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文革中的荒唐事——为军管会主任起草报告和大抓“五一六”

　　　　　　　　　　　　　　　　·梁思逸·

　　那年有人发动的十年“文革”打着横扫四旧的幌子，煽动红卫兵和不明真像的群众，干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有害的荒唐事。比如破坏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赞扬学生斗老师打老师、残酷斗争革命干部、让许多文化精英人物悲惨地死去、还焚烧古书古籍和文物、甚至连洛阳龙门石窟里的雕像等等也不放过，把雕像头部给敲掉了。当然，还有让成千过万的青年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更吹捧白卷书生的读书无用论……。

　　“文革”岁月中，奇奇怪怪的事常有的是。一会儿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就找了些出身好比较听话的老工人去当各个部门的领导；一会儿又说还是解放军最可靠和可信，于是上级给派来解放军管工厂，由军官来当军管会主任，部队的一个班长，到工厂来后，居然可以去管诺大一个车间。只不过军管主任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昨天才走了李主任，今天就来了白主任，说不定明天还会换成什么黄主任。因为这样个换法，还真的难为了那些像火焰吸引飞蛾那样前去讨好军管主任的少数人，有的是本人亲自出马，有的是夫妇同行，也有的打听到夫人也与主任同来，就叫夫人出面。他们都是去献媚同打小报告的。

　　有次，上级派来了一位王主任，这位主任倒是想干点事情。他首先谢绝了所有登门讨好、想捞点便宜的来人。也不喜欢听小报告，要自己去调查了解情况。他还经常穿了便服，到一些主要的车间、科室调查了解情况。也不随便发号施令。哪里知道他还打听到正下放车间劳动的我。我那时还真的小有名气，因为曾经在文革初期写了一些带有派性的文章又被人家拿到市里造反派的广播站去接连播放了几个月，每天日日夜夜不停地播放。我还因为讲文斗不武斗并不主张打人反而挨了红卫兵的耳光等等。所以有好些人知道我还是个会耍笔杆子和比较正派的人。于是这位王主任就邀请我到他公室同我谈过两三次话，详细询问厂里的情况和我对一些部门的原来头儿的看法。

　　没有想到，又过了几天，他的警卫员跑来请再我去一下，说有要事找我。我既纳闷又奇怪，找我还会有什么要事？怎知道去后他对我客客气气，说有事请我帮忙。堂堂军管会主任，管理好几千人的大官，大权在握，居然有事求我帮忙？说起来也是笑话，让人不敢相信。可是他却说得非常认真和诚恳。我只好说，那么请你说是什么事，看看我能否效犬马之劳尽点绵薄之力。他说想请我帮忙为他起草一个报告，因为我对厂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和了解。又认为我诚恳老实，所以他不想再找别人，何况此事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晓得我不会出去乱说的。原来，新的一年快要到了，按理，作为全厂的军管会主任，厂里的一把手，他得在年前给全厂职工作个形势报告，总结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布置新一年的任务，还要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内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讲些东风压倒西风，这边风景独好的鼓舞人心的话。他不想让厂里原先的秘书来干，因为这些人了解的情况还不如他知道的多。有鉴于他说的是实话且态度诚恳，所以我考虑了一阵就答应了。军管会主任高兴得站起来，给我行了个军礼。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一回礼，举手太快，把头上戴的帽子都推到地上去了。于是，我就要他把上级下达给厂里的新一年的任务文件给我看看，好起草报告，后来就回去考虑如何写报告的事了。

　　那时，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个单位都发得有，比较好找。所以我就先根据报刊上文章的统一说法，综合编了一下，把报告的前部分（从国际形势到国内以及厂里的形势）写好了。反正就是说些套话，就工厂就只有军品的单项任务，也是现成的，摆在那儿有目共睹的，也没费多少劲就把报告的初稿给写好了。问题是，厂里尚存问题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全厂职工的责任又何在，该如何写才能够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才可以鼓舞士气，就比较不那么好写了。反复考虑了好久，又去找军管会王主任讨论商量，方才比较心中有数了。报告起草好后，我搁置了一天。然后再看了两遍，修改了一些地方，才交了卷。

