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研究】
《“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
蒋 健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印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但是，当年的中央文件，以及1980—1981年的“两案”审判，都没有提到“查获”《“571工程”纪要》的细节和时间。
众说纷纭的《“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
据笔者所知，采访过1980—1981年 “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是最早披露《“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人。他在1980年代中期就撰文说：9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空军学院“接待小组”的老王（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的王兰义）在林立果的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小楼”外面，最后一次看见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程洪珍。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W和G（笔者注：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有《格瓦拉日记》和那本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本子（笔者注：即红色封面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在邵一海之后，“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和研究者关于《“571工程”纪要》“查获”经过的各种说法陆续面世，比如：
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在周宇驰自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
另外，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也对人说过那架直升飞机上面有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
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有件事情，引起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注意。李伟信在供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情况时，曾提到他们制定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在清点直升飞机上缴获物品时，并没有发现武装政变的具体计划。吴忠忽然记起李伟信在招供时，曾经提到过一组数字——“571”，会不会这组数字与其武装政变计划有关?吴忠连夜再次提审李伟信。李伟信招认，“571”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计划的代号，全称是“571工程计划”。经吴忠追问，李伟信又供称：“571工程计划”是林立果亲自确定的名称，“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后来，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
不过，根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的回忆：“当天（笔者注：指9月13日）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吴德并没有说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另外，吴忠本人也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并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的《“571工程”纪要》。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起初回忆：“我连夜（笔者注：指9月13日之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但李德生后来又改口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吴德也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回忆细节更丰富：“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不远，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9月13日早上已到开饭时间了，负责侍候这几位神秘人物的两位后勤干部安排客人开饭，但客房里还没有动静，他们以为‘首长’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惊动，又等了一阵子仍无声息，他们轻轻推门进屋一看，室内一片狼藉，东西散落满地，却不见一人，不知客人何时走的，更不知何时回来。他们收拾了屋子，见茶几上有几张字纸，便将其整理保管起来。林彪摔死后不少人知道出了问题，这两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顾虑重重，迟迟不肯把那几张字纸交出来。待我们专案人员反复交待政策、深入调查，他们才不得不交出。问其为何未及时交出来，他们说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来，怕他们一旦回来找这东西时无法交待。这几张字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在背面用钢笔写的东西，标题是《“571工程”纪要》。首先发现这几页纸下角上编有页码，但不连接，中间缺一个号。因此，怀疑中间缺少一页，要赶快查清并找到缺少的一页。专案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林、周、于在空院的其它据点仔细搜寻，并再次找有关人员询问调查，但他们除了详述发现与交出的经过及解释当时的思想顾虑以外，没有新的发现。随后，专案人员又赶赴他们的另一个据点——西郊机场的一处客房。那里已是数日没有进人了，过厅的地上堆放着从新疆运来的哈密瓜，已是汤流满地，进去时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内除一些豪华生活用品外，也未发现类似的文件和字纸。……后来，专案组即转入进一步研究这几页纸上写的内容。最后认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没有缺页。但书写的字笔迹非常潦草，多处难以辨认。特别是他们所写的阴谋夺取政权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宫’二字，更难识别。经反复研究，多人辨别，才破译辨认出来，把这件罪证的全文弄清楚。又经其死党中其他成员的口供证实，确认了这是一份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计划手稿。”
不过，从当年下发的《“571工程”纪要》影印件，能明显看出它是写在一个四环活页笔记本中的若干活页上，而不是写在“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字纸”上。如果说活页本与台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带有活页环，这可能是造成郭玉峰或者马军记错的一个原因吧。此外，郭玉峰的回忆还是过于笼统，一些时间搞错了，另一些时间则完全没提。
然而，由于没有《“571工程”纪要》被谁遗留下来的目击证人，加上官方从未认真考究过《“571工程”纪要》能遗留下来的原因，因此关于《“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质疑近些年来沸沸扬扬。这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夜谁最后一个离开空军学院的小楼？在王兰义发现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前，是否有其他人进入过该楼？《“571工程”纪要》是否真的是于新野所记？当然，还有更广义的疑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授意的产物吗？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吗？《“571”工程纪要》能代表林彪的思想吗？除了于新野用铅笔做的“纪要”之外，《“571工程”纪要》还有更正式的版本吗？
舒云等人的调查和质疑
林彪事件的独立调查者舒云自2004年起对查获《“571工程”纪要》的主流说法提出了质疑。她的调查和质疑，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 2004年11月的连载《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2006年香港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北京《文史参考》2011年刊登的《“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等书刊以及她的博客，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舒云认为：“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
受到舒云的影响，网友史学也认为：“李伟信是在李伟军、王大璋之后，最后离开现场的。” 史学甚至直言《“571工程”纪要》有伪造之嫌。
史学说：“在老王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之前，有什么人到过现场，都做了些什么事呢？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中写道，‘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能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这就是说，这个林立果的‘秘密据点’，从9月12日傍晚到13日凌晨，先后经过李伟信等4人，反复两次彻底的清理。根据笔者对当时在场的‘直接当事人’的采访，9月12日23点，他们在楼内，将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在光明透亮的楼内，又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落下重要物品，李伟信还叫王大璋用螺丝刀撬开了屋内的厨柜，并将其中唯一的物件‘饼干盒’打开，结果空无一物。为了谨慎起见，还叫王大璋将撬柜时散落的木屑，收拾起来，弄到楼下。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
由此，史学进一步指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李伟信三人，在光明透亮的楼内，格外谨慎小心地足足整理了一个多小时，既然最后离开现场的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桌子上，绝没有落下‘红色拉链本’。那么，老王怎么会在桌子上，意外地‘发现’那个神秘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呢？据说，不仅如此，老王还在桌子上‘缴获’了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和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李伟信等三人和老王等三人，同为直接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这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李伟信等三人离开现场的时间是‘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而老王首次发现那个神秘的红色‘拉链本’的时间是‘1971年9月15日19点30分以后’。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67个半小时的时间差！在这两天又19个半小时的时间差里，有没有其它人造访过林立果的那个‘秘密据点’？！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故’？！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任何一个有起码办案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不能查清在上述67个半小时中发生的事，就没有办法弥合上述当事人所作证词之间的矛盾。那么，记录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拉链本’，就有来路不明之嫌，甚至，‘571工程纪要’这一林案的关键证据，就有‘伪造’之嫌！”
不止于此，舒云还进一步说：“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舒云的言外之意就是，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林立果的五个“据点”之后、王兰义发现拉链本之前，有人做了手脚。
林彪事件的研究者吴润生认为，对外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是“四人帮”对“小舰队”的一个普通的会议记录本里的片言只语“七拼八凑”的，是“四人帮”的伪造。 更有甚者，近来还有研究者认为，《“571工程”纪要》是江青和张春桥炮制出来的，并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抄写而成。
除了这些极端怀疑《“571工程”纪要》真实性的人之外，一些持论平和的文革史研究者，比如何蜀，也认为：“目前对《“571工程”纪要》的文本真实性及其被发现的经过等尚存许多疑问，更难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最后离开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舒云和史学所说的那样，李伟信、李伟军和王大璋就是最后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的三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在李伟军和王大璋走后，除了李伟信留下之外，当夜就没有其他人来过这个秘密据点。
