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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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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2月30日第215期
本期目录
〖故纸堆专辑：四川资料〗
故纸堆
渔歌子录入 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接见成都军区师职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
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
彭伟提供 陈永迪录入 刘兴元同志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下午
在四川省两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指示精神
彭伟提供 陈永迪录入 李大章同志在四川省革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要点
（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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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
接见成都军区师职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渔歌子 录入
录入者说明：本篇原载《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在川期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汇编》（第一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印，1967年7月。
1967年6月下旬，奉毛泽东指示，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解放军空军政委余立金，再加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西南三省就地解决群众组织的派别冲突及群众组织与支左部队的矛盾问题。因毛泽东特地嘱咐要有红卫兵小将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选派了井岗山等同学随行。代表团于6月27日先到了云南昆明，7月4日离开昆明到四川成都，13日离开成都到重庆（14日谢、王、余等即被周恩来招去武汉）。在成都期间，他们分别接见了八二六、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接见了成都驻军和四川省革筹办公室代表，这是其中一次接见时的讲话。因这次接见是王力主讲，所以原件中只将“王力同志讲话”设为小标题，其他如余立金、李再含、井岗山、谢富治等讲话都未设小标题。录入时照原样未变。略加了注释。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十七时至十二日凌晨四时，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李再含同志，接见了成都部队驻蓉地区师职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陪同接见的有张国华同志、梁兴初同志、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和7848部队的负责同志。随中央首长来川的首都红代会革命小将也参加了接见。
（接见会上，由成都部队一些师职以上干部对四川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进行汇报。当汇报到国防工厂有不少红卫兵进驻学习时）
谢副总理：所有的军事工厂，凡是军管了的，要给学校的造反派，不管是哪一派，都讲清楚。中央过去也有规定嘛！要他们不要到那些工厂去。那些厂的文化大革命，应由那里的革命造反派和那里的群众、军代表自己来解决。然后让那里自己搞革命的大联合。学生的几派搞到里面去，永远联合不起来。
（当有人在汇报中提出四川全省实行军管时）
王力同志：你是说四川全省实行军管吗？（答：是。）这是从筹备小组退到军管。
谢副总理：我们有些地方是从军管到筹备小组，到革命委员会。
王力同志：我们还是要赶紧前进！建立筹备小组，建立革命委员会！
谢副总理：筹备小组是中央批准的，任命的。为什么不要这个筹备小组，要搞军管呢？
王力同志：一定要归口联合，归口联合是方向。
谢副总理：归口联合是方向，一定要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
王力同志：这是中央的十条嘛！中央十条中规定了建立筹备小组！为什么要抛出全省实行军管这个东西来呢？
（当汇报到有的工厂文化大革命老是随着学生运动打转时）
谢副总理：要坚决地把产业工人、大厂的工人，按照毛主席思想、按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壮大造反派的队伍。让他们自己来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完全不要受那些学生的指挥。当然，过去学校的造反派在工厂刚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到工厂去支援、去点火，作了很好的工作。但是，工人究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到了现在，应当是他们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这样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工厂的群众主要是工人，是占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成都有多少工人？（答：××余万）成都有多少人口？（答：不算郊区，有×××万）加上其它小厂的工人，数量还不小，他们应该是也能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当汇报到有人说六·二○军区平反公告是大毒草时）
王力同志：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吗？（向张国华同志）国华同志，这个问题不复杂嘛！那就是平反的问题嘛！是不是他们现在故意抓住这个问题，说得那么很严重呢？没有那么严重嘛！他们就是抓住那个平反公告没有一一提名嘛！（谢副总理：呃，没有他的名字。）这个问题简单嘛，再发一个补充公告。（张国华同志：已经写好了。）已经写好了吗？我们不能根据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提出什么口号，就跟他们转。你们应该给他们讲，这个问题很简单。平反的问题，老早就平反了，谁现在还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呀？（张国华同志：没有哪个说。）没有哪个说了嘛！（张国华同志：公告出来第二天，川棉红旗战斗师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给他们勤务组谈了，说公告上没写你们名字，再写一个补充公告，就解决了。）要给工人讲明白，现在就是搞成了派别斗争，（谢副总理：抓武器。）抓武器来攻击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这个不好。平反是很简单的事情，被当作武器了。
张国华同志：支左办公室清楚嘛！他们知道我们要搞补充公告。
谢副总理：军管代表在厂里开个大会，在会上宣布平反，一句话不就行了嘛，（众：已经这样作了。）他还抓这个作武器。
王力同志：六·二○公告应该说是个好公告嘛！要说是个坏公告，要重搞，这对斗争不利，对你们今后斗争不利嘛！
谢副总理：公告也不能把每一家都写上嘛！
王力同志：六·二○公告是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的公告嘛！是纠正二月的方向路线错误嘛！是大方向正确的好公告嘛！大家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是个好公告。至于还有哪些不够，还可以搞第二号、第三号公告嘛！你把整个公告都攻倒了，有什么好处？对军区有什么好处？对贯彻十条有什么好处？这要说服红成那一派的同志。我们不能卷入两派斗争里面去，我们也不要听了这些乱哄哄的意见就认为大方向是错了，这些乱哄哄的意见，不能干扰我们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李井泉一小撮，还要打倒黄新廷、郭林祥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大方向。我们每个单位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抓住每一个单位的问题。一定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贯彻中央的十条，而不要搞成这个几十万，那一派几十万。真是好几十万又都是一个观点？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承认有一个统一的八·二六观点，有一个统一的红成观点，不要承认这个东西。几十万人的问题，是喳喳呼呼的，实际上必须是对每一个厂的问题作阶级分析。你每一个厂不作阶级分析，你每一个厂是一个观点，你每一派是一个观点？不是的。必须是每一个厂要把每一个厂的问题解决。并不是说每一个组织参加到一派里去，于是乎这个组织就没有问题了，不是的。你这个厂还有你这个厂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刚才谢富治同志讲了，这是××万产业工人的问题，这是大工厂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这是一个厂里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不受这些吵吵嚷嚷所干扰。特别是我们军队同志自己要理解这一点，什么上北京告状 啦，这样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我们不能支持。我们要批评，要进行适当的教育。但是，我们也不把他们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要把四川的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彻底打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根本的任务，我们不要为右边或从“左”边来的种种不正确的口号，干扰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汇报中有人起来驳斥别人的意见时）
王力同志：主要是请同志们讲。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讲。对不同意见，不要忙于驳斥。有些同志的意见，不要忙于批驳。这样，好让大家讲各种意见，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四川问题究竟怎样解决？现在面临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方案，充分地讲。还是要造成一种空气，今后有意见经常讲，各种意见都要讲，在一定场合、一定会议上。应该养成一个很好的空气，要让大家讲话、讨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们，能够把意见讲出来，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不对的可以改正嘛。还是要讲话，要是都不说话，很不正常。有话就说嘛，让大家听一听，听一听究竟怎么样子才好，这是大家的责任嘛。还是要讲话，不讲话我们就听不到大家的意见。我们是来当学生的嘛，一定要讲够，各种意见。
（当汇报完后，在热烈掌声中）
王力同志讲话
同志们：
毛主席派谢富治同志同我们几个同志到四川，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听取各方面同志反映意见，提出问题，提出经验，提出方案。四川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非常关心的问题。党中央经过了长时期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十条。提出四川问题必须解决，及四川问题如何着手解决，对四川问题整个的解决过程，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掌握的，一直到最后作出十条决定，对四川的十条决定，应当成为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的基础，应当成为驻在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以及全体革命群众的行动的指南。
四川的问题，是怎么样贯彻执行中央十条决定的问题。这十条决定是在毛主席亲自关心下作出来的，是怎么执行这十条决定的问题。这十条决定，确定了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同时也从组织上作了贯彻执行这十条的保障，这十条，我们毛主席同党中央都相信它会得到四川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欢迎、支持和拥护的。事实上这十条决定以后，在张国华同志、梁兴初同志、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筹备小组，在这一段的工作当中，是有很大成绩的，也证明了这十条是正确的。
这十条下达以后，到现在，应当怎样来看四川的形势呢？我们看十条以后四川的形势是很好，不是很坏，是前进，不是后退。我们这样来看形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立场上来看形势的。如果另外一种的看法，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黄新廷、郭林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形势，就会看得很糟糕，坏得很，一塌糊涂，搞糟糕了，完全颠倒了历史了。因为这个十条在全四川、在全中国宣告了李井泉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破产。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不但对四川是有意义的，对全国也是有很重大意义的事情，把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四川搞的是反党独立王国，向四川七千万人民宣布，向中国人民宣布，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对四川来说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事实上宣布了以后，在张、梁等同志来了以后，四川是起了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同解放军的同志长期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但他们来，是带着党中央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同时他们是贯彻这个决定的，是坚决贯彻这个决定的，是坚决在四川要打倒这个反党的独立王国的。在四川要尽一切努力，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这四位同志，这么多天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打倒李井泉这个独立王国，在四川这个地方来确立、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打倒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坏蛋在四川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同张、梁、刘、张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在四川当前活生生的两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集中的表现。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指定的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个尖锐的斗争。他们这四位同志团结了很多同志，团结了广大的干部、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来坚决地打倒独立王国，坚决地贯彻中央的十条，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在打倒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反党的独立王国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要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反对刘、邓路线。在四川要反对李井泉这一小撮人搞独立王国。要坚决地支持毛主席派来的张、梁、刘、张所建立的新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颠倒。这一点，我们相信同志们会理解这一点，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我们军队今天到会的都是师职以上的干部，你们更应该懂得这一点。张、梁、刘、张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央作为一个决定，正式写在决定里的，作为斗争的结果、作为前一段斗争最重大的结果，是推动今后斗争的一个重要决定。同志们要支持党中央的这一个决定（谢副总理：要搞军管，也要在筹备小组领导下。现在形成一个思潮，都说筹备小组有这样有那样的错误。当然在工作中有些缺点毛病，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同志们分清敌我界限。中央作了正式决定，在四川要打倒谁，这并不等于一宣告他的破产就彻底地打倒了，这还要靠同志们去做工作。在四川要打倒谁，要建立以什么人为首的领导，这是个敌我的问题。同志们发言都说形势很好嘛，说明同志们都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嘛，没有说打倒李井泉是很坏的事情，没有说打倒四川这个反党的独立王国是很糟糕的事情，是一塌糊涂了。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讲、这样看的嘛！再进一步来看形势，我们说形势好，就是对二、三月间，甘、韦为代表的方向路线错误开始纠正了，这话怎么说法？怎么估计啊？是基本上纠正啊？（张国华同志：正在纠正嘛。）你们没来时人家也开始纠正了嘛，没有人再把哪一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再抓人，再这样搞就不行了嘛！现在是基本上纠正了。就是纠正了这一条“镇反”的方向路线错误（谢副总理：就是思想上还不行。）思想上还不行，不过它不占统治地位了。张、梁、刘、张几位同志可是没有这种思想，他们这四位同志，这样的领导核心没有这种思想，就是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进行检讨，没有向广大群众承认错误，还没有彻底纠正。对形势要有这样的基本看法；过去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行动上是纠正了，在思想上，广大干部也都认识到了这样子是不对的，过去那种错误在现在的领导上，它不占统治地位，这一条很重要。你不能说我们现在的领导还是搞的二、三月的那一套路线，那不能这样说。因此，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甘渭汉同志、韦杰等同志，还需要从思想上进一步的作检讨，特别需要向群众公开公布，公布一个用几位领导同志的名义的检查，不能用成都军区的名义。用哪几个领导同志的名义呢？大家可以研究。要向广大群众公布过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因为你们过去整了人家很多罪状嘛！今天有同志说搞了人家四十七条罪状嘛。这样有利于进一步给革命组织恢复名誉，支持他们，也有利于进一步帮助保守组织中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也还有利于给在你们方向路线错误之下、接受你们指挥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战士，要给他们开脱、要承担责任，不要使得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搞得灰溜溜的，那不行。这一点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志要痛痛快快，不要吞吞吐吐，不要扭扭捏捏。