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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一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2, 2023 10: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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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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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2月28日第219期

本期目录

〖王炯华专辑〗

书海泛舟

王炯华 我与李达“三家村”案(《不能选择的人生——八十自述》选读)
向党表决心“一定遵命进攻”
高级领导“煽风点火”,无知学生“挑战权威”
省委要求李达秘书监视汇报李达情况
参加建党的李达成了“反党黑帮”
李达求毛“救命”毛却批示“酌处”
李达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
我在毛泽东讲话激励下“造反”了
两次上京串联
抢出“黑材料”公布政治排队名单
回老家溆浦串联
到广州收集批判陶铸的材料
“七二○”前后我见闻的一鳞半爪
参与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李达“三家村”冤情
为李达召开追悼会和为翻案出版刊物
翻案与反对翻案的“龙虎斗”
组织为武大“三家村”成员何定华翻案
大联合与毕业分配
我被反对派打伤住院
炼狱之后

王炯华 怀念朱劭天先生(《缅怀先贤》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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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与李达“三家村”案
(《不能选择的人生——八十自述》选读)

王炯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不能选择的人生——八十自述》(2019年自印)第三章“珞珈山文革起风雷(上)”、第四章“珞珈山文革起风雷(下)”。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不少当年他本人的日记,在本文中以引号中的楷体字出现,不再另外注明。
作者简介:王炯华(下图为近照),1941年1月生,湖南溆浦人。武汉大学哲学系67届毕业,1981年5月调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2003年10月退休。曾任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退休后,曾先后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专职教授、怀化学院特聘教授8年。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毛泽东读书生涯》《胡汉民评传》《李达评传》《朱九思评传》《萧萐父评传》《缅怀先贤》等,合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以及《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当代中国十哲》《湖湘学案》之“李达”篇等。

中共建政后,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就没有安静过。除院系调整纯属高教事务之外,社会上的风吹草动特别是思想政治运动,大学一个都不缺。诸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抓右派、大跃进、全民炼钢、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全国性大运动以及那三年大饥荒和全民过苦日子,大学不是配合宣传的问题,本身就是主战场。大学,特别像武汉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名牌重点大学,更是所谓“池深王八多”,历史复杂,尤其运动不断,伤人无数!先后主其事的秘书长徐懋庸,党委书记刘仰峤、刘真,都是“左”得要命的人。他们虽然难逃其咎,但也只是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寸,也不能全怪他们。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个中国空前的大革命,珞珈山再次起风雷!不独有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队长许道琦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等和武大党委书记庄果主其事,更有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督阵和遥控。

向党表决心“一定遵命进攻”

1966年5月20日,我们从孝感“滚泥巴”(名为做社会调查,实为下乡劳动)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叫法是“教育革命”。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半个月前5月4日,我就得知我们将于下旬返校参加教育革命,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5月6日,我在日记里对《解放军报》4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了好几段摘录:

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当前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新的特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决不要以为,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只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什么大事。决不要以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只是“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事实上,任何反革命复辟,都是先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搞理论、学术、文艺等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为自己制造舆论的。
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见到错误的东西就批判,见到毒草就铲除,见到牛鬼蛇神就打倒,决不能让它们无法无天、兴风作浪。

我就是带着军报宣传灌输的上述观念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5月21日上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哲学系工作组组长王师程给我们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我当天日记写道:报告让我们“初步知道了我校我系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特别是我系,它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的窝子,而我们这个年级又更成为这伙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进攻争夺的对象,给我们施放了不少毒素,已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啊!可是作为我们这些天天讲阶级斗争的人,竟然觉察不出,长年中毒。这说明我们没有阶级警觉,也说明这伙人已经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们决心战斗!不打垮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收兵!”

翌日,我写了《向党表决心》:

我看了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听了我校我系阶级斗争情况介绍,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燃烧的怒火了。作为一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一个矢志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青年,我要挺身而出,坚决战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国社会主义成果,誓死保卫世界共产主义事业!
我们知道,邓拓黑帮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
从北京的邓拓想到珞珈山的邓拓,想到我们哲学系的这一修正主义窝子,更令人发指。以领导、以“权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反党右派,不仅向党抛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事业,攻击教育大革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还趁我们年轻幼稚之机,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灌输资产阶级毒素,腐蚀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引向故纸堆、啃书本、成名成家的邪路……
这一场严重的斗争我非参加到底不可!不彻底斗垮、打倒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誓不罢休!同时我也要在这场斗争的烈火中经风雨见世面,清除毒素影响,认真改造思想,在斗争中,使自己向目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红色接班人的方向前进。

这时,我的政治敏感已使我感到:

李达的问题是严重的!他是我校我系反党黑店的掌柜,特别是我系修正主义窝子的总当家。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解放前,脱离革命,而现在又来同毛主席争地位。但是,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奋起跟他斗争。
今天我们班揭发了他的问题。不仅他本人接见我们两次,亲自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引导我们走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而且特别通过他的喽罗陶、黄、段(注:陶德麟为李达主要助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的主讲教师;黄德华、段启咸均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成员,李达编书助手,黄为我们班主任)等向我们大肆吹捧李达、大肆散布资产阶级影响,明目张胆地放毒,影响极其恶劣,造成班风不正,政治空气不浓厚,死读书,埋头苦攻的个人主义泛滥等等事实,实际上是同党争夺我们。
……在会上,我不仅谈了自己所知道的种种情况,而且还把62.9.22日李达接见我们的讲话(我的记录)交给了(班党)支部。党教我怎样战斗,我一定遵命进攻!不斗倒、斗垮、斗臭敌人,誓不罢休!(1966年5月23日日记)

5月24日上午,听党委常委、人事处副处长、学校工作组成员王勇作动员报告。
下午听哲学系几位教师对李达的揭发。为表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我们向学校索要《毛主席语录》,午后我给王任重同志发出一信,并有方光升、刘炳祥、黄朝新、夏福清、梅佳艺、陈容胜、夏灿明、汪广生同学签名。我日记中记载:“这封信是早晨及早饭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远远没有涉及到李达的根本问题,不过作为向党交心,还是有必要。”此信全文是:

敬爱的任重同志:您好!
我们是武大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刚从农村“滚泥巴”回来参加文化革命的伟大战斗!这次文化大革命正如《解放军报》社论所指出的,“它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对这样的斗争不能不管,不能不问。”我们是带着贫下中农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坚定的革命性投入战斗的。我们向党保证:不斗倒、斗垮、斗臭邓拓反党黑帮,誓不罢休!我们向党宣誓: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作无产阶级的红色后代、革命的硬骨头!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长期教育和殷切期望,决不背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敬爱的首长:
今天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向党交心,向党要武器。
我们都是工农子弟,都是共青团员,有的是共产党员,都是党和毛主席拯救出来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予的,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怀着无限的热爱和极深的感情。共产党就是恩人,毛主席就是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一看到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肺都气炸了,满腔怒火在燃烧,浑身热血在沸腾。贫下中农说,这帮人就是四类分子,一针见血!他们就是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我们非跟他们拼命不可!
我们回到学校,听了我校特别是我系阶级斗争情况的介绍,我们更是群情激奋,按捺不住,要立即动手!敬爱的首长,说到我们系,我们的切身遭遇就更多了,中毒太深了。我们系是修正主义窝子,而我们班又更是这一窝子里的最深受害者。
我们是62年进来的。当时我们班30个人除3个是中学教师调干生外,全都是从高中来的热气腾腾的青年,绝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子弟,绝大部分是共青团员,政治热情高,学习成绩好,都是原中学的一些所谓“尖子”。对我们这班人,如果真正按照主席思想培养教育,我们无疑会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看到我们,嘴巴都流了涎,用全力争夺我们,引诱我们,向我们灌毒。以至几年来,特别是下乡四清前的一、二年级,我们班政治空气不浓厚,跑图书馆背书本却废寝忘餐,成名成家,个人主义,骄傲自满,互不团结,几乎成为我们班的通病。过去我们不觉悟,自己也总在检查(当然这是必要的,应该的),可总不解决问题。现在擦亮眼睛,才认识到这里还有一个根子的问题,一个方向引导的问题,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染缸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争夺我们的问题。为证明这个问题,我们就举几件事实。
我们62年刚进来上课,李达就亲自坐着轿车让人搀扶着来到教室,接见我们,发表讲话。在讲话中,除了极力强调哲学的地位,说什么“哲学是首席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它的指导,还给我们戴高帽子,说什么“今年我对你们的成绩都很满意,今年考上,真不容易。往年来一个取一个,只要身体合格,成绩取四十分左右的(这是攻击党的教育方针、教学质量,也是发泄对我系前几届工农调干生的不满)。而今年几乎平均二十个取一个,有些地方是五十个取一个,你们的成绩都是七十几分以上”。还说他在编哲学讲义,说什么“中国还没有一本适用的统一教科书”(没有吗?实则诋毁主席著作也!),“苏联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和中国环境、实际有隔膜”(只是这个缺陷吗?实则默认修正主义货色也!),还介绍他的治学经验,表达他对我们成名成家的“希望”,说什么“外文学习也很重要,要看外国书。国文要紧,要练习多写。读书的时候,脑子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讲,手要能写,将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对你们有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巩固专业思想,好好读书”。六三年六月七日又第二次接见我们,除了吹嘘他的教材,吹捧他的助手,又鼓励我们学好专业,进一步给我们戴高帽子,说(他)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
我们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李达的讲义,由他指派他的得意助手、门生讲授和辅导。我们班派来的政治辅导员是李达研究室的。这些从李达身边来的教师、辅导员,经常肉麻地吹捧李达,散布对李达的迷信,甚至更不能容忍的是,以此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这些材料是太多了,譬如,李达所以脱党是因为他跟陈独秀过不去。李达写的文章都是给高干看的。李达对和平解放湖南起了很大作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实践论》《矛盾论》之前发表的(言外之意:毛主席的“两论”是从他的《社会学大纲》里偷来的)(在党的“一大”上,毛主席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在会上一言不发像个傻瓜一样(实属恶毒之极)等等。
在这种“关怀”、引导下,在这种资产阶级影响的染缸中。环境里,我们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又不高,学习主席著作又不够,怎能不上当、不中毒?怎能不发生上述种种问题?过去我们身在修正主义窝子不自觉,现在是觉悟的时候了!我们向党保证:一、积极行动,大胆揭发,坚决战斗,全力斗敌;二、提高觉悟。消除毒素,洗刷自己,自我革命。
敬爱的首长:
我们是学哲学的,美其名曰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系,毛泽东思想是没有地位的。李达的讲义如此,我们系整个教学也是如此。有时按照教材次序应该讲《实践论》《矛盾论》,可老师说什么这是熟悉的东西,时间不够就跨跃而过,而古的、洋的却是不厌其烦,大讲特讲。我们进校来就看到李达带了几个教师,说是研究毛泽东著作,美其名曰“毛泽东著作研究室”,好得很!可是,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进校来已四年了,可还没有看到一篇研究成果,而看到的却是李达《社会学大纲》的改头换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里实际上是借研究毛泽东著作之名,行研究李达《社会学大纲》之实,用“李达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
由于毛泽东思想在我系没有地位,所以系领导就很少抓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特别是学习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廖丰黄(当时全国宣传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典型:沈阳军区廖初江、福州空军丰福生、广州军区防化兵黄祖示)的展览,我们不知提了多少意见,可就是不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选集》提了两年的意见(注:指要求配发)到去年九月才给配齐,而《毛主席语录》提了意见,交了钱,可是现在书没得,却退回了钱。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封锁毛泽东思想!是买不到吗?我们兄弟院校人手一册。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斗争时期,我们更是需要主席思想作武器,尤其需要一本随身携带、一查即得的《毛主席语录》本!可是,我们学校我们系却总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好请求党:给我们一支枪,给我们《毛主席语录》本!
敬爱的首长:
我们学校我们系的问题大得很,我们正在全力揭发,也正在重审李达的哲学讲义及其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我们决心把企图取代毛主席地位的、用“李达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争夺青年、进行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珞珈山“邓拓”“三家村”粉碎!埋葬!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
粉碎大大小小的邓拓!
打倒各色各样的“三家村”反党黑店!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敬祝首长身体健康!

这封信虽然有包括党支部书记梅佳艺在内共九名同学签名,但无疑主要是我在文革中的错事、蠢事!是我当年愤青革命立场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不仅极左得要命,也幼稚得要命,竟然向省委第一书记揭发李达和哲学系的所谓问题,把李达接见我们时树起拇指对我们的称赞、“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和“脑、口、手、德、体”的教诲,统统说成是对我们的“毒害”。这无疑是我对李达校长的犯罪,是我洗刷不掉的文革耻辱!“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使在全力为李达翻案的日子里,我仍然因怀有对老校长的犯罪感而惴惴不安。
此后几十年,尽管我研究李达已不无小成,也仍然抱有对李达老的负罪感。直到几十年后的2004年我出版《李达评传》,公开向老校长请罪后,才得以驱散我文革初期这个劣迹的阴影!
当然,我早已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也就是在毕业离校后的历次运动中守住了人性和人格底线。

高级领导“煽风点火”,无知学生“挑战权威”

从5月25日起,我们开始重审李达的讲义。我在1966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本讲义在一年级时,我们是迷信得很的,真是如获至宝,有的甚至当作经典来读(我也谈过一次)……这次重审,可就不一样了。觉悟提高了,问题就出来了。譬如我们小组包干的第三篇《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就是洋人充塞、材料堆砌,全是十八、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成果,根本没有矛盾、阶级、斗争!特别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同时,有些地方是明显地偷运修正主义的黑货,借此反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方针政策,而鼓吹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阶级合作、全民国家等等反动思想,达到政治上反党的目的。同时也引诱我们去钻故纸堆,背书本,磨灭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锋芒,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去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继承他的哲学体系,如此等等,可见其用心是多么狠毒!”

其实,这哪是对李达讲义的什么分工重审!完全是1958年“教育革命”“学生挑战权威”的重演!也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毫无道理地扣帽子、打棍子,无情地上纲上线!
30日下午,我班举行声讨李达的大会。会上争着发言,情绪激昂,个个慷慨陈词,怒火满腔。揭发李达罪行,控诉李达毒害。我也激昂登台,连珠炮发,揭发了李达两次接见我们大放其毒以及其吹捧者散布李达的迷信。
31日上午,我系在理学院声讨控诉李达。除了系里的师生代表发言外,还有化工厂陈启兴和图书馆王维俭。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社论《触及灵魂的革命》,并刊登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晚自习,系里讲可以贴李达的大字报。“顿时,大字报像雪花飞来,一下贴满了(寝室)走廊两壁,革命形势,迅猛异常”。
有学者指出:“被洗脑的王炯华等把李达对学生的关心说成是别有用心,把对他们的鼓励说成是另有所图,王任重这位封疆大吏也善于借力使力,他给学生回信,煽风点火。”(汪春劼《未能善终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台北,新锐文创,2016年,第180页。)
6月10日,我们收到王任重8日给我们的回信:

王炯华等九位同志:
看到了你们揭发李达一伙人的反党活动的来信,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争夺青年,毒害青年,是为他们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服务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把被他们窃取、霸占了的文化阵地统统夺回来。你们说得很对,李达这一伙人霸占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窝子,一个资产阶级的染缸,你们要起来抄掉修正主义窝子,打烂资产阶级染缸,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求解放!
省委已派工作组到武汉大学来领导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不仅要解决哲学系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武汉大学全校的问题。省委决心同武汉大学的同志们一起,把这一场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固地、永远地插在珞珈山上。希望你们在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战斗,做一个文化革命的英勇战士。
王任重 6月8日

这封回信是作为“急件”发出的。我在10日的日记中激动地写下:

我收到这封信,受到极大鼓舞,增添无穷力量。这是党的战斗号召,这是党的英明指示,我坚决响应,坚决执行!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敬爱的党,敬爱的首长,我要向您保证,向您宣誓:生为毛泽东思想生,死为毛泽东思想死,誓作无产阶级硬骨头,终生革命干到头!

