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二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6月30日第226期

本期目录

〖王宗力专辑〗

生逢乱世

王宗力 青春并非无悔：我的知青生活
修订感言
我们被抛弃了
对当一辈子农民缺乏认识和准备
渴望爱情的滋润
下乡前的斗殴
初到“新家”
感到“与世隔绝”
川晋两地书成了最好的寄托
下乡后第一个春节
叔叔要我安心当新农民
知青们开始躁动不安
参与了一场知青械斗
到夹关赶场与农民冲突
二访夹关抢“黑市”
知青怎样消磨无聊时光
血溅临邛城
离开是非之地
迁到郫县住了牛棚
我们是跟妇女一样的“半劳力”
大醉三日
写于乡下的“除夕日记”
失恋之痛
我们是“五失”青年
到批斗会上抢回蒙冤的生产队长
在书里找自己的世界
一个外来户的故事
“河那边”的女知青
并未真正谈的“恋爱”被我中止
工地比武让我挣成“全劳力”
有了自己的新居
马师爷和洪三老倌
发挥知识青年的优势
到母校拉粪水的一场风波
美妙的一瞬
文学的威力是不可靠的
主动来找我们的女知青
因“政审不合格”痛失招工机会
难忘的元旦雪夜喝闷酒
茅屋为夏风所破
队长朱倌儿
给公社干部送礼的尴尬
总算调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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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青春并非无悔：我的知青生活

王宗力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逐流飘叶》（自印书，2010年）。
作者简介：王宗力，1950年生于成都。文革爆发时是成都66届初中毕业生。当过红卫兵，也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上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1982年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四川大学、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工商局。除了当兵和坐牢没经历过，其他的几乎都干过。不是文人但也说也写；不是商人但长于经营管理；当公务员却始终没有在体制内的状态，完全属于另类。为自己活的同时也时时记着为别人活，所以活得有点累。不迷恋任何世俗虚名，亦无任何世俗虚衔。

修订感言

这些回忆是十余年前写的，节选自我自己的长篇回忆录《逐流飘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或者是这几年某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近年来，我发现与我同龄的许多人都喜欢拿“知青”说事。说自己，说别人；说过去，说今天。总的说来，似乎都觉得这是一段值得一说的历史！尤其是当今国家高层人士中，大都有“知青”经历。于是不少人甚至以这段历史为荣。其实，我认为“知青”这个名词的内涵太复杂，外延太广泛了。而活到今天，自然法则决定了，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大都当过知青不过是正常的现象而已。因此，我觉得应该借修订之时简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图为作者近照）
对于那一段知青生活，有人鼓吹“青春无悔”，我是不赞同的，因此我把这段回忆的标题定为“青春并非无悔”。这更符合当时的普遍情况和我自己这一阶段人生的意义。
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有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四川则有巫方安、孙传祺）等一批青年响应共产党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号召，自愿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去当新时代的农民。但那毕竟是很少的一批人。他们中多数是因为考不上大学等原因，被迫另找出路。因为，共产党从1963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几乎所有方面，当然包括入学、工作都实行“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一大批优秀青年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于学校门外。
我一个表姐，因为成绩不是太好，出身一般，加上性格叛逆，1964年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结果她竟然背着家人自愿去了凉山州的冕宁县当农民。改革开放后，我想尽办法，才帮她办了“知青证明”，其时她早就随夫嫁到穷困的武胜县乡下。有了证明，才被调到镇上的供销社当营业员。终于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她显然是对自己当年的做法后悔了的。
我听说的，绝大多数从城市到农村当“新农民”的实际上都没有在农村扎根，而是前前后后通过各种方式跳出了“农门”！可以说，把城里人赶到农村去，要么就是当权者头脑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当权者缓解城市失业压力的极端措施。其实，把有知识的年轻人往偏远的农村撵，说到底也算是一种流放！多年以后的邻国柬埔寨把毛的这种做法推行到了极致，成为了举世唾骂的丧尽天良的罪恶！
比较正式地提出“知识青年”这个说法是1968年12月22号，毛氏以“最高指示”向处于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社会上积压数以千百万计，经历文革浩劫而失学、失业的青少年发出的“号召”。当然，这个指示并非真的要所谓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什么“再教育”，只不过是收拾文革残局的权宜之计而已。因此，境遇不同、年龄不同的青年按照毛的安排，由城市奔赴了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毛成功地把失业和失望的年轻人可能因聚集和积压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暂时化解到“广阔天地”中去了。几年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矛盾的逐渐缓解，对“上山下乡”的相关政策作出了较大的调整，直到最后终止。但是，以1969年初开始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为标志，据有关统计，前后二十余年间（即自195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的“知青”群体大概有3千万人。绝大部分人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回到了城市。
千百万适龄的年轻人在应该读书、工作的人生阶段，不能上学念书，不能正常工作，显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一个“创举”。这场知青接受农民再教育的闹剧，完全是蹉跎年轻人岁月，耽误青春年华，摧残国家人才的疯狂行为，没有任何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而在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中，事实上各自也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经历和前途。事实证明，任何把知青这个群体混为一谈的看法，不是糊涂就是借此粉饰自己。我唯一认可的是，每一个知青的人生经历，都有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都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我对自己先前记载的“故事”未做大的改动，其中写到的同学，都是真人真事，但为了避免麻烦，一律用了化名。
20 23年4月8 ～10日于成都 一隅室

我们被抛弃了

到了1968年末，各级革命委员会都陆续成立后，社会秩序倒是开始正常一些了。一些高中的同学因对文革运动失去了兴趣，甚至已经在温习文化知识了。
经历了动荡不宁的两年多时间，大家都心生厌倦。对前途的莫测和自己命运的未知，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感到彷徨、不安，许多人心里弥漫着浮躁情绪。
然而，毛泽东已经为我们作好了安排——上山下乡。
到了1968年底，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党内权力争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修复文革给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破坏，也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事。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民，还需要忍耐许多年头的苦难。对我们这些曾经用自己的青春和热情的代价帮助毛泽东打翻政治对手的“历史使命”的青年学生说来，面临的个人前途是十分尴尬和不幸的。那就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处于既失学又无业的状况！当然，这个问题让当权者更为头疼。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毛决定把全国数千万青年学生统统送到农村去。这无疑既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的权宜之计，也是分散如此巨大的聚集在各个城市容易滋事的无所事事的青年最好的办法。多年以后，我或许更明白了，这也是毛骨子里信奉的一种邪恶理念使然——当我看到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依照毛的做法，制造了一场毁灭民族、惨绝人寰的运动以后。
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之前一天的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例提前播放了。
那天，我们到成都北边的35信箱的工宣队张静芳师傅家里去看她。晚饭后出来时，正穿过成都八中的操场，就听见广播里在播放这一新的“最高指示”。
我们听见内容好像跟我们有关，于是大家在操场上伫足聆听。果然，毛要“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我们绝对没有太明白毛指示的完整含义，但既然与我们直接有关，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赶回学校。
当我们赶回学校时，正好学校里也正在准备连夜到城里游行，热烈欢呼和坚决响应“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那会儿凡是有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发布，无论工农兵学商都是必须马上组织上街游行欢呼拥护的。没有例外！
那天直到深夜12点以后，我们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学校。躺在床上，大家还是睡不着觉。我们对毛的指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我们想象了许多的事情来描绘到农村去的前景。
我自己那时把去农村的事，不仅想得过于简单，而且也很浪漫多彩。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僻静的山乡村落，袅袅炊烟中人们劳动、生活着，乡亲间的种种纠葛轶事既充满乡下人的淳朴，也有无数的乐趣。当然我是可以超然其外的。我则独自享有一个在山凹里的篮球架，劳动之余，我如在学校时一样在那里玩耍。
其实，我这些对农村生活的概念，除了父亲安排我去云忠家（我的初中同学，家在农村。我初一暑假时，父亲安排我到他家住了20来天）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次外，几乎完全来自于我曾经看过的这类题材文艺作品而已。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本叫《山乡巨变》的小说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
紧接着，工宣队就忙开了张罗我们下乡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没有完全搞明白什么是“接受再教育”。大家反正闲得无聊，上面说什么都行。而那时的毛泽东就像全国人民的家长一样，他老人家安排我们干啥，我们当然就只能干啥。但是，我们还是很快就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东西。（图为作者和好友国成〔右〕1969年在川大理科楼前留影。）
可能过了半个月左右，我们就被告知集体下放到离成都大约80公里的温江地区邛崃县——后来在80年代，温江地区“撤区并市”，全部划归成都市了。
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到乡下的人到学校来接我们，也就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虽然我们普遍有动一动的念头，但这么快就要离开城市，离开家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却是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的。而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正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对所谓的“安家落户”意义可以说也完全不理解也毫无思想准备！
我们那时只是明显和强烈地感到我们被社会抛弃了。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像是养鸭人把鸭子撵下河一样，是被“一竿竿全撵下去了”。
因为我叔叔和国成（同校高三的同学，好友）的二哥都在邛崃工作，于是我和他搭了个顺风车跑到邛崃去看了看。结果，那一趟非但没有了解到什么具体的情况，反倒让我心里徒生不安和忧虑。
本来，我因为叔叔一家在那里，倒觉得去邛崃没有什么，多少总算有个依靠吧。但是，我到了叔叔家去，告诉他我马上就要下到邛崃来了，叔叔却叼着烟，眯缝着眼睛好半天没有说话。
良久，他心事重重地告诉我，千万不要在公社干部那里提及我父亲们的任何情况（本回忆录前面已经介绍，作者的生父、养父都是原地下党，文革中都已被关押审查）。说这话时，叔叔还特地在院子里张望了一番，又郑重其事地把房门关上。尽管他住的那个院子几乎就是他们一家人！
我不明白事情究竟有多严重， 但仍然只有应允。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充满了疑虑和悲观。
回到成都后，我到姐姐那里去跟她告别。她和她的未婚夫陈哥一起做了顿饭算是为我饯行。
我和陈哥喝了些酒。陈哥的酒量比我的大，但喝的时候有点“借酒浇愁”的样子。酒后，他把我叫到一边，眼睛红红地，满面愁云地说：“你晓不晓得，父亲是‘叛嫌’、‘特嫌’……我找人去他的‘专案组’查看了他的材料，肯定翻不了案了。你先下去，以后有机会，我会想法把你弄回来的。”
我一下就明白了叔叔何以那样为难的样子。因为不仅父亲和我爸爸（我的生父）的问题都很复杂严重（我爸爸是一年前因为“历史问题”被军事管制的。当时与爸爸有工作关系的几个人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差不多同时被捕。我一下子记起1968年3月某天父亲闻讯时那张皇惊恐的样子，我知道情况很严重），而且大家都可能因此受到牵连和影响。
陈哥说着说着，竟然哭泣起来。他告诉我，因为父亲的问题，组织上不批准他跟我姐姐结婚；但是，他决定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跟我姐姐在一起。听陈哥的这些话，我很感动。我也很动情地说，没关系，我相信我能够生存下去的，况且还有那么多人一起。我要他照顾好我姐姐，照顾好我的父母。
陈哥的出身很好。他父亲是血统工人，母亲是贫农。他家里当然也非常穷困。家就在成都东门外牛市口的海椒市附近乡下。
陈哥跟姐姐是成都十二中的初中同学。十二中那时是在离城区较远的三瓦窑。读书的时候，姐姐跟陈哥的各方面差距很大，两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陈哥因为家里没钱，不能在学校吃饭，所以每天要来回两次从牛市口跑步到三瓦窑的十二中去。但陈哥的学习成绩很好。高中毕业后，陈哥参了军。在部队，他被选送到军队的学校学习通信。文革开始时，他在成都军区通信兵部当参谋。
文革开始几个月后，陈哥参加了军区机关的造反组织，并且成了成都军区造反组织的主要勤务员（头头）之一。而姐姐则是四川文艺界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之一。两人在文革中又走到了一起。成都1967年的“五六惨案”后中央发布了“红十条”，成立了省革筹，陈哥被安排担任了省革筹工交财贸组的组长。这时算是正在当红的时候，是有权有势的。
那天晚上，我以为我真的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了。陈哥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情绪低落，也有些激动难安。跟姐姐他们分手时，我努力表现得无所谓的神态。但是，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却好几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无助。但年轻的本能又时不时在心底涌起阵阵豪气。总之，有点“风萧萧兮”的悲壮感觉。那时，我刚刚十八岁！
没有想到，几个月后，陈哥也因为冒犯他的新贵领导刘结挺（文革中造反的老干部。当时被“结合”进省革筹小组当副组长），被撤掉了官职，发配到偏远山区的剑阁县武装部当普通的干事去了。

对当一辈子农民缺乏认识和准备

“接受再教育”的说法，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号召。我们尽管不是很在意，这两者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大的。但我们也知道，前者的意思是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而后者却意味着要我们在农村呆一辈子。然而，对到农村去当一辈子的农民，我们却的确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真正的心理准备。在这以前，我们只是从报上学习过河北下乡知青侯隽和四川知青孙传琪、巫方安的事迹。但她们都是自愿下乡去改变农村面貌的。我们却是被要求下乡的。
其实，我们这些所谓“老三届”同学的年龄、文化知识、生活能力的差距是很大的。
1966年刚刚开始文革运动时，高三的同学基本接受完了文化知识的学业，年龄也快20了；而初一的同学几乎刚刚上中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几年后，他们不仅没有学过中学的文化课程，年龄也都才十五六岁。就连我们这些读完了初中的，算个“识字分子”还名副其实，要算“知识分子”恐怕就勉强了。因此，我们在积极准备上山下乡时，也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很大的困惑。
从毛发出“最高指示”到把我们送到乡下，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那时别无选择，其实也根本没有可能选择。而且，我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年轻是我们的本钱，走就走吧，没有什么犹豫的。我在下乡前几天，1969年1月中旬的一篇日记清清楚楚地记下了我那时的想法。那天我在学校的操场跟伙伴分手后，回到寝室这样写道：

夜空中，月亮照在大地上的冰冷的寒光，我独自踟躇于沉睡的校园，侧听寂静中不停的虫鸣。脑海激荡，热血迅奔……
感性成了我强大的动力，把青春交与造物者，把生命投进时代的滚滚巨流中去。面对着人生的坎坷道路，用自己旺盛的精力，同最终的同人，携手奋往光华灿烂的归宿吧。
到农村去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是因贪图享乐，舒适而不愿去的话，无疑是庸人自作聪明的悲惨打算。如果是觉得大材小用，害怕英雄无用武之地，担心埋没人材的话，那就是妄图在人生道路上寻求不实际的捷径，只能是一个归根结底的投机家。
鲁迅先生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的，未必等候炬火。”
下一个决心，丢掉家庭，到社会中去，到群众中去，让自己青春的一页，画成丰富多彩的图吧。

渴望爱情的滋润

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忽然我想起了她——沈娟（我的“初恋情人”）。
1969年1月末，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躁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就要离开自己的城市和家，到几百里甚至上千里以外的乡下去了。大街上的行人好像都显得匆匆忙忙的，大家都自顾着家庭和亲人的别离。天阴阴的，铅灰色的天空更让人感到压抑。
1969年1月20号那天，应该是中午时分了。我在13中学的大门外久久地徘徊，我这样已经有两三天了。在这以前，我让另外的熟人帮我打听了她的消息。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父亲也受到冲击，她也要下乡了。对于下乡后的前途，我完全没有认识，我认为我们将从此远离都市。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今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命运、生活应该跟她的命运、生活有关，因此我希望跟她联系上。
终于，我看见她从校门口走出来。我的心顿时剧烈地颤动着。我没有敢迎上前去，只感到口干心紧；我想她恐怕早已忘记有我这么一个人了。令人尴尬的是我知道她是谁，她却完全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三年前她曾到过我们学校，看过我打篮球。我当时对她真是“一见钟情”，甚至托人打听到了她的姓名，但却并未与她有过任何对话交流）……但人在感觉最无助的时候，会本能地去抓自己认为可以帮助自己的东西。而在那个年龄，当然就是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所谓爱情！（图为作者〔前排左3〕初三时在校篮球队留影，后排右1为体育老师）
就这样，她由青龙街、八宝街，顺着东城根街往南，朝她的家（军区后勤部在“西较场”）走去。我远远地跟在后面，不晓得该怎么办。当她走到省委大院所在的商业街时，我知道这里已经离她家很近了，如果我仍然什么都不做的话，我将永远没有机会了。
一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勇气和力量，让我加快了脚步。在商业街的西头，省委大院的围墙外的街沿上，我一声“哎，等一下”叫住了她。
的确，她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她站下了。
那天商业街行人稀疏，两旁的梧桐树叶都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冷风里瑟瑟抖动。地上却还有已经发黑的残叶枯枝。我们站在那里，似乎也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
一开始，她似乎显然有点感到突兀，但却显得一点不慌张。她看着我很平静地问：“啥子事？”
我知道，我那时那种局促不安、张皇无措的样子使她没有了害怕。通常，男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的这种表情，是女孩子得以保持矜持和镇定的信号；何况她比我的年龄大些。
我的心情非常急迫和紧张，所以毫不停留，一口气说了诸如我是谁，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要下乡到哪里了，我希望她成为我的朋友并保持通信的关系等等一大堆话。几乎没有去想她是否能够听明白我的话。而我这样仅仅是生怕她不让我说完。
没有想到，当我的“表白”戛然而止时。她不过稍作思考，顿了片刻，就略带羞涩地嫣然一笑，应道：“可以嘛。”
然后她竟然告诉我，她想起我来了。而且我感觉得到，对经过这么几年我居然还把她放在心上，这使她非常高兴，感到满足和惬意。而我则在那霎时间感到倍受鼓舞。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幸福感立刻充溢在我的心里。
“那我们通信嘛。等我到哪里定了后，再告诉你地址。”她说。然后，她用她的“杏仁”盯着我，脸上溢出一丝让我灵魂出窍的笑意问道：“你咋个晓得我的名字的呢？”
我一下子有些发懵，马上一副张口结舌的模样，可能脸都涨红了罢。见这个情形，她没有等我回答，又浅浅的笑了笑，似要表明并没有认为或者责怪我唐突的意思。
其实，我们说这些的整个过程可能也不过十来分钟吧，但在我感觉，仿佛过了一年一样。那一刻，我觉得时间凝固了。我心中充盈着满足。然而，当她说完，我们却一下子都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了。
在略显尴尬的沉默中，我慌乱地主动跟她道别，并立刻回头就走了。尽管我非常激动兴奋，非常想回头看看她，可是我却感到自己连转身看看的勇气都没有。但是，这短短的一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妙、最魂牵梦绕的时光。那种甜蜜的感觉，让我至今依然觉得就像在昨天、在刚才，才发生的一样。
回到学校，我立刻就给她写了封信。我告诉她我将要去的地方。一连几天，我都在热切地等待和思念中等待着她的回信。我在1969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感情的激动，使我在最后的短短几天里精神生活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虽然我自己一再注意了对于在这些方面的事加强修养，但是性格使我陷入此时的境地。我从前天跟她谈话和给她写了信以后，心总没有平静下来，种种臆测，使我产生了憧憬，说实话心是矛盾、焦急、纯真和热切的。”
次日，我又在日记中写道：“感情的胜利，正表明了理智的懦弱。感情代替理智的行动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呢？”
第三天，我抄下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来表达和寄托我的心思：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
也许还没有从我心灵中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再烦扰你
我一点也不愿再使你悲伤

我无言地爱过你
我忍受着懦怯和嫉妒的磨折
我那样真诚那样温柔的爱过你
祝上帝会给你另一个也像我一样爱你的人

不过，这样做似乎说明我对追求她是没有信心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准确地预感到了，我跟她的交往，只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类似儿戏的“爱情”故事而已。
抄完这首诗，我自己还加上了“附记”：

此诗抄于69年元月23日，正是我给××写信后急盼回音的时刻，由于时间，环境和空气的缘故让我有这样预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感情又代替了理智。

不过，我们终于还是依约通信了。
过了三天还是四天，她的回信来了。她告诉我她要回到她的家乡山西运城县一个叫三路里的村子。
我和沈的飞鸿传书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下乡前的斗殴

临下乡之前，我们积郁的失落情绪终于爆发了。
大概是在我们下乡前的两三天，大家都在忙着做各种准备，置办行装，告别亲友。但是，我们学校一个同学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却因为没有买票被司乘人员打了。有在场的同学当然向着学生，双方由争执而斗殴。结果，学生因为人少占了下风。闻讯后，我们学校的同学已经顾不得原先的派别，而是共同结伴到西门车站的公交二总站兴师问罪。
斗殴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地弄了好几个来回。一方是文化不多积怨不小久经武斗锻炼的工人，一方是初涉世事被命运弄得失去方向的青少年学生。都有气，有不满，都认为自己需要发泄。
我在学校听说我的好友延龙被公交二总站的人抓了，立即喊了些人也赶了去。
可能是心有怨气，也或者是救人心切。我们到了公交二总站的院里时，二话没说就大打出手。我那时是剃了个小平头，脚下一双马靴，加之手执一根铁棍横冲直撞，逢人便打，那副模样应该是很野蛮的。那院子很大，转来转去没有看见延龙他们。
突然，听见有人高声叫道：“他们的人来了！”一看，总站大门外几辆疾驰而来的公交车上，跳下来几十个手拿钢钎、大刀、木棒的人。
成都的公交公司，文革中就以造反派中的“公交分团”最能武斗。其头头邓兴国也因有此实力而位居“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头把交椅，算四川最有影响的造反派领袖之一。这些闻讯而来的家伙都是打打杀杀惯了的，而且他们年龄比我们要大一些，正当壮年。搞不用枪炮的械斗，自然比起年轻的学生娃娃强得多。
形势急转直下，刚刚我还在追着打别人，一下子就变成别人追着我打了。我往里面的院子跑时，听见楼上的人大声叫：“就是这个‘光头’最坏！”“抓到他！”没跑多远，我就被几个人抓住了。
我本来以为这下肯定难逃一顿暴打，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打我，而是几个人把我扭到一个防空洞去。就在要被推进防空洞时，我看见莲池在不远处，我急忙高声向他呼救。但是，我刚喊一声，就被人从防空洞的洞口推了下去。我的身子沿着洞里的阶梯翻滚着往下落，听见后面那扇厚厚的铁门轰地一下关上了。也不记得翻了多少个滚，我嘭地一下碰到了一面墙。我知道这是到了洞底了。但随着那扇铁门的关闭，我眼里霎时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心里不由得恐惧起来。刹那间，我想到那些人有可能把我关在这洞里饿死，憋死！因为这些所谓的防空洞，是为了“备战”而搞的，每个单位都有。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用，基本上是废弃而没有人管的。如果那些把我弄下来的人忘记了，我被关在里面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死在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听说成都人民公园的防空洞就因为一对情侣游人进去了，管理人员不晓得，把他们锁在里面。几天后发现人已经死了。
我手脚并用地迅速又往洞口爬去，没想到我轻轻用手一推，那铁门竟然被我推开了。但猛听得咣啷一声，外面有人一木棒向我打来。一看，外面有两个人站在那里守着。原来，那铁门时间久了锁不住也关不上，他们只好派人看守。我反身退回洞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背靠着铁门边的墙壁，不由得长长地嘘了口气。既然铁门关不死，我自然就不会困死在里面而无人知道了。
一会儿，我听见外面有人急促地叫着，然后又是一阵噼噼啪啪的跑步声。我又轻轻地推了推铁门，打算看看外面的情况。没想到，铁门外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赶紧跑了出来。原来是两边的人在混战中，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大概是刚才我们学生的人打过来了，所以看守我的人就跑了。不过，没等我走出十几米，就看见对方的一伙人正在寻看。他们看见我后，一边向我奔来，一边指着我嚷嚷道：“打死他！不准跑！”
见势不妙我转身就跑，慌不择路，我竟然跑到了一堵高高的围墙前。我已经跑到了二总站院子的后面来了，这里已经没有路了。常言道“狗急跳墙”，我已经顾不得狼狈不狼狈了，那时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翻墙逃跑。那堵墙起码有两米多高，我边跑边观察，几乎没有任何迟缓停滞，一个腾空已经翻身上墙了。墙外居然是一户人家的后院。我跳下去的时候，追我的那些人叫道：“狗日的这个娃娃跑得好快！”而这边的人看着我呆呆地发怔。我没有说什么，径直穿室而出。
出来一看，是金鱼村的一片民居。我跑到犀角河的公路上时，看见有不少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告诉我，警司（即成都警备区司令部）的已经来了。我们学校也来人正在解决。中宇、萧学他们也赶去了。据说中宇神情镇定地口口声声要找省市革委会解决，弄得在场的公交公司的负责人和警司的都很紧张。“影响和破坏毛主席号召的‘上山下乡’”，可不是一个轻的罪名。因此，他们马上摆出安抚学生的姿态。
回到学校，才晓得这次械斗是两败俱伤。我们一个同学被公交的捅了一刀，公交的一个人被我们打得脑袋开花；两个人送到医院居然住同一个病房。但是，双方却没有再敌对了。在警司的干预下，公交公司的领导还对被刺伤的同学进行了安慰。
与公交公司二总站打架事件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背上行装下乡了。

初到“新家”