你吞吞吐吐就要被鬼缠住，就要被动，就得不到纠正（谢副总理：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早就应该公开检讨了，当然现在也不晚啰）。这一点呀，我还要给部队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提一个要求，你们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你们对甘、韦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不要扭住，要使他们的检讨能及早地向群众公布，要看到全局，要看到怎样贯彻党中央的十条有利，怎样对四川文化大革命有利，当然，主要的责任是要由甘渭汉、韦杰同志来负，（对甘、韦）你们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嘛，要到群众中去嘛，你们犯了错误，就要向人家道歉嘛，你们要支持部队里头的、过去受打击的同志嘛，感情上不能够同他们有对立情绪，不能以后再有打击报复。使他们得到保障。这几个领导同志要很快做到这一点，而造反派的同志，他们对你们有些过火的不适当的口号，要原谅要谅解。你们过去抓了人家嘛，对革命同志实行专政嘛，把性质统统搞错了嘛，所以他们有些过火的口号，你们要谅解。你们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从心里感到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谢副总理：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能采取消极态度）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到这些同志是好同志。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应采取正确态度来对待他们。而军队的造反派的同志呢？我也要讲几句话，今天在座的也有啰！有没有？没有。大家回去给他们打个招呼。我认为不要提地下黑司令部这个口号，不要这样提。我们还是坚决贯彻十条的提法，就是个别负责同志，具体说就是甘渭汉同志，韦杰同志，还有哪一位同志？哪两位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只要认识了错误，检讨了错误，改正就好了，一起参加工作。毛主席还要他们回四川来，主要希望他们在这个地方犯了错误，还在这个地方改正，在这个地方得到群众谅解，在这个地方，到群众中，和群众在一起，得到群众的谅解，在群众当中改正错误，（余立金同志：得到群众的谅解和帮助。）军队造反派的同志，首先不要这么提，我已经给省革筹办公室的同志讲了这一点，不要提地下黑司令部，我们要给八·二六的同志，兵团的同志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四川的形势，你究竟怎么样看这个形势？当前形势我们看很好嘛，是向前发展了嘛。尽管现在出来一些怪事，出现一些好像满城风雨，闹到全国都知道的一些事，一些事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总的还向好的方面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地贯彻十条，只要我们坚定地把握斗争大方向，只要这样的话，任何方面来的干扰，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座的，大家不要脱离两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来做这样那样的分析。因为你这样分析的结果，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的形势，就是说有个地下黑司令部，现在又面临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形势，这样的口号我们觉得不适当。因为这样对形势的分析，你们就是把现在军区犯过错误的同志，把他们现在正在改正错误，估计成他们又在另外组成一个司令部，有组织地反抗中央，在那里指挥一切。现在四川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这样是不是合乎实际？我们觉得不要做这样的分析较为有利。还是应对四川形势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因为你这样估计的结果，马上你就分析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来了，军区里面这些人就是敌我矛盾，因此就要采取打倒。刚才那个同志讲得不错，部队一些同志他们过去受压制，提出打倒某某人，这个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反革命口号，这个不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不应该。但是如果我们从形势的分析，说是有个地下黑司令部，现在在搞反革命复辟，这些人就是李、廖死党的地下黑司令部，作出这样分析的话，那我们就会正式提出一些不正确的口号，有不正确的口号就会有一系列不正确的行动。你当成是敌我矛盾嘛，那你会用一系列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那就会错了。这是一种对形势的分析。
再一种对四川形势的分析呢，说是刘结挺、张西挺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筹办是反革命复辟的工具。由于这样的分析，就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的十条上的重要内容张、梁、刘、张这个领导核心分为两半。这样对形势的分析完全是错误的，完全颠倒了。我不是说张、梁、刘、张同志他们这段工作中没有缺点错误。他们没有错误吗？可能每天你都能找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但是他们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啊！他们是坚决贯彻十条的呀！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对准李井泉这一伙死党呀！他们在工作当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完全应该以同志式的态度，应该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嘛，首先应当支持他们嘛。他们刚到四川来这么多天嘛，刘结挺同志来了多少天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啦？（谢副总理：六月一号开始工作，七号就砸嘛。）来了工作六天。你们很少同志帮助他们，当然还有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他们啰。我们这个军区的同志来说，同志们也没有用多少力量来支持他们工作。我们人民解放军这个领导机关嘛，你们这个领导机关是个很重要的机关嘛（余立金同志：所以军区的同志，应该支持这个小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谢副总理：过去甘渭汉同志、韦杰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来，主要看表现嘛，看行动嘛，这是大原则嘛，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嘛，这是一个立场嘛。）在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上、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支持他嘛，拥护他嘛，配合他工作嘛，维护他的威信嘛，维护这个机构的无产阶级权威嘛，站到毛主席路线这一边嘛。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拥护毛主席思想的，我们对于他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很好地进行同志式的帮助。如果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到那一边，拆他们的台，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如果有也只是个别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呀，马马虎虎呀，随大流呀，风言风语呀，自由主义的态度呀，这些都是不好的。没有革命同志的感情，毛主席要我们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嘛，要我们在里面锻炼，得到提高和改造嘛！当然很多同志都是很老的革命，跟毛主席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在毛主席领导的这一最新的革命中，对每个同志来讲，都接受这个新的经验，都要立新功嘛！所以（谢副总理：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呀？过去跟着李井泉那个坏家伙犯错误了，后来跟着黄、郭又犯错误了，后来又跟着甘、韦又犯错误了，现在不如早点……是不是又怕犯错误呀？现在是按照毛主席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指定这几位同志组成筹备小组，这完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织保证嘛。不能有怀疑一切的思想。）与我们同来的有红卫兵，是毛主席指定的，叫我们一定要带红卫兵。他们到你们成都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不相信无产阶级权威，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点很不好，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严重的问题。他们到了地质学院和工学院，那里都不相信无产阶级权威。他们不是要打倒权威吗？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是对的。打倒资产阶级权威要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呀！打倒了李井泉那一小撮人的权威，当前就要树立张、梁、刘、张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权威。他们觉得惊奇的就是四川这个地方不相信无产阶级权威，（谢总理：目前思想这佯混乱，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给他们研究，感到这些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些事儿就直接是同志们的事，不是直接的，不能这样说。但同志们，首先我们军队里的同志，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观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要维护这个权威，要树立无产阶级权威，要有这个观点，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七千万人民的地方要有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当然不光是四个同志，将来还要吸收一些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过了关也要参加。还有一些革命同志也要吸收。这个权威要维护，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这一个小组一定是“三结合”的，也一定要有革命小将参加。但是吸收革命小将参加主要领导核心，在你们这么大的省来说，还是要经过党中央，要经过毛主席司令部指定相结合。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同志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去驳斥、去引导，把这种不正确的思潮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不能滋长这种思潮，也不能够对待这种思潮不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因为，他这一种思潮，这样冲击，那样冲击，冲击得很大，群众运动的规模越大，在大的运动中他所掺杂的思潮就多，不但今天会有，今后还会有，会不断地有的，有来自“左”边的，来自右边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中，会有“左”右的冲击。这方面，我们要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特别是老干部，我们军队里的这些领导同志，毛主席是信任的嘛！相信人民解放军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同志们不能随着社会上这样的或那样的思潮来随波逐流，必须根据毛主席思想来引导，要善于引导教育。不能动摇党中央、毛主席既定的方针。群众当中这样的摇摆，那样的摇摆不要怕，我们革命军队不是还要支左嘛！这是毛主席给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自己不能动摇。刚才说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思潮，它必然要对当前形势作出错误的分析。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错误的口号，就会采取一系列的错误行动。那样对待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的行动，我们是不赞成的。不能够赞成的！砸什么“伪筹办”这样的行动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要坚决反对。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嘛！谁不让你提？说把你打成反革命？谁把你打成反革命？把几十万人打成反革命，没有的事嘛！动员成万的人上北京，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能够同意。不能够有任何含糊，不能同意这个行动。应当回来。这也是对形势分析的错误，性质判定错了，口号、行动就都错了。那怎么办呢？要教育。对他们这一些错误的对形势的分析，错误的判断阶级形势，混淆了两类矛盾性质，提出了错误的口号，采取了错误的行动，我们要做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引导他们，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当然，也不能把他们这样一些错误看得太重，那也不对。对于另外一派，对待他们一般所犯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上纲过高的口号，这样子来，也容易把形势又看错了，也容易把矛盾性质搞错了，也容易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也容易采取一系列错误的口号，也容易采取错误的方法对待他们。因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两个革命派，“八·二六”、“红成”都是中央文件上肯定了的，我们要支持他们，但是任何一个组织的错误，我们都不能支持，任何错误言论、错误行动都不能支持，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些看法、这些提法、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同志们把他们的报纸拿出来看，就可以看到了嘛！那么多错误的东西嘛。特别这一段，有好多错误的口号，错误的对形势的分析，他们叫做阶级分析，这个阶级分析就最不阶级分析，只把自己分析成为无产阶级，把别的一派分析成小资产阶级。如果做这样的分析，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呢？这是什么阶级分析呢？他这个队伍里面就那么纯吗？不能这样子分析。他们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就是一个“权”，所以在小报纸上提出极端错误的口号，什么“权权权，命相连。夺权！夺权！夺大权！”这样的口号。（余立金同志：党权、军权、政权、文权、财权都要夺，主要是党权。）党、政、军、财、文权，一切大权是党权，所以首先要夺党权。报上登的这些东西，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对他们进行批评，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这样一个大方向，他们不理解！按他们的意见，那就要打内战打到底。这些都是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谢副总理：争个人的权、小团体的权，这是当前一个相当严重的思潮。）个人的争权夺利，小团体的争权夺利，他是作为一个理论提出来的呀！这个理论不是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要用毛主席决定今年重新发表的、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的著作，来教育引导他们，使他们懂得为什么干这一场革命，革谁的命，打倒谁，夺谁的权？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嘛，路线是什么嘛，大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嘛！毛主席的方针在这些小报上都没有贯彻执行。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在指导他们的行动。所以对他们中间的这些问题，两大派中间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笼统的说什么“八·二六”观点，什么“红成”观点，我们绝不能够笼统，没有这种笼统的观点。对筹备小组的同志，筹备小组办公室的同志，昨天我已讲了这个问题。（谢副总理：他那个观点，是错误的观点，你就不能随便支持！）当然，正确的，就要支持，不能笼统地讲支持，错误的怎么能支持呢？他们有很多小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批评，人家一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说人家是另外一个观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他的错误也非要人家同意。如果不同意他的错误观点，他就说你是另外一派。这个东西我们不怕。对任何一派都是这样一个态度。有的同志今天讲抓活思想很重要。军队内部要抓活思想，革命组织当中也是要抓这些活思想，我们支左嘛！最重要的支持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支持。我们是一个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队伍嘛，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几十年的嘛！我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指挥的部队，我们就是要用毛主席思想来支持，什么叫用毛主席思想来支持呢？是不是就光背诵一些词句呢？不是的。我们要针对着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引导他们，教育他们。（谢副总理：你能够支持在那个小报上写几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文章，那就很好。现在那些小报上很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所以，首先是以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为核心的，还有我们人民解放军。四川的最主要的领导同志现在在这里，我们首先明确，这一点是最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承认什么“八·二六”观点，什么“红成”观点，还有什么“老产”观点，三个观点。产业军嘛，那是保守组织。刚才那一位同志说，我们的司、政、后的干部都是“老产”观点，（谢副总理：他们说北较场是“老产”观点，支左办公室是“红成”观点，筹备小组是“八·二六”观点。）这个说法不好。现在你们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这是支流。可是那么一些风气把我们军队也说成是两派，××军是一派，××军又是一派 ，军区呢？当然更是一派。不要这种说法。我们绝不要受这种马路新闻，这种不大好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如果是根据这些东西来分析、来判断、来决定政策，那就糟糕了。好多青年虽然是革命同志，但是，他们也有旧东西，也有是我们批评过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观点。