　　许许多多的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模糊了。然而我迄今依然还记得那天下午军管会王主任在大食堂台上作报告时的情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又提高了嗓门的王主任，坐在台上，装模作样，声音洪亮地“照本宣科”念着报告，还不时获得响亮的掌声同许多中层干部的点头称是。我仔细地听着，发现报告中他改动的地方还真的是少之又少。我心头当然挺高兴，但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这事是不能说出来的，我是伙同王主任在欺骗大家。当然，这件事也让我想到，假如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去当个什么厂长之类的职务，好像也仍然是能够当得下来的，换个其他的人，也未必不行。这就是，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按事先同王主任说好的，我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件事。因为它没有可以自豪之处甚至还相当的荒唐。只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把它当成姑且一笑的事说了出来。

　　其实，这位军管主任还真的是一位能够办些事的主任，他让早已经靠边站的工厂原副总工官复原职了，还让车间那些主管业务的技术副主任全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在他调走前，工厂的生产还真的给搞上去了。只不过，他走后，新调来的军管主任推翻了先前的决定，生产又上不去了。

　　要说文革中的另外一件大荒唐事就是那年军管会在工厂大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七十年代初，为了贯彻中央文件“关于清理五一六的通知”，上级派来郝主任同葛副主任。他们在厂里大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由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工厂的一两百名干部和工人，全部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还有家属和亲朋好友，那就是说，涉及面上千人了），他们的本领还真的不小。

　　这场全国性的大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多，挨批挨斗的人也最多（有上千万一说，据说死亡的人有十万之多），尤其是开始搞得轰轰烈烈，到后来无声无息，悄悄地就突然结束了，也不像先前的运动，如果弄错了，还会让有的人出来平反昭雪。这么大的运动居然不了了之，真是让人百思不解。

　　就在这时候，上级将空军的郝主任同葛副主任派来工厂专门搞运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少数的于前些时候受到过群众冲击的干部的配合下，由郝主任同葛副主任以及军代表主持，在全厂各个部门开展了揭发批斗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他们初来乍到，对工厂的情况，特别是文革前期的情况毫无了解，但是，却急功近利，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所以就听少数人的谗言，在全厂大抓五一六。他们组织了许多专案组，在全厂抓了许多人，关押起来，采用２４小时甚至４８小时不停的车轮战，甚至使用２００瓦的大灯泡直接照射着被批斗的反革命嫌疑犯的头部，更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等，这样的高强压逼、供、信，让一些被批斗的人实在招架不住，迫不得已，为了能够解脱，就被迫交待问题了。他们不但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还根据军管会代表暗示的材料，把参加反革命集团的事说得活灵活现，让人听来想当然地信以为真。当然，这样还不够，还要揭发检举他人。

　　军管会还立即在工厂大食堂召开了揭发批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动员大会。郝主任同葛副主任坐在主席台上好不得意，一脸的喜气洋洋。当葛副主任口里念着名字，将押在台下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个一个地带上台来时，立刻引起了人们的轰动，因为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各个部门的原负责人，还有先前造反派的一些头头，总之，都是原先有头有脸的人物。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台上都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如何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说法大致相同。都是因为自己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冲击而心存不满，所以经人介绍就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参加了五一六。他们还说，是自己觉悟不高，受了骗了，因为那几个人告诉他们，参加五一六的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因为说得有鼻子有眼，又是出自这些先前的头面人物，倒真的是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在台下的人信以为真。当然，心里也在想，厂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反革命组织，会有这么些人去参加？