从张聂尔1993年对王维国长子王大璋的采访可知：9月12日下午，王大璋奉王维国之命，乘飞机从上海到北京向林立果通风报信，他被李伟信从首都机场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先后同于新野、林立果、周宇驰见了面。王大璋回忆：在与林立果、周宇驰谈话“以后我被于新野送到东交民巷。晚上10点多，李伟信和他弟弟李伟军来了，李伟信开了一辆嘎斯69，他们要我一起上车。在车上，李伟信与我闲谈，说：‘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当时我很惊讶。我们的车是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来的，这时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了。我站在通房子的后门外，从门外望去，里面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有辆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我想这是林立果的东西。因为我过去见过他用桔子水泡饭吃。大约20分钟后，李伟信叫我上楼去帮忙。我到了二楼，那里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我猜这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我把壁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里面只有一个饼干盒。然后又到隔壁去，那里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他说：‘不知道退得干净吗？’他又叫我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去。这时，已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我和他弟弟说：‘你们俩还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到机场去，接不到，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我们又回到东交民巷，我听到好几次电话铃，都是李伟军接的。” 张聂尔认为，王大璋和李伟军“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离开的这个“两层楼的房子”，就是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显而易见，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中对王大璋9月12日夜里活动的描述就“脱胎”于张聂尔1993年对王大璋的这个采访。
然而，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2日晚上11点多，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一共七人，尚在空军学院的小楼，他/她们或者跑进跑出在往卡车上装器材，或者在小楼里面焚烧材料。
不难看出，从时间上看，邵一海的调查与王大璋的回忆是冲突的。王大璋说他是9月12日晚上11点到达小楼，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离开小楼，期间他看见“后门外有辆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
那么，到底是邵一海的调查符合事实，还是王大璋的回忆符合事实呢？
邵一海1986年9月10日在为《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写的“后记”中说：“六年前，我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采访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比较广泛地收集了林彪一伙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行材料。”“本书的材料，绝大部分属于当事人和目击者提供的。”“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真实地提供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而把思考的任务留给读者。” 另外，此前他还对人说过，“作为一名记者，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坚持真理。”
在综合分析和判定各种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尽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邵一海依据的史料难免有“逼供信”的产物，但是，单就六W（即：WHO，WHEN，WHERE，WHAT，WHY，HOW）而言，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起码在人物、时间和地点（即：WHO，WHEN，WHERE）上的记述还是相当严谨可信的。
由于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就陆续被捕，他们当时的口供可以相互比对，何况在具体时间上也没必要作假，因此笔者认为，邵一海关于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以及两个女青年9月12日晚上11点多尚在空军学院小楼的记述可以认定为事实。
至于王大璋的回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22年之后做出的，没有参照点，所以他说的时间难免有误。此外，他的回忆缺少必要的细节，比如他当夜是如何从空军学院回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的？既然李伟信没有开车送他和李伟军走，那么他们只好坐公交车回去，当时有从香山到北京动物园的360路郊区车路过空军学院，还有从北京动物园出发路过东交民巷的市区车，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11点之前赶上末班车。因此笔者认为，王大璋至少错误地把时间向后推了一小时，也就是说，事实上他当夜在11点之前就离开了空军学院的小楼，而他看到的那辆卡车在他走后约一小时才被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开走。须知空军学院与东交民巷相距大约20公里，“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应该是王大璋和李伟军回到东交民巷的时间。
而且这样的访谈，采访者未必能从受访人那里获得真相，因为出于可以理解的缘由，受访人未必愿意说出全部事实，所说的话也未必全是真话。笔者在初读张聂尔的这个访谈时，就对李伟信兄弟把王大璋带到空军学院的举动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还为此在2005年初请教过张聂尔本人：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关口，李伟信为什么带王大璋去这个“秘密据点”？难道只是为了嘱咐王大璋“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吗？或者需要王大璋帮忙把二楼的壁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吗？王大璋又为什么要跟着李伟信去呢？张聂尔答说，她感觉王大璋当时并没敞开谈，是有所保留的……
那么，王大璋（章）的“保留”是什么呢？实际上，当天晚上，李伟信奉周宇驰之命给空四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组织处处长袭著显打电话，通知他们“周宇驰要‘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随机出发”，让他们给空四军教导队发枪，并让教导队做好第二天从虹桥机场出发上飞机的准备。但是，怎么在虹桥机场甩下从北京去的8341部队的人，还得要李伟信自己想办法，因此他想让王大璋帮忙、拿主意。李伟信到了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对王大璋说，次日可以搭他们的便机回上海，所以王大璋才马上跟他们走了。上路后，李伟信才告诉王大璋：“要想办法让8341部队留在上海，先带上教导队走”。……王大璋最终提议：“你叫教导队的人先在机库里等着，飞机在上海降落了以后让飞行员说飞机坏了，要到机库里去修，叫8341部队先下飞机。等飞机到了机库以后，叫教导队的人在机库里上飞机，然后飞机直接上跑道起飞。”并得到李伟信的认可。
从李伟信当夜的上述举动以及次日凌晨跟随周宇驰、于新野劫持直升飞机北逃的举动来看，笔者认为，舒云所说的“九一三事件中的告密者是李伟信” 纯属无稽之谈。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之后，于新野、周宇驰和陈士印也先后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
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亲笔供词就承认：“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
还是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2日晚11点多，李伟信得到南下阴谋败露的消息后，他让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立即转移到“二高专”（联合舰队另一个秘密据点）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这些人走后不久，刚参加完密谋南下会议的于新野来到这里。9月13日凌晨1点多，周宇驰也来到这里。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争取走，叫我们也尽量多组织一些人走。现在只能用直升飞机跑了。”他问于新野和李伟信：“许秀绪他们呢？”于新野说：“他们刚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周宇驰告诉于新野：“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你立即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接来，我现在去不得。我在这里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稍后，接到周宇驰电话的陈士印被于新野接到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随即给他看了林彪手令，并说吴法宪搞政变，要陈士印送他去向林彪报告。经过一番周折，9月13日“凌晨1点40多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带着陈士印，携带着几个装着3万元美钞和许多绝密文件的手提包，上了车，冲出空军学院的大门，发疯似地向沙河机场急驰而去。”
也就是说，最后一起离开空军学院的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并非舒云调查的那样，只是李伟信一人。在这点上，不是只有李伟信的孤证，陈士印也可以作证。另外，当夜从空军学院小楼转移到二高专秘密据点后的王永奎还按照走前与李伟信的约定往空军学院小楼打了个电话，恰巧接电话的人就是周宇驰，这也证明周宇驰是最后离开空军学院小楼的人之一。
可笑的是，就是舒云本人，在其《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的结尾，也提到于新野在9月13日零点以后到了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甚至还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见了面；而且在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等六人走后，周宇驰也赶到这个“秘密据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乌龙”呢？笔者认为，舒云的调查大量“参考”了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灭》、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这两本书，但又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说穿了，舒云的“调查”无非是对已有史料的随意剪裁、东拼西凑，加上道听途说、偏听偏信，再信口开河而成的，所以其“完整调查”才会自欺欺人、破绽百出，甚至在其文章中还出现过把被周宇驰打死的陈修文的照片当作“林立果高参周宇驰”的照片贴出来这样的荒唐事。
还需要搞清楚的是，在王兰义9月15日晚上取走《“571工程”纪要》之前，空军学院的这座小楼是否已经被看守起来呢？
根据邵一海的调查：9月17日，在发现空军学院“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之后，“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
吴法宪的回忆与邵一海的调查吻合：9月17日“晚上，梁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也就是说，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即放有《“571工程”纪要》的地方，是9月17日以后才被北京卫戍区查封的，而非舒云借王树德之口所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
是谁留下了《“571工程”纪要》？
在最后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的四个人当中，《“571工程”纪要》的载体——红色封面拉链本只可能在于新野或周宇驰手里，因此只有他们二人有可能把它遗留在空军学院的小楼里。那么，到底是于新野，还是周宇驰，把那个拉链本遗留在小楼一层的餐桌上呢？
笔者先回顾一下当夜周宇驰和于新野各自的活动：
按照林立果离开北京前的安排，周宇驰留在西郊机场督促胡萍安排准备南下的飞机，并与林立果保持联系；王飞、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会，拟定南下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依照计划，周宇驰原本将在13日7时带其家人同胡萍飞到山海关机场，然后与林彪一家坐林彪专机一起飞往广州。但是，由于林豆豆的告密，周恩来通过吴法宪向胡萍追查林彪专机的去向。胡萍“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 周宇驰得知周恩来、吴法宪查飞机后，赶紧打电话向林立果汇报，尚不清楚何处走漏风声的林立果决定连夜飞往广州。随后周宇驰回到空军大院安排家事。稍后，林立果察觉是林豆豆的告密导致周恩来、法宪的追查，仓促之间林立果决定北上，并在离开北戴河之前通知周宇驰马上取消南下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舒云认为林立果是仓皇逃到山海光机场后，才利用林彪专机旁的电话通知周宇驰“北上”。 而实际上，当时机场停机坪上配备的电话根本不具备直拨周宇驰家中电话或者接通空军总机的功能，且不说林立果此刻是否还能如此沉着，也不说那个时间周宇驰是否还在自己的家中。由此可见，舒云的所谓“调查”是多么的不靠谱！
从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电话的反应——“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来看，林立果的这个仓促决定显然出乎周宇驰的意料。不过，他还是匆匆忙忙带着妻子王圣兰和两个儿子直奔西郊机场。但当周宇驰驱车到达西郊机场时得知吴法宪已经先他而到，他只好原路返回，并告诉他弟弟“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他随后送弟弟去火车站，并请求弟弟将其大儿子带走。在把弟弟和大儿子送到火车站后，周宇驰又把妻子和小儿子送回空军大院的家，并告诉妻子“别等我了！” 然后，周宇驰就去了空军学院的小楼。
于新野在周宇驰之前就到了空军学院的小楼。因为在部署南下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来电话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随后，王飞对大家说：“刚才我们讲的一切，统统作废，就当没有这回事。”并叫大家把会议记录全部销毁。散会以后，于新野电话告诉江腾蛟：“情况有变，解除一切任务，恢复正常，消灭痕迹。”然后，于新野就开车去了空军学院的小楼。
就是在小楼里，周宇驰同于新野、李伟信商定了出逃的事宜。出逃带给亲人的后果，周宇驰和于新野都十分清楚。而留下《“571工程”纪要》这个“罪证”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他们是要晓谕天下、昭示后世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于新野和周宇驰，谁更有可能把《“571工程”纪要》遗留在小楼一层的那张餐桌上呢？