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按照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来观察世界，来分析问题。一天到晚就看到谁的表情怎么样，谁的话多说了一句，谁没有说话，谁今天没有到会，这样子来分析，就把中央文革小组也分成两派，中央军委也分成两派，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和我，我们就是一派嘛！哪里有两派呀？要钻什么空子，那是糟糕的，办不到的。什么中央军委两派呀！这样一些流言蜚语是非常糟糕的。有好多谣言在这里满天飞，满天飞，在这里捣乱。这些东西不可怕，各个地方它都有这样那样的谣言。但这个东西不能影响到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够影响到我们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的主要领导同志，不能够影响到我们军区党委会的同志跟着这个东西转。这样子是非常坏的，他们什么东西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把它一分为二，把它分成，××军是“八·二六”，××军是“红成”，甚至把张、梁、刘、张也劈开。千万千万不能够根据这个东西来分析形势，来判断问题的性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千万不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看到你们四川好像比别的地方更加严重，一封从重庆来的，从重庆寄到北京去的一封分析形势的信，它完全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谢副总理：特别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说是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你们这里也有一条错误的理论，说是毛主席讲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好几次。现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现在要革刘结挺同志的命了。都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理论，这完全是不理解毛主席的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第一次大革命啦？现在就是第一次嘛。第一次进行了一年零一个月了。又是什么第三次夺权！你们筹备小组也没有一个宣传工具，没有一个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结果是各种思潮泛滥（谢副总理：没有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形成了汪洋大海。（谢副总理：笑话多得很。）一会儿一个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出来了，居然就可以广播一夜。（谢副总理：什么惊人消息，什么特大新闻，最新消息，特大号外……多得很。）怎么搞这些东西呢？这些难道是无产阶级作风吗？据说昨天又广播了说是北京地质学院揪出了朱成昭。这个地质学院的头头揪出来了，这些地质学院的爪牙们，你们要老实一点，广播了一夜这个东西。不要采取这样一些作法。朱成昭是个什么人？朱成昭是地质学院第一批出来的学生领袖，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是闯将，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是闯将，一月夺权时他就反对夺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口号，然后就发展到炮打中央文革。他是最善于把中央文革分成两派的，这么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最近（谢副总理：那个时候就有人揭发他，地质学院就把他开除了，夺了他的权），当时就开除了嘛！一月就开除了嘛！当时就夺了他的权，他就被地质学院的革命派抛弃了。（谢副总理：最近十条命令以后，各种思潮，各派又活动起来了，他也活动起来了。）他有些反动思想。（谢副总理：还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来，地质学院就重新批判他，彻底地批判他。）因为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分析判断问题，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分成两派，就搞他那一套，就完全走向他的反面了嘛！所以最近地质学院的革命同志又批评了他。（谢副总理：他向外跑，跑到上海去，可能从上海把他抓回来。）可能从上海把他抓回来。（谢副总理：他们就这件事情和地质学院联系起来，说地质学院垮台了。是特号新闻。）昨天搞了一夜特别新闻，搞这个老新闻。对朱成昭怎样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滑下去的，这个问题是应该得出一点经验教训（谢副总理：他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点他都没有接受）。他同四川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他一月份就下去了嘛！弄这样一些东西对自己有帮助吗？不能建立在这样一些空气上，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上（谢副总理：那是个典型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你当初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错了）。对朱成昭，我记得我们搞那个四天座谈会时就有他。一批还没有完全翻过身来的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有朱成昭。九月下旬，就是与你们当小学生（对井岗山同志），听了你们的意见，所以才有《红旗》十三期社论。把这样一些东西满街贴，根据这些东西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那就糟糕了。但是，他们这样做呢，批判他们不要这样做，以后还是会有人这样做。问题是我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支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担负支左的这样一个光荣战斗任务，我们不能跟着这些东西跑，跟着这个转，那就一天到晚不知道东西南北，迷失了方向，也不知道前途了。刚才还有一个同志，就是张启斌同志，提出了“兵团”三部曲（谢副总理：那是谣言）。应当抵制，坚决抵制。你制造这个舆论干什么？说“兵团”第一部曲是打产业军，第二部曲是打“红成”，第三部曲是打军区。这样你不抵制呀！这无非还是挑动军区的同志来反对“兵团”就是了。类似这样的一些政治性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待，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来批判，来做工作。不然的话你们这个队伍就难带就是了，以至影响到你们的战士嘛！一天到晚就是听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呢？也没有多少同志做政治工作，也不编材料，不编自己的材料，不编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材料，或者编得很少，特别没有针对社会上当前各种各样的思潮，没有针对着这样一些思潮来。你这个军队不是在真空里嘛！你们是在社会上的嘛！这些东西你们战士就接受了嘛！这些东西你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教育，首先教育战士，教育连队嘛。教育干部和战士，要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要不断地进行这样的教育。
再就是骂人。我们到四川有个很突出的感觉，满街都是骂人的口号。同志们要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要当成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文化大革命嘛，结果让各种非常难听的话都出来了，这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呢？这究竟是那一个阶级的语言？我们要严肃地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嘛。同志们中老红军很多，老革命战士很多嘛，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呢？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一支队伍带好呀，要带到以解放军为榜样。相反地不能让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解放军。不能受这些东西的冲击。不但不能把这支队伍带得像我们解放军一样，反而让这些东西来冲击我们解放军，这样怎么行。这样一些骂人的话，我们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不管是哪一派，凡是骂人的口号都不许有。由于现在已经发展成武斗，大规模的械斗。你首先不制止这种骂人的话，对制止武斗也没有好处嘛！有很多东西是刺激人的，根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真正的辩论问题，不是真正的为了把问题搞清楚，而是骂。这个问题，一定要很严肃地对待，包括对产业军，绝对不允许用这种骂的方法。同志们跟着毛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你过去对待国民党军队许可骂？有非常伟大的毛主席的政策嘛，对待群众团体怎么反而可以骂呢？你们看到这种骂怎么也不干预呢？也不敢批判呢？这种伤人的话是完全违犯党的政策的，怎么能够有利于争取产业军呢？什么要把产匪消灭光呀，骂人家是产匪呀。乐山就骂人家是妖匪呀。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词句来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张国华：讲了以后，标语是取了。但是隔了一天又写上了）。它是社会上的一种思潮，一种风气。这样一些东西，首先我们在座的同志，要教育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我们必须坚决地抵制，坚决地反对，坚决反对这样的骂人。现在有种风气，不骂人反而说他“右倾”，这个风气要不断扭过来，使得这种骂人的人，就像在我们部队一样要受到一定的批评。对待产业军，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工作，骂人就能把人家分化？把人家骂觉悟了？把人家骂到毛主席路线这一边来了？这只能起妨碍作用，只能起促退作用，不能起促进作用。对待产业军，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有一条，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人，没有那么多坏人，哪有那么多坏人呢？是可以讲道理的，是可以说服的，是可以教育的，是可以争取的（谢副总理：要诱导、教育、帮助、说服），是可以回到毛主席路线这一边来的，是可以自己起来造反的。说没有坏人那也不对，说一个坏人也没有，这不符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接触了一下，就感到有两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一方面，就是对待这些产业军，还有什么三二一一一派，有些刺激人的口号不适当。只有很好地说服造反派，说服革命群众组织的同志，要很好地改掉，不要这样一些口号，要立即改正，采取正确的口号，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对待。对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要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另外一面呢？对真正的坏人又镇压得不够，真正的杀人凶犯，有些严重的武斗组织者、操纵者（谢副总理：乐山啦，有一些是惨无人道的，剥人的皮，活埋，已经挖出尸首来了）。过去你们那个错误是抓革命造反派呀，那是错了，方向路线错了。可是对那些坏家伙，对那些对待革命群众采取残暴手段的坏蛋嘛，为什么不坚决镇压呢？（谢副总理：挖眼睛，剥皮，活埋，推到江里，最野蛮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应该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细致深入的政治工作，应该对极少数证据确凿的坏蛋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不然就没有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保证，“四大”没有保证，人身安全没有保证。谢富治同志在北京处理了一个杀人凶手，他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他杀人，也得捉。（谢副总理：就是北京有名的第一机床厂。我们伯达同志去过四次。）是啊！我和伯达去过三次，听说捍卫团就是发源于那个地方，它是北京的产业军，伯达同志、关锋同志和我到那个厂去过三次，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也是响当当的左派，但他这个组织的成员杀人，那还不是要抓呀！（谢副总理：把他那个杀人凶手抓起来了，把那个造反派的头头也抓起来了。）中央的文件讲得明明白白嘛，七条通令为什么不维护它的尊严呢？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嘛，无产阶级专政下大革命的特点嘛。我们这个军队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完全束手无策是不行的。光要十条就不要八条了。既要有十条，又要有八条。两种片面性都不行。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个八条、十条还是要宣传，拥军爱民的口号也还要宣传。拥军爱民是个战略的口号，是毛主席提的。拥军爱民这个口号的正确宣传，也就包括执行八条和十条。拥军爱民这个口号也包括正确处理军队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你们军区有几种不同情况，军区的情况的确不一样，应该根据军区的情况正确处理同群众的关系。几位负责同志首先要做公开的检讨，这才能够正确处理同群众的关系。××军同军区的情况不一样，××军的确又不一样，但是都要抓住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口号来正确处理同群众的关系，要开座谈会，谈心会，要开必要的大会，要跟他们代表人物座谈，也要直接地同群众谈。对他们正确的东西坚决支持，对他们错误的东西加以教育和引导。作为拥军爱民的口号不能丢，现在各拥各的军，各爱各的民。这个情况必须把它扭过来。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各拥各的军，各爱各的民不行！不行！要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统一集中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之下，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军队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关系、军队同群众的关系、群众之间这一派同那一派的关系，同革命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也还是要抓拥军爱民这一口号，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处理好我们各方面的关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关系而关系，是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力量打击敌人，打击李井泉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前进。（谢副总理：对军队来说主要是爱民，特别是爱那些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和他们建立起阶级感情。）如果没有感情就要建立感情，思想感情要转过来（谢副总理：那些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他们是革命派，我们一定要爱，一定同他们建立起感情）。这一点很重要。过去有些群众组织对自己斗过、批过、轰过，首先我们自己思想感情要转过来。他搞得对，我们要转过来；就是搞得有些不妥当的地方，我们也应该从思想感情上转过来，同革命的同志站到一起。今天我听到同志们讲话，就是有一点不大满意，同志们的话就是谈得太少，我们本来是想多听一点同志们的意见。今天的话说得比较少，不那么踊跃。有的同志话太长，说话的同志少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少了。有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同志们的思想状态应该振作起来，提出这么个问题我们有一点感觉，就是对于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不能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没有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斯大林嘛，不是讲，他实际上解决了一批问题。但是他在很长时期之内，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斗争，不承认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有阶级、阶级斗争。在他临死的头一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提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过去，他在联共党史第四章上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适合。完全适合还有什么矛盾呢？这是错误的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他修改了他的观点，对完全适合的观点作了一个扭扭捏捏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矛盾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发生对抗。这一点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这个改变是对的。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矛盾的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长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怎么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究竟怎么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怎么样才能保证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最近十年里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大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就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到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史上，都是新的课题。这样一个大革命当中，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能置身于大革命之外。毛主席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阶段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的。这样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当中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支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使得我们的军队能够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教育，得到锻炼，得到提高，也使我们军队的指战员同志得到考验。这个考验不比机关里头开展“四大”差，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验。“三支”、“两军”，归根到底是支持革命左派，是抓革命促生产，是政治挂帅，是投入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海洋当中学会游泳嘛！这对每一个很老的同志来说，也是新的课题。所以毛主席提出立新功的问题，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同志们说的我觉得很对，就是现在司、政、后机关里，有一点不振作的、不像个无产阶级交化大革命中的机关。这样一个情况恐怕要迅速改变。同志们应当振作起来。都是很老的同志嘛，都是跟着毛主席打仗打了多年的同志。我们应当挺身而出，我们应当站在革命当中去，不能坐山观虎斗，不能隔岸观火，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能推辞，不能够想把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混过去就算了，这些统统都要不得。我们要振作起来，全身精力投入到这一火热的斗争当中去，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而且要教育下一代，好好地跟着毛主席这一条路线走，沿着这一条路线，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国家，而且顺利地逐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我就说这些，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热烈鼓掌）