1969年2月2日，我离开成都，到邛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安家落户”。
那天，成都天气阴沉，我的心绪也一样很郁闷。虽然两天前学校派人给家里送去了“光荣下乡”的粉红色喜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喜事。而且，父亲被关进了成都北郊凤凰山的“学习班”，还不知道他怎样了。车队经过了我家所在的青龙街，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中，我果然没有看见我的父母。这样也好，因为那天我坐在车厢后面，故意把一只脚伸在外面，而那朵表示“下乡光荣”的红纸花就拴在裤腿上。如果父亲妈妈他们看见了，肯定是要为之担心怄气的。
邛崃，准确说是邛崃的县城临邛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如果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当初在这里留下的千古佳话是真的，那这县城就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然而此时的邛崃县城里几无“文君当垆”的踪迹。惟有一个文君公园在临邛镇里。但非常小，除了个亭子什么都没有。而且丝毫没有才子佳人的气息。倒是县城里的公园还颇有旧时庭园景致，不大的湖面荷叶垂柳的，还颇有点文化古城的韵味。
在邛崃县城的周围，特别是靠新津大邑方向，是一块肥沃富庶的平原，属于川西平原的西南边缘地带。向西和向北就是邛崃山脉，越往西山就越高。朝西就是有名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了。南面则是绵延的浅丘，一直延伸到眉山、乐山去了。
我们学校除了农村的同学返乡和少数同学（原“西藏军区八一校”的军队子弟）已经参军外，仍然还有大概一千多人到邛崃下乡。
大家按照年级被分在四个公社。可能是考虑到年龄罢，高三的同学分在离县城西北最远的山区夹关公社，初一的同学则分配在离县城东南最近的“平坝”前进公社，中间年级的就分在所谓“浅丘”地带的地方。我所去的宝林公社位于离邛崃县城十几里的五面山。
我被分配到离公社十二里的一个生产队。那时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不论学校、工厂，甚至农村都沿用军队建制的称谓，所以我的生产队被编为十四大队二中队。不过我们的公社所在地宝林镇离县城只有八里路。但是，那时宝林镇还不通汽车。因此，送我们的汽车在邛崃城外成雅公路的南河桥头就停了。我们两三百人背起自己的行李，沿南河边步行五六里路到了宝林镇。
快到宝林镇时，看见大河边有一座高高的白塔，迎接我们的公社干部说它叫洄澜塔。这应该是过去为了镇水而建的罢。塔身雄伟挺拔，但显得破旧不堪，长满了杂草枯藤，尽显世间沧桑。
我们被沿途的农民当作“解放军”欢迎，孩子们跟着我们的队伍奔跑，高声叫喊欢呼。我很难理解，邛崃距离成都也就80来里，何以那里的农民就那么闭塞和愚昧。
不大的宝林镇上，挂满贴满了热情的标语。公社革委会在镇上大摆宴席招待我们。各个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来了——他们是来领属于自己生产队的知青的。
县上、公社和工宣队的师傅讲完话，我们就开始进餐。欢迎我们的“宴席”摆了二三十桌。是按照农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九斗碗”的规格办的。除了酒以外，鸡鸭鱼肉一应都有。说真话，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队上的干部也来了。因为吃饭没有他们的事情，他们不能上桌，只能在旁边看着我们吃！
但是，吃完饭，公社革委会许主任就宣布按生产队走人。好像没有什么混乱，各个生产队的队长一下子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马上来到自己队的知青面前。我跟同班的杨昊、初元三人在学校就“自由组合”在一个生产队结伴。
来到我们面前的两个人，一个叫杨明龙，年纪大些，瘦瘦的，个子不高；一个叫杨木清，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看起来忠厚实诚。他们七手八脚地又是拉又是帮忙拿行李，那热乎劲还真感动人。其他同学也差不多，都在各自生产队干部热情的接待下，大家简直来不及互相道个别，就匆匆上路了。
后来知道，在我们之前安排知青下去的许多地方，自幼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特别是那些女生，一看见蜿蜒崎岖的山路和荒凉偏远的山村，就死活不愿意再走了。有人甚至把随队送人的工宣队师傅或者老师当作人质，死缠着要求那些把他们“骗”来的人送他们回去。所以，我们下去时，看来是经过这些人的周密安排，为的就是避免发生那种情况。
出了镇口往南不到一里，我们走到了大河边。这条大河少说也有两三百来米宽，对于我这个没有看见过大河的人来说，算是真正的大河了。虽说是冬日的枯水期，在我们看来河道里仍然是显得水流湍急，波涛翻滚。好几百人，在河边排着队等着乘坐木船过河。老杨队长说原来那里是有座石桥的，但前些年被山洪冲垮了。因为没有钱，加上忙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没有人管重修大桥的事情了。
站在河边，我看见大河对面的远处横卧着一线起伏的山峦，许多蠕动的人影正沿着上山的条条小路爬行。那就是我的同学们正在朝自己的生产队走去。霎时，刚才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新鲜感一下就没有了。
路上，我们才知道，两个杨队长，并不是都是生产队队长。那老的杨队长原来是我们大队的队长，不过他是我们生产队的；年轻的杨队长，才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
我问他们，我们也要走那么远吗？小杨队长指着北面山尽头的远处一片黑影说：“我们在那片松林坡那边。”
刚才还是热热闹闹的几百人，突然间就消失在那山间和树林里了。我心底不觉袭上一丝从未有过的恐惧感。我好像觉得自己身上的力量正在失去，我该怎样面对这完全陌生而又不能预料的未来呢？
后来，我们来来回回地从生产队到公社走了无数次，才晓得这条河叫南河，而我们生产队所在的山叫五面山。整个宝林公社除了一大队在宝林镇的周围，是在平坝上外，其余的十几个大队统统都在五面山上。
队长说的松林坡其实离公社所在的宝林镇只有几里路，刚好在五面山西北临平原的边缘。从松林坡到我们生产队却还有十来里山路。我们生产队实际上也在南河的下游。
事实上，南河的水在冬天是清清亮亮的。下游的固驿镇还有一个供邛崃县城用电的水电站，人们在河里蓄了水。从我们队上的山边看去，平静的水面几乎清澈见底；在阳光下，一阵微风吹来，河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渔人扁舟在河里撑篙撒网，或者用钢制的鱼叉叉鱼；渔船上的鱼鹰不时在水中扑腾，好似一幅天然图画！其意其境令人陶醉遐思不已。
到了队上，我们被安排在大队部所在的曾祠堂。
那是一座破旧的小庙，应该是明清时代建筑。可以看得出来原来的规模是不小的；正殿以及回廊都还在，就连正殿前的水池和石栏等都基本保存完好。如今，正殿的那部分用作大队的办公室和我们队上的仓库，侧边的那一间则用作大队的小学教室。我们三人住的是靠原先祠门的耳房。
我们三人住在一个房间，两张宽大的木床，还有一方小木桌。后面有一间昏暗的小屋，那就是我们的厨房。
小杨队长说：“明年等钱拨下来就给你们修房子。”杨昊东看西看地问：“咋个莫得茅房（即厕所）呢？”小杨队长赶紧答道：“就在隔壁，就在隔壁的老吴家先用到。二天修了房子，就都有了。”
与我们毗邻的有一家吴姓农户，就是一墙之隔；大队小学教书的陈老师平时也住在祠堂里；还有一个负责守仓库的老大爷天天都要在那里呆到很晚才回家。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很关心照顾我们。因此，我们其实并没有感觉到乡间的荒僻和孤寂。
我们刚到的那天晚上，在小杨队长家吃的晚饭。饭后，队里就在我们住的曾祠堂为我们搞了个欢迎会。
说是晚饭后开会，但等到人都到了，天也早就黑尽了。后来我们才晓得，农村里没有城里人的时间概念。有所谓“明七暗八实九点”的说法，即要是通知七点开会，一般都要等到九点钟人才会来齐。
在一盏马灯下，几十个男女老少终于聚在一起开始了欢迎会。老杨队长讲了些什么开头后，由那个教小学的陈老师读了一篇类似欢迎辞的东西。
那个陈老师大约不到四十岁，可能以前是读过高中或者师范的。原先是在县城还是镇上教书，文革后来到了这简陋地山村小学。陈老师人很精明的样子，但有点谨慎有余的感觉。他一身蓝卡叽中山装，一顶蓝卡叽干部帽穿戴齐整。大概当他读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句的时候，老杨队长突然把他叫住，问道：“是‘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哦？”
我们愣了片刻，才明白队长以为凡是城里来的，都是来教育农民的，何以这些认得到字的学生，又不是犯错误的，会来接受农民的教育呢？所以，他以为陈老师读错了。
我们忍不住笑了，但是没有敢说什么。陈老师凑到老杨队长跟前，悄悄说了一阵，只见老杨队长脸上的神色虽然依旧一片茫然，但还是点头不语了。
接下来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发言。主持欢迎会的小杨队长可能仍然把我们当成以往的“工作组同志”了，喊大家要让“知青同志”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要大家“忆苦思甜”。
参加欢迎会的农民们，先是你推我让地好半天没人出头。末了有人开了个头，以后又有好几个人抢着说。除了表示欢迎外，他们说得更多的是同情我们的话。他们说这里很穷，没有细粮吃，喝水则只能靠蓄在塘里接的雨水等等。质朴的乡人说这些时语气和神情中都流露着歉意，好像我们来这里受苦是他们的过错一样。
然而，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说到了1961、1962年饿死人的事情。从他们的诉说中，我们知道这个队上那几年死了很多人，有好几家人都“死绝了”！说这些的时候，大家都很悲痛，有些人还哭了起来。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说的这些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发生的事情！我们虽然也经历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也饿过肚子，但是在这些农民心里的“苦”竟然就是这些，而不是我们从来就知道的“地主老爷们”对他们的剥削、欺压。这真使我们有点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了。
后来，我们逐渐的知道了，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和听到的宣传，跟实际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差别。真正给农民造成伤痛的是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公社化等农村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又想当然地提前把农民弄进了“有饭大家吃”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导致了农村的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在四川，由于地方领导人紧跟上面的做法，农村里的那场天灾人祸尤为严重。饿死人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下到乡下时，这种伤痛留下的创口还没有愈合。因此，那时中国的农民，只要让他们“诉苦”，他们一定是讲所谓“灾荒年”的事情。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在欢迎会上说起了“那几年‘闹’红卫兵”如何如何的。陈老师赶快打断了那人的话头。匆忙中，陈老师起了个头，大家齐声唱了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了欢迎会。
会后，我们就在我们的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刚刚睡下，杨昊又起来，说是要拉屎。于是打上手电就往隔壁去了。其实，睡前我们撒尿时，都懒得跑邻居家，就在我们的小院里稀里哗啦地解决了。他要拉屎，自然就只好去厕所了。
我跟初元躺在床上，就着一盏煤油灯还正在说杨昊可能是晚上吃多了，“龟儿子事多”，就听见门外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嘭的一声，杨昊推门而入。
杨昊脸青面黑一言不发就往被窝里钻。我跟初元都感到很奇怪，他刚去没几分钟，为何这样匆忙就回来了，而且是如此情状。少顷，我问他：“挝子咯？”杨昊好半天才说：“把老子吓腾了！”闻言，我和初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连忙问他是咋回事。
原来，隔壁老吴家的茅房实际上就是猪圈里的一个粪坑。听见知青要上茅房，老吴喊他小儿子“老幺哥儿”赶紧在猪圈外放了一盏煤油灯。杨昊入厕时，大概是惊动了已经歇息的猪。几头大猪小猪在圈里吭哧吭哧地躁动。农家的猪圈那时都没有门，杨昊虽觉得不习惯，但俗话说“水火无情，屎尿胀死人”，他还是蹲下方便。然而当他蹲下来时，忽然看见外面油灯下有一副黑黝黝的棺材在墙角。灯焰飘忽，黑暗中静静地没有一个人，猛然间看见一具棺材，他顿时心里一阵惊怵，一身鸡皮。
其实这是乡下人的习惯。那就是生前就要准备好后事，早早地制好棺木，每年要用油漆刷几次，以保持棺材木质的防潮和坚固。但凡有点条件的，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具棺木放在那里。我们初去农村，不仅不知道这个风俗，突然看见，尤其是是夜间看见，当然会心惊肉跳的。杨昊说：“把老子的屎都吓回去了！”以后，我们尽量要么天黑前如厕，要么晚上就结伴而去。过了一两个月，才慢慢适应了。

感到“与世隔绝”

第二天，隔壁吴家的女儿琼芳来叫我们去他们家吃早饭。饭后，小杨队长带我们去队上“熟悉”情况。在山上走了小半天，据说这就是我们的生产队的“地盘”了。途中，遇到一家农户的狗追着我们狂吠，小杨队长教我们，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跑，而是马上往地上蹲下去，作捡石头状即可吓退那些家伙。后来，我们照他所教的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很有用。
到了一个小山头上休息时，我们问了问，离我们最近的一队的侯平他们那里竟然也有两三里地。他指了指我们刚才走过的一片梯田，说“就在那边”。
我们在那些长满松树的山丘上看见不少的古冢和坟茔。古冢的年代大都是明清时期的，而那些坟茔则多是“灾荒年”的证明。后来，我曾好几次认真地去看了那些古墓。古冢上的碑文、墓志，以及坊柱上的楹联述说着那下面的人的生平。有些古墓造型很讲究，不像是一般人的。但乡亲们却说，也不是很不得了的人，不过是过去的人把修墓看得很重，而他们的后人也把自己先人的墓葬很看重。人死为大，溢美宣扬是难免的。但我们看见的多数古塚都为杂草遮掩，虽然墓体尚完好无损，但让人有悲凉的沧桑感觉。我想，在这荒僻的山间，许多年来这些静静地伫立在这里的陵墓，又有谁会来顶礼膜拜呢？他们的后人是不是还记得自己的祖宗呢，恐怕自己也早就随无定的浮云而飘零无影了罢。
“熟悉”完情况，小杨队长又带我们去领了锄头、扁担、木槌等农具。中午，我们在小杨队长家用的午饭。晚上，我们就开始了自己生火做饭。油灯下，我们平静地享受着下乡后第一顿简单的菜饭。
开始的那几天，我们犹如封闭在那里一样。我们不知道方向，也不认识路，也不知道同学们在哪里。只觉得我们已经与自己的过去戛然断开了——我们甚至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就是我带的一架自己装的木匣半导体收音机。
曾祠堂离公社有差不多20里山路。所有的交通（其实主要就是自行车。不包括汽车，那时公社也不通汽车！）、通信，都只能到公社所在的宝林镇。而邮政局的所有邮件、报刊等也都只送到公社一级，各个大队每天都派人到公社去拿报纸、邮件、文件什么的。
我们下去时是冬天。因为是山上，在冬天，田里都蓄着水，农民管那叫“冬水田”，是用作来年插秧种稻的。我们生产队那里种的都是旱地，我们的劳动就从旱地的“打土粑”开始。
所谓“打土粑”就是用木槌把一块块翻过晾干了的土块打碎，以便时令一到可以开耕播种小麦。我们那队上的旱地很多，队上天天都安排我们干这活。一天下来，的确是累得腰酸背痛的，手也打起了泡。几天下来，我们都感到有些受不了啦。当然，我们还是坚持着。我们把一首老歌改成了《打土粑之歌》，歌词是“今天打土粑，明天打土粑，唠唠叨叨打土粑；背也痛，腰也酸，打土粑为了一碗饭”。这样似乎松缓了我们对那枯燥乏味又辛苦的劳动的情绪。
那里有一个农活农民们都不大愿意干，但于我们知青却非常适合喜欢。因为冬水田里要灌水，山区的梯田又有高有低。有时就要由人把低处的水往高处引。这就需要用水车。我们看见的水车跟《齐民要术》里的差不多一模一样。高高的木架，连架着木制的龙车，人就坐在木架上面用脚不停地踩踏连着龙车的踏板。不知何故，农民都不愿干这活路。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过就是骑骑自行车罢了。而且还可以一边车水，一边看书。于是，我们主动要求干这个活路。
坐在水车上，我们的年轻的本性又复活了。我们不禁又是唱歌，又是喊叫，弄得农民看着我们发怔。小杨队长还专门跑过来看了看，可能是担心我们“失常”了。见我们无事，他不解地摸着头傻笑。我们也放声大笑着。走的时候他的脸上反倒是有些难为情似的。

川晋两地书成了最好的寄托

除了劳动和无聊的神侃，我每天的强烈、唯一的期望就是从公社回来的人给我带来沈娟的信。
我们保持着大概平均每周一封信的往来节奏。虽然信中也就是讲讲自己的农村生活、劳动的情况。并没有任何直白的爱情表白，更没有真正情人之间的缠绵悱恻卿卿我我。但我却是真拿那当成情书的。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跟一个特定的异性保持通信，也就是意味着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那段时间，我特别爱唱有关山西的歌曲。在空旷地山坡上和松树林里，我常常放开喉咙地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那几首歌，不用说，这当然是因为她在那里。
有一天她来信要我帮她弄一本精装版的《毛主席语录》，正好杨昊有一本。于是我喊杨昊拿给我，兴冲冲地跑了30来里路（来回）到宝林镇邮寄给她。回到队上时，杨昊看着我，表情认真地说：“山西哪有四川好嘛，不要天天唱啥子‘人说山西好风光’了哈。”当然，其实他是不高兴我“夺人所爱”拿他的“宝书”取悦我的心上人，故意拿我打趣儿。而每当沈娟的信来了，我便迫不及待地一个人悄悄地捧读。读信的时候，我的思绪就立刻跟遥远的山西那个叫“三路里”的地方连接起来了。
人说凡事有个寄托，过起来就轻松些。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有期待并获得沈娟从遥远的山西的来信，而减少了从城里到乡下的陌生和孤寂的伤感的。

下乡后第一个春节

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迎来了在农村的第一个春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我的家里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父亲早就被关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学习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而妈妈也就只好独自一人住在她工作的四川大学。家已经徒有其名！我处于有家不能回境地。在这之前，尽管我已经两年没有跟家里人一起过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但毕竟都是跟同学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凄凉感受。而这一次，却是我离开城市，独自一人在陌生的乡下，孤独凄凉感油然而生。
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冷清和忧郁绝望。
杨昊和初元早几天就回成都了。除夕那天，我自己一人煮了晚饭吃。我的年饭是素菜。炒了一个纯粹的热锅“呛莲花白”（没有油，把锅烧得滚热），就着一块“灰霉儿”（农家豆腐乳）。用过晚饭，我独自一人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好。空空的古老破旧的寺庙里，我那间小屋里一盏煤油灯忽悠悠地摇曳着焰舌。我躺在床上，拿起一本书来看。但眼前却总是妈妈和父亲以及亲人朋友的影子；许多往事也突然浮呈脑际。听见外面传来邻家和远处农家过节的鞭炮声，小孩子的嬉闹声，更是使我的心绪难以平静。我辗转反侧，实在无法入睡。于是我披衣伏案，在昏暗地油灯下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

1969.2
在万般沉寂与孤独之中度过年关，该不会此生也在这境地度过罢？
远处的声声炮响与邻家的嘈杂的宰猪杀羊的欢腾气氛，将我从几天克制的情思，将我从这僻静陌生的异地，不能遏止地引向了我感情、我的一切所在的远方。我感到寂寞，我感到悲凄，我心里涌上了无限的离愁与思绪。我的四周没一个人，也没有谁能想到一个青年还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太孤独了。
没有城市的喧哗，没有汽车的鸣声，没有附近街上天真儿童的歌声、游戏声，没有朋友们熟悉的谈话声，没有我纯熟的一切。
一盏闪悠悠的昏暗的煤油灯，这孤灯的焰舌像我心灵一般痛苦地摇曳着。此时，此刻，我的朋友们在做什么呢？我的亲人们在做什么呢？
万家欢乐独我愁啊！除夕之夜！

当然，这篇日记其实并不长，只不过那时我的整个心绪都为离愁所主宰，想得很多，下起笔来深感沉重压抑，实际上写得并不多。但感觉上却觉得是一篇长长的日记。
第二天一大早，隔壁吴家的大女儿琼芳就来叫我到她家去吃汤圆。
农家的汤圆做得很大，比我们城里的要大两三倍，而且又硬又甜。我历来就不喜欢甜食，吃了两个，我就说“吃不下了”。但琼芳非要我把碗里的四个全吃完。不得已，我只好勉强吃了。还没有放碗，小杨队长就来到她家，笑呵呵地说：“你在这儿啊。走！到我那儿去吃汤圆！”
我连忙说，已经吃过了。他却说：“那不算。吴家是吴家的。你一个人在我们山上过年，我咋个能不管呢！”
听这话，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这个憨厚的农民心里还这样地有温情，真的让我这个“流落异乡”的“游子”感动万分。琼芳在一旁也劝我，她笑着说：“去嘛去嘛，人家专门来请你，咋个能不去呢？要多吃点才有福气哦，真的。”
琼芳是县里读中学的，算回乡知青。她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却早就已经订了婚了。她的婆家在三十多里外地蒲江县西崃乡，好像未婚夫是她哥哥的同学或者战友。两个多月后她出嫁，是我和她哥哥代表娘家的人到男方去的。
在小杨队长家，我又吃了四个大汤圆。肚子胀得鼓鼓的，我道了谢，说是要到县城去耍，就告别了他们，翻山过河地独自一人去了县城。

叔叔要我安心当新农民

其实，我是到县城的叔叔家去。叔叔文革前是我们公社所在那个固驿区的书记。固驿区是邛崃县较大的区之一，地处邛崃县的东南面。前两年文革初期造反派说他是邛崃县的“南霸天”，已经早就被打倒靠边了。叔叔特地叮嘱我不能在乡下讲出我跟他的关系。因此，我在县城有个叔叔的事情，我下乡后对当地人谁都没讲。
叔叔家的年过得也不热闹。几个弟弟妹妹都小，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吃完午饭，叔叔拿出几本书给我。我一看，都是关于种庄稼的。有《怎样给番茄施肥》《小麦的主要病虫害》等。叔叔要我回到乡下后好好学习这些书，安心当个新时代的新农民。临走时，叔叔送我到门外时，拉着我在我耳边很郑重地说，他原来当区委书记时的通信员，文革后“造反”，现在就是我们公社的革委会庞副主任。叔叔说，千万不能让庞知道我们的叔侄关系。
回公社的路上，路过宝林镇的公社办公院时，我去看有没有我的信。到公社办公院转了一圈。没想到庞主任也在，说是“不放心”来看看。看见我，热情地招呼：“没有回成都啊？”
我支吾地应了句“过两天回去”就赶快走了。出来后，我不由想到，叔叔是不是把问题看得太悲观太严重了？
庞主任是我们公社派到成都的学校来接我们的。就是他在动员大会上给我们描绘了邛崃，特别是宝林公社“新农村”的美好情况。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有问题，我们私下里叫他“庞边花”（成都当地话，意思是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当面的时候却按照他同时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叫他“庞书记”。他也喜欢大家这样叫他。
老庞到我们学校来作报告时很有激情，尤其是他形容我们下去后的生活条件，简直就像请我们去享福！但是大家对他所说的所谓“三间两头磨”老是不明白。会下，他又认认真真地给我们进行解释。原来，“三间两头磨”是指川西农村的那种典型建筑。就是在三间正房的两头，一边拐过去有厨房、杂房；一边拐过去是猪圈茅坑。房子一般是干打垒的土墙，更好的也有半截灰砖砌起来的。屋顶大多是小青瓦或麦草。有一个“三间两头磨”的房子，是农民一辈子梦寐以求的愿望。显然，在老庞心里，也非常看重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也一定会非常地看重这一点。因此，他保证我们下去后“统统都住”那种房子，而且“水缸潲缸‘一满’（当地土话，即一概、统统之意）都有”。说实话，虽然大家都明白，老庞的话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他从跟我们见面认识，就表现得很热情，且看起来言行作风朴实无华，也非常熟悉情况，关心理解我们似的。所以大家也比较接受他。
但是，他如果真的与我叔叔有矛盾，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我就肯定有麻烦了。父亲们的问题已经弄得我不得不谨慎小心，如果再加上叔叔的事情，我以后的日子就更难了。
回到队上，我一直郁郁寡言，虽没有到唉声叹气、沮丧颓废的程度，但心绪坏极了。倒是邻家琼芳姐弟天天都来我那里玩。使我不至于过于寂寞。
琼芳究竟是读过书的，对外面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了解的。她哥哥那时是在外面工作，过年那几天在家里。也常常来我这里。毕竟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所以对生活、对人生的想法也都差不多，因此也能够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我感觉得到，琼芳对我这个不能回家过年的城里来的小伙子很是同情。她跟我聊的都是能够让人高兴的事情，她还喊了她的同学伙伴一起到我这里来玩。
从正月初三起，我那里几乎天天从早到晚都是一群年轻的农村男男女女。他们的到来，使我渐渐淡忘了孤独跟落寞。有一天，琼芳的一个女友以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来耍，她女友的未婚夫是个解放军战士，在北京的8341部队服役。在看我的照片时，他突然发现我们学校一个老师是他的同乡，好像还是亲戚。于是，大家就更是感觉距离近了。
不过，对于活泼聪明的农家女琼芳，安于父母的安排，那样年轻就出嫁为人之妻，我还是不能理解。虽说不出什么是非对错，只是隐隐感到，我们是不会像她那样的。这看来就是我们之间观念上的“城乡差别”吧。

