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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10月30日第259期
本期目录
〖文革时的军校专辑〗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有关军校文革的中央文件与首长讲话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文革前期大事记（1966～1968）
书海泛舟
李 逊 第二军医大学与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第二军医大学两派冲突中的一份资料
史林一叶
何 蜀 文革中重庆的军校
短命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
重庆的军校两派冲突的原因
重庆的军校在文革武斗中
重庆文革武斗中军校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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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有关军校文革的中央文件与首长讲话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说明：文革时的解放军部队院校，在中央文件与中央首长讲话中有时称“军队院校”，有时称“军事院校”，本篇中除引用文字照原样外，在一般叙述中均简称“军校”。从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在全国掀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开始，军校中的群众组织就迅速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异峰突起，甚至在各地的造反运动中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突击队”。但从1968年秋对军校实行军管和工宣队进驻，1969年2月军委办事组以军委名义颁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将全军125所学校（含飞行学校）减为43所之后，一度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军校从此淡出文革舞台。因许多军校被撤销或合并、搬迁，很少有该校群众组织大事记之类资料留下，以后也很少有校史、校志之类出版。现以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所收有关资料为主，并参照了少量未收入文库的当年传单、小报资料内容，编撰成这个大事记，以供有心研究者参考，并盼提供修订、补充意见。
1966年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件说，“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并提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在转发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进而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在当天召开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萧华、杨成武、陈毅、叶剑英讲了话。
10月6日 在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出席的首都三司等群众组织召开的“在京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宣读了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周恩来讲话中说，这个《紧急指示》不但是对全军的，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
10月23日 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下午在总政文工团排演场接见二炮医校、哈军工、北航红旗、二医大红纵的代表，表示支持大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辛国治讲话中说，执行《紧急指示》就是正确路线，违背《紧急指示》就是错误路线。陈亚丁讲话中对处理“黑材料”问题说，材料问题是考验是否执行《紧急指示》的标志。任何单位都要按《紧急指示》提出的原则处理材料，每个同志都有提出要求的权利和监督的权利。
11月8日 因几天前驻张家口的总字793部队（技术工程学院）造反派到国防部要求李天佑、王新亭两位副总参谋长接见并接受批判（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被拒后在国防部大楼前静坐。经全军文革派出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长）等多次劝说无效，本日凌晨600多军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突破警卫战士“人墙”防线。张春桥赶来向军校造反派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书面讲话：“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地谈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一番话，请你们考虑。”
11月13日 萧华主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周恩来和陶铸与大家见面后即因工作离开，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军委副主席分别发表了鼓励大家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叶剑英在讲话最后说，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萧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众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叶还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基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其中说，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
11月20日 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其中说道：“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希望同志们很快回到原单位去，集中精力，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
11月29日 萧华主持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周恩来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后离开。萧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分别在大会上讲话。陈毅讲话中说到军事院校要为全国树立榜样，全中国要为全世界树立榜样，这是个伟大的创举。他指出有打击面太宽的问题，不要一讲黑帮，都是黑帮，所有军事院校的负责人都是黑帮。这就等于否认了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否认了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否认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刘志坚说叶剑英、徐向前身体不好，照他们拟定的稿子读了。随后叶剑英又经邀请讲了话，批评冲国防部的行为说，“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有一个山西的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军人，来到北京，你们在前面冲，他在后面指手划脚，暗地指挥，我们要追查，他是跑不了。这些人有的父亲是黑帮，有的一家在台湾，我们不能看着你们掉下去啊！所以绝大多数的同志不要接受他们的欺骗，赶紧回头。”
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要求11月26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妥善安排，在12月20日以前按免费乘火车次序，完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在北京的按前条办法），也必须妥善安排，在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
12月2日 下午4点半至9点，叶剑英接见了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李基才、董会瑜、孙丕真三人，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军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彭飞等人。叶在讲话中再次批评军校的人冲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世界上也没有过……”最后叶剑英与李基才互赠了语录，并分别给三个代表的语录题字留念。
12月10日 叶剑英在军委、总政、全军文革小组主持召开的军队院校座谈会上讲话，说到冲国防部问题时说，冲进国防部，不严格地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地说那就是反革命。关于军队有没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叶说军委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是林彪同志。军队一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自上而下的黑线不存在，不但没有反动路线，并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个别单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有的。
12月31日 萧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大会同时在京西宾馆、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也安排了广播收听。叶在讲话中说，在11月13日和29日连续两次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对院校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他还说，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某些单位，某些领导人和工作组，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运动中压制民主，打击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敢于给他们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打成“野心家”等等，蒙蔽一些群众来保自己。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死死抱住反动路线不放。据我们了解，第二军医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1967年
1月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萧华、王力、叶群、唐平铸、胡痴等接见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成员。刘志坚、谢镗忠也参加了接见。与会者汇报了本单位及大会筹备情况。因未汇报完，又于4日晚继续接见，到会者又汇报了一些情况，提出要彻底批判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讲话中表示，“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叶剑英同志去年12月31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陈毅同志虽然也是军委副主席，不是主要负责军事的，他主要负责外交系统的工作，他不但准备在外交系统进行检查，也准备在军队内部做公开检查。”“虽然我没有到你们那里去了解，去核对，但你们说的应该是可信的，但这些确实是错误，应该揭发、批判。受打击的、被斗了的、受围攻的、被丑化的、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的，我们宣布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还有一些材料，军队和地方院校都应一样处理……首先我希望你们平反的事情除了本人检查的材料交还本人以外，一律一火了之。对这些，希望军队院校作出榜样来。”周还说：“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最近我们才帮助他。你们的汇报，使许多事情我们才知道，帮助了他，也帮助了我们。”刘志坚当场又做了检查。
1月5日 晚，全军文革副组长李曼村与萧华在军事博物馆接见了测绘学院等军队院校部分造反派。会上由李曼村传达了刘志坚对“执行了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交待。
1月6日 周恩来得悉在京军队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并拟于次日召开批斗大会，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的报告后，批示：“不要去揪，我去办。”（《周恩来年谱》）
△萧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讲了刘志坚执行刘邓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月8日 早晨2点，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穆欣、戚本禹、王力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学员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主要精神是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和军委的徐立清（总政副主任）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些错事的同志，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犯的错误，责任在当时提出反动路线的刘邓两位，而不在这些同志，十一中全会已做结论。
1月9日 萧华在高等军事学院批判李志民大会上讲话，主要讲刘志坚问题。
△戚本禹接见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及测绘学院的造反派，强调要把矛头指向刘邓，指向彭德怀，冲国防部是错误的，虽然不是反革命，但也是错误的。你们张家口学院的事，如果总参没有调查，或调查得不对，可以提出，可以坚持，进到国防部就是不执行最高指示，军队院校十几万人，如果都进来怎么行？
△下午5时35分，江青、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办公厅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萧华、李曼村在场，出席的还有“赴南京串连军队院校造反者进京汇报团”。江青介绍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副组长萧华、李曼村。徐向前做了表态性讲话。
