都参加了筹备和每篇文章内容的讨论。4月出了第一期，据张羽回忆印刷了二十万份，除经由新华书店发出一万多份，送给重庆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军、职工造反团总部约五千份未收费外，其余均在北京出售。可见当时读者对小说《红岩》作者命运的关心。第一期上发表了报道《首都各大专院校和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革命造反派纷纷集会声讨重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杀害罗广斌同志的滔天罪行》和4月1日在团中央及直属机关造反派集会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代表的发言《妖雾弥漫压山城——向首都革命群众汇报重庆地区资本主义复辟情况》、杨益言的控诉发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胡蜀兴的发言《罗广斌是被敌人谋杀的》、张羽的发言《不许污蔑〈红岩〉》等。在编排时，我还看到重庆美协的画家正威，要张羽找来一个生红苕，正威用一把普通的小刀，三下两下就以切开的生红苕为木刻板，刻画了一个罗广斌的头像，然后用墨水印在纸上，叫张羽拿去交印刷厂制版。后来这个“木刻”的“罗广斌同志遗像”就用作了杨益言文章的题图。（见上图）
《红岩战报》在6月又出了第二期，不过那时我已经回到重庆了。听说还筹备了第三期，但没有出版，其中有一篇较重要的文章，由朱学文她们几个北大女生合写的《忆老罗》，详细记述了罗广斌在文革中从造反到自杀的情况，后来听说此文在成都由杨益言、刘德彬以“两江纵队”名义油印的一本资料集《罗广斌烈士永垂不朽》中收进了，但我一直没有看到。
这个期间，我们在北京没有什么进展。听说中央已着手解决了宜宾问题，中央把解决宜宾问题作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3月31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接见了四川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从晚上11点到4月1日凌晨4点，主要听取了宜宾、自贡、重庆、成都、万县等地代表和首都赴川学生代表的汇报。出席接见的首长有周总理、康生、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
这次会议参加的四川代表，都是四川2、3月镇反中被镇压的造反派代表，他们向中央反映了四川各地造反派被镇压的情况，要求中央为其平反。
这次会议为正式解决四川问题做了准备。岳朝亮代表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出席了这次会议，岳朝亮是八三一的一号勤务员，他在重庆2、3月镇反之前，就由侯光清陪同逃离重庆，辗转逃到北京。在当天晚上他去出席会议前，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大门外见到了他和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王大宾，他们正准备一道去人民大会堂。
岳朝亮会后回到北京地院，向我和杨益言、刘德彬传达了会议精神，杨益言和我们提议，岳朝亮应尽快回到重庆，掌控西师八三一的实权。因为当时镇反过后，重庆局势混乱，西师八三一的组织还没有恢复，被捕的那些头头还没有释放出狱，群龙无首。岳朝亮接受建议，于次日返回重庆。

我和杨益言应邀参加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

4月10日，杨益言和我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邀请，出席了他们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会，还被作为特邀代表请上了主席台。
杨益言当时是欣然前往，而且还沾沾自喜，仿佛他在北京很受欢迎，很有身份。我当然也很高兴。
那天来请杨益言和我的人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造反派头头，他转达了大会方的邀请，他们出版社也派了代表，叫我们同乘他们的一辆小车。这车由青年出版社派出。车经过清华大学校门时，但见守卫森严，车上有人向门卫出示了请柬才放行。进去后，只见沿途人山人海，旗帜飘扬，给人一种“盛大节日”般的感觉。我和杨益言当时正为我们重庆的问题进展缓慢而苦恼，来参加这个大会给我们增添了信心。
当天的大会地点是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由蒯大富主持，大会主席台上有300人，台上很宽阔，台下广场是主会场，另外还有分会场，当天的会号称50万人。主席台上大约有六七排桌椅，中间有一个很宽的过道。蒯大富宣布了王光美的许多罪状后，接着他宣布请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代表吴臣揭发批判王光美，1964年王光美在他们大队蹲点，把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打成了“坏分子”，开除党籍，成了“四清下台干部”，因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王光美也同时遭到批判，吴臣才得到平反复职，这次被特地请来参加对王光美的揭发批判。吴臣个子不高，讲话时声嘶力竭，那天王光美穿着绿色旗袍，颈上挂了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假项链，手上挽着提包，头戴巴拿马草帽——除了项链是假的以外，其它都是她1964年出国访问印尼时的穿戴。这是为了丑化王光美而强行给她打扮的。台阶下面陪斗的据说有彭真、陆定一等已经被点名打倒的一批高级干部，他们都挂着黑牌，低头弯腰。我坐在主席台上，看不清楚台阶下面陪斗的人和他们挂的黑牌，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
吴臣在继续吼叫着，我却看见有两个学生扶着王光美从过道往后面走去，我为了好奇，赶紧上前去看，但被中间站着的两排保卫人员拦住，不让靠前。据说为了保护王光美的安全，避免发生意外。保卫人员有100人之多。据说每批斗15分钟，就会有两个学生扶（确实是“扶”而不是“揪”）着王光美从前台穿过过道，到后台房屋里去休息10分钟，再出来继续接受批斗。台上的发言不中断。
当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认识，不会觉得这是对王光美及其他领导干部的迫害，当时我与杨益言都认为这场批斗会是造反派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为能在主席台上有机会上前一睹王光美的“尊容”而庆幸，尽管有人拦住，我还是近距离看到了王光美，王光美因为没有化妆，脸上有很多雀斑，她的个子如传说的那样比较高，但并不漂亮，看着她的狼狈相，我有些幸灾乐祸，她犀利的目光有一次瞥向我，让我想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女特务假古兰丹姆。杨益言则静坐一旁不露声色，事后问他感想，他也默不作声。
杨益言当时在北京的言论和表现，让我和朱学文都认为他“右倾”，不敢说话，不敢力争。他第一次在北大的演讲，简直让人觉得说话没有底气，我和朱学文当场就非常不满，替他着急。
4月17日晚上，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接见中央点名请来北京的四川二十个市、县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听取意见时，我看到康生点名叫万县专区14岁的学生何如愚（撰写此文时才有朋友帮忙打听到是当时四川省万县专区开县的少年）起来讲讲被镇压迫害的情况，那个少年对着中央领导人侃侃而谈愤怒控诉时，我就对杨益言说，江青接见过你，你以个人名义写一封信送上去，不是更好吗？他却嗫嚅着不置可否。平时有什么事他也经常是把我和朱镇坤、罗光远等人推到前面去，他自己不敢出头。
当晚还发生了一件可称“花絮”的小事。
我们晚饭后在西苑集合乘若干辆大巴车到人大会堂，一百多人走上台阶凭票进入大会堂时，一个叫盛成华的瘦小男子拉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没有票，想跟着进会场，被警卫拦下了。他又哭又闹，说被“李任死党”迫害，要找中央首长申冤……后来不知怎么竟放他和小孩入场了。那晚是康生和江青先在主持，全川各地的受迫害者争先恐后抢着发言，秩序一度混乱，更有甚者有人站到桌上高声讲话，重庆那个盛成华就站到桌子上大叫“我被任白戈迫害”如何如何，我觉得真是太丢我们重庆人的脸了，他被我们的人拉了下来。他又不是会议代表，连他是什么单位的都没人知道。
之后，盛成华的事也无人知道，再无下文。但若干年后，大约是80年代初，他带着他的两个妹妹到西师来找我，我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我地址，他说到处打听，问他找我干什么，他说看看我过得如何，要向我学习什么的。又说他小的那个妺妹在人交（即公交）公司上班，就是开北碚这条线的售票员，他顺路来了。
乱世之中，什么样的怪人怪事都可能出现。

江青派人接见胡蜀兴、杨益言

1967年4月24日，在北京地质学院12号楼二楼的一个房间，江青派来的人，两个军人，接见了杨益言、胡蜀兴、刘德彬，我及北地学生曾昭贵，北大学生朱学文、侯均初，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等也陪同参加了。来人说他们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是戚本禹派他们来的，让我们看了江青对胡蜀兴信的批示。胡蜀兴逃到北京后，希望江青接见，她要反映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写了信。江青在信上批示：请本禹同志酌处。戚本禹在一旁批：请杨松友（注：时为中央文革办信组负责人）同志派得力干部去看看他们，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要他们等候处理。
我当时因为知道既不是江青，也不是戚本禹来，只是派的一般工作人员来，就认为只是想听取一点意见，就没有做记录。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那天也参加了，后来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时被要求写了有关那次接见情况的交代材料，其中有些具体记述可供参考：

时间：1967年4月24日
地点：地院12号楼。
接见人：是持中央文革文件的两个穿军服的人。后来一说是戚本禹的两个联络员，一说是戚的秘书和信访组长。
参加会的人：胡蜀兴、杨益言、刘德彬、罗光远、曹开、朱学文、余刚勇、朱学渊、曾昭贵、侯均初、我，及重庆工人造反军的一个人。
经过情况：
4月23日晚，杨益言来出版社（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我说：明天上午8时，中央文革要接见他和胡蜀兴等人，要我也去。我说，在什么地方。杨说，到地院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去等，地点等待通知。
第二天（24日）早晨，杨益言和我到金鱼胡同（注：胡蜀兴借宿的地方）找了胡蜀兴，同去地院。那时，北大学生朱学文、侯均初已等在胡处，就一同前去。到地院后，刘德彬已等在那里。等了好久，直等到10点钟，才听到有人说：中央文革的同志来了，在12号楼二楼××室接见。
来的人，着军服，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
年长的一个看到人们坐下后，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中央文革文件”，说：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你们给江青同志的材料，江青同志在病中已经看了。她要我们来看看你们。听听意见。
杨益言和胡蜀兴说：谢谢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问好。
接着，一些人传看文件，刘先看，胡蜀兴和杨益言就开始了汇报。
文件的标题是：罗广斌爱人胡蜀兴同志请求接见。请求接见的组织有重庆工人造反军、职工总部、北京……（注：张羽原稿此处字迹不清）
内容大意是：今年2月初，罗广斌死后，他的爱人胡蜀兴也受到迫害，后逃出重庆，来到北京，请求接见，汇报情况。（约200字）
文件开头有江青同志用红铅笔批示：请本禹同志酌办。（时间约为4月23日）
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批：请杨松友（注：时为中央文革办信组负责人）同志派得力干部去看看他们，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要他们等候处理。
胡蜀兴在汇报时又说了她所见到的罗广斌死的情况。杨益言说了他怎样来京、罗广斌怎样死（自杀、被杀问题）的情况，以及重庆的情况。汇报中，年长的那个人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材料上都写了。是否再谈谈新的情况。朱学文、侯均初接着说了些他们的见闻。主要是说罗广斌是“被害的”，不是自杀的。朱学文说了她怎样被扣留的事。曹开也讲了几句，很乱，内容记不清了。
年轻的那个边听边记。这样谈了一阵以后，年长的那个说：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胡蜀兴说，希望江青同志能够接见。学生也纷纷说，希望江青同志接见。
罗光远说：要惩办杀害罗的人。请求把特务张界（注：原国民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侦讯股长，军法官）押到北京来进行审问，弄清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
来人表示，他们回去请示。
朱学文等提出：听说根据《红岩》改编的《山城旭日》最近要上演，是否能在彩排时看看。来人说，他们请示后看。并要记下与会者的姓名。
这时有人提到小说，我问道：关于《红岩》这部小说，文革的同志是怎么看的？
年长的人说：我和周围的一些同志认为，不能说它不是一部革命小说。
我说：如果小说是肯定的，可否有机会评论文学作品时，顺便提提。
来人说，研究研究。
接着，来人还对胡、刘、杨说：你们要写的材料，快点写。以后再送材料时，可送中南海西门收发室，交江青同志办公室，这样可以快些。江青同志可以及时看到。
接见下午2时结束。（张羽《在地院12号楼的一次“接见会”》，据底稿录入件，载《昨天》第6期，2012年6月30日）

因为张羽是在接受清查时被要求写的交代材料，所写的内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前边所列出的参加人员中，没有写我的名字。我估计这是他刻意回避了，因他知道我在北京和重庆都是个涉事很多的人，不愿因提到我的名字而节外生枝惹出更多麻烦。
由于这次接见，杨益言与胡蜀兴、刘德彬都显得很高兴，他们好像总算看到了希望。我也感到高兴。因为自从罗广斌被打成叛徒，杨益言、刘德彬等被打成“罗氏三家村”成员，我也被打成“叛徒罗广斌”的同伙，杨益言就一再对我说过，罗广斌的问题不解决，我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他认为，现在江青在过问这件事了，也就有了希望。

