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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一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2, 2023 10: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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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2月28日第218期

本期目录

〖北大文革专辑〗

研余杂记

张 从 北大文革研究状况述评
戈 辰 北大两派斗争的意义

史林一叶

樊能廷 “第一张大字报”点燃全国文革烈火
吕润清 北大文革中的1263
樊能廷 “虎山行”与《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附录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吴根耀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两大冤案

书海泛舟

郑培蒂 往事未必如烟

浩劫墓碑

奚学瑶 青春诔——沈达力祭念
樊能廷 向达途穷太平庄
樊能廷 王重民饮恨颐和园
樊能廷 北大清队逼死饶毓泰

阅史漫笔

郝 斌 截屏三瞥周一良

编读往来

217期一处纠错 209期一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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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北大文革研究状况述评

张 从

文革结束已经46年,北大的文革研究如果从1986年黄河出版社出版的《乱世狂女——聂元梓》(胡月伟、丘引、艾群著)一书算起,也已经36年。36年来有关北大文革研究的书籍至少出版了几十本,有关文章则至少有上千篇,应该说是成果累累。

研究的形式和研究者分布

现在一般所说的文革研究,形式比较宽泛,包括回忆、反思和探讨、资料选编和理论研究,既有正式出版的书籍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包括自印本和自媒体发表的网文,如张国祯创办的《闽海网•华声四海》中曾刊登了大量有关北大文革的文章,《昨天》《记忆》等网刊也刊登过不少回忆、研究与资料整理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讨论会或讲座也有北大文革研究的内容。
参与北大文革研究的作者面十分广泛,人数众多,包括文革时期在北大的亲身经历者,既有当时的当权派——工作组负责人(张承先)、校文革的头头(聂元梓)和军宣队的干部(原8341部队某大队政委、北大鲤鱼洲分校党委书记卢鸿盛,原4587部队干部、北大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郭宗林),也有著名学者(如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等)、普通教师和大学生,甚至当年的中小学生,还包括当时不在北大的文革研究者,既有已经从北大毕业到其他工作单位的老先生和外单位的研究者,也有文革后才进入北大学习或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学者,此外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北大文革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说,北大文革研究者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是少有的。

北大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简介

从北大文革研究者的组成来看,人数最多的是当时亲身经历和受害的老干部、老教师、老五届毕业生和北大干部教师的子女。
老干部、老教师中出版的书籍包括: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杨勋的《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张世龙的《燕园絮语》(华龄出版社,2005),郑培蒂的《云起云舒》(东方出版社,2006),贺剑城的《亲历北大60年》(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陈哲夫的《我在北大60年》(东方出版中心,2010),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丁石孙的《有话可说》(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汤一介、乐黛云的《燕南园往事》(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王学珍的《我在北大七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乐黛云的《九十年沧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等。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聂元梓,按职务身份来说,她属于老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身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成了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她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一本是《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一本是《我在文革旋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聂元梓本人所写文字只占40%,60%为他人所写)。
老五届毕业生和北大干部教师子女编写出版的书籍(含自印本)主要有:
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郭庆山《太阳照在慧明湖上》(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丛璋、国真、亚达、林爻主编《燕园风云录》第1集-第4集(自印本,2012-2016),邵瑜《心恒先生轶事》(世界日报图书百货中心,2012),陈一谘《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丁广举等主编的《告别未名湖》第1集-第3集(九州出版社2013-2015),王复兴著《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风雨未名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上下集(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樊能廷《北大文革简史》上下集(时代文献出版社, 2018年),张从、樊能廷、俞小平主编《北大文革武斗纪实》(自印本2018),吴根耀《50年后重新话文革》(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8),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红色中国出版社,2018年),张从《探史求真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樊能廷《非常岁月非常道》(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奚学瑶《青春非常之旅》(时代文化出版社,2019),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第二集(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陈景贵著《1965-1970那几年我在北大》,香港人民出版社,2019年。樊能廷《真相与谎言对撞》(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张从、马志学、冯宋彻、严文凯主编《却话燕园风雨时》(时代文化出版社, 2020),吴根耀《曾经的狂热岁月》(时代文献出版社,2020),胡宗式、章铎主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三集,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樊能廷、张从、奚学瑶主编《莫教青史尽成灰》(时代文献出版社,2021),王复兴主编《聂元梓遗稿——检查、交代、申诉及访谈》(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张从、冯宋彻、郭力主编《再话燕园风雨时》(时代文献出版社,2022),竹君编写《燕园的子弟六九届》(自印本,2022),孙兰芝、丁广举编《告别未名湖——书事回眸》(自印书,2022年),胡宗式、章铎编《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年),胡宗式、章铎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续编》(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年),胡宗式、章铎著《北京大学文革史榷》(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年)。
樊能廷还整理了4部北大文革研究的重要资料,制成了电子版,包括:《残篇断简久尘埋》第1部——《新北大》1-5集,2022年,PDF版。《残篇断简久尘埋》第2部——《新北大报》全一册,2022年,PDF版。《残篇断简久尘埋》第3部——《校文革〈大字报选〉拾零》,2022年,PDF版。《残篇断简久尘埋》第4部——《首长言及北大聂元梓》,2022年,PDF版。
此外,发表在《炎黄春秋》《百年潮》《党史博览》《江淮文史》《文史精华》等刊物和互联网刊上有关北大文革的文章约数百篇,作者主要有:彭珮云、郝斌、李海文、印红标、何洛、孟津、牛辉林、杜钧福、司徒文、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俞小平、吴根耀、朱克定等。

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和特点

1.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北大文革代表人物聂元梓,认为聂元梓在北大文革中紧跟文革发动者和江青集团,迫害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的学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而且在全国文革特别是高校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文革后对聂元梓的审判和刑罚是完全必要的。
许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教师、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和控诉了聂元梓及其领导的校文革建立“黑帮大院”和私设监狱,把大批群众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集团”,到处抓捕干部师生,非法关押残害干部师生,发动武斗,断水断电断粮,打死无辜学生,逼死干部教师和学生,打伤打残多人的罪行。其中,季羡林、郝斌、陈哲夫的著作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2.一些研究者对聂元梓的历史与她在社教和文革中的表现及其个人品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她犯罪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她受到极左路线和思想的严重毒害,奉行专制主义,野心膨胀,四处投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择手段,打击不同意见者和迫害群众,最后却落到被文革发动者抛弃、害人害己的下场。
3.认为北大文革中两种力量的斗争,不是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广大受到迫害、镇压的群众与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当权者之间的斗争,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北大两派群众都是受害者,应该团结一致,彻底清算文革罪行,彻底否定文革,避免类似文革的悲剧重演。
4.北大文革研究者已经形成了群体,北大老五届毕业生以《告别未名湖》《风雨未名湖》等集体创作的形式,记述了自己在校期间和毕业后遭受的苦难和在社会低层经受磨炼的经历,控诉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荼毒和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危害,通过在苦难生活中深刻的思考与觉醒,体现了北大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这是北大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老五届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笔,在全国老五届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少数人的不同观点

在北大文革研究中也出现了少数人的不同观点。如聂元梓在2005年、2017年先后在香港出版的两本书,在回忆录中,聂元梓极力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解,声称要“洗去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此后一些作者如胡宗式、章铎夫妇,王复兴、谢甲林、宫香政、李清昆等写出的一些文章,近年来胡宗式、王复兴等人在美国出版的几本书,其中都不乏为聂元梓辩解的内容。他们的主要论点和特点是:
1.认为聂元梓被判刑是冤枉的,她不是文革中的罪人,而是反对“王关戚”和中央文革的“英雄”,是类似朱成昭式的人物,校文革是合法的“红色政权”。还有人认为社教运动是正确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正确的。
2.他们尽力回避北大文革中的校内问题,否认聂元梓和校文革打击迫害干部、教师和学生的罪行,甚至指责被迫害的老教授季羡林等;他们把敢于与聂元梓和校文革斗争的群众组织说成是“王关戚”扶持起来的;他们否认1968年3月底到7月底的武斗是聂元梓支持的武斗组织发动的,说武斗是“地派”挑起来的;否认他们随意抓捕干部群众,导致三名学生惨死和邓朴方、樊立勤等人致残的罪行。
3.他们把两派的斗争说成是“争权夺利”,认为反抗聂元梓校文革的群众是搞“二次革命”,争夺北大的领导权。
目前社会上也有些人认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是“当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聂元梓的一生是“教科书般的人生”(见乌有之乡网站)。
虽然大多数经历过北大文革的师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笔者认为他们能够写出回忆录和发表文章,披露当时一些历史事件的过程和背景以及自己的看法,也为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些不同角度的史实记忆与情感记述,也是应予重视的。

如今,当年经历过北大文革的干部、教师、学生,已经有很多人去世,在世的也都年过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了。笔者热切地希望能有年轻的学者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研究北大以及全国的文革历史,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实面貌。
2022年1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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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北大两派斗争的意义

戈 辰

文革一开始,全国各地几乎都出现了群众分裂为两大派的现象。不仅现在年轻人很不理解,就是当年文革亲历者也很难理解。其实,文革发动者也没有预料到。
大体说来,从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到1967年“一月风暴”之前,在全国各地,群众分裂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上海“一月革命”,夺了“走资派”的权。各地纷纷效法,形成“风暴”。在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造反派”迅速占据主流;到1967年夏天,各地“保守组织”基本崩溃。这时,伟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老保”被摧垮,“造反派”内部立即发生分裂,全国各地“革命群众”几乎都分裂为名称各异的两大派,不久就由文斗发展为武斗。1967年下半年以来,“上面”一再强调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也采取了诸如“复课闹革命”等一系列措施,但各地派争不仅仍在加剧,武斗也在不断升级,全国局势濒临“内战”边缘。
最初“伟人”预料文革在1967年3、4月份“见眉目”(见林彪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其后“伟人”多次呼吁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落花不返枝,破镜难重圆。两派偏偏不联合,这是为什么?
忽然袭来的“革命”风暴和轻易取得的权势,令“造反派”欲望膨胀、忘乎所以,而“夺权”之后,事涉上上下下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两派都意识到,只有招兵买马、壮大实力,击败对手,才能取得革命果实。
毛在当时提出解决“两大派”问题的办法是“要斗私批修”。《人民日报》把“斗私批修”提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的高度。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社会“精英”、热血青年们纷纷奋起,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立面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两派都说自己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都“最最最”听他老人家的话。现在你要他们“斗私批修”,呵呵,谁都不承认自己出于私心!(很多热血青年的确不是出于私心)你不是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吗?你不是说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吗?你忽然要两大派“大联合”,以谁为主实现联合?谁能保证对方支持的干部不是“赫鲁晓夫”?
“斗争哲学”指导下,一旦介入无路可退,要么你死我活,要么同归于尽。城乡之间也开始串联,一场全国普遍发生的“武斗”逐步展开。
到1968年夏天,各地武斗愈演愈烈,眼看“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却看伟人如何收场?
所幸者,文革发动者毛老人家在当时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军队和一般群众都抢着说自己最最能服从他的“最高指示”。“七三”“七二四”两个制止武斗的布告发生效力,至当年年底,老人家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就把所有“革命激情”引向了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
假设再来一次文革,我相信还会出现“两大派”。
那时候,没有毛老人家那至高无上的威望,局面将如何收拾?不可收拾!鹬蚌相争,等着渔人来收拾吧!
从理论上或哲学上来分析文革出现“两大派”的现象,依鄙人愚见这事还是留给后人。
研究文革“两大派”,最好是从北大文革入手。因为北大文革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而两派人马最后被“扫地出门”,各奔前程,也是他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聂元梓在内的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时发出的号令。
下面我们就从北京大学师生的分裂谈起。
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伟人的“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尤其是北大人,很快就有许多人起来抵制钦定“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带头人聂元梓。
北大的两派与各地两派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保聂派得到毛伟人和“中央文革”直接支持,而反聂派则汇聚了数千名偏要跟聂元梓较真的书生;二是这些书生对于运动后期“上上下下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可以说毫无兴趣,对于权力毫无觊觎之心;三是北大人对于“大救星”伟人的崇拜,没有一个人能超过陕北老农,因为他们心目中另有崇拜,占去了很大一块的脑容量,比如学中文的崇拜李杜苏辛或者鲁迅,学历史的崇拜司马迁或者章太炎,学物理的崇拜爱因斯坦,学化学的崇拜门捷列夫,学生物的崇拜达尔文……
就因为他们是北大人,当聂元梓希望通过办展览或者纪念“5·25大字报”第几周月或一周年大会建立起对她的崇拜的时候,嗤之以鼻者不在少数。
可以说,北大是试金石;摆平了北大,伟人就有信心摆平全国。
假设,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不是聂氏而是周培源或者丁石孙,或者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或许北大就不会分裂为两大派。然而这有可能吗?康生、曹轶欧暗地寻觅对校党委和北京市委不满的人,起初并不是找的聂氏,他们找陈守一,遭到陈守一的断然拒绝。聂氏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不足以驾驭北大;忽然在北大一跃登顶,执掌权力,一时无比煊赫,还有伟人“斗争哲学”的支撑,使她毫不犹豫地纵容爪牙镇压异己、祸害无辜,把大量师生员工推到了对立面。在校外,她热衷于四处伸手,到处抢权。
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之争,是执政与在野、压迫与反压迫、专制与反专制之争。并非“老造反”与“新造反”之争。是追求真理的好人还是满怀贪欲的恶人,眼明心亮的北大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聂氏的武力镇压,遇到的是掌握现代科技又了解冷兵器时代战术的对手。面对“校文革”装备完整的武斗队,面对断粮、断水、断电,井冈山人挖地道、搭天桥、切轮胎造弹弓、截水管做长矛,连接高压电源,截获对方电话,最令人称奇叫绝的是“撒豆成兵”,击退了汹涌来犯的“校文革”武斗队。
井冈山人临危不惧以少胜多,坚守住了六座楼,直到1968年7月28日毛伟人和中央文革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宣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实际上也就是宣布“红卫兵运动”的收场。
此后,曾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化为需要接受“再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需要隔离审查、莫名其妙的“五一六分子”。
“7·28召见”是文革历史的转折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间长达5小时。让我们听听伟人的肺腑之言:
“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又延长一年,又不行。我说三年就三年嘛。……走,也是一个办法,……走光,扫地出门。”(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下同)
不论“天派”、“地派”,不管你是“社员”“山人”,通通“扫地出门”!
北大的情况,伟人明察秋毫。伟人说:
“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
聂氏所说“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笔者没听说过。
即便如此,伟人岂能轻易被聂氏面对面蒙骗:
“身在你老佛爷(手中),心在井冈山。”
当聂氏强调井冈山头目如何坏,“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毛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牛辉林)、杀猴(侯汉青)、断羊腰(炖羊肉,指杨克明)’,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嘛?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
伟人洞若观火,“公社”数千人,甘当炮灰的不过二三百。“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逍遥派,聂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在那举世疯狂、红色恐怖的情境中,“不参与派斗”那是需要勇气的!越来越多的“新北大公社社员”选择了不参与,按当年的逻辑,就是立场有问题,就是对伟人的不忠,就是对对立面的支持!这里,我们要对所有取不参与态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井冈山人守楼成功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毛伟人认识到,个人崇拜不是万能的。
北大是试金石。摆平了北大两派,各地两派都不在话下。北大搞定了,中国就搞定了;北大搞不定,伟人自称一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搞不定。井冈山守楼成功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
毛毕竟是政治家,他在1968年夏果断否定了野心勃勃志大才疏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带头人聂氏,他在1976年去世前把权杖交给了华国锋,也就是在最后关头对于聂氏和江青实质上的否定,也在实质上承认了个人崇拜和文革的失败!反正我们是感觉到了。
让我们再回到“7·28召见”。《韩爱晶记录》如下:
蒯大富(迟到了三小时)走进来,号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
毛主席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
蒯大富如在梦中,呜呜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蒯大富尚不自知从此自己的命运将陷入困顿。
毛的流泪,在重要场合,据笔者所知,这是唯一的一次。
笔者写到此,也不由得想流泪,不是为伟人的失败,而是为民族的深重灾难。
人类历史飞速进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不多了!历史前进的重任,应当由农民革命家的肩上转移到现代科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和由此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代表们肩上了。

戈辰 庚子大寒初稿 潏水北里
壬寅大暑修订 伶仃洋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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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第一张大字报”点燃全国文革烈火

