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在“九一三”事件中

舒 云

作者说明：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谜案。至今54年过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黑匣子等关键性证据仍然缺失（《昨天》编者注：对256号专机上是否有黑匣子尚存争议。参见本刊267期蒋健《“九一三”事件坠毁的林彪专机没有黑匣子》一文）。本文撰写时采访众多当事人，并引用了孙一先、康庭梓、邵一海、李德生等知情人著作，试图还原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生命中的最后10小时。本文初稿题为《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最后十小时》，原载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这次补充了作者近年来的采访与研究成果，并补充了全部注释。鉴于256号专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除起飞时间外，多数时间说法不一。本文根据客观事实有推断、分析，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1971年9月12日17时，潘景寅（空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接到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电话，要他驾驶256号三叉戟飞机，送林立果（林彪儿子、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到北戴河，9月13日早晨再将林彪送到广州。
对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来说，飞往北戴河只是一次训练飞行，但又不是普通的训练飞行，这是他第一次执行林彪专机任务。事后看，直到9月12日20时他驾机降落山海关机场，23时召开机组飞行后会议，安排9月13日6时起床，6时半吃饭……一切都还是正常状态。 （图为潘景寅生前在山海关留影）
可是，为什么机组休息后，他只叫三个机械师加油，而没有叫机组成员一起准备飞机？导致0点32分他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只带了两个机械师与一个特设师 ？
其实，只要了解飞行员的日常起居就可以理解了。充足睡眠是飞行员飞行前的首要任务，而机组成员刚完成一次飞行，才睡了不到两小时，潘景寅只是为了让机组成员多睡几分钟。
本文试图还原潘景寅生命中最后十小时的行踪。为查清来龙去脉，要往前追溯一段。

引进三叉戟飞机和林彪专机组的诞生

1970年6月，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3架二手英制三叉戟飞机，飞机全部由空军接收。潘景寅（空34师副师长，后改任副政委）是三叉载飞机引进工作的总负责人。100团抽调陈联柄（空34师100团副参谋长、林彪专机第一副驾驶）、康庭梓（100团三大队三叉戟中队中队长），103团从里-2和直升机飞行员中抽调4人；领航和通信岗位也相应抽调部分领导干部与基本成员，包括地勤人员在内数十人，由潘景寅带队到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民航工作人员一起，开始学习三叉戟飞机的地面理论并进行飞机的实际移交工作。
三架三叉戟飞机编号为250、252、254号。
潘景寅和陈联柄由巴基斯坦教员带飞。
1971年6月，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第四架三叉戟飞机。这架飞机编号256，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后引进中国的。巴基斯坦飞行员把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广州白云机场，仍由空军接收。
7月，康庭梓率机组奉命验收256号三叉戟飞机。机组还有担任256号主管机械师李平（100团三大队机务中队中队长）、特设师邰起良（100团三大队机务中队副中队长）等，空军司令部特意派了几名专业英文翻译。（上图为与林彪专机同型的三叉戟飞机图片，取自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为什么是康庭梓带队？此时，三叉戟飞机只有潘景寅、陈联柄、康庭梓三人放了单飞。 陈联柄正在紧张训练飞行员改装三叉戟 ，潘景寅是师领导，工作繁忙走不开，只能派康庭梓去。但他很不放心，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飞机检查，而是属于两个国家按照飞机交易协议的有关条款严格履行的重要程序，如果不能在交接中及时发现问题，一旦双方签字成交，飞机上发现的任何问题就要由中国方面承担。潘景寅向康庭梓交代了许多交接试飞科目时的注意事项，最后说：“要同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试飞一个高空的科目。”康庭梓问：“飞多高比较好？”潘景寅说：“12000米。看一看三叉戟飞机在12000米高度上的基本性能如何。”
四架三叉戟中，256号的质量最好，被确定为林彪专机。空34师修理厂夜以继日奋战近10天，还把另3架三叉戟的好零件拆下来，换到256号上。终于在1971年9月6日改装成符合林彪标准的专机。机身“PIA”（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被涂掉，喷上“中国民航”和“256”号的字样，机尾有一面代表中国的五星红旗。
可叹它的寿命只有短短的一星期。
潘景寅被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师傅”）推荐为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长，在官厅水库进行改装后的试飞。
9月7日，潘景寅驾驶256号三叉戟飞机试飞长春。为什么试飞长春？因为潘景寅大女儿潘鸶患小儿麻痹症，在长春军队医院治疗，顺便将她接回北京。潘景寅妻子孙祥凝在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潘鸶12岁，二女儿潘鹭11岁，小儿子潘鹏2岁。
潘景寅到了长春，情绪不好，有人问他怎么回事。潘景寅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 飞行员有一句行话：“起飞危险，落地困难。”据统计，飞机事故19%在起飞阶段，25%在飞行阶段，56%在落地阶段。为什么飞机降落时容易发生事故？落地是飞行员最难的技术之一。你想，几十吨重的飞机高速飞行产生巨大惯性，要让它平安接地并静止下来极其困难。尤其是飞机接地的一瞬间，不仅飞机姿态要好，而且落地要轻。有人总结飞行员有两大敏感，一是“眼睛”，二是“屁股”。飞行员操纵飞机落地，需要判断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以及飞机接地前的姿态；通过屁股的微妙感觉来判断飞机下沉运动的细小变化，及时发现和修正微小偏差。如果飞行员操纵不好，飞机轮子碰撞地面，甚至跳起来再次接地，不仅造成乘机者精神紧张，心跳加速，而且有可能导致飞机解体，机毁人亡。专机飞行中，做到安全降落是远远不够的，接地时如果首长屁股有震动感，飞行员得知后，即便冬季也会立马冒汗，自责不已。
1969年潘景寅飞山海关，正赶上雷雨，他瞻前顾后，怎么也对不准跑道。时念堂（空34师师长）在客舱，上去才把飞机落下来。 潘景寅改装三叉戟时已经41岁，脑力、体力大不如从前，而越重的飞机惯性越大，落地越困难。三叉戟飞机重近40吨，潘景寅的落地问题始终不理想。最终他在温都尔汗迫降失败，机毁人亡，除客观因素以及技术原因，不排除他落地时的心理障碍。

林彪专机进入待命状态

1971年9月8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要回北京，让准备五架飞机。过去都是这样，一架林彪专机，一架随行人员，一架警卫，一架电影机，一架载林彪专车。胡萍接到通知后，决定准备两架三叉戟飞机，一架是256号，飞行员是潘景寅、陈联柄；另一架是252号，飞行员是康庭梓和三大队大队长。
34师100团三大队下属三个中队，分别是苏制图-124、英制“子爵”号、英制三叉戟。三大队大队长以前是林彪专机“子爵”号机长，他也改装了三叉戟飞机，还没有飞出来。潘景寅、陈联柄、康庭梓组成林彪机组后，空34师再也没有飞行员能担任三叉戟飞机的机长了。
9月 9日上午，两架三叉戟处于待命状态。
三大队大队长告诉康庭梓，这只是专机任务中一般性打招呼。此外，他没有交代机组其他成员，也没有说航线和起飞时间。
潘景寅参加师党委扩大会时，用司令部专用训练纸写出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训练计划书》，师长时念堂什么也没有说，批了“同意”二字，并签上名字。 重要专机任务前飞行员都要进行技术训练，这是保证圆满完成专机任务的重要措施，不但可以使飞行员的技术与飞行任务自然连接，而且通过实际飞行，可以发现飞机是否存在问题。不过下达专机任务，并不等于立即执行。除送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外，专机并没有起飞的准确时间，也没有规律可言，有的任务甚至准备很久又被取消了。
潘景寅到100团三大队，没找到大队政委和李成昌（100团三大队领航副主任），在走廊上遇到康庭梓。在李成昌办公室兼宿舍，潘景寅点上一支烟，边抽边对康庭梓说：“252号专机任务撤销了，知道吧？”康庭梓说：“不知道。”“胡（萍）副参谋长亲自告诉我，256号专机任务要准备好，副统帅的任务要注意保密。以前都是‘子爵’号，现在改用三叉戟，说出去怕影响团结。”停了一下，潘景寅放慢了语速，“要保密嘛，你们大队政委总得知道，团政委也得知道，其他人嘛，我看就不要告诉了。什么时候起飞还不知道，可能会等上十天半个月，很难说。这样吧，这个星期日你就不要回家了。如果有人问，就自己掌握一下，说有事情要办就行了。”康庭梓问：“原来不是说有两架三叉戟飞机待命吗？”“现在只要一架了。”“机组还有谁？”“飞行员还有陈联柄，领航员是你们大队的李成昌，陈松鹤担任通信员（100团通信副主任）。”“他们都知道吗？”“由我通知他们，你就不要管了。”“机械师都是谁？”潘景寅肯定地说：“李平、邰起良、张延奎（100团三大队机务中队机械师）。还有什么问题吗？”康庭梓表示没有了。这时李成昌进来，潘景寅叫康庭梓去找机械师李平，他则单独向李成昌交代任务。
9月12日上午，潘景寅列出上报胡萍的林彪专机组成员名单：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特设师邰起良，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空中服务员魏秀玲（女）。
256号确定为林彪专机时间不长，9月6日改装完成才选拔机组成员，都是100团最拔尖人物，团党委提出意见，报师党委批准。
12时10分，空军学院将军楼（林立果据点之一）一切正常，陈伦和（空司翻译）向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处长）要了11人的午饭，要求12时30分准备好，林立果等三位首长的饭送到将军楼，其他人到食堂吃。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 毛泽东突然抵达北京丰台站。这是毛泽东专列第一次在丰台站停留。
此前的9月11日13时12分，毛泽东专列离开上海。当晚22时，林立果从王维国（上海空4军第一政委）的电话中得知，他制定的杀毛计划（第一方案）失败了 。但是他并没有启动第二方案（南下）或第三方案（北上）。因为按惯例，毛泽东专列不会马上回到北京，它会在济南、天津等地停留。然而，毛泽东专列突然回到北京……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乱了阵脚。
林立果立即要256号三叉戟飞机，紧急飞往山海关。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行踪极其机密，林立果10个小时后才获知他离开上海，为什么这么快就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了呢？
是叶群告诉林立果的。这又非常蹊跷：叶群在北戴河，她怎么知道的呢？
是汪东兴打的电话。
1980年审理“两案”，胡萍、关光烈（第127师政治委员）因所谓“资敌罪”被判重刑， 而汪东兴电话泄密直接导致“九一三”事件，却连提都不提，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一样。

