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一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1月30日第213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6〗

口述历史

扈来明口述 何蜀整理 大喊大叫的青春岁月
——从文艺宣传队编导到广播站站长

我怎么会对文艺编导有了兴趣
为感恩而投入文化大革命
重庆一中八一五战斗团宣传队
轰动一时的《八一五风暴》
主持“痛打落水狗广播站”
我校同学武斗中的伤亡
粟远奎口述 何蜀整理 一个民政干部的文革经历
从“紧跟组织”到“逼上梁山”
夺权与镇反
机关司令部的几次搬迁
我经手的两笔救济款
我经手的干部工作
亲历“一○·二七”事件
当“委员”并非是好事
我经过大小学习班的审查

史林一叶

刘显明 九锅箐的一段秘史

故纸堆

徐小青录入 揭发重庆市红山茶场镇反情况
徐小青录入 关于红山茶场五个群众组织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调查
徐小青录入 必须给红山茶场的五个所谓“反革命组织”彻底平反
徐小青录入 民政兵团红山战斗团组织活动简况

书海泛舟

何开祥 无奈的忏悔 永久的记忆（《天地留痕》选读）
生逢乱世
江明愈 与欧家荣同学的一段交往
王忠一 文革后期的一件“反革命”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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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大喊大叫的青春岁月——从文艺宣传队编导到广播站站长

扈来明口述 何蜀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篇以扈来明2012年2月21日的口述为主，整理中又陆续做了一些零星访谈，订正、补充了一些细节。全篇完成后经口述者审定。
口述者简介：扈来明（下图为近照），1946年生于重庆。出身贫寒，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一中学高67级（高中二年级）学生。为“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而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做过造反派文艺宣传队编导，当过群众组织广播站主播。1968年底参军，1970年在五十四军134师政治部直工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复员回重庆，安排到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先后在公司武装部、保卫科、宣传科工作，又当过队长、中心站长、营运安全系统和教育系统副主任及党委中心组秘书等。文革结束后经过“揭批查”的严格审查，没有查到在文革中有任何违法行为。1983年在公交路队改革中受公用局系统表彰并被公交党委评为全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但因所谓文革“历史问题”仍受到压制。后离职“下海”做过经理人，历尽人生坎坷。著有小说集《老三届轶事》在美商亚马逊微出版公司发行。

我怎么会对文艺编导有了兴趣

我1946年5月出生于重庆。父母因无文化，找不到一份好工作，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家里十分贫穷。只记得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糊口少落屋，母亲则四处去帮人洗衣做饭顾不上家。所以，从六七岁时起，我就被迫学会找路子挣钱养活自己了 。
我们那帮穷娃儿当时挣钱的路子之一是帮人拉板板车。行话叫做“拉加班”：一根粗麻绳挽个套圈挎在肩膀上，另一头拴在板车的拉杠旁，一双赤脚蹬地不打滑，双手下垂埋头弯腰向前拉。从菜园坝河边帮人拉一车石子爬完南区公园旁的盘旋上坡路到两路口，拉一趟收入4到5分钱。若运气好，一天拉四五趟，不但能挣两角左右的现钱，还可顺带在河边拾些竹纤藤和木屑块块当柴烧。没板车拉的时候，我就背个背篼、拿个柴爪，到王家坡、遗爱祠一带的垃圾堆捡牙膏皮、玻璃瓶及废铜烂铁。后来看到其他穷娃儿擦皮鞋找钱轻松，又到火车站旁边的铅笔厂弄些废木料钉个箱子，学起了擦皮鞋。
那时候人小，虽然挣钱不多，但生活要求简单，物价也低。记得当时的大米分为上、中、次米三个等级，上米一斤九分，中米七分、次米六分。就这样，我带着两个妹妹，经常是一锅饭、两分钱胡豆瓣，自生自灭地生存下来。这期间，小我一岁的大妹妹脚被撞伤得了巴骨瘤痰（骨结核）无钱医治，那脚杆腐烂、白蛆蠕动的惨死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是埋藏在我心里的一生隐痛。
1955年的时候，我家住在两路口下面张国富烈士纪念碑旁边的建兴横街。地段上的好心人见我九岁多了还没上学，就帮我联系到肖家沟小学读书。我听说每天只上半天课，还有半天可以找钱吃饭，才去报到上了学。
1960年春，全国掀起了学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活动，学校成立了个“布谷鸟文工团”。总辅导员肖老师（后任重庆渝中区教委人事科长）见我热心集体活动，排节目时要我扮演偷海椒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分子王荣学。
在几百个师生面前，我脸涂油彩，背个背篼登上舞台，心里想着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天的故事情节，无师自通地表演出各种贼眉鼠眼的偷窃动作，在台子上东窜西躲，并张牙舞爪面露凶相，把刘文学摁在海椒地里掐死。最后演到地主分子王荣学被处决的时候，枪声一响，我一头栽倒在台子边缘，还装出一副抽筋挣扎死有余辜的丑态。
那次尽情发挥的自编自演，虽然尽显了一个懵懂少年的幼稚和笨拙，但还是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使我第一次体味到了文艺表演的魅力和成功的喜悦。
1961年小学毕业时，我家已经搬到了观音岩金刚塔下面依崖洞搭建的破房子。由于居住地区的划分，我和市话剧团的子弟一起被安排到了附近石板坡的五十中读初中，这样就结识了班长冯同学（话剧团导演冯维的儿子）、文娱委员刘同学（话剧团演员队长刘曦的女儿）等一些同学，并经常出入他们的家庭。特别是冯同学的父亲冯维，据说他解放前和谢晋、张雁等一大批著名编导、演员都是江安国立艺专的同学。班长冯同学的数学成绩好，我经常到他家请教学习，和他父亲冯维就熟悉了。这期间，我沾光看了冯维和另一个女导演指导排练的《结婚进行曲》《红岩》《雷锋》等一批剧作，目睹了刘曦、田广才等著名演员的精湛表演。特别庆幸的是，我借阅了不少关于编导的书，其中包括当时我似懂非懂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籍。受这些文艺前辈和书籍的影响，我就慢慢有了文艺编导方面的兴趣和爱好。

为感恩而投入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是重庆一中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因从小就被教育幸福来自毛主席、来自共产党，出于感恩的朴素感情，我自然就热情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
6月下旬以后，我们学校已经乱了套，因为停止高考，很多女同学都回家了，我们男同学长期都是住在学校的。
大串联高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个个子不高，但是很精神的年轻人，姓李，跑到我们寝室来串联，拿出学生证，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本身也很喜欢文学，对中文系也很感兴趣，他坐下来就开始口若悬河地宣传革命造反，我们当时已经风闻了一些消息，到底情况是怎样的，也不清楚。他主要就是给我们讲，毛主席身边出了赫鲁晓夫，要搞修正主义了，号召我们要发扬五四精神，到北京去。还给我们写了条子，叫我们到了北京找谁联系。
后来我们就出去串联，看到一路上都有些外地来的学生。当时学校不出证明，我和俞世方、段长富两个同学就凭北大李姓学生写的条子，也没买票，就乘火车到了北京大学。那时北京大学已经有很多大字报了，看了几天大字报，我们就匆匆忙忙赶回来，想要赶紧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回重庆后，我就和我们班上的杨定义等十几个人，成立了“冲天笑”造反队——那时学生中流传一些“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后来才知道许多都是一个年轻学者陈明远写的，其中有一句“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很能代表我们当时要“解放全人类”的狂想。我们就这样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
成立战斗队后，8月15号那天下午6、7点钟，我们听说在重庆师专闹起来了，我们急忙跑去看，就参加了支持造反派学生的串联活动。当时有重大的、三中的、师专附中的，还有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
我们学校离重大、师专很近，一天到晚都互相在串，已经有一些联系了，我们学校也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战斗队，还有些没有参加战斗队的，在一边看热闹的人也有，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跟着跑，跟着起哄。江北区发生“八二八事件”（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些同学在那里与保守派发生冲突，被打成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带了三四个人，到江北川剧团去，帮助发展他们那里的造反组织，他们发动起来后，加入了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后来发生的重庆体育场“一二·四事件”（造反派冲击保守派的大会造反，引起武斗冲突），我们班上的同学也参加了，跟着重大八一五去冲会场，混乱中听说有造反派被打死了，我就爬上一辆卡车，到石桥铺火葬场去参加抢尸体，运到体育场搞展览，结果我们那辆车抢回来那个脑门开花、面目恐怖的尸体，后来才知道是出车祸撞死的。