知青们开始躁动不安

安安心心的劳动，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结束了。
那年的春节后，知青们经过回到成都后的聚会，大家都开始躁动不安了。大家互相交流了到乡下的种种感受，人人都怀念着彼此一起的那些日子，而聚会则令大家唤起了对城市生活的留念。
从成都回来，知青们开始了“走人户”（串门访友走亲戚）的高潮。
我们先是一个公社内大队与大队之间的走访。但是，很快就发展到了走几十里路的公社与公社之间的“拜访”走动了。实际上，我们的“走人户”活动往往是十几个人连吃带住的“吃大户”。甚至当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动时，只要问问那里有没有知青，根本不管是否认识，不管别人是否在不在，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去那里吃住。有一次我们走到名山百丈关一处山坳，时近黄昏，天色渐暗。农民说有一处知青点，是两个女生。但她们都回成都去了。我们一行破门而入，自己烧火做饭。晚间，睡在床上，海西说有“异香”，结果在枕头下翻出一些女人用物，大家拿在手里又看又闻的，结果一宿都沉浸在“异香”的兴奋和遐想中难以入睡。
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原来非常企盼的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九大”终于秘密召开了。在中共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继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之后再次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而林彪则被正式列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且写进了新的党章。“九大”进一步巩固了毛对政治权力的控制，肯定了包括把我们送到乡下的做法在内的许多事情。
即使这样，“九大”召开的消息传来后，大家也还是都以为国家可以恢复正常了。
然而，被安置到广袤农村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熟悉、面对我们过去想都没有想到过的许许多多问题。每天，我们都要从吃饭、干活、与农民打交道这些事情一件件地做，如此重复又重复。我们渐渐明白什么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像数亿农民一样，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九大”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感觉不到远在北京城里的这个会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以漠然的态度对待这件事。记得两年前，我们还在学校搞武斗期间，曾经拿这事开莲池的玩笑，我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通知”说接上级通知，让莲池参加“九大”，位置在五楼过道中间，并“自带小板凳”。但时过境迁，此刻我对“九大”已经毫无兴趣了。那时我正探家回到成都，广播里在报道关于“九大”召开的消息，在不断讴歌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大街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喊声震天，我却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父亲走到我床前，半晌才用严峻的口气问道：“这么大的喜事，你这是啥情绪？”我没有回答他，只轻轻说了声“我想睡”。
其实，事实上，正是这以后，国家的生产、生活开始了些微的变化。一年后，恢复生产和工作的工厂、机关等各种单位就到农村开始了“招工”。这几乎是知青们“返城”的唯一途径。
在分散的状况下，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们显得无助和可怜。但1969年3、4月间的大规模互相走动的活动，又把我们这些人的能量聚集起来了。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消磨无聊的时间，抑或更是为了在被抛弃的心理下寻求刺激，知青们进入了浮躁狂乱的时期。

参与了一场知青械斗

可能是春节后不久，一天，已近黄昏，侯平他们也到我们生产队来了，大家正在我们队上的晒坝玩耍。突然，看见远处山丘边走过来黑压压的一群人。等到走近了，才看清楚是海西、莲池他们。
原来，我们先前文革群众组织“偏师”（学校里的八二六派组织，名称取自毛泽东诗词中的“偏师借重黄公略”）中的一个姓杨的伙伴，上午在到县城赶场回来的路上，被另一帮所谓的“高干子弟”打了。本来我们学校各个派别之间没有多大的矛盾，平时大家相处也不错。那帮“高干子弟”跟我也很熟悉，其中不仅有好几人与我关系不差，而且大家都说我还有“暗恋”他们中一个家伙的妹妹之嫌。其实当然没有那回事，因为我正与沈娟在“热恋”中，心里装不下另外的女人。
知青之间“同室操戈”，这不仅在我们原先的“偏师”派别组织的伙伴里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一些文革中与“偏师”对立的，甚至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同学也加入进来。一声吆喝，大家就四处召集人马。因为那帮家伙所在的地方十三大队就在我们生产队旁边。因此等他们到我们队时，已经是浩浩荡荡地好几十人了。毫不犹豫，我们立刻拿上家伙（也就匕首棍棒之类的）加入了讨伐的队伍。一路上大家义愤填膺，都说去他妈的，都在乡下来受苦，竟然还摆什么“高干子弟”的臭架子，而且还敢出手打人，非“打回来”不可！
我们立刻直奔那些人住的十三大队。但当我们赶到他们的住地——法国人修的一座天主教堂时，一看，没有人。那里的农民说“几天都没有回来了”。
不知是谁说，可能在十六大队的高小元他们队上。于是，我们一行又往十六大队赶去。这时，天已经开始黑了。山上的小道很不好辨认，那些土坡树林在我们看来都差不多。好在有杨姓伙伴生产队的几个农民随同带路；而杨昊、侯平他们几个居然还带了手电筒。所以五六里地不一会儿我们的“讨伐军”就赶到了。
经过问询，我们得知那帮人的确在这里。有人把我们带到一间孤零零在山凹里的木屋前，说“他们都在那儿”。
那是一排两间的青瓦木墙房子。屋里亮着微弱的灯光，隐约看得见绰绰人影，听得见屋里的说话声。
为安全考虑，我们决定悄悄地靠近。我们打算把那屋团团围住，来他个猝不及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冲击。但这时里面的人已经察觉了。有人高叫了一声：“他们来了！”就听得一阵砰砰的响声，里面的人把门窗都关了。随即，里面的灯也熄了。
霎时，屋里屋外一片沉寂。我们外边的农民先举起了几支火把，杨昊、侯平他们打开了手电筒。随着这些火把、手电光射向那间小屋，外面的我们顿时觉得胆壮气粗了。有人开始了喊话，要里面的人开门出来，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进攻”是海西带头的，然而当他刚刚靠近一扇窗户，猛听得哗啦一声，里面有人一锄头砸向他。海西迅即一退，那窗户的木格被砸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窟窿，他手里的手电筒被打烂了。大家都吓了一跳。要是那一下打在海西头上，那肯定是立马血溅命丧的了！
这下，两边的人都有些激动了。里面的有人尖叫：“拼了！给他们拼了！”而外面的则是：“冲进去！打死他们！”叫声一片。
莲池顺手抱起屋前的一扇石磨盘，砸向窗下的木壁板。“卡嚓”一声，那石磨盘砸断了一堵木壁墙。但里面的人马上又是锄头木棍砸了过来。
透过那窗户的窟窿，我们看得见里面的人手里拿着锄头、扁担和刺刀，大有拼个鱼死网破的样子。我们感到强行冲进去我们也难免要吃亏。于是，在收紧包围圈逼近那间小屋的同时，又开始了分化瓦解的工作。
我几乎是逐个点名叫着里面的人，并保证他们出来后一定是安全的，绝不会挨打。
好一阵子，高小元和张谷加答应着“我们要出来”，随后两人从破洞里钻了出来。
显然，他们的胆怯影响了剩下的人。我们听见有人说“算了，出去算了”。但人并没有出来。
海西咬着牙说：“锤子哦，冲进去！”
只见他手持一根扁担，冲上去就将那扇已经破了的窗户打了个稀烂。我跟莲池也跟着上前把莲池砸破的木墙也踢开，一堵缺口终于打开了。靠窗户是一间木床。里面有七八个人看着我们，虽然手里还有人拿着家伙，但已经是有怒气无凶光了，甚至他们已经似乎没有人敢动手了。只是紧张地看着我们。莲池从屋角边抓起一个粪桶，连桶带里面的粪水扔了进去。但是，里面的人还是没有动静。海西没有来得及招呼我们，突然一跃跳上了那间床，然后站在上面，指着下面的人厉声叫道：“都不许动！”
我跟莲池也跳了进去。我看见老汤、老董和王晁三人手里还拿着“武器”，不由得怒火中烧，说：“喊你们放下，没有听到嗦！”
也不晓得是什么气憋的，我一边说，一边对他们三人挨着个一人屁股上一刀，嘴里还喊道：“老子放你狗日的血！”
打架只要见血了，双方的情绪一定就有变化。往往是得势的一方信心大增，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则容易气馁胆怯。果然，这三个人被我“放了血”，其他人就全部“举手投降”了。
“战斗”结束了，我们决定把他们押送到公社去，由“庞边花儿”他们来进行处理。但由于天已经很晚了，所以只好等第二天再到公社去。于是，就押着他们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了。临走，有人看见锅里烧的鸡还没有动，就说：“装起走哦！”这时，大家都觉得饿了。
路上，高小元和张谷加作为“叛徒”，不大好意思，跟在后面垂头丧气的。王晁却跟我说：“何必嘛，大家耍得那么好的。”我答道：“哪个喊你们要先打呢？”说话间，我们已经互相递起烟来。
结果，第二天谁也没有提起去公社的事儿。我们自己把人放了。过了些日子，传来的话说老汤说，要到成都我们青龙巷的家扔个手榴弹作为报复。我也找人给他带话，那我就要到“无机校”的他家里去弄他的家人。他父亲文革前是那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当然，其实后来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发生。他们那帮人不久后大都参军了。几年后，王晁在复员回地方不久，死于一起神秘的谋杀案。那时他父亲任成都军区情报部部长。
而我所谓“暗恋”的就是老汤的妹妹，大家调侃我是“大义灭亲”。其实没有那回事儿，不过是我曾经说过我欣赏老汤妹妹那种类型的姑娘，那是我审美标准的现实体现。我觉得被大家认为“暗恋”别人，也不是什么丑事。我以戏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耳，一笑应之。

到夹关赶场与农民冲突

过了不久，我们到高中生下到的山区夹关公社去玩。
那天我们是从邛崃到雅安的公路，由蒲江的大塘镇过平落古镇去的。那时候到夹关的汽车非常少。那天路上完全没有车，我们只能一路走着去。但一路走走停停，沿途玩耍，也不觉得有多累。那时候，我们一天走个五六十里路是常事，已经习惯了。
那时的平落古镇古韵依然，几乎完全是旧时的模样。街面房屋，清一色灰砖青瓦，门面窗户却都是木头的；街道是窄窄的，还铺着石板，十分的古朴。镇外的一条大河和两岸的十几棵榕树，映衬着这里的宁静平和。似乎这里有点“山高皇帝远”的样子，我们几乎没有怎么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对这里的影响。既没有看见到处都有的标语红旗，也没有听见有高音喇叭的喧嚣。
但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整个镇子冷冷清清，了无生气。
老式的铺面门板里，好些人家却都传出来用木制织布机织布的响声。这在我们看来甚为新奇不解。
在一座石头桥的桥头一棵大榕树下的小饭馆吃饭时，海西努着嘴指了指一个长相一般的年轻小姑娘，说她应该是“平落之最”了。这个“小白脸”于山水风情没有心思，对女孩子却总是能够留意。当然，这也是在那个年龄的年轻人都有兴趣的主题。就是这个“平落之最”引起的话题，陪伴我们又走了几十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夹关镇。
到夹关后，我们先是到的高三年级老吴他们生产队。吃饭时听说同是高三年级一个叫陆次的在给大队的社员排样板戏时，居然跟农民讲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们觉得这个老陆真是“曰”（迂腐）得可以。不免调侃了老陆一番。
老陆的父亲是我姐姐她们省人艺的老师。抗战时期是四川江安国立剧专的，属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第一批精英。老陆受他父亲影响至深，对苏俄的戏剧理念有点不由自主的崇拜。
那时候老百姓的文娱活动只剩八个样板戏和两三部电影了。在偏远的山区，看不到电影，就只剩下自己排演的革命样板戏。农民的演技自然比不上城里来的学生。当然，什么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农民们是几乎不具备排演条件的。然而唱唱浓浓“川普”（川味普通话）味儿走腔跑调的“京戏”，倒也混得过去。而且，普及“革命样板戏”也是政治任务，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本来，老陆去混点工分也就是了，谁知他硬是把那当作艺术。其实，因地制宜地普及样板戏，也是符合实际的。有的地方，排演样板戏时，就直接改成“川戏”了。而且，那样一来，演的人容易演，看的人也容易明白。但那时对样板戏的任何一个字的改动，都可能导致政治错误。听说也有地方因为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李铁梅一开腔就是土眉土眼的四川话，被指斥为“搞破坏”而被追究责任的。因此人们宁可唱那走腔跑调的假京戏，也不敢随便改成川戏。所以，才有请老陆这样的知青去帮助排演的。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官方的“两报一刊”竟然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严厉地批判“苏修”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我们为此向老陆发了一封充满戏谑的“安慰信”，要老陆“节哀顺变”。
夹关属于深丘地区，在我们看来就已经是山高林密了。晚上，坐在屋前，看见那层峦叠嶂起伏的山影，仰望空中的浮云残月，真是有说不出的乡愁。我们在院子里唱了许多歌，唱得人人都想哭。老陆酒喝多了，不停地叫喊着要“活捉尼克松”！而平素显得文质彬彬的老吴，却借着酒兴，向我絮叨着跟萧学的种种恩怨情仇。
第二天是夹关赶场，不知是谁买东西的时候跟农民发生了纠纷。一大群农民气势汹汹地撵到我们这里来，要我们交人出去说清楚。我们哪里吃这一套，抄起家伙就往外冲。结果一看，农民少说也有近百人。虽说领头的可能只有几个，但聚在一起的农民，胆子是很大的。见势不妙，我们就立马往屋后的坡顶上跑。那群农民看我们跑了，一窝蜂地跟上来。最后，我们被堵在了坡顶。海西说：“妈哟，农民都是‘群胆英雄’，认准前头的两个就是了。”
说罢，我们每人都手执匕首，一人指着前面带头的一个农民说：“让不让，不让就弄死你！”
我们有四五个人，但一人指定一个前面领头的，那被指的人一下子就心虚胆怯了。从他们的眼神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慌乱了，害怕了。
片刻，海西轻声叫了句“动手”，我们一起挥舞着手中的匕首，对着各自指定的人嚎叫着：“弄！弄死他狗日的！”话音未落，前面的几个农民转身拔腿就跑。后面的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一时间跑了个鸟兽散。追了几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坐的坐，躺的躺，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还身处险境。
第二天，听说有车到邛崃，老吴陪着我们赶到街口，果然见一辆大解放正要开走，许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往上面爬。也来不及道别，我们就抢着爬上车了。车厢挤得满满的，既有我们知青，也有农民。那时夹关没有客车，凡是遇见放空出去的汽车，都是免费搭乘。这个做法好像也是知青去了后才“习惯成自然”的，农民是沾了知青的光。

二访夹关抢“黑市”

过了个把月，我们又约了十来个其他公社的伙伴二访夹关镇。不过，这次来我们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夹关，我到国成他们生产队住下。那时队上正给他们盖房子。我们去的第二天，跟他们队上的人一起去砍了一棵十来米高的楠木树。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多少保护自然的意识，但对这么大的一棵树被随随便便地砍了，我们还是有些可惜和感慨。连农民都说：“要长这么粗，起码要一两百年哦！”
天已经开始有点热起来了，砍完树，国成说带我们去“洗澡”。他说带我们到一个“巴适得很的”地方去。
国成向来胆子就大，常常做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文革中，一次我们在学校的操场练习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哑火了，他用个小黑板挡着，就用火柴去把那个手榴弹点炸了。好在那个手榴弹是自制的，炸开时只裂成了两块，没有给他和别人造成伤害。下乡后，我们常常都是拦汽车赶路。因为社会情况已经开始正常，司机们不像以前那样害怕了。往往对知青拦车置之不理，甚至一加油门冲过去了事。一次，我们在邛崃县城的汽车站附近拦车，国成站在路中间，其他人分散站在旁边。一辆解放牌货车过来时，国成举起手示意汽车停下来。那车分明是减速了，但到我们面前时，司机突然一个猛加油门，汽车轰鸣着一下子就从我们身边飞驰而去。我们急忙往两边一闪，都大吃一惊。正在骂骂咧咧地，突然有人说：“国成呢？”一看，国成不见了人影！这一下大家吓出了冷汗，都以为他肯定被车撞翻了。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七嘴八舌地嚷嚷时，看见刚刚冲过去的那车在几十米外停了下来。我们赶紧跑过去。
只见国成趴在车盖上，口里正大声地吼骂着什么，而那个司机却是面如死灰地坐在驾驶室呆呆地看着他。
原来，当司机加油冲的时候，国成已经来不及躲闪了。于是，他机灵地一把抓住汽车的前保险杠，然后又抓住车灯往车盖上翻。那司机冲的时候就觉得有人似乎没有躲开，但他没有听到有撞人的响动，正在纳闷，突然看见挡风玻璃前冒出个人来，吓得他魂飞胆散，赶快停下车来。
等我们一窝蜂把司机拖下来，他只晓得两手作揖，口里不停地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是求饶还是庆幸自己没有撞死人。见此情形，我们也顾不得打他骂他了，反而都骂国成：“太吓人了！”
这一回，走了好几里路，国成带我们来到了一个水潭边。这里有一面峭壁巍峨地临水矗立，陡壁下的一潭碧水绿幽幽地深不见底。已近初夏，潭边的山石上草木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晴空里微风习习，鸟儿蝶儿在树梢草丛扑腾翩翩，倒真是个美丽极了的好地方。
我们的来到，打破了那世外桃源的静谧。大家七手八脚脱了衣服就往水里跳。反正是野外山间，我们都裸着身子，一边游泳，一边相互拿伙伴的私处调侃作乐。我们没注意，国成却光着身子攀援而上，爬向嶙峋峭壁上一块凸出的岩石。原来，他要从那里跳水。
那岩石离水面有五六米吧？看他要从那里往下跳，我们又兴奋又担心。有人高叫欢呼，也有人挥着手制止他。结果，国成从上面起身一纵，先是双手平举着张开，然后俯身头下足上，手脚伸直了非常优美的一个“高台跳水”动作，只听见“噗哧”一声，他已经滑入潭水。我们都为他的“飞燕式”折服。在大家的欢呼中，国成又爬上去跳了几次，并且叫我们也跟着他跳。但不管他怎样鼓励示范，却始终没有其他的人敢如他一样搞那个“飞燕式”。
第二天，我们干了一次“抢人”的勾当。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那时物质生活非常紧张。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买米买面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什么糖果票、布票、烟票、火柴票统统都有。总而言之，就没有一样不要票可以买到的东西！但这些票是按照人头配发的。因此对于具体的家庭需要，就存在多寡不均的情况。一些专门从事这种票证买卖倒腾牟利的人就在城乡的一些旮旯里大做投机生意。
夹关是个大镇，是昔时成都到西康省会雅安的主要通道的隘口。当年共产党的红军打到离夹关40多里雅安的上里、邛崃的高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就是没有打下夹关和毗邻的百丈关。本地人给我们讲起红军时，说：“哦，那些‘霉老二’没有打过来。”
夹关镇有个地方是专门倒手买卖票证的，因为这里毕竟地处偏僻，几乎从来没有人管。所以只要一到“逢场天”（川语，“赶场”即“赶集”）。五乡十里干这营生的家伙都要来到这里做黑市生意。我们这次来夹关的目的就是弄一下这些家伙。当然，我们不是维护经济秩序，而只是想发点“不义之财”。从“坏人”手里搞钱，我们认为也不应该算是违背天理的事情。
我们一行大概有二十来人，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道路和地形，也进行了分工。大家约定，事成后回到宝林山上再统一分配所斩获东西。
早饭后，我们三五成群地佯装赶场，分散地在那个倒卖票证的市场里外等候。中午快到了，做买卖的人已经很多了。只看见人头攒动，有人神神秘秘，有人肆无忌惮。大把大把的各种票证和钱在这些人手里兜里拿进拿出。
随着一声吆喝，我们突然把黑市交易市场团团围住，同时高声叫道：“不准动！把倒卖的东西拿出来！”
那些人一下子全都吓懵了。有人老老实实地赶忙往我们手里交票交钱，有的家伙想跑，一看几个口子都已经被守住了，只好呆在人堆里装傻。我们开始挨个命令他们交出东西，告诉他们不交出来就要把人带起走。于是，又有些人十分不情愿地把票证和钱交出来了。但是一些本地的票贩，看见我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当地的干部，只是些不认识的知青，就有些怀疑了。他们一面慢腾腾地与我们周旋，一面用话来试探我们，问我们：“是哪个喊你们来抓的呢？”
按照事先到约定，我们见好就收。谁对着众人喊了一声：“下午到公社来处理！”我们就“撤退”了。
我们没有走夹关的正街大道回去，而是按照事先计划的过河后走小道翻过骷髅山，直奔名山的百丈关绕道回宝林去的。
回去后，我们都紧张而又高兴。大家把弄到手的票证和钱拿出来，还真是不少。我是一分不留的全数交公，分到的一份也不少。后来听说老雷几个没有全部交出来，而是私藏了大部分据为己有。
我们这次打劫黑市交易市场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传遍了邛崃、蒲江、名山、雅安等各个县。不仅票贩子们对知青既恨又怕，夹关的那个交易票证的黑窝子好几个月都没有恢复生气。而且，当地人开始对知青有敌对情绪了。知青和地方上各方面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常常是一触即发。
一天，我到离县城最近的平坝上的前进公社去耍。我正跟同学们在街上的茶馆喝茶聊天。突然听见有人高声地叫嚷着，我们赶忙出去看是什么事情。只看见满街的知青都往供销社里跑，而出来的人都手持锄把（装锄头用的木棒）或者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什。有人说，“56队”的人打来了，赶快拿东西出去！我也到供销社拿了根锄把，就往公路上冲。到了公路上，只看见一大群知青在那里摆弄着家什怒骂着，没有看见有其他的人。
原来，省运输公司的汽车56队就驻邛崃县。平常知青们在邛崃和成都之间来来回回，主要就是拦的这个车队的车。才开始师傅们怕惹知青，基本上是招手即停。后来时间久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害怕了，加之因为知青搭车的确给他们造成诸多麻烦，甚至经常还有师傅们挨打受气。因此一些年轻以及身强力壮的师傅憋不住怨气怒气，决定对知青进行反击。
那天就是“56队”的几十个人，手持钢钎棍棒，头戴藤帽。乘一辆大解放汽车专门来前进公社袭击的。他们在公路上看见几个拦车的知青，就停下车来。那几个知青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跑而且大声呼救。我们听见的就是他们的呼叫。
但其中一个跑得慢的，却被追上来的师傅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棒。没想到的是，这个挨打的知青却乘其不备，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挥舞着乱戳以求自保。不曾想，他毫无目标的挥动，竟然就一刀刺进了一个师傅的背上。被刺的师傅“哎哟”大叫一声。结果，师傅们反倒吓坏了。几个人拖起那受伤的师傅就跑，连背上的匕首都没有拔出来。等我们和那些呼救的人拿着家伙又出来时，师傅们早就跳上车远驰奔逸了。

知青怎样消磨无聊时光

在刚刚下乡那段时间，我们消磨无聊的时光时，当然还是有自己的娱乐活动的。虽然我们带有乒乓球、篮球，不过，由于受条件限制，大家主要的娱乐就是唱歌而已。这时，除了文革中的歌曲外，大家唱得更多的是文革前的老歌。尽管那时国家跟苏联关系是敌对的，但却丝毫没有妨碍我们大唱苏联歌曲。所谓在文革中被批判和禁止的“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也是我们喜欢的。反正农民也弄不懂我们吹啊唱啊些什么。后来我们到了郫县时，海西跟着云瑞学习小提琴，每天要弄好几个小时，当然主要都是些练习曲，偶尔也拉拉以前流行的抒情歌曲。农民听见弄不懂，就问我们他拉的是什么歌，我们觉得说不清楚，干脆就答道是“贝多芬想念毛主席”。
那段时间，大家还“改编”了许多体现知青生活的歌曲。其实，“改编”不过是用原先的歌的旋律填上自己编的词罢了。这些歌曲，忧伤怀旧的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量的却是苦中寻乐。
我们成都知青流行的“知青歌曲”中，伤感的有一首《怀念成都》，是以一首民国时期的旧歌《秋水伊人》的曲调填的歌词，是那时我们唱得最多的（歌词是：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难耐衣食寒……）。而欢乐的，我觉得要以我们的《五面山知青之歌》为最佳了。不过，我早已忘记了歌词，只记得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成对的鸟儿飞在五面山”了。（图为知青的休闲娱乐。放声高歌者即作者。）
刚刚忙于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小春，我就因为一次知青与当地人的大规模械斗而离开了邛崃。