11日,我起草给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信表决心,并请转达对任重同志的敬意、谢意和问候。“写好后,老梅说以全班同学名义发出”。当时,我对老梅这句话并没有多想。但系里用大红纸抄写、公布王任重回信时,已经把“王炯华等九位同志”改换成了“哲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们”。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抄下了我起草的信全文:

我们的决心
——致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敬爱的领导小组:
我们班九位同志5.24日给王任重同志写了一封信,6月8日任重同志亲自给九位同志回了信。我们心情十分激动,受到极大鼓舞。我们认真学习、讨论了任重同志的回信。会上,大家情绪激昂,争着发言,一致认为任重同志那么忙,又有病,还亲自给我们回信,分析敌人毒害青年的罪恶目的,给我们提出战斗号召,表达省委决心,作出重要指示,方向明确,任务具体。这是党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决不辜负,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在这里,我们怀着革命的豪情,战斗的决心,向党保证:
1. 坚决执行任重同志的指示。
2. 坚决响应任重同志的号召。
3. 彻底清除李达之流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影响。
请转达我们对任重同志的敬意、谢意和问候。

哲学系67111班全体同学

当天我们还一下子写了几百张大字报,贴满了走廊,挂满了阅览室,下午4时,哲学系教师都来看了。

省委要求李达秘书监视汇报李达情况

6月3日上午,全校师生员工在小操场举行大会。会上宣读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学校党委书记庄果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
“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武大师生员工,对于揪出李达“三家村”,可谓激情振奋,坚决拥护。我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大会现场,“大字报,标语牌,黑板报,决心书贴满、放满小操场,矛头直接指向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一伙。会中间,口号声震天。会后还叫朱何牛(永年)上台示众。声势大,威力大,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老实,他们无所谓,瞪眼,冷笑,扬而不睬,什么怪像都有。”
后来我参与组织为李达翻案才知道,打李达“三家村”酝酿已久,起决定作用的是陶铸和王任重。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提出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他点了李达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在百花村住所听取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关于李达等人材料的汇报。王指示她将汇报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上报中南局。陆信诬陷“李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李达是“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那里吹出来的”;李达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哲学系的教师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陆信还虚构李达与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诬陷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等等。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气愤地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5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讲话说:
“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57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
5月9日,王任重在北京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说:
“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邓小平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
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对湖北省委的批复,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李达“三家村”。但是,这一期间,陶铸、王任重对打李达仍然有顾虑。因为他们认为李达是“通天”人物,即跟毛泽东有关系。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期间说:“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也还在请示中,但他却将陆舒媏、人事处王勇、哲学系夏斌三人的信归纳为十条,每条加按语,送毛泽东阅。其中有这样三条:

李达说一大时毛泽东不是C.P.而是C.Y.。“任重按”:这是造谣,我当面问过毛主席,他说李达不是正式代表,他自己是湖南马列主义的正式代表。
李达伸着大拇指说杨献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胡说八道。“任重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李达反对顶峰论。“任重按”:我们不是讲永远是顶峰,而是讲当代顶峰。(1987年9月13日访陶德麟老师后的日记记录)

十条及“任重按”只有档案解密后才能复原;但是这三条特别是“一大”那条对于李达无疑是“罪该万死”的大罪:党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出席一大时居然“不是C.P.”!而据“任重按”,对于毛泽东,奇葩的是发开会通知的一大召集人、党的代理书记李达居然“不是正式代表”,接受李达通知赴上海开会的毛倒是“正式代表”!胜利者对于历史就是这么任性!不过毛说的是“湖南马列主义”代表,而不是几十年后中共党史说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后来,王任重接受我在外语系主持李达问题盘查会时说,他曾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问,毛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毛仍不表态;接下来第三次问,毛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点名,不登报。”
中南局扩大会议期间,5月10日下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兼工作组长王师程召集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全体人员开紧急会议,宣布李达有问题,要向群众交代,编书工作停止,研究室关门。35岁的王师程居然厉声训斥资深地下党员、12级高干余志宏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教师:
“有人在那里疯狂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是什么党员?为什么向党组织不汇报、不揭发?研究室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是在反毛泽东思想?真是不知羞耻!”
他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勒令立即解散;宣布研究室人员的“惟一出路”是“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下图:文革前李达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助手们在一起。)
这天晚上,庄果动身赴广州参加中南局扩大会议前,又去李达寓所通知:停止编书,不许回北京(注:李达在北京有自购房,由其子居住),老实交代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立即关门。
5月11日,哲学系工作组在教工中进行“战斗动员”,开始点名批判,进行逼供。
武大成立“李达专案组”,不仅车轮战式地逼供,汇集整理李达的一批批“罪行”材料,而且抓动态,对李达及夫人、助手、秘书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人员、警卫、司机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每日都被汇报,分别载入绝密的《运动动态》和《李达动态》。其中,李达的秘书刘长森又是省委和武大工作组重点控制对象,被赋予“特别”任务。
庄果、陆舒媏等人多次找刘谈话,逼迫他对李达问题的性质明确表态;进而威胁利诱,交代他执行一项特别任务:伪装同情李达而暗中监视。刘被迫执行这项特别任务,每天详细书面汇报李达的全部“动态”。5月16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又找刘“个别谈话”,强调有关李达的情况必须绝对保密,不许再写信向中央反映。他指示刘:“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他们决定如何搞就如何搞,忠实执行,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据需要办。除此而外不能对任何人讲,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学校、别的领导,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讲。只有领导小组、庄果、陆舒媏及他们指定与你联系的人才可以讲。”
罗特别说明“这是省委的意见”。罗还要求他不在党内外任何会议上谈李达和自己的思想情况。“你在各种场合表态的时候应遵照一个原则,即不要引起领导小组以外的人员对你的怀疑,不要引起李达对你的怀疑。”“至于将来让你出来讲话,讲什么,由领导小组安排。”罗要求他“继续如实地及时地向领导小组反映情况”,“甚至只言片语,如实写出来交领导小组,愈快愈好”。“李达以外其他任何人,不管是谁,时间不限,你直接、间接听到看到的情况,均记录下来,如实向领导小组反映,写成材料。”
即使这样,庄果、陆舒媏等人对刘仍不放心,又以“保卫”为名,派学生蒋祖武、黄干平二人住进李达寓所。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严密监视李达及夫人石曼华,并且同时监视刘长森,他们所写的“秘密汇报”就汇报了刘的某些“可疑”言行。

参加建党的李达成了“反党黑帮”

李达“三家村”对当事人李、朱、何,是天大的冤枉!李达说:
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
他到死都不承认什么“三家村”!
6月13日,《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报道武大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家村”。这“某”就是李达,当时还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公开点名。报道称:“今天是珞珈山沸腾的日日夜夜,是武大有史以来革命声势最浩荡的一天。早晨七时,当湖北电台广播了武大揪出朱何‘三家村’反党黑帮的特大消息后,全市工矿企业,大专学校,机关团体,市郊农民,都派代表前来学校声援,游行示威,到晚上十二时多还有队伍来校,总数达30多万。声援书、大字报雪花飞来,大捆抱来,挂满了环校马路两旁,贴满了路边楼房(墙壁)。”
我以“哲四第三战斗小组”名义起草一张大字报——《我们的战斗决心》:

我校“三家村”反党黑帮上报了!王任重同志亲自题了词,湖北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真是大快人心,我们感到无限振奋!工农兵学商声势浩大、坚定有力的声援更激发了我们的革命豪情,鼓舞了我们的战斗决心。我们的斗争不仅有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英明领导,而且有亿万工农兵学商的坚定支持,有他们作后盾,作靠山,我们更加受到鼓舞,感到力量无穷。因此,我们向党和毛主席宣誓,向亿万工农兵学商保证:不彻底打倒、斗臭、粉碎珞珈山“三家村”反党黑帮,我们誓不罢休!不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固地、永远地插在珞珈山上,我们死不瞑目!我们决心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穷追猛打,把盘踞在珞珈山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用革命的实际行动,高奏胜利的凯歌,来回答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来回答亿万工农兵学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6月30日,中共党庆前夕,当年亲手参与建党的中共代理书记李达终于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批判。
《湖北日报》头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两个材料:《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编者按”说“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它集中揭批李达说:

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镣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也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
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二部分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
第四部分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斯大林,吹捧叛徒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
第五部分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
《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接着进一步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也就是“三家村”的三大“罪行”。
第一部分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
第二部分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第三部分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7月15日下午,哲学系全体革命师生在学生俱乐部热烈欢迎“湖南零陵县贫下中农代表团”,并听取代表团揭发、控诉李达的报告。代表团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波云领队,成员有李家长工、李达的轿夫唐顺八,从7岁起给李家放牛的唐九花,给李家做过长工的唐茂珠等。
根据笔者当时的记录,“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以自己的切身遭遇说明了李达就是‘最厉害的地主分子’,‘最毒辣的恶霸’”。其中不乏十分离奇的奇葩“事实”,如唐九花说,“他一贯做坏事,吃剥削饭,雇工,放债,做生意,什么都干,把我们贫下中农当牛当猪。这个家伙在我们零陵是最坏的,哪个不晓得?他说他是贫农,说鬼话!”唐茂珠说,“李达家里很富,他老子有田100多亩,地10多亩,是一个大土豪劣绅,一世不劳动,专门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李达这个黑帮分子还买了丫头,讨了五个老婆。”他们还揭发了李达1962年回家乡的言行。如何波云说,李达攻击“共产主义是破产主义”,“58年把田种坏了”。唐茂珠说:“李达62年回家破坏粮食统购政策,要我们只卖余粮,不卖口粮,不要吹。一个伪甲长听了就说李达先生是我们的救命官,我们的救命官到了。”何波云还说:“我们这次来武大,县委,贫下中农都叫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彻底揭发李达罪恶。我们表示坚决同武大革命师生一起,向李达开火,大会、小会,面对面,背靠背,我们都要斗倒他,还要抓他回去斗争。”
后来经我们调查,这几位前来“揭发”李达历史问题的所谓“贫下中农代表”,都是由领导上选择、安排的,有的本身就是当地的社、队干部。中南局决定打倒李达后,便布置由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秘书率所谓“调查组”前往李达老家湖南省零陵乡间,利用当地唐、李二姓由来已久的宗族纠纷,以先开“声讨会”后开“调查会”的手法,威逼、利诱一些人顺着领导的需要说假话,这次到武大的控诉发言都是由工作组授意写的甚至是凭空编造代写的。

李达求毛“救命”毛却批示“酌处”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从
欢呼雀跃的小孩那里,李达知道了这一消息,也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长森:“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并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担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去试探李是不是有想见毛的念头。
7月18日,李达受到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当面批斗,心里愈加愤怒,也更加痛苦,到19日已很少说话。这时,得到工作队指示的刘长森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他:“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这时,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放心了。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不仅一反上午的冷静,反而“顽固猖狂”地说:“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央求刘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他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他用毛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
这封信虽说是请求毛主席“救我一命”,但也有“将军”的意味:我都写坦白书送教育革命工作队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否索取看看?他要刘马上送去,刘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只好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李达不依:“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送去。”祝、刘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李达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
5点半,刘到招待所向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的情况,交了信。庄果立即拆阅,并故作惊慌说:“啊!这是给毛主席的信,我犯了错误。”因为其时杨尚昆的重大罪行之一是扣压毛的信件。庄果留下信后,告诉刘如何向李交代:“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
7点半,刘回去见李,说信已经送到。李问收条呢?刘未防范此着,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没有收条。李“啊”了一声。
7月29日,陆舒媏从北京回来,发现办公桌上有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命信”。她同样怕犯杨尚昆的错误,让秘书苗秀芹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实际上,在毛泽东渡江翌日、李达写求救命信前两天即17日晚上,王任重就已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7月27日,该部八处呈送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陶铸批示:

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陆舒媏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求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原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的原信,自然不知李信的“将军”性话语。他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见右图)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批示“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也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的保证,都没有向下传达,武大师生也无从知道。
其实,毛泽东要是真“救”李达,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他不仅不点破那个“救”字的应有之义,反而将球踢给整李达的陶铸、王任重。陶、王心领神会,且看他们如何“酌处”。

李达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

本来,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尿糖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已感心力衰竭。但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学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李达是既无正常条件,更无医疗照顾!李达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武汉,只有他和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省政协副主席卜盛光是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特诊。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凤凰脱毛不如鸡了。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蒋祖武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什么花招”。6点左右,卫生科王政友医生来视,由护士打止血针,未给药。王医生诊断:可能是胃溃疡出血,血压陡降90/50,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长森去工作队请示,庄果却不同意。王医生亲自去向庄果说明病情的严重与诊断情况,庄果仍不表态,只说“研究一下”,便置之不理了。
8月中旬,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16日,他在临时召开的武大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上,(包括邻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
“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其实,李达“吃饭、睡觉、拉巴巴”的日子也不多了!
8月13日胃大出血后,李达没有得到必要的治疗。他多次要求到医院自费检查治疗,工作队也不允许。到19日早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小陈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失禁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却被制止。李达最后恳求庄果允许送他去医院,痛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而庄果、陆舒媏、王勇等工作队一班人,仍然不予理睬。
直到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庄果才突然叫刘长森、蒋祖武二人将李达押送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石曼华护送和护理。李达被冠名“李三”住进普通病房,这个侮辱性名字当然是李达“三家村”的意思。中国人历来讲究“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但是,现实的政治需要却往往要被改名换姓!后来,刘少奇在开封死后改名刘卫黄,彭德怀在北京死后骨灰送成都,化名王川,都是如此。
23日,刘长森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石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刘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刘不愿意,她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医院每天早餐稀饭馒头,中、晚餐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夫人托刘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8月24日,李达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25日晚上,在李达担任了十四年校长的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复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被迫害致死,是他在无道文革中以身殉道!
“在批判校长的运动中,王炯华等学生被当枪使,半年后他们便幡然醒悟,冲破阻力,要为李达翻案。其后他们曾把王任重抓到武汉大学,进行盘问,要其交待迫害李达的经过。二〇〇四年,年过六旬的王炯华出版了《李达评传》,他是带着‘原罪’意识从事这项研究的,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李达专家。”(汪春劼《未能善终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台北,新锐文创,2016年,第181页)
然而,几十年后,除了王任重去世前说过“对李达不住”,除了一份冷冰冰的平反公文,至今仍然没有当局和重要当事人向武大历史上校长任期最长的李达先生请罪或道歉!

我在毛泽东讲话激励下“造反”了

如前所述,我是早有思想准备从孝感“滚泥巴”回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向党表决心,给王任重写信,在系里的批判会上发言等等。但是,我不仅未被信任,而且成为“运动对象”,情何以堪!
6月13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北日报》报道揪出武大“三家村”的特大消息后,第二天晚上,在寝室走廊的墙壁上“揪出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的通栏大标题下,王某、黄某就贴了王其华、我和陈明的大字报,“说我们是这次乡下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专题讨论的‘三家村’,王其华是帅,我和陈明是急先锋。说我们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不是什么认识模糊,而是立场问题,等等”。16日,张某又“贴出大字报说我如果是好样的就站出去(来)辩论,为什么沉默不语呢”?17日,我反戈一击贴了王其华的大字报,并点了陈明;陈又“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反咬一口,实在狠毒”。(均见日记)
外争未了,内斗开打,我这种德行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常态!然而,我毕竟底气不足!
在7月23日的日记中,我就“下乡讨论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问题”,写下了一大段“触灵魂”的文字:

主席说:“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主席这一席话,是我认识自己前次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专题讨论问题的清凉剂。既然那次讨论的效果那么坏,听说王其华发言时,会场上特别活跃,议论不止,这是什么问题?王寿昆写的教学计划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组的讨论也有问题。
从我自己来说,出发点的确是对教学计划提意见,而且是在程振江那里碰了钉子以后下了非提不可的决心。但是就当时的情绪来说,就自己的看法来说,也是有问题的。我当时从灵魂深处来说,主要是受这两个错误思想所支配,放出错误的言论。
一是灵魂深处还是“分工”论,“两个理所当然”(即知识分子搞脑力劳动理所当然,工农搞体劳理所当然),从而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劳动化革命化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从五八年来,我们每年都下乡,你说结合了也可得,没有结合也可得。说结合了是从时间上说,说没有结合是从要求上说,还没有劳动化革命化。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是错的。同工农结合必须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进行到底,是不能这样算时间账的,而况自58年以来每年下乡至多还只能算“下马看花”,根本谈不上“安家落户”呢!这样的下乡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框框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还只是一种改良的方法。我们岂能满足。满足于这点,以为这就是结合了,这实际上还是怕失去知识分子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还是分工论,两个理所当然。
二是强调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同旧知识分子的区别性,而没有认识到(或很少想到)我们同旧知识分子的联系性,因此就产生骄傲自满,估计过高,目中无人,忽视改造。这就是我说的下述错误的根源所在!
解放后,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进步很大,愿意革命,愿意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57年对知识分子“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是对旧知识分子说的,而我们当时还不是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代党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至少还是“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比这个估计还要好一点。这实际上是对主席的这个估计有动摇。其实主席这个估计时至今日仍然是确定无疑的。当前文化革命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要管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社会上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使知识分子出现左中右的分化,而且中派居多数。这也是合乎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主席不就说过嘛:任何有群众的地方,总有先进、中间、后进之分。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和我哥哥比,他不定比我强。因为他不愿意当干部,我至少还要革命,愿意当干部。这也是错误的,是嘴巴硬,是站(在)知识分子既得利益立场上(有工资,有特权等)说出来的话。如果说,不叫我读书,不分配我担负一定的工作,不发给我工资,就像我哥哥等贫下中农一样,长年累月劳动,靠自食其力吃饭,你会怎么样?不敢想。到那时,就不一定会比我哥哥强,不一定愿意当干部。更何况我现在劳动关、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关我远远没有过,远远赶不上我哥哥那样的贫下中农呢!这简直是忘本!
其实,我们不仅同旧知识分子有区别,而且有联系。同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熏陶,同在一个高楼大厦、大米白面的环境,同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同受各种剥削阶级影响。知识分子的一切生活环境,学习工作环境没有改变多少,我们思想上的脏东西臭东西多得很,跟旧知识分子大有联系,大有同一性,这正是我们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之所在。如果否认这一点,还有什么可言呢?那岂不是一举而大功告成?!实际上这样的事是没有的。主席说“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我们这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有成绩,有进步,但永远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永远要记住改造自己。这是我的教训。

