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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六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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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12月30日第263期
本期目录
〖陈伯达研究专辑〗
书海泛舟
秦 晖 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陈伯达年谱》序1）
徐友渔 一言难尽陈伯达（《陈伯达年谱》序2）
唐少杰 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陈伯达年谱》序3）
余汝信 陈伯达年谱（1966年1～8月节选）
余汝信 《陈伯达年谱》1966年1-8月部分编纂琐记
余汝信 《陈伯达年谱》跋
余汝信 《陈伯达年谱》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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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昨天》编者按：余汝信编《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1904～1989）》，已在2024年12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
（《陈伯达年谱》序1）
秦 晖
继《康生年谱》之后，余汝信先生又写出了一部厚重的专著《陈伯达年谱》， 我很佩服他的高产。当然还不光是高产，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价值。
与那个时代许多激进青年一样，陈伯达基本上是以自学成才的，他在集美师范差半年没毕业，在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都只短暂就读，除了参加中共后受党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外，基本没有完整学历。参加革命后早期他也只是写些诗文和革命政论。但从1933年起到进入延安之初，他却在革命活动之余连续写出了《论谭嗣同》《老子哲学》《墨子哲学》《孔子哲学》等学术著述，这些早期文章和文名并非靠政治权力获取，体现了他确有相当天赋。
三年留苏使他有了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但他却并非“国际派”，既与王明等人合不来，也未受“国际”赏识，他回国后写的上述“左派国学”文字显然也不属于国际派的“洋八股”。应该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到延安后很快被毛泽东看中， 先是就《孔子哲学》出现了一段领袖与文人奇特的文字交往，随后就被毛泽东收入麾下，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即所谓“大秘” 。
陈伯达抨击“党国”专制
在历任“大秘”中，陈伯达不仅任职最久，应该说也是毛泽东历来所有助手中最有理论和学术能力的一人。毛泽东不仅用他为自己起草文稿，做秘书的本 职工作，还让他直接参与政事，尤其是让他以个人署名发表许多重磅作品，诸如 《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这些作品虽然是“为党立言”，著述都经过高层讨论，但毕竟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与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康生六十年代主持写的“反修”系列长文都以领袖和党的名义发表不一样，这直接使他获得了中共头号理论家的名声。而这些著述的重要性与影响也比后来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个人署名的“党文” 分量要大得多。
陈伯达的作品直接与国民党进行“思想战”“理论战”，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四大家族》两文，今天读起来都令人拍案叫绝。
1943年，随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大举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可以看到胜利曙光。而共产国际同年宣告解散，也使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国内对手产生错觉。这时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以蒋中正的名义发表，实际上宣布了国民党的战后治国纲领。它极力渲染近代以来列强侵华的国耻，打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中国特殊国情和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明确拒绝“外来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战后要以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以及呼之欲出的一个领袖（蒋本人）实行威权治国的主张。
《中国之命运》宣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治，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这是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仅思想错误，甚至都不是“中国人”了，几乎等于说他们就是“汉奸”。应该说这实在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它在最需要与国际国内盟友团结协力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公然与以自由主义立国的英美和以共产主义立国的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至少是划清界限，虽然并非直接在国家利益上冲突，但是引起两者不快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国内，这种主张不仅激怒了共产党和主张自由民主的知识界，甚至得罪了原本类似新权威主义、希望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渐进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国家主义”者闻一多等人。
而且，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解散前制定的“人民民主国家”理论和中共的“民 主革命”说法，都在坚持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同时，根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阶 段论并不主张在新生国家立即搞社会主义，而是（无论真心与否）承认自由民主 与资本主义经济在当前阶段的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时向“自由主义” 和“共产主义”开炮，客观上反“自由主义”的色彩更浓于反“共产主义”。而陈伯达当时代表共产党反驳《中国之命运》的文字，则看起来与其说是为共产主义辩护，毋宁说为自由民主辩护的色彩更浓厚。
例如：《中国之命运》宣称：“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按：蒋介石说的 “中国式民主”其实就是旧式传统政治）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而陈伯达则抨击道：这番话“就是说，不但不要新民主主义， 并且也不要旧民主主义， 而对于民众更不许其自由，则这不是法西斯主义与旧专制主义的混合——新专制主义是什么？”
《中国之命运》以大量篇幅极力夸张近代之前帝制下“中华民族”不同于他 人的“固有之美徳”，不仅是“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的世界唯一典范，而且是经济政治伦理文化样样领先的“黄金世界”，尤其是中国“固有”的伦理：“上下， 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伯达嘲讽说：“海禁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猗欤休哉：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
在《中国之命运》看来，传统中国这个“极乐世界”“黄金世界”本来尽善尽美，怪只怪近代列强入侵造成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来国势的陵夷， 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而陈伯达强烈驳斥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他认为，恰恰是中国长期的帝制，“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尤其是“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才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到近代陷入被列强欺凌的窘境，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恰恰是专制的恶果，怎么能说是“造因”呢？
显然，当时代表中共发言的陈伯达，对国民党宣传的“五千年优秀文明”， 持有非常类似今天被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立场。
陈伯达接着引了孙中山的的两段话：“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 致。”“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由此他大力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 建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论证了战后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而且正是“西方先进思想”所指的那种民主，绝不是蒋介石所讲的“中国式民主”。
《中国之命运》还提出“统一的中华民族”论，它以所谓炎黄子孙、华夏血 脉为依据，声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蒙藏回苗彝等族都是 “同一血统的小宗支”，而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也证明统一的中华民族拥有“婚姻的系属”。该书还提出，这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只能由国民党代表。
而陈伯达斥责这种“民族血统论”是“法西斯主义糟粕”。他驳斥道：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 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 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 小宗支”吗？当然不是！至于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更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吐蕃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难道王昭君出塞就 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就使得藏族变成了 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 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为驳斥“一个中华民族”论，陈伯达很强调“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革命胜利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他尤其指责国民党、蒋介石以“代表中华民族”自居，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扣上“汉奸”帽子的劣习，说这些独裁者都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而在陈伯达看来，真正的民族代表，只能从民主政治中产生。
事实上，世纪之交有人把中共当时的自由民主言论搜集编成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却很快被中共宣传部门查禁。陈伯达这本《评〈中国之命运〉》若在今天再版，恐怕也难免同样命运。而蒋介石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呢？却与今天的“主旋律”宣传不仅思想类同，连行文也近似，不仅通篇批判西方侵略中国，把一切弊病皆归咎于此，而且尤其谴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近年来中共把世界各地的民主变革均骂成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曾有人嘲讽说这“颜色”是否包括“红色”？而今天重读蒋氏所言，他不就是“西方煽动红色革命”说的首创者吗？以致有人调侃说，如今在大陆只要把《中国之命运》书中的党、主义、领袖这几个名词一改，不仅可以出版，而且立即可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
陈伯达痛骂“官僚资本”
