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Site Admin |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21
|
|
《昨 天》第二二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3月30日第221期
本期目录
〖重庆专辑7〗
生逢乱世
周伯昆 山城漫记
故纸堆
渔歌子录入 羊衍海“反戈”发言
渔歌子录入 羊衍海谈“反戈”真相
——————————————————————————————————
【生逢乱世】
山城漫记
周伯昆
序
这是我系列日记体文革回忆录的第二篇，前一篇是《串联漫记》，记载了1966年底我绕了小半个中国的见闻；第三篇叫《春城漫记》，写的是我1967年8月昆明之行。三篇文章均采用日记体的原因是：一、内容依据我当年的日记，比起事过多年后的回忆来更加真实可靠。当然我也不得不对我的原始记录做了些加工。因为日记是当时随手记的，有的记于拥挤不堪的火车闷罐车厢里，有的是坐在行李包上，在等车的空闲时记下的，更多的是疲惫不堪奔波一天后，在形形色色的宿舍里写的。现在翻出来看，一些具体内容自己一时都看不明白，摸不到头脑，如果有朋友要索取一阅，那他们可就如坠云雾山中了。所以，我尽可能根据我还可以引以自豪的记忆，把事情的脉络补个差不离。二、不是故事，人物事件不连贯，无法形成一篇有头有尾声的东西，更谈不上有什么文采，于是只好以日记体敷衍。本来这些也只是自己青年时代的一段经历，整理出来后，有时间自己翻翻、想想，或许可以当作素材，说不定哪天心血来潮，也可写成小说，总比胡编乱造要省点事。如果有朋友或有兴趣者想读一下，那么我也愿意奉上，看不看得完，那我就无法顾及了。
我当时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山城漫记》记录的是我在1967年4月到6月大约60天在重庆的经历。它不像另外两篇单纯得像游记。现在想来，我们在山城重庆的所作所为很像堂·吉诃德。老堂向风车宣战，要捍卫与现实格格不入的骑士精神。而我们战斗的双方，都声称要誓死捍卫某人的“革命路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斗（！）到一起来了。这真的是一场荒唐可笑的悲剧。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在舞台上扮演某个角色。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为了那场悲剧记忆的观众。
我文中描述的只是那个时代狂潮中泛起的几朵小小浪花，一切都已过去。但至今我不后悔我的山城之行，为什么？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就蕴藏在看来无价值的外壳内，如美玉与钻石藏在无价值的岩石中，何况人性？那价值到底为何？我说不明白，至少不如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明白。
是为序。
2003年6月
大背景：
北京：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全国掀起“打倒刘邓陶”的“革命大批判”高潮。4月10日，在清华大学，几十万人集会，批斗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北京石油学院当时大致分为“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两大组织。与全国各地相似，两派人马都崇拜同一位神，而又誓不两立。如同基督教徒与摩门教徒，都信奉上帝，但又相互攻击对方为异教徒一样。
四川重庆：驻军支持的“革联会”成立后，对一些反对派实行了镇压，被镇压的一派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新形势下重新组织队伍并迅速壮大，提出要“砸烂革联会”，形成“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双方发生激烈的派性斗争。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支持“砸派”，号召声援。于是大批红代会的人马争相开赴重庆……
（1967年）4月10日
晨，被喧闹的汽车轰鸣声吵醒。我当时住北京石油学院炼化楼四楼，临马路。伸头往窗外看，大街上车水马龙，人群涌动，各色旗帜铺天盖地。原来今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人这么多，我懒得去凑热闹，继续蒙头睡觉。
吃过早饭，见整个学院空空荡荡，肯定人都去清华看热闹了。无聊，在北教楼前太阳下看艾思奇的小册子。见麻雀两只打架，好像是在争地上的碎馒头。哎，人有时也如麻雀，看到眼前的什么东西，争斗不休。
4月11日
上午我小学同学、同乡世交陈朝达找我，说“大庆公社”要派十来个同学前往重庆，和已经在那里的“北京红代会”人员会合，支持重庆的“砸派”。他找了总部的姜阳，总部同意此事由他来负责组织，越快去越好。朝达问我可否与他同去重庆。我去年串联，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到我特别想去的四川，这可是天赐的良机。我二话没说，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前往。朝达说：“那就算你一个了。你看看还有谁也想去，我给你再留一个名额。”
晚上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时，我把此事告诉了张振清。她说：“反正现在学校班里都在打派仗，呆着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是在重庆上的小学，我比较熟悉山城，我当然想去，说不定还可以回一趟成都的家呢。”看完电影后，我们找到朝达，朝达听说张振清是四川人，就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4月12日
晨5点，朝达敲门，我懵懵懂懂出来。朝达说：“快！我们上午7点在主楼前集合，乘9点的火车去重庆。”我赶紧敲隔壁女生宿舍的门，告诉张振清赶快收拾收拾，马上就出发。朱玉柱和戚道宗看我收行李，问我和张振清要去哪儿？我说四川重庆。他们望着我直发愣，我说：“真的！”朱玉柱要我把自行车留给他用，我把车钥匙丢给他说：“用吧，别丢了就行。”
7点钟，我和张振清到主楼前，已经有一堆人在那里。看了看，除朝达外，再没有熟悉的面孔了，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张振清走过去和那位女生说话，我问朝达：“这些同学都是你们班的吗？”朝达说：“五湖四海！你们是炼制系的，这些虽说都是机械系的，可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现在可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哈哈！”他大声笑，他的笑声总是很爽朗。他招呼大家过来，把我们俩介绍给那些同学认识，看来那些同学原来都彼此熟悉。朝达又说了些注意事项之类的话，我们就一同去赶31路汽车。我数了数，他们有九个人。
火车准时离开北京站，是赴重庆的19次特快列车。谢天谢地，都有座位。在车上我才把同行者的名字搞清楚，除朝达、张振清外，别的同学是胡再英（那位女生）、连熙聚（李明）、林世辉、彭子礼、陈曙浩、许道炳、张集荣。朝达说，他的弟弟朝进也是我们战斗组的，他要办全国粮票，很麻烦，办完后明天再出发。
4月12、13和14日
这几天都在火车上，颇无聊，朝达不时高唱“天如火，水似银……”鼓舞士气。他和林世辉不断向我们侃西双版纳他们的见闻。去年10月，他们串联到西双版纳，走遍了整个自治州。朝达和世辉时常提及一位叫芦莲莲的女生，她是云南中医学院的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在西双版纳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从他们的言语看得出，芦莲莲是一位活泼可爱热情奔放的姑娘。看来这位莲莲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每当朝达说起芦莲莲，胡再英都望着朝达，或静静听，或没头没脑抛出几句不甜不咸的话。此时林世辉会怪声怪气哼上几句：“海罗塞罗塞罗塞，远方的姑娘请你留下来……”这家伙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歌词改了，唱得朝达红着脸，坐在一旁，面对胡再英的怒目，笑着摇着头看着地板。于是我们大家都愉快地望着他笑。
13号下午，车在阴雨中停靠成都。张振清下车，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向外张望。这里有她的家，她多想回家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呀。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吧，火车的汽笛响了，她才依依不舍回到车厢。
4月14日
晨，在茫茫的浓雾里，我们的列车开进了重庆地区。天阴沉沉的，窗外看不很清，望过去像是一幅泼墨画，只有浓淡而无细节。车钻过最后一个隧洞，徐徐停靠在重庆站，这时天下起小雨。下车后，顶着雨跑到一个可以避雨之处，停下来。朝达建议大家分成几组分头活动，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栖身之处。我和张振清一组，其他同学各自组合分成三四个小组，说好下午四点左右在文化宫前再聚，然后我们就分开行动。
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感到有些茫然。天渐渐明了，雨慢慢停了，雾也悄悄散了，我和张振清爬了好长一段石阶梯，到了“山顶”。一路只见竖着触角的无轨电车上上下下，看不到一辆自行车。哦！这是山城，自行车没有用武之地。好不容易我们到了一个叫“较场口”的地方，我猛地想起，这不是郭沫若解放前被打伤的那个地方吗？好像还是他儿子郭世英提起过此事的。右侧只有齐腰的石砌护栏。看过去远处一条大江，水浑浊，飘着些船，冒着些黑烟，那是长江吧？对岸灰蒙蒙，看得见一些白色的建筑。这边，灰瓦房一层层隐在绿树间。人们在接近60度的石梯路上艰难地上下。恰好有一个垛口在旁边，有路牌“十八梯”。张振清说，她妹妹家就在下面，她让我等着，自己从垛口走下去。
约摸半个钟头，张振清领着她妹妹上来了。她妹妹叫杨宗秀，为什么不姓张？为什么这里是她的家，而不是张振清的家？我没好问。杨宗秀，人如其名，挺秀气，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姐妹俩长得很像。介绍给我认识后，她们姐妹俩用四川话聊天，我跟在她们后面慢慢走。
不久，见人头攒动，张振清告诉我，这就是市中心，叫“解放碑”。的确有一座碑矗立在马路中央，似乎是八角型，有一面有题词“人民解放纪念碑”。顾不上细看，继续走路。
到“临江门”，一建筑物门口挂着块大木牌，“工人革命造反军”几个字很显眼。我们走进去，杨宗秀与接待人员商量，那人说我们人太多，不好安排。杨宗秀好说歹说，费了不少口舌也没有用，气得脸通红。张振清说，到你们中学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杨宗秀说：“我们学校全被‘保派’占领了，我们‘砸派’都被赶得鸡飞狗跳，怎么可能？”
我们又跑了几个单位，也不行。我说：“时间不够了，我们也别乱找了。”在我的提议下，杨宗秀带张振清回家吃饭休息一会儿，我就在较场口一处茶馆坐了下来，一坐下才觉得又累又饿。胡乱要了一壶茶，在柜台买了两块米花糖，放进茶杯，用茶水一冲，味道极佳，这大概就是常听人说起的“炒米糖开水”吧。哦！应该说叫“炒米糖茶水”才是。
三点左右，张振清到茶馆找找到我，我们沿着盘旋而上的马路往文化宫方向走去，因休息好了，不费力就到了文化宫前。远望，好像陈曙浩和许道炳正坐在台阶上。我们走过去，问他们找到接待站没有，他们反问我们找到没有。双方眼神传递失望的信息后，把各自的怨气倾吐一番，就都坐在台阶上闲聊。
不久其他同学陆续来了，朝达和胡再英一组到重庆医学院联系到了落脚点；林世辉和连熙聚也在石油学校找到了可以让我们住的地方。激烈讨论后，大家决定到重庆医学院落脚，因为医学院基本上是“砸派”的地盘，又是大学，“门当户对”。
于是我们乘无轨电车去医学院。天黑后到达，由“重医兵团”的陈忠良安排，住进了教室临时改成的宿舍，均是地铺，铺的稻草。条件不好，但总算有了个窝。我们男生住医一楼205大屋，张振清和胡再英在旁边209小屋。大家赶紧洗漱，酣睡无话。
4月15日
早上被窗外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叫醒，我走出楼，到外面看看环境。校园里，树很多，有高有矮，都很绿。楼的墙壁上，毫无例外，现在都是大字报展示它威风的领地。高树上和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不时播放雄壮的语录歌和“重医兵团”战地新闻。突然闻到一种沁人心肺的花香，低头寻找，见路边有洁白的花朵绽放，不知其名，正是它散发着这种我从未闻到过的香。
想找个同学问问这是什么花，抬头就见朝达风风火火从楼里冲出来，嘴里喊着：“糟了！糟了！我睡过了头，忘了去接朝进。”我看他这个样子，忙说：“我去吧，家里一大摊子人呢。”他问：“你找得到路吗？”我说：“笑话！找路可是我的专长，你忘了？”他说：“那好。”依然指点一二，我耐心听他说完，跑出校门，到歇台子乘电车去两路口再下去到火车站。
到菜园坝，急忙逆着出站的人流找朝进。在候车室发现了他，这位老兄正坐在椅子上低头看书呢。朝进很稳重，办事有条有理，不紧不慢。他一定在这里等了很久，但没有着急的样子。我连忙过去，把他拉起，边走边介绍我们昨天的见闻。
带朝进回到重医，见我全体人马正在宿舍与“重医兵团”的一些人座谈。午饭后，突然大喇叭响起，要“重医兵团”的战士紧急集合。说刚刚得到消息，有“革联会”一派的组织在游行时，把在旁边呼喊“砸烂革联会”的重医的人打了，有人受伤。“重医兵团”要开会声讨。朝达就带领大家参加大会，摸摸情况。
声讨会结束，回到宿舍，朝达召集大家简单碰了一下头。说，我们十个人是“首都红代会大庆公社”派来的，从今天起要和这里的“砸派”一起战斗，建议给这个队伍起个名字。林世辉大声说：“那还用想，就叫‘大庆公社赴渝战斗队’得了。”大家都没意见。众人又说，我们是红代会的，要和驻扎在此的“首都红代会”总部联系上，找到组织，这可是当务之急。朝达当即决定，让张继荣和彭子礼立刻出发去联系。
晚上张、彭二位兴冲冲回来，说找到了“红代会”赴渝兵团总部。总部负责人知道我们来了，马上就布置任务说，他们的人手不够，北京来重庆的人与日俱增，忙不过来了，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充实接待工作。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希望我能去，我遵命就是了。
晚上突然发现蚊子，北京这个时候是不会有的。