血溅临邛城

1969年4月底5月初，邛崃这边似乎有些偏南，季节要早于成都西北方向。这时已经是骄阳灼人的天气了，而这又正值农村的“大战红五月”农忙时节。
大忙的时候，我们自然也参加了队上的农活。
这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种庄稼也有些活不是仅仅靠力气的，而是非常令人难受的。宝林山上因为是冬水田，加上丘陵地方的土缺养分，我们那里栽秧要用“秧窝肥”。小杨队长安排我们参加掺和“秧窝肥”。
那时候的化肥十分紧缺，所以我们的“秧窝肥”都是天然肥——燃烧后的草灰掺和人的粪便与猪、牛的粪便！我们要把这几种东西搅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揉成像面团一样，一堆堆地分给下田的人们。关键是我们从头到尾都用的是双手！他们（其实分完后我们也参加了）一人一坨拿在手里，又用另一只手掰一小坨塞进秧窝。
在干这活以前，我们什么“苦”都想到了，什么挖地、挑担之类的，就是没有想到会有把人畜的粪便掺和、揉捏再一点点塞进土里的活。下工后，我们都用肥皂洗了多少次手谁也说不清。我反正是好几天都没有用手直接拿过吃的东西。
刚刚开始干活，也有些兴奋。在当头的烈日照射下，不一会儿我们都干得满身大汗，浑身上下水淋淋的。湿漉漉的衣裳穿在身上实在不舒服。于是我们便脱去了衣服，赤着上身。农民看见了，连忙叫我们不能脱衣服，说是皮肤要被晒伤的。我们笑答：“没关系，原来打球的时候都这样，习惯了的，莫得事。”一副“这点事算什么”的满不在乎样子，用后来我们自嘲的话来说，叫“有劲慌了”（俗语，自以为得意的意思）。
结果，吃罢晚饭，我们几个的背上就火辣辣地痛。待要上床睡觉了，才发觉简直不能挨床铺！完全无法仰着躺下。没有办法，大家只好趴着睡。那天趴在床上时，我们的形状都极其痛苦狼狈。但我们互相看着，还是都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没过两天，我们的背上全都脱了一层皮。
以后，再热的天气，凡是干农活，我再没有脱过衣服赤身露体了。

械斗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背上脱了一层皮的时候。
1969年5月7号，是邛崃县城的逢场天。这以前，成都下放到成都周围大邑、新津、双流、温江、崇庆、邛崃、名山各县的一些好事之徒，联络起来搞了个所谓的成都知青“八县联合指挥部”，号召知青在这几个县滋事。也就是到这些县的县城及所属的乡场上白吃一顿并且抢劫商店的东西。当然，目的不是纯粹为了抢东西，而主要是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离成都最近的大邑、新津都已经被这些人搅扰过了。用知青中流传的话说是“打下来”了，下面就该“打”邛崃县城了。约定的就是5月7号各路兄弟“齐聚临邛”。
以萧学为首的我们学校的知青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感到有些为难。一方面我们心里也积郁着不满和怨气，另一方面又对这形同土匪的做法难以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样公然地行动，肯定会有后果的。倘若知青们胜利了，其他学校的知青倒是拍屁股走了。而留下来的当地群众的怒气仇恨，将必然地由我们这些下在邛崃的人完全承受；倘若知青们“打败”了，则我们将来会抬不起头来。因此，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行动。于是，我们分头告诉了大家这些想法，并且力劝大家不要参加滋事。但是，因为大家住得很分散，不一定都能通知到。萧学我们几个不放心，到了5月7号这天，决定还是要到城里看看，以便阻止劝说我们学校的同学参加进去。
早晨，我们从我们队上过河到了固驿镇。我们打算从那里搭车去县城。刚到固驿的公路上，就看见几辆汽车由新津方向开过来。带头的一辆卡车上，车厢里站了十几个人，都是拿着棍棒和刀的。车头的门边，一个赤着上身的人，一手拉着车门，一手拿着一根钢钎，钢钎上系着一面张牙舞爪的青龙旗。见我们在路边，几辆车都停下来。那人问道：“是20中的哇？邛崃咋个走？”
我们应道“是20中的。就往前直走，还有十多里路了”。那人又亢奋地喊道：“走！赶快上来噻！”我们一来是海西他们还没有到，加之不愿意跟这些人一道，就说：“你们先去嘛，我们还要等人。”
那人挥舞着青龙旗，和他的同伴高声叫道：“快点来哈！”就开车奔向县城了。
等了很久，海西他们都没有来。于是我们回到固驿镇去吃午饭。午饭后，我们想是不是跟海西他们把地址约岔了，他们可能到宝林镇的公社去等我们了。于是，我们就往宝林赶去。
果然，海西和好些人都在宝林街上。见我们来，他们都围过来说：“咋个办？！这下我们该咋个办呢？”问得我们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好一会儿，我们才听明白，知青们的行动已经惨败了。
有几个刚刚从县城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他们因为不知道有这些情况，就到县城去赶场。到了县城，才看见情况不对。
原来，因为邛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这时还没有完全解散，并且其头头还都成为了县里的革委会头头，进了“班子”，修成了“正果”。因此造反派就在这天隆重地组织了庆祝两年前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发布的纪念大会。他们动员了全县的好几千人到县城聚会。而知青们对此毫不知情，按照计划也从四面八方来到邛崃县城。
两股目的迥异的力量在小小的临邛古镇不期而遇了。造反派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而且都是当地的有势力的人物风光的盛会。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知青们是来搅局败兴的；知青们则是怀着对现实社会的破坏和捣乱的目的来寻衅发泄的，他们并没有特别针对哪一个群体。
当知青们的车一进县城，双方就都感觉到了相互对峙的情绪。但知青们都是省城见过世面的，也搞过武斗什么的；里面还不乏原先的造反派头头及“武斗分子”。因此根本没把邛崃县的造反派当回事。而与造反派矛盾很深的县武装部和其他一些群众，对他们早就不满，存心借机扫扫他们的兴，压压他们的风头。显然，这些人中间有人跟来邛崃的知青们有瓜葛。知青们到了县城后，即被人安排在县城中心闹市的饭馆用饭。
知青是陆续分别从各方来的，前面到了的在饭馆杯觥交错酒酣耳热的时候，后面的还正在慢慢地进城。一些到了的也各自分散三五成群地在街上瞎逛。惨剧的引起正是“青龙旗”。
“青龙旗”是哪个学校的，姓啥名谁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但那是个极端惹事生非的家伙。他是最早到县城的一批，也可能是跟武装部有瓜葛的人一伙的。酒足饭饱后，他竟然独自一人拿着青龙旗到了鼓楼前的十字路口上。
那里是临邛镇最热闹的地方。平常这里就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天既是赶场天，又是造反派的聚会，这里更是异常地人多。看见有列着队路过这里的造反派，“青龙旗”旁若无人地冲上去就砸别人抬着的标语牌。当造反派队伍里的人制止他时，他就用青龙旗的旗杆——钢钎挥打乱戳，打散了造反派的队伍。不过，造反派可不是吃素的。见状，只听得一声断喝：“给老子打！”被“青龙旗”冲散的队伍一下就蹿出几十个人，手里都是扁担钢钎的，他们把“青龙旗”团团围住，呵斥他放下“武器”。
“青龙旗”也不示弱，吼叫着：“哪个敢上来，老子弄死他！”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究竟寡不敌众。见“青龙旗”没有主动进攻，造反派们的胆子就大了。有人带头往前靠，其他人一拥而上。“青龙旗”基本上没有出手的机会，就被乱棒打、钢钎捅地弄得当场丧命，横尸街头。
饭馆里正在大吃大喝的知青们闻讯赶出去时，造反派已经严阵以待了。
那时邛崃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一是文君酒厂的，一是县运输社的。
文君酒厂的造反头目人称“陈大炮”，运输社的造反头目人称“武大炮”。单就这两人的名号就知道不是省心的主。两个“大炮”立即组织人马，准备对付来报仇的知青们。
知青的进攻犹如乌合之众的瞎闹。他们在本地人指点下，打算进攻酒厂和运输社。稀稀拉拉的队伍犹如散步，知青们还没有走拢酒厂的大门，就被里面组织好了的造反派冲出来拦住了。造反派可能也不想再把事情弄大，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动手。倒是知青们沉不住气，有人喊了声：“打哦！”他们就自不量力地朝酒厂冲。这下，就在酒厂大门口，双方大打出手。但是，造反派在厂里厂外都有的是人。一交手，知青们就露出败相。有几个知青被打翻在地，死活不知，其余的人马上四下奔逃。显然，是有人在引导知青们。跑出来的知青们陆续汇集到武装部旁边的县手管局楼前。
大家群情悲愤，慷慨激昂。有人叫着立即去报仇，有人说要准备好了再去。大家众说纷纭，还是没有个拿主意的。而这时，有人报告说造反派追过来了。大家都摩拳擦掌，意欲拼命了。不知何时，有人拿了许多催泪弹来。于是，知青们分头守在手管局的几个方向。
其实，这时外县来的知青有许多人已经撤出临邛镇了。几百人从县城的东西南北几个门夺路而出，有的乘坐来时的车，有的一到公路就抢车逃命。在手管局坚守的实际上只有一二十个人了，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学校不知情去赶场的同学。在坚持了一个多钟头后，这些人有的受伤，有的跑了，有的被造反派抓去了。后来听说，那天知青们一共抢了四十多辆车逃命。
听了这些情况，我们为死去的知青难过，为尚未回到乡下的同学担心，也为我们决定不介入感到庆幸。大家决定回到各自的公社，清点我们学校的人员情况。
我们沿途到各队看了看，天黑的时候到了海西他们队上歇宿。一清点，才发现就莲池他们四五个人没有回来，大家非常担心忧虑。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到县城去找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们七八个人由萧学带头前往县城。我们人人怀揣匕首，好像有人带了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抱着一死的决心，商量好了，只要遇见造反派动手，我们就必须“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了。
过了城南的县汽车站，进入东街。街上完全没有行人，就看见沿途有人持械警戒。当然，这是造反派组织安排的了。那些人手里不是钢钎就是木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紧张地盯着我们一行。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也不阻拦，也没有盘问。
我们直接来到运输社，让门口守卫的人向“武大炮”通报“20中的来拜访”。一会儿，一个敦实的壮汉出来了。他就是“武大炮”。
“武大炮”个子不高，但身板粗壮结实。他剃了个平头，着一身对襟中式布衣。一见我们，“武大炮”先就来了个抱拳礼，笑呵呵地问道：“啥子事情？”
我们简单地说明我们20中的同学没有参加昨天的械斗，但是我们有人来赶场没有回去，我们是来找他们的。说话时，我们看见正对大门的楼上窗口，架着一挺机枪，“武大炮”的人也警惕地监视着我们的举动。我们当然也暗暗摸着家伙，大家簇卫在萧学的周围。
“武大炮”双手一摊，朗声答道：“莫得！我这里莫得你们20中的。”我们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我们没有抓一个人。你们是不是到老陈那边问问？”
这下，我们明白了。于是，我们也拱手作别。不知是谁，也说了些“后会有期”“山不转水转”一类的江湖上的话。
我们来到酒厂，让人通报后也是在大门口等着。
“陈大炮”与他的名号有点名不符实。
陈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一件洗得变色的蓝卡叽中山装，口袋里居然还插着支钢笔。他看起来就斯斯文文的，虽然显得有点阴郁。说话轻声，好似中气不足。他话也不多，也要我们到县医院去看看。临别，他还跟我们一一握手，喊我们“进城就来我这儿耍”。
看来，两个“大炮”都不想跟知青结梁子。以礼相待，客客气气。我们也因此放心在县城里四处寻找。
到了医院，有人把我们直接往后面的停尸房领。在那里，一间黑黑的屋里躺着七具昨天被打死的知青尸体。我们看见“青龙旗”全身伤痕，已经面目全非了。不过，不仅没有莲池，也没有一个我们学校的。
随后，我们又到病房去看。七八个伤员，只有我们年级三班的王春。
王春身高一米八多一点，肩膀平平的，他们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门板”的绰号。他一见我们，甚为激动，连连问道：“莫得事了哇？”
原来，他是到县城赶场时遇见械斗的。稀里糊涂地，跟着撤退到了手管局。当造反派围攻他们时，他不停地扔催泪弹，直至手臂无力。最后，他扔出去的催泪弹只有几米远了。结果，他被自己扔的催泪弹放倒在地。昏迷中被人送进了医院。
我们又找了好些地方，都没有莲池他们的音讯。下午，我们只好回山上了。不料，我们到莲池生产队时，看见他们都回来了。
莲池他们没有想到情况那样严重，虽说了不要去县城，但的确需要去买点东西。因此想快去快回应该没有什么的。结果，待买好东西，城里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了。他们急忙中，不觉就跑到我叔叔家里去了。他们在我叔叔家呆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婶婶绕道从小路把他们带出县城。他们才赶回山上的。
大家有如劫后重逢，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酒。两天没有睡个好觉，大家都疲惫不堪。有人甚至饭没有吃完已经呼呼大睡了。

离开是非之地

其实，知青这种大规模的寻衅滋事已经引起当权者的关注。陈哥那时是省革委的高官，他在邛崃的“五七血案”后特地给我写了封信，叮嘱我千万要安心务农，不可与寻衅滋事者同流。虽然我们当时对这些事情的角度、感受完全不一样，但他对我的关心是出自内心的，是亲人的关怀。我心里感到十分的温暖。
我们觉得这场械斗后，我们在邛崃的处境会很难。俗话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加上邛崃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很是辛苦。我们商量干脆到灌县或者郫县去算了。
次日，我们分头回去准备了一下，就在固驿集合。
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也不愿意强行拦车，大家不停地向开往成都方向的车招手。但在公路上等了大半天，没有一辆汽车停下。好不容易中午了才看见一辆车往路边慢慢靠着停下来了。本来我们是想搭车到成都，然后再想法去灌县。结果，不知为什么那师傅坚决不让我们搭车。说了很长时间他也不同意。后来干脆到旁边茶铺喝茶去了。这下惹火了我们。连敲带撬，我们把驾驶室的车门弄开，大家都往车上爬。那司机见状赶出来，又气又急，站在公路上又是骂又是吼的，我们却毫不理会开起车扬长而去。
我们由大邑、崇庆、温江直接去了郫县的两路口镇。没有去灌县，记不得是谁决定的。大概是既然要想离成都近点，灌县自然没有郫县近吧。
两路口镇是郫县永兴公社所在地。文革中，我们与这里的造反派头目林兵原、徐达民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林这时已升任县革委的常委，徐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徐是镇上的人。本来镇上的人称他“徐老五”，文革造反后成为镇上群众组织头头，那时他恐怕就是30岁出头，但有人已经沿用旧时帮会习惯叫他“徐五爷”了。在前两年我们学校翻车并且死伤人的事故，就是因为“徐五爷”款待酒肉导致的。我们跟他们一帮人称兄道弟觥觚交错时，我就想起了李劼人先生的《大波》里那些旧社会袍哥大爷的情形。“徐五爷”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们来这里插队落户当知青。当我们从成都到永兴的途中，不论是县城还是小镇，常常会在进饭馆或者茶馆时，听到堂倌高声叫道“‘学生’的钱某某给了”，而我们仅需朝堂倌吆喝的方向拱手作谢就是了。我想，我们与《大波》里的“罗掰子”那些袍哥已然没有多少差别了。
“徐五爷”一听我们想从邛崃转到郫县来，高兴得马上就跳起来了。他连夜喊在县上的林兵原回来。大家一边吃饭喝酒，一边就把转过来的事情说妥了。
具体办理这事，是由郫县知青办向邛崃知青办发函。林兵原跟县知青办商量，似乎不是很顺利。但林作为分工负责的县领导，强行在商调函上盖了公章并发了出去。
我们准备转到郫县去的人并不是一个公社的，而是分别下到邛崃四个公社的近二十个人。我们也都回到自己的队上等消息。
郫县的“调函”几天后到了邛崃。那天，我在侯平他们队上。正吃午饭，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关着门在屋里吃饭，大家有说有笑的。杨昊出去撒尿，刚出门就吓了一跳。他看见门外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老庞！杨昊大声武气地叫道：“哎呀，庞主任，在这儿干啥子呢？！”
我们闻讯跟出去，只见老庞神色尴尬地站起来，说：“有点事情，想跟宗力摆摆。”说着，他给大家散了烟。原来，他先到了我生产队去，听说在这边，又跑过来。一看我们关门吃饭，就没有叫我们，自个儿在外面等着。显然，他是有什么事。
我们请他进屋去说，他连连摆手，说：“就在外边，就在外边。”
等其他人都进去了，老庞黯然地说：“你们的调函来了。”
我一听，这不好事嘛。就说：“这么快啊。”
老庞眼睛看着手上的烟头，用近乎哀求地口气说：“我来是想给你商量一下。你是不是可以不转起走？”
我一听，不觉头都大了。难道公社不放我们？！于是，我用坚决的语气说：“这肯定不行，我们‘调’到郫县去，是通过县里和地区了的。”那时郫县和邛崃都属于温江地区管辖。我有意强调我们是“调”去郫县的，好让老庞感觉这与“上面”有关系。
老庞赶忙说：“晓得晓得，我晓得是正式调过去。”
“那还有啥问题呢？”我接着他的话问道。
老庞狠狠地抽了口烟，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诚恳地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有些复杂，公社有些人总是对我的工作看不顺眼。特别是说我对知青太放任了。你们一走，他们又要找话说。”
看我没有吭声，他又说：“这几个月你是看到的嘛，我为了你们知青，心都操烂了。我给杨明龙打招呼，马上把你们的房子修起来。”
我说：“不是这个原因。我和我们另外几个公社的，是别个郫县那边指名要的。我们莫得办法不去的。”
老庞说：“啥子嘛，我晓得郫县那边条件当然比这里好哦，统统吃细粮，活路又轻松。这样子，我把你们都弄到一大队去？”
一大队在挨着公社所在地宝林镇的平坝上，条件当然比我们山上好多了。听说一大队的工分是8角多一个工，而我们生产队那时才三分钱一个工，差距大得来没法比。没等我说话，老庞又急忙说：“对了，统统弄到一大队去。把你们所有人都弄去！莫得问题，我去找县上。”说这话时，老庞自己都有些激动。他认为从自己突发的奇想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刚要说话，老庞有些兴奋地摆着手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保证可以把你们统统弄到一大队去！”
我们之要转走，除了邛崃的“是非”外，最主要的考虑是郫县的各方面条件都与邛崃差距甚大。我这个生产队，去年遇上天道不好，粮食歉收。不要说大米白面，就是连苞谷洋芋都没有，农民们家家几乎天天都是红苕。我们知青还有国家按人头配的大米，农民就只能“统统”吃红苕了。我第一次知道红苕可以有蒸、煮、炒、凉拌等那么多种吃法，就是在到了这里才看见的。而且，三分钱一个工，意味着我们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干一天，仅仅能够挣到区区三分钱！说实话，我们曾笑谑，随便在成都大街上捡，一天也不止捡三分钱。因此，我们肯定是要走的。况且，我们一二十个人的调动，都办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可能停得下来呢。
为了说服老庞，我决定说点断他想法的理由。
我沉默了片刻，也点了一根烟，猛吸一口后，长长地吐了一口烟，说道：“庞书记，我跟你说实话，我是非走不可的。来了这么久，我不好给你说，我的叔叔也是邛崃的。”接着，我告诉了他叔叔的名字。老庞一听叔叔的名字，惊讶地看着我，不相信似的问道：“真的啊？你是他的侄儿？！”
我说，我继续在邛崃，对大家都不好，甚至也会使他为难的。因此我希望尽快办完我们的手续。
良久，老庞握着我的手说：“我看这么多知青，你是有胆有识的，也有号召力。是个好人。真的不想你走的。不过，‘人往高处走嘛’，我要挡你也不对。”
十多天后，我们拿着行李在邛崃车站赶长途汽车回成都，老庞赶到车站来送我们。车启动后，看着渐渐远去的老庞的身影，我忽然觉得，我让他失望或许是有愧于他的。

迁到郫县住了牛棚

1969年6月末的一天，我们一行18个人来到了郫县的永兴公社。那是个阴雨天。天空压着低低的云层，一片铅灰，淅淅的小雨不停地下着。
我、莲池和杨乐分在永丰大队四生产队。同我们一个大队的有二队的吕、谭、张，五队的两个女生，六队的海西和张、王；隔我们“几个田”的是红卫大队的少勤、忠德和老郎。
在队长李田诚和大队小学洪老师（他因为不认其养父，所以对外坚持自己叫戴文豪，要我们就叫他“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从公社所在的两路口镇走了三里路，来到了我们在郫县的新家。沿路道路泥泞，李队长帮我们挑着行李，没有说什么话；戴老师跑前跑后地为我们一会儿打伞，一会儿提包。嘴里不断地讲述着当地的各种情况。
因为事情突然，生产队没有来得及给我们准备住房，所以我们只能先在队长李田诚家暂时住下来。
我们住的棚屋是田诚家的牛棚，紧挨着他们的住房。为了给我们解决住处，临时用篾席围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房间。几间破旧的房屋和一个小院被密密的竹丛和树木遮掩着。我们觉得这里很像越南南方游击队的营地，故戏称新居为“越南南方”。（图为在“越南南方”的小院里吃饭。中间戴浅色帽是作者。后面是棚屋。）
这院子的外面是一条小溪。早年这小溪上有一座桥，名为“苦工桥”，据说是一个穷苦的老人做善事修的。桥已经没有了。但这个地方人们还是叫该处为“苦工桥”。在原先那桥的旧址，立着一个很小的土地爷神龛，时不时还有些香火。
田诚人非常忠厚老实。话不太多，也不善言辞。他是所谓的“三代贫农”，父亲李大伯是我们公社有名的老长工。村里的造反派因为田诚的出身硬，推他出来当那一派的头。其实，他根本对造反不造反没有兴趣，也完全不懂。倒是队上的人际矛盾，使他得到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田诚带我们去“赶”花园场。他还安排了人给我们砌灶。
花园场离我们那里有十二里。田诚挑了一对箩筐，去给我们买生活用具。即锅碗瓢盆，水缸潲缸之类的东西。其实，离我们那里仅三里多的安德镇，要比花园场大得多，再过一天就逢场。但田诚为了早点给我们置办，竟然来不及多等一天，而要舍近求远到花园场，足见其为人笃实。
当我们的灶打好了后，队上属于田诚一帮的给我们“秌锅底”，大家都来朝贺我们开锅做饭了。那天，几十个人把我们的“越南南方”和院子挤得满满的，大家频频举碗相碰，大口地喝酒，高声地天南地北一直从中午闹到半夜。
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我们生产队的经济情况不如其他生产队。那年我们的工分是3毛8角，而二队的是两块多。好在地处平坝上的郫县“地少人多”，田诚队长告诉我们，农闲时的活路要照顾家庭困难的，以便让这些人可以多挣点工分。像我们这样“没有负担”的，只能在农忙的时候派工了。这于我们听来是又新奇又高兴。尤其是跟邛崃的宝林比起来，两边的自然环境，生活、劳动条件差距非常之大。猛不丁地来到这俗谓川西平原“银郫县”的地方，简直有点恍若梦中。
由于父亲的问题仍然没有结论，工资也被扣发了。他的“组织上”对我倒是每个月按15元定的生活费发放。妈妈的工资本来就不多，所幸没有被扣发。因此家里的用度这时主要靠妈妈的收入了。不过，在农村，每个月有15块钱，还是非常富裕的了。加上干活挣的工分，我攒了些钱，第二年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农村毕竟是农村，乡下的整个情况比城里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照理说不是来修养的，而是来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接受教育的。因此，我们仍然必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农民。其实，在离开20中的时候，我们的城市户口就已经转到了所在地农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当第一年的粮食补助没有了以后，我们就跟其他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只能靠劳动来养活自己。
我们那里算比较富裕的平坝地区，但即使单身一人，每年也需要有800工分才能够保证有一年的口粮。那时尽管号召“农业学大寨”，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在乡下，填饱肚子却不是光学习文件、喊喊口号就行的。大家对出工干活的事看得还是很认真。

我们是跟妇女一样的“半劳力”

我们刚刚下到农村时，年龄不过20上下，又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就是常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所以，我们定的工分，是照妇女劳力最高的定为一天8分，是所谓的“半劳力”；而那些成年男子，则都是按“全劳力”定的，一天的工分是10分。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干一天活，只能得到8分工。
年终生产队结算，就是凭每个人的工分来换算的。每个人或者每家人应该分多少粮食，是不是还有结余的工分可以折成钱，都要根据会计的账。
结算是按照每10分工为一个工计算的。即如果这个生产队的工分值是一块钱一个工，那么，10分工分就值一块钱。原来我们在邛崃的宝林，一个工是3分钱，“全劳力”干一天挣足10分工分就是挣到了3分钱；而在郫县这边，我们生产队那年一个工值3毛8分。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挣10分就挣了3毛8分。我们大队二队的工分值是两块8毛，他们生产队的全劳力干一天，挣到的就是两块8毛钱。那时农村分粮是直接分谷子和麦子，分粮算下来必须做够大约800工分才行。农民干一年，就指着秋收后的收入，开支什么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分家盖房、娶嫁婚丧的所有用度。
第一年我们一是没有这方面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完成那么多工分，加之有国家的粮食补助和家里的补贴。除了大春时参加了劳动外，平时还是过着清闲的生活。那年，我一共挣了56分。按一天8分工计，我只能算劳动了七天。也就是七个工，七乘以3毛8分，我第一年挣的钱是26块6毛。不过，事实上我们是6月份才到郫县的，准确地说是半年的劳动所得。
看见那些跟我们年龄一样大的农村小伙，个个都是“全劳力”，我们虽心有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对我们没有把心思放在劳动生产上，农民也还是比较宽容。只是对我们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的生活习惯，农民们搞不明白。特别是我们都不大愿意煮饭，老是互相推，往往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那时我们叫吃“对时饭”。一般是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会弄一顿饭吃。然后要么在屋里唱啊闹啊。搞到半夜，一睡又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有时连一顿饭都懒得做，就干脆上街吃馆子。田诚的老父亲李大伯看见我们常常这样，有一次老人家憨厚地问我们：“操‘饿功’哦？”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那时，我不知道中国气功有所谓“辟谷术”，就是练不吃饭的，还以为老人家在揶揄我们。
李大伯那时已经70多岁了。平常还是天天要干活。无事的时候，也给我们摆摆龙门阵。晓得他是方圆几里最贫穷的受苦人，我们问他，解放前的地主到底有多坏。李大伯想了半天，说：“是坏嘛，狗日的，说我搞慢了就吐了我一泡口水。咋个不坏呢？！”原来是有一年农忙时，李大伯做活路时，不晓得是累了还是没注意，手脚不麻利，被东家骂了，东家骂他时朝他吐了一口痰。李大伯说这就是“地主”对农民的最严重的欺辱了。我们又问他：“那吃的呢？”李大伯一下就来劲了，他说：“哦，吃得好！天天都有肉，巴掌厚的膘。回锅肉尽管吃！”闻言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有一次晚饭后在院子里歇凉，不知怎么聊到解放的话题，海西问老人家，郫县这里解放的时候是咋个的。李大伯手往头上一挥，说：“就是95军的嘛，他们把红旗一舞就解放了嘛。”他说的是原国民党四川军阀邓锡侯部黄隐将军的95军。成都地区和平解放，就是邓和刘文辉将军向共产党投诚反戈所致。因此成都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郫县、灌县、温江，几乎没有遭受战乱的损害。但李大伯那意思还有一层：所谓解放，对他们说来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影响和感受的意思。一切还是原样，该干啥的还是干啥的。
我们虽然知道郫县的自然条件要算成都知青下去的地方最好的了，但是，连户口都变成农村户口，心里总感觉不习惯、不踏实。