7月28日晚上,我又在日记中写下跟陈容胜同学谈心时的自我分析:

我们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触及自己灵魂、彻底自我革命、改造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有一致认识。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是忠诚正直、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说到必须做到,要人家做到的必须自己做到。即是说,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自己得是个革命者。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就是毛主席,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不恰当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这就是少奇同志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到必须做到。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我还不够的很。前几年我基本上还只能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三查”以后有所改进。但进步还不大,比起党的要求来,还差很远。因此这一次必须从根本上补课。而为此,就必须彻底触及自己的灵魂,彻底清算自己的思想,扎扎实实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须知,唱高调是比较容易的,而真正自我改造是难的。可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必须知难而进,以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来要求自己,决不能侥幸过关。而且事实上,侥幸过关也过不了,这次运动过得去,下一次运动就必定过不去。这里用得着这一句话:癞蛤蟆躲端午,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归根到底,这就是主席要求的要做老实人,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尤其要这样。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任何造反的思想。
8月10日,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20日,武汉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毛泽东思想“九一二”红卫兵。“九一二”是纪念毛泽东1958年9月12日视察教育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大学,后来还把这一天定为武大校庆日。
可是,我是贫下中农子弟,积极争取进步的共青团员,居然没有被吸收为红卫兵,对我是何等大的打击!
8月21日,我看了用大字报抄出的《毛主席和王海容的一次谈话》。我在日记中写下感想:

对照这个谈话,我深感自己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基本上还是一个“怕”字!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王海容同志的话说到我心坎上去了,主席的批评就是给我的!……我一定要听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去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去造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风俗之反,去造一切不合理行为之反,去造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之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我被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和他与王海容的谈话所激励,终于要造反了!而且我一旦认准要行动的事,就必定全力以赴,即使遭遇再大的困难,也决不回头!这让我后来参加不少文革重要活动,成为武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最终被秋后算账!
我起来造反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各院校红卫兵开始南下串联,湖南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发生“八一九事件”——群众斗群众,湖大土木系部分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也组织北上宣传队来汉宣讲造反和串联。南北大串联,“自己闹革命”,既然学校组织的红卫兵没有我的份,我们就自己干。我(后名东辉)同班上的余松樵(后名松涛)、张书芳(后名张涛)、罗礼海(后名林涛)、张耀先、夏福清(后名赤峰)、陈容胜(后名险峰)共七人组成“赤峰战斗队”。

两次上京串联

我迫切要求外出搞革命的串联,打破洋框框。经系文革分会批准,不管校文革怎样揪住不放,也要北上去首都。28日,我们十几个人离开武汉去“伟大的首都”和“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8月31日,“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在天安门前看到了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神采奕奕地同他的亲密战友们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戴着最红的红卫兵袖章,系着鲜红的红领巾,乘车绕会场一周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今天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欢乐的海洋……”
在北京,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看大字报,串联访问一些学生,会见一些溆浦籍同学,还参观了泥塑群像《收租院》展览,“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几十年后才知道“收租院”弄虚作假,包括我在内的国人全都受骗上当了。
9月7日,我回到武汉。看到大辩论搞起来了,到处都是大字报。但是,正在北京南下同学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情况下,衡阳一中四同学来我校被拒绝接待,说是省委决定凡未持介绍信者一律不予接待,而中午广播及正式行文又说这是校文革的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不对,而且前后矛盾,气味有问题。因此同余松樵、罗礼海、王其华、胡伟贤、谢堪来6人联名贴出我起草的大字报质问文革会。并将大字报连同校文革的通知一起寄中央文革小组。
其时,我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辩论一摆开,就更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更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当然也更要有修正错误的行动。我坚决为坚持真理、保卫毛泽东思想豁出去啦!
今天收到家信,连父亲也赞扬起学习主席著作做好人好事来了,实在好得很!
家信还说:“在本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一中学生王春凤即王身逢的女儿反映的,在武大读书的学哲学的(以)前任过一中学生会的主席,在这次运动中也出了问题。说他做了一篇文章交给大众评论,文章做得不当,他始终坚持个人意见,不肯认错,结果受到群众批评,说他是二邓拓。”“你母亲急得走头(投)无路,不知你犯了多大错误。”
这真是海外奇谈!道地的牛头不对马嘴!不知是谁这样搬弄是非,制造谣言,可笑,又可气!估计此人说的大概是指王某、黄某等人为农村专题讨论贴了我的大字报。对此我已有检查和保留。无所畏惧的革命者正大光明,我一点也不感到这般严重。让那些小人去说吧,去大造而特造吧,总有一天会明白真相的!

9月9日的日记写道:“为庆祝我们光辉的校庆——毛主席视察过的九月十二日,今天一千四百人横渡长江。我本来受了凉,且疲乏,但为了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为了永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也参加了横渡,沿着主席十年前开辟的航道强渡。今天长江浪大,水冷,但是我们牢记主席教导,深想主席实践,还是强渡过了江中心,到达汉水急域。由于实在不行,肌肉紧张,头脑晕痛,才不得不上了船……”
就在这一天,我们把“赤峰战斗队”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我们所以用“毛泽东主义”,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过瘾,必须是与马克思和列宁并驾齐驱的“主义”才行!
我参与“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成立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炮打有理,炮打无罪,炮打有责》,表示“我们将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主义战斗到底,坚决冲破重重保皇势力的阻拦,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并连夜刻印成传单。
9月10日的日记:北京南下同学“一部分回京向中央汇报搬兵的同志今天回来了,总理、陶铸、任重、康生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座谈,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提出6点:①张体学必须公开检讨,②针对王树成四号广播演说责成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澄清事实观点,③收回誓死保卫省委、保卫张体学等错误口号,④将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⑤中南运动冷冷清清要改变,⑥……。好得很,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撑了腰,我们后边有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后盾,我们更要坚定,勇敢地战斗下去。”
就在当时定为武汉大学校庆的9月12日这天,我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又宣告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公开与校文革组织成立的“九一二”红卫兵唱对台戏。
其间,我们联合各系七八十位同学,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但由于没有得到校文革的批准,我们没有队旗和袖章。我们用红蜡光纸做胸章,在胸章上油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
9月24日,我们不听省委、校文革的层层控制,诸如严密组织,统一思想,集体行动等,别上红蜡光纸油印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胸章,自己组织去北京。一是参加国庆节,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向中央告状,要队旗和袖章”;三是“介绍武汉最近这段运动,争取支持”。
我们经北京市委接待站介绍,住进中国人民大学。武大集体统一组织赴京的师生则住七机部。我们随人大师生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节的庆典和游行,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
我在10月2日的日记中还有一段如今看到自感惭愧的记载:上午,我们去七机部我校师生住处。国务院规定每50个学生选派1个教师上北京,按这个比例,我系只能来4个,可却来了18个,把一些出身黑七类表现并不好的人也搞来了。“为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为确保国家机密的安全(他们住的是机密单位),我们要把这些黑七类的狗崽子赶走,可是(系)文革却置若罔闻,甚至为他们辩护。”我同张书芳去找王师程,王吞吞吐吐地说是按规定来的。我们问是中央规定还是省委规定,他答不上来,又说是通过大家讨论按多数意见决定的。我们又问是不是都是大家讨论的按多数意见决定的,他说有些不是。“最后我们说要赶走他们,他说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他们现在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昨天见了毛主席也没有出事,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等等”。为赶走“黑七类狗崽子”的问题,“我们必须寸步不让地辩论下去,彻底揭露彭真重在表现(表面)的修正主义流毒,彻底纠正李达黑帮长期统治下所贯彻的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树立我们红卫兵的绝对优势。”显然,我当时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教师无疑是极左和血统论,属于反人类的阶级歧视,特别对不起出身不好的来京老师!相对于我当时的激进和极左,“当然左派”王师程倒是实事求是得多。
10月6日下午,周总理、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关锋、戚本禹等领导参加了我们少数派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并作了坚决支持我们少数派的发言,张春桥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大会录音在全国放,军委、总政有关为军队院校遭到工作组打击的少数派平反的紧急指示迅速传遍全国。

抢出“黑材料”公布政治排队名单

10月7日,我参加先遣队提前返校。我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宣传部工作,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我们人数不多,属于少数派。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被打成南下“一小撮”,我们武汉的少数派则是当地“一小撮”,合起来就是“两小撮”。
我参加同校文革的商讨。我们向校文革领导成员之一王勇表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队旗、袖章等具体问题,因为没有袖章、队旗,我们照样干革命。其他困难我们能够争取外援帮助解决,自力更生也能行,而况现在中央指示精神已经传下来了,这些问题校文革再没有理由、也没有胆量不予解决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校文革对我们组织的态度到底怎么样,要它首先承认挑起斗争围攻我们的方向路线问题。后来在武昌体育场开大会,我向主席台上的张体学省长呈递报告,经他批示,我们终于有了队旗、袖章和油墨纸张等写大字报必需的办公用品。
10月10日下午,在武汉测绘学院举行武汉地区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省委领导许道琦、张华、杨锐、赵修等出席并表态。会上各高校少数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也纷纷发言,用事实说明湖北省委和各校文革的确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主席思想,对抗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表示了我们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战斗决心。这个一两千人参加的少数派大会第一次在武汉得以成功举行,当然是十分可喜的。
10月11日,我以“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1支队”(武大各系以数字编号,“11”是哲学系的编号。)名义写大字报《“九一九”讨论只是方法错误吗?——武大校文革必须马上检查它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犯的严重错误》。“九一九”讨论指武大校文革于9月19日发出挑衅性通知来讨论我们的组织,挑动全校革命师生来围攻,企图借革命师生之手一举扼杀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革命组织,而且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讨论会便成了宣判会,围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呀,“不革命”呀,“非法”呀,“绝不承认”呀,甚而至于要“立即取缔”!
“九一九”讨论后,校文革不仅不在政治上对我们的革命组织表态承认,而且在物质上仍然不予供给,使我们的革命行动和实际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可是,国庆以后,校文革对我们特别关心起来了,几乎是同时在北京和校部找我们谈判,主动要求解决我们的困难,甚至提出尽快解决队旗和袖章,和“九一二”红卫兵一律“一视同仁”。对于校文革这种表示和行动我们当然欢迎,但是,难道问题仅仅在这里吗?难道就是解决一下队旗、袖章及其他实际困难吗?我们坚决认为:决然不是!而且我们要庄严申明:没有队旗、袖章,照样干革命,到北京去照样受欢迎!毛主席他老人家照样接见我们,支持我们!我们组成立一月来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至于其他实际困难,文革解决了,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就是不解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自己搞嘛,可以向外求援嘛,这决不会使我们因此而不干革命!
我的活动引起班上一些同学的攻击。10月12日,“九一二”红卫兵周文全在新北大东风劲的讽刺诗《抓“一小撮”》的大字报上写批:“你们是怎样理解十六条精神,斗争中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进行辩论,人多对人少的观点进行辩论照你们的逻辑就是围攻吗?保护少数不等于压制多数。什么叫四大武器?什么叫围攻?这个界限必须划清楚。”我看不顺眼,便作旁批:“赵桂林等‘反革命’嘴脸‘原形毕露’,要把这‘一小撮’斗倒斗臭等等,张体学同志带头控诉赵桂林等等,这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不是围攻吗?”晚上12点多,程某跟批:“我东辉是顶顶有名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是‘红五类’,父亲唱道士,维护封建法统,欺压民众,解放后当会计,贪污几百元。父写信告我‘要赔几百元,债务累累,如牛负重,倾家荡产……’如此等等,我就是这种‘红五类’出身,哈哈!”
程某在写这些诬蔑我父亲的批语时正好被我碰上,我几次叫他签名,他不敢签。于是我跟批:“这个讽刺性的批语绝妙!但实在没有胆量!不敢签名,幸而本人偶尔来此,恰逢这位笔者在此与化五一同学在签名与否发生争论,原来这位笔者并非别人,乃是哲学系《风雷》社的一员干将大名程某某!为此我不能不予以辟谣:我家庭成分下中农,政治面貌共青团员,父亲过去的确唱道士,但没有‘欺压民众’;解放后的确当了十年会计,但决没有贪污,‘四清’退赔一二百元多系借支、超支,决非贪污,更不是‘贪污几百元’。诚然,我父亲思想是比较守旧的,本人也受了其影响,但所有这些都及时地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多次在会上说过。程某某在这里不仅利用了这些材料,而且大造谣,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种卑劣作法,我不仅要辟谣,而且提出抗议!”翌日,又有王某的匿名批:“程某某讲的100%真实,不信,你可以去该班调查——同程某某一个班的同学”。我不示弱,再次跟批:“敢写出名字来吗?自抄对联一幅:指顾崎岖成坦途,笑谈荆棘等浮云——无所畏惧。”
1966年10月14日上午,由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四十多个单位、战斗团体发起召开武汉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到会人数一千多。大会发言激昂热烈,造成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战斗气氛。这在我们学校是第一次,是我们受打击、受压抑、遭围攻的少数派第一次放开嗓子自由发表意见。
15日晚上,武汉地区、北京南下串联革命同学在洪山礼堂举行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许道琦、张华、赵修等省委领导出席。一月以前的今天,在这个地方,张体学省长声泪俱下地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今天,赵桂林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登上主席台。王任重还特别指出,赵桂林是左派,革命的,要大家向他学习。16日上午,近万人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0月17日总部分配我到宣传部编辑组。
10月23日,公布了王任重、张体学、王树成的书面检查。
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武汉体育馆成立,我们少数派扬眉吐气,喜气洋洋。翌日,《湖北日报》用一、四两版篇幅作了报道。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我们根据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指示,要求交出工作队和校文革整群众的“黑材料”。29日晚上,我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决定对数学系采取行动,破门而入资料室,抢了他们整群众的材料和有关文件。30日晚上,我又参加中文系抢材料。11月5日,抢我系黑材料,我系被打击学生的名单终于曝光:

被打成右派的学生竟达27人,占全系185(人)的15%。这些人中,23个是贫下中农出身,连中农也没有(其他四个出身贫民、小贩、手工业),8个党员,18个团员。而我班则达5人(胡伟贤、王其华、张新年、陈明、陈容胜),但表中没有我的名字。(日记)