1月10日 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对总参三部工作人员讲话，关锋宣读了中央军委9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作出总参三部暂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不进行，什么时候进行，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戚本禹对进驻总参三部的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等军校同学提出，今天开始就撤出三部，搬到政治学院去，汽车已经安排好了，打好背包就可以出发。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胡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都兵团”等代表。王力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的《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向大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先后讲话。
1月12日 关锋接见空军院校12位代表，听取意见，谈了几个小时。
1月13日 21点40至0点45，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领导江青、徐向前、杨成武、关锋、谢镗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大会的全体成员，接见时叶群在场。关锋讲话中说，空军院校同志对吴法宪有意见，在三座门等三天两夜没见到，他们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刚才江青同志讲了话，和他们说明吴法宪同志这几天没见他们有两条原因：一条是在执行任务，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可能广播了，在上饶昨天下午一点钟打下敌人一架飞机……当然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但是吴法宪同志是直接指挥这个战斗的。他不能抛开这个任务干别的事。再一点吴法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定的错误，性质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他应该作检讨。根据中央精神，我们要保护吴法宪这个同志，他是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的。当然同学们同志们不了解，不奇怪。关锋还点名说空军的刘震、何廷一、成钧这一小撮要向吴法宪夺权，也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并说徐向前、叶剑英、陈毅都是好同志，都是跟主席的，都是跟林彪同志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1月23日 因防化学兵学院105革命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夺取了防化学兵学院、防化学兵部等单位的党政财权，暂时控制军权，并上报军委批示，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1月24日 0时24分至2时，周恩来、徐向前、江青、杨成武、关锋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代表。周恩来讲话中说，9月份以后100多天，军事院校、文教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得是很有成绩的。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比地方院校晚，领导机关有错误要检讨，一般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打击群众，甚至错打成反革命，现在要承认错误，要自我批评，一次不行可多次，应给他时间准备和休息，更不要不允许他回去工作，揪出来后押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倡议，请你们对仅仅是要检讨的同志给他时间好考虑让他检讨，不要扣留他太长时间。现在许多单位的领导，一会这边要，一会那边要，妨碍他工作，如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不讲别的，只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1200万，毛主席八次接见都是郑维山和傅崇碧同志主持的。有时首都同时集中近三百万人，保证了首都安全，这样艰巨的组织指挥工作，做得好，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邱会作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犯错误已检讨，还要检讨，一次不行可多次，但不能使之失去自由，因其身负全军后勤任务。
1月27日 全军文革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讲到夺权问题时说，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医院和科研单位，我们认为都可以采取和地方相同的即群众性的夺权方法。全军文革小组最近研究了一下关于夺权问题，准备搞一个指示，划一点框框，哪些采取群众性的夺权方法，哪些不采取群众性夺权。只有对某些单位、某些方面过了一点线，我们加以帮助，但没有采取批评态度。比如“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4点开始夺权，不到两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防化研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22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支持。到了24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研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科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两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他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
1月29日 周恩来、徐向前凌晨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文体单位“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群众组织代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周恩来讲话中说到要把斗争矛头对准杨勇、廖汉生、刘志坚，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说到刘志坚问题时周说，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11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得不行，只是转一圈。
1月31日 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江青、徐立清、关锋、王宏坤等晚上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军队院校、文艺团休、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代表。大会由徐向前主持，周恩来、江青讲话。周恩来主要讲了军委八条命令和《红旗》杂志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要点。
2月1日 徐向前接见总后勤部系统造反派组织代表，包括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301护校红色造反大队、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和总后机关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等共9名，陪同接见的有李曼村以及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谈话中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尽管他有错误、缺点，做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这个我们军委常委都分析过，也不是听了那一个人的汇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政治上坏人我们不能保，例如廖汉生我们就要打倒，郑维山就要保。
2月4日 聂荣臻与国防科委所属各院校座谈。
2月8日 因2月7日晚发生部分军队院校及文艺团体造反派冲击广州军区的事件，中共中央军委先后于本日17时30分和20时30分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冲击者捍卫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立即离开军区营区，有问题可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称“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陈伯达接见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和总后勤部机关代表时说，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啥，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覆盖了。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当然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在这里想一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想了很多天了，考虑你们的作法，这样做是否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每天都在搞我们的新闻。众问：你不了解邱，为什么保邱？陈回答：我是从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总后工作还不错，看一个人要看行动，看实践，不要有片面性。
2月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湘江风雷”的通知：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
2月12日 因各地都有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人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被要求甚至被“揪”回其担任工作组成员的单位做检查或接受批斗，其间发生不少冲突（如几个军校人员冲击国防部），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学校、机关检讨的规定》，提出具体五条：（一）军队回到地方学校、机关作检查的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各单位要在三五日内让他们回到原工作岗位。（二）组长以上的成员，如犯有严重错误，革命群众要求必须再进行检查，要同全军文革办公室接洽，经过协商一致，可以回去检查，但检查之后应使其随时返回。不允许各单位到军队随意抓人。（三）回去检查要在军事勤务以外的时间进行。如有重要事务，经过协商，时间可予以推迟。（四）对于回去作检查的成员，不允许扒领章、帽徽，不允许变相体罚。（五）普通队员一律不回去检查。分组长如无严重错误，也一律不再回去检查。
2月24日 总政治部向各总部、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发出《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3月10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指责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连。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连，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业支工业生产的进行。要求所有外出人员一律返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3月12日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的通知》，提出：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已停止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过去所有广播车停止上街广播。借用、调用的运输车辆，应立即归建，改装的广播车应将广播器材拆除。
3月22日 周恩来接见交通邮电等部代表座谈，谈到对一些部门军管时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1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份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被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
3月30日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讲话中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10月5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得有些过了……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周恩来还介绍了邱会作的革命历史，跟坏的（黄克诚、洪学智）和好的（杨立三）前任比，都说明邱是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江青、陈伯达讲话也肯定了邱会作。
4月11日 驻京部分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意见。