从心态上看，当时周宇驰和于新野都有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周宇驰的大儿子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而于新野曾经说过：“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而且他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从广州给其妻子李雯写信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他也准备去死了。
从机会上看，由于周宇驰叫于新野去西郊机场接陈士印时，就在一楼给陈士印打过电话，而且当周宇驰与来到小楼的陈士印谈话时，于新野、李伟信在二楼收拾东西 ，因此周宇驰完全有机会留下《“571工程”纪要》。
不过，倘若《“571工程”纪要》当时在周宇驰手中，由于他在接到林立果“北上”的电话后，就下了出逃的决心，因此他在来空军学院之前，就有更合适的留下《“571工程”纪要》的机会，假如他想那样做的话。另外，从他紧急时刻还在安顿其家人的做法来看，他还是对家人的命运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因此不大可能留下《“571工程”纪要》给家人找更大的罪受的。这一点从他后来自杀前还不忘撕碎“林彪‘九八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的举动上 也可见一斑。
反观于新野，他是在周宇驰9月13日凌晨1点多钟到空军学院小楼后，才获悉林立果、周宇驰要出逃的决定，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他深思熟虑，只能靠本能和直觉行事了。仓促之间，于新野给其爱人写了一封信 ，这是他给家人的交代。笔者认为，于新野还留下了他书写并保存的《“571工程”纪要》，作为他给历史的交代。
那么，在那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于新野为什么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毛分子呢？除了《“571工程”纪要》中列举的那些国家乱相、百姓苦情对他的影响外，他对毛泽东私生活的一些了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照于新野一个生前友好的话说就是：“于新野原来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他七八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小交通员，填档案都没法写，只好写12岁参加革命。主要因为他在空政文工团的女朋友进了中南海，回来之后向他哭诉，他恨之入骨，才180度改变了对老毛的态度。” 另据知情人披露，在1967年的“513事件”之前，于新野因工作关系，同空政文工团的一个演员相熟，该演员常去中南海陪伟大领袖跳舞……。后来，在“九一三事件”前夕，于新野“示意她作当代‘西施’，像古越国的美女那样，以姿色镀金戈，置吴王殒命于卧榻之下。”
笔者认为，于新野这个“西施刺夫差”的策划及相关人的口供之所以未列入当年下发的林彪集团的罪行录，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给伟大领袖抹黑的副作用。
笔者还猜测，无论是1971—1972时的当局，还是1980—1981时的当局，没有或者不愿深究《“571工程”纪要》被遗留的缘由，就是于新野给其爱人的遗书中，很有可能有类似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与妻书》中“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那样的绝笔。
那么，《“571工程”纪要》当时有可能在于新野的手中吗？不管是中发［1972］4号文件 ，还是1980年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受“两案”办公室委托所做的笔迹鉴定书，以及知情者在21世纪的回忆 ，都说《“571”工程纪要》是于新野的手迹。既然这个“纪要”是于新野用铅笔做的他与林立果、周宇驰开会的一个记录，笔者认为，由他保存是情理中的事情。
至于同红色拉链本放在一起的那个空白笔记本，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于新野为给爱人写信而拿出来用的。
为什么把《格瓦拉日记》和《“571工程”纪要》一起留下？
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学院小楼现场发现的那本《格瓦拉日记》和格瓦拉其人。
格瓦拉，即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参加过卡斯特罗兄弟领导的古巴革命，革命胜利后在古巴政府中担任了一系列要职，曾于1960年11月和1965年2月两度率团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过面。然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格瓦拉于1965年3月放弃了古巴的高官，先后到非洲和南美的丛林打游击，试图发动共产主义革命。1967年10月8日，因内奸泄密，格瓦拉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丛林中遭遇玻利维亚政府军伏击，格瓦拉受伤被捕，次日，壮烈牺牲。从此以后，格瓦拉一直被视为国际共运的英雄，并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
1968年6月，古巴出版格瓦拉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日记记载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进行艰难的武装革命的细节，也包括他被捕前夕濒临死亡的处境。
1971年，中国有三个机构翻译出版了三种《格瓦拉日记》，即中共中央联络部出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三联书店出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复旦大学出的《切•格瓦拉日记》。
笔者认为，依据王兰义的有关叙述来看，留在空军学院小楼餐桌上的那本《格瓦拉日记》，全名应为《切•格瓦拉日记》，它还有个“（1966年11月7日—1967年10月7日，在玻利维亚）”的副标题，该书由复旦大学拉美资料组1971年7月出版。而于新野最后一次去上海活动的时间是9月8日到9日 ，9月12日下午，于新野在北京还和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念书的王大璋有过不短的接触 。这也就是说，于新野比周宇驰更有条件顺便得到这本书，并带在身边研读或消遣。
那么，于新野为什么把《格瓦拉日记》也留下来呢？笔者认为，他是想表明心志：他们出逃并不是叛国，而是像格瓦拉那样，作为世界主义的战士，换一个环境，继续为他们“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而战斗。
【学苑新语】
编者按：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辛逸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本刊特设这一栏目，专门发表本科、研究生的学术成果和读书心得。以鼓励青年学子关心历史。以前本刊虽然也刊发过一些青年学生的论文，（如向前的博士论文），但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今后拟将此栏目做大做强，希望得到更多的大学教师的支持，将学生们的好稿子推荐给我们。
1957年“上海工潮”原因的再探讨
——以纺织工人为例的考察
崔龙浩
摘要：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上海工人中出现了大量罢工、请愿、驱逐党员干部等群众性抗争事件，不满情绪非常普遍，并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达到高潮。本文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为主要史料，从工人生活的视角出发，以纺织工业为例，对工人“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再探讨。笔者认为造成纺织工人“闹事”的重要背景，是工资收入减少、福利措施不利、劳动强度增大和政治压力增强。虽也有工人对党员干部的不满，也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出气筒，单纯针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非常之少。这些不满主要来自于建立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施行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中的利益变动与管理低下，作为特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短期解决的。
关键词：1957年 上海工潮 原因 纺织工人
任某是上海新丰印染厂的一名老工人，解放前就在上海的印染行业“讨生活”。随着解放后局势的逐渐稳定，过上太平日子的老任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很快共产党的干部来到工厂，他们告诉大家说，这次的太平不同以往，因为“阿拉”工人翻身了，是领导阶级了。果不其然，厂里很快建立了工会和劳资协商委员会，工人地位大大提高，资本家也逐渐靠边站了。1951年10月，工厂开始进行公私合营， 老任浑身更有使不完的劲了，白天忙生产，晚上学文化，很快便成为了先进工作者和扫盲积极分子。1951年，1952年……1957年，转眼解放八年了，好日子却并没到来。老任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活没少干，苦没少吃，为什么一个月只拿50多元，家里七口人七张嘴，日子过得实在紧张，只能依靠典当度日。手表，钟，橱子……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老任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同在新丰印染厂的徐某，也是个老工人，妻子还是里弄积极分子，日子也过得同样很不如意。他家中六口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元，还供养老父亲。徐本人生气管炎直吐血，妻子生肺病，但贵重药品自己要负担一半，委实承担不起。迫不得已的两位老工人都找到工会要求帮助，但工会推脱来推脱去不给解决，还要他们自己克服。
1957年5月，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老任、老徐和许多听闻了风声的工人们一样，主动要求“鸣放”，倾诉一下心中的怨气与不满。工人们听了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认为“罢工是可以的”，“五反反资本家，民改改工人，这次要整共产党干部了。”老任和老徐都成为厂里的“闹事”积极分子，老徐的老婆还带头组织家属去厂里哭闹。 工人们很快抛开党员和干部，自己组织起来。榆林区新丰纺织厂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工人自己成立了司令部，控制了全厂宣传工具，在5月19日下午三时召开大会，有人带头喊口号：“我们苦不苦？”工人们就跟着喊：“苦！”还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反对分化”的口号。本来该厂还准备搞大游行，市委书记、副市长亲自来劝阻，才在晚上散会。天翔毛纺厂也在同天下午有一百多人集会，要求把以前少发的工资补回来。上级公司、区委等派干部去调解，开到深夜两点才散会。 荣华印染厂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工作，工人们在分组讨论工资改革时，转而对工厂领导提意见，群情激愤，有的拍桌打凳，骂公方厂长是“骗子”、“贼坯”，黑板报出现“去了只狼，来了个贼”。
老任、老徐和工友们的行动，形成了一场后来被称为“上海工潮” 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事实上，这类被官方称为 “闹事”的工人集体行动早在工潮爆发前的1956年就开始零星出现。根据1957年2月全总的一份报告显示，早在1956年一年期间，上海轻工业合营系统就发生了57起工人“闹事”事件，其中罢工10起。 而由新华社所编《内部参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闹事”主要发生在波匈事件到1956年12月上旬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仅这一时期上海轻纺织工业中就有五十三个合营厂一千八百三十四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 同时，工人“闹事”在地域上也不仅局限于上海，1957年3月的一份中央指示显示了官方掌握的数字:“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其中，天津、武汉、广州等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请愿、罢工事件都在1956年11月达到了高峰。
那么，为什么在“凯歌行进”的建国初期、刚刚“翻身得解放”的“无产阶级”会出现如此广泛的不满，进而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抗争行为呢？当我们讨论一个集体行动何以发生时，往往需要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造成这一集体行动的动因是什么，二是形成这一集体行动的条件有哪些；缺少哪一方面集体行动都是不能发生的。在对1957年工人“闹事”的研究中，学者们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形成。如裴宜理在其对1957年“上海工潮”的研究中提出，波匈事件后中共对国内矛盾的思考与纵容、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动员成为爆发工潮的有利土壤，而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的利益变动与权力丧失是造成工人“闹事”的重要动因。特别是她对工人内部分裂与对抗（国营工厂工人和合营工厂工人、固定工与临时工、老工人与新工人等）的强调，既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工潮”发生、持续与扩大的原因的认识，更揭示了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相（不同利益群体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林超超在其研究中延续了裴宜理对阶级分化和群体行动的分析，并进一步强调了外部条件对工人“闹事”的关键作用。她认为，“1950年代的中国工人正逐渐形成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的依赖和获取之上，他们自觉地引证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或官方舆论倾向赋予其行动合法化之话语，或以‘资本家’或‘官僚主义’为抗议对象，或以公共福利为诉求对象，从而经由少数精英的行动主义示范和建立在共同身份或利益认同之上的动员网络，在他们当中实现了罢工、怠工、请愿等集体行动动员。” 杰基•肖恩在对1956—1957年工人“闹事”的整体研究中则更倾向于对动因的细致探讨，认为主要有四方面造成了工人的不满：一，国营工厂一长制建立后管理不民主与工人权力的式微；二，工人在私营工厂的国有化过程中没有得到期望的福利待遇。这两方面直接引发了第三点原因，即工人对于福利、工资和基本权益的日益不满。第四，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在公私合影后权力大大得缩小了，同时全体工会干部都带有“反李立三路线”的阴影，不敢为工人的权益去与行政争取。 明显的是，杰基•肖恩仍在很大程度上将工人视为一个统一的利益群体，正如张静所指出的，“这种研究看起来更像是从阶级的概念分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讨论问题的” 。出现这种状况既与杰基•肖恩基于亲身经历的关注中国工人命运的学术旨趣有关，也与其史料多来自当时的官方报纸与公开报告，多为结论性史料，缺乏过程性梳理有关。