《评〈中国之命运〉》讲的是政治方面。陈伯达这个时期的另一本着作《中国四大家族》则是主要从经济方面抨击国民党。与书名给人的印象不同，该书的叙述重点其实并不是蒋、宋、孔、陈的家族兴衰，而是痛骂所谓的“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或“官僚资本主义”，在1949年后的教科书中作为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的“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而臭名昭著。但有趣的是，原本并非经济名词的“帝国主义”（经济上指当时苏联以外的外资企业）、“封建主义”（经济上指地主制）二词，其经济上的所指相当清楚。而本来就是经济概念的“官僚资本”，其真正的经济含义反倒模糊不清。（文革中陈伯达被打倒后，藏书者按当时流行做法将其著作封面上名字打叉，有的还会写上“供批判用”）
很多人都以为所谓官僚资本应该就是指“官僚”个人或其家庭拥有的私人资 本。1980年代末，一位服务于权贵却“思想解放”得惊人的作者曾主张，中国如要搞市场经济，“官僚资本”应该成为“第一级火箭”。此公不满当时“反官倒” 之呼声并响应“新权威”之说，鼓吹以官僚之权威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作为中国经济转轨的第一步。对此笔者曾著文反驳，把这种主张斥为“掌勺者私 占大饭锅”。 而有人又反驳笔者，称国有资本变成“官僚资本”虽然有亏公正，却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必要，有其进步意义。 可见，那时把“官僚资本”理解为官僚私人资本，乃至视其为国有资本的权贵私有化变革，是普遍的认识。
但是读读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就知道，那时中共抨击的“官僚资本”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资本，根本与作为经济变革的私有化（无论权贵私有化 还是民主私有化）无关。恰恰相反，所谓“官僚资本”的扩张，其实就是国民党 搞的国有化或“国进民退”。
《中国四大家族》开篇就定义“本书写作目的，是在于根据一切无可争辩的 事实，揭穿……四大家族如何窃盗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为他们的私产，如何以‘国 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 注意：这里明明讲的是独裁者“窃国”专权，并非指贪污犯窃产为私；“官僚资本”是直接以国家、政府名义掠夺人民，并非指市场经济中（哪怕拥有特权的）私人牟利行为。
按此逻辑，该书把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有金融系统“四行两局”（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战时国有经济如资源委员会、兵工总署等下属所有企业，国民政府管理下以美援为主的所有外援资金乃至一切国有国营企事业，都算作“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因为按陈伯达所说，“那‘国家’是全中国人民所没有份的‘国家’，而只是蒋介石 独裁朝廷的‘国家’”，因此国有资本就可以视为独裁者的私人产业，其积累“尽 管是人民的膏血，但却不是任何人民或其代表得去过问或查账的。”
显然，这里的基本逻辑就是以政治上的非民主、独裁统治关系推论经济上的 所有制关系：既然国家不是民主的，人民无法对国有经济“过问或查账”，那就不能算全民或公共资产。既然独裁者是“窃国大盗”（陈伯达另一名作《窃国大盗袁世凯》也是影射蒋介石的），那国有资本也就成为独裁者私有的“官僚资本”了。
问题在于：按这种“以政治体制推经济产权”的逻辑，1949年以后的国有资本又该怎么说呢？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民主体制吗？人民可以对国有经济“过问或查账”吗？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魁独裁，1949年以后不是仍然如此，甚至更甚吗？改革时期姜洪认为国有资本应该变成“官僚资本”，王家英认为从改革角度看“官僚资本”有“原始积累”之功，但按陈伯达当初论证 “官僚资本”的原意，官僚资本与改革有何相干——国有资本一直不就是“官僚资本”的同义词吗？或许美国这样的民主法治国家，国有资产（美国人很少泛言“国有”，而是分为联邦所有、州所有、市所有等）与“官僚”私产可以判然有别界限分明，克林顿总统卸任时从白宫（国有的“官邸”）带走几件家具（他说是自购的）就引起媒体反复追问，我们的朝廷哪里会有这种事？其实就是西方民主化以前的朝廷也一样，“太阳王”的凡尔赛宫，那时谁说得清楚是国有还是王家私有？
当然，古代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库与皇家“内帑”还是有点区别的。现代专制国家也不是独裁者都能随意支取国库满足私欲。改革时期思想解放 后，人们对陈伯达关于“四大家族”化公为私的贪腐描述多有批判。不仅说蒋家 陈家为政清廉私产不多，宋孔二家从政前就富有也非以权谋私，而且指出民国时 期的国有资产总量就算全部被贪污为私产，也远远不及陈伯达夸张的“至少200亿美元”（1940年代价值）之数——这一硬伤实在太过离谱。
同时就国共两党之别而论，虽说都是“领袖”当家的“党国”，但党国不分的程度，共产党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远超国民党，从国民党失势后的“党产” 追索情况看，其执政时期国产和“党产”还是有相当的区别，党官僚随意支配国 产的能力，国民党也无法与中共相比……等等。再加上陈伯达早已失势，其“为 官与为学”被全面否定 ，《中国四大家族》也被贬得一钱不值。
但是今天平心而论，如果就经济上“国进民退”的危害而论，那么陈伯达这 本书的揭露可以说时间既早，又非常到位，在这两点上都不亚于任何“自由主义 经济学家”，甚至对今天的经济改革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不是吗？通读《中国四大家族》就知道，它对国民党最严厉的斥责还不是所 谓四大家族的贪腐，而是“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民族工业”的摧残。“官 僚资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资本已如前述，那么“民族资本”“民族工业”又指什么？当然不是指国民政府的国有工业（按陈说，它恰恰是“民族工业”之敌），甚至也不是指当时弱小得不值一提的中共自办的红色工业，看看《中国四大家族》的文本便知：其所谓的“民族工业”，就是指当时的民间私人企业，如著名的刘鸿生、荣宗敬、范旭东、卢作孚等的事业。
这真是一对奇葩的提法！一个号称“共产”、以消灭私有制为纲领的党，不仅把当时的国有资本骂为万恶的“官僚资本”，而且把私人资本戴上了“民族资 本”“民族工业”的桂冠——那是民族工业化的希望所在，堪称百善之首啊。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恐怕也没有这么褒扬私有制（捧为“民族”的希望）、抨击国有制（斥为“官僚”的恶行）的。
我甚至都很好奇当时这些说法是怎么译成外文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国有 的东西通常就被前缀以“民族的”（National），他们再怎么主张私有，也不会把联邦企业（美国这种企业不多，但并非没有，有之也很重要，比如 NASA，比如大古力、胡佛坝等大型水电站）骂成“官僚的”；而私有的就是 Private，怎么能加上“民族的（National）”头衔？多年前我曾在早稻田大学讲，按当时中共的词汇，贵校这个私立大学应该叫做 National Waseda University（早稻田“民族的大学”，就像私营企业被叫做“民族企业”），而国立东京大学则应该译成 Bureaucratic Tokyo University（东京“官僚大学”，国有资本就是“官僚资本”嘛）才对—— 这种翻译谁懂啊？
但不管怎么翻译，也不管陈伯达关于蒋宋孔陈贪腐的说法（学界有人指出， 他这些说法很多都源于侵华日军“心战”机构“登部队”搞的谣言）是否属实， 如果要发展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恃强凌弱打压民营私有经济，总是严重的大弊。 尤其是与专制政治紧密结合的“国进民退”更是如此。如果在民主体制下，为平 衡市场竞争的一些缺陷（如可能的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不足之类），国有事业在民主监督公共问责下还能够发挥正面功能——至少按左派的看法是如此。那么在专制政治操控下，完全按统治者意志运作的官营经济强势打压民营经济，任意扩张垄断权益，消灭竞争活力，那肯定不是好事，不要说自由主义者，即便是左派， 也不会同意——马克思对普鲁士、列宁对沙俄“国有化”的抨击可以为证。更不 用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操控经济会产生腐败了。
而民国时期难道没有这些弊病？当然有。尤其在南京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下的“军政”“训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民主的，加上战时国家经济统制的扩张，“国进民退”是明显的趋势。特别是战后的沦陷区“接收”，不仅理所当然地 没收了日本人的“敌产”，沦陷区民营公司也遭到灭顶之灾。这些公司在战时沦陷区要生存，就难免与日资或有日资背景的公司有生意往来，国民党不能保境御敌于前，却苛责陷敌民众于后，这些公司被称为“逆产”而遭国家抄没。就算“四 大家族贪腐”被严重夸张，这种“劫收”也是大失民心、败坏吏治而有害经济的。
据统计，1936到1947/48年经过种种折腾，中国工业资本中外资占比从57.23%下降到11.21%，民营资本从20.50%变为24.66%；而国有资本却从 22.27%飙升到64.13%，超过外资与民营而一举执工业之牛耳。 正如政治上的“党国”专政不是从中共开始，经济上的“国有化”“资本主义（民营企业）”被打压，乃至“帝国主义（外资）夹着尾巴逃跑了”，国民党也是“居功甚伟”。
而陈伯达代表当时的中共，对这种“国进民退”大加抨击，把“党国”的国有经济骂成欺压人民的“三座大山”之一，给私营经济戴上“民族工业”的桂冠。他所讲的贪腐可能严重夸张，但他指出的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强势排挤，如产权上的强行介入（类似中共后来的“公私合营”，当然程度远不如，以下类比亦然）、金融上的四行专营（中共后来恰恰也是四行）、外贸上的严格管制（类似中共后来的外贸垄断制）、内贸上的专卖垄断（中共后来的统购统销）、对农民的“田赋征实收归中央”（中共后来的粮食征购和剪刀差政策）等等，也都确实存在。中共后来固然是大大强化了其酷烈的程度，但“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是国民党。《中国四大家族》作为学术作品可能严重失真有违规范，但作为争取民心的政治文献，却不能不说是极大成功，而且确实打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甚至今天重读此书，都很令人感慨。我曾经指出：如果说1949年作为万恶之源的“官僚资本”在国共之间易手后，翻了个牌子就变成百善之首的“社会主 义国有经济”，“国进民退”也从1949年前“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邪恶行为，一翻而变为“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伟大壮举。那么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改革要干什么？不就是要从“国家”的打压下解放私有（民营）企业，即所谓“国退民进”吗？而这不就是陈伯达早在1946年就大声疾呼的：要让“民族工业”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吗？今天改革派经济学家挖空心思的“思想解放”，不就是反对“国进民退”，主张“国退民进”吗？《中国四大家族》通篇讲的不就是这个？而其慷慨激昂的激进姿态，今天的改革派经济学恐怕都望尘莫及吧。
从陈伯达看国共斗争：意识形态，还是逐鹿问鼎？
近年来的“民国粉”现象是对过去几十年官方“民国黑”的反弹，是后者的 “镜像”，也是那个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楚汉相争”留下的后遗症。今天平心而论，国共两党虽然争天下打得你死我活，但其理念和实践的区别并没有过去渲染的那么大。尤其是如果把这两党和他们之外的“中间势力”“第三方”来相比，就会发现这两党其实很相似。而两党与“第三方”的区别才是真叫大。
确实，如果不考虑同盟会和宋教仁时期的旧国民党，仅就1924年“一大” 以后的中国国民党而论，它与共产党当时都是“以俄为师”、受到苏联和第三国际强烈影响的“革命党”，以晚清关于“政党”与“会党”差异性的讨论语境看，他们都不太像“政党”。而他们在政治上的“你死我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恰恰 是因为他们的相似，就像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或者古时参与“问鼎”“逐鹿”的“群雄”一样。正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大志”，反而闹得绝对不能兼容。
当然进而论之，国共之别比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别还是要大些。不过那也就 是国民党的“苏化”程度比共产党差了不少而已。但比那时的“民主党派”，国民党还是要苏化得多。不仅孙中山当年曾“以俄为师”，后来的蒋经国更曾是苏共党员，娶俄族女共青团员为妻，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回国后虽然为维护“蒋家王朝”而坚决反共，施政行事却仍有浓厚的苏俄风格。反观所谓的“民主党派”，不是罗隆基这类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梁漱溟这种传统儒家“最后的士大夫”，哪里有那么多的苏俄渊源？
不说人事渊源，就说思想政见吧，据说中共革命就是为的土改“反封建”，乃至抗战前的国共内战在中共史书中就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当然共产党的暴力土改主张确实也比国民党激进，但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难道是算是“保守”？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台湾的“和平土改”，国民党的土改主张激进程度在当时的中国也就仅次于共产党吧。反观那时的“中间势力”“第三方”， 除了一些人在临近中共掌权时为了附和共产党说了些土改话语，在他们能够自主 的时候哪个对土地问题有过比国民党激进的主张？恰恰相反，后来成为“民主党 派”的这些人主要的两个构成，一是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经济观点多强调 保护产权；二是儒家色彩的士大夫，他们更留恋传统的乡绅治理。前者如康奈尔 大学农经博士董时进，连国民党的“和平土改”都坚决反对，是那时中国最旗帜 鲜明维护乡村既有地权的人。后者如梁漱溟，曾谴责国民党不尊重乡绅和传统社 会关系，而是一味倡导农民权利，导致乡村内斗，国民党被他斥为“抄袭西洋余 唾……并非领导乡民爱惜团结，而是领导乡民打架捣乱。”他们在土地问题上难 道不是比国民党保守得多吗？其实如果就土地思想而言，他们与中共才是当时的 对立两极，国民党反倒是“中间势力”，谁能说不是？
