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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
关于不得乱提政治口号的指示
(1969年2月28日）
李晓航提供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题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关于不得乱提政治口号的指示》，原件为隆昌、安岳两种手刻油印件，录入时对照了两件文字。
所谓“反军乱军”，是文革中直至文革后一直困扰人们的一个提法。至今仍有不少人把某地区与支左部队有矛盾分歧的一派群众组织称为“反军派”，似乎对支左部队就不能提出批评意见，一提就是“反军”。然而，正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亲自提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要求“清洗这些人”（那时还说的是“一批”而不是“一小撮”）。那么，若是反对了某些支左部队领导人就是“反军”，反对某些党委领导人岂不也应按同样逻辑被视为“反党”？政治斗争的反常识、反逻辑，由此可见一斑。
成都军区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转中央军委转发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通报中的“反军乱军”标题和口号是极其错误的。对此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联合发出指示，给各市、地、州革委会及部队师以上单位。其指示如下：
关于不得乱提政治口号的指示
最近，我省有些地区和单位，又出现了什么“反军乱军”“打谢乱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有的揪斗所谓“反军乱军分子”“打谢乱军分子”“反军黑干将”“打谢小爬虫”，个别的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游街、监禁、扣发工资。严重地干扰了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以至整个斗、批、改的进展。
“反军乱军”是“二月逆流”分子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罪名。正如林副主席指出的：“他们怕搞乱军队是假的，挑拨军队反中央文革是真的。”“打倒谢家祥”是根本的错误，但不能说打谢就是乱军。“打谢乱军”和“反军乱军”的口号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极其错误的，是违反十二中全会精神的。发展下去，不仅是抵制批判“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而且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恶果，犯更大的错误。
为了及时刹住这股歪风，省革委、成都军区决定：
一、立即在革命群众和部队中进行教育，进一步学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林副主席的讲话，进一步提高对“二月逆流”反动性和批判“二月逆流”必要性的认识，绝不允许揪斗什么“反军乱军分子”“打谢乱军分子”“反军黑干将”“打谢小爬虫”等。已经出现这股歪风的地方要立即刹住，发现这股苗头的地方要立即制止，不能任其蔓延。
二、对被打成“反军乱军分子”“打谢乱军分子”“反军黑干将”“打谢小爬虫”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各地革命委员会、各部队要妥善处理，作好善后工作，挽回影响。因此而被关押的要立即释放，扣发工资的立即补发。
三、在批判“二月逆流”中，应按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共产党员代表大会决议、成都军区共产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决议的提法，即“二月逆流”在四川的集中表现是“二月镇反”，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在四川的集中表现是反对“红十条”。事实证明，这些提法是符合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和四川实际情况的。不得随意解释和乱提口号，也不要层层抓“小甘渭汉”。
四、要积极深入地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团结对敌。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信任、支持、尊重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部队要积极领导、热情支持革命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五、此件，地方口头传达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军队传达到连以上干部。
此系电话记录，如有错、漏，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隆昌县人民武装部记录
1969年3月3日
抄自《隆昌风雷》第11期 1969年3月10日出版
白沙红总司翻印
安岳《旭日》 安岳县原县委人委机关反到底再抄 196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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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负责同志的指示
（1971年11月14日）
徐光明提供 柳荫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件为手抄件。原文件可参照附录中的《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
史料提供者徐光明，1944年生，四川叙永人，贫民出身。文革时为重庆大学无线电系68届学生，共青团总支委员。文革中1966年7月即上北京告市委工作组的状，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后另行组建了人数极少的重大红岩公社。因其既反对“黑市委”、又反对重大八一五的“右倾”，被八一五称为“左左派”“托派”。1967年“二月镇反”中曾被八一五派中学生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经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批准被送到杨公桥看守所关押半月，获释后到北京上访，作为重庆反革联会一派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后，被新成立的重大井冈山公社及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推举为总部负责人。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常委。1968年毕业分配到成都132厂。1970年“批清”中被“专机”（专押送他一人的小飞机）揪回重大隔离审查，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无人看管，他自行回到成都厂里。年底被重庆市革委会通知回重庆开会，恢复了他市革委常委职务。这之后他才看到一些文件并做了抄录。1975年企业整顿时他因曾经是“派头头”被调到三机部设于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落实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政策他又被调回132厂。文革结束后他再被作为“派头头”清查，1986年由中共成都市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结论为文革中的问题“属于一般性错误”。后参加国家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飞CIMS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开发应用和示范推广工作，先后任国家863/CIMS信息网副理事长和863/CIMS四川信息网理事长，获省部级三项科技进步奖。2001年2月被国家科技部授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先进个人称号，被四川省科技厅授予CAD/CIMS先进个人称号。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后继续从事企业信息化工作。
参加者：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陈仁麒 、陈宏 、严政 。
在座的有：总理、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同志。
时间：1971年11月14日晚6点10分至7点40分。
毛主席：开了半个月会，你们的报告不错嘛！（毛主席问李大章）你没有军职？
李大章：我是个老百姓。
主席：挂个名嘛。
总理：这次解决这个军职 。
主席：你是老四川了。他们去得晚嘛。这个事情（林贼事件），这个时期，我对军队没有管，只管了军队的路线方针问题。
总理：主席是管战略的，大局的。
主席：我到广州、武汉都谈了。
（张国华传达时解释：去南方到过武汉、广州、南昌、长沙、杭州、上海六个地方，讲了十五次。）
主席：就是西南、西北、东北我没有去，确实也可以叫你们到武汉谈谈嘛。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但他们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你们那里是个别人吗？
总理：武汉检讨还没写出来。（此时叶副主席进来了）
毛主席指叶讲：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的时候，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总理：在怀仁堂吵了一次，说了点气话。
主席：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
总理：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主席：那是树他自己。
总理：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就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像话了，就是那个最最最，光辉榜样，林贼语录编者的话。
主席：这个问题搞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个什么5·16，打倒一切，包括这位老帅，天天斗，搞得这些人不能回家，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二月逆流，开始，我搞不清楚，以后我搞清楚了，我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啦。
总理：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专家都参加，当时搞不清楚，斗后要把陈毅抓走，人大会堂服务员不让抓，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答：毛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主席：斗陈毅时，他们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又翻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杨勇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当时我也不清楚。
主席：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总理：与贺龙有关系。
张春桥：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那样搞。
主席：这个事是林彪同意搞的。美国一个报刊说林彪是一个高级苏联间谍，我看外国的报刊，美国的报纸是比较准的。你们的事我没有找你们谈，你们那里我没有去，你们那里也是个别人嘛。我看你们的报告写得好，不拖泥带水的。你们两个（指梁兴初、陈仁麒）的报告我也看了，那有什么，就是那么一回事嘛，他们派人去是做工作嘛。你们没这个机会。广州陷得深，我同他们讲了，他们很主动，转得快，回去开会向干部都讲了。
总理：除两个常委背着三个常委、两个司令部没有讲。
主席：中央决定了再讲，别的都讲了。我是吹风，事情发生后，他们开了几千人的干部会，作检讨、交待，说清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很主动了。
总理：讲与不讲效果不一样，武汉没有讲，刘丰只是与曾思玉讲了，与张体学讲了几句，他们那一派首先得到情报的是李作鹏，李作鹏到武汉时，刘丰都告诉了李。
主席：就是那个刘丰吗？现在怎么样？李作鹏就找四大金刚开会，找林彪汇报，他们的报告还没有写出来。
总理：他们正在开会，还在那里顶牛。
主席：顶牛也好吗，过去讲的没有那么明，林彪他们到处做工作，给许世友也做工作，在苏州给他谈了几次，选主席 ，许世友是很热心，提出不选我就选林彪。那时哪知道是坏人？是副统帅，是接班人嘛，一年以后才知道。到南昌我找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程世清也是陷得很深的。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有本书也可以看看，书的名字叫《文艺座谈要领记》，是曹聚仁写的 ，这本书是讲日本特务经常到日本，其中有一条，讲出一个刊物，要一批人，他就不去。崔万秋这个人道德很坏，他写文章用人家的名字，攻击人家，这一些在这本书的全集里面都有，其中有句话，“吃了人家的茶，就自然是他家的人。”喝了人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家的人吗？那还有党，还有党中央。总理、康生都吃过他家的茶。林彪认为吃了他的茶就是他家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林彪说同意了，他是假的。
总理：林彪说不讲话，我说要讲讲团结问题，他搞突然袭击。
主席：有的人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国家主席，老百姓通不过。这件事情是有的，我不当国家主席十几年了，我这个人和人家扯一扯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送递国书，就不行了。
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没写出来。
主席：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了，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整的那些黑材料主要是那个事，说红军长征，他在江西发几千支枪、投降敌人。他跟我们长征了嘛，你们都是老同志，都知道嘛！哪有那回事呢？再一条就是说叶当了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参谋长，当时他们还相信他嘛，红军的传统，下令不能自己打自己。
张国华：在班佑，张国焘下令叫徐向前解决中央红军，叶知道后连夜报告毛主席。
总理：中央机关马上就走了，叶立了大功。
主席：叶剑英同志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张国华你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并且加入了共产党，他就是离不开他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的部队被彭德怀消灭了，王佐也杀了，那就不好了，哪有共产党部队打共产党部队的。“571工程”就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人还是少杀为好。我们对反革命和活证据还是不要杀的好，因为他是活证据，像解方 这样的人杀掉干什么，纪振同 是宁都暴动的一个旅长，这个人也不应该杀掉。
总理：王实味也可以不杀。
叶剑英：王实味写了一篇《延安火花》。
主席：不杀现在多好啊，王实味与叶群有关系，都是C.C。国民党抓刘少奇的人，审刘少奇的人还活着。抓陈伯达的人，审陈伯达的人还活着，是活证据。
主席：（问梁、陈、严）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当兵的？
叶剑英：我的讲话重了些，冲了你们请原谅。
陈仁麒：受教育很深。
主席：你冲了他们啦？
张春桥：我们都冲了。
主席：冲一下有必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看他们比武汉稍快，错了改了就好了。武汉报告还没写出来，有点顶牛。真正一边倒的人很少，林彪的事发生已经两个月了。
张国华：我们学了半个月了。
主席：你们在成都就搞了嘛。顶一顶牛也有好处，冲一冲也有必要，弄清楚嘛。回去责难是有的，有话要准人家讲，你们还要开扩大会嘛。他们搞反革命活动，我就不知道，林彪那一伙人去成都串联，你们知道得多吗？因为人给你们吹风，可就是没有给我说嘛。你们主要的是相信那个山头嘛。只要一个山，今后不要这样，中国有许多山嘛，只要一个山头，其他都打倒，我看很困难。你们四川就有那么多山，世界上有那么多山。有什么办法，山要分化的，经过几百万年，山要变成平原，土是岩石变的，岩石变土，土变岩石，地球也在变化嘛。
总理：喜马拉雅山是海底变的，现在还在变。