在另一张“左派、中左、中中、差、最差”(的)表里,我属于“差”,稍后又发现班党支部的一个政治排队名单,何正菊被打成唯一的右派,我被划为“中右”。

回老家溆浦串联

1966年11月10日,我串联到长沙。翌日在湖南大学碰到华中工学院贺长生、李云初等同学,“他们把溆浦一中冲破重重阻力的七位长征小将介绍给我,了解了一些溆浦情况。我们坚决要杀回溆浦去,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把溆浦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1月12日日记)
12日,我和在武汉、北京、长沙上学的十几个溆浦同学组成“革命造反雪峰山挺进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湘西造反队”,决定经安江去溆浦。我担任“挺进队”队长。“造反队”也是我们一起的,两个组织只是名义,是为了壮大声势。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十几号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我们打着新制的两面队旗,当日出发到邵阳。
在车上碰到邵阳运输分公司工人陈月枚,他看到我们在车上读语录,唱红歌,学文件,念传单,抓紧宣传主席思想,便对我谈了他们公司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坚决要求我们去他们公司,还不留名地送了我一枚韶山纪念章。他的举动深使我感动。到邵阳办好住宿手续,我们提前吃饭,去了他们公司。这里被打成反革命的好同志非常热情,详细地谈了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今天晚上的调查访问,收获很大。可以说是我这次从学校走到社会走到工厂(公司)同工农兵相结合、向他们学习、感情交融的开张,这是我这次出来经风雨见世面的一次成功。通过这些事实,更深刻地认识到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支持我们大串联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我一定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到社会中来,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相结合,煽风点火闹革命,感情交融求改造。”(11月12日日记)
13日到安江。在安江的几天,我们去纱厂、卫校,了解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斗牛鬼蛇神、抓黑鬼的情况。我同杨洪桓去纱厂和卫校,通过很不深入的调查,感觉到这里的问题大得很。
纱厂“九二七”传达张平化“九二四”报告之后,竟把许多红旗战斗组的工人打成牛鬼蛇神、黑鬼等等,甚至把五好职工的照片也从光荣台上取了下来,而中央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到昨天才宣读,厂文革还没有研究怎么平反。
卫校听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之后,马上开辟了十来个教师的大字报专栏,把这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且并没有什么反动言行的教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平反。同时,他们还在搞什么“加入左派”,把拥护上级派来的联络员作为左派的标准,拥护者就可以“加入左派”。
11月15日,我们找地委组织部王副部长、宣传部何晓明副部长和文革小组成员张克中等人,要他们就黔阳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答了我们一天的问题”,“尽管我们调查很不深入,很不全面,但是就我们所得到的点滴材料也反映了地委特别是何晓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性。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也使得何晓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受到了压力。”(日记)
16日,我们来到溆浦。县委书记曾禄亲自带我们住入县委斜对面的县招待所(当时的县委所在地现今是县招待所,原县招待所王德昌大楼已拆除)。王德昌大楼是当时溆浦最好的大楼。曾禄,本名王增禄,河北满城人。1949年10月南下到黔阳专区工作,曾任溆浦县县长。我们回到溆浦时间虽然不长,这里的文革活动也不是我们这十几个大学生红卫兵所能左右的,但是那里的动乱之火却是我们给点的。
17日上午,曾禄、陈明乾等县领导来我们住地介绍情况。曾书记谈到前段溆浦文化革命搞得不好,同时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贯彻张平化九二四报告方面很卖力。我们要求县委引火烧身,曾书记也颇有诚意。
下午,我们去邮局和一中。邮局的工人主动地找我们反映情况,一中的老师有的顾虑不小,有的对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毫无认识,还为溆浦县委评功摆好,学生中的红卫兵则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有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晚上邀请他们来招待所,向他们谈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回去大干。
19日,我们给县委提出几项要求:公开表态,引火烧身,发动群众。县委作了答复,决定明天开大会表态。这是动员群众的好机会,我召集邮局、车站、机械厂、一中等单位代表,商讨明天会议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先表态,先发动,先揭发,先批判,再检查,并要把大会开成动员性的、誓师性的。我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宣传部汪成郁。晚上,曾书记、陈书记等来我们房间,同我们商量,同意我们的要求。这表明,县委在批判自己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是有诚意的,这是我们所热望所欢迎的。
20日,在大会堂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曾书记发言时心情沉重,几乎流泪,态度诚恳。会上,我们让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向明作控诉发言,他的泪诉感动了许多人。我代表“挺进队”和“造反队”激昂发言,主要说明了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溆浦县委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几种错误观点,表达了我们的决心。由于自16日晚上以来,我们去溆浦二中、一中、邮政局、水利局、供销社、汽车队、印刷厂和机械厂串联,了解情况,发动红卫兵学生和工人揭批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的压力下,曾禄写了自我批判的大字报。县委、县人委、党校纷纷贴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许多单位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因中央要求串联学生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11月21号起停止免费坐车。我回家看望父母,住了两天。
11月24日,我们在溆浦召开邮电局、机械厂、汽车站、运输社、印刷厂、供销社、一、二中革命少数派和红卫兵负责人会议,正式成立溆浦县直属单位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委会。翌日上午,在大会堂召开二千多人的揭发、控诉、批判大会。晚上,我们去县委要黑材料。曾禄的态度忽然变卦,以机密为借口拒交笔记本、会议记录、电话记录、报告底稿等材料,而且态度特别强硬,没有谈判的余地。凌晨一点半,我们气愤地退出会场,即向黔阳地委孙旭涛书记电话汇报,向溆浦县委提出强烈抗议。在孙书记过问下,曾禄虽然向我们道歉,但是他的笔记本一个也没有交。
接下来,我去江口,找刘础基老师和区委书记李德义。又去一中,参加刚从农村被召回校的37班动员组织会。接待桥江区委副书记谭菊反映情况,参加县委就平反情况和问题而召开的受迫害革命同志及各单位领导联席会。12月4日,我们在大会堂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用溆浦话呼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脑壳”!曾禄始终不呼,不管我们抗议也好,质问也好,他就是不呼!最后我代表主席团报告大会筹备组织所遇到的阻力。最后于5日“跟曾禄等摊牌材料问题,他们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清点交出。农村平反、批判问题,他们表示派出检查组,对我们的态度也有好转”。6日晚上,县委方面陈明乾、舒培富来招待所,正式交出有关黑材料。
12月15日下午,我们同县委领导话别。“他们认为我们到这里来对他们的帮助很大。有些同志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到这里来,溆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会这么声势大,搞得好,不会比别县强。”16日离开溆浦,曾禄、陈明乾、冯佩清等县委、县人委领导赶来送行。然而后来知道,县里还是整了我的材料。两丫坪区委书记马明友还将我的材料藏于陶罐埋入地下,不过这都没有影响我什么。

到广州收集批判陶铸的材料

19日深夜2点回到武大。当天日记记载:“一回到武昌,就尤(其)感觉到斗争的火药味。街道上大幅标语,问及一些红卫兵,都说斗争形势大好,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敢打敢冲,战斗力强,有影响,有威力。”
20日,我参加“揭发、控诉、批判武大前工作组、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回总部宣传部。
其时,王任重已被从北京揪回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学校大权实际上也已被我们红色造反派所掌握。我再次参加抢黑材料,主要是接封化学系盛蓉生保管的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的日记、笔记,并开始看何定华日记和朱劭天笔记。我还跟陈祖华、曹仁杰老师和付本珩、夏灿明等同学接触,他们承认过去做错了,表示要坚决造反。王家斌、程学汉同学还高姿态写检讨向我道歉,收回写我的大字报,使我无任感动。
班上同学对主义队给予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到1967年“七二〇”事件以后,李赵云,胡伟贤,夏灿明,程学汉,张远春,陈如维,梅佳艺,谢堪来,刘庆林、刘炳祥,黄建成,戴方兴等同学都加入主义队,最后终于使主义队在班上成为多数。但是,松涛开始与总部总指挥田州安发生矛盾,最后分裂为不可调和的两派,形成系里的“龙虎斗”。
1967年元旦,我们步行去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参加“斗争王任重大会”。“今天会议盛况空前,人多声势大,特别是工人起来了!王任重戴了高帽子,挂了黑牌子,双手反背,低头认罪,走动示众,大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日记)
元月中旬,我又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团”,去广州搜集陶铸的材料。17日晚上离汉,因为武昌站上不了车,我们坐上一辆空车被拉到车库,18日凌晨又被拉回,上了一辆慢车,一整天只走到蒲圻,当晚在蒲圻换乘快车后于19日到达广州。我们直接来到省委办公大楼,自己造反占领了房间。
1月20日,我们将中南局财委第一副主任胡广恩叫到我们驻地,要他谈陶铸的情况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胡广恩又名胡殿奎,河南许昌人,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曾任湖北省商业厅厅长,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中南局副秘书长、中南局财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我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他是十级干部,可现在做具体接待工作,一天到晚还是繁忙的,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不能保证。从他的谈吐行为看来,他还是比较老实的,愿意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捍卫主席路线批判陶铸、打倒陶铸的。今天从接触胡广恩等同志中,我感到,这次文化革命对高干的确冲击很大,对他们无论怎样都是一场最好的考验和重新的锻炼。是“三反分子”,是黑帮,是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又死不回头者,是两面三刀的阴谋家,两面派,当然都在打倒之列;但除此而外,虽有错误,但还不是上述之人,还是要革命、愿意跟主席走的人,却是重新受考验、锻炼、大受教育的时候。像胡广恩同志这些高干现在都去做繁琐细碎的具体工作,而且指挥不灵者须自己动手动脚,一天到晚很辛苦,还要受到责难等等,不正是他们受教育、受考验的大好机会吗?这对他们,对我们,对我党我国,对全世界都有极大的意义,都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实在好得很。

1月21日晚上,我们十几个人去省委接待站偷广播喇叭,当拿到最后一个时,被一个工人发现追了上来,他们跟来的人与我们发生磨擦,打了起来,我被一个工作人员冼永泉(体院运动系科员)卡了脖子……我在日记里上纲上线、慷慨激昂而几近中邪地写道:“阶级斗争是尖锐、激烈、复杂的,别有用心的人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我们应该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还引“林副统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的语录说,“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防修反修和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我来到广州——陶铸的老巢搞陶铸,我个人生死安危有什么值得计较的!”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革命造反派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标志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改)变了专揪陶铸的方针,把立足点转到发动群众、联合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方针上来”。
23日,我们去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改名的红卫报社,支持报社的“北京公社”,参加辩论。我们的口气大得很:从《红卫报》开刀,“揭开中南局阶级斗争铁盖子,打倒陶铸,解放中南”。翌日,我们正式进驻红卫报社,站在造反派“北京公社”一边,同当时实际掌权的保守派“兵团”作斗争,直到将之瓦解。
我重点是做兵团头头的工作。26日晚上,我找兵团中心组成员关秀芳谈了三个多钟头。接着又参加公社与兵团实力派刘松稳、张涛、黄皓的辩论,一直辩到翌日凌晨5时。到会约30人,当场退出兵团的就达22人之多,并有不少人申请加入公社。“他们不仅退出兵团,从兵团中杀了出来,表示要与兵团彻底决裂;而且反戈一击,揭发了兵团实力派的许多问题,连关秀芳、江宗源、许华这样的中心组成员也不例外;而且触及灵魂,谈了自己在这以前的活思想。这种势如破竹、土崩瓦解的局面实在壮观,实在好得很,在我同保字号斗争中,还是第一次所见”。(当日日记)27日下午,继续与他们辩论。晚上还找兵团总负责人江宗沅谈了三个多钟头。他态度诚恳,也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改正因此,我也开诚相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他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站在主席革命路线上的。
2月2日下午,参加由北京公社等6组织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黄伟经事件”(指该报新闻部主任黄伟经被工作组打成“里通苏修的反革命”一案)为中心,进行揭发和批判。
5日下午,我还和戴兵去黄花岗找智一文、黄海平同志谈话。智原系广州军区某部的一个政委,黄系开封军分区副政委,他们都是来报社不久的党委委员。同他们谈得还好,特别是黄还能坦率地谈自己的看法,揭发党委内部的问题。6日下午和晚上,参加北京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要批判中南局秘书长和中南文革副组长薛光军、中南宣传部副部长和报社工作队长肖宏达、报社党委书记丁希凌、社长兼总编辑杜导正等所谓陶铸黑线上的人物。(上图:造反团部分成员游黄花岗。前右一李丹,后王炯华。)
在红卫报,我结交了北京公社苏少泉。他是被工作队打击的重点对象“八尖子”之一。他向我反映了很多情况,给过我4万多字的澄清材料。
14日下午,同江峰踩自行车去三元里、越秀公园,草草看了一下南国风光和民族斗争史,受益颇大。15日,又同几个战友去动物园、烈士陵园、农运讲习所参观游览。“晚上十时,告别北京公社同志,这是多么亲切友好的一别啊!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革命的最高利益把我们紧紧拧在一起,真是革命感情情谊深。要不是武汉形势紧张,‘后院起火’,我怎么也不想离开这里。因为广州正在以‘省革联’问题为中心展开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出现新的大反复,正是需要革命造反派勇猛冲杀的关键时刻,也是锻炼自己的大好时机。”

“七二○”前后我见闻的一鳞半爪

2月17日回到学校,总指挥唐学敖叫我仍回宣传部。围绕“二八声明”和钢工总问题,我们又遭遇严重斗争,直到“七二○”事件。这是文革特别是武汉文革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性质、过程特别是内幕,需要专题研究,也有一些研究论著问世。我亲历、主要是耳闻目睹了这一重大事件的一鳞半爪。
1967年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即“钢工总”、“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工人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等群众组织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被保守派攻击为“大毒草”,引起大辩论。一时之间,“香花派”与“毒草派”势不两立。2月2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同时,军区对大专院校实行军政训练。到3月中旬,我们造反派全线瓦解、崩溃、瘫痪,士气全丧。3月17日下午,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放陈再道等军区首长的录音讲话,甚至宣布“四类分子,三反分子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香花派大小头目滚出会场”。
我们在艰难地坚持。3月8日,“主义队”张涛赴京。他是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站长,拟就武汉地区当前情况请示中央文革。3月15日,张涛来信,“说谭震林公开大反扑,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大做文章,大肆攻击,暴露了其自上而下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18日晚饭后,松涛、林涛接到张涛的信,告知“向吴传启同志汇报情况及北京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打退反攻倒算活动的情况,对照此时的武汉,我们感到很有启发”。(当日日记)
3月21日,武大军政训练团政委宣布:“从现在起,军训、文化革命一起搞,由每天4小时增加到7小时”。下午游行,武汉部队正式公告解散工人总部,对工总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游行口号中还有“二司是反革命组织,坚决打倒黑二司,把二司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倒斗臭”等,我和林涛、险峰、赵云给予抵制。翌日,我在班里讨论会上发言,“一是顶了那些反攻倒算的调子,一是表示了我按照最高指示只参加四小时军训,腾出时间搞串联调查,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3月23日下午,物理系二位战友串联我,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晚上游行。虽然军政训练团反对,对我们采用威压手段,还两次电话不准广播台播我们的海报,我们仍然准时游行,并由我等三人为具体组织者。尽管由于营教导员的阻止,游行人数只有四百人左右,但是斗志旺盛,情绪饱满。我们从武大出发经测绘、华师、武工、民院到水院,一直搞到11点,我也完成了第一次组织和指挥任务。“今晚的游行真使(人)感动、激励,特别是我们游行到测绘、水院时,受到那么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友的隆重、热烈的欢迎,感情如此融洽,场面如此热烈,精神如此感奋,这是我们所没有预先想到和领会过的”。
3月29日,“形势急转直下,势如破竹,武汉军区不得不出面说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左派力量。张涛来信尖锐指出武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问题,要我们与王任重、张体学决一死战,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眼睁睁地望着我们,对我们——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晚上又广播了王效禹同志反击秋后算账反攻倒算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等等,等等。这一切是多么激奋人心,鼓舞斗志!”当天下午我们邀请各系战斗队开串联会,分析形势,紧急动员,“投入这关系人类命运的生死大决战,成立联络站”。晚上举行首次会议,决定近几天的活动。这两个会都是由我主持的。
4月3日,我进入总部成员的推荐名单。5日总部开会分工,我搞政参。7日下午,几乎各个院校都爆炸了。“打倒陈再道”的标语贴满了大道路面,一反这几天来揪谭(震林)的影射手法,进入了同陈再道的短兵相接的战斗。4月9日晚上,我们总部下边的支队同三司红色造反团一起夺回了广播台,“造反有理广播台”获得新生!10日,军训团撤离我校,“临走前,我和刘忠斌去向团长、政委告别。今天他们态度好多了,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错误,彼此客套一番。部队走,我们热情欢送,的确感到他们这些子弟兵可亲。虽然咱们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产生不满;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是执行他们上头意图……晚上,全体战士会议,我代表总部就当前几个工作谈了下意见”。 (当日日记)
4月21日,“三司、三字兵统一行动,意味着新的反扑。他们到处刷标语:支左的大方向全然正确,红三司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不准为二八声明翻案,不准为工总翻案等等,武大三司还冲上了我们造反有理广播台”。(4月22日日记)
4月23日,我们去新华路体育场参加工总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并游行,到晚九时多才回校。“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南下七八个单位同我们二司一起,坚决为工总平反,今天在会上,发表了浓烟滚滚的讲话,并公然参加工总(据说有八十多人)。”我们经汉口、汉阳到武昌游行,沿路高呼“工总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为工总平反”等口号,受到工总广大战斗人员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
5月6日晚12时,正在北京的我获悉四川电告,“说今天保皇派开枪打死造反派100多人,伤400多,解放军也伤6人。这是迄今为止骇人听闻的大血案,是可忍,孰不可忍?”8日晚上,四川造反派在地院举行杀回蓉城的誓师大会。新任政委张国华发表激动人心的战斗动员讲话,新任司令员梁兴初宣读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处理决定。10日,我离开北京回汉,“我清楚地知道,迎接我的是生死大决战的白刃战,斗争将更尖锐化,白热化”。
5月中旬,新公校绝食斗争已经扩大到全市性的统一行动,到18日为止,已有二三万人参加了绝食,出现了武汉地区空前的大联合斗争,使革命造反派与军区谭式人物的矛盾空前尖锐。我总部及三司红反团(红色造反团的简称)基本上全部卷入这场严重的斗争,我因为接受李达问题的调查任务而没有参加。我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军区一小撮策动老保大搞武斗,同时又派出大量人员上街大造舆论,使武汉地区的形势又回复到了二八声明前后,甚至过之而无不及”。
6月4日晚上,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根本不承认其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重弹其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滥调,是一个比“三二一”通告更恶毒的文件。对了解当时形势不无意思的是,5日“深夜一点从李其驹家回,我们三人(松涛、林涛)在路上碰到化学系一个三司战士。这位老兄真糊涂,居然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人,谈起他们内部的情况来,说他们怎么集中力量跟我们干,军区又怎么支持他们干,红武兵、三字兵又怎么和他们好等等”。
7日,中央公布“六六通令”,我们游行庆祝。但是,“武老谭”一方面宣传通令,一方面又抓了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8人。8日,“武汉市的武斗更加严重,黑乌龟(红武兵)到处打人,解放军和三字兵一起游行,杂在他们的队伍中打人,造成严重伤亡,许多工厂关门,许多商店停业。这是陈大麻子对抗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实行反革命暴乱的恶性发展”。9日,我们也武装起来了,“每人一根木棒,时刻准备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来犯者”。11日下午,我们冒险去汉口搞宣传。“因为黑巫兵(红武兵)连一般男女老幼群众都打,而况我们这些带着大旗、别着袖章、大喊大叫、张贴标语、大字报、杀气腾腾的钢二司、红反团呢?”我们的标语、口号有:
1.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要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
2.陈再道,王八蛋,睁着狗眼看一看,老子革命不怕死,越杀越要干!
3.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老谭完蛋。
4.工人总部的案,老子偏要翻,为了保卫毛主席(只要工人起来了),死了也心甘。
5.八条好,十条好,“6•4”“3•21”大毒草;要八条,要十条,就是不要“6•4”“3•21”!
6.陈再道,算老几,老子就是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当日日记)