余立金政委：
这次跟着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一起来，到了云南，到了昆明，又到这里。在昆明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向部队的同志，向地方上的革命小将学到很多东西，主要是来当学生的，当小学生。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在云南每次接见部队同志和地方上的革命小将，都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四川来了以后，中央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个十条决定，宣传这个东西要同志们贯彻执行。最后谢副总理还要讲话，其他同志还要讲话。我有两点看法，刚才王力同志的讲话很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对着四川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十条决定，也是对着在今天会议上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同志们作明确的回答。这是用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回答了、解释了同志们所提出来的问题。这篇讲话很好，我完全同意王力同志的讲话。我听了以后，有这么一个感觉。首先我们这个军队，驻在四川的军队同志，特别是今天在座的领导同志，是军事工作人员，是指挥者，也是我们军队的领导同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要如毛主席所教导的，确实要受到教育，确实要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能够触及灵魂，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能够大大前进，能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更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坚决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地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坚决地拥护省革筹小组这个正确领导，这样就可以搞得更好。这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王力同志讲了，来的时候，二十五号向主席汇报，主席也讲了，指示我们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介入文化大革命，担负伟大的“三支”、“两军”任务，就是教育我们的部队，就是提高我们的部队，就是锻炼我们的部队，就是考验我们的部队。包括我们在内，也就是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我们的干部，锻炼我们的干部，考验我们的干部。王力同志讲了，这一课是不能少的。我自己就深深有这个感觉，得到很大的教育，这是一点很粗浅的体会。正如王力同志讲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每个人都要挺身而出呀，积极地参加，不能够采取任何消极的态度和情绪。如果同志们要我讲这一点，我也有点感觉。这种抵触的情绪在少数个别同志当中是存在的，这是不大好的，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认识。有个别同志，极少数同志不大好。这种情绪主要是在我们领导同志，也是个别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方面积极性不够，这实际上是对待主席的思想，对待主席的路线，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究竟是个什么态度。这句话我讲得可能不大妥当，讲得不妥当，请同志们批评，这是一点感觉。
第二点就是现在四川的领导核心，我很同意王力同志的讲话和谢副总理的插话，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张国华同志、梁兴初同志、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这几位主要的领导同志，张国华同志我接触过，但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梁兴初同志我们过去也是接触过的，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过去我们不认识，这回到这里才认识。据我所了解和接触的，这些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都是受过打击的，过去是坚决地反对李井泉，对他是作了坚决的斗争的，作了勇敢斗争的，对他这个独立王国，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行作了大量的揭发，他们受到了打击，而且坐了班房。这两个同志都经过了考验。在四川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支持他们这几个同志来主持四川工作，我们军队的同志，我建议我们应当相信，应该信赖，应该支持，应该帮助。这样对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很有好处。今天空字○二八部队要我去，我也给同志们讲了几句。王力同志讲得很清楚，这不是张国华同志个人的事情，不是梁兴初同志个人的事情，不是刘结挺同志个人的事情，不是张西挺同志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四川这么一个大省七千万人口，这样多部队的很重要的事情。这不论是现在，或是今后长远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王力同志讲得很清楚了。
第三个感觉，就是甘渭汉同志，韦杰同志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王力同志讲了，要振作起来，勇敢地大胆地同群众见面。这对于四川当前执行十条决定，这对于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非常必要。我同贵州的同志们接触过，也接触过广大革命群众，还接触了一些不满意的，被抓进监牢里的，打成反革命的人，这种人反映比较大；第二种人是我们机关干部，在这里我认识的同志不多，从接触中干部中的意见也比较大。当然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批转济南杨得志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上讲得很清楚，迟检讨不如早检讨，低姿态不如高姿态，公开检讨比不公开检讨好。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想主席的指示也适合四川和甘渭汉同志、韦杰同志，（王力同志：山东省军区的报告上有这三条，主席正式作了肯定。济南军区和杨得志同志执行后，效果很好，反应很好。）效果非常好，反应非常好。这个军区的部队很快转入支左，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王力同志：他们所犯的错误没有四川的严重，比四川轻得多。）比四川轻得多。这些错误不检讨，不解决，群众也是不答应的。需要重申：一些干部，是按照你们的主意去做的。这个问题必须肯定。如果你们几位同志，像甘、韦呀，出去作公开检讨，对他们是一个支持。他们也好向群众作检讨，这个检讨要越快越好，当然要作好准备。同时思想要通，作好检查的准备。谢副总理还考虑是不是让你们到学生中去作公开检讨。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这样作是有好处的。对整个四川来讲，对部队来讲，都是有好处的。学生很单纯嘛。谢副总理在吃饭时有这个考虑，我认为他这个考虑是对的。王力同志刚才特地向同志们讲了，我赞成他的讲话，这样做有好处。
第四，我们有个×× 在这里，人也不多，部队也不多，在前段支左工作上，出了不少纰漏。我来这里，己接见过他们两次了，我也跟他们交换了意见，作了一些批评，也指出他们出了不少乱子。但是高厚良同志、丁钊同志，他们都愿意作自我批评，愿意作检讨。希望军区领导同志，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对他们在支左方面的缺点错误，多给指出。我们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并表示感谢。高厚良同志、丁钊同志给我已表示了两次意见，这个态度我们还是欢迎的，这样也比较好。
我来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听了谢副总理的插话，特别是王力同志的讲话后，有这么几点感觉，提出来，未经考虑。对情况不大了解，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定会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教育的。（热烈鼓掌）
李再含同志：
完全同意王力同志、余立金政委的讲话。谢副总理还要讲话。这次跟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和首都红卫兵小将一起来，从我个人来说，完全是当小学生，是来学习的。几天来，对四川文化大革命好的经验学到了很多。四川的经验，对贵州是很亲切的。贵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继续前进！从贵州省军区来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经历了一个斗争的过程。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那么很平坦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部队并不是没有介入。有的同志是左面介入了，有的同志从右面介入了。从右面介入的同志通过实践，通过斗争，遵照主席的教导，逐渐地向左面转，向左面走了，向左靠了，向左转了。当毛主席正式发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命令以后，部队的支左工作就更明确一些了。贵州军区部队支持左派的问题就更提高了一步，比较自觉了，发展到了一个自觉的阶段了。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从贵阳地区来说，开始保守势力也是比较强大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起来的。他们为了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通过种种关系，通过种种办法，组织保守势力，蒙蔽、欺骗广大群众来为他们保驾，来保资产阶级专政，来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贵州也不例外。贵州以贾启允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做的。对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首先组织了官办的，群众称之为“号码兵”。（红卫兵编得有号码），对工人组织，他们搞了工人纠察队，类似四川的产业军。在贵州来叫工人纠察队。这是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是如何搞起的？是李井泉发出了命令，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首都串连红卫兵，才搞起来的。他们提出口号，叫“以红卫兵对红卫兵”。李井泉搞了很多坏事，红卫兵对红卫兵，以后又是“红线对黑线”，来分裂我们的队伍。以后他亲自到了贵阳，提出反动策略，叫什么“放、顶、拖”这一套。正因他搞“红卫兵对红卫兵”，当时贵阳普遍都有了红卫兵，不仅学校有红卫兵，而且机关、工厂都有红卫兵。广大革命群众把机关、工厂的红卫兵称作“胡子红卫兵”。都是长了胡子的三十岁以上的红卫兵，完全是为他们保驾的。欺骗、蒙蔽广大群众为他们服务。这个组织搞起不久就破产了。工厂就把工厂红卫兵改为“工人纠察队”，而且经过贾启允批准成立了联络站，做了十万个袖套。开始时，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他们喊出的口号与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群众的口号是相对抗的。他们喊的口号是：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群众与他们的口号相对立，喊的口号是：省市委有问题，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错误的。李井泉到贵阳接见了“号码兵”一次，当时贵阳的革命的红卫兵已经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当时李井泉就讲：“我看世界上没有那么长的炮，能够打到四川。”他就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低估了革命群众的力量，他就是错误地估计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这样欺骗群众。其实，早就打到四川，打到他的头上了。类似这样的保守组织，我们军区有些同志，开始也是支持的。
工人纠察队，确实按成分来看，产业工人的比例多一些，出身好一些，党团员多一些。我们也曾经作过一些摸底，作了一些调查，作了一些分析。工人队伍里面，为什么老工人、党团员中，有些人保守思想比较严重些呢？这是有社会根源的，有政治上的原因的。主要的原因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他们、欺骗他们、蒙蔽他们，因为他们的牌子硬，成分好、党团员多，是金字招牌。这样就可以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的办法，经济主义的办法。李井泉在贵阳接见红卫兵（号码兵）时就说：“我看有些党员应该开除了，应该出党了，你们这些人就可以入党了。”他用吹嘘等方法，来欺骗、收买群众，这是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作了一点分析，一点调查。这些比较老的工人、党团员，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工业战线上，由于刘、邓，再加上薄一波，照搬苏联那一套，十几年后，在工业战线上，在工业队伍里，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党团员、积极分子等在政治待遇上要高一些，是骨干。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骨干，在平时也是骨干，所以在政治待遇上是很高的，政治上是很有地位的。在经济上，他们的待遇也是很高的。据我们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党团员的工人，已被提升为初级干部了，提为车间干部了，他们的待遇大多在百元以上。再加上什么补助金，什么奖金，加上各种各样的补助费，待遇是很高的。这样，这一部分群众，对他们的现状，是比较满足的。看不到工厂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童工、临时工、轮换工等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制度，是有剥削的。另一部分工人，如临时工、轮换工等多半是青年工人，待遇很低，从农村、学校进了工厂的，工作多半是没有保证的，今天干了，就不知道明天还干不干得成，他们的造反精神就是比较强。他们在工厂里，有时也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这样那样的不满，所以运动一开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映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贵州也打了一些“反革命”。打的反革命是些什么人呢？更多的是这一部分青年工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这样那样的不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依靠那些比较老的工人、党团员来执行反动路线。所以从贵州省军区来看，也有那么一些同志，是搞错了，是向右面介入了。从右面介入，一方面是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忙，另一方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了保守组织。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后有的同志逐渐转变了，认识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了，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工人纠察队有的同志开始不相信，为什么是个保守组织，革命造反派介绍的情况，他们听不进去。后来有两次，工人纠察队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喊“炮轰省市委，打倒贾启允”口号，也开斗争贾启允的大会。但贾作了假检讨后，他们让他坐下，群众要开始发言了，有群众亲眼看见和听见主席团悄悄告诉贾启允说：“贾书记，后面有车子，你可以走了。”结果贾启允就走了。斗争没有对象了，下面群众也看穿了，我们军队的同志也看到了，这下工人纠察队的老保面貌也看穿了。另一次是造反派在和平公园斗争贾启允，车子路过工会，工会是工人纠察队的指挥所，给贾启允开车的工人是很清楚的，经过工会大门前，他就故意把车开得很慢很慢，被工人纠察队发现了。看到贾书记的车子了，就从工会里一涌而出冲出来，连人带车推进工会里面去了。工会主席叫李明远，他是奉贾启允命令来支持工人纠察队的，到了里面以后，他们原来已准备开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后来把贾启允弄进去以后呢，马上换了横标，改成斗争贾启允的大会，还欢迎群众参加。革命造反派当然不答应，提出斗争会是革命造反派召开的，你们要开是没有道理的，你提出自由参加我们不拒绝，但你这种作法，我们不赞成，提出抗议，你们必须交出贾启允。工人纠察队指挥部自己心虚，自己理亏，就不讲道理，不能不把贾启允交出来。从此以后，他没有办法，又换了一个横标，说我们仍然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这样，使工人纠察队广大群众和军队内广大群众看到了，又看穿了是真批判还是假批判，是革命组织还是保守组织，这就很清楚了。他们的口号、行动、言论，证明他们不是革命造反派，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是上当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像这样一些实践，使军队从右面介入的同志头脑也就清醒过来了。当时革命造反派不允许工人纠察队开会，要开就要冲。我们给他们建议：可以不必这样，因为他们不是革命造反派，一定会露马脚的，这样更有利于广大群众识别工人纠察队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是在真批判还是假批判，他不可能真批判嘛！通过一段实践，还有其他好多事情，使从右面介入的同志思想逐渐清醒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毛主席发出支左命令以后，就比较自觉了。