林立果决定分头“南下”广州

1971年9月12日16时10分，从空军学院将军楼（林立果据点之一）车库急匆匆开出一辆伏尔加，司机周宇驰，副司机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处长），林立果在后座。 他们很快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据点之一）。
林立果和叶群通电话，决定执行第二方案：“南下”广州。
兵分两路，林立果带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飞山海关，次日早上携林彪、叶群到广州。周宇驰留在北京“总指挥”，由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组织有关人员拉一个“南下”名单，分发武器，次日早上从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同时“通知”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一起走。如果他们不从就“绑架”。

潘景寅生命中的最后十小时

1971年9月12日16时30分
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的胡萍接到周宇驰“有紧急情况”的电话，十几分钟后，他坐车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周宇驰开门见山：“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9月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现在把立果送到北戴河。”
胡萍为什么接受周宇驰命令，这不是颠倒上下级关系了吗？
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周宇驰是吴法宪派去辅佐林立果的“师傅”，他传达的是林立果命令。吴法宪对林立果都俯首贴耳，谁敢不言听计从？
可是，胡萍连打三个电话，却没有找到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
平时没有飞行任务时，潘景寅几乎不出西郊机场，办公室和家两点一线。星期日他也不在家，嫌孩子吵闹，总是到办公室看书学习，也顺便练练字。可是，紧急时候怎么找不到他了呢？老潘妻子孙祥凝说：“老潘拿着一堆书报出门了，不在办公室吗？” 潘景寅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师值班室也不知道潘副政委去了哪里。胡萍有些生气，“明明说好待命，怎么人也找不到了？”
此时，潘景寅正在场站理发室理发。
他在办公室看了一会儿书，觉得很累，怕夜里再有飞行，决定抓紧时间睡上一觉。飞行是一项繁重的脑体并重的特殊劳动，几十吨重的飞机在天上无依无靠，全凭飞行员高度专注地操纵。飞行员不仅劳动强度大，对生理和心理要求也极高，七情六欲、疾病、疲劳、焦虑等，都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力。如果没有休息好，稍一走神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所以，飞行前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飞行员睡好、吃好和心理平衡，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证。为强迫自己进入睡眠状态，潘景寅服了两片安眠药，准备理完发回家睡觉。 没想到他还没有走出理发室，紧急飞行任务就来了！
胡萍通知潘景寅立即做好飞行准备，并亲自驾驶256号三叉戟飞机，19时将林立果送到山海关机场。
潘景寅到龙振泉（空34师参谋长）办公室，对他说：“我要出差，出任务了，你别跟他们说。” 之后潘景寅回到家，妻子孙祥凝和两个女儿正在包饺子，要给他煮一锅。潘景寅顾不上吃饭，拿起飞行包就往外走。他没说去山海关，老孙也没有问。临出门潘景寅说：“今晚可能回来。” 专机从来不在山海关机场过夜，都是“卸下”首长连夜返回。对于三叉戟飞机来说，300公里外的山海关机场很近。
但他完全想不到，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12日18时，胡萍要求发训练预报，代号252
胡萍给尚登峨（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打电话，说256号三叉戟飞机19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代号252。 胡萍又给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空34师航行调度室主任）打电话：“今晚起飞的三叉戟是256号，使用252代号，知道就行了。”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专机，252号三叉戟飞机是客机。发训练预报不报专机号，主要是为了专机安全，这是专机飞行的惯例，但“九一三”事件后却成了胡萍的罪状之一。
按以往经验，这个时候很少有专机任务，留在机场值班的康庭梓到空勤灶吃饭。飞行员吃饭是除睡觉外第二等重要的事情。飞行员的伙食标准每月70元，相当于21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空勤灶实行供给制，不用飞行员掏钱。康庭梓打上蒸饺、鸡蛋汤、小菜和糖果。还没有吃上两口，100团三大队值班员出现在空勤灶门口，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喊：“康庭梓，有紧急任务，马上跑步到团会议室。”
康庭梓扔下饭碗就往宿舍跑。他换上皮鞋，拿了飞行包，还多拿了一条棉毛裤。路上机械师李平对他说：“康中队长，潘副政委让加16吨油。”康庭梓以为就是到山海关机场接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来回12吨油就足够了，加这么多油干什么？这个油量可以从北京飞到广州了，他并不知道第二天一早要飞往广州。
领航员李成昌家在西郊机场，他正在家中吃饭。接到命令他放下饭碗，立即跑步到飞行员宿舍，换上飞行服。床上乱七八糟，也没有顾得上收拾。
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信员陈松鹤也都到了。通常机组到齐后，由主管领导简单讲话，然后到调度室、气象台办理飞行手续。如果情况紧急就直奔停机坪，做起飞前的各种准备，随时待命起飞。 这次专机任务的机长潘景寅是师领导，重要决策要等他决定。
潘景寅穿着夏季布飞行服，腋下夹着咖啡色皮制简易航行资料包进来了。他神色正常，刚理的寸头很精神，康庭梓注意到他没有带随身用品。潘景寅说：“你们先到外场值班室要个车等着，我随后就到。”外场值班室设在100团大楼西边约50米处，那里已经停着一辆中型面包车。安治梁（100团政治委员）和机组四人上了车，潘景寅也赶到了。
面包车开到跑道中间的滑行道口，三大队地勤人员正往机场方向跑，潘景寅将头伸到车窗外，摆手让他们回去。面包车顺着第五滑行道口穿过跑道，驶到三叉戟停机坪。这里停着四架三叉戟飞机，256号三叉戟飞机周围人头攒动，地勤人员正在忙碌，林彪机组的两名机械师和一名特设师也在其中。
一辆油车停在256号三叉戟飞机前，加油管连接油车与机翼下方的加油孔。油车马达轰鸣，靠油车压力将燃油源源不断输入飞机。这是三叉戟特有的压力加油，又快又省力。其它飞机则要爬到机翼上面打开油箱盖，用重力加油方式。三叉戟飞机右后方停着专用起动车，提供起动飞机发动机足够的压缩空气。机身左边连接着电瓶车。为节约飞机上的电力，在地面检查飞机特种设备时通常使用外接电源。

9月12日18时22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
陈联柄通知：“252（实际是256）号19时来，和其他不联系。”

9月12日18时30分，李万香报告北京来一架专机
佟玉春（山海关场站参谋长）接到李万香（山海关场站调度室值班员）报告，北京来一架专机。佟玉春负责专机保障，他立即到现场指挥，左等右等专机仍没有起飞。

9月12日18时30分，256号三叉戟只加到15吨油
康庭梓第一次执行林彪专机任务，对加16吨油心中不安。三叉戟飞机重近40吨，多加一吨油，就会增加一吨的惯性力。9月7日他驾驶252号三叉戟飞机送林豆豆等人去山海关机场，落地时发现机场跑道不平，多余油量会增加飞机落地的不安全因素。在对飞机全面检查时，康庭梓把这件事告诉了陈联柄。陈联柄的反应更加强烈，他认为300公里航程加这么多油没有必要。
机械师李平向站在飞机下面的潘景寅报告：“潘副政委，油车内的油料全部加完了，只有15吨，还差一吨，要不要再叫一辆油车？”潘景寅还没有回答，陈联柄抢先说：“有15吨油足够了，加那么多油干什么？”潘景寅欲言又止，只说：“算了，别叫油车了。”

9月12日19时，林彪专机并没有起飞
天逐渐暗下来。机组接到紧急任务闻风而动，立即进入一等战备，用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有条不紊的程序，进入起飞前的最佳待命状态。
可是，乘机者却没有来，紧急任务不紧急了。
潘景寅没有吃饭，机组成员也大都没有吃好饭。潘景寅叫空勤灶把饭送到停机坪。机组成员在256号三叉戟飞机下吃完饭，潘景寅把驾驶、领航、通信人员叫到一起，说：“今天晚上我们使用252飞机代号。”康庭梓说：“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呢。”飞行手续包括到航行调度室领取《航行通知书》。通知书注明机长姓名、技术条件、航线、飞机代号及航线沿途机场活动情况等，机长要在《航行通知书》上签字，还要到气象台了解航线的天气情况，领取天气资料，查看高空气象图等。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重要专机任务保密很严，各个部门都会大开绿灯，机组成员再没有提出疑问。

9月12日19时30分，林立果等人上了256号三叉戟
机组成员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二十分钟，跑道东边候机室方向有灯光向停机坪移动。机场内没有灯光，汽车大灯格外显眼，眼看着它朝着一、二大队的伊尔-18停机坪去了。灯光在伊尔-18飞机停机坪兜了一圈，才拐到256三叉戟飞机这边。原来“司机”陈伦和慌慌张张找错了地方。其实根据256号三叉戟飞机的灯光，就可以找到即将起飞的飞机。陈伦和快速驶到256三叉戟跟前。在地勤人员帮助下，刘沛丰卸下一堆箱包，留在原地看守。陈伦和驾驶蓝色伏尔加返回，他本应倒车离开三叉戟机头，沿前面的滑行道开走。可是他却从左机翼下飞快右转钻出来，差一点与左机翼相撞，吓了康庭梓一大跳。
刘沛丰卸下的这堆箱包，有外表精致的小箱子，也有普通小提包，大大小小总共20多个。在场的人都帮着传递到客舱。这20多个箱包，除刘沛丰带到北戴河的四个小包，在山海关机场都没有卸下来。四个小包又被刘沛丰再次带上256号三叉载飞机。叶群也准备了一堆箱包，放在她的专车后背箱里。但她是坐林彪“大红旗”走的，她的箱包就没有上飞机。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以及机组成员的航行资料包，如果没有烧毁，都被蒙古或苏联人拿走了。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没有从坠机现场拿走一件遗物。
刘沛丰问正在飞机上忙碌的特设师邰起良：“我坐在什么地方？”邰起良指着中舱说：“坐在中舱。”首长在前舱，一般工作人员在中舱或后舱。借着飞机通电时的灯光，康庭梓看见潘景寅正和坐在中舱桌前的刘沛丰说话。这期间，刘沛丰问康庭梓：“这里能往外打电话吗？”康庭梓说：“直接往外打不行，要通过机场总机。”刘沛丰没有下飞机去打电话。