4月13日 全军文革副组长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重庆后工“红总”代表控诉：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10多辆汽车，抓了我们40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筹委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4月12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现在警司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我们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李回答：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当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谈到卫戍区要他们下去“三支”时，李回答：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问题，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萧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又说，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3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4月6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地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1月4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月10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的造反派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105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因为要被抓跑到北京来的代表问李曼村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时，李曼村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4月15日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到冲击军事机关这件事，首先是从北京开始的。在北京有了10月5号的紧急指示后，闹得最欢的是去年11月到12月份，一直延续到今年1月上半月，几乎所有地方都到了。国防大楼去了几次，有一次冲进去了。三座门全军文革小组接待站，多次进进出出，大喇叭宣传一阵，连我们中南海都听到了……各地冲军事机关的事件，大多是1月下旬到2月初，比较晚的大概晚到2月中旬，当然也有迟到2月下旬的，这是少数。在这个时候冲击军区，说明军委八条命令是有预见的。毛主席说不可能不介入是有预见的。1月23日那个决定是毛主席下的，八条命令是林副主席提议的。由于看到这个事情，所以预先提出这个八条。有了八条命令，和以后的七条补充、五条规定，局势就转过来了。广东局势也在2月8日转过来了。有军委的两次电报嘛。他还讲到，广州军区的机关部队接受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晚一点。一直到今年1月，去北京和各地串连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工厂的人回来以后，才闹开了……革命的群众既然来批判，领导者就应该接受这个批判。不过军事院校、医院、文艺团体有些地方做得过了一点。这不要紧，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4月16日 王力、萧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讲话主要是传达中央文革的意见，批评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标语口号，建议不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不要召开“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军队的问题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
4月17日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接见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前先询问今天来空军大院的有哪些单位，回答有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后勤学院、测绘学院井冈山、七九六部队、空军通信学校红纵、工程兵学院、空军技术学院、海军×学校、二医大、空政文工团红旗等单位。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院校昨天的行动（指4月16日部分军校人员接管三座门接待站），又批评清华井冈山听了空政文工团红旗的片面之词，人家一串连，就盲目支持，搞得不大好。强调空政文工团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文工团的事情就由全军文革和空军文革处理。当北航红旗代表问应当怎样支持军队造反派时，关锋回答：军队问题复杂，你们年轻，这些让全军文革来解决吧！地方不要插手军队问题，要特别注意，要顾及到国际影响。
△徐立清代表全军文革与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组织座谈，主要谈高等军事学院“红联”与“井冈山”两派在4月14日发生大武斗问题。关于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我们希望同志们尽快回去，因为坐在这里吃饭、睡觉很多不方便，但是我们考虑，你们回去顾虑的是“红联”再武斗，你们回去我们全军文革有些同志可以陪你们回去。如果像这样还要打的话，那将来就要采取纪律制裁。
4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定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4月21日 杨成武等在京西宾馆接见方凡（技术工程学院群众组织头头）、杨寅田（测绘学院群众组织头头）等人，杨成武说：“我们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也支持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总参就有罗瑞卿嘛，你们可以斗争罗瑞卿。”“斗罗筹”就根据杨成武等的指示成立起来。
4月27日 上午9点45分到下午2点20分，萧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与“星火燎原”16名代表座谈，在座的有王宏坤、余立金。萧华讲话中说，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你们这点还做得不错，没有发生过武斗。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学生都没有，都是教员，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打了九个月的架，高等军事院校在这点上说来是不高的。老婆小孩都去斗，我们反对的。打本身就是违反八条。最近我们不得不对（高等军事学院）实施军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谈到《星火燎原》报问题时，萧说小报不要办了，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稿子可直接给《解放军报》，那是全军最大的造反报。对军艺要打倒的魏传统，萧说我现在还不能定他是“三反分子”，要有材料，摆事实，讲道理。
4月底，全军文革传达了杨成武等领导人的四点指示：（1）“斗罗筹”的大方向对，我们支持，“斗罗筹”只搞斗罗，不要搞别的；（2）材料我们可以提供；（3）要本着节约闹革命原则办事，车辆、经费尽量自己想法解决；（4）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好斗罗。
5月初 杨成武等正式接见“斗罗筹”核心小组成员，又讲了那四点精神。
5月10日 夜，关锋、萧华、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家口和宣化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因军测“红总”要揪总参文革主任王新亭，在王的门口搭上帐篷，等了二十七天二十七夜。接见时杨成武说王新亭是个好同志，是毛主席一边的人，你们有意见可以反映，但是不要搞那样的行动。杨简单说完就和萧华被周恩来电话叫去开会了。关锋讲话中希望军队院校和部队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搞武斗，也不能一说就是“大毒草”。地方院校支持军事院校要慎重，没有调查研究搞错了就会被动，事情是很复杂的。应该坐下来好好谈，现在有人讲，左派内部要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不对的。
5月中旬 全军文革对斗争罗瑞卿大会筹备处指示：规模不要太大，最好两千人左右；以军队院校为主，文艺团体、机关可以派代表参加；原则上不请地方参加。
5月12日 下午，军队院校造反派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海军直属机关147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把“三反分子苏振华”押送会场陪斗。大会前，海直机关造反派曾向全军文革发表声明，不得让海军一些保字号组织参加这个大会。全军文革院校组当即答应了。可是到会场看到海政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军乐队“东方红”等保字号组织，不但出席了大会，而且是主席团委员，还阻止他们入场，双方发生冲突。海直机关147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派出数十名代表前去全军文革，同院校组杨、王两位副组长辩论（从12日晚上11时到全军文革，14日清晨5时半撤出）。
5月14日 因5月13日晚上北京陆、海、空三军部分革命文体工作者（注：即“老三军”或“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纪念大会和开幕式演出，被“三军革命造反派”（注：即“新三军”，后因冲击演出大会被称“冲派”）与首都红代会等冲击大会造反，发生大规模武斗。本日早上3点34分，周恩来、杨成武在人大会堂小礼堂（陈伯达、谢富治、萧华、王力等另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接见了“五一三”事件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批评说，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干起来？我们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我们大方向是一致的嘛。为什么打成这样子，我们都是解放军嘛！有地方×院校的同学插话：周总理，我们支持解放军的造反派。周说，老燎原和新燎原都是造反的，你们学校的同学不了解情况。你们搞支持这一派，打击那一派。所以我认为你们学校的同学挺有嫌疑。同志，北京的情况现在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你们要把一个团体研究清楚。你们还是一年以前的看法，以为自己是造反的，人家不是。要研究清楚了再行动，不要一招呼就来了。今天展览馆、三座门、中南海就各闹一场。你们一两个观点不同就像死对头似的。当军艺代表说到“旧燎原和三军的老保……”时，周说，你弄清楚了没有，哪个是保守的？双方都有革命感情，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你们这样做，不是一种革命感情，是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感情。当军艺“星火燎原”一人说“我是反对这个会的”，周生气拍桌子：你反对，你就不对！人家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去冲？有问题演完了再辩论，再提意见嘛！演出是萧华和我们批准的。你们不应该造这次演出的反，演革命的戏，演“长征组歌”，难道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要冲？你们怎么能从这次演出判断人家是保守派？你们去打、砸、抢，是否中央给你们的权力？是否中央文革，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你们的权力？是否毛主席、林副主席给你们的权力？为什么要冲这样的会？军艺“星火燎原”有人说：今天给虞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打电话，虞棘说不同意他们演出。周说，啊！有了个电话说是不同意他们演出，你们就打，谁给你们的权力？（下面吵吵嚷嚷）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了就不对。七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萧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你们从派别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今天这个演出，你们去冲，就是不对。为纪念这个辉煌的著作的演出，不管哪一派都可以演。就算你们说是个保守分子，你也不能这样搞，不能把保守当成两条道路的斗争。杨成武读了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部分革命文艺工作者“隆重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5月13日晚开幕式大会演出的节目单和军艺星火燎原、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等几个单位5月13日晚在会场散发的要砸烂大会的传单。杨成武说：不要以为打架打得最厉害，就英勇。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以为打架最厉害便最左派，弄不好要走到反面。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是左派，是不是真正的左派，看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周批评说，你们说，他们就是保当权派。同志们，什么当权派？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啊，你们知道吗？你们对战友文工团支持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是不对的。如果说，十三号晚上的演出，他们对哪一派进行了攻击，那是他们的不对。如果你们被打的多，这个我们要了解，但是你们冲会场是不对的。这样搞会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对斗争不利。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正确对待派别斗争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大家在批判中，大联合中自己教育自己嘛。至于你们讲的好多细节，这里也说不清。反正是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今天你们有些受伤的，我表示同情。但你们作法是事有因果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干啦。在讲话中，因有人争着发言吵成一片，杨成武招呼不听，周恩来两次生气地说：是我请你们来的，还是你们到这里来示威的！你们在这里都是这样，可想在那里是什么样子。会见到14日早晨5点一刻结束，外边还有人等着要见总理。
5月18日 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军队院校代表，批评：你们是哪里有事就想到那里去打，找打架的地方，去包打天下，你们冲了多少军区？广州去了吧？成都、南京、沈阳、武汉，好家伙，都是去的大军区。
5月21日 0点48分到4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单位（注：即“五一三”演出的所谓“老三军”或三军“无革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萧华、陆海空三军领导人，总政文化部谢镗忠、李伟、虞棘等。周恩来讲话中批评说，解放军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医院更应该在工厂、学生中起模范作用。现在不是，有的斗争是属于两条路线，但是有不少打内战，结果你们影响了地方，反过来你们又受了地方的影响。周恩来仍然希望各单位两派能联合演出，听有人说对方坚持不承认他们是造反派，拒绝他们联合演出的倡议时，周建议，他们不干，你们再“下战书”，事不过三，三次不回答，说明他们输理。当有人说据了解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简称）“星火燎原”和很多大专院校的组织搞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团”，要通过“五一三”事件，调查陆海空三军党委的问题时，周说，调查军队党委，军队党委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来调查？把矛头指向谁？
5月28日 全军文革小组发电报给河南军区转进驻河南军区办公楼的军事院校革命群众组织的同志们：你们要立即撤出河南军区办公室，不要冲击军事机关。河南的问题，中央召集各方代表来京开会，会正确解决的，你们和河南的所有军事院校的同志们，都回到本校去搞本单位的斗批改。