重庆一中八一五战斗团宣传队

到了1967年1月底2月初，重庆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联会过后，造反派中的分歧日益严重，到4月份，我就和我们班上的杨定义，因为对革联会的评价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他就带起周敢（西师八三一周荣的三弟）等要求“砸烂革联会”的人，另外组织了一个“红一方面军”，我们就分成了对立的两派。
我那时就到一中八一五战斗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还是搞编导。我们一中八一五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原来学校红旗文工团留下来愿意造反的这部分人组成的。当时进进出出有二十来个人，其他同学都回去了。我们的声乐、器乐、舞蹈、朗诵等方面本身有一些基础，有一定的水平。因为我们宣传队只有二十来个人，要求每个人一专多能，要会唱、会跳、会乐器，都能上场表演节目。
文革时期的文艺节目，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喊大叫、杀气腾腾，一上来就是冲啊杀的，场面搞得很激烈热闹。我们到江北石门重庆搪瓷总厂、石桥铺等地去演出，都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舞台，其中有两次把台子都跳垮了，我们演员的脚都受伤了。有的地方是在水泥地上跳，跳得满场尘土飞扬，冲杀，狂吼，红旗满场挥舞，很有气势。有时去演出的厂矿，观众多，场子又小，容纳不下，就在下午演一场，晚上再演一场，我们累得一身都是汗，内衣内裤都汗湿透了。每次演出到夜里结束后，就是每人一碗面，男同学吃不饱，女同学也不够吃，但是，那时都是“一心为革命”，大家都没有怨言，还成天乐呵呵的。
到了1967年3、4月份以后，全国开始“反击二月逆流”，由于对革联会是“保”还是“砸”的分歧公开了，两派就互相冲击。如果我们是到八一五力量大的单位去演出，还比较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要是到了八一五派和砸派两派势均力敌的地方，就会发生混乱，上面在演出，下面在争吵辩论，干扰很大。但是越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演出就越是带劲，想要用更大的气势去压倒对方，帮我们八一五派的工人助威，提高士气。
我们的节目是根据每个阶段形势的需要，还有就是根据每个厂矿的情况编排的，到一个地方了解情况后马上组织编排节目，有三句半、有对口词、有快板，还有八一五派的好人好事，比如老婆支持老公造反的故事，编起来现说现唱，还有就是搞点忆苦思甜之类的内容。
到了4月份的时候，演出就经常出问题了，基本上每一次演出都成了双方发生流血事件的一个导火线。我们到北碚去演出，住在重纺五厂。每天到周边的各个厂矿去演出，砸派人少的单位，他会邀约其他单位的砸派，一起来冲会场，就搞得很恼火。我们到哪里演出，哪里就会引发一场武斗。那时的武斗虽然还没有动钢钎、刀枪，主要是拳头较量，但是还是有石头砖头助阵。大家商量以后，就决定暂时停止演出，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地方需要演出，我们才去，那样我们就会派很多人去“扎场子”（站台助威）。

轰动一时的大歌舞《八一五风暴》

1967年4月中下旬，我们宣传队几乎停止了演出。就在这段时间，我运用原来在学校编导歌舞《时代歌声》、歌剧《南方来信》、话剧《王杰之歌》等大型歌舞节目积累的一些编导知识和经验，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模式，收集了社会上流行的大量好节目，以重庆造反派历经的各个时段为红线，用台词串起来，以一个星期的时间，编写出大型歌舞《山城风暴》的脚本，交给聂光伦（我校高67级（2）的学生），由他谱曲并刻印了20本。当时，我和聂各留了一本，其余18本交给了宣传队队长朱学英（她是我校原红旗文工团团长，也是后来《八一五风暴》演出团的团长）。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就派他们的战报主编周孜仁，对朱学英带去的这个本子做了一些文字润色，改编成《八一五风暴》大歌舞脚本，组织一个八一五派的大型宣传队排演后在全市上演。当时我们一中宣传队中，除了我和作曲聂光伦没去以外，其他人很多都参加了演出，还另外增加了其他学校、厂矿及专业文艺团体的很多人。
后来我跟周孜仁为剧本改名的问题还讨论过，因为当时的《山城风暴》是反映重庆整个造反派的经历，涵盖面要广一些，而他们改编的时候，八一五与反到底已经是矛盾分歧很尖锐的对峙状态了，所以他们就有意识地把名字改为了《八一五风暴》。我记得《八一五风暴》最先是在新华路的人民剧场彩排演出的（下图为演出剧照），剧组送我两张票，我去观看了。
在1967年8月15日，八一五派纪念“八一五造反一周年”的时候，《八一五风暴》就正式公演了。后来11月份在人民大礼堂演出，当时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一直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区的首长，都来观看了演出。那天，大礼堂前面的广场和平台上到处都是人，在大礼堂里面三层观众席和过道都站满了人，但是秩序还是很好。台上的演员也很兴奋，情绪饱满，音乐激昂，舞台场面壮观，演出高潮迭起。演出结束后，梁兴初等首长上台讲话，还提出要给山城百姓和驻渝部队多演几场。当时八一五派的很多小报都对演出情况进行了报道。
后来我们文工团的团长朱学英告诉我，她曾经做过记录，整个《八一五风暴》一共演了一百多场，观众大概有15万人以上。
当时重庆有两个东西最紧俏，一个是《八一五风暴》的演出票，还有一个就是“蓝天白地”方条型的重大八一五纪念章，那纪念章中间是重庆大学主教学楼，左边是“815”火炬（火炬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是周孜仁为他们战报设计的题花图案，以后就被八一五派组织广泛使用，甚至用到了自建的文革“烈士”墓碑上），纪念章背景的“蓝天白地”，就是暗指重庆的天是蓝亦农的天，地是白斌的地（当时中央任命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蓝亦农、副组长白斌，分别是五十四军政委和副军长）。这纪念章（左图）是重大八一五的人制作的。不晓得是哪个这样设计的。记得那时重庆还盛传了四句话：蓝亦农的天，白斌的地，重大的操场，八一五的火炬。可见那时的派性观念强烈到了什么程度。
后来在1972年到1975年知青陆续返城期间，在重庆的一些大街小巷，黄昏时候，我还经常会听到有人演奏、哼唱《八一五风暴》里面的我和聂光伦写的歌曲《革命最知毛主席亲》。

主持“痛打落水狗广播站”