但当时人们并不把国民党，而是把董时进、梁漱溟这些人称为“中间势力”。这其实并不来自“主义”或思想史的逻辑，而是仅指争夺“天下”的“楚汉之争” 中他们是旁观者——当然并不全是“旁观”。有趣的是，无论董时进还是梁漱溟，都并不因为自己的土地-乡村主张离“土地革命”最远最对立而在政治上反共，反倒曾长期亲共反蒋。他们都是“民盟”的早期骨干。董时进在中共建国前夕应 召到北京（当时还是北平）参加了“新政协”，在会上“反土改”惹恼毛泽东而出走香港，至此才与中共反目（但也未投奔台湾）。梁漱溟则一直与中共合作到 1949年后被中共抛弃。他们当初亲共当然不是认同中共的土地主张，而是认同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把中共看做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希望——读读那本收集了中共当时“反对一党专政，主张美式民主”之主张的《历史的先声》，再看看蒋介石那本与今天“主旋律”差不多的、拒斥“西方民主”、强调中国传统、宣传“一党、一主义、一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亲共反蒋了。
而国民党其实也是派系林立的大杂烩（这也是其“苏化”不够之处，当然比 起更加五花八门的“中间势力”，国民党还算是有点苏式“党纪”的），各派对土 地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些“土改激进派”主张是与中共较近的。这些人 认为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要与中共竞赛，后来并将国共斗争中本党的失败归咎于 土改成就不如中共——由于中共也是这样解释，“代表农民的共产党靠土改打败代表地主的国民党”之说就显得十分可信。但是换一种思路看，两党这种类似的解释不恰恰反映了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差异其实并不那么大吗？
而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内这些“土改激进派”并不因为其土地主张距中共 较近而“亲共”，恰恰相反，像陈立夫、萧铮这些“土改激进派”都同时是反共极端派，国民党内最早建立反共特务系统、主张不择手段灭共的就是这些党国“一 党专政”的铁杆捍卫者。
为什么土地问题主张最近似中共的陈立夫、萧铮那么极端反共，而土地主张 与中共最相反的董时进、梁漱溟却相当亲共？中国人当时到底因为什么分成了两 大阵营？他们究竟在争的什么？辛亥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问题上 的对立吗？人们是按“农民支持的土改派”和“地主支持的反土改派”形成分野 的吗？
说得通俗点吧，国民党是个“半共产党”。如果你不参与问鼎逐鹿，而只就思想立场论，无论从哪一边把两者作黑白之分都是无法成立的。假如你反对共产 党那一套，那你对国民党那种“半共产党”式的行为就没有理由评价很高。反过 来假如你认同共产党那一套，国民党那种“半共产党”式的做法你也没有理由太 否定。当年他们你死我活是为了争夺“江山”，如今你既无此志向，还要非黑即白干啥？
当年他们为争夺江山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针对对方弊病的“革命”之论倒是有不少精彩之处——如果不考虑“双重标准”的话。尤其是陈伯达作为中共方面的理论家，明显比国民党方面的“文胆”如陈布雷、陶希圣等出彩；他后来的崇高地位，也不是浪得虚名。只是后来中共掌了权，他就把话反过来说了。
而今天我们又要“改革”了，看看《评〈中国之命运〉》如何反对一党专政、 主张自由民主，《中国四大家族》如何痛骂“国进民退”，主张市场经济，谁能不 拍案叫绝呢？
毛泽东思想旗手、中央文革主帅如何变作阶下囚
当然那几篇文章也不会是纯“自由主义”作品，《评〈中国之命运〉》还是中 共历史上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献。尽管那时它还是高唱自由民主、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民族工业”的。而1949年后，陈伯达自然就完全反过来说话了：国进民退不再是“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而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自由民权不再是中国的希望，而是（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所言）有害于中国的西方毒素、“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据说文革初期那篇《人民日报》著名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就出自陈伯达之手）。一党专政，你来干就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我来干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帽子一度又被扣在了“四人帮”（陈伯达虽然早就被清洗，仍被视为这“反党集团”要角）头上，而且在思想解放的最高潮（如“四千人大会”）中差点就被扣在了毛泽东头上——如果不是邓小平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加以阻挡的话。
事实上，从1949年后直到“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前，他在各个历史阶段为毛泽东本人、为毛泽东思想立言立功，是从不含糊的。这本《年谱》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陈伯达不仅参与文 革动员令“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还发挥《通知》精神，主持炮制了著名的《人 民日报》5 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五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凌驾于政治局之上，陈伯达也就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领袖。
但仅仅数年之后，他就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拿下，成为阶下囚。由于他得势时主要搞意识形态，倒台后当局就要把他打成意识形态 上的异端。当时的材料曾说他鼓吹“黑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但这些帽子大多空洞无物，除了“称天才”被认为有“唯心论”之罪，“九大”前后附和林彪关于抓经济的主张，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以外。而后两条罪名其实没什么文本依据，只是宫廷中的议论；前一条罪名在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潮中本是流行语，几乎人人讲过，陈伯达既非首创，毛泽东此前也没有反对，明显是“欲加之罪”。
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被打倒？这其实是文革中一大谜团。
如果说刘少奇、林彪等都各有一班人，薄一波的“财经帮”、周扬的中宣部等都各管一摊事，乌兰夫、李井泉等各有一块领地，这些都可以成为主上猜忌的 理由，而由毛泽东“大秘”起家的陈伯达，这些似乎都没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 的挂名组长，他本来应该与“四人帮”同列文革文人新贵集团，但正是这个集团 把他清洗出局。也是这个集团在毛泽东安排下把他定为“林陈黄吴叶李邱”一党， 但他与这些四野系军人毫无人事渊源，只是由于江青的排挤，使陈与他们的关系 显得比其他文人新贵稍好一点而已。
陈伯达长期在“大内”行走，1949年前没有管过任何根据地“山头”，1949年后除了跟随主上视察外，也很少单独过问地方上的工作。最大的例外就是文革中的1967-1969年间几次去河北、山西、内蒙等地，解决所谓“华北问题”（主要是处理38军与北京军区的矛盾及相关地方派斗）。但就这一次与“诸侯”的联系竟使主上雷霆大怒，不仅自己倒霉，还连累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华北要员。甚至后来“否定文革”时，李雪峰等都得到了平反，却把“冀东大冤案”责任也全算在了陈伯达的头上，成为他具体害人的最大案例。
而现在看来，他这次“钦差”完全是奉命而行，“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 并无越轨之处。他对问题的处置也完全体现了1967年秋冬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的转变：从七二〇事件时最后一次支持造反派，到拿下王关戚、宣布文革目标不再是“党内赫鲁晓夫”，而是1949年后残留的“国民党”，并且主要在激进造反派中抓“国民党”。陈伯达到河北正是根据这一旨意，偏向李雪峰、郑维山等军政大员支持的相对“保守”派，压制38军支持的激进派。而激进派支持的唐山干部杨远等人就被他根据另一派之言随口说成了“国民党”（此即“冀东冤案”的由来）。这与同一时期各地支持造反的干部如刘格平、王效禹、伍晋南等先后垮台并无不同，只是“大内”来人近水楼台，领会圣意最先，也下手得最早而已。
后人猜测说：“陈伯达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的华北之行虽是中央的分工 决定，任务只是解决省市革命委员会协调地区工业生产方面一些问题，并没有叫 他插手驻军派性武斗或表态支持某一派问题（所谓冀东血案即其一）。这直接触发了毛泽东的不安和疑忌，决定就在庐山这次会上把他‘拿下来’”。 这个说法笔者难以苟同。
首先，以陈伯达升任“第四号”党国领导以来第一次出“钦差”，任务却只是“协调地区工业生产方面一些问题”，未免太过奇怪。其次，陈伯达在“大内”一向谨小慎微奉主唯谨，第一次出“钦差”就大胆越权，不惜犯“内臣勾连诸侯”的秦制大忌，也有违情理。最后，一般君臣有隙可以隐忍不发，但“内臣勾连藩镇”这种大忌一旦犯下，通常都会立触君怒。就毛泽东而言，一个对比就是莫须有的“二月兵变”，毛的反应多快！而“华北事件”在1967年末发生，毛泽东将近三年一直不动声色，直到1970年才发作，也令人难以置信。
笔者倾向于相信：当时让陈伯达处理华北问题是很好理解的。华北卧榻之 侧、保定畿辅重地，“两军”（北京军区与38军）在此长期对峙，甚至各扶一派大动干戈，令主上不安，“伟大战略部署”调整后，让“大秘”首先去那里落实，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不是吗？这正体现了陈伯达当时深得圣宠。至于宠衰之后毛泽东翻云覆雨不认账，那有什么奇怪，他不是一向如此吗？
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拿下他长期宠信的这位大秘？主流的看法是陈 伯达背叛了文革文人新贵集团而投靠林彪军人集团，毛整陈是为了整林彪。从大 局看，此说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具体就“庐山事件”而言，毛当时明显是“打陈 保林”的。尽管在江青与林彪之间，毛泽东更信任江青，在江林矛盾时毛要压一 压林彪，但江林矛盾当时并没有严重到你死我活，毛泽东也还没有决定清除“林 彪集团”。只是在陈伯达倒台后林彪负气不检讨，毛也步步相逼，终于决心“易 储”，才导致毛林走向决裂和“林陈集团”的说法形成。所以，说毛泽东在庐山就是为了整林彪才拿陈伯达开刀，也不合理。其实就是因为它不太合理，才有了陈伯达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华北事件”犯了“内臣勾连诸侯”之忌的说法。
但笔者认为此说也不合理，已如前述。那么，陈伯达到底因为什么而垮台？
其实，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复杂。小人之腹，未必要以君子之心度之。毛泽东清洗陈伯达，并非因为他是意识形态异端，也不是因为陈真敢“内臣勾连诸侯”，甚至从根本上也不是因为他与林彪的关系。其实，与其说陈伯达投靠林彪搞“集团”，不如说首先是江青把“老夫子”赶出了“集团”，毛泽东不是为了粉碎“林陈集团”，而是为了满足江青或“江张集团”，才拿下陈伯达的。
笔者认为，陈伯达的问题其实很类似罗瑞卿。现在谁会相信有什么“彭罗陆 杨反党集团”？毛泽东清洗罗瑞卿，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深荷圣眷的林彪。罗 瑞卿对毛忠心耿耿，陈伯达其实也差不多。他们根本也谈不上与毛有什么真正的 思想分歧（领会圣意不够容或有之，那是连江张都难免的）。但是主上用人，如驱鹰犬，为了主上的宏韬伟略，牺牲个把鹰犬何足道哉。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 毛泽东为了笼络林彪就牺牲了罗。而江青与陈伯达的嫌隙何止矛盾而已，毛江关 系又比毛林关系更亲近，毛泽东为了满足江青而牺牲陈伯达，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呢？
史实表明：陈伯达接近林彪，其实为时甚短。但是陈伯达与江青不和，几乎从中央文革成立就开始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挂名组长，但实际当家的是张口闭口“代表主席”的江青，甚至与江青走得最近的张春桥也比陈有实权。而江青以颐指气使出名，不懂得尊重人，尤其看不起“老夫子”，陈伯达虽贵为“第四号”，对江青而言不过是夫君家奴。江对陈无礼，高层人所共知。据王力回忆：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傀儡）。1967年起，陈就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王力）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王力并称关锋告诉他：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就是针对陈伯达，因为陈在前一天刚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这种情况下陈伯达向林彪靠近，有何可怪？据说陈伯达与林彪都主张九大以 后要抓经济。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思想认同”，仅从人际关系讲，他与林彪的关系相对好于江青，不也合乎逻辑吗？