“黑乌龟”“黑巫兵”是当时我们对“武汉毛泽东思想红武兵”的蔑称,“老谭”即所谓“二月逆流代表人物”谭震林,当时我们把陈再道司令员称为“武老谭”。包括我所参加的游行活动和所呼喊的口号,无疑激化了同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矛盾。
6月17日下午,六渡桥一带发生特大武斗。“出现了迄今为止武汉的最大一次流血惨案,仅我英勇的九一三初步统计就牺牲93人,其中一辆满载敢死队的车子被围打,车上的只跑出二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至于伤亡的群众则更无法统计。这是武老谭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是黑乌兵欠下的又一笔血债”。21日上午,我们“去武昌贴大字报,发传单,有几个解放军将我给他们的传单当场撕碎,甚至朝我扔来。在十五中门口,三字兵挑衅,倒了我们的浆糊。”“下午接家里电报,说母病危,要我火速回家。”“我只回了一信,不打算回去;如果真的病危,到时回去不迟。”23日,去汉口民众乐园一带观察。一方面“深受鼓舞。我造反派战友早已壁垒森严,更加众志成城,广大革命群众人心所向,全在我们一边。而对陈大麻子及其御用保谭狗百匪之类,却是怨声载道,恨之入骨”,所谓“百匪”就是百万雄师,另一方面,“在红旗大楼和水塔下面又看到百匪打我战友,真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比起昔日的日本鬼和蒋匪兵,没有什么两样”!“自昨天以来,他们连续对汉轧、红旗大楼、第四设计院、水运、红旗剧场采取行动,这将是一场更加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25日上午看地形,觉得“我校地形地物太好了,只要我们作好战略部署,加强战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百匪休想在武大捞到什么”。晚上讨论形势,我们深感“汉阳、汉口全是他们的了,湖大也撤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我们这几所院校,形势实在危急!但我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就是要抗到底,就是要大干一场,与王任重、陈再道决一死战,将百匪杀个人仰马翻。我决心冲过这黎明前的黑暗,实践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诺言。”
26日上午,我司令部全副武装开誓师大会。“这在当今的武汉,确实不简单。我红旗公社决心用实际行动誓师,所以留家搞战备。晚上我们担负阻击百匪车辆来我校的任务,搬石头至12时。下午得到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电话指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极大鼓励,我们决心更大、士气更高了!我们就是要干,要做顶天立地的毛泽东思想英雄汉。”晚上搬石头设路障时,一战斗队员不留名地给我们送来30个发饼。27日,我找到她家,知“她家七口人,生活本来就较困难,每月吃定额补助,可是却给我们送发饼,还捐钱捐粮,这种精神何等感人,又何等可贵”。28日,我感到近来“由于百匪的镇压,不少同学开溜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表现,是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坚定性、不彻底性的表现”。
7月8日又收到家里电报:“母病危急速归”。经过两天犹豫,10日上午发出一电:“母病速医,儿忙不回”。
11日晚上,联合作战部与进驻我校工总两个兵团负责人一起在大图书馆开会。张洪涛代表总部作了一个“小打大撤,实际上即全撤逃跑”的“右倾”发言后,“工人同志站起来铿锵有力地发言,激发了到会人员的革命豪情,他们坚定地表示:立足在打字上,坚守武汉大学,活着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死了去见马克思。”“针对我们队伍当前这种右倾逃跑、机会主义泛滥的情况,我提了几点紧急建议,要求马上成立作战指挥部,以工总同志为核心,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统一指挥抗暴战争;立即进行全校战备动员,提出武装保卫武大、誓与武大共存亡的战斗口号;马上将我们和驻校工人混合编队,进行训练;大造武器,大备粮草等等”。翌日晚上,近千全副武装人员开誓师大会,并在校园游行。13日午后,参加紧急集合武装游行去大东门,后去洪山宾馆支保大本营,声援武钢、一冶反百万雄师抓人行凶的游行抗议,到晚7时多才回。同时,武钢、一冶三四千工人来我校暂借食宿。
7月14日上午,在小操场参加追悼我总部在汉轧武斗罹难的物理系学生古立盛、刘朝明烈士大会。在樱园路老斋舍下面的草地上修建了烈士纪念墓碑,军、工宣队进校后被摧毁。
15日,谢富治、王力、徐立清等人来汉。17日凌晨,他们第一次来我司令部,肯定钢二司是很有名的组织,是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希望我们在制止武斗方面作出贡献。指示我们高姿态,首先销毁武器,撤除工事,为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三钢今天高姿态出现,发表了严正声明,并动员舆论,上街宣传,我和庞道沐去水果湖一带刷了大标语”。“昨晚,田州安、田兴志、李文钧我们几个商量,决定专门组织一个班子跟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联络,争取他们到武大就武大问题听取我们的汇报,作指示……为此,今天晚上我起草了给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的一封信”。18日晚上,“我联合作战部收回封存自卫武器,销毁了化学弹,撤销了化字209部队”。
这天晚上,我刚睡下,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来到水利电力学院8号楼二司总部,后移至体育馆,我闻讯赶去。“这几天来,我们革命造反派和全市革命群众,人人欢欣雀跃,挂着兴奋的笑脸。此时的江城,成了我们革命造反派盛大的节日。”“谢副总理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亲切问候。王力则激动地宣布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造反派队伍,武汉造反派受压制受打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武汉造反派要彻底翻身了,中央把解决武汉问题安排在最后,但可以解决得最好。”“在大会的感染下,在首长的鞭策下,陪同来的武汉部队空军于政委、刘副司令员讲了话,于政委还戴了钢工总的袖章”。
19日上午,我去水院找北航红旗战士田军,托他转交我们给谢富治等首长的信,“以此表明我们迫切期待首长来我校的心意”。晚上,解放军驻汉部队海陆空三军革命造反派联合演出兵团来我校参加我革命造反派举行的立即制止武斗的誓师大会和演出。“整个小操场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连放映室的屋顶和树上也是人,足有万余。为此不得不动员我校钢二司、红反团战士退场让位子”。
20日,终于“风云突变”:陈再道及其御用百匪狗急跳墙了!他们今天出动了五百多辆车子,全副武装,包围军区,抓走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王力同志多次被斗(打),王谢两首长均被打伤,还把王力同志“揪出”示众,到处高喊“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绞死王力”,“王力靠边站”,“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等反动口号,伪造中央来电,公然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党中央。而且8201部队,8199部队公然跳将出来,全副武装,戴上百匪袖章,同百匪混合乘车,参与百匪的一切反革命行动,还鸣了6枪。康三司也撕破了他们的假面具,全力参与了这一炮打中央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这是极为严重的全国仅有的反革命活动,是陈再道兵变的预兆,也是他们垂死之前的绝望挣扎。这种大暴露是坏事,亦是好事,使人们对陈再道及其御用百匪、康三司的反动本质看的更清,使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更加好办。估计,陈再道及其御用百匪再不悬崖勒马,确保首长安全,那么明天就可能得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办法。(当日日记)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而冲击武汉军区和毛泽东住所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政策”,因而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参见“七二○事件_百度百科”)。虽然谢富治、王力后来也都被打倒了,但当时他们却都是正儿八经的中央代表。公然把矛头指向中央代表,这不是公然造中央的反吗?因此,令人咋舌的所谓七二○暴乱,所谓陈再道兵变,不胫而走,亦遭遇全国共讨共诛之!
21日,“今天照样紧张,而且黄石‘钢铁雄师’及别地老保也来了,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但首都已开始全力声援支持我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在戚本禹同志的指示下,决定展开全市性的伟大群众运动,连续游行三天。上海也冒雨游行,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也发表严正声明,对8201部队严阵以待,因此形势仍大好,充分显示了无专下闹革命的强大威力。我坚信这种局面不长了,中央不会让他跳得不可收拾。”
22日,首都又有100多万人游行示威,全国各地陆续来电,游行示威,海陆空三军严阵以待。谢富治、王力下午已平安飞抵北京,受到周恩来、江青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23日清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谢富治、王力光荣回京的特大好消息。我们马上自发游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天亮了”。紧接着,“武汉部队空军和8199部队又坚决站出来支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进驻武测、水院、华工、武大,使我们有了强大的后盾,我们多么高兴激动啊!”中午,“我们又得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来了武汉,亲临火线布(部)署,这更是非同小可的大喜讯”。其实此说不实,后来知道,毛泽东当时正在武汉,并且谢、王在汉住地离毛的住所东湖客舍很近,百万雄师抓捕谢、王,直接危及到毛的安全。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带飞机来汉救驾,将毛送往上海。
但是,“形势还是有紧张的一面,反革命兵变仍在延续。8201、百匪仍在武装示威,仍在炮打中央,陈再道今天被中央宣布为三反分子,但他决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决不会自动退还历史舞台,加之还有6个军区支持他,百匪又搞了个全国反动保守组织的反革命小联合,因此更大猖狂反扑和残酷屠杀还将会出现”。当时传说有6个军区支持陈再道,令人难以置信。24日晚上12时,“百匪围攻体院,堵截武测、民院”。
25日晚上,在武测召开了我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愤怒声讨陈再道的大会。“会上,宣读了北京来电,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王首长光荣返京的群众大会,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登上天安门参加大会,我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也上了天安门。会后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坚决支持我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陈再道。这又是一个爆炸性的表态,是对百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26日,不仅报道了林副主席参加的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大会,并播送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支持我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三篇社论。“今天海陆空三军和我三钢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出动1千多辆车子,游行三镇”。
这天晚饭后,赤锋把我们这次武汉事件称为与上海“一月革命”有同等意义的“七月革命”。我同意这个提法,自然,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其实,文革就是毛泽东打着反帝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旗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场血腥的动乱,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空前绝后的浩劫。又哪来什么“一月革命”“七月革命”呢?我作为钢二司当时的铁杆成员,完全站在“三钢”立场,视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为军内“一小撮”,视百万雄师为“百匪”,自以为是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其实完全是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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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一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2, 2023 10: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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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犯了派性和极左思潮的错误。但是,从1967年4月起,我的主要活动是参与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当时在武大总部工作,先在政治部,后在参谋部,同时担任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倒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陶铸、王任重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发起的一个大行动。据当时的材料,武汉大学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有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哲学系因为是1956年由李达校长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所以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从系主任余志宏和副系主任李其驹到骨干教师,打出一大串“黑帮”,即全系57名教职员中,打出了12名“黑帮”,10名“内定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影响甚大的“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是李达翻案的主力。“钟山风雨战团”由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先生组成。他们都是高智商顶尖级的知识分子。
4月11日晚上,行政支队张学义、王晓芳、李亦农同我们总部几个人一起开会,由他们谈我校干部问题。“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材料不少,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翌日上午,我又同田州安、刘忠斌、詹继烈、张学义、王晓芳一起去刘宿贤家,同刘、陈洽卿、李文钧、卢振中等四位领导干部座谈。他们都是学校党委常委,也都被打成黑帮,现在起来战斗了。他们谈了很多情况,特别表明他们对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极大信任和强烈感情,李、卢还流了眼泪。“因为他们(还有陈洽卿)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干部,都是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战士,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可能会很多,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被打成黑帮而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而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他们又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再次解放。两相对比,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刘邓陶王,该是何等深恶痛绝啊,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们革命小将又是何等热爱啊!他们起来造反了,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我们下决心要批倒批臭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反动路线,彻底解放受迫害的革命干部和教师,忠实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将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晚上总部会议,决定发表关于我校干部问题的声明,我也再次被分到参谋部。
15日下午,我们与红反团联合主持召开我校揭发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二千余人。李文钧、刘宿贤、陈洽卿、卢振中四个常委第一次站出来亮相。被打成李达“三家村总管”的牛永年也找上门来,我单独接谈。“他对自己的问题作了申辩,从他谈的情况及行政支队的看法,这个‘三家村’算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他这个‘总管’实在是一桩冤枉案”。
19日上午,参加总部工作会议,下午参谋部几个人打开堂锣鼓,决定干起来。晚上电影后,我去李其驹老师家。他介绍武大阶级斗争一些情况,简略地谈了些观点。之后,陶德麟、萧萐父等人谈了李达的一些情况。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这些人虽然有错误,甚是严重错误,但就已有材料看,他们决不是什么‘黑帮’,决不是什么敌人,他们也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迫害者。因此他们和我们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决战中,有共同的立场、观点和感情。所以我们谈的比较投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5点。”这也是我文革中同李、萧、陶等“黑帮”老师的第一次接触。
文革一开始打李达“三家村”,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同意批一下李达,对李达的处理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要为“钢工总”翻案,要为“二八声明”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打出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毛泽东思想红教工”和“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拼命前行。
为李达翻案,关键当然是要有能够为李达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当时李达的罪名不仅大得吓人,而且多得要命。除了“三家村”的“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其驹先生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宏逵先生当时还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余、萧、陶三位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其驹先生和他的夫人、化学系牟瑞雯先生(右图),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他四位再加上牟先生,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无异是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深夜。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先生二姐就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泡菜,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
那时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真不知道牟老师哪有那么多粮票。后来我问李先生的二公子卫星君,他那时还是红小兵,也不知道。我猜想,很可能是从1958年以来就通宵达旦读书写作、几乎从不吃早餐的康宏逵先生积攒的粮票。他当时尚未成家,就住在李老师家的楼梯间。我调入华工后,他一次就送我100斤全国通用粮票。可见当时只有他才有那个实力,当然,更是因为他豪爽。但行文后,终归不放心。2018年10月5日,我向在美国养老的米寿老人牟老师微信求证。她即示复:“康先生住在我家,我未向他要过粮票。二姐算是我们家的人,她的粮票也和我们一起用的。是我们自己省下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粮票。”
牟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我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牟老师给神聊师生们以面条佐泡菜宵夜,也是武汉大学文革绝无仅有传奇。

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李达“三家村”冤情

4月24日,为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和“赤胆忠心战斗队”张学义、本系五年级李主承、一年级潘一黎和物理系“穷棒子公社”李宜登去北京。“赤胆忠心战斗队”实际上就是张学义和王晓芳的二人战斗队,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中影响很大。后来他们都受到清算并离开武大:张去河南郑州大学,王去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在武昌上车后,张学义从行李包里取出当年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打印稿,我们传阅后,都受到极大的震动。虽然我早已知道这些重要文物的内容,也正是这些文物,鼓励我们为李达翻案;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些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在毛已经被神化的那个年代,就凭他给李达的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李达也“铁定”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的案我们翻定了!
我们到北京后,在天安门南池子周健先生家整理上报材料。周先生曾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时任北京建材工业学校党委书记,也被揪回武大当了李达“三家村”“黑帮”。他当然很了解武大的情况,完全支持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们也就在他家等待中央文革小组接见。
我和张学义、李主承一起去找张勃川先生。张先生原任武大副校长,后调任驻外大使,回国后担任康生办公室主任。我们找他,就是想请他向康生反映李达翻案的情况。他在家里热诚地接待我们,还给我们发铁盒精装的三五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香烟;但是对于我们的请托,他只说“可以”,事后表明,他并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迟迟未安排接见,我等待十来天就先回武汉了。
5月14日,张学义从北京来电话,说中央很重视我校问题,已成立武大“三家村”问题专门组。江峰从零陵调查回来,初步结论是李达不是地主。17日晚上,张学义谈了江青同志责成汪东兴同志处理我们反映的李达“三家村”问题,派员取走了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打印稿。他们虽然对李达翻案并未具体表态,但是却要求我们15天内将有关材料上交中央。因此,我们当即成立李达问题专门调查组,分工进行各项工作,力争按时上报材料。5月18日晚上,参加李达问题调查的主义队成员在李家开会。张学义又谈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和中央的支持,余志宏、陶德麟等还比较详细地谈了李达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19日上午,我又参加李达问题调查会议。20日下午,“听石曼华讲李达受害情况……”
6月1日,我写了《南北两个三家村——李达“三家村”必须彻底翻案》一文,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角度谈邓拓三家村与李达“三家村”。表示在李达“三家村”周年之际,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翌日抄成大字报,连同萧萐父执笔的《大事记》一同贴出去。
6月6日下午,就李达问题,我在反修楼(外文系)主持王任重盘查会。“我首先揭露了他们这一小撮打李达‘三家村’的特大阴谋。接着就一个一个问题提审落实,一直搞(了)4个多钟头。这个家伙老奸巨滑,极力回避要害问题,如打李达‘三家村’的阴谋及他与刘邓黑司令部干的一系列阴谋勾当,如他对抗主席关于李达问题的指示,如他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陶铸、刘仰峤的关系问题,都绝口不谈。正如主席所说,敌人是不打不倒、不会自行消灭的。但一些出其不意的问题,他还是作了交代(待),证实了我们事前对李达‘三家村’问题的分析。”我还提到“他去年6月8日给我们的信中谈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篡党、篡国、篡政的问题,指出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画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正是他们自己这一小撮。因此,我们必须戳穿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本来面貌,彻底打倒这批混账王八蛋。”“审前,我的把握还不很大,但是一上战场,也只是那么一回事。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别看昔日的王任重是多么威风凛凛、超才绝技(能),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这些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威武胆壮的革命小将面前,他真是漏洞百出,逻辑混乱,没有水平,丑态百出。可见,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人,不论是什么人,都没有用;而掌握了毛主席思想的人,则战之能胜。”
虽然当时我使用的全是文革对敌斗争语言,对王显然不公平,但这个盘查会对李达翻案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王的交待,基本弄清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打李达“三家村”的酝酿发动过程和李达从不点名登报到点名登报的原委。
就在6月里,钢二司武大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还编印了《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在全国各地出售,颇受欢迎,影响甚大。内容共有六篇颇有份量的长篇通信、调查和大字报:
一、炸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钟山风雨》战团)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给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武汉大学哲学系余志宏 李其驹)
三、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 《钟山风雨》战团)
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
五、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万丈长缨》社)
六、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队 《钟山风雨》战团)