9月12日19时30分，林立果从工作梯爬上三叉戟飞机
林立果开着蓝色伏尔加回来了，停在256号三叉戟飞机左侧。林立果和戴眼镜的程洪珍，以及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小张、小袁下车。两个女兵的新军衣显得有些肥大。林立果向陈伦和交代一番，让他把蓝色伏尔加开走了。
三叉戟飞机舱门离地面两米多，上下需要借助卡车专梯。因为是临时飞行，又要保密，卡车专梯并没有开过来，林立果等人顺着飞机自带的工作梯爬上飞机。

9月12日19时40分，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
这是256号三叉戟飞机改装专机后第一次正式飞行。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按规定做好开车前的各项检查。机械师收起工作梯，关好舱门。潘景寅、陈联柄将耳机戴在头上，打开驾驶舱顶部的电台开关。潘景寅通过左前方活动窗口，向地面举手示意，请求开车，得到允许后，他打开起动开关，飞机尾部传来发动机点火后逐渐增大转速的轰鸣声，机身轻微震颤。按照程序规定，三台发动机起动完毕，地勤人员迅速将连接飞机的电源车和起动车断开，并迅速排成一字队形，站在三叉戟飞机右前方行注目礼。
专机师规定，专机起飞，100团领导必须到场。陈晋忠（100团团长）正在苏联接飞机，安治梁和李克修（100团参谋长）前来送行——“九一三”事件后他们只因送行这一件事就被关押审查。
安治梁是保卫干部出身，抗拒逼供信，被关在单人牢房整整8年。
潘景寅担任100团团长时，与安治梁搭档，彼此配合愉快。他对安治梁说：“老安，接到任务前我吃了两片安眠药，想抓紧睡一觉。没想到任务也到了。”这话潘景寅没有对陈联柄说，他们是同年兵，关系有点微妙。潘景寅职务比陈联炳高出好几级。陈联柄文化低，心直口快，嘴边没有“哨兵”。但他大胆果断，动手能力强，飞行技术比潘景寅好。安治梁悄悄把潘景寅服安眠药的事情告诉了陈联柄。飞行前飞行员服安眠药是大忌，搞不好要出飞行事故。但此时箭在弦上，潘景寅没有提出换人，安治梁也不好建议，他只能私下嘱咐陈联柄必要时关照一下。
陈联柄按照开车后的检查程序，念着检查目录。每念一项，负责检查此项者必须准确回答电门、杠杆、开关、指示灯等正确位置。确信开车后的检查正常无误，陈联柄关掉驾驶舱顶部照明灯。此时驾驶舱内能见度极差，所有仪表及设备开关都只有微弱红光，熟练使用者才能分辨。这是夜间飞行的特殊要求，驾驶舱内不能有任何刺眼的光线干扰，这样飞行员才能根据机场五颜六色的灯光信号，准确操纵飞机起飞。
西郊机场此时只有256号三叉戟飞机活动。塔台传来命令：“向北起飞，检查好，可以从一号滑行道进入跑道。”陈联柄伸手打开副驾驶舱顶的灯光电门，放在“滑行”位置。飞机前方出现一道明亮光柱，刺破西郊机场的黑暗。地勤人员用手电筒照向地面，向着飞机前方摆动，示意可以滑出。潘景寅右手握着三台发动机的油门把柄，慢慢向前推动。飞机摆脱巨大的静止惯性，晃动着庞大机身，开始沿着滑行道向跑道南端徐徐开进。刚移动的飞机出现减速，潘景寅双脚踩向刹车，这是飞行员的操纵习惯，检验飞机的刹车功能。随着发动机马力加大， 256号三叉戟飞机离开停机坪，右转弯90度，将停机坪上的一排飞机甩在身后。无线电罗盘准确指向跑道南端4000米处的电台方向。通信员陈松鹤头戴耳机，坐在领航员李成昌后面，正与军委空军对空台联络，随时报告飞行情况。机械师李平坐在副驾驶后面的机械师专椅上，面向飞机右侧操纵机械，认真监视飞机发动机各主要系统的运行情况，并随时根据机长潘景寅指令，完成机械配合动作。
潘景寅以熟练的动作，通过飞机仪表和信号灯，判断和把握整个飞机的运转，驾驶三叉戟飞机徐徐滑进跑道南侧。然后他用右手把三台发动机的油门推向最前端。三叉戟飞机像离弦的箭，呼啸着飞过颐和园昆明湖上空。
这次短途飞行，虽然潘景寅吃了两片安眠药，但始终是他在驾驶飞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陈联柄有政委安治梁嘱托，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起飞时飞机倾斜度大了一些，飞机抖动不止，桌上的茶杯滑下来，摔碎了一两个。两个女兵第一次坐专机，吓得够呛，以为要摔飞机了。 飞行后讲评会小魏有检讨，没有固定好茶杯。 陈联柄没有“揭发”潘景寅服了安眠药，毕竟安全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了。

9月12日20时，邰起良到驾驶舱传达林立果三件事
飞机在空中飞行，机组成员都在各忙各的。驾驶舱只有两个飞行员座椅，没有康庭梓的位置。他坐在客舱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林立果和刘沛丰坐在中间客舱说话，发现有人在看他们，两个人同时把脸转过来，死死地盯着康庭梓，看了好一阵子。康庭梓如芒在背，顿时不自然起来，这是他执行任务以来不曾遇到过的瞬间感觉。
航程接近一半，邰起良到驾驶舱传达林立果交代的三件事，“首长让我问一下，机组都谁来了。”陈联柄说：“老的都来了。”“山海关调度室有保密电话吗？”康庭梓看机组无人回答，说“有”。他指的是李海彬调度室，那里有三部电话，一部是机场内部电话，还有两部专线保密机，一部通北京，另一部通北戴河96楼（林彪别墅）。刘沛丰说的第三件事是通知机场准备一辆汽车。 北戴河在山海关机场西南40公里处，林立果慌乱中没有通知北戴河接机。
快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程洪珍说：“明天早上7时，首长（林彪）要和‘协和号’（黄永胜）通电话，你要把机场的保密电话机准备好。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林立果的口气有些威胁，吓得程洪珍连连点头。林立果接着说：“下飞机后，要了解一下飞机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这些你当秘书应当懂得。还有给小张、小袁一人一支手枪，找个没人地方教她们使用，明天让她们上北京来的伊尔-18，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下飞机后，你们把我的行李归拢一下，免得明天和‘子爵号’（叶群）的东西弄混了。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林立果这话说明，他这时还是准备明早飞广州。

9月12日20时15分，潘景寅驾机平安降落山海关机场
林立果以首长身份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成员一一握手。他对潘景寅说：“明天首长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刘沛丰避开机组成员，塞给程洪珍两把手枪，然后提着四个包，和林立果下了飞机。他们等不及北戴河来车，要了机场的吉普车走了。开到半路，才换上前来接他们的专车。
程洪珍和两个女兵把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挪到一边，下了飞机。因为第二天还要坐飞机，两个女兵没有拿军用挎包。后来程洪珍发枪，两个女兵没有地方放，又返回飞机拿军用挎包装枪。这时，机组成员还在飞机上忙碌。

9月12日20时20分，潘景寅要求把油加到17吨
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机场，位于秦皇岛市东北不远的海岸线上，跑道呈东北-西南方向，与海岸线方向大致平行。林彪到北戴河后，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山海关机场的飞机都转场了。机场除了刚落地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还有一架103团的伊尔-14飞机，当天早上它从南苑机场飞到西郊机场，又飞到山海关机场。乘客走后，李海彬接到命令，暂时不让他们回北京，可能还会有别的任务。机组成员吃完中饭，被安排在招待所休息。
根据林立果交代，256号三叉戟飞机明天早上还要飞行，那当然不能返回北京了。潘景寅对李平说：“待会儿把油加到17吨。”康庭梓认为加这么多油，肯定不是回北京，他就插了一句：“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潘景寅答非所问：“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研究航线是机组中领航、通信、驾驶三个主要岗位人员飞行前的主要专业活动，解决飞机从甲地到乙地的技术问题，包括起飞加入航线的方法，航线飞行高度，空中如何保证航线准确，各个阶段预计飞行时间及各种特殊情况处理方案，通信联络中注意的问题，到降落机场后正常穿云落地的方法等。可是，潘景寅召集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研究航线时，却没有叫上康庭梓。康庭梓猜测可能是自己对加油问题敏感了，潘景寅有意回避，避免他在众人面前再提加油的问题。
专机一般两个飞行员就足够了，康庭梓本来是要到庐山疗养的，潘景寅要他来，是因为他是师领导，除飞行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对三叉戟飞机座舱设备的具体位置及使用方法有时记不清楚，需要副驾驶及时提醒。 这一次飞行断送了康庭梓的飞行生涯，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机械师李平对加17吨油格外重视，他把油车叫到停机坪，并按规定对车内燃油留样封存，以备发生意外有调查的依据。没想到加油时又出了问题，三叉戟飞机自从1970年引进中国后，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因此也没有在山海关机场加过油。山海关机场的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嘴不配套，不能在机翼下方插入加油孔把油直接加进中央油箱，只能由机械师爬到机翼上重力加油，这样加油时间就会缓慢很多。
潘景寅考虑这么晚了，明天一大早还要飞行，要保证飞行安全，必须保证机组人员充足的睡眠。且飞机过夜也不能加那么多油，尤其是三叉戟飞机的机翼内壁就是油箱。飞行时油箱重力被升力抵消，而长时间停放机场，没有升力，只剩下重力，过多油量会持续压迫机翼，导致安全隐患。潘景寅沉思片刻说：“那就不加了，明早再说吧！” 这个举动说明他只知道9月13日早上有飞行，并不知道9月12日半夜有紧急飞行。