4月16日
晨，冒雨进城。
在电车站等车，见车上人多得不亦乐乎！根本挤不上去，索性走。一路见行者匆匆，他们有的扛着旗，有的举着标语和语录牌，喊着“革联会好得很”“坚决拥护警司声明”等口号，往进城的方向行进。不时有卡车载满人，鸣着喇叭从我身旁呼啸而去。
走不久看到了大江，我已经搞清楚了，山下奔流着的江就是长江。虽然还是下着细雨，但江心中大概是泥沙淤积而形成的一片沙洲朦胧可见。那沙洲已是一片五颜六色的旗帜与人的海洋。我奇怪地问站在山崖边也在眺望的一位老者，那是什么地方，怎么今天那么多人？老者不屑地瞥我一眼说：“啥子哦！啷个你不晓得？珊瑚坝，李井泉挨斗，‘革联委’绑这龟儿子来，几十万人！”说完，他不再理我。从似懂非懂的话中我明白了，今天在这个叫珊瑚坝的地方，“革联会”（也简称“革联委”）将召开批斗李井泉的大会。说有几十万人参加，恐怕也不是吹牛。因为我越接近城里，人越多。再走，人挤人，简直无法转身移动，就如去年串联闷在车厢中间，差点变成沙丁鱼罐头那样。我奋力从人群中钻出，溜进一条小巷，坐下，好一会儿才从屁臭、汗臭和嘴臭中清醒过来。看来只有寻小路绕着走，避开人流才行。东南西北我也搞不清，只管走吧。
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路牌，“胜利路”。噫！这不是岳器父母家住的地方吗？本来我准备到重庆安顿下来，就拜访岳器的父母的。没想到鬼使神差，竟然让感觉导航到了这里，我兴奋起来。很容易我就找到胜利路91号，这是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的所在地，高墙大院，看来宿舍是和研究所在一起的。我从岳器那里知道，他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和叛徒，不得自由。我不便向人询问，自找麻烦。于是我装得若无其事，大摇大摆迈进大门。许多小平房隐藏在绿树间，他们住在哪里？看到一个小朋友过来，灵机一动问他，岳魁家（岳器的小弟弟）怎么走。他居然知道，指着不远处的灰平房说：“不就在那里吗！”我过去敲门。
真的是很幸运，岳伯父、伯母、岳魁还有小妹小燕他们都在家。我的到来让他们感到十分惊讶，随之是惊喜。一是我突然的到来，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自从他们1963年从北京调到重庆，我们就没有见过面！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除了造反派、红卫兵闯入抄家外，还有谁敢到“叛徒”“走资派”家来串门的？岳伯伯仍然那么瘦，但精神还好；岳伯母显然苍老多了，不到一年的“革命”，不仅使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也让她的精神蒙受到巨大的痛苦。我坐下来后，他们不是问我在北京的岳器、岳微还有岳忆几个孩子的情况，而是迫不及待让我讲讲北京的形势。岳伯伯对“北京联动”特别感兴趣，问了好多问题。岳伯母一边做饭一边听我们的讲话，她虽然话不多，但显然对我们的话题非常关注。岳魁和小燕也都坐在我们旁边，全神贯注地听。我问岳伯伯现在的情况，岳伯伯说：“他们（指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怎么懂得解放前在上海那么复杂的地下斗争？地下党员牺牲了是烈士，活到今天就一定是叛徒？什么逻辑！”他告诉我：“现在可好了，两边（指重庆两派）打起来了，把我这个叛徒加走资派给放到一边，让我到江边挑石子儿。也好，锻炼身体都有了。”
饭好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饭后岳伯伯要去劳动了，我也该走了，岳伯伯问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我说要到一号桥乘公交车过去。他说：“车站正好就在我挑石子儿的地方不远，我送你去。”和岳伯母、岳魁小燕告别后，岳伯伯带我出门。我们走得很慢，一路上岳伯伯一再叮嘱我要小心，注意安全，他还告诉我：“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多彩的球体，不是只有红白两种颜色。”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那时还没有很好体会。他把我送到公交车站，我上车后，回头张望，看见岳伯伯还在街角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希望他保重。
设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的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接待我的是清华大学水利系胡老师，不高，瘦瘦的，挺年轻，他说接待组不在这里，而在重庆歌舞剧团。胡老师说恰好他要到那里办事，就带上我一起走。
一路上“革联会”的批斗大会刚结束，大游行又开始了。还是拥挤不堪，人无法通行。我只好与胡老师坐在路旁边看热闹聊天。坐了好一阵，游行的队伍少了，我们准备再出发。胡老师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我请你吃小吃。”我也没有推辞，老师请学生吃东西，好像是天经地义。他请我吃的是甜酒醪糟蛋，我吃得津津有味。胡老师问：“味道可好？”我说：“好得很！”胡老师笑道：“你说错了，我们这一派现在说‘好得很’应该是‘糟得很’才对。”我恍然大悟，张嘴想笑，差点把嘴里包着的汤汤水水都喷出来，点头说：“真是妙不可言。”胡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湖南人。我特别喜欢吃甜酒，可我们的做法和重庆的不一样。”吃毕，连忙上路。
到了歌舞剧团，胡老师去办事，我到接待组，说明由来。首都红代会搞接待的一位白为民同学说，今天先休息，工作明天再说吧。他领我到宿舍，简单做了些交待。
宿舍里摆放着好几张床，比重医的条件好多了。看样子住着三五个人，都还没有回来。我也累了，准备睡觉。看了看，没有发现蚊子，但睡前看到巨大的川耗子一只，在墙角后脚站起，鼻子一动一动的，好像闻到了我放在桌上麻饼的气味。耗子想吃麻饼？我跳下床，耗子不轰自逃。与其让耗子吃，不如我自己吃。我取麻饼食之，这样睡觉就放心了。
4月17日
一早醒来，见其他床上几人睡得还很香，也不知道他们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蹑手蹑脚到外面，环顾四周才知道，我住的房间在排练场舞台的旁边，原来大概是化妆室。
我跳下舞台，穿过那几排供审看节目者坐的椅子，走到前厅。恰好看到白为民，他脸通红，站在大门口大声和一群人争吵着什么，双方都很激动，有人还挥动着胳膊，像要打架的样子。我走过去，忙问白为民怎么回事。白为民指着那群人对我说：“你瞧他们多不讲理，都是从北京来的，有事好商量嘛！怎么像吃了枪药？”看我犯糊涂，他给我解释说：“昨天我接待了他们，给他们安排好啦，到重庆工业学院住。他们刚才回来说，工业学院被革联会的那派人给占了，拒绝接待他们，害得他们在马路上蹲了一晚。这不，他们怪我情报不准，回来跟我急。”白为民挺委屈地又把脸冲向那帮人说：“这能怪我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老兄还没有说完，那边有人很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得！得！得！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谁也别吵了。你先给咱把睡的问题解决了，别的都好说。”白为民说：“那你们得等，每天都不一样，万一把你们送到刚沦陷的什么地方，那你们可有去无回了。”
看那群人也够狼狈的，一个个气鼓鼓，灰头土脸的，眼睛都有血丝。我对白为民说：“我看这排练厅的舞台地方挺大，先让他们睡上一觉再说。”那些同学中耳朵灵的马上有了反映：“就是嘛！困死我们了。将就了，走！”一哄而上，冲进排练场。
白为民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就你会做好人，请走他们可就难了，算了。”他问我休息得如何，我说还行。他于是布置任务，就是安排来重庆的红代会战友的住宿。我问：“怎么安排？地方我又不熟。万一又碰到刚才那样的情况，舞台再大也没办法。”白为民说：“你别急呀。我们首都红代会现在可是这里的香饽饽，‘砸派’的都想得到北京的支持，有的是人要我们去给他们撑腰，你瞧吧，一会儿就有人到这里要人，我先接待他们。然后我批你发，现买现卖。”
话还没说完，就有七八个戴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袖标的人拥进了大厅。领头的嚷嚷道：“谁管接待？”白为民拉拉我的衣服，我会意和他一同走到一张桌子后，正襟危坐。来人如此这般亮出身份，其实不说从袖标上也知道了。地院“东方红”现在可是响当当、誉满全国的造反派，我们不敢怠慢。白为民很客气问领队，要到哪里驻扎？领队说：“重庆大学。”白为民吃了一惊，说：“重大？！那可不行。你们不知道还是怎么的？那是‘革联会’的根据地，咱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没说完，那领队用手敲着桌面，一字一顿说：“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来就是要和他妈的‘革联会’对着干的，要不咱爷们儿干嘛来了？”
白为民估计在这里搞接待也有些日子，这架势肯定见多了。他不动声色，用钢笔轻轻点着桌子说：“那行！你们就去重大吧，直接去呀，到这里来干什么？”领头的一愣，转头瞧了瞧他的战友。其中一人过来，语气和缓对白为民说：“我们来不是找组织嘛？你们是红代会的接待处，来到这山城，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去处，也好联系不是？”白为民说：“那倒是。既然你们也是红代会的一员，还是听我一句，为你们好。山城形势复杂，千变万化的。我都摸不准，何况你们刚来咋到。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这样吧，你们先到河运校如何？那里的造反派看你们是‘地院东方红’老大哥来，会把你们当及时雨呀！”
就这样乱哄哄地度过了一天。
4月18日
这是在歌舞剧团接待北京红卫兵的第二天，没想到也是最后一天，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大动荡”的年代。
一早就开始接待八方来客，中饭都忙得顾不上吃，一天下来，累得皮耷嘴歪。晚上北工大几位同学回北京，我把他们送到两路口。回宿舍后，阅读《简明逻辑学》，很有趣。九时许踱步出去，再观歌舞剧团，到处无人，怪哉？！怎么会这样？莫非……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我赶紧乘无轨电车回重医，见诸同学，报告异情，皆以为要出大事。商议后决定我就不要再回接待站了。
4月19日
难得的好天气，晴朗无云。上午到市政协礼堂，红代会赴渝兵团召开大会。会议要求所有红代会战士要到工厂去，学习当年毛主席到安源搞工人运动的精神，把重庆的工人发动起来。
下午回到重医，赴渝大庆公社战斗队重新分工，朝达提议：彭子礼到西师和重大，陈曙浩到化龙桥红岩机械厂，朝达和胡再英驻石油学校，张振清和徐道柄驻江陵厂，李明驻河运校。其余的人先在重医调查再决定去向。除小耗子（陈曙浩）表示异议外，其他人对朝达的建议都没有什么意见，最后，小耗子也同意去红岩厂。
晚饭后，与张振清商量，由我执笔，给班上同学写了封信，介绍山城形势和我们的情况，请他们理解我们匆匆奔赴山城的行动。
4月20日
上午在家（指重医）整理一些材料，准备给胡再英他们与石油学校战友座谈时用，其他同志各就各位。中午收听实况广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当选为革委会主任。下午到晚上写文章《论“钢鞭”——反对材料挂帅》。此前我在热闹非凡的解放碑看到一张大字报，说，你们砸革联委，拿出钢鞭来！拿得出来，老子就和你们一起砸，我砸得比你们还凶！……因此想到写这张大字报。写完，抄成大字报，连夜乘电车赶往市中心，把大字报贴在解放碑上。回看山城夜景，甚为壮观。到重医十二点多了。
4月21日
上午到石油学校，见胡再英正面红耳赤地与一群学生辩论，真的是舌战群雄。朝达不在。中午送张振清、许道炳到江陵厂。那里局面比较紧张，但工人情绪倒是相当高涨，各大小组织有联合起来的趋势。
晚饭前林世辉回重医，他说后天“砸派”要在大田湾集会，向伪革联宣战。红代会组织人马要到市委大院向伪革联提交“勒令”。于是我们在家的几个人到政协，与北京来的同学会合，又一起到市委大院。在那里我们把“勒令”交给他们，“勒令”说：限你们在4月22日中午12点前把李井泉送到红代会，供23日大会批斗。伪革联的人回答：你们一要收回“勒令”，二要去掉“伪”字，否则坚决不借李井泉这个“道具”给你们用。双方大吵，我们忿忿而归。
晚重医陈忠良来，彼此交换对重庆形势的看法。
4月22日
上午一部分人上街刷大字报和大标语，如“砸烂伪革联”之类。张振清从江陵厂带回几位师傅，水也没喝就到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去索取一份镇反的资料，很晚她才回来。
我和许道炳下午和晚上一直听江工（忘了是什么组织或单位）的几个战友讲他们是如何被抓起来，又如何被放掉的经历，真是扣人心弦。小许边听边记，或许他将来能把这些东西改编成一部长篇小说。晚送走江工战友，从大坪回来的路上，有人对我和小许高呼：“打倒救世主！”见鬼！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首都红代会的？就是脸上写着字,天这么黑，他们也不可能看到的。
因为明天一早要有统一行动，晚上我们全队人马都回到重医。
4月23日
晨四时许，全体集合，前往大田湾体育场。天太早，无车，步行前往。路经警备司令部，众人在朝达的带领下高呼“打倒伪革联”。到大田湾才六点多，离开会时间还早，我、小耗子、胡再英和张振清一同外出溜达。又见卖醪糟蛋的早点铺。我们四人各一碗，吃完，小耗子说没有饱，我又买了一碗给他，而且是两个鸡蛋的。小耗子说，见醪糟蛋我就馋。我说，那你将来就在重庆安家落户吧！
我们还想到别处逛逛，可街上人越来越多。怕赶不回体育场，只好往回走。十点整，重庆革命造反派“打倒刘邓陶、砸烂伪革联”大会隆重开始。大约有四十万人参加。伪革联到底没有交出李井泉。
会后，全体绕城游行，好不热闹！我首都红代会的队伍极受欢迎，所到之处，街边群众热烈鼓掌欢呼。但骂“救世主”的也颇有一些。
散会已傍晚六点钟，但还很兴奋。在红代会的队伍中，看到几位熟人：北大的左伯丽、清华的小胡老师以及航院的尹晶，只是打打招呼，没机会说话。
游行结束后，灯火阑珊，诸同学打道回府，我离队独登游鹅岭，望万家灯火，叹人间沧桑，不知时光几许。回宿舍推门，闻鼾声如雷！
4月24日
上午开全体会议，传达中共中央（67）128号文件。大意是，要求所有在外地的学生老师尽快回各自的学校。根据文件精神以及赴渝的任务，我们调整了今后的工作，重新部署了战斗阵地。
朝进、张振清和我：重钢。
朝达、胡再英、许道炳和张集荣：沙坪坝区红岩公社。
连熙聚、陈曙浩和彭子礼：红岩机械厂。
林世辉：负责全面联系。
午饭后，我们各就各位。