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答文章开头老任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解放八年了，很多工人反而感觉生活今不如昔呢？这种状况是不是普遍现象呢？还有哪些生活中的不满促成了上海工人的集体“闹事”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意识到从工人生活的视角，在动态与微观的历史中分析工人“闹事”原因的重要性，而这无疑也能解答我的疑问。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与视角，我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和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的职工思想、生活调查资料为基本史料，从不满情绪最普遍、闹事较多的纺织工人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开始了本文的写作，希望可以初步探寻当时的工人们到底都有哪些不满，以及造成这些不满的政治、经济等体制原因。
一、对工资收入的不满
工资是影响工人生活的最大要素，也是工人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对发生在五、六月份的545件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属于工资问题的有186个单位，占34.1%；属于劳保福利待遇方面的有112个单位，占20.5%；属于集体福利金、企业奖励金使用问题的有148个单位，占27.1%；艺徒问题32个单位，占 5.8%；属于迁厂、倒流问题的25个单位，占4.6%；其它类问题中，临时工问题的有5个单位，占0.9%，对劳动调配，人事安排不满的15个单位，占2.7%,对领导作风不满而引起的22个单位，占4.1%。 可见，从“闹事”的内容来看，占主要的也是工资和福利问题。
上文中提到的工人任某和徐某生活困难虽然有人口多、患病等特殊原因，但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一段时间内在上海乃至全国出现波动与下降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人口多与患病不过是加剧了收入的压力。根据官方数据，就全国整体而言1953年以前工资提高较快，全国工业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57.7%，1954年全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工业平均工资只提高了2.3%，1955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平均工资只提高了0.6%。 由于上海原来就是全国工资水平比较高的城市, 工人工资增长更为有限，甚至产业工人工资自1954年后逐年下降，1956年初仅相等或略高于1950年水平。
具体到上海纺织工业，纺织工人在各个产业中收入也是比较高的，这在上海的纺织工业中尤为突出，在统一工资水平并重点建设重工业的情况下，工资不增反降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根据1955年以后对印染、丝织、棉织、白织等行业的职工实际工资的调查显示，从1953年到1955年(该调查截至1955年),职工收入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行业 调查户数 全厂职工平均工资（单位：人民币元）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印染 6 132.93 123.31 98.12
丝织 21 78.08 86.54 85.62
棉织 19 80.09 77.46 76.26
白织 23 86.73 78.86 71.08
资料来源：CI—2—1793,上海档案馆藏第22页,“私营企业实际工资演变情况表”。
造成工资收入的下降与不合理，既与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利益变动有关，也有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管理水平不足的因素。1953年以后中共开始加速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路线指导下，统一工资水平，缩小地区、工种之间的工资差异的，以塑造统一阶级意识、方便劳动力调配成为基本的工资政策，1956年工资改革也是这一政策倾向的产物。
上海纺织工人面临的影响收入的最大因素就是工资冻结。在国营工厂中，工资冻结始于1952年。上海棉纺织厂在该年推广了郝建秀织布法和1951织布工作法，工人看台量大幅提高，而当时还没有建立定额管理制度。为了防止工人工资大幅上涨，就决定将工资冻结在1951年水平上，承诺纺织工业工时改革 后“少补多不退”，即原工资比改革后工资少的，将统一补发，原工资高于改革后工资的，也不用退还了。国营厂在1953年秋季结束了工时改革，但没有实行少补多不退的计划，而是将“少补”的部分作了集体福利金。对此，只有少数人表示“已经有思想准备”，大部分人认为既然不补，领导干部、厂长何必在大会上讲，叫工人拼命扩大看锭看台能力，现在落空很失望。 类似这样的集体福利金不仅在当时就引起工人的极大不满，而且成为后来闹事的重要原因。 几乎与此同时，“为了救济农村灾民，巩固工农联盟，并保证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经费”，中共中央取消了原本计划在1953年7月进行的全国国营企业工资调整，标准工资一般不动， 这种情况直到1956年工资改革才得到改善。
相比于工资改革较早（1956年年末）的国营厂，工资改革迟迟没有进行的合营厂（冻结时还是私营厂）因工资冻结造成的影响更大。1952年以后，私营厂随着技术推广和工时改革先后进行了工资冻结。直到1957年9月，仍有47个合营棉纺织厂工资冻结，有十二个公私合营棉纺织厂和一个公私合营印染厂的工资还冻结在1951年的水平上，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少的现象非常严重。 如启新棉纺厂的细纱挡车工，原来看管三百到四百锭，现在看七百多锭，工作量翻了一倍，都是拿四十多元。
工资改革之前,新合营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多包含基本工资及变相工资两部分。其中的变相工资名目甚多,一般均占实际工资的20%—30%。而且，私营企业的所谓“变相工资”，即原有的一些奖金与过节费从1953年开始便逐步取消了，1955年的年奖除永安、申新一部分厂外，全部予以取消，所有变相工资如年终奖金、考勤奖金、蓝布代金、制服发放等 “不合理的旧制度”，自1956年起一律取消。 对于工资长时间冻结和取消变相工资，工人意见很大，谈到工资问题就“不开心”，永安五厂一工人说：“取消不合理工资是‘雪泡汤’，建立合理工资制度像‘蟹过江’。”
定额的完成状况是影响纺织工人工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影响工厂里的计件工资工人。 在建国之初，由于工厂管理人员管理水平不足、缺乏经验，定额制定往往滞后于生产发展，导致了一定时间内工人定额制订忽高忽低。而定额完成与否对工人收入影响颇大，完成定额者往往要比未完成者高50%的工资，这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在定额制度逐渐成熟后，为了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定额又往往是根据先进生产者的产量和质量制订的。在同一生产单位中，往往会由于个别人的产量偏高而导致定额提高，其他工人便会收入下降、劳动强度过大。
以上海国营各棉纺织厂为例，由于全国普遍加快车速，在1954年第一季度增产较多，劳动定额突破很多，如细纱工1954年4月完成定额总平均达到103.52%，比1953年12月的高出近九个百分点，工人得到工资普遍增多 。为了遏制轻工业工资增长过快，中央明确表示要“适当降低纺织工业工资水平，逐步调整产业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较高工资的情况很快便消失了。1954年5月，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厂尽快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定额，减少资金浪费 。与此同时，由于原棉供应不足，需要减产，华东纺织管理局具体规定了降速必须在百分之五以上。这两方面因素一起出现，又使得纺织工人完成定额情况恶化，工资大幅下降。同年五月，上海国营棉纺织厂第一次降低车速，减产很多，而定额则抬得很快，上面提到的细纱工6月份定额完成情况只有93.65%，九月份第二次降低车速，但10月份平均完成了定额的96.14%，这主要是靠长时间的紧张劳动换来的。 在整个华东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由于定额的普遍提高，截至1954年11月份止，细纱工能够完成定额的只占总人数23.93%，织布工更少，只有8.7%能完成。 上海国棉十二厂有生产工人4310人，其中计件工人共2793人，1955年一月到十月全厂计件工人完成定额情况都比较差，九月份全厂平均完成定额只达到92.61%。地方国营被服二厂的工人长期不能达到定额，拿不到标准工资，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有40多元，最低的只有近三十元，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据工会反映，每月的会员困难补助费全部补助外还不够，该厂工人反映：“我们一个月能够有50多元的收入，生活能够过就可以了。”
1956年全国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建立与统一的政治体制及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工资制度,政府首先在国营工厂开展了工资改革。由于上海纺织工人在解放后工资没有得到合理增长，所以许多干部工人对这次的工资调整抱有较大的期望。全国工资会议结束后，上海职工都很兴奋，有的公私合营厂职工互相道喜。 国棉七厂有的干部推测说：“为了接受波、匈事件的教训，这次工资方案可能不会太低。”有不少办事员、统计员说：“这次工资没有两根眉毛（八十元）非和行政吵不可。” 但经过殷切的期待，事实却是有60%的纺织工人面对工资标准下降，要拿保留工资。工资有所增长的，不是因为原先工资低得不合理，就是微乎其微的增长。 私营企业的工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1956年8月6—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受国务院委托,同劳动部等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决定1956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实行工资改革。1956年年初，上海纺织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同年底，上海开始进行工资改革。上海工资改革工作原计划于1957年6月底完成。从1956年11月起，上海市选择了176户不同类型的工厂企业进行试点，为全面进行工资改革做准备。然而，试点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和问题比预先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得不推迟。到1957年2月底，新合营企业完成工资改革的仅为试点、重点企业，约37000多人，并计划3月底以前继续完成其余重点企业约200个工厂、7万人。因此到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时，工资改革仍只是在极少数试点厂铺开。 工人们对工资收入长期的不满交织着失望的情绪，在整风运动中集中爆发。
二、福利措施的不力
对于生活在全能型国家中的工人来讲，关乎衣食住行的各种福利是生活的另一大保障。然而这种对生活大包大揽的做法对于新政权的各级组织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部分基层党政人员并不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而初步的“单位办社会”的尝试也因为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低下，造成许多福利措施存在大量问题。
分发集体福利金是工人“闹事”中的一个重要诉求，存在着大量问题。首先是干部对于集体福利金“使用范围不明确，不了解怎样使用，因此当工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少量的钱举办一些福利应付应付，或者干脆不用来处理”。这种“低效集中”的现象屡见不鲜，工人对此意见很大，像伟大厂群众讲：“集体福利金好比橱窗里的蛋糕，看得见吃不着。” 同时，集体福利金等一系列财务管理的不透明导致了工人对工厂领导层在金钱上的不信任，成为一系列工人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从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整风运动期间各厂为了分发集体福利金而“闹事”。申新一厂首先发生分发集体福利金聚众请愿的事情，很快其它四十余家合营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工人闹事。
分配的垄断性还容易造成结余过多的倾向。由于分配机构总是担心自己掌握的资金不足，遇到内部紧张、上级检查时造成被动，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宣传也是不断鼓励“节约”，所以总是趋向于多结余一些经费。这样层层结余，积压了大笔资金。比如上海纺织业各个工厂都积累了大量的工资基金和各种福利基金，不敢将其大笔投入。根据上海纺织国营四个厂1953年至1955年九月的统计，共计积余了企业奖励基金实际收入的26.62%，医药卫生费实际收入的20.68%。另据五个厂四个区办同期统计，工会会员困难补助费这样关乎最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的资金都结余了19.69%。 大笔资金结余的背后，必然是工人享受不到应有的工资福利。
对于“吃得着”的福利设施，许多也因为未得重视，技术、管理跟不上而问题重重。如当时在大型厂食堂普遍存在着伙食质量差、清洁卫生差的问题，食堂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吃饭是小事，生产是大事”，炊事员工资低、工时长。特别是工时改革后，工人们三班八小时轮换，炊事员却没得换，而且很少有奖励，因此工作状态很不好。另外管理不善、手续麻烦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五印染厂工人说：“吃一顿饭要四票（粮油饭菜），四拿（饭菜汤碗），三担心，担心拿不到、时间长、影响生产。” 再如，根据华纺局党委的调查，华纺局所属纺织保健第一医院，自1953年至1956年，已查明较大的医疗事故达113件，其中严重损害职工健康的计43件，造成死亡的11件，有工人反映：“宁愿死在家里，也不去纺健医院看病”。
作为最大福利措施的住房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当然，上海的住房一直都很紧张，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国民经济还很困难的时期要求国家为每个工人安排住房，但既有的工房修建中存在着许多不恰当的做法。由于上海最初几批新工房不是以厂为单位修建的，后来修建的工房也没有充分考虑住房与单位距离的问题，导致许多职工每天在路上耗费大量时间，支出大量交通费。同时新工房的房租普遍要贵很多，纺织企业解放前的老工房每20公尺需费用4.66元，解放初三年修建的二万户新工房为6.56元，1953、1954年新工房则要8.63元，导致部分职工嫌路远、支出大不愿住在新工房，自愿在离厂较近的老工房居住，反而增加了老工房的拥挤。