大醉三日

稍微安置妥当，我们便又到杨乐家去。记不得是陪杨乐拿东西还是特地去“疗养”（杨乐的父亲是空军灌县疗养院政委）。我、莲池和杨乐在灌县的空军疗养院住了两三天就又回去了。回去那天，我们饿着肚子从疗养院骑车四十来公里，回到我们公社所在的两路口镇。
镇上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文革中就常常到这里，饭馆茶馆都非常熟。甚至几乎从郫县开始到竹瓦镇，那段时间我们到了哪里茶钱饭钱给不给都没问题。常常只要我们一进茶馆或者饭馆，就有人叫道：“学生的茶钱某某给了！”而我们只要朝堂馆幺师吆喝的方向招个手，或者拱拱手示意就行了。在永兴街上的饭馆里我们一般是付钱吃饭的，因为那是徐五爷的地盘，也算我们自己的地盘。江湖上讲究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没有钱的时候欠账也是常事。
我们来到一个当地称方师的人经营的饭馆。他这个饭馆，因为跟徐老五关系密切，加之味道做得地道，我们时常来吃，大家戏称是我们的“伙食团”。我们那天是早饭午饭一起打发。本来没有打算喝酒，方师刚刚炒了两个菜上桌，又有街上老徐的一个小兄弟胡文渊看见了我们，主动跑来陪座，说这么久没有一起了，弄点酒来喝。我们自然不好拒绝。结果，大家一高兴，不觉就喝多了。
我们是饿肚子喝酒，很容易醉。还没有下桌，我就已经酩酊糊涂了。我看见邻桌有几个年轻人好像在笑我，便趔趄着朝他们走去，指着他们骂骂咧咧。杨乐他们把我拉回去，我仍然大声嚷嚷不准别人笑。饭后，我们又到茶馆去，然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也无法行走。杨乐、莲池只好把我抬回去。后来莲池说，一路上累得他俩够呛。这醉酒的人似乎特别重。他们只有走走停停，但是，只要他们一放手，我整个人就像一团泥似地往地上掉。莲池说“丢下去啥样就啥样，一动不动的”。
我直到第三天才真正有了意识。其间我只恍惚记得我不断地呕吐和用头撞床前的那根木柱。田诚的妻子李大嫂天天给我弄米汤蛋花儿汤，端给我喝的时候她说：“好吓人哦，醉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虽说有些偶然的原因，不过跟那时心情不好当然也是很有关系的。
在这以前的有一天，我回家时，妈妈忽然问我：“你在耍女朋友？”我立即予以否认。
但是妈妈拿出了沈娟给我写的信来。妈妈在我的抽屉里看到了沈娟给我的信——那时候，孩子的隐私是不被自己的父母尊重的。也可能是父亲怕我写了什么危险的（“反动”）的东西，指使妈妈检查我的抽屉。几年后，父亲曾经亲自拿出我自初中到调回城里工作早期写的日记和一些信件，说：“你写的什么‘情’啊‘爱’啊，都没有关系，但这些话能写吗！？这就是‘思想问题’，是要出事的。”然后，父亲问我：“该不该烧了？”我当然只有任他当面把我的那些东西统统付之一炬。但是，这是使我一生都遗憾的事情。当然我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父亲。
妈妈拿着的其中有一封信里，沈娟告诉我她当了妇女队长，每天事情很多，也感到很累。同时，她叫我不要抽烟。她在信中说很讨厌她们那里的北京知青（男生）抽烟，说他们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妈妈据此问我，不是女的怎么会当妇女队长？她管你抽烟还不是女朋友？
事已至此，我不愿意再说什么，就向妈妈喊道：“哎呀，你不要管嘛！”然后，迅速离开家回到了乡下。

写于乡下的“除夕日记”

1970年春节，杨乐、莲池、海西他们都回成都过年去了。而我则因为父亲被隔离审查，青龙巷的家里没有人，独自留在乡下。后来知道，父亲因为我爸爸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属于问题很严重的审查对象。他们既自己没有自由，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和精神压力，也不愿意我再搅和进去。所以，妈妈要我“就在农村过年”。
除夕之夜，跟田诚一家共进年饭后，我在一盏昏暗的孤灯下，陷入了深深的悲愁怨恨里。我又写了一篇除夕夜的日记：

有什么可以写的呢？我此刻只是愿意高声的大呼或者号啕了。天真美妙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再不能用爆竹和迷人的嬉戏来辞旧迎新了，也没有自己骗自己的每年一次的新年打算之类，惟有的就是深刻、清晰意识到的，又是整整的一个年代去了。永远的只能是供人作为谈资的历史了，自己也又长了一岁，有了一个完整的年代的教益。
不要去回顾以往罢，那些简直使人留恋得难过。可怕啊——回想。然而骗慰、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也是使人难过和可怕的啊！常常虚构的美景，都是一次一次的使我在真真的忘掉了现实，忘掉了悠闪忽忽的油灯，忘掉了这身居的烟熏灰网满挂的茅屋，就连肚子里不时翻上来的红萝卜臭水也忘掉了的时候，猛地看到这一切，回到这一切之中来时，显得分外的狼狈……
二十年就这样的度过了，没有一刻不是在可笑的梦幻中。从贪得无厌的要求玩具的梦，到需要永远不够的时间供我在外面玩耍，再到一些幼稚的青春的胡乱想法，可是现实的无情也是命运在常给人们的东西中，给我了的唯一真实和有过的。经常都要在破碎的憧憬面前失措。
怎么办呢？再也不能想些什么了，也不敢对将来有什么美好的设想，只能对着现实发呆，叹气。站在生活的路途上彷徨，在命运的丛莽间摸索（尤如吃尽苦头的瞎子）。就是这样到老？到死吗？有什么意思呢？迷梦、希望、抱负、理想，还有真诚的信仰，可这些却永远的紧跟着目瞪口呆，摇头绝望，茫然无所措，徘徊……
就是这些渺茫的骗人、害人的东西永远充满我的生命么？再没有什么其他实在点的了么？一点也不能在这除夕之夜把它们送走么？
就这么过着，生活，我只有苦笑！懵懵懂懂的就已经成了在这世界上寻吃抢喝的混账了。父母啊，这是为的什么！

显然，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离开城市和家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回去和不回去的区别，没有想到农村和城市的区别。我们还是以为自己是可以自由地在城市跟农村之间任意生存的学生。但是，随着知青生活的第二年的到来，政府按月给知青的粮食与其他补助没有了，知青与农民的本质上的区别马上也没有了。农民、知青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都必须靠出工干活挣工分才能生存。而要想过得好一些，如果不去干那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就得老老实实地挣到足够的工分。
当然，当我把自己的现状跟我的家庭联系到一起时，激起了我更多的愁绪。不过，我更明显地感到自己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了。

失恋之痛

1970年的国庆节刚刚过了不久，一天，公社派人通知我到公社去。
到了公社，公社的施秘书表情有点怪异，但仍是一脸郑重地拿出一封信给我，并且告诉我，是“刚才来了一辆军车，两个解放军拿来喊交给你的”。
然后，老施用颇为复杂的眼神看着我。窗外，不少公社的干部也在探头探脑地张望交谈。他们认为解放军专门给我送信来是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这肯定意味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此以前，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家庭有问题的知青罢了。我那时属于“黑帮子女”。
那时候，“黑帮子女”按共产党的政策，虽然在明里说是“可以教育好的”，被“团结、改造”的对象，实际上则是备受歧视的。莲池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军校的教官，但莲池却被大队作为“入团”的积极分子“培养”；我则被告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不能作为“培养”对象。
在那段时间，一些有门路的知青，正在通过各种关系纷纷参军去了。这种情况让公社感到很尴尬。因为送人参军，历来是地方上的事情。现在这些城里来的学生，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穿上军装走了。他们很不以为然。
我后来明白，他们以为是我的“关系”到了。
我没有当着他们拆开那封信。我看见信封上的字迹了。是沈娟的！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方式送来？我敏感地感觉到事情不妙。揣上信，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往队上走。整整三里路，我强忍着没有看信。一回到我的屋里，我马上撕开信封。
果然，是沈与我分手的信！我的直觉和预感没有欺骗我。这封信有两篇纸，写了不少的字，但是我记得的仅仅是，据她说是她和我的关系被她妹妹还是弟弟告诉她父亲了，她的父亲认为她还小，不应该有男朋友。因此她只好遵父命终止我们的交往。同时，在信的末尾，她除了祝愿我“保重”啊，“好好学习”啊的话外，又似“轻描淡写”地捎带了一句，她已参军，到何处还不知道，原来的通信地址无法再联系了。
她中断了我们的往来，中断了我的“初恋”之梦。
两天后，在公社河道管理站的水闸上，我独自面向那无情的逝水，撕碎了她这封令我痛苦失望和耻辱的信。
1973年前后，我到金堂县的四川化工厂去玩耍。我有很多同学在始于70年代初的“招工”中被这个国营大厂招进去了。当时我是十分羡慕能够在这个简称川化的工厂工作的同学们的，因此我也常常到川化去玩。
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跟一群朋友到他们车间洗了澡准备回宿舍去。突然，一个人喊了声：“转妹儿！”（当时川人把退役军人不分转业、退伍、复员都统称“转业”，男性称“转哥”，女性自然就称“转妹”了。）
原来，我们迎面正走过来一群姑娘。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沈娟，虽然她的变化很大，变得又黑又胖，但是眉宇轮廓甚至神情却并没有改变。我的心“噔”的一下就紧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赶紧埋下头，没有去看她们——实际上我内心深处是不愿意她看见我！
旁边的“兄弟伙”还在津津有味地说议论着，说这是一批刚刚退伍的女兵。在川化是很招眼的。同伴们甚至知道这些人刚刚退伍的女兵的姓名和家庭情况；对谁是哪个车间的就更都是清清楚楚的，大家开心地拿她们开起了玩笑。
我的心情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是被她“抛弃”的！我的男人的自尊和遗传禀性的高傲，使我本能地选择了回避。我不可能再对她保持热情，更不可能对她有继续追求的渴望。尤其是我也刚刚体验了四年知青生活的磨难。当然，我也没有参加朋友戏谑性的神侃。
我异常罕见的沉默和怪异的表情，引起了“兄弟伙”的注意。有人问我怎么了，我忙说：“莫得事。”
晚上，侯平又问我，我跟他说，是沈娟。
侯平一直知道我们的事情，他很惊讶。第二天，侯平告诉我她在仪表车间。还问我“要不要联系”，我答以“算逑了”。
但是，一直到沈娟离开“川化”，侯平都在帮我关注着她。不过，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侯平并没有弄清楚她的去向，所以也就告诉不了我什么她的情况。我也开始淡忘和模糊了对她的印象。
不知不觉中，沈娟在我心里渐渐地只是一个模糊的梦影，就像我曾经爬过的一座山，趟过的一条河，倚靠过的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我的青涩“初恋”， 它也是我一生中跟异性交往唯一一次以我的被“抛弃”而结束的。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面对这样的经历和感受，而我却是一辈子都没有忘掉这段往事的。我不明白，我何以会至今乃至一生都绝对无法忘记这件事情。然而，令人非常遗憾和不解的是，我和沈娟的通信竟然连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我没有保留她的一个字！或许是我在失恋时把它们全都烧掉了吧？总之，我已经记不得了。
所以，它真的只是犹如一个梦，一个永远留在了我心底深处的梦。

我们是“五失”青年

我认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 也开玩笑自嘲我们是“五失”青年。
所谓被抛弃，当然是指从文革初期的“天之骄子”到成为人见人烦的知青；而“五失”青年则是因为我们那时的确是处于失学、失业、失恋、失望和失格的窘境。其中“失格”指的是我们那时除了在农村“偷鸡摸狗”外，还常常捡烟头，欠账吃饭等。
内心的失落和苦闷，经常折磨着我。对父母的思念、担心和自己前途的莫测，更是使我心里十分压抑忧愁。失恋的痛还在折磨着我，我对女人抱着极大的反感和厌恶。没有人诉说时，我把这些都写进了我的日记。

71.3.10
这一向来，所谓美丽纯洁的对异性的“爱”的感情，完全失去了她应有的一层掩饰，已经淋漓尽致地把自己赤裸裸地显露着，什么诚挚的表白，娓娓动听的声音，能够打动心弦的流露，以及那为了这神圣的东西流出的晶莹泪珠，都跟世间的“爱”成了不可相联的另一回事，只有的是每分钟都在重新产生的“钟情”和淫秽露骨的谈论……
难道世间本来就根本不存在有那种情趣高尚的“爱”吗？这活在世间的女子们就只是为了可以调剂“性”而生存的吗？这是多么卑贱鄙俗的啊！……

到批斗会上抢回蒙冤的生产队长

下乡稍久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所在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其实也有很复杂尖锐的矛盾。当然，这些矛盾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搞破坏一类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些关乎日常的派工或者自留地、自留田的远近、好坏，涉及一些实际利益的事情。我们觉得那些是琐屑小事，但农民们却看得很重。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无牵无挂，农民们却家家都有养家糊口之忧。
队里一些人对田诚的能力看不起，特别是田诚对所谓“外来户”比较关照，伤及了“本地人”的利益。所谓“外来户”即那些从条件差的山区迁徙过来的人家。那时郫县是“地少人多”，资源开始紧张匮乏，本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非常歧视和看不起这些人，以“红苕娃儿”谓之，意即这些人都是吃红苕的。这是生活在平坝地区感到跟山区不同的优越。其实，田诚对“外来户”的关照，完全是出于他的善良的本性，而且他也并没有给那些人什么特别的照顾，不过按当时农村政策一视同仁罢了。但就这样，那些本地人还是不能容忍，所以他们通过很多办法，要弄田诚下台。
那些人的机会终于等到了。一天，我们正在海西他们那边玩耍，突然李大伯颤巍巍地跑到门边，说“田诚被他们弄走了”！说着，老人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们要他慢慢说。他用身上的粗布围腰揩着泪水，才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原委。
原来，头天晚上大队的碾房失窃了大米。人们跟着撒落的米粒，跟踪到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姓周的人家门口。这个人是“地主子女”，虽然父母亲早就死了，但他们三个兄弟却要背负父亲的政治罪名。而他又是三兄弟中的老大，凡是要说他们家的事，都是拿他“是问”的。大队上认定是周家“大娃子”偷了碾子上的大米。一早就把“大娃子”抓去审问。
大队的民兵在把他捆起来一阵暴打后，让他光着膝盖跪在炭渣上“老实交代”。在威逼下，他 “招认”偷米的也有田诚。因此，大队决定在一队召开全村大会批斗地主子女“大娃子”，田诚被抓去陪斗。
听李大伯这么说，我们一下子就着急了。田诚生性老实，向来胆小本分。根本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而“大娃子”再笨，也不会偷了东西往自己家引啊。再说，即使偷东西的事情成立，“大娃子”也交代有田诚，至少也应该向田诚或者其他人问明白，怎么能说抓人就抓人呢？
二话不说，我们几个立刻直奔一队的会场。一两里路我们几分钟就赶到了。一到会场，我们就看见，“大娃子”脸青面肿地跪在台子上，田诚也耷拉着脑袋站在他旁边。台下的空地上站了好几百人。
我们冲开人群，直接跳上台去。台上大队和公社的干部还没有反应过来，也有人想来制止我们。我们不予理会。我朝大队曹书记大声斥责，说没有证据就这样乱来是犯法的。
曹书记长得獐头鼠目的，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这时他吓得直往后面退，根本不敢跟我们搭话。既然无人出来说什么，我们把田诚弄起就走了。剩下那些干部在台上傻傻地看着，而台下的群众却莫名其妙。总之，我们把田诚弄走，也就把他们的会冲散了。
田诚当然没有参加什么偷窃的事情。他在人家抓他走的时候，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到了会场，才晓得是那么回事。安慰了田诚一家，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便在“越南南方”的茅棚里玩耍。
晚饭后，我跟海西下“五子棋”。尿胀了我就出去到竹林边撒尿。刚刚掏出那玩意儿来，突然听见一声喝叫：“不准动！回去！”透过竹林，隐约一支枪口正对着我，一个披着雨衣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那里。我一惊，尿也没有了。跑回屋里，告诉大家“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根本没有跟白天的事情联系起来，都奇怪会是什么事情呢。
不大一会儿，听见有不少人的脚步声走进了我们的院子。曹书记带着公社武装部的部长易耘、县革委会的常委林兵原一帮人来了。原来，白天我们冲了大队的会场后，有人向县里报告，说我们持枪滋事，还打伤了人。县里派林兵原率县中队的来处理。因为报告说我们有枪，解放军还按照正式的“战斗任务”进行了布置。部队确实是包围了我们的院子。没有立即行动是在等候大队干部。
我们一听，不禁大怒。我告诉林兵原和易耘，我们没有打任何人，没有枪，也就更没有放过枪！我们也把大队随便抓人的事情说了，并当面指斥大队的人胡来乱搞，谎报“军情”惊动县里。听我们说后，县里和公社的干部确认我们所说属实，当面批评了大队那些人谎报情况的做法。
这件事以后不久，田诚就没有再当队长了。但是，方圆几里的范围里，我们的名气却陡然大增。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人不敢再对我们怎么样，就连附近乡里的蟊贼惯偷，也十分惧怕我们。我们有时离开几天十来天的，从来都不用锁门。因为没有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盖了自己的房子后，有一次我要回成都去。离开前，专门把几个名声昭著的惯偷叫到我这里。我站在我的厨房门口，那几人站在屋前的空地上。我认真地向他们说，他们应该负责我房间里所有东西的安全，任何时候若有遗失，就都算在他们头上。后果是我将不仅要把他们的房子“车三转”，还要把“膀膀儿”给他们“下了”。那几个家伙都满口答应，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果然，我在那里几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丢失过任何东西。
当然，我们对生活困难的农民是同情的。我们的米柜，常常还是比较充盈的。家庭困难的农民常常到我们那里“借米”。 我们不在的时候，农民们甚至可以自己到我们的米柜拿，只需要他们留个借条就是了。一直到我离开那里，我们相邻的三队一个姓刘的都还欠我一百多斤大米。而那个姓周的“大娃子”则是每年都要在我们那里拿许多次粮食。

在书里找自己的世界

第二年很快就要到了。国家拨给我们修房子的钱，生产队挪作他用了，一时间房子修不成，队上的矛盾却日益见深了。为了避免人说闲话，大春过后，我们搬到了队里一个木匠刘华的家里暂住
刘华算队上的“能人”。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外揽活，比只能在家干农活的一般农户的收入要多许多。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我们生产队最好的。他家也是本地人，叔侄几家都在一个村，也算队上有些势力的。
刘华家的房子是正经的瓦房。虽然我们仍然只有一间房子，但比起“越南南方”的茅棚还是有天壤之别。做饭我们就借刘华家的厨房。
不过，我们和海西他们几乎从来就是一起开伙的。因此，也时常到他们那边去。当然，再怎么要好的朋友，如果天天要为油盐柴米这些琐事搅和，都会发生不愉快的。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面前，人的弱点和差异就会暴露出来。对这些问题，我知道不能简单地用是或者非来解释。甚至谁对谁非也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和判断。我时常思考着这些人生中的问题。对友谊的忠诚，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至少那时是放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的。知青的生活和年龄的增长，催化着我们之间这些分歧和矛盾。好在我、莲池和杨乐几乎完全没有这些矛盾。
莲池有一天早上起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我在成都文化宫大门被绑着“示众”。而这正是因为我的口无遮拦所致！他说我胸前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我问他，“那我是啥样子呢？”莲池说：“视死如归的样子嘛！”事实上，我一生为我的这种性格吃了许多的亏。我自己也为我这事苦恼。但天性使然，却是难以改变的。
我、杨乐都没有什么心眼，家里给多少钱都全部拿出来大家用。莲池家里拿的钱少些，但也是如数用在大家的伙食上的。
刘华的老婆培花也对我们很好。培花娘家是海西他们六队的。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何家八姊妹的老大。刘华时常外出干活，家里的农活家务，喂猪养鸡，还要带几个孩子，统统都是培花包揽。我觉得农村的妇女真是太不简单了。只是实在太辛苦了。就这样，这位大嫂还是对我们十分关照，经常帮我们做饭。有时我一个人，她就叫我跟他们一起吃。
这时，沈娟因为参军已经跟我中断了关系。莲池、海西常常回成都，我却因为“无家可归”而只能独自呆在乡间。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感到很郁闷苦恼。
农活是不想做的，晚上和上午通常是躺在床上看书，甚至把原来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数学几何题拿出来做。下午则用从学校带来的杠铃、哑铃进行锻炼。我人很瘦，总想把自己练得浑身肌肉，成为所谓的“肌肉小伙子”。 看见我天天整得一身大汗，农家小伙甚为不解，他们问我，弄那么累，何以不多做点活路。我当然无法跟他们解释清楚。
我喜欢看书，倒不是刻意对知识的渴求。实际上这是从小学时期就养成了的习惯。那时妈妈给我办了川大图书馆的借书证。我每个礼拜都要到图书馆借书。平时在家也没有人管我，也没有更多的其他文娱活动。因此，书籍成为了我最亲密的陪伴。看那些书，我认为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增加了我的知识面。里面的许多有趣的故事是那样吸引人和感动人。我什么书都看，也常常因为受到那些书的影响，不自觉地流露和表现对书中人物的崇拜、模仿，被老师和父亲批评过。
我的小学班主任贺老师，曾经当着全班同学，说我不把心思用到学习上，而是没完没了地读那些对我“影响不好”的书。其实，我那时看的《雾都孤儿》《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80天环游地球》一类的书，都属于比较正面的。而且大多是科普范畴的。不像后来我读初中时，就开始热衷于那些谈情说爱的小说。特别喜欢悲剧色彩的，或者愤世嫉俗的。巴金先生的《家》《春》《秋》，郁达夫先生的自传体小说我都经常读得如痴入醉，常常还沉溺在那书中时空里无法回到现实中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不过，有趣的是，我和几个好友那时都喜欢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书中的“布拉斯”是个油头滑脑的坏小子。但却混得非常自在。后来看见金庸先生的《鹿鼎记》，我相信金先生也是受了那本书影响的。我中学的好友施坤不大看书，但看这本书却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他竟然反复看了三遍。他告诉我的心得是“看见汽车的轮子，已经不是轮子了，而是‘钱’在那里转”！那时已经开始文革了。事实上，施坤也在不久后卖了一支卡宾枪给别人，就冒充的是我的名字。后来造反派组织调查这件事，因为买方所述的人的相貌、身段、语气都跟我全然对不上号，人家才认定不是我。
到了农村，年龄也长大了一些。看书时除了爱情，也能够体会到人生、社会等更广大范围的事情了。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是我那时比较喜欢的。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但我真正有内心共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罪与罚》差不多被我当成了那些阴郁日子里的《圣经》。单调枯燥、孤独的我，人虽然在郫县的乡村里，心却跨越了时空。那时我经常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我看书不仅仅是消磨时光，而是从书里如饥似渴地吸吮我所需要支持我生存的营养。或者，在那样的情况下，出于无奈，我只好用看书来回避现实。
因为我经常有这么一段“闭门不出”的生活，老郎、忠德喻我“孤独得像一只狼”。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在那些天，我仿佛与世隔绝了。连天天见面的人我看见了也不知道招呼。有人甚至怀疑我的神经有问题！其实，这是我的人和思想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造成的。我在思维的惯性下，有时迟迟不能回到现实中来。我常常也把我读的书和对现实的感受记录下来。我那时几乎一直记笔记，遗憾的是，我鲜有对每天经历的事情的记述，而更多的是记录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71.7.19
寂寞清静的生活，更使人产生无限的愁思。心的惆怅，简直到了一种不能忍受的地步，好在还常常地有人来，不然我真不知要怎样了。
是我自己热烈的渴求这种孤独的生活的，完全不能丝毫的责怪别人。而当这种生活的清谈、无聊及种种孤僻生活的不方便和缺点比往日扩大十倍地出现了，竟使得我再不认为所谓“清心寡欲”的日子还是人过的。人总还应该“合群”的，虽然有时相互彼此影响，妨扰太厉害了些。
生性既非如此，何必强作呢？这短暂的生命，其实是应该让他每分钟都过得惬意，愉快，哪怕是枉自虚度。