下午，张振清去江陵厂做善后工作，我和朝进先去重钢。在重钢外面的一间仓库里，和他们的几个头头一起研究了一下，觉得当前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和中学生的关系，二是和十八冶子弟中学教师谢幼田他们组织的关系，三是和其他杂类组织的关系。
朝进和我先找谢幼田（谢幼田是民国元老谢持之孙，后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有一些历史著作，如《中共壮大之谜》等，现居成都）。谢幼田和朝达是老同学，朝进和他也很熟。见面，谢幼田非常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和他商量后决定，明天他和十八冶的组织联系，让我们听信。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多，好办事。谢幼田说只有通过十八冶，才能深入到重钢。谢走后，我们又找来一些冶金学校的学生座谈。还没有谈完，葛江（原名叫林江元，北京钢铁学校的）率领七个人找我们，说要和我们一起去十八冶。我们嘴里表示欢迎，但心里直打鼓。谢幼田，你快回来吧！
北京钢院的“革命造反公社”也有十几个人驻扎于此。听说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有人来，于是派代表和我们联系。正和他们的代表谈话，有人进来告诉我们，今晚“革联会”和“重大八一五”要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朝进和我商量了一下，认为不大可能，但要提高警惕。朝进按预先约定，于晚八时回重医开各组的碰头会。
快九点钟了，张振清还没有从江陵厂来这里会合，急得我坐立不安。这么乱，可别出事。到门外和汽车站等，葛江率众“保护”。
十点钟，看到张振清终于从公交车上下来，谢天谢地，平安无事。原来公交车被在大街上示威的“革联会”队伍堵了好几个钟头。
张振清还没有吃饭，钢院的战友给了她一个面包。我也有点饿，也弄了个面包。就这样，我们边吃边和钢院的战友聊。
十二点左右，各自回宿舍休息。
4月25日
上午九点，朝进从重医回到重钢。带回消息说，中央重申要求在外地的教师和学生返校。朝进和朝达、林世辉等昨晚碰头，只好决定，刚刚撒开的摊子还得收。我们准备明天撤回重医，今天还要忙一天。
十点钟，我们在重钢工人文化馆参加了“首都红代会”与“重大八一五”的辩论大会。十二点，谢幼田来，约我们一起参加十八冶造反派的联系会议。
会议开到下午两点。匆匆吃了些东西，谢幼田带我们到十八冶办公大楼，在那里再次和北京钢院的同学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朝进和谢幼田留在办公大楼继续研究，我和张振清回工人大楼和冶金学校的同学赶印材料。
晚饭后，葛江等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说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干。我只好说没办法，我们奉命明天就要走。好说歹说，葛江他们才离开。
深夜，和朝进到外面纳凉。远处炉火闪动，好像是高炉在出铁水。没有云，天空深黑。地球像是要掉进这个又深又黑的窟窿似的。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黑夜，或许只是一种幻觉。
4月26日
清晨，我、朝进和张振清乘公交车从重钢返回重医。朝达、胡再英以及其他同学也陆续回来。马上开会，各方凑情况。中午又分散。朝进还回重钢，我和张振清进城。走到解放碑，“保派”正在组织游行，大概是要灭23号“砸派”游行和大会的流毒。看到大字报，才知道昨天周总理和陈伯达又一次接见了重庆造反派的代表。周总理说，重庆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但还要再等一等才能解决。“重大八一五”这次仍然没有被周总理等接见。
我们在政协大院碰到林世辉和连熙聚，他们也是来了解动态的。大家在一起交流了看法，又分头行动。我和张振清回到解放碑，看到“保派”们都无精打采的，人们左一群右一堆在地上坐着。后来终于开始游行，但以老太太居多，真怪！
五点钟，我和张振清分手，她去她妹妹杨宗秀家，我去岳器家看看。和岳器的爸爸妈妈聊了很久，他们谈到解放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原来岳器的父亲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真名是李白）当年都是同事。
七点离开他们家，八点半回到重医，大家都在等朝进。下午朝进从重钢回来，就去警司了。早该回来了，大家都很不安，怕他出事。晚十二点朝进疲惫不堪回到家，不管怎样，平安就好。
4月27日
上午正在重医印刷厂看刚刚印出来的战报，陈忠良进来。他说，昨天河运校的卡车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撞死了，为了查清问题，要对尸体进行检查甚至解剖。希望我们赴渝战斗队出几个人，一起做一个见证。我回宿舍找人，碰到胡再英，我就拉她一起去看解剖。
陈忠良带我们到解剖室，早有八九个人围坐于解剖台周围。又等了一会，有人把蒙着白布的尸体推出。医生揭开白布，一具尸体晾在人们面前，她体态优美，犹如躺在地上的古希腊女神的大理石雕像，也与雕像一样没有了呼吸！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胴体，妙龄少女的，但已经没有了生命，着实让我感慨而震惊！（略去检查和解剖的描述）……
走出解剖室，一天都是死尸的影子。昨天她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是那么年轻！
胡再英说：“太可怕了，饭都吃不下。”
我何尝不是！
4月28日
上午我和朝达去沙区红岩公社，在大坪附近不知怎么就走散了。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到处乱走，人找人。于是我就在大坪走散的那个地方等朝达。不久果然朝达回来了，原来他以为我裹在乱七八糟的人群里，就钻过去找我，结果没找到。他一想，我肯定没跟上，于是往回走，一下看到我。朝达哈哈大笑，我们继续赶路。
中午，我们和红岩公社的一些人座谈后，朝达说，因为要调整部署，他要暂时离开这里。我们在回重医的路上，朝达说困难时期他到重庆上过几天学，后来因故退了学，但他还是很喜欢这座山城的。这次他之所以选择到重庆来，就是想旧地重游。
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到重庆后，我们还真没有像今天这样说说话。还是老样子，朝达说得多，我听得多。我问他，那个芦莲莲是怎么回事？我常听林世辉拿她取笑你。朝达又哈哈地笑起来：“别听那小子胡说。芦莲莲是云南中医学院的学生，我和林世辉到云南串联时认识的。后来我们又一起到西双版纳，在那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活泼、单纯，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就是这样，没别的。”
晚上，谢幼田来访，与朝达交谈甚欢，又为某观点，大声争论不止，这是真正朋友的相聚。
4月29日
上午与“重医兵团”的战友们一起到各处发他们与河运校“航锋”合编的战报《东方欲晓》创刊号。小耗子他们下午从红岩机械厂回来，说那里乱得一塌糊涂，可能要发生严重的械斗，回来和大家研究怎么办。我们讨论多时，还是认为要等中央表态后再说，最好不要过深地介入。林世辉意见不同，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期，大家都应该积极到最前线战斗。
晚上，小耗子和彭子礼仍回红岩机械厂，李明留下来准备到建设厂去了解情况。
4月30日
明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但我们不可能休息。朝达和林世辉商量后，决定明天大家一起好好讨论一下，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去红岩机械厂，朝达去重钢，把在那里的同学招回。张振清、林世辉等留在重医清理并研究最近收集的各种材料。
5月1日
上午全体队员在家讨论工作，决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设厂去。
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要我们出一个人到那里工作，大家认为张振清能胜任，所以一致推选了她。
下午，朝达让我去建设厂找潘西茜联系工作。潘外出，未遇。回到重医，看见潘西茜正和我们的人开会，原来我们俩走错过了。（如果当时有手机，该多好！）
晚，张振清进城，在红代会赴渝兵团工作期间，她将住在她妹妹杨宗秀在十八梯的家里。
5月2 日
今天凌晨四点，“八一五”派的一些人，与在“革联会”（市委大院）静坐的“政法兵团”和“重医兵团”的战友发生冲突，“八一五”派打伤不少静坐的人。早上闻讯后，我和林世辉、朝进马上赶往“革联会”了解情况。到那里十点钟，看到警备司令部开来十几辆大卡车，把通往“革联会”的路通通卡住。只许人出，不准人进。后来又来了很多军人，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不让声援的人进入“革联会”。于是人们开始冲撞，乱成一团。混乱中，我和朝进、世辉被挤散。找了很久，还是没有他们的影子，我只好独自走回重医。下午，朝进和世辉衣帽不整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原来他俩被拥进一条小巷，巷口又被军车和军人堵死，出不来，直到军车和军人离开。
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准备转移材料。
5月3日
天还没亮，重医的大喇叭就把我们吵醒。朝达和我跑出宿舍想看个究竟。朦朦中看到许多人朝重医的校门方向跑去，这时胡再英也赶来和我们在一起，稀里糊涂也跟着人流跑。眼前出现的情景我好像在某部电影里见到过：重医的大门紧闭，外面有人想爬进来，里面的人拼命地堵着大门，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场面混乱之极。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混乱的局面维持了一会，突然外面的人自动撤退，我们里面的人全松了一口气。原来这又是与“重大八一五”的一场冲突。好像“重大八一五”有“叛徒”跑进重医，他们要来抓。为何突然他们又撤退，就不得而知了。
真是热烈，每天都有新鲜事！
5月4日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好像昨天的事并没有完结。一整天都有“重大八一五”的人在重医墙外活动，但并没有如昨天早上那样的行动。也许他们在找机会。
朝达、朝进和我下午溜出院门，到建设厂找潘西茜，希望他们能帮我们战斗队找一个可以应急的住处。万一重医不好呆下去，我们能立刻转移。潘西茜说，没有问题，他们随时欢迎我们过来。
回重医的途中，看到长江在余晖中泛出橘红色的金光，对岸一片葱绿。一切应该都是美好的，但一切现在都是动荡的，包括人心。
5月5日
重医的人事科被“八一五”砸了。“重医兵团”广播警告“八一五”，如果他们砸了实验室，把作为标本的天花、鼠疫等活体病菌、病毒扩散出去，那么他们就是全人类的罪人！
晚，我院炼制系研究生柳炎和我院学生朱敬荣从成都来，柳炎的到来，让我很高兴，很久没有见到他，好像瘦了些。他们是代表“大庆公社”总部来和我们联系的。朝达向柳炎通报了我们近一个月来的情况，柳炎向我们转达了总部的一些建议。他还特别告诉我，61级马上要分配了，要我和张振清做好回北京的思想准备。我们一起座谈到十二点。
5月6日
上午和柳炎去石桥铺的石油管理局重庆办事处，想借用办事处里的长途电话向北京总部汇报并请示。接待的人听我们说普通话，还是“大庆公社”的，马上脸就板得和铁块一样。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让我们打长途。去它的，我们不乞求！
下午，和小耗子、胡再英一起印简报。然后我们又一起去红代会赴渝兵团取材料。看到张振清正在埋头工作，我们没有打搅她。
晚，通过重医的电话总机，柳炎终于和北京总部通了长途。这叫东边不亮西边亮。
5月7日
上午，我陪柳炎到红代会赴渝兵团，通报成都出现的紧急状况。昨天成都发生了流血惨案。据说“老产”动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来对付革命造反派。70余人死亡。其中有清华一人，北邮一人，地质两人（当时传闻的数字）。伤者不计其数。“老产”还在自来水中下了毒，致使水不能饮用（也是当时的不实传闻）。现在成都城内森严壁垒，街上布满了防御工事，商店关门，百姓藏在家里不敢外出，胆大的行人都带着棍棒自卫。
中午我和柳炎约张振清出来，吃重庆豆花。见一老者吃豆花，大叫“调和”（很辣的作料），服务员送“调和”一碟。几分钟，老者又叫“调和”。一碗豆花起码要了四碟“调和”，我一碟都嫌辣。四川人真是辣不够，怪不得待人接物火气十足。
下午与柳炎回重医，再次和北京通长途。
晚，柳炎和朱敬荣奉北京总部的指示，紧急返回成都，回那个将要爆炸的城市，愿他们平安。
重庆这几天倒出奇的平静，这很奇怪，像是大战前夕的那种气氛。
5月8日
上午到红代会赴渝兵团取《动态》资料，和张振清聊了聊，中午离开红代会前往工业学校找连熙聚，未遇而归。
下午在家整理一些材料，准备交给红代会。这些材料多半是有关“三结合”和干部问题的，或许对红代会搞这方面工作的战友有些参考价值。
收到张印华的来信，约我有时间去西安。张印华是我在北京101中学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他是白求恩式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和中国妻子的独子。中学毕业保送进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我收到这封信后不到一个月，他因医疗事故于1967年6月4日去世。听说周总理为此事故十分震怒，因为中印之间最亲密的一个人际联系从此中断。后来张印华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他父亲的墓旁边。
5月9日
林世辉向朝达提出要“上山”。朝达问什么山，林世辉说，中梁山。为什么？朝达问。林世辉答，总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折腾，不如实际到最基层体验一下工人的感受。朝达说，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要开拔回北京，跑那么远不合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个没完，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我看林世辉去中梁山的决心已定，谁也拦不住他。
下午进城，顺便到红代会赴渝兵团看看张振清，未遇。