主席：四百年前，有个波兰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绕太阳转一周365天为一年。太阳也在转，但和地球不一样。信教的人就不听他这个道理，攻击他。林彪这个人是个大宗派，也是搞大树特树的，地球也要围着他转（反革命纲领中有句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打击毛主席力量”，三忠于、四无限、活学活用都是林彪搞的） 。林彪的家底是地主资产阶级，他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勾结帝修反，亲修正主义，亲帝国主义，这是个没落阶级。希望你们不要跟那个阶级走，跟那个阶级走有什么好处？地主、资产阶级都要灭亡，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总理：陈仁麒上当，作路线报告。
张春桥：陈根据林立果的报告，作了三次路线报告，陈到成都兴师动众。
主席：把你们搞得天昏地暗。
张春桥：他们开头顶，以后慢慢的好了。
李德生：开始三天顶，到第四天才转过来。
主席：你们明天走吗？
众答：明天走。
主席：那好，这个四川是很复杂的，难搞，历来很难办。
张国华：主席讲的那个“难”字，我们体会按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指示办就不难，不按毛主席和中央指示办就难。
主席：就是要讲道理，共产党不讲道理怎么行呢？庐山会议头三天的办法就是不讲道理。
总理：“571工程”在他们那里试一下要发。
主席：他们也幼稚得是 ，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就能把我们打倒？！发到哪里？
总理：发到大军区常委和省委常委。
主席：照发。
主席：陈仁麒到成都工作前，这个谈那个谈，又请客吃饭，把陈仁麒搞得天昏地暗。表示他们安排好的，来后还是他们的。你李德生谈话管什么事，是办个手续的，是装门面的。现在你很忙了，现在总政治部起作用了。
附录
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
1971.11.14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第三版）。此中的一些内容、文字与上文略有不同。文后注明是中发［1971］148号文件，但又明显不是中央文件的全文，应是一个不完全的抄件。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像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要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 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此件为中发［1971］14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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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张国华1972年1月16日上午
在组织组小组的讲话
徐光明提供 柳荫录入 陈永迪校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题为《张政委72.1.16上午在组织组小组的讲话》，原件为手抄件。这是在梁兴初因“九一三”事件牵连被停职后、张国华生前的一次重要讲话（一个多月后的2月21日即因在听取驻四川大学“批清”工作组汇报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严重心原性休克经抢救无效病逝）。从1967年5月张、梁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副组长入川执政后，二人从开始的密切合作，到1967年秋因意见分歧日益严重，梁兴初于10月下旬住到重庆五十四军军部，一度在四川形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心”，张国华对强势的梁兴初一直采取团结、忍让、“和稀泥”、从不公开批评梁兴初的态度（在张病逝后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特别有“光明正大，顾全大局”的赞语）。在这次讲话中，张国华难得地对梁兴初进行了批评。
（当有人揭发梁、谢在干部政策上搞宗派主义时）
张：你们看到三办 发的一个文件没有？把打谢反梁 作为一个界限。这是什么界限？这个界限得了吗？不是以路线，而是以某某人来划线。从人来说有跟毛主席路线的，有跟林贼的。怎么能把打谢反梁作为反军乱军？这个问题我们是讲过的，不能以个人来划线嘛，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向上报告？这是个教训。反××军就是反军乱军，反××军就不算，这明明是搞分裂党、分裂军队。六九年我们就讲过了，以某个人划线这样搞的话，四川就没有好人了。反这个军反那个军不能叫反军乱军，对这件事当时就严厉批评过的。六九年二、三月份就讲了，这样搞就要不得了，这就是分裂党、分裂军队，搞分裂就是这样分裂的嘛。
如果军队支左有缺点、错误，这是工作，执行政策上的路线上的缺点错误，但不要把军队分裂开。
（当袁明 说搞宗派当时我们不清楚时）
张站起来说：袁明同志你不是不清楚的，现在要讲清楚，要提高认识，不要捂盖子了。
（当有人提到干部问题时）
张：要从这个问题挖，才挖得清楚。主席说要团结两个95%。95%的干部是好的嘛。但是有的单位，一划就是30%（指有问题的），有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这怎么得了，哪里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组织工作的，就要从这个问题揭发批判。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才能说清楚。以打谢反梁划线，不以党的路线为准。如果打谢反梁是反革命，那么打×打××军就是反革命的了。
（当有人提到梁谢以正确路线自居时）
张：有人说“刘张时代”，中央说的是刘张30个月的干扰，你说是“刘张时代”。那时干部解放68.5%，那就成了刘张解放的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解放的嘛。你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刘张，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不革命。说到“刘张时代”，把功摆在哪里？68.5%，刘张还能有那样的成绩？主席的路线放在哪里？你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放。68.5%都不能算数了。如果算数，归功于刘张，不归功于毛主席，不归功于八千万人民，那还行啊？要从这些根本上来认识，才会头脑清醒。跟他走的是少数人，主席讲95%是好的嘛，不要离开这个原则。
（在有人提到白兰芳 同志由省委派到江津去工作他们就派人来审查时）
张：我今天才知道要审查，审查什么？就是因为他是“12·25”批示前解放的 ，所以他们要派人来审查。是我们多次审查过的，集体研究决定的。白兰芳同志政治历史、家庭出身没有什么可审查的。现在审查就是因为他是“12·25”批示前解放的。要从路线上看。这次我了解了情况，有些问题吓人得很。群众中一派正确，一派错误，怎么能行？群众有什么错误？是领导上引导的问题。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喝了两口水，总结总结就行了。两派同样喝水，两派同样喝了水，一派可以，一派就不行？喝水的有过，在河沿上站着，根本不下水的有功？我看在大风大浪中喝了水的比站在河沿上的好得多。因为他们接受了经验教训。这是好事。有的干部被冲了几下是好事。多数人是这样认识的。个别人还认识不清。有什么不好？是坏人的暴露出来有什么不好？有人说四川多灾多难，出了李井泉，又出了刘张，把他们打倒有什么不好？有什么灾？有什么难？这次挖了林陈死党集团，这不是大好事？有什么不好？有些同志认识上、观念上有问题，有糊涂观念。梁兴初也好，谢家祥也好，他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头脑膨胀，忘乎所以，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列主义的代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哪有你梁陈谢？我们有些同志跟着喊，跟着叫的，也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要把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认识才会清楚，团结两个95%在四川是很不落实的。要找原因，是怎么来的嘛？
刘张以他们自己划线，梁谢又以他们自己划线，怎能搞得好？他们都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结果犯了错误，前车之鉴，教训还不吸取？反对刘张以自己划线，反过来又以自己划线。
张：袁明同志、谢家祥，你还有几个同志在一起，我和你们讲过你们组里的团结问题。我说要注意，有没有这回事？（袁：有这个事）当时你说没有这个事，我说有，军政不团结就不好。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军队来办事，说话力量大些，军队干部不能高一点，地方干部不能低一点，不能说军队党、地方党嘛。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说话不如军队力量大，派军队同志来，这是毛主席的决策，但党是统一的。不是地方同志低一点，军队同志高一点。不能那样搞，这是有教训的。刘张就是这样分的嘛。这个问题直到去年三月份我才有点了解，到了五月份暴露清楚了，这次主要是讲路线的问题。
（当有人提到泸州两派因为省发164号文件 打起来时）
张：这些是过去的事了，当时制定164号文件你我都在江津，是梁兴初在成都搞的。我回来看见了，改了一下，但改得不彻底。王茂聚为什么那么理直气壮不承认“红联站”？就是因为梁兴初不承认“红联站”。揭发要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大是大非问题，再就是宗派主义。刚才提的以梁谢划线就是这个事。我们是省的领导机关，应该清醒，要积极参加斗争到底。要和错误划清界限，问题要搞清楚，对人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挽救他们，但对错误一定不能让步，省级机关参加这次会议，为什么扩大到科团一级，因为我们是领导机关，搞清楚了才好工作。
（有人插话，说梁兴初的知情人没有到会，也有到了会也没有参加学习时）
张：（不是）知情人也会知道的。有知情，但不要去专搞那些知情人，这样搞不符合九大路线，知情不知情都要团结起来。知情人无非是身上沾了点灰尘，洗一洗就干净了嘛。毛主席说人要天天洗脸，洗一洗就干净了。讲清楚就是了，不讲清楚就不行，对梁、陈、谢也要鼓励他们，也只有把他们的问题搞清楚才能帮，不然是帮倒忙。关于工作上的问题，有时间再解决。现在首先把宗派主义问题，路线的重大问题解决了。
两个军，西藏军区、四川军区是一个整体，不能分，不能上当。梁、谢搞的是气味相投的都用，反对他们的就排斥打击，不是这个军那个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糊涂，不然要上当。他们是分裂军队的。解放军是一个整体，他们要分裂。我们四川有几十万军队，但梁的警卫员却要从外地调来，他相信谁？他是拉山头嘛。直到这次盖子揭开前，他还是要从外地调来嘛。那么大军队还调不出一个警卫员？他是搞山头主义嘛。不帮他怎么得了？他跟党几十年了，要帮他。十三军也好，五十军也好，他都有亲疏。这个我是清楚的。他以人划线，由军队到地方，由干部到群众。军区司令部有洪宇 ，×××，洪宇是个坏人，干了大量坏事，可以点名。点名要讲政策，过去点名，放程占彪的录音，我不让放，他们（要）放，程占彪点了一大堆名，你放要负责的。这不是态度鲜明不鲜明，那是讲不讲政策。这个也点名，那个也点名，非搞成一塌糊涂不可。
（有人插话说，张政委不让放就攻击张政委）
张：攻我也不行。现在开会，有些人也想多点名才够味，才过瘾。有些同志也有错误。
（有人说梁压张）
张：从表面上看是压我，实际上是对中央的。社会上与党内会议有别。同样这场斗争也是内外有别。没有步骤事情就搞不好。在四次全会上我点了刘张的名，梁兴初在那次会上捞到了不少资本。那次会议上我没有全讲，因为那时候我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嘛！梁兴初、谢家祥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不讲，不讲是有问题的。“5·20”大会刘张上台的问题，下边有意见，梁谢不表态，不说话。刘张上台是核心小组决定的。谢家祥这个人不老实。个人的事只要对党有利，没有关系。
（当有人提到草堂寺办学习班问题时）
张：办学习班问题，总理有指示说：从北京回来的人就不要再办学习班了，如果这样做，就不是给出路的政策。总理的指示他们是知道的。去年（70年）12月10日总理又指示。我们已作出决定了，中央有指示你们不相信，不执行，把中央放到哪里去了？这是政策问题。办毛主席思想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我们把学习班办成什么样子了？在北京毕了业的还办，总理发现后指示说，这是不给出路的政策。
（当有人提到清查“5·16”有扩大化时）
张：那是另一回事。这些也是路线问题，现在就是抓路线问题。
附录
四川省革委1968年164号文件
渔歌子录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文 件
川革发（68）I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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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关于同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关于解决泸州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泸部队、泸州市人民武装部、泸县人民武装部：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同意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泸州问题的意见》，现批转你们执行。宜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解决四川问题的战略“突破口”。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的。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宜宾地区部队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战略“突破口”中作出了贡献。我们相信和支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地解决好宜宾各县、市的问题。我们相信和支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依靠宜宾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干部和驻宜宾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好宜宾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希望：泸州“红旗”“红联站”两派，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宜宾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宜宾地区部队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迅速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泸州驻军和广大群众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畅通地迅速地贯彻执行；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面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共同对敌，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使革命委员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创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四川省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关于解决泸州问题的意见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宜宾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彻底粉碎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战略“突破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捍卫“红十条”、保卫“突破口”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但目前还有个“老大难”问题，即泸州问题没有解决。