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比较早一点，贵州军区的部队，一个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再一个是革命委员会、革命造反派所提供的情况，所提出的意见，我们军区的同志比较相信。比如说群众组织中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革命群众是最了解的，他们提供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军区在支左工作上对于革命群众提供的意见和反映是比较尊重的，比较相信的。有时有小错，但错得不多。错了以后，当革命造反派提出来以后，也能很快地改正。坚持错误的还是比较少的。从贵州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来看，从贵州军区支左工作的情况来看，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有的同志一开始从右面介入了，以后逐渐地向左转，转到支左，支左的时候就比较自觉了。有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一开始有的同志会从右面介入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有这样几个原因，除了根本立场这个问题外，主要还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受黑《修养》的影响，政治和组织的关系搞不清楚，搞颠倒了，搞混淆了。服从党委，服从组织，尊重地方党委。特别是省军区这个系统，他还有个特点是各级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地方的党委，成为地方党委的成员。武装部的部长和政委，基本都是县委的常委；分区的政委、司令员就是地委的常委；军区的政委、司令员是省委的常委。过去还强调要尊重地方党委。从原则上来讲，尊重地方党委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不是孤立的。如果把这一点孤立起来，一切脱离了政治来谈组织，那就是刘少奇的黑《修养》的理论。就是说你这个党委错了，也要服从。错了也要服从吗？错了就是要抵制嘛，就是要斗争。他这个理论是荒谬的。这就是提倡奴隶主义，和我们毛主席思想完全是对立的。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是政治第一，组织任务必须要服从于政治任务，组织路线要服从于政治路线。历来是主张组织要服从于政治的，就是要为政治服务，脱离了政治谈组织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同志一天忙忙碌碌，非常辛苦，但是，就是不很好学习，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去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去研究新事物，在新事物面前束手无策，在新事物面前不去研究，不去学习。文化大革命是个崭新的问题，不学习是不行的，不学习是非犯错误不可的，一定要犯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有的同志感情代替政策。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系密切。另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搬到我们共产党内来了，那庸俗的一套，吹吹拍拍呀，拉拉扯扯呀，小恩小惠呀，有时给你拨点经费呀，给你修点房子呀，因为军队的经费是有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并不是出于关心军队，而是用这种办法来拉拢我们军队的同志，甚至于还有更恶劣的办法来使我们一些人上当。那样一来，要他们的命，要炮轰他们，要打倒他们，要斗争他们，有些同志在感情上就过不去，分不开。这是很错误的。第四个原因就是自己的爱人、孩子同地方上、同社会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同志的爱人在地方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斗争了，所以他就同情他的爱人，屁股就坐歪，就不能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他的孩子参加了保守组织，他就听他孩子的话。总的说来，原因是很多的。还有的同志，思想方法也有原因。形而上学的东西多一些，看表面的东西多一些。还有些是脑子里的墨守陈规，那些旧习惯势力的影响。都是有原因的，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从我们贵州的情况来看，有的同志开始站错了队，向左转了以后，就变成自觉的了，也就取得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不转变的在群众中也是得不到谅解的。我们的体会，就是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当中，错误是难免的，错误的性质要有区别，有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不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虽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他不属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改了就可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我们应该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懂道理的，讲道理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要相信这一点，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当着有些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整群众整得很苦，整得很惨。反过来呢，群众并没有把他抓起来呀！关到监牢里面呀！逼供信呀！严刑拷打呀！他们没有这样子。无非是，对他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无非是要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嘛！就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对他们，也比他们整群众好得多。不能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死了多少群众呀！在贵州是成千上万呐！逼死的，整死的，不知多少。我们的体会是这样。在这样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错误是难免的。但错误的性质要具体分析，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了，改了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就讲这一点，完了。（热烈鼓掌）
井岗山同志（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随中央首长来川的革命小将）：
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北航红旗一共来了三个同志 ，一起跟谢副总理、跟王力同志来学习的，也是向四川、向云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学习，来好好地当小学生，好好学习。
从我们跟首长在一起，就跟余立金政委谈过几次话，使我们有很深的感受。从谈话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老一辈对我们这一代希望很大，看到我们这一代做了一点好事，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的。这一点我们感受非常深。余政委今天讲，看到我们这一代起来了特别高兴。反正我们也想，老将对我们希望这么大，我们从心里也有这么一个希望，也希望过去跟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在座有跟主席革命几十年的了，三十年、四十年，跟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确实对老将也有个衷心的希望，就希望老将跟主席这么多年，跟到底！但是有的人因为胜利了，以及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破私立公，不注意这一些，后来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有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看到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以后，看到老辈子能站过来，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确实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我们今天也希望这一点，希望在座的许多老将，一方面我们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很多长处，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体会，老将的自我批评精神就是比我们强，我们过去很不注重自我批评，对破私立公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几个都有这个体会，就是要好好向老将学习自我批评精神。
另外，我们有个感觉，有的老将跟主席时间长了，好像主席的话就听不进去了，这是不对的。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把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对主席的话，就像林副主席讲的，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必须要这样做。一方面是上面紧跟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另外方面要紧跟群众。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在去年一年来文化革命中，在我过去的时候，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当时在我们学校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我们找他回来做检查，结果这个人就是怕群众。我们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要求，就是找他澄清一下问题，解释一下他所犯的错误。就是这么一个最简单的要求，他就是害怕，就是不出来，就是怕得要死，我们等他一直等了二十八天。最后还是在等的过程中，毛主席最关心我们。我们八月份开始“静坐”，去了不几天后，主席就讲了，工作组长要去，要给我们澄清问题。但是工作组长就是不去，公然对抗主席指示，反正这个人怕群众怕得要死。后来一看到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写了个字据，就说你到群众当中去，如果你要是被群众打死了，我给你偿命。他不得不去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实际这种人到底怎样了呢？去了以后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也没有谁打他，也没有谁骂他，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高帽子，都是没有的，只是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他。就这样，当时他确实是怕群众的。他就是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他后来做了自我批评。同学们当时认为他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主席讲了让他去他不去，他还指示下边不去，这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后来做了自我批评以后，同志们、群众、革命小将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在我们学校一直呆了几个月，那个时候，他没有检查完错误，我们主要负责人韩爱晶同志有的时候和他讲：“你跟主席这么多年了，希望你改正错误。你改正了错误以后，我们跟你当警卫员去，向你学习去。”确实是这样，革命小将不论是对谁，犯了错误以后，都恨得不得了。但恨只恨你犯的错误，不是恨你这个人，不是要把你这个人打倒。不是这样，完全是爱护你们，只要改了错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群众就是最通情达理的。刚才余政委讲了，说主席讲了，犯了错误不要吞吞吐吐的，被鬼缠住了，这样就反倒不好了，应该公开检讨，早检讨。我们希望这一点，如果有了错误的话，就检讨。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
另外一点，从我这次来，前两天看了刘结挺同志原来给中央写的信，我确实感动，觉得确实是马列主义的。那天余政委讲，看了那封信以后，感到非常感动。这些同志确实是好同志，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他们在六二年、六三年的时候，受李廖死党迫害最厉害的时候，能写出这些东西，确实是针锋相对的东西，是非常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这是非常明显的。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川问题非常关心，早在去年就讲，四川是最有希望的，这次制定了十条，从组织上做了保障。派了张、梁、刘、张首长到四川来，确实这是非常的战略性的决策。我们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个解放军战士都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为维护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做出贡献来。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是不是维护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维护它的权威，把矛头毫不含糊地指向刘、邓、陶和四川李井泉和廖志高这帮家伙，这就是最大的原则。维护了这一点就是坚持原则。
最后我们讲这么一点，我们几个人，我代表北航红旗，另外二位同学，另外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的几个人是比较年轻的人，向在座的老将们挑战。我们刚开始学习走路，跟主席在文化革命中才走了一年。在座许多同志都是跟主席走好几十年的了。我们和老将比一比，看谁能够跟主席跟到底。跟到最后，一辈子跟毛主席革命。（鼓掌）我们争取保持革命的早节，不断地破私立公，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潮，也希望老将们也保持革命的晚节，把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谢副总理：
同志们，刚才王力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我完全同意。余立金、李再含同志，还有井岗山小同志他们都讲了话，我都完全同意。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想简单一点讲几句话。
这次我们到这里来，是向同志们学习的，也是锻炼我们自己的。四川当前的革命任务和生产建设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非常艰巨的。这些任务就落在四川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身上，尤其是落在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身上。我们的解放军，在目前来说是处于一个领导地位。就革命任务来讲，刚才王力同志讲得很明了啦。刘、邓、李、廖他们在四川甚至在西南搞了十多年的反党、反对毛主席的思想、反对毛主席的一些理论，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的独立王国，要革他们的命。这是相当大的任务，由革命派来完成。要把四川和整个大西南，让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领一切阵地，这还有待于我们做很大的努力来宣传，来做工作。在生产建设方面，你们四川是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大省，也是我们国家战略后方，三线建设。所以四川的生产建设意义是相当大的。这样重的任务就落在整个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首先落在人民解放军的身上。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我们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来进行。同时也要依靠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依靠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当前来说，把人民解放军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按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革命任务和生产建设的任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我人民解放军的锻炼、教育、提高、考验。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史无前例的任务。刚才，王力同志讲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把我们所有指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四川军队的力量不算小的。有军区，有×个军，还有很多地方部队。要把所有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现在多数人有这种积极性。但是根据发言中间，我们这几天的接触中间，也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积极性不够高。所有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不管是犯过错误的，或者是没有犯过错误的，或者是比较正确的，都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啊！刚才好几个同志都讲过了的，我们不应该怕犯错误，就不积极了。怕犯错误本身就是个错误。何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再告诉我们，只要他不是犯有反对毛主席的思想，他只是认识上，只是工作上的错误，应该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包括韦杰同志、甘渭汉同志犯的这种错误。那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即使这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是要他们回到四川来，来改正错误嘛！他们现在也愿意改正错误嘛！虽然还没有完全把工作做完，思想还有些问题，那应该帮助他们。我们还怕犯什么错误呢？这样严重的错误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采取这样治病救人的政策嘛！这是我们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嘛！不要怕犯错误，不管是原来受过打击的，或者没有受过打击的，犯过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统统都应该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大家积极起来。