到岳器家，也没人，真奇怪。
一人到鹅岭公园走了走，心情略好。
5月10日
今天天有些闷热，不知道夏天重庆怎么个热法！
朝达给我一个任务，和现在各点我们的人员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运动的状态。然后汇总，有问题也好及早发现解决。
现在我们的人在如下地点：
小耗子和许道炳在红岩重庆工业学校。
朝进和张集荣在建设厂。
胡再英和李明在红岩机械厂。
彭子礼在红岩公社。
张振清在红代会赴渝兵团。
朝达、林世辉和我在重医。
我制定了一个路线，打算从明天起行动起来。
5月11日
上午到建设厂找到了朝进和张集荣。他们仍旧和潘西茜的人马一起活动。主要的工作是摸清厂内各派别的情况，设法把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起来。他们搞得有声有色，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下午到红岩厂，只见到李明。他说红岩厂最近生产情况很不好，派别之间相互斗得厉害。这样下去，可能要停产。胡再英正是为这个问题找“砸派”的头儿去了。李明还说，如果中央再不明确表态，恐怕“砸派”的日子会不好过。
晚上回来，与朝达和林世辉商量，朝达打算明天到红岩厂去看看。
5月12日
早上起来，只见到林世辉正扒在桌上奋笔疾书，大概是写去中梁山的计划书吧。朝达已经出门，我赶紧收拾一下，去红岩公社找彭子礼。
又是一个大热天，我满头大汗刚到红岩公社，一位戴着红袖标的老农拦住我，问我找谁。我说找彭子礼，北京来的。他说，哪个北京来的？这里没有！我说，他来了好几天了，怎么没有！老者愤怒了：我说没有就是没有！走！我觉得这里有蹊跷，看来没法和他纠缠，我赶紧离开这里。难道红岩公社发生政变了？就在此时，远处有人叫我，一看竟然是彭子礼。他拉着我说，快走！我们走到马路边，彭子礼告诉我，伪革联的人昨天晚上把红岩公社的砸派端了，恰好他不在办公室，否则不堪设想。他正要回去汇报，刚好碰到我。
晚上朝达回来，我和彭子礼把红岩公社的事告诉他，朝达勃然大怒。说，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此话不假，现在可不是无法无天吗！
5月13日
收到我妹妹小玲从北京的来信，说她弄到几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要和小美（吴景岩伯伯的女儿）、小威几个人来成都。也好，在外面跑跑能长见识。但成都这几天太乱，很不安全，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是我担心的。
林世辉到底说服了朝达，独自到中梁山去了，大家都为他的安全操心。他很希望能独当一面，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朝达和大家都能理解。他真是个很有性格的战友。
5月14日
晨，我打电话到北京“大庆公社”总部，得知“大庆公社”在5月8日就四川问题发表了声明。声明坚决支持“四川大学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石油学院形势一派大好。姜阳在5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学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支持，各派联合的条件逐渐成熟。总部说，“重大八一五”在北京没有人理，完全没有市场。
中午，在红代会赴渝兵团见到张振清。还遇见几位刚到重庆的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同学，数一下共五人，没有我认识的。他们要在重庆住上几天，然后前往四川石油会战的总部基地威远红村。虽然在北京和“北京公社”观点不同，但在四川问题上，大家观点都一致，在这里就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5月15日
昨天在红代会遇到的五个人中，有一个叫冯治全的。今天一个人跑到重医来，找我和朝达说，要和我们一起干，不想去红村了。朝达表示欢迎，我带他到红岩重庆工业校，把他交给小耗子和小许。小耗子和小许挺高兴，说他们正好缺人，接收了冯治全。我顺便了解一下小耗子他们的情况，看来情况不错。
中午我到政协领材料。
5月16日
“516通知”一周年，实际上去年的今天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
收听广播，正式公布了“516通知”。
中午利用休息时间跑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
晚，大学同班同学李高源、杨选清和吴祥细从北京到重庆，暂住我们这里。
5月17日
今天陪李高源三位到重庆城里看看，毕竟是同班同学，虽然在学校有过不愉快的时候。又到红代会赴渝兵团，约张振清一起出来，到解放碑看了看，让他们初步了解一下重庆的情况吧。我发觉他们并不太想在重庆呆下，这里只是一个中转站。
傍晚，李高源他们说要到南温泉附近和他们同来的人会合，又不知怎么走，希望我们送送他们，于是我和张振清一起带他们过江。好不容易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一看时间都十点多了。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回城，可没有赶上电车。不放心张振清一个人回较场口，我建议一起回重医。于是我们开步往重医方向前进，一路提心吊胆的，总算没碰到什么危险，到重医都一点多了。朝达和彭子礼还都没睡，看到我和张振清回来，都松了口气。
5月18日
昨天中央发表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点意见。从后来传来的消息和传单知道：
5月16日，周总理、康生、杨成武、王力等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再一次接见重庆驻军和两派代表。周总理宣布：“四川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接着点名让八一兵团的张益代表八一五派发言。然后让江陵厂砸派代表发言。他们一说完，周总理就说：“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我现在开始解释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周总理这样解释五条：
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四川的李井泉以及重庆的任白戈等一小撮。
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完全抵制成都军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影响，拉一派打一派，把革命组织打成了反革命。
三、立即成立以蓝亦农副政委为组长、白斌副军长为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并吸收各派群众参加。
四、对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五、拥军爱民。
这五条等于宣告了伪革联的死刑。消息传到万众欢腾。革命造反派自动集合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解放碑前……高呼：伪革联跨台了！有人用纸做了一座“伪革联之墓”，陈放在文化宫前，旁边还有纸幡，大书“癞格宝千古”。更有几个孩子，用竹竿挑着活的癞蛤蟆，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而“八一五”慌了手脚，“砸派”的欢呼，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于是他们随后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他们叫嚣：“中央处理重庆五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五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翻身忘了造反派！”大叫“革联精神万岁”“誓死捍卫革联会”等等。气氛十分“悲壮”，好像要发动一场救亡运动似的。
我估计几个小时之内要有大事发生。
杨选清留在重庆，李高源和吴祥细离渝。
采651的陈彬文来，队里决定留她和我们一起工作。
5月19日
今天大雨，天黑前后雨大得如瓢泼。我正在重医看书，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岳器的妈妈。我惊讶地问：“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啦！”岳妈妈从提兜里拿出一封信说：“可能是你妹妹的来信，一定很重要。”我激动地接过信，一看果然是小玲的来信。但我没有立刻拆开看。岳妈妈身体不好，这么晚，从一号桥附近冒这么大的雨，专为我送这封信，我真的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在岳妈妈面前，我说多少感谢的话都是多余的，我只有把这一份感激之情铭记在心。雨小了之后，我把岳妈妈送到歇台子无轨电车站，看她上了车坐好我才离开。
小玲的信是从宜宾发来的。她和几个同学在宜宾和当地的造反派并肩战斗，觉得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她说，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宜宾现在武斗非常厉害，她在那里太危险了。我立即给她写了封信，让她格外小心，别叫爸爸妈妈担心。又写信告诉爸爸妈妈说，别担心。
夜被巨雷惊醒，很久不能入睡。
5月20日
上午和朝达研究工作。然后先到红岩村，再去红代会赴渝兵团。又去红岩村，再返回红代会。（这么个跑法，现在已记不起来为了什么事。）从红代会领出一大堆材料，本想拿回重医，但街上特别乱，很多人拿着棍棒、头戴藤帽到处窜动。我怕材料被人抢掉，于是我绕道到岳器家，先把东西放在他家。
四川形势变得很紧张。重庆煤校有学生被打死。传说（后来知道都是不实传闻）成都今天发生暴乱，一万多“老产”冲进川大，大打出手，死伤无数。我红代会战士也有伤亡。宜宾也一样，据说有人被活埋，还有100多人失踪。真为在那里的妹妹担心呀！
傍晚时分，路上行人稀少，电车也不开了，一人回重医太不安全。我就到政协，在北大红代会的宿舍借住一夜。
5月21日
听说早上要在解放碑附近集会游行，拥护“五条”。于是我就在红代会驻地门口等我的同学。左等右等，最后只等来张振清。估计“家里”一定有什么事，我们就赶路回重医。路上有很多“革联委”的人在游行。他们打着拥护“重庆五条”的大标语，高呼拥护中央决定的口号招摇过市。我们很奇怪，前几天还说五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什么的，今天就来了个大转弯，不知这里有什么奥妙！我们在大田湾挤进电车，电车开了一个多钟头，才到重医。到宿舍一问，才知道许道炳被那边的人打伤了。家里除胡再英外，都去看望小许去了。胡再英说，小许伤势不重，让我们别担心。
下午我们和胡再英一起，进城观察“革联会”的游行，看能不能从中摸出点什么新情况。我们看到的游行队伍有气无力的样子，稀稀拉拉地喊着口号，而所有的口号与我们的完全一样！胡再英质问一个带头喊口号的：“你们前两天还在喊，要和周总理辩论，今天怎么就变调了？”那人说：“你造谣。”我们反驳说：“造谣？那天我们把你们写的标语拍了照，已经送到北京去了。”对方哑口无言。
晚上我们开了全体在家人员的会议，通报情况，认为今天“八一五”派的行动大有来头。中央“五条”公布之后，54军肯定急了，十分明显，“重大八一五”一旦滑坡，整个重庆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因此昨天蓝亦农、白斌、韩怀志等火速赶到重大，稳定局面。虽然中央刚刚批评了他们支一派，打一派。但他们还是公开接受了“重大八一五”的袖章，白斌表示：能作为一个“八一五”的战士，我感到光荣，我们来这里是向你们学习的。据说讲话极富煽动性。于是“八一五”派们明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马上他们发表了《再次严正声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只要有军队的支持，怎么转弯都不会被甩出去。我突然想起有人在大街上喊的口号：“方糖也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铲铲”即空空如也之意。）总有几分道理，因为有了权真的就有了一切。形势真的很复杂！
5月22日、23日
这两天一个字：忙！
昨天游行一天。然后我们全体到警备司令部递交了一份“反逆流”公函，白斌副军长接见了我们，说了一些非常原则的、怎么理解都不会错的话，对我们倒也客气。晚写稿件到四点钟。
今天借到政协取材料的机会，到岳器家看看小玲有没有来信。结果没有来信，真的焦急万分。
5月25日
北大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张贴一周年。
5月26日
杨选清回北京，中午和他一起在菜园坝附近吃锅盔夹凉粉，第一次吃这种食品，觉得很有特色。下午送他上火车。
再到岳器家，仍无小玲的信。
5月27日
朝达告诉我，他刚刚得到北京来的电报，总部要求我们在重庆的人，尽快全部撤回北京。朝达说，此事要全体一起讨论。他打算立刻到中梁山先把林世辉请回来，他说他了解林世辉的脾气，由他来做林的工作好一些。分散在各个点的同学由我负责，把大家集中到重医。
朝达和我出发，分别行动。
下午到晚上，除小耗子外，其他各点的人陆续回到重医。
深夜，朝达和林世辉回。连夜开全体会议，大家都不愿回北京，起码不想立刻回去，但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彭子礼因说四川某地方言，大家听不很懂，常开他的玩笑，因此他平常不太爱说话。这时他说，目前我们学校在重庆的战友少说也有六七十，除我们十几人比较整齐外，别的都很分散。要想短期动员他们回北京，谈何容易！不如请示总部，只留我们小分队，由我们来做善后工作。大家都赞同说，闷葫芦也有好主意！
朝达在凌晨和姜阳通了电话，表达我们想留下的意见，姜阳说明天和总部其他成员讨论后会给我们答复。
5月28日
中午接姜阳打来的电话，他说总部同意我们的意见，让我们全权负责善后。要我们动员我校在重庆的散兵游勇回北京，为他们回京提供方便，如筹办火车票等。
5月29日
在家的人全部披甲上阵，到全市各处找我们学院的同学。陈炳文在家守电话并清理材料，我仍然负责对外联系，朝达依然总负责。