为李达召开追悼会和为翻案出版刊物

“七二○”事件以后,武大出现了为李达翻案的高潮。
8月24日是李达同志被害一周年纪念日,“原先只是准备开一个专案报告会,但耀先同志提出,坚决开追悼大会。于是我们一起到李其驹家,计议一个通宵,作了具体安排,写了追悼大会的公(讣)告和我们坚决为李达‘三家村’彻底翻案的严正声明。这又是武汉乃至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爆炸性事件”。
24日晚上,我们在小操场举行“李达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下图)。在同时有人去参加汉轧厂的武斗死者追悼大会和民院晚会的情况下,仍然到会二千多人。会议气氛越开越热烈,实在令人鼓舞。这是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即民间举行的李达追悼会,由我主持,松涛致悼词,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以及何定华、牛永年、余志宏和李达夫人石曼华等因李达一案受害的“三家村黑帮”上主席台,全体与会人员向李达遗像三鞠躬,孟夫唐、何定华讲话,何的讲话还得到热烈的掌声。
李达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虽然冒风险,但意义重大!一年前的8月25日晚上,正是在这个地方召开武大全体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的罪行大会”,宣读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一年后的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既有事先的讣告,又有现场的遗像和花圈。过火之处是将迫害李达的直接当事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和人事处副处长庄蒋王柳四人揪来下跪。
对于这场追悼会,不意遭到主义队内部老战士李某的反对。翌日,他以主义队68111名义发表所谓严正声明,说什么李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旧文人”,不值得追悼;说我们没有通过广大战士,“盗用”了主义队的名义;还说什么他要保留对昨晚追悼会“批判的权利”,说我们“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还攻击我作为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不抓主席著作学习”“不突出政治”云云。对此,松涛、耀先、赤峰、险峰、赵云都非常气愤。另一方面,追悼会一开,已经没有谁敢公开跳出来说李达“三家村”不能翻案,也没有谁还敢再写打倒李朱何牛的大标语,“可是折中调和、机会主义一齐跑了出来”:对我们的追悼会一会儿说大方向正确,一会儿又说是我们出风头,没有群众基础;对李达“三家村”,一会儿说可以翻,甚至说早就同意翻,而一会儿又说我们把李达吹得太高,李、朱、何毕竟是有严重问题的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九一二”校庆前后,我串联三五•一、农奴戟、反到底等六七个战斗队开会,研究掀起一个批判高潮。9月11日下午,我们召开“揭发、控诉、批判陶铸、王任重在武大炮制李达‘三家村’滔天罪行大会”。我作了大会发言。但由于人到得不多,没有上次追悼会开得好。但在此前后,不断收到包括东北、内蒙、河北等外地来信,有的是索取李达翻案材料,有的是给我们提供李达的正面材料。李达翻案已经发生甚大影响,实在振奋人心。
校庆后,我们出了第一期批判专栏,我还在物理大楼就李达问题审问许道琦、史子荣、李衍授。9月24日,我们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了武大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10月13日晚上,在小操场开群众大会,就李达问题面对面斗争刘仰峤、许道琦、史子荣、庄果。孟夫唐和朱劭天应邀到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一致要求多开几次这样的大会,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坚决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为把给李达翻案推向社会,我还参与办《大批判》杂志。9月中旬,李其驹给我介绍北工一个教员,说他准备在武汉办个大批判杂志,问我们参不参加?当时我想办杂志,可以把李达问题搞到社会上去,又可以使“主义队”名气更大。我说,办杂志要得,就是纸张、印刷、经费有问题。那个人说,他已同钢工总印刷分部挂钩,纸张、印刷没有问题。我说,那就办吧。
于是,我们进一步同印刷分部和钢二司轻工业学校的代表讨论,决定由武汉钢工总印刷分部公司反修兵团,武汉钢二司轻工业学校总部,武汉钢二司武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北京工业学院《大批判》战团主办《大批判》杂志,各家派出一人组成编辑部,轻校二司在市轻工业局楼上找了间房子作办公室。主义队由我参加编辑部,还有“钟山风雨”李其驹老师和主义队陈如维、程学汉、谢堪来、李赵云参加具体的编务、发行方面的工作。
编辑部确定办刊方向后,迅速组编稿件,10月就出版了第1期(左图)。杂志封面署名武汉《大批判》杂志编辑部;内封标出上述四个单位“主办”。
第1期发表《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斗私、批修”方针,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代发刊词,强调“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表示“将以铁的事实,犀利的笔调,系统揭露刘、邓、陶、王、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大批判》将以坚定的革命造反精神,坚持‘革命性’、‘战斗性’、‘严肃性’,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迎着暴风雨而奋战到底!”
10月23日上午,我去一轻局参加《大批判》编辑部会议。通过协商,又把《大批判》的方向重新明确了下来,“就是总攻刘邓陶王,斗私批修,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出力,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出力。李达同志的平反问题也列入其中,约占1/4的比例”。
30日上午,我“同李其驹同志等去钢工总联系办《大批判》事宜。钢工部大批判办公室粟相知同志主动提出工总出面来办,从纸张、印刷到发行,全部由他们包下来,并可在钢工总或警司给我们找个地方办公,给我们发工作证。问题解决得如此顺利,十分令人兴奋。”粟相知是重型机床厂工人,时任钢工总宣传部副部长。因此,11月出版的第2期内封就改为“主办:武汉钢工总大批斗办公室”,原四家主办单位改为“编辑”。
本来,后续三、四期都已编好,后因粟相知提出的办刊条件均未落实,特别是纸张、发行都遇到困难,不得不停办。
就已出版发行的二期,关于为李达翻案的内容有《毛主席修改〈“实践论”解说〉一书的手迹》《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陶铸、王任重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铁证》《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李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以及各地对李达翻案的反应等动态。
(上图:1968年1月《大批判》杂志工作人员合影。前左1王炯华,二排右1程学汉,右3起谢堪来、李其驹、陈如维。后排右1李赵云。)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和康生陪同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汉,翌日晚,总部田州安、李光春被召赴宴。我们拜托李“就李达同志问题”请示,他“个别问了总理和康老,所得指示极好”。我们认为这是中央表态,受到极大鼓舞。

翻案与反对翻案的“龙虎斗”

进入10月份,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进入了“龙虎斗”。所谓“龙”,就是坚决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数学系“农奴戟”战斗兵团“农”字的谐音;所谓“虎”,就是坚决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的“虎”字。
16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支持此前哲学系68111班段某、王某的大字报《李达就是叛徒》,指认为李达翻案就是为何定华上台。18日,“虎山行”战斗队又发表“讨何宣言”,重新把李达、何定华列为打倒对象。当天上午,“主义队”开会,进一步统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思想,改选勤务组,推举我和松涛、崔永和、李光华、段德智共同主持“主义队”工作。(下图: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合影。前排右起莫开佑、松涛、林涛、谢堪来、左1陈太福;中排右起黎秀英、段启咸、张耀先、梅佳艺、刘炳祥,左2王寿昆、陈容胜;后排右起王炯华、夏福清、李赵云、戴方兴、胡伟贤、张涛、张远春、陈如维、黄建成、庞道沐、段德智。)
11月16日晚上,“虎派”“三司革联”“红色造反团”和哲学系一些保守派学生搞突然袭击,绑架了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抄了二区二号,抢走了为李达翻案的专案材料,被称为“11·16事件”。本来,早在5月18日余志宏就已加入“主义队”,随后,“钟山风雨”也集体加入“主义队”。“11·16事件”当晚,“主义队”因内部有不同意见,只好发表将余、康、萧开除出队的声明。但到翌日17日,“主义队”认定“11·16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又发表关于收回昨晚开除三人出队声明的声明。晚上,小操场放完电影后,“主义队”介绍“11·16事件”情况,随后引起全校性辩论。18日,“农奴戟”“彻底革命”“穷棒子”等发表声明,支持“主义队”。晚上,“胜利兵团”“八一八”“六八〇一”和“虎山行”也介绍“11·16事件”情况,“老二司”即毛泽东思想老红卫兵当场与他们激烈辩论。19日上午,我在石屋研究就“11·16事件”继续同“虎山行”进行全校辩论。这天晚上召开全校有影响的战斗队串联会,决定翌日继续辩论。20日晚上,因“虎山行”不敢接招,“主义队”改在小操场举行情况介绍会,并在全校转播,还由已被放回的李其驹、萧萐父上台讲话,但余志宏直到26日才被放回。
11月25日,哲学系胜利兵团,即教革串联会不仅把李何余“之流”打成敌人,而且也要打倒李其驹、萧萐父及砸烂“钟山庙”,遭到主义队、过大江、农奴戟等坚决抵制。30日,主义队开会,座谈当前系里形势。我深感“现在我们系基本上出现了四月份的形势,五七兵团、胜利兵团、前进兵团、八一兵团的合流,成为新的井冈山战团,过去保得最厉害的如汪某、李某等又跳得最高,而在这个时刻,主义队内部围绕着李达、何定华、余志宏的问题而发生分化,形势的确严重。但是,学校形势却是大好,越来越好。三五•一、穷棒子、反到底等三十几个战斗单位坚决支持我们,基本上左右了运动的大方向,这就是我们的后盾”。
从1968年开始,余志宏(右图)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终于远走上海,住进他连襟、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在上海原法租界的家。随后我去上海出差,我和余先生在王家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了五天。我们吃着他内姊王夫人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等湘菜,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我还去复旦大学,向陈望道校长调查李达在建党期间的活动。陈老校长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谈了李达当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所做的许多重要工作。当我向余先生报告陈校长谈话的内容时,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其时,形势对我们越来越糟。“钟山风雨”战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对于为李达翻案,几十年后,武大子弟戴克中发博文《钟山风雨——神马都是浮云》。他不无调侃地说:

文化革命是真正的天翻地覆,因为李达,武大的哲学后生们卷入了政治。文化革命时的武汉大学在湖北武汉除了开始由王任重揪出了一个“李达三家村”出出风头以外,就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大戏,但要谈校史应该记录下“钟山风雨战团”,这可是一个绝对高智商的精英荟萃……
1967年4月成立的“钟山风雨战团”主要目标就是为李达翻案,主要成员是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老师和王炯华等几位学生,“赤胆忠心”战斗队的张学义和王晓芳也在其中周旋。李达已被斗死!为李达翻案,当然他们也是为自己翻案。那时在理发店旁边的草席竹篾棚栏上(现在的未名湖畔)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钟山风雨”的大字报……他们的全副精力就是为李达翻案,1967年3月2日余志宏、李其驹向中央文革写了2万字的翻案信。为了避嫌,他们还让萧萐父的儿子拎浆糊桶去贴大字报。上北京、跑湖南,不停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
……余志宏是何等人物!长沙和平解放时和程潜、陈明仁谈判的共方主要代表。解放后怎么喜欢上了藏污纳垢的学校,也只当了个“系主任”。记得爸爸说,1955年夏天他自戕获救后余书记与他谈话,没说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说了:“您孩子还小啊!”爸爸说此人还善!历次运动手轻……
李其驹也是老地下党员,文革后先为发表毛给李达的三封信和陶德麟、石曼华(李达夫人)一起忙活,曾去北京编过《李达文集》,估计总是武大实在待不下去,又不甘沉沦去了华中工学院创办哲学所,谈何容易!碰上了批“精神污染”,哲学所黄克剑被祭旗调离,人员离散。李其驹又去了公安干部管理学院当院长,唉!我看他是病急乱投医!退休后他去了美国儿子处,武大好事者还传言他七老八十在美国洗盘子,编此故事的人真是缺德啊!我倒是关心这位壮志未酬的曾经热血青年怎样向马克思、上帝诉说心扉。
萧萐父2008年驾鹤,也是个有信仰的男人……
……现在想起来,最凄惨的事就是“翻案”!尤其是人已经死了!找制造冤案的主子翻案,主子端着酒杯狞笑着给你翻了又怎么样呢!

组织为武大“三家村”成员何定华翻案

在全力为李达翻案的同时,我又组织为何定华翻案。
早在1966年12月,我们抢“黑材料”就抢到了何定华日记。我看了他那二十来本日记,不仅没有受到什么毒害,反而很受感动。因为他的日记不仅逐日记载了他十分忙碌的工作,而且记载了他看书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虽然他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参加日本共产党、在日本被捕的问题我们无法了解,但毕竟他经历了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真要是有问题,也就不会再有延安整风以后这二十多年的革命领导经历了。他的日记写得这么好,这么感人,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呢?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何定华是受了冤屈而开始同情他了。
12月28日下午,我找何老谈话。我当天日记中记载:“他表示,自己的问题自己伏罪,决心痛改;对别人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现在还在受管制,没有自由,没有保障。”“为彻底炸开武大阶级斗争铁盖子,为了配合批判王任重的斗争,为了重新核实何定华的问题,我们决定‘解放’何定华,给他活动的自由,保障他写材料看大字报的权利。但我们决不是为黑帮翻案,是真黑帮跑不掉,我们决不留情,坚决打倒;是假黑帮,只是问题严重但不是敌我性的,我们要尽力挽救,予以平反。”从此,何老有了相对的自由。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期间,社会上武汉“百万雄师”与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的武斗不断升级,直至发生“七二〇”事件。其间,我将何定华藏匿外语系“反到底”兵团,后又将他藏匿张学义家里,形势紧张时,还经常都转移到一些工人家里。
1967年6月10日日记记载:“为确保朱、何、周、牛、刘、余等领导干部的安全,昨晚与张学义商量,拟将他们送往首都。这样,又可以写些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今天下午找余志宏同志一谈,他表示要同我们一道战斗,何定华也是这个意思。”6月15日日记记载:“最近以来,几乎每晚都去接何定华到张学义家住,以免遭突然袭击被绑架。但这终究不是办法,不是长远计。为了动员群众对朱何牛等的关注,决定先在内部造舆论,使我们内部统一思想,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看法,以保护这些干部,决定将他们有关材料印发内部传阅。”
5月18日,我去何定华(右图)家。他对别人揭发他所谓“自首叛党”的问题作了澄清。他说自己是经过了延安审干的,而且是康生同志给他作的结论。这使我感到他的历史问题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5月29日一整天我在石屋主持讨论何定华日记,参加者有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植枬老师、数学系齐民友老师、图书馆学系总支书记黄忠宗老师、校长办公室秘书李涵老师。齐先生是武大原地下党员,后为数论专家,1958年全国有名的所谓“白旗”教师,文革自然在劫难逃。他们都是在文革伊始就被揪出来的李达“三家村”“黑帮”。我们决定由这些老师每天在石屋集中阅读和整理何定华日记,“从何定华日记角度把何的人品公布于众,看到底是当然左派所说的黑帮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以便教育群众”。在我心里,“被当然左派打成的反动日记,决不是反动日记,而是革命日记,亦可说是反蒋(蒲)日记。从日记看,何不仅不是三反分子,而且还是对主席崇敬热爱、对主席思想热爱、坚持学用的、有充沛革命干劲和社会主义事业心、革命责任心的领导干部,所以何定华的案完全可以翻过来。”
武斗形势日益严重,为保护何老的生命安全,我们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老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张学义家里,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不时换一个地方。
但是,很快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6月下旬,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征得总部总指挥唐学敖的同意,我策划将何定华转移外地。
6月30日,我要何穿上破旧的工作服,我用自行车驮着他,由武大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罗巧云护送,在武汉锅炉厂张师傅的帮助下,在“百万雄师”已封锁阅马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东门一带已很不安全的险境下,顺利到达武昌火车站,先去南京。其时,何定华(本名方澣)的亲弟方敏由某军政治部主任“三结合”担任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但他的身份显然不便保护他的“黑帮”哥哥。胡、罗继续护送何经北京去西安,投靠何的妹妹和妹夫,他们都是被何带去延安投奔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干部。何的妹夫张治平时任陕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妹妹方如蕙也在陕西师院工作,虽然他们也被打成“走资派”自身难保,但是仍然冒着风险留何住了下来。何匿名“方兴”,只与武大我一人保持书信联系,直到8月中旬他返校。
8月23日,我在石屋主持成立“何定华专案组”。我自任组长,成员有前述齐民友、李植楠、李涵、黄宗忠,还有武装部张学义,外文系“反到底兵团”汤义显、殷宏等。专案组的任务就是为何定华辩诬,“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搞出像李达同志那样的材料,以突破李、何关键,坚决彻底把李达‘三家村’大案翻过来”。
9月下旬以来,我又连续主持何定华专案活动。25日上午,我为何定华专案去看党委常委会记录,多次被李亦农阻止。把我搞火了,毫不客气地训了他。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他们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拆台,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攻击我们的专案工作,卡材料,设障碍,真是岂有此理!通过针锋相对一闹,才答应我们看记录。据说,下午李还分别找李文钧、林涛等同志说好话,说可能是东辉(指我)不了解情况。28日上午,我主持研究何的问题,下午由何自己介绍情况,准备让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先了解情况,看材料,然后再去调查落实。29日下午,我请牛永年和教务长孙祥钟、宣传部副部长张旭介绍何的情况。“他们对何都一分为二,肯定何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工作一贯积极,对党和毛主席有感情等等,大节是好的,主流是革命的,虽然有些缺点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仍不失为好同志”。30日上午,我召开何定华专案组会议,学习有关报纸文章,解决指导思想,同时分工分组工作,以争取尽快地把问题搞清楚。
10月7日,我主持何定华专案会议,甄别何的“三反”言行。通过齐民友等人的详细查阅,核对原始材料,工作组和校文革强加给何的东西基本被否定。下午,我又在物理大楼听取陆舒媏的交代,感到“陶王及其武大代理人庄蒋一小撮的阴谋不出我们所料,的确是根深树大,由来已久,早在58年刘仰峤手上就开始形成的反党集团,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将李朱何牛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革命干部打下去,的确是骇人听闻,极为典型”。这里给陶铸、王任重及刘仰峤等人加上的所谓“反党集团”“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等帽子,自然不实,纯属文革“栽赃”;但是,刘仰峤、刘真和文革初期的“当然左派”这一大批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在武大长期进行宗派活动,与抵制“教育革命”、特别是1961年整风纠正“教育革命”的“乱、糟、偏”的李达、朱邵天、何定华产生矛盾和对立,的确是“骇人听闻,极为典型”。
10月16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哲学系学生段振武、汪广生的大字报《李达就是叛徒》,认定为李达翻案就是为何定华上台。18日,“虎山行”战斗队还发表“讨何宣言”,重新把李达、何定华列为打倒对象。对此,我当天日记写道:“无论是李达同志的问题,还是何定华同志的问题,他们立论之据都还没有超出王任重的遗产,甚至还没有王任重工作组、伪文革、康三司搞的材料‘过硬’。”当天上午,我们“主义队”开会,进一步统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思想。
1968年1月6日,虎派在四区饭厅举行何定华批斗会,他们把何一拉上台就是一顿毒打。我组织指挥冲击斗争会,抢走何定华。我当日日记说:“会场是他们重兵把守的,他们有长矛、木棒、石块、凳腿,而我们呢?几十个人赤手空拳就砸烂了大门,”但对方人多堵住大门,我们就“从窗上一个一个地爬进去,一直冲上主席台,对打一阵,抢走了何定华,实在痛快,干脆!”批斗会被冲垮后,他们500多人游行抗议,“他们把这次武斗责任推到我头上,说我是指挥的,其用意在把责任直接挂到何、余、‘钟山风雨’身上,挂在我主义队身上。”“今天是我(27周岁)的生日,参加了这么个事件,实在有意思”。当然,这亦足见我当时的派性。
我们离校、军工宣队进校后,何定华暨夫人田玉华被赶去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何老终于由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笔批示平反,才从劳改八年的沙洋农场回到武大,我们也恢复了通信联系。