樊能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她成为全国闻名的“造反英雄”。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写得何等好啊”的《人民日报》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鼎力加持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大加赞誉,一捧再捧、一抬再抬。有毛泽东的加持,聂元梓当上了一个大号的“出头椽子”。
毛泽东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惯常的组织机构、制度、纪律、规矩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按以往常规的运动方式难以解决、尤其是不能让他放开手脚“无法无天”大干一番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那么,毛泽东期待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呢?那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方式,简称为“四大”。稍后还加上一条世所罕见的“大串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榜样,广播“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用这个榜样向全国推广这样“一种形式,一种方式”。
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那一张得到领袖炒作的大字报发端的。对此,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6月1日晚上,清华大学的同学纷纷走向毗邻而居的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他们的“革命行动”。6月2日凌晨1点,清华大学出现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凌晨3点,清华大学研究生侯启孝用笔名“景松”贴出标题为《关于反右斗争时人民日报摘抄》的大字报,告诫人们当心反右斗争重演。但这没有阻止大字报高潮的到来,很快,热002班的同学率先贴出了《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大学最早把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当天晚饭后,清华大学里保党委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而来。同时,清华大学还播放蒋南翔5月11日庆祝“五四”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这天,举国上下,各大、中、小院校纷纷开会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的院校和一些单位更是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先是附近学校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儿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赶来,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声讨陆平等人。北京大学完全成了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当天下午,康生与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演讲的人群,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陈伯达高兴地笑了。在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上,康生向师生们演讲,他说:
“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广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不仅使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更重要的是这张大字报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剧烈的动荡不仅发生在大学,中学更不安宁。自从1962年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有一些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学校经常组织批判会,布置学生撰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在批判“大毒草”的政治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用阶级斗争观点”去看待人、看待事。
6月2日,北师大女附中三个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模仿聂元梓,批判该校领导,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由刘进起草,与宋彬彬、马德秀共同署名。
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清华大学附中五楼大教室,这是学校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看来,“红卫兵”这个名目的“新生事物”勃兴,与聂元梓大字报的激发,有某种关联。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不仅学校学生激动,也让许多其他人顿感亢奋。正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历史所的几个年轻人坐不住了,生怕错过这次革命的机会。他们向戚本禹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本禹表示同意。
早在5月23日,学部哲学所的《哲学研究》杂志总编吴传启和林聿时,率先贴出批判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在学部引起轰动。
简称“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它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上从1958年以后就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学部”的主任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沫若还兼任历史所所长。郭沫若和“学部四大金刚”——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历史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能够参加中宣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
“学部”主任虽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1964年10月,又调来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和华北局宣传部长杨述,担任副主任。关山复代替刘导生担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吴传启和林聿时都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也都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红旗》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关锋是熟悉的老朋友。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个人,曾用“撒人兴”(“仨人行”的谐音)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最多。冯友兰自己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是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
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同一天贴出的。卢正义原名卢树生,曾经在江苏如皋师范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地下党员、学生领袖,带领师范学生抵制日货。1935年在“苏州反省院”坐牢,出狱后赴延安,1945年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1955年调任教育部小学教育司司长、政治教育司司长。历经“政审”,没有发现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学校教师应该积极参加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等研究文章。教育部卢正义这张大字报和“学部”吴传启等人的大字报,因矛头没有指向北京市委,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贴出大字报的,还不是学生,而是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左派”老党员和老干部。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第一张”并不在于其真正在时间上是“第一”,而“马列”也不在于其中的“马列”言辞或内容有多少,而是看其矛头指向是否切合了领袖的“战略”意图。
经过最高层炒作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使得北京师范大学沸腾起来。6月3日早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南墙上,贴出谭厚兰领衔署名的大字报《砸烂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向程今吾黑帮猛烈开火》。谭厚兰是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1965年抽调到红旗杂志社,在林杰直接领导下工作。随后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任总负责人。
程今吾原名程蕴章,学历出身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终身奉行“生活教育”理论。“今吾”二字,取自《论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1966年7月,康生到北师大,发表大会讲话支持谭厚兰,信口污蔑程今吾是黑帮分子,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程今吾被关进“牛棚”。康生在会上鼓动不明真相的北师大学生批斗、打倒程今吾,明知程今吾患病在身,还是把他关进“牛棚”,致使程今吾两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还被批斗。出院后,医嘱“静养”,仍被关进“牛棚”。1970年5月14日,含冤去世,终年61岁。
6月7日,兰州大学得到省委工作组支持的学生李贵子等人贴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江隆基校长是“三反分子”,在全校引起强烈震动,终而导致江隆基校长于6月25日在家身亡。江隆基是北大1925年入学的校友,曾经留学德国五年半。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担任副校长,后来是党委书记,他是六级高干,跟校长马寅初,这两位卓越的教育家搭档,至今被许多人赞叹为“绝配”。江隆基在北大始终强调“教学第一”,他的为人,口碑也很不错。1959年1月份,他从北大调到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号称西北地区高校“老大”、有3000多学生。江隆基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高教八条”。不料,北大“5·25大字报”出笼一个月,他竟然惨死于省委的无情抛弃和愚昧群众的残忍批斗。作家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王戈、王作人著《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记述:“在批斗江校长的过程中,几个打手用铁丝拧成并露出许多铁丝头的将近两米高的‘铁帽子’,猛地扣在江隆基已经严重谢顶的头上,猛力往下一摁,随着一声惨叫,一股股鲜血从脸颊流到脖颈,他失去控制地跌倒在台上。”
江隆基死后,兰州大学总务处处长、一位老红军,直奔学校木工房,自作主张打造一口棺材,盛殓遗体;并且,他挺身而出,指着省委工作团团长的鼻子大骂不止。
北大王学珍写有《江隆基与北京大学》,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2期,称赞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人说,“江隆基之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6月8日至9日,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但是,还是有人按照自己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解,探询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指。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正在咸宁县参加四清工作队工作。他在读了王任重刊于5月4日《湖北通讯》增刊上的文章后,在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公开批评王任重,认为王任重的自我检查没触及本质、触及灵魂。很快,杨家志被开除团籍、开除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了一个星期,进而打成“右派分子”。杨家志多年后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者。
6月7日,北大生物系学生杨涛到清华大学贴出反对清华校党委的大字报,遭到围攻。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责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欢呼雀跃,许多学生、教师认为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广大群众对风云变幻的局势茫然不解,保蒋的多数派迅速分化。
这天,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出身的团委书记方惠坚流着眼泪对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叶志江说:“我犯错误了,也连累你犯了错误。”
叶志江是当时清华大学有名的高材生。他于1963年秋季入学。1964年上半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火箭运行轨道的计算,另一篇数学论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1954年提出同样的定理时,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特别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又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又红又专”标兵。他的事迹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与当时另一位全国“又红又专”标兵、南京大学的温元凯齐名。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方惠坚和叶志江几乎“形影不离”。在方惠坚的指导下,叶志江贴出保卫清华校党委的大字报,受到了主管共青团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大会表扬,说他的大字报“很有说服力”。而今,流水落花,这一切都已成为叶志江的罪状。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叶志江,无法猜测“犯错误”会面临什么命运。于是匆匆赶回家中看望父母,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学校时,清华园已再次沸腾起来,人们开始大规模批判蒋南翔。一夜间,各级党政干部,学术权威,乃至部分学生和教师,一个个头顶纸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叶志江这个闻名全校的“高材生”、校党委的“红人”,就像川剧的“变脸”,蓦然转身,沦为“叶鬼”,被批斗,被关押在宿舍里。
自从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挖出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他被诬指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原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就是李达三家村的意思)。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历时一小时另五分,顺水漂流三十华里、“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决定还是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恳求:“主席:请救我一命!”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
1966年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1966年8月24日李达凄凉地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6月1日晚,西安交通大学的师生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群情激昂。他们由北大联想到交大,教员周先聪执笔连夜写出了一份大字报,效仿聂元梓,也有七人签名。大字报内容同样是直指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学校广播台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竟然没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引起同学们的怀疑,认为校党委这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这是什么行为?“义愤填膺”的学生立即贴出了针对彭康的大字报。
6月2日,西安交大师生掀起了批判校党委、揪斗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彭康的一切职务,改组交通大学党委。彭康是中共陕西省委“舍车保帅”抛出的“走资派”,1968年3月28日,曾运筹交通大学由上海“西迁”、有巨大功劳的彭康校长,被红卫兵批斗致死。
如上所述,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就满天飞了”。这是毛泽东1967年2月3日跟阿尔巴尼亚军政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话时的描述。
有了“五一六”通知,有了杀气腾腾的“五一六”精神,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称为走资派)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还需要群众行动的范例,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运而生,就成为这么个范例、这么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是看得见的力量。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讲,榜样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学习具体的典型榜样,由点到面,相互感染、竞相仿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先进典型”的普及化。聂元梓这个“造反”榜样一树立,在全国各地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效仿。(下图: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抬着“第一张大字报”的模板。)
1966年11月1日校刊《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同志在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上的讲话,建议把“六·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我校校庆纪念日》,聂元梓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大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给以极高的评价,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在文革中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北大一校,作为榜样,在全国带了一个坏头,其恶劣的影响,让全国高校乃至各单位都把主要负责人打成“黑帮分子”狠斗,斗死、斗伤、斗残的不计其数。那时候,多少人来北大“取经”,又有多少北大人到全国“传经送宝”,在全国产生了多大的恶劣影响!始作俑者就是聂元梓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还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傅崇碧回忆录》第190页记述:一次在政治局碰头会上,由陈毅汇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准备情况,讲着讲着就憋不住了,陈毅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宣传后,外界议论纷纷,许多外国朋友不理解,担心我们国家出现骚乱,担心我们党控制不了局势,担心我国的外交政策不稳定,光我当外长的讲‘请阁下放心’,人家就能相信了?!人家有眼睛,要看,看你们中国共产党到底有没有本事!连开个会都开不安逸,谁相信你们中国外交政策稳定?!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和国际视听的大事情。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破坏国际关系,就是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
“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领导人谢胡给聂元梓凑趣——1967年9月27日,《谢胡同志参观红卫兵战果展会时的讲话》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最害怕红卫兵,做梦都梦见你们,害怕你们,因为你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对聂元梓说)你那时不知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就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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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大文革中的1263

吕润清

1263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九六三年级的代称。北京大学当时共十八个系,经济系排序第12,63则是入学的年份,我们当时通信信箱就是“北京大学1263信箱”。由于正处在反修防修、中苏大论战的当口,当年招收的经济系学生只一个专业——政治经济学。全班共招50人,因病及其他原因,实际入学班生为47人。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班同学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分别下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公社水南庄等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带队的队长是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国棉三厂工会主席万云(副市长万里的妹妹)。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后,由于我们参加社教工作的地点在北京郊区,第二天就听说了。晚饭后大家议论,都同意近几天抽时间回北大看看。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和姜元良(已故)回到了学校,学校里人非常多,许多是外校来看大字报的。当时也有不同意大字报观点的反聂大字报。总之,大字报很多,有支持、同情聂元梓的人,也有拥护校党委,反对聂元梓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后,风向变了,大家都开始支持聂元梓等人的革命行动,批判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校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错误行为。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运动中去,我班成立了战斗队,有张云德,有我,记得还有伍席源、曹绍平、陈开国、姜元良、王玉泉、林其屏、尤来寅等30多名骨干同学组成。那时的我们积极、亢奋,几乎每两三天就有我们贴出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打压革命学生的造反。在全校和经济系影响很大,也很强烈。我们战斗队没有批斗过老师、没有查抄任何人的家。
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在哲学系三十八楼“斗鬼台”批斗老师时,下午我们系低年级同学也在37楼搭起了“斗鬼台”,要批判系里的总支书记龚理嘉、李瑞英、张秋舫等领导和老师,我趁他们不注意,把张秋舫老师拉进37楼123我住的房间,盖上被藏到了我住的床上。
(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返校期间,张秋舫老师看到我非常激动,问我这些年跑哪去了?怎么不考研究生?杨勋老师在旁边说:“吕润清你若考,怎么也得想办法把你收进来。”我说当时我已入了党,当了县革命委员会工交部的领导干部,那边不放,要重点培养我……)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分别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发表讲话,支持聂元梓等人的革命行动,鼓吹“造反有理”,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尤其是七月二十五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了北大师生近万人大会,康生、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北大,在这次大会上,江青讲话突然点名中文系的张少华是骗子,说:“我和毛主席都不同意她和毛岸青恋爱。她的母亲张文秋也是骗子……”我非常惊愕,人云“家丑不可外扬”。在这儿万多人的大会上,身处高位的她怎么讲如此这样的话!我开始对她产生不好的印象。联系到中国各朝各代历史中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再加上她在延安时与主席结婚时许多中央元老不同意的传闻,担心此女人误党误国……我当时的这一想法为后来支持北大“虎山行”炮打中央文革埋下了伏笔。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号召大家串联,到全国各地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北大在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和影响力。我们于十九日找到了驻我系工作组组长、铁道部客运司司长凌祖佑,他特批我们班16名同学乘坐北京到西安的客车,住卧铺,在餐车吃饭,全部免费。同去串联的有我班的伍席源、曹绍平、尤来寅、贾德林、王玉泉、姜元良、陈开国和技术物理系的张景元等。
我们第一站到西安,住西安解放饭店,到西安交大等单位串联;后到成都,到成都工学院串联;到重庆去重庆大学串联;到贵阳、云南串联,最后到湖南韶山瞻仰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后由武汉乘客轮直达上海串联。这时的聂元梓已派先头部队到上海煽风点火……
十月中旬回到学校后,运动已全面兴起。当时我们听毛主席话,一心跟党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对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一是珍重,二是不允许抹黑。受全国串联和运动高潮的影响,我们认为单靠“战斗队”不行,要联合起来。于是联合我系各班由分散的战斗队统一成立了经济系“红色尖刀连”。大家推举我为第一任连长。成员有64届的曹凤岐(现为北大经济系教授)、王政;六五届的周庆贺、张广义、曾军等人。我们制作了队旗、袖标、刻了公章。“红色尖刀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判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批判驻北大工作组压制群众、捂盖子等问题。
在发现进驻经济系工作组与部分所谓的运动积极分子把同学分为“左、中、右”三种人后,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通过自己努力,通过各部门政治审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都无限忠于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谁为左?谁为右?我们开始分工调查,谁整的黑材料,在哪里儿整的,他们整了那些同学……在掌握了大量数据和事实后,就找他们质问。这些人后来都是“新北大公社”的,是铁杆的逢运动就整人、害人派。有一个经济系极左派老师讲,经济系历年毕业生都有反动学生出现,60届出了李法文、孙金山,你们今后还出谁?大家要提高警惕,要有政治敏锐力,密切注意观察揭发。
在多次辩论质问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用事实说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带领曹凤岐、王政、张广义、曾军等十几个人来到经济系办公室(北大四院)。透过灯光看见二楼最西头办公室灯亮着,就去敲门,里边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在整理同学黑材料。情急之下,我打碎了门上玻璃钻进屋中,当着二人面查抄了全部材料。回去一看,被他们定为“右”的学生有我班陈开国、李光哲、刘维和。这三位同学主要是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有异议,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有一定道理。如文具盒是由盒盖和盒底组成的,单个只能叫盒盖和盒底,只有“合二而一”后才叫盒,我们班有不少人赞同他们的观点,只是不敢直说出来。六五届的曾军出身工人家庭,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好班干部。就因为耿直、正义、爱提不同意见得罪了人,被扣以“右”名。
我们后来发动大家揭露真相,把他们整同学的黑材料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大餐厅东门墙上。几十张的大字报写满了整同学的黑材料,大家惊讶、气愤,轰动很大。有的班、系也开始查找……
此事以后,我这个来自贫寒家庭、“根红苗正”的乡下佬成了经济系“新北大公社”极左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下决心整治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早期外出大串联的同学都陆续返校,受各地学生、工人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的影响,北大校内和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开始思考“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向什么方向去”的问题。对以康生、江青等人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如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贴出的《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北京航空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纵队贴出的《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团总部李洪山在天安门贴出了《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字报,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贴出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问得好》,支持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等大字报,文章都真实地反映了正直学生的正义呼声,批判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和错误言行。
在北大,聂元梓和她的支持者以北大“左派”自居,借助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虎皮大旗,推行“以聂划线”,残酷摧残、迫害在北大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朱光潜等。批斗时给他们戴高帽、住牛棚,甚至抄家;对不同意见者排斥、打击、甚至迫害,如和他们一块起草大字报的孔繁、杨克明,在社教中和聂元梓意见相左的经济系杨勋、李志远,国际政治系的张侠等人。聂元梓们对青年学生也是这样。
失道寡助,聂元梓和她支持者的所作所为引起广大同学的气愤和不满。大家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与他们做斗争。这就是北大“红联军”出现的原因。“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联军”)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哲学系的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经济系的吕润清、西语系的王德志、技术物理系的张景元(曾经结伴串联)等提议成立的。开始时大家常聚38楼一楼的某个房间研究,认为“有必要”“越快越好”。同时也要成立自己的广播台,表达我们的意见和声音。同时我也有幸认识了哲学系的尹火(尹振行)、李中华、邹本顺、张恩华等同学,尹火被推举为“北大红色造反台”的台长。当时的“红联军”虽为革命造反组织,但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印制军旗、袖标和刻制公章。联络地点是三十八楼赵丰田住的学生宿舍,有事儿在那里碰头。
当时的主要组成战斗队有哲学系的“红色造反纵队”,经济系的“红色尖刀连”(因参加人员多了后改为“红色造反纵队”)、中文系红色造反纵队(即“猛虎团”),地质地理系的“红色造反纵队”组成,约300~400人之多。我们经济系人数约百人。
“红联军”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大字报和串联会,宣传自己的观点,揭露和批判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北大“校文革”的错误,积聚反聂派力量。赵丰田的大字报《聂孙校文革执行的什么路线?》,俞启义的大字报《北大向何处去?》,“红色尖刀连”成员、经济系李志远老师的大字报《揭露聂元梓在北大社教和文革中的丑恶嘴脸》等大字报,既分析了北大当时运动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又揭露了聂元梓在经济系工作中的老底和现在推行的“没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校园中引起了震动,反响很大。
在这期间,与“红联军”一派观点相近的“虎山行”战斗队,对聂元梓、孙蓬一在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康生、江青等人支持下,“以聂划线”,以“左派自居”,肆意打击革命师生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他们要发“正义之声”,写了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问中央文革》为题的大字报,通过尹火(尹振行)、杨作森、卞宗美、刘秉慈、王训芬和吕润清在“红色造反台”广播……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红联军”成立后,聚集了许多对聂、孙校文革不满的战斗队,不少人认为聂、孙校文革之所以不听群众意见,为所欲为,就是依仗有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支持。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聂元梓、孙蓬一的校文革绝不敢在北大倒行逆施,把北大当成了“家天下”,自己僭居“老佛爷”。在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后,北大也出现了。其代表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虎山行”战斗队,以数力系的杨作森、生物系的卞宗美、刘秉慈为主要成员,后来吴可、张家瑞也参加了。卞宗美、刘秉慈等人的战斗队叫“红野牛”,杨作森的战斗队叫“热枪冷炮”。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开门整风”。并以大字报形式张贴,他们还起草了《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再论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和《问中央文革》等文章,要求通过北大“红色造反广播台”广播。他们先找台长尹火(尹振行)商量,尹的态度暧昧不敢定,经与俞启义商量后,俞不同意广播,说他们可以自己主张自己写大字报张贴。
可能是卞宗美、刘秉慈、杨作森等人坚持播放,尹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外系同为“红联军”负责人之一的我商量。记得第一次是在哲学系一楼,第二次在28楼与杨作森商量后又到广播台找王山米。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王山米,地点在“红色造反台”的隔壁。我当时态度是倾向广播,但态度没明确。为此事卞宗美、刘秉慈和王山米把我从37楼找到她们住的36楼宿舍(可能是106室)一起商量。记得有二三次,在这里我认识了同为井冈山的宁娜(宁焕红)、魏群、王珊珊等女同学。最后由于她们再三坚持,尹振行和我同意广播。同为广播员的王山米、我班的王训芬也支持,这篇“炮轰中央文革”的文章就全文广播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和人大“三红兵团”,应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重型机械厂马恒昌小组的邀请,和人大伍园园(伍修权之女)等一行十几个人去那里串联学习,我顺便到黑龙江省龙江县大黑公社小黑村看望失散多年的亲娘舅。
我们在那儿参加了由当地23军支持的齐齐哈尔电台少数派夺权行动。部队开始不好介入,怕引起两派更大对立,让北京来的红卫兵参加,由部队支持的电台内部人员引领,夺取了电台各机要部门的权,后由部队全面接管。
在此期间,北大经济系的盛敏、我班同学李光哲二人,手拿新北大“校文革”介绍信,通过驻军找到我,说我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要求部队协助拘捕。
在部队住一晚上后,坐火车把我押回到了北大。我这才知道“虎山行”大字报广播后,聂、孙之流就利用本是善意帮助中央文革小组改正错误的意见,添油加醋地向康生、江青等人汇报,将此定性为反对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行为。
聂、孙之流拿着这支令箭在北大开始了疯狂的镇压行为。他们把不同意见的杨勋、杨炳章姐弟(烈士子弟),魏秀芬、杨作森等十几个人抓进监狱,诬陷俞启义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侄子。在全国各地开始抓捕“红联军”“井冈山”主要成员,形成白色恐怖。
被抓回学校后,我在大餐厅挨了两次批斗,挂牌子、挨打、勒令检查交待反革命罪行。在没到校之前,“红旗兵团”人员已查抄了我的宿舍,收缴了来信、日记等材料。我在班级被批斗两次。
由于我班只有十几个“新北大公社”派的(包括后来被迫“下山”即退出“井冈山”的),根本张罗不起来批斗会,就无声无息慢慢放下了。“红色尖刀连”被他们打压后也就没有什么独立活动了。但“红色尖刀连”的战士正义、坦诚、坚持真理,一直活动在北大“东方红兵团”和“井冈山兵团”里,信念使然,矢志不改,一直战斗至毕业。
1967年8月“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我们1263的“井冈山”人成立了“万道霞光”战斗队,它是12纵队的一支劲旅。最先用这个名字写大字报、参加活动的是张云德,后来大家也就常用“万道霞光”这个名字活动。
1967年12月下旬,聂孙派出工人和学生抄周培源副校长家,我记得是晚上抄的。第二天早晨听说后,我们就去了燕南园周家。家里很乱,周和夫人、孩子几个人在家,我们去了不少人,表示要保护周家安全,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情。当时还议论派人到北师大、地院、农大、人大、林院去联络,通报聂孙无耻打压反对派的暴行。
第二天我和国际政治系的赵洁平(北京副市长赵凡之女)借周家自行車,走当时的31路公汽线路去北师大,向谭厚兰和他们的负责人介绍了北大斗争形势,以及让他们声援我们。我俩骑周家自行车连去两次。由于各高校声援和强烈支持我们与聂孙的斗争,迫使聂孙之流没有再对周副校长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对周培源的支持、保护,还有各高校的声援,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敬爱的周总理,听说都严历地斥责和批评了聂孙之流,使他们有所收敛。
〔下图:北大1263班毕业时在西校门合影(人不齐,有些没赶上合影):后排左起朱月清(女)、可大复(女)、吕润清、汪金安、陈开国、林其屏、张云德、刘叔麟;前排左起王玉泉、刘玉明、曹绍平、周古廉、伍席源、王西荣。〕
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孙“校文革”悍然发动武斗,武斗延续了四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们1263集体守卫37楼,为防止“校文革”武斗队伤害,我们封闭了整个37楼一楼的楼层,在37楼和36楼之间用木床倒立起来做栅栏,以便通行。后来挖通地道,用洗脸盆等工具往外运土,到28楼自制护胸盔甲、焊铁矛,参加了两次守卫37楼通道的武斗,反击“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封锁打压行为。
武斗惨烈期间,宁娜(宁焕红)的舅母在天津病危,因封锁不能出校门,凌晨三点钟她从三十六楼找我陪同,一起爬过三十七楼临街大墙,走海淀到人民大学坐32路公交车后转前门火车站。此事永志不忘。我是学兄,她是学妹,胜过同胞兄妹。
我是农村来的贫苦孩子,从中学享受5元助学金开始,一直到北京大学享受19.5元助学金。聂元梓、孙蓬一武斗封锁期间,我和李中华同学绕过海淀校门,走北大正门去系里领取助学金。在办公楼去四院的路上,走到图书馆附近,被我班“聂派”的孙仁海看到了,他找了几个手持凶器的人员,把我抓到紧靠五四运动场的26楼,囚禁了几天。其间蒙头审问几次,让我交待问题。后来我在他们中午吃饭看守放松期间跑了出来,又重新回到37楼,继续参加守楼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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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虎山行”与《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樊能廷