　　这时，得意洋洋的葛副主任（因为他原本有一大把胡子，虽然刮得光光的了，但是胡子桩桩还在，所以工厂的人背后叫他葛大胡子）提高了嗓门，举起他从不离手的那个黑色小手提包说，还有好些人的名单就装在这个包包里。现在就看你们是不是主动交代问题了。还讥讽地说，台下有人可能已经吓得尿了裤子了。有人是否尿了裤子不知道，但是，在军管会郝主任同葛副主任的领导下，把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军工厂搞得乌烟瘴气，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倒是不假。因为在他们人为制造的高压下，强迫有些人去乱咬乱供。那时，谁也不知道今天或明天他们又会咬到了谁。

　　就这样白天黑夜的在全厂接连召开大抓五一六反革命的批斗揭发检举的大会小会，工厂被楸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已经超过百多人了。据说厂里有干部向上级写了信，反映军管会在厂里的胡作非为。因此，好说大话喜欢到处走走的葛大胡子就在全厂大会上举起他的小包包说，有人胆大包天，居然写信告我们的状，好呀！这封信现在就在我这个包包里。他又加大了嗓门吼着说，有人向上级反映我们乱搞，有扩大化的倾向。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同西安远郊的飞机厂比，还差了好远啊！同是我们空×军派去的干部，在那里搞得挺好的，单是一次坦白交待大会，上台坦白交代，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有百多人，把整个台子都站满了。什么副所长，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描图员，全都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上级发来通报表扬他们干得好，还要我们向他们学习致敬呢。

　　那时坐在台下的我，也在思考问题。怎么我们这个军工厂，对进厂人员是有严格的政审要求的。出身不好，家庭社会关系有点复杂和稍许带点历史问题的人是别想召进厂里来的。而且对员工在外面找对象也是同样处理的，没有经过组织上审查同意是不准谈恋爱的。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军管会这样搞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直到想也想不到的事居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才让我明白了我们工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那时下放到车间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劳动锻炼嘛！当了装配工。那天，车间的一位专业军人—工人，来我们班叫我去一下车间办公室，说车间军代表同厂里军管会的人要同我谈话，问些问题。虽然心里有些纳闷，疑惑，但是仍然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跟着他去了。怎么知道一进办公室就立接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有人大喊一声我的名字，高声吼叫道，快老实交代！原来是开我的批斗会。我立刻镇定下来，心里想的是人正不怕影子歪，你们想用高压来强迫我，这可是行不通的，我不吃你们这一套。

　　由于我坚决不承认，全予以否定，所以他们反而有些被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因此，对我的批斗会就没有再开下去。还出乎意料的是，只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来交代。没有把我扣留下来。

　　倒是回去仔细一想事情的由来。估计是有人在高压下承受不了了，把我也给咬出来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掌握多少证据，所以才会对我那样没有办法。心头也骂，是哪个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把老子也胡乱咬了一口。

　　我回到车间我们的工作室，大家都以同情和尊敬的目光望着我，认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有被葛大胡子的淫威吓住和有所屈服。后来方知，他们中有人在车间办公室外面偷听刚才的批斗情况。所以了解得一清二楚。这让我心头一热，知道群众心里是雪亮的。晚上回家，为了不让老婆和子女她们担心，我一句没说，只是在吃了饭后就借口太累了，需要休息，早早地上床睡觉了。那晚我心中无冷病，所以倒睡得挺好。怎么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往窗外一瞧。对面墙边站了两个人高马大的壮汉，原来是派来监视我的，我一出门，他们就过来在我后面跟着走。一夜之间，变化真大，我怎么成了带有两个“警卫员”的首长了。

　　由于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一再指出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葛大胡子一帮人也无可奈何。但是，两个警卫员却没有撤回去，始终跟在我后面，倒是让我威风了半个多月。当然，高悬在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却始终给我以巨大的压力。让我日日夜夜在心灵上无法得到安宁。