长期以来，泸州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尖锐。解放前，这里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亲自部署，专派大特务头子罗国熙坐镇镇压革命人民的基地，他们在这里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国民党残渣余孽。解放后，这里又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及其一小撮同伙彭德怀、薄一波、李井泉、任白戈、牟海秀等亲临培植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据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廖死党又专派其同伙秦传厚、赵方、李鹏基坐镇泸州，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红十条”下达以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李廖死党及其在宜宾、泸州的代理人，进一步与国民党残渣余孽相勾结，大刮右倾翻案妖风，制造两派群众对立，挑动武斗，进行了疯狂的垂死挣扎，妄图达到抵制“红十条”、堵住宜宾这个“突破口”、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于是，在泸州地区展开了右倾翻案与反右倾翻案、复辟与反复辟、对抗“红十条”与捍卫“红十条”、堵住宜宾“突破口”与保卫“突破口”的激烈斗争，这是宜宾地区长期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泸州问题必须迅速解决，要在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红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贯彻中央“三·一五”“四·二七”“五·二八”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基础上，坚持政治解决的方针,走革命大联合的道路迅速解决。
一、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及其在宜宾、泸州的代理人牟海秀、沈学理、杜树青、姚金山之流。要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批臭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和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结合起来，同清理本地区、本单位、本组织的阶级队伍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稳、准、狠地揭露和打击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二、“红旗”派是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站”这个上层权力机构，以及未经宜宾地革委（前革筹小组）、军分区批准的一切权力机构，“二月镇反”的工具——“政法兵”、旧市委机关的“一月革命”，均不予以承认。“红联站”的发起组织之一的“外联站”，是由少数外地人组织的，也不予以承认。“红联站”的其它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要相信群众会自己教育自己，改正错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红旗”和“红联站”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照办”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是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大方向，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中心。执不执行两个“布告”，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真革命与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绝对紧跟，坚决、彻底、认真“照办”，不得违抗。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地上缴武器（不得转移隐藏），停止制造枪支弹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据点和关卡、恢复交通，解散专业武斗队和一切形式的武斗指挥机构，跨地区发展的组织应立即脱钧，撤离一切外地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四、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一定要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的教导，拥护和支持人民解放军，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坚决支持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广大革命群众，做好受蒙蔽群众的工作，团结对敌。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破坏军民团结，破坏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团结。
五、毛主席教导：“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泸州两派应坚决按照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决定，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具体解决泸州问题。
六、泸县“红旗总部”和“泸联总站”也应按上述原则处理。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送：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各军分区、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省革委各办事机构，驻川部队师以上党委。
（共印3500份）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印
泸州红旗市级机关总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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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谢正荣传达1975年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
徐光明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本篇原件为16开铅印件。谢正荣时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为刘兴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军区司令员。
1975年2月22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再次召集四川省12个重点企业和山西省1个重点企业共13个重点企业的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四川12家重点企业有：峨眉机械厂（132厂）、新都机械厂（420厂）、清江仪表厂（161厂）、长城钢厂、重庆钢铁公司、望江机器厂（497厂）、嘉陵机器厂（451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宜宾陶瓷元件厂（799厂）、芙蓉煤矿、永荣煤矿、涪陵柴油机厂。另外在传达报告中被提到的616厂是山西柴油机厂。
谢正荣同志关于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记录稿，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
同志们：
省委决定，让我向同志们传达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精神。现在开始传达，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会议的情况
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四川、山西十三个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从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四月三日结束，开了四十一天。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五十五人（四川十二个重点企业共一百四十三人）。另有山西六个后进国防工厂的十八名领导干部列席了会议。国务院国防工办、一、三、四、五、六机部和冶金、煤炭部都有负责同志参加。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和关心。国务院把这次会议列为第一季度的工作重点。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经验总结好，打好这一场硬仗，回去不能再反复。会议期间，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了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为会议指明了方向。四月二日晚上十一点至三日零点四十八分，锡联、登奎、国锋、桂贤、王震、谷牧副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代表，又作了重要指示，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认真总结经验。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学习了中央五号、九号文件，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采取领导帮、群众促的办法，充分揭露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认真总结交流了一年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的经验，制定了巩固和发展企业大好形势的措施。各企业的代表分别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决心书。
会议始终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代表们满怀无产阶级义愤，对四二○厂《打鱼船》反动小报的头头于策勋、黄运煊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大量事实证明，于策勋、黄运煊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实属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到京后，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负隅顽抗。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公安部批准，已于三月三十一日将于、黄逮捕，押回四川，依法惩处。代表们拍手称快，一致拥护这个决定。同时，会议还揭发批判了一三二厂原临时党委书记马诚斋和“群跖”大字报的头头伍石泉、叶新东的严重错误。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和中央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研究了十二个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调整了一三二厂、四二○厂、长城钢厂、永荣和芙蓉矿务局的领导班子。调出了少数坚持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宗派、拉山头、不利于安定团结和革命意志衰退、长期不干工作的人，提拔了一些优秀的工人和基层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并从外单位调进了少数领导骨干。一三二厂调出的有侯振东、邝先橙、伍石泉、叶新东、于明辉、徐光明等同志。四二○厂调出的有黄少华、石伯华、李秋月、董志真、吕绍仁、冯金龙、佟长泉、牛振宇、赵殿阁等同志。长城钢厂调出的有李之放、冯毅、邹云照、李峰、时茂环、雷生明、万久儒、龚良甫、黄永康、郭士奇、杜宏吉、李知志等同志。调出的同志由主管部办学习班，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并分配他们的工作，不再回本厂。
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结合的方法，及时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回来，做到边开会、边贯彻，对十二个重点企业推动很大。三月份出现了大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大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有九个企业第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大足汽车厂提前一个月完成第一季度生产重型越野汽车四十辆的计划。四五一厂提前八天超额完成第一季度的任务。四九七厂第一季度提前十天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四○六厂第一季度提前五天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八。七九九、一六一厂和芙蓉矿务局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计划。省委刘兴元、李大章同志亲自到一三二、四二○厂宣讲中央五号文件，帮助贯彻会议精神，广大职工革命积极性很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季度的任务。
会议还邀请大庆油田的同志来作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我国工业自己发展道路的报告。各企业对照大庆的经验，认真找了差距，决心把本企业办成大庆式的企业。
总的看，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开成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会，贯彻安定团结方针的会，巩固和发展十二个重点企业大好形势的会，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会。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对省委在处理一三二厂原临时党委书记马诚斋、反革命分子艾明辉、四二○厂《打鱼船》反动小报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上不严肃、不果断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中央对省委工作的关心、爱护、鞭策和支持。省委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作了自我批评。省委决心乘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东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三条指示，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努力把四川的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部分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现在，我着重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四川、山西十三个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全体代表时的重要指示，并将中央领导同志其它的一些重要指示精神也一并进行传达。
中央领导同志说：
十三个厂的会议开了四十天，要结束了，今天见一下同志们，谈一谈。十三个厂的代表，学习了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毛主席的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条是安定、团结的方针，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生产要搞上去，国防工业就更不用说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总结了本厂的经验。