5月29日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目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学员、干部、教职员工，都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要迅速返回本校进行斗、批、改。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要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主要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以一定的时间，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21点到0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等第一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被接见各方代表有二七公社22人，河造总10人，省委干部纪登奎等3人，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等3人，列席代表有首都红代会4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1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1人。接见中萧华问何运洪：你们怎么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周恩来问是不是军区打了军事院校的同学？何运洪否认。周恩来要求何运洪首先命令军区对待军事院校的同学不要有什么歧视，一定要让在开封被扣的二百五十个学员回来，让他们安全离开，也告诉开封军分区、一军，保证二百五十人的安全，若发生武斗你负责。你今天打电话，明天汇报。
6月13日 晚10点30分至14日凌晨1点3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二次接见河南代表。列席代表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6人，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赴豫战斗队1人。
6月21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体单位来京和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的通令》，所有来京和已经外出串连的人员，都要在6月底以前全部返回本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再在北京和外地逗留。所有各种群众串连组织，如联络站、联络处、联络总部、筹备处、调查组织以及其它名目的等等机构，在6月底以前要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机构，从6月底起，对拒不执行中央军委通令的串连人员，一律停止接待，各单位也不准收留外单位串连等人员。今后外地来京上访的少量人员，必须经过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种兵种、各总部的批准，否则一律不予接待。对于违抗通令的，由当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严肃处理。
6月22日 萧华接见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代表，讲话中说，“5·13”的事情你们冲了三军演出，搞打、砸、抢，是严重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解放军艺术学院是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我是总政治部主任，对你们教育不够，我应该负责。首先没有有效制止，事后也没有严厉批评，这是我的错误。三军造反派对我的批评，贴我的大字报，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而你们却贴出针锋相对的大字报、标语，提出错误的政治口号，这个极错误。你们有些人搞打、砸、抢是要提出批评的，1、2月还冲击了七个军区，在全国出了名，出了坏名。对已查明的个别打人凶手，要实行纪律制裁，当众公布纪律处分扣留，由卫戍区执行。目的为教育他们。艺术学院成了大旅馆、大收容所。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串连，你们至今还有人在西藏。你们不但自己乱跑，还把别的单位迅速收容进来，你们到底有哪些单位，哪些人，从来不向上级报告，简直是独立王国。立即动员外单位回去，今后艺术学院不容许收外单位任何一个人，你们在外边的人统统回来。同志们，你们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查自己，坚决改正错误，真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 “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造反派代表在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传达杨成武、关锋的九点意见，主要有：李、谢可以给你们斗，萧华要做检查，彻底改组全军文革院校组，检查、清理院校组整造反派的黑材料。
7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其中提到“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
7月 总参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罗瑞卿。一些在京的军校群众组织参加。
9月20日 中央首长在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周恩来讲话中对劝走到北京的上访人员时说，现在在北京正式接待的还有三四万人，在我们正式接待的以外的还有不少，有的在学校里，“战斗的友谊”不好劝回去，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嘛，应该劝他们回去战斗。这些人不回去，不会接受他们上天安门检阅的。除中央留下解决问题的以外，都应劝他们回去。他们说那地方把他们赶出来的不敢回去，现在我们正在解决嘛。周再次强调，军事院校、文体单位、医院、军工不跟军队以外的组织串连，在本单位搞革命，进行斗批改。
10月16日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讲话中谈到大联合时说，举个例子吧，就是二医大的两个组织，这是咱们都很熟的了。二医大的红纵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单位。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我为了帮助他们一下，也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同北京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了意见，和上海革命派，各个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就是两条，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他们两家就是他说他是老保，他说他是什么，就是这样攻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两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第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大联合。还有没有第三呢？没有了，我们就是这两条。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帮呀只能帮到这种程度，就是把周围一些条件都给你创造了。我们希望这两派，你们也应研究一下究竟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挑动？有没有坏人？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你们有什么根本利害的冲突，两家非要你死我活？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有那么多的革命群众，还解决不了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么，很有本事了么，应该能解决了。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其中指出：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各院校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积极进行教育革命。这些单位，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历次指示，不准再外出串连和在外地、外单位设立联络机构。
1968年
8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呈送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毛泽东阅件时（具体时间不详）写了批语：“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2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宣布凡尚未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院校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派领导干部之外，应派工人、解放军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凡成立了革委会的院校不实行军管，但要派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其任务是领导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空军，海军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飞行学校及机要学校不实行军事管制，不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0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注：读yao），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10月26日 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提到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10月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几个元帅与二月逆流问题时说，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耙，说是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969年
2月19日 根据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军事院校时说“办那么多干什么呀”的指示，军委办事组以军委名义颁发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方案决定，将全军125所学校（含飞行学校）减为43所。“这个大砍院校《方案》的贯彻执行，给军队干部的培训和部队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637-638页）
8月29日 中央军委批准总后党委《关于医科院校调换校址的报告》，决定将二医大由上海迁往西安，四医大由西安迁往重庆，七医大由重庆迁往上海。进行了一场劳民伤财的大搬家。
12月27日 中共中央于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7日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历时长达53天。12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后以中发（69）87号文件发出（时称“一二·二五”批示）。在会议结束的本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接见赴京学习班全体同志。吴法宪在讲话中说，我们有个学校在成都，十三航校，代号叫028，现在叫第四机校，初期对四川文化大革命作了点工作，以后错误越来越大，给四川帮了倒忙，干了许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做了很多错事，陷在派性里拔不出来。这次揭开了盖子，批评了他们了。我向同志们检讨，希望转达给四川同志，希望028同志，再不要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你们支左任务。你们要按毛主席教导，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要向本校同志作检讨，向驻军作检讨，承认错误。
1973年
12月7日 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军队院校125所，1969年受林彪大砍院校的影响，院校减少到43所，严重影响了干部的培训和部队建设。为全面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适应军队建设和战备的需要，8日，中央军委转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恢复和增建院校的原则和方案，对学制、校址、定额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报告》转发后，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及各有关军区，因地制宜地先后把41所院校恢复和建立起来。其中指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19所，医务学校12所，专业技术学校10所。到1975年，这些院校相继建成，全军院校达到84所。
1975年
5月30日 因在去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提出要“肃清林彪死党邱会作的余毒”，本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后勤部党委《关于第二、四、七军医大学迁回原校址的请示》，二医大奉命迁回上海，四医大奉命从重庆迁回西安，七医大奉命又从上海迁回重庆。又是一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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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文革前期大事记
（1966～1968）
渔歌子 编撰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简称“后工学院”或“后工”），文革时对外代号后字242部队，创办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文革爆发时，已经设有五个系：一系为建筑系，二系为汽车系，三系为轻武器系（军械系），四系为油料系，五系为化工系。学员分为八个队，一至三队在一系，四、五队在二系，六队在三系，七队在四系，八队在五系。这些学员中，有部队在职干部送来培训的，有从部队士兵中选拔的，也有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转来的，还有少数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年龄、地域不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文革爆发后，该学院学员与教职工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为“红色造反者总团”（简称“红总”），在社会上属于重庆反到底派，在军队总后系统属于打倒邱会作的“三军革命造反派”（冲派）；一派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筹”），在社会上属于重庆八一五派，在军队总后系统属于保邱会作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本大事记参照了：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报编辑部编印的《红色造反者·特刊·两条路线斗争（社会部分）》（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编印的《后勤工程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院内部分）》（1967年12月）、242文筹起草小组编印的《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1968年6月）、后字242部队文化革命筹委会红曙光造反兵团编印的《孙纪刚是怎样炮制官办“捍卫团”和操纵“红总”的？——孙纪刚破坏我院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及部分能找到的文革小报、当年军校的个别文革亲历者提供的日记片断及回忆材料。