另外，这一时期陆续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也给工人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工厂为了达到上级制订的增产节约目标，想尽办法对各种福利支出进行收缩。茂盛兴印染厂伙食费从18元压缩为15元，工人抱怨食堂的肉“风也吹得动”。江宁区一些工厂女工可预支的产假工资不再预支，经常出差的工人月季票自费一半。 更为可气的是在孩子身上“厉行节约”。国棉十一厂在增产节约中取消了扩大幼儿园的计划，1954—1956年三季度全厂共增加了886个小孩，而幼儿园床位只有126个，只能收290多个孩子，12个月就出托了。 国营绢纺厂在1954年三季度厉行全面节约后，托儿所精简了两个保育员，缩短婴儿受托时间，由十四个月减为十二个月，直至陈毅市长公开批评后才予以纠正。原抱奶室改成宿舍，女工改在沿楼梯和窗户的狭小走廊抱奶，太阳西晒，炎热不堪。工人对于企业领导这种在婴儿的福利上“厉行节约”的做法深感不满，工会也多次提出意见，但是都没有引起行政重视。
三、 劳动强度加大与患病率上升
与工资和福利水平不相称的是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动员手段，新中国也在解放后很快发起了像前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 movement)一样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上海棉纺织业中，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经开展生产竞赛。 1953年10月，上棉二厂首先向本市八家国营棉纺厂提出厂际增产节约竞赛，形成正式竞赛机制，到1956年1月，已发展到全市106家纺织厂全部参加。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即成为一种常态的生产动员形式，行政领导层和工会每年都会组织大量的生产竞赛，每个季度都有硬性的增产节约指标，并纳入工厂的考核体系 。1956年上半年，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所属138个单位31745个职工参加了厂际生产竞赛，申新纺织第九厂等29家厂参加了全国纺织工业厂际竞赛，很多大工厂还在厂内开展了车间竞赛。 竞赛期间加班加点、违反操作规则的事时有发生，造成了工人疲劳与安全隐患。
此外，我们也能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看到劳动强度的增强。华东纺织管理局各棉纺织厂1956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55年提高了21.53%，产值增加25.46%，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一阶段生产技术并没有如1951年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得到普遍提高，产值增加背后只能是劳动强度的增强：首先是增加班次，纱比1955年增加了19.2%，布增加了19.5%；同时设备利用率纱提高了2.4%，布7.34%；单位产量纱增加1.5%，布增加1.36%， 可见产量增加主要是靠增加班次。国棉5厂的情况是断头逐年减少，另外车速和锭数也逐年增加。32支纱车从1951年174转增加到,1956年200转；看锭从400锭提高到900锭；断头从300多根降至60多根。布机从170多转提高到180多转，看台从14台提高到24台（最多时30台）。 班次增加、设备利用率提高、车速加快、看锭数增加的背后，都是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强。由于1956年华纺局对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定额都比较高，各厂都进一步增加了生产，据国棉五厂测定，一个织布工原来一个人挡二十八台布机，速度是一百九十转，每天巡回五十三次，等于走三十七华里；现在车速已经增加到二百一十转，巡回增加到五十九次，相当于走四十一点二五华里。
同时，工资收入，福利措施和劳动强度的不成比例导致了工人的健康上出现很大问题。国棉六厂80％的工人，中午只吃5分钱的菜，一般女工一天支出的热量约为2400—2600卡，而她们一天吸收的营养只有2000卡左右。华东纺织局管理局统计的疾病缺勤显示：1954年第一季度为3.26％，以后逐渐上升到将近5%，到1955年因为减产、停工、年老体弱编余等原因逐步下降到2.76%，到1956年开始快速增长，第一季度为3.5%，第二季度为5.45%，7月份上升到5.68%。 女工流产情况也很严重，仅国棉一厂四月份就有七个怀孕女工流产。 流产的原因多是工作和生活原因造成的意外流产。国棉二厂1956年1—6月份流产的59人中，直接由于劳动条件不好和工作疲劳而流产的就有12人，因家务多、路远、营养不良等原因流产的39人，自愿流产的仅有8人。 工人的工资收入影响到工人的身体健康，反转来工人的疾病又直接增加了工人的支出，对职工生活是严重威胁，形成恶性循环，上文提到的老工人徐某就是典型的例子。根据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调查，1953年10月至1955年9月全市互助基金因病借支的有24.34％，因病负债的占负债总人数的27.3％,困难补助费中疾病补助占33.27％。
而且，大量缺勤又导致上工工人劳动强度的进一步增强。国棉五厂1956年7月1日—10日应到3362人，实到3200人，缺162人。布机间摆梭工定员93人，实到79人，缺了14人；拆坏布工原来一个人管52台，现在人员缺少，每人管70台。为了不影响产量，缺勤工人的工作全部由其他工人代做。该厂第2季度因病缺勤虽达5.15%，但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4.68%，工资基金积余了10800元。
由于大量缺勤对生产影响日益明显，有些厂往往鼓励工人“轻伤不下火线”，“克服困难”，着力控制疾病缺勤。如国棉二厂一王姓医生说：“看看领导的眼色就知道了，卫生机构应与车间联系，这种联系制度本来就是贯彻以预防为主使卫生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一个方法，但结果却变成了控制缺勤的工具，实际上是不相信人的表现。”国棉二厂缺勤高了，行政写条子讲：“请仔细检查一下”，医生就领会了。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国棉十四厂布机车间潘姓女工因请不到假，晕倒在车间。国棉五厂一赵姓女工贫血，车开不出，工长一定要她从疗养所里出来开车，结果又停了九个工。更有甚者，国棉十八厂一个工人六次请假不准，实在痛苦，发生吞金自杀的惨剧。
四、 权力变迁与政治压力
1957年3月27日晚上九时许，长宁区永大染织厂发生了一起由普通斗殴事件转化而成的工人集体行动。这场现在已经无法追溯起因的斗殴双方是办事员丁某与副科长江某，保卫干事赶到后偏袒江某，与江某一起要将丁某扭送派出所。正好下夜班的晚班工人们目睹了江某等人扭送丁某的行为，工人们都认为丁某平时好提意见，与领导关系不好受了诬陷，三四十人反将江某拥到了派出所。原来，丁某素来为人正直，解放前在该厂作车间领班，之资本家要扣工人工资，他宁可挨批评也不愿扣工人工资；三反五反的时候，他检举资本家违法行为，得到一千元奖金，他全都买了公债；公私合营后，他仍然不断对领导或企业管理方面提意见，公方厂长不重视他的意见，对他采取冷淡和排挤的态度，评级评薪时，把他评得很低。正是丁某与工厂领导的这些矛盾，使得厂内谣言四起。由于丁某在斗殴与扭送的过程中受伤，有人扬言丁某被打坏了，打丁是厂里领导为了掩盖集体贪污的有意谋害，厂内要杀三个人，要撵走工会主席等等，工人越聚越多，直闹到午夜以后。之后工人自动集会，特别强调不许党、团、工会干部参加，一面恢复生产，一面组织人继续“闹事”。以后连续几天，工人们又大量揭发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集体贪污等事实，要求撤换厂长、改选工会、重派党总支书记下厂。直到3月30日和31日，长宁区委书记下厂，做了解决问题的承诺，市委和长宁区有关部门组织了工作组到厂，事件才得到平息。
永大染织厂的事件，后来被宣传为工人反对领导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件。与学术界不同的是，在工人“闹事”的问题上，官方一直强调“官僚主义”的因素。但出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不是仅仅因为基层干部个人“作风不牢、能力不足”呢？在永大染织一厂事件在上海党刊上“曝光”后，不少党的基层干部给党刊编辑室写信，认为“报道有片面，把过错全部推在基层干部身上，把工作成绩抹煞，这是不公平的。”“很多干部认为过去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现在错了，群众斗争我们，领导上又要我们向群众检讨认错。” 这种“受夹板气”的状况成为许多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真实写照，他们成为批判“官僚主义”语境下底层工人的出气筒、上层错误政策的挡箭牌，而将“闹事”引向基层党政干部的做法，也成为以后中共解决体制性问题时的惯常手段。
这一点在工会干部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在上述的工人闹事事件中，工会这个本应在工人与行政之间起到中介缓冲作用的机构，很多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发端于1951年的反经济主义运动，对李立三强调工会相对于行政的独立性、工会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企业与工人之间要兼顾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进行了激烈地批判。1953年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全国工业系统全面掀起了层层批判“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1953年四月召开的上海市工人代表会议纺织工人代表小组讨论中，也传达了要反对狭隘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单纯福利观点和片面群众观点，即只讲福利不问生产，但求奖金不顾质量等方面。 有了李立三和“小李立三”们的前车之鉴，工会干部们噤若寒蝉，在一段时间内，工会干部都不敢代表工人利益向行政提出意见，紧密依靠行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工人骂工会是“第二行政”或“行政的尾巴” 。对此，当时的全总领导人赖若愚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群众闹事增多，而在闹事中间，除了个别例外，群众都把工会撇在一边。群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认为依靠工会组织解决问题往往是解决不了的。”
从永大染织厂的例子中我们还能看到工厂权力与人际生态的变迁。华尔德曾指出，中国工厂一个重要特点是党政领导在少数忠诚工人中发展出来的稳固的垂直性关系的关键重要性，另外中共所建立的政治刺激体系表面上看来以政治号召和非物质性刺激为基础，实际上却基于物质奖励和个人前途上根深蒂固的任人唯亲原则。 像丁某这样不依附于领导的人，肯定要受到排挤和打压。而且由于中共长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许多工厂形成了以党员、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等组成的小型动员集团，他们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动员和政治表演的骨干，在政权稳固后，他们多数成为厂内既得利益者，并习惯性地形成决策圈子，厂内民主流于形式，造成了多数群众刚刚激发的政治热情降低，对名不副实的政治宣传感到厌倦。同时，建国之初用革命逻辑划分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新阶级、新歧视，也造成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受冲击者与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微观人际紧张。在永大染织厂事件中，党员工人耿二妹在车间里说丁某是神经病，不打他打谁，被工人轰出厂外。
及至1956年、1957年，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受损，许多普通职工对共产党以少数积极分子代表广大群众的政治动员手段日益不满，因此对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定额的制定与福利的削减都是由党员和积极份子带头拥护的，普通工人与他们的隔阂也在这期间扩大。在1953年讨论取消棉纺织厂职员双薪 的会上，申新九厂一名职员就讲：“双薪取消是个别先进分子同意的，解放后给硬弄掉？” 合营立丰布厂在合营后取消职工的许多福利制度，党员带头拥护，一些工人私下说：“党员越多，我们越苦”。 在生产中心论的时期，生产能手往往比较受青睐，入党、提干都是优先，国棉18厂细纱间工人说：“车间干部对产量高的人笑嘻嘻，对产量低的人不理睬，有时面孔一板，讲‘你产量为啥不高’。” 再加上上文说道的定额在两者之间产生的收入不平衡，更加重了这种厌恶。
经过建国初期历次的政治运动，工人们感受到的强大政治压力也是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抑。特别是当行政人员认为自己权威性受到威胁或现实目标受到阻碍时，往往会采取一些压力措施。在一些工厂，干部给工人乱戴政治帽子，国棉十八厂前纺支部竟将落后分子的面划到25%。 这种政治压力带给人的恐惧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甚至超越了死亡。国棉二厂女工孙某被党支书和管理员说她偷回丝，连续批判追问，竟导致她上吊自杀；同厂女工赵某只是听说要批评她，便吞金自杀，幸好没有成功。 1952年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反经济主义、1955年对青年工人共产主义教育，都集中批判了迟到早退、旷工、钻劳保空子、生产偷懒，以及偷窃、赌博、接触不良书籍和生活腐化等问题，将日常生活问题上纲上线。这虽然在表面上压制了不同意见，但工人心中的不满更加积聚。有工人对下车间的工会干部说：“请帮我倒杯茶来，”旁边就有工人说：“连吃茶也不合理（指是不是再来个反经济主义倾向）” （原文如此——笔者注）。
结 语
当我们将常识重新放入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在上海纺织工人“闹事”的过程中，他们主要诉求基本集中在现实利益上，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也主要归结于工资、福利和劳动强度等经济利益问题，而不是后来中共中央重点批判的“官僚主义”。从上述材料中我们看到，工人对于党员干部的不满大多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党员干部作为体制的代言人而成为工人发泄的对象，背后仍是工人对切身利益受损的不满。而官方话语里的“官僚主义”则是隐含着批评这些党员干部没能积极解决上级乃至国家层面造成的问题，将矛盾化解于基层。“官僚主义”的托辞使基层党员干部成为“出气筒”与“替罪羊”，用以遮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同时中共也相应进行了一些利益调整，如在第二次工资改革中，上海纺织工业局下属2100户工厂,58种变相工资最后仅革除了3种,变相工资总额从原来的363365元降至317874元,仅减少了45491元,占原来的1.25%。
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过高、统得过死，极大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造成上海工人“闹事”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是不能被“少数人”的呼声所轻易撼动的。这种内在紧张导致了基层整风在“反右”之后才逐渐铺开，并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当然被列入了“教育”的范围。此时所“放”出来的言论也在官方的指导下更多地指向了“官僚主义”，指向了党员干部，虽然很多言论最终落脚点仍是切身利益，但已处在遮遮掩掩之中了。
【评论】
文革风云现纸上