一年多来，你们十三个厂，不管是转变得快的，或转变的时间晚了一点的，共同性的问题，是否是这样一些？路线摆得正，政策落实得好，资产阶级派性克服得好，领导班子是团结的，这样的单位，革命、生产形势就好。如果路线不端正，政策不落实，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克服，领导班子不团结，那里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就不够好。某些国防企业革命和生产形势不好的局面，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国防工办领导同志向军委汇报了国防工业的革命、生产形势。在讲到有些企业，那里的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克服，领导班子不团结时，小平同志说，这种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就是说路线不端正，政策不落实，派性没有克服，领导班子不团结，革命和生产不好的这种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很快扭转。
据这次会议反映，有个别领导干部想“一混、二溜、三退休”。
这样的个别领导干部，干脆叫他早离开，你占着茅坑不拉屎干什么！再不能等了，等了几年了。这种人是意志衰退，革命到了头，万里长征走了一步，以后九千九百九十九步不走了，好像与他无关。另外一类也是少数人，长期钻在资产阶级派性里面，他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却老是站在一派里面。这里面有党委书记，有厂长。山西有个厂的领导干部，自称有一个帮，觉得他那一帮人是听他的话的。这种人拉山头，搞宗派，不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像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他是一个帮。四川过去有个“青红帮”，你那个帮是什么帮？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假如长期不克服，在那里是工作不下去的，我觉得三、四、五、六机部应该把他们调动一下，由西南调到东北，由东北调到西南。小平同志说，再不能等了，如果再等上一年，我们怎么准备打仗！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再也不能等了。当然，绝大多数同志还是拥护毛主席安定、团结方针的，少数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来个革命，然后重新站在领导岗位上来，领导广大群众继续革命。
在讲到资产阶级派性问题时，洪文同志对××铁路局问题指示说，有个别人已不只是闹派性的问题，可以叫右派。在我们国防工厂中，有个别人闹得已经不是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闹我革你保；我正确，你不正确；我革命，你老保了。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破坏革命，破坏生产，造谣惑众，制造混乱。比如说，成都飞机厂的极少数人，已经不是闹什么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他都不听了，至于省、市委的指示就更不用说了，这还是一般的派性吗？同志们要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小平同志讲，个别人已影响到几万人的生产，这种人如果再搞下去，再不觉悟，那就要执行纪律，我们有党纪国法嘛！对这种人不能再等。各级党委要挺起腰杆，敢于处理这些事，这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不然的话，我们就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离开了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就要脱离广大群众。正确的不支持，错误的不批判、不处理，甚至敌我不分，还有什么政策！
第二点，我们国防工业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问题，特别是质量问题，除了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外，抓产品数量、质量，尤其是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关于军工产品质量，“九一三”以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抓了以后，有很大进步。现在有的人，反对前年十三个重点企业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有些人不赞成那个会，说那个会是“和稀泥”，搞“中庸之道”。正是那个汇报会议，批判了林彪路线，分清了路线是非，在我们人民内部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会议作了决定，写了文件，经过同志们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国防工业的形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的还是雷打不动，转变得不好。
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有原材料问题，有技术问题，有设计的问题，有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组织、纪律问题等等。当然，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只要党委放手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产品质量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在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规章制度要有。同志们说，产品质量不好，特别是军工产品质量不好，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个话我看说得好，说到点子上了，说到要害了。我们军工产品，除了武装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外，还有援外任务。有的舰艇、飞机、坦克、大炮，援助人家，如果不能用，我们还要派人去修，这不是政治问题？军工产品生产出来，质量不行，放在那里不能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放在仓库里积压资金，平时还要出事故，一打起仗来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一点意见，请同志们注意。除了我上面说的要把路线搞端正，把政策搞好，加强党的领导外，从生产方面来讲，要提高产品质量，要搞三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在一个车间、一个工段也要搞三结合。当然还有个材料问题，材料是外面来的，材料本身有问题，本单位加工也有问题。只要我们认真抓，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难关是可以攻克的。当然主要是人的问题。搞好产品质量，主要是靠工人，发动群众，靠党的领导。
今天，国防工办向军委汇报五年、十年规划，在头五年，我们在产品数量、质量上，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要准备打仗。不准备好，帝国主义来了，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斗争对象，无非是比我们多几架飞机，多几辆坦克。我们的飞机、坦克，如果质量不好，打起仗来就要吃亏。所以质量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路线问题。确实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才能抓到点子上。小平同志今天讲到，如果材料质量不好，就不能用于生产；军工产品质量不好，就不能收。否则，飞机上了天，机毁人亡怎么行？！关于这个问题不多讲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路线、政策，如何进一步改变“老大难”面貌的关键问题。当然，改变“老大难”的面貌，也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在内。
第三，我想重复说句话，我们现在的各级党委、各级革委会，要注意提拔新生力量。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我们军工系统×××万工人，其中难道找不到骨干吗？找不到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人吗？工厂、车间、工段，就不能选一点有作为的、有革命朝气的人吗？！年纪老一些的，做不了很多工作的，当顾问嘛！不然打起仗来跑不动，无论体力、脑力都不行了！这次有的省、市和工厂都来了，要下决心了，重视选拔培养新生力量。当然，领导班子最根本的还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路线不端正，党委没有威信，是领导不起来的。
这次会议，我看是开得好的。原来考虑这个会后还要开个大一点的会，时间太紧。还是你们回去抓几个月，到六月下旬再开，到那时再检查一下上半年革命、生产抓得怎么样，把下半年的任务布置一下。你们各自的经验教训，同志们都总结了，我没有更多的话讲了。
中央领导同志说：
这个汇报座谈会是我建议开的，就是把原来解决“老大难”的十三个重点企业请来，把一年多来的工作总结一下。有的为什么好了，怎么好的？有的为什么没有做好？巩固已取得的成绩，再提高一步。
为了开好这次会，我们建议要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安定、团结的方针，以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总结经验，并且对于有的厂仍然有少数人在闹事的，作点阶级分析。闹什么呢？可不可以分成两类问题。一类是领导上没有主动落实政策，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很好克服，还没有好好团结起来，工作还没有做好。这一类要认真作点思想工作。另一类叫做无理取闹，甚至有个别坏人在那里煽动，里头有右派。要分析一下，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并且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好好分析一下。
另一个想法，就是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要赶快把国防工业搞上去。现在从国际上来说，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战争的危险性在增加。我们要准备打仗。国防工业上不去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有些地方搞得不像样子，不能再容忍了，要比较果断地处理。根据这么一个精神，所以又把四川、山西这些厂的同志请来了。以后，山西省同志提出增加一些厂来旁听，那好吧，多来几个厂吧！
这次会议的总的精神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我和你们打过交道，所以我要问问情况。原来解决这些厂的问题时，来过六百多名代表。解决问题以后，在送你们走的时候，就把话说清楚了，当时我们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绝大多数人会表现好的，会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办的；第二种，叫墙头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摇摇晃晃，遇有风吹草动，资产阶级派性又要回潮，发生点反复，经过教育才又转变过来，这是少数；第三种呢？还有个别的，他们在这个地方作了检讨，流了眼泪，回去又不认账，又捣乱。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话说对了，估计对了。六百多代表回去后，绝大多数是按毛主席路线、政策办事的。少数人发生一点动摇，资产阶级派性回潮，发生一些反复，现在又变得好一点。一三二厂反复厉害一些。个别的在这个地方痛哭流涕，作检讨，回去后，眼泪一擦，旧病复发。情况果然如此。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来作点分析，好的表扬，坏的批评。
大足汽车厂、四○六厂、四五一厂、七九九厂、重庆钢铁公司、四九七厂是好的，在这次会上总结了经验，受到了表扬。这是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光荣。特别是大足厂、四○六厂是带头的，革命搞得好，生产就超额完成，所以请他们来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和单独汇报。对你们我不多讲了。我只向你们说几句话，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的工厂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骄傲，这个话我们和大足厂讲过，也和四○六厂讲过，千万不要骄傲，一骄傲就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摔跤，就要犯错误。给党作一点工作是应该的，算不了什么，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今天不想多说了，否则又骄傲了，因为受了表扬嘛。还有，一六一、一三二、四二○、六一六厂、芙蓉煤矿也都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计划。
在这里有几位很好的同志，给大家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大足厂胡永林同志请到前面来，六一六厂郭绥生同志也到前面来，还有一三二厂宋正清同志。有一批表现很好的厂，有一些同志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他们是真正反潮流的。比如说胡永林同志，他有心脏病，听说还很重，人家叫他是“半条命”。他为了多出车、出好车，“宁愿倒在机床旁，不愿倒在病床上”。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人要有点精神嘛！要有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小郭同志是六一六厂的，是位女同志，我看你立了一功。你那个厂五十七个代表来北京开会，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说我们思想都统一了，觉悟提高了，回去一定搞好。这个报告大家都签了字的，但是回去后，有人反复了，说会议精神不算数了，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谈普带头对抗在北京开会的精神。这个时候，小郭同志就起来反潮流了，她写了一张大字报，把会议纪要重新公布，捍卫毛主席的路线。就这样，小郭受到少数人的谩骂，甚至对她搞人身攻击。并且说小郭这个人根本不够入党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小郭还是顶得住。小郭同志现在还不是个党员，但是你比你们那个厂有的党委成员、有的党员好得多。小郭同志就是贯彻北京会议精神不动摇，这种坚持原则的精神是可贵的。而你们厂党委的个别领导人就是不行，是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说自我批评不行了，是什么“中庸之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明是毛主席说的，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但他却说是“中庸之道”，是孔孟之道，你这样说是攻击谁呢？！
还有成都一三二厂的宋正清同志，他是二○车间党支部书记。这个厂回去后，反复比较大一些。但这个同志也是反潮流的，在工厂发生反复的情况下，他说“一不等、二不看、挺起腰杆顶着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所以除表扬一批厂外，我们要表扬一批真正的革命战上，他们按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办事，听毛主席的话，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马诚斋来了没有？你也到前面来。你在北京也痛哭流涕，检讨过。你是怎么搞的，怎么把工厂搞成这个样子？一个很重要的厂，飞机厂，搞得这样！你是个老同志，老党员，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在北京说了不算，在北京你说得不错嘛！你总结了经验，表示要改正，回去后，又打摆子，发疟疾。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三位同志，听听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那种精神。你这位老革命，和他们比较一下，难道不感到羞耻吗！你说一三二厂还没有乱够，要大乱。毛主席要安定、团结，你说乱得不够。你犯了什么错误？（马：路线错误。）不能容忍！这样的军工厂搞成这样，投资一亿八，吃了一亿二。
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少数有些摇晃，个别的旧病复发。邝先橙同志，你怎么搞的，又去搞串联了？（邝：变卦了。）为什么要变卦？中国人说话要算数，你怎么不算数，你说话不算数，得不到党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你还是革委会副主任，说话不算数，变卦了。邝先橙同志，你闹了七八年了，够了，你那些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了。