9月12日21时多，256号三叉戟飞机移交机场警卫
飞行后机组成员必须对三叉戟飞机进行例行检查。如果在本机场，会有很多地勤人员帮忙，而在外机场只能靠三个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帮忙打杂。发动机是机械师检查的重点，康庭梓帮助张延奎给发动机加润滑油，陈联柄等人帮助塞“眼”。机身外表有许多与大气相通的仪表小孔，飞机过夜必须用特制塞子将所有的小孔堵起来，否则一旦钻进小虫子，有关仪表就可能出现故障，影响飞行安全。飞机活动的舵面，例如方向舵、副翼等，也要用特制夹子固定，防止夜间被大风吹坏。起落架要插上销子，防止自动收起。发动机进气道也要堵上，两侧发动机还要盖上蒙布等。飞机高处，需要两个人配合，机组人员一齐动手，终于塞好飞机上所有的“眼”。机械师锁上飞机，交给山海关场站保卫人员。
飞机通常由警卫战士看守，重要专机由排以上干部看守，当晚警卫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都是海军排以上干部。

9月12日21时30分，潘景寅到李海彬调度室
飞机交接完毕，场站领导考虑机组九人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吃好晚饭，特意开来一辆中型面包车，拉他们到空勤灶吃饭。程洪珍和两个女兵也在这里吃饭，快吃完了，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两个女兵各背一个军用挎包。程洪珍得知她们从陈伦和那里学过手枪，就传达林立果指示：“明天还有一架飞机来这里，是周（宇驰）副主任坐的伊尔-18。明早走时，你们可能上那架飞机，也可能上刚才来的三叉戟。如果上这架飞机，上去后听李伟信处长指挥。今天听我指挥。”然后程洪珍遵照林立果命令，到李海彬调度室试验保密机通话，声音清晰。
潘景寅吃完饭，也来到李海彬调度室看全国气象图。程洪珍问潘景寅：“飞机维护好了吗？”潘景寅肯定地说：“维护好了，不会有问题。”程洪珍又问：“飞机警卫好了吗？”潘景寅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机场的人可聪明了，看到什么飞机来了，就知道派什么人警卫。”程洪珍这几天累得够呛，光顾为林立果服务了，忙得连牙具都没有带。他看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就回房间睡觉去了。

9月12日21时50分左右，林豆豆请求8341部队保护林彪
林豆豆（林彪女儿、《空军报》副总编辑）对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姜作寿说：“我们副团长张宏（8341部队副团长）在这里，我叫他来。” 林豆豆本意是想让8341部队阻止林彪出走，但是8341部队怎么可能擅自行动呢？他们必须向上级报告。
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得知这个情况后，报告周恩来。256号三叉戟飞机属空军，山海关机场属海军，周恩来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要他们查问山海关机场是否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并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队密切注意新的动向，随时报告。

9月12日22时40分，潘景寅结束机组飞行后会议
机组成员的房间由中队长康庭梓分配。潘景寅是师级干部，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空中服务员小魏和两个女兵合住一间，剩下机组七人安排在停机坪边上的一栋平房里。最东边第一间是李海彬调度室，东边第二间是程洪珍，东边第三间有三张床，分给机械师李平、张延奎和特设师邰起良。东边第四间是康庭梓和领航员李成昌；东边第五间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和通信员陈松鹤。
飞行后还有一个讲评会。潘景寅没有来，康庭梓问陈联柄：“现在休息如何？”陈联柄说：“潘景寅不来，咱就睡。”短短几十分钟的飞行也没有更多要说的，讲评会不开也罢。几分钟后，潘景寅来了，机组成员集中到机械师房间。潘景寅说：“明天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胡副参谋长指挥就行了。”机组成员最关心的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机场等心中有数，纷纷疑问：“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飞行沿途的地面保障怎么办？”“明天怎么看天气？”潘景寅说：“咱们不用管，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听他们的。”然后他交代：“明天6时起床，6时半吃饭，然后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抓紧时间睡觉吧。”康庭梓睡前问同屋的领航员李成昌，“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李成昌说：“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

9月12日23时，潘景寅在李海彬的临时调度室
机组成员从18时一直忙到22时多，也都累了，明天一大早还有飞行任务。睡觉是飞行前最重要的事情，几个房间都很快熄灯。潘景寅没有休息，他在康庭梓的门外问：“副中队长小王回来恢复飞行没有？”“白天恢复飞行了，夜间还没有。”康庭梓一边起床一边回答。
飞行员有规定，飞行必须连续，一段时间不飞就生疏了，必须进行恢复飞行技术的训练，否则错漏忘就可能威胁飞行安全。小王到西安学习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恢复飞行训练，是不能执行飞行任务的。隔壁陈联柄说：“三大队大队长就是一把手。”他的意思是小王如果没有恢复飞行，大队长可以执行飞行任务。潘景寅没有再问，康庭梓也就没有开门出去。
安排飞行任务本是西郊机场的事情，看来北京和潘景寅通了电话。第二天早上林立果还安排5架飞机直飞广州，一架三叉戟飞机，一架伊尔-18飞机，一架安-24飞机，一架安12货运飞机（准备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五架飞机（包括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名单也安排好了。 因为周恩来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100团就没有通知下去，否则这一批飞行员也都会受到“九一三”事件牵连。
潘景寅一直待在李海彬调度室。他除了接几个电话，就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留下满满一缸烟灰。 熬夜是飞行员大忌，潘景寅明知几个小时后还要飞行，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睡觉呢？难道是他的两片安眠药劲过了，他睡不着？
李海彬也不能睡觉，陪首长熬夜。潘景寅话极少，李海彬也不敢有更多话题。潘景寅死在国外后，李海彬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了。他只知道潘景寅接了几个电话，并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从潘景寅的只言片语中，他也搞不清在讲什么事情。北京方面反复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李海彬感觉到了异常，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潘景寅会飞出国境。
每年夏天只要林彪到北戴河，空34师就专门派调度室主任或副主任到山海关机场值班。本来这次是调度室副主任来的，他临时有事，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就来了，赶上了“九一三”事件，成了“重点案犯”。空34师技术人员中只有两个人被关进秦城监狱，一个是陈士印（空34师直升机大队副大队长，周宇驰劫持的直升机上幸存飞行员），另一个就是李海彬。在押期间，李海彬妻子因车祸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他欲哭无泪。
1980年陈士印被免予起诉，李海彬被无罪释放。

9月12日23时，周恩来分别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
周恩来先给吴法宪打电话：“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吴法宪说：“没有。”“究竟有没有？”“绝对没有。”“还是要查一查。” 吴法宪说得这么肯定，他忘记他已经放了权。胡萍说，林彪在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来往的飞机。过去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以训练名义；还交代林彪要专机就不要通过他了，你直接安排，注意保密。
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9月12日23时05分，吴法宪、李作鹏分别查问三叉戟
李作鹏打电话给山海关场站调度室，“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的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什么时间落地的？”“20时15分。”“飞机走了没有？”“没有走。”“好了，就问这件事。”
吴法宪打电话给胡萍：“今晚到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你们怎么搞的？”胡萍说：“是飞机改装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为什么要飞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吴法宪要求飞机立即调回北京。5分钟后，胡萍打来电话，说：“飞机发生故障，正在检修。”吴法宪要求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周恩来听了吴法宪的报告后说：“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吴法宪电话告诉胡萍。
西郊机场在场人员的回忆不一样，胡萍不是打电话报告吴法宪，而是当面向吴法宪报告：“山海关三叉戟飞机的油泵坏了，现在正排除故障，飞机不能起飞。”吴法宪一句话也没有说，急得团团转，回小电话间打电话。在场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谁也不敢说话。 吴法宪走出电话间，对时念堂说：“周总理让马上派一架伊尔-18飞机飞往山海关机场。”时念堂立即给100团打电话：“马上准备一架伊尔-18飞机，机组带上飞行用具，跑步到候机室待命。”可是待命到天亮机组也没有派上用场。
胡萍从候机室回到办公室，给周宇驰打电话，告诉他周总理正查问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林立果临走前讲中央两条路线斗争很紧张，要提高警惕。胡萍不知道指的是谁，只知道庐山会议上吴法宪表现不好，还是离他远一点。胡萍返回候机室，用保密机对潘景寅说：“吴法宪两次查问256号，要你们回来。你就说试飞。问谁安排的，你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不知道。如果问训练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你听明白了吗？”潘景寅连声说：“好的，好的，明白。”

9月12日23时10分左右，周恩来与吴法宪的电话
周恩来对吴法宪说：“叶群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还没有调，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胡萍因病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吴法宪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后，请示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周恩来派杨德中“陪”吴法宪一起去西郊机场。

9月12日23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
周恩来说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他不要来，说“林彪同志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 后，他接通李作鹏的电话，十分平静地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北戴河那位（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9月12日23时40分，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北上”
林立果放下电话，慌忙和刘沛丰去找叶群，然后他们一起去林彪客厅，由叶群出面说服林彪去大连。

9月12日23时44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
李（作鹏）政委了解飞机号码，答“256”。请示李（海彬）主任，改“252”。
这个记录上，前一句是周恩来打电话问李作鹏山海关机场三叉戟飞机的号码，李作鹏打电话询问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后，报告周恩来“256”。几分钟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来电话更正为252，李作鹏再次报告周恩来。

9月12日23时45分，8341部队派吉普车去山海关机场
刘吉纯（警卫科副科长）到8341部队二大队部报告：“林彪马上要走。” 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商量，决定让于仁堂（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带几个人乘吉普车到山海关机场，阻止飞机起飞。

9月12日23时50分左右，林彪对内勤陈占照说去大连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从林彪客厅出来，林彪打铃叫陈占照来，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过几天再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陈占照看见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沙发上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