有趣的是，林彪与罗瑞卿本来同出“双红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渊源很深，但宫廷政治就是那么无情，一旦权力攸关，就会反目成仇。而陈伯达与江青同处中央文革，关系也匪浅，但同样以反目成仇告终。而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心寒。这一文一武，陈组长和罗总长，真是前后脚的难兄难弟呀。至于罗早就平反而陈伯达至今负罪，其实也就是事关“站队”，与思想有何关系，实在难说。
意识形态与宫廷政治
这就是《陈伯达年谱》、陈伯达的一生给人们的教训：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 真有那么多的关系吗？
陈伯达早年与国民党论战，讲的那些话，精彩堪比《历史的先声》，激进超过今天的“海外民运”言论。如果他们真信那种“意识形态”，通过“革命”使私营经济（“民族工业”）战胜了国有经济（“官僚资本”）、自由民权战胜了“专制主义”，那中国早就跟美国一样了，还用得着搞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至今还摸着石头过不去河？
如果你说，中共实际并不真信陈伯达当时说的那一套，他们真信的意识形态 恰恰是崇尚“官僚资本”（国有经济）废除“民族工业”（私有企业）、拒绝“违反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的自由民主而坚持党国专政，那么当时国共的意识形态差别究竟在哪里？只是激进程度不同吗？就算如此，假如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都严格按各自意识形态行事，共产党和“半共产党”何至于打成血海深仇，而真正相信自由主义的“第三方”反倒被视为“中间派”并当起了吃瓜群众？
如果陈伯达真的相信他1943-1946年间说的那些话，何以1949年后马上宣 传起相反的一套，而且比他当年驳斥的主张走得更远、更加酷烈得多？
陈伯达和他所服侍的毛泽东真的是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搞文革的吗？文革的悲剧只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行，只是“乌托邦”？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破裂又为什么？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比陈伯达更乌托邦，而陈伯达的思想更为现实？现实就是可以实现的，乌托邦则是不可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可实现的陈伯达斗不过不可实现的毛泽东？毛泽东与陈伯达究竟有什么不能兼容的意识形态差别？
推而广之，毛泽东与罗瑞卿、毛泽东与刘少奇、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乃至希 特勒与罗姆、斯洛塞尔……等等，他们的你死我活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差别吗？
不久前在为《康生年谱》写的序中笔者写道：关于“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 有两个相反的极端误解，就是对民主政治、公开政治中的问题，时下流行用阴谋 论来解释；而对于深宫政治、“黑箱”政治中的问题，却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来解释。《康生年谱》有助于打破这种误解。实际上，读《陈伯达年谱》也给人以这样的感想。
当今学界盛行一种专业知识人的“深刻性”思维，对于专制体制下的宫廷政 治和“楚汉相争”，总要去追索其深奥的“理想”根源，你说是争权夺利，他就笑你肤浅。然而对盛行公开辩论和左右分歧的民主政治，又流行莫名其妙的阴谋论解读，从两百年前的“共济会阴谋”到今天的“军火商阴谋”。其实不要说被公开议论了上百年的“谋”怎么还能“阴”下去，而如此伟大善良的理想为何却要在到处是“机密”的黑箱中运作，也不要说无数的具体史实在驳斥这些无稽之谈。我们就从两个最极端的假设来开始推论吧：
我们姑且假定：专制者最初就是一脑袋虔诚信仰只想普度众生而毫无利己之 心，而民主政治的操作者原来个个心怀鬼胎只想阴谋获利而绝无公益之心——这 当然是逻辑上的极端假定。但问题是，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数人头”，是说服政治。而专制政治的本质是“砍人头”，是不择手段。这两种政治的实践不消数天， 两种“初心”就都会反转。
不是吗？无论你“最初的”目标多么美好（能否实现，其实并不重要，“乌托邦”和“空想”本身并不是罪恶），只要你认为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为了能够不择手段，你就需要绝对的权力，谋取和保持这种权力又需要不择手段，那么这种封闭的“怪圈”就会成为你最终的目标，而使五花八门的“最初目标”变得毫无意义。各种“目标”或“理想”不同的、从“极左”到“极右”的暴政，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秦始皇到波尔布特，其实表现都大同小异，就是这个逻辑。
而相反，无论你“最初”如何心怀鬼胎缺乏公益之心，只要你没有绝对权力，可选手段就是“数人头”，那么你谋求“鬼胎”也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同意。“鬼胎”不能公开，当然就不能用来说服人，能说服人的只有“思想”，而且是公开竞争的各种“思想”，竞争胜出后你还必须实行这些思想，否则还会被其他竞争者取代。这就是另一种“怪圈”，进入这种怪圈后各种“最初的鬼胎”也会失去意义，而思想史（不仅是个人思想，而且是“社会思想史”）便具有了解释价值。这样说并不是把民主浪漫化。民众可能糊涂，民主可能犯错，民主政治下 民众被某种邪恶思想操控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思想操控毕竟不同于直接权力操 控，前者确实需要思想史解释，而后者，就像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无可反抗地走向 毒气室，这能够用犹太人有“奴性思想”来解释吗？
我因此主张在文革史研究中“‘手段’比‘目的’更重要” 。深入了解陈伯达、康生和那些大人物们的一生，也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为此我非常感谢《年谱》作者和一切认真的研究者。
秦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历任北京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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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言难尽陈伯达
（《陈伯达年谱》序2）
徐友渔
余汝信先生在出版了《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并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力作《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作者以相同的功力和可信度，再次为读者刻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的扭曲一生。陈伯达和康生有好些相同之处：两人都以在中共党内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高著称，两人都在相同的年份登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两人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毛泽东的党内外斗争事业，两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攀升到权位的最高点，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被自己终身效力的中国共产党永久除名。
陈伯达和康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有所不同：康生阴鸷内敛、大奸似忠，词锋犀利句句见血；陈伯达则怯懦柔弱、书生气重，笔力雄健而笨口拙舌。如果说康生是既可怕又可恨，那么陈伯达则是既可笑又可怜。纵览陈伯达的一生，分析他升降沉浮的过程和原因，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可笑与荒唐的理解。陈伯达开口闭口都自称为“小小老百姓”，对于一个曾经位列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的人来说，这是颇为不寻常的。但是，在读完了这部《年谱》之后，我们对于陈伯达身上表现出来的“小”确实会有深刻的印象，会增加我们对于使人变得渺小的权力政治的警惕。（图为陈伯达成为中央第四号人物后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留影）
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说得一无是处，批得臭不可闻，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他却因为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而赢得广大学生和民众的衷心爱戴和热烈赞扬。
1966 年夏季，北京的首批红卫兵——他们由出身于高级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构成——提出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非红色家庭背景的学生实行殴打、侮辱和虐待，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和社会。面对赤裸裸的施暴和蹂躏，人们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正确”是阶级斗争理论。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站出来，有力地批驳和制止猖獗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一回事；那些鼓吹血统论的人，是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陈伯达的讲话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解放，他们本来只是希望得到“按照政策” 的对待，这个政策就是所谓的“阶级路线”，即是说，他们应该是团结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而在陈伯达看来，现代血统论不过是古代社会陈腐教义的翻版而已。
这使人们彻底弄清了是非，恢复了自尊和自信。
陈伯达还亲自出面对遭到压制的所谓“黑五类”学生施以援手，这件事发生在他作出上述讲话的前后。天津有13个中学生串连到北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当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时，对他们大打出手，并勒令他们滚回去。这些学生抱头痛哭，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天津。陈伯达通过内部通讯得知了这个情况后，深感痛心和不安，担心他们在返家的路上再遭不测。他要秘书找到通讯记者，两人一道沿着去天津的道路追寻那些学生，在找到他们之后，陈伯达联系了公安部长，要他派出警察护送这些学生平安回到天津。
陈伯达虽然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奉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为圭臬，但在思想深处，还是为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留有一定的余地。在日本军队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他和其他几位同道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他在另一篇题为“论自由”的文章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在失去自由的地方，文明就要遇到不可避免的灾难；否认自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否认文明的存在。
不过，追求和认识真理是一回事，坚持真理又是另一回事。陈伯达在真理和强权发生冲突时，选择的是放弃真理，屈服于权力。1958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各地的地方干部投其所好，炮制了各种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田”，其结果是发生大饥荒。在1959年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请求纠正左倾路线。陈伯达是了解实情的，在会议的前半段，他常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等聚在一起，议论形势。但在毛泽东发起反击，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之后，陈伯达摇身一变，为 打倒和清算彭德怀等人效犬马之力。
毛泽东先是敲打陈伯达，他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陈伯达等人的名，然后叫他撰写声讨彭德怀的檄文。陈伯达欣然受命，写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深入地、尖锐地、上纲上线地批判彭德怀，其中说：“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这篇文章很有杀伤力，影响巨大，还被当作范文选进中学语文课本。