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有关情况

自3月31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以后，可能是中央把解决四川问题列上了日程。我们也慢慢得到了一些资料，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全过程，我们都得到了资料。
然后就开始筹备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代表组，当时都是很乱的，我是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正式代表之一，据说重庆两派各有十个代表名额，我这个代表名额是怎么来的，我自己都不清楚。当时到了北京的重庆被镇压的群众组织不少，由于我们西师八三一是反革联会这边学生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把我选上了。可以肯定是首都三司，或者说是当时已经成立的首都红代会，中央文革主要是通过他们在物色、推选代表。可能是他们在运作。当然也可能跟我有联系的那些记者也提供了意见。（图为作者保存的当年西师八三一胸章）
我有保留下来的当年西苑旅社出入证（见右图），从发给我的时间看是1967年4月13号，我是住在265号，哪栋楼、好多层也记不清了。在我印象中，重庆反对革联会一派的代表，除我和杨益言外，还有从狱中放出后来到北京的黄廉、徐光明、张龙宝——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当时一般都称代号后字242部队）红总的负责人，有造反军总部的朱镇坤——他经常是代表黄廉在前台出面，财贸九二一的刘焕忠——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记录时写的字又好看又清楚，有职工造反团的罗光远——他是转业下来的税务干部，曾跟罗广斌一起参加“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到过北京，还有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刘先裕，记得还有个十四中的小女生……
参加中央解决四川会议的代表，当时都被安排集中住到西苑旅社。我跟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刘先裕住在一起，记得是二人一间，但其他还有些人，如我们西师八三一的侯光清、川外八二六的敬东，他们不是正式代表，到了北京以后就在我那个房间里挤，睡地毯上。另外杨益言和黄廉住在另外一栋楼的一楼。我和朱镇坤清楚，有时到他们那个房间去碰头开小会。
当时住西苑旅社的正式代表住宿免费，非正式代表挤在房间里睡地毯不收费，吃饭由代表凭出入证拿现金买餐券，一天三餐总价1元，凑拢一桌就开饭，伙食不错，但每天1元是自掏腰包，当年每天1元伙食费不是小数。打长途电话由代表拿资格证可以在前台打，但要记账排队等候。我们当时凡有要事或中央首长接见了，文件下达了，深夜都要打长途，这就是当时常见的《北京来电》的来源。
在这期间，国务院还发了“五一”节中山公园游园活动的票和“五一”晚上八点钟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看焰火的观礼证（见上二图）。这三样东西，都是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因为我在文革当中很多东西都被抄走了。
当时的年轻人狂妄起来，是后人很难想象的。5月1日早上，我带了几个学生，到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住的房间，命令他把当天的观礼证、游园证交出来，我说：“你反毛主席，没资格上观礼台！”他拿出来，我一把抓过，当场撕毁。我和几个学生还短暂地批斗了他。他当然很生气，但也没有跟我们争吵顶撞，只是不屑地看着我们，脸上带着冷笑。我们还派人跟踪他，发现他离开西苑旅社后去了京西宾馆，我们认为他一定是开黑会去了。
5月1日上午，我与其他代表手持游园证到中山公园游园。当天晚上手持观礼证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西2台观看焰火。奇怪的是，耿志刚居然又在观礼台西2台出现了……
不过，杨益言对这类公开活动基本上都不参加，不知他是怕曝光？怕被绑架？还是怕什么？
5月2日上午11点50分，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西苑旅社来看望参加会议的四川代表，并代表江青给代表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毛主席像章。
我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从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的记载看，一次是4月17号，一次是4月25号，最后就是5月7号，中央宣布“红十条”那天晚上。当晚的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文件是由陈伯达宣读的，他的口音很难懂，他读一段，王力用普通话“翻译”一段。最后萧华、江青、周恩来都讲了话。我保存了中央当时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原件，没有那个红色刊头，只是个“内部文件”。还有个收件人的注明：西师八三一，杨向东。签名的时间是1967年5月9号。也就是说文件发到我手上是5月7号晚上周恩来他们讲话的两天后。
“红十条”的发布，让我们全体上京告状的代表欣喜若狂，深夜里回到西苑旅社后还在兴奋地议论。这时有人来通知，说北京大学聂元梓来看望大家了，请到楼下去与聂元梓合影。此前，我曾通过西师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黄希廷，将我介绍给赵正义（与聂元梓合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人之一），杨益言和我去北大，想通过赵正义找聂元梓反映重庆的文革情况，希望她表态支持，但她却既不出面也不表态。这时知道中央正式决定下达了，她又跑到西苑旅社来要跟我们合影，我私下跟杨益言说，认为她是投机。我问杨益言去不去照相，他不去。我去照了，但事后没见过照片，也不知新华社记者在哪里发表过没有。

听“萧、李、廖”详述冤案

在解决重庆问题之前，杨益言认为重庆的干部问题，是一大问题，以后要搞“三结合”，我们这一方缺少革命干部，而重庆的干部问题，最突出的是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办法解决其他问题。
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是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在60年代初制造的一个大冤案，文革初期又被作为“黑帮”抛出来批判过，但我们所有的造反派都不了解真相，多数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不敢触碰这类历史问题。当时就连罗广斌被打成叛徒，除我已经卷入，不得不参与为之翻案外，我们这一派的多数代表都不愿触及，何况“萧、李、廖”？但是杨益言多次反复劝说我，让我意识到革命干部是重中之重，在此情况下，我同意见见他们，听听他们诉说案情。
于是，在5月初的某天，上午8点多钟，在北京地质学院某一栋楼的地下室，我和黄廉、杨益言、侯光清一起，秘密与他们见了面，他们是萧泽宽（原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止舟（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高兰戈（原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廖伯康（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
这一天从上午到下午，由廖伯康主讲，萧、李、高先后补充。
廖伯康40多岁，年富力强，声音洪亮，口齿清楚，他条理清晰地讲述了他们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所谓“反党”，完全是因不满意李井泉在四川强迫命令瞎指挥，导致许多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特别是农村发生的情况，惨不忍睹。算起来，一个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饿死了上千万人。他们先有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向中央写了匿名信反映，然后又是廖伯康和于克书到京出席团中央会议时通过胡耀邦、杨尚昆把严重情况上报给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秘密派了些川籍干部入川“微服私访”，来重庆调查时，萧、李都利用在市委办公厅的条件向中央来的干部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
在讲述中，廖伯康还附带讲了些邓小平的嗜好，如说邓小平喜欢吃重庆嘉陵江的江团（鱼），由重庆市委派党员到嘉陵江澄江镇河边捕捞江团，然后派人送到白市驿军用机场，当天送到北京后，邓小平打电话给李井泉，叫李赶快坐飞机过来，打桥牌，吃江团……他还说，对他们的处理，就是在桥牌桌上决定的。李井泉说，重庆市委萧、李、廖搞小集团，反对我。邓小平说，重庆的问题你回去自己处理。
他们认为，如此重大的问题，都不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就擅自处理，这是邓小平、李井泉搞独立王国，反对毛主席的罪证。（图为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期间作者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萧泽宽在受处分时已调离重庆，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当副主任，在北京的日子比其他人好过些。李、廖、高日子都很难过，他们分别讲了他们的遭遇，李止舟自述他的经历时，一度还声泪俱下……
我们听完了他们的案情，当然相信他们，也同情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是受邓小平、李井泉、任白戈的迫害，我们当时只能表示在合适的时候会把他们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争取为他们翻案。
后来，杨益言与我在商讨解决重庆问题时，又一再提到“萧、李、廖”的问题，他希望我能致力于为罗广斌翻案，为“萧、李、廖”翻案。我说：说或写都可以，但是中央现在能考虑吗？能同意吗？
杨益言不做声。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和杨益言都出席了。会前在等待中央首长时，主席台上有人传话下来：有需要报告中央的材料，请让战士送上来！我赶紧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封给周总理的短信，写好后我请杨益言过目，杨益言看了表示称赞，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并转中央：
我是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我以个人名义向敬爱的周总理写这封信，我认为，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是一个大冤案，希望中央为他们平反，让他们站出来为革命做出贡献。所谓“罗广斌叛徒集团”，也是一个大冤案，希望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把受冤案株连的人解放出来。
敬礼！
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杨向东
1967年5月7日

刚写好一会儿，就有解放军战士托着茶盘走来收取上报材料，我就把信放到了茶盘里交上去了。

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前的一些情况

因为周恩来在5月7日讲话的最后说，重庆问题作为专案，经毛主席批示，把两方的代表都请来，单独研究后再作决定。所以紧接着又召开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
这次重庆的两派群众组织就增加到了各二十名代表。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增加了出狱后来到北京的西师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同记——刘同记是出狱后由他夫人陪同到北京来向中央告状的。他给我看了他在3月11日被抓进监狱后当天在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上写下的誓言：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日夜想念你！
决战时刻犯错误，为了反对两结合、强制把头低之。
时刻不忘你的教导，随时修正错误，勇敢地坚持真理！
政治、经济、精神都做好了一切准备，也可能去见马克思。
一生中难忘的日子
1967年3月11日下午
刘同记于北碚看守所

他写的“决战时刻犯错误，为了反对两结合、强制把头低之”，是在当时按中央传媒连篇累牍宣扬的“镇压反革命”调子，承认自己在大夺权的“决战时刻”犯了反对重庆驻军与造反派“两结合”夺权建立的革联会的错误，但他坚信自己：“时刻不忘你的教导，随时修正错误，勇敢地坚持真理！”
3月23日，他又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下（我参照他所写格式照录）：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保卫毛主席
五不怕
造 一、不怕撤职 革
反 二、不怕开除党籍 命
有 三、不怕坐牢 无
理 四、不怕离婚 罪
五、不怕杀头。
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拥护，就贯彻执行，不符合的就抵制、坚决反对。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1967年3月23日

刘同记的妻子谭敏娘家在清华大学，他们来京后就住在清华大学，他们在住地多次找过重庆到京上访的老干部座谈，交流信息，支持反革联会派（以后在四川“批清”运动中刘同记被打成西师“三老会”总头目）。刘同记还告诉我，他与妻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根据《红岩》改编的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彩排，他说很精彩！剧情结尾时天幕上出现“向大西南进军”的巨幅标语，还闪着金光。这对我们是个鼓舞，因为都知道《山城旭日》是江青授意根据《红岩》改编的（后来才知道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既然改编剧都能上演，说明原作者罗广斌没有问题。这时刘同记也不回避罗广斌问题了。
刘同记被我们补进重庆代表后，也住进了西苑旅社。
另外还有哪些人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我没有记录，从后来看到的有关资料中可知，在会议最后一天，5月16日的会上，有军工造反兵团的代表发言，后来了解到是江陵机器厂的苏静康，1967年武斗期间是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的指挥。
但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因为我的代表资格被取代了。
原因是西师八三一有一个总部的勤务员突然来到北京，对我宣布：解除我的代表资格，叫我把代表证这些东西都交给他。
严格说起来，他的要求实际上是很荒唐很滑稽的。我在北京呆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调查，做了那么多工作，建立了那么多关系，他突然跑来宣布由他来全权代表西师八三一……
我想了一下，也没什么，为顾全大局，又因为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任务已顺利完成，我就让了。其实要是我不同意，他是进不了会场的，因为东西在我手里面，进入大会堂的资格证这些他全都没有，他怎么进得去呢？但是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都让了，当时想到自己内部闹起来不像话。不过他也没有在西苑旅社登记，也没住在那里的出入证。所以后来国务院有关联络员来发文件时还是发给我。我就让那个人参加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接见群众代表的会议。那一次会议已经是中央首长宣讲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和发表讲话了，实际上已经没有群众代表什么事了。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后来所说的“红五条”，我这里得到的正式文件上，作为附件印出的张梁刘张四人写给中央的八条意见，落款时间是5月14日，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中央五条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中央将他们的八条浓缩成了五条。
由此可知，在5月13日我们那次会议后，四川省革筹组就已经起草了解决重庆问题的八条意见。也就是说，中央对如何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本已基本上形成，只不过在5月13日的第一次接见会上听取了双方群众代表意见后，进一步明确了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解决重庆问题，从我们群众代表的角度说，一共就只参加了两次会，第一次是发表意见，第二次就是听取宣布中央决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所谓“大民主”。
我们这一派的重庆代表组组建过后，我们内部安排的就是：主要策划是我、朱镇坤、黄廉、杨益言，当然还有徐光明。主要问题都由我们几个人商量。我还分管秘书组，带了十几个人，主要是大学生，包括川外、交院、重医的，专门收集、整理材料。在北京语言学院，首都红代会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在那里活动，起草一些文件。
在讨论中，就涉及到罗广斌问题。这是重庆文革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提出来作为一个重点？我认为这个问题跳不开，但是徐光明坚决反对，最先他甚至认为杨益言不能当这个代表。但是我是坚决站在杨益言这一边的，因为罗广斌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四川会议5月7日结束后，5月13日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之前，在我们代表组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冲突。
本来我们是开个务虚会，那个时候在北京开会并不都是正式代表才参加，所有到北京的人，包括非正式代表都可以参加。能够住到西苑旅社的都可以来参加，在西苑旅社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是黄廉在主持，要大家统一一下思想。当时在讨论中有两个人跳出来打横炮。
一个是徐光明，他提出罗广斌问题，说我们不应该纠缠这个问题，这不是主要问题，他认为应该始终把矛头对准重大八一五，他说这是个叛徒集团。我们当然在这一点上与他并无矛盾，但我主张罗广斌问题不能回避，回避了，重庆问题就没法解决，你比如说那么多受牵连的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我特别是说关于我和我们西师的许多人，都不好办。赞成这个观点的有职工造反团的罗光远，有刘先裕这些中学生，还有十四中一个年龄很小的女生。那天主要是我和徐光明在辩论，我基本上把他说得理屈词穷。但是徐光明这时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怎么回事，在那个地毯上一下就栽倒了，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他是一心一意在为革命，他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这么一个坚决跟刘邓司令部作斗争的人，呕心沥血，一下晕倒了……顿时就有很多学生围上去关心他，同情他。
另外还有个事情就是我们西师八三一总部的一个女生周德英。4月4日北碚公安局被迫把西师被抓的七个人放了，七人中的刘同记、黄子琼、周德英就分别到了北京。刘同记作为干部——在我们这边本来就没得几个干部，当然就马上把刘同记安排为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周德英也就想当正式代表，进这个代表组。可是代表名额有限，我们想的是要在会上起作用，这又不是一般的接见，要在会上讲话，向中央汇报情况，提供意见，周德英刚刚从监狱出来，啥都不晓得。我就态度很好地谈了我的观点，说明这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的名份，也不是什么荣誉，而是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要从全局考虑。在场的人，包括北京学生在内，都认为我说得有理。
徐光明这个事情出来后，黄廉就提出要开除徐光明，说他在关键时刻煽动分裂代表组。但是最后黄廉的意见还是被否定了，因为徐光明代表当时一种极左的观点，代表了一批人的思想。

我对“五一三”接见会的回忆

我参加了5月13日晚中央解决重庆问题接见群众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全过程，并代表反革联会一派做了主旨发言40分钟。
因我没有学过速记，所以当时做的记录非常简略，有些不了解的人根本看不懂，但可以用来提示自己的回忆。比如头一页（见右图）的记录文字是：