在1967年5月中旬，宣传队因两派武斗日益严重而停止活动过后，学校的八一五战斗团通知我到市中心解放碑旁的群林市场（文革中改名工农兵市场），去接重大八一五的一个联络站，当时重大内部也因为思想动荡，人员大量缩减，就派我去接收。我去时是一个大学生跟我进行交接的，有四五十个人在群林市场的二楼，他跟我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交待，主要工作就是周转传单，收集、传递信息等等。
我们接手后，就一改联络站之前只收集、传递文革动态资料、传单的做法，决定以高音喇叭直接宣传鼓动为主，竖起了“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的旗号。
文革中，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明文提倡的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与社会风气，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手段。而其中的“大辩论”，更是成了不同派别相互攻击的有力武器。这种两派长期口舌对垒的广播大战，形成了重庆文革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其留下的历史印记，令当年的重庆人至今难忘。
文革中辩论的形式，大致有几种。一种是无约定、无主题、不定时、不分场合的分散辩论。两个不同观点的人在街头巷尾、校园广场面对面一站，满嘴白泡子翻翻就开干，旁边围观的人也可以随意参与插话，争急了最多推搡几下，围观者就会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双方各自骂骂咧咧悻悻而去。也有一家人在吃饭时围坐饭桌辩论，往往闹得一家人不愉快，甚至会有辩输者摔碗而去，亲人反目。
另一种是财大气粗的单位搞的广播车流动式辩论。把汽车改装成广播车，开到人烟稠密的地方，摆下阵势车对车进行广播辩论，顺带散发传单，完后双方都喊着保卫同一个人的口号，放着同一首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分道扬镳而去。
还有就是各单位内部辩论，如重庆大学，因其是重庆文革风向标、晴雨表的特殊地位，经常组织几千上万人在风雨操场辩论，参加辩论者排着队上台各抒己见。下边听众赞同就鼓掌，反对就起哄，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鼓掌另一部分人起哄的。
也有在大规模武斗爆发之前，针对重大事件，或运动出现转折的关键节点，观点对立的双方事先相约，定时间，定地点，定辩论主题，定主辩人名单，定共同维持秩序规则等。如重大八一五和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重大八一五周家瑜和西师八三一周荣，在市中心解放碑台子上有关革联会问题的大辩论，双方参加的听众上万人。
到武斗开始后，就普遍是设立广播站辩论了。这种辩论形式比较特殊，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比如要有能容纳一定听众的场地，要有音量效果极佳的广播器材，还要有电话和众多联络站人员收集传递信息，有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担任警卫，当然更要有能言善辩深受听众喜欢的主辩人。这种辩论方式的特点是：有固定辩论的时间，而无固定辩论的主题。每晚七点半至十点半三个小时，选择两派最关注的几个新的突发事件展开辩论，因为内容新，吸引人，每晚除广播站下面长期到场的两三千人外，周围楼房居住的群众，打开窗户也可以收听，所以受众很多。
双方的辩手唇枪舌战结束后，意犹未尽，有时还会以武器的批判代替语言的批判，用信号枪、手枪、步枪甚至冲锋枪，真枪实弹地向对方示威性地射击——但有一个特点是，对立双方没任何约定，却十分默契地尽量不打高音喇叭。两栋楼房正面弹痕累累，一个个目标显眼的大喇叭竟完好无损。
1967年夏武斗开始后，在解放碑地区有三个影响较大的广播站：解放碑西南侧邹容路与民权路交界处的红旗（原“大众”）糖果店楼上的八一五派“红旗广播站”,解放碑北侧交电大楼上反到底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交电大楼马路对面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的八一五派“东方红广播站”，这两个广播站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交电大楼在8月13日武斗中被烧毁以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先是撤走了，不久又搬到解放碑东侧民族路的人民（原“友谊”）商店楼上，和我们在工农兵（原“群林”）市场四楼的位置相对，我们比他们要稍高一点，彼此都看得到，当时我们是喇叭对喇叭，窗子对窗子，中间相隔一条马路。（下图为当年设于解放碑旁边群林市场楼上的“痛打落水狗”广播站位置示意图。）
广播站以前都是一个女广播员摘读一些报纸、传单上的内容，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之类，影响不大。我去接手以后，特别是后来“完蛋广播站”（我们有意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这样简称以示羞辱）在友谊商店开播后，我和它的主播“谢掰掰”就在广播上脱稿打起嘴仗来，把整个广播风格都改变了。
当年重庆人一说起“完蛋广播站”，就都知道“谢掰掰”，因他播讲时语言粗俗，刁钻刻薄，运用的方言“言子”（歇后语之类）也多，引得听众哄笑喝彩，让我们文质彬彬的女广播员难以应对。于是我就干脆不要女广播员了，由我独自播讲，灵机应变，现场发挥，这也操练了我的口才，整个“痛打落水狗广播站”就成了我既是站长又是主播。
实际上“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主播并不姓谢。“谢掰掰”这个名称或者说外号是这样来的：当时解放碑旁边民族路一家餐厅的炒菜师傅姓谢，因外面广播声音太大，干扰了他听大堂服务员报菜名，经常把菜炒错，引起顾客埋怨。谢师傅很气愤，就手里拿着锅铲跑出来，指着对面的广播站大骂。谢师傅是个跛脚，四川人称跛为“掰”，对面的广播员在窗口上看到了，就戏逗他说：“谢掰掰，你跳啥子跳？”这样“谢掰掰”三个字多次在那广播上吼来喊去。我不知“完蛋广播站”的主播姓甚名谁，就把“谢掰掰”这个称呼安到他头上，每次辩论，就会喊起“谢掰掰”来开头打招呼，中间也会戏逗他：“谢掰掰，你跳啥子跳？”这样一来二去把“谢掰掰”这个名字喊出名了。后来反到底派的黄廉亲口告诉我，其实他们这个主播并不姓谢，而是姓石，是黄花园酱油厂的一个职工。我们两个在广播中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嘴巴仗，还从来没有见过面，算是“神交”罢。
说起来，当时双方的有名人物许多都是因两派互相攻击而出名的，就像八一五派的周家瑜和反到底派的黄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被对方反复点名攻击谩骂而造成影响以至家喻户晓的，当时反到底派给周家瑜画了很多漫画，其实重大八一五真正有实力的总团勤务员吴庆举、黄顺义、秦安全、熊代富等，能力都很强，但在当时的舆论战中，我们一般都只提周家瑜的名字，因对方把他当作重大八一五的代表点名攻击，我们就坚决要挺他。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
我跟“谢掰掰”打嘴仗最激烈时正值酷暑，我天天都赤膊上阵，穿个短裤在广播室跟“谢掰掰”对说对骂。外面打起枪来了，我就搬到后面房间来隔开。我们广播站当时有十多个人，有两部电话和外界联络，消息每天收集记录，送到我这里来选择用作播出内容。
我们学校高一的冷代华带着学校“文攻武卫”的人员，还有财贸八一五的、林校的，组成了一个保护广播站的武卫队。因为我戴了眼镜，反到底“完蛋广播站”的“谢掰掰”就经常指名喊“扈眼镜造谣”，“扈眼镜”怎么怎么，就跟我们点名骂“谢掰掰”一样。我还是有些怕遭到暗算，那时类似这种你绑过去、我抓过来的情况很多，而且弄得不好还会遭“放血、放气、下零件”的人身伤害。比如，我29中的一个严姓朋友曾是“红旗广播站”的主播，因个人外出，不小心被人“点水”，遭对立派的“放血”（在身上肉多的非致命部位戮一刀）。所以我们还是很注意保卫工作。当时的自卫武器有枪，有大刀，有手榴弹，武卫人员都住在底楼和后门、前门那边的房子里面，很少到楼上来。
本来群林市场上午一般都还要营业，武斗严重起来就不营业了。特别是交电大楼烧毁以后，就经常都停业了，只是有时短暂营业一会儿。
到了晚上，进入“文斗”高潮，互相广播对骂，那就热闹了。每天吃了午饭后，我就开始把收集的材料和电话记录进行分类，作晚上广播时的准备工作。我分类的次序大概是：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两派主要头头的动向，比如周家瑜到哪里去了，黄廉到哪里去了，某人又到哪里去了……然后就是大事件，选出来进行广播，但是对于这些消息来源，包括中央首长的讲话，都从来不去核实，拿来广播的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大肆宣扬，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就不讲。对有关的消息，都是不去鉴别真伪的，只要对我们有利的内容我就广播。所以当时有人说我们是造谣广播站，我听到后很不服气。但是现在看来，确实也有不实内容存在的情况。说实话，究竟有多少内容是真，多少内容是假，我们也搞不清楚。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把武斗中我方伤亡的人数夸大报道，而打死了对方的人，我们就不提。总之是要对自己有利，该隐瞒的就隐瞒，该扩大的就扩大。
为了吸引听众，我们还在广播中插入了大量的歇后语、“言子”等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比如：“鸭子死了嘴壳子硬”“吃柿子按到葩（注：川语，稀软之意）的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茅厕头丢炸弹——激起公粪（愤）”“麻婆娘打呵欠——全体总动员”等等，都是在辩论中间随口插入，一改过去照读传单的一本正经形式，从语气、内容上，还与听众互动交流，广播站下面聚集的听众也大声回应。比如“九五”命令下达的时候，对我们很有利（因为反到底派的武器比我们好），要求交枪，驻军大力收缴反到底的武器，我们这边虽然也在收，但是没有那样严格，这对我们就非常有利。在这种形势下，反到底被迫逃离，跑到涪陵去了很多人。我们就趁着这个时机，“痛打落水狗”，用一些讥讽的语言去报道反到底的相关消息。如时逢支持八一五派的中江县“继光兵团”派黄继光烈士的母亲做代表来渝慰问解放军（实际上是来找我们支援他们），我就变调拖声拖气挖苦反到底：“黄妈妈吔，你那个反吊起的幺儿不听招呼，又跑到涪陵抢枪去了，你拿起响竿嘿起打嘛！”下面的听众一阵哄笑。
我们这个广播站长期是我一个人和“谢掰掰”论战，广播时，准备一杯冷水。每天晚上是7点或者7点半开始，到11点基本上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先是武斗队的上到顶楼去，双方互相对射。当时，我们都要等到广播结束，下面听广播的人散了过后，才开始枪战。
最初有段时间，群林市场的电工老杨请曲艺团的著名评书演员徐勍来讲了几次对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批判（罗广斌是反对革联会的，他自杀后，被八一五派攻击为“叛徒”），徐勍第一次来讲《我所知道的罗广斌》时，武斗已经升级到枪战，晚上讲完后，我还带起人拿起刀、枪和手榴弹护送他回家。后来几次都是由我们武斗队的冷代华带人护送他回家，他家住在会仙楼后面一个叫铁板巷的地方。
我现在这个沙哑的嗓音，就是那个时候一个人长时间播音落下的，讲得声嘶力竭喉咙冒烟了，就喝一口冰水。
在这期间，“红旗广播站”被失火烧了一次，没得人管了，徐勍和我去讲了几次，但那个位置广播效果不好，我们就没有去了。
自从我和“谢掰掰”打上嘴仗以后，群林市场和友谊商店下面，晚上的听众就愈来愈多。每天晚上6点多钟，还不到7点，陆陆续续就有人，站的站，坐的坐，有的拿张买的小报垫着坐在花坛边上，有的还带着小板凳来……两边都有很多人，大概估计每天有一千多人，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多。