——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
金光耀
在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文革的十年是一段特殊的但不应被淡忘的岁月。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次日上午复旦校园中就出现了第一批声援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文革的浪潮就此冲进了复旦校园，此后复旦大学就处在文革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激流漩涡之中。
文革中复旦大学最早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是历史系教授周予同，时间在6月4日。在校党委的部署下，一天内校园内就出现了5000多张大字报。几天后上海市委确定了要“彻底打倒”的八名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周予同即在其中，同在其列的还有另一位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八人中复旦就占了两人。就这样，大字报在复旦校园里铺天盖地张贴出来了。整个六月份，复旦大学光张贴大字报就用了七千斤浆糊和五百令白报纸，而墨汁是成桶成桶购买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10月初，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委员会”，不久这一组织与上海其他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成为文革初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而其主要负责人就是复旦的学生。稍后成立的其他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如“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三司）、“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其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复旦的学生。11月底，“红革会”围困《解放日报》社，致使该报停刊6天，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影响全市乃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运动起来后，复旦校园内的大字报锋芒所向就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复旦大学的党委，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到12月初，学校党委面对学生的冲击已无法开展工作，处于瘫痪的状态，复旦大学因此被造反派称为是文革初上海的“第一个解放区”。复旦大学的各派红卫兵不仅在校园中炮轰学校党委，还走出校园冲向社会，成为上海文革运动中重要的造反力量。1967年1月中旬，以复旦学生为主的“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首开造反派组织在市级机关夺权之风。而到1月下旬，复旦各派红卫兵更是将造反的炮口对准已掌控上海的张春桥，把大字报刷到了上海街头，发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虽然此次炮打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而被压制下去，但张春桥还是因此次惊吓而对复旦大学另眼看待，称复旦大学为藏龙卧虎之地。
以上所述只是非常简略地勾勒一下文革初期复旦大学运动发展的概况。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真正做到了“沪滨屹立东南冠”，在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急速上升。而在文革中复旦的地位比之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重要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复旦的文革运动成为上海文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复旦大学的文革资料在上海的文革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重。
这里刊印的是1966年6月中旬至1968年1月下旬之间复旦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选。大字报是文革期间毛泽东赋予人民的所谓“四大自由”之一，是群众被动员起来后揭露、批判“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与对立派别争辩的主要武器。历史上，不少时段会留下带有时代印记的特殊资料，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如先秦时期的竹简，魏晋时期的碑刻，而大字报则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资料，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大字报使用的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政治话语，通常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以置被批判者于死地。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语言激烈、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真是“满纸荒唐言”，但对历史研究而言，它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
大字报在文革初期以铺天盖地之势出现于校园、工厂和城市的街道、广场中，其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而其张贴形式使其难以长期保存，传播范围也有一定限制，因此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大字报选”。有党政机关编的，作为下情上达，有红卫兵等造反组织编的，以求广为传播扩大影响。这本复旦大学大字报选则是由当年在校学生编选的。编选者徐振保在文革爆发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当时大学五年制），他像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对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抱有热情，又因为专业的关系，更热心于搜集保存有关文革的资料。他在当时就敏感地觉察到大字报会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复旦校园里抄写大字报，即使外出串联，也记挂着这件事，短短几天就赶回校园。这件事后来得到复旦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支持，因此获得了编选刻印的条件。徐振保根据自己的判断按大字报在校园内的影响及重要性进行取舍，最终选了168篇，并为大多数大字报写了按语，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及在校园中的反响，最终以“史红战斗组”的名义印行。
因此这套大字报选是反映复旦大学文革运动的珍贵史料，它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记录下文革最初两年校园中运动的进程。鉴于整套大字报选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的事件较多，我们缺少足够的时间予以完整地解读，现就仅以1966年6月为例，看看从大字报所反映出的复旦运动，这是大字报在复旦校园中张贴开来的第一个月。这套大字报选中有14篇是从这个月的大字报中选出来的，这都是在校园中引起反响并对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的大字报。如前所述，仅6月4日一天，针对周予同的大字报就有5000多张，这一个月内复旦师生光写大字报就用掉了五百令白报纸，所以这14篇只是校园内数以万计的大字报中的沧海一粟。但就是从这十多张大字报中，我们也可看到文革在一个大学这样的基层单位发动时期的基本面相。
编者选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张贴于6月14日的针对复旦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此时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的陈传纲。根据大字报选的编者按语，陈传纲被大字报点名批判是由学校党委布置安排的，此前批判周予同的大字报实际上也是学校党委统一部署的，反映出运动初期基层党委对运动的主导权。到了6月中旬，不仅北京大学而且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都已对着党内的当权派了，于是陈传纲作为复旦的当权派也被点名批判了。而之所以挑中陈传纲，是因为他与党委主要领导原本就存在着分歧。
在批判陈传纲的大字报出现后，党委明确表态与陈有着原则性的分歧，要与之划清界限，以表明自己正确的革命立场。像文革初期许许多多的党政领导一样，复旦党委一方面要紧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将本单位的运动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次发动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因此，早在6月初复旦党委就组织了名为“红缨枪”的墙报，希望通过这一阵地来引导校园中的大字报，使运动能在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这就有了“红缨枪”轰动一时的系列大字报《十论追穷寇》（本书第7篇）。所谓“穷寇”者，即像周予同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红缨枪”按照党委的要求，号召对这些人要“瞄得准，打得狠”，而不要“乱打一气，打空打偏，甚至打到自己的脚上”，要遵循“党指挥枪杆子”的原则，也就是不要打党委没有指定的批判对象。但被中央的号召动员起来的部分学生已不愿再按照党委的层层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了，于是到6月20日校园中出现大字报（第4篇），鼓动学生们“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党内的一切牛鬼蛇神”，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就有学生直接指出“‘红缨枪’把我们引向歧途”，由此质问学校党委通过“红缨枪”要将复旦的运动引向何处，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能完全相信这样的校党委吗？”的尖锐问题（第5篇）。
但紧接着就出现了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领衔署名的是响当当的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电光源室的老工人蔡祖泉，坚称“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强调革命师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搞好文革（第8篇）。这份支持“红缨枪”的大字报其实就是“红缨枪”捉刀的，反映了校党委想用蔡祖泉的名头来压学生，但要起来造反的学生已很难压得住了。
6月下旬，中文系的学生点名批判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其“罪名”之一就是直接领导“红缨枪”发表《十论追穷寇》的大字报，还有压制中文系和新闻系的运动（第11篇）。接着，又有学生将批判锋芒直指整个校党委，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复旦党委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揭露其“采取的手段比陆平、匡亚明之流更加阴险、更加毒辣、更加迷惑人。他们推行一条更加阴谋的修正主义路线”（第12篇）。
不过在6月下旬，复旦党委还能够掌控全校的运动，因此面对质疑通过大字报表示，“我们欢迎全校革命学生、职工、教员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他们非常自信，认为这些批评根本不足以动摇党委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还表示“要使复旦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获得全胜”（第10篇）。从“红缨枪”和蔡祖泉署名的大字报，确可看到校党委尽力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努力。当时校园中也有许多相信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学生，他们把对基层党组织的批判看成是“混淆了敌我，转移了矛头，表面革命，实质反动”，是对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进攻”（第3篇）。当出现直接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有学生直截了当地喊出“誓死捍卫以王零为首的校党委”的口号，认为校党委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并要与那些反对校党委的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较量一番（第13篇），反映出一些复旦师生对造党委反的抵制。
这十多张大字报显示出文革运动初期复旦校园中的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当然是复旦党委。它要尽力将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抛出陈传纲，到组织“红缨枪”，再到安排蔡祖泉出来支持“红缨枪”，处处显示出它的良苦用心。而抛出陈传纲又反映了党内矛盾或个人恩怨对运动的影响。第二股力量是希望冲破党委束缚的造反学生，他们不愿根据学校党委的部署按部就班地开展运动，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所谓“党内的牛鬼蛇神”。在6月份，这股力量规模上还很小，但影响却很大。第三股力量就是所谓的“保皇”师生，这不仅包括党委组织起来的“红缨枪”，也包括数量不少的普通师生。他们仍按照文革运动起来前的“正常思维”方式，紧跟党委，站稳革命立场。需要指出的是，大字报的编选者在对1966年6月的大字报进行编选时，漏缺了在当时校园内数量相当大一部分的大字报，就是那些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根据相关资料，到6月中旬结束的时候，复旦校园内被大字报揭发批判的除了历史系的两周和陈传纲外，还有副校长苏步青，副教务长严志强，中文系主任朱东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外文系教授戚书含，物理二系教授卢鹤绂，经济系教授吴斐丹等，但所有这些大字报都未有编入。显然，在编印此大字报选时编选者已充分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将批陈传纲的大字报列在开篇，但也因此将大量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遗漏掉了，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虽说整个6月间复旦的运动还未完全脱离党委领导的轨道，但文革的乱象已经显现。原本应该是学校教学科研主角的教授们成为批斗的对象，被猛追狠打的“穷寇”，而无任何申辩的权利；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党委领导一方面指挥“追穷寇”，抛出陈传纲这样的当权派和周予同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方面又得开始面对学生的质问和批判；而对学生来说，不管是批党委的还是保党委的，写大字报参加运动已成为他们的主课，原先书声琅琅的复旦园已成为文革硝烟弥漫的战场了。