1967.5.13晚10：30分-1:30
人大会堂西北厅
首长 总理、伯达、王力、肖华、康生、张国华、梁兴初同志、戚本禹
（刘结挺、张西挺也在主席台上）
总理：今天只能跟大家见见面，听听双方的意见，今天还不能结束。刘、张到前面来（问：一方多少？20人）
哪方先讲啊？
徐：我。（你哪里的？）
徐：重大红岩公社。
讲短点，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一些了。
徐光明，杨向东，朱正坤、刘同记、刘先、张
（总理和伯达看到革联会的逮捕证时笑）
刘同记发言时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理、康生等同志鼓掌
总理在看到一个材料时，对康老说：新发现
（当讲到搞拉郎配时，总理笑）
总理：第一次不能听完的。这边讲了六位，再听听这边的
（周家喻讲话）

现在我结合自己当年的简要记录，再参考其他一些资料，对那次会议的情况做一个较详细的回忆。
我记录上写的是“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当时我们这些代表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看来，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我们并不知道在此前中央已经开过几次有关会议，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与张、梁、刘、张，应该都不止一次研究了如何处理重庆问题。而5月13日晚上这次决不可能是“第一次会议”，而只是他们“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听取意见的第一次会议”。
那天是从晚上10点30分到次日凌晨1点30分。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
出席会议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王力、肖华、康生、张国华、梁兴初、戚本禹。（这是我当时笔记上的，不是一般官方公布时的排序。）
主席台与群众代表之间有一很大很长的会议桌，两派代表之间有一条过道。
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先后入场，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八一五派代表一拥而上，率先抢到了左边的座位。反到底派代表没有去争抢，就坐到了右边。大概八一五派代表为了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一定要坐到左边。可是他们没有想想，如果从主席台上面对下边的中央首长的角度看，其实他们是坐到了右边。
周恩来首先讲话：今天只能跟大家见见面，听听双方的意见，今天还不能结束。（这时他看到刘结挺、张西挺还坐在我们后面）刘结挺、张西挺坐到主席台上面来（他这一喊我们才注意到。因此我记录上前面写了一句“刘结挺、张西挺也在主席台上”是听人说后写的，实际上我们当时许多人都还不认识刘、张，而且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大多穿着军装的首长也有许多不认识，比如在当时由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总部1967年5月17日刊印的《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记载，出席会议的首长还有关锋、杨成武，我的笔记中就没有写）。
接着周恩来又问：一方多少人？
有人答：20人。
周恩来：哪方先讲啊？
徐光明举手：我！
周恩来：你是哪个单位的？
徐光明：重庆大学红岩公社。
徐光明的发言，主要是揭发重大八一五总团如何“蜕变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他说：重大八一五总团主要勤务员已经被重庆市委收买，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叛了革命造反派……
周恩来：讲短点，你们的材料我看过一些了。
本来按事先的商定，应是我先做主旨发言，然后其他人从不同方面补充。但不知为什么徐光明会迫不及待抢先发言，是怕被八一五派抢先吗？我也不好打断他，只得顺势而为，在他一个停顿处赶紧接上去发言，还是接得较自然，只是没有照事先写好的发言稿念了，做了些省略。事前我们一致商定，除刘同记、张龙宝用北方话发言外，我们都用四川话发言，真实自然不做作，讲出感情，理直气壮。
我发言的要点是：重庆革联会镇压反对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把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打成叛徒，并迫害致死，先后逮捕了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242红总等造反派组织的主要头头，全市抓捕了造反派头头几千人。我还提到了革联会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为了“三凑合”，想让没有认真检讨得到群众通过的辛易之突击亮相，搞“拉郎配”（我在讲的时候，看到周总理还用红铅笔作记录，划了一下，讲到“拉郎配”时周总理还笑了一下）……
我大约讲了40分钟，可能是讲的内容较具体，也是中央领导人看过的材料上没有的，所以周恩来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或催我讲快点。
我讲完以后，朱镇坤、刘同记、刘先裕、张龙宝（我笔记上为节省时间只写了“刘先”“张”）相继发言补充，分别谈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中学生红卫兵、后字242部队红总等组织遭到镇压的情况。其中有人交上去的材料里有革联会的拘捕证，周恩来和陈伯达传看时都笑了。
刘同记发言时，先呼了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周恩来等首长鼓掌表示赞赏。
在这中间，我记录里有一个细节，周恩来在传看一个材料时，递给康生，说了句：新发现。（但在那个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刊印的首长讲话中，是康生边听边阅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说，“这是一个新发现”。）
我们这边的六人发言后，周恩来说：一次不能听完的，这边（指着我们这边）讲了六位，再听听这边的（指他面对的右边八一五派），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
八一五派首先是重大的周家瑜发言，他说他们现在对要打倒他们的一派是采取高姿态、高风格、高水平……（八一五派当天传回重庆的电话中，不知是发话人还是收话人没记清楚，错记成了是周恩来当场表扬周家瑜的发言是“高姿态、高风格、高水平”，后来传回的正式记录中周恩来并没有说过此话，于是传为笑谈，以后人们就给周家瑜起了个外号“周三高”。）
周恩来问周家瑜：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很久了吧！你们负责不要再派人到北京啊，要打电话回去！
这时在我记录上有一句周恩来的问话：警备司令部是发枪还是收枪？要打电话给八一兵团、军分区，不能再发枪，我提醒你们！
这句问话不知是怎么来的。我印象中当时会上并无人提到重庆有发枪的事，因当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或许我当时正专心在记录前面的发言，没有注意？不过，在那个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刊印的首长讲话中，周恩来在告诉周家瑜“你们不要再来人啰”，周家瑜说“我们已经回去人了”之后，周恩来有这样一句话：“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说明我笔记上那个记录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正好最近读到一本2023年5月出的自印书《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中，有当年八一五派的重庆六中32111战斗团巫必东（据他说他是八一五派选出参加会议的唯一中学生代表）所写的《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亲历记》中也写有这一内容：

会议进行中，看见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走到总理身边，递了一张字条给总理。总理看后抬起头来，两眼炯炯有神扫过会场。最后，目光停留在54军政委谢家祥身上。总理问道：谢政委，听说重庆部队在发枪给群众，有这件事吗？麦克风传来总理的问话非常平和，但是，平静的话语分明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噌地一下，只看见54军政委谢家祥站起来，非常紧张地回答：报告总理，我们部队是收枪，不是发枪，唐司令员可以作证。
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是川北老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听后赶忙站起来用四川话说：是收枪，不是发枪。听到这个突发事件，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噤若寒蝉。我心里都咚咚咚跳个不停。总理不动声色在字条上写了几个字，工作人员转身离去。

我对这些情况毫无印象。不过我笔记上的那几句记录或可为巫必东的回忆做一佐证。我只是想不明白，当时谁会向周恩来报告重庆在发枪？从巫必东回忆所写看，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派群众组织，而是官方比如新华社之类的人员。
周家瑜的发言较长，周恩来打断他说：你讲话要扼要一点！
在周家瑜发言中，周恩来、陈伯达等都在埋头传看材料和照片。
当周家瑜谈到他们坚持大方向，批斗李井泉时，周恩来说：我插一句，你们把李井泉关了将近两个月，为什么不把他交出来，让更多的人来斗呢？他又说，在北京的黑帮分子没有哪个能被藏起来的。
这时重大的另一个代表，即组织人到上海去抓回李井泉的郑全体发言。周恩来问了他的名字后笑着说：郑全体……
郑全体从当年1月到上海去抓李井泉说起，讲到2月8日重庆革联会正式成立，重大从2月8日起把李井泉交给了革联会，准备2月12日斗李井泉，没斗成，后改在19日斗。又在贵州斗了一次，4月16日斗了一次，4月25日在重大操场斗了一次……
周恩来说：你不要讲了，你们的报上都登了，我看了，还不是说哪个打电话……
郑全体还继续往下讲，周恩来又打断他说：你不要耽搁更多时间，你快一点嘛。
周家瑜接着又讲时，周恩来说：你快一点！……你说得太长了嘛，快结束！
然后周恩来看着手里的代表名单点名问：红岩机器厂严明富，你准不准备发言？
严明富是否有发言，我没有记录。记录上接着是周恩来问新华社重庆记者站的八一五派记者袁光厚：新华社的袁光厚同志，你参加了革联会？有没有具体的要讲？抽象的不要讲。
袁光厚有无发言，我记不起了，也没有做记录。在那个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刊印的首长讲话中，记录的是袁光厚回答周恩来说“我是支持他们的”，然后想发言，被周恩来挥挥手制止了。
后来看到袁光厚所写回忆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我虽然坐在“八一五”的代表这一边，却还自以为是按一个记者的身份参加会议，一直忙着记录。会议进行中，忽然听到周总理问道：
“袁光厚同志在吗？”
我听到叫我名字，便立即从坐位上站了起来：
“在。”
总理问道：
“你参加革联会的吗？”
我答道：
“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总理又问：
“你有什么意见？”
这对我来说，感到非常意外，也根本没想到要发言，毫无准备，便答道：
“我没有意见。”
总理便叫我坐下。

接下来我的记录上是王力说的一段话，但我没有记下王力说话的前因，是有人提到重庆流传了一个王力讲话，在那个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刊印的首长讲话中是：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上述记录中的“我代表”，我想应指反革联会一派，但不是重庆的群众组织，可能是首都红代会的人，因那个讲话记录是他们整理的。王力就是针对这一提问做的答复。
我的简要记录上王力当时的回答是：有人说我对重庆问题表了态，还有录音报告。我声明一下，我没有对重庆问题表态，更没有录音报告，重庆问题正在研究解决。
随后，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散会！
此时已经是14日凌晨一点半钟，代表们起立站在原地未动，目送首长们先后离开会场，然后再陆续走出会场。
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都是由周恩来说了算，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听总理的。总理决定后只须请示毛、林就行。
5月16日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就没有参加了。
“红五条”公布后，大约在5月18左右，我约了侯光清等学生到颐和园万寿山游玩，照相，我还留下了一张照片（见右图）。
当时按规定，会议结束后若还有事要办，可以在西苑旅社留住几天。返渝火车票记得是票价33元，没叫交钱，凭代表证签字领票。我还以为不要钱呢，结果后来国务院有关方面向西师发函催收，我就签字在学校报销了。
会议结束以后，刘同记很高兴，他认为“红五条”即使回避了罗广斌问题，但中央给我们平了反，我们受压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组织，我们是正确的。这就行了！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吧。坚持斗争，总要斗出个结果。他是北方人，很豪爽。他请我上饭馆喝啤酒，我从来没喝过啤酒，我说像潲水味，很难喝，他一口喝半瓶，说：慢慢喝，习惯了就好了。
不过，当时对“红五条”，我和杨益言、刘德彬都不满，认为它回避了罗广斌问题，只给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对罗广斌的冤案则只字未提。我对此深感不满。杨益言为此也显得有些闷闷不乐。我和侯光清甚至私下说起，怀疑罗广斌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后来我还曾要求杨益言详细告知罗广斌出狱经过。其实他也说不清楚，因为他本人就是在1949年初国共和谈的气氛下由家人花钱保释出狱的，他根本就没有经历年底“一一·二七”的血腥大屠杀。