进入1966年11月,北大数力系学生杨作森、吴可、张家瑞,生物系医预班女生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等人组织了“虎山行”战斗队,取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不仅抨击聂元梓“筹委会到校文革,基本还是‘三临’”,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贴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火烧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的巨幅标语。他们支持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给中央文革所贴的大字报,还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卞宗美说:“如果都是像伊林·涤西那样敢于批评的人,中国就会永远不出修正主义。”杨作森也对文化革命提出了很有先见的看法:“我担心这是斯大林后期的重演。”他们尖锐地指出:“聂元梓的后台是江青,所以搬开聂元梓,必须炮打中央文革。”
12月8日,“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见附件),说:运动阴暗面很大,北大“井冈山”反击“十一月黑风”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人厌战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
“虎山行”打着“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的旗帜,公然“炮轰中央文革”,理直气壮地质问:“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在聂元梓等革命派眼中的“虎山行”,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
北大“校文革”响应中央文革号召“反击十二月黑风”,全力出击:
12月24日全校大会上,聂元梓对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讲话(载于1967年1月1日《新北大》第24期第2版):

自从《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来,全国掀起了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破产。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又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逆流,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纷纷出笼,恶毒地污蔑和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反革命行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的新反扑。作为前市委修正主义集团的反革命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在这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有着强烈的反映和斗争。杨炳章、乔兼武、杨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及其追随者《虎山行》《毛、林、陈之兵》等等,配合了这次反扑,在我校形成一股逆流。他们得意忘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公然跳出来煽风点火,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炮轰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不管他们耍出什么花招,他们的反动言行撕开了他们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画皮。他们抛出了以前不敢公开拿出来的隐藏在阴沟里的反动黑货,充分暴露了其反动的本性。他们的狐狸尾巴刚一露出,就被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死死抓住,穷追猛打,同这帮反动家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谁要想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绝不答应;谁要想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绝不答应。中央文革小组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最正确的执行了《十六条》,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考验的得力助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不是一般的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像杨炳章、乔兼武、杨勋等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现在他们已经被革命群众押送公安部,由公安部依法逮捕和拘留,这是我们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一个胜利。

1967年1月10月校刊《新北大》第1版社论《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罪行累累。贯穿着这条罪恶黑线的,是刘、邓——李雪峰、王任重——张承先等人,而孔繁、杨克明等人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反扑的逆流中,我校的反革命分子杨勋、杨炳章、乔兼武,和另一些组织如“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大肆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攻击中央文革,围攻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本来,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东西,你不得不假装相信。“虎山行”却公然喝破,说“斯大林后期”,喊叫“摸老虎屁股”。因此,“虎山行”成为“反革命组织”,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打击目标。在聂元梓“校文革”指使下,打击“虎山行”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动态报》第23期,刊发《坚决打退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北大的虎山行和科大的雄狮》:

科大的“雄狮”在元月四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公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组织十分秘密,据说,要加入“雄狮”,必须首先写一张大字报。“雄狮”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还有专线联系。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元月三日,“虎山行”的卞宗美、刘秉慈前往“雄狮”,交换其反动观点。“雄狮”完全同意“虎山行”的观点。于是,“虎山行”们立即猖獗起来。认为他们以前的大字报基本正确,还扬言要收回检查。卞刘最近活动频繁,先后到过清华、北航等校。还在科大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不当特务》。
目前,科大的“雄狮”活动太甚,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却成立了什么“四”“挺进”“独立支队”等八个团,六七天分别写出了《中央文革的同志,你们敢吗?》《革命的群众运动要走自己的路》等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声嘶力竭地叫嚷:“北京学生运动没有民主的气氛。”还胡说什么“虎山行在北大是反革命组织,在我们学校就不一定”,并公然为反革命分子乔兼武翻案,说什么“你们乔兼武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我们研究了,好得很,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大字报”。
更为恶毒的是,“雄狮”们通过对北大运动的品评,攻击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们说:“毛主席批准广播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牺牲了北大的利益,换取了全国胜利。”看,“雄狮”和“虎山行”们用意多么恶毒!

1967年2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新北大》编辑部编”校刊《新北大》第33期刊出署名“批判虎山行联络站”编写的《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
2月3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动态报》第五版《彻底砸烂虎山行!》:

昨天下午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和在我校帮助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召开了“斗争‘虎山行’反革命集团大会”,“虎山行”的头头杨作森和他的干将刘秉慈、吴可、张家瑞被捉上大会台上受审。很多战斗队、兵团的同志在会上揭发了他们的反革命言行。解放军同志发言表示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团“虎山行”打倒,和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本版完成时间2月3日0点1分)
(下图为手刻油印《动态报》的原样,配有抡起榔头“砸烂”的漫画。)

“虎山行”被江青点名,成员全部被隔离、抄家、批斗,一个个成为“政治贱民”。
杨作森“罪名”最重,他是“虎山行”的“头目”,还参加“红联军”反聂,还“砸校刊”,所以,大会小会批斗“坐飞机”之外,还多次被毒打,直至1月11日“扭送”公安部门。数力系65级同班学生王刚,对于杨作森怒目喷火、“满怀革命义愤”地大打出手。
王刚等人还在29楼宿舍四楼批斗杨作森和魏秀芬。在批斗现场,王刚对杨作森、魏秀芬都下狠手,使用了军用皮带。毒打杨作森、魏秀芬,表现了王刚这类人的“革命性”——其实源于令人作呕的功利考量。目击者说:“批斗是‘坐飞机’,弯腰90度。对一个女同学下这样的狠手,拿军用皮带抽,实在看不下去。印象太深了。”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宣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林彪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和各级领导人。
“虎山行”几个富有朝气、满腔热诚、涉世未深又心劳国是的书呆子,用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发表了一些他们自己经过思考的意见、看法,神采飞扬地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其话语是拥护毛的文化大革命,这可能是幌子,真实的核心内涵是谴责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以复加的政治压迫,反对把极权统治推向极致。这些,被北大当权者聂氏“校文革”抓住,拔高到“恶攻”领袖、“恶攻”中央文革小组、“恶攻”文革运动,被校刊《新北大》归结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地攻击诽谤革命左派。”
本来,民主就是民主,无须求助于“最高权威”,没有任何权威可以解决关于民主的争执。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不论是活着的或死去的,不论他(或他们)多么伟大,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享有最后发言权——民主不以“最高权威”而大,实际上,民主与专制者“最高权威”是不相容的。
“虎山行”要民主,却又乞灵于“最高权威”,悲剧就这么来了,这是北大文革期间一桩典型“人为制造”的反革命案件,聂氏“校文革”借机用它来整反对派。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一开始就是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开展起来的,具有巨大摧毁力量,它将社会分裂成了相互敌对的部分。国内政治生活和斗争直到今天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观点,暴力被尊崇为“历史的接生婆”。
“虎山行”案,是怎么办理的呢?毛泽东说过:“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及启示》,发布时间2022年5月6日,百度文库),毛泽东这个“群众专政”的办法,在文革中一度泛滥成灾,自然也成为聂氏“校文革”镇压“虎山行”简单粗暴、随心所欲施为的合法性依据和重要实践手段。
“虎山行”的杨作森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愤青”们反复打斗,恨不能手刃而后快,在1967年1月上旬被“群众扭送公安”。这位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65级学生,1970年春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蔚县(高寒区)北水泉公社劳动锻炼一年半,因病几乎没在村里呆。1972年杨作森正式分配到医专制药厂,未及报到,连病带伤,在北京含冤赍志以殁。
“虎山行”其他成员经过批斗,虽没有遭到“扭送”,但始终没有宣告解脱。他们被分发到各自班级隔离和监督,个人权利和自由被剥夺,无人理睬也不得参加群众组织,犹如不可接触的“专政对象”,旁人避之唯恐不及。
1967年4月底或5月初,整个医预班学生全部奉命离开北大,撤回医学院,“虎山行”的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三个女生由此侥幸逃脱聂元梓“校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家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书中反思说:“依靠暴力进行的革命最终必将阻碍进步,使人的心理充满敌意和不容异见。”
几十年来灌输到人们脑海里的一切,是不会立即消逝的。在中国,冥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迷幻,仍然或多或少活在人们心里。
我们应对此有所认识,否则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
如今,有几个坚持认定聂派是“革命左派”的人,说他们在小屋子里议论“王关戚是潘吴后台”,聂派“反潘吴就是反王关戚”,是“北大文革的亮点”……独独忘了当年被他们残酷斗争的“虎山行”,就是因为公开“反中央文革、反林彪”、质疑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
“虎山行”是一心为革命的,但是,革命常常吞噬它自己的儿女。
岁月不居,到了人淡如菊的年纪,仍是慨叹“虎山行”亮得耀眼的纯真和善良。

附件1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近几天来,一向平静的北大突然大动起来了,大号的标语到处皆是,又开大会又开小会又发表声明又喊呼吁,好一派“繁华”景象,就连一向沉默的北大文革常委也活跃起来,首当其冲地于十二月七日深夜十时许,出人意外地在《擦亮眼睛,投入战斗》的乐曲声中,广播了一个《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大学红卫兵更出人意外地号召于11∶15去五四操场集合,准备游行。接着又于十—月八日,开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大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于是乎,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高最狠的,要数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难道形势果真如此严重吗?难道真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你相信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吗?你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威望,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你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吗?
那么,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每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每一个仔细分析现存形势及几个月来文化革命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应该跟着人瞎说,胡乱指责当前的运动,而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并站在他们的前头,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结果,获得胜利!革命的同志们,都不可忘记张承先对“六·一八”形势估计的教训!
然而,北大众口如一地认为当前炮轰中央文革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抓住大辩论中的一些皮毛小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场严肃的关系文化大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争论归结到几个人身上……如此等等。
他们说,“这次提倡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多是保工作组的,这不是反扑是什么?”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随时检验每个人,而每一个组织也都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潮流之中。过去,井冈山曾代表着革命势力,炮轰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不是已滑到相反的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了吗?而过去那些所谓“保”字号同志,由于少数派夺权后反过来受到压迫发现了问题起来造反,代表革命势力,不也是很可理解?怎能说成是“反扑”?
文化革命中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一直在进行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革命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如果说,当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话,那末,这种反扑,在北大就更明显,北大文革常委的莫明其妙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示威游行,几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声讨誓师大会,以及井冈山的“砸狗头”“混蛋”的叫骂声和“上海市的保皇派滚蛋”的岂有此理的大标语,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你们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运动既不明真相、又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而挨骂最多的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每个革命者应从中吸取教训。
北大必须大乱!然而几天来,北大一直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意见果真如此统一吗?我们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真正发扬林彪同志所指出的大民主,敢想敢说,不要怕大风大浪,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死都不怕,还不敢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是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过天晴,望东方已现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同志,举起你的双手吧!

“虎山行”战斗团
196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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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两大冤案

吴根耀

地质地理系,大的分科是地质专业和地理专业,这个系只是北大一个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起眼的理科系,文革期间的冤案却不少。最出名、最轰动北大、在社会上也有影响的两大冤案:
一是教师中的“309反革命小集团”,
二是毕业生刘玮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酷刑毒打致死事件。

“309反革命小集团”的主要成员

主要成员是构造地质教研室的钱祥麟。他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留校任教,是1949年后第一批留苏生。因为他在苏联师从的是个全球著名的大地构造学家,留苏期间出版了一本译著,用稿酬接妻子辛淑瑞到莫斯科去玩了一趟,成为留苏生中的佼佼者。学成回国后,他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要”去了。后来教育部有文件,从高校出去的留苏生一律回高校,钱祥麟就到了北大地质地理系。
当时,北大地质这一块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原因是1952年“院系调整”,原北大地质系并入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去了。由苏联专家和周培源力主复办的地质系,只有2个教授——古生物学家乐森浔和岩石学家王嘉荫,没有副教授。构造地质教研室只有讲师,钱祥麟一到该教研室就当上了代主任,成为业务上的顶梁柱。
构造地质教研室女教师刘燕君,一直主讲该专业的“饭碗课”构造地质学。其夫君是岩石矿物教研室王英华,沉积学家,与著名沉积学家、岩相古地理学家冯增昭是至交。后来王英华的骨灰安放仪式由冯增昭主持并致悼词。
刘燕君、王英华夫妇和冯增昭,三位都是业务尖子,在那时候最容易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好在刘燕君是个老党员,还是构造地质教研室何国琦的入党介绍人。何国琦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没有拿到副博士学位就回国了。尽管没有学位,毕竟是留了洋的,何国琦就成了继钱祥麟之后的又一根业务顶梁柱。
“三年困难时期”,以王英华、冯增昭、何国琦这三个人为主,加上一些“流动”人员,经常在309室聚会,一边打麻将,一边闲谈。谈到学生从老家回校后说的一些话,还有校外流传的一些事,不免加些点评,不免有些风凉话甚至牢骚。这些话传了出去,当然不是“主旋律”,309室就被一些人称为“裴多菲俱乐部”。

批判“309反革命小集团”

随着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开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裴多菲俱乐部”升级为“309反革命小集团”,安上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这样,“包庇反革命小集团”就成了陆平校党委的一条罪状,跟“309”长期作斗争的人自然就是“左派”。推动这个矛盾升级的第一推手是张炳光。
张炳光在陆平任校长期间一直是青云直上的,官至全国学联副主席。失去了学联的职务后回到系里,他就只是一个“白丁”,因为系领导除主任乐森浔外,教授副系主任王乃樑、党员副系主任王恩涌、系总支书记陈凯和副总支书记崔海亭都是地理专业那边的。只要把地质地理系总支打成陆平黑线,张炳光就可以夺得系里的领导权,“309”就是他打倒系总支的重磅炮弹。所以,文革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一贯打人的棍子张炳光,就与张延亮谋划了三步行动。
第一步是组织岩矿教研室的若干青年老师主动去学生中介绍系里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他们的介绍都是从“国际饭店会议”开始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的社论中明确把“国际饭店会议”定性为“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张炳光其实是陆平的红人,毫无向陆平校党委斗争的“历史功绩”可言,只能抓住“309”大做文章。最后引出的结论是:在与陆平黑帮、系黑总支和“309反革命小集团”的长期斗争中,系里形成了以“二张”(张炳光、张延亮)为首的革命“左派”核心。
有了群众基础,下一步就可以开全系大会吹捧张炳光、张延亮了。最典型的一次全系大会是在小饭厅召开的,由岩矿教研室的刘本立作主题发言。讲到陆平“整”张炳光,刘本立竟然泣不成声,边哭边说:“听说张炳光挨整,我这个心——疼啊,比整我大哥还难受啊!……”哽咽了几分钟后,他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念完了发言稿。这种表演实在是太拙劣且令人作呕,引起大部分人反感,还提醒了学生们:可能有政治扒手投机文革。
第三步就是张炳光自己出面了。1966年8月15日晚,在首都工人体育场首次召开十万人的批判陆平黑帮大会,有七八个人作批判发言。因为“309反革命小集团”在全校独一无二,竟然还被安排了一个批判发言的专题。“309集团”以构造地质教研室的人为主,应当由该教研室的人去作这个批判发言。刚好该室有个崔广振,说话嗓门大、底气足,雅号“吹(崔)大管”。大家都以为这个发言者非崔莫属。
但张炳光执意要当这个发言人,显然是想借这个发言的机会捞取一份政治资本。他本人为这次发言也做足了“功课”,发言时又挥手又跺脚,满满的咬牙切齿。这次批判发言的效果其实不尽人意。首先是体育场的音响设备太差,只能供播放运动员入场的进行曲用,不适合作长篇大论的报告或讲话。其次是张炳光的嗓音比较尖细,加上动作太多,嘴巴离麦克风时远时近,喇叭里的声音就时大时小,有时他还面向被批斗者去责问他们,完全离开了麦克风,就听不到他说什么了。
尽管这样,“309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名词,还是在北大全体师生中传开,也被参加大会的外单位的群众知道了。自此,“309反革命小集团”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个月之后,批判“309”的矛头就集中到了钱祥麟身上。可能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除了几句牢骚话之外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而钱祥麟有“辫子”可抓。
钱祥麟出身地主家庭,被说成隐瞒了家庭出身才通过出国政审的,是欺骗党组织的行为。其次,他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回国后一直说苏联怎么怎么好,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也全部照抄苏联的,所以给他戴了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1967年的春节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学校大饭厅的舞台上几乎天天有人挨斗。钱祥麟和妻子辛淑瑞(北大附中教师)都在那里挨过斗。钱祥麟挨斗时是90度弯腰,台下的人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他半秃的头顶;辛淑瑞还允许一旁站着,直挺挺地。两人的境遇都不好,竟至离婚;儿子随钱祥麟过,父子相依为命十余载,实在过得不容易(十年动乱结束后,经热心的同事撮合,钱、辛复婚,阖家团圆,儿子还考上了美国某大学的研究生,可惜命薄,得急病死了,未能出国深造)。