当前积极起来干什么呢？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为的是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和建设任务。完成革命任务是首要的，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阐述过了。刚才王力同志也讲了的，当前我们要做打倒李井泉，树立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领导的绝对权威，让毛主席的思想占领一切阵地，要做的事情多得很。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要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去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工作，首先是做他们的革命的大联合的工作，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起来，有利于我们完成革命的任务和生产建设任务，有利于把这次革命推向前进。当前两派打内战，不利于我们完成这个革命任务，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生产建设任务。应该是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把所有的这些革命派联合起来。不管这些革命派是哪一派，在一个时间，在一个问题，在一个事情上出现过什么毛病，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应该去诱导，我们应该去帮助，我们应该去推动，我们应该去教育，有的还必要进行耐心的谈话，关怀他们的一切斗争。但是一定要从爱护他们的观点出发，要从依靠他们、相信他们、爱护他们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根据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推动他们，去教育他们，甚至去批评他们。要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如果从上面联合不起来，团结不起来，也要从基层方面去搞。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单位，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也可以。因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团结，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看到当前妨碍那些大联合的一些障碍，错误的分析形势啊，错误的一些口号啊，错误的办法啊，不管是来自军队方面的也好，不管是来自哪个小集团的也好，我们都要加以诱导，加以帮助，加以推动，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该沿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航道前进，不受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武斗、打架这是妨碍我们的大方向，妨碍大联合，妨碍我们的革命任务，妨碍我们的生产建设任务。虽然我们并不怕某些地方打打架，不要为他们这些事情左右我们。但这些事情总不是好事情，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制止这个武斗，特别来自那些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起来的，对他们所操纵的一些保守势力搞起来的，我们坚决制止它。我们要保护那些革命的小将的生命安全和“四大”自由。制止武斗这件事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是三令五申，应该宣传，应该先做工作。发生武斗要坚决制止，不让他发展，发展妨碍我们大方向，妨碍我们的革命的联合。这一点，我们观点要鲜明。虽然我们不怕，我们不要被这样的武斗所吓倒，但是我们要制止。不要由于我们一些不谨慎的行动助长了这些武斗，那我们就是很不妥当的。这是我们当前要抓紧的。当然首先主要是抓革命了。但是工厂的事情啦，西南大三线的建设啦，一些要害的工程啦，不管生产方面的也好，建设方面的也好，我们还是要抓，不能让它破坏，不能让它完全停止，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还要做其他那些被蒙蔽的保守势力的群众工作，把这部分工作做起来，这一部分工作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我们不仅是军队本身要做，我们还要发动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起来做这个工作。把那些不利于团结他们的、争取他们的、改造他们的那些口号都不要，要说服所有的革命派。刚才王力同志讲了，对那些真正的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的个别坏家伙要实行专政。我们到××厂同那些造反派同志谈话的时候，要他们不要写这些刺激的口号、大字报、标语。有两个同志说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人，哎！他也讲的有点道理。他是气。在确确实实打死人的地方，如果不采取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要转变他们的这个思想，是不太容易的。当然，也要做艰苦的工作，这一方面也要注意的。总之，当前我们军队的同志们面临严重的任务。这个担子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给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交给四川的人民解放军的。在张、梁、刘、张几位同志的领导下，必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啊，就只能够是先抓军队的思想，在毛主席的思想基础上，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首先把军队的干部、军队的战士，主要是干部，团结起来，统一起来，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来完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就是革命的任务和生产建设的任务。
我们来，完全是来学习的。每天都在学习。这个担子都落在同志们身上的，我们相信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相信四川的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在张、梁、刘、张领导下是会胜利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当前你们的形势很好嘛！我想，他们都说了话了，我最后就简单讲这么几句了。（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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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
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按：本篇原载东方红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蓉城快报》第一期，1967年9月出版。原件为铅印。东方红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文革初期的改名。这篇讲话中有个较重要的内容是公开宣布了按照“武装左派”这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四川的万县专区、涪陵专区和泸州市（属宜宾专区）“经起了考验的革命左派”组织（指万县专区赤旗派，涪陵专区忠实派，宜宾专区包括泸州市的红旗派）报经中央批准后武装起来了（即发放了枪支弹药）。此前《昨天》曾在第3期（2012年3月31日）以《张国华谈中央批准给造反派发枪》为题节选发表了这一讲话中有关“武装左派”的文字，有读者看到后，提出最好能将讲话全文发表，以便让读者能够更全面了解讲话内容。现特将全文转录为文档发表，供研究者参考。为方便理解，略加了注释。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刚才刘结挺同志讲了很多了，我要讲的有不少的他都已经讲了。另外，主持这个会议的同志还有很多话要说，文件都写出来了，经过大家讨论，补充了意见。从总的意思来说，我的话也不多。今天我讲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川的革命形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一年多了。这一年是难忘的一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充分发动了我国七亿人民群众，大大促进了我国七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思想更为广泛地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史无前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普遍性也是史无前例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我国七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人民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已经垮台了，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新生的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国是这样，四川也是这样。所以，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最小最小，取得的胜利是最大最大，形势好得很！
《十条》下达以后，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一天天在好。群众发动起来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分，像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样充分；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水平、马列主义水平，从来没有提得像今天这样高，所以形势好。《十条》下达后，四川总的情况是：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李井泉被拉下了马，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的独立王国已经破产了。现在四川阶级阵线是明朗的，阵营是清楚的，这是好的形势。以产业军为主体的“三军一旗” 的保守势力，基本上瓦解了，大量受蒙蔽的群众已经觉悟了，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产业军为主体的“三军一旗”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操纵策划的一种保守组织。这个保守组织，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现在基本上瓦解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了，成都地区最明显。当然，保守势力还没有彻底瓦解，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瓦解。有些组织造反了，也还有假假真真，也还有假的，但从总的形势看，产业军是基本瓦解了。不少的领导干部正在开始同造反派站在一起，展开对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斗争。二、三月间，军区个别负责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十条》的决定下来，基本上制止了，把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的错误基本上纠正了。这个错误的纠正，在《十条》决定上就明确指出了。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基本上纠正了这些错误，对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平了反，对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平了反。当然不是所有平反工作都搞好了。二、三月间由于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受压抑的群众组织现在正在发展、壮大，还要继续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发展起来了。说错误基本纠正了，就是指这些方面而言的。有同志说，不能说基本纠正了，我看可以说基本纠正了，不过没有完全、彻底，现在遗留的问题还不少。军区机关、部队过去在个别领导同志，就是在甘渭汉、韦杰这两个同志的错误领导下，二、三月间成都军区部队、机关受到他们许多错误影响，有些同志受这个影响，产生了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认识，现在大部分已基本转过来了。四川的形势好，概括起来就是指这些方面，这是主流。和全国一样，四川形势也是大好。
形势大好，不等于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很多，有一些问题还很严重，有些地区还转得较差，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克服。举几个例子来说，首先要看到当前对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斗争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李井泉这一小撮同伙，这个独立王国，从组织上是把它打垮了，李井泉拉下了马，但是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还没有斗倒、斗臭，他们还在兴风作浪，什么挑动武斗呀！制造混乱呀！武斗从根本上说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是三反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挑起来的，他们制造混乱，兴风作浪来反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妄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认清这个问题。这是首先要提到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武斗歪风严重。特别是重庆，成都也是比较严重，真枪实弹嘛！武斗这个问题上，重庆这股歪风是最严重的，在四川是最突出的，在全国也是突出的。武斗，不是无产阶级政策的需要，不是文化革命所需要的。文化革命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十六条”所提到的，是全国亿万人民、四川七千万人民所要求的政策。我们要坚决反对武斗，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这是个现象，是个表面现象，这里面的原因、情况复杂。有的是二、三月间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反映了这个问题；有的是属于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有的是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只看到一些现象，没有看到实质，因而，确定了些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办法。四川地区从五月份我们来后，武斗从根本上说，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挑起来的，原因和情况是复杂的。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不会长的，也长不了的，不可能长的。广大的革命群众一定会起来反对，武斗是不得人心的，事实是这样，无论在重庆也好，成都也好，万县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是不得人心的，广大的革命群众和爱国人士是反对的。武斗有两种：一种是保守派与造反派搞起来的，很清楚是保守派挑起来的；一种是革命派之间搞武斗，这是因为错误地认识形势，错误地分析形势，就确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办法。热衷于武斗的人只是少数。现在工厂也好，学校也好，大批学生，大批工人转移、逃跑，离开了工厂、学校，就是对武斗抵制的表现。同志们，这是解决武斗的一种群众基础。热衷搞武斗，群众要起来反对。有了群众起来反对，发动群众起来反对，武斗是不会长的。我个人认为，是会很快制止下来的。也许我这个人乐观，我历来是乐观一点，因为我有一条，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武斗，群众要反对，党的政策也不需要，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政策，文化革命也不需要，因而不仅能够制止，而且很快可以制止下来。
我们有的同志把这种现象看得过分严重，当然，有的地区是严重的，如重庆及成都最近短时期内，从现象上看是严重的。重庆从搞法、打法一步步升级，程度是相当严重的，由石头、棒棒、棍棍，什么梭镖、钢钎、匕首，发展到步枪，现在发展到现代化，坦克、大炮，只是飞机没有用，哪有比这个现象更严重的？这是最坏的。省革筹小组、军区对这个问题很关心，特别是中央、中央文革最关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最关心。现在重庆派有调查团 住在那个地方，专门做调查，中央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省革筹、军区也派人去了解，也准备派人去协助中央解决这个问题。
成都地区这几天的情况也正在做工作，正在召集双方谈判，达成协定。这个工作正在做，解决这个武斗必须坚持政治解决的方针，不是用军事来解决，用军事解决是不能实现的，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方针，要加强主席思想的宣传教育。革命派之间一些意见分歧、原则分歧，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来解决，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很急躁，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注意。这种急躁情绪是有害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糟。群众里面也有一些急躁情绪，也是不好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宣传主席的思想，要使大家掌握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只有广泛宣传，耐心地工作，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问题就可以解决。毛泽东思想宣传得好，工作做到，问题就能解决。就是有少数人他要支持武斗，他就要孤立起来。要大力宣传红《十条》，要充分发动群众来反对武斗。在我们成都地区和其他地区来说，要发动广大群众协助人民解放军，协助当地驻军来制止武斗，把武斗这股歪风刹住。要引导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把矛头集中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投入大批判这样一个运动中去，把武斗歪风扭过来。要宣传革命派的大联合，要搞革命派的大联合。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听毛主席的话，一意孤行，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滑下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任何个人要热衷于武斗，任何个人要坚持错误，不改正错误，不是自己打倒自己，就是要被别人打倒。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这是主席的教导嘛。坚持错误就会走向反面。（刚才有同志递条子，说中央派调查团去重庆是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没有听清，要求再讲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十分关心重庆问题，中央十分关心重庆问题，梁司令员到北京去了，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请示的。)