还有个黄少华同志到了没有？你怎么搞的？你拿九百五十元买了条《打鱼船》。《打鱼船》小报宣传什么？我看了，我特别欣赏了一番。他们造谣诬蔑，攻击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右派言论，是你花了九百五十元买来的！一个领导干部和坏人混在一起，危险得很，已经沾了边了，再滑下去，就过了线了。吕绍仁同志，你对《打鱼船》什么态度？你掩护他干什么？掩护他当右派。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掩护右派？原来先念同志说，请四○六厂同志回去捎个信，把那个《打鱼船》打沉。那个《打鱼船》说打不沉，要“靠岸晒网”。我们四二○厂有的党员，连右派言论也批不倒，连《打鱼船》也打不沉。你们这次会上搞过批判吗？（答：批了。）我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了一句话：《打鱼船》头头要认真检讨，视其表现，再考虑依法惩办的问题。（×××同志：他们连检讨都不检讨，已经法办了。）法办了，对了，这就打沉了。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右派出报纸放毒，不加批判，而且是花了九百五十元买来的，还有人包庇他，包庇的人又是共产党员，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还有你那个长城钢厂的几个同志，冯毅同志、邹云照同志、李之放同志，你们几位互相攻得差不多了，你攻过来，我攻过去，各拉一帮，闹够了没有？（他们答：闹够了。）不够再闹，找个地方去闹，闹一万年，不要再回厂去了。你们再闹，我给你们找个地方，到大巴山去，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到那个山上去闹吧！万久儒同志来了没有？你找党委闹什么？你质问党委是为国民党服务，还是为共产党服务的，有没有？（万答：有。）那我要问问你，在你问党委这话时，你是为谁服务？（答：我错了，一定改。）你这种话我听多了，看看再说。还有一位叫李知志的，你搞的是什么“第三势力”。“第三势力”算什么？用阶级观点来看，只有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你那个“第三势力”是哪个阶级？我问你，在我们国家里哪一个是“第三势力”？你们冲会场是个什么办法？你有道理就讲，冲会场干什么？冲了几次？（李答：两次。）冲什么？
还有一个一三二厂的侯振东，这次我们没有让他来北京开会，他没有资格。他从北京回去时，我说过，回去看一看，希望他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结果没有回头，几天就翻了。我们已说过了，不找他谈了。当时我们说过，四川、四川，四次才穿。他呀，五次也没有穿，叫屡教不改。但是，还是希望他改，可能改，也可能不改，改也难。
还有一位是六一六厂的，此人叫谈普。（×××同志：他没有来，现在作检查。）他不会认错的。在上次会议上，他作了几句检讨，我和先念同志谅解了他，还表扬了他几句，欢迎他作自我批评，把他放走了。放走后，还不大放心。过了一个阶段，果然老病又犯了，旧病复发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看来他改过来也很难。谁是“群跖”的？你那个“群跖”，有很多错误，错误严重，拼命反对北京汇报会议。我说了，《打鱼船》要把它打掉，它的头头是右派。对其他的人，我提个建议，你们留在北京学习吧，不要回去了，不然我们又要犯个错误。有的人当面检讨，回去反复，中央会说我们的，你们如此不严肃，我们就要检讨。你们在北京念书，否则你又搞“群跖”了，要搞就在北京搞。除了《打鱼船》，其他人留下来学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来一个专政，把病治好，治病救人嘛！中国之大，换个地方革命行不行？我们观察你们一两年了，所以今天晚上说一说好，不然你们又要摔大跟头。你“群跖”那个错误发展下去，不会比《打鱼船》结果更好一些，再搞下去，没有好结果。那个“群跖”大字报要展览一下。还有那个《打鱼船》换个名字叫右派。为了准备打仗，加强国防工业，多生产一些武器来装备我们的部队，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任务。为此，现在对某些问题要比较严格地加以处理，不可拖拖拉拉，第一叫思想解决，这是主要的；其次组织调整。屡教不改怎么办？组织上调整一下。
下面再说一下关于有些工厂的领导班子调整问题。领导班子的调整，主要由省委决定，请四川省委、山西省委决定，由国防工办、国务院有关的各部与四川省委、山西省委商量。有些同志资产阶级派性没有克服，为了提高他们的觉悟，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好学懂，要调一批同志来学习，国防工办以及管国防工业的各个部搞一点读书班。叫他们到北京学习好一些，不要搞“夹生饭”，否则回去又反复了。我主张先调出来学习，这样好一些。回去后请省委决定，需要部里办的由部里办，请他们协助。
我为了尽到自己的一点责任，为了治病救人，我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当面对一些同志讲了一些话，批评了他们，还是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听得进去，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国务院领导同志说：
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继续革命。再一条就是安定团结，生产一定要搞上去。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有党纪，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我们干部要严格遵守。政治局同志讲的很深刻，很尖锐，语重心长。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政策和法令，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执行。我是个转业军人，是老兵，也永远是个新兵，我看到新武器就高兴。再要闹派性，破坏纪律，我们就要向党中央、政治局报告。
中央领导同志说：
洪文同志看了我们会议的文件，也看了国防工业的汇报提纲，作了批示。洪文同志非常关心国防工业的路线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前天，我到洪文同志那里去，他谈到我们个别厂坏人当道，是障碍，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自己，实际是坏人。所以不要认为是简单的派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工业很关心，亲自在抓。现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要准备打仗。当然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不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搞武器竞赛。但打仗总要有武器。今天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想一想，不管领导干部，还是原来的派头头，都希望通过学习转变过来，继续革命才好，不要走向反面。我们面对面地把话讲清楚，目的就在这里。
中央领导同志在检查铁道部贯彻落实九号文件的情况时说：落实九号文件以来，成绩很大，但还要继续做工作，不能认为开个万人大会就解决了问题。第一要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三条重要指示，第二在搞好教育的基础上，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九号文件对一些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有人说好像一棍子把那些派头头打晕了。但也要看到，他们过了几天，看了看，认为原来也就是如此，他又有新的办法了。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巩固发展大好形势。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客式的人物，见风使舵，他可有一套啦！无非是投机取巧，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领导班子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要搞好。有些人不是党员，是帮员，不是革命干部，是帮头。对这种人非采取措施不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直接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职工见面，无论如何他们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这个政策适用于各个部门。各部门都要派强的干部去抓“老大难”，像铁道部去抓××铁路局那样。群众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毛主席说，群众起来了，就有办法了，有些人也就老实了，这是真理。确有一种人不怕上级，也不怕同级党委，甚至毛主席讲的，他也不听，可是群众起来了，他就乖乖地了。对九号文件，一、绝大多数是赞同的；二、一部分人不理解，在贯彻时动动摇摇，生怕犯错误；三、反对九号文件，认为是复辟的文件，××铁路局就有这个人，这是少数人。对个别的一些人，搞准了，就要撤职，像××铁路局的那个党委副书记就要撤职。同时也要教育大家赶快与资产阶级派性脱钩。
总之要革命到底，无非是三种情况，不能搞成“夹生饭”。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充分发动群众，包括八大钢厂，军工也来了十三个企业嘛！四川长钢还有人挑拨离间。
把两种情况弄清楚：一是人家闹得有些道理，人家不是反革命，打成反革命，要平反，上面要为下面承担责任；二是闹得没有道理，就要严肃处理。
有几个老油条，教育也不改，你说怎么办，就要严肃处理。九号文件铁路沿线的农民不知道的还有，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那个厂子好些了吗？必须发动工人，使企业达到设计能力。还有一个电的问题，要引起我们重视，因为有多少电，才能办多少工业。钢铁要有个方案，冶金部要汇报。先行好了，元帅不升帐不行。原先讲铁路不通，现在铁路一通，就暴露了冶金、煤炭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了，各方面工作都要抓紧抓好。
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国防工业当前的工作时说：最近，军委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了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
在工业书记会议上，洪文同志、小平同志对当前工作，从国际国内形势到革命和生产问题，讲得很严格，够严格的了。有的人反映是第一次听到。其实这些话不仅是他们的话，有许多是主席的话。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去年，中央发出的文件，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都讲了。在十届二中全会时，主席又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这是个方针。全国各项工作都要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凡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要批评。
毛主席外交路线贯彻得好，时间可以争取长一点。国际形势，战争形势，我们搞国防工业的同志要有正确的认识。两霸斗争，不能排除苏修对我发动战争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战争不一定都要准备好再打。
一九七五年要根据这个方针，把革命、生产搞好，特别是产品质量，军委常委会上，各位副主席都很强调这个问题。
今年工作中，最大的事就是理论学习。昨天政治局学习，议了一下全国的学习问题。第一要大兴学习之风，先把理论搞通，抓住语录很好地学。这件事不是今年的问题，明年的问题，是整个过渡时期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学习理论，可是就是有人跟你唱对台戏。你要安定，他就要捣乱；你要团结，他就要分裂，就是搞不到一起，有什么办法！只有学理论，内部开展批评，搞教育运动。希望大家看看书，二十五年的路程不算长，也不算短，在党内是什么问题？还是基本路线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们今天学习理论，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步搞一点调查研究。都要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看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究竟落实得怎么样。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姚文元同志文章出来了，这是第二篇“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要抓资产阶级法权。不知要抓哪一个，不抓不过瘾。抓哪一个？不是这样的。不要让这些小道消息谣传干扰我们的学习。当然资产阶级派性厉害的地方，可能利用这个来干扰、转移斗争大方向，像批林批孔初期一样，一不批林，二不批孔。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转移了大方向。这是个大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稀里糊涂那是不行的。
我们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际中间要分清两种问题。
一种是中央已经三令五申的，再不能按兵不动了。如走后门、不正之风、请客送礼、铺张浪费，像这些东西还等什么规定、文件、通知？你等什么？改嘛！自己有不正之风，先改嘛！从我们自己做起。你学了理论在实际行动上没有解决问题还学什么？搞点理论联系实际嘛！如果把所有国防工业企业像过去三反五反抓老虎那样抓一下，可真能抓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借协作为名化公为私，影响、干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集体。我怕我们有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不管有没有，都要学习，有，改了就好嘛！一边学，一边联系实际，要有新的空气。现在有一个说法，要什么“计酬付劳”。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说了，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现在我们硬是有人不劳而食，几年不工作，报酬却“理所应得”，革命斗志衰退。第二种问题要持慎重态度，包括各部门直到军工系统，涉及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如工资制度、货币商品交换这些东西，带全国性的事情，不经过中央、国务院统一研究，你们万万不能随便改啊！属于规定性的东西，国家正在作调查研究，中央作统一规定，要持慎重态度，特别慎重的态度。不要情况不明决心大，一个地方搞起来可不好哟。
领导班子要贯彻老、中、青三结合这个方针，要把领导班子搞好。我希望下面、在第一线提一批起来。如果要国防工业五年十年有所改变，一条是主席路线、政策落实得好，一条是解决领导班子。一个单位没有那么几个身强力壮、冲天干劲的，怎么能搞得起来？我们各工厂是不是都贯彻了这个方针？回顾一下我们内战时才十几岁，抗战时才二十几岁，解放战争才三十几岁，那时候确实有一股子劲。现在一切要讲条件，过草地那时候有什么条件？每天除了有太阳有空气外，什么条件也没有，有时连空气也很稀薄。吃炒面就很好了，有时吃草、吃皮带。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下面没有身强力壮有冲劲的人怎么行！六十多岁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学习理论抓好，把当前革命、生产搞好；一个是把接班人选好。选一百个有八十个好的也不错，都要那么好也不可能，也不可能都是马列主义者。
现在工厂有些难办的少数人，是不是采取“调虎离山”？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发展嘛！有的工厂干部说他有一帮，你什么主席指示，中央指示，省、市地方指示，他一概放在脑后，这一帮就听他的。平时，形势对他不利，他就去休息，运动一来，他就去搞他一帮。这种人干脆组织读书班，组织他学习，学习马列，你总不会反对吧！老是说服，说服说服，说而不服。八九年了，不讲组织纪律不行。当然主要依靠政治思想教育，但他硬是不听怎么行？拿来改造一下，调到别的地方可能还可以挽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像《打鱼船》是右派言论，那是另一种性质。那种长期不工作，站在一派，在那里搞派性，但又不是敌我问题，只能把他抽出来，办读书班。学习完了，真正转变好了的就回去，不然就调到别的省去。这样才能把工厂形势调动起来。不然，什么也搞不成。老大难，难不在群众，群众还是好的，就是难在这些人。也不多，就那么二三个人，就给你闹。哪里有那样多道理嘛！党委开会讨论事情，对他有利的马上就给你传出去，这个党委能行吗？关于落实政策，搞错的平反，半错的半平反，不落实的要落实。比如说抓“五一六”，搞错了就要平反。但是政策落实了以后又无理取闹，那就不能迁就，要求提干，要求入党，那不行，要坚持原则。最近中央处理这些问题比较严，有的实在不像话，我看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妥当的办法。有的地方、工厂，你不给他卸这个包袱，他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就没办法。国防工业就是一个山西，一个四川比较突出。