受“309”案株连的人

受“309反革命小集团”案株连的第一人是构造地质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毕福志。
钱祥麟尽管到1966年时还没有晋升为副教授,毕竟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个宝贝疙瘩。毕福志十分器重钱祥麟,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钱祥麟知恩图报,称毕福志“我们的好书记”。本来,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文革一来,这就成了毕福志包庇、纵容“309反革命小集团”,毕福志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毕福志被抓去“劳改”(拔草等),还挨过几次打。除了被外校的红卫兵打外,还挨过本系学生的打。因为那时“309反革命小集团”的名声太臭了,学生们受了张炳光之流的欺骗。据说学生到毕福志家去打他的时候,毕正在睡午觉,只穿了条短裤,真是“触及皮肉”了。
1968年3月7日校文革《动态报》刊登《坚决打倒“309”反革命集团》,说:地质地理系贴出大字报《看!在05系两条路线斗争中“309”反革命集团的猖狂活动》,指出“309”的头子毕福志利用两条路线辩论的机会进行猖狂活动,企图翻案。其老婆叫嚷:“毕福志是反修英雄”“案是要翻的”。去年11月份两次去国务院接待站,招摇撞骗。在12月份她胡说“张炳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月9日的斗争会上公然声明“就是要翻案,要一翻到底”。“309”集团的骨干臧启家、钱祥麟在“十二月黑风”中蠢蠢欲动,插手于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企图混水摸鱼。
工、军宣队进校后,没有再翻“309反革命小集团”的老账,主要原因是工、军宣队要抓“现行”,要用强力炸开系里“阶级斗争的盖子”。结果是在地质地理系“炸”开了两个“盖子”:地质这边是何国琦,地理那边是佟伟。会上点名后马上由工宣队员把人押出会场、隔离审查,弄得人心惶惶。抓出何国琦的原因,他是系里屈指可数的留苏生之一,当然有修正主义分子之嫌;此外,他与刘燕君同学同事这么多年,还是刘介绍入党的,很可能是“309反革命小集团”的漏网分子。因此,何国琦是受“309”株连的毕福志之后的第二人。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北大召开“揭批某顾问(即康生)大会”,校党委副书记高铁宣布为地质系所谓“309反革命集团”和毕福志等同志平反。
历十年动乱之劫、北大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地质、地理分为两个系。何国琦任地质系主任,钱祥麟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毕福志与何国琦成了冤家对头。毕福志放弃了党务工作,专心学问,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60岁时去世,颇为可惜。

刘玮之死

刘玮是构造地质专业61级的学生。61年招生时,地质地理系由6年制改为5年半,应在1967年春节毕业。1966年毕业生因文革推迟了一年毕业分配,刘玮这届5年半的学生也推迟一年毕业分配,在1968年春节分配离校,到新单位报到。北大分裂成两派后,刘玮参加了“红旗飘”。
上文已提到文革期间张炳光一直是地质地理系的第一红人:开始时是系里“社教左派”的首席代表,后来成了系文革主任,“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就是“红五团”的核心。跟聂元梓一样,张炳光心狠手辣,打击和镇压持不同意见者。“井冈山”派的人当然要抓他的“辫子”。首先,他们发现:张炳光在陆平时期是受到重用的红人,官运亨通,并不是受陆平校党委打击迫害的人。第二,他们也发现张炳光有历史问题:参加过三青团。不过,因为年幼无知、生活所迫等原因,这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尚不能成为打倒他的钢鞭材料。
可能是张炳光作孽太多必有报应,就遇上了一个“克星”。张炳光是天津人,刘玮也是天津人,“冤家路窄”。1967年刘玮回家探亲,发现天津的群众组织在“揪叛徒特务”的运动中,挖出了一个潜藏的CC特务组织,其中似乎有张炳光。不知道他回校后是否跟别人——本系的同学或“红旗飘”的战友——透露过这个消息。之后他又两次去天津调查张炳光的历史问题。得到的结论是:张炳光确实参加了这个CC特务组织,履行的手续是参加三青团并在领袖(蒋介石)像前宣誓效忠。换言之,张炳光实际上两次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加入三青团实际上是参加CC特务组织。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了。而且,他第二次加入三青团的事从未向组织交待过,嗯,他就是一个潜藏下来的CC特务。
回校后刘玮没有马上公开他的调查结果,应该向某个人或某些人交了底,就忙于毕业分配正务。他是天津人,分配到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属地矿部系统)。1968年春节前,他按时去天津地矿所报到。离校时只带走了随身的衣物,铺盖行李寄存在同学处,张炳光的外调材料可能藏在铺盖卷里。
刘玮离校后,北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聂元梓发起了“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两派间的武斗,而且一打就是整整四个月。两派间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双方都不得不使出绝招,恨不得将对方“一剑封喉”。于是,刘玮对张炳光的调查结果就传了出来。这对于“新北大公社红五团”无疑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在张炳光的问题上“红五团”分为两派:部分人决意与张炳光划清界限,还要自己来调查张的历史问题;少数铁杆“保张派”则恼羞成怒,必欲置刘玮于死地而后快。
刘玮本人不知道这些情况,更没有意识到他的调查结果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他在新单位安顿下来、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后,于7月份回系学生宿舍取他的铺盖行李。到北大后他知道北大武斗了,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武斗,心里十分坦然。
7月20日,他去海淀街上买西瓜解暑,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人抓住,用黑布蒙住头后押解到40楼(“新北大公社”的西线武斗指挥部所在地)的地下室。“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对刘玮进行刑讯,推测审讯的内容就是问他调查张炳光的材料藏在哪里,并要他交出这些材料。刘玮不从,李铁良、舒会文两个人用包着橡皮的自行车链条毒打刘玮。把刘打得昏死过去,两个凶手请示“新北大公社”总部怎么办。总部黄元庄答:用水泼醒,喂他喝西瓜水,再接着审,不说,再接着打。当晚,刘玮就在40楼的地下室被李铁良等凶手活活打死了。
我们这批逃避武斗“战祸”的人是1968年9月回到北大的,一进37楼(地质地理系男生宿舍楼)就得知刘玮被打死的消息,真是后脊梁冒出一股又一股凉气,侥幸自己这个逍遥派在“四二六”武斗后逃离了北大是非之地。试想:刘玮已是毕业离校之人,尚且遭此毒手,我们这些在“张炳光派”眼皮底下的人,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呢!
一个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被活活打死,当然不是件小事;急于立威的工、军宣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典型案例。一方面,他们开始着手调查打死刘玮、温家驹(地院附中学生)和用长矛刺死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的凶手,并于1972年9月进行了处理。不过那时只是作政治处理——开除党籍团籍、交群众监督劳动,没有作为刑事犯罪处理,没有送上法庭接受审讯和判刑。
另一方面,工、军宣队在制止了校内武斗、解散了派组织之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张炳光当然是重点审查对象:真要能挖出一个潜伏那么久、还曾受到陆平校党委和聂元梓校文革长期重用的CC特务来,岂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伟大胜利?张炳光就从地质地理系师生的视线里消失了,颇与何国琦作为系里阶级斗争的盖子“炸”出来的处理方法不同。
没多久,张炳光就得了精神分裂症,通俗的说法就是疯了——显然是工、军宣队施加高压逼他承认是潜藏的CC特务,把他逼疯了。又没过多久,张就死了。这对他的家庭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妻自此仇视地质地理系(除“张炳光派”外)的所有人。
张炳光疯了的消息很快从另一条渠道得到了验证。1969年春节,有北京籍的同学回京探亲,写信来说:地质地理系于一月底成立了系革命委员会,张延亮作为“革命干部”出任副主任。张炳光一直是系里的第一“左派”,当然是第一“革命干部”,加上此人权势欲极强,如果他还能正常地工作,这个系革委会副主任的位子非他莫属。张炳光疯了,没这个“福气”了,就只能由张延亮“顶上”。
张延亮的一个特点是长得黑,与长得白白净净的张炳光站在一起时尤其显得黑。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长得黑也可以成为政治资本。文革的群众运动一开始,张延亮就与岩矿教研室几个长得黑的教师(包括1966年6月初来我班介绍系里“两条路线斗争史”的赵志昌),极力标榜自己是“工农干部”,而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们竟然都还相信了。

以上简单介绍了地质地理系文革期间轰动北大全校甚至在社会上也有影响的两大冤案。系里还有其它一些冤案,如教师中有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王嘉荫教授的案例,学生中有把“扫鬼小组”打成反革命的案例,批判“修正主义苗子”林芳禧(构造地质专业64级女生,华侨家庭,曾受到彭真接见并签字留念)的案例。班级里两派争斗、住不到一起的事就更多了。这些事例都发生在地质专业这块。究其原因,是因为有张炳光这样的政治扒手和野心家,唯恐天下不乱,总想凭靠整人往上爬。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整了那么多人,他自己也没落什么好下场。
地理专业那边,也批判了一个老师,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远不像地质专业这边的对立和紧张。地质、地理分为两个系后,以陈凯为首的“黑帮分子”重新上台掌权,地理系很快消除派性,出现上下团结、蓬勃向上的现象。地质系则仍有派性作祟。刘燕君等人放弃了原专业,调到地理系去搞遥感了。
为了客观记录北大文革期间地质地理系这段难忘的历史,本文中用的都是真名实姓,但并无贬损或伤害之意。如有相关人士读到此文,笔者首先恭贺他高寿,也希望他能体谅笔者这种秉笔直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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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往事未必如烟
(《花开花落》选读)

郑培蒂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郑培蒂著《花开花落》,港龙出版社,2007年一版一印,第54~56页。
作者郑培蒂,文革爆发时为北大西语系教师,1980年代曾在电视上讲授英语,影响很大。现居美国。

《星岛日报》美西版自2006年4月16日起,为中国文革爆发40周年连续刊载文章,强调:“本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解密的历史资料中,钩沉索引,将10年的黑暗,公之于天日之下,读者之前。”
我周围的许多华人朋友对文革并不清楚,他们或者太年轻,或者太早离开中国,对那疯狂的十年,没有切肤的疼痛。文革是1966年6月开始的,北京大学可以说是“发源地”,那时我还是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助教,就被狂飙卷进了可怕的深渊。我的罪行是因为当学生时在宿舍里说过:表舅黄敬在30年代跟江青同居过并介绍她入党。表舅原名俞启威,是我母亲的表哥,解放后曾担任一机部部长、天津市市长。黄敬跟江青(原名李云鹤)同居的往事,我是从小便听母亲说过的,是家里的事。因为我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对立派“井冈山”,而“新北大公社”是受江青支持的当权派,为了摧垮“井冈山”而“挖山不止”,翻出陈年的旧账,包括我早年说过的事情,“上纲上线”,非要我承认是在造谣,“矛头直指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家里被抓走,“隔离审查”,多次挨批判、挨打、强迫劳动。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名字上还打了叉。6月18号是北大的“斗鬼节”,我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手持棍棒的两行人中间走过,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背上。不久,我就进了“劳改大院”(又称“黑帮大院”),剪去了头发,失去了自由。
我说我没有造谣,是母亲告诉我的。北大就派人到我母亲所在的外贸部,把她也“揪”了出来,说她是“谣言制造者”,五十多岁的人了,被迫打扫大楼的全部厕所,下放劳动,受尽侮辱。
弟弟本来在农科院工作,到北大看大字报,被“新北大公社”的人认出来,打得皮开肉绽,要他承认他不仅反江青,还反林彪,仅仅因为他是我弟弟!
我父亲是北京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嘴比较紧,从不跟外人谈家事,红卫兵们抓不到把柄,便认为他解放前为国民党政府服务,是“历史反革命”,被关在北京郊区,每天推煤、劈柴,不许回家……
我们家总算盼到文革结束,总算又都回到北京。但是文革中有多少冤假错案、多少屈死的冤魂!感谢《星岛日报》每天切入一个主题,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不忘往事,痛定思痛,希望那种“赤色恐怖”的疯狂岁月,永远不要再回来!

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我非常关注《星岛日报》特别策划的专版,尤其同意它总结的“文革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文革是亡国书,文革是行刑队,文革是绞肉机”!以前只有“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的说法,现在居然可以这样总结文革,痛快!文革,是让中国人心中流血的历史。
在湾区定居后,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一对姓L的夫妇,老实善良,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有一天,L先生说女婿写了一篇英文论文,请我润色一下。我答应了,让他用“电邮”传过来。那女婿姓Bao,我以为“包”或“鲍”,没太留意,改了一些句法、语法,看到最后,论文作者介绍自己和家庭,说他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的,父亲是学西班牙语的,母亲是学化学的。
西班牙语?姓Bao?“暴徒”?我愣住了,连忙打电话问L太太。她说女婿的确姓“暴”。我立刻断定这是那个外号“暴徒”的儿子,我说我认识他爸爸。L太太解释说,这孩子跟他爸不亲,跟他妈亲,他妈姓周。我翻出珍藏多年的学生成绩单,立刻找到那个姓周的学生的名字,一个秀气的江南女孩的面容浮现出来,她怎么会嫁给“暴徒”?啊,对了,他们同属于“新北大公社”那一派的。
北京大学西语系,是“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简称。我们上学时,西语系有三个专业,分别为英语、德语、法语。至于西班牙语专业,文革前才设立。系里调了几名优秀的法语青年教师去进修西班牙语,他们就成了系里第一批西班牙语教师。其中一位是蒙復地,他是个快乐热情的汉子,认真负责的老师。
文革伊始,北大分成两派,互相贴大字报,揭发历史、隐私。有人揭发蒙復地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立刻把他揪了出来。
二年级有个学生姓暴,膀大腰圆,一脸的“壮疙瘩”,是“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他家里是北京小业主,出身不算好,于是他特别积极,混进了红卫兵,在斗争会上声嘶力竭,手里拿着一根解放军用的宽皮带,往蒙老师身上抽打,非要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是反革命。因为毛泽东当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又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昨天》编者注:毛泽东的原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披露的一段“最新最高指示”。)
中国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都坚持“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堂堂一位老师竟然被学生当众侮辱、挨打。蒙復地想不通,唯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在自家上吊自杀,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我至今记得他妻子那凄惨的哭声,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
蒙老师含冤而死,而这个姓暴的学生被人们冠以“暴徒”的外号。
在美国还认识“暴徒”的是住在西雅图的吴老师,他不仅是我的英语老师,还是我的“牛棚难友”。我打电话问他:“吴老师,您记不记得西语系一个姓BAO的红卫兵?”
年近九十岁的吴老师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暴徒?他烧成灰我也认得!”
定居加拿大的孙宗鲁(北大校医院大夫)曾告诉吴老师:这个“暴徒”如今也在加拿大定居,靠他那点西班牙文,专门贩卖非洲一些小国的护照给中国人,一万美元一本护照,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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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一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2, 2023 10: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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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青春诔——沈达力祭念

奚学瑶

有一首电影歌曲芳艳动人的歌词曰:“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但在我们这一代北大学子的青春回味中,有时却涌现阵阵苦涩与酸楚。
1967年3月17日,未名湖区,柳色鹅黄,垂条依依,水光盈盈,芳草铺地,春色与青春学子相映成辉,燕园里呈现一幅幅春的画图。然而,这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西北角的红湖畔,却呈现着一幅惨像:一个青春少女,仰面朝天,口吐白沫,白眼朝天,头发散乱地躺在地上,一只皮鞋甩到了远处,一只脚蹬出了一个凹陷的坑……
她是谁?她是北大中文系62级的学生沈达力,一个才智机敏、文采锦绣、好学上进、多才多艺的青春少女。她出身于上海的一个教授之家,既有灵气又有教养。她的笑容盛满了阳光,每每出现在中文系各种文艺活动的公众场合,为中文系许多师生所认识。
此夜,这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却零落成泥碾作尘,从春天的人间走向了黑暗的地狱。
在纷乱的北大文革中,她追求正义和良善,关注学校的运动,积极参加称作“红联军”的学生群众组织,对北大当时的当权派“老佛爷”聂元梓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于是便成大逆不道,便成“反动学生”。风刀霜剑严相逼,校系两级的杀伐之声,在寒冬中响彻北大,批斗了一百多名批评过聂元梓的师生,也勒令正在串联之中的沈达力返校接受批斗。
沈达力回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扑面而来,满楼道都是狰狞恐怖的语言:“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她的宿舍房间里常常空寂无人。陪伴她的只是贴在床头的一张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她含泪在班级里念完《向毛主席请罪书》,接受了班级系级负责人对她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日记在内的查抄。更有甚者,在全系批斗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谘大会上,有人恶毒地羞辱她的青春少女情怀,使她浑身抽搐而泣不成声……
就这样,一向积极开朗的人,在返校的火车上还说“从哪里跌倒还要从哪里站起来”的顽强坚韧的青年学子,终于扛不住政治高压,受不了人格的侮辱,忍不了同窗的冷眼,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理想破灭,心如死灰,只得服毒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苦旅!
只是,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沉默!她的死,在北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师生们惊愕、惋惜、感叹、愤怒。人们加深了对于唯我独左、泯灭人性的聂氏政权的认识,加深了对政治与人性的思考。对美的摧残便是邪恶,逼死德智体貌俱美的沈达力,便愈显示他们人性的卑鄙与政治的丑陋。
沈达力的死,有着个人命运的政治交集:
因参加“红联军”批聂的“大逆不道”;
与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谘的一段恋情;
与中文系所谓的“222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冯隆的交往;
个人的出类拔萃所带来的嫉妒与冷眼;
尊崇的父母成了“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
各种政治矛盾与心理潜流,不幸交汇于她,邪恶与残暴绞杀了这个鲜花般的青春才女!
她的死,更是与时代息息相关: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向左!向左!向左!文革之中宁左勿右的“斗争哲学”思潮,席卷神州大地,也侵袭着人们的头脑,尤其是入世不深、知识尚浅的年轻人。此时的北大,正当文革群众运动中心,御封的文革标杆性人物聂元梓,引领了北大这种极左思潮,也把隐藏在一些人身上的魔性激发了出来,成了张牙舞爪的傩具。极左之风,无孔不入,吹遍北大每个角落,吹晕了许多青年的大脑。风雨摧花,落红遍地,不幸,这个必然的偶然便降临到年仅二十二岁的女大学生沈达力身上,她成了北大极左思潮的牺牲品!
见到沈达力的遗体,其母大悲无泪,只是喃喃自语:“我们不应该把她送到北大来读书的……”
神圣的北大,当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一时成了专制极左的罪恶的渊薮,文明扫地,斗争激扬,没有商榷探讨,唯有革命批判,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压在阴山底下,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北大之父蔡元培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早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文明的北大、学术的殿堂,已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死场,民主科学精神荡然无存!
当初,学生家长们正是出于对北大辉煌正面的景仰,望子成龙,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北大,没想到北大的背后,如此凶险、狰狞,愈是活跃者,愈是积极思想者,则愈易被吞噬毁灭!
北大,北大,科学民主的北大;北大,北大,臀部烙着封建愚妄专制印章的北大!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沈达力之死,当时有暗地里的哭泣和悲伤,有深藏于心的愤怒与沉思,但谁也不能站出来大声地抗议和问责。相反的,却有同班女同学幸灾乐祸的“报丧”:“资产阶级臭小姐沈达力死啦!”
中文系“系文革”及“新北大公社红七团”,非但没有自省自责,反而狠毒地鞭打沈达力遗尸:“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
他们还在32楼外组织声讨会,批判沈达力“自绝于党和人民”“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罪该万死”!
人到此时,还有人性吗?他们吃了什么药,丧失了作为人之最起码的悲悯之心,良善之心!这些在此研究文学即人学的最高学府的中文系的才子、才女们,这些衮衮诸公们,你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我们祖先教导我们的“仁者爱人”的仁爱到哪里去了?西方哲人的人本精神到哪里去了?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要革掉文化,革掉人性?难道人性就是资产阶级本性,只有兽性才是无产阶级精神吗?
这种思维混乱人妖颠倒的逻辑,充斥了当年的时空,也充斥了北大许多人的认知。当年中国,天子脚下的最高学府尚且如此,山南海北、地角天涯则更难以想象!
天赋人权,首先就是人的生存之权。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珍惜,这是为人的道德基石。女性的生命犹如娇嫩鲜花,尤其可贵,更须珍惜。故而,一个青年女大学生的青春之殇,往往备受社会的关注。不幸的是,北大历史上总是出现这样广受社会关注的女性……
文革中的北大不幸女性,当首推沈达力了!她是聂元梓及其狂热追随者迫害致死的第一个女学生,并且死得如此冤屈,如此惨烈,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一代北大人脑海之中!
她是一个正直的、有思想、有热情、才华洋溢的人,不是平庸之辈。“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样的人,在封建意识浓厚的老中国、老北大,往往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她生前抗争过,呐喊过,她的死依然是向社会的控诉!是对泯灭人性的那段历史的控诉,是对那些丧失天良的执政者及狂热追随者的控诉!
想必,那些导致沈达力之死至今尚且苟活者,心里也会不得安宁。但愿他们能够良知发现,忏悔反省,能够认识何为右,何为左;何为善,何为恶?!
沈达力没有白白地死去,她的死唤醒了我们对“老佛爷”的认知,认识了专制与极左的残忍,她永远活在北大的历史里,也给后来的北大学子以经验和教训。她坚持了自由思想,坚持了人性与良知,身上散发着正义之光。她没有随波浮沉,趋炎附势,更没有与邪恶残暴同流合污。她给人世间,留下了美,留下了永远的青春!
沈达力走了!她的幽魂,依然徘徊在我们身边,徘徊在未名湖畔!
未名湖畔的青春学子,是国之天骄,愿他们以沈达力的命运为鉴,珍惜同窗情谊,珍惜青春年华,珍惜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民主与科学,肩负北大人的责任与担当。敞开自由的歌喉,放歌青春中华,放歌青春北大,吐露最美的青春芳华!