从重庆到成都的一些情况

我离开北京返回重庆之前，杨益言跟我说，看来西师八三一内部存在权力争斗，希望我回去后跟岳朝亮团结在一起，控制好局面。
我回到重庆北碚后，向西师八三一总部报告了北京会议的精神。很快，就在当天所有勤务员的会议之后，我和刘同记就发现，我们实际上在八三一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罗广斌问题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特别是重庆问题会议上，实际上都是被回避了的。中央文件里根本没有提一个字。
这就造成了一个悬念：到底罗广斌问题是怎么回事？
八三一的总部勤务员们，虽然表面上还是对刘同记和我，特别是我，在北京的活动表示满意，甚至很称赞，但是对这个问题他们就避而不谈。当然我也传达过关于江青委托戚本禹派人来接见杨益言和胡蜀兴，听取意见，我也汇报过，这表明江青还是重视罗广斌问题的，并可以肯定叛徒问题绝对不存在。当时我们再三解释，但是说服力还是很差，西师八三一内部还是心有余悸，感到这个问题不能再沾边。
本身我在西师八三一就没有任何职务。表面上他们还是客客气气，说他们要研究个事情，请我和刘同记先去休息。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研究的是把占据新图书馆大楼的春雷造反兵团赶走，砸烂这个在“镇反”中由重大八一五扶植起来的“老保”组织。在“镇反”中坐牢后放出来的周荣，和没有坐牢但是也受尽屈辱的张闯，这时都变得十分偏激，很不冷静。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离西师校园的大规模武斗冲突“六五事件”就已经很近了。
我在西师八三一说话没人听，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岳朝亮这时也已经大权旁落。我就在缙云山脚下金刚碑躲了一个月武斗，当然也在那里做了些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但是我没有再参与任何总部会议或完成任何总部交给的工作。最后在7月23号，从缙云山下返回西师宿舍，在我宿舍住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就因八三一人员全部秘密撤走，我没有得到通知，莫名其妙成了西师春雷兵团的俘虏。我被先后抓到北碚自然博物馆、四十二中，然后弄到天府煤矿当时的武斗集中营，关了六十五天，受尽折磨。关到9月26日才最后一个放出来。这是我文革中一段最为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关于这段经历我专门写过一篇《被囚禁于武斗集中营的六十五天》（详见本刊），此处不赘。
之后我就到了成都，到成都我就病倒了，因为身体很虚弱。然后我到西安去养病一个月。
再次回到成都已经是1967年底。在这个期间，先是在成都地质局见到了刘德彬，他弟弟在那里工作。后来又见到了杨益言，他当时住在川大的招待所，我后来也住到了那里。
在这期间，杨益言带着我去见了川东地下党的一些人，调查罗广斌的历史，就是证明罗广斌当年是革命的。调查的结果也给我一个印象：罗广斌解放前地下工作中没问题，在监狱里也是没问题的。
杨益言还带我去见给李井泉当过秘书的陈文、张东生，杨益言要我问他们：李井泉当年为什么要批判《红岩》？杨益言想调查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从文革初期李井泉打算抛出罗广斌，到后来重大八一五批判罗广斌，中间都应该是李井泉在幕后操纵。这和我在北京时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当时认定，“黑市委”包括李井泉，操纵重大八一五，重大八一五是他们手中的工具。陈文、张东生先是不愿意谈，这两个人是分别同我们谈的。我曾经作过记录，本子上还有些笔记。但是对这两个人的调查并未得到任何我们想要得到的信息，人家都是只从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谈，不会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做分析，更不会编造。
此外呢，就是在成都的前卫街，原来赵苍璧住的地方（我们称“赵苍璧公馆”），当时是造反派好几个组织占用的。在那里的成都《军工井冈山》报，打算为罗广斌之死出版专刊。我的印象中筹备了一期，我参与了筹备，开会时有杨益言、刘德彬，我，成都《军工井冈山》报负责人黄世学。商量后，黄世学他们去请示了四川省革筹组政工组宣传组，决定写出“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的长文，把罗广斌之死作为“李（井泉）、廖（志高）死党”“李（井泉）、任（白戈）死党”破坏重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罪行来批判。
本来杨益言是想让我写一篇吹捧《红岩》的文章，用以反击、抵消八一五派发表的那些批判“大毒草《红岩》”的文章。以前我是非常崇拜《红岩》的。但这时我为了写文章而重读了几次《红岩》以后，发现不行，那个年代我的思想很左，我发现《红岩》有不少地方若按照文革时期的“文艺新纪元”即样板戏的标准衡量，很难达到要求，同时也感到小说的艺术性不行，已经没有我最初读时的印象那样好。而且我也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框框去写，写不出来。最后没法，杨益言只好自己写了（自己吹嘘自己）。
最后那“四评”是：“一评”《揭开李廖死党利用派性制造罗广斌事件的黑幕》由四川省文联原《四川文学》的编辑陈朝红执笔，“二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和“四评”《关于小说〈红岩〉》由杨益言执笔，“三评”《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由刘德彬执笔。后来这期报纸在成都正式出版后，正好碰到中央首长的“三一五讲话”下达。
“三一五讲话”总的是对重庆反到底派有利，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一五派，针对当时八一五派积极参加成都红成派发起的反对省革筹领导人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一事，康生说：“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周恩来说：“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还说：“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这些都让反到底派欢欣鼓舞，大喜过望。但是，“三一五讲话”里也有对反到底派不利的内容，特别是江青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为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这个说法太荒唐了，“罗广文的弟弟”算个什么罪名？江青难道只知道罗广文是国民党将军，而不知道是起义将领？而且即使罗广文有罪，也不能搞株连啊！什么“我们根本不理他”，实际上江青哪里是“根本不理他”，她是理了的，只不过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批示给戚本禹，专门派人来见了胡蜀兴、杨益言、刘德彬，我们都在场。当时在成都看到“三一五讲话”，我和杨益言、刘德彬在一起议论时，我就发了一句牢骚，我也不是有好高的觉悟，但是江青这个说法实在是太不像话，她明明是派人来接见了，却说什么“根本不理他”。当然从北京那次派人接见来看，包括中央解决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中央确实是回避了罗广斌问题，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
“三一五讲话”传达下来后的一天，晚上12点过后，川大八二六的广播中突然放起了《骑兵进行曲》，宣布全校戒严。戒严后就有些学生端着冲锋枪到了我们所住的二招待所，就在二校门旁边。当时我在招待所，就碰到他们几个学生，我问他们做啥子，他们说你不要管，不要出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们要去抓哪几个人。第二天天亮后我才发现，原来住在招待所的杨益言、刘德彬、廖伯康、李止舟都不在了。不晓得他们到哪里去了。川大公开发表的声明是把他们驱逐了。实际上后来我听刘德彬讲，他是到了广汉侯光清的家里，休养了一段，杨益言是到了新都他的一个亲戚那里。后来看到一个香港人写的吹捧杨益言的文章，说川大八二六把他关了“牛棚”之类，事实上川大八二六对他们是一种保护性的驱逐。根本不是要迫害他们，只是因为“三一五讲话”传达下来了，他们不得不做些动作掩人耳目，表示他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名义上是驱逐，实际上是保护性的。让他们各人走了。

尾声

1970年，西南师范学院得到上级命令，全校迁往川东梁平，在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建新校址，将重庆北碚的原校址让给哈尔滨工程学院（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二系（但此决定遭到西师全校教职员工坚决抵制，“九一三”之后更无法落实，被认为迁校“与林彪反革命的阴谋有关，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后被否决，西师又全体从梁平迁回北碚原校址）。
西师搬迁到梁平后，我们文科被安排搬迁到忠县。但1971年的“批清”运动是全部集中到梁平县屏锦镇七间桥的农场进行的。我因在忠县的住房藏有1968年春刘德彬给我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专案组”和他与杨益言那个所谓“两江纵队”编印的为罗广斌翻案、为“萧李廖”翻案的打印材料两套，西师“批清”开始前夕，我请假搭校内卡车回到忠县住处，偷偷烧完所有材料，再返回梁平集体居住的大工棚，心中才如释重负。
1971年在四川“批清”运动中，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大小会批斗多次，西师军宣队负责人、四川省万县军分区政委康友三，在批判我的大会上说，“十处打锣九处有你杨向东，在重庆和北京好像什么活动都有你，但你都没有责任，你好像都正确。”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领导四川“批清”运动的梁兴初、谢家祥（四川省“批清”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都被中央认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停职检查，“批清”运动才得以刹车。（图为作者当年留影）
1973年，在全省“纠正批清错误”的大形势下，西师的军宣队宣布给我平反。
文革终于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高潮中，1978年11月11日下午，重庆市文联在共青团重庆市委礼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称罗广斌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下”逝世的。西南师范学院被邀请参加仪式的有方敬（西师副院长、老诗人）、刘同记、我，另外还有一个西师总务处干部（罗妻胡蜀兴的亲戚）。我们都送了花圈。
当时西师图书馆还封存着小说《红岩》，不让借阅，而北京已再版《红岩》。

2023年6月21日定稿于北戴河
2023年7月3日修订
2023年9月18日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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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被囚禁于武斗集中营的六十五天

杨向东
　　
　　1967年夏季在动荡和不安中匆匆来临。
　　当年还属重庆北郊的卫星城北碚（现已属重庆主城区了），原本是一个风景如画、清爽宜人的旅游胜地。“青山横北廓，白水绕东城”——人称“小峨嵋”的缙云山像绿色屏障横亘在城的北面，山下是闻名遐迩的北温泉，嘉陵江环绕着城边向东流去。江的北岸是东阳、黄桷两镇；江南从正码头直到汽车站是闹市区，街道整齐、干净，浓荫蔽日、花香四溢。渝碚公路穿城而过，向北通往合川、南充，向西通青木关衔接成渝公路，另一条路经车渡或石桥去天府煤矿和华蓥山。这是进入重庆的北大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1966年夏天以来，公路边山冈上的三所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农学院（以下简称西师、川外、西农）——被文化大革命烈火点燃，漫延至整个城市及四周。这里同样经历了1967年的“一月夺权”“三月镇反”“反夺权”……一系列的争斗和流血冲突。昔日的优美和宁静荡然无存。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的文件“红十条”和“红五条”下达以后，曾经被镇压的砸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组织，如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重庆纺织五厂“八二七”、天府煤矿“东方红”等翻身解放，成了当然的“左派”，而参与反夺权并在实际上掌了权的八一五派有关组织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已得到的一切权力，于是北碚地区八一五派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简称“捍红总部”）宣告成立。它的核心组织是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西师“春雷造反兵团”、西师附中“无产者”、天府煤矿“三一八”等。
　　西师八三一不仅在北碚，而且在重庆地区、全川乃至省外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在重庆与重大八一五相对立，成为砸派（即反到底派）的核心组织之一。然而在“三月镇反”中，它的七个头头被逮捕关监，我接受总部安排化妆出逃，后来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我在北京成为西师八三一全权代表，出席了中央解决四川及重庆问题的会议。我曾以此身份向远在重庆的西师八三一总部打过多次长途电话传达中央精神，后来我才听说，校内外曾多次张贴过“发话人杨向东”的“北京来电”，我因此在北碚成了知名人物。
　　当北京的会议结束，5月下旬两派代表纷纷回渝时，重庆砸派在政治上是占优势的，但是多数单位的大权大都还在“革联会”派即八一五派手中，双方磨擦不断，在争夺“左派”桂冠和权力的斗争中，各地都在酝酿着武斗。

西师拉开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序幕

1967年6月5日下午，西师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冲突，西师八三一数百人用棍棒、钢钎进攻占据新建图书馆大楼的春雷兵团数百人。武斗开始后，消息迅速传到校外和市中区，双方增援武斗人员达数千人，延续至6月8日凌晨。武斗双方先后撤退离校，大批人员受伤。这一事件被当时各派称为“西师六五——六八事件”。这是重庆武斗升级的信号。
6月5日当天，我应邀在朝阳小学向本派小学老师介绍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会议的一些情况，中途才听说已经打起来了。天黑后，几位老师护送我从西师大门到办公大楼。八三一的总部在三楼，楼下有守卫，指引我上楼。在总部办公室，我看到刘同记与尹素芸（八三一教职工分部负责人）和周荣三人正在谈话。他们见我进门，都招呼我。当时，尹素芸说：你从北碚街上回来？我说：是。平时我叫她尹大姐。她直呼我的名说：杨向东，你看，你和老刘，总部开会不找你们，现在出事了需要你们了！老刘也是刚来，周荣才从春雷大楼下来……
周荣说：现在堵在二楼，进退两难，老刘，你打过仗，想点法子，救救八三一！
我说：先撤下来再说。
尹素芸说：哪个会听你的？
老刘和她耳语了一阵，老刘对我说，老杨，你还是先到北碚街上去躲一躲吧。这里有我，该管还得管。我留下来，与西师八三一共存亡！
周荣说：好样的，老刘！
尹素芸对我说，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之后，有小学老师掩护我在北碚街上躲了几天。6月8日下午，听说双方武斗人员都撤走了，我回到学校，发现前两天还杀声震天的西师竟忽然成了空城。
到了办公大楼，我见八三一总部无人，便找来纸笔写了一个大招牌“西师8·31临时指挥部”，贴在办公大楼一楼大门上。后来来了一个化学系教师叫赖维平。我问他：“人呢？”他啥都不知道。
当晚在西师李园的理科食堂，聚集了百人左右，有校内西师八三一的学生和工人，有校外的，如北碚银行的同一派职工，大家因我是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代表，有一定威信，所以都让我拿主意。我考虑后，提出先撤到歇马，因那里有军队院校424部队，是我们这一派掌权的单位。于是大家就连夜出发，不敢走公路，走小路，走到时天都快亮了。
在424部队我只呆了大半天，因与总部失去联系，对外面情况不清楚，同时预料那里也会遭到对方的冲击，不可久留。我又回到北碚街上。当时我们这一派的北碚小教井冈山派勤务员夏红老师负责我的安保和联络，她将我安排到北碚川剧团（我们这一派的“九三”掌权）住了几天。川剧团“九三”的负责人小景和小廖在一个傍晚带着我，从嘉陵江边经西师附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悄悄转移到缙云山下、北温泉附近的金刚碑古镇小景家，她家只有一间屋，她又把我安排到她家对门邻居一个孤老头家，我与老人住在一起，吃饭在小景家。这样，我就在金刚碑古镇住了一个多月。夏红老师每隔三五天来金刚碑传递信息，让我对北碚的形势有个大致了解。
　　此后短期内西师八三一为首的砸派控制了西师、西农、川外等高校和北碚区街上。捍红总部各组织撤退到了嘉陵江北岸黄桷镇、东阳镇、后峰岩，远至华蓥山下一线“打游击”。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经过休整和武装的捍红总部各组织于7月1日重新打回来占领了北碚街上各据点，并逐渐扩大势力范围，打下了二十三中，打通了经澄江镇与合川本派势力联片的道路，控制了往东进城（市中区）的公路沿线，只剩下西师、西农、川外三所大学还在砸派手中，但也是处在环型包围之中，唯一的出路是西北方向歇马场和北碚通往青木关的公路。
　　7月23日，砸派上千人到捍红总部控制的北碚街上游行，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决定，声讨“百万雄师”和声援武汉造反派，打倒陈再道之流“军内一小撮”，遭遇捍红总部几大组织武斗队伍，遂发生流血冲突，砸派宣称受伤一百多人，并将此事件定名为“七二三惨案”。
由于风声日紧，金刚碑也呆不下去了。7月23日北碚街上两派大冲突之后，当天下午夏红老师赶来报信，在小景家，小廖也在，我与她们三人紧急分析形势：不仅金刚碑呆不下去，就连西师、西农、歇马场424这三处砸派最后的阵地都不一定能守住，我们只有从青木关方向跑才行。夏红说她有亲戚在八塘（属璧山管辖）乡下，那好，我们就先逃到八塘，然后再找机会到成都。大家商定：等天黑以后步行到团山堡，再经过西师附中那座桥，直接从西师幼儿园那个后门进西师。
当晚，我们一行4人悄悄来到西师文化村1舍3楼我住处。但我只有1间小屋，她们又是女的，没法住。最安全的办法是她们就在西师住一晚，明天天不亮我与她们一同从西师大校门往青木关方向撤。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把名誉看得很重，男女之间要一清二白，没办法，明知北碚街上有危险，她们当晚还是与我告别，从水岚垭那个后门出了西师。约定次日晨来我处，再一同撤走。
哪里知道，原本以为最安全的西师校园却最不安全。
这时的西师除了几百名校内外的武斗人员及少数文职人员外，绝大多数师生已先后逃离学校。八三一总部有几个头头还坚守在新图书馆大楼，其余人员分散住在一教学楼和杏园一带，而离小校门最近的游泳池周围的教工宿舍文化村十几幢楼房几乎走空了，晚上漆黑一片，看不到几盏灯光。我为避嫌，不愿住在杏园学生宿舍，独自一人回到文化村一舍三楼我的住处。
当晚我还去了新图书馆大楼，春雷撤走后，八三一总部从办公大楼搬到了这里，大楼楼梯口被障碍物封锁，只留出能容一人上下的空隙。楼上还存储有春雷丢弃的若干大米和蔬菜，饮用水也还多。我见到总部只有羊衍海在，问了一下情况，他说有紧急情况他会通过高音喇叭广播《骑兵进行曲》，通知撤退。