我校同学武斗中的伤亡

1967年9月1日（一说9月2日）的晚上10点左右，我还在广播，有人就来报信说，我们广播站的冷代华被打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手臂受了伤。
我广播都没有关，就急忙跑下去，就在群林市场后门的一个空坝上，冷代华就平躺在地上，左胸上有拇指大的一个伤口，已经咽气了，旁边一个受伤的，我就赶快安排人把他送到临江门重医附二院去救治。（右图：冷代华生前留影。）
后来我问了情况才了解到：9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得到25中的报告，说有一小股武装在五一路周围活动，于是他们就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枪赶过去，从大阳沟出去刚到五一路口处，就和对方遭遇了，双方几乎同时动手开火，对方看到我们的人受伤后，就跑了。后来才知道对方是财贸八一五糖业烟酒分团的，是他们的一个勤务员带的队，也是他动的枪。最后那个勤务员也被判了刑。当时像这种盲目开枪造成伤亡的情况还很多。我知道的死的几个人都是这种情况。
听说“完蛋广播站”也发生过内部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我们学校的周敢也是内部枪走火在两路口第一工人医院被打死了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差一点被炸死了，现在胸口都还有伤痕。
那是在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两派上交武器、停火之后。驻广播站那些林校、财贸及我校的武斗人员，有的武器交了，有的即使没交也不敢随便拿出来了，广播站里只留下了一点雷管和一支信号枪。大家无事可做，时聚时散。我自己的家环境条件差，又不想回学校，我就仍然住在群林市场。
11月的一天，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搞雷管，不知道是怎么弄的，两节电池碰到一起了，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们站在高处的人没得事，我坐在桌子旁边却被击中了。他们一看也吓坏了，马上把我送到重医附二医院。当时是一个年轻女医生，八一五派观点的，听说是八一五广播站的站长受伤了，就赶快给我检查，先是没有看到哪里有伤口，后来用X光机透视才看到一个小小的异物。听说是雷管爆炸，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在手术台上，麻药都没用就开始手术，搞了三次，终于在胸部靠近心脏的位置找到了那个小极片，取出来了，就像米粒大小。医生告诉我，全靠当时天气已有些冷了，我多穿了几件衣服，抵挡了一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是把我痛惨了的，事后想起都后怕。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玩枪、玩炸药导致误伤的情况很多。
在武斗期间，我们学校八一五这边死了5个人：周庆丰、岳小平、郑代光、冷代华、杨永国；反到底那边死了1个周继富（周敢），一共6个人。
（上图：重庆一中八一五派在校园里修建的“烈士墓”，墓碑上一面是仿毛泽东题字“死难烈士万岁”，一面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那时常有一些本派同学〔时称“战友”〕在墓碑下留影。文革结束后此墓被拆毁。）
1968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群众组织撤销总部，解散组织。喧嚣一时的“痛打落水狗广播站”也在无声无息中撤除解散。
至此，我离开了历时近两年为文革大喊大叫、鼓动宣传的造反舞台。

2022年10月23日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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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一个民政干部的文革经历

粟远奎口述 何蜀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篇以粟远奎老人2013年4月27日的口述为主，补充了其他时候的回忆内容。整理文字稿经口述者审定。
口述者简介：粟远奎，1933年在重庆出生。1949年从西南中学初中毕业后在高中补习班学习，12月初看见解放军招兵广告便报名参军，由四野47军分配到青年干部培训班。1950年参加湘西剿匪。1951年初参加“抗美援朝”，在战争中荣立三等功两次。1954年上半年回国在湖南衡阳整训，1956年复员到重庆市民政局，被送到市干校学习培训后调市政府办公厅政法党委办公室工作。1957年底市级机关调整，回到市民政局。1958年初到北京参加中央民政部组织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学习。毕业后留民政部协助工作近一年，因重庆市民政局需要干部，奉命回重庆工作。文革中曾任重庆反到底派机关司令部勤务员、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成员。退休后近年投身两件公益活动，一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中国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团长，多次代表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到日本东京向日本政府索赔（右图为新华网所发有关照片），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二是参加民间的退役老兵工作，担任了重庆老兵协会、重庆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重庆老兵敬老助老会、重庆老兵爱心联盟负责人。

我是1933年生的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才16岁，中学生。12月上旬，大概3号左右，看到街上贴出了解放军的征兵广告，当时征兵的部队代号是“绥远五大队”，我们也不懂是什么单位，几个同学就相约报名参军了，报名的地方在小什字下边，道门口，现在的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个地方，当时叫第三模范市场。入伍过后才晓得这是第四野战军的部队，配合第二野战军来解放重庆的。他们部队的驻地在湖南，重庆一解放他们就先行来招收了这样一批学生，马上就把我们送到他们的驻防地湖南。我们是重庆入伍比较早的一批。二野是在这以后，大概1950年初才征兵的。
我们到湖南过后就参加湘西剿匪去了。属于第四野战军的四十七军。“绥远五支队”就是他们的军部，“绥远三支队”就是他们的一三九师——原南泥湾三五九旅的一部。我们在湘西剿匪大概一年左右，抗美援朝就开始了，就随着部队去了朝鲜。在朝鲜一直呆了三年多到四年的时间，到停战过后，我们部队才陆续回国，回到湖南，在衡阳整训。
我1956年复员回到重庆家乡，作为排级干部，安排在重庆市民政局工作。民政局领导看到我还年轻，在部队上立了两次战功，又入了党，就很关心培养我，送到市干校学习。学习回来把我调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办公厅政法分党委工作，当时公检法、办公厅、交际处的党组织都属于这个党委，我在党委做青年工作。没有搞好长时间，一年多，就机构精简，又回到民政局。（左图为粟远奎当年留影。）
我在民政局的具体工作，是在救济科，一个是救灾，有了天灾人祸，到农村去调查登记，发放救济款，一个是给残疾人和其他民政局的救济对象，给烈军属，搞社会福利，组织生产自救。