大联合与毕业分配

1967年5月份,我开始参加哲学系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
14日下午,我们和红色造反团代表等开会,商讨成立“红旗公社”事宜。翌日上午,我去参加教师“险峰兵团”会议。下午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谈得还好。不过在草拟声明时,“险峰兵团”李步楼老师争来争去,生怕调子高了。16日上午,我撰写公社声明。17日上午,讨论公社声明,大家感到没有棱角,没有战斗性,决定废弃。下午筹备会决定只写个公告,由我担任社长。
19日晚上,我去湖边宿舍找整理余志宏材料的成员之一水延凯老师谈余的问题,随后还有几个教师参加。就他们谈的情况看,余肯定划不成三反分子。但是他们却坚决不让余参加公社,还劝我们不要吸收余参加主义队。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提出,就现在的材料看,余决不是三反分子,他的历史问题也作了“基本清楚”的结论,特别是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态度坚决,观点明朗,旗帜鲜明,决心极大,起了积极作用。因此,我坚持吸收余加入主义队。至于他是否入社,可待社委会讨论决定。
23日,召开哲学系红旗公社成立大会。宣读公告之后,我代表公社讲话,“主要强调我校特别是我系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性,彻底批判我校我系干部问题上这条反动路线对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重要意义。同时,还着重讲了我们应该肩负的批判刘邓陶王张(体学)的战斗任务和大宣毛泽东思想的至高职责”。
但是,校内形势对我们仍然时好时坏,就在23日晚上,“我们同三司发生武斗”,这当是校内第一次武斗。我们抓了几个打人凶手,他们抢了我们的广播台,还派职工分团冲击我们总部 。
25日,反到底发表公告,吸收朱劭天、卢振中为队员。26日,我们也贴出公告,吸收余志宏为我主义队队员。井冈山战团送了“贺信”,写了很多“打倒余志宏,再踏上一只脚”的标语。
公社成立后,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也多次召开公社会议。但是因为武汉地区武斗和学校派性日趋严重,没有可能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斗批改活动。
6月下旬和7月上旬,我两次收到家里电报,告“母病危急速归”,但我都回电“母病速医儿忙不回”。
10月21日上午,召开公社全体会议,讨论大联合的问题。
下午黄德华、李少白、熊楚善、杨庭芳、沧南、胡寿鹤等老师给我们主义队提意见。他们谈得很真切,语重心长,对我启发、帮助、教育很大。确实的,我们在一年来的大革命运动中,虽然大方向始终正确,敢字当头,无所畏惧,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也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如唯我独左、民主作风、对“钟山风雨”过于相信等等,都必须改正。
11月14日,哲学系三个组织的成员一起确定了推选大联合名额比例和具体人选:革干1人杨敏才,红教工1人胡寿鹤,革联2人王桂友、张新年,二司3人郭世民、李光华和我。我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我校对李达‘三家村’翻案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由于最近红反团某些捞官迷对我校系大联合、革委会的冲击,由于对11·16严重事件的原则分歧,实际上,我校系基本队伍出现了一个重新组合的现象。无论哪系哪个战斗队,都明显存在两大派别针锋相对的观点”。而“按照我系革委会现在的班底,我们只能投不信任票。即使我当上了第一把手,也不能左右这样的革委会”。
因为哲学系大联合推荐人选中持我们这派观点的实际上只有2人,而他们加上杨敏才老师则有5个人。我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为了推动全校大联合,尽快同其他革委会一道建立校革委会,即使再乌拉稀也应该成立。学校大权在我们手里,一个小小的哲学系谅也翻不了天。因此今晚主义队勤务组扩大会(有黄德华、李少白、熊楚善、王寿昆、段启咸等同志参加)决定,还是在保证主义队当第一把手的前提下尽快成立这个革委会。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1月24日一整天,“辩论谁当第一把手的问题,到底是我还是郭世民”。“以向东、汪某为代表,认为我与余志宏结合一块,如果我当了第一把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不知要把哲学系引向何处,所以他们真是一万个不放心,这是关键问题。并且还认为我对‘革命同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拿主席五条标准衡量,可够得上一个‘赫鲁晓夫分子’。但,广大革命造反派特别是我主义队同志坚决主张我当主任委员,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摆了我的造反史。意见可谓针锋相对!”
11月30日,主义队座谈当前系里形势。大家感到“我们系基本上出现了四月份的形势,五•七兵团、胜利兵团、前进兵团、八一兵团的合流,成为新的井冈山战团,过去保得最厉害的如汪某、李某等又跳得最高,而在这个时刻,主义队内部围绕着李达、何定华、余志宏的问题而发生分化,形势的确严重。但是,学校形势却越来越好。三五•一、穷棒子、反到底等三十几个战斗单位坚决支持我们,基本上左右了运动的大方向”,成为我们的后盾。
12月2日晚上电影后,我去湖边,同老黄、老熊、老段、老李就余志宏、“钟山风雨”对教育革命的态度交换意见。我感到,教育革命仍然是路线斗争,仍然是指向最大一小撮,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树主席思想权威;而不是追究我们校系个人责任,单纯地打倒几个人的问题,对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站错了队的领导干部更不是重新揪斗的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余志宏及“钟山风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他们来说,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如何认真改造世界观,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翌日晚上,我又参加“革命到底”同“钟山风雨”交换意见的会议。前者对后者、尤其是余志宏、李其驹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要求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立即投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彻底批判教育黑线。“钟山风雨”特别是余、李都表示立即深入同学中去,复课闹革命,参加斗争,接受批判,在教育革命中经受战斗的洗礼,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哲学系的问题积重难返,到9月初我们毕业分配仍然未能实现大联合,系革命委员会也无从成立。
我还参与了学校的大联合工作。
12月4日晚上,我们串联了42个战斗单位讨论形势。既看到了大好的一面,又看到了逆流的一面。从而调动我们这几十个战斗单位的奋发造反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封存了“虎山行”赖以打击革命派的“档案”。7日晚上,战斗队串联会已经发展到50个单位。8日上午,我们67个战斗单位召开“永远忠于毛主席,彻底摧毁王刘庄蒋黑司令部誓师大会”,到9日,我们已有80几个战斗单位。
12月16日上午,我和农奴戟等兄弟战斗队的负责人向校革筹提意见,尖锐批评他们迟迟不解决我校三结合干部问题的错误作法和态度,重申我们必须首批结合刘宿贤、李文钧、陈洽卿、牛永年、卢振中、樊明智、苏某的立场。
12月23日下午,我们召开“坚决在12•26成立校革委会誓师大会”。 90多个战斗单位3000多人打着战旗,举着主席画像参加大会,会后又在校内游行。革联也派19个战斗单位参加,74名革命干部还发声明支持,军代表都很感动,给予“到底”串联会以极大压力。可是唐学敖却签字放弃结合卢、樊的要求,就结合牛永年、曹某,达成所谓协议,从而把一个64届毕业生、政治辅导员曹某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拉进“三结合”。由于虎派撕毁协议,武大革委会未能于原定12月26日成立。28日,我们100多个战斗队决定成立12•26联络站。
虎派看到“两报一刊”1968年元旦社论有打击叛徒、特务、顽固走资派的任务,便认为找到了打“李何余之流”的根据而越跳越高。他们昨晚听了社论立即组织游行,大标语铺天盖地,提出“元旦社论宣判了李何余的死刑”,“一定要把李何余消灭在1968年”,还有“余教授推波助澜,何校长过江(指外语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过大江”兵团)难保”等等。
1970年,余志宏先生被下放湖北沙洋农场劳动。1971年4月,因为他1967年3月和李其驹先生给“中央文革”写的那封实际上是为李达翻案的信而被打成“五一六黑后台”,被揪到武大襄阳“五七分校”批斗。这时,他已身患癌症。这年8月,其癌已转移到胃,流血不止,可是医院却拒绝收治。在那种艰危的政治逆境下,他不断地胃出血,腿脚也肿得很大,好不容易熬到1972年,他才被准许回湖南治疗。可是,在他曾经战斗特别是策反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的长沙,他的夫人李文锦先生扶着他走遍几家大医院,同样被拒绝收治。
因为余志宏先生始终因“三家村黑帮”身份在长沙医院的病房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床位,他只好和夫人租住在郊区岳麓山下一户菜农家里,由夫人掺扶着看门诊。最后,1972年10月,他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病房走廊上所加的临时床位上含冤去世,时年56岁,正其英华盛年!
余志宏先生含冤去世八年后的1980年,武大党委决定为他彻底为平反昭雪,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被反对派打伤住院

因为我是参与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负责人之一,自然成了虎派的打击对象。1968年6月18日凌晨,我终于被哲学系胜利兵团、前进兵团、红流兵团和中文系延河公社的一二十人殴打致重伤住院半个月。
6月17日晚上,“虎山行”借口公审何定华把矛头指向“钢武大”及牛永年、李文钧等革命领导干部,我们的人要求对质辩论。他们鸣枪投弹,误伤了他们的头头田州安等6人。他们倒打一耙,向我们进行报复。
晚上11时,李光华回去睡觉刚脱掉衣服,就被楚、王等人打了出来。
深夜2时,我们几个人回八舍睡觉,刚躺下不久,他们又来打李光华。李跑掉后,我们叫来驻校解放军宣传队同志,就在我们同解放军同志谈话时,他们又进来抓松涛。松涛被打跑后,他们掉回头来对我下毒手。这一二十人对我拳打脚踢了一二十分钟,我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胸、腹部也有内伤,当即倒地,不能动弹。
在解放军同志和我战斗队赵瑞华的搀扶下,我艰难地走到我四反指挥部,当即调车把我送进湖北医学院附二医院。医生诊断左右头顶部各一不规则裂口,各约3.5㎝及3㎝长,深达脑膜,右眼外、背部有二横裂口各约1㎝长……诊断结论:①多发性软组织挫伤,②面部裂伤,并观察内脏出血。
为安全起见,托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彭)水木找关系,把我转到五官科休息室。这为我整个住院期间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清静的环境。加上夏灿明、蒋光华、丁公喜的精心照料,总算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我被打伤住院,在校内引起轩然大波!听说除了“钢武大”总部,还有包括主义队、“钟山风雨”在内的许多战斗队发表声明,张贴横幅大标语,向虎派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打人凶手。
我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一两批甚至多批同志前来看望。牛永年、陈洽卿、樊明智等干部,解放军宣传队柳明堂及李、高二同志,我们总部的唐学敖、张汝民,行政支队的张学义夫妇,我系“革命到底”“真如铁”战斗队全体成员,我战斗队全体成员以及工人战斗兵团等许多成员和家属,幼儿园支队的成员,外系周九元、方霞、周玉凤等不少战友以及湖北外专李丹都来探伤,送来了不少营养品,家属支队还出钱站队买肉煨汤。后来陶老师告诉我,师母吴佩君老师煨汤乘公交车送去,在高家塆下车还扭伤了脚。连虎派观点的一些同学也到医院看我。所有这些都给我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和鼓励,给了我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非常欣慰、感动!
住院半个月出院后,我基本停止了文革活动,参加迟到的毕业分配。
9月中旬到11月中旬,我担任哲学系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哲学系66届两个班的毕业分配工作。
本来,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应由革命领导干部、革命教师和学生红卫兵代表三结合组成,红旗公社19日也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余志宏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但遭遇69111班楚文举的激烈反对,致使革命领导干部暂缺。
9月21日,我一整天参加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晚上做动员,强调“这次分配一定要突出主席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革命大批判,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突出破私立公。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大批判,带毕业分配,根据我系毕业生具体情况,讲了一下这些意见”。
随后进行思想发动,使毕业生“在会上能面对面地争着提意见,搞批判”。接着进行毕业鉴定,我还参加五(二)班的毕业鉴定会,听了王文林等三位同志的自我鉴定,在10月19日日记中写道:他们“基本上都把自己文化革命一年来站队的实际情况说清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认识。在五(二)班这样一个顽固的康三堡垒,能作到这步,实在是主席路线胜利的产物,也证明我们以批判促分配是正确的。这就是,前段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搞批判消毒,收到了提高他们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效果,生动地证明了主席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千真万确”。
11月上旬,搞毕业生评语。我们“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对每个同志的评语都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讨论,并公布征求意见。到中旬,最后就是研究毕业分配方案,进行具体分配。

炼狱之后

我们是五年学制,实际在武大待了六年。但是,一系列的下乡劳动、社教、“滚泥巴”,泥巴还没滚完又参加文化大革命,真正上课时间加起来也就两年多。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等几门课还算正常开过,中国哲学史只稍稍讲授过某些部分,外国哲学史压根儿就没开课,毕业论文当然也不可能做。老校长在文革伊始就以身殉道,“李达实验班”最后终成泡影。(右图为王炯华毕业证书。)
本应1967年7月毕业的我们班,到1968年9月才按“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分配,直接分配到单位报到的只有几个人,大部分去了军垦农场。后来从军垦农场再分配,大部分做了中学教师,还有6人做了小学教师,胡伟贤做了赤脚医生,刘庆林做了农村区供销社卖南杂日货的售货员。
调干生谢福英从孝感涂港区副区长岗位来武大读了9年,在武大生了两个孩子,又回到她曾做童工的武汉国棉六厂当工人。但是,她又是全班唯一被照顾分配、留在大城市的同学。
在那个左得出奇的年代,“李达实验班”大都是参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或是劳动,又遭遇“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于社会和国家没有益处,甚至为虎作伥,加入所谓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极左大合唱,尤其耽误了我们的读书时间,荒废了我们的学业;对于我个人,却也可说是经历了某种浴火重生的炼狱。
〔毛泽东主义战斗队67111班毕业留念。左起前排:灿明、耀先、张涛(书芳)、堪来、方兴、赵云、险峰(容胜)、建成,后排:东辉(炯华)、远春、如维、赤锋(福清)、佳艺、伟贤、林涛(礼海)、炳祥、松涛(松樵)。背景为樱园路下边文革中物理系死难学生古立盛、刘朝明之墓,军、工宣队进校后被拆除。〕