一个外来户的故事

郫县这里的农民，对所谓的“外来户”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因此，在这两个不同群体的人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总的说来，“外来户”们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在我们队上的“外来户”里，大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就是所谓的“地主子女”。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以及如何来到我们这个队落户的，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但是我想，我都要从条件艰苦的邛崃山区设法转到郫县来，他们要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而问题是我们这里的本地人难以接纳这些来与他们分享资源的人。本来就受歧视、排斥的这些外来户们，偏偏又大都出身不好。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干活派工，分自留地，盖房都是在农村生活避免不了的事情。有些是天天都会遇上的，有些则是关乎一辈子的事。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外来户们都受到或明或暗程度不同的压制。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邻里纠纷也是这些外来户吃亏。他们活得很憋屈。
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相对于本地人，又多少有些文化。尤其是他们能够对眼前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进行分析思考。因此，他们的内心非常苦恼。
一天，因为下雨，队上收早工。一位姓王的到我那里来借书，于是我留他一起吃饭。正好那天刘华买了几条鲫鱼送我，我们做了个葱烧鱼，又炒了些黄豆；培花嫂子还给我们做了一锅菜汤。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抽烟，一边摆龙门阵。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不仅使我对他们这些外来户有了真正的了解。更让我看到了什么是人世间的坎坷不平，知道了什么是希望破灭了的绝望。也懂得了人为了生存必须学会忍受和坚持。
他的老家在什邡县的山区。家里是富农，父亲和一些家人在共产党搞的土改中被镇压了。他排行老四，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四”。
不过，家境的巨变居然没有影响王老四的学业。后来他进了县城的中学里读书。初中毕业后，他考进了重庆的一所中专。好像是跟水利还是地质有关的专业。无论学业如何，他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新生的共和国蓬勃的建设和崭新的社会风气感染下，选择了与时代同步共进的道路。他认为自己的未来是跟正在兴起的新的中国一样有无比辉煌的前程。他忘掉了自己的家庭，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因为突出的学习和积极向上的表现，他甚至加入了共产党的“后备军”共青团。
在去涪陵实习的期间，王老四跟同窗几年的一个姑娘相爱了。归途上，在滚滚长江的轮船上，他们袒露了对对方的倾慕。他们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他相信自己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他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然而，命运无情的捉弄，不久后就把王老四的一切都打得粉碎。
毕业后，王老四被分配到了涪陵地区水利局系统的一个县里的电站，他的女朋友分到了贵州。他们的爱情飞鸿，后来成了他噩梦前最后的美好回忆。
“反右”运动开始后，王老四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慎言谨行，一切都依组织上的安排布置做。该写文章写文章，该批判谁批判谁。就连给女友的情书，内容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没有情意缠绵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话了。他以为一切可以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看起来那场政治运动就要结束了的时候，灾难降到了王老四的头上。因为他们单位的“右派分子”没有达到上面规定的数额，领导上决定拿他这个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的“知识分子”凑数。他成了他们系统最后一个“右派”！愕然之下，他找了所有的领导申辩。但这使事情更糟，本来他仅仅是凑数的，虽然“团籍”肯定是要被开除的，但应该还可以保留公职。可他的这种态度，让领导上觉得他属于顽固嚣张的“右派分子”。苦于实在凑不出他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够送去“法办”。因此，在无数次的批斗后，他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送原籍。
更要命的是，王老四的女友无法接受这些事实，跟他划清界线一刀两断了！他囿于家庭和自己的政治问题，抑或是忠于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从此再未谈婚娶之事。
这种落差，使王老四几乎想用结束生命来结束一切。他感到万念俱焚。那年他也不过20来岁！
被遣送回原籍后，家早就衰败不堪。家里原来还可以靠他寄点钱作为帮补，现在他也成了靠种庄稼为生的农民，无疑更加重了这个家的负担。他回到乡下不久，就开始了可怕的“灾荒年”。他母亲和其他姊妹都没有熬过来。六姊妹只剩下两个弟弟了。但作为家里活下来的兄长，他不能不承担起对两个弟弟的责任。
王老四知道，如果还在什邡山上，他们兄弟不是都要饿死，也要面临非常巨大的困难。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保证他们兄弟度过难关。这时，他想起了一个嫁到郫县的隔房姑妈。这个姑妈见他们可怜，设法把他们迁移到了郫县落户。
说这些的时候，王老四时而激昂，时而热情，时而又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眶里不时泛着泪光。不知不觉中，我们喝了两斤多白酒！从中午到傍晚，我们竟然谈了五六个小时。
此时的王老四，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对襟衣服，粗糙的手中不断裹着自己种的烟叶，房间里满是烟雾，散发着刺鼻的味道。也就四十出头的他，满脸刀刻似的皱纹却写尽了沧桑。我完全已经看不出眼前这个人昔时在万里长江的轮船上曾经的意气风发。
我被他的故事打动了。几个小时里，我陪着他在往事中寻觅，在现实中伤感。我想，以前在小说里看见的故事，怎么会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面前这个人身上呢？这个文化比我还高的人，怎么能够完全蜕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了呢？
那天晚上，我久久无法入睡。我不禁诅咒这个世界，哀叹我们的人生。对所谓本地人对这些外来户的歧视，我更是从心底里反感厌恶。

“河那边”的女知青

那年初夏，我们跟一河之隔的女知青有了接触，杨乐和我都有了女朋友。
有一次，我们跟着放坝坝电影（即露天电影。那时农村都是由县里的放映队到各个大队放电影）的到河那边的友爱公社看电影。那年月文化活动的严重匮乏，使农民们把看这些翻来覆去放的电影当作过节一般。我们知青也不能脱俗。为摆脱农村生活的寂寞与单调，我们也常常跟着放映队各个大队跑。
此前，我们有一天看见我们林盘外的小路上，有两个城里的姑娘路过。农民告诉我们，那是“河那边”的知青。所谓“河那边”指的是友爱公社，也就是著名的汉代大文豪杨雄的故里。我们的“永兴”与“友爱”隔着一条走马河。离我们一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河道管理站，管理站旁边有座水闸，是钢和水泥的建筑。那水闸共有三道闸门，把上游的走马河分成了两条小河，调节着通向下游成都的河水。启动闸门的钢铰链在一个几米高的水泥平台上。
刚到那里时，我们站在上面，看着蜿蜒过来的河水，甚为激动亢奋。站在那里引吭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我们觉得在那里有到了“伏尔加河”的感觉。我们在那上面大声地唱什么，农民们当然弄不明白。其实，我们看见的水面和河道，就是我们生产队的最偏远的“全家河坝”。那里虽然是早年的河床，曾经荒芜几无人迹，长满芦苇野草。但此刻已经被开垦成为农田。也有农家的院舍林盘，完全一片川西平原的田园景色。所谓有“伏尔加河”的感觉，显然不过是“景由心生”而已。平台下面有一条水泥路，既是水闸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到友爱的通道。
我们随当地人，不叫那里是管理站，而简称“水闸”。因为算是“交通要道”，那里也慢慢聚起了人气。在管理站大门的对面，当地人开了一个小卖店和理发店。那是离我们生产队最近的小卖店。我们也常常到那里买烟买煤油什么的。友爱那边的人如果从成都坐车回去，只能到我们永兴下车，然后经过我们这里从水闸过去。
那天去看电影，我们一下子就看见了那几个“河那边”的女知青。那时候城里的女孩子跟农村的大姑娘穿着、气质上的区别非常大，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银幕上放的是什么片子，我们都无心去看了。几句搭讪，我们就跟那些女孩子认识了。没等电影放完，海西或者是我，就说“莫得啥看头，不如到你们那儿去耍”。姑娘们似乎也没有顾忌和犹豫，她们马上就答应了。
我们随着她们到了她们住的地方。四个姑娘中，有两个是姊妹，姓郑；另外两个是同学，一个叫李晋蓉，一个叫蒋萍。没有想到，李成为了我在下乡期间唯一的女友。我们交往了一年多。
我们到的是李晋蓉她们的住地。大家都说没吃晚饭，于是就动手做饭。
郑大姐比我们要大点，她很主动，很快就主导了我们的会面。她的妹妹莉娜身材苗条颀长，性格似胆小而娇弱。杨乐大为倾心。他涎着脸频频跟莉娜套近乎。李和蒋则老老实实在厨房做饭。郑大姐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笑着说，早就晓得我们几个人了。我们闻言不禁有些诧异。她告诉我们，她们跟我们那边的人早有来往，不过听说我们几个有点骄傲，不好打交道。
原来，我们邻队的中宇、老郎他们早就过河寻美了。几个月前，他们之间就来来往往许多次。中宇他们甚至还特地去帮几个女孩子收割自留地的庄稼。接触中，自然也曾经以我们为话题。大姐好像还知道我们几个人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爱好。我们为她们竟然晓得我们感到既高兴又奇怪。后来，当杨乐跟莉娜有了“朋友”关系后，我们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应该是女孩子的禀性使然。其实，她们愿意甚至有意跟我们交往！
第二天，她们就回访了我们。
青年男女，同为身处穷乡僻壤，话题简直就像打开的水龙头。杨乐有心，而莉娜姊妹却更有心。所以他跟莉娜的交往热络的速度快得惊人。我跟李的交往，说是源于她的主动可能准确些。
李晋蓉相貌一般，身段较胖，中等个头。不过她性格很有女人的温柔体贴味。说话时，永远是“轻言细语”的，从来也不会高声嚷嚷。而她的眼睛里总是透着善意，让人感到可以信赖和能够从她那里得到关爱。一开始，我对她并没有“感觉”。当然，也一点不反感。
一次她们到我们这里玩了一阵后，郑家姊妹说有事要先走，特别叮嘱我，晚饭后一定要我送晋蓉回去。一听这话，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了。我因为刚刚被沈娟抛弃，正在失恋的阴影中，有“新欢”“艳遇”于此时的我是一种及时的慰籍。朋友们也鼓励我“不能放过机会哦”。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郑大姐的安排。
我跟李在黑夜中，走在乡间的田间小道上，周围的农舍都已经沉寂，只有走马河的流水哗哗的流淌声。因为夜空中有淡淡的月光，我们没有带手电筒。走过水闸的时候，冷不防一个黑影突然从角落的黑暗中蹿出。我们都吓了一跳，晋蓉一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身子也随之靠紧了我。我的手下意识地搂住了她的肩。待我们细看，原来是一个老妇人在那里小解，我们路过那里，其实是让她受到干扰惊吓，所以她匆忙地跑掉了。
一路上，我和晋蓉都没有再说话。但我感到了沉默中彼此内心的不平静。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单独跟女孩子这样一起呆过，更没有哪个女孩子这样紧紧地依偎过我。然而，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尽管我有少年冲动的本能，那时间心也跳得怦怦的，但我完全能够把握自己的行为。
到了晋蓉的住地，在院子外竹林边的一棵麻柳树下，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她却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埋着头无语。我又说了一句“那我走了”。片刻，她仰起头，凝眸注视着我。那眼神中写着企盼和疑惑。我突然发觉我竟然不敢面对她的目光。我轻轻地嘘了口气，抬起头，看看寂静的夜空。转过脸来对她说：“好了，我回去了。”
我没有回头看她。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翻腾着很多想法。但我眼前浮现的总是沈的影子，我还无法用晋蓉来代替沈。回去后，我照例向朋友“交代”。莲池、杨乐他们打趣我，我笑以“坐怀不乱”答复。
杨乐跟莉娜已经火热，十几天的时间里，他们似乎已经基本确定了“朋友”的关系。莉娜主动提出要到杨乐家去见见杨乐的父母。杨乐带她去了。回到乡下，莉娜姊妹再来我们这里时，已经不回避杨乐跟莉娜的关系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坚决地反对杨乐跟莉娜的交往。我们认为她们姊妹的动机和做法都有问题。
那年年底，杨乐就参军了。杨乐走的那天，海西与莉娜到成都去送他。那天下半夜，快要天亮的时候，海西才回来。我跟莲池尚在睡意朦胧中，只听见海西喃喃自语地说着“潮湿的嘴唇”，还不停地喟叹着。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怎么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后来，他忍不住告诉了我们，他和莉娜昨天晚上发生了“风流韵事”。我们不能判断是海西还是莉娜主动，因为海西是个美男子，我们平时就说他“小白脸”，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他也愿意以此搞点“沾花惹草”的事情。但看见海西那副模样，我相信这个“小白脸”还是“初尝禁果”。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连斥海西“朋友妻，不可欺哦”，而且说目前可以用“破坏军婚”的罪名追究他了。海西却说，那婆娘靠不住，真的是她主动“勾引”的。我们对海西的说法半信半疑，但已经相信是莉娜 “水性杨花”，对杨乐不忠实了。大家决定要劝杨乐终止跟莉娜的来往。
后来，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又是到郑氏姐妹家里考察，又是与大姐交流沟通。还写了许多信，告诉杨乐郑家小姐不能跟他耍朋友。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说莉娜跟海西的事情。川人俗话说“十个说客，抵不过一个‘掇客’”。我们几个一起反对，莉娜和杨乐的事终于告吹了。

并未真正谈的“恋爱”被我中止

我和晋蓉的事情发展得就慢多了。但是，她到我们这边来的次数越来越多。队上的农民都知道，说“‘知哥’在跟‘知妹’耍朋友”。我们的新队长“朱倌儿”和他老婆都大嫂都拿这事跟我开玩笑。有一次晋蓉来，我们俩在房间里摆谈。忽然我听见屋后有悉悉索索的响声，我吼了一声：“哪个！”只听得一阵哄笑中几个人撒腿而去，是队上的小青年在听壁角。
晋蓉老是要我送她回去，连她们队上的农民也晓得她男朋友是永兴公社的了。一天，她提出来要我上她们家去。原来，她已经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的父母了。
晋蓉的父亲也是山西人，南下干部。文革前是成都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那时“三结合”后是成都龙泉驿区的革委会副主任。她家里有一个从小智障的弟弟。我要去她家以前，她反复向我说起她的弟弟，既怕我嫌弃，更希望我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其实，我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我跟她的关系都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又如何能想到她的弟弟呢？在朋友们眼里，我跟晋蓉好，对我则是件好事。毕竟她父亲算是有权势的人，我跟她真的好上了，何愁被困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
晋蓉的妈妈好像是个家庭妇女，除了倒水看茶，她没有什么话。而晋蓉的父亲，一副“焦裕禄”像，衣着朴实，不苟言笑。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就去忙他的事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逗她的弟弟。但一个什么都不能自理的娃娃，也没有什么可以逗的乐趣。不过，我看晋蓉对弟弟却很有感情，丝毫没有嫌弃厌烦，而是疼爱有加。我心里想，晋蓉是个心地善良的女性。
一年多后，1971年，郫县开始陆续有城里的工厂单位来招工了。晋蓉被在郫县唐昌镇的四川低压电器厂招工招去了。我们大队就吕某一人因为揭发徐老五有功，成为我们从邛崃转过来的20中知青中间唯一一个招进那家工厂的。后来，又有几个出身好或者被认为表现好的被招到公社或县里的学校教书。我和莲池、海西等却仍然留在农村。
不过，晋蓉没有因此而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回乡下。虽然她回来都是住她原来的生产队，那时蒋和郑氏姐妹都还在农村。但每周她来回却都是我骑自行车去20多里的唐昌接送。
我们同乘一辆自行车，她不像别人都是坐在后面，而每次都要横坐在我前面的车杠上。有好几次，我的双臂把她拥在怀里时，她那青春的体香沁入我的鼻孔，头发随风轻拂着我的面庞，我也曾心神难定。我要努力才能把握住自己。
几个月后，一天当我们在成都人民公园游玩时。晋蓉突然说要给我说件事情，表情挺神秘庄重的。我们那会儿正沿着公园的湖边漫步。一边是掩着防空洞的假山，一边是垂柳依依环绕游船泛波的湖水。
我让她说。
她放缓脚步，转身看着湖面。说道，她原来有个同学——当然是男生，现在武汉的空军部队当兵，通过他姐姐找到她，希望跟他耍朋友。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开始没有理会，现在这个男生的姐姐又来问她了。我问她给我说这事是什么意思。晋蓉说，需要我明确我们俩的关系。只要我肯定了跟她的关系，她就可以拒绝那个男生。
我一听就很不高兴，随口就说“无所谓”，并说应该由她自己决定。见我不高兴，她赶紧又说，她家里对她跟我好没有意见。特别是她妹妹和妈妈对我印象很好。她之所以跟我说这事，一是我们这样老不确定关系不好，二是她希望我表明我对她的态度。
听了她的这些话，我心里很复杂。我们认识交往这么长时间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她是我的女朋友，但朋友们都认为我们是在耍朋友。这是由于一来是我不是很喜欢她这种类型的女孩子，而现在她已经进了工厂，我还在农村；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安排工作，而我的父亲们都还处于被审查的境地。我们之间这些情况是有差距的！再则是沈娟对我的背弃，虽说有我们接触时间不多，有点基于“一见钟情”的性质，但男人的自尊心却使我无法忘却我所受到的伤痛。我心里的创伤还没有愈合。跟眼前这个姑娘的交往，或许本身也就是为了冲淡对沈娟的记忆。而且，我家里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个晋蓉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些呢？我认为那些靠父母和出身好去参军或者进城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优秀。我对他们曾经有过的羡慕早就已经异变为仇恨和憎恶了。况且，在男女之间的问题上，这种世俗老套的“选择”标准和方式使我非常反感。杨乐和莉娜，不就是莉娜看上杨乐的家庭了么。
我选择了矜持，我认为自己不能“表态”。
那天，我们在沉默中分了手。
回到乡下，我周末没有去唐昌接她。过了几天，郑大姐来我这里。乘我一人在厨房做饭，她跑进来不停地说道：李晋蓉是个贤妻良母，哪个要是找到她，会一辈子享福的。我用沉默和回避来作为回答。
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姐过来约我一起去安德赶场。路上，她问我为什么不跟晋蓉耍了（川人都把谈恋爱称作“耍朋友”）。
我觉得说多了没什么意思，而且也不好涉及莉娜跟杨乐的事来说明我的想法。就以晋蓉伤了我的自尊心为由，说我不能容忍晋蓉竟然问我那样的问题。大姐说：“别个就是问一下嘛，有啥子呢？”
我说：“她问都不该问……要跟我耍就跟我耍，还在考虑另外的人。我不能接受！”
其实，我说这些也并非都是气话。我自己实际上是很传统的。我认为，谈朋友是不能“脚踏两只船”的。那时虽然有所谓“广泛接触，重点培养，择优录取”的说法。但我自己却是不能那样做的。我真的很计较晋蓉以那种方式来逼我表态。
郑大姐叹息不已，不断地说，你不懂女人，太看重男人的面子了。甚至还说，你二天要后悔的。
听了郑大姐的这番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者是她说得对，晋蓉作为女人，是应该对事情的发展有所顾虑。她也的确是属于贤妻良母类型的女人，对我也是真心的。但我们家庭情况的差异，我自己的处境，以及我在这些因素下的自尊本能，无法让我面临她给我的“选择”。我绝对不能让别人认为我跟晋蓉交朋友，是企图沾她父亲的光。我跟大姐说，算了，我跟她结束了。
我知道，郑大姐来跟我说这事，不完全是出于热心肠管闲事，显然是代表包括晋蓉在内的她们大家的意见。
杨乐和莉娜究竟是何时中断联系的，我不太清楚。总之，我和他的这段恋爱都以告吹而收场。

工地比武让我挣成“全劳力”

进入下乡的第二年，我们开始正面所有的问题了。从出工干活到该盖房煮饭。大概就在杨乐参军前后，我跟莲池参加了生产队的“岁修”劳动。
成都平原靠都江堰的水利，千百年来的农业耕作已经把这块广袤的土地变成了沃土良田，富庶自足。整个成都平原水利发达，黑黝黝的大地河渠密布，纵横交错。但是，祖先们留下一个成法，就是每一年都要对这些养育我们的河渠进行修整，疏通河道。这就是“岁修”。“岁修”主要的事情是淘淤泥筑堤坝。那时，已经提出“建设‘条田机耕’新农村”的口号。因此，在传统的“岁修”时，挖沟开渠也是主要的工作。
在农村，对这项工作从上到下都是非常认真的。国家要拨款，派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勘测指导。而每个公社都要成立“岁修”指挥部。人是每个生产队派工。在工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干活开饭。路程远的还要在工地搭棚住宿。
那时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城乡万事都还是要“突出政治”。整个“岁修”的工地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成天都是高亢的革命歌曲和充满“毛主席语录”的批判文章。参加“岁修”基本上都是男人。所以我跟莲池也被生产队派去了。但那确实是个能多挣工分的活。于我们来说，也免去了自己做饭的麻烦。因此，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
一连几天，我们都是重复着挖土方的劳动。虽说那时说是“农业学大寨”，但我看大家都仍然采取“计件”的办法计工酬。公社对大队，大队对生产队，生产队对社员，一律是干多少活算多少钱。
我们比较吃亏。因为我们的工分定得低，跟大家一样干一天，一点都没少干，却只有8分工。
“岁修”的劳动和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早上一清早就要跑几里路到工地上去。而一起开的伙食却非常差。基本上每天都是“白水菜”和米饭，要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我有时打的嗝儿都是萝卜味儿。
干活时是三人一组，一个挖土两个挑土。虽然距离不远，但每天肩挑百斤左右的土，来来回回疾走一两百趟，确实也是甚为艰巨的。农民们在干活的时候为什么老是要讲那么多的下流猥亵的“龙门阵”，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劳乏的。这种习惯，在农村非常普遍，不论男女皆是如此。
那时宣传计划生育，农民竟然说：“毛主席管得太宽了，连屄事都要管！”而且还有诸如“出工不说屄，太阳不落西”的说法。我在这种时候只好沉默。偶尔，玩笑开得太过了，农村的大姐会提醒一句，注意到哦，人家这儿还有“童子”哈。
有一天，在干活时，大家都说红旗大队有个张“闷墩”（川语，闷头做事少言寡语的人）是我们公社跑得最快的。我读书时特别喜欢体育，田径项目无论跑跳都是强项。莲池随口说了句，可能莫得“王总”（我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同学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跑得快哦。听莲池这么说，有好事的就鼓撺我跟张“闷墩”比比。我哪里把个乡下农民放在眼里，马上就应允了。
消息传开，整个工地都有点沸腾了。大家找了块稍微平坦的农田，大概有十来亩大小。因为是冬天，那田里没有庄稼，当作跑道，虽不正规，也算凑合。比赛就决定在那里进行。
张“闷墩”三十来岁，结实得有点彪悍的感觉。他看我不过二十出头，人长得又瘦，一副病泱泱的样子，似乎甚为不屑。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过脚腕高的短统雨靴，他穿的却是一双解放鞋。我于是想找人也换双鞋。
但这个“闷墩”却并不“闷”。他没等我换鞋，作一副大咧咧的“撇脱”（川语“干脆”之意）状，拉起我的手，指着大约距离七八十米的第三块田田埂上一面红旗说，喊“一二三”我们就跑哈。我只得答道“好嘛”。 没想到我话音刚落，张“闷墩”大手一甩，就已经跑了出去。我本来还在等他的口令，他竟然如此奸猾诡诈，居然把告诉我规矩当作喊起跑令。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跑出去好几步了。我只能快步跟上。可能二十多米的地方，我追上了他。由于鞋的原因，我跑起来很费劲。结果，到那面红旗时，我仅仅比他快了两三步。我们奔跑的过程中，围看的人们欢呼不已。当我气喘嘘嘘地往回走时，张“闷墩”说：“不算，‘三打二胜’！再来一盘！”他脸涨得通红地用衣服擦着脸站在田埂上。
我没有理他，而是在农民们的喝彩声中，回到了我们生产队的工地上。我笑着说，要是我换双鞋子，跑得更快。农民们的赞扬弄得我有点飘飘然。我指着我们刚刚挖好的一条五米来宽的沟说，我可以跳过去。这下，人们又兴奋起来。许多人高叫着：“快来看，知青娃娃要跳河沟了！”也有许多人表示非常怀疑，他们觉得我肯定跳不过去。
我找人换了双胶鞋，选了个比较硬实的地方，助跑了十几步，轻松地一跃而过。顿时，一片欢叫和掌声。年轻的小伙子啧啧感叹，年龄大些的则都有些不可思议的样子。我们队上的都觉得我为永丰大队争了光，很感骄傲。中午吃饭时，有人弄了些酒，大家将就用“土巴碗”和我碰杯，我好像是英雄一般。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个叫“华狗儿”的小伙，本就因田诚的关系跟我们不合，加上他性格内向又天性自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些东西又不要力气，要有力气做活路才是真的。”
他是所谓的全劳力，每天是十分工的。我到了工地上，每天挖的土或者挑的土，一点都不比他少，本来心里就不平。听他这样说，很不高兴。我应道：“我也没有少做哈。”“那你说啥子是凭力气呢？”
不晓得是哪个说“比摔跤噻”，农村的人把摔跤看得重，他们认为男人有没有力量，打架摔跤是比干农活还厉害的本事。我一时豪气上涌，说：“可以啊，哪个来试试？”
先是一个叫康墩儿的小伙出来了。康墩儿是生产队会计马师爷的大儿子，长得虎背熊腰，平时就都知道他蛮力气很大。不过人很老实笨拙，平常跟我关系倒是不错。
没想到我与他交手，居然不到两秒钟，我一个袢子他就应声倒地。起来后，康墩儿憨憨地笑着，脸上又是羞愧又是敬佩。我猛然明白，他们除了使力气，并不懂如何使用技术和巧力。我信心大增，向大家说，一个人给我打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要来就两个一起上。说这话时，我的眼光有意无意地瞥了华狗儿一眼。（图为作者当年）
华狗儿憋不住了，他喊康墩儿再跟他一起上。华狗儿比康墩儿的个子还要高一些，也是膀大腰粗的。
动手时，康墩儿或许是有些怯意，缩手缩脚地不敢上前。我也有意把注意力放在华狗儿身上。我和华狗儿抱成一团，当身体贴紧时，我右手扼住他的颈项，右脚往他身后用力一跘，手上的力和脚下的力相反，扑通一声，他已经仰身倒下。我横着身子用胳膊肘死死地压着他的脖子；这时康墩儿却从我的左面扑来。他想把我从华狗儿身上拉起来。我顺势用左手搂住他的脖子，一用力，他就被扭翻在地了。这样，我一只手压住一个人。好一阵，他们左右翻滚都没见效。康墩儿先认输了，说：“不行了，放开，我要起来了！”我松开左手，康墩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狗日的王总太凶了！”华狗儿躺在下面没有吭声，但是我主动放开了手。从大家的叫声中，我知道人们都承认我赢了。
这天以后，队上的人都对我另眼相看了。“岁修”结束后，我被生产队评为了全劳力，不再跟妇女一样了。