如果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依靠他的急转弯和写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宽宥，那么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和彻底抛弃。他这一次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如果要细究他到底错在哪里，直接和初浅的回答是，他作了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投机；而深层次的思考则表明，他所身陷的政治争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滑稽透顶的闹剧。
随着文革的进程，中共最高层中有两股力量在进行明争暗斗，其一是毛泽东的嫡系江青、张春桥等，其二是林彪及其手下的几员大将。林彪是靠吹捧毛上位的，他们鼓吹毛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当毛觉察到林并非对他百依百顺之后，为了表示他的不满，陆续发话，表示不接受那些已经写入党的文件中的颂圣之辞。于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表现为坚持还是否认世界上存在天才，以及，毛主席是否是天才。林彪的大将处处捍卫天才论，而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则尖锐指出，大谈天才其实是讽刺。
在庐山会议的第一天，林彪抢先发言，大谈毛是天才。这时的陈伯达已经走得与林彪集团很近，他把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奉献于新的政治靠山，而这正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军头们所缺少和需要的。陈伯达叫秘书编选了一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送给将军们，供他们在与张春桥等文人争论时使用。他还在会议上发言，说否认天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的表态得到了林彪的赞赏，这使他好不得意。一时间，将军们趾高气扬，而张春桥则坐立不安、惊惶万分。
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在震怒之下发动了凌厉的反击，他暂时不去触动林彪，而对陈伯达火力全开。他痛斥陈伯达称：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过了几天，毛又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把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说成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如此严厉的指控，哪是陈伯达经受得住的？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本应是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对他翻脸？原来，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是个飞扬跋扈、很难伺候的女人， 陈、江经常在文革小组内部吵架，江青往往会向毛告状，使得毛逐渐疏远陈伯达。陈作为一个在党内高层单打独斗的文人，敏感到了毛的冷落，他一定要有实力人物作靠山才行，渐渐地向权力急速膨胀的林彪集团靠拢，枪杆子与笔杆子互相需要，于是走到了一起。陈伯达的动向逃不过毛泽东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他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
对于毛泽东来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1970年庐山会议后，对陈伯达的指控不断升级加码，最后，陈被说成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罪名，都加在了陈伯达的头上。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遭灭顶之灾，原因可以说是毛泽东天威难测，对陈无情无义。也可以说是林彪集团对毛的意图拿捏不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但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原因在于陈伯达的权力欲，在于他为了保住他的权力和地位而在最有权势的人物之间下注和投机。一个人，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斗场，就不能保证自己永不失手，身败名裂。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党员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以防止200多个中央委员上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闹出政治笑话。毛的意思是，当陈伯达拿出他组织编写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那200多个中央委员就被吓唬住了，被陈牵住鼻子乖乖地朝他所指引的方向走，这简直是一个政治大笑话。
但是，至今还没有人指出过，当那200多个中央委员听了毛泽东对陈伯达嬉笑怒骂的发言之后又立即转向，也是一个政治笑话，甚至是更大的政治笑话。
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陈伯达主张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要当国家主席”被说成是“反党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纲领”。当人们恢复了常识和理性之后，一定会对下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主张人类有天才，主张一个共和国应当有国家主席，怎么就会是反党和反革命呢？这算是哪门子的“反党政治纲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荒谬的，不但荒谬，而且荒谬得匪夷所思。我们只有直面这种荒谬性，认识到它对我们的智力和人格构成了嘲弄和侮辱，才算是真正从文革这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如果把过去发生的荒唐事淡化为“探索过程中难免的错误”，那实际上就是在掩饰错误，拒绝教训，那就不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也许，再次闹出笑话的不仅是200多个中央委员，还可能是其他高级别代表或有头有脸的人士。
陈伯达已经离世多年，他实在是一个矛盾的、多面的、悲剧性的人物。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在运动中助纣为虐的一面，从而断定他是可憎的；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并不老奸巨猾和凶残，因而认为他不是恶人和罪人，其实是可怜的。不论怎么说，他是可悲的。他的渺小存在于他的人格，体现于他的气质，来源于他投身于其中的、可怕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源于他所熟稔的意识形态。
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年和结束50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
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徐友渔，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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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陈伯达年谱》序3）
唐少杰
余汝信先生编撰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即将付梓，这距他编撰的《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23 年 4 月）出版、发行仅一年许。我要调侃具有这种出书速度和勤奋效率的余汝信先生真乃“相对大龄的绝对高产作家”也！余汝信先生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史上而且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历史中两位风云人物的各自年谱，这不能不说是近些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追述和研究中共历史人物领域的显著成果。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陈伯达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通过具体而切实地记录和展示谱主的生平事迹，开拓了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一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年谱》，基本涵盖了谱主八十五年的人生轨迹，编撰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收集并整理迄今为止已出版或公开的关于谱主的众多资料或 史料，完成了时至今日关于谱主生平事迹的最为具体、详细和真实的记述。
整个《年谱》，通读下来，我个人认为它具有如下的长处：
其一，《年谱》非常出色的是它以三分之二多的篇幅记述谱主1949年至1970年的事迹，因为这一时期是谱主一生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时期。由此而来，《年 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重点突出，线索鲜明，不仅把握了谱主的生平主线，展现 了谱主生活主要年代的重点所在，而且凸显了历史意义上的谱主之所以成为陈伯 达本人并且有可能形成“陈伯达现象”的由来和旨归。因此，在我看来，《年谱》 的一大特色是它的“聚焦”特性，亦即它把谱主的一生十分有机而又相当连贯地 展示出来，呈现出史学综合性与史观高度性的统一，从而确立了《年谱》编撰的 必要前提。
这种“聚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整体上“力透”谱主的一生，另一是局部上“渗透”谱主的细节。从这种“聚焦”中，既能使读者在具体的史实中反思某 种贯穿谱主生平的“主脉”，又能给读者在详实的史料中感悟那些谱主轶事的“枝 节”。一方面，《年谱》所揭示谱主的重要经历中集中地映现出20世纪中国某种特殊文人的特殊取向和特殊实践，尤其有可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始于这一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人、中共文人和文革文人这三种文人的“递进”关系和异同之处。这种“聚焦”还更多地表现在后面所要探讨的“陈伯达现象”等问题。另一方面，细读《年谱》，可以比较透彻而又强烈地感受到谱主曾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秘书角色的秉性、一度成为党的“文胆”功能的志向、长期充任中共意识形态“大笔杆子”的品位和充当文革文人最大代表的风尚。
其二，《年谱》实际上建立起某种看似无形而胜似有形地审视和考察谱主诸 多问题的“平台”。这种“平台”已不局限于单一问题或某一方面，而是推动我们有可能从其所记述的谱主史实及史料中形成一种透析谱主所有重要问题，进而“素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相对完整的谱主形象。这种“平台”明确具备了历史地“再现”或评说“陈伯达现象”的切实基础。
《年谱》作为上述“平台”，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了谱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立足于这种“平台”，在书面的字里行间上或在构想的多重时空中，俯视谱主“跌宕人生”所坠入的政治深渊，纵览谱主生命的巅峰时刻或高光时段，领略谱主自我矛盾终其一生的“气数”，感悟谱主身不由己的艰难时运，睥睨谱主作为特定文人而常有的形秽猥琐，甚至还多少同情贯穿谱主大半生的迂腐、辛酸、尴尬和懦弱。《年谱》实际上具有了可呼之欲出并跃然纸上的谱主形象，经过努力，更有可能带来某种力透纸背并令读者浮想联翩去加以反思的“陈伯达现 象”。
例如，在这种“平台”上，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谱主在文革时期与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特别是谱主与该小组的江青等人的关系。其实，谱主自一开始就几乎无力胜任该小组组长一职，因为文革大局的张力以及该小组自身的本性，致使该小组的所有成员无一人全身而退，他们不是在文革期间一败涂地，身陷囹圄，就是在文革结束之际或稍后身败名裂，难逃审判。他们一些人当时根本瞧不起谱主。还有，江青常对谱主的傲慢和专横很有可能促使谱主后来多少“游离”毛泽东文革的主线。谱主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关系表明了“陈伯达现象”的裂解和破碎。
不言而喻，从“大历史观”来看，这种“平台”还汇集了谱主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关联，凝聚了谱主与中共一段长达三十年历史的联系，集合了谱主与毛泽东三十余年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是，蕴含了谱主与中共从“马上革命党”到“马下执政党”征程的互动。
其三，《年谱》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它近似一部谱主传记，或者可以当作谱主传记来阅读。尽管按照历史学科的要求来看，年谱还不是也不等于传记，但是在我看来，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年谱和传记往往各有意味、意境，甚至各有千秋。一部质量上乘的年谱很有可能具有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记所没有的特色，如史料的丰富、史实的多样和史事的入微。《年谱》的这一出色之处主要表现在我们读后把谱主与其他方面或问题加以比较，这就大有可能拓展对于谱主形象的认知， 深化关于“陈伯达现象”的理解。