9月12日23时54分，周宇驰告诉潘景寅“首长出发了”
总机接转长途电话会记录话单，包括通话双方、通话起止时间等。北京到山海关机场是长途电话，应该有案可查。但是，“九一三”事件后，空军总机的话单被烧掉了，查不出是谁给潘景寅打的这个电话。
林彪别墅有直通李海彬调度室的保密机电话，但是林立果不可能打，因为：
一、林立果以“首长”自居，加油这样的具体工作不是首长考虑的范围，他只是决定走与不走，至于飞机是否加油，那是“司机”的事情。
二、林立果急着赶往山海关机场，他临走只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三、潘景寅接听这个保密机电话时，林立果已经出发了。
这个保密机电话是北京打过来的，但不是胡萍。因为：
一、胡萍并不知道林立果“北上”。
二、周恩来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后，胡萍只给周宇驰打过一次电话。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后，胡萍吓坏了，屡屡示意用手抹脖子（杀头）。他不敢再使用电话，两次叫孙福荣（空34师服务队副队长）到工字房向周宇驰口头传话，说“他现在打电话不方便”。
北京只有周宇驰知道“首长北上”，所以只有他能告诉潘景寅。因为：
一、周宇驰被林立果任命为北京“总指挥”。
二、周宇驰和潘景寅是老熟人，他们都曾是空军第一航校宣传科干事，同一批选飞，潘景寅选上，周宇驰因身体不合格淘汰。
三、周宇驰建议潘景寅改装三叉戟飞机，成为林彪专机飞行员。
四、256号三叉戟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是周宇驰把胡萍叫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下达的命令，并让他准备四架飞机，第二天和256号三叉戟飞机一起飞广州。 此时周宇驰知道胡萍被“困”住，直接用电话通知潘景寅：“首长已经出发，正赶往山海关机场。”至于加油这样的技术活，也不是周宇驰这类“首长”考虑的事情，有20年飞行经验的潘景寅自然知道飞行前该做哪些准备工作。
潘景寅让李海彬要油车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两吨半。”李海彬说：“那要一个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 前两次加油都没有加够，西郊机场加油差了一吨，山海关机场加油因为油嘴不配套干脆没加上。潘景寅决定要两个油车，一是怕油车的油不够，二是两个油车分别给左右机翼加油，可以更快一点。

9月12日23时55分，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加油
李海彬给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打电话，要两个油车给256号三叉戟飞机加油。
与此同时，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加油。
潘景寅为什么没有叫机组全体起床呢？推断：
一、西郊机场起飞时，潘景寅就是先叫机械师加油，后通知机组其他成员的。
二、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至少40分钟，按以往经验，首长出动，车水马龙。即便首长到了机场，也不是马上起飞，迎来送往总要喝口茶说句话什么的。林立果说19时从西郊机场起飞，机组成员18时就以一级战备姿态紧急出动，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结果拖延到19时40分才起飞。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说第二天早上飞，现在又半夜来机场，什么时候起飞还不知道。
三、潘景寅下午吃了安眠药，一夜未睡，飞行指望老陈和小康，让他们再多睡一会儿，哪怕多睡几分钟也好。睡眠对飞行员来说至关重要，尤其飞行前夜，更是飞行员第一位的任务，不仅不准熬夜，而且必须按规定睡够8小时。飞机失事调查，首先就要检查飞行员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飞行员工作能力降低或丧失，可能是最终变成事故的紧急状态发生的直接原因。
潘景寅只叫三个机械师加油，说明他只知道首长从北戴河出发了，但什么时候走并没有说，没必要都叫起来“陪绑”。机组成员刚完成一次飞行，才睡下1小时15分钟，有效睡眠时间顶多一小时。如果再一推再推起飞时间，被埋怨事小，机组成员没有休息好影响飞行事大。

9月12日23时55分，林彪的“大红旗”已经出发
林彪“大红旗”开到林彪客厅门外，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边。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林彪的穿衣戴帽是内勤的工作，但是叶群没有让内勤进屋，所以林彪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林彪走过内勤门口问：“东西都装车了吗？”陈占照说：“没装车。”林彪没再说什么，也没有停步，钻进了汽车。陈占照立即给林豆豆打电话，说：“他们都走了，什么都没带。”

9月13日0时，周恩来说林彪要逃跑
人民大会堂服务员走到李德生身边，轻轻对他说：“总理请你。”9月12日2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报告，黄永胜、李德生等人出席。周恩来接到张耀祠报告后，到东大厅北小厅处理此事，与会者则在会议厅等候（外面的人不许进去，里面的人不许出来）。周恩来对李德生说：“现已查明，空军有一架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林彪要乘这架飞机逃跑，主席已经知道，并且作了指示。你的任务是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我坐镇指挥。发生重要情况，必须立即用电话向我报告。”

9月13日0时03分，8341部队奇怪电话要求卡住小轿车
北戴河保密电话响起，李海彬拿起电话。一个男声急促地说：“我是8341部队宋定忠，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说完就挂了电话。李海彬被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搞得不知所措，他问潘景寅。潘景寅也不知道这个叫“宋定忠”的人，“卡住小轿车”？能坐小轿车的人只能是首长，“卡住”首长？谁如此胆大包天？李海彬搞不清楚，潘景寅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俩一起去敲程洪珍的门，程洪珍也不认识这个“宋定忠”。
“宋定忠”是谁？8341部队二大队有两个中队在北戴河警卫林彪，六中队跟着二大队部，负责林彪别墅外围警卫。八中队是更外围的警卫。可是当年8341部队二大队没有“宋定忠”这个人！对方有口音，李海彬没有核实姓名，肯定是听差了。因为事后并没有追究8341部队的责任，也就懒得去查谁是“宋定忠”。毕竟这个“卡住”小汽车的说法，符合8341部队当时的态度。他们派了好几辆车追到山海关，都认为林立果绑架了林彪。没上飞机的机组成员清楚听到有人大喊抓“小林贼”。
“宋定忠”这个电话把程洪珍也吓住了。“卡住”林彪的车？谁这么胆大包天？程洪珍和潘景寅、李海彬都认为这个电话很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林立果。三个人回到李海彬调度室，程洪珍用北戴河保密电话打给林立果，没有人接。程洪珍又用北京保密机通过空军一号台给周宇驰挂电话，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林立果）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程洪珍急忙告诉潘景寅，首长已经坐小车来机场了。

9月13日0时06分，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大发脾气
吴法宪到西郊机场，一进门看见胡萍正在和龙振泉谈话，他问：“潘景寅飞行干什么去了？”龙振泉说：“训练飞行。”“训练飞行吗？”龙振泉说：“潘景寅没说是任务啊？我不清楚。”吴法宪发脾气：“这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马兰藻（空军34师政委）听说有专机任务来了，但怎么飞了？到哪里？什么任务？他也不知道。吴法宪又发脾气：“干什么吃的，都不知道。”这个那个说了一大堆。
吴法宪说：“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 这话与周恩来对吴法宪和李作鹏说的不一样，周恩来对李作鹏说的不是不让起飞，而是要报告他。吴法宪对叶群说的也是起飞要经过周恩来批准，他在回忆录里怎么说“飞机绝对不能起飞”呢？

9月13日0时08分，空军调度室询问256号何时回京
李海彬说：“空军调度室问了好几遍，这架飞机（256三叉戟）什么时候回北京？”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

9月13日0时15分，潘景寅上256号三叉戟飞机
潘景寅说：“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看。”他边说边往外走。 李海彬房间距离256号三叉戟飞机50至100米，顶多一分钟，潘景寅登上飞机。

9月13日0时20分，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与李作鹏通话
潘浩问：“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李作鹏不敢决定。他回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李作鹏再次传达周恩来四条指示的前三条（后一条与山海关机场无关）。潘浩又问：“是否可以告诉潘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浩和赵雅辉（山海关场站副站长）去通知潘景寅，没有找到。 他们不知道此时潘景寅已经在飞机上了。

9月13日0时22分，林彪“大红旗”停在林彪专机左后方
林彪“大红旗”超速来到山海关机场大门口，甚至等不及机场铁门完全打开就往里冲，左前车灯被正在打开的铁门撞得粉碎。 司机杨振刚和撞坏飞机右翼尖的潘景寅一样，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决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故，此时在叶群歇斯底里的催促下，一切都乱套了。
林彪“大红旗”冲到256号三叉戟飞机左后方，来了一个急刹车。车还没有停稳，披头散发的叶群第一个跳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光着脑袋的林彪和林立果同时下车。叶群的头巾、手提包，林立果的枪套都遗落车上。林彪一声不吭，叶群在加油车旁叫喊：“我们要走了，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也挥舞手枪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林彪的衣食住行都由叶群安排，过去乘飞机，叶群很少安排一家人上同一架飞机，这回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时供客人登机的卡车专梯并没有开过来，刘沛丰顺着工作梯爬上飞机，叶群第二个，林彪第三个，林彪头顶到了叶群脚。 司机杨振刚在林彪下边，他用手托了林彪一把，这成了杨振刚“罪行”。人死异国，被开除党籍，妻子和三个孩子被赶回河北农村。

9月13日0时22分，邰起良下飞机打电话叫机组成员快来
李海彬通知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马上准备。
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林彪等人慌慌张张登机，到飞机左前方停机坪给李海彬打电话：“首长到了，叫陈联柄他们赶快来！”佟玉春拦住邰起良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佟玉春一眼，没有说话。这时，林立果过来推邰起良上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头看了好几次，还是被林立果推上了飞机。林立果最后一个登上飞机。
佟玉春急了，他倍感情况异常。李作鹏明确说这架专机起飞要经过周总理批准，要制止强行起飞，只有采取最根本的措施——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机场跑道和滑行道平行，平时跑道是空的，以便随时迎来送往。准备起飞的飞机停在调度室前的停机坪上，得到调度室的起飞命令后，先滑到滑行道，再滑到跑道头，进入跑道。佟玉春命令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股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滑行道出口50米处。两辆油车并排挡住滑行道口，决不能让飞机起飞。以后很多人问佟玉春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佟玉春心里有底，没有周总理同意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他有把握。而且他亲眼看到林彪等人上飞机，如逃命一般，塔台并没有调度放行，就强行起飞了！佟玉春打发走两辆油车，命令警卫连紧急集合。他忽然发现自己没有带枪，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拿了枪和仅有的三发子弹。
李海彬接到邰起良电话急了，他跑出去挨个砸门，大声喊：“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 康庭梓在黑暗中摸到灯绳，拉开了灯。从来都是机组成员眼巴巴盼着首长来，还没有遇到过机组成员在睡觉，而首长已经到机场的情况，而这又不是一般专机。康庭梓和同屋的李成昌顾不上说话，用最快速度，最简单办法（顾不上系衣服扣子）穿上衣服。可是康庭梓的第二只皮鞋还没有穿上，窗外“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发动了！怎么会？康庭梓顾不上系鞋带，提着飞行包就冲出屋门。通信员陈松鹤跑在最前面，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紧随其后。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9月13日0时23分，机场已经乱作一团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
康庭梓后来认为潘景寅是故意不叫他们 ，其实是来不及。三叉戟飞机有一个最大优点，发动机启动速度快。它可以不用地面启动车，靠飞机自带的压缩空气瓶就可以启动发动机。另一大优点是中央发动机启动后，一边滑行，一边利用中央发动机的压缩空气启动另两台发动机，大大缩短了在停机坪的时间。
机场所有夜航灯都没有打开，只有256号三叉戟飞机附近亮着一盏聚光灯，那是警卫飞机的长明灯。8341部队的吉普车冲进机场，在距离256号三叉戟飞机200米处停住，一队人马迅速占领了停机坪。虽然吉普车比 “大红旗”早走10分钟，但还是被速度更快的“大红旗”反超。
此时机场乱成一团。有人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副大队长于仁堂拼命往飞机方向跑，还有30米时，256号三叉戟飞机滑动了。他又转身往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跑，迎面碰上佟玉春。于仁堂焦急地说：“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佟玉春说：“我们也接到命令，不让这架飞机起飞，可现在来不及了。”佟玉春看警卫连还没有来，掏出手枪，朝天打了三枪，他的意思是催促警卫连快点到停机坪。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听到枪声，立刻关闭了停机坪唯一的照明灯。 黑暗中只有飞机强行起飞的轰鸣声，潘景寅驾驶256号三叉戟飞机沿着滑行道向跑道东头快速移动。