从“紧跟组织”到“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初期，机关里的政治学习，安排得比较早，学习报上的一些社论和重要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后来从批“三家村”逐步引到批判一些人物了。这之后又出了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这段时间我们都主要是在学习，按照领导的安排。
在机关里的学习，原来是一个星期学半天，后来发展到一个星期学一天。8月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后，就改成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基本上每天都在学习了。红卫兵组织出现过后，在学习中就要表态，要向红卫兵学习。“造反有理”，“革命造反派”这些名词也出来了。北京彭罗陆杨的问题，旧北京市委的问题，也传达下来了，大家感到这些大人物都出问题了，还有哪些人物会有问题？这就逐渐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文化大革命上面来了。
这个阶段的政治学习逐步深入后，领导动员要联系思想实际，大家就不敢发言了。因为有些教训，老一点的都记得，1957年“大鸣大放”，有的人说了点话，就成了右派，因此有顾虑，怕秋后算账。后来机关又组织大家到市委去看大字报，要大家解放思想。
接着就开始红卫兵大串联了，民政局机关被安排接待红卫兵，我们机关办公都不办了，把一些办公室都腾出来接待红卫兵。红卫兵来了就宣传北京的一些信息，哪个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哪个又被打倒了。后来甚至还有人说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号走资派了，一个国家主席怎么一下子就打倒了？我当时思想上还不大理解。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给许多地方改了名字。那时都没有通过民政局。后来民政局专门有一个地名办公室，一条路叫什么路，不规范的，民政局就去规范，比如西三街、西四街，只有很短一截，就统一叫西三街。“破四旧”那个时候民政部门还没得这个机构，管不了这方面的事情。
这段时间，造反派组织就开始出现了。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重庆大学的“八一五”。市委本来还在号召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但是重大“八一五”出现后，市委很快就通知下来，民政局召开会议传达，说8月28号，在江北出现了“匈牙利事件”，说是一些重大“八一五”的学生在江北进行反动宣传，当地一些群众和干部跟学生辩论，学生就把人打了，发生了“八二八惨案”。
我们思想就迷惑了：前几天还在要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现在又称他们为“暴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作为机关干部的基本觉悟就是要听党的话。还是要按照领导的布置学习表态，听领导的话。那时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大家纷纷表态要对学生进行谴责。但是很快就发现，所谓“八二八惨案”的那些说法是假的，群众的同情心又倒向重大“八一五”学生一边去了。
到了10月，社会上很多单位都成立造反组织了，民政部门下面的许多街道企业都有了，有的叫“工人造反军”，有的叫“二七战斗团”，机关里还没有动。
后来听说市体委成立了一个造反兵团，我们民政局几个复员转业军人碰到一起，就说我们是不是也表现积极一点？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号召了这样久了，社会上也动起来了，我们几个转业军人也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大家都表示可以。我们还是按原则办事，写个申请报告，请民政局党组批一下。我们有四个转业军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志民，他是一级革命残废军人——他的手残废了；一个叫张国诚，是青岛海军基地俱乐部的主任，转业到民政局，再一个叫李天佑，这个名字跟解放军的那个上将相同，但她是一个女同志，是成都军区驻大坪兵站机关转业的。我们写了一个成立机关革命造反组织的申请报告交民政局党组批，结果不批，打回来了。
打回来了就打回来了嘛，我们还是听党的话，也就算了。但是没得好久，机关又按市委的布置，也宣布成立革命群众组织了，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这个组织就类似于工人纠察队那种形式，就叫重庆市民政局什么赤卫队吗还是什么队？名字都记不得了，时间很短，寿命很短的。
宣布成立的同时，就宣布了机关造反组织成员名单，宣布的结果，我们一听，没得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先就要求成立造反组织的，组织上不批准，那些不愿意造反的，组织上宣布的名单上倒还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一来，我们几个心里就不平衡了。领导上在前些时候的学习中，动员我们要造反，要向革命小将学习，一再动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起来革命造反，写个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的申请报告，组织上又不批，结果组织上自己在机关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又不让我们这些人参加。我们也没有说要另起炉灶，要求参加他那个组织，他也不批准。这就把我们打成另类了。
一气之下，我们就逼上梁山了，只好“揭竿而起”，几个人商量后，就成立了一个组织，把招牌打出来，叫重庆市民政局“东方红战斗队”。
我们招牌一打出来过后，在民政局机关所在的人和街地区影响就大了。劳动局、粮食局，和我们民政局，三个局在一个大院里。同时又影响到附近的房管局、设计院、城建局——就是现在的公用局等等单位。他们有些干部听说民政局都搞起来了，就来走访，问你们是怎么搞起来的。我们说没得法，是逼上梁山来的，我们想跟到他们走，不要我们，只好自己干。
我们在市级机关里算是造反比较早的单位了。市体委的知道了，就来跟我们串联，互相支援。
造反派起来后，跟保守派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发生了有名的“一二·四”事件，传说“工纠”打死了造反派，要防止毁尸灭迹，造反派把火葬场接管了。市委还叫民政局参与调查，为此还叫火葬场停止接待火化。因为你要火化，就会引起误会，引起冲突。当时红卫兵造反派都去了，民政局也派人去了。
后来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到有造反派被打死的情况，保守派组织也垮了，不了了之。这件事民政局只是介入了，把火葬场暂时封闭了，停止工作三天。但是后来的造反派抢尸体搞展览那些事都是社会上发生的，民政局没有参与。

夺权与镇反

不久就进入“一月风暴”夺权了，当时重庆造反派统称八一五派，也要夺市委的权了。体委已经把权夺了，他们造反兵团已经掌握权了。我们就在体委造反派的协助下，找了民政局的局长王云程，他是个老红军，我们还是很文明的，在他办公室，让他坐在那里，跟他宣布，讲毛主席的指示，要他交权给革命小将。王云程一看那个架势，就说好嘛，我听毛主席的话，我愿意把权交出来。这样就很轻松地把民政局的权交给我们了。
作为机关来讲，我们就成了造反派掌权的单位。这样造反又早，又夺了权，在人和街地区就扩大了影响。
我们夺权是在《人民日报》号召夺权的社论下来之后，1月底了。我们是人和街这个地区比较早的。其他劳动局、粮食局、设计院都陆续起来了，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我们就经常串联到一起，沟通情况，汇总资料，进行宣传。
夺权过后，同外界联系也多了，我们就做了分工，民政局东方红战斗队就由陈志民在局里抓全面工作，他是一号勤务员。我的分工就在外面，搞联络宣传。
在市级机关里，市经委的造反组织成立得最早，随后市统计局、计委这些都陆续起来了，我们就相互串联，商量成立一个全市机关系统的组织，就成立了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包括经委的段德昌这些人，有大的活动我们都在一起商量。
当时许多单位夺权都主要是夺公章。民政局夺权过后，我们那个单位的公章还是掌握在人事干部手里的。造反派没有去动公章。下面各个院、场有什么情况来找我们，反映上来由我们商量解决，该用公章的时候，掌握公章的有关干部也不会刁难。下面院、场也开始造反了嘛，我们就要去了解情况，支持造反派。
总之夺权过后，民政局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那样在进行，下面的单位领导班子也基本上都瘫痪了，群众都纷纷起来造反了，工作照样在做，具体经办人员照样做自己的工作。哪里有灾情了，还是要去调查了解，救济还是要做，该发钱的还是要发钱，人家要吃饭嘛。
民政局下面还有什么儿童福利院哪，养老院哪，下面还有些工程队，像公平农场，綦江的几个农场，民政局都在管，管得比较宽。该拨款的，还是按照财政渠道照样拨款。中央拨到省，省拨给重庆市，市拨给区县，哪里发生了灾情，我们还要派人去查灾、核灾。
夺权过后不久，接着就开始了“二月镇反”。最初造反派也是支持镇反的，支持部队和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
民政局下面的九锅箐农场，听说出现了所谓“游民暴动”，革联会就通知我们去，就是后来所说的“镇压”。当时那里改名叫红山茶场，是我们民政局原来搞生产自救的生产科干部在管农场。当时中央有一条规定，凡属劳改、劳教、强制性劳动的农场、工厂（除工作人员）不搞“四大”，也就是说，不允许劳改、劳教人员造反。当时九锅箐的红山茶场，不是劳改、劳教农场，是民政局管的“游改”农场，即游民改造农场。那些游民并不是劳改、劳教人员，对他们生产管理干部有意见，不接受他们的管理，已经组织起来造反了。这样情况反映上来后，我就有些怀疑。因为我们都起来造反了，还在把那些游民当成最下等的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们“东方红”勤务组，就代表当时的民政局党组和局长，坐车到南桐矿区去处理。
说起来，我的思想上当时对那个事情的处理就有意见，觉得处理过火了。在南桐矿区武装部率领下，当地的兵工厂里像“八一兵团”那样的造反组织，正牌的产业工人嘛，大概上去了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大卡车，到九锅箐红山茶场去“镇压反革命”。
上去过后，天气很冷，山上还有雪，我们就在那屋子里坐起烤火。外面就由我们那个生产干部老刘，和农场的管理干部在一块，去把那些游民当中冒尖起来造反的“出头鸟”抓了。有的还捆绑起来了。我和陈志民等几个“东方红”勤务组的在屋头烤火，后来出去巡视了一下，看到这种情况，回来后就说不对头。但在那个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说这样做是错的。
后来中央号召批判“二月逆流”，四川、重庆也批判了“二月镇反”，我们反到底派才组织了重新调查，为红山茶场的镇反情况写了材料，在《公安反到底》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为他们平反。