因历史资料中大量充斥着从当时派性观点出发的记叙，不了解其具体情况和背景则很难作出判断取舍，因此在大事记编撰中难免会有失误，敬请知情者指正！
1966年
6月中旬 后工学院党委按总后勤部指示开始在群众中进行政治上的左、中、右排队，准备在参加农村“四清”的人员回校后开展批判运动。
7月5日 后工学院第二批参加农村“四清”人员开赴四川省南川县（今属重庆市）。
△主管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简称院文办）的副政委孙纪刚（军衔制取消前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布置各部系选出一批可靠的骨干，组成骨干队伍，以便开展斗争。
7月11日 下午，六队一班学员在班长张汉云领导下座谈后，由贾如松执笔写出大字报《给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提几点意见》，认为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很不得力，搞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大字报还未贴出就被院、系领导找有关人员谈话进行劝阻，党支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不让大字报贴出。
7月12日 上午，四队十二班学员在班长于德仁领导下座谈后，由王锦俞、李金根执笔写出大字报《质问院党委》，贴到院办公楼门口。院党委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文办以学院有留学生，要注意保密为由，将大字报移入室内。
7月15日 后工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动员开展文革运动。院党委领导在部署动员中提出要大揭“三反”言行，有多少揭多少，揭深揭透。此后学院出现大字报混战，被贴大字报的一般干部、教员、学员即达一百余人，四系（油料系）有21名一般干部和教员被贴了大字报，占该系一般干部、教员总数的21.6%。
7月19日 后工学院党委向骨干和干部、学员分别作了进一步动员，表明了党委要求对“三反”言行揭深、揭透、揭彻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决心。
7月21日 针对一些大字报（如《恨三爱三》《党委有鬼，鬼在其中》《政治部是黑话批发部》《张逊之说黑话》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的问题，后工学院党委布置“纠偏”，各学员队指导员、正副队长出面训斥前段时间贴大字报的一些人是“个人主义”“不相信领导”“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等，有人还说“1957年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大字报”。在党委布置下，70多人被整了专案材料，向其会等几个教员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四系（油料系）七队学员、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郝恩波被认定为“煽动群众怀疑党的领导”“想打倒各级党委”，三人被整了专案材料，上报总后勤部准备斗争。
7月25日 经孙纪刚审批的院文办简报第五期记载“鸣放情况动态”中说：“全院十五日下午至十八日贴大字报一千四百五十余张，十九日作了进一步动员后，到二十日晚增加到三千一百多张，不到两天就增加了一千六百余张。”大字报“多数是揭发本单位、本部门的‘三反对’言论的。怀疑院党委对运动的态度的大字报比开始时大大减少了。”“骨干对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有明显的提高，他们在抵制某些非组织活动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记载了被认为有问题的（军械系）6队六三班学员张诞曙、朱红（共青团员）及403教研室教员向其会为首的六名非党干部组成的“战斗小组”的“反党”言行。
7月29日 孙纪刚在部、系领导汇报会议上要求组织群众讨论，统一认识，重点是端正对党委的认识。
8月9日 后工学院政委、党委书记张逊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代表党委向全院做检查，说过去贴了学员的大字报是错的，今后不贴了。但又说不贴不等于不揭，有问题还是要揭，可以写小字报。
8月中旬 自8月8日中央“十六条”公布以来，后工学院人心动荡，为稳定局势，学院党委强调“军内外有别”，不准上街贴大字报，不准与学生串联，不准接学生的传单，学习时间不准会客，会客不准谈文革问题等。针对一些干部甚至中层干部开始写大字报揭发问题的情况，张逊之对中层干部说：“你们的主要责任是当好指挥员，不是战斗员。”孙纪刚说：“领导要顶得住，不要左右摇摆，不要被群众牵扯着鼻子走。”他们还规定党委会议上的一言一语不能揭，院党委讨论的东西没有成文的不能揭等。
8月20日 重庆市委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十五万人大会。会前，重庆警备司令部要242部队挑选一百名身强力壮的学员去参加大会，安排他们站在主席台边。大会总指挥秘密告诉他们：“若重大学生往主席台上冲，不能让他们通过你们的队伍。”后来此事被后工学员写大字报揭发。
本月 总后勤部揪出以原政委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为首的所谓“李卢黑帮”。在后工学院领导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此后，与部长邱会作和与李、卢的不同亲疏关系成为划分“红”与“黑”的标准。
9月中旬 张逊之代表党委向全院动员“从鸣放转入辩论”，说鸣放已经差不多了，今后要转入辩论、对敌斗争、教育革命，运动在12月份结束，元旦前后派人出去招生，春节后开学、上课。
△六队六三班组织有关“院党委是敢字当头还是怕字当头”的大辩论。
△后工学院学员纷纷给毛泽东、林彪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写信，要求跟大中学校学生一样上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9月下旬 后工学院接到中央军委指示，组织学员和革命教职工代表上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院长、党委副书记杨捷（原军衔大校）正准备带领学员和革命教职工代表上京时，学院政治部赵光轩（院文办材料组工作人员）等七人写出大字报《看，杨捷同志的内心世界》和《反对杨捷带队上北京》，引起全院极大争论，形成两派意见，四系（油料系）七队学员许布国等写出大字报《坚决要求杨院长当赴京总指挥》。为顾全大局，不因争论而影响上京安排，杨捷提出由副院长崔怀之（原军衔大校）任赴京总指挥。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 ［66］515号），提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在京的后工学院学员参加了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在京人员大会，听叶剑英宣读了《紧急指示》，受到极大震动，学员中迅速自发建立起了一批群众组织。
10月7日 副政委孙纪纲等应召去北京参加总后勤部批斗“李卢黑帮”的会议。孙纪刚赴京途中在成都给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张永年写信，建议把群众组织建立起来，旗帜要响亮，如“红旗”“捍卫毛泽东思想”等，成员要以“红五类”为主，各单位人数不计多少，最好每个单位都有几个。
10月8日 张逊之飞返重庆。他对院文办指示，争取两天内把各级文革成立起来。但因遭到造反派学员反对而未实现。
10月9日 张永年、肖光（训练部政委）、胡庆仁（训练部副部长）、江涛（政教室副主任）、王君排（青年处处长）等召开小型“左派串联会”，商议打击杨捷，支持孙纪刚、陈兴建（副院长）。
10月10日 张永年等召开全院串联大会（主要是干部和教员，学员大部分还在北京未归），张永年、肖光及副院长陈兴建等上台作了批判杨捷的发言。
10月13日 成员遍及各部、系，包括170多名干部、教员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捍卫团）成立。学院政治部干部赵光轩为主要负责人。
△在从北京返回重庆的201次列车上，后工学员对回院后如何开展下一步行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0月14日 学院文革办公室袁西中等七人写出大字报《致全院革命同志的公开信》，称捍卫团是“被大地主出身的张永年之流操纵的”。围绕对捍卫团的评价又产生激烈的争论。
△上京学员返回学院。当晚，由在北京期间（10月5日）中央批转 《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下达后自发成立的各学员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10月17日 后工学院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揭发批判张逊之（党委书记、政委）、杨捷（院长、党委副书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执行主席李国才（建筑系学员，中共党员）。一些学员对执行主席的位置、张逊之什么时候应该站起来等细节有不同意见，认为大会主席团“右倾”，主席团内部也发生争论，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宣布主席团解散。
10月18日 捍卫团负责人赵光轩召集105、烈火、红军、红卫、红色尖兵等十几个学员组织开会商量合并，因意见不统一，只决定成立联络站。
10月21日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14个组织（后称第一大会主席团）召开全院“揭发批判张、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
△捍卫团、105等在红专一楼成立一号联络站。
10月22日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继续召开批判大会，主要对杨捷进行揭发批判。
△后工学院参加一号联络站的群众组织派出人员前往南川四清工作团，对在那里的后工学员进行串联宣传。
10月23、24日 捍卫团赵光轩等组成第二大会主席团，连续召开三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王家栋（一系〔建筑系〕2队62级学员，中共党员）主持。一批系队干部上台揭发了一些问题。
10月28日 242部队罗德羡、李汉芳、何启理等13人写出大字报《警备司令部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列举重庆警备司令部的问题有：一、企图利用军队镇压学生；二、伙同市委拉拢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对抗一部分革命学生；三、司令部成了黑指挥部；四、组织军事院校学员搞变相游行，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并指出：“你们干的各种坏事，完全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中央军委和总政的指示，顽固地站在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边，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运动，企图扑灭熊熊的革命烈火。你们必须向重庆市人民群众认错，挽回我军影响。你们如果胆敢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不但我们要造你们的反，就是地方的革命群众也饶不了你们！”
△后工学院13个群众组织查抄了党委整群众的“黑材料”。
10月下旬 后工学院大部分学员、教员外出串联，院内运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本月 被认为是“李卢黑帮亲信”的孙纪刚在总后勤部批判“李卢黑帮”大会上发言时被当场轰下台。
11月13日 后工学院在京学员参加了经毛泽东批准、总政治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及各总部负责人出席。周恩来、陶铸与大家见面后说明另有重要会议出席而退场。陈毅、叶剑英分别作了长篇讲话。贺龙、徐向前也讲了话。
11月29日 后工学院在京学员参加了总政治部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第二次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周恩来与大家见面后因有事离去。徐向前因病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讲话。萧华主持大会。
12月16日 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几点意见》下发，但后工学院一直不予传达、执行，迟迟不组织人员清理、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不给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平反。
12月中旬 外出串联归来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学员组织提出“彻底批判张孙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孙杨必须分别作出检查”等口号。
△后工学院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由陈兴建、李印书（政治部主任）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查前一段院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张逊之、杨捷作了检查，孙纪刚作了表态。在讨论院党委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人认为院党委执行的是总政和总后的指示，总政、总后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院党委也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27日 围绕在后工学院批判矛头应该对准谁，要不要批判孙纪刚，批判“张永年一小撮”是不是大方向等问题，学院群众组织产生激烈争论。本日，105等组织联合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即一总部），随即另一些组织串联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二总部）、革命风暴造反联络总部（三总部）、第四野战军造反联络总部（四野，主要是未参加捍卫团或被捍卫团排斥的一般干部和教员）。
12月28日 一总部所属的13个组织联合向后工学院各级领导发出紧急通令，要求交出文革中整群众的“黑材料”。经另一些组织提出，全部材料由全院各群众组织共同封存。
12月31日 后工学院革命风暴造反纵队写出《揭穿一个大阴谋》，认为批判孙纪刚是“为张逊之开脱、辩护”的大阴谋，重点应该批判张逊之，批判后工主要领导干部的顺序应该是张逊之、杨捷、孙纪刚。
1967年
1月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军队院校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时指出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有问题。次日周恩来等又接见军队院校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时，刘志坚作了检查。随后刘被隔离审查。有关军队院校执行的是总政指示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由此被否定。