第三部分 十二个重点企业的基本经验
过去，十二个重点企业，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一度陷于瘫痪，成为有名的“老大难”。一九七三年，他们参加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找到了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年多来，通过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特别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汇报会议的成果。大足汽车厂、四○六厂、四五一厂、七九九厂、四九七厂、重庆钢铁公司，已成为先进单位。一六一厂、芙蓉矿务局，经过一些曲折，去年四季度也赶上来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多数企业在短短的一年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力量在群众。十二个重点企业的实践证明：北京汇报会议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只要路线对了头，改变“老大难”的面貌并不难。
这次会议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好的厂要总结经验，巩固提高；中间状态的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不好的要找出原因，揭露矛盾，解决问题”的指示，坚持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分析工厂的一切问题；着重总结端正领导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经验教训；对资产阶级派性斗得比较狠，对几个派干部和派头头的问题揭得比较深；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好的工厂总结经验时，认真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差的工厂总结教训时，充分看到自己的积极因素，十分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总结了八个方面的经验。
一、顶冷风，排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十二个重点企业刚回厂时，形势发展较好。当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后，就遇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面对各种冷风和干扰，领导干部能不能识别，敢不敢斗争，就成为在新的形势下，能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使企业继续前进的关键。
大足汽车厂、四○六厂认真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冷风和干扰进行阶级分析，反复在党委“一班人”中统一思想认识，敢于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敢于批判各种错误观点。批林批孔开展后，大足汽车厂有人提出“要层层揭盖子”。党委尖锐地回答：要揭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是可以的。我们工厂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领导班子的问题在中央面前已经解决了。再提出“层层揭盖子”，就是挑起资产阶级派性，重开“内战”，把工厂搞乱。还有人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成是“划框框、定调子”。党委明确指出：是敌人还是同志，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划，这个调子我们一定要定，不然就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阶级阵线，损害革命团结。对那种攻击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是“中庸之道”的论调，他们也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他们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主席的思想，是写进了党章的。在人民内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就是坚持斗争哲学；如果对错误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不敢斗争，那才是中庸之道。由于他们坚定不移，寸步不让，毫不动摇地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使冷风和干扰形不成气候，打不开缺口，工厂的革命和生产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很快改变了“老大难”面貌。
一三二厂没有顶住冷风和干扰，就出现了反复，“老大难”面貌没有彻底改变。是谁反复了？主要是领导人的思想反复了。原临时党委书记马诚斋从北京回厂不久，大耍两面派，搞修正主义。他带头反对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散布一三二厂在北京汇报会议的《总结发言》“过时了”，胡说什么“一三二厂的主要问题是乱得不够，还没有到治的过程，还要大乱”，煽动揪工厂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继续拉山头，搞宗派，搞分裂，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不休。在马诚斋的影响下，正气不能发扬，邪气自由泛滥，批林批孔受到干扰，工厂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群跖”大字报也是一三二厂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去年五至九月，这个厂的工人伍石泉、叶新东等人，自称是一群“柳下跖”，要造工厂临时党委和省、市委的反，连续写了十几篇内容极其错误的大字报。他们攻击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一三二厂《总结发言》“有缺点”、“回避矛盾，含混不清”，攻击工厂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攻击消除派性，搞好团结“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攻击省委负责同志“推行了一条没有梁、陈的梁、陈路线”，攻击省委批准抓犯罪分子章连钦是“复辟倒退势力又一次的猖狂反扑”。一三二厂临时党委对“群跖”大字报不敢批，不敢斗，一度让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工厂的阵地。
七九九厂开始没有顶住冷风和干扰，走了一段弯路，后来硬着头皮顶，正气压到了邪气，形势迅速好转。这个厂有人在去年三、四月份，连续贴出大字报，攻击北京汇报会议“是泪水战术，不讲路线是非”，工厂的《总结发言》是“分裂文件”，扬言要“点起全川的燎原大火”。社会上的“民办广播站”也广播这些错误的大字报，内勾外连，互相呼应。同时，党委的个别同志旧病复发，带头闹资产阶级派性。在严重的干扰面前，工厂党委软弱无力，不敢斗争，结果冷风越刮越大，错误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一度造成思想混乱，出现反复。后来经过领导帮、群众促，党委开门整风；检查领导上对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的右倾动摇思想，主要领导同志“吃了钙片”“扎了钢筋”，腰杆硬起来了，他们斗了“里外通”，把带头搞派性的领导同志调离了工厂。发动群众批判错误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排除了于扰，形势很快好转，下半年打了一个翻身仗，改变了“老大难”面貌。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同志们深刻地认识到，能不能顶冷风、排干扰，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是能不能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在冷风面前，分不清是非，旗帜不鲜明，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在干扰面前，是搞斗争哲学，还是搞折中调和，是检验每个领导者能否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认为，对冷风和干扰这种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斗倒它，它就斗倒你，决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样的问题，在今后斗争中还会遇到。认真总结和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必须有铁的手腕”。
毛主席指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十二个重点企业，特别是国防工厂，敌情十分严重，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发反革命传单，盗窃国家机密和国家财产，破坏机器设备，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与海外敌特挂钩，企图叛国投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要把工厂搞上去，敌人要把工厂搞垮。不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北京汇报会议精神就不能全面贯彻落实。重庆钢铁公司，去年发动群众刮了五次“红色台风”，抓了一小撮犯罪分子，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们在市委的领导下，顶住了重庆“民办十大宣传队”的干扰，打击了少数坏头头的破坏活动，推动了企业形势发展。一三二厂过去领导思想右倾，不抓阶级斗争。工厂形势稍有好转，阶级敌人就出来捣乱破坏，总是“小上小干扰，大上大干扰，不上也干扰。”反革命分子邓安友去年多次投递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连续四次破坏三十五架飞机的零件，罪大恶极。反革命分子吴诤盗窃关键设备上的变压器，严重破坏援外飞机的生产。反革命分子艾明辉，大肆散布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语言同《“五七一”工程纪要》如出一辙。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掩护，艾明辉的问题长期没有揭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今年以来，一三二厂党委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镇压了邓安友，逮捕了吴诤、艾明辉等人，广大职工扬眉吐气，革命热情高涨，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工厂的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面对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有些同志却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习以为常呢？最根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不清楚，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看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看不到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在前面为非作歹，老奸巨滑的老反革命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看不到有的人披着共产党员、干部、工人的外衣，干的却是反革命勾当。因而思想上丧失警惕，行动上软弱无力。因此，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阶级斗争，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实行铁的手腕，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三、对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坚决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
十二个重点企业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资产阶级派性不消灭，“老大难”面貌难改变。各企业的代表回厂后，集中力量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开展“五讲”活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拆掉了林彪垒的分裂墙，填平了资产阶级派性挖的沟，解开了多年结下的疙瘩，出现了团结对敌的新局面。有的工厂后来出现了反复，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和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复发。长城钢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冯毅、邹云照、李之放，一个拉这一帮，一个拉那一帮，一个搞“第三势力”，以此向党要官要权。他们闹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破坏党的干部路线，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把工厂搞乱了，造成了严重恶果。
资产阶级派性，不但有极大的危害性，而且有极大的顽固性，一有机会就要表现出来。一三二厂邝先橙就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言行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经常耍两面派。一九七三年参加汇报会议回厂后，口头上表示要坚决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暗地里又支持“群跖”攻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这次会上，他一面表示要与“群跖”划清界限，背后却三次与“群跖”的头头伍石泉、叶新东通风报信，订攻守同盟。更为严重的是，正当大家批判“群跖”的时候，邝竟将“群跖”大字报的全套底稿转移窝藏起来，企图伺机为“群跖”打官司。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成为工厂不安定、不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闹资产阶级派性不是争“革”与“保”的问题，而是向党要官要权。一三二厂派头头侯振东，在北京汇报会议上痛哭流涕地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回厂不久，又大耍两面派，到处串联，煽风点火，向党争权。他大肆散布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要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唯恐天下不乱；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公开提出要分管政治部，充分暴露了他向党争权的野心。去年，中央领导同志三次带信批评他的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长城钢厂万久儒、龚良甫和对立面的几个人，过去长期打派仗，势不两立，现在却联合起来，向党要官争权。四二○厂的几个人也联合起来，要党委“落实组织成果”。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还认为他们“代表群众”，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他们姑息迁就。越是这样，越助长了这些人的错误，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列宁指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还好。”现在还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和头头，有些身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派员”“帮员”。他们这样闹，实质是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向党争权。个别人甚至胡作非为，连毛主席、党中央的话都不听，把矛头对准党组织，滑到了危险的边缘。有的同志沉痛地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都没有把我们搞垮，但我们内部几个人闹资产阶级派性，却把一个工厂搞垮了，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长城钢厂的主要负责同志讲：今后谁再闹派性，是党员的，按党纪处理；是领导干部的，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处理；是派头头的，按工人阶级中的右派处理。我再不坚持原则，就是与他们同流合污，就是走资派。