人民解放军有责任，也有权制止武斗，但要十分耐心，不要急躁，不准开枪。人民解放军不准动武。这次同梁司令员和刘副政委商量，把枪机取了下来，就是防止我们部队里面一些急躁的人开枪。不错，人民解放军在四川为了制止武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伤亡了大概有××千人。这是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七千万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个代价是很值得的，付出这点代价是有价值的！我们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没有丢！这个代价总的来说是最小最小的，取得的胜利是最大最大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没有丢，我们维护了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了毛主席，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这是第一条，不准开枪，我们人民解放军做到了。
第二条，不许随便捉人，除了那些挑起武斗、策划武斗的、行凶杀人的坏分子以外，我们反复地说不要捉人，要坚持这么一条。因为捉人不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急躁，要耐心地做群众工作，要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要不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宣传中央的政策。在武斗问题的复杂情况下，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能急躁，现在有些同志有些急躁，这就不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考验我们人民解放军，考试我们人民解放军，这也是一个大锻炼，不上讲堂的政治课，是正好锻炼的时候，正好考验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们要经得起这个考验。
再一个讲武装左派问题。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 ，一个是涪陵 ，还有泸州 。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 。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做，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做的，不能随便武装。需要武装的革命派必须有这么几条原则：(1)武装的必须是左派；(2)革命派手头的枪，只准自卫，不准进攻，不许拿枪去镇压群众，那是不容许的，只能是自卫的，决不允许进攻，不准去镇压群众；(3)武装要按单位（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来解决，不能跨行跨业，跨行跨业不行，那种武装搞法有危险；(4)武装起来的单位，即革命派必须绝对听从调动，听从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员调动。在成都来说，要绝对听从警备司令部的调动，服从指挥；(5)必须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解放军要派人去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必须是这样，要有这么些条件。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就不能武装。总括起来说，就必须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不能搞山头主义，不能搞割据各霸一方，必须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再谈一谈对“乱”的看法。现在有的人对“乱”的看法，自己也乱了，思想也乱了，看错了，自己也搞乱了。对当前出现的一些歪风，一些现象，自己因为看法不对，自己吓唬了自己，也吓唬了别人，把思想也搞乱了。对“乱”应有正确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从旧的思想框框来看，觉得是很乱。我曾经在重庆北碚一个地方，有个同志给我谈，刘结挺同志也在，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搞得很乱，人家责备一个群众组织叫西师八·三一 ，说就是它搞乱的。”怎么乱？他说：“我们现在党政机关都不能行使职权了，所以乱了。”这显然是错误的说法。他按党政机关过去行使职权，他认为那样行使职权才是好的。党政机关瘫痪本来是好现象、好情况，重庆任白戈统治下、四川李井泉统治下的独立王国不冲垮、冲乱能行吗？冲乱是好形势。这本来是西师八·三一的一条功，他偏要说是西师八·三一的一条罪。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不能作结论，起码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当然，多数同志不是这种看法，认为是好形势、好情况、好现象。确有少数人把形势这样看，极个别是别有用心的人。这个人给我谈，越听越不对头，我就将了他一军，第二天这个人不见我的面了。有些同志很担心当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我们说不要紧，我说不要紧，这个“乱”是必要的。为什么说不要紧呢？天塌下来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顶住，怕什么？不要紧的。乱是乱资产阶级，乱反动路线，不乱，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当然，乱不能乱无产阶级，乱无产阶级就不好了，那就要反对。乱资产阶级好得很，要坚决赞成。乱资产阶级是好事，乱无产阶级就不好，就不对，就要反对。当前这个乱有四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斗坏人，这一种情况就必要。如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好得很。第二种是坏人斗好人。这可能要受些伤，付出一些小的代价，但是从总的来说也不要紧。坏人斗了好人，好人就要顶住，要沉住气，吃了苦头就尝到甜头。第三种是坏人斗坏人。这是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第四种是好人斗好人。这当然是不好的，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我们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毛主席的崇高的威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有了这两个条件就不怕乱，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的，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就是踢翻了天，也能顶得过来，不要怕。同志们，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的时候，就要向好的方向转。武汉反革命事件坏到了顶，现在武汉形势好得很。王任重、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坏到了顶，现在武汉形势好得很，这是举个例子啰。毛主席说：“乱透了就会很快好转。”同志们，革命的力量总是要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这是事物的规律。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有的同志急躁，做事都很急，革命要有革命性，要有科学性，还要有组织纪律性。不要那么急，该慢的要慢，该快的要快。该慢的你快了，事情就办不好，该快的慢了，同样的搞不好。所以同志们对出现的一些现象要从实质上来看，出现一些问题要按毛主席的教导来办，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
二、坚决贯彻《十条》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要欢呼胜利，庆祝胜利，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十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最高指示，最新的指示。《十条》是中央经过精细的研究作出的决定，特别是中央文革，在处理四川的《十条》和处理重庆的《五条》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在处理四川问题上是十分关心、十分关怀的。《十条》是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准的。解决四川问题毛主席是从宜宾问题作为突破口的，先解决宜宾问题，从宜宾问题作为突破口。像我们打仗一样，要有个突破口，选择从哪个地方突破嘛！宜宾问题中有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案件，解剖了李井泉这个独立王国，李井泉这个三反分子怎么样迫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怎么样保护那些坏人。有人说，宜宾问题不是路线之争，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同李井泉的斗争，不是路线斗争，这是错误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路线问题。有人说不是路线斗争，这是极错误的看法。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是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川的革命群众、四川的革命干部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的行动纲领，是个纲领性的文件，是我们共同的行动纲领。
《十条》里面既有纲领，又规定了任务，又解决了组织问题，《十条》是完完全全正确的。所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的基础。我们要拥护《十条》，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条》，要捍卫《十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林副主席的教导。同志们，我们对毛主席的东西就那么理解？不可能的。主席的东西一发表出来我就理解？我看办不到，不可能的。因为主席是太阳，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颗小芝麻，小芝麻要同太阳比，怎么能比呢！我几十年的经验是这样，毛主席的东西要等开花结果以后才懂，思想才比较通，才认识了，那也还不那么清楚。我个人是这个经验，同志们可能比我高一点。我劝你不要那么想，你也是一颗芝麻，至多是个绿豆。我看还是谦虚的好，作一颗芝麻，芝麻就不能同太阳比。
有些人居然对《十条》发表了不少议论。议论，看怎么议论法，议论执行好得很，怀疑、反对错误得很。我们对主席的东西，主席的思想，主席的指示，还是按林副主席教导，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三个月来（我们到这里三个月多一点），在贯彻《十条》中遇到的阻力是不小的，这个阻力主要来自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他们想反对，他们反对是必然的，他们不反对就奇怪，他们反对就不奇怪，他们一定反对。现在有些革命的同志、革命的干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极少数的人，居然他们也在反对，这就错误了。但这种错误，大量的是认识上的错误，理解上的错误，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刚来时，那时是产业军，我们接触“三军一旗”二十几次，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对《十条》开始说是假的，后来没法说是假的，又说是真的；又说《十条》中我九条拥护，就是第二条不拥护；有的说，二条、五条我不拥护，好像他是拥护了百分之八九十，只有百分之一二十不拥护，还是个十个指头与一个或二个指头的关系。我说这是大错特错了，你是完全不拥护。对毛主席的指示把它分割了，哪条拥护，哪条不拥护，对吗？产业军这样说不奇怪。还有的人他不是产业军，他也说《十条》中有两条不拥护，以后说一条不拥护。我给他说，这个话我开始听到是产业军说的，这次听到是你说的，这是极错误的。当然，这些同志我们应该认为他还是认识问题，但认识问题不是没有立场问题。你们大家看过一封信吧！？叫史立言，给我和梁兴初同志写了一封公开信 ，大家都看到了。那个最核心、最中心的问题，不管他怎样辩，就是反对《十条》，这是不值一驳的东西，人人都清楚的东西。也不奇怪，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有什么奇怪呢？他们同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共鸣，这点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自己会理解这个事情的。大家看到那封信没有？（众答：看到了）这是什么信呀？（众答：大毒草）这封信是大毒草！史立言是什么人，我没见过面，我不知道，个子多高，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给李井泉当过秘书。反对《十条》与拥护《十条》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条》是宣判李井泉独立王国的破产嘛！垮台嘛！宣判李井泉的罪状，拉李井泉下马嘛！纠正了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二、三月间所犯的错误嘛，确定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纲领，规定了我们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组织上解决了领导四川文化大革命的革筹小组，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要反对！这不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什么！拥护和反对不是两条路线斗争是什么！史立言等人我劝他再深省。
四川有股风，我到重庆、绵阳去过，有那么一股风，对《十条》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反对。当然，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志们不要奇怪，不过同志们要认清，要看清这些问题的实质，究竟他是反对毛主席还是拥护毛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是给他无限上纲，事实就是这样。拥护《十条》的就是拥护毛主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反对《十条》的，就是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有人说《十条》是什么“偏听偏信”，提出什么“要修改修改”；还有说什么“要发表一些补充解释”，总之，千奇百怪的事多就是了。但也不奇不怪，因为他自己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东西，多数人是这样。少数人不是这样，他们是有意制造混乱，是有意进行策划，反对《十条》。他们死心塌地还要跟李井泉这个独立王国走的，不甘心李井泉独立王国的垮台、破产！再说一遍，多数人是属于认识问题，属于思想问题，极少数个别人是别有用心的。属于认识问题、思想问题的，我们耐心地说服教育，纠正他这些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思想。所以不存在什么偏听偏信。这完全是诬蔑，是制造混乱。《十条》是经过调查研究之后，精细制定的，是全面的，正确的，决不是偏听偏信，根本不存在修改问题，也不存在什么补充说明的问题。如果有些不懂得，不理解，给他说一说，解释解释是可以的。他说什么补充说明，那个不是什么不理解，什么解释一下的问题，不是这个，不属于这个范畴。提出修改或补充说明，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条》，不是别的。
《十条》决定是个整体，不能分割，不能反对几条执行几条。反对其中任何一条，都不是真正的拥护《十条》，实际上就是反对整个的《十条》。反对《十条》就是要推翻对二、三月间错误所作的结论，就是对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独立王国的破产、垮台不甘心，对红卫兵小将、革命派把它搞垮了不甘心。对二、三月份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二、三月份错误是严重的，这种错误必须批判，彻底地批判，坚决地改正，彻底地纠正。在纠正二、三月份错误的时候，不能犹豫，犹豫就要犯错误。
省革筹小组是根据《十条》的决定建立的，是统一领导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贯彻执行《十条》的组织上的保证，我们要信任它，要拥护它，要爱护它，要支持它。省革筹在工作中会发生一些缺点甚至有些错误，那是难免的，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是欢迎的，表示欢迎的态度。但对省革筹一些缺点或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采取什么态度，这是重要的。我听到有人说：我炮轰西南局、省委都可以，就不能炮轰你省革筹？我炮轰李井泉都可以，不可以炮轰你刘结挺？同志们，这种比喻本身就不知错到那里去了。西南局及以李井泉为首的领导，省委这个领导，廖志高为首的领导，是搞独立王国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敌我问题。省革筹即使有些缺点，有些错误，那是属于内部问题，怎么能比呢？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硬要混淆起来提，是极错误的。刘结挺、张西挺到这里来，我们到这里来，只有几天，就炮轰，就火烧，现在提出要打倒，说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们想一想，刘结挺、张西挺，我也在内，缺点错误在今后工作中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把刘结挺同志划到刘少奇司令部去对不对？很显然这是错误的。甘渭汉、韦杰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中央《十条》还是说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划到刘少奇、邓小平这个司令部去，刘结挺来了几天就要划到里面去，这样对吗？这是不对的。我还要说，有缺点、有错误，提出批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表示欢迎的，但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属于内部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有缺点有错误的时候，那当然应当批评。什么伪筹办哪！什么这个那个的。筹办是筹备小组的一个办公机构，它哪里是“伪”呀！决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怎么筹办是“伪筹办”呢？这些同志这样说，是没有很好地考虑，没有很好去认识，筹备小组是中央决定指派的几个同志在这里负责，筹办是筹备小组的办公室，怎么能说是“伪”的呀？