　　那年头，工厂的大门口在上下班时特别“热闹”，还真的是一道风景，一道凄苦、悲伤的风景。门口左右两边各站一排牛鬼蛇神，他们一律穿着黑灰色的破旧衣服，手持主席语录，低着头，毕恭毕敬地反反复复地念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里有所谓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有新近揪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同地主婆。风里雨里，他们照来不误。每当我带着两名警卫员走过时，心头好不得意，也在想，要是我为了减轻压力，昧着良心去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时，不也会站在这行列里么！每天任人羞辱，任人侮辱。对我说来，这可是绝对行不通的，绝对办不到的。

　　我那时的想法是，做人得有底线，决不能去侮辱那个用大字写的人的尊严，去无中生有。更不能去诬告别人，我应该问心无愧才是。也因此我才有信心，才能够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去自断脊梁骨做条人所不齿的赖皮狗。

　　世界上有许多的事都是在最后的坚持一下之中。没有想到我的苦日子终于突然间就到了头。其实，我也是有些预感的。因为，有一天发现那两个跟班突然消失了。之后，那些关押在牛棚里的五一六骨干人物也放出来了。紧接着，军管会的人员一个一个夹着尾巴逃跑了，他们怕厂里的人知道，怕挨黑打，所以悄悄地溜走，但是，厂里却有人知道他们要溜，特地去购买鞭炮来放，一是送瘟神，二是庆祝自己的解放。有人甚至拉出写了主席诗词“送瘟神”中的“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横幅来为他们送行。因为郝主任叫郝英贤，有人就给取名“好阴险”，由于葛大胡子叫葛汉卿，就有人为他取名“狗汉奸”。二人的确狼狈为奸，在工厂干了许多的坏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倒是恰如其分的。

　　这里补充一下，为何站在工厂大门口的那些人中，会有地主婆。原因是，有的干部把他在农村里日子不那么好过的母亲接来同住，想让她安度晚年。本也是一片孝心，无可厚非。哪里想到，运动一来，经群众揭发检举，把她的地主婆身份查出来了。先是在干部挨斗时被揪出来露一下脸，母子同挨批斗，后来就被关入牛棚，现在就提出她来，站在工厂门口挨批悔过。工厂还曾经发现过一个地主儿子，也是靠的人脸识别。当然不是现在的那种人脸识别技术。那是有一年，有位农村公社干部来厂公干，办完事后正巧是中午吃饭时间，所以接待的人就邀请他到大食堂吃饭。他突然对一位也来食堂打饭的年轻人特别注意，看了又看，表现十分吃惊的样子。还打听此人姓甚名谁是哪里的人？他回去后，跟村支书汇报了情况，还同支书一道再来厂了解情况。经过内查外调，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位同他们村里一位早已经被斗倒的恶霸地主样子完全相同的地主儿子给找出来了。原来，厂里这位年轻人，虽然三岁时就跟着舅舅长大，也不知道自己是地主儿子，却一直表现挺好，念完初中又上中等专业学校，还进了团入了党。毕业分配来厂后也是工厂的重点培养对象。谁会知道，他居然是一个地主儿！

　　最后说一下“好阴险”他们的“后来”。他们卖命执行极左路线，在工厂捅了那么大的篓子，给解放军丢了脸，回去还会有好果子吃吗？还能够连升三级，飞黄腾达吗？他们偷偷地从工厂溜走了，人还没有回到浙江，厂里许多人的控告信（还有些是联名的）就已经到了。所以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是却提前转业了。大多分到小的县城。地方上也不是吃素的，早打听到他们为何会提前转业的，所以也不可能给安排油水多的好地方，让他们继续吃香的喝辣的。这些情况都是特别关注这伙人的厂里曾经挨过他们整的人去打听来的，有的先前也曾经在他们所在的部服过役，还有战友在部队。也有人利用出差的机会专门去葛大胡子转业的县城看了看。我曾经问那人，见到大胡子没有？还那么神气吗？还不时举起他那个包包吗？受过高等教育，平时文质彬彬的他，居然骂了句，“阿拉才不去看那个狗日的，见了恶心！”在别人眼里和口里是这个样，还能说混得好吗？