9月13日0时28分，山海关机场报告飞机强行滑出
李作鹏正准备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接到赵雅辉（山海关机场副站长）来的电话，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赵副站长说：“快到跑道了。”李作鹏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周恩来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滑行道口是飞机通向跑道的唯一卡口，相对狭窄。如果两辆油车按照佟玉春的命令，并排堵住滑行道口，飞机就进不了跑道，也就不能起飞。遗憾的是第一辆油车的带队干部王学高害怕了，堵林彪专机是掉脑袋的事情，至少也要蹲监狱，他让司机停在半路，他下去看看。第二辆车的带队干部王敬之看第一辆油车掉了队，他也下去看看。这样，第二辆油车就只有刚当一年兵的司机刘三儿了。刘三儿倒是听从了佟玉春的命令，把油车开到指定位置，没有熄火。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扑天盖地过来了，吓得刘三儿赶快把车往路边挪。
山海关机场是日本人修的教练机场，2000米的土跑道。20世纪50年代，人民海军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三叉戟飞机进口后，加固、加长了跑道，但对于“肥胖”的三叉戟来说，跑道还是太“瘦”了。三叉戟飞机的两个翼尖相距28.96米，又是安在机身下五分之一处的下单翼，距离地面很近。尽管刘三儿努力把车挪出跑道，飞机右翼尖还是和油车发生了刮蹭，打弯了油车盖朝天竖起的铁柄。刘三儿吓得半死，以后精神也不正常了。事后王学高、王敬之没有受到处理，佟玉春也没有受到表扬。
油车除打弯铁柄，没有损坏，佟玉春也就没有安排人查看现场。一个月后老百姓收割黄豆，捡到铝皮、红色航行灯灯罩、有机玻璃等几十块飞机碎片，山海关机场上交中央专案组于桑（公安部副部长）。 看来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右机翼被撞得不轻。

9月13日0时30分，8341部队军官欲用吉普车堵飞机
险情继续，潘景寅为躲油车，冲着跑道边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修跑道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如果撞上或许不会人亡，但肯定机毁。潘景寅将飞机轮子强扭了一个近90度的角，终于避开石头堆，但导致飞机还没有对正跑道就提前转了弯。潘景寅不熟悉山海关机场的跑道地形，又没有跑道灯照明，黑暗中飞机一侧轮子偏出滑行道，陷到跑道边的黄豆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地区下大雨，三叉戟飞机将黄豆地轧出一尺多深、20多米长的泥沟，轧断的黄豆秸立即被飞机气流吹跑了。幸亏三叉戟飞机马力大，要不非窝在黄豆地里。飞机像个醉汉，从黄豆地里挣扎出来，又轧坏了两个跑道灯，然后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进入跑道。
8341部队一位山东籍军官左手拉住穿飞行服的康庭梓，右手拿着手枪指着快速移动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他不理会康庭梓反复询问谁在飞机上，一个劲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康庭梓看到吉普车急中生智，“命令”那位山东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它就不敢起飞了！”山东籍军官登上吉普车时，256号三叉戟飞机已经从滑行道口进入跑道东头，机头调转过来对正起飞方向。 发动机的声音增大，三叉戟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它一旦进入跑道，不用停机就可以加大油门直接升空。
正常情况下大飞机应该从滑行道开到跑道尽头才能起飞，而潘景寅距离跑道头还有500米就强行起飞了。

9月13日0时32分，潘景寅驾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
几十秒钟后，飞机消逝在西南方向的夜空。
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报告丹江（空军）：特急，起飞了。
空34 师候机室来回几个电话，就乱了。吴法宪在小电话间又骂又嚷：“妈的，不让起飞，怎么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8341部队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向中央警卫局电话报告：“叶群和老虎（林立果）把首长（林彪）搞走了。”
从林彪“大红旗”0时22分到山海关机场，到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只有短短10分钟。这样的紧急起飞潘景寅以前有过一次，不过没有这么狼狈，也没有这么紧张。1967年7月21日凌晨2时，专程赶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专机的周恩来安排潘景寅的飞机运送毛泽东，另一位飞行员是王副师长。潘景寅飞到空中才知道是去上海，11时平安降落上海虹桥机场。 如果潘景寅知道飞出国境，他还敢一个人半夜强行起飞吗？

9月13日0时40分，陈联柄向空司报告机组五人没上飞机
陈联柄打电话给尚登峨（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说潘景寅一个人把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走了。尚登峨大吃一惊。他看到梁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来了，让陈联柄直接汇报。没上飞机的5名机组成员是：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空中服务员魏秀玲。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也报告了丹江（空军）。
梁璞命令尚登峨，迅速通知北京军区空军所属机场打开跑道灯光及夜间降落设备，并要尚登峨亲自用超短波电台对空呼叫。尚登峨不停地直呼：“潘景寅！潘景寅！听到请回答……潘景寅……听到没有？请回答……命令你马上到北京落地！” 如果潘景寅没有戴上耳机，也没有打开超短波电台，他听不到。但如果他戴上耳机，也打开了超短波电台，他难道不会问一大堆为什么吗？

9月13日0时43分，李德生到空军指挥所坐镇
李德生被战备值班的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迎进空军指挥所。王辉球（空军政治委员）来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阅兵彩排的参谋长梁璞也被李德生叫来了。在场还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

9月13日0时45分，航线显示出怪异的转弯动作
山海关机场记录：飞机290度，75公里，潘浩报告李作鹏政委。
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150至200米时，飞行员会果断压坡度转弯到预定航向，并继续爬高到规定的航线高度，改为平直飞行。转弯必须及时、连续，不允许转转停停，更不能分阶段进行。汽车只能在路口转弯，而三维空间的飞机，只要高度允许，必须及时转弯加入下一个航线转弯点，否则飞机会偏离预定航线的一侧。山海关机场跑道的方向为64度至244度。 潘景寅沿着起飞的244度飞向西南方向，上升到500米还没有转弯迹象，飞了4分钟才向北转弯。三叉戟飞机的正常转弯坡度（机翼倾斜角）是15至20度，一般30度转弯只要几十秒。而潘景寅却用比5度还小的坡度转弯，每分钟才飞10公里，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在山海关机场的标图上留下一个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这种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是不可能出现的。转弯的极度缓慢与他快速起飞形成两个极端，航迹透露出他起飞前并不知道飞向哪里，也透露出他并不情愿的心理状态。

9月13日0时46分，航向310度
潘景寅起飞14分钟，距离山海关机场100多公里，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550公里。
这太不正常了！三叉戟飞机的飞行高度在7000至9000米，还从来没有长时间在3000米低空飞行的历史。而潘景寅起飞到3000米就平飞了，违背了三叉戟飞机正常的飞行规律。飞行员都知道，飞机在10000米高空飞行，客舱内外的压力差大得惊人，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就有多半个大气压力，一个大气压力是一公斤。客舱一个普通玻璃窗，都要承受数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的压力。如果飞机因某种原因受到创伤，如此强大的压力就会将飞机撕得粉碎。 潘景寅并不清楚右翼尖损伤到什么程度，但是，油车顶盖那么粗的铁柄都被打弯了，可见这个撞击力非常之大，潘景寅在飞机里是能感觉到的。飞机表皮是一个整体，机翼负责飞机升力，不要说右翼尖损伤如此严重，即便飞机蒙皮被卡车撞一个小口子，飞机也不能再飞，要检查、修理，更何况是重要专机。三叉戟飞机的机翼内壁就是油箱，高空飞行省油，但是高空压力差会加重右翼尖损伤。一旦右翼尖伤口撕裂，机翼里的油不就漏光了吗？ 当然，飞机高度越低，客舱内外的压力差就越小，所以潘景寅一直保持3000米飞行高度。
空34师指挥所标图，256号三叉戟飞机经河北迁安县（潘景寅老家）上空，唐山市北偏东方向，距离山海关机场130多公里，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掉转方向往北飞。从标图上看，潘景寅转到345度，比后来稳定的西北航向大了20多度，再返回325度，向西北方向飞去。它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
李德生坐在标图板前，不断将三叉戟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空军调度员说：“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能听到。”“我要向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一分钟，两分钟……潘景寅始终没有应答。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右侧100公里处，只有赤峰有一个军用机场，再往前就飞出国境了。潘景寅深更半夜飞这些地方干什么？即便有什么事情也不必走得这么仓促啊！吴法宪急得满头大汗。他电话报告周恩来：“飞机的方向不对头，是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说：“你不要行动，这事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9月13日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
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内蒙古多伦、贝尔庙以东，接近内蒙古边界时，突然掉头向北飞。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周恩来反复要李德生查清潘景寅从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空军指挥所经过数据计算，断定潘景寅飞不到乌兰巴托。
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内蒙古贝尔庙附近盘旋一圈， 然后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9月13日1时56分，周恩来下达全国“禁空”令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下达“禁空”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 空军指挥所两个作战参谋遵照梁璞的命令，一个打电话，一个传达“禁空”令。一直忙到2时20分左右，才将“禁空”令传达完毕。