有了自己的新居

那年秋收后，队里给我们盖了房子。因为那时郫县一带对自留地和宅基地都实行“生不加死不退”的政策。杨乐虽走了，房子却仍然由我和莲池两人享用，自留地也仍然保留我们三个人的——三分地。
为了选地盖房，队上的人意见不一。新任队长“朱倌儿”想我们的房子盖在他家附近。田诚他们又希望能够在他们那些人的地盘上。我想最好是谁也不招惹，于是，我选了一块地势稍高，比较干燥的地方。没想到刘华又出来反对。
其实这块地就在刘华家的屋后，紧挨着马师爷家。刘华说：“要不得，那是块‘阴山’。”他神情严肃地说，那里上下埋有三层坟冢。
我的想法不同，一是那里背靠我们队上最大的林盘和队上的仓库，我每天到库房拿取柴火很方便。我们跟农民不同，不需要自己拾掇以待一年的麦秆、谷草、油菜秆等薪料，而是随时按需要到队上的库房拿就是了。二则因为那里左面是马师爷家，后面是刘华家。视野开阔，跟农民住家有合有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看重那里地势高和干燥。我给刘华说，我不怕“阴气”，我们的阳气重。还援引聊斋说：“若有男鬼，当举杯同饮；若有女鬼，则拥衾共眠。”说完哈哈大笑。
刘华听我这话，有点瞠目结舌。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后来摇着头，露出他那一嘴被叶子烟熏得焦黄的牙，干笑着讪讪而去。
果然，在平地盖房时，我们的屋基挖出了不少坟茔。最后，因为太多，只好将就不去动了。因此，我们的厨房门口的屋檐下阶砌处，横卧着一副棺材盖十分显眼；而我们的一间住房地面下，挖出了两三个棺木，就地用土掩埋了事。我们的方桌凳子，也都是用挖出来的棺材木板做的。其实那些木料木质都很好，做好的家具还散发出木头的香味。据说，这些应该是大跃进时的棺木。
我们的新居是按老式农村民居修的。屋架是木隼穿斗结构，屋顶是麦草，正面是上窗下壁。都是木头的。侧面和后面，则用的是木框架中间的竹编墙，墙的里外两面都抹上了加了秸秆的泥巴。而室内部分，又在泥墙上刷了白石灰。
我们的新房是背东面西的三间宽大敞亮的房子。对农民来说，是相当气派的。上梁封顶那天，队里还请来了风水先生，杀了一只大公鸡。
按我的要求，我们的新房没有把中间那间房子当着“堂屋”，而是把门设在最右边的厨房，目的是增加一点“私密性”。这样，我们的房子就如城里的一样是“套间”了。其实，那薄薄的竹篱泥墙，怎么修都差不多。只不过是感觉上我们需要跟农舍有所区别罢了。
窗户是木格的，我在里面钉了一块较厚的透明塑料膜；这样，房间里既有光线，外面又看不见里面。需要透风的时候就把窗户用木棍向外面支起来。
我们房子里是“家徒四壁”。杨乐走了，我和莲池睡的里屋放了两间大大的木床。两间床之间靠头的地方，放了我的一个装书的木箱；这也是我们的床头柜了。中间的房子空着，一段时间是我停放自行车的“停车场”和练杠铃哑铃的“健身房”。仅有的一张方桌和四根木条凳以及一个木制米柜都放在了厨房。而厨房平时也兼作会客室用。农民们来，都是在那里坐坐而已。除此以外，我们就别无他物了。但这究竟算我们在乡下自己的“一亩三分”家业了。

马师爷和洪三老倌

有段时间，我们跟马师爷商量，由他家帮我们煮饭，我们自己只负责做菜。因为我们不想把“水缸潲缸”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马师爷当然一口答应了。马师爷老伴儿早死了，他带着两个儿子过。虽说一家三口算全劳力，但粮食还是比较紧张的。让我们搭伙，实际上于他是非常划算的。我跟莲池每人每天给他两斤大米，柴火由我们到队上拿。而我们一天也吃不了两斤大米；而因为他们要养猪，天天都要煮猪食，很费柴火。乘我们可以随便在队上拿柴火，他们可以无缺柴之虞了。所以大家一起煮饭吃，力固然是他们出，便宜他却也没少占。但有时因为他们出工，我们这边肚子饿了却还得等他们收工做饭。我曾经跑到地里叫他们回来给我煮饭，所以农民都晓得我的懒。后来，公社管知青的干部张翠玉向朱倌儿问起我们。朱倌儿说：“啥子都好，就是太懒了。”
马师爷是旧社会的中学生，家里“成分高”，可能是“小土地出租”，算上中农或者富农了。但队上就他文化水平高，所以就让他当了会计。
那时农村的情况基本上如此，会计等于是全队的管家，其工作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文化光靠觉悟还是不行。当队长啊书记啊可以文化不高，海西他们的队长是个退伍兵，大概是在部队才学了点文化。有一次我们在屋里听他在外面晒坝给社员讲国际形势，老是“烈日奋发”的。后来听他说这“烈日奋发”竟然是“苏修”的总头目，才知道他说的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他绕不清外国人的名字，就干脆简化了。而下面的社员也根本无所谓他说的是啥，反正跟自己没有啥关系。但会计却就不同了，因此当会计的许多都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人。海西他们队的会计洪三老倌儿，年轻时是在江浙一带混的，具体干什么从来没人弄清楚过。我们怀疑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兵痞。当然，他也是能写会算的。1949年共产党掌权时，他带了个女人跑回来。这个人称洪三娘子的女人，大家都说是洪三老倌从扬州的妓院赎出来的。也有人说是洪三老倌拐回来的。
洪三老倌没有自己的子女，回来后领养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洪老师。女儿那时十多岁，跟洪三老倌老两口一起生活。洪三老倌一看就不是本分的人，秃顶红鼻头。特别是那双眼睛，给人的印象是永远都在说假话。而且好吃懒做，奸猾无耻。他的“办公室”就在海西他们房子的隔壁。我们在海西他们那里时，每天都听见隔壁房间的算盘稀里哗啦地响个不停。有一天，我爬上房子上面的空处隔墙一看，原来这家伙左手端一个酒杯，正在悠然自啜；那空着的右手则在算盘上胡乱地拨动。他根本没有在算账记账！有一次我们买了一条狗肉，他自告奋勇说让洪三娘子帮我们用“文火”慢慢煨。从下午到半夜，待我们到厨房去看时，那锅里全是些骨头，基本上没有像样的肉。洪三老倌脸都不红地说，“文火”煨的就是这样，肉都熬到汤里去了。然而，有农民告诉我们，他至少往家里端了好几次“狗肉汤”！
马师爷比起洪三老倌要正派多了。他除了当会计，平时也要出工干活。但他归根到底是个读书人，因此也很关心时事政治的。我们有时胡侃乱说，他总爱有事无事地在我们房间外偷听。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摆谈时被他听见了。可能他没有听得很清楚，但觉得我们竟然话及林副统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此就报告了上面。而公社的干部也有风闻，只是情况不明，消息不确切。一天，大队通知我到公社去。我不知道什么事，一到公社，却是公社一把手黄书记屈尊来向我打听小道消息。好在不久林彪事件就公开传达了。但这个马师爷“出卖”我们，却使我很不高兴。我们决定不在他家搭伙了，而且还要收拾一下他。
有一天，晚饭后我跟莲池坐在我们房间外。我们把马师爷从他家喊出来，问他：“你天天都在唱的是啥子歌哦？”
马师爷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答道：“我没有唱啥子歌啊？”
我说：“咋个没有呢？！你唱的那个啥子‘三民主义’呢？”说完，还给他哼哼那曲调，问他：“是不是嘛。就是这个歌。”
那时我们收听“敌台”——台湾国民党的广播。那首《三民主义》的歌好像是中华民国的国歌。马师爷年轻时读的是民国治下的学校，自然是知道这首歌的。
莲池表情认真地说：“就是‘三民主义万万岁’啊！”
马师爷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哆嗦着嘴唇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唱过那个歌！”
我说：“这就怪了，我们就是听你唱才晓得的，不然我们咋个会晓得呢？！”
马师爷半天发怔站在那里，全身不停地颤抖。看他那可怜相，我们甚为开心，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说，我们才懒得管这些事情。让他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去告发他的。他似乎有点醒悟过来，挤出不自然的笑容，说：“不能乱开这些玩笑哦。”

发挥知识青年的优势

这时，农村开始搞“科学种田”，推广提高农作物产量的“920”生长素。县里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去接受培训，并且每个生产队都要自己搞“920”菌种。别无选择，这种需要真正知识的活儿，队上只能派我们去。
在县上学习了几天，我们就开始在队上搞起来了。
先是在我们的房子旁边，修了一个房间，作为培养真菌和消毒的温室。因为需要保温，房间里面有一个每天不能断火的灶。我们到成都买了许多诸如试管烧杯一类的器皿，布置好了我们生产队的“菌种室”。我做事情是很认真的。县上的老师来检查时，表扬我们那个“菌种室”是全公社最好的。不过，对这种全民上马搞“科学”的方式，我是非常质疑的。我觉得这跟“大炼钢铁”没有什么不同。看起来热闹，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我一方面按照老师教的摆弄，一方面也借此为自己方便。既然是队里的“科技人员”，我自然不需要到田地里跟农民们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而且，我每天至少都算10分。我给朱倌儿说，晚上起来值夜班就算了。
不仅如此，我充分利用了温室的好处。队里派人天天帮我们烧火。我的饭啊汤啊，自然也都用那一灶的火。因为那火是连续24小时不熄的，我发现用来慢慢地煨煮蹄膀简直妙不可言。当然，把作料放够，蒸出来的鸡和青蛙也非常好吃。
好景不长，大概搞了两三个月，上面就叫停止了。因为已经有工厂正式投产“920”了，不需要用我们这样的方式再搞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这时候，我们常常到公社中学打篮球。开始，我们找不到对手，基本上是表演性的娱乐。后来，附近的驻军，大概是个炮团吧，来人联络要跟我们比赛。我们欣然接受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赛”很频繁，不仅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棋逢对手，也因为那时大家的确没有什么更多的娱乐了。
我们的球技显然得到公社的注意了。县里搞篮球比赛时，我们就自然成了永兴代表队的了。当然，这个永兴公社代表队的成员清一色都是我们的同学。
不久，在县里的比赛中，我们公社得了全县第三名。全县所有公社的代表队都输给了我们。我们没有打赢的是县体委代表队和驻军代表队。但是，县体委的老师对我们很满意。于是，选了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参加县代表队。
为了准备比赛，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训练。先是天天在公社训练，后来又到县里训练。训练期间，不仅都是由上面管伙食，这边队上还给我们这些活动都记上工分，我感到太好了，巴不得永远这样比赛下去。
紧接着，又是全县的“革命样板戏调演”。这自然也是我们的事情。我们那段时间差不多是天天排练，天天演出。全公社的每个大队都要来请我们去演出。最后我们都入选了公社的宣传队。在公社礼堂我们演出了十来场，每次演出，都是人满为患。我演的都是正面人物。什么《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等。
这几件事情使我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挣了不少的工分。当然，这期间我也做了并不轻松的活，来挣够必要的工分。年终分配时，我也可以不为自己的工分不够犯愁了。

到母校拉粪水的一场风波

我们那里也缺化肥。种庄稼用的肥需要从外面去拉一些人粪便。
在城里时，谁把这当回事？然而这时，这却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队里规定，一百斤人粪水便记5个工。那时用一辆自行车搭的两小桶粪水大概就是一百二十斤到一百六十斤。
于是，我动起到成都拉粪水的主意。从我们生产队到成都市，骑车去就个把小时。回来因为是上坡，不负重也就一个半小时不到。负重也最多两个小时。我们如果头天回成都，第二天装好粪水回到队上，轻轻松松要不了半天。但这么两天却可以挣到五六十分，比做其他农活要划算得多。
当然，回成都后到哪里去搞粪水，我却没有考虑好。靠我们青龙巷家那点粪水肯定是不行的。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我的母校——20中。
第一次我用自行车拉的，粪水桶是借队上农民的。正好杨昊从邛崃回来玩，就相约一起顺便到我那里玩玩。我们装好粪水后，一个人一辆车，有说有笑地往永兴走。但刚刚走到郫县，就出问题了。
原来，我们没有经验，那粪水装在木桶里，本身就因为天气的原因要膨胀发酵，而我们为了多装一些，又把那桶装得满满的。一路摇晃过来，到了郫县，两个桶的粪水先后都开始溢泄出来。我们只好把车推到路旁的河边，倒掉了一些粪水后，又洗干净粪桶，才又重新上路。没想到走了几里路，那粪水又溢出来了。我们只得又把车子推到公路旁边的小河边，如法炮制地一番打整清洗，然后又往队上走。这一路上，我们真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再出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到底把两桶粪水弄了回去。我们俩衣服裤子上都是粪水，一身奇臭。结果，到队上验收时，朱倌儿说“可能有五十斤”！气得我差点“昏死”过去。
我想自行车的粪水桶装得少，而且容易弄得脏兮兮的。第二次我干脆去找云忠（我读书时代卓姓班长）借一辆正经的粪水车。这种粪水车是两个轮子的架车，上面一个很大的木桶，一次可以装几百上千斤粪水。在没有下乡时，常常看见农民就是用这样的粪水车到城里来收粪水的，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装得多工分就多。这时的我考虑的只能是工分的问题了。
这次，问题却出在了我的母校。刚刚装了半车粪水，就有人跑来问：“是哪儿来的？啷个跑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搞明白来人的意图，就告诉他我是这个学校原来的学生，现在乡下如何如何。说话间，又来了好几个人。没有等我说完，那些人就吼了起来。
他们说，这里的粪水是他们“包了”的，其他的人不可以到这里来拉粪水。原来，乡下的农民早已把城里这些单位、街道进行了划分，粪水只能在属于自己划分的范围里拉。这几个就是附近的农民。他们已经包下20中所有的厕所了。
这时有个学校的员工也来到厕所，这人我不认识，看来应该是我们离开学校后才来的。他一到，就用严厉地口气说：“你是哪里的？简直莫名堂。给我出去！”
那些学校附近的农民听说我是原来“偏师”的，倒还有几分顾忌。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就看着那个学校的员工。我一听火就上来了。
我把舀粪水的木档一扔，对那家伙喊道：“老子在这里屙了六七年屎尿，凭啥不能来？！”说着就要动手打那人。
那家伙这时才明白我不是来偷粪水的农民，而是这个学校下乡的知青。于是，他态度立变，马上笑着说：“哦，我还以为是偷粪水的呐。”然后看着那些农民说：“算了嘛，这次就算了哈。”
我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当真话的嗦，老子在这儿屙这么多年，不信拉一车屎都不行！”我看他们是又气又无可奈何又觉得好笑。总之，他们开始心平气和地跟我讲何以我不能在学校里来拉粪水的道理。
我这人是遇弱则弱，遇强更强，就是所谓“服软不服硬”的性格。见他们态度好了，我也把为什么要到学校来拉粪水的原因讲了。他们看来也都能够理解。有人连说“一样的一样的”，这是说对农民来说拉粪水都是为了挣工分。显然，这些农民把我也看成跟他们一样的了。
这次以后，我也没有再挣“粪水工分”了。城里的粪水都被人划分了，我感到自己真的跟成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美妙的一瞬

两次失恋，对我的生活有些影响。但年龄在那里，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当然，也是很容易“移情别恋”的。每个人都在渴望自己的生活为爱的阳光照射。我和莲池、海西、敬希都“发生”了故事。而我的故事可能算最浪漫的了。
杨乐的弟弟大新比他早参军。这时已经退伍回家了。还没有分配工作就跑到乡下来找我玩。结果，我送他回成都，又在成都陪他玩耍了几天。
一天我俩在人民公园的辛亥保路同志纪念碑旁的草坪时，我突然看见路西边20多米开外的儿童乐园里，有一群人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身影。
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上身一件乳白色浅黄花的尖领的确良衬衣，下面着一条深蓝色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平底布鞋。她的身材颀长，婀娜多姿，一对长辫衬着的脸庞显得秀气水灵，正是我心目中极为心仪的那种清纯的豆蔻女孩。那女孩子正在跟一个小孩子玩耍，嬉戏奔跑中身段翩然，宛如风中花瓣飘曳，令人神往；不时还传过来她银铃般的笑声。我顿时被她完全吸引住了。我几乎是忘乎所以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倩影，脑子里却飞速地生出无穷的遐想。我那一刻什么都忘记了，就是普希金那句著名的诗句“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眼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所描写的意境。（图为作者1971年在成都人民公园留影）
大新非常老实憨厚，他轻轻地问我：“咋啦？”稍顷，我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女孩，喃喃自语道：“太美了！”大新确实太实诚，竟然还是不明白我是“灵魂出窍”了。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却看见那群人里一个壮实的青年正向我们这边走来，嘴里还在喊着什么。大新说：“叫你呢？”我这才看见，那人一边说着，一边正朝我们走来。
那是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他喊着我的名字，满脸堆着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同学崔光荣。他走过来后，我们握着手，他说：“是看见你在看我们，没想到是你。”我自然不好说我是在看那姑娘。我跟他介绍了大新。交谈中，才知道那些都是他的家人——父母、妹妹和弟弟。原来那“幻影”竟然是我同学好友的妹妹！而朋友以为我的顾盼是因为他，却没想到是为了他的妹妹。我不由得有点尴尬。我不自然地跟着他过去与大家招呼。他妹妹完全一副纯洁的样子，招呼了一声就又跟弟弟玩耍了。
回到乡下，莲池、海西听说后都大笑不已。海西说：“简直可以‘上书’了。”但是，也正因为这么巧，我终于没有好意思跟崔光荣提及。不过，我陷入了一次真正的不能自拔的单相思！而且，对“崔妹”的思恋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她到云南去支边，而我也调回成都后，才慢慢淡忘了。
其实，我还是因为自己人为设置的障碍而没有去追寻自己的希望。
崔妹比我们也就小四五岁，但我却自认为年龄有差距。况且那时她尚在念书，是在校的中学生。那时我们称像那年龄的姑娘叫“小菇朵儿”，意即花蓓蕾。而我们颇有些自以为已经老了，不敢妄想“老牛吃嫩草”。崔光荣的父亲是成都一家大型军工厂的厂长。在那个时候我们家庭的政治上又是有差距的。特别是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那种“胆大妄为”的举止，使我羞于向崔光荣启齿。莲池倒是说他可以代劳。但我们都说他是“扫帚星”，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几年前他到崔光荣家玩耍，结果崔光荣的一个弟弟跟他一起出去游泳，淹死了，使崔光荣的妈妈伤心至极。我们都说莲池是断乎不可以去跑这事的。
在想象中，我认真地把崔妹当作恋人了许久。我为她写了一些纯粹“单相思”的情书和诗，表达对她的爱慕思念。对此，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可笑，而是非常满足这样做填补了我在乡下孤寂空虚的生活。
在这事以前，大概是1970年夏秋时分，我们于无聊之际，还搞过一次以文学的威力求爱的事。本非认真，不过寻求刺激而已，但没想到却以惨败告终。

文学的威力是不可靠的

海西因为一副翩翩美少年的长相，为人也有胆有识，很有人缘，自然这种人缘也包括“女人缘”，但他不论如何心里装的还是那个“同桌”。那是跟他初中同班的一个同学。但他们之间的家庭政治条件亦是有差别的。海西父亲是国军上校，而他喜欢的那个人的父亲则是共军军官。我们谓之“国共”难以合作。在文革中，就有人拿这说事儿，取笑海西好似“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我们想既然已经经历文革，大家都同为知青，也都长大了，过去那些阶级偏见和政治因素的障碍应该没有了吧。因此，我们都怂恿海西向那个女生示爱。
大家的激情使事情演变成了一件共同的“求爱行动”。我们决定通过写信的方式传递信息。因为我们相信“文学的威力”。受这个想法的影响，我们都感到很有信心，也非常亢奋。于是，我们集体炮制了给海西、杨乐、莲池各自心中偶像的情书。
海西暗恋的那位过去是学校有名的金嗓子。虽然她的长相一般，不过她有一副清脆美妙的嗓音。她的歌声能够打动所有的人。如果光是外貌，我们认为她是不能跟海西这个公认的美少年匹配的。因此，我们认为海西给她的信肯定会有积极的反应。我们帮海西胡诌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倒是海西自己的那句“一听到你清脆嘹亮的歌声，我仿佛就来到了辽阔瑰丽的高原草地”我们认为最能打动人。
不曾想到，我们等来的是一封“毫无人性”的回信。那人不仅仅是拒绝了海西的一片真情，而且还毫无道理地骂海西无聊到“不见棺材不流泪”！海西倒还像是放得下，苦笑道“被擤了一泡粘鼻涕”。后来，这个自命高贵的小姐嫁了他们同班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普通的同学。
杨乐喜欢的是同班一个出身“卑微”的女生。以杨乐条件，似乎也不应该遭到拒绝。因为那女生的家里是离学校几里路土桥镇卖机制挂面的。家里前店后作坊，属于乡镇小商贩。令人不解的是，杨乐也遭到毫不犹豫的回绝，也不是回信，而是找人带回来的口信，认为杨乐不过一纨绔子弟而已，根本说不到那事。我们只好帮杨乐编写了一封她的回信，而且还配上曲调吟唱，以此来自我解嘲。那歌词是：“亲爱的杨哥，接到你的来信，我的心啊，久久不能平静。杨哥的心情我理解，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只是一个‘搅面匠’的女儿……”
而敬希喜欢上的是我们公社一个郫县女知青。自然也以碰壁告终。那女孩姓江，长得小巧玲珑。因为敬希觉得那个女孩属于温柔型的，故名“江大温柔”（平时大家简称“江大”）。恰好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因为排样板戏在一起。于是，海西用小提琴和二胡拉出“红色娘子军”里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曲调，居然颇似一句“江大爱你，爱你那个小脑壳”。“小脑壳”是敬希绰号之一。当海西一本正经地在那里拉这曲调时，旁人不知道，我们却难以掩饰我们对它所暗喻的意思的高兴。我们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时，其他人却都莫明其妙。
莲池喜欢上了我的世交家业的妹妹嘉敏。那是一个昔日的大家闺秀。嘉敏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同时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虽然她家已经被共产党搞得面目全非，风光不再，不能同日而语了，但都是“国民党”人后裔，多少应该有些亲近感吧。结果不然，嘉敏对莲池没有一点感觉！
我们非常自信的“文学威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家都感到无奈。但更多的是把这件事当作乐趣，那段时间里，大家都拿这事儿互相取笑调侃。
海西虽说不上深谙情场，但“小白脸”的名堂比我要多许多。他有一天郑重其事地指着我的手说，你本来就“指端肥大”，而且还这么脏，是不行的。他说女人对男人的手是注意的，一个指甲盖里尽是污垢的人，显然不容易讨女人喜欢。我照海西的指点，把指甲修得干干净净，而且用刷衣服用的刷子刷手。这样，我的手显得很干净了。这个习惯，我几乎保持到现在。常常有人说看我的手就晓得不是劳动人民，是从来不干粗活的手，甚至有人说我的手“细皮嫩肉”的。