晚饭时，张振清的妹妹杨宗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过去虽然和她见过一两次面，但并无什么交往，不知她来找我有什么事？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要上北京告状，我让她慢慢讲原委。原来她是重庆六中的，加入了“32111”组织。但她后来因为反“革联会”。结果被“32111”开除了。而且还有人扬言要收拾她这个“叛徒”。所以她要到北京告状。我问她，你姐姐知道这件事吗？她说还不知道。这一下，我的头就大了。我只好说现在弄票很难，连我们自己的同学回北京都一票难求，何况额外的票。她说一定要进京，我说尽可能办。我暗自想，要不要告诉张振清？如果不说，以后她知道，我怎么搪塞？说吧，我又成了“叛徒”。
朝达整日和各方来客打交道，忙得不亦乐乎！
5月30日
上午到红代会赴渝兵团为要回北京的同学联系票。
下午在体育馆，红代会为回京的战友开欢送会，随后红代会赴渝兵团宣布结束在重庆的战斗。
晚上在宿舍与朝达等一起接待各方的来客，他们以为我们马上要回北京，特来话别。
给同班同学魏礼敏写信，谈在山城的见闻和感受。
5月31日
队里决定派朝达和张振清前往成都，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大庆公社四川工作会议”。
下午张振清从城里回到重医，我交给她一些粮票和钱，希望她在成都找一下我的妹妹，把钱粮给她。因为我听说，所有宜宾的北京学生都已撤回到成都，说不定张振清能在成都碰上小玲。
晚送朝达和张振清到歇台子无轨电车站。
6月1日
今天是儿童节，可是在这里恰恰发生了踩踏致儿童死伤的大惨案！
今天重庆动物园为小朋友免费开放一天。许多小朋友正在兴高采烈地游玩看动物，不知什么人突然恶作剧地大喊：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了！顿时园内一片混乱，小朋友们纷纷拥向动物园的出口，惊慌混乱中结果发生了人挤人、人压人以至人踩死人的惨剧。（据后来《重庆市志·大事记》记载，当场踏毙9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人，全是6至13岁儿童，伤50余人。）
中午我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我和彭子礼急忙跑到动物园，动物园已经关闭，有许多解放军在那里把守。大门外成百上千的孩子家长在那里嚎啕哭泣，有的跳脚痛骂，有的晕倒在地，更有大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真让人心碎。后来我们打听到遇难的孩子现在陈放在附近的一个中学礼堂，等家长认领。我们立即赶赴那里。我们走进礼堂，赫然看到十来具孩子的尸体摆放在地上。他们小的也就六七岁，大的刚刚十一二岁的样子。我的天哪！这真是我在人世间亲眼见到过的最可怕的一幕。我无法想象，那些孩子的父母来看到他们的孩子之后的样子……我和小彭赶快离开学校回家，一路悲愤无言。路上遇到一位显然有些神经错乱的妈妈，直蹬着我们问：“见到我的张幺娃了吗？”让我们怎么回答？
回到重医，大家问起情况，皆悲痛。
这笔血债由谁偿还？！
晚朝进和林世辉回北京向总部汇报，送他们到歇台子无轨电车站后，独坐高坡，沉思良久。
6月2日
今天早晨杨宝均、徐贵敏等五人（都是炼制系我们年级的）从北京来到我们这里。真糟糕！中央已经下令要我们回京，而且红代会赴渝兵团已经解散，他们这时到来，无法安排。先让他们住下再说吧。
下午，北京钢铁学校的郑同学开了一辆吉普来，神秘地告诉我们，是刚刚从重大偷来的。这小子怎么什么都敢干？
4点多钟，“重大八一五”以及“机制兵团”还有重庆石油学校“大庆公社”的一些人把重医的一段围墙推倒了，进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我们住的大楼他们没有接近。但后来那位郑同学走的时候，发现他偷来的吉普不见了，估计是被八一五派的人抢回了。郑同学大骂而归。
6月3日
我进城跑动态，并为杨宝均他们搞回京的车票，顺便去找杨宗秀，还是想劝她别去北京。她的同学说，有好多天没有见到她了。到哪里去了呢？跟她姐姐去成都了？还是自己单独到北京告状去了？ 晚上到岳伯伯家，聊天到9点多。
6月4日以后
朝达和张振清到成都开会，并向柳炎汇报“重庆战斗队”的工作，柳炎代表姜阳交给他们战斗队今后的活动经费。
朝达和张振清在成都找到了小玲。随后小玲、小美和小威他们平安回京。
朝进从北京来电话说，总部同意我们战斗队继续在重庆工作，名称改为“首都红代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特派西南记者站”。朝进和林世辉不日即回渝。
朝达和张振清从成都回来后，开始筹办记者站。
我到大坪某塑料厂，定做了20余份记者证。
接到总部通知，要我和张振清回学校，因为毕业分配的工作即将开始。
我到歌乐山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
到岳器家向岳伯伯岳伯母道别。
6月11日
夜，与记者站其他同学话别，前往朝天门码头。在码头的条板石上独坐一夜，望江水及对岸灯火，思绪万千……
1967年6月12日晨，我和张振清乘船离渝，经长江三峡，转武汉返回北京。
——————————————————————————————————
【故纸堆】
羊衍海“反戈”发言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按：1967年7、8月，重庆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武斗从使用钢钎、棍棒升级到使用枪炮。虽然在9月5日中央发布的“九五命令”后两派陆续上交了一些武器，做出了“大联合”的姿态，但死伤惨重的“全面内战”结下的血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9月16日由两派各十名代表在驻军主持下签订的《重庆两派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中有“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对返回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个人，要抱热情欢迎的态度，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与“今后严禁任何群众组织及个人抓人”等规定。当时北碚区全境已经由得到支左部队支持的八一五派控制，流亡在外的西南师范学院反到底派“八三一战斗纵队”300余名学生按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由负责人羊衍海（中文系67届学生）等带队，于9月28日返回校园。这时学校由八一五派“春雷造反兵团”掌控。10月2日早饭时两派学生再次爆发斗殴，“八三一”负责人羊衍海、李盛龙等被八一五派抓走，加以严刑逼供。因10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毛主席视察各地讲话的通知》，全国掀起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的热潮，加上中央调查组正在重庆调查两派武斗情况，还到北碚来见了被八一五派关押的羊衍海（是否有过放人的指示，不详）。迫于形势，八一五派不得不将羊衍海等释放，但在释放前以刑讯逼供炮制出羊衍海的“反戈”发言及录音，在羊衍海释放后即广为传播，一时在川内形成舆论热点。羊衍海于10月19日逃离北碚后，辗转到达省革筹所在地成都，另写了否认前一“反戈”发言的控诉文章揭发真相。当年这两篇文字，为研究文革中的两派武斗问题，特别是势不两立的两派的思想、情绪、道德观念甚至语言习惯等，及重庆驻军当时严重的“支派”问题（后来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李九龙率走访组返回重庆坦陈他们总结出的首要教训就是“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见《重庆日报》1985年3月20日报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篇原载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主办《春雷》报第24期，1967年10月15日出版。这次录入时除改动个别明显错字，对个别地方略加注释外，其他均保持原样，原件中有的群众组织名称用了引号，有的没用，有的单位代号用阿拉伯数字，有的又用中国数字，均未作统一。文中提到的两派都指责对方有“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任（白戈）甚至区委、学院领导操纵的说法，均为当时为体现自己一派组织掌握了“斗争大方向”而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
揪出砸派黑后台 还我历史真面目
西师八·三一总勤务员羊衍海揭砸派内幕
破私立公 反戈猛击 革命到底
原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副司令、西师8·31总勤务员羊衍海
《春雷》报编者按：
本报今天刊登的西师八·三一纵队主要勤务员羊衍海在西师春雷造反兵团10月12日所召开的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发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地、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李任死党及其黑爪牙李明先（原北碚区委书记、三反分子）、董作松（原北碚区委农工部长、三反分子）、王逐萍（原西师党委常委、副院长，三反分子、大叛徒）、刘同记（原西师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个人野心家、三反分子）等，操纵以西师八·三一周荣、张闯、史焕帆为代表的一小撮砸派坏头头，网罗社会渣滓，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猛虎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疯狂地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西师八·三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篇发言中，把那些以造谣为生的政治小丑及其黑后台所恶意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了，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这篇发言，以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七个月来山城两派斗争，决不是像那一两个或几个貌似公正的大人先生说的什么“左派打左派”、“派性之争”、无原则的“内战”，而是以山城八·一五革命派为代表的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捍卫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山城反到底派为代表的死保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自毁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一年多来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山城八·一五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忠实捍卫者。一些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吹捧的“山城真正的骄傲”、“坚定的左派”的西师八·三一实则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被某大人称为“只做了些不适当的事情”的“猛虎团”，实则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暴乱“土匪团”。
这篇发言是一付极好的清凉剂。我们诚恳地希望西师八·三一及其他砸派中广大受蒙蔽的同志，现在是你们反戈猛醒的时候了，切切不可一意孤行，迷途不返，一错再错。毛主席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只要你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仍不失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山城八·一五革命派热忱期待着你们的革命行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让砸派中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坏头头连同他们的大大小小的黑后台见鬼去吧！胜利永远属于我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山城八·一五革命派！
第一部分 前言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战友们：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敬祝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英勇的旗手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这里，我怀着万分沉痛的、虔诚的、忏悔的心情，检讨我和我所领导的西师8·31战斗纵队一年多以来，特别是今年四月恢复以来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对山城、北碚、西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我诚恳地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和兰、白首长（录入者注：应为“蓝、白首长”，即由中央任命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副组长的五十四军领导人蓝亦农、白斌。当时一般人书写时为简便而把蓝写成兰，不知蓝与兰是两个不同的姓）请罪！向山城四百万人民请罪！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请罪！
实践证明，西师8·31几个月来，充当了极“左”思潮的代表。正如《文汇报》九月十一日社论所指出的：“以革命队伍的摩擦和分裂来代替革命的大联合，不相信和不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等等所作所为，就是把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推到敌人那儿去，搅乱了阶级阵线，被敌人利用，动揺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貎似极‘左’，实质极右。”