写于北大校庆123周年

【浩劫墓碑】

向达途穷太平庄

樊能廷

1956年5月4日,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知识分子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的指示,北大党政工团联合发布《北京大学保证教师业务工作时间的规定》。
在当年8月份,教务处拟定为39名北大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和著名教授各配备1至5名助手,其中就有向达先生。
12月11日,高教部发文,公布北大新的校务委员会及校委会下设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学三个委员会的委员名单。社会科学委员会28人,其中,历史系有向达、邵循正、邓广铭、杨人楩。(左图为向达遗像。)
12月27日,科学工作处将科学评奖工作计划及评审小组名单通知各系,评审小组名单之文科组里有翦伯赞、向达……
1957年4月2日,北大决定成立6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马寅初校长任主任委员。筹委会下设校史编纂工作组,负责领导校史编纂工作,工作组主任冯友兰、副主任向达。
北大校党委于4月25日开始举行的党内外主要干部约150人学习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会议,到5月14日告一段落,在大会上有50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在14日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序幕。
5月15日,毛泽东暗地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12日在中共党内印发,吹响“反右”号角,掀起全国“反右运动”。
5月17日,北大校党委邀请各民主党派、工会、团委会、学生会负责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检查党委领导工作的缺点,帮助党组织整风问题,讨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
5月19日中午,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一群同学”名义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了大字报《搞一个“民主墙”》。
不久,在北大,上面布置的“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规定的标准是:(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1958年1月28日,根据上级指示,北大进行“反右补课”三个月,截至当月下旬,各单位又揭发批判了一部分新划出来的“右派分子”。
向达就是“反右补课”补进来的“右派分子”。
1月31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说1957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右派173人,现在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多年后确数北大划定“右派分子”715人)。
按照“划分右派分子六项标准”,向达他有那些言行可以“对号入座”呢?
向达先生和他同乡沈从文先生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下人”,他们的天性是不识机变,在他们的性格中既有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一面,又有不乏书生气的一面。
向达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的政治腐败深为不满,曾参与发起《保障人权宣言》,又因为保护进步学生而数次对当局迫害提出抗议,甚至还掩护过学生运动的领导由北平抵达解放区石家庄。
正如向达先生档案中所记载的:其人“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性格“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
所谓“憨直”就是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于是他这种情怀和士大夫精神气质就被视为“还有人如向达,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其新中国成立前士大夫的‘硬骨头’态度,对我们有些具体措施常有抵触,落后群众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载于《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集第47页,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印发。)
“性格就是命运”。一个社会的机制,经年累月被一种无形的强势所形成的“墙”或“潜规则”作用,使得全体社会成员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甚至迫使人的性格发生扭曲,具备特立独行性格的人们,根本得不到社会的宽容和保护。那么毋宁说这是一种灾难。不幸的是,我们对此熟视无睹——沈从文先生自杀未遂,随即离开文坛,开始他在博物馆当讲解员的余生。向达先生呢,也不免归为“老右”之属,还被诬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从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
向达栽了,栽在他在“鸣放”之时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课题。
向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几年前陈寅恪要求建立“史学特区”——要求毛泽东、刘少奇开具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且“不学习政治”的证明书。向达之论与陈寅恪“异曲同工”,于是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向达栽了,还栽在他当时北大历史系同乡同人翦伯赞的手下。历史系干掉向达以后仅剩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就是翦伯赞了。翦伯赞等带头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就是向达曾经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汉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语言。(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
向达栽了,栽在他虽然1949年后对中国共产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向达生平档案》,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对民主人士不满,确有其事,他的学生邓锐龄在《忆向觉明师》(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中曾回忆道:

他接触了某些民主人士,非常不满,认为这些人于革命贡献不多,却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许德珩教授发起组织九三学社,领导特为他配有专车出入校舍,自然声名骤起,身价不凡,杨人楩先生与向师即私下谑称之为“党魁”。

向达先生不止“玩火”,分明自投罗网,所以他成为“大右派”。
1949年后,运动多,他开始对现状表示不满。邓锐龄回忆说:

他说社会活动过多,向达有因受知遇而感到高兴的一面,但他又实在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想靠政治吃饭,他追求的,仍然是读书、研究,这是他始终不变的人生追求。他对社会活动太多,以致严重影响他的正常读书和研究,所表达出来的不满也很强烈,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1956年,他的老朋友谭其骧正在北京参加历史地图的编纂,与在京工作的向达多有往还,这在谭的《京华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中多有反映。是年11月30日,谭写道:

晚阴法鲁来谈,向公有倦勤意,嘱劝慰。

当时阴法鲁先生在历史二所工作,向达是该所第一副所长,他们从西南联大就是共事的同人。向达这时“有倦勤意”,以至谭其骧要阴法鲁对自己的这位老友加以“劝慰”,在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声名显赫的向达何以会有“倦勤意”呢?
不止于此,对向达的学术有过重要影响、1949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与向达同是政协委员。1957年2月末,全国政协开会,27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次日,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

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具体是什么牢骚,郑振铎未记述。
向达的牢骚是可以理解的。1949年后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实在让人有些难以应对。跟向达一起参加了当时北大种种运动的邓锐龄回忆说:

早自1949年春,他就对执掌大权的教育部领导人钱俊瑞有所不满,起因是意见分歧,最后钱托人找他致意,其经过已想不起来了。

约在1950年,北大图书馆的事务员兼工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涂继武(1949年前入馆任职,这时约20岁)在评职评薪上与馆长向先生不合,据说他负气对向先生说:“正因为你不是毛子水,所以才斗争你!”他又不向馆长打招呼,径自召开职工大会,向先生大怒,愤而辞职。馆内群众莫衷一是。后北大党总支批评了涂继武,且出了布告,事态才告平息。
邓锐龄回忆说:

1952年从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两度停课,几达半年,全校师生都卷入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大会小会不断……三五反运动很快延伸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人要在小组内自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由其它组员评议,有的人还需在本系师生或与外系师生联席会上反省并听取意见,重点人物法学院周炳琳教授则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数次自我批评,等师生们最终认可,才算“过关”、“下楼”。党内曾有把向先生列为系一级的批判重点的议论,我向总支书记张群玉介绍了先生的历史,说他为人一向进步,正直不阿,张也以为然,遂未采纳作批判重点的建议。

当局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作法,向达也很不以为然,比如1956年,他就曾向邓锐龄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大学思想改造中当局尽烧某教师的著作,又勒令他亲到现场观看。”这不能不令同为大学教授、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之一部分的向达十分反感。他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且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的做法,很不以为然。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翦伯赞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文章中,提到向达:

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经常摔纱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议。……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作为历史学家,向达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的状况——大多数文章都集中讨论所谓的“五朵金花”——也不以为然,故不无嘲讽地说“历史学只开五朵金花”(翦伯赞上引文)。邓锐龄也有回忆说:

他与我谈话里一向强调史学研究者需要有基本功,当前急需编辑出版“利他之作”,如历史地图、年表、辞典等等。这显然是针对“只开五朵金花”而言的。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对向达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让他不能正常地读书、研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的“倦勤”,他的“牢骚”,应该都与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而这种态度及言行,也让向达在政治上很快陷入被动。1957年7月,科学院召开座谈会,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人民日报》于7月23日发表了“特约新华社专稿”,称“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其中杨钟健的发言,在批判了陶孟和之后,也提到向达,说“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在“反右斗争”运动中,政治上的挫折,打成“右派分子”,行政降级降薪,等等,并没有在精神上击垮向达,没有改变他的“憨直”为人和秉性。反而促使他集中精力,心志寄托,专注于学术。到文革发生以前,是他治学精进的一个奋发有为时代。要看到,能够做到这一步,还要归功于向达先生还能安居于北大的“园中之园”燕南园西北角(大门独立在园外)的50号独栋住宅,为自己保留一方宁静之地。
阎万钧《向达先生著译系年》搜集、开列了向达未刊的著述有:1958年《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的序言》、1959年《两种海道针经序言》、1959年《郑和航海图序》、1960年《西游录校注》、1960年《中外交通有关重要史籍丛刊整理缘起》、1962年《有关东南亚古代史地的汉文史稿整理工作》、1963年《史料目录学引论;第一讲,第一章介绍古代三个重要目录》、1963年《唐过海和尚鉴真大师灭度一千二百年献辞》、1964年《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1964年《影印三种〈大唐西域记〉引言》等,还有在北大的讲稿《关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几件事》(年代不详)。(载于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7~828页。)
1959年以后向达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倾注多年心血的《蛮书校注》。
1958~1960年向达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
1964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而南下羊城,3月20日(春分)拜访陈寅恪,求教涉及梵文的疑难问题。二人交流契合,久已不作诗的陈寅恪为向达赋诗三首相赠:

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遙聞造塔墳。
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

梵語還原久費工,金神寶枕夢難通。
轉憐當日空奢望,竟與拈花一笑同。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可见契友陈寅恪对“铁汉”向达此时坚持做学问的欣羡和厚望。
(左图为陈寅恪赠向达诗手迹)
向达先生被划为右派,而且是“历史学界第二大右派”。史学界“五大右派”按出生年序排名为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
北大居然占了两个,可见北大“反右运动”之战绩辉煌!
这“历史学界五大右派”中,雷海宗1962年早亡,向达、王重民两位身兼史学和图书馆学两界的一流学术大家,先后屈死在十年浩劫,陈梦家更早自戕于1966年,可见文革是个什么样“吞噬生命”的运动!
对于向达之死,《北京大学纪事 (2008版)》770页记载:

1966年11月24日,历史系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文革初期多次被批斗,并被集中到太平庄劳改。他因病重得不到及时治疗,至尿毒症很严重时,才送医院,含冤去世。时年66岁。

向达在文革中的“牛鬼蛇神”生涯,历经“新北大公社”监管人员人身迫害,当属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描写最为详细、贴近。笔者初读郝斌先生《流水何曾洗是非·阎文儒侍师如亲》,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文革中,向达跟“第一门生”阎文儒还保持这等暖心的师生关系!
向达在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等领域,开榛辟莽,导夫先路。其生平行状,萧离、阎文儒《悼向达先生》和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有完备的记叙追怀。
季羡林先生说:“无论是学术方面,或者是道德方面,向先生都是第一流的。”
天地不仁,向达先生途穷太平庄,哲人逝矣,缅怀良史,怅惋无穷。

【浩劫墓碑】
王重民饮恨颐和园

樊能廷

引言

在官本位的专制制度下,“抗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位教授“抗上”,付出了三条人命的代价。
先看《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纪事》)的记载——
《纪事》第795页,1968年12月18日:

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中共党员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此前,1968年10月,毛主席说要“解放”翦伯赞,中央“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却于本月带领一批人,对翦进行突击审讯。令他揭发交代他根本不知道的刘少奇的所谓某个“罪行”,翦气愤地拒绝。巫等连续威吓、逼迫。翦与夫人戴淑婉乃于12月18日夜自杀身亡。翦时年71岁。其夫人戴淑婉时年68岁。

翦伯赞是大名人,关于他的死,有很多记述。简略地说,中央“刘少奇专案组”巫中,在历史系专案组的配合下,对翦伯赞逼供刘少奇的材料。翦伯赞“抗上”,老夫老妻一夜之间同时捐生毕命。翦伯赞夫妇死于“抗上”,死于直接的“政治对抗”。
《纪事》第887页记载,1975年4月16日:

4月15日,党委书记(军代表)在全校性大会上,未指名批判图书馆系二级教授王重民说:有的老资产阶级拉拢腐蚀干部,在党内培养其代理人。王知道后,于今天上吊身亡。时年72岁。【注:党委书记(军代表)就是王连龙。《纪事》第833页:1972年1月31日,校党委向中共北京市委上报关于调整校党委、校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免去杨德中中共北大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职务。2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同意王连龙任北大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

王重民(下图)是大学者,“反右运动”打成“历史学界五大右派分子”之一,在北大这个文革重灾区,带着病体苦撑到1975年。由于他太有古书版本鉴定的学问眼力,同时,又太不识相、太不明机变,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阶段,军宣队施加“威吓、逼迫”,他倒在军宣队铁蹄之下,天年不遂。
在文革时代,人们的政治驱动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其一是对毛“无产阶级革命”的盲目崇奉,唯命是从;另一个因素就是对政治打击的恐惧。在政治高压下,任何人敢于违背上面意图,就可能受到残酷的政治打击。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当局号令天下无所阻滞的根本原因,人们唯恐“跟不上”,而绝不敢“反着来”。
王重民“抗上”,是维护学术尊严,视学术重于政治、重于个人生命——学术对于政治的“对抗”,表现了他的正直和坚持科学的精神。
论起当时“评法批儒”的情事,北大颇有几位著名的通才硕学,身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陡然色彩淡化,被亟需“专才”的“梁效”收纳,在“梁效”效力。重民先生如果识“机变”,应该很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资格进入“梁效”班子。重民先生没有这样做,他不肯这样做。这就是王重民之所以为王重民。
在乌云压城、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先生秉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不合作精神,步武李贽、王国维先生走向自我摧折的绝命之路。