此后，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复旦党委渐渐失去了对运动的掌控，直至最后瘫痪。这套大字报对此都有详尽的记录，其中还包含中央高层对复旦运动的关注和具体指示。例如，1966年10月底，部分学生在反对学校党委的斗争中开始了绝食行动，此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让秘书专门打来电话，一方面表示对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一方面又希望复旦的学生不要用绝食的方法，显示了周恩来的一片苦心，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复旦文革运动进展的特别关注。再如，1966年11月底，姚文元通过电话就复旦的运动发表意见，支持罗思鼎小组和朱永嘉，要复旦的左派将矛头对准学校的走资派，结果直接导致12月初的“打杨战役”和复旦党委的全面瘫痪，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与复旦文革运动的直接关联。这套大字报选的最后一篇是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在相辉堂的讲话。张在这篇讲话中反复提到复旦是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学校，是一个顽固的堡垒，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斗争尖锐、复杂，怪事也就多些，反映出张春桥对复旦的基本看法，也预示着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及“清算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中复旦遭受的灾难。
这套大字报选在1967—1968年时分三册刻印，字数合计逾60万，共印了500套。40多年后已不多见，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而其史料价值完全符合我们编选《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追求“深部和细部”的宗旨，因此在征得徐振保先生同意后，纳入《汇编》第一批刊印。
本次刊印，除个别涉及个人隐私的大字报予以删减外，均按原样印出，以为复旦大学的文革史研究乃至更广范围的文革史研究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
2013年12月25日
【怀人】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怀念赵昭彦
津 平
赵昭彦，四川内江人，1962届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65年秋，为支援唐山，调唐山四中。那时我也刚被分配到唐山五中，虽然不在一校，但两校对门，都在路南区大业里，因此和他有了接触。文革前的一年，我在五中教平面几何，他在四中教初等代数。俩人都是单身，周末又都常去供电局铁塔下面的小饭馆吃饭，于是就熟悉起来。我们谈话的话题基本上不离数学，最常谈的是几何中的平行公理为什么不能证明的问题。我们两个都读过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和兰道的《分析基础》，我坚持，如果承认兰道对实数域的构造是合理的，又承认欧氏空间是实数域上的3维正交空间，那么适当定义点、线、面，欧几里得的五个公理都是能够证明的；而他则强调，平行公理能不能从另外四条公理推出才是问题的实质。内行人知道，我们是各谈各的话，根本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而且内心里我也知道他是对的。但这样谈来谈去，我们变得越来越熟悉了。可是，说也奇怪，我们从来没有互相问过彼此的过去，他不知道我在北大挨批判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南开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故意回避谈过去，就是觉得好不容易碰上了数学方面的知音，顾不上谈过去那些伤心的事了。
一年过去了，文革开始了，我们接触也就少了。我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竟主动引火烧身，把在北大挨批的内容抄成大字报，让大家批判，帮助我改造思想。五中书记按反右的路子，给我布置了大字报专栏，让大家批判，准备抓个“大右派”。如果没有后来的“反对资反路线”，我的“右派”是跑不掉了。既然自己把自己搞得如此被动，也无暇顾及身外事了。
“反对资反路线”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毛主席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他们造各级党委的反。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联，刘少奇、邓小平以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的所有党政领导均被揪出来示众。群众成立了各种“革命组织”，它们互相攻击，以致武斗，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乱了一年多，又提倡“大联合”，由上到下组织了“革命委员会”，成为新的权力机构。在这段时间里，我作为“准牛鬼蛇神”，也不敢和其他人，包括赵昭彦有什么联系。这样一直到了1968年初，唐山四中和五中都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无政府主义状态基本结束，但换了领导，原有的党支部或党委换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老师们又要上班了，所谓“上班”就是开会，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8年夏天，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先是把有“帽子”的老师集中起来，不许回家，在校监督劳改。五中只有两个未摘帽右派，把他们放到“黑帮队”里，然后逐渐扩大黑帮队伍，到了七月底，五中已经有了近十名“黑帮”，包括“地主份子”、“中统特务”、“军统特务”和原来的党、校领导，即“走资派”等。对门四中搞得也大同小异，都建立了“黑帮队”。正在这时，四中传来了惊人的消息——一位老师“企图暗杀毛主席”，暴露后卧轨自杀了。我听到后也没打听细节，觉得这也不值得奇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人在唐山，想暗害毛主席，“痴人说梦”呀。而且当时正值红色恐怖，五中也已经有两三位老师自杀身亡了，我也又开始被迫写检查了。又过了两天，我才得知，要“暗杀毛主席”的老师竟是赵昭彦！这才引起我的震惊，想想和他没见面也快两年了，他究竟干了什么事，竟被诬陷要“暗杀毛主席”？我偷偷打听了几个人，听说是他在南开上学时的事。我更纳闷了，和他也算是个知心朋友，怎么就没听说他在南开有问题呢？如果真有问题，他又怎么可能留校呢？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但又解不开这个谜。心想，大概是在南开上学时说过什么话吧。这个疑问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了八、九年，到了1977年，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赵昭彦是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的。1958年8月13日，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主席视察了南开大学。其时，赵昭彦正在该校上学，他和很多南开的师生夹道欢迎毛主席，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看到毛主席近在咫尺，心想这多不安全呀，于是小声说了句：“这么乱，要是有坏人想刺杀毛主席也太容易了。”其实当时没有人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但在毛主席走后，他们班级开会座谈见到毛主席的感想，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却遭到了同学们的批评，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反右”以后阶级敌人已经从老师、同学们中间清除出去了，现在是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而他说，难保还有未肃清的阶级敌人。同学们又说，你就不应该想到毛主席会被刺杀，这说明你缺乏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这样争了几句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件事却被写进了赵昭彦的档案。在以后的几年里，赵昭彦学习成绩突出，成了著名概率学家王梓坤的高足。1962年毕业时，他被留在母校任教。直到1965年，唐山市教育局的领导跑到高教部要人，声称唐山极缺中学教师，如不来人，我们课都开不了了。于是高教部从全国各地调了100多名大学助教支援唐山，赵昭彦就这样调到了唐山四中。
以上是赵昭彦悲剧的背景。回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不知是四中革委会的哪个干部，为了揪出更多的阶级敌人，他把赵昭彦档案中的这段事情抛了出来，而且在他写的大字报中竟歪曲成赵昭彦在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时“企图刺杀毛主席”。这样一来，不明就里的革命小将（即四中学生）极其愤慨，想立即把赵昭彦揪出来。他们质问赵昭彦，这是不是真的？赵一言不发，面色苍白。还没有等到革委会把他揪到黑帮队，他就卧轨自杀了。因为他明白，这样的大字报，就等于是他的死刑判决书，无论怎么解释，都只能“越描越黑”。
关于他的死，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是赵昭彦的学生刘光生写的《1968：母校唐山四中记忆 ——‘翻开我的老相册’之十》,他说赵昭彦死于1968年7月31日，当时学校组织老师、同学看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电影，“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沿着学校甬路默默走出校门，边走食指上还晃荡着一串钥匙，待我们观完电影回来后，忽然传来赵老师的噩耗——他在影院四周的老火车站旁卧轨自杀了！”欲读刘光生的全文，可点击下列链接：
http://bbs.yutian.gov.cn/thread-106413-1-1.html 另一版本是我的同事（他在文革时是四中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赵昭彦死于1968年8月1日夜。他趁夜深人静之时，从四中的铁栏杆小门上爬出，在唐山天桥附近卧轨自杀。我更相信后者，因为看电影是在白天，老火车站（即天桥）又是唐山的繁华地区，不大可能卧轨自杀而不被人发现。其实也无须弄清他是哪天死的，是白天还是黑夜？总之，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又是中国的一位有前途的数学家，就这样无辜地死了。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贴的那张大字报，他是否有所忏悔？这不就是用笔杀人吗！而且，到今天，还能有多少人记得赵昭彦，记得像赵昭彦那样的数以万计的文革中的冤死之魂呢？我们中国人的忘性太大了，怪不得钱理群教授仍在大声疾呼：“拒绝遗忘”。
刘光生的文章中还说：赵昭彦死后没几天，他父亲和弟弟从老家赶到学校，校方给出的答复是“畏罪自杀”。当赵老师弟弟对此表示不同看法时，校方竟认为是“替罪犯喊冤鸣屈”，当场组织了一场批斗会。刘光生说：“我至今记得他们父子手捧赵老师骨灰盒站在教室中央接受批斗的惨痛场面。”
呜呼，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14年4月12日
【序跋】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萧冬连
文革时期，政坛上的波诡云谲总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许多炙手可热的重要领导人一夜之间乾坤颠倒就成了阶下囚，令世人惊愕！“陶铸案”如此，“杨、余、傅”案如此，“罗瑞卿案”则是首开其端。时至今日，仍然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当年罗瑞卿为什么突然被打倒。许多关键性档案未予公布，研究者只能凭借有限资料拼凑出故事来。
近年对“罗瑞卿案”的研究有所进展，这得益于部分历史档案的披露和一些知情人的回忆和口述，由余汝信编辑的这本《罗瑞卿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在我看来，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这些史料的披露和运用，其中有1965年12月叶群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叶剑英在1966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6月下旬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讲话等。书中引用的其它重要人物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虽然不全仍然很珍贵。余汝信根据有关资料撰写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的发展脉络。
在有关回忆和口述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最值得重视，其中《邱会作回忆录》对罗瑞卿事件的记述最为详尽，其次是《吴法宪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又收录了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专访。这些回忆和口述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参与其事（虽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因为他们都是被抛出体制的人物，摆脱了政治羁绊和顾虑，比较愿意说真话，披露了一些内情，虽然难免带入个人情感。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其实，一些私密的谈话很可能没有记录，党内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更是非浸淫其中者所不能体察的，这就使知情者的口述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无论回忆录还是访谈口述，大都凭借个人记忆，任何记忆的可靠性都是有限的，很难避免因时间久远而发生记忆错误，更不用说因个人好恶而作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口述历史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对共同参与或见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陈述”。因此，采信口述史和回忆录，需要印证其它史料，最好对参与其事的双方的口述进行比照。可惜，有关罗瑞卿案目前还只有倾向林彪一方的回忆，而没有倾向罗瑞卿、贺龙一方的回忆。因此，对一些问题作出定论还很难。