西师8·31在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坏头头操纵之下，在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思想指导下，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大搞摩擦，把矛头指向山城8·15革命派，大打内战，扰乱了阶级阵线。拉小团体，占山头，用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党性，把与自己曾患难与共、从白色恐怖中共同杀出来的亲密战友重大八·一五当成敌人打，这使谁高兴？显然只能使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高兴。西师“春雷”是在同8·31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什么因为她不同意反重大8·15，不同意砸烂革联会，不同意反警司兰、白首长，因为有部分是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同志参加，而不认真考察她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一律视之曰“保守组织”，“老保翻天”，什么与“春雷”誓不两立，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横眉冷对春麻子，千日仇恨一日消”，乃至对她打、砸、抢、抄、抓十多次，甚至发展到“六·五——六·八”血洗“春雷”！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如此仇恨？这难道不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了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不为之感到痛心吗？
西师八·三一一小撮坏头头，在四月起来以后，不但不吸取二月份严重的教训，而且“走资派”利用其严重复仇主义情绪，将西师八·三一引入歧途。八·三一的大方向错了，错定了！几个月以来，西师八·三一的所作所为，给西师、给北碚、给重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人民犯下了罪！我作为西师八·三一主要坏头头之一，是有罪之人。
今天，党和人民仍在极尽全力，想方设法挽救我，把我从迷途上拉回来，我能无动于衷吗？这些天来，我冷静下来好好学习了主席著作、社论，看了一些文件、材料，“春雷”同志主动帮助我，找我谈话，帮我忆了阶级苦，进行了前途和党的政策的教育。现在，很好回过头看西师八·三一几个月来走过的路，错了，错了，错定了！是我带错的。在这场破私立公、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痛触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肮脏灵魂，打一场破“私”立“公”的攻坚战，知错，认错，改错，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现在的态度是：对于过去所作所为，不管是自己干的，别人干的，或是我看到的、听到的，只要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都彻底的交代，坚决揭发，毫不保留。拿出革命造反者的气魄来，敢于造一切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同时，我也殷切地希望八·三一受蒙蔽的同志，是猛省的时候了，是起来造以我为首的八·三一一小撮混蛋头头及其黑后台的反的时候了。真诚地希望和欢迎你们揭发总部和我的问题，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为人民立新功，建新劳。
第二部分 这次回校的罪恶计划
据我了解，重庆反到底派回重庆，这次回北碚，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统一安排的。
北碚：砸派在永川有一千多人，由西农八·二六的李王林，西师八·三一的范邦云负责组织。在重庆市中区，在工总司授意下，由北机八·二七况景明、西师八·三一李盛隆负责，在九月二十二日成立北碚区反复辟联合指挥部联络站，负责组织回北碚一事。我就负责组织西师八·三一这一批。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在市经委由况景明主持开了联组会议，西师八·三一李盛隆、王邦国参加。李下来传达，就回去问题讨论了几个原则：①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②分批走，先走一部分学生和财贸系统的，以便回去造舆论和准备后勤；③回到北碚后先不回到本单位，和支左办公室联系，要求集体住在人民会堂；④如果警司不给车子，也不护送，走路也行，也得回去，不然我们在政治上就全然处于被动。（按：急着回来，忙着回来，全是为了在对付八·一五派上避免被动。他们回来以后，要干什么，不是可想而知吗？）
2. 根据联络组研究决定：九月二十六日晩在市杂剧团放道具的小屋子，由我和李盛隆主持召开了总部、大队勤务员以上会议，研究回校问题。
参加会议的总部勤务员：羊衍海、李盛隆、周荣、范邦荣、李太国、蒋世明、岳朝亮、王书田。
会议内容：分析了形势，讨论了回去的办法，作出决定。
首先由李盛隆介绍了重庆形势和看法，工总司对反到底回本单位的意见，对形势看法的基本观点是：
①我们中很多同志对当前大好形势首先是认识不足，看不见光明的前途。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按：实际上是砸派坏头头和他们的黑后台慑于“九·五”命令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了。）中央和省革筹都派来了调查组，而调查组的态度都是很鲜明支持我们的，（按：山城的革命人民最清楚！）目前又掀起了一个革命大批判和大联合的新高潮，形势对我们有利。（按：自欺欺人！）同时，我们反到底派主动交出全部武器，（按：砸派至今才交出少量武器，何以‘全部’，这又是在哄人。）在政治上很主动，很得人心，我们处处打主动仗。而且，反到底派经过一次反复，发展壮大了，根据我在工总司看到的，现在反到底派已有一百九十余万之众。（按：砸派已众叛亲离，分崩离析。还有多少人跟着西师八·三一卖命，你几个头头心里也明白。强心针也救不了你几个坏头头及其黑后台的命！）不能只看到前些时候武斗搞得凶，死了些人，遭了些损失，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按：极“左”派前途暗淡无光，败定了。）对于全国大好形势，要以江青同志“九·五”讲话为准；对于四川和重庆大好形势，要以×××、××××（录入者注：此处原文应是“张政委、刘副政委”，即张国华、刘结挺）八月份的一个讲话为准。（按：认识全国的形势，要以江青同志“九·一”、“九·五”讲话为准，为什么认识四川和重庆的形势，又不以江青同志讲话为准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江青同志“九·一”“九·五”讲话打中了砸派的要害，所以，砸派的坏头及其黑后台十分仇视和害怕江青同志“九·一”、“九·五”讲话。）
②对当前形势的复杂性、严重性认识不足。虽然当前重庆出现了一片革命大联合的高潮，大批判的大好形势。但是也应看到，重庆的大联合是会有反复的、曲折的。为什么呢？首先八·一五派对于两派的联合是没有诚意的，他们要吞并掉反到底派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按：完全是放屁！）其次，阶级敌人是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接过大联合这个伟大口号，抽掉阶级、革命、革命原则，从而在组织上吞并、吃掉反到底派，从“左”的或右的方面破坏大革命。（按：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大联合，砸派中一小撮坏头头及其黑后台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害怕得要命，极力制造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舆论，以阻挡伟大的历史潮流。）同志们在这些方面，只要有思想准备就行了，不用怕。
其次，李盛隆对北碚形势和回去可能发生的困难作了如下估计：
①北碚：全部由八·一五派控制，并且没交枪；
②7789部队政委张继臣至今仍然坚持二、 三月份错误，继续拉一派，打一派。
③两派对立情绪很严重，自我们撤出两月以来，群众听到的是他们一方面的宣传，肯定的回北碚社会上的压力一定不比二、三月弱。思想要准备到：可能群众会骂我们砸匪，吐口水，受围攻，挨打，吃不上饭，睡不上觉，要作好战胜一切困难的思想和物质、组织上的准备。
（按：以上三条，完全是在造谣感众，继续挑起群众斗群众，继续攻击五十四军。）
④我们是首批返校的八·三一战士，要在西师把八·三一的旗号撑起，众望所归，战士们才会陆续返校，因此，这次回去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最后，李传达了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工总司召开的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 北碚川外、西农、北机、西师八·三一都有人去参加。西师八·三一是李盛隆、 王邦国两个去参加的。李盛隆根据工总司意见，就回北碚问题提出如下几条：
①二十八日我们一定要走，赶快回去过国庆。
②一定要动员好，组织好，集体回去。
③对受蒙蔽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说得冠冕堂皇，回来的当天晩上就行凶打人。）
④不带一枪一弹。（按，鬼才知道！）
⑤总部勤务员除周荣外要回去几个，我一定回去，另外老羊也回去。
根据上述意见，我想法并提出以下几条：
①决定二十八日走，留一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走根据自愿的原则。
②第二天开个动员会，把今晩会议精神传达下去。
③由李盛隆、羊衍海、王书田、范邦荣、岳朝亮组成总部首批返校临时勤务组，作如下分工：李盛隆负责全面；由我抓政治思想工作，范邦荣抓组织；岳朝亮抓宣传，王书田老师抓后勤，并给后勤配两个助手：徐××（地理系的）、付××（化学系学生）、徐甫忠（职工大队）。
④回去的人初步编成五队，队以下编成战斗组，组织一定要落实。
⑤回去以后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一）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回去的；（二）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狠抓大批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按：抓大批判是假的， “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要想一口吃掉山城八·一五派才是真的） ， （三）一定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群众；（四）稳住阵脚，扎下根来；（五）春雷是保守组织，一定不能和它联合，要争取、团结受蒙蔽的群众，孤立其头头，从而瓦解之。（按：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六）秘书组由焦××（中文系学生）暂时负责。
以上作为决议在会上通过。
6. 回来以后的罪恶行动计划：
九月三十日午饭后，在西师印刷所，由我召集了大队以上勤务员紧急会议，讨论了工作的开展，听范邦荣、曾××传达工总司紧急会议精神。
①会上首先由曾××、范邦荣传达工总司紧急会议精神。
九月三十日上午，在工总司由黄廉等人出面召开了工总司下属主要一百八十多个组织负责人会议，主要是研究和总结几天以来大联合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就大联合一些问题作出几项决议，并由工总司出面搞一个严正声明。
会上有三个单位作了典型发言。
财贸九·二一总部：在与财贸八·一五联合当中，九·二一头头上了当，未经下面组织同意，达成了联合协议，两个总部都合并，另取了名号，结果就其实质财贸八·一五把九·二一总部吃掉了。（按：纯属造谣！）九·二一下属组织造了反。结果宣告联合失败，这是一个教训。
化龙桥橡胶厂：反到底与八·一五派联合的结果，八·一五派把反到底派基层组织吃掉，吃了亏，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按：以上两例纯系造谣！）
大溪沟电厂：反到底派与八·一五派联合，结果是反到底派把对方基层组织吃掉了，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按：一语道破了砸派“大联合”的天机，就是要把山城八·一五派吃掉，望山城八·一五派警惕呀，警惕！）
工总司就联合问题作出决议：
1. 重庆两派大联合复杂，斗争激烈，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反到底派占优势情况下，可以联合，把对方吃掉；在反到底占劣势的情况下，可以缓一下，暂时不联合，以防被对方吃掉；
2. 和保守组织不能联合，对这些组织应采取分化、争取、瓦解的方针。对重庆三月胖左派是不能联合的。（按：这是对二、三月起来抵制和反对砸派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攻击和污蔑！）
3. 在联合机构中，各组织可以保持相对独立性，可暂不去掉组织名称。
4. 要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的口号，抽掉其革命原则、阶级内容，搞三凑合和实行组织吞并。
根据决议精神，通过就目前革命大联合问题的严正声明。
这次会议是由范邦荣、曾庭发两同学去参加的，在工总司的大会上，黄廉要西师8·31就当前大联合问题立即表态，发表一个严正声明，要像定时炸弹一样。 （按：埋下定时炸弹，企图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对春雷问题，要西师八·三一定要表态，说交院9·15对联夺，242“红总”对文筹已经表了态，坚决不联合，坚决取缔。山城反到底就看到你西师8·31三大“右派”势力之一的了。工总司的意见要西师8·31对春雷问题发表强硬立场，坚决不联合。如果说你西师8·31与春雷联合了，8·15派对反到底派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反到底将会被各个击破，一个个被吞并，你们要考虑这个利害关系。