机关司令部的几次搬迁

重庆机关干部的造反组织，原来是以经委段德昌为首组织起来的重庆市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机关总部，后来为革联会的问题发生意见分歧，分裂成了两派，保革联和砸革联。我们砸革联的就和段德昌他们分开了。
后来有个小报上有条消息说革联会的委员粟远奎造反了。那是误传。我并不是革联会的委员。当时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学生邀请我去作报告，讲为什么要砸革联会，外面写的横幅标语就是“革联会的委员粟远奎杀出来了”，我晓得有这个事，我作报告的时候就有学生，可能是八一五的，递条子给我，直接问：你是革联会的委员吗？你为什么反对革联会？我当时是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的学生接去的，有几千人在礼堂里听报告，我那时三十来岁，人年轻，热情冲动，也不打稿子，手板心写几个字，毛主席语录一念，就开始讲，讲革联会两派分歧的由来，主要是讲我们为什么认为革联会不合法，为什么说这个夺权是假夺权，当时还提了一二三四五……好多个问题，来说明革联会是假夺权，是“大杂烩”“三凑合”，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硬要把没有认真接受批判、认识错误的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拉出来当“革命干部”结合，是搞“拉郎配”……因此它不能代表造反派。
后来我还在解放碑地区作了些报告，特别是在“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把与革联会的分歧谈得比较多。
原来机关干部造反派都在段德昌领导的机关总部，我们要砸革联会的人退出来后，就另外成立了一个机关司令部。最先成立的时候设在春森路，一个名人住过的院子里面。因为那里地处偏僻，来拿资料的人晚上进出有顾忌，不方便，就搬到美专校街那里的经委大楼去了。
两派矛盾激化后，经委段德昌他们要赶我们走，八一五派的六中“32111战斗团”也离得近，经常来闹，来扯皮。我们感到不安全，就搬到解放碑新华书店楼上，搞了段时间。
后来武斗升级了，空压厂的八一五把坦克也开到解放碑来了。我们觉得武斗扩大后住在那里不安全，于是又搬家，搬到江北华新街小学。
那个时候，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总部已经把建设厂生产的步枪都拿出来“发枪自卫”了，我们反到底的各大组织都得到枪了。机关司令部也得到枪了。我们找了几个人站岗。还有些其他单位被赶出来的，我们一块搬到江北华新街小学。在教学楼里搭地铺睡觉。那周围有军工，有三钢的武装力量，比较安全。
到8月14日夜里反到底派炮击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一带的八一五据点，15日一早攻占了南桥头，上清寺、两路口一带成了反到底的控制区了，我们又搬到两路口重庆市体委，机关司令部设在体委后面的重庆市水文总站。后来成立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住在体委大楼三楼那里。
1968年春我们到中央学习班去后，机关司令部曾和工总司一起，一度搬到了团市委院内。中央“三一五讲话”过后，工总司和机关司令部在团市委院内遭到八一五派武力攻打，还打死了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人。那时我们在北京学习班里得到消息，非常气愤。
我们从学习班回去后，机关司令部又搬回体委附近的水文站了，直到在那里宣布撤销。
（下图为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撤销时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按当年流行时尚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以示忠诚。前排左2粟远奎，左4段炳森〔四川省革委委员〕，左5刘开科，段与刘身后韦明沅〔重庆市革委委员〕。照片由当时在机关司令部协助工作的中学生向卫国提供。）


我经手的两笔救济款

当时二七战斗团刘祖国那一批人，也住在体委附近，这个组织的成员多半都是些小厂的工人，街道工业、集体企业的职工，出来造反过后，厂里都是八一五掌权，他们没有领到工资，没得钱，要吃饭，怎么办？就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东方红”就找到我问，我说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民政部门都要管，还是要救济，按救济政策办。
但是他们下面是散的，我们民政局研究，就派了个干部，叫他去直接和二七战斗团联系，大概拨得有几千块钱，按名册，还是发救济那种形式。这件事是我同意了的，经过我的。后来还遭到审查。后面再谈。
1967年“九五命令”交枪后，到年底，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许多单位的反到底派受压，甚至被赶了出来。我们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研究，搞了个“一封信运动”，号召动员反到底派的群众，每人都向中央写信诉苦。另外派人到宜宾去，那里是反到底观点掌权，请他们募捐给点支援。
另外，我在民政局一直是做救济工作的嘛，就想到请民政局给点救济。因为我们的人大量外流到成都和贵阳这两个地方，当时还发现有我们反到底派的群众在贵阳街上乞讨度日。我就觉得应该动用国家救济款。
我回民政局去给“东方红”勤务组提出后，勤务组研究了，决定以民政局的名义，汇五万块钱到四川省民政厅，五万块钱到贵州省民政厅，请他们代为保管和发放这个钱。属于重庆去的造反派组织，生活发生困难的，他们写了申请，可以领取救济金。第一这是专款专用，这是个政策问题。第二也不能乱用。所以为了避嫌，我不管钱，只是做决定——我们那时也算是领导了嘛。
重庆市民政局当时就是我们“东方红”掌权。就分别拨出两个五万。那个时候的上万块钱，数额还是算比较大的。要动用这个钱也是要下决心，要有勇气的。我想做好这个事，又不能违背政策，所以一再嘱咐要按政策办，请财务科通过正常手续汇寄出去的钱，汇到两个省的民政部门。
后来大联合了，武斗平息了，两个省的钱没有用完的，都退回来了，回到市民政局了，一查，大概每一处都只用了四五千块钱。因为只是领导上做出了决定，逃亡出去的“难民”一般都不晓得，没有多少人去申请，所以只是找到民政部门反映有困难的才得到救济。

我经手的干部工作

在机关司令部，干部工作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因为要考虑“三结合”，尽量争取在“三结合”时多推荐一些我们信得过的干部进入革委会。
我们机关司令部当时还做了件事情，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为今后的“三结合”做准备。后来梁兴初点名批判我们反到底派有“三老会”（由重庆驻军汇报上去，经中央宣布的“反动组织”）的“黑手”在操纵，说这些干部想保自己，就操纵反到底派搞分裂，甚至搞武斗，称他们为我们的“黑后台”。“三老会”是哪“三老”呢，就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这个事情，我认为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来澄清。第一，“三老会”这个名称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反动组织，我认为是梁兴初强加给我们的。后来江青也点了“三老会”，江青就是听梁兴初汇报时点的嘛。
当时我接触的，是一些八一五派掌权单位的干部，他们那里的一些干部，同情反到底派，或者支持反到底观点，经常被八一五派弄去批斗。我们怕这些干部出事，觉得应该保护，但是怎么保护法？我们没得能力，只有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保护。
机关司令部勤务组分工，因为我是管组织组、资料组，这个工作就压到我的身上了。要我来动脑筋想办法提建议。就决定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因为体委、体育馆这一片是反到底的大本营，是安全地区。就选在体委办公大楼三楼，有个会议室，夏天可以打地铺，睡个十多二十人没问题。
这个学习班容纳十几个人，原则上是愿意来的就来。生活自理，我们这里没得服务员，没得哪个来照顾。吃饭在体委食堂，凭钱和粮票买饭票，又凭饭票打饭吃。这样一来这些干部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嘛。所谓学习内容，就是听广播，看报纸，我们提供一些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新的中央首长讲话。有时我们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的几个人，像李木森、邓长春、黄廉、段炳森，包括我，不定时地去和他们座谈，所谓作报告嘛，就是给他们讲一讲外面的形势，或者哪个地区的情况。时间有长有短，半个小时，几十分钟都算。其他时间就由他们自学，看书看报，提供一些报纸，体委订了报纸嘛。还提供一点文娱用具，扑克呀，象棋呀，围棋呀，他们自己活动。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不走哪里去的。
来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我记得的有市政府办公厅的王炎，就是当时被点名批判的“四王一刘一宋”，所谓“三老会”的骨干，这四个王呢，就是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王炎，市体委主任王浩，市中区区委书记王墨林，江北区区委书记王公杰，“一刘一宋”呢，刘是刘佑东，市公安局的局长，宋是宋学武，市法院院长。把这些人说成是“三老会”的核心人物，骨干，是反到底派的“黑后台”。
来过学习班的大概有四十几个干部，前后办了三期。来去自由，你感到本单位安全了就回去，不安全又来。不存在住旅馆写号的问题。就在地上铺一张席子，来了打个招呼。大家一起吹龙门阵。包括南桐矿区邱刚策呀这些。黄廉当时主要住在体委后面的文联，在文联还住了些干部。后来体委三楼墙上打了个洞，直通文联，来往就不绕圈子了。
1967年底，武汉“钢工总”带信过来，说原来重庆的副市长邓垦想回家乡，想回重庆。邓垦是在60年代初因“萧李廖”事件被处分的，当时一批干部对李井泉在四川胡作非为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祸”非常反感，邓垦也是其中之一，只因他是邓小平的弟弟，所以李井泉暂时还没把他算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邓垦为了避免受到李井泉的迫害，通过邓小平的关系，调到了武汉。这时李井泉被打倒了，批臭了，邓垦又想回重庆来。
我们机关司令部得知这个情况后，研究说，他哥哥邓小平是个大走资派，邓垦还没有排上号，他本人在重庆的工作还是算好的，特别是在反对李井泉的问题上，他的表现是不错的。既然想回家乡，就研究一下嘛。决定派人，派了我和一个市中区公安局的，搞刑事侦察的侦察员，叫杨世春，去调查一下。我们两个就到了武汉，在武汉海关钟楼旁边一个宾馆住下过后，邓垦和他老婆丁华，就来找我们来了。他简单谈了他的情况。我们主要想审查两条，第一，他是不是走资派，因为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打击走资派；第二，他历史上是不是叛徒，有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他把他的工作情况谈了一下，也介绍了他解放前在上海，共产党的一个救济总会工作的情况。我们又问他入党是怎么入的，介绍人是谁。他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刘田夫。刘田夫文革前是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当然文革开始就靠边了。全国都是这样嘛。
我们想到只听他一个人说还不行，我跟杨世春商量，还要走一趟，就到了广州，找到省委书记大院，凭我们机关司令部的介绍信，找门岗，就和刘田夫也见了面。谈到邓垦的事，他说邓垦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也不是专门搞干部审查的，只是作为干部情况的一般了解。回来汇报过后，就说现在还早，等到“三结合”的时候再说。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