除了口述历史的自然缺陷外，借见证人口述之名编造故事的“罗生门事件”也经常发生。对于林彪女儿林立衡写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必下定论。这份材料是1980年两案审判期间写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作者急于为林彪辩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篇材料有违事实则是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见证人口吻，加上编辑者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颇多改动并在境外出版，这就为厘清历史真相增加了新的混乱。依据已有资料对它进行辨伪是必要的，编者组织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书中多篇文章围绕林文的真伪展开讨论，进而对罗瑞卿案的真相作出各自的解释。
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文革之初，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捆绑在一起，打成所谓“阴谋反党集团”，是服从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部署的。其实他们倒台的因由互不关联。在这四人中，罗瑞卿与毛泽东渊源最深，关系最为亲近。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同属“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建国以后，公安部长“罗长子”被看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59年罗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正是林彪向毛提议的。正因为如此，罗瑞卿突然被拿掉，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彪，不仅外界，党内高层都感到很吃惊。
毛泽东后来说，罗瑞卿、贺龙等人挨整是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是事后的一个说辞。我在1999年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疑问，“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我的推断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 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个人判断，与“官史”扯不上关系。只是当时对林彪与罗瑞卿何以交恶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林罗关系的发展脉络和症结。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及其它资料，我列出自1964年12月至1965年12月林罗关系发展的16件事（见注释）。 林罗矛盾皆由林彪生病请假，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起。林彪对罗瑞卿疏离自己不满，认定罗改换门庭，投靠贺龙。1964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大比武是一个爆发点，吴法宪说，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 邱会作则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只是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实质是林彪发觉“贺、罗联盟”。 据叶群揭发，1965年2月，罗瑞卿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有无这“四条”已无法取证，无论罗瑞卿的本意如何，给林的信号是罗要林让权，这是问题的症结。从上海会议到北京会议，对罗的批判都集中在“向党伸手”的问题上，所谓“向党伸手”就是指要林让权， 可见林罗矛盾已经很深了。吴法宪说，“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林立衡在上述材料中说林彪和罗瑞卿关系如何好，整肃罗瑞卿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事后还为罗哀伤流泪，这完全有违事实。韩钢、樊真、沪林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辩伪。根据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林彪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现在看来，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据邱会作的说法，“林彪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主要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的砝码逐渐倾向贺龙一边。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等人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了另一个阵营。”“两个阵营的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两个阵营的力量并不对等，不仅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更在于林彪与毛泽东的紧密关系。表面上贺龙气势很旺，其实“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感受到军队内部“阵营意识”之强烈，山头主义之根深蒂固。山头主义是历史形成的，无论褒贬它都是一个存在。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分出阵营来。正因为这样，罗瑞卿的作为就显得特别的敏感。罗瑞卿不只得罪了林彪，同时怠慢和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其中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意见最大。邱会作就曾亲身与闻聂、叶二人发泄对罗不满的谈话， 李作鹏也回忆到这种情况。 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也不只是林彪，我们知道的，叶剑英曾不止一次向毛泽东和林彪谈到罗瑞卿的问题，并与林彪商议向军内高层许多人打招呼。造成这种状况，部分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即所谓罗瑞卿“身上有刺”的“霸道”作风。不过不能过分强调，更应看到权力配置失衡引出来的矛盾。罗瑞卿身兼数职，掌控全局，权倾一时，而其他老帅反而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罗却不自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毛泽东是否对罗瑞卿完全失去信任，拿掉罗瑞卿是注定了的，更何况正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稳定。至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这已经是一个惯例，处理高饶问题是这样，处理彭德怀问题也是这样。党内斗争一哄而起，无限上纲，群起而攻之，这种风气也由来已久。
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还有另一种判断：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是罗与刘、邓关系密切，毛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 本书丁凯文和樊真、沪林的文章都持这种看法。丁凯文的文章说：“毛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不能旁落。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它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唯一口实。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樊真、沪林的文章说，“罗的命运不在于林、罗关系好坏，而在罗在毛和刘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的立场和作为。毛要捣毁的是刘邓司令部的桥头堡——‘彭陆罗杨’。罗瑞卿的生死牌握在毛泽东手上。”这种判断引证的主要是《邱会作回忆录》，而邱也是一个观察，并没有拿出可靠事实来。这里的关键是罗瑞卿与刘少奇、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毛泽东究意怎样看待罗与贺、刘、邓的关系，这都还需要更多材料给予证明。
编者嘱我写序，特别说对罗瑞卿案的讨论持一种开放态度，我就写了这篇短文，也算是参加讨论吧！
2013年7月17日 于北京
萧冬连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2000年前在国防大学任教。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香港中大版）、《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
【书讯】
《罗瑞卿案》一书在香港出版
梁幼志
余汝信主编的《罗瑞卿案》一书，2014年2月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问世。此书分两部分，第一辑收入了韩刚、丁凯文、余汝信、樊真、罗林撰写的关于罗瑞卿一案的论文，作者们针对《林豆豆口述》一书谈论的相关情况，或考证，或辨析，或驳斥。
第二辑是资料性的文字，收录了叶群在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呈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的口述、罗点点的回忆以及《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关罗瑞卿的文字。
书前有萧冬连写的序言，书后有编者余汝信写的后记。
此书在香港有售，单价（港币）：138元
【纠错擂台】
编者按：鉴于媒体中关于当代国史的错误信息频仍，且谬种流传，长期误导读者，混淆视听。本刊特设此专栏。办法是在上一期将这些错误信息原文刊出，请读者通过信件的方式指谬纠错。我们将从来信中选出正确答案在下一期公布，并根据来信的时间和答案的准确度，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本刊刊发的第一个错误信息如下——
谭厚兰被迫害惨死
没有任何证据捣毁孔庙的谭厚兰，在监狱被残酷迫害致死。谭在监狱里，遭到了刘涛创立的保皇派红卫兵头目的集体轮奸和割喉。
刘涛在文革刚爆发时，率领保皇派推倒了上千年的清华二道门古老建筑，打死清华卞副校和上千广大教学员工。刘涛的红卫兵革命干将，烧毁孔庙，迫害和尚，烧毁文物。然而。刘涛所犯下的等等罪行，邓小平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来源【中华论坛】，作者：顺风扬帆远航，发表于：2013-12-15
【读者来信】
1.蒋健、郭予庆、郭世杰为《红刊过眼录》（上）纠错
贵刊第111期刊出的《红刊过眼录》（上），有若干误植：
49页
痒勇——应为“杨勇”
进入19世纪60年代——应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
54页
以上数8篇见第4期——应为：“以上8篇见第4期”
73页
两派观点向左——应为：“两派观点相左”
80页
不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应为：“不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理工大学 蒋健
111期《记忆》胡庄子文第26节，军队造反派“红联总”的《四海翻腾》文中写到“1967年11月海直“红联总”•••••对海军司令员苏振华进行批评”。苏振华其时任海军政委，此后，也从未担任过海军司令员。（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深圳 郭予庆
111期《记忆》胡庄子“写在前面”说毛首次检阅红卫兵应是1966年8月18日， 非19日。
北京，郭世杰
2.印红标的更正
我发现贵刊112期有两处应该修改的，没有改过来，即（1）第76页的“选自”应改为“录自”。（2）第77页删去“逐日”二字。
3. 刘进的更正并纠错
《记忆》编辑部：
贵刊108期师大女附中专辑（五）中，刊有几篇我对刘秀莹老师的访谈。近日，经实验中学（原女附中）老师查核，指出2008年5月11日第四篇访谈（第55页）中的几处错误：
1）原文：八中温寒江住在我隔壁，一墙之隔，他的爱人是女附中的。
说明：温寒江的爱人吴秀，原是女附中的副书记，后调离。文革时，她已不是女附中的老师。
2）原文：许占魁是工人，过去当过警察，也都自杀了。
说明：许占魁不是自杀的，是退休后病故的。
3）原文：安春佑是用皮鞭打后死亡……
说明：安春佑是学校食堂管理员，1964年因贪污被劳教，文革时不在学校，后病故。
另外，刘秀莹老师调离前已任女附中党总支副书记，这点应在第49页受访人简介中给以补充。
在此，我对自己记录的错误深表歉意，希望《记忆》能及时刊发此更正说明。
还有一个问题，贵刊112期第53页说宋淮云是女附中高三一班的，不对。宋淮云原来是高二一班的，1965年转到了中五2班（文科班）。
谢谢！
刘进
2014-5-14
4. 花开花落谈刘进、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未尽之责
《记忆》编辑部：
我是《记忆》的忠实读者。但是从来没有给贵刊写过信。这封信，也不是写给你们的，而是写给女附中的。
我相信刘进、宋彬彬的道歉是真诚的，相信她们所说的“八五事件”的过程是基本属实的。我想知道的是，在她们澄清了事实，得到了清白和理解之后，有什么打算？
对于女附中团队，尤其是对于刘进、宋彬彬来说，我是坚定且顽固的“还不够派”。但是，我不是启之先生在《五种声音，一个背景》中说的那种“还不够派”。我的“还不够”不是指她们道歉的还不够，而是说她们在抢救记忆，拒绝遗忘方面做得还不够。作为女附中的党员学生，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作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她们肩负着比一般亲历者更重的责任，承受着普通过来人所不曾有的期待。
这责任来自于历史，这期待来自于社会。
因此，她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为自己讨还清白上面，不能满足于现状，到此止步。人们有理由要求她们继续往前走，走出“小我”，为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做更多的事。
孟子说得好：“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我并不要求她们都去当专家学者，都去研究文革，都去著书立说。我想强调的是，“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有好多种方法和途径，有许许多多事情急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去做。她们应该为她们一再声明的“抢救记忆，拒绝遗忘”继续发光发热，添砖加瓦。
唯如此，她们才能够化解谴责派的斥责，才能够赢得历史，赢得人心。
请将此信交给刘进、宋彬彬和她的校友们。谢谢！
吉林大学 文学院
2014年5月11日
版 权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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