手无寸铁的我成了“俘虏”

　　然而23日通宵无任何动静，24日清晨仍然静得可怕，连每天广播中央电台消息的大喇叭也不响一声。这一切令人生疑。早餐过后大约八点多钟，楼下游泳池边林荫道上传来叫嚷声，我在三楼过道上观看，见十几个武斗人员手持钢钎，头戴藤帽，个别人还握着步枪，我见情况不妙正待返身后退，却被下面一个大汉喝令：“什么人？下来！”我立即转身进屋收拾东西试图逃跑，但已无路可走。我当时还存侥幸心理，万一下面那些人是本派的呢？于是我再次走向过道往下观看，但见为首的几个男子已跑向这幢大楼，又听见几个人高喊：“快下来！不然我们采取行动了。”我来不及穿外衣和皮鞋，仍踩着拖鞋，穿着背心、长裤慢慢走下楼梯，十几个武斗人员马上冲上来。我不认识这些人，环顾四周，只见稍远处站着一个姓马的女生，我曾教过她，我知道她参加了“春雷”。
　　对方几个人七嘴八舌问道：“叫什么名字，哪一派的？”
　　我见那女生在场不便撒谎，并且心想我曾经是出席过中央会议的代表，他们敢把我怎样？于是我答道：“我是杨向东……”刚说完姓名，对方多人异口同声吼道：“好家伙，你就是杨向东？我们正到处找你！”卫生科的那个白毛工人用钢钎猛地刺来，被对方一个学生抓住：“别忙，我要问他几个问题。”
　　“杨老师，我问你，西师八三一大方向错了没有？”他语气缓和，似乎很有礼貌。
　　“中央文件上说得很清楚，这还有问题？”
　　“我再问你，我们春雷是不是革命组织？”
　　“中央文件‘红五条’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总理还说：要团结起来批判李井泉，任白戈……”我不能认输。
　　“不要跟他讲，把他押到总部去！”那个白毛显得不耐烦。于是那个领头的学生过来拉我：“走！到总部去再说。”
　　“不要拉扯，我会跟你们走，但总得让我上楼穿件衬衫，换双鞋子吧！”
　　他们押着我刚走几步，却又命令我停下来说“你很狡猾，万一楼上有地雷呢？”我说：“我是一向反对武斗，主张文斗的，我走前面还怕什么？”但他们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住我就往回走。在游泳池边，他们从树上扯下一根晾衣用的粗棕绳将我反绑起来，又扯下我的手表、眼镜，并用手巾将我眼睛蒙上，接着又抢去我脚上的拖鞋，推推搡搡地押着我往前走，但不是去图书大楼他们总部，而是往小校门外走。我赤着脚在碎石公路上走，又看不见，走得很艰难，他们却狠狠推我，还向路边看热闹的同派人编造说：
　　“这是西师八三一的总参谋长，我们抓住这个俘虏了！”接着四周有人向我扔石子。
　　我抗议道：“你们误会了，我没有参加武斗更不是什么参谋长，我只是普通教师。”又大声说：“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无济于事。
武斗人员押着我走了很久，绕了许多个弯，又是爬坡上坎，还有叫我弯腰低头过“电网”之类。我晕头转向之中上了几级石阶，最后大约是进了一间屋子，两眼仍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周围到处是吆喝声（许久之后证实我这是被关进了重纺五厂对面嘉陵江边的北碚自然博物馆）。
在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我仍被反绑着双手，蒙住双眼，靠在墙壁上。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此时已没有恐惧，但不明白为什么昨晚总部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撤退了，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俘虏”。除了双手感到麻木外，我在迅速思考即将发生的事——我必须应付审讯也许还要受刑。我很快又想到：北碚川剧团九三战斗队的小廖、小景，还有“小教井冈山”的小夏老师，她们如果到西师文化村一舍找我，会有什么后果？也许她们也被抓了？还有哪些战友关在这里？

紧急处理可能惹祸的“罪证”

　　忽然，有熟悉的声音传来，有人押着“犯人”进来。一个急促略带口吃的声音：“张永青你这个走资派是不是西师八三一的黑后台？你说！”
　　只听见后者操着听不太清楚的山西话嘟哝说：“你们弄错了，八三一把我打倒了好久了。”
　　“你要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绝不冤枉好人。哈！……”他顿了顿，“你的表是啥牌子？”
　　“罗马。”
　　“我们不会要你的，先保管在这里。你要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啊！”
　　“好，好……”过了不一会儿，他叫了起来：“哎哟，哎哟，能不能轻点嘛！”
　　“叫啥子？我们看你年纪大了，绑得算轻的。”
声音渐渐远去了，我一下明白刚走开的那人是西师武装部干部，原是中文系的辅导员谭某，被关者确实是西师党委书记兼院长，早已被八三一定为走资派的八级干部——张永青！我很纳闷，怎么他这只“死老虎”也成了“俘虏”，还居然被谭某说成是“八三一的黑后台”！
然而，我自身难保，得赶快想想对策。突然有个东西摁了屁股——我这才突然想起来，裤子后袋里有一个通讯录！那里面有许多熟人的通信地址，特别是那里面还有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我在人民大会堂写给周总理的信的底稿。那封信是为所谓罗广斌“叛徒集团”和所谓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翻案的。这个本子若被查出，我就完了！
我急中生智，要求看守让我去解便，看守经请示押我上厕所，解开了我头上的蒙眼布。我利用此机会将小本取出迅速撕烂扔进粪坑里……
当我回到“牢房”后便出了一口长气。

第一次审讯我的人居然是我的老师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从瞌睡状态喊醒，有人拉着我往外走，上了一辆汽车。汽车在公路上转了一圈，下车，上坡，到了一个去处（后来知道这是北碚街上的四十四中）我被松了绑，但两眼仍被蒙住。我意识到这是审讯开始了。
　　审判官开口了：“杨向东！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在西师‘六五——六八事件’中的罪行，有哪些黑后台参与策划？”
　　听口音是北方人，好像是政教系教师柳某（后来查明他果然是柳某，党员，读书时他曾教过我们哲学课），他声音严厉，四周有几个打手在助威，“说，快说！”
　　“我是反对武斗的，西师‘六五——六八’我不在学校，谁参与策划？只有那些参与者清楚。”
　　“你不老实！”大概在柳的示意下，两边打手拳打脚踢，头部挨了几拳嗡嗡直响，又有几拳打在腰部，我一下支撑不住弯下腰来连气都几乎喘不过来，我用手捂住腰蹲在地上鼻血也淌下来，但我咬紧牙关没吭一声，还有人用棍棒乱打四肢，疼痛难忍。
　　“好了，不要打了，”柳某说，“给他一根板凳。”我坐下后，他又问：“现在你该老实了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你只有如实交代，才能免受皮肉之苦。哎，说吧，你这一个多月都在哪里？”
　　“我在永川亲戚家，”我不能说在金刚碑，以免他问个没完，“确实没干什么。我从北京回来后与总部发生了分歧，我实际上啥事都没过问了。”
　　“杨向东！你应该明白，你是八三一的驻京代表，你那些‘北京来电’给我们的压力有多大？你是有民愤的，大家有气，打了你，你要理解我们也是主张文斗的，对吗？”
　　“‘北京来电’是传达中央首长讲话精神，是总理指示传达的，我没有乱传达过别的，关于你们有压力，我表示理解，我希望有话好好说。”
　　他见问不出什么，只好说：“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下去后要端正态度，啊？”停了停他又说，“我们有解放军的支持，我们是注定必胜的，而你们八三一在黑后台刘同记之流蒙蔽下，特别是有罗广斌之流黑手操纵，大方向完全错了。你要识时务，你还年轻，要考虑后路。”大概耳语了一阵，又说：“你表个态！”
　　“我下去再想想。”我说。
　　“押下去！”于是又把我押上车东转西转回到原来的牢房。
　　这一天经历得太多、太突然，我觉得像过了一年那么漫长，至于这一天是否吃过东西，吃了些什么，至今更无印象了。到了晚上，尽管我看不见，却从外面吵闹声逐渐消失可以感觉得到时间的移动。这一夜我靠在墙上迷迷糊糊，时常被突然的响声惊醒……外面汽车声响了，我挨过了第一个可怕而漫长的夜！

转移到山那边的集中营

　　早饭送来了——仍然蒙着眼摸着吃的——稀饭，馒头。
　　“走！”有人来提人。我以为又是审问我，我立即紧张起来，突然谭某对另一方向说：“你也走，上面有命令。”这大概是对张永青说的。
　　于是我和张永青被人拉住上了一辆大公共汽车，还有哪些人，不清楚。汽车开出不久，似乎是到了江边，江水声哗哗地响，又是往下开，江风吹来，有些凉爽，不像昨天那么燥热了。估计这是北碚正码头的汽车轮渡。车停下等了一会儿。然后上船过江。上坡，一直往上开，直到江水声逐渐远去……我两眼看不见，耳朵却在仔细辨别，这大概是开往天府煤矿，也或许是华蓥山吧？
　　汽车沿着山边公路抖动着，响声越来越大，我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厉害，我不知眼下命运如何，会不会是弄到山那边去活埋？我想不会，有张永青在车上，我暂时还不会死，因为春雷中大多数人比如谭某、柳某这些人原本一直保张永青，去年10月张永青自杀未遂，几乎全院党员和干部才反戈一击批判他的。我猜想他们“俘虏”张，又把他强加到八三一头上，只是舆论的需要，他们可能是保护他……
　　我正胡思乱想，汽车突然停下，命令我下车。我摸着下了车，却不知是何地，有人叫我和其他人手拉着手走下公路，上了小路，有草叶时时绊住脚。走了一段田坎，又上了坡，在包谷地中间穿行，时有包谷叶子从手臂勒过有些刺痛。又走了许久，上了一段石头路面，又是下坡，再上坡……转了许久，命令我们低头弯腰过“电网”，来到一个平地叫我们停下——这可能是目的地（后来知道这是为了迷惑我们故意绕圈子，其实从汽车上下来并没走多远）。
　　此后进了一间大房子，似乎空间很高，我被安排在一张粗糙的竹席上坐下，可以躺（后来知道这是天府煤矿南井即磨心坡的旧礼堂，这里曾经关过数百人）。这一天太疲惫了，躺下后睡了不知多久，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谭某的声音：“张院长，你跟我走！你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好！好！”——是张的声音。从此就再也没听说过张永青的消息了（也许他是被保护起来了，因为几年后他得到解放，重新官复原职）。
　　当天夜里，在水泥地面的竹席上躺了许久，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听到那边传来喝斥声：“你是猪呀！就在睡的地方屙尿？”
“我，我以为是尿坑……”我听出来声音是万启年，是北碚农村的公社小学前进小学教师，因头部受伤被俘后也关押在这里，他失血过多，已经神志不清了，他们说他“负隅顽抗才挨的枪弹”（注：万启年的母亲和哥哥在1969年清队中对我说：他那时25岁，随学校老师一道逃难，在学校附近被武斗人员开枪打成重伤，没参加过武斗）。万启年很惨，他们只给他上了些药，未进行抢救，尽管旁边就是煤矿医院。但是他还要接受审讯。
这个晚上我睡不着，除了夏夜蚊虫的嗡嗡声，偶尔传来的“口令”声外，就只有那边地上传来的万启年的呻吟声……
　　我在反复思考：明天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

区委干部的审讯绵里藏针

7月26日早饭过后，有人来提审我，我看不见对方也不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屋子，只知道离关押我的“牢房”很近。
这个审讯我的人态度温和，不像昨天那个柳某凶神恶煞。他告诫我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出路。听他的口气，好像我所在的群众组织乃至整个反到底派都彻底完蛋了。西师八三一似乎已全军覆没。他又说，我们知道你没参加武斗，但是要说清楚为什么还留在学校。我告诉他，我曾经在金刚碑躲了一个月，回校是为了取道青木关去成都。他又问我，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干，有时去北温泉游泳，他不全信，但也没追问。但他却转过话题，问我在北京接触了哪些人，尽管他语气仍然温和，却让我猛地一震——因为，他们抓我的真正目的可能正在此，他们要追查我的后台——也就是西师八三一乃至砸派后台。当时，就连我们总部的多数头头都怕别人再提已经被八一五派宣传为“叛徒集团”的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更怕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这些原已打倒的“黑帮”沾边。
　　刚开始，见他温和，没有动不动就骂人打人，我于是与他摆谈起来，告诉了他我从北京回来后的许多真实情况。由于他这一问，提醒我不能丧失警惕，我此时故作镇静，上述想法一闪而过，于是迅速回答道：
　　“在北京，除了参加会议的人以外，只见过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首长。”我还告诉他5月1日在中山公园见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联欢会上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握过手，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节目焰火时又看见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你看这样，”他打断了我，“你就说说你接触的参加会议的头头。”
　　“你是说我们这派的吧？有黄廉、朱正坤、中学生九一纵队刘先裕，重大的徐光明……岳朝亮3月31日周总理接见后，他就回来了。”我说。
　　“还有呢？”
　　“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熊代富，还有西师春雷的王希尧……”我故意说他们一派的，却被他打断了：“不说他们，这些我们晓得。”
　　“其他人我不熟悉。”
　　“你再想想。那你和黄廉他们商量了些什么；有哪些活动？”
　　“主要是研究向党中央的汇报内容，要求中央平反，释放在‘二月镇反’中被捕的人——因当时有些单位反映还有没放的人。”这些是公开的，说说也无妨。
　　他显得有些失望，就说：“先谈到这里吧。不过你要进一步端正态度，争取立功补过，”他又说，“你可能要多想一想在北京的情况，我是为你好。”他叫我把去北京前后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交代。我说，从早到晚都蒙住眼睛，怎么写？他说，他会尽快请示，安排。此时尽管我还不清楚他姓什么叫什么，过去干什么，但从他的谈吐和话中的话可以推断，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也许是区委什么机关的干部，他那貌似亲切的口气很容易让人失去警觉落入圈套。在这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我什么人也不可能相信，我必须每时每刻随机应变，保护自己，能拖就拖，凡是他们无法查证的事我就不说或乱说。