9月13日2时27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
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速度明显减慢，高度下降到2500米，航行轨迹出现左右弯曲的现象。潘景寅单枪匹马飞出国境，总不能老在天上飞吧？往哪里落地呢？飞行轨迹可以推断潘景寅的心态极为复杂，起飞后犹犹豫豫，飞出国境前还原地绕了一圈，仍然是极不情愿的状态。他曾经常教育飞行员远离国境线，现在自己却不得不飞出国境线……
潘景寅是放牛娃出身，1947年参军。他酷爱学习，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妻子贤惠，家庭美满，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尤其是他最爱的2岁的小儿子。他热爱飞行，职务也步步高升，前途光明。他没有任何理由跑到国外去。 （图为潘景寅夫妇结婚照）

9月13日2时30分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
中国军方情报部门获悉，蒙古国境内出现火光。雷达各条线路同时上报飞行目标消失。李德生问身边的空军司令部的几个部、局长，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尚登峨认为有两种可能：一、夜间飞行高度太低，又不熟悉地形情况，有存在撞山的可能。二、因飞机油量不够，没有飞到乌兰巴托的把握，夜间又找不到可以降落的机场，在野外迫降中擦地起火。根据出现火光的时间推算，飞机肯定没有飞到乌兰巴托。 尚登峨猜测第二种可能以后被证实。
蒙古当地人员前去灭火，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过火面积800米乘200米，飞机残骸和茅草的火扑灭后，向蒙古有关部门报告失事飞机的情况。

为什么迫降在蒙古温都尔汗

林立果备有航图，但他提供不了落地机场。
其实，距离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不远，乌兰巴托东南那来赫矿区附近有一个苏联驻蒙古的空军基地，里面有标准的机场跑道。但如果不掌握这个机场位置，跑道方向，跑道两端导航台与跑道距离、导航设施，电台呼号、频率及有关通信联络方法等资料，机场半夜没有打开夜航设备，飞机也是落不了地的。
距坠机点60公里外也有一个简易的草地机场，虽然没有夜航设备，但总比野外迫降强很多。如果是白天，能见度好，潘景寅在空中可以看到这个简易机场，没有导航也可以平安落地。
但是，深更半夜，根本看不到机场。
潘景寅本来对自己的落地就不满意，现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他面对的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更加复杂的落地问题。
飞机一动就存在危险，特别是在后半夜。航空专家通过数据分析，如果夜间飞行，执勤时间越长，飞行事故的发生率越高。叶群、林立果只知道享受机组“保姆”式服务，只知道快快起飞，根本不去考虑飞行员的心理疲劳以及飞机到哪里落地。拿胡萍的话讲，因为“伺候”得太好了，他们坐专机就像坐专车一样，以为飞机和汽车一样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想在哪里落地就在哪里落地。 他们根本不知道专机起飞前需要至少一两个小时的准备，甚至要先上天试飞一下。至于飞机落地，那就更加苛刻。如此庞大的三叉戟飞机，需要长长的跑道才能把飞机速度降下来。即便野外迫降，也需要一大块平地。温都尔汗距离乌兰巴托290公里，飞到乌兰巴托又怎么样？找不到机场，连一个平坦的迫降地方都找不到。
据蒙古牧民讲，飞机围绕图门山绕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得很低。飞机向北飞行，而迫降是从北向南。潘景寅选择了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米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南端是几个起伏并列的10余米高土丘，东边一串5至10米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漫坡，草及膝盖，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迫降在盆地中央，避开了降落点北端仅一公里处的20米高的小山包。

林彪专机坠毁之后的现场情况

9月13日凌晨，蒙古地面报告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
李平（技侦8团值班组长）最先报告林彪专机坠毁，荣立三等功。
王飞回忆：蒙古边防部队向上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后来说的和情报对不上。当时有这个反映，看见一团火球，分析是我们的民航飞机。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雷达看不到火光，是肉眼看到的一团火，空中着火。
9月13日5时许，中国边防检查站报告：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
为什么飞机发生如此猛烈的爆炸？
白天野外迫降，飞行员会竭力通过向后拉驾驶杆，带一定仰角接地，保持飞机带仰角滑行。当飞机的运动惯性降低后，机身会趴在地面。但是，夜间高度判断不准，潘景寅接地前下滑角较小，开缝翼等减速装置没有打开，襟翼没有放到规定的45度，机翼表面的减速板也没有放下来，飞机以每小时260公里的高速在地面滑行，相当于每秒70多米，导致落地动作不稳。
大型运输机为什么要配备两名飞行员？就是因为机舱仪表太多，一个飞行员忙不过来。副驾驶有两个职责，一是负责短距离或小范围的无线电通话联络，二是负责收放起落架、襟翼、开缝翼，打开着陆灯、发动机的反推力等，起飞或着陆时协助机长操纵飞机等。潘景寅半夜一个人在国境外迫降，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手忙脚乱、丢三拉四在所难免。飞机尾部首先接地，地面产生的反作用力将高速运行的机身拍向地面。机翼下的着陆灯被压在枯草中，唯一的灯光消失。本来夜间迫降就失去了修正下滑方向的参照物，接地一瞬间飞机右倾5至7度。如果白天迫降，不会有这么大的倾斜角。潘景寅在黑暗中并没有发现飞机“右倾”，导致受伤的右翼尖“耕地”，划出20厘米深的沟槽，露出草根。与沟槽平行的是长29米、宽2米多的草痕。按迫降方向，划痕呈变化较小的“S”形。这个S形划痕说明有来自侧面的强大力量，否则不可能改变飞机前进的方向。机身在与沙土地面的摩擦中，机身剧烈震荡，潘景寅下意识猛然向后拉驾驶杆，加上飞机擦地带来的反作用力，飞机还没有恢复原来方向，划痕突然消失。右翼尖插地带来巨大扭力，使整个机翼扭曲变形，飞机猛然跳起约10米，向前飞跃30多米。从地面划痕的出现到燃烧区边沿约70多米，也就是说，飞机跳起来仅1秒钟就爆炸了，机件之间的摩擦引起火花，点燃了剩油，右机翼被炸成三截，翻到左边去了。
坠机现场和飞机残骸是天然的事故记录器。它记录了飞机坠地前瞬间的飞行状态、飞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以及飞行员操纵动作等对分析事故原因有重要价值的信息。飞机划出沟槽，说明是平飞接地，但速度较大。飞机速度较小时残骸呈带状，速度较大时残骸才呈扇形，且破损严重。从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向南约800米，宽到30至200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如果飞机迫降时速度降下来，虽然不能肯定与地面摩擦不起火，但起码飞机爆炸不会形成如此大火和大面积的抛撒。
近40吨重的三叉戟飞机被炸成大小不等的碎片。飞机各部分碎片沿着自重惯性，由北向南呈抛物线散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先是五分硬币大小的残骸，120米处燃烧区由30米扩大到100米宽，逐渐有较大碎片，首先是机身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相隔约10米。再往前不到50米处，有一块小汽车那么大的弧形机身，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东南20米，有一截折断的左机翼，从“2”和“5”字中间炸断，“56”翻到上面。旁边是炸瘪的中央发动机尾端喷口。中央发动机位于机身后部上方，掉在燃烧区北端，说明它承受的爆炸力是向后的，因为喷口较轻，惯性不大，会过早留在地面。
再向南120米，开始出现客舱设备。位于飞机尾部后设备舱门，从合页连接处断裂，上面钉着“旅客止步”的中文字，没有着火痕迹。门南边散落着三个三连座椅架，呈不等边三角形，有的上面还有坐垫。三连座椅架位于后登机门到“旅客止步”门之间。座位如此之少，显然是一架专机。座椅架中间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有“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还有一件细白布被套，半折半展，一点也没有脏。床上用品最容易点燃，却没有火烧的痕迹，此处位于机翼油箱和驾驶舱之间，并没有特别保护，可能是因为没有重量，燃烧前就掉下来了。
后登机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在飞机接地点近480米处西侧，出现一台发动机。机尾东南18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东南25米处，距离飞机接地点约500米处，是第二台发动机。它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油口处炸断的，发动机每12分钟就要烧掉一吨油，油管相当粗。
飞机右机翼插地，导致右机翼根部的内组油箱最先被点燃，爆炸最强烈，右机翼下面是周恩来题写的“中国民航”四个大字，被炸成三段。飞机接地处往南400多米、燃烧区东边有“中国”二字的一段右机翼上，可以看到飞机前开缝翼被打开了。三叉戟飞机规定，只有在加入落地航线，速度降到每小时250公里以下，才能打开前开缝翼，这也是潘景寅野外迫降的证据之一。右机翼另一段在100多米外，机头以东20米处，距离飞机接地处近600米。“民航”二字朝上，“航”字中央有一个朝下的直径40厘米的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大部分朝外，小部分朝里，洞的深度有50厘米，相当于机翼厚度，上部没有穿透。
机头在南80米处，与机尾相隔60米。一个从根部断开的起落架，轮胎滚到南面200米处的焦土中，它是坠机现场最南边的残骸。
飞机落地处480米，出现宽达200米的大面积焦土。8米多高的后掠型尾翼没有燃烧，左水平舵插在沙土中，支撑着尾翼向左斜卧，有三层楼房那么高。尾翼是三叉戟飞机的最后部分，整体重量使它有较大的运动惯性。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前竖板上喷涂的五星红旗和旗下方的机号“256”完好。孙一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注意到机尾末端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各色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还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孙一先认为苏联人拆走了中间发动机和黑匣子。
中国空军没有组织调查组到坠机现场勘察，国内调查也是粗枝大叶。飞机粉身碎骨，残骸抛撒面积如此之大，草地烧成焦土，可见爆炸力量之剧烈，决不可能是空军专家组说的飞机只有2.5吨油。
潘景寅还在天上飞时，空军指挥所就反复查过，山海关机场说没有加上油。其实当时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加上了油，有人说没有加上油。 但是，空军调查组并未封存山海关机场当晚的加油纪录和油车，也没有进一步核查，就给出结论：“因油料不足，迫降没有成功，坠毁。”
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说：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非常意外，未知数太多，飞机上有多少油？多少人？什么人？加油、载重、航程成正比，都没有具体资料。李德生坐在那里，指挥所谁敢乱放炮？但心里都疑问多多，知道问题严重了。 迫降时有多少油，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三叉戟1E型的油表总计23.5吨，实际装21吨，容量误差2361克。最大油量航程4205公里。西郊机场加到15吨油，飞山海关机场耗油2吨半，这个数字并不是那么准确。256号三叉戟飞机核定载客115人，机上只有9人，少了106人。如果每个人按60公斤计算，少了6吨多。机上没有装载货物，且越飞油量越少，飞机重量越轻，耗油越少。就是说，即便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没有加上油，它最后的剩油也远不止2.5吨，更何况它在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
李仁杰（山海关场站副参谋长）说：场站油车最多可以装8吨油，那天晚上是两个4吨的油车，三五分钟就能到位。 西郊机场马主任说：15至18分钟可以加完2.5吨油，何况两辆油车同时加油。所以，潘景寅最后一句话是“油加得差不多了，我去看看”，也印证了山海关机场加了2.5吨油。这样，256号三叉戟飞机迫降时至少还有5吨以上的油，否则怎么会燃起那么大的火？
9具尸体被甩在飞机残骸南端。
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飞机爆炸一瞬间甩出来的，三堆尸体形成朝北偏西的弧线。最远一具尸体距离机头有50米远。尸体没有受到爆炸的直接冲击，基本完整，仰卧朝天。除两人有上衣外，其余人一丝不挂，面孔烧黑，但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爆炒过度的大虾，宛如蜡人。机头到机尾呈东南至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形成约30至40度的夹角，夹角内遍地中小残骸，夹角外则大多是机身、机翼等大块碎片。
机头外的两堆尸体中间是前舱食品柜，说明迫降时他们集中在前舱。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靠近机尾，三人相隔两至三米，并排仰卧，头朝西，刘沛丰、杨振刚在两边呈保护状。林立果在中间，上身仰卧，两腿略向右侧，右腿右臂伸直，左腿左臂内屈，右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手掌心向下扣在腰间，似乎要抓腰间手枪，嘴微张，牙外露，眼半合，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