例如，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等其他文革文人进行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的态度有所不同，毛多次当着众人的 面指责过陈，而从未当众批评过姚。毛泽东逐渐对姚文元的重视和重用是从1965年下半年间接授意后者所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7年1月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再到1968年8月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三篇姚记文章对于文革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实属独到。它们不是出自陈伯达笔下或由他主持撰写。特别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拒用陈伯达的稿本而采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本，说明了毛泽东主导文革决不只限于利用陈伯达一人的文革文笔。当然，历史地来看，张春桥、姚文元各自的文章及其分量远不如陈伯达。张的文章仅有两篇有些“出彩”，一是1958年受到毛泽东青睐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二是1975年按毛泽东旨意写下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的文章大多囿于文艺评论。与陈伯达的文墨生涯及文笔功夫相比，那些诸如文革“二流”文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更是难以企及。
其四，基于《年谱》这个“平台”，不难发现，它给我们开出了进一步探讨谱主这个人物与由此而来的谱主现象之间关系的前景，甚至有可能提供了展示这种人物与现象之关系的某种“视窗”。
这种关系主要在于：人物作为独特的个体，它所对应的是包括人物衍生出来的现象在内的众多现象。这种“一”和“多”的关系确切表明人物的问题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原点的、生成的、演变的；同时，现象的问题源于而又超出人物的问题，成为衍射的、开放的、动态的。也可以说，人物是共时性的现象，现象是历时性的人物。通过《年谱》，给我们带来的促动是如何根据上述关系梳理和透视人物与现象各自绝不限于自身的界域。在我看来，如果人物是一种“实际”，那么与人物相关的现象就是某种“真际”。在这里，尽管实际从时间上先于或在发生学意义上成为真际的前提，但是真际不会限于实际或滞于实际。就是说，尽管真际源于或来自于实际，但是真际高于并且重于实际。与实际常常表现为经验事实相比，真际更多、更主要地接近或达到对实际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换和统一。
因而，谱主作为《年谱》的中心人物，围绕着他而来的现象不仅颇多，甚至独特。这些现象既有与谱主个人相关的社会历史现象、政治文化现象、革命党派现象，也有维系谱主大半生的中共政党现象以及中共思想理论现象和中共文人现象，还有谱主个人与中共最高领袖关系的现象。得益于《年谱》的启发，从谱主个人政治崛起到政治衰败的过程，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一是 以1949年为标界，中共前“二十八年”（1921—1949）与后“十七年”（1949—1966）之间的根本张力是什么？二是以1966年至1976年为脉络，中共从革命文化到自我革命文化的过程的总体质变是什么？三是以1970年和1971年谱主和林彪先后倒台为基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全盘转折是什么？
其五，虽然《年谱》本身没有提出下面的问题，但是它的编撰线索和记述思路有可能使我们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为把握这个问题作出一点尝试。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
在此，价值指以主体（活动者）为中心或为标志，用来表示客体（活动对象） 对于主体的意义、功能和属性 ；事实指事物的本真存在状态。在历史学领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大致上指历史的活动者与其参与或作用的历史对象、历史过程和历史结果的关系。《年谱》严格按照真正历史学规范的原则和要求，对于谱主所有方面的记述或呈现，一方面，在价值上坚持中立或中性，在事实上依据史实和史料，切实作到了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另一方面，价值以事实为基础，事实以价值为指向，有力地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化，即价值凝聚事实，事实渗透价值，进而，价值可望成为事实化的价值原则，事实趋向价值化的事实立场。这里，价值与事实各自都不是单面的、唯一的，因主体的多样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多重而异。
例如，从《年谱》中可感受到谱主所有问题中最为深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谱主 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的遭遇和结局。若干当事者、见证者以及稍后的追述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基于各自的价值原则和事实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回忆、评说，而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能以独断或唯一来自居，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视阈来“补缀”关于上述问题相对完整的“画幅”。所以，关于这一问题基本上有肯定、否定、中立三种不同的价值原则，而对于这一问题持有的事实立场则比价值原则显得格外多样、多元。由于价值的必然“涉入”，事实本身已不是纯粹的或自在的事实，而是具有不同类型的事实。仅举谱主被废黜这一事实，就可从它本身所包含的事情、事件、事由、事理、事务、事态、事变、事故、事例、往事等不同层面来述说，在其之中具有何等的价值凸显。
另外，应该指出，《年谱》主要存在如下的不足：
一方面，《年谱》中有两个关键的史实没有提及，因而也就没有加以考证。
其一，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1970年9月6日）上是否讲过“没有想到陈伯达有这么高的威信”。根据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 在我迄今接触到的有关毛泽东这次庐山会议讲话的诸多史料中，唯有吴法宪的回忆录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讲法。如果这一条史实确凿的话，那么这就表明当时陈伯达给毛泽东造成的忧虑甚至所谓“险情”达到了何种地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废黜陈伯达的决心。
其二，陈伯达1980年11月接受公开审判之前竟然不知道“林彪事件”的情况。据陈伯达回忆：“十大的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 对此，叶永烈的说法却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据陈伯达回忆，过了好几月，他才知道林彪死了……” 我认为，叶永烈的说法似不准确，而陈伯达本人的口述回忆则相对可信。据《年谱》记载，陈伯达于1970年10月18日被羁押，但还没有入狱。随着次年“九一三事件”发生，陈伯达很快被押进秦城监狱，即使他当时高喊出那句间接向毛泽东求救的话 ，他都不知道他此时入狱的确切原因。可以肯定，在1980年11月之前，陈伯达不知道林彪已死，因此带来的问题是为何在此之前约九年多的时间里陈伯达不知道“林彪事件”的大致情况呢？这就有待于更多、更细的史实揭示及史料披露了。
另一方面，《年谱》的某种不足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受制于某些史料没有公开或解密的局限。一是类似于《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也存在如下的问题，即来自苏联方面和共产国际档案有关他们各自当年在苏联工作或学习时的资料记载，几乎没有涉及。这还有待于日后的发掘或整理。二是1973年至1977年陈伯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及表现，因为有关具体资料没有开放，关于他在这四年的具体经历记述在《年谱》中只能一笔略过。当然，这不是《年谱》本身的遗憾，而是《年谱》目前难以逾越的无奈。
瑕不掩瑜。《年谱》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审视和反思“陈伯达现象”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可能，为揭示和探讨基于这种现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又超越这些 问题的更广、更深的中共历史问题（特别是文革历史问题），扩展了独特的视阈和必要的维度。
二
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一生特别是他自加入中共之后到被政治废黜，可谓中共历史人物的某种典型个案，也是文革历史绝无仅有的人生个案。陈伯达的生平事业“造就”了绝不限于其本人的“陈伯达现象”。
首先，什么是“陈伯达现象”？在我看来，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是指中共1930年代末至1970年8月之前的思想演变现象与理论衍生现象，亦即中共在这三十多年的思想宣传、舆论鼓动和理论建构的综合性现象。显然，“陈伯达现象”的重心是在中共这三十多年的思想理论领域里，特别是中共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的著述脉络和传播轨迹上。毋庸置疑，大致上从1940年前后到1970年夏季，中共的几乎所有重大或重要的文件、文章等都与陈伯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关联，他不仅撰写了在中共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或者指导性功能的诸多著作，而且起草或主持修订了在中共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影响或者标识性作用的特定文献。
陈伯达1940年代写成并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关于十年内战》《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地租概论》《中国四大家族》等著作，既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确定了中共全党意志统一的必备思想前提，也为毛泽东战胜蒋介石而巩固了中共麾下亿万民众的广泛舆情基础。这些著作不但在中共政治思想理论史上具有共时性的指向和历时性的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20世纪政论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整个1940年代，在中共同国民党的理论交战和思想斗争之中，陈伯达一领风骚直至一骑绝尘。毋庸讳言，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共理论攻势和思想论战，比起国民党当时的理论守势和思想对冲，迅猛得很，强大得多。当年国民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就没有像样的文人墨客能与陈伯达交手迎战。陈伯达的上述著作，适时而又有力地策应了这一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军事斗争，特别是直接配合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开展的反攻和决战。这大概是陈伯达第一次以“笔杆子”去“增援”“枪杆子”的努力，这一次是颇为成功的。
中共延安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与中共同一时期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共成熟、独立、壮大的鼎足之势，并且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中共从1942年的延安走进1949年的北京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陈伯达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建设并作出了绝不应小觑的工作。实际上，从陈伯达所写的上述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这种思想理论建设水平和成果，直接体现出了那时的中共思想理论确实“胜出”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所有其他政党及政治组织的思想理论。例如，中共此时大力倡导的民主理论和法治思想，就是明证。总之，如果说中共及毛泽东在1940年代以延安为基地旨在全力突破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真正打造自己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么陈伯达则为中共及毛泽东的“一个主义”的确立和传播作出了独特的努力。