　　还得补充几句，九十年代初，一位同事，也曾经当过我一段时间领导的施先生在上海的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去世了。他的家人为了纪念他，想出册纪念文集。特邀请我写写他在来厂后那些年的情况同遭遇。欣然从命的我，开始也感到为难。因为这是他前后二十年里，最悲催的二十年，无辜挨批、挨斗、挨打的二十年啊！委屈地被当成牛鬼蛇神关押在牛棚里的二十年啊！特别是在清查五一六的两年里，受到了多少鞭鞑和折磨啊！须知他原是上海交大的高才生，建国后参加了空军，是北京空司的年轻有为的参谋军官。

　　后来纪念文集印出来了，见到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意气风发，风华正茂啊！可怎么会想到，调来工厂后先还不错，搞职工教育工作。后又调到设计部门，负责新产品开发方面的工作，也十分认真。正在工作卓有成效时，文革开始了，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厂里也抓了个“四人帮”，总工，设计所长、书记，工艺科长等四人无一幸免。这下施先生的苦日子开始了。我虽然在厂里见到过揪五一六的过程，但对整个情况还是不甚了了，所以为了撰写关于施先生的经历，特地去拜访过一些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和当时参加清查的专案人员，也请人为我抄录了党委同厂办的纪要中关于清查五一六这段时间的文件。从而让我对厂里的清查五一六的情况有所了解。施先生在那段时间的经历同遭遇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用骇人听闻都远远不够。可以说，为了硬要将他打成五一六反革命，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他所受到的伤害，也是馨竹难书的，可以说是让你想活活不成，想死也死不了，痛苦万分，万分痛苦。

　　我在撰写他那时的遭遇时，想起了解到的情况，愤怒气愤地大拍桌子。没有想到，写好后交了卷，后来在印出来的文章中，我写的施先生在清查五一六期间的遭遇居然大部分给删掉了。他的家人想保留那几段话，但是，为了印出来不惹麻烦，还是听了好心人的建议，忍痛割爱了。有啥法，巴金想建立个文革博物馆，呼唤了几十年也没有开花结果，落实下来。你要如实说说文革十年，也不可以，更不能说文革中的那段特荒唐的历史。可惜的是，当年出来时，没有把我写的手稿带着，留在老家了，而后来，还被当成旧书旧报纸，一同卖给废品收购站了。

◇　补充

　　一，为了对当年清查五一六作些了解，我先后找当年参加专案组的人员同一些挨过批斗的人询问情况。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前者态度冷淡，不愿多谈，甚至有点讳莫如深的样子，而且一副老子有什么错？我当年是跟着主席闹革命，保护党中央，保护毛主席啊。还真有点像红卫兵打了人也不忏悔一样。所以我找了两三个人后就不再找了，反正态度和说法都一样。而那些挨过整的人却对我客客气气的，态度热情。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了，他们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的谈问题。说得也比较客观。当然，也挺感谢曾经在那个时候任工厂宣传部副部长的章先生，一个电话，他就将手头收集到的有关厂里清查五一六情况的资料复印件，派人给我送来了。

　　二，施先生早年在北京空司当参谋时，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可惜那年在反右运动中说了几句同情右派的言论，被打成内定中右，只好转业来到工厂。从此，种下了后半生埃整的根子。

　　三，施先生活了八十多岁，却有二十年埃批埃斗，关牛棚。并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点人物，甚至突破口。其受到的打击、折磨和苦难同压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四，施先生在八十年代再次获得解放后，调到成都一所大学。虽然从来没有学过计算机，甚至连计算机的ABC都不知，但因功底深厚，又精通英、德和俄语等三门外语，所以从头学起，很快就掌握了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先后编些出二十来种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同计算机语言的书籍，供大学生阅读学习。而且他开的课，也大受大学生的欢迎。倒真是夕阳红，晚年大放异彩。假如施先生受苦受难的那二十年能够像后来的二十年一样，会出多少成果啊！


《华夏文摘》第一七一七期（cm０３２４a），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