女看守冒险替我寄家信

　　7月27日上午，就在那个干部审讯我后的第二天，有人来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引我到一张桌子边坐下，取下了蒙在双眼上的黑布，我数十个小时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光线，我慢慢地看清了桌上放着的纸和笔，来人又递给我一样东西——原来是眼镜——我的眼镜。我戴上它看清了眼前这个人是个女的，中学生模样，穿着旧军衣，扎着两条羊角辫。
　　“你叫杨向东？”她突然小声问。
　　“嗯。”
　　“我还以为杨向东是个彪形大汉呢！几个月前街上到处贴着‘北京来电’，杨向东这名字叫的多了，有人说是八三一的学生头头。”说完盯住我一笑，“你真是杨向东呀？”
　　“难道我不像吗？”
　　“看你斯斯文文的，啷咯成了‘俘虏’？”
　　“哎，一言难尽——”我反问她，“你一个女生，怎么也在这种地方？”
“我是十三中‘九八’的，后来退出参加了‘星火’，他们说‘星火’有解放军支持……我以为外面好玩，就出来了。”她还告诉我她叫余先锋，原本叫先凤，不久前才改的。从她那里，我知道昨天审问我的人叫易洪钧，听说是区委干部（注：后来证实她说的是真的）。
过了段时间后，在我要求下，她请示了“领导”，给我拿来了一些《人民日报》，还有他们的派报《北碚战报》《春雷》，我从字里行间了解外面的动态，分析形势。
　　我在天府集中营关押的几十天中还多次见过她，她负责收“材料”，在我写“材料”时，她时常来牢房监视，我们渐渐熟起来。我见她心地善良，于是有一天我趁她“上司”不注意时，悄悄地托她帮我带一封信到街上邮局寄出。那是一封家信，我当时是当做遗书托付她的。为了预防万一这封信被人截获牵连他人，我写得很短，用了暗语和隐语。这封信里这样写的：

亲爱的幺爸：
　　您和全家好！
　　我本想7月24日离校来西安看望您们，现因种种原因，我滞留在某地。这里“很安全”，不必担心！短期内也许走不了，由于您所理解的原因，我们今后见面机会都少。但是，请放心，我是永远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是问心无愧的。11月24日我满26周岁，多年来父亲死后是您和婶婶养育我成人，但我很少报效您们，今后……为此我深感不安。现在我不得不最后请求您，尽可能常给我的母亲和妹妹写信并给予资助！
　　……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也祝您健康！

　　侄向东
　　67年7月某日
　　于嘉陵江畔

我悄悄写好这封信后，只有她一人在场时交给她，为让她放心，我向她说明纯粹是封家信，绝未涉及其它军事机密，她说：“没关系，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我一定利用休假时亲自到北碚寄出。”我从她友善的眼中看出了真诚和信任，我没有理由怀疑她。然而，在那样的烽火岁月，一家人都分成你死我活的几派，何况素不相识的人而且是对立的两派，我这种举动会没有危险吗？
那时无法证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在天府集中营并未因此被审讯过。

另一封给我亲人报告噩耗的信

　　如果我有特异功能，我就会知道：就在这封信走了一个多月，送到幺爸手中时，他正好也收到了小夏老师从成都寄给他的信，同样是使他悲痛万分的信。为了历史的真实，这封信全文照抄如下：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秦林同志：
你8月22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为你有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而高兴，为我们的战友有这样的亲属而高兴！的确，想到毛主席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想到我们的革命先烈，想到我们的事业，死，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山城反到底的战友是铁人，是钢汉，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没有丝毫奴颜，在刽子手面前，没有丝毫苟且偷安的表现。如杨向东同志来信所说：“我反到底战友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必胜的。”因此，干起来我们胸中有数，在我们的前面有毛主席指路，在我们的背后有天安门！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关于杨向东的情况，现在比较落实了，杨向东同志在7月24日的确被抓了，现关在天府南井（是北碚老保的一个据点，是残酷拷打我反到底战友的六十年代的白公馆）。当然失去了自由。今天西师8·31有一个同学来蓉了，9月5日主席命令下达了，北碚老保在中央调查团已来渝、省革等小组张西挺同志已赴渝的情况下，为了应付首长，放了一些人（实际放出来后也是把他们软禁起来的），这个同学讲，西师8·31被抓去的放出来后关在附小的，现只有两个人未放，其中就有杨向东，说是要他交代在北京时的一些活动，及罗广斌、萧、李、廖的问题。今天这个同学是在张西挺到西师的情况下，跑出来的。一见同学，他就哭起来了！他遍体鳞伤，见了久别的战友，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怎么会不热泪盈眶呢？有多少话要向同志们讲，要向自己的战友倾诉啊！在被关押的几个月中，拷打了无数次，但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我们的战友啊一刻也没忘记过西师8·31，一刻也没忘记过我们是为毛主席而战。
　　为了彻底摧毁任白戈及其同伙，最近几天我们就要赴渝了，回去参加战斗。山城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山城反到底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来犯的敌人，近几天，重庆市内平静了些，交通也陆续畅通了。但北碚全被老保控制，形势紧张一些，但是新北碚也一定是我们的。
　　鉴于以上情况，望你们从最坏处着想，化悲愤为力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返渝后，若有什么情况再来信告诉你们，接信后用不着回信了，可能近几天要走了！
　　最后让我们重温林副主席的一段语录：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祝你们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夏红
　　1967．9．11

　　幺爸读了这两封带来噩耗的信，不得不相信我“遇难”了，因此老泪纵横，伤心不已。夏红就是那个7月23日约我同行的小学老师，第二天她在西农附近获悉西师“沦陷”以后与我失去联系，多方查找我的下落无果后逃到成都，她按我事前告诉她的通信处和嘱托与我幺爸取得了联系。北碚川剧团“九三”的小廖和小景在我被“俘”当天上午趁混乱之际潜入西师，曾见我住处遍地狼籍，猜测我可能已被抓，随即逃离险境，此后去了璧山乡下亲戚家。
　　我当然没有特异功能，上述情况当时我无法了解，那是在我许久以后侥幸死里逃生，又到了成都、西安之后才知道的。夏红的这封信我珍藏了二十六年，至今完好无损！而那位在集中营冒险帮助过我的余先凤永远令人难忘，后来听说她退出了一切组织成了逍遥派，结了婚生了孩子……前不久，当年集中营的难友还谈起她，都称道她做过的好事。

本系党总支副书记审讯时我遭毒打

　　大约是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两个打手将我从竹席上提起来，架到一间屋子，随即审讯官命令我站好，低下头。一个威严而洪亮的声音发话了：
　　“杨向东！你很不老实！你写的材料全是鸡毛蒜皮。你扯南山盖北瓦，绕大圈子，什么实质的问题也没说！你明白严重性吗？我再次警告你！”他停了停，“今天，啊，今天，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重新交代。现在你回答我：在北京参加过哪些活动？接触过哪些人？”
　　“在北京我住在西苑旅社，出席过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见过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几次，中央首长讲话和文件精神，你们都清楚。”我理直气壮，不卑不亢。
　　“那么，你参与向中央告过什么黑状？从实招来！”
　　“公民有权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不存在告黑状问题。”
　　“这么说来，你没有错误啰？看样子，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必须狠触灵魂！”
　　“打他狗日的！”“打！打！打！”周围似有许多打手。几个人的拳头、棍棒交加，打得我顿时眼冒金星，晕倒在地上。我挣扎着从地上蹲起来，又有人飞来一脚，只踢中腰部。我周身的血往上涌，我愤怒，我想还击，但我被打手死死按住，我想扯开蒙布看清这帮凶手是什么人？但我没有自由。
　　“你要好好反省！不要再执迷不悟，免得皮肉受苦。押下去！”
　　在水泥地面的席子上，只能卷曲身子侧面躺着的我，背上有累累伤口，膀子上，腿上到处是粘糊糊的血，周身火辣辣地痛。但我还能思维。虽然头部时有疼痛，但神经系统还正常。我一直紧张地思索着：这帮家伙究竟要把我怎么样？看他们那样恨我，侮辱我的人格，我只有和他们斗到底，要我说的我偏不说，不要我说的我偏要说！我希望时间慢慢走，因为，明天，等着我的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果然，第二天上午，那帮家伙经过一晚上的精心策划后，又对我进行审问了。还是那个家伙审讯我，还是那样貌似威严，声音洪亮，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杨向东！想了一个晚上，想清楚了吧！”
　　“……”我不说话。
　　“你今天谈谈与罗广斌的认识经过，怎么样？”
　　“罗广斌？我不认识！”
　　“什么？你连罗广斌都不认识？天大的笑话！”
　　“说认识也可以。我听过他的报告，跟许多人一样。”
　　“你真的不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
　　主审官把我没法。冷不防有一个熟悉的口音插话道：“你跟罗广斌、杨益言一月份坐小轿车到西师，在一教学楼下车时，许多人都看见的，你不要装了！”
　　话音刚落，噼里啪啦，一顿棍棒向我打来，我顿时被打得背过气了，许久许久我连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我第三次挨毒打，也是最厉害的一次。
当我缓过气来时，我首先意识到刚才说话的人就是我们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任某。原来西师的干部在这里！
但不容我多想，他们强迫我用手摸一个人的手——好像上了石膏。那人说：“你摸摸这手，就是砸派给老子打断的，你想要活命，就给老子老实交代，要不然，打死你！”
　　“我们的工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你要明白，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罗广斌都畏罪自杀了，你们总部几个头头都在揭发黑后台，也揭发你，你要争取主动。”他们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总部还有几个人也关在这里，只是还不知关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清楚，我在北京的详细情况，只有岳朝亮和少数几个学生知道。但他们不可能被捕。岳朝亮事发前在城里，那几个学生我派他们跟杨益言、刘德彬一道在北京的专案组，调查整理为罗广斌和萧、李、廖翻案的材料。所以只要我不说，他们不可能知道。与罗、杨一道在西师露面是公开的，这个可以认账。于是我说：
　　“既然你们知道我与罗广斌在西师下车的事，我也不必多说，但那是我顺路搭他们的汽车回校取换洗衣服，我不了解他们其它情况。
　　“就这些？他在网球场作蛊惑人心的报告呢？“
　　“西师许多人都在场。”我说。
　　“那是你引狼入室！你害了西师八三一广大战士。”
　　“你把我的作用夸大了。我承认此事牵连了西师八三一，但是这只不过是镇压西师八三一的一个借口。何况，中央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问题是，你们砸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已经走向了反面，你们组织的大方向错定了！”
　　“中央文件红十条、红五条下达两个月，你们拒不执行，搞武斗，我是坚决反对的。我现在被关在这里，失去自由，总不是我的错！如果你们真有证据证明我错了，甚至犯了法，那也不能由你们处理。”
　　“你不必再说下去！”他粗暴地打断了我，“我们查清楚以后，自然会交给有关机构处置的，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既然如此，那么请撕开蒙布，让我看看你们！”
　　“你还嘴硬！你看，看个球！”有人说着又给我一拳。审讯没有结果，只好又把我押下去。
　　以后的几天，区委干部易洪钧又找我谈了几次。有一天下午还特地把我带到室外，解开了蒙布，让我见到了光明。我才第一次认清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五短身材，面目也不凶恶的人，大约三十多岁。我还看到了旁边的矿工医院，他指给我看那边站着的一些人，有的吊着绑带，“那是我们的伤员。”他说。并再三劝我不要硬顶，还是合作为好。我问他，那天审讯我的是些什么人，其中有一个是不是任某。他说不知道，你还是不要问的好，他们也是为你好。