②会上，由李盛隆提出了工作计划：
（一）回来以后，“春雷”采取了高姿态，但这个高姿态高不了几天，我们要抓紧做工作。首先争取稳住阵脚，尽快能把在外8·31同学找回来，人多了好办事。同时，我们的姿态也要高，如果“春雷”的姿态低下去，我们的姿态更要高。（二）排除一切干扰，狠抓大批判，大造舆论，杀出校门，打开局面。（三） 对春雷发动政治攻势，加强对广大春雷战士的接触，做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春雷中广大受蒙蔽群众，孤立头头，着手整材料，特别是×××，今后要对这些坏头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设法和已回北碚来的反到底联系，想办法尽快把北碚区原联合指挥部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五）对春雷的态度一定不能软手， 这是关系到8·31的前途问题，如果和春雷联合，8·31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至于夺权，重要的是夺人心，对春雷也是这样，把她四面的成员瓦解过来了，我们的人回来多了，广播站、印刷所、财权他给都给不赢，所以大家不要慌。（六）组织专案调查组：第一，敌特情况调查组，李当时点了马××（外语系）、税××（中文系）等几个人组成调查。主要调查敌特活动情况。他说有个叫×××、化名×××、代号叫×××的人，要调查，抓起来。第二、调查重纺五厂大联合搞组织吞并以及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搞个调查材料送到×××（录入者注：此处原文应是“省革筹”）去。他指派数学系×××同学去调查，如进不到厂门， 可到家属中去串门了解情况。（七）北碚两派大联合可在西农、川外搞个试点。
至于对“春雷”的头头，特别是×××、×××，周荣曾多次表示过：这两个混蛋，看他们的过去就知道他们的现在，从他们的现在可以推断他们的将来，决不是好东西，干尽了坏事。等到八·三一胜利了，先交给群众斗，然后枪毙！（按：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③我在会上提出：（一）加强八·三一的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整顿，勤务员要鼓干劲，搞勤务员训练班。（二）我院大联合也可搞个试点，从班、年级、系科搞起。可以把化学系大队和外语系大队搞个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个系一个系的把“春雷”吃掉。（按：回来吃掉春雷，搞反夺权，就是他们的目的。狼子野心，何其歹毒！）（三）由我提议西师八·三一就当前大联合问题发表一个严正声明，推荐中文系王××同学执笔。
以上这些，就作为这次会议决议和十月上旬的工作初步计划。
当天晩上，“严正声明”由中文系起草交给李盛隆。李盛隆看后觉得要不得，自己重新起草了一个。
其内容和基本精神：（一）对大联合的基本态度，大致与报上提法一致。（二）对“春雷”的问题是这样写的：“我西师八·三一无条件地愿同春雷造反兵团中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但在第二天大会上通过时，群众造了反，这条改成为：“西师八·三一坚决与春雷造反兵团中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定稿后，仍然由范邦荣、曾××带到城里去付印。（三）要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从右的“左”的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革命的大联合，接过大联合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抽掉大联合的阶级内容和革命原则，搞大凑合，实行组织吞并，吃掉造反派，让老保翻天。
因为我们对“春雷”的指导思想：认为是保守组织，非把她搞掉不可，在此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必然作出极其错误的行动计划，对革命大联合是没有认识没有诚意的，起到了极坏的破坏作用，对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又犯下了一罪行。今后我自己一定痛下决心，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幡然省悟，争取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第三部分 关于土匪团成立的前后经过情况
北碚猛虎团（实则土匪团，以下均这样叫）成立及成立后一段时间，我不在西师、北碚。根据史焕帆、周荣、张闯等人接触介绍情况，特别是在七月中旬，我纵队相当大部分同志提出要解散土匪团时，周荣曾在一次八·三一成员大会上就猛虎团成立经过情况作了介绍。现在，就我知道的交待如下。
一、土匪团的发起人是西师八·三一的史焕帆。西师六·五至六·八大血案之后，由史焕帆纠集原北碚复员退伍军人纵队骨干邱开全、龙德水等人，串通三〇二（录入者注：指时驻北碚的解放军机要学校，对外代号成字302部队）红总（录入者注：该校的反到底派组织红色造反者总团）、四二四（录入者注：指时驻北碚的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对外代号总字424部队）红联（录入者注：该校的反到底派组织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个别坏头头，勾结北碚区“走资派”李明先（原北碚区委书记、区长、三反分子）、董作松（原北碚区委农工部部长、三反分子）及西师“走资派”刘同记（原西师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三反分子），纠集天府煤矿东方红燎原战斗团、重纺五厂、北机八·二七部分工人社会渣滓，欺骗部分年幼无知的中学生拼凑而成。
二、它的宗旨在它的宣言中明确规定：猛虎团是北碚区砸派工农武装自己的力量，它成立起来就是要武装保卫北碚，武装保卫山城。虽提到文攻武卫，实际上没有写什么大字报，出过什么传单，是专搞武斗，挑动武斗和搞打、砸、抄、抢、抓的好角色，名符其实的土匪团，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猛虎团成立宣言是周荣起草的。
三、猛虎团的成立。在六月十一日前几天，史焕帆进行了一系列的串联活动， 曾在人民会堂、北碚饭店与邱开全、董作松、李明先等人密谋策划过。六月十一日上午在西师一教学楼三楼原八·三一总部会议室，由史焕帆主持召开了一个筹备会，为时一上午。参加人员：史焕帆、邱开全、张红兵、刘同记、董作松、李明先、周荣、龙德水、李玉林，详细研究了猛虎团成立的组织形式、定名、宗旨、成立等项，搞个初步意见，提交扩大的会议讨论，作出决议通过。
十一日下午在同一地点， 由史焕帆组织召开了除上述人参加，还有原北碚联合指挥部所属各主要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成立猛虎团的决议。计有：西师八·三一：史焕帆、周荣、陈仕友、骆金仲、蒋世明出席了会议。
西农八·二六：李玉林、陈德学、王兰英、欧德富。
川外八·二六：张红兵、靳章泰。
北碚区联合指挥部主要成员：欧德云、况景明、周班长（三○二“红总”），红光公社砸派头头老汪。
三〇二“红总”：老代（红总的总头头），大蒋、周广银、王茂生；
四二四“红联”：吕红湘、赵永福、孙宪；
此外，还有邱开全、龙德水、刘同记、李明先、董作松。
会上首先讨论了取名问题。史焕帆提出三个：猛虎团、武卫队、飞虎兵团，征求取哪个名字好。刘同记献策说：“取猛虎团好。文攻武卫嘛，反正成立起是搞武斗的，你不就取个猛虎团，勇猛如虎，多有气魄。”（按：猛虎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真相大白了吗？）大家一致同意通过。刘同记还提出，猛虎团一定要实行军事组织编制，搞它五六百人，精干些，一个顶几个，编成六个中队为宜。李明先提议：“要加强政治思想的训练，要有严密的纪律，否则上战场，枪声一响，掉头就跑，是会吃亏的，打不得的。”西农八·二六和龙德水主动提出承担猛虎团的后勤供给工作，并提议猛虎团住在西农为宜。其理由是：①如果战争一打起来了，西师成了前沿，不利于屯兵，后撤；②西师八·三一没掌握财权，负担不了后勤供给工作。西农掌握财权，西农很大，随便住多少人，光是现存的粮食，可供二千人吃三个月，同时，西农也便于撤。这条意见大家也同意通过。此外，三〇二“红总”、四二四“红联”提出，猛虎团的军训他们可以抽人。董作松还提出，北碚区有广阔的农村，地势开阔，迂回余地大，一定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光、前进、红岩这几个公社首先要搞好。并主动提出：他本人原来下放到红光公社蹲过点，对那里情况熟悉，他在红光公社住下来，抓农民运动。
会议并确定六月十五日在西农大礼堂开成立大会，责成周荣起草猛虎团成立宣言。
四、猛虎团的编制和人员设置情况。
①参加猛虎团的条件：所谓出身好，年轻力壮，以工农为主，不怕死，勇敢，敢于杀死人。（按：除了杀人犯，谁有资格参加猛虎团！）
②土匪团完全按军事组织编制，五百多人。设团部（先称司令部），设团长一人，副团长若干人；以下分设六个中队，团部设政委，中队设指导员。中队以下设班。团部直属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侦察排。其机构有：团部勤务组、秘书组、政治部、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后勤部，作战部下属一个联络组、军械库。其分工情况是：
团长：邱开全，副团长几人（不清）。其中有王述良，原先设司令，史焕帆为正，后为副。后因意见不合，史焕帆离开了猛虎团。
秘书组：张红兵（川外八·二六女生）负责。
政治部：陈德学（西农八·二六总团勤务员）为猛虎团的政委；
组织部：不清楚谁负责；
宣传部：重庆市延安兵团北碚分部文化馆一个人在负责；
作战部：周荣、周班长（三〇二红总的）、欧德元、史焕帆、李玉林；
参谋部：三〇二红总老代、王茂生负责；
后勤部：王兰英、龙德水；
侦察排：彭家福；
联络组：不清楚；
警卫连：不清楚；
刘同记、李明先、董作松在里面起参谋作用，名义上未任什么职务。
五、猛虎团与北碚联合指挥部的关系：
猛虎团是直接受联合指挥部领导的，直接受联合指挥部作战部调动，只有邱开全、王述良、周荣、史焕帆、三〇二老代及王茂生才有权调动得了猛虎团。猛虎团是联合指挥部搞武斗的主力军。
六、西师八·三一是怎样插手控制猛虎团？
首先，猛虎团的发起人是西师八·三一的史焕帆。
其次，周荣在联合指挥部负责作战，通过这个关系可以直接调动猛虎团。并且，周荣经常到猛虎团作形势报告，每打一仗，战争动员工作每次少不了周荣去讲演。
其次，当八月十七日猛虎团撤到璧山以后，周荣、范邦荣、蒋世明私自决定：把西师八·三一同学周承忠（中二学生）、马绍荣（中三学生）、刘正加（地理系一年级学生、原八·三一总部勤务员）、安天明（中三学生）等派到猛虎团充实力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指定马绍荣为其主力排副排长。与此同时周荣还派郑书桃（中三学生）到猛虎团当编辑，办起所谓《猛虎战报》，大肆宣传“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保卫北碚”、“武装保卫山城”等反动口号，影响极为恶劣。周荣就是使用这些手法去控制和操纵猛虎团的。
七、猛虎团的粮饷、开支来源。三个方面：
①西农八·二六解决部分钱、粮问题；
②财贸九·二一冲锋号，解决部分钱、副食品问题；
③猛虎团武斗霸占和抢夺得来，为其来源之大部分。如猛虎团曾控制了歇马储蓄所、歇马医院、粮库，此外，红光、前进、红岩公社部分粮他们拿去。同时，每打一个地方，就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如打红岩机器厂、龙车寺、澄江镇、璧山、泸州，就抢了不少东西。据周荣讲，打了红岩机器厂，就抢了军管会的枪，抢了电台、报话机、图纸等；打璧山还抢了解放军7806部队大量的枪支弹药，而且抢了璧山粮站大米五万余斤，以作军粮；打泸州抢了纳溪商店，自行车若干部，闹钟六个，以及衣物若干，糕点、饼干若干箱。其他小偷小摸更不在话下。
综上不难看出，猛虎团并不是什么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组织，而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团，成了北碚人民的一害，必须坚决加以取缔，对其坏头头、其中坏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八、 关于在西师柑子林发现的三具尸体是怎么回事。
据我所知，七月三日指挥部周荣、况景明、邱开全、周班长、张闯策划，指挥攻打北碚人民会堂，两具男尸是棍棒打死了，一具女尸是猛虎团车子压死的，三名都是革命群众。（按：此三具尸首已被砸派拍照上报为他们的烈士。）三具尸体周荣指挥猛虎团抢出拖回联合指挥部，周以联合指挥部名义出了一张调令，要我和陈仕友叫生物系派人将三具尸体用福尔马林处理，保管起来，以作为今后支革派杀死砸派的铁証。当时，我和陈仕友拒绝了：既然是指挥部搞的，你们自己处理。后来，周荣私自命令生物系将三具尸用福尔马林处理，是生物系一教师和生物系四年级学生曾国礼、陈道士等几个人处理的。由于处理不好，开始腐烂，过了两三天，周荣以联合指挥部名义通知化学系大队王三成几个人将尸体草草埋在二教学楼外边的柑子林。
第四部分 关于攻打红岩八·三一的情况
攻打红岩八·三一是在今年七月上旬。事情是西农猛虎团团部密谋策划的，根据事件发生以后的七月中旬八·三一飞虎六八部队及外单位工人农民的一次形势报告会上谈到的，以及八月上旬周荣在四二四给我和李太国谈过这件事，加以回忆，交待和揭发如下：