于此之际，陈伯达还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作出了重要的辅助。在延安时期成熟并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思想与这一时期毛泽东相对比较密集的著述，都与陈伯达有着一定的关联。 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逐渐成为毛泽东旗下的主要“笔杆子”。在1949年前后（特别是自那之后），陈伯达与毛泽东在一系列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和修改、授意和定稿之间的互动成为那时中共中央高层中的思想“薪火”和精神“传续”的一项所在。毛泽东晚年在人们封他为“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的称号中颇为青睐“导师”（Teacher）并以“导师”自居。无疑，这种“导师”地位的形成和职责的实现则真正始于延安时期。确实，陈伯达为毛泽东这种“导师”的角色和形象的确立或塑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新中国建立之后，陈伯达不只是大力参与中共党国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还全力负责毛泽东著作的修订、编辑和出版，这一工作比起他在延安时期更为系统，也更为显著。譬如，余汝信先生告知我，陈伯达直接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修订、编辑，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康生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编辑主要负责人）。这里，在毛泽东那些具有历史文本价值的文稿“原本”与“改写本”（或“出版本”）之间的关系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哪些是陈伯达初步的整理、修改？哪些是毛泽东最后的修订、确定？基于历史研究及文本考证的必要，我们希望看到后人们对于上述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切实比较。又如，自1949年至1970年8月之前，陈伯达或执笔或起草或参加讨论（定稿）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文献以及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的诸多重要社论、中共中央内部文件等等。这些文献及文章、文件都直切地映现着中共这二十余年走过并通向文革的曲折征程，也深刻地聚合了新中国同一时期历经的复杂阶段，还集中地折射出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多变取向。
概言之，由于陈伯达当时居于中共独占鳌头的“理论家”和毛泽东旗下名列前茅的“笔杆子”，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可以称为1930年代末至1970年8月之前中共的文牍现象以及毛泽东的文案现象。
其次，什么是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它特指1966年至1970年8月之前的中共文牍现象，也指文革前半期的毛泽东文案现象。这种狭义的“陈伯达现象” 是整个“陈伯达现象”中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部分，甚至成为直接导致整个“陈伯达现象”自身解构和自身异化的主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预示着文革全盘危机的来临。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源于上述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但又是这一广义现象的宿命所在。
对于陈伯达在文革伊始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曾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周恩来1967年1月21日在一次对军队干部的讲话中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年谱》第332页）演绎周恩来的这一说法并且被史实所证明的是林彪和陈伯达分别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枪杆子”代表和“笔杆子”代表。显而易见，只有这“两杆子”的相向交织和共向运作，文革大潮才得以涌动，从而掀起排山倒海的狂澜。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陈伯达担任了文革最初数年最高权力层的“领班”。由于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领导或主持了这一既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机构也是毛泽东旗下文革“军机处”的日常工作。他在文革初期的责任和使命既非同小可，又不同一般。陈伯达“领衔”的这一角色有点接近过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也多少类似文革初期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
二是陈伯达充任文革前半期的“舆论总管”。他全权负责文革初期中共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宣传、报刊、广播部门等具体工作，为文革思想在中共全党的推广和为文革理论在中国大陆全社会的普及，更重要的是为毛泽东文革一系列的方针、战略、政策和决定等等的贯彻，切实起到了舆论先行和舆论保障的作用。
三是陈伯达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最大推行者之一，并且成为难以替代的文革的鼓动者、造势者和“布道者”。纵观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主持撰写和发表的诸多具有指导性作用和纲领性意义的报刊社论、他在诸如中央工作会议、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以及其他有关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直接传达着毛泽东的文革旨意、部署和决策，直接实施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革大局的指挥、引导和调整，而所有这些，无不对文革的发动、铺垫、推广和深入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和影响。
四是陈伯达位居中共中央层面由少数人组成的文革“首长”之列。文革开始不久，陈伯达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各自的分工和职责，不仅明确，而且具体。他对于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新中国全民全社会的思想大革命（或“精神大革命”）所付出的投入或努力，很明显地不同于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在文革初期，陈伯达在文革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或“出镜频率”可能仅次于周恩来。
五是陈伯达可谓毛泽东文革事业的一大“急先锋”。毫无疑问，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拥有的全部权位和权势来自于毛泽东。他在那时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仰仗毛泽东并且直接源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所进行的诸多工作和所完成的诸多任务，促使他成为把毛泽东本人的文革加以从意图生成为理论、从鼓动演进到实行的“马前卒”。甚至可以说，狭义的“陈伯达现象”依赖于毛泽东文革的思想锻造和实践锤打。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即它的自我分裂、自我蜕变和自我消解。由于文革固有的矛盾和张力也好，出于文革高层文人相轻也罢（陈伯达同张春桥、姚文元的倾轧，特别是他与江青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因为多少持有一些自我主见也然（如陈伯达提倡大力发展中国电子工业并以此为中心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被斥责为“电子中心论”），最主要的是他在文革进行数年后因个人的权力或权益受到抑制而或多或少地与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有了分歧，尤其是他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不被毛泽东所看好而遭致废弃，促使他有可能逐步疏远或被排斥在毛泽东的亲信或心腹之外。陈伯达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响应林彪的那个讲话，企求加大对张春桥的打击力度，编纂了那份鼓吹“天才论”的语录并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的讲话，这就直接或间接使毛泽东感觉到文革的最大“枪杆子”与头号“笔杆子”很有可能携手联袂从而形成夹击之虞，因为林、陈二人向毛的亲信张春桥发难则意味着动摇毛泽东的文革大局甚至文革根基。毛泽东当时很难而且也无法向林彪反击，而只能拿陈伯达开刀，敲山震虎，但这却带来了次年9月林彪向毛泽东决绝分手的先声，因为林彪的最终出走和死亡与陈伯达的倒台密不可分。这次庐山会议标志着文革总体危机的起点，也是文革历史裂变的开端。如果说“林彪事件”意味着文革全局败亡的濒临，那么废黜陈伯达则是文革彻底衰落的一个引子。这次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枪杆子”与“笔杆子”难成气势的联手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不难看出，这次庐山会议是整个“陈伯达现象”的最大危机，也是这一现象的最终破产。在一定程度上，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的结局还映现着中共文革文牍现象的部分塌陷，象征着毛泽东文革文案现象的局部破落。
再则，“陈伯达现象”的主要特色还在于陈伯达的思想理论“底色”。陈本人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实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亲炙，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接受的就是“苏联模式”的教化。这一点对于陈伯达的影响是终生的。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既没有什么创新的贡献，也没有杰出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学业功力，更谈不上具有卓越的理论成果，他至多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关于革命的学说运用于中国近代、现代政治的阐释以及对中国古代某些思想的解说等等方面，特别是应用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建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上。
然而，仅从陈伯达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和业迹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苏俄马克思主义”）既有渊源关系又有取向差异。若要延伸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评价俄国革命意味着评价一切革命” ，那么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也意味着评价一切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来自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不是直接来自欧洲或德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时间成为政治上高度俄国化亦即列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在学术、学理上从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特定结合，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由于中国当时的羸弱和被外国列强所欺侮、所蹂躏，重在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互动，用马克思主义来救国救民；后者由于同欧洲发达地区的临近，力求使落后的俄罗斯追赶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力求俄国“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衔接或转化。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相似性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苏俄马克思主义那里明确了自己的初衷和方向。后来的史实不言而喻：一方面，苏俄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教条特性、独断倾向直至后来的僵化趋势深深地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二者的相似点远远大于它们的不同点，但是这种不同点有可能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苏俄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传统“个性”和民族“特色”。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由1940年代毛泽东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到1966年6月促使这种浸淫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造反有理”成为文革兴起的大纛，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由中共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转向了整治中共党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这就致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质的嬗变。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50周年由陈伯达等主持撰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社论之中。文革的“继续革命论”经由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的整理，首次得以明确显现，他们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亦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他们在1967年11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称：“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六条要点的内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当日，毛泽东就对此文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种“继续革命论”成为整个文革意识形态三大支柱性的理论之一，其他两个是“阶级斗争论”和“全面专政论”。除了张春桥后来对“全面专政论”有着专文阐述，陈伯达本人对上述另两个理论的阐释和应用出力颇多。