移监到佛耳岩小学后的见闻

　　8月初的一天夜里，我被突然拉了出去，又在山坡上转来转去，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叫我进去——后来知道这是南井后山上的佛耳岩小学。屋子似乎不大，我被指定在一张席子上坐下，晚上就睡在那上面。屋子里还关了许多人。
　　第二天早饭时，趁吃饭还可以小声说话，旁边的难友告诉我，他叫朱仲生，是845厂（北碚一个生产炸药雷管的工厂）工人，他和另外两个勤务员是在8月4日晚捍卫红总部打下该厂后被捕的。渐渐地，我们已判断这是一个坐落在崖坎的小学，有十几间教室，全都变成了牢房，每间屋关押十几个人，每人拥有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席子，每间牢房外有一个手握步枪的工人把守，这里管“犯人”的是一个名叫伊某的人，是西师春雷的学生。戴着眼镜，脸上有疤，三角脸，此人阴险恶毒，他可能就是监狱长。每天上下午，他都要轮流在各牢房训话。
　　不久我就知道，川外八二六总团勤务员敬东也与我同牢，据他说他们的一号勤务员余朝文被单独关在另外一间牢房。7月24日凌晨4时，他们在川外梅园一舍三楼上被吵醒刚准备往外撤退，在楼梯口突然听见楼梯下传来喝令声：“口令！”余朝文尚未睡醒，以为是自己人，就说：“给老子不要涮坛子，我是余朝文，不晓得口令……”说着用手电筒照下去。“砰”的一声，下面传来了枪声，余朝文“啊哟”一声就倒在地上，肚子上中了一枪弹。他被俘了，一同被俘的还有总团报纸的主编夏×、黄×。俘虏他们的正是他们本院星火燎原的头头，北碚捍红总部作战部负责人之一金某（学生）。四川外语学院那时还未迁到沙坪坝，该院从北温泉附近迁到西师原美术系梅园一带才两三年，地盘不宽，全院学生千余人，其中八二六占八百人，星火燎原二百多人。但由于捍红总部有高参策划，指挥有术，武器精良，再加上余朝文的部下已准备复课闹革命，从上到下麻痹大意，所以当金某带着四五十人全副武装来捉拿他们时，只有束手就擒了。余朝文中弹被俘时被搜去现金一千元、手表一只，这些都是小事，要命的是流血过多，危在旦夕。幸好该校两派仇恨不深，要不是误将余手中射下的电筒光当成手枪开火了，也不会开枪还击的，既然是“误伤”，以前又是同学，金某就通知天府医院组织抢救，这还算是人道的。
　　余朝文在医院住了十几天之后也被关押在佛耳岩小学的一间小牢房里。他成天故意叫嚷“痛得很”“饿得很”，弄得监狱长头痛。一天中午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学女教师，设法买通了看守并端来一碗红烧肉，余朝文照吃不误。于是，以后接连几天都是肉，有一次那个女教师端来了鸡汤，余因身体需要，也顾不了许多一律吃完，如此这般往来，余记住了她的姓名叫杨某，觉得她长得还可以。一次余叫她送一本《毛主席语录》来，她照办了。当余打开一看，里面夹了一张“大团结”（当时面值最大的十元钞票）。余装着不知，叫看守替他买烟来抽。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不让他再享受优待了，与我们同关一宅，他们川外八二六的几个头头都在这里。
　　余朝文是个胆大、乐观的人，一关进来就大声说话，成天说：“日他妈，饿得很！”还开玩笑地喊他们另一个头头敬东为“进洞”，又高喊：“夏×！黄×！你们都在这里？”他在一天午饭后谈起他前几天在那个单人牢房所受的待遇，我们笑他是“中了美人计”，有人还说：“你管她呢，该将计就计，利用她看上了你让她把你救出去才是。”
　　“怕没那么简单？”我说。
　　“她当然劝过我，是劝降的意思。听她说她跟什么军代表熟，但申明未受任何人指派，是她同情我，听说我子弹还在肚子里劝我保住身体要紧，这才偷偷给我送东西来的。”他停了停又说：“算球！没啥意思，老子在报上发表了声明，都成了叛徒，还不是照样关在这里？”
　　大家无语。他又大声用英语和敬东对话，然后两人先后用英语对夏×说：
　　“请转告同志们，在我们未出狱之前，就是我们在公开信里叫他们回校，也不要回来。因为情况危险。”
　　夏×用英语重复了上面一句，并说：
　　“我将到成都尽力而为。”
　　“不准说话！”监狱长突然出现了，“不想吃苦就闭上嘴。”显然他偷听了刚才的谈话，但他听不懂。我以前是学的俄语，自然也不懂，是敬东翻译告诉我的。
　　在佛耳岩小学的日子里，我能悄悄同难友们说说话，似乎好过多了，有天晚上还破例让我们这批“犯人”到煤矿澡塘去洗澡。不过我们仍然被蒙上双眼，手拉着手走，在看守的枪杆子引路之下走了许久才到澡塘的，自被抓来十多天，我还未洗过脸，更谈不上洗澡，大热天怎么受得了，周身早就汗臭加血腥臭。洗了全身，真是难得的舒服。但是没有可换的干净衣服，于是我只好将长裤和背心洗了。我本不想洗，想把那两件血浸的衣裤留着作为历史的纪念，将来也许有用。但是谁知道还有“将来”吗？难友们都只是穿着内裤回牢房的。尽管路上有许多人家，会有人看见，但我们反正看不见，也没办法顾及这些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牢房相连的一间小屋里写材料，突然同牢房的秦昌明被押回牢房，并被推倒在地上。他本来是黄桷镇的理发员，现在说他是猛虎团的后勤部长，已经严刑拷打过多次了，今天，他又被打得口吐鲜血，无法止住，他挣扎着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挪到放尿桶的小屋，在碗里屙了一泡尿，一口气喝了下去。他说，尿可以止血，要不然，我会死的。我虽看不下去，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余仙凤来收“材料”，我告诉她上述情况，问：“为什么不拿点药给秦昌明？”她只是摇了摇头。
　　这一夜躺在地上，我又失眠了，这些天来没人提审我，也没再挨打，却反而使我更加不安，死亡的阴影在眼前晃动。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四周万籁俱寂，突然，从附近传来一个女孩的哭泣声，那哭声越来越大，似乎还有挣扎引起的响动，我们同牢的好几个人都被惊醒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响动声停止了，但那哭泣声却始终不断……
　　天亮了，隔壁传来训话声：“你哭，哭什么？又没死人！”是那凶恶的监狱长的声音，“谁叫你乱跑？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现在放你走，但出去后不能乱说！否则后果自负。”
　　事后听说，那个女孩大约二十出头，是从武汉回来探亲的，因迷了路误入了狱区。我们猜测，昨晚可能是哪个歹徒强暴了她，她只好用哭来反抗，尽管未能幸免侮辱，然而她还是反抗了。据说还有一个女孩，没哭过，比她先放，这消息是门口那个带枪的老工人悄悄说的，说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问他为何叹气，他说，他有个儿子跟着猛虎团逃到了西农，现在不知是死是活。这几天捍红总部正在攻打西农。

险些弄假成真的“假枪毙”

　　8月21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天早饭后，监狱长高声叫道：“杨向东！收拾东西出来。”我一惊，是要放我？不可能。是要枪毙我？同牢的难友也都很紧张。我强作镇静地说：“没有什么，也许是好事，我是代表嘛！”几位难友小声说：“多保重!”我出席过中央会议见过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又是老师，难友们都很尊重我，照顾我。从此一别，不知死活，也不知是否还能见面。我眼睛发酸，差点掉下泪来，好在蒙住双眼，彼此都看不见。我说了声：“再见！”便走向门外。
　　山冈上，山风呼号，树叶哗哗地响。同样被人拉着转来转去、上坡下坎来到一处路口，被人推上了卡车，好像不止我一个。押送的人又叫我们蹲下，头上用树枝盖上。难道是要把我们拉到山里去枪毙吗？我和身旁看不见的难友靠得更近了，我和他都明白：这也许是最后的时刻！车开了，似乎是下坡路。趁马达的隆隆声，我轻声问：“是哪位？”于是我听出他是程地宇，他也听出了我是谁，于是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是西师中文系66级学生，西师八三一《红岩》报的主笔，我主办《新山城》报时他也是主笔。他也是7月24日凌晨被抓的，他当时正在一教学楼睡觉。他说同车的还有几个总部头头，他问我，是不是拉去处死。我感觉到车是往下开的，本认为是往华蓥山方向开，但车却渐渐地到了河边，江水声也随风送来。我估计这是到了嘉陵江边，车是往北碚开的。我很难猜测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所以我只好说“凶多吉少”。
　　汽车到了北碚街上，停在人民会堂前。许多人来围观，被押解人员吆喝开了。停了不久，汽车继续往前开，到了西师小校门进哨卡，押车人出示证件交涉后又往前开，最后在大礼堂侧停下。押解人命令我们下车，我被拉着押到了桃园二舍二楼的一间屋。那是学生宿舍，我当学生时曾经住过。上述一切情景都是凭借蒙布的一丝缝隙看到的和联想到的。
　　我在一张床上躺下，透过蒙布的缝隙见到这间屋很乱，地上扔着许多书。听到脚步声进来我赶紧装睡着了。那个人很响地走到床边，叫我坐起来，叫道：“你摸，这是什么？”
　　“手枪。”我说。他又叫我摸他拿着的手表，又问，我又回答。
　　“好了，现在我命令你在半小时之内交代清楚你与罗广斌的关系，否则立即枪决！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我回答道。这近乎是一场闹剧，他是什么人？可能是学生。他代表谁？他有权处死我吗？我想他不敢，但谁知道呢？
　　我不开腔，也没想清楚该怎样开腔。不知是不是过了半小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天花板上的石灰掉在我的头上，我却还坐在床上。他却说：“你睡吧。”转身出去了。真吓了我一跳。我很快听见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追问是谁在开枪，那学生说“走了火”。
　　夜幕降临，双重的黑暗笼罩着我。四周很静，远处不时传来枪声，恐怖气氛加剧。死亡时时威胁着我。身处绝境，谁不想活？我想到逃，但对面床上有支枪口在对准我，四周也会是他们的人；也不会有人来救我，我们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关在何处，再说他们也自顾不暇，听说反到底派的组织已撤离西农——北碚的最后一个阵地，每天都有俘虏被投进集中营，捍红总部的非法黑牢早已人满为患了。希望，希望在何方？在北京。毛主席是救星，只有他能救我们。然而，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一切吗？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他老人家为什么不制止？两个月前在北京，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给我们平反，又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幸福得仿佛进了“天堂”。但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并未忘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善良的人们谁能想到，顷刻之间两派就兵戎相见，开枪，开炮，听刚来的难友说城里坦克、装甲车、军舰、高射炮都动用了，发疯的人们不知不觉就卷入了一场全面内战！以前讲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主要是说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没想到眼下竟然发展到武装斗争。被抓以前看见有的头头张贴大字报，鼓吹“武化革命万岁”，我很反感，目前的局面不正说明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吗？我和广大群众都反对武斗，能反得了么？
　　这十几天的黑牢生活哪能叫人的生活！莫名其妙地被“俘”，匆匆忙忙地受审挨打，现在又稀里糊涂地被拉到这里，明天，也许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一切以前来不及想，此刻思维出奇地清晰，如烟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我想到了我的童年，没有多少欢乐的童年，我刚十岁时父亲就病死了，他看到了解放，他拥护共产党，当了镇干部，但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叔父远在外地……我想到了我从红领巾到共青团，从少先队大队副主席到中学团委书记、“青年红旗手”。大学四年，我和同学们都一心“与党同心同德，共同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我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留校，无愧为“毛泽东时代的三好青年”。
　　我想到了参加工作以后，在农村四清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在大学的讲台上初次展露了才华……
我想到了我的爱情，我与她从相识到相知，相爱长达八年，原约定在1967年春节结婚，谁知文革爆发了，个人的事暂放一边，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不理解，到被冲击，被卷入，仅仅一年时间，翻天覆地天下大乱。就在我被通缉流亡时，她离我而去……而今，我身陷囹圄，生命难保。幸好，我在流亡途中与她见了最后一面。幸好，她离我而去，我才少了牵挂和忧虑。回顾此生，我问心无愧，如果我明天就走向刑场，我死而无憾，我是为了毛主席而死的。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还太年轻，还很不成熟，还没有好好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育。我还不满26周岁啊！我可能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我对国家的局势感到忧虑。但我坚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能扭转局面，将革命航船引向胜利的彼岸……
现在回想起当时这些想法，我还是如实写下来，并不为此而感到害羞，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就是接受的那种教育，有那样的想法是十分自然的。
　　……不知什么时候脚步声响了，汽车马达发动声传来，我又被推上了卡车，难友们——程地宇和还不知名的几位难友——已在车上，我的两只手很快被左右两侧的难友紧紧握住。汽车开到了西农某大楼外的平坝上停下，有人命令我们下车。我们下了车，有人为我们解下蒙布。此刻，我们同时看到了眼前的难友，一共五个，除我和程地宇外，他们是总部的袁大荣（学生）、胡继泽（学生）、洪—（学生）。可惜我们竟相逢在刑场！来不及问候，来不及询问，但从一双双坚定的眼神，我深信他们与我一样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我们五个难友的后面站着五个举着手枪的刽子手。那边十几米外大楼前有一大群武装人员在围观。我正想喊几句口号，只听见那边武装人员中枪栓哗哗地响了，但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声嘶力竭的喊声：
　　“不要开枪！”我掉头一看是押送我们的一个小头目，我很奇怪，只见他右手高举手枪，左手挥着一张纸，另外的四人也举着手枪。但不是对准我们，而是对着那边几十个武装人员，“不能开枪！捍红总部有令：他们几个是特殊人物，我们带他们来这里是另有任务。如果你们当中谁敢开枪，我们就向你们开枪了！”
原来那边的武斗分子以为今天是枪毙俘虏，他们想趁机打活靶，于是不少人拉动了枪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这个戏剧性变化。我们忽然明白：今天把我们押赴刑场是搞假枪毙，迫使我们投降的！我们五个难友会心地用眼神互道安慰，看来是暂时免予一死，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图为作者多年后重回曾被假枪毙处留影）
　　接着是将我们押到一稻田看几具尸体，他们用枪头指点着，说是他们的烈士，被猛虎团枪毙的，其中有一个叫马泽民的，我一惊，那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吗？但已腐烂，无法辨认。后来又来到一个小土坡，看见死去的唐天伦，说是猛虎团团长邱开全枪毙的，另一处防空洞有几根骨头，再就是有一个水池，他们说是猛虎团毁尸灭迹的镪水池……
　　只见那个小头目与其他几个枪手耳语一阵，然后说道：“今天，算你们走运。要不是这里人多混乱，总部命令让你们跪在五个烈士尸体旁尝尝死前恐惧的滋味，看来只好算了，要不然那些人开枪打死了你们，我们还交不了差，不过，你们回去后要彻底投降才行，听到了吗？”
　　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
　　汽车依然把我们分别押回原地。后来在牢里只见到程地宇和其他两位，胡继泽和另一些人被押到了别的地方。以后听监狱长宣读过他的“反戈声明”，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因中央调查组到来又移监夏坝中学