1月6日 后工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即一总部）改称红色造反者总团（简称红总）。
△后工学院二总部晚8时贴出海报，将于9日召开批判以张逊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三总部、四野立即表示响应。
1月7日 红总把全院各群众组织共同封存在保密室的“黑材料”抢走。
1月8日 二总部、三总部、四野等对红总抢走材料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后工学院学员陆续上北京参加批斗刘志坚活动。
1月9日 下午，由二总部发起，得到红总等支持，召开了批判“以张逊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教员向其会控诉了孙纪刚将他们几个教员打成“反党小集团”的罪行，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大会主席团不得不改变了原定“重点揭张”的方针。
1月10日 晚上，9日大会继续进行。捍卫团成员赵凤琴（电话总机接线员）上台揭发孙纪刚在1966年10月16、20日两次给张永年的电话中有关“炮制、操纵捍卫团”的“黑指示”。
1月11日 9、10日大会后各群众组织成员大批上京参加批斗刘志坚活动。同时将学院领导张逊之、杨捷、孙纪刚等带去北京接受批判。在京期间，捍卫团成员进行内部整风，揭发了孙纪刚“操纵捍卫团”的一些内幕，批斗了“坏头头”，捍卫团基本瓦解，许多成员加入了红总。
1月18日 上北京驻后勤学院的242红总写出大标语“打倒两面三刀的孙纪刚”，并对孙纪刚进行了游斗。
1月22日 包括242红总在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参加了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各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商讨夺权事宜。
1月24日 红总上京人员参加了总后勤部机关造反总部、后勤学院星火燎原等召开的打倒邱会作大会。
1月25日 重庆31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大会筹备处”，发出于29日上午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通知。署名单位中有包括242部队红总在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
1月27日 重庆军校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誓师大会”，通过了《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宣言》（此前已经成立）。联络站设于后工学院八一楼二楼，242红总在联络站起主导作用。
1月29日 捍卫团在校人员得知捍卫团上京人员已经内部造反消息后，于凌晨成立“革命造反非常委员会”，抄了孙纪刚、张永年的家，上午召开“造反大会”，将张永年等抓到会上批斗，发布了“坚决砸烂捍卫团宣言”。但被二总部等组织造了大会的反。
△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242部队红总等群众组织参加了大会。
2月4日 242红总上京人员返校，以“砸保皇派”为名抄砸了三总部。
△242红总赴蓉小分队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决不允许借“一·二九”事件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打成反革命，提出“万炮齐轰成都军区党委，烈火猛烧甘渭汉！”随后又与空字028部队红总、战旗红色造反团等进入成都军区请愿。
2月5日 三总部宣布解散。
△本月初，刚成立不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电话，请他们速去有要事相商。去后得知，西师八三一校外战斗队突袭了八一五的一处联络站，抄获一批整理好的反重大八一五一派（即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首都三司联络站等）的材料，其中涉及小说《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他们认为此问题很复杂，弄得不好会影响一大批群众组织。军校联络站回来商量后决定：一方面派人将有关罗广斌历史问题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一方面将罗广斌控制起来防止出事。本日军校联络站与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一起到重庆市文联将罗广斌从家中带走，先拘禁于建工学院，次日转移到军校联络站驻地后工学院八一楼（学院办公楼）三楼。
2月7日 242红总从下午开始进行“开门整风”。
△孙纪刚给红总写了《对几个问题的交代》。
2月8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其中明确“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此后重庆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即撤销。
△重庆造反派“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当天《新重庆报》报道参加酝酿、协商、建立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47个群众组织名单中有包括242红总在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
△红总成立后工学院夺权监察委员会，发出《紧急通告》宣称：监委会为我院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最高权力机关，警通排直属监委会领导，监委会行使全院在职干部的罢免权，全院党团员重新审查，由监委会酌情处理，一切保皇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等等。
2月10日 罗广斌清晨在后工学院八一楼关押地跳楼自杀。革联会一派宣布其为“畏罪自杀”。
△红总贴出于14日召开斗争孙纪刚大会的海报。
2月11日 成都军区开始抓捕军区内的造反派。驻军区内的242红总小分队被驱逐、殴打，一人被打伤住院。
2月12日 重庆革联会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成立庆祝大会，242红总参加了大会，亲见八一五派往外揪打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参加大会的军工造反团人员被八一兵团殴打，反革联会一派群众到场造反，发生冲突。会后红总开始组织人员对围绕革联会的两派矛盾进行调查了解，经过全团讨论和辩论，最后认为革联会是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假夺权”，撤销对革联会的支持，召回了派驻革联会的工作人员。
2月13日 设于后工学院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撤销。正式撤销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派出人员前往开县去营救在那里宣传造反夺权而被围困的军校战友。
2月14日 红总原定召开斗争孙纪刚的大会，因材料准备不充分，改为斗争杨捷。后被文筹攻击为红总“保孙倒杨”。
2月15日 红总下属105红色造反队成员提审孙纪刚，要求其写出交代。
2月16日 红总主办的《红色造反者》报第五期发表了红总的开门整风小结。
△红总下属“无畏”“红印”两个组织召开“批判肖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长达7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用来穷追“黑线”，被批斗者39人，其中教员22人。被批斗者还遭到殴打、罚跪、扯领章等人身侮辱。
2月17日 孙纪刚给红总写了《请红总严格审查我》。
2月18日 红总召开“砸烂三反分子杨捷的狗头大会”。杨捷被押到会场挂黑牌、做“喷气式”并打翻在地再踏上两只脚。会上散发了杨捷“十一大罪状”的传单（其中一大罪状是“吹捧三反分子邱会作”“死抱邱会作臭脚”），并教唱了自编的《打倒杨捷》歌曲。原三总部负责人、学员李国才认为杨捷打不倒，拒绝参加大会，被抓到会场陪斗。原捍卫团负责人赵光轩等也被陪斗。
2月20日 红总继续召开“砸烂三反分子杨捷狗头大会”，宣布“撤销杨捷一切职务，开除杨捷党籍军籍，把杨捷从党内军内踢出去”。
2月21日 孙纪刚向红总下属105红色造反队交出《对目前我院形势的几点看法》，因其中有赞扬红总的话，后来被文筹作为攻击红总受到孙纪刚操纵的依据。
2月22日 242红总出动22车人员冒雨上街举行欢呼《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反对革联会的示威游行，沿途呼喊“大夺权必须大联合！大夺权必须三结合！”“谁搞独立王国就砸烂谁的狗头！”“向首都三司战友学习！致敬！”等口号。
2月23日 孙纪刚给红总写了《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真相》。
2月27日 革联会下午召开斗争前市委负责人鲁大东大会，安排准备“结合”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在揭发、批斗鲁大东时“火线亮相”。为防止反革联会一派冲击会场造反，重庆警备司令部在会场附近向阳街（上清寺）地区实施局部戒严，将包括242红总在内的反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游行队伍拦截于嘉陵江大桥和上清寺一带两个小时。
3月2日 孙纪刚给红总写了《与李、卢关系始末13个问答》（注：李、卢指总后勤部原政委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正在总后勤部遭到批斗）。
3月8日 反革联会的242红总、西师八三一、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上街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七周月，欢送首都三司战友，抗议革联会镇压造反派，与革联会一派的六中32111、八一兵团等发生冲突。242红总的14辆军车被八一兵团等包围扣留至深夜12时，直到八一兵团等得知驻军即将对242红总采取行动后才将其放走。
3月9日 重庆警备司令部（五十四军）凌晨开始对后工学院实行10个小时戒严，宣布“奉成都军区转中央军委命令取缔非法组织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凌晨刚从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一带的几小时围困中疲惫不堪返回后工学院的红总人员被驱赶到大操场、篮球场上，四周是刺刀和机枪，红总人员不相信会有军委命令取缔他们的群众组织，齐声高喊：“军委命令拿出来！军委命令拿出来！”他们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口号。对峙至下午4时，戒严部队开始抓人，先后拘捕红总负责人及骨干30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首都三司、川大八二六、武汉新湖大等外地来渝反革联会红卫兵29人。随后由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作了训话。在此期间，后工学院外十多辆八一五派宣传车一直在宣传：“坚决拥护警司取缔242红总！”“反对革联会决没有好下场！”
3月11日 在“镇反”高潮中，后工学院二系（汽车系）一次就揪出21个红总派的学员示众。
3月12日 革联会主任刘润泉（五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在重庆市国防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谈到3月8日反革联会一派欢送首都三司的游行时说：“242部队红总的一小撮混蛋也充当了帮凶……次日凌晨五时，重庆警备司令部根据成都军区转中央军委指示，解散242部队红总，并实行了军事戒严，要他们交出头头，开始他们很顽抗，后来抓了××人。同时市公安局也抓了其他组织的××人。242红总的解散，对山城人民有很大震动。”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支左、支农、支工问题的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一律不要到外地、外单位串连；支左、支农、支工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未经上级批准撤职、停职的干部除认真检查外应站出来工作等。
3月13日 警司在后工学院主持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重庆各军校派人参加，警司派出大批军人荷枪实弹保卫会场。已经被抓捕的红总负责人王家栋、郭剑、张龙宝、胡建国等被押到会场，摘掉军帽、扯掉领章，强行低头请罪。王家栋因拒绝低头和拒绝呼喊“肃清红总流毒”口号，被士兵五花大绑强迫低头，推倒在地。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山城红卫兵》报《特刊》在刊登该司令部11日发布的开除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和交院九一五战斗团的《通告》同时，报道《西师“春雷”造反兵团等七个革命组织、交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分别发表联合公告/反对“革联会”绝没有好下场/警备司令部对后字二四二部队“红色造反者总部”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红总”宣告垮台》。
3月14日 警司驻后工学院工作组召开各队、室干部及认定为“左派”的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指示酝酿成立领导学院文革运动的权力机构文革筹委会。
△革联会主办的《山城战报》创刊号发表报道《难兄难弟一样下场：八三一纵队一命呜呼，二四二红总寿终正寝》，文中说：“后字二四二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由于伙同西师八三一等反动组织，大肆破坏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夺权斗争，为牛鬼蛇神撑腰……并盗用中央名义，大造谣言，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重违反了军委八条指示，严重地败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为此，重庆警备司令部根据上级指示，于三月九日晨五时起对二四二进行了戒严，将‘红总’的反动头目逮捕归案，并宣布该组织非法，对该校实行军事接管。这样，二四二‘红总’和西师八三一寿终正寝，一齐垮台。”
3月15日 警司派驻后工学院的工作组指示：以部、系为单位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已被抓捕的红总头头也可以抓回来批斗。在一个月时间里，红总成员被关押33人，其中关押一个月的有4人，关押半个月以上的9人，其余都关押3天以上，被抓捕时挨打的16人，红总成员被斗132人次。红总人员被要求像“反动党团”一样分类（骨干分子，顽固分子，一般成员）登记，人人过关写“请罪书”。
3月16日 后工学院与红总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筹），宣布接管学院党政财文一切大权，主任杨乃全，副主任兼政工组长李国才。在文筹发布的001号通告中称：要“结合肃清原右派组织红总的流毒”，进行整风学习。学院各系、队也分别在剥夺大批红总人员选举权的前提下“选举”了文革筹委会，如103人的第三学员队就由有选举权的9人选出了队文筹。以后红总将文筹视为保守派组织，称之为“麻文筹”（注：文革初期由党政领导授意组建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官办组织，曾得到党政领导下发的夜宵麻饼，因此被造反派讥称为“麻子兵”，此后就往往将被认定是保守派的组织名称前加上“麻”字）。因革联会和八一五派称242红总与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为“三大右派组织”，红总即称在“镇反”中被扶植起来的西师春雷造反兵团、交院联合夺权指挥部（简称联夺）和242文筹为“三大麻子”。文筹则反唇相讥称红总为“麻红总”或“麻红肿”。
3月22日 文筹秘书组给各系、队文筹发出通知，要求指派专人搜集红总及所属组织的罪行材料。