参与北平图书馆珍稀图书抢运美国工作

“七七事变”前,北平形势越来越紧张,馆长袁同礼担心北平图书馆多年精心收集保管的善本书会落入日本人手里,便将甲库存180箱,乙库存120箱,共300箱善本书,运往上海法租界保存。
刚开始存在法租界亚尔培路科学社图书馆,接着转移到吕班路震旦博物院。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在远东的权利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法租界允许日本宪兵随时搜查,寄存法租界的民国政府的东西许多已经被日本攫取。学术界人士对这300箱善本图书的安全忧心忡忡,袁同礼更是寝食难安。他开始张罗将这批书运入美国,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
袁同礼找到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和上海总领事寻求帮助,此二人都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此时北平图书馆已移址到昆明,在日机轰炸时,被连续轰炸三次。
从上海长途转运昆明,同样需要不菲的经费,同样艰难,而且在当时那种轰炸环境下更加不保险。经费方面,大后方通胀日趋严重,长途搬迁而来的馆中学者及工作人员日子过得越来越困难,连正常的工资也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日本人开始大量收买散落各地民间的文史资料和珍贵图书。袁同礼深明此道,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用心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文化损失。他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试图购买古书,没想到不断受到中央图书馆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排挤和打压。此时教育部拿出80万美元分配国内各学术机关,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各得35000美元,中央图书馆得10000美元,一开始分文不给北平图书馆,经过袁同礼致信据理力争,才给了1700美元。
袁同礼向中基会申请购买图书费,中文购书费仅给6000元(国币,一美元可换30元国币),西文购书费由开始的国币50000元减为25000元。
1941年1月18日,胡适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联系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暂存事宜。胡适答应这些书运到之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全部摄影缩微,胡适要求一并摄影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在将来这些图书运回时一并交还中国。国会图书馆同意。
为了防止出关时或运送过程中被日人劫获,胡适找到美国国务院,告知这批书对中国人的重要,既然国会图书馆已答应暂存,可在运送过程中“非美政府派人押护,方能免除危险”。同年2月1日,胡适又找到国会图书馆,请国会图书馆派人到上海帮助运送,馆长麦克利什不同意。他认为万一接洽运送不成反而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但不管怎么样,国会图书馆同意暂存。
袁同礼既没钱又没人,困难重重,胡适找来当时居美的王重民和吴光清商议。商议的结果是,胡适自己掏钱,邀王重民回国相机行事。同年2月2日,胡适为王重民写了好几封介绍信。2月3日,王重民出发。王重民4日在芝加哥等车时给胡适发去一信,因胡适此时又让王重民为他从商务印书馆再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让他从商务印书馆为其买一批书来。所以王重民就想,看能不能把这些书混入这些书箱中带出。6日王重民到达旧金山时,又发一信,对上述方案进行完善,在带这些书出关时,如果给他一个国会图书馆代理人的头衔,“未必发生什么留难”,这就需要胡适去找麦克利什发一委任状寄回。同时他又担心万一走漏风声,“敌方特派内行人来检验”那就麻烦了。
28日王重民到达香港,袁同礼在那儿等候他,3月4日两人一同到达上海。
一到上海,租界的情形让王重民吃惊,公共租界包括法租界已被日军严密封锁,法租界已十分不安全。
好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之间交通还算便捷。这一大批书搬运美国之前,必须先从法租界移出来。公共租界有一家工艺美术品公司,栈房深邃,空气流通,很适合寄存书籍,是英国人开办的,暂时比较安全,对方也同意。于是袁同礼、王重民二人于12日、13日用两天时间用卡车将这些书搬运到这家英国公司房内。
搬运完后,王重民电告胡适,准备着手向美国运送。
为了易于搬运,王重民和袁同礼又在旁边另行租赁一间公司的房子,两人逐箱打开挑捡,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价值的,再就版刻与内容,挑选出最善最精的,精选2720种,箱数减少为一百箱。箱子编上号码,又把所有书编成目录,中文一份,英文两份。两人为此一直忙了三个星期。
另一边,袁同礼开始疏通海关,谋划采用什么办法能够最保险地把书运出去。上海海关已被日本人完全监视。海关税务司司长丁贵堂,是海关中最高职位的华人,跟袁同礼是老交情。丁贵堂想了三个办法:一、书箱点交美国驻沪总领事,作为美政府所有,完全由美领代运,海关可发放行证;二、改装旧衣箱,用旅客携带行李办法带往香港或其他地方,若每次携带二十箱上下,他可发证免验(胡适大儿子胡祖望和徐大春前往美国时所带胡适的书籍就是采用这种法子带走的);三、若不能先将书箱移交美政府,则必先有重庆国民政府的训令,才能发证放行。
两人合计,首先觉得第二种方法不行,如果改装成衣箱,则箱数要增加许多倍,购买旧衣箱比买新衣箱不知要难多少,即使买到了,在公司里改装,非常容易走漏风声。袁同礼在这之前已找到美国总领馆,他们本就已拒绝,只好采用第三种法子,申请重庆国民政府的训令。
于是致电重庆,请国民政府给以帮助,但直到当年4月30日孔祥熙回复的电报才到,时间已经过了快50天,两人立即转呈丁贵堂。丁贵堂迅速报给海关关长梅乐和,梅乐和当即回电孔祥熙,决定不执行,原因是鉴于前段时间运送存于租界的中国银行的白银出了危险,当下形势比那时更紧张,还是不运为好。
王重民出生入死,四处奔走,看事情一时无法开展,自己又不能再久待,于是于5月中旬带上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一同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袁同礼一个人仍在积极地奔忙着。
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本答应拨付给的3000美元运费,此时见他们一时运不成,社会教育司便找了个由头把款项收了回去,移作他用。胡适的出资义举、关心与支持无疑给袁同礼以莫大的激励。
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到达香港,袁同礼知道后,急忙赶到香港,再次寻求詹森的帮忙。詹森想出了个主意,他说,如果北平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个协议,声明国会图书馆借用此批书五年,再由美国国务院授权上海总领馆,要求其报关时作为美国财产申报,这样运送就方便安全了。
袁同礼致信胡适,请胡适如此运作。胡适在美国,看到王重民无功而返,对这批书更是焦心。接到袁同礼信后,胡适只得再去找美国国务院争取。但美国国务院态度仍然未变。
在等待胡适信的期间,袁同礼8月份回上海,找到海关。也许是为袁同礼的执着所感动,海关当局答应,如果每次运送三四箱,可不要放行证,也可保安全。但每次三四箱,这一百箱要运多少次,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袁同礼又去找美国驻上海总领事Lockhart,看有没有美国国务院的训令。Lockhart也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他去找一位在此开办转运公司的美商Gregory。袁同礼本没抱多大希望,转机却在许多次碰壁后降临了。那位美商一听,立即答应,同时请袁同礼立即将这些待运的图书移到美国海军仓库。只要有军舰从这儿经过,Gregory会立即负责任地将它们送上船,运到中方指定的美国地方去,同时说,第一是运时不需要经过总领事的同意,第二是不收任何运费。
袁同礼这次是高兴得几乎发病。回来后他与孙洪芬商议,又给胡适发电,请他再商请国务院致电Lockhart给予这种方法以支持。胡适又一次以大使身份前往美国国务院。
这批书从9月中旬开始按这种方法起运。属于抢运性质,没有预订,所以舱位往往不多,有多少舱位就走多少,一百箱分了好几批才发运完。因为没有海关负责,完全凭美商的个人支持,所以他们发运的时候特别慎重,收件之人必须时常更换,以免引人注意,其中27箱寄往国会图书馆,75箱寄往加利福利亚大学图书馆。
这批书寄完,已是10月中旬。此时太平洋战争的浓云已密布上空,美国一切船只已停驶上海。袁同礼看着这批书安全转移,如释重负,而他自己则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段时间,家中三人患了盲肠炎,小女儿因为割治太迟竟不幸夭折。
12月5日,最后一批古籍善本秘密起运美国,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完成抢运。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个时机,真叫作千钧系于一发啊。
书寄出后,袁同礼致电胡适,“箱件到美后,分存两地或应集中一处”,全交由胡适负责了。书全部寄到后,为了便于保管,胡适于1942年2月,赶到加利福利亚大学,经过交涉,把那75箱书也移往国会图书馆。同时胡适还把此时运到美国的汉简也交由国会图书馆暂存。
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存美这事上,胡适先是担任联系工作,书运到后担任了负责监督保存工作,其间在袁同礼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胡适私人出资让王重民回去搬运。他的这种精神与做法,同国民政府一些权要此时对待袁同礼及这批善本图书的态度构成鲜明的对比。
1946年4月,胡适已开始准备回国就任北大校长。1日,写信给美国会图书馆馆长休默尔向他表示感谢,“在八年半中,你在收藏和保护汉简以及北平国家图书馆珍稀图书方面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所有人,凡是了解并赞誉你对这些中国珍宝作出的极好保护的人,都会久久铭记”。6日,胡适将收条及钥匙交给王重民,托他代为管理,并说“俟将来海运大通时”运回。
1947年春,开始办理启运回国手续,但由于国共内战逐鹿而停止,直至1965年才运回台湾。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艰辛转存美国,这件“于国家民族有大功焉”的壮举,袁同礼、王重民、胡适三位学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重民在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缩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
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殊伟。

从“反右”到文革饱受凌辱

1947年,袁同礼赴美,重民先生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还在北大兼职,参与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门的开山师尊,王重民先生执着于目录文献学问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倦的教育品质,是永远值得人们景仰的。
两年后,新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主持图书馆交给军管会事务。旋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此时,王重民先生早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名列前茅的学者。
他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思路不同,故其管理馆务上的一些想法不能实现,不免有些苦恼。1952年他向文化部提请辞去副馆长。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从此在北大专职任教,先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版本”“目录”“版本学史”。跟魏建功先生一起,构成“目录”“版本学”的重镇。又由中文系的一个专业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后来建立北大图书馆学系,由专修科扩充而来,重民先生任系主任。
重民先生居住在北大朗润园10公寓107室(1门四层1号),斋号一直是“冷庐”。
1957年中共发动的“整风运动”,刚开展个把月,就掉头转向“反右运动”。“整风运动”中,重民先生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恳切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的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和改进意见。结果是,他被打成“右派”,而且是“历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
1964年北大图书馆学系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三年期满毕业者可获“副博士”学位。“图书馆学”招考结果,录取两名研究生:本系应届毕业生侯汉清(导师为刘国钧)、鲍世钧(导师为王重民)。侯汉清因为1966年文革爆发,学业中断;1979年重新考取研究生(提前于1981年毕业),导师为刘国钧、关懿娴两位教授。1980年,根据教育部的文件,承认侯汉清、鲍世钧二人1967年研究生毕业,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侯汉清1981年又研究生毕业,又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这么着,他有两张北大研究生毕业文凭,这也算是文革造成的“奇观”。
文革开始,王重民先生“应运”关进“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遭遇。在牛棚中,他们这类“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天,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季先生写道:“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季氏记言载于《牛棚杂忆》。北大“牛棚”是聂元梓“校文革”创办,交由刘国政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监管队一伙恶人运营。

以生命为代价对抗强权

重民先生为人一向和善,待人亲切。对待后辈同事,总是诚恳加客气。无甚交往的学生到他家看电视、聊天,他家都茶水或咖啡招待,还给学生买篮球等运动器材。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有时他还会周济一些钱,以解缓急。在北大几十年都这样为人,从来没有受到“拉拢腐蚀”之类的非议。这一回赶上“评法批儒”,当局需要重民先生为运动出一把力,重民先生出力方向,跟上面的要求全然相反,所以在办公楼礼堂的全校大会上,当权的党委书记(军代表)王连龙不点名地批判重民先生是“资产阶级土围子”,斥责“有的老资产阶级拉拢腐蚀干部,在党内培养其代理人”。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图书馆和系里大多数人,很是为重民先生抱不平。
所指责的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重民先生年逾古稀,自觉年老力衰,有些繁遽的研究工作渐渐力所不及。善良的老人想传授他的研究,不使断了学脉。他要把一批有关专业著作和典籍送给一个后辈的教师,她是党的基层干部,为了接受这批书,还打造了书架(1975年全国民间兴起打造家具之风)。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联系上“评法批儒”中重民先生的表现,味道就变了,而且事情捅到上面去。这样就有了军代表王连龙在全校大会对重民先生的“不点名批判”。
“评法批儒”的提出在思想理论界引起极大混乱,造成影射史学的泛滥。儒法之争本是史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但是“评法批儒”被加上须臾不可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色彩。中国历史被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一切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评价都被纳入“儒法斗争”的框框重新“划线站队”,两千年的历史被涂改成一笔糊涂账。“梁效”写作班子按照“评法批儒”的口号,开列出一大堆划分儒法两家的标准,诸如:凡是法家都是爱国的,凡是儒家则是卖国的;法家革新,儒家守旧;得天下的是法家,顽固的反动派是儒家,曲解历史、借题发挥影射史学、“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风潮愈刮愈凶。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意想不到地受到运动最高领导层青睐——李贽是明代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掌权者赞扬的“法家”代表人物。巧就巧在,此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著作《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李贽号卓吾)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
事涉学术,行事有程式,经过一些专家鉴定,“新发现”的这本书并非李贽作品,而是托名的“伪书”。这个结论,使运动领导方面大为扫兴。他们就想起了目录版本学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
那时候,北大、清华是毛泽东“文革典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梁效)领导人此刻正是“通天”人物。这本李贽《史纲评要》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主抓,他们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重民先生在版本学方面权威公认,一言九鼎,如果王重民说不是伪书,利用其结论便可镇住国人、堵住悠悠之口。
然而,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使得他们大为失望。
他们仍不甘心,一再要求王重民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给出与当局政治需要相一致的结论。
不料,经过几个月的“研究”,重民先生反倒“不识时务”地找出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重民先生的夫人刘脩业女士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登载的回忆说,“两校”领导指着不肯让步的重民先生发火,直白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重民先生再度遭到批判,作为“黑线回潮”的人物,罪名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拉拢腐蚀青年知识分子”。扬言要对他进行全校性大批判。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全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王连龙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重民先生冠心病复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强硬地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
这一夜,重民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自己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
刘脩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北大朗润园到颐和园长廊,相距八华里,生死两隔,却远过万里。为了捍卫学术尊严,重民先生跟三百六十年前的李贽,相会于泉下。(右图:王重民住处外观。)
刘脩业女士回忆说:
“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关押在“牛棚”中被“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毒打倒地、跪在那里,重民先生还能默默忍受,这会儿只是开开会、批判批判、写写检查,免去了拳脚相加,先生却以死抗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
假的就是假的,伪作就是伪作。重民先生心中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横逆亵渎,即便面对的权力来自君临八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革中冤狱遍地,在那种严酷条件下屈打成招者、不得已揭发别人或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数不胜数,其中多数人委实情有可原,不必苛责。
正因为如此,像重民先生这样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抗强权横逆,较真区区一本小书的真伪,则更加令人崇敬。
他捍卫的是文化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尊严,犹如暗夜中的一支幽烛——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美〕汉那·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
重民先生就以自己的生命点燃了闪烁而微弱的光亮。这种暗夜微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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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北大清队逼死饶毓泰

樊能廷

胡适在最后的讲话中如何提到饶毓泰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在台北主持第五届院士会议。在下午5时举办的欢迎酒会上,胡适先生意气风发、不无骄傲地致辞:

……吴大猷先生在我那里谈天,我们就讲起他们这个具体排行来。于是吴大猷先生说,“我是胡先生学生的学生”。刚才我讲到两个有名的物理学家,一个是饶毓泰先生,一个是吴健雄先生。所以吴大猷先生他说呐,“我是胡先生的再传的学生。”吴健雄先生就说呐,“那你要叫我师叔。”这个吴健雄,她就要高一辈啊。我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我说:“这样一来啊,我的学生是饶毓泰先生,饶毓泰先生的学生是吴大猷先生。吴大猷先生底下两个学生,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金,都是物理学家。我说我很得意的,我对物理一窍不通,这是我很得意的事情。”

酒阑人散,胡适走向门口,突发心脏病,倒地不起,6时半,溘然长逝。胡适先生的这一段讲话,成为他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最后道白,广为流传。吴健雄眼见恩师猝然离世,施救不及,痛哭失声。
我们可以从胡适这段讲话中,理清他和二代、三代、四代之间的师门弟子关系。胡适(第一代)→饶毓泰、吴健雄(第二代)→吴大猷(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第四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胡适1906年入读上海的中国公学兼授英语课,教过饶毓泰英语课,和饶毓泰私人关系很好。所以,胡适与饶毓泰既是同校同学,又是师生。胡适夫子自道:“论学问,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
1929年,吴健雄入中国公学数理学系学习一年,1930年入中央大学。1928~1931年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所以,胡适与吴健雄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胡适临终讲话说到他们诸人的师承因由,绝非徒托空言。
饶毓泰(右图),又名俭如,字树人,1891年12月1日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钟岭街朱饶村。
饶毓泰的家世:祖父饶筱琴,弃文从戎,投效军旅,与左宗棠一起,以四品顶戴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麾下,参襄军务,积极投入当时的禁烟运动。父亲饶之麟,字瑞徼,以拔贡入仕,官至度支部实授三品员外郎。母亲余氏,出身书香之家。课子有方,不幸早丧。继母黎汉宜,乃名门闺秀,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
在北大,饶毓泰先生是个20世纪30年代进入物理系教授队伍的“老资格”。此前,他在南开大学,创办了全国众多大学中的第一个物理系。
1933年8月25日,北大正式开学,蒋梦麟校长聘定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10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第五次常委会议决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其中:物理学系饶毓泰(北大)。
1939年10月17日,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物理系主任饶毓泰。
1942年3月25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主任饶毓泰。
1943年10月13日,教育部核定汤用彤、张景钺于国内,饶毓泰于国外,为1943~1944年度休假进修教授。
1946年7月16日,北平《益世报》报道:北京大学“复校工作积极推进中”,“各院系首长多已聘就”,其中: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兼物理系主任……
因为在民国时代有这样的“历史问题”,饶毓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周恩来点名北大六教授为国家级保护对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给北大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德(美国籍教授)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都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学术重镇。闻家驷是民主人士闻一多的胞弟。温德教授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并入北大的英语教授。
北大文革中不同时期的掌权者,对于上述六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都负有重大的保护责任,应该切实遵照执行总理指示。但实际上却又是如何呢?
1967年12月21日夜间,时为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指使数以百计“新北大公社”工人和学生,冲进燕南园56号周培源家住宅,企图绑架周培源先生,他们对于周家实施打砸抄抢并且殴打、关押周先生妻子、女儿。半夜12点,校文革广播台发布《打倒大特务周培源》声明。
周培源先生事先躲出去了,是因为无线电系学生刘澍民登门告警,说在“校文革保卫组”院里看到正在制作“打倒猪配猿”标语,心知不好,他在汉中分校认识周先生,很敬仰周先生,所以赶紧冒险去周家告警。
六位重点保护对象之首的周培源都被打成了“大特务”,饶毓泰还能幸免于难吗?

独生女儿饶慰慈被清华团派打残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叫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文革前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68年4月,蒯大富一派捏造罪名,把罗征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四位清华中层干部打成“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抓到昌平校区(二百号)长期监禁,严刑拷打逼供,兽性的罪行令人发指。
刘冰《亲历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记述:

在二百号度过了一周真正的囚犯生活,我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给我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我就绝食,以示抗争。我要千方百计保持身体健康,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突然,在第八天的夜晚,那个姓孙的头头通知我打好行李,准备离开。那些看押的人,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还有点惊慌,在楼道上穿梭走动。我估摸不透他们又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听到楼下有汽车马达声,头头大声吆喝着:“快!快把他们带上车!”接着他们用几层布蒙住我的眼睛,用电线紧紧捆住我的手,勒得两手全都麻木了,然后把我推到卡车上。车上已挤满了人,好像都是被捆绑着,我碰到背后一个人,也是双手被捆绑的。车上空气沉闷,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手持长矛的人吆喝着:“人齐了没有?快开车!”汽车驶出二百号,跑到公路上,先向东跑了一段,而后向南开去,这是去北京城的方向。我估摸着车子已到了清河镇,但没有向西拐弯,却继续向南。到哪儿去呢!?突然车内有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叫:“救人啦!有人抓人呀!”接着一阵乱打,有个人说:“快拿毛巾捂住她的嘴。”另一个说:“狠狠揍,打死她!”车内乱起来了,那位女同志挣扎着,人们相互碰撞。看押的大声骂着:“妈的!动什么!不准动,谁动我揍谁。”听到了噼噼啪啪打耳光的声音……那位呼叫的女同志,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我想了许久,判定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同志。由此我断定车上捆绑的人,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书记以上的学校干部。车子飞速奔跑,我们上下颠簸,我的手被电线勒得不仅麻木,而且有一种难忍的热辣辣的疼痛感。我向看管者说:“我的手已经疼得不行了,你们给我松松行不行?”看管者说:“不行,你忍着点吧。”然后捅了我一拳。我说:“你们是哪家的政策?这样对待干部?”接着他们又捅了我一拳。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车子停了,好像到了一个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的大院里,接着我听到“北航广播站”几个字从喇叭里传出,我判断这是航空学院无疑了。

网文《杨继绳访谈罗征启》记述:冯家驷是专案组里打人最残暴的学生,个子不高,寸头(文学宓说,用老虎钳拔牙的就是他;后来工宣队告诉我,用带钉子的木棍打饶慰慈的也是此人)。饶慰慈被严重伤害致残,至今她不愿提起那段可怕的经历,一提起,她就浑身颤抖,不能自已。饶慰慈被团派绑架并酷刑拷打,此后数年卧床不起。
后来饶慰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乃父饶毓泰被集体关押北大物理大楼“审查”以至被害死,她当时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后数年卧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复清醒过来,才听说了父亲饶毓泰的死。

饶毓泰平反后亲属将存款与藏书全部捐赠北大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北大自杀、死人最密集的阶段。饶毓泰的历史成为重点审查的“问题”,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1968年10月16日上午被批斗后,当晚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自家的自来水管上自缢身亡,时年77岁。
12月18日,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中共党员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翦时年71岁,其夫人戴淑婉时年68岁。
周恩来明令重点保护的六个对象,竟然就有两个自杀。
1978年9月7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物理系教授饶毓泰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等领导参加了追悼大会,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致悼词。
1981年5月13日,北大校刊报道,我校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的女儿饶慰慈、妹妹饶毓芬、弟弟饶辅民将其遗下的存款一万余元、藏书1162种共1480册全部赠给了学校。饶教授的捐款将由物理系图书馆逐年购进一些光学方面的书籍,并同其捐赠的藏书一样加盖“饶毓泰教授赠书”章,供教学、科研用。
1985年1月25日,校长办公会决定在物理系设立饶毓泰光学奖学金。
1991年11月30日,北大在现代物理中心举行饶毓泰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科院及北京大学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国内物理学界部分专家学者,饶先生的生前好友及弟子近百人参加了纪念会。会上还颁发了第二届饶毓泰基础光学奖。
饶毓泰生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技界有人将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有意思的是,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都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学位。也有人称饶毓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赫赫有名的“光学巨星”。
2003年9月15日,五位物理学大师的铜像在北大落成,这五位大师是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和王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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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截屏三瞥周一良