可以断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论”转向“继续革命论”，陈伯达是完成这一转向的一大“操盘手”。但是，“继续革命论”能否成为马克思本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呢？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继续革命论”表面上是与由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来的“不断革命论”有关，但是，实质上，它把“阶级斗争论”直接移植到共产党内，却没有表明也无法表明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这种资产阶级所依存的经济根源何在和制度根源何在。在一定意义上，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阶级斗争论”的特定变种。另一方面，文革“继续革命论”以及“阶级斗争论”“全面专政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恐惧远远甚于对于封建主义和皇权主义的警惕和拒斥。上述三论共有的一个伪命题就是在中国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多少有些难堪和尴尬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时代”，何以侈谈“复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继续革命论”的应用最终彻底反噬了像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继续革命论”推动者。
文革当年对于陈伯达的批判，把其思想理论归结为“黑四论”：一、唯心主义先验论；二、唯生产力论；三、阶级斗争熄灭论；四、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无论这“黑四论”与陈伯达说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他所信奉的文革意识形态是否粘连、是否自洽，都不过是讨伐陈伯达的“说辞”并把他逐出文革教门的“诉状”。当年围绕着陈伯达提出“天才论”而来的争论以及对他的攻讦，今天看来十分浅薄，相当粗陋，几乎不具备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的气息。无论是当时提出还是反驳“天才论”，这些都难以忝列马克思主义的“法眼”，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基本范畴。因为，十分简单、粗暴而又沉重的是，在这些所有的争论背后都无不流淌着权术权谋的交汇和激荡着权贵权势的交锋。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思想以及他所阐释、转换、运作的理论，又有多少经得起证伪或批判？又有多少称得上持久而弥新？
三
“陈伯达现象”还意味着这样的宿命：陈伯达本人如同数百年来中外革命历史中的无数革命者一样经历了一条规律性的人生历程，即革命者不是每每被革命的过程所异化，就是往往被革命的阶段所吞灭。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初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第四号人物竟然在文革第五个年头就身败名裂，并与其所不懈推行的文革这场大革命最后近乎不共戴天。由此，“陈伯达现象”所衍生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文革给包括形形色色的文革积极参与者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身体力行文革的文人们带来了什么？
因而，“陈伯达现象”的一个重要取向在于它凝聚了文革的文人现象，即汇集了文革“笔杆子”文化的方方面面，这里主要涉及文革与文革文人的关系，因为陈伯达本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在我看来，这种文革文人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们不以学术为业，不以学业为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精神从而进行独立文化创造的知识者；而是那种文革时期兼具政治角色与意识形态功能（或职责）的文化人。无疑，文革文人对于文革大潮的涌动和泛滥兴风作浪，并对文革泥沙的生成和集散推波助澜。到头来，文革文人从整体上被文革的洪流荡涤殆尽。
文革文人皆以文革政治为本命，依附文革权力、权威，仰文革最高领袖兼发动者之鼻息，唯文革权贵及其格局（哪怕是短命的）之马首是瞻，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及文笔功夫，可为文革呼风唤雨般的宣传造势而效犬马之劳，可为树立文革敌人（哪怕“假想敌”）来为文革鸣锣开道而充当“吹鼓手”，可为文革意识形态的专制及暴行而兼任制造文字狱及冤假错案的“刀笔吏”，可为自己的政治生存争权夺利而不惜玩弄或践踏人性的底线和人道的基线。这种文革文人的私心短见以及卖身投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备扪心自问而无愧的人格，不可能具有完全见得阳光的人生。他们很多人不是经历了文革都有各自的“心酸史”或“丑陋史” 吗？他们又有几人敢于面对文革的罪过尤其是正视各自本人的恶行作出起码的自省和应有的忏悔呢？这里，借用陈伯达自己亲历的多次自诩为文革“小小老百姓”到他给文革另类人物打上“变色龙”“小爬虫”“政治骗子”等标签却反刍自身的流变，不正说明了文革文人大多只能充当文革不同阶段政治薄命和时运多舛的“祭品”吗？
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针对陈伯达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成为陈伯达政治生命死亡的“宣判书”。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革时期所写的第二篇字数最多的文稿（仅有 700 余字）颇有非议的就是那段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是一时激起的气话？罔顾事实的反话？难以言尽的无情？不计情谊的决绝？还是兼而有之？人们当时或后来何尝不是对毛泽东给予陈伯达泰山压顶般的处置而颇感匪夷所思吗？其实，无论怎样看待或解释，都无法否认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前后所属的二十六名秘书之中，陈伯达的作用和意义是无出其右的。这里，我要借用一下1997年2月27日上午我采访清华大学水利和水力工程学系教授黄万里先生的记录。黄万里先生告知我，其父黄炎培先生1945年7月4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的被称为“窑洞对”的谈话，后人们大多只知道这次谈话中黄炎培先生提出的那一“政权兴衰周期率”问题。其实，黄炎培先生当时还向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贵党建立政权后将如何对待“功臣”？是杀掉还是“杯酒释兵权”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假如有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民主”的方法。 但是，即使陈伯达曾经有恩于毛泽东（“我救过毛主席！”），包括文革在内，“革命总是不知感激的……” 对毛泽东薄情寡恩于陈伯达（绝不止于陈一人）的往事，“人们一如既往地对革命者的悲惨命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却对他那种哪怕是将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也要为之奋斗的革命幻想并不热衷。” 是否可以假设：如果陈伯达不是在1970年8月底倒台，而是在此之后还有政治生计延续或政治生机转折，那么他的命运和结局是否会比“四人帮”、会比康生等人要好一些呢？否！因为又是同样非常简单而明确：正是由于文革的本性，也正是由于文革文人的“天性”，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文人最大代表无法逃脱厄运。
不只是像陈伯达这样显赫的文革文人命运身不由己，就是那些相对普通的文 革文人也是时运不济甚至自残自哀。例如，我熟悉的清华大学一位教师，当年被 调入“梁效”大批判写作组，进去三年，文革后被“审查”三年半多，他只不过是这个写作组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告知我，他文革结束后被迫写出交代、检查、揭发、旁证等等材料摞积起来，高达一尺七寸（当时没有电脑书写和打印，只能用每页约 400-500 方字格的稿纸加上复印纸来誊写、留底）。这前前后后近七年的时间，对于这位教师的人生年华，浪费、荒废乎？抑或无为、虚化乎？
1968年，陈伯达与夫人刘叔宴吵架时，这位夫人对丈夫说：“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面对夫人这种料事如神的预感，陈伯达有何感受？他会不会感应到继他1968年3月“发明”（或“概括”）的文革那“五个回合”之后出现的“第六个回合”恰恰就夯实在他的头上呢？1970年后，陈伯达被戴上了五顶政治大帽子：一、国民党反共分子，二、托派，三、叛徒，四、特务，五、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结束之后，这五顶政治大帽子仿佛不翼而飞，没有一顶是牢固可靠的，皆为不实之词。这看起来苦涩、可笑，但却是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层面内讧的惯用手法。俄罗斯著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写道：“每个革命者都梦想着专政，这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领袖专政，抑或是布朗基派说的革命司令部的专政……大家都梦想，革命就是借助革命法庭合法地消灭自己敌人的可能性……大家都梦想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无限的国家，视人民为自己通过千百万各类官吏治理的臣民……所有革命者都梦想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旨在清除任何敢于和当权者不一样思想的人……最后，人人都梦想限制个人和民众的主动精神……让民众选出代替他们思考，以他们的名义制定法律的领袖……这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以革命者自诩的人暗自的梦想。” 的确，包括陈伯达在内的文革众多文人从来就没有逃脱出革命者上述的梦想、宿愿、志向并由此追求极权、暴力、恐怖的“天性”。
然而，迄今为止，包括文革在内的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革命，无论其宗旨和取向如何，无论其目标和形式几多，无论其过程和结局怎样，都没有甚至不可能解决其本身固有的根本问题（即普遍性、共同性、恒久性的问题）：革命既没有使革命者自己获得彻底解放，也没有使革命者本人达到全面发展，更没有使革命者自我实现真正自由！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革命者崇拜的是明天，可是他们却生活在昨天……” 更有可能，革命者不是由于明天而死去，而是因为昨天才死去！简言之，革命最终给革命者造成了什么？
《年谱》把陈伯达的一生概括为“跌宕人生”。这种“跌宕人生”在政治上则是为理想国而生、为乌托邦而亡！确切地说，陈伯达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理想国而生、为文化大革命乌托邦而亡的一生！对于陈伯达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并为之献身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已经不可能指望陈伯达在其生命最后几年里写下的诸多文稿中有什么像样的反思和探究了。质言之，陈伯达用自己的一生既给这种奋斗带来了自我否定式的发问，也给这种献身作出了自我异化般的回答。无论怎样，陈伯达的“跌宕人生”已成为或是在从这种理想国演进的“革命尘世”里，或是在由这种乌托邦终结的“革命天国”中一块还未彻底风化而颇有价值的“活化石”。后人们能否从这种由理想国到乌托邦的人生中获得启示而有所自新呢？
唐少杰，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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