3月27日 重庆警备司令部写出《关于后勤工程学院原“红色造反者总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的报告》，罗列了红总支持右派组织，破坏山城文化大革命；冲击军事机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造谣诬蔑，制造混乱；非法夺权；破坏生产等罪状。
3月下旬 文筹组织人员对红总整理的杨捷“三反言行”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3月31日 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在形势报告中宣称打垮了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和242红总这“三大右派组织”。
4月6日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3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4月2日）等文件、社论精神传来，否定“镇反”已成为大势所趋，文筹主办本日出版的《新后工》报仍在宣传“肃清红总流毒”，“不准红总死灰复燃”。
△《中央军委命令》（十条）下达，明确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4月7日 文筹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纪刚大会”，大会执行主席杨乃全。发言重点是“揭发孙纪刚如何操纵红总”和“肃清红总流毒”。红总人员上台造反。孙纪刚抬头大喊：“我没有罪！”
4月9日 242红总正式恢复组织活动。
4月13日 全军文革李曼村接见242红总在京代表张永吉（军械系6队七班班长），张控诉了自3月“镇反”以来红总所受到的打击。李回答：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
4月16日 红总200多人抄砸文筹办公地点，抢走大批材料。
4月18日 重庆警备司令部将后字242红总200名代表及文筹和中间群众等代表接到警司小礼堂，由副军长韩怀智代表警司表示赔礼道歉。讲话中承认几点错误：不应该实施戒严；不应该抓人；不应该公开宣布红总是非法组织，也不应说是右派组织；更不应该把军区的决定推断为军委命令。当红总人员提出要求到后工学院公开平反时，则说3月11日已经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只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决定，就马上照办。
4月23日 红总参加了重庆砸派（以“砸烂革联会”共识而得名，7月下旬起改称反到底派）30万人“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
4月27日 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新三军）成立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筹备处，242红总在京代表张永吉任筹备处副主任。
4月30日 由后字242部队红总、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国家科委情报所重庆分所红色革命造反团、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等联合主办的《山城红旗》报第1期出版。
4月底 文筹连续发表文章批驳红总提出的“砸烂杨家店”口号，认为这一口号的实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打击红线人物，保护黑线人物。
本月 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重庆两派各10名（后单独解决重庆问题时扩大为各20名）代表参加。砸派方面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242部队红总张龙宝等被中央点名要求从狱中放出送到北京参加会议。
5月5日 文筹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捷”大会。
5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下达，其中否定了成都军区在2、3月间进行的“镇反”，指责其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
5月16日 周恩来、康生等凌晨接见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宣读并逐条讲解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没有承认重庆两派争论的焦点革联会，而是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肯定了五十四军（警司）的支左有显著成绩，但又批评他们“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八一五派驻京人员传回不实的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所谓“八条”，其中有驻渝部队支左中做得很好，经验总结上报中央，革联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文筹也作了大量宣传。后被红总批判为宣传“伪八条”。
5月17日 红总参加了反到底派举行的欢呼“中央五条”和“庆祝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大集会与游行。文筹得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没有肯定革联会并为2、3月“镇反”中被抓捕的造反派平反后，有人写出抗议标语“坚决批判张梁对重庆问题的五点意见”。红总认为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5月18日 242文筹参加了八一五派举行的“誓死保卫红色政权革联会”（实为抗议中央五条）的集会与游行。当晚又写出给毛主席的《加急电》，称中央对重庆问题的五条“有严重的政治、立场上的错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它在客观上灭了革命左派的志气，长了砸派、保守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威风。”
5月23、24、27日 红总代表三次与警司领导对话，但提出的到后工学院公开为红总平反、退还被抄走的物品和材料、取缔“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文筹等要求均被以“避免加剧冲突、引起武斗”等理由拒绝。
5月30 文筹召开“斗争三反分子杨捷”大会。会后，文筹派出赴京汇报小组带去大量有关杨捷的材料向总后勤部党委汇报，了解总后党委对杨捷问题的态度。
6月1日 后工学院两派武斗，武斗中越南留学生被打。
6月2日 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伤数十人。后工学院两派以不同方式介入（或派出人员前去“制止武斗”，或以高音喇叭声援本派）。
△242红总赴涪陵调查团到达涪陵。因为支持在“二、三月镇反”中遭到过镇压的“二七总部”“工总”“政法公社”“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等组织，小分队多次遭到红贸派的绑架、殴打。
6月9日 红总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纪刚”大会。
6月15日 文筹赴京汇报小组由程金立执笔给邱会作及总后党委写信，汇报了对后工学院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及对学院主要领导干部是革还是保的看法。
6月17日 242红总与工人造反军总部、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财贸九二一战斗团等《山城红旗》报主办单位联名向重庆市革筹组组长蓝亦农、副组长白斌发出《公函》，就《山城红旗》报遭到八一五派抄砸，承印《山城红旗》的新华印刷厂红旗人员被抓打等提出抗议，并要求勒令革联会机关报《山城战报》停刊。
6月19日 邱会作接见242文筹赴京汇报小组时说：“你们把院内斗争和总后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看，这是很对的。”“孙纪刚打倒杨捷，反映了总后的两条路线斗争。”“杨捷是个好同志，谁也打不倒。”文筹迅速将“总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在后工学院作了传达、宣传。
6月20日 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死2人。砸派占领全厂。武斗中，驻望江厂的242红总成员李兴参与了组织和广播宣传。
6月21日 红总强占后工学院办公大楼。一些文筹观点的干部拒绝进办公大楼上班，在露天办公以示抗议。
6月26日 文筹赴京汇报小组成员郝恩波回到重庆向文筹汇报了总后党委对杨捷问题的态度和邱会作的指示。文筹写出标语“炮轰杨捷可以，打倒不行”。
6月29日 邱会作主持在京242部队红总、文筹两派代表谈判，达成停止武斗，开展整风，促进大联合，保证行政、外训工作正常进行的协议。
△242文筹赴涪陵调查组3人（青年教员）到达涪陵，支持被成都军区“涪陵五条”定为“受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红贸派。
7月1日 242红总认为在北京参加谈判签订协议的三个代表是“出卖原则”，发表《严正声明》称：“由总后党委主持召开的我红总在京人员与麻文筹的会议达成的所谓‘协议’……避开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完全违背了我红色造反者的意志……我红色造反者总团对此协议坚决不予承认。”
△242文筹赴涪陵调查组“对红贸派造（成都军区）五条的反表示支持”。
7月2日 242文筹赴涪陵调查组出席涪陵红贸派红联司召开的“踢开黑五条，彻底闹革命”誓师大会，发言称坚决支持他们造成都军区五条的反。
7月14日 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凌晨在重庆警司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15分发布《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命令》。后工学院两派得到消息后各自交出了一些武斗用具。
△《山城红旗》第13期发表砸派工总司等16个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建议》，署名单位中有后字242部队红总、总字412部队红旗、后字245部队105红总等军事院校群众组织。
7月16日 红总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的紧急倡议。
7月17日 242红总红一团发表《就242部队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敦促蓝亦农、白斌二同志改正错误书》。
7月22日 242红总《红色造反者》报印发《附页》，包括242部队红心战斗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向毛主席的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学习些什么——兼驳重大八一五及242麻文筹中一小撮混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逻辑》和17日242红总红一团发表的《就242部队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敦促蓝亦农、白斌二同志改正错误书》。
7月25日 242文筹赴京汇报组向邱会作及总后党委呈报《关于核实杨捷同志问题的报告》，澄清了一些无限上纲的不实罪名，指出杨捷的缺点错误，要求杨捷“必须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7月26日 红总贴出“声讨刘少奇新反扑大会”海报，其中写了“勒令三反分子杨捷必须到会，麻文筹必须交出黑后台三反分子杨捷”。
△上午，242红总张龙宝、302红总老戴和军工井冈山总部邓长春等在后工学院红专二楼406教室研究“七二五”事件（注：25日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反到底派控制的工业学校，是重庆两派武斗升级为枪战的标志性事件。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闻讯后决定打开建设厂半自动步枪成品库“发枪自卫”）之后如何武装反到底派问题。
7月28日 凌晨2点，红总出动100多人到建设厂领取半自动步枪回校并协助运枪到重庆医学院（军工井冈山总部和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驻地）准备向反到底派组织分发。文筹得知红总已经用枪武装，下午以运卷心菜为掩护向空压厂八一兵团借来坦克用重机枪4挺和子弹8箱。
7月29日 文筹举行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纪刚”大会。
△红总在后工礼堂举行授枪仪式，向部分成员发放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分发的半自动步枪（据称红总此次领到半自动步枪130支和数挺12.7及14.5高射机枪）。有领到枪后的红总成员开始向文筹所占楼房的广播喇叭射击。
7月下旬 文筹成员李英镐等护送杨捷去北京躲避武斗。
7月31日 红总再次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纪刚”大会。
△红总对后工学院倾向文筹的警通连实行戒严，占领学院办公楼八一楼。同时打开学院三系（军械系）教研室武器库，抢走教学用轻、重机枪34挺及迫击炮、无后坐力炮、高射炮等共70余件。
△文筹“抢”了观点倾向文筹的学院警通连48支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
8月1日 文筹成员罗仕仁被红总人员枪击受伤。
8月2日 凌晨5时开始，后工学院两派爆发枪战。文筹占据的红专一楼中文筹成员何先华（四系〔油料系〕7队学员，四川广安人，中共党员）中弹身亡，终年28岁。红总成员冯占兴（学院工人）早晨刚来上班在红专二楼门前身中3弹身亡。中午12时红总发出《最后通牒》，勒令文筹下午两点集体整队到大操场“缴械投降”，“麻文筹不投降就叫你灭亡！”下午2时半，红总与外单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向红专一楼发起猛烈攻击。
8月3日 凌晨，红总及外单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继续向红专一楼攻击，文筹成员李家世（五系〔化工系〕8队学员，北京人，共青团员）中弹身亡，终年22岁。上午9时，文筹人员被迫撤离，从红专一楼后门跑过大路，架起膝盖中弹受伤的姚天德，经过大坪邮局后边的居民区，一直跑到警司（五十四军军部）门口。但要进警司就要收枪，文筹人员不愿交出“自卫”武器，只好爬上鹅岭公园，派人和警司及七医大大坪医院（七医大附属第三医院）商量。由八一五派七医大红总控制的大坪医院同意文筹进驻，大坪医院提供食宿，文筹人员担负保卫医院的站岗放哨任务。随后，后工学院内文筹观点的一些干部、家属也纷纷外逃。
8月5日 八一五派在杨家坪清水池争夺战中失利，从杨家坪全线溃退，撤退途中遭到242红总机枪扫射，造成伤亡。
8月6日 文筹人员下午在浮图关下参与八一五派伏击反到底派从建设厂领枪后过路的车辆，打死3人，打伤多人，抢走车上运送的枪支。
△重庆警备司令部写成《我们的检查》（月底公布），就2、3月“镇反”中把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242红总等“称为‘三大右派势力’”表示平反道歉。
8月15日 在八一五派纪念“八一五事件”一周年的大会上，驻渝军校的八一五派组织后字242部队文筹、总字153部队红色造反团、总字412部队红色造反团、总字421部队红色造反团、军工造反团、七医大红色造反者总团作了联合发言。
8月16日 八一五派一些主要组织的负责人30人左右在一中开会研究武斗计划（先打河运校航锋还是先收复嘉陵江大桥南桥头），242文筹负责人李国才、杨乃全参加。
8月18日 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等处发起总攻。242红总人员参加了这些据点的保卫战。红总成员唐章海（2系〔汽车系〕4队63级学员，四川人）在邮电器材厂协助防守时中弹身亡。文筹成员杨有道（二系〔汽车系〕5队学员，河北张家口人，中共党员）在虎头岩担任警戒时中弹身亡，终年24岁。
8月23日 文筹成员程金立（三系〔军械系〕6队学员，河北人，共青团员）本日前后在七医大大坪医院临时驻地装配自制手榴弹时出事故身亡，终年23岁。