贯彻《十条》，我们要冲破一些障碍，要克服那些阻力，要坚决执行《十条》，不折不扣地执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这么说，说我们是拉一方，打一方。所谓拉一方打一方，就是对二、三月间被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发展，这是《十条》上写得很清楚的。要帮助恢复、发展、壮大嘛！在成都来说，具体说就是八·二六、兵团及其他被压抑的革命组织。如果我们对这些受压抑受打击的革命组织，不帮助他恢复发展，那就要重复二、三月份的错误，继续压抑他嘛！帮助恢复发展壮大这些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是正确的。不去帮助，不去恢复这些组织，还继续给他压抑，那就是重复二、三月间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同志们，那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走向何处？那就很难设想，那就是危险的。所以，同志们要冲破这些障碍，冲破这些阻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条》，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抓革命，促生产
生产问题已研究很多了，业务上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也没有很好摸，其他同志还要讲，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还要很好研究。
“抓革命，促生产”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生产形势，特别是农业是比较好的。据报告，除高粱、玉米外，其他农作物都是增长的趋势，这是好的形势。工业生产由于当前出现武斗的情况有下降，有些生产停了，受了相当的影响。在四川，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抓革命，担负了很伟大光荣的支左任务，生产方面，也担负了重大的责任。所以四川全省，抓革命也好，促生产也好，任务都比较重，还有××建设问题。革命任务也复杂、紧张，也重，生产任务也重，这种情况同志们是了解的。
当前由于武斗的歪风，使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遭受了一些损失，出现一些下降情况。这些问题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把革命抓好了，生产是完全可以赶上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在第四季度生产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无论工业或农业都会出现新的高潮。当前工业生产下降，农业生产还比较好，现在这个形势是暂时的现象，一旦这些现象、这种情况克服后，四季度出现好的形势时，如不做准备，那总还会出现新的困难，如原料、材料及交通运输问题等，许多问题都会出来，农业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那时群众革命热情、生产情绪高涨，大联合起来后，那些东西如赶不上，也会出现新的困难，如电力、材料、煤炭等等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要及早做好准备，四季度出现好的生产形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生产新的高潮会出现的，要准备迎接新的高潮的出现。但新的高潮的出现，关键是把革命抓好，以革命带动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的，更不能对立。不抓革命，生产就上不去。抓好革命是根本的，是前提，一定要把革命摆在首要的地位。同志们搞的是生产工作，生产工作也要把革命工作搞好，革命工作做不好，生产就搞不好，不要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所以搞生产工作的同志不要专门搞业务，革命不管，那是搞不好的，那样我们就要迷失方向，即使一时生产上去了也不能巩固。生产，在农业战线上，在工业战线上都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李井泉这个独立王国，他们一小撮同伙，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他们都有一套同主席的革命路相对抗的东西。路线问题不搞清楚，那我们就要迷失方向。在工农业生产战线等各方面，都要把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问题搞清楚。要把错误的，把李井泉反动的、反毛主席的反动路线要批深、批臭、批垮，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及影响，才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树立起来。
这次我们的生产会议，三个会议，财贸战线上也一样，展开批判错误的东西，是必要的。同志们回去也要把这个会议的精神带回去，把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财贸战线上，在工业战线上，在农业战线上，在交通运输战线各方面，把他批垮、批臭、批倒，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树立起来。方式可采取开些会，究竟开几级的会，同志们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生产指挥部也研究一下。我个人想，应该开个会，开两级或三级这样的会，在全体搞生产工作的同志中，要把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批垮，不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树立起来，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很好地占领阵地。
其次，是组织问题要解决，力量上也要解决。有的地方有组织的要健全起来，没有的要建立起来。四川存在一个组织问题，还在逐步解决，各级的领导筹备小组或革命委员会正在逐步解决。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解决，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创造条件解决。未解决这个问题前，生产委员会这个组织要健全起来，领导由各军分区，各县由武装部统一抓起来。所以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要搞清楚，要划清界限。组织上要建立起来。
再次，在工作上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积极工作。到会的同志，全体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要积极工作起来，特别是搞业务工作的干部，不要怕，不要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在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上前进。现在有些群众可能对武装部、军分区的个别同志要抓、要揪，同志们要根据主席教导：有错误就改，改了就好。对待群众要有正确态度，不要同群众对立。二、三月犯的错误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我们都要很好地检查，过去错了现在转过来。比方说，过去二、三月间所犯的错误责任不在其他同志，主要责任在成都军区个别领导同志，这与同志们没有关系，但同志们要吸取教训，向群众检查时，要高姿态高标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怕“鬼”。主席教导：怕鬼的人，鬼就越要缠身的。意思不要怕，有错就改，改了就好。所以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中央的政策，主席的教导是清楚的，改正了错误就是好的，改正了就好。检查错误时，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高姿态好。是高标准好，还是低标准好？还是高标准好。认真改正错误好，还是犹豫好？坚决改正错误好。不要犹豫动摇，这点很重要。同志们都应有这种精神，错了就改，这样在群众中就有发言权，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不是三反分子，犯了错误只要好好检查，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那就好嘛。但决不能是口头的，而是要行动，决不能表面一套，暗地一套，决不能搞小动作。革命是硬的，不能搞小动作，搞小动作就不好了。搞小动作自己就越搞越被动，越搞问题越复杂，越搞就越会把自己搞倒了。革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不能允许也不应该去搞小动作。是错误的，坚决改，认错；是正确的，坚持，即使群众不理解，也要耐心说服，耐心教育，耐心帮助，不能与群众对立。这点十分重要。现在有些同志爱搞小动作，当然这种人不多，自己要不改正，自己害自己。
对两派或三派，只要是革命派，我们就坚决支持，决不能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拉一派，打一派，都不对。拉一派打一派是错误的，支持一派压抑一派也是错误的。但关键是不能支“保”，支“保”就是路线错误，拉一派打一派也要犯方向、路线错误，首先是屁股要坐正。现在四川的阵营比较清楚，红成派和八·二六派这两派都是革命派，重庆也是如此，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都是革命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是很清楚的，其他县里也比较清楚。但有一些派，有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要帮助他们纠正，是原则的错误，要严肃对待。批评他就是帮助他，不批评他就是害了他，支持错误那就更严重了。前面讲了，有一些组织犯了错误，如对《十条》的态度，要批评。红成这个部队应该肯定过去对文化大革命是有贡献的，是个革命群众组织，但是犯了错误，什么上京告状呀！五·二三大会不到 呀！提出很多错误的口号啦，诸如此类等等，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就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爱护他也要指出他的错误。对错误不批评、不帮助，就不是爱护。同样的，八·二六也有些不恰当的口号，一样的要批评、要帮助。什么红成说八·二六是小资产阶级集团、是撬杆，这是完全错误的。兵团、八·二六方面也有些同志说红成是“二老产”，是“蠢猪”，也是错误的口号。重庆有些说“砸匪”也是错误的口号。错误的口号各县、各专区也有，同时还有什么砸烂伪筹办呀，都是错误口号。不仅错误口号，而是错误行动，必须帮助，必须批评。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个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十条》已写上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但有错误，要批评、帮助。不管哪派都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我们支持，错误的东西，我们不能支持，要帮助他纠正，这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符合毛泽东思想，这都是应该的。如果对一个组织，因为还有些错误的口号、行动或较长时间犯错误而不去帮助他，把这个组织看错了，那同样要犯错误，同样对文化大革命不利，是有害的。对错误要严肃对待是应该的，严肃的斗争是从爱护出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只有一个观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现在有个别情况，各拥各的军，各爱各的民，就不对。对红卫兵小将我们是要爱护，我们是要保护，从爱护出发，帮助他就是爱护他，还要保护他们的革命性，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这是我们应该的。现在只有一个观点，没有哪一派的观点，人民解放军没有哪一派的观点，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最根本的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的是毛泽东思想。革命的干部也应该是这样，虽然有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一派那一派，不管参加那一派，在组织里面都要传播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样要支持正确的，不要支持错误的。所以首先要把革命抓好，才能促好生产。要搞联合，干部参加革命组织里要促成联合。军队不能参加社会上任何一派，如要说派那就是人民解放军派，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当然观点有些相同是难免的，搞“四大”的解放军是容许的，不搞“四大”的地方不能这样搞，不论怎样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观点，我们就是毛泽东思想观点，搞“四大”的同样是毛泽东思想观点。
只要革命抓好了，就能取得革命、生产双丰收，双胜利。
四、我们热烈拥护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号召的发表，用最快速度来传达这个最高指示，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广为宣传，改善一些军民关系，在全省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军民关系要改善。特别是重庆要注意改善军民关系，在成都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重庆严重，但也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地方也有。7848部队入川支左，有张大字报这样写的，《从7848部队入川支左谈起》 ，这张大字报是反动的大字报。他所以反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决定7848部队入川这是犯罪的行为。7848部队入川是毛主席决定的，人人都会知道的，一个军的调动，不经过主席是不可能的。居然在成都有那么一张大字报出现，矛头指向毛主席，是错误的，是反动的大字报。7848部队来成都支持的是革命派，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对的。我们应当支持。要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合作，共同来完成成都地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广泛宣传拥军爱民号召。在这个上面规定，军民双方，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都要公开的向群众作检查。重庆的问题，五十四军这个部队是好部队，是毛主席缔造的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部队，7848部队也是这样，整个解放军也是一样。这两个军过去都是在林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的，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或更早在他指挥下、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五十四军是个好部队，7848也是个好部队。五十四军的领导干部，主席人都可以背出来，他都熟悉都了解他们，这些干部都是好同志。他们有些错误，在二、三月份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因而也犯了些错误，这是需要很好地检查，很好地交代，要向群众检查，搞错了就要认错，就要改错。他过去支持了一派压抑了一派，这么一个错误要转变过来。《五条》下来后，他们转了，但感情上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相信他能够解决。但如果不改正错误，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会犯更大错误。不过这些同志，他们决心要改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从感情上坚决地转变过来。当然，重庆问题很多，还有组织问题，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拥军爱民，讲军队的问题，革命群众组织要拥军，人民解放军要爱民，要响应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我们成都军区部队，在二、三月间由于执行了甘、韦的方向路线错误（有的执行得多一点，有的执行得少一点），这个问题与我们这些部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由甘、韦等人来负责。这个部队同样是毛主席缔造的，领导下的，同样是在林副主席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当前有的思想转得不够好，有些单位、有些部队、有些干部转得不够好，应当迅速地转过来。总之不管野战军也好，地方部队也好，都要爱民，不管哪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拥军，都要做拥军的模范，做爱民的模范。我们中国在主席领导下能够开展这样大的“四大”运动，搞这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是有毛主席思想，有毛主席最高的威望，第二就是有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没有这两条是不可能搞的，要取得胜利也要这两条作保证。我们要切记，要把毛主席的最高威望，要更好地树立起来。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的关系要更好地改善。二月的一些错误，由于初期介入，有相当多的同志是没有经验的。但有的同志不是，是有立场问题，有观点问题。所以拥军爱民号召要广泛宣传，这里面有几点：(1)要搞一个拥军爱民公约，这个爱民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采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拥军爱民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为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战备中。(2)人民解放军和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都不能侵犯的。现在夺解放军的枪，这是不对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都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3)现有的枪支应封存起来或者上交。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具备以上讲的一些条件。
这个问题，在当前搞好拥军爱民工作，这是有关全国和全省的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是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必须搞好，必须以坚决的行动，贯彻执行这个最高指示。要立即行动起来，要在全省展开轰轰烈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大家要很好学习、宣传，很好照着去作。
另外，有些同志递了一些条子。
有人提到，要谈一谈对重庆形势的看法，重庆武斗为什么这样严重，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
还有的同志提到，最近成电东方红搞了个广播电台 ，这个广播电台是非法的，不对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革命群众组织搞广播电台，实际上是给人家送情报。这是错误的。广播电台是国家的，不准有私人的广播电台，也不许哪一个组织有广播电台，那是不行的。
南充广大造反派要求在成都斗争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梁万华。大会上没法解决。是不是刽子手再研究一下。南充的问题正在解决，现在两派正在辩论。军队的同志开了两次会，谈了一下。辩论的方法最好，辩论就可以辩论清楚哪个是革命派，那个是非革命派，一辩就清楚了。因为一个是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刘、邓路线，只有两条路线嘛！不过有些同志是属于犯错误，要看情况，南充问题我们正在解决。
今天我讲的这一些，讲的时间不短，问题可能没有满足大家的需要，也还可能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好不好？我的话完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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