亲历“一○·二七”事件

“九五命令”交枪后，两派大规模武斗暂停。我们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总勤务组，协调各大组织的活动。还是由工总司李木森任组长，机关司令部段炳森、刘开科和我都是其中成员。
1967年10月底发生的“一○·二七”事件，是我亲身经历了的。这个事情实事求是来谈，并不是像对方攻击的什么有预谋呀，有组织反军呀那样。
当时住在体委的有一个军人叫赵安金，他是总字412部队的中层干部，岁数比我们大点，现在听说也已经去世了。总字412部队，是当时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对外代号，社会上那时一般都只称代号。他们那个军事院校的学员、教员中也分成两派。赵安金不愿介入那里的两派斗争，又倾向反到底派观点，就独自到体委来，住在三楼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经常接触，一起下棋。在“一○·二七”前几天，他就来跟我们说，他们部队的领导，要到北京去学习，向上级讲到部队的文革情况时，肯定就要把所在地区的文革情况连带做些介绍，他们的院长呀、政委呀这些人都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所以想请你们这些头头，革命小将嘛，去跟他们见见面，给他们介绍一些情况。
我们想，这样好呀，我们向军事院校作了宣传，又把我们的情况带到北京去了，是我们向上反映情况的很好的机会，也加强了军民关系。就同意了。于是在10月27号上午，412部队派的车，把我们几个接去了。人不多，记得的有李木森、黄廉、朱镇坤、胡宾，作为工总司勤务组的人，机关司令部这边有段炳森一个，我一个，还有刘开科。文艺界延安兵团去了王以时。大概就这样七八个人嘛。我们就坐车上去了。
通信兵工程学院在山洞（地名）林园那个地方，林园前面一个大牌坊，也没有大门，车子一直开进去了。到了办公大楼，我们进去后，在一个会议室等，一会儿他们的院长、副院长、政委都来了。一一握手，坐下来相互自我介绍。说他们要到北京去了，要请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他们要向革命小将学习等等的客套话。说了就叫我们介绍。我们就由李木森、黄廉、王以时三个人主要发言，李木森和黄廉主要讲了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造反派分裂的起源等等，王以时主要讲了我们的拥军活动。我们其他人有的补充一两句话，有的就表一个态。这是上午的情况。412部队这几个领导还听得很专心，感到有兴趣，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外面的情况。
中午吃饭过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三点左右就安排到一个小操场去给学员讲话，所谓的报告嘛。当然这些学员是两派都有还是一派为主我们就不清楚了。这次讲了一个多小时。
412部队的领导说，既然你们来了，干脆我们晚上再搞一个军民联欢活动。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打电话给财贸的甘廷荣他们，叫财贸九二一的，也就是财贸井冈山的文艺宣传队上山来。他们是后来的，我们先来，下午报告会完了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的。他们赶在晚饭前就来了。
因为他们林园没有围墙，就在一个大操场里演出，贴出海报去一宣传，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看节目演出还是很高兴的事情。附近的居民哪、农民哪，都来了。还有附近的学生也来了。我们几个坐在前排，跟部队领导坐在一起。开始演都很正常，都是歌颂毛主席呀，歌颂共产党呀，歌颂文化大革命呀，唱啊跳啊，都没得啥子。大概演了一个把钟头，后来就演到一个节目，控诉“二月镇反”的节目，演到反到底战士被抓起来了，戴着脚镣手铐，押起走，悲哀的场面。演到这里，可能观众中有八一五的，就认为矛头指向了驻军——因为当时镇反是由驻军领导的嘛。那些人就开始起哄，发嘘声，看到台上没有受影响，继续在演，他们接着就往台上掷石块、泥巴，前面的往台上掷，后面的往前面掷，没有掷上台的就掷到我们前排来了。包括部队领导也遭到了袭击，台上的演员也有的受伤了，有的乐器也被砸坏了。
开始412部队的勤务连（我们当时都称警卫连）出来维持秩序，但那些人根本不听。这时才意识到不行了，部队领导就叫我们赶快走，叫勤务连：一定要把我们请来的客人保护好。连长马上把勤务连战士叫来站了两排，成为一个夹道，叫我们这几个人通过他们的夹道，出大门就是到歌乐山的一条马路，马路对面是他们勤务连的营房，我们就到营房去了。到营房去了过后，就叫我们分散，三个两个分别到他们战士的寝室去休息。
当时我跟段炳森、刘开科，我们机关司令部的几个人在一起。勤务连嘱咐我们不要出来，怕出事。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外面闹起来了，嘈杂声越来越大，喊“抓出来”“揪出来”，又听到警卫战士喊“不要往前冲”，在阻挡，突然就听见“啪啪啪……”响了一排枪，枪一响，就鸦雀无声了。我们说可能是在对空鸣枪了。没过几分钟，又哄闹起来了，高喊“抓出来哟”，到底是抓开枪的人还是来抓我们，我们也不清楚。听到外面的广播也在喊：“八一五的战友们，现在勤务连抓人了，请你们赶快来声援！”外面的吵闹声音越来越大了，可能就在门外不远，隔我们几公尺远了。又听到一排枪响，随后勤务连战士就推门进来，已惊惊慌慌的，说，出事了，赶快跟我们走，往后山走。
我们也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把门开了，一出来，就看到坝子里已经倒了一片了。走在路上我们就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边走边讲，说“蛋糕兵”——他们对412部队的八一五派这样称呼——要来抓你们这些头头，我们不能让他们把我们请来的人抓去了。如果把你们抓去了，一个是我们失职，没有完成好任务，一个你们是头头，如果抓去了，受到伤害了，那重庆两派不知又要闹成什么样子。那不晓得还要死好多人。所以他们冲得凶了，我们最先是按“九五”命令，对空鸣枪示警，他们就误会了，以为我们不敢开枪。继续冲，我们就往地上开枪，警告他们不要再往前冲，他们前面的人不敢走了，但是后面的人继续往前冲，把前面的人挤倒了，推倒下来正好被我们的子弹打到，所以受伤的有的是脚杆有的是脑壳……
我们觉得他们讲的是事实，并不是有意要杀害谁。我们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还要回去。我们说，这样不好，你打了他的人，他肯定还要打你，有可能受伤害。干脆到警备区去投案，说明事情的经过。
晚上山上很黑，高一脚低一脚的，翻到那边山上，就听到西南医院、新桥那边的喇叭在喊，说砸派杀了人。我们几个就像逃命一样，只顾往山下梭，就这样从林园翻山到沙坪坝，走了个大半夜。都走散了。有的走到半路搭到车，有的走到了去北碚的方向，发现走错了又转回来……我们就这样走到杨公桥。在杨公桥，勤务连的解放军打电话，叫警备区来车把我们送到体育馆的。
这个情况，我们回去后马上研究，对方已经攻击我们反军，打死解放军好多人。当时我们都称412部队勤务连为警卫连，我们就研究了几条口号，一条是把五十四军联起，说“五十四军派驻412部队的警卫连执行九五命令有功”，一条说“八一五冲击警卫连营房有罪”，就用这些口号去进行宣传，马上写了个《告全国人民书》，把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下，不让解放军受到伤害。
发生这样的事实在是没有想到。现在来反思呢，一个是如果不演那个“二月镇反”的节目就没得事，另一方面，他们吼呀闹呀不要过分，把节目演完就算了。确实死了那么几十个人，是不该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让人痛心。真要是我们这几个头头被抓起去了，事情会怎么发展也难说。一个可能是他们也懂理也懂法，也懂政策，双方谈判解决，一个是他们动了武，我们受了伤害，那情况又不一样了。这些都是不可预料的。