大家认为，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对伸手要官要权的坚决不给。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些企业，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干部和工人队伍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人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请客送礼、以物易物、以物易人、干私活、种自留地、搞地下小包工、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大足汽车厂、四○六厂等单位党委，在批林批孔中，敢于发动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破除旧的传统观念，运用大批判专栏、小评论、广播等多种形式，大造革命舆论，表扬那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好人好事，发扬正气，打击歪风。有的同志把用公家木材做的家具退了回来，有的同志带头交出私自做的煤油炉。群众说他们“交的是木柜子，洗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个外地的采购员，到大足汽车厂搞协作，一见面就送好烟，一个同志当面拒绝说：“同志，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用不着资产阶级这一套。你不拿烟，我们也保证把事情办好。”大足汽车厂二车间的职工为兄弟厂协作，拒绝接受送给他们的纸烟。他们说：“搞社会主义协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拿大前门烟作为交换条件，是资本主义的作法，我们不能要。”工厂党委对他们这种好思想、好作风及时给予表扬，并号召全厂职工向他们学习。同时发动群众，对那些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煽动不正之风的黑话进行批判。这样做，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使广大职工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
相反，有的工厂对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批，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好人好事不表扬，好的不香，坏的不臭，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长城钢厂去年炼钢只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四，而搞计划外的“协作”开坯钢材就达二万多吨，他们从中得到了汽车、车床、烟、酒、肉等。还多次将上百吨优质钢材拿去换副食品。一三二厂一个车间支部书记窃取军工用材，利用生产设备，生产麻将牌五十多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工人气愤地说：“这些人拿着人民的钱，把战备、援外任务丢在一边，大干私活。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
大家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坚决打击，特别要着重打击那些幕后教唆犯。对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通过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五、党的政策要认真落实，无理取闹要坚决顶住。
一年多来，多数企业党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纠正“批清”错误中，工作做得比较细，政策落实得比较好，群众比较满意。政策落实得好的企业，能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领导干部勇于承担责任，做过细的思想工作；通过革命大批判，分清路线是非，顾全大局，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凡是这样做了的，就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有利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七九九厂的领导干部，为了给一个被错整的工人落实政策，冒雨步行八十里，两次登门赔礼道歉，承担责任，宣传党的政策，使这位工人深受感动。他的父母也激动地说：“你们走这么远来赔礼道歉，毛主席他老人家太关心我们贫下中农了，我们一定叫娃儿马上回厂生产，报答党的关怀。”
在落实党的政策中，必须同两种错误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一种是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怕平了反否定了自己，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有错不纠，成为落实政策的阻力。另一种是放弃党的原则，对少数人在政策落实以后，还无理取闹的，不作阶级分析，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一围就签字，一攻就给钱，在落实政策中违背党的政策。四二○厂有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巧立名目，借口落实政策，乱发什么“精神创伤费”“营养补助费”，大慷国家之慨，大搞经济主义。落实政策花掉的“救济费”“赔偿费”，一九七二年为二十二人次、六千二百余元，一九七四年剧增到一百一十六人次，二万三千多元，今年一、二月即达三十六人次，二千一百多元。木工车间工人邓方友，在“劳革党”错案假案中被整，七二年已经给他落实了政策。邓原患有空洞性肺结核，工厂党委对他十分关心，让他住院治疗，经常给予补助。但邓在住院期间，经常跑出去乱搞男女关系，致使病情恶化，于去年九月死亡。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趁机煽风点火，围攻领导，殴打干部，硬要工厂按因公死亡处理，不准火化尸体。死尸在医院发臭二十八天，以死人压活人，闹得全厂不得安宁。而厂的领导同志屈服于压力，一让再让，竟不顾广大职工强烈反对，不按市委指示的原则处理；仍参照因公死亡给予抚恤费二千五百多元，比非因公死亡多发一千八百多元。十七车间工人王正元曾被错打成“劳革党”。一九七二年给他平了反，但王一直无理取闹，霸占干部宿舍，四次抢职工的工资，经多次教育仍不悔改。一九七三年被公安机关拘留。去年四月份，工厂极少数派性迷了心窍的人向党组织施加压力，“无罪释放”了王正元。王出来后变本加厉，闹得更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绝食七天威胁组织，至今还纠缠领导。像这种有意捣乱的人就应该严肃处理。这个厂的大量事实说明，如果在落实政策工作中，不坚持政治挂帅，不坚持党的原则，而去大搞“磕头政策”“赎买政策”，必然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没完没了。其结果只能是腐蚀了少数人的思想，助长了歪风邪气，脱离广大职工群众，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给工厂的革命生产造成损失。
还有的人蓄意不让落实政策，无理取闹，甚至借口落实政策，搞反攻倒算。永荣矿务局原一井革委会副主任唐友山就公开叫嚷：“政策不能让他们落实了，落实了就没有理由闹了。”他借口“政策不落实”，煽动一些人无理取闹，行凶打人，打遍了局、矿、井三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唐友山恶毒攻击北京汇报会议是“黑会”，诬蔑永荣矿务局的《总结发言》是一本“复辟账”，质问赴京代表“在北京吃的是哪家人的饭”，辱骂局的各级党组织“上上下下是反党联盟”，叫嚷“要砸宗派主义的班子”，诬蔑省委工作团“是来完成梁、陈没有完成的事业”。这完全是一些右派言论。去年十二月份，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将唐友山撤职，开除党籍，弄到另一个地方劳动，但他拒不认错，还在进行翻案活动。对这种人要加重处理。四二○厂党委委员、总支书记孙清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他耿耿于怀，工作消极。去年底，他自称群众抄了他的家，丢失了“苏联专家送的计算尺”、拉杆式钓鱼杆、猎枪等玩物，借口落实政策，向党委索取“赔偿费”一百元。明目张胆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
大家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上，必须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政策确属没有落实的，要坚决落实，认真做好工作。另一种是对少数人闹事要作阶级分析。坏人闹事，要坚决打击。无理取闹，要坚决顶住。对一些提出不适当或过高要求的人，要耐心说服教育，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律不得迁就。
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企业领导者要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敢于抓革命、促生产，适时地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抓革命、促生产上去。大足汽车厂、四○六厂、四五一厂等单位在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中，批判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生产就是以生产压革命”以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谬论，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战役，生产大幅度上升。四○六厂去年提前四个月二十天完成全年计划，到年底超产百分之六十二。大足汽车厂过去八年只生产了八十二辆汽车，去年一年就生产了九十三辆，超过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六。四五一厂去年经历了“一起、二落、三跃进”的曲折过程，上半年欠了一个月的产，从七月份开始，坚决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领导干部到生产现场和工人同学习、同劳动，生产月月上升，不仅补上了欠产，还提前十七天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产量比原设计能力翻了一番。七九九厂去年前十个月只完成全年任务的一半，在毛主席安定团结方针指引下，领导决心大，群众干劲足，困难再大也要干，条件再差也要上，后两个月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完成了全年任务。
这些企业的共同经验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革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职工认识到，为革命搞好生产，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搞生产，就是坐吃社会主义，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大学马克思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人人抢挑重担，日夜奋战，有的苦战几昼夜不下火线，造成了一种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革命气氛。大足汽车厂铣工胡永林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人家称他是“半条命”。他以坚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豪迈地说：“生命应该用对革命的贡献来计算，如果一天干两天的活，就等于多活了一天。”“为了多出车，出好车，宁愿倒在机床旁，不愿躺在病床上。”他坚持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去年写了两万多字的学习心得、三十多篇批判稿。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他胸中有全局，肩上有压力，两手有劲头，越干越起劲。去年下半年以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加班费，用自己的行动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像胡永林同志这样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先进人物，不仅先进企业有，后进企业也有。一三二厂二○车间五工段工长（现已提为工厂党委副书记）宋正清同志就是一个典型。在工厂多次出现反复时，他总是跟全工段职工一道，坚决顶冷风、排干扰，“一不等、二不看，挺起腰杆顶着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为发展工厂大好形势做出了贡献，发扬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用马列主义武装职工思想，是工厂党委的根本任务。工人群众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会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四○六厂党委今年春节前夕，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积极向职工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支持群众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倡议，破千年旧习，立一代新风。在春节期间，全厂半数以上的职工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少数企业的领导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想用“解决实际问题”来调动积极性，结果助长了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工人群众，生产也没有搞上去。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就生产抓生产，丢纲忘线又欠产；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大发展。”
七、坚持继续革命，努力改造世界观。
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新形势面前，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努力改造世界观，是对每一个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在十二个企业里，绝大多数领导于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领导干部，不读书，不看报，凭老经验办事，靠老资格吃饭，说话老调调，办事老框框，遇到风浪就左右摇摆，碰到干扰就软弱无力，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甚至被坏人牵着鼻子走。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至今还有“怨气、泄气、不服气”，还在纠缠历史旧账，还在那里争输赢、争正确，实质上是争名、争利、争地位。
有的领导干部，怕字当头，右倾畏难，遇事考虑个人得失，不顾党的利益，不坚持党的原则，不敢同阶级敌人斗，不敢同错误路线斗，不敢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不敢同各种困难斗。
有的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怕困难，怕艰苦，怕挑重担，暮气沉沉，干劲不足，小病大养，不做工作，存在着“一混、二溜、三退休”的错误思想。
有的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经不起考验，取得一点成绩，沾沾自喜，把账记在自己的头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骄傲自满。