　　8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关押在天府南井佛耳岩小学的全体俘虏得到命令：收拾东西一个一个走到门口，然后分批手拉手成串地穿过庄稼地移动到公路上，再依次上了汽车。去哪里，做什么，不知道。监狱长与看守们如临大敌，个个凶神恶煞，反复命令：“不准说话！”“违者重罚！”这使人联想到1949年11月底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溃逃前在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对革命志士实行大屠杀的悲壮情景。难道捍红总部的策划者们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滥杀无辜，也要制造大屠杀惨案？
然而我们很快就猜测到汽车是开到了嘉陵江边的夏坝。这里抗战时曾是内迁的复旦大学旧址，一年前它还是西师文科分校的校舍。我曾在此执教一年，我对它太熟悉了，它的左侧就是夏坝中学和重庆制药五厂。因此，下车后，捍红总部策划者们玩弄的强迫俘虏们弯腰、低头过“电网”绕许多圈子那一套把戏迷惑不了我。
俘虏们被一批批赶进一幢大楼，分别关进不同牢房，尽管每间牢房的玻璃窗全部用牛皮纸贴上，我仍然清楚这是在夏坝中学的教学楼。我被关在靠江边的楼上一间牢房。同牢还有敬东、夏×、黄×、余朝文、秦昌明、程地宇、朱仲生、洪一、袁大荣、上官同新（二十三中学生）等人。
　　听到江水声，眼前突然一亮，顿生越狱念头。于是，我悄悄与余朝文、敬东商量，策划越狱。我们计划趁刚转移到这里比较混乱之机冲出牢房，跳进嘉陵江顺水游到下游逃跑。这一带沿江地形我熟，几个人都会游泳，眼下关键是侦察这所监牢的火力布置和守卫人员情况，于是决定明天分头行动，作好准备明晚伺机行动。哪知天亮后很快发现：大楼后面山坡上架着几挺机枪，四周据说装有电网（有人早晨听看守说昨晚一条狗触电死了），大门口有机枪封锁，每层楼都有持枪看守巡逻。我们判断，尽管电网之说不一定可信，但整幢监狱的武装守卫力量还是足够在越狱过程中消灭我们的。再说捍红总部的指挥中心就在河对岸，随时可以派兵增援。只好被迫放弃越狱计划。
9月上旬，我们明显地感到处境有好转：每餐饭可以吃饱，菜里油水多了一点，吃饭时不再蒙眼睛，再过了些日子，早上有半小时分批放风时间，虽不能自由走动，也看不见，但可坐在大楼外呼吸新鲜空气。一般俘虏的家属也开始被允许探监了，可以送肥皂、香烟、糖果、衣物等物品，听外面进来探监的人说，中央调查团——后来知道是中央调查组，当时一般都被称为中央调查团——最近视察天府煤矿。
因吃饭不再蒙眼了，我看到了李宗全，他是北碚第九人民医院干部，文革前参加“四清”时认识的。一天他来送饭，我以为他是管我们的，我小声问他，他说他也是被抓进来的，只是放他出来帮厨打杂。
　　我和几个难友及时分析了形势，中央一定有最新指示制止武斗（中央下达了“九五命令”等一系列指示，但当时狱中管理者对俘虏都封锁了消息），因此，我们的处境不会恶化，希望有可能被释放的难友出去后尽快向省革筹、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反映，要求捍红总部解散集中营，释放在押人员。
　　尽管如此，难友们还在继续遭受迫害。
　　有天夜里，一帮持枪打手涌进集中营庆贺“八二八大捷”（注：8月28日捍红总部两千武斗人员攻打歇马场由反到底派掌权的军队院校总字424部队，打死反到底派几十人，抢劫军用电台数十部，俘虏若干。从此整个北碚区成为捍红总部一统天下），狂欢之后，冲进各个牢房用枪托乱打躺在地上毫无防备的难友们。
　　有少数难友还不时地被拉出去审讯、拷打。许多人还在继续被强迫写交代材料。我在楼下“反省室”写材料时亲眼看见我校干部强迫小学教师阮莜莉（女）写交代，她脸部满是伤痕，她于8月中旬在缙云山下的二十二中避难，8月17日凌晨捍红总部上千武斗人员偷袭攻占二十二中，枪杀重纺五厂“八二七”头头王武二等三人，俘虏40多人，她是其中之一，她先被关进四十四中私设监狱，8月24日转至夏坝中学监狱，监禁40天，多次遭到严刑拷打，九死一生，后于9月25日放出。
　　天府煤矿北井工人刘秉权因呼口号被歹徒活活掐死。刘秉权，男，42岁，被抓后先关押在北井监狱，后转至夏坝监狱。刘因多次遭受毒打和恐吓，精神有些失常，每到半夜听见枪栓响就不断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天半夜刘又以为要枪毙他，便喊叫口号，监狱负责人之一冼某（西师学生，春雷成员）和几个中学生用力将刘拖到过道按在地上，用绳子捆住他脖子，用布堵住他嘴巴，拳打脚踢。监狱负责人之一曾某（川外某系教师）与吴某（十三中教师）闻讯加以制止，松开手后见刘已不能正常呼吸，他们把刘拖到楼梯下小屋，不久刘就死了。第二天曾某报告捍红总部保卫部蒙某（人交三总站职工），当天他们根据蒙的指示将刘秉权的尸体抛入嘉陵江中（后来监狱负责人曾某等写有证明）。
　　由于捍红总部纵容下属，持枪看守之一的陈某（夏坝中学学生）草芥人命，擅自将被关押的一个东阳公社农民拉到楼外枪毙了（注：此事在后来追查时，陈某承认，其上司曾某、周某等也有交代）。
　　万启年转至夏坝后伤势恶化，由于监狱环境条件恶劣，很快染上痢疾，于8月底死在监狱，第二天其家属三人由两个持枪人员押至夏坝中学监狱认领尸体。
　　监狱负责人冼某等人还经常辱骂受害者，公然宣称：“我们就是要对你们实行专政！”有的持枪看守任意鸣枪威胁，恐吓受害人。一天早晨放风时，我走至一看守面前，该看守突然抠响扳机，子弹从我耳边擦过，我叫他别乱来，他却反责骂我：“多管闲事。”
这个监狱先后关了几百人，楼下有的牢房关过几十人，其中还有军事院校成字302部队（机要学校）、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教官和军人学员。9月中旬后陆续放走一些。所有被关受害者数十个晚上都只能和衣而眠，没有盖的，天凉以后监狱看守扔些废旧牛皮纸水泥袋给我们，我们就用牛皮纸当作被盖，常常被冷醒，许多人生病得不到治疗。

从获释到两次逃离险境

　　余朝文、敬东被关押六十四天后于9月25日放出。我于9月26日放出。那个我不认识的看守对我说：“是你们学校春雷的人叫最后放你，你别怨我。”他还找了一双烂布鞋让我穿上，同出集中营的还有一个外号“夏大汉”的缙云山农场工人。我因身体虚弱，是他扶着我走到轮渡码头，并帮我买了船票（我当时连买船票的三分钱也没有）上船过江。
　　从此，我终于走出了非法的武斗集中营，结束了长达65个昼夜的非人生活。
　　1967年9月27日上午，我被命令到西师春雷总部报到。因为校内外尚有大批武斗人员，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担心再次被抓进非法监狱。
　　负责接待我的是位中文系69级（1969年毕业）女生，原参加过八三一，后于3月镇反中加入新成立的春雷。她对我很热情，说：“杨老师，欢迎你回来！这几十天让你受了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你在文工队教过我，我很尊敬你，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听说八三一的老师和同学要回来了，希望你多做团结的工作，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9月28日上午，春雷兵团在西师网球场召开全团大会，上千名师生参加，该团邀请政治骗子钱明池作报告。春雷中文系教师头头叫我参加，前院长徐方庭也在场。
　　钱明池自称贵州6657部队某连连长，穿着军装，带着伪造证件，在重庆招摇撞骗。他的军装也是骗来的。他在大会上除了利用派性狂热吹捧西师春雷和重庆八一五派外，胡说什么“大打、早打，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春雷与会者狂热鼓掌。不久案发，政治骗子钱明池被专政机关逮捕。
　　9月28、29日，为躲避武斗逃难在成都等地的西师八三一师生陆续返校。
10月2日早餐时，学生食堂里由于两个不同派别的学生发生口角拉扯，导致两派数十人斗殴，春雷兵团的几名学生提着八三一学生的脚硬拖到几十米外的春雷总部，以此为发端，接着绑架八三一总部头头李盛龙、羊衍海等人，毒打侮辱八三一成员……
我目睹了打架现场，鉴于局势再度紧张，我于当天上午逃离西师、北碚，到了重庆火车站。在车站意外见到程地宇，双方都很惊喜。我见他抱着一捆纸，问他到哪去，他说去自贡。他告诉我，西师八三一总部已撤到自贡，重庆到自贡有直达车。他走出集中营后又重操旧业编印《红岩》报。我笑着与他开玩笑说：“你不是臭骂自己一顿，发誓洗手不干了吗？”
　　“那是假的。这种时候，谁说话算话？文人嘛，不耍笔杆干啥？”他说完也是一笑。握手，再见，各自又登上火车。（图为作者从武斗集中营获释后留影）
　　我经成都去了西安，在叔父家治病一个月后返成都。在外避难一年有余。在成都见到了刘德彬，接着又见到杨益言，再后是廖伯康、李止舟。我继续参与为罗广斌和“萧、李、廖“翻案的活动。
1968年省、市革委会相继成立，我于同年6月12日返回北碚，在北碚车站就听说校内再度“打起来了”，我不敢回校，在车站附近劳动小学夏老师处躲藏。当天中午听说返回北碚的猛虎团在街上新华书店打出旗帜。午夜，捍红总部几大武斗组织四面包围书店，用轻重机枪、高射机枪猛烈扫射，猛虎团被困在楼上，因没有重武器，完全无力还击。枪声彻夜不断。次日晨，西师附中八一五派“无产者”的女生端着冲锋枪在劳动小学挨户搜查，该校老师们以在外面屋子打牌为名掩护藏在内室的我。上午听说猛虎团返回北碚人员全军覆没，头目王树良等三人死于乱枪之中，尸体被拖到街上暴尸示众三天。
我藏匿五天后，剃了长发，化了妆，再度出逃。

未结束的历史

1968年底，工、军宣队进驻大学，我回到学校。此后我协助工宣队调查过捍红总部非法私设监狱的情况。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我揭发过某些人参与私设监狱、非法迫害群众的问题，在中文系大会上揭批过任某，他先不承认参与审讯毒打我，最后承认在场，说过那句“你与罗广斌坐小车到西师”的话。据他说，那个“貌似威严，声音洪亮”的审讯官就是地理系党总支书记龙某。龙某“下楼”交代检查时，我到会听了他的检查，第一次认清了这个非法审讯我的人。他承认了上述事实，但他推说，其他几个不愿主审，怕被听出声音，他是推辞不掉才主持审讯我的。这是我走出集中营两年以后的事。
　　我在大会上揭发了，有关当事人也承认了，还说了“对不起”之类的话，我的气也就消了。我也没要求把他们也关起来，或者让我打一顿出气。后来军宣队动员我与任某搞“一对红”，我也响应了；又让我在会上表示与他搞好团结，我也表示了。解放干部时，我还发言表示原谅他，让他“解放”。我想“历史旧账就忘了算了”。可是后来“三结合”了，他掌了权，历史又翻过几页，到了1970年至1971年底“批清”运动中，他们又以我曾为罗广斌和萧、李、廖翻案为理由，将我打成“五一六分子”再次加以迫害，大小会批斗，并上报市委，准备正式逮捕判刑。幸得“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传来，此事才不了了之，后军宣队宣布为我平反……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西师也进行了“揭批查”，也清查过文革中的“三种人”，但是我没听说过那些曾经参与迫害过我和其他群众的人，有谁因此受到处分。任某照样还当他的总支副书记；龙某升了官，当上了党委组织部长；政教系那个党员教师后来也升了官。至于那些未被认出的人，因为许多受害人或已死，或当时被蒙上眼睛无法看清凶手面目，就更难触动。万启年无辜地死了，天府煤矿工人刘秉权被活活掐死了，凶手被惩处了吗？不得而知。
　　几十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公开披露此事。这是因为：如此有历史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题材还极少被有关文革的著述涉及，地方史志也无任何记载。我愿以此为世人提供一点真实材料。与我同过患难的难友们，他们也是历史的见证。据我所知：程地宇现在三峡大学执教，成果甚丰；敬东现为某学校的第一把手；夏×曾去美国进修，现在是本市某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系主任；余朝文在本省某大型工厂工作；黄×在涪陵某大专院校当负责人；胡继泽、洪一、袁大荣仍在教书；朱仲生现在沙区某机关工作；秦昌明还在黄桷镇理发；阮筱莉早已退休仍居北碚；上官同新当过知青，后来回城工作，至今仍满脸伤痕；“夏大汉”还在农场当工人，李宗全几年前还在北碚九医院当干部。后来我因调离西师，其他许多难友与我失去联系。
　　我唯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应记取血的历史教训！

此文1993年写成后一直封存，2005年4月17日、5月29日，《重庆晚报》相继发表了采访我的关于“重庆12·4惨案”及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被迫害而死前后有关事件的长篇文章，引起各界关注。于是，我重新反复阅读此文以及有关此文的全部原始旁证材料，我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我保证本文全部真实。并负法律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文中以亲身经历如实回忆了当年一些永难忘却的遭遇，并不等于是认为对立派就是“土匪”“恶棍”，而我所在的一派则是“正义”“正确”的代表。在当时那样的“大动乱”形势下，两派都衷心拥护和“誓死捍卫”同一个“伟大领袖”，都按同一个“伟大导师”的“最高指示”在言说与行动，都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红色教义，因此在打砸抢、抓人打人甚至虐杀俘虏等方面都同样有过各自的表现，后来清查中两派的一些责任人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理。我写下这些旧事，既是为了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与反思，也是为了给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些较为具体的记忆资料，并希望能让那些完全不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甚至还在愚昧地盼望或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人们，能够看清历史的真相，不要再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重蹈覆辙。

1993年11月5日于重庆
2005年7月3日重抄
2023年9月9日修订

校订后记：回忆文革，本人的思想过程很复杂，前前后后经过很长时间。在我即将满82周岁时，终于下决心基本完成了最主要的部分，我很高兴！这里要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催促、鼓励、帮助的朋友们。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文章还有许多不足，乃至可能有某些错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3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