8月26日 八一五派调242文筹出动一个加强排（20多人）到长江电工厂护送给八一五派运送的弹药。文筹人员穿便衣徒手分散通过两路口（工人医院前有反到底派检查哨），枪械藏在市委交际处一辆华沙轿车后备箱里通过。进城后住到八一五派控制的市公安局四楼图书室，但几天后因故任务取消，原路返回大坪医院。
8月31日 反到底派242红总、河校航锋、重医兵团等与控制五台山制高点的八一五派七医大红总互相射击。
9月10日 中央“九五命令”后，两派陆续上缴武器。红总本日第一次向警司上缴武器，交出半自动步枪366支。
9月11日 跟随涪陵红贸派红联司撤出县城的242文筹赴涪陵调查组组长李晓渝（后工学院青年教员）参与了红联司在丰都县包鸾镇亭子垭杀害俘虏（包括对立派人员和乡间“黑五类”）33人（全部用刺刀捅死后扔下深洞）。
9月17日 到总后驻渝办事处投送公函的红总成员马福寿等3人被文筹人员绑架、毒打。
9月18日 警司到后工学院检查“九五命令”执行情况，查到红总在红专一楼还有60炮6门，二系（汽车系）实验室底层37炮一门，锅炉房有双管12.7高射机枪两挺。还查到半自动步枪38支、全自动步枪2支、卡宾枪2支、冲锋枪1支及子弹一批。
9月24日 文筹发出大联合倡议书。
9月25日 文筹成员集体返回后工学院。总后勤部党委文办给242红总电话指示：“文筹根据中央指示回院搞斗批改是对的；红总应让文筹住红专一楼。”但红总人员拒不搬出红专一楼，并声称“麻文筹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与他们联合就是承认了二月逆流，承认自己是右派”。文筹人员在大操场露宿一夜。
9月26日 驻军代表调解后工学院两派在住地问题上的矛盾未果。为避免冲突，文筹返校人员再次撤离学院，借住到大坪公安学校。红总人员当晚撤出红专一楼。后工学院副政委徐克随文筹人员住到公安学校，副院长陈兴建则与红总在一起。
10月9日至14日 警司再三与红总交涉必须不折不扣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红总又交出各种枪45支、手榴弹424枚、子弹42700发、75炮一门。
10月24日 在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掀起的“打刘张”（打倒四川省革筹组领导成员中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高潮中，242文筹总勤务员李国才派两名学员和一名教员组成调查张西挺历史问题的秘密调查小组（此后因形势变化，具体进行此工作的只有一名学员）。
10月26日 242文筹主办的《242战报》第七期发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胜利走向胜利——记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其中说：“武汉‘七·二○’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肖、刘、李、谢操纵的一些保守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242红总，又蠢蠢欲动，收罗残兵败将，在陶铸式的野心家煽动和唆使下，大抓所谓 ‘军内一小撮’，阴谋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特别是242红总的坏头头，在党内走资派的操纵下，蒙蔽一些群众，在山城充当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在后工大院制造了反革命武装暴乱，残杀8·15革命派和我文筹战士，严重破坏了后工和山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月28日 242红总主办的《红色造反者》第21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全盘否定二、三月“镇反”就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11月4日 文筹写出《242红总重提‘全盘否定二、三月镇反’的要害是在后工复辟资本主义》长文。
11月5日 文筹主办的《242战报》第8期发表长篇报告《为什么重庆市武斗特别严重——向中央调查团汇报》，历数反到底派武斗罪状，并称省革筹刘结挺、张西挺对反到底派的支持是重庆武斗特别严重的重要原因。。
11月15日 242红总《红色造反者》报第22期发表《黑白不容颠倒，历史岂能篡改——驳原“院文筹”所谓“红总专打红线，死保黑线”的谬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自白书——评242原“院文筹”的向中央调查组汇报〈为什么重庆市武斗特别严重？〉》。
11月21日 总后勤部党委文办院校组指示：242部队两派要实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红总要把红专一楼让给文筹暂住”。文筹成员李英镐（三系〔军械系〕6队学员，黑龙江延寿人，朝鲜族，中共党员）在红专一楼台阶前张贴标语时被红总成员吴树民（河北邯郸人，64级学员）用木棒从台阶上打击头部致重伤，抢救无效于26日身亡，终年27岁。
12月1日 242文筹派出一名学员与重大八一五派出的一名学生一起持重庆市革筹组、242部队和重庆大学三种介绍信，开始对张西挺历史问题进行外调。后工学院支持文筹的副政委徐克（已撤出学院与文筹人员同住重庆公安学校）以私人名义给河南省一已“解放”的领导干部写了便函，望必要时给予帮助。
12月5日 总后勤部党委文办就后工学院“一一·二一”事件作出指示：“对这一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严重事件，必须严肃处理。红总主要负责人对此事件应负严重责任……红总的广大群众应揭发这一事件的策划者，打死人的凶手吴树民请警备区依法处理。”
12月6日 红总成员吴树民11月21日用木棍打死文筹成员李英镐后被红总送交警司处理，本日在警司拘押地用衬衫撕成布条自缢身亡。
△就242红总吴树民打死文筹李英镐事件，在北京的总后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后勤学院五一革命造反团、五七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等10个群众组织联名发表支持文筹、斥责红总的《严正声明》。
12月10日 242红总主办的《红色造反者》第23期发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评242原“院文筹”〈给毛主席的加急电〉》，将5月18日文筹反对中央五条给毛主席的加急电重新翻出进行批判。
12月12日 242文筹《242战报》第10期发表总后党委文办就“一一·二一”事件所作的指示和总后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等群众组织的《严正声明》，并以七个整版篇幅发表编辑部文章《看二四二“红总”的真面目/孙大老板的御林军，陶式人物的别动队》。
12月25日 针对八一五派在社会上掀起的“打刘张”高潮，红总发表誓死保卫省革筹的《严正声明》。
1968年
1月1日 因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排斥了对立派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在未经四川省革筹组批准，只由驻重庆的梁兴初擅自以省革筹副组长身份批准而于1967年12月27日单方面成立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242红总参加了全川190多个“红十条派”群众组织联名发表的《关于重庆大学非法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严正声明》。
1月28日 总后勤部党委对242部队问题作出指示：“后工文筹应迅速返院，由于双方对立情绪较大，现在还不断发生抓人、打人事件，返院后应按过去指示暂住红专一楼，待实现大联合后，再按系统返回原单位。”
2月12日 文筹发出倡议，建议总后党委将文筹、红总两派代表集中到北京学习、谈判。
△242文筹与重大八一五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八师22团安集海五分厂一队找到了已经刑满留队的原审讯过张西挺的国民党军官，查实了张曾叛变的情况。
2月22日 242文筹与重大八一五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返回成都，迅速整理了《关于张西挺历史上自首变节和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后改题为《有关张西挺历史的几条线索》。材料写好后，242文筹人员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到支持“打刘张”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家作了汇报。
2月27日 文筹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学习总后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精神的倡议》（242文筹徐景林等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应坚决贯彻总后“由本单位参加大会的领队和代表统一集中传达”的指示。红总则宣称后工学院出席总后“二代会”的这个代表团是非法的，不予承认。
3月3日 242文筹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到支持“打刘张”的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向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作了汇报。耿说：“要抓紧上报。但最后定案还不能靠你们，你们主要是提供线索。”
3月15日 242文筹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带着整理后复写的材料赶到北京准备上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晚8时至次日凌晨0时30分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所作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讲话中主要批评了提出“打刘、张”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等），严厉指责这一行动，康生说：“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周恩来说：“就是刘、邓复辟。”同时对偏袒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有所批评。
3月18日 242文筹外调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驻地）分别向重庆八一五派的代表周家瑜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秘书再次汇报了调查情况。
3月19日 张国华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正式传达了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八一五派遭受沉重打击，“打刘、张”活动被迫中止。梁兴初的秘书向242文筹调查张西挺历史问题的人员转达梁兴初的意见：“中央首长刚讲过话，不能再提了，停下来吧。”
7月7日 因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引起八一五派（及五十四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到底派的得意忘形，重庆两派矛盾冲突再次激化，从4月以来武斗再次掀起高潮。尽管6月2日成立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武斗并未停息。本日八一五派开始向大坪地区反到底派控制的后工学院、煤矿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大举进攻。
7月9日 凌晨八一五派向后工学院展开最后攻击时，反到底派红总成员许增世（学员，中共党员）在红专二楼被炮弹掀去颅盖身亡。反到底派红总主要负责人张龙宝（五系〔化工系〕八队63级学员，上海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三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撤离时中弹身亡。红总成员杨怡深（三系〔军械系〕六队学员，北京人）本日下午撤离242大院后在汽车十八团驻地附近被八一五派学生抓捕后杀害。文筹成员杨宏柱（二系〔汽车系〕5队学员）参加八一五派攻占后工学院武斗结束后到九龙坡长江边洗车时下水冲凉溺水身亡。
本月 242红总人员大部撤到成都。红总《红色造反者》报在成都出版“七七——七九反革命屠杀事件专刊”，报道在成都举行的张龙宝、许增世、杨怡深等“烈士”追悼会。
8月 后工学院63、64级学员同时毕业分配。撤到成都的红总人员派代表回校来谈判，两派只分毕业生去向指标，具体分配人选由各派按指标自定。为避免发生冲突，文筹的毕业生从重庆走，红总的毕业生基本从成都走。
9月 242文筹在沙坪公园八一五派“烈士公墓”（今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中的墓碑落成，碑上刻有文筹在1967、1968年重庆两派武斗中死难的何先华、李家世、杨有道、程金立、李英镐、杨宏柱等6人的名字。碑文上还有当时对他们的评语“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文筹优秀战士”。
10月15日 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布撤销各大总部。随后各基层群众组织也陆续解散。后工学院两派都集中到重庆谈判大联合、三结合，按对等原则推选代表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捷（原院长），政委崔怀之（原副院长）。其他原领导干部待审查。
后续简要情况——
1969年2月，后工学院65、66级学员一起毕业分配。至此，文革前招收的各届学员全部分配完毕，告别了给他们留下惨痛记忆的重庆文革舞台。
1969年底，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再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宾馆会议，为尽快结束四川动乱不止的局面，将曾经力保的四川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中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作为罪责承担者加以批判。会议精神（时称“一二·二五”批示）传达下来后，后工学院原文筹派教职员工欢欣鼓舞，终于摘掉了一年多以前由同一个中央在“三一五指示”中给他们戴上的“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 ”“就是刘、邓复辟”的可怕政治帽子，一变而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功之臣”。
与此同时，1969年底，在所谓“斗批改”运动中，军委办事组“大砍院校”，后工学院一度被降格为后勤高级专科学校。1975年6月又恢复为后勤工程学院。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被认定为“林彪死党”中“四大金刚”之一而倒台，总后系统人事再次“翻烧饼”——原来的“红线”变成“黑线”，原来的“反革命”扬眉吐气变成“革命左派”。以后，曾得到文筹派拥护的后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75年9月起为院长、临时党委书记）杨捷，又在1976年1月初意外被一学员因私愤闯入家中枪击身亡。后工学院原红总观点的教职员工重新占上风。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曾遭到批斗的后工学院领导干部中——
原政委张逊之，1986年在北京病逝。
原副政委孙纪刚，1971年“九一三”之后作为“遭受林彪死党邱会作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干部得到“解放”。1975年1月后任总后勤部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解放军后勤学校政委、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84年12月离职休养。
原副院长陈兴建（红总观点），1975年9月至1976年10月任后工学院副院长、临时党委常委。1991年在重庆逝世。
2016年1月～2月22日元宵节初稿
2024年10月4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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