一、为什么要攻打红岩八·三一？周荣在形势报告中作了这样的分析：①北碚无论在军事上、地理上和交通上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反到底派控制了北碚，并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红色根据地，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与市本部、军工靠拢，连成一片，同时切断八·一五派逃向华蓥山的退路。如果城里反到底派失守，就有了后路退，有落脚的地点。②山城问题必定是战争解决问题，武力决定胜负。就北碚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竭其全力把八·一五派压到河对门去，同时拿下澄江，取下龙车寺，连成一片。红岩八·三一处在我们到青木、重庆、璧山咽喉要道之地，是一颗钉子，非把它拔掉不可。③我们人虽少，但士气高，特别是有猛虎团这支主力军。④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把红岩八·三一拿下来。分析红岩八·三一多是一些上海、无锡一带的人，怕死，打不得。同时，八·一五被我反到底各处所控制，他们不可能来增援。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遵循主席的教导，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要拔掉红岩八·三一这颗钉子是口实，有计划地阴谋破坏这座现代化国防工厂是问题的实质。这件事情也决不是所谓革命小将所能干得出来的事。
二、根据混蛋周荣八月上旬在四二四部队小礼堂给我、李太国、骆金仲讲的，以及九月一日晩在成都市一师附小八·三一分部给同学的亮底会上讲的，可以看出血洗红岩八·三一是怎么一回事。
攻打红岩机器厂的一周前就在猛虎团进行了秘密策划。在西农综合大楼猛虎团团部及西农八·二六团部，由猛虎团头头邱开全、王述良及周荣主持下，有西师八·三一史焕帆、周荣、西师“走资派”刘同记、区委“走资派”李明先、董作松、三〇二红总总头子老代、大蒋、周班长、周广银、王茂生及该校红总观点的一位副校长、行政参谋，四二四部队“红联”吕红翔、赵永福、孙宪和支持红联的一位政治部主任李经林（注：李金莉），西农八·二六的李玉林、陈德学、王兰英、欧德富，川外八·二六的张红兵、靳章泰、余朝文，十三中九·八卢建贵、张华，红光公社井冈山头子老汪，北碚联合指挥部的况景明、欧德元，四一二红旗和北碚区委“过大江”纵队也有人参加，进行了多次密谋策划。在一周时间内，邱开全、王述良、周荣曾带领猛虎团侦察排几次周密侦察，三〇二红总井冈山周广银曾带领他们组织的侦察班，便服前往歇马配合侦察，并得到四二四红联的密切配合。在此基础上，曾由三〇二红总与四二四红联共同绘制了军用作战地图，三〇二红总总头子老代及猛虎团参谋王茂生在其中起了决策的作用。
坐镇指挥的，是三〇二红总姓代的、王茂生、刘同记、三〇二副校长和行政参谋、董作松、李明先、况景明；前线指挥是邱开全、王述良、张华、周荣、李玉林、欧德元。
参加这次血洗红岩机器厂的主力是猛虎团，全部出动；另有西农八·二六工人分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红光公社卫东战斗团的农民，三〇二红总周广银曾带领过一排人便服前往参加战斗。
二、根据混蛋周荣大约是七月十八日晩饭在数学系食堂写出的一张血洗红岩八·三一的“特大喜讯”报道，抢劫国家财产无数，损失惨重：①占领了歇马医院和储蓄所；②俘虏红岩八·三一一千余人；③抢军管会冲锋枪七支，手枪四支；钢钎四百多根，钢盔四百多顶；④发电机一台；⑤报话机若干部；⑥载重汽车五部；⑦拿出了设计图纸（周说放在猛虎团团部）；⑧打死了工厂技术人员，共死二十多个。
还得补充一点，这次行动得到了该厂“硬骨头”配合作内应的（按：“硬骨头”是百分之百的保皇组织，工纠原班人马组成）。
血洗红岩机器厂以来，工人被迫离厂，技术人员被打死，图纸被盗走，工厂遭严重破坏，至今无法恢复生产，这帮家伙是罪责难逃的。
第五部分 北碚砸派半自动步枪从何而来？
八月三日周荣从西农到四二四红联总部，后顺便到该校小礼堂动员我、李太国、骆金仲回西农。他说我们八·三一本部已有二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排，并且有了枪，要我回西农去帮助组织人，我们要有一支自己的武装。而且他说他己经给猛虎团、六八部队、飞虎兵团作了工作，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要我顾全大局，我没同意。这次，他讲到枪的问题。
通过反到底司令部张闯、张忠蜀几次努力，亲自几次到军工总部找到军工头子邓长春、建设兵团的头头，同意给北碚反到底派1000支半自动步枪。
七月下旬，由红岩公社卫东战斗团头子作联络，三〇二红总井冈山周广银用两部军车，装两车红总学员，全部警司打扮，新军装、新水壶，妄称是到建设护厂的（解放军）警司部队，进厂运枪500支，子弹五万余发，仍然警司人员打扮回到三〇二。
开车子的是西师八·三一左开跃和杨宗学。
枪弹全部运到三〇二红总总部，由三〇二主持分配。这是第一次搞得的枪。
第二次弄枪是八月上旬，由三〇二红总井冈山和十三中九·八去三部车子到建设厂搞的。他们这次是欺骗附近三十多个农民去厂里背出的，共250支，二万发子弹。给农民三十多支。余下210多支全运回三〇二红总，由红总统一分配。
以上是我了解的搞枪的两次基本情况。八月中旬，周荣曾派何××、杨明到建设厂搞枪，但后来说回来不到，运不回来，就在建设厂参加打仗。
第六部分 我所了解到的打泸州一事的大概情况
九月二十一日，我从江油家里回到成都，晩上在成都市一师附小西师八·三一成都分部碰见了张闯和史焕帆，我见张闯左手中指打断，左脚跛起，问他是怎样受伤的，张闯就谈到打泸州一事。根据他吹牛的基本内容回忆如下：
八月下旬，张闯在璧山接到西师八·三一驻泸州联络站周××、张××从永川铁路局打来的电话：48，（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由地理系李××打来电话，说最近泸州红旗派准备联合附近二十多个县的造反派，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把保派（按：被砸派污蔑为保派的红联站，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从城里赶出去，还是宜宾专区××组组长王××（录入者注：原文应是“革筹组组长王茂聚”）亲自坐镇泸州，研究作战方案，并要亲自参加指挥。行动方案由王××报告了的。要张闯与北碚砸派研究要来一下。说这次战役意义重大，如果泸州问题一解决，整个川南的局势就稳定了。
张闯同意去，由张闯伙同他的私人秘书李××、严××与史焕帆、骆金仲、十三中九·八卢建贵、倪元直，西师“先驱”王渊，带了西师八·三一几个同学（后来听说有郑书桃、周进、马绍荣），十三中九·八三十多人，由张闯、史焕帆、卢建贵带队，另一路由周荣带领六·八、飞虎三十多人与猛虎团一个中队，西农工人分团。猛虎团由邱开全、王述良带队，西农由李玉林带队，另有财贸九·二一冲锋号龙得水，区委干部“过大江”纵队四人前往参加，坐猛虎团汽车去的。
据张闯谈，保派打死好几百，红旗派伤亡也很大。经过激烈战斗，把保派从城里压到郊区化工厂。王××还批准打炮弹。这时，中央军委来了急电，不准进攻化工厂，战争才停止了下来。这一仗，西师“先驱”王渊脖子中一弹，伤了中枢神经，半身瘫痪。十三中九·八死了七个。猛虎团还没有伤亡。
此外，这次他们还缴了不少武器。猛虎团在纳溪抢了商店，抢衣物若干，自行车几部，闹钟六个，还有若干糕点、饼干。土匪团，名不虚传。
第七部分 我所了解到的猛虎团打龙车寺和澄江镇的情况
大约在八月九日上午，周荣再次来动员我回西农时，谈到打龙车寺和澄江的情况，总部李太国、蒋世明也在场。周荣说他忙不过来，内外都要他，累起病了，要我去帮他的忙。还说，要是八·三一没有自己的一支武装自卫力量，今后在北碚说不起话，没有八·三一的地位，西农八·二六处处拆台。打龙车寺八·三一没人去，打澄江，飞虎去了的。根据周荣谈的，血洗龙车寺、澄江镇情况是这样的：
打龙车寺是在西农猛虎团策划的。参加这次策划的：猛虎团的头头，西农八·二六的李玉林、陈德学，西师八·三一周荣、郑书桃，周班长、姓代的、周光银、王茂生、欧德云、欧德富、况景明、张华、卢建贵，四二四的吕红翔、孙宪，红光公社老汪。
侦察任务由十三中九·八派人与猛虎团侦察排派人去的。会上猛虎团邱开全、王述良发牢骚，说哪次打仗猛虎团都走前面，死人多，也是猛虎团。说西农、十三中九·八唱高调，西农李王林、十三中九·八卢建贵不服气，这次就要打给猛虎团看看。研究结果：西农李王林、陈德学带一路正面攻（西农八·二六工人分团），十三中九·八由张华（十三中教师）、卢建贵带一路从前面攻，猛虎团邱开全带一路，一个中队去接应。
这次血洗龙车寺总指挥是邱开全、王茂生、周荣。
战前动员报告是由周荣去作的。
据周荣讲，这仗打的结果，打西师春雷两个，一男一女。女的是教育系的，是因为十三中九·八的把她捆起来，叫投降，对方不投降，并呼：“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九·八同学一气之下就把她杀死了。另外抓到个公安“压不倒”（录入者注：“压不倒造反队”是北碚公安分局的八一五派群众组织）的叫唐天伦，脖子上挨了一枪。还俘虏了对方二十几个，抓到西农去了。
这边只有十三中张华挨了误伤。
打龙车寺不久，又策划打澄江。同样上边的人，在猛虎团参加策划，主谋是周荣、邱开全、三〇二红总姓代的头头，王茂生，周广银。
周荣说澄江一仗是自猛虎团成立以来打得最漂亮、最干脆的一仗。
在攻打的前一天上午，周荣戴一副墨镜，背一副望远镜，带领猛虎团侦察排十多人，装成八·一五派的，武装前往澄江侦察。同时，三〇二红总井冈山周广银亲自带一个班的人，便服前往澄江侦察地形。侦察结果，说澄江八·一五力量单薄，只有火炬公社几十个农民，决定第二天去打。
血洗澄江鎭的总指挥：邱开全，周荣、李玉林、周广银。
参加单位有：猛虎团一中队，副团长王述良带队；西农八·二六工人分团，李玉林带队；西师飞虎团，周荣带；三〇二红总井冈山周广银带一个排的人便服参加了这次血洗。此外，还有红光公社农民井冈山，由一个姓汪的带队。
周荣说三个多钟头解决了战斗。打死了对方十多个，俘虏了十多个，缴了几支步枪，两支手枪，这边只有两个人受伤。
这次战前动员是周荣去搞的。周荣鼓动说：“澄江是北碚通往合川的咽喉要道，是两派必争的重地，我们只要控制了澄江，就可以与合川连成一片，同时把阵线拉开，对北碚街上八·一五派形成一道弧形包围圈，把八·一五派压过河去，我们才能收复北碚，巩固北碚。”
第八部分 我在合川所干的事、看到的和听到的事
六月底至七月初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对武斗是不感兴趣的。当时，在北京看到中央首长关于武斗问题的一系列的讲话，特别是陈伯达、戚本禹同志的一讲话谈到参加武斗死了比麻雀毛还轻，而且打死了人是要抵命，不管哪一派的，要追责任，我不愿意参加武斗。
八月十一日上午周荣带信叫我去西农一次，有紧急事情相商，一定要去。我去西农以后周荣说：“猛虎团要派一个小分队由参谋王茂生带队到合川执行紧急任务，三天时间。我派了中文系大队周进、马绍荣、易延祥去。我看你也去一趟，一定三天回来。”自我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在四二四这段时间内，总想找机会回去，但听到说走不出去，如果被八·一五派抓到了要枪毙。我感到这次是机会，便同意了，周荣还特地调了一支新的半自动步枪叫我背上防身。当天吃晩饭后，一行十九人，猛虎团十五个，八·三一四个，由王茂生带队，从红岩机器厂后翻缙云山，经七塘、八塘、九塘、十塘夜行百余里，第二天早上（八月十二日）天亮才到合川，在合川人民剧场住下。由鲁×解决吃的问题，并由“革大”后勤部拨下五百元交王茂生，作活动经费。据王茂生讲，此行有三个任务：一，到合川武装部搞枪；二，与合川造反派“革大”直接拉上关系，解决猛虎团的后勤供应；三，打通澄江到合川的公路线，与合川造反派连成一片。
我去合川后，找到我的同学安天明、廖元祐与西师外语系的一个女同学（都是八·三一的），成立了联络站，设在“风雷激”团部。
王茂生等来合川干了如下几件坏事：
一，十二日晩上十一点，由一个名叫方克成的人（据廖元祐同学反映，此人正是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作战部负责人之一，后来被撤了职，在重庆蹲不住，六月下旬就来到合川，一直住在东津沱工农兵棉纺厂），十几个人到县武装部，找到武装部的王政委，我也去了的。方克成命令王政委打开武器库，结果一支用得的枪也没有，只有五挺旧式重机枪，方命令王政委把这几挺枪打扫干净，过几天来取。方又要县中队把枪交出来，县中队的同志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二，八月十三日下午，方克成、王茂生将合川东津沱工农棉纺厂一辆新解放牌汽车抢了，并抢了该厂军管会七七九五部队一桶汽油。第二天即八月十四日上午，由王茂生带队，一行十四人，带起抢武装部的五挺重机枪，乘抢来的车回澄江镇，说是打炭坝的“八·一五”，打通澄江到合川的公路线，把机枪送到猛虎团，接受新的任务。我拒绝去。由于王茂生没给“革大”招呼，说是重庆来的八·一五派来合川抢了武装部的枪，命令盐井分部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将这辆汽车拦住，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结果，车行至盐井溪被公路上设置的地雷网炸翻下岩，十四个人全部受伤。八·三一中文系大队易延祥左腿摔断，后是七七九五驻工农棉纺厂的解放军闻之此事后，派车将易延祥送到南充野战医院治疗。新解放牌汽车报销，这就是他们干的如此“好事”。
三，十五日王茂生叫我们搬到合川人民医院去住，守伤员。十四日我与安天明想走合川铜溪镇出去回家，因涨水过不到河才转来。十五日下午，我听到廖元禄同学说：早上有个红卫兵合川部队的中学生（听说是合川三中的，照他的说法是个老保），要去看猛虎团一个混蛋手里的半自动步枪，这个混蛋硬不给看，这个中学生要求了五次，这个混蛋后对空放了一枪，说这个中学生要抢他手里的武器，如果再来，就开枪打死他。当这个中学生第六次要求看这支枪时，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竟视人命如草芥，下毒手将这个无辜的中学生打死了。说开枪这个人叫敖明富，是猛虎团的一个司机，天府北井的一个工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家伙必须为这个无辜的中学生抵命。
八月十七日，李玉林带领他们工人分团与猛虎团一个中队乘一辆卡车在铜梁车站抢了五部卡车，抢了县武装部很多武器，商店、糕点，抢了武装部一百多套军装，西农和猛虎团分了。
八月十八日上午，王茂生说北碚来了他们猛虎团的人，十六日澄江失守，西农、猛虎团的从西农撤了，北碚回不了，合川也不安全，撤到铜梁去，把安居打下来，向璧山方向靠拢。十八日下午与他们一道到了铜梁，住县委招待所。
当晩就发生抢武器事情。晩饭后王茂生叫我与我的同学把“家”看好，他们有紧急任务。原来他们猛虎团与李玉林、陈德学一伙子人，把县大队枪抢了，只留几支看犯人的。把县中队的人赶起跑了。抢回半自动步枪十多支，新式转盘机枪、冲锋枪、手枪二十多件，二万发半自动步枪子弹，三箱子手榴弹，把支左部队七八〇三的枪也抢了部分。晩上猛虎团因与西农八二六分赃不均，闹了半晩上，甚至动武器打起来，实是一群土匪。我实在不愿意在此呆下来。晩上，给王茂生写了张条子，我说我去找组织，走了，以后再见，托安天明转王，把周荣拨来的一支半自动步枪四十四发子弹一下交给了安天明。八月十九日天一亮，我没吃早饭，从铜梁走到大足县的万古，搭汽车到邮亭、安岳，二十日到内江，在内江住一天两个晩上后到成都，过几天我就回家去了。
这段时间以来，我伙同这些家伙干了坏事，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我应好好检查、交待、认罪、改过。
|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