郝 斌

《昨天》编者按:本篇首发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作者在文题下注:“网上有署名‘宜休’的一篇文字,对《太初先生印存》中所刊的各方印章,从文字、背景及印钮、印石的材质等等,都有详尽的说明。本文借用、参考之处甚多,事前无法征求允准,谨向作者宜休先生致歉并致谢。”

1953年10月,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同班同学近60人。转眼到了年底,系里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新年师生联欢会。
那个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改变。大学和系科的设置,大刀阔斧,或裁撤、或合并、或新建,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英美式高等教育体系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苏联式的高教体系。这是一个全盘性的变动,其中包括师资、图书、各类教学仪器设备,就连在读的一、二、三年级学生,也随之移动,人文学科尤甚。这场变动时在1952年的6月至9月,俗称院系调整。这么大的变动,进行得很快,不过后续拖尾的事务拉得很长,直到一年之后我入大学的时候,才算大致就绪。
我是这次院系调整后的首届高校入校学生。北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如何,我们入学两个多月,从高年级学长的嘴里,已经听说不少。在人文学科里面,中文、历史两系可以位列一、二,阵容强大,很让我们感到兴奋。每一提起系主任翦伯赞(1898~1968),学长们的由衷赞佩,都溢于言表。这时候我心里暗自惭愧:这样一位人物,入学之前,怎么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呢!不久,一位学长的三言两语,又让我完全释怀。他说:“一个三流、四流的作家,中学生都会知道,可一流的史学家,人们就未必闻名——历史不是显学。”几个月来,不管什么场合,我从没听谁直呼过他的名字,系里上上下下都尊称他为“翦老”。系里还有多位知名教授,如向达(1900~1966)、杨人複 (1903~1973)、齐思和(1907~1980)、邓广铭(1907~1998)、邵循正(1909~1973)、苏秉琦(1909~1997)等,分别来自北大、清华、燕大,他们在历史系被呼为“向公”“杨公”“齐公”“邓公”“邵公”“苏公”。
“公”与“老”都是尊称,但其中的分量,模糊感到有点差别。崭新的环境,好像具有一种感染力,我们说话聊天,私下里也模仿学长的口吻,称这些名教授为“公”,可一旦真是面对面,则立即改口呼为“先生”,不敢造次。
周一良先生(1913~2001)当然也在名教授之列,他的学问、名气绝不在前面几位之下,可他却没有得到“公”的雅称,我们都只呼他“周先生”“一良先生”,其中的缘故,当时没有多想,时到如今我猜,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比起前面几位,他的年龄稍逊几岁;另外他为人太过谦恭随和,这一点也许关系更大一些。周先生当时是副系主任,跟我们学生的接触较其他几位要多,他在我们眼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一年,他四十初度,脸上容光焕发,头上却是白发皤皤,正所谓“鹤发童颜”。新年联欢会上,我们要求他表演一个节目,他毫不推辞,站起身来说:“我清唱几句吧——京戏!”话音一落,身段立马改变,手眼身法,换成了一个舞台人物。他开口唱道:

一事无成两鬓斑,
叹光阴一去不回还。

我们班里颇有几位戏迷,能拉的、会唱的都有,生旦齐全,还有一位会唱昆曲。周先生唱的是《鱼肠剑》,余叔岩的伍子胥,西皮原板。“两鬓斑”的“斑”字,是个拖腔。周先生唱到这个地方,抬起一只手,放到额边,俨然发展了余派。这个时候,懂戏、不懂戏的, 一齐鼓掌大笑,来了个满堂采。后面还有两句:“日月轮流催晓箭,青山绿水常在眼前。”周先生唱得很认真,也很有韵味,可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没再听进去。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那次联欢会,只记住了周先生的“一事无成两鬓斑”。
毕业以后,我留系当了助教,与周先生忝为同事,直到他遽归道山,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光里,校内、国内发生的事情多多, 我同他的时空交集有远有近,时密时疏,经意不经意之间,对他的观察和感知慢慢积存下来,前后涵盖了他的后半生。岁月迟暮,这些片段感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脑际,久久不去,难排难遣。以此之故, 我曾写过两篇短文:《截屏一瞥周一良》《截屏再瞥周一良》。几年过去了,近日,喜得一部印谱,里面多是周先生生前所用的私章,多至九十余方,封面是吴小如先生(1922~2014)题写的书名《太初先生印存》。当年齐白石老人(1864~1957)多才多艺,诗、书、画、印俱能,号称“四绝”。他有印石三百,自号“三百石印富翁”。周先生的存印,乃是“文革”抄家的劫后余物。由此估算下来,他用过的印石总数,应在百枚以上,少说也可以算得“小康人家”吧。
周先生本人并不操刀冲切,他对印石的爱好,全在自己拟写的印文上面,借一方寸之地,抒发自己的胸臆。作为北大的教授,他所经历过的,乃是建国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初期的欢欣鼓舞, 短暂的平静,接着便是几次三番的折腾。他享受过优渥礼遇,达于极致,登至殿堂;也遭到过践踏侮辱,达于极致,为国人共唾。先红而后黑,大红又复大黑。这番经历,勾画出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只不过周先生的浮沉达于极致罢了。进入80年代,他行年七十,烟云尽散,家中独坐,日落日出。这个时候,按照常人的做法,他本可以喘一口气,含饴弄孙,过个平静的晚年,可他的本尊脾气上来,这个当然且自然的选项被他弃如敝屣,他不肯消停,偏要去追寻自己所要的东西。痛定思痛,这是一场极度痛苦的精神洗礼。 已近衰朽之年,他竟然换骨脱胎,完成了一次蜕变。浴火重生的一良先生,回归之后,可以说是二世为人。
(右图:周一良先生。〔周启锐提供〕)
说到那段炼狱中的岁月,难言的郁闷,满腹的委屈,迟来的悔恨和自责,以及顿然的开悟,如此等等,哪怕点滴参悟,都是心头泣血。印章,是心灵的独白,就是在家人面前,他老人家恐怕也难于吐诉其中的一二。今天得见他的印谱,我们从容品味,彼时印主的内心世界, 我们或许可以窥得更为深入。印文拓得十分精当,如果再配有边款,有治印的年月可查,那就更为完美了。时间,是探求周先生心路历程的横坐标,缺失了这个因素,探寻不免粗放,难于细求。即使这样, 手捧印谱,我还是明白过来,我对周先生早有的那点观察认知,太过肤浅。那是一个局外人的远距离所得,总是隔着一层。他的印文,言简意赅,韵味悠长,字字之间都有血和泪。如果排列得当,我以为那正好是他老人家半部传记的写作大纲。
睹物思人,触动心绪,引发我来续写这篇“三瞥”。

周一良先生在史学方面的造诣成就,当有同行评述,此处不论;品读他的印章,我们只说他的为人。周先生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一生总有追求。直到老病缠身,他依然追求不懈,这一点让人心生尊敬。他的追求,其中虚幻的东西不少。许多时候,我觉得他太过单纯,甚至是天真。以我和他的年龄之差,尚且有这种感觉产生,您就会知道, 他的单纯,实在是够可以的。单纯,在那个年代,难免会以“左"的形态表现出来,但他的“左"是真诚的,决不是那种可恶的“左”。
田余庆先生(1924~2014)跟我谈过周先生的一件轶事,附带说了他的一点感慨。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75年。那个时候,周、田两位都被羁绊在“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之中。一天晚间,他们众多成员,老少一体,被安排一次外出,通知说带上一两件换洗衣服就可以了。那两年间,他们食宿都在北大校园中一座小楼之内,不同外人往来,半密闭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习惯。此次忽然外出,人人感到新鲜、惊诧,也有一点点迷惘。他们登上一部大巴,车帘密垂,只见窗外灯火高低明灭。车行好久,还在奔驰。此行何去?没有谁出声询问,这是“梁效”的纪律。最后来到一个去处,下车进入,但见庭院规整,屋宇连接。他们被告知,这是天津市的一个招待所。而后,江青(1914~1991)同众人共进一餐,席前说了一些着三不着两的话,大家唯唯。开席不久,她忽地起身外出,人们想,必是有急务处理;转眼见她回来,换了一身服装。换件衣服,在这群老少读书人眼里,有如石头城上,眼空无物。跟着,江青又复起身外出,回来入座,又换了一身衣服。两出两入,两易着装,有人觉得诧异,也只当作没看见一般。
饭后江青走了,跟着就是例行的座谈会,要大家深入领会首长的重要指示。会上全是一个声音,一个分贝,无非“关怀”“爱护”“我们应该如何……”之类。轮到周先生发言,几句开场白之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的家,我幼年居住的地方。我的父亲周叔弢是天津市的大资本家,他后来把这套房子捐给国家了……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是吃剥削饭长大的……今天,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必须好好改造……”(左图:周一良与父亲周叔弢。〔周启锐提供〕)
这席话使座谈达到高潮,其他人的发言立即变得苍白无色。其实,在座的老少,大都了解周先生的家世。他的父亲周叔弢(1891~1984)在中国北方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实业家,也是一位藏书家、鉴赏家。他几次捐书给南开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拿出来的都是宋元明的抄本和清代善本,数达万册之多。如今他们食宿的这座天津市招待所,如此有模有样,居然也是周叔弢的捐出,倒是前所未闻。田余庆先生跟我说:“你看,周先生这是何必呢!没人知道的事,你不提不也就罢了么!”
清人邓廷桢(1776~1846)有一副联语:“慎言语,节饮食;蓄道德,能文章。”田余庆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从不在人前派说谁家的不是,这副联语里面指说的几项,他大部分做到了,只有在家看书著文的时候零食不断,是个缺欠。那回,他在我面前不慎,竟然冒说了周先生的不是,这是他少有的一次失分。
将近百方的图印,该从哪里说起呢?这是一部用心编排过的印谱, 方方件件,多有内在的关联,明眼的读者,如果对印主有一些了解,那么揽书在手,重晤故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如今时移势易,当年的尴尬已成过去。周先生在天有灵,此时此刻,您能摩挲旧物,跟我们一起共赏您喜爱的印章吗?我们藉此可以增长识见,传诸后人,也可以让他们的路,走得平坦一点。这些见识在课堂里是得不到的,我们会格外珍惜。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维壬子吾以降”。
一良先生1913年1月降生,时在农历壬子之年,这方印说的是他出生的年代。六字印文套用的是屈原在《离骚》开篇的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庚寅”是屈原出生之年。《离骚》何以产生,司马迁用一句话概括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朋友,我们今日手头的这部印谱,您或许也可以把它视作一部周氏的《离骚》。由此入读,是个捷径,或许可以直入他的内心世界。
“弢翁长子”“义宁门下”两方,报出了周一良的家门和师门,显示的是他的两重来历。
“弢翁”,指一良先生的家尊周暹,叔弢是他的表字。旧时,子女不可直呼父名。此处称“翁”,是尊崇,是礼数。叔弢先生一门十个子女,一良先生为长。家门哪里,第一方印章报了出来。
后一方,报出他师出何门。陈寅恪(1890—1969),历史学家,江西省修水县人氏。民元前后,常在某位名人的姓氏之后,加缀他的出生地,作为他的代称,一时很为风行。如称广东省南海县出生的康有为为‘康南海’,称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段祺瑞为‘段合肥’等等。这里说的“义宁门下”,应该是指陈寅恪门下。因为陈的出生地修水县,旧时称为义宁县。1935年,周一良先在清华听过陈先生的课;次年转到南京,在傅斯年(1896—1950)主持的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导师是历史组组长陈寅恪。陈先生虽然身在北平,并不到任,但对周一良仍然时有指导。1947年,周一良从国外归来,由燕大转到清华任教,向陈先生请益更为方便。他也时常帮助陈先生查看资料,隔一两天就去陈府一次。陈对周的才能颇为欣赏,称赞周“富而好学”,视为入门弟子。此处的“义宁”,同样避开了老师的名字。尊呼表字,也是当时的规矩。周先生给陈先生写信,抬头称呼“仁丈”。


“泰山情侣”“岱侣”。报过先人之后,次说自身。这两方显示的是周先生和他的夫人邓懿,道说两人之间情谊的由来初始。
邓懿(1914~2000),燕京大学国文系学生,能诗能文,也能唱京剧,彩妆扮上,可以登台唱《醉酒》。周先生说,他在燕大读书期间,“1933年春假,学生团体到泰山、曲阜旅行。在玉皇岭夜宿遇盗, 我的冬大衣和钱包被抢走。我次日清晨只得裹着棉被下山,向来自天津的国文系一年级女生邓懿借钱,回津后开始往来。1937年春间订婚,……1938年春在天津结婚。燕京同学在校刊上报道,戏称我们 为‘泰山情侣'。” “岱”,泰山的别称,“岱侣”乃由“泰山情侣” 演化而来。邓懿有一张穿着红衣的照片送一良先生,上面题诗,有“春衫卸却一肩红”的句子,因此她被同学唤作“一肩红词人”。才情出众的邓懿,后来的一生,在清华,在北大,都贡献给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学生中有东西方多国人士。她编的《初级汉语教程》,版权也为日本、韩国有关部门购去,颇受好评。





“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学同事同衾同穴相依为命数十载悲欢难忘”
“对外汉语虽非显学教师教生教书教人鞠躬尽瘁多少国桃李芬芳”
2000年9月,邓懿故去,家人为她在海淀西静园墓地购置茔地安葬。周先生自忖来日无多,撰写了这款双人墓碑。27字的联语,极为工整,不用一典,难得的大俗大雅。下联,是未亡人对先行者的送行之语,语中带有一丝丝凄苦,似乎邓懿一生的成就只在汉语教学一端,委屈了她的才华;上联则说夫妻一生命运百事皆哀,彼此相扶, 欢少悲多。这两方寿山白芙蓉石料,由北京萃文阁名家刘铁宝先生(1944~)所治,刀法柔中见刚,凄风苦雨,精神毕现。
(下图:上世纪80年代末周一良、邓懿在燕东国24号北楼合影。〔周启锐提供〕)

下面是姓氏名章。私章当中,这类最为常见。简单的姓氏字号,常使印章的艺术表现力受到局限。而周先生的姓名印章,以其用途多种,翻新花样,我们品读起来,也不觉枯燥。这里也配有邓懿先生的几枚,印在一起,越发显出私章的独有味道。


“周一良印"(朱文),篆字,细文细边。另一方大小相同的,是“邓懿”二字,应是一副对章。
“周一良印”(白文)。l963年,周先生五秩寿辰,三弟艮良(1917~?)送来的寿礼,寿山石,瓦当纽,天津名刻家文叔所治。

“周”(朱文)“一良”(白文)

“一良校读",校读专用章,治印者为天津刻家胡健(1968~)。

“周一良所藏书",藏书专用印章。
“一良敬赠"。晚年,周先生的著作和回忆性文字颇多,常常送给亲友、学生,为此刻了这方赠予专用章,萃文阁刻家刘铁宝所治。
“一良左手"。1997年,周先生以左脑腔隙性梗塞,而致右手不能握管。此后,书写短文,只好自己口述,请人代录;作答友人书信, 早期,先生用左手书写,字迹时有模糊,书后铃过这方印章,以示敬重和负责。这方印也是刘铁宝所治。

“一良”(白文)“一良”(朱文),牙签章,0.4×0.7厘米,读书时铃在眉批、题识之旁,小巧玲珑,与先生的手书文字,正好相
配。
“太初”,朱文,篆书。旧时,同辈之间互以表字相称。“太初”是周先生的表字,生前却少见用,乃是时代使然。他同代人的表字,多被后人忽略弃用了。在旧友写给他的书信和诗文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称呼。
“百花齐放”。1956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方针。广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受到鼓舞,称它为 “双百方针”。“此时情绪此时天”,周先生所受的鼓舞,颇延续了一段时间。五十年代末,他将这几个字作为印文,嘱刚上初中的三子启锐篆刻成章,反映出他那时积极向上的心情和态度。
不久后的1961年,一良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世界史教材,这项工作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他有一首题为《自勉》的诗,彼时的精神面貌从中可见。这首四言打油诗语调欢快,每句之后,他都有自注,兹照录如下:
三窟狡兔(在党校、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北饭店多家编写),
四面受敌(东坡言读书当八面受敌,此言四面指上古、中古、近代、现代),
一心向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百倍努力(仅通东方各国史,统领全书,力所弗逮,唯有依靠群众,贯彻领导意图,勉力从事)。
《自勉》,是写给自己看的。“一心向上”“百倍努力”,周先生在自己的诗句中这样说,他的内心也的确在这样想,行动上更是这样做。我们这些与他共事、稍知他平日为人者,都对此深信不疑。
“古欢”,老友、旧好的意思。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有“乡国论文集古欢”之句。如果是思念老友,我推测,治印时间应在上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其他时段,自顾尚且不暇,他很难有这种心情。如果是指旧好,应是他的南北朝史, 即下文将要提到的“坠欢”。
“家在燕东园貳拾肆号”。1952年, 周先生入住北大燕东园24号,居住多年。晚岁来临,伉俪两位体力不济,竟至彼此相扶出行双双跌倒。他们顽强求生,乐观依旧。周先生遂将自家的住室命名为“双瘸斋”,跌倒成为家常便饭,两位老人的骨折,合计竟达8次之多。“捌次骨折”入印,其苦如何,其乐又如何耶!
“四十三年阴山背后”。
周先生所住的燕东园24号小楼,是两家合用的。周先生家所住,是北侧的一半,终年不见阳光。从1952年入住,到1995年改迁北大朗润园,前后43年,年纪见老,愈觉其苦。早前,先生自律,不肯提出换房要求,后来提出,又迟迟不得解决, 其间的苦痛,只好宣泄在这方寸之地。
以上是姓氏、斋号、收藏以及赠与使用的常见印信,而生活起居中的悲欢、感受至深的事情也有入印。先生的文人情趣,从中可见。
衰年蜕变,是这部印谱的基调。
1966年夏至1969之春,周一良以“五顶帽子”的罪名,在“牛棚”里关了三年。他被押在大庭广众之下罚跪屈膝,“牛棚”晚点名之际被喊出队列,一掴一掌血,精神、肉体俱受折磨。对这遭被整, 他的认知如何?当年流行的说法是,干部、知识分子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自己觉悟不高,走错了路。周先生也报有同样的认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成了一句口头禅。别人说说, 是拿它当个自我检讨的开篇词;周先生用它,往往有点当真的意思。
1969年夏,新的一茬“军工宣传队”进驻北大,此番掉换非同小可,它乃从高层身边空降而来。说到它的路线,其正确的程度,可称叮当作响,无可置疑——持有这种想法和认识的人,当时占据绝对多数。它的光环照人,射得人们一时难于睁眼。这个时候,周先生再次陷入新的漩涡。他对新的领导信任满满,没有一丝保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紧紧把握时机,争取回到“革命路线”上来。这个时期的周先生,有如一个走失回归的孩子,感觉有家可以依附,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您看,已近耳顺之年的他,插在青年学生队伍中间,白发苍苍,也去“拉练”。时值寒冬,他身背行李,从北大出发,一直行军走到京郊平谷,再从平谷走回北大,几百里之遥,从无一天掉队。吃“忆苦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比“工农兵学员”,无苦可忆,只能多吃。“到门头沟劳动我也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家庭是跟开滦煤矿关系很深,是开滦煤矿的股东。我吃的这个老百姓工人的血汗钱都是从煤矿工人来的,我应该自己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所以很愉快地去了,到那儿参加劳动也很积极。” 如此等等。过了好一阵子,菩萨低眉,果真换来宽恕。当他得知自己被“革命路线”重新接纳,恢复了党员资格时,欢欣鼓舞之情,发乎内中。这个时期的他,干起事来,浑身是劲。
谁知造物弄人,在此一刻,怪胎“梁效”(即本文开篇介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出生,他被揽入其中。今天说起“梁效”, 人们感到生疏,要去百度查询,当年的“梁效”可是个全国知名的单位,人人视它如同神明。“梁效”出朝,地动山摇。每有它的署名文章写成,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必是同时刊载,而且头版位置,大字标题。字里行间,微言大义,政治风云的走向隐含其中。人们生活在动荡、迷离之中太久了,要感知未来,只能极力从文章里面探寻、捕捉蛛丝马迹。一时之间,国内的媒体,“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梁效”红得发紫,周先生也跟着显耀了一回,最红的时候,1973年8月,他坐上了“十大”的主席台。没成想三年后“四人帮”倒台,“梁效”成员个个遭受审查。这回的审查与“文革”初期的批斗不同。前次批斗,属群体行为,有点自发性,这次可是来自上面;上次,他是北大一校的打倒对象,只受北大“革命师生”的批斗;这次,“四人帮”几被国人所讨伐,作为“四人帮”喉舌,“梁效”成员遭人人唾弃,知识分子群中,骂声尤高。只是这次没有肉刑,比起前次是个进步,其他的审查方式,一仍其旧。隔离、追问,首都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一样站台、低头。此外,还有一封有头无尾的书信递到燕东园24号,信文只有四个字:
“无耻之尤。”
这种日子,从1976年秋拖至1980年,又是一个三年光景。对“梁效”的过往,周先生自己说:“我当时还认为是替党工作的。” 到了走出审查的时刻,他才痛苦地承认:“奴才羽翼两兼之。”
头一遭挨斗挨打,起源于“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后一遭挨批,结果是“奴才羽翼两兼之”。这两种认识,真的实在和稳定吗?时到今天,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前后两种认识,都是彼时环境下的产物,一种无可挣脱的外力笼罩下的产物,地道的一双畸形儿。类似的胡话,大凡是过来人,谁都说过一些。人对自我的认识,本来不是易事,都难脱离环境。何况,那个时候的周先生,被封闭在一座小楼之内,像是24小时戴着耳麦,耳朵里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在这种氛围之下,真正的觉醒何从得来?!到了晚年,先生退休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环境改变,心无挂碍。这个时候,他自身的醒悟方才慢慢渗了出来。方寸之间,寥寥几字,他对自己的认知,逐渐变得清晰而稳定。
他的开悟,一步一步得来,有迹可循。早期,他的反思,只限于针对自身的遭遇,做事实上的追溯,印章里完全是一种叙述式的直白,如“批斗”“打压”“诬陷”“愚弄”“蹂蹒”“欺骗”等等,最后归结到“不明白”——这是京剧大师马连良(1901~1966)在遭受批斗之后,口里嘟囔出来的一句话。只因出现迷惘,周先生走上了寻求答案之路。但求得答案谈何容易!不过这一步迈出来了,把当年那两个畸形儿完全排除了,倒是真的。“石榴结子怨西风”,有怨生出,便有了后来的一切。