潘景寅最后被大火包围仍在操纵飞机

机头一堆尸体是潘景寅和叶群。
潘景寅仰面朝天，向着烧毁的机头方向。他的衣服全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头发全被烧焦，但未露出头骨；嘴唇以上焦泡连连，鼻子和眼睛糊成一片；两只手均被烧焦，说明他在大火包围中仍在操纵飞机。胸部和锁骨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为什么潘景寅烧得这么重？因为机头集中了各种操纵系统、电气、仪表，以及润滑油、操纵系统用的高压油，氧气、内装修和塑料等，可燃物众多，是飞机烧毁最厉害的地方。电缆、管道全部烧成灰烬，比大衣柜还宽的设备架，只剩下铝合金机壳。
潘景寅被甩出来时应该还活着，两臂伸过头顶（后因棺材尺寸不够，不得不将他两只胳膊折断），手心朝前，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站起来。他的表情非常痛苦。

叶群怎么会在副驾驶位置

叶群仰卧在潘景寅右侧，头略偏向左，熟睡一般。她的衣服烧光，面部却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皮肤。潘景寅驾驶飞机不能挪动，只能任凭火烧，而叶群可以逃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机头烧得最厉害，而叶群反而烧得较轻。
奇怪的是潘景寅身边的“副驾驶”居然是对飞机一窍不通的叶群！
林立果不仅和周宇驰一样学会了开直升机，还专门在三叉戟飞机上“实习”过，他可以使用三叉戟飞机的机舱设备。 如果叶群害怕三个机械师和潘景寅联合起来反抗，林立果应该是最适合担任副驾驶的人。他可以按照潘景寅指令，放灯、开灯、打开前缝翼、襟翼等。为什么飞机迫降的紧急时刻，他反而躲在客舱呢？
广州是林立果的“大本营”之一，他和周宇驰驾驶直升机沿着深圳边界观察过香港地形。林立果离开北京前布置第二方案，9月13日一大早就分头去广州。周恩来半夜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还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据此可以推断，叶群认为他们的第二方案暴露了，林立果不得不服从叶群的第三方案，连夜北逃苏联。
叶群和林立果事先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领航员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为空中飞机定位，只要掌握蒙古广播电台具体位置，飞机的航行罗盘接收了广播电台信号，就可以飞到电台城市的上空。 也就是说，通过广播电台寻找伊尔库茨克，非叶群莫属。首先，机上9人中只有她精通俄语。 林彪在苏联养病几年，也在军事学院学习过，但他有翻译，用不着学俄语。林立果对俄语更是一窍不通。这样，为了收听俄语电台广播，叶群就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
从山海关机场飞到伊尔库茨克，1850公里，只有一张航线图，没有领航员，没有具体机场、导航资料也不行。潘景寅飞了近20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从北京飞广州，武汉、长沙上空是转弯点，沿途无数导航台、雷达可以用来校正航迹。潘景寅起飞时，实际航线已经偏到山海关到北京之间。以后的实际航迹也不在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而是沿着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航线相平行的航线。飞机飞出国境并没有改变航向，潘景寅硬着头皮往前飞，飞到哪里算哪里。 在国境外他仅飞了半个小时，坠毁在距离国境线360公里的温都尔汗。

潘景寅有过三次事故症候

据统计，无论军航还是民航，60%至70%的飞机事故是人的错误导致的。所以，飞机失事重点调查飞行员的经历、飞行检查，医疗史、心理因素、机组人员的休息时间与活动，着重检查事故前一天和飞行当天飞行员心理和生理的健康状况。首先潘景寅没有休息好，失事前一天下午他感觉困乏，吃了两片安眠药，还没有躺在床上就紧急做飞行前的准备。飞行4个小时后再次飞行，这中间没有睡觉，疲劳有加。其次他一个人半夜驾驶飞机上天，没有可以商量的助手。第三，他没有落地机场的资料，只能迫降野地。
飞机事故调查还涉及飞行员过往的事故或事故症候，潘景寅有过三次事故症候。他学习飞行时年纪偏大，是作为飞行员干部培养的。1956（或1957）年潘景寅到沈阳执行航测任务，机组副驾驶马和，空中机械师赵政彬，以及通信、领航等各个岗位齐全。正赶上一场大雪，人工扫雪，雪堆还堆在跑道中间。潘景寅看了看，认为可以起飞，就滑出去了。滑了一段他看跑道不够，又退回来。继续等了几个钟头，跑道扫出1000米。赵政彬认为还不够，但潘景寅认为够了，就起飞了。他用了加速度，但到了雪堆前还是没有拉起来，飞机一头冲着雪堆扎去。幸亏副驾驶马和身强力壮，用力拉了一把驾驶杆，雪堆被螺旋桨打得飞起来，撞断了碗口粗的螺杆。飞机上天后，收起落架的显示灯不亮，试了几次都不行。赵政彬建议先完成任务，飞机刚起飞，油还很多，必须耗掉一些，这样即便落地着火，也不会很大。潘景寅驾驶飞机在空中转了两个小时。怎么落地呢？机组三人商量如何安全迫降，赵政彬建议飞机歪一点，用好“腿”接触地面，让坏“腿”悬空。这时救护车、消防车早早停在跑道尽头，飞机刚一落地，赵政彬就把发动机关了。飞机偏向一边，总算没有人仰“马”翻。空军来人调查，算了一个三等事故。如果不是“三个臭皮匠”，或许就机毁人亡了。
另一次飞行中发动机报警，潘景寅急着要关发动机，被副驾驶拦住，让他再仔细看看。发动机报警有真有假，潘景寅仔细一看是假报警。 还有前面说过北戴河大雨，潘景寅落不了地。最终他还是殒命在他总是不满意的落地上。

机组4位遇难军人家属得到《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遇难者中的机械师李平，家属是天津工人，3个孩子最大不到10岁，最小2岁，生活困难。李平遗孀不得已，带着3个孩子，经常到西郊机场找领导，说李平在“九一三”事件中搭上性命，又不是他自己要飞的……师里考虑要安抚在职飞行员，向上申请，经研究终于准许定性为“病故”，于1978年5月22日发下了《病故证明书》。在这张奖状式的证明书上写着：“李平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机坠毁死亡。除由我军妥为安葬悼念外，特向革命家属表示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发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并请向天津市南开区革命委员会申请抚恤，享受病故军人家属优待。”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盖公章）。证明书侧页的表格中，“填发机关对优抚的意见”一栏里写着：“李平是林彪叛逃飞机的从属人员。经空军党委研究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其家属的抚恤按照病故干部的有关规定处理。”落款盖的公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912部队政治处”（3912部队是空军34师100团的代号）。表格上的“县（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对其家属优抚意见”一栏里由天津市南开区革命委员会民政科（盖公章）填写着：“6月6日，已发家属抚恤金230元。”同一时间里，总政治部给林彪专机上遇难的另一位机械师张延奎和特设师邰起良都签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6月，三位遇难军人家属分别拿到了名不符实的《病故证明书》 ，但总算是“革命军人”家属了。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美国记者问要审“两案”了，你们对飞行员（潘景寅）怎么处理？邓小平说飞行员（潘景寅）是个好人。
邓小平依据什么认定潘景寅是“好人”？不得而知。
一些人开始对此做出各种猜测，甚至编出离奇的惊险故事。
（左图为潘景寅遗孀孙祥凝生前留影）
潘景寅妻子孙祥凝偶然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她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和二女儿潘鹭上访一年多，这才得到一张名不符实的《病故证明书》。军人死亡有烈士、因公、病故三种证明书。有关人员说：因公证明书现在没有了。孙祥凝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1981年12月23日，总政治部向潘景寅家属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奖状式页面上写着：“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空34师政治处确定：潘景寅按师职或13 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景寅家属500元抚恤金。
2004年8月2日，潘妻孙祥凝突发脑梗逝世。
三年后，孙祥凝与潘景寅合葬在北京昌平南口镇居庸关东园村的山上，每天可以望见长城。墓里有孙祥凝的骨灰和潘景寅生前用过的钢笔，以及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一小块残片。
除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外，在当年同机遇难的军人中，还有刘沛丰与林彪的小车司机杨振刚没有得到“病故”的名义。

2025年3月11日修订于北京


原载《昨天》电子杂志 2025年4月30日 第2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