正因为我曾去红安、武昌和孝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劳动“滚泥巴”, 我才进一步了解当时农村的艰难和困苦。红安是革命老根据地,有名的将军县,可是1949年后直到我去调查的20世纪60年代,那里仍然十分落后和困难,老百姓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个地方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革命很早很坚决,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很多,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和困难呢?我随班去孝感参加了两期“社教”,先是友好大队,后是裕丰大队,还去“滚”过泥巴。应当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并不差,离汉口也不远,有京广铁路,交通方便。这里的大、小队干部也并不是大贪大占,仗势欺人。但是,这两个大队却照样贫穷落后,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说到吃的,基本上每天只有一顿中餐还像样,早餐胡萝卜煮稀饭,晚餐则是烫饭。当年搞“社教”,照步骤先是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接着就是开会诉苦,发动群众。可是往往苦主一诉苦,就诉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怎么苦。这使我们哭笑不得,却又是他们的实情。对于在红安和孝感我所亲闻亲见亲历的事实,当时虽然苦思不得其解,但却增进了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引起了思想震撼。
(下图:“毛泽东主义战斗队”67111班部分同学毕业离校合影。前坐者王炯华。)

1970年初夏“一打三反”运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被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打成“五一六”反革命活动,我被湖北方面跨省追击,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大头头”,内定“枪毙对象”,由邵阳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立案隔离审查,交待“罪行”,失去人身自由好几个月,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我遭遇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卷进了极左思潮和派性的漩涡,险些命都不保,但是被扭曲的人性,被泯灭的良知竟然得到复苏,使我能勇敢地投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正义活动,有幸聆听“钟山风雨”诸师那常过深夜直到拂晓的神聊。特别是,“李达实验班”虽然没有实验成功,但是老校长的教诲仍使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终生受益。
我们毕业离校几十年来,凭借李达实验班最初一两年受到的大体正常的教育和随后几年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所受到的磨难,凭借我们的哲学睿智和哲学思维方式,依靠勤勉的自我奋斗,无论是从教还是从政或其他职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各自的人生也都比较充实。
因参与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不仅与李达夫人石曼华、校领导朱劭天、何定华和牛永年交往甚多,感情甚深,而且与党委常委刘宿贤、陈洽卿、卢振中、李文钧以及樊明智(数学系总支书记)等“三家村”黑帮分子、后来的革命干部造反团也建立了深厚感情。其中,与石曼老、朱劭老、何定老后来还有颇多颇深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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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怀念朱劭天先生
(《缅怀先贤》选读)

王炯华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书屋》2011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自编文集《缅怀先贤》(新加坡环球出版社,2022年),这次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朱劭天先生走了,作为他的老学生,首先想到的是文革期间惊心动魄的李达“三家村”案!
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出了文革第一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所谓“三家村”本来是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邓拓与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1960年代初写作杂文开设的专栏名称“三家村札记”,但文革伊始,他们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黑帮。在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和种种迫害之后,邓拓含冤自杀,吴晗瘐死狱中,廖沫沙成了幸存者。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领导下,武汉大学也“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同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这是当时南北呼应的第二个“三家村”。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朱劭天是前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无主任);何定华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他们三人除工作关系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所谓“三家村”完全是被诬陷构成的。在同样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和种种迫害之后,李达即于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何定华于2001年2月在武汉逝世,2010年劭老也走了。李达“三家村”的所谓三个“大老板”虽然都走了,但给当代中国史却留下了一件沉重的冤案,也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我最后一次见劭老是2005年暑期的一天,那是我乘出差机会在广州拜访久违的他。因为事先打过电话,而他已定那天一早要去医院看病,便约我十点以后相见。为怕遗忘,也可能是提示家人,他特地在茶几上留下一张纸条:炯华同志明日10时后来。其实,我只是他担任第一书记时武大哲学系的学生,文革前只听过他那气概不凡而又风趣生动的报告,我们相识而续师生缘是从1967年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开始的。
那天,我于上午10点准时来到沙面劭老住所的楼下。不一会儿,他从医院回来,虽然已经十三年没见面了,但他依然一眼认出了我。他明显老了,原本高大的身材,现在却显得矮小,并且是拄杖慢慢地移步。他说,我今年89岁了,平常已不大下楼了。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健康,心血管系统和脑子都没有毛病。特别是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谈锋仍然很健。从他回来一直谈到11点半,我怕他受累而谢绝他已安排的招待,基本上都是他在谈,我在听。
朱劭天先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他1916年12月17日出生于山东单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乃父朱五箴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于1911年潜回上海、武昌等地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在日本毕业回国后,在青岛大学等校任教授。受父亲影响,朱劭天爱国热情高昂,1933年,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这一年,他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初,他又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
1937年2月,他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他和燕京大学九名同学组成第一个北平学生访问团,出访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后援工作。1938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务营任营指导员,并为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为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安排,1939年1月,他与在第二战区战地工作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高秉洁在西安结婚。接着,他们伉俪便由组织安排去了延安。他到延安后,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财经部工作。1944年春,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由于他到延安后仍然坚持读书学习,并对经济感兴趣,所以受到李富春的重视,派他担任陈云的秘书。1945年10月,他离开延安,奉命赴东北开展新区财经工作。1946年初,遵照组织安排,他离开嫩江省财政厅厅长之职,到北满分局再次担任陈云的秘书。1947年4月,他就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即北方交通大学首任院长。
劭老说,1957年反右以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大学的领导,抽调一批干部去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作了兰州大学校长,陆平作了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作了南京大学校长,彭康作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文革中,江、彭自杀了,陆、匡大难不死,改革开放后,陆为全国政协常委,匡仍然在南京大学成为著名教育家。朱劭天当时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这批延安出来的干部是去大学“管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去“整知识分子”的,但他却是去“保知识分子”的。我插话说,难怪学术奇人康宏逵先生说,文革前,在武汉高校当书记而又真正跟知识分子“穿连裆裤”的共产党人只有“二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九思。他听后笑了。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武大党委开展整风,湖北省委派朱劭天率工作组来领导这一场整风。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李达、朱劭天批判了武大1958年的教育革命。结果,继刘仰峤之后主持武大党委工作的刘真书记调回湖北省委,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11月中央制定了“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到教学方针和方法都作了规定。这是当时高等教育界对反“右派”、大跃进之后的“教育革命”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为贯彻“高教六十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朱劭天和李达校长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纠正1958年“教育革命”的“乱、糟、偏”。正是因为1961年整风和随后贯彻“高教六十条”,他们得罪了武大的许多“左派”特别是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及其在省委的支持者,因而埋下了文革爆发后置他们于死地的祸根。
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劭老,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非常尊重李达校长,李达也与他配合默契,经过1961年整风和贯彻“高教六十条”,武大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但是,1963年又出了一个人事问题,最后导致劭老的去职。
1963年,湖北省委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刘仰峤要将在1961年整风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刘仰峤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李达自然清楚,侯福珍、罗鸿运原来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总支书记,正是因为1958年教育革命“敢想敢干”而由担任武大第一书记的刘仰峤把他们提拔为武大党委副书记的。他们本来已经调走了,现在又要调回,李达以他们不懂教育为由坚决反对。刘仰峤干脆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你李达听省委的还省委听你李达的。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李达也来气了,他将军说:“那好,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说完竟拂袖而去。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一气之下真的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
堂堂大学校长电请辞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何况还是杨部长30年代同在北平法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现今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杨部长马上派员去武大看望李达,了解情况。他在获悉李达与刘仰峤之间的这个人事纠纷后,直接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打电话:“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在王任重的过问下,两位副书记的调任才收回成命。
但是,李达在王任重眼皮底下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并惊动高教部部长反过来给他打电话做工作,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情何以堪!他对李达自然不便直说,并且翌年春节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道歉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也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然而,王任重却迁怒于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为什么不劝阻李达,以致给湖北省委捅了“漏子”。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就是这样对朱劭天说的:“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其实,这是冤枉了这位知人善任、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武大党委书记。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去行政大楼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个人事问题。但是,朱劭天终于1964年被调出武大,1965年初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主持科委工作,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满打满算,朱劭天在武大工作不到四年,并且已经离任;但是他仍然难逃一劫,文革伊始,他从广州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的岗位上被押回武大,“当”了李达“三家村”的“大老板”。
劭老说,他30年代弃学投身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最大坎坷就是文革被打成“三家村”。作为李达“三家村”那一大案的受害人,即使今天想起来,也不寒而栗!但另一方面,他被诬与老校长李达结为“反党集团”,也使他“联想到斯大林对联共的大清洗”,虽然令人心寒,但却使他“大彻大悟”!
李达“三家村”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大案”。按照1966年6月13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报道,它是“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按:指李达,其时毛泽东明确指示不点名)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6月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后,《湖北日报》又以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发表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两个长篇材料:《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进一步指称:“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李达“三家村”又是受害人众多的冤案。根据当时的统计,校党委15名常委,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11名,占74%;武大1340名教职工,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已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批斗但尚未正式打成黑帮)88名,共计302名,占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黑分店”不计在内。
李达“三家村”还影响大江南北,牵动工农兵。6月13日,就在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这一天,湖北省和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按上级布置组织起来的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声援”打“黑帮”,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身陷如此大案中,劭老说他那时只想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不连累别人。他总想一切自担,不给北京他熟悉的任何人写信,也不给任何人联系。他还想自己有个了断,几次想到自杀。有一次,他吃了整整一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还是没有死成。特别是,由于文革工作队“逼供”一类高压,他终于精神恍惚以至于精神分裂,面前总出现幻影,好像他在延安就熟悉的毛泽东和他直接的老上级刘少奇、陈云真的来解救他了。他后来曾在给我的信中说:“历次政治运动,我从未做过对象。未料到文革之始被推向浪尖,使我领悟到一些真学问。虽一时患了场严重精神分裂,还是值得的。今近鲐背之年,记忆力未完全减退,还记着不少陈年旧事,作笑谈资料。”[朱劭天2004年9月9日致笔者。]
其实,批李达“三家村”完全是陶铸和王任重决定的。他们本来就是毛泽东赏识的中南才子,跟毛泽东跟得最紧。北京出了个邓拓“三家村”,中南怎么办?当然也得有一个“三家村”。因此,他们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决定打李达“三家村”。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编的那个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完全是七拼八凑造出来的,但却正中陶铸和王任重的下怀。劭老说,本来,中南局1966年1月份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可是到4月份中南局“学术批判”会议时,他就毫不留情地点了李达的名,并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劭老送给我中南局1月份开扩大会议的集体照复印件,指着站在中心位置的毛泽东说:“在延安他那么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现在,他在我们中间却已经成了神。”(下图:2005年王炯华拜访朱邵天时留影。)
劭老文革大难不死,并且在1970年被派担任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一上任,就从五七干校调回一批教师,恢复开课,包括政治理论课和英语课,他本人还兼教中共党史课。其时,他以教学为中心,恢复教学秩序,抵制了“学朝阳农学院”“学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极左潮流,一时前来参观取经者甚多。武汉大学当年整他的“当然左派”崔某率军宣队、工宣队代表前来参观,他照样以礼相待,亲自接待和解说,但那些人回武大后却不敢宣传。原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陈舜瑶来了解情况,问他们有什么经验。他说:“现在办大学要求越不像大学越好,但我们仍基本上以教学为中心,实行革命干部、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三结合。”抓“五一六”时,南京大学抓了五百人,中山大学也抓了上百人,而华南工学院却稳稳当当,一个也没有抓。他对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葛震说:“再抓连你也在内了。”[朱劭天2006年6月28日致笔者。]但是,省里却认为他右倾,以至省里开有关抓“五一六”的会议,再也不通知他这位校党委书记参加了。
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三次请示省委要求开追悼会,省委报告中央,中央不批。于是他召集学校党委常委开会,说我们应当开追悼会,全部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因此,华南工学院隆重地举行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挂了标语,戴了黑纱和白花。他说,因为他在华南工学院所做的这些事情,他知道迟群他们会追究,当时的气氛也是在批所谓“走资派还在走”。他乘势向省委要求调离学校,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任副主任(朱劭天曾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局科委和省外办当时都没有主任,他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是以副代正)。
1977、1978年,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李坚真又多次分别找他谈话,反复劝说他重返教育界,要他主管广东省高校的工作。他以各校老领导均已恢复工作、自己年岁已老、学术资历不深、水平不高为由谢辞。他只要求在外事办多接触一些各方人士,能够到一些国家看看,以开阔眼界和思路。他主持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到离休。
耄耋之年的劭老过着不愿被人打扰的平静的生活。他虽然曾经身处高位,但他的起居生活却简单俭朴。他的住房还是许多年前单位盖的单元式宿舍,没有装修。他的客厅没有空调,那么热的天气,我们坐在他客厅破旧的木椅上谈往忆旧,却只靠茶几上一台旧电扇摇晃着送风。
我告辞时,他从客厅角落边的一个旧木书櫃里取出一本一直畅销的戴煌著《胡耀帮与平反冤假错案》说:我老了,送给你吧。他还为我复印好几张珍贵的照片,连同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一份文件,亲手装进一个大纸袋,一并送给我作纪念。
几十年来,劭老对我关爱有加,所惠甚多。
劭老非常关心我的李达研究。我们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但只要见面,他都深情地谈起他对李达的敬佩之情,认为李达是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自己在武大做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和协助李达办学,为此深感荣幸。他知道我撰写李达的论著,还特地将他所保存的当年批判李达“三家村”大字报专栏等照片翻拍给我。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李老属父辈,他执教时我们还是学生,他参与建党后15年,我们才参加革命”。[朱劭天2004年9月9日致笔者。]
1988年,拙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出版后,他给予很高评价。他回信说,读完全书,“深感你思想敏锐,眼界宽阔,治学勤苦严谨,对老校长在中国的地位作了应有评价,称得起是一本传世之作。我读后获益甚多。我意应做将来译成外文的思想准备。中国知识分子演的悲剧太多了,带给历史多少苦难和不幸。老校长又不同于别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是更感人的。”[朱劭天1988年10月29日致笔者。]
2004年拙著《李达评传》出版,他又热情鼓励说:“《李达评传》书中的创新研究见解开始产生影响,自在意中,甚感欣慰。”[朱劭天2005年4月8日致笔者。]但他觉得“印量少,发行面窄”。他特地到广州购书中心购买5本,“分赠友朋”。
2005年,我在《炎黄春秋》以“湘人”笔名发表《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他特别高兴,买了50本,送给海内外亲友。他不知我笔名,自然不知是我写的,他给我写信说:“《炎黄春秋》中刊李老文革初罹难始末文,已阅读过,文字练达,记述详[翔]实,北京、广州知识界多位友人读后反映深为悲愤。《炎黄春秋》发行面广,影响不小。文中对我溢美之辞说多了,更不能称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领袖之一,除武大三家村案中被诬为头目,我从未充当过领袖。我只是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努力尽了时代的责任。实际上一二·九运动并无领袖之说。我是多年外部及内部斗争幸存至今者,比李老多看了几十年世上风云变化。”[朱劭天2006年2月15日致笔者。]
劭老同样关心我的胡汉民研究,他看到《羊城晚报》所刊胡氏旧居照片,估计我可能有用,特地剪寄给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与劭老间或书信联系。他不仅对我总是有信必回,而且给我寄节日贺卡。“六四”后,某老举报我动员其发表声明支持学潮,我写信向劭老诉说冤枉,他非常愤慨,在回信中对于这位他曾经的同事和文革难友甚至使用“无聊无耻”和“别有所图”字眼,再现了他“一二·九”风采,也给了我极大安慰!
我退休回湖南“献余热”后,他称我“是位闲不住的用功人”。考虑到我的“飘浮不定”,他特地将自己的固定住址和电话重抄寄我,并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和休息。2008年春,他与高老联名给我寄贺卡时附言:“年前这场暴雪天灾,始料不到,你所在的湘西又处严重灾害址,我们十分惦记……望多加保重。年岁进入老年,应当量力而行,适应发挥余热,强调健康第一,自然规律,不重视不行……望你注意定期体格检查,有病及时医治,平时注意饮食起居,保持老当益壮。”[朱劭天、高秉洁2008年2月6日致笔者]
现在,劭老无声无息地走了,我心哀痛。我深感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两头真”人物。我特翻出这篇并未发表的《朱劭天:李达“三家村”唯一幸存者》旧文,稍作改动,以资怀念。
劭老不朽,民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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