“黑帮劳改大院双院士”“九顶帽子”,是说他们夫妻双双被囚北大劳改大院,两人共得九项“罪名”,语中带有酸涩的调侃,但还没有脱出叙述事实的狭窄空间。而“一片真心”“两遭劫难”“黑白颠倒 我欲无言”,则道出了他的委屈、无奈,逐渐从一身一家慢慢脱出,表达出蒙难众人的感受。
“毕竟是书生”,治印者是天津的一位刻家,铁线篆书。周先生这个认知的得来,起初全是偶然。
1980年5月,同为“梁效”成员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先生(1901~1980)过世,周先生赶去参加追悼会。他说:“我看到他一个老朋友给他的挽联写的‘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个‘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打动了我,我很有感触,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思。我说他毕竟是书生,我也毕竟是书生。” 物伤其类,这五个字,埋进他的心里,发芽、生长,让他翻腾不宁。此情如何可排遣?他烦请身在津门的老父找到一位刻家,将这五个字篆刻成章。以当时的环境、气氛而论,如果在北京成就此事,周先生会有顾虑。他不便透露自己的印主身份,也不能去为难刻家。年近90、饱经风雨的周叔弢老先生,体会长子隐身的苦衷,居然乐为代庖。好在他老人家的实业早已充公,不折不扣,剩下的就是一位书生了。叔弢先生在这方面非但是行家里手,而且品味不凡。他在给长子的回信里这样说:“印已刻好,印拓附去。刀法还好,‘毕'、‘竟'、‘生'三字左右两笔皆与下一横相连,‘生'字尤不耐看,此美中不足也。” 老人家的评论是否得当,如今已在其次,我们从中窥见的是,他对白头长子的这番酸楚认知,想必是点头认同,不在话下,才去作代庖、发评论的。想想看,本来就是一介书生,活了半个世纪,居然演变成为“毕竟是书生”,其间的况味,老人家愿与儿子共享,真真是天下父母之心,俱都是肉长的!
话说回来,真正的印主一良先生,他在自我认知方面,可谓是迈出了巨大一步。11年之后,到了1991年,他进一步说:“解放以后一直到梁效结束,我已经用了五个字概括了,就是‘毕竟是书生'。” 至此,我们看到,他完全走出个人福祸的圈子,要去深挖、触及本源。“毕竟是书生”这副印章,后来被周先生用作他一本书的书名,那已经是印章刻成之后18年的事了。《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印刷18次,印数达到25万册之多。畅销如此,固然凭的是书的内容和自身的分量,但书名的隽永撩人,也是一个卖点。
“毕竟是书生”一语,从魏建功先生的挽联偶然得来,终而化为周先生的自我之物。自此以后,这种认知,可以说是陪伴他直到终老。
这是魏、周两位晚年的身心之痛,其实也是他们同代人的共同病痛, 镌切深深,字字酸辛。
1976年“四人帮”倒台,受万人指骂,“梁效”也遭国人唾弃。其中年长的四位著名教授冯友兰(1895~1990)、魏建功、周一良、林庚(1910~2006),被人称为“四皓”,遭讪笑遭怒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间也有人诗句唱和,责其助纣失节,周一良首当其冲。在这前后,还有人写短文泄愤,没有点名,只称“某教授”“西郊某教授”,显然是指周一良。周先生看了,无奈而淡然。待到骂声消散之后,他把这个称呼接受下来,先将“西郊某教授”简化成两个字,再代之以谐音“郊叟",命为自己晚年的别号,烦人治成印章,刻了一方白文,意不能尽,又刻了一方套边白文。直到他88岁,有一本书写成,没有合适的名称,便顺势题为书名《郊叟曝言》,酸甜苦辣, 俱在其中。让人想不到的是,自取此一别号后,在燕东园24号,夫人孩子,老老小小,都以“郊叟"称呼他,他也声声应答,安然泰然。这时候的周先生,他想开了,解脱了,参透了。周先生一家,老老小小,都颇有点得道成仙的味道。
周先生精力充沛,什么书都读。他说:“有一部小书名《袖中锦》, 其中有‘四事不可久持'一条云:‘世间四事不可久持——春寒、秋热、老健、君宠'……80年代以来,渐渐感觉年纪老起来,也感觉自己头脑清醒,思想开阔起来,每每标举这段话以告朋友。现在录于自传之末,既以自警,又以劝人。” 由此,他治印一方:“祸自上宠”。真是一通百通,任督二脉打通,全身立觉舒畅。
“愧为乾嘉作殿军”。乾嘉之学,一个学派的名称,亦称朴学,乾隆、嘉庆时期臻于鼎盛,故名,代表人物有戴震(1724~1777)、 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 等。他们以训诂、考订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注重实证,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立意必凭证据, 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曲解证据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等等。这个学派延续百余年,影响深远。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乾嘉之学日渐衰微。这个时候,正值幼年的周先生受教于家塾之中,塾师张潞雪(约1898~1926)的旧学功底甚深。关于这一阶段,周先生自己说:“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 周先生赶上了“末班车”,这是“愧为乾嘉作殿军”的大概由来。

“作人依忠恕之道”“治学尚辩证唯物”。这是用联语作成的对章,一白一朱。从联语的角度讲,对仗明显不工,但可以看出,周先生注重的是其内容。上联“作人依忠恕之道”,对此,周先生 有自己的文字说明:

我最所服膺的,是孔子所自称的“吾道一以贯之”。亦即曾参所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更明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人际关系上,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更有自知之明。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周先生一生如此。仅此一点,也可以想见周先生的为人。关于下联“治学尚辩证唯物”,请看周先生自己的长篇解释:

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 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周先生的这番说白,发表在1999年1月,其时他已不能握管,是他口述由学生代笔写成的,两年之后他就过世了。这番关于治学方法的话语,周先生讲过多次,桑榆迟暮之年又一次重复讲来,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周先生的终极认知。那么,今天的我们,对它该作如何的解读呢?
提起辩证唯物,周先生的那一代以及我们——即他后面的一代历史学人,其直观的反应就是“辩证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的那段专论。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对这段文字,曾经一学再学,奉为圭臬,作为治学的不二法门。如果周先生所说“辩证唯物”指的仅是这个,那么显然出现了矛盾。首先,周先生所说的“愧为乾嘉作殿军”没处安放了。他说“愧为”,是一种足够的自谦;而“殿军”,一半是谦虚,另一半的话外之音显然是说,那是一代绝学,在他之后没有谁能提得起来了。总之,从他的语气可以判定,他对乾嘉之学是肯定,而非否定。其次,还有周先生一惯倡导的5个W(即WH0,什么人;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方;WHAT,什么事;H0W,怎么样),安放在哪儿呢?那也会措置无当。5个W,是上个世纪30年代周先生从燕京大学教授洪煨莲(1893~1980)那里得来的,他深信不疑:“掌握5个W,就掌握了历史。”我初入北大历史系,就听到周先生的这番传教,后来一直记忆深刻。周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觉察到它的不足,还曾增加了一个W(WHY,为什么),觉得这样可以使之更臻完善,由此足见他对5个W的服膺和肯定。——如此说来,他所说的辩证唯物,究竟何所指呢?
对此,我有一点解读,愿就教于方家。幼年间打下的旧学底子,给予周先生的是乾嘉训练;成年后在燕大接受的是西方治学方法。来自地球两端的东西,都是方法,相通相连之处甚多,他在治学过程之中,得乎于心,应乎于手,一体付用,应在不知不觉之中,无分乎东西。到得后来,辩证唯物理论当世,原来乾嘉之学与5个W,脱去他们过时的、刺眼的外衣,究其内核,二者与辩证法并非水火,三者的精髓可以融为一炉。这一点,周先生在他的《学术自述》一文里,说得明明白白。
“墨颠”。周先生的出身和家教,让他把书道视为自身修养的一端,而不把它看作单一、独立的艺术形式。他的楷、行、隶、篆四体皆备,隶书略为少见。他赠送亲友的字体,多是自拟的词语,偶有誊录他人的诗句,注重的也是内容,并不把字体单独拿来炫人。他在致友人书里说到自己的字,也是轻描淡写:“珏良、杲良和我也都能写一点儿。” 又说:“我练字下过功夫,篆隶皆临过不少,惜书法天分太差,所以始终无成。有人找我写,总不敢承应。”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见到他家的墙上挂有一个镜框,镜心是他用小篆录写陶潜的“采菊东篱下”,陶诗之前以楷体写了一段前言:“余与懿咸喜诵陶公此诗,因录以补壁,固不计书之工拙也。”这大概就是他对书道的看法。

“不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是改写古人诗作的一个句子。吴伟业(1609~1672),生于明末清初之际。他在江苏太仓购得旧园,修葺一新,命名为“梅村”,并作有《梅村》诗曰: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
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
桑落酒香卢桔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吴伟业身在新朝,心怀故国,纠结矛盾,懒散孤高。他在诗中写出“不好诣人”“惯迟作答”句,隐约道出自己的内心。周先生从吴诗中挑出这两句,将“不好”改为“不能”,轻动一字,就换成了困顿在家的自己。其时,固然是因双腿骨折不良于行,更有受诬莫辩、趋访同道与人不宜的意思,两层难处俱含其中。至于手不能握管,给友人的回信难免耽搁,则因脑梗所致。1999年的上半年,他还能以左手作答,而后只好烦人代笔。寂寞的周先生,对友人的来信盼望殷殷,而其结果或正相反。我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龄修(1933~2018),曾经因事作书求教,周先生以左手作答。何龄修揽书大恸,对我说:“以后再不敢给周先生写信了!电话里说不清楚的事,才写信求教。没想到给他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难》《孤愤》是《韩非子》55篇文章中的两篇。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前者讲他将自己的主张游说于君主的困难,后者讲自己廉直的抱负不容于人,表达出对权臣惑主误国的愤慨。他后来出使秦国,受人陷害,被囚,死于狱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宜休先生在介绍《太初先生印存》的文章里说,这方印章是“先生自比在‘梁效'审查期间,是在囚笼中‘重拾旧欢,重回魏晋',有如当年韩非。”这句话,指出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让我们找到了解读的钥匙。
1976~1978年间,周先生因属“梁效”成员接受审查、管制,长达两年。“竹筒倒豆子”,拖到后期,再没一颗豆子可倒,甚至连监管人员都患上了监管疲劳症时,周先生人身仍然不得自由。“梁效”成员彼此之间不能交谈,与外界更不能往来。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如何打发无尽的时光?周先生先是读四卷“毛选”,而后再读“马恩选集”, 都读完了,还看不到尽头,怎么办呢?索性拿来二十四史,《史记》《汉书》依次翻看下去,看到三国魏晋,这是他先前研究过的东西:“那就一边看一边也写一点东西。” 周先生把这段时光称作“又不是人,又不是鬼的” 日子。多年以后他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就是这段时间的作品。“意有郁结,述往事,追来者”,这部札记,被他视为自己的《说难》《孤愤》之作。
以上脉络,大致是宜休先生的解读。看到这里,我有另一个想法, 也写出来,供读者参考。周先生困顿受审之际,翻读二十四史,读到南北朝部分,心生多番感慨,手上一条条札记写下来。彼时先生的心情如何,他自己曾描绘为“坠欢重拾”。他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称为“坠欢”,虽是乐中有苦,似乎也不好说这是他的“说难”“孤愤”。《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公列出厄运成书的先贤众多,周先生何以单单挑出韩非的《说难》《孤愤》用以自比?我以为,缘故乃在这两篇文字的题目,正好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那个时候的周先生,正淹没在一片声讨之中,自己的满腹委屈,面对众人、国人,想说清楚、讲明白,能行吗?世上还有比这更的难的事吗!此时的他,除去孤独愤懑,还能有什么呢?“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自己说话自己懂。韩非的《说难》《孤愤》,恰恰好道出了他孤苦郁闷的内心。
“游骑无归”“小伙计”。这是两声无奈的喟叹。岁月迟暮,回眸自顾,周先生对自己业务道路的多番曲折,打从心底发出了长长的叹息。

他早年从魏晋研究走入史学之路,颇有心得和成就;对后来的若干年,他用了“学殖荒落”四个字来概括。他这样说:“50年代,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程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 “当时觉得既然要我搞亚洲史,那我这个中国史这方面就应该放弃……把南北朝中国古代的东西丢下来了。” 后来他有追悔:“其实也不应该那么绝对。”不过这番追悔已在二十年后,为时太晚。到了1978年,他在信中向老友谭其骧(1911~1992)首次道出心声,语句虽然调侃自谑,意味却尽在其中:“多年来亦颇感游骑无归,难于有成,西谚所谓‘各行业之小伙计,而非某一行业之老师傅'是也。” 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刚刚“坠欢重拾”,苦中一番尝乐,跟着人身亦复自由,回到家里,更是沉湎于旧好之中。多年积压的心绪难排难遣,于是制作了这两方印章。“游骑无归”,是在外游走的马,无所归属的意思。“小伙计”,直白地说,就是一个“打杂的”。周先生在他的回忆文字中,不止一次说起这样的话。
心头般般酸和涩,翻作雅趣凭君看。其实周先生对世界史的研究,并非一无所成,但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实在是他太钟爱南北朝史的缘故。他视南北朝史为自己的“旧欢”,这成了他的一个情结。如果跳出这个圈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想法,似乎不够开阔。北大历史系,多少年间一直走着中国古史是为看家本领的老路。不期然而然,周一良先生开辟亚洲史领域,杨人複先生开辟非洲史领域,罗荣渠先生(1927~1996)开辟拉美史领域。有他们三位当年的拓疆辟土,才有了后来的发花散叶。周先生是当事之人,自己开辟的事业客观效果如何,或许可以不知或半知,但我们作为后来者,论及此事,却是不可不明。
“人固不可以无年”“真理是时间的儿子”。同样是感慨和叹息, 意味却更为幽远深长。这里一个是中式句子,一个是西式句子,印谱的编者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很有意思,天下的道理原是一个。

“人固不可以无年”,语出《世说新语》 ,译作今天的白话就是:“一个人的寿数确实不能太短啊!”东亭侯王珣病体不支的时候,问武冈侯王谧:“世间舆论把家父比作谁?”王珣的父亲王洽,曾征拜为领军,未就职,36岁而死。王谧得问,回答说:“世间把令尊比为北中郎将王坦之。”北中郎将王坦之的地位和建树,王珣原本都看不上眼。他听了王谧的回答,转身面墙,嘟囔了一句:“一个人的寿数确实不能太短啊!”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此语借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For rightly is truth called the daughter of time, not of authority.)
这两方印章的制作年代不详,推测起来,应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那个时候,“梁效”一案审查完结,对周先生来说,廓清了一些谤言;出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又恢复了同行间的一些交往。但是, 他心里没有吐诉的话语仍然太多。“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他深感时间对自己的意义。洗刷委屈与污渍,恢复人格与尊严,固然全靠今后的岁月,但总希望有生之日自己能够看见,而不留待身后。他期盼有更多的明天与明年。88岁米寿之际,一些迟到的公允和道义已为社会所接受,寿庆在平慰与期望之中度过,一半对一半。稍后,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吐出心声:“近来颇思起一别号,……我自忖九十有望,九五在望,故起名曰‘二望馆主'。” 这是2001年2月间的话。然而,老健并不可靠,当年的10月,周先生就与世长辞了。彼时他若精力尚好,我想也许也会治印一方。今天我们披览印存, 没有看到“二望馆主”,诚是心头遗憾。
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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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217期一处纠错
本刊217期(陈好梅专辑)第1页有关陈荒煤的简介中“1九一三年生于上海”,“1九一三年”应为“1913年”。这一不应有的失误出现在已经三校完成之后,纯系编者粗心所致,谨向作者、读者致歉。

209期一处更正
2022年9月30日出刊的《昨天》209期发表拙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文革受难者》一文中,受难者名单中“于子和”为“于自和”之误。特此更正,并致歉意。杜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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