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总结一年来的斗争实践，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坚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大足汽车厂、四○六厂等一些面貌改变较快的企业，一年来都注意抓了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改造，抓了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做批林批孔整风一篇文章，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少同志把“怨气、泄气、不服气”变为批林批孔的勇气，抓革命促生产的志气，继续革命的朝气。这次会上他们又着重提出要不断反骄破满，继续革命。有些面貌改变不大不快的企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领导干部着重狠斗了自己的右倾思想，决心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八、工厂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
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洁。但是，只要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然会继续下去。老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清除了，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出来篡夺工厂的领导权。而我们有的工厂的领导人却对这样严重的问题认识不足，甚至拱手把社会主义阵地让了出去。四二○厂《打鱼船》反动小报的头头于策勋、黄运煊采取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办小报等手段，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散布了大量的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反革命谣言；破坏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攻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反对党的领导，叫嚣要“争夺批林批孔领导权”，要换无产阶级人间为资产阶级人间。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打鱼船》的猖狂进攻面前，工厂的领导干部麻木不仁，束手无策，任其泛滥达八个月之久。于策勋、黄运煊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不敢反击；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于策勋冲进会场，一边散发《打鱼船》，一边大骂：“你们开的是共产党的会，还是国民党的会！？”他们不敢吭声。于策勋提出要建立各级“监督小组”监督党委和支部的反党谬论，有人却认为它是“新生事物”。有的同志向党委揭发了于策勋散布分裂党中央的政治谣言，他们不敢追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二○厂赴京代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打鱼船》是大毒草的指示。当晚，厂党委五位书记找于策勋谈话，于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当场训斥他们，这几位书记也听之任之。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黄少华，对《打鱼船》更是支持纵容。在政治上，黄少华与于策勋同流合污，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上海军工现场会议精神提供给于，成了《打鱼船》反动小报的“通讯员”。在思想上，与于和平共处，要于为他提供“小道消息”。在经济上，对于策勋关怀备至，以各种名义，批给于九百五十元。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指出：四二○厂花了九百五十元买了一条《打鱼船》来骂共产党。就是批评黄少华。四二○厂的广大职工对《打鱼船》是非常愤慨的，是有抵制和斗争的。他们对厂党委这样软弱无力，对黄少华被《打鱼船》牵着鼻子走，是十分不满的。职工同志气愤地说：于策勋简直成了党委的“指导员”“线主任（管路线）”“太上皇”，党委不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让《打鱼船》专了政。
这次会议，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四二○厂被《打鱼船》专了政，一三二厂被搞修正主义的马诚斋掌了权，长城钢厂被三个搞宗派主义的领导干部所把持的严重教训，认识到，当前在我们的企业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然的话，企业的领导权还有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危险。因此，我们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的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
大家通过总结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在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坚持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工厂面貌就发生变化；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面前动摇、退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工厂就出现反复。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理解，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先进的企业表示要反骄破满，继续前进，把红旗插牢；还处于后进状态的企业表示要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尽快摘掉落后帽子。大家决心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巩固和发展企业的大好形势，保证不再发生反复。
第四部分 认真传达贯彻好这次汇报座谈会议精神
省委对传达贯彻这次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精神非常重视，四月五日我们向省委作了汇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中央再次帮助我们解决十二个重点企业的问题，是对我们的极大关怀和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十二个重点企业的指示，也是对我省八千万军民的亲切关怀。因此，传达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是深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条指示的重大措施之一。对待中央的指示和汇报座谈会议精神，是坚决贯彻、全面落实，还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是对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问题，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省委要求十二个重点企业和全省各条战线，特别是工交、军工战线上的各企事业单位，都要像大足汽车厂和四○六厂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那样，坚定不移，寸步不让，毫不动摇，坚决顶住各种冷风，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各种阻力，把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精神扎扎实实地贯彻下去，把更多的企业变成先进企业，使“老大难”单位很快地发生变化，进一步发展我省的大好形势。
一、大造革命声势，大造革命舆论，广泛深入地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汇报座谈会议精神，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省委决定先在成都、重庆两市，分别召开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工人群众参加的二十万人大会。同时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县团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并派出两个汇报组，到各地向广大职工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介绍几个重点企业的经验，以推动各地区工矿企业的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
二、不断发展和扩大十二个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的成果。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十二个重点企业回去以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反复了。十二个重点企业要做贯彻这次汇报座谈会议精神的模范，采取各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高潮，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绩。参加汇报座谈会的代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口径一致，言行一致，不当两面派，切实做到在北京怎么说的，回来就怎么做，努力宣传和贯彻汇报座谈会精神，在革命和生产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要坚持以点带面、以老带新的办法，发展和扩大汇报座谈会的成果。各重点企业都要像重钢那样，在贯彻汇报座谈会议中，抽出一定的力量，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带动附近的工矿企业坚定地走北京汇报会议的路子，真正做到相互学习，共同前进。
为了帮助十二个重点企业传达贯彻好这次会议的精神，省委和成都、重庆市委及有关地委，都要派出得力的干部下去蹲点，特别是对一三二厂、四二○厂、长钢和永荣矿务局，要下最大的决心尽快把它们促上去。
三、我们要学习和运用这次北京汇报座谈会的经验，在适当时候召开参加过成都、重庆、自贡三个片会的二十八个企业的汇报座谈会。以肯定成绩，交流经验，揭露矛盾，解决问题，继续前进。成都、重庆、自贡、绵阳、内江、宜宾市（地）委要认真抓这些企业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好经验。省工交组和国防工办要具体组织筹备好这次会议。
四、继续在全省各条战线推广北京汇报会议的经验。实践证明，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是解决企业“老大难”问题的好经验、好办法，不仅适用于十二个重点企业，也适用各行各业。因此，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认真学习和推广，坚持“走北京路”，“讲北京话”，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加强革命团结，发展大好形势。
第一、要端正各级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方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继续开展“五个大讲”，不断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第二、要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和围剿资产阶级派性。目前，在不少地区和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在少数单位中，甚至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工厂的革命、生产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这种局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很快扭转”。因此，必须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和围剿资产阶级派性。对于至今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就要执行纪律。有严重罪行的人，要依法惩处。如发现有人继续搞串连、搞派性要坚决调走，决不迁就姑息。各级党委要敢于处理这些事，这就是贯彻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
第三、切实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现在，有少数企业领导班子不能担负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责任，有的已经成了不搞团结的散班子、不敢斗争的软班子、不干工作的懒班子。对于这种状况，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不能再等了，对个别的一些人，搞准了，就要撤职。各级党委对企业的领导班子，要进行一次全面地考察了解，然后有计划地一个一个地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
五、高举“鞍钢宪法”的红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我们希望全省工交战线各单位，特别是十二个重点企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职工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深入批林批孔，大搞群众运动，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打几个大仗，打几个硬仗，把汇报座谈会议精神贯彻好，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做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胜利召开，努力完成和超过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为实现省委提出的奋战三年、拿下两个一百亿的目标，为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做出新的贡献。
同志们，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在贯彻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是尖锐激烈的，会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会遇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会遇到各种冷风和阻力。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决不畏惧，决不害怕，决不妥协，决不退让。我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坚决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顶住各种冷风，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各种阻力，把北京汇报座谈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底，发展我省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以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为把我省建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大后方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四川省委办事组印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
（印7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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