主动来找我们的女知青

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想得到的东西或者办到的事情，偏偏就得不到办不到；而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或者不想办到的事情，反而可能找上门来。
在我们的“爱情攻势”遭到全面挫折时，却有异性主动来找到我们。一个鲁姓女知青，大概是“投亲靠友”下到我们公社的。人的长相普普通通，但也算端正。不知道她是怎么跟我们认识的，但反正她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不是借书，就是还书，但只要来了就是一天。
我那时不太喜欢那些“操”思想、“操”政治、“操”文学的女生。所谓“操”思想、“操”政治、“操”文学，是指那些成天把政治、文学挂在嘴上，一副忧国忧民或者怀才不遇的样子的人。当然，对真正关心时政，心里装着老百姓的疾苦，以及喜好文学艺术，我是不反感的。我不喜欢的是以职业政治家或文学家自诩，随时四处炫耀卖弄。那时，在年轻人中间有这种矫揉造作的风气。但凡一见面就是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啊，开口必曰巴尔扎克、朗费罗啊，总让我们感到做作，常被我们抱着嘲笑的态度，甚至对其中一些以“神经病”待之。这个鲁姓女生就属于这种类型。
她几乎没有目标地对我们都表示友好，但她跟刚刚参军的杨乐频繁通信，不由得不使我们怀疑她的另有目的。而且，她在每一封信里都要对我、海西几个的情况做一番详尽的描述。她的描述只是她所感受到他的，并非都是事实。她没有想到，杨乐每次来信，要么同时寄来她写过去的信，要么详细地引述她信中的几乎所有原话。“兄弟伙”之间的友情是可以超过一切的。所以，我们都对她的挑拨朋友关系和攀附当兵的干部子弟的做法非常看不起。不过，我们没有透露我们其实知道一切，而是照样跟她来往。
她的确很健谈，所涉及的话题也非常广泛。尤其是她述说的她自己的爱情故事，是那样的哀婉凄楚，使我们在相信、感动以后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不过，她只在海西跟杨乐那里得到了回应。海西显然是跟她逢场作戏而已，而身在军营的杨乐则把与她的通信权当打发无聊时光。不过，她那些洋洋洒洒的信，着实显露了那个时代一些女青年的内心痛苦和对人生困境的无奈。我们都相信她是想在我们中间寻找一个依靠。但是，她没有从我们任何人那里得到爱情。不过，我们却都以为她并非一个不懂感情，没有热情的女孩子。只是那时，她的心灵被那个时代扭曲和摧毁着；同时，她也在勇敢地抗争着、追求着。
有一天，她跟另外两个女知青到我这里来玩。那天，我、海西、敬希都在。大家晚饭后天南地北地胡侃，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我本以为她们可以到就近的哪个女知青那里去住宿的。不曾想女生们竟然无意离开。大家就只好同室而眠。我那里两张大床，正好三男三女各睡一张。自然，有我们那个“小白脸”在，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夜晚……
这以后，在我们眼里，她基本上已经完全成了“放荡”的女人。我们对她是一种鄙夷的态度。但不久，她带来一个叫小莉的女孩儿。小莉长相不仅不丑，甚至也可以算“略有姿色”，尤其是身材不错，是那种苗条修长的，显得大方灵气。大家自然还是乐意相厮混，东拉西扯，唱唱笑笑。那时正当夏天，不知谁提起不如一起到青城山去玩玩。大家都赞成。可不知怎么搞的，博劳听说有女孩儿，也表示要一起参加同往。结果，当我们相约去青城山玩的时候，博劳和新玻也在其中。不曾想，还在天师洞，鲁枚和小莉就跑来跟我说，你那两个朋友是坏人。我问她们为何这样说，她们却又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事情来。但看她们，主要是小莉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我想那两个家伙可能是做了不妥的事。我只好安慰她们一阵。末了，鲁枚说，你们太不够男人了，对女孩子就这样。并说“不敢”再跟我们来往了。我想辩解劝说，但又不知从何开口。于是，就说那只好随你的便了。她们竟然就此辞别，径直下山去了。
待她们走后，我问博劳，才知道博劳以为鲁枚既然放浪，那她的伙伴大概也差不多，就去直直地向小莉表白想和她“睡觉”。看来，那小莉的确是受到博劳的“性侵犯”了。但以后，鲁枚也没有再主动跟我们联系，偶尔碰上也点头罢了，应该说就没有啥来往了。

因“政审不合格”痛失招工机会

孤寂无望的生活，使我常常失眠。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失眠而非常消瘦，以致同伴们以“范文同”（那时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先生，报上登的照片是面颊无肉，两眼凹陷）戏称。云瑞说，任何人晚上在任何时候起来，都会看见我是睁着眼睛的！我为此也很苦恼。即使在最繁重的劳作后，我也常常夜不能寐。
这时，我们开始不断地听说有人调回城里，使我也越来越烦躁难安。我们每天都在注意打听有关招工的消息。也开始“活动”一些必要的关系。但我禀性就是“不求人”的。因此很难跟公社、县里的人靠近。
莲池1971年秋调回成都的四川链条厂当工人，宝林那边的许多人也调出去了。我跟海西没有任何调动的迹象。除了招工、参军，甚至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那时候，以我的政治条件，我是不敢奢望进大学的。我们觉得只要能回成都，无论干什么都行。其实，这也是那时所有知青的共同想法。我们的一句口头禅叫“回成都扫大街都可以”。
不过，我还真的差一点在1971年就调回成都了。
1971年四川省成立四川电视台。他们需要在知青中招收一些人，其中包括播音员。我的嗓子条件很好，音质音色都不错。平时自己也喜欢朗诵什么的。在学校算普通话说得较好的，曾经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在文革中，我浑厚的男中音播读的悼念死去同学的祭文效果特别好，大家都说有点像广播电台播的了。不知是谁向四川电视台招工的老师推荐了我。四川电视台招工的老师专门到邛崃去招我。到了邛崃才知道我已经转到郫县了。于是，她们又来到郫县。而那时我正好回成都去了。待我回来，听说这件事，我赶忙跑去询问。我赶到县里的招待所，看见房间里还挂着她们的衣服和挂包。但却没有人，问招待所的服务员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回到公社，我去找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张翠玉。张翠玉说“人家没有来过”。过了两天，我听说那两个老师把新民公社的缪显明招走了。
我认为是我们公社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于是我就又去找公社，准备跟他们撕破脸理论一番。没想到张翠玉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用略带神秘的语气说道：“我们真的是没有‘卡’你。”她告诉我，电视台的人确是点名来招我的，但是我的“政审”不合格。而且，不仅仅是我父亲们的问题还“挂起”的，她压低声音说：“你在美国有个姑妈。是不是？”见我低头不语，那就是默认了。那时有海外关系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马上就会让人跟“通敌”“特务”这一类的联系起来。张翠玉说：“凡是有‘海外关系’的别个都不要。”她说这些，是为了说明并不是公社在卡我，而是我自己家庭的政治问题影响了我。我姑妈在国外，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既然张翠玉都知道这事儿，看来确实是我的“政审”没有过关。先前她没告诉我真情，其实是怕我知道了心里压力更大。
后来我才晓得，因为我的“政审”过不了关，这两个招工的老师就被县里要求招其他的知青。她们两人都是川大毕业的学生。看见新民公社的缪显民是川大老教授缪鉞的儿子，就很主动地把他招走了。不过，她们把播音员换成了摄影师。
这些事情对我的打击和影响很大。我的心情坏极了。期待，焦急，失望，无聊。是我在那个时期的全部生活。我几乎天天都用扑克牌“算命”。每天在我桌子上摆着的都是“空当接龙”。我麻木、机械地反复翻弄着扑克，以排解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难忘的元旦雪夜喝闷酒

1971年的冬天，比往年都冷。快到新年时，郫县连着下了几天多年不遇的大雪。那时，乡下只有我跟海西了。海西只好常常住在我这边。我们的心情都不好，根本无心干活。
那年的12月31号那天，快到中午我们才起床。推开门一看，只见大地覆盖着白皑皑的白雪，屋顶，竹林，田野一片白茫茫的。铅灰色的天与地上的雪仿佛连成一体，已经分不清天空和大地了。
我跟海西对这雪景感到兴奋。成都很难得下这么大的雪，所以只要逢下雪的时候，我们都会兴奋忘情的。小时候我在成都中新街电业局的宿舍，曾经为了玩雪，还从楼上摔下来过。
不过也因为是罕见的大雪，在乡下就变成灾难了。许多农民的茅草屋都被雪压塌了。竹子和冬小麦也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也遇到了尴尬的事情——断粮了。因为平时大手大脚的，加上海西又是个不理事的。我没有注意到米柜竟然空了！我打算煮午饭时，看见米柜里几乎完全空了。勉强煮了一锅饭，又没有任何菜。大雪封门断路，而祸不单行的是我们俩都腰无分文，也不能上街去。只好将就吃了饭。呆在屋里越坐越冷。海西说去弄点酒暖和暖和，我也赞成。可没有钱能做什么呢？我在一个口袋里发现还有一两斤干黄豆，想总可以用它去换点酒吧。于是，我们用一个小书包抓了几把黄豆装上，出门到水闸的幺店子去换酒。
大雪天天黑得早，待到出门时，天已经昏黑了。田埂和小路上冰雪泥泞，朔风扑面刮得脸颊生痛。好在也就一里多路，不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幺店子，杨老板用手提起我们的书包，拉着脸半天不说话，看那意思是不想换酒给我们。其实我们也晓得，我们的豆子都是剩下的孬豆子，根本不值钱。而且也少得可怜，真要换酒恐怕换个一二两都有问题。我们也不说话，就看着他。终于，杨老板还是换给我们了。我们开口要的是一斤白烧酒，他满脸不高兴地用一个又脏又旧的瓶子打了一瓶烧酒，脸转到一边看都不看我们的递给我，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我们也不理会，拿起酒抬脚就往回赶。
袋子里还有一把干黄豆是我们事先留的，炒熟后，我跟海西在煤油灯下对酌。屋外的风呜呜直响，茅草屋顶簌簌地掉些东西。我们以酒浇愁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瓶酒就这样闷不作声地喝完了。身子稍微有些暖和，我们赶紧又上了床，捂在被子里要好多了。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忘记我跟海西这一天雪夜沽酒的情景。这是我在乡下最难忘的一个元旦之夜，也是我在郫县乡下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元旦过后，我独自一人在乡下，海西回家到春节后许久才回来。大概是为了调出去的事情去打探消息或者呆在城里流连忘返吧。不过回来时并没有带来任何什么好消息。反而是听了许多人都已经调回去了的消息，弄得我们非常落寞焦灼沮丧。

令我震撼的火车站万人哀嚎

随着部分知识青年回城，没有调回城市的知青的问题逐渐突出尖锐起来。尤其是比我们小一些的中学生到云南支边，在城市里又笼罩和蔓延着生离死别的阴影及躁动不安的情绪。
成都第一批到云南去的，是在1972年春节后。那天我正在城里，也赶到火车站去了。火车站外面的广场、街道都挤满了送行的人，应该有好几万人罢，老人，小孩，年轻人都有。大部分是送自己亲人或者同学朋友的，也有如我一样去“看热闹”的。我站在远离火车站广场以外的地方。一来是人太多，挤不进去，二来我并没有认识的人要送，挤进去也没有什么意思。站在人群以外，我点了一根烟，远远地望着那边。车站里红旗飘舞，高音喇叭里响着激昂的歌声。车站外站满的人群，却显得非常冷静落寞。这也难怪，被送的年轻人们恐怕还没有多少离愁，倒是怀着对未来的梦想，正为自己充满企盼的未来兴奋、激动。但送人的家长亲戚却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的脸上都是悲悲戚戚的。几个月后的事实证明，那一次的成千上万的青年“支边”，绝对不是去享福的，他们所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而那天站在那里的我，感受却是复杂的。
对于离乡背井，清苦操劳，我是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并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眼看比我小的年轻人又要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到边陲的蛮荒之地去，我非常同情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我们被撵下去时的仓皇失落。他们多少说起来还算是军队建制待遇。从那称谓上都是什么多少师多少团的，似乎还是领工资过集体生活，比起我们那多少大队多少生产队的插队落户的知青，跟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感觉上要不同得多。我也以为，他们比我们幸运。当然，后来晓得那总体说来不过好听而已。实际上跟我们也差不多。
站在人头攒动的火车站广场，我默默地看着那一切，心里想得最多的其实是又走了多少美丽漂亮的小姑娘。当然，其中就有崔光荣的妹妹。
当火车突然响起一声“呜”的汽笛声，整个车站内外也一下子耸动起来。哭声、叫声骤然而起。人群挥着双手，跟着火车驶去的方向移动，好像要跟着他们远去一样。我在那一刻，受到了异常强烈的震撼！生离死别！这是为什么！？我心颤抖着，血沸腾着。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泪流满面。
回到乡下，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火车站那个万人哀嚎的场面中走出来。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感到非常不解和困惑，当然，也有不平和愤懑。
我和朋友们常常为人生的真谛，社会的正义，爱情、友谊和事业……彻夜讨论争辩。在乡下的茅屋里，灶膛里的秸秆烧得红红的。我们则大声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常常争得面红耳赤，隔壁的农家小伙爬在窗外，不知道我们是在干啥。

茅屋为夏风所破

1972年的春天开始，我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我不愿意回到城里去跟那些已经调回去的朋友们一起。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时，我心里很难受。而在乡下，我又完全没有安心参加劳动的打算。我常常是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冥想苦思。我想象着我已经调回成都的种种境况。我想我的成都的父母和远在宁夏的亲生父母。
夏日的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然，一阵狂风把我的屋顶的草刮走了一大片。整个房间顿时暴露在天空之下。对着乌云密布的铅灰色的天空，我居然没有挪动自己的身体。我把双手压在头下，静静地看着那天，看着随风簌簌的屋顶。杜甫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幽幽的浮上脑际。我竟然笑出声来了。
随后，我起身去告诉了队长朱倌儿。朱倌儿跑过来看了看，马上安排队上的一个长于铺盖茅草屋顶的农民来给我抢修。我站在下面，陪着他，也递了香烟给他。大约不到两个小时就修好了。
按规定，他是队上铺排来干活的，并不是私人之间的帮忙。所以，他算出了半天的工。没有想到的是，我在那里陪了陪他，又是弄我自己的房子，队里还是按照派活给我也记了半个工。
而这5分工分，就是我在1972年全年的劳动所得！因为，除此而外我再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劳动了。

队长朱倌儿

朱倌儿是个很有想法的男人。队里矛盾很多，田诚当队长有人不服；而老郑当队长也有人不服。弄来弄去就成了朱倌儿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农村里，能当生产队队长的人，跟会计一样，选择的范围也非常窄。其实，几十年来，我们那个队的队长，基本上就在田诚、老郑和朱倌儿他们几个人之间换来换去的。但是，在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朱倌儿却是个很有个性的队长。他的妻子都大嫂也是个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妇女。
朱倌儿认为田诚太笨，老郑太奸。别的他认为都可以不计较。其实，朱倌儿对田诚和老郑的看法大抵是对的。田诚为人忠厚实诚，却没有多大本事。既不会对上应酬巴结，也不会对群众铺派管束。而老郑心眼多，应付周旋的本事强，但人要自私些。朱倌儿则是个能说话敢管事的。先前也当过农村的干部。可能是“食堂化”时得罪了人，在家“赋闲”很久了。他当队长后，我们彼此都有加强联系、改善关系的愿望。田诚也说“朱倌儿这个人不坏”。于是，我们跟他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对于我，他平时显得有些不尽人情似的严格。至少显得不好说话。但他们夫妇却在生活上对我颇多关照。那时他的大儿子在外读书，后来又参军了，很少在家。家里一个女儿和小儿子跟我都很亲近熟悉。我也三天两头到他家混饭吃。简直把他们家当自己的家了。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却让我倍感难堪。邻社的一个党姓知青，那段时间跟我常有往来。一天晚上，天黑以后，他来到我这里，从书包里拿出一只死了的母鸡。那是他偷来的，他让我“打整出来”。然后他又出去了。我还以为他是去撒尿，也没在意。一会儿他却抱着一大堆蔬菜回来了。他把菜往地上一丢，说：“今天我们弄巴适。”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菜？不是我们队上的吧？”知青那时搞农民的菜叫“跳丰收舞”，但大都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则，不伤害自己附近的农民。一来是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二来也不愿意引起麻烦。他告诉我是在村小学那边田里弄的。我估摸那是三队的地界了。于是我们俩心安理得地鸡呀、菜呀、汤啊、肉啊、酒啊的弄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们还没醒，朱倌儿的女儿代群就在窗外叫我了。我躺在床上应道：“啥子事情？”
她说昨天晚上他们家的菜被人偷了，只剩了一点，他爸爸叫她全部拿来给我，免得又被人家偷了。我一边答应着他，一边狠狠地看着那个党姓知青，他一脸无辜地说：“都那么远了，我咋个晓得是他们的呢？！”
我要代群把菜放在门外，我说我起来了晓得拿。
看着屋里屋外的那些菜，我突然觉得有点愧疚。他们被人偷得只剩那么一点点了，想到的居然是我，而干这坏事的竟然也牵连到我！一连几天，我都不敢到朱倌儿家去。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起过。虽然后来的几十年，我跟朱倌儿一家保持着联系来往。
在无事闲聊的时候，朱倌儿爱讲些50年代初期他如何如何当干部的事情，表示他是见过世面的。他对农民疏于农活的现象非常不满。对什么“农业学大寨”他经常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他说，说那么多，最后还不是要把活路摸到？有啥意思？！有一天，他说得兴起，认认真真地给我说：“弄那些干啥子嘛，各人把自己的肚子撑圆，包包弄鼓，才是真的。”总之，他就认定老老实实做农活才是正经的事情。这些话在那时当然跟“上面”说的不同，而且算是“错话”或者“反动言论”了。记得那时有一个“革命样板戏”里，就有阶级敌人如何欺骗引诱青年人的。我跟海西私下打趣说，朱倌儿这些话有点像是“阶级敌人腐蚀”我们。不过，我们晓得他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没有因此就积极劳动。后来听公社的人告诉我，朱倌儿对我的印象是“啥子都好，就是太懒了”。
不愿意干活，并不仅仅是懒惰问题，而是思想上不愉快，不安心在农村。我下乡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工分都是挣够了的。凡是农忙，我全部都参加了干活。因为开始招工，而我又看不见调出去的希望，这才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也对公社的那些干部很有意见。虽然也有招工单位到乡下来指名道姓要人的，但正常的来找公社推荐的招工也有，这就要看公社和大队推荐不推荐了。
因为要想出去，知青们也开始走公社、大队干部的门路了。朱倌儿也为我老是出不去着急，时常抱怨我不去公社活动。我却把责任推给他，我说：“推荐推荐，人家喊你们推荐，你到处说我懒，咋个推荐得出去呢！”我又说：“而且，这个所谓的推荐，你可以重在‘推’字嘛。把我‘推’出去了，你就少个麻烦了。”朱倌儿听了这话，先是一脸不以为然，后来脸色却和缓下来。虽他没有说什么，看来是觉得我的话也有些道理。

给公社干部送礼的尴尬

林彪事件以后，我们感觉得到整个形势开始了一些变化。政治上的气氛没有那么压抑紧张了，虽然父亲和妈妈还是要到单位学习，但也可以回回家了。不过我们家原先那种热闹的景象完全没有了，连“门可罗雀”都说不上，以往常常来的亲朋好友几乎都没有来往了。父亲要我坚持在农村呆着，不准随时跑回家。妈妈很挂记我，几次想到乡下来看我。但她怕我不高兴，于是就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倒无所谓，也没有给妈妈回信。因此她就没有到我乡下来。有一次，她不知听谁说我因为不能回家，而在城里的朋友家住，结果到我好几个同学的家里四处打听。其实，我的确常常没有回乡下，而是住在同学的家里。许多同学，甚至同学的同学家里我都住过。不过，在莲池家里住的时候最多。
莲池的家里是四个兄弟。他父亲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的马术教官。人长得英俊威武，也非常善良正直。我们去他家太多了，大家完全是一家人的感觉。
共产党当权后，老人家随军校“起义投诚”。那时被安排在一个小店卖肉。他工作上绝对是认认真真的，但内心却忘不了自己年轻时代的事情。有一年，大概是国庆节我们看完成都的游行后，在他们家吃饭时，老人家听我们谈起游行阅兵，实在忍不住，说：“这算什么呀！我们那个时候的阅兵式，那才叫……”莲池妈妈赶紧制止他“不要乱说”，他嘴里不说，那表情却写在脸上。作为国军军校的教官，我们都明白，他对军人的那份情结。后来，他还给我们讲过德国军事教练为了救学员而奋勇舍身的事迹。从他那里，我开始了解了书本上和共产党宣传以外的国民党军队的许多情况。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不过，那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崇拜和信任。
莲池这时已经调到四川链条厂工作了。当然，我们之间来往几乎还是跟在乡下时一样。一天，看着愁眉苦脸的我和海西，莲池说恐怕还是要给张翠玉送点“礼信”哦。尽管不愿意也不大会去公社活动，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和海西还是决定按莲池之计要去活动活动才行。我们把目标选择为公社革委会管知青的副主任张翠玉身上。一是她几年来管知青，毕竟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二是作为妇女干部，她应该有女人本能的善意。不过，当我们买好了送她的东西后，却不晓得该如何办了。我跟海西都不晓得该用什么办法把东西送去，也不敢去。我们讨论了许久，如果别个不收，不是对我们印象更不好了吗！
莲池闻讯却说肯定不会不收的，要我们“大大方方”地“拿去就是了”。结果，我和海西还是谁都不愿意去出这个面。于是，商量好东西由我跟海西买，送却是由莲池专门回一趟乡下帮我们送。
我们背着一个背篓，里面装满了糖果糕点香烟和酒，都是送张翠玉的礼物。走到公社大门的时候，我把背篓从背上取下来给了莲池。张翠玉住在办公室后面的小院里。我跟海西站在办公室的院里等莲池。莲池出来时，神情有些漠然。我跟海西倒好像松了很大的一口气，东西送出去了就说明以后会帮助我们了。但莲池的表情似乎表明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回去的路上，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送礼，别的人肯定也在送。这就要看谁送的礼多，礼大了。何况张仅仅是分管知青工作的，她上面还有好几个比她权力大的领导。这一下，我们顿时又觉得前景黯淡渺茫了。
以后的几个月，海西基本上滞留成都，根本不怎么到乡下来。我仍然一个人在乡下。当然我完全无心劳动，甚至连饭都懒得做。除了看书，我就是玩扑克牌。天天都想通过扑克牌的游戏看看我何时才能“转运”。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在日记里，我诅咒命运造物，诅咒当权者。唯一的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安慰，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来到我身边的爱人——那个在命里注定的人是一定存在的。我那时唯一的信仰就是这。

总算调出农村

1972年12月的一天中午，我到田诚家去混午饭。远远看见公社书记黄华金带着一大帮人在田间检查工作。我跟这个姓黄的书记从来没有过交往，因为他认为我们这帮知青是靠了徐老五的关系来的，对我们非常不接受，处处为难我们。经常有事没事在大会小会点名批评我们。因此，我们也对他恨之入骨。有一天我在练习哑铃时，每举一次都以“打倒黄华金！打倒易耘（公社武装部长）”为口号，惹得同伴哈哈大笑，而围观的农家小伙则莫名其妙。
黄华金隔了两个田，突然主动向我打起招呼来了。他扯起嗓门大声地问我“吃饭没有”，又说“过得还好嘛”，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又呵呵地笑道：“二天我们到成都去，你还认得到我们不哦？”
一听这话，我霎时明白，我要调回成都了！
原来，妈妈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让我顶替她到四川大学去工作。那时，尽管国家秩序已经在恢复正常，工农业的生产正逐步恢复。但是，就业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于是国家实行“走一个进一个”的父母退休由其子女顶替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妈妈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就匆匆地办了退休。因为是年底了，她希望能够在1972年年内让我回到成都，回到家里，回到他们的身边。12月10日，川大来招工的人到了公社。公社对于这个政策是没有抵制的理由和办法的。因此川大来的一个姓曾的男老师（后来他所在的“南亚研究所”或“印度研究所”就在我所在的总务处房产科旁边，我们时有接触）和一个校图书馆的刘姓女老师，几乎是毫无阻力地就为我们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但事后我才知道，我们大队那个书记，因为我们曾经出面保护田诚不被“批斗”而得罪了他。所以他仍然以我一年才做了5分工分（还是为我补房顶的草）为由，说我不安心在农村好好锻炼，对贫下中农缺乏感情等等，企图阻扰我调出去。当然，他没有得逞。
我几乎没有停顿，即刻就收拾行装。我带了一口很小的炒菜铁锅和几本书回成都，把我的其它家具，包括一架老式留声机和上百张百代公司的老唱片都丢在乡下就走了。

2023年4月1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