当“委员”并非是好事

我到机关司令部和六大司令部，记忆深刻的主要就是这样几件事。其他都是平常的日常工作。
我到六大司令部过后，就把韦明沅调来主持机关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他是市中区委监委的干部，监委就是现在的纪委。
后来在1968年2月份，接到警备区的通知，叫我们选几十个人到北京去学习，机关司令部就是我和段炳森两个，其他工总司、农总司的多，还有学生也多。到了北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在那里办的班，叫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那时重庆还属于四川嘛。
到了学习班，安排我和段德昌两个住一个寝室。这就是有意识安排了，两派的机关头头住在一起，另外还安排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辛易之，一个是段大明。我们一看就晓得是准备要结合的对象，安排在我们一个寝室住起。房间里四张床，安排四个人嘛。
在寝室里，有一次我腰杆扭伤了，走起路都不对头。段大明看到了，很亲切地问：小粟，你怎么了？我说腰杆扭了。他说来来来，我给你按摩。我一听，心想你当过副市长的，还懂按摩？我还有些怀疑。他说你还不相信吗？试一下嘛。我说好，来试一下。我就趴到床上。他来给我按摩。大概二十分钟，他问我舒服点不？我说舒服点，起来是感觉要好些了。这样连续按摩了一两天，每天两三次，就好了。这就说明人与人之间，只要平等待人，和谐相处就可以了。如果在平时，他是个副市长，我是个一般办事员，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当然这次学习班上辛易之被中央点了名，江青说他“滑头滑脑”，就没有结合成，临时换成了鲁大东。鲁大东他们来，又增加了学员，寝室就住不下了，就搬家了，搬到一个大楼睡通铺，结果我去晚了，铺位被占完了，我就睡一块黑板，黑板很大，我一个小个子，睡上去很宽，结果鲁大东来跟我合睡黑板，他是个大个子，睡同一张黑板，慢慢就一起摆谈，他问我的名字，我说了，他还拿个本子记了——记了我的名字我就倒霉。怎么倒霉呢？后来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那时我都老老实实的了，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那些活动，民政局没得什么动静。到“四人帮”倒台后搞“揭批查”，那些局领导到市里汇报各单位的清查工作，说到民政局还没得什么动静，鲁大东把本本翻开看，看到他以前在学习班记下的粟远奎这个名字，就问：你们民政局还有个粟远奎嘛，他还清静哪？这一说，民政局的领导马易之、马福华，大马二马，两个回来就说民政局不是死水一潭，埋伏得很深。还有粟远奎。于是大字报就出来一大片，但是都说不出什么事实。毕竟我不是革委会的委员。
说到中央学习班推荐进入革委会的委员，其他各组织都是有的自荐，有的是互荐，你推我我推你，只要是到北京去学习的，好像都当然该当官了。恰恰我自己当时还没得那些想法，我说我们机关司令部还是要讲点民主，征求群众的意见，第一我不自荐，我跟段炳森两个也没有互相推荐，而是请六大司令部的来，你们看到的，除了我们两个以外，还有家里面的哪些适合的，都请提出来。结果大家就说就是你们两个。就决定段炳森作为四川省革委会的委员，粟远奎作为重庆市革委会的委员。这样在学习班的反到底派代表内部就定了。
下来过后，我跟段炳森说，还是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稳当一点，免得人家背后说。他说要得嘛，你跟家里联系一下嘛。我就跑到学习班外面，在邮局给家里打电话，说明了情况，说学习班推荐段炳森在四川省革委当委员，我在重庆市革委当委员，你们讨论一下，看有没有更恰当的，跟我们换一下，我们都没定，是他们提的。就约了时间回电话。
电话是留守机关司令部的韦明沅接的。他留在重庆主持机关司令部工作。他马上组织大家传达了，很重视。大家讨论过后，同意北京学习班的意见。这样就稳当了，上面也推荐了，下面也同意了。学习班就发了登记表，被推荐的委员每人填一张。
我拿到这张表，犹豫了很久，思想进行了斗争。大家相信我当然是好的，但是我看小说看得多，出来闯江湖的话，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就主观地填上了韦明沅的名字，没有征求哪个的意见。就送上去了。后来在大田湾开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名单的时候，重庆市革委委员有韦明沅，机关司令部一下就震动了。他自己都不晓得。谁也不晓得。
这一下来，机关司令部就开会研究，有人说是市革筹搞了小动作，把粟远奎，我们的“钢杆”换下来了。我们北京开会、重庆开会都定了的，走了群众路线，都同意的，怎么把他换了？结果司令部就派了两个搞干部工作的，一个是李树培，是民政局的，他一直搞组织工作，另一个就是市委国防工办的萧后禄，他们两个人，到市革委去质询这个事情。市革委接待的人就说，这个事情是北京中央学习班粟远奎他们填的表，表填了过后又经中央批准了，我们不可能换。至于是怎么回事，你们只有喊粟远奎来解释。
他们回来讲了过后，把我叫去，我就只好出来作检讨，开了个大会，我给大家说，我检讨，第一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没有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主观武断地把名字改成了韦明沅，改的原因，我个人的指导思想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在北京参加学习，见了些首长，已经差不多了，韦明沅在家里主持工作，比较辛苦。还有韦明沅这个人好，他是农村放牛娃儿出身的，根红苗正，而且又是基层锻炼了的，当村长、社长、乡长，后来才调到市中区搞党务工作，监察工作。我要检讨的，是自己主观武断，我认为韦明沅也够条件。
我这样一说，大家还很满意。我得了个名声。本来我人矮，平时都爱叫我“矮子”，现在大家在“矮子”后面又加了个“高”字，赞扬“矮子高”。说我“让贤”，没有想当官。那个时候确实有的人是争着当官。我是可以当“委员”了还主动让出来。所以他们就说“矮子高”。
过了几年，清理整顿的时候，我才晓得当那个“委员”不是什么好事。我虽然当了头头，还是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和六大司令部的头头，也只是在清理审查时受到一些批判，想一想这些当了“委员”的，哪一个松活了的？如果我当了“委员”，也是他们一样的下场。像韦明沅，最后被赶出区监委机关，弄到下面一个生产企业去了，那个厂又垮了。后来生活得很艰难。我这几年都没有联系到他，以前他在南岸六公里老家。房子没有拆的时候我经常去耍，打牌。后来他那里拆了过后搬到四公里了。他的女儿搞了印刷厂，和我们以前一些造反派同志联营搞，我问了市中区的一些干部，都不晓得他的情况。看来他是封闭自己了，与世隔绝了，不愿意与外界来往。

我经过大小学习班的审查

我让“委员”，当时只以为那是一个荣誉职务，“见荣誉就让”嘛，并没有想到后面会有那样大的麻烦。不过后期我还是进了不少学习班，接受各种审查。有民政局自己组织的学习班，还有市人委，联合交际处、计委、统计局，机关直属单位，机关党委，编的一个联合学习班，后来还有把市委机关那些认为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在一起办的学习班。各种学习班规模大小不同，有群众在一起的大会，有小班，有大班。最后还有一个在民政局下属单位，巴县百节一个老残教养院办的学习班，包括林蒙、王炎、辛玉、徐雄，市委办公厅和人委办公厅，市级机关的干部在那里学习。这些学习班都是配合当时的各项运动，要我交代的问题都是那些。
这几个学习班都牵涉到干部问题，要我反复交代的就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资料组，就是说我在资料组搞了些什么黑材料，用黑材料告了些什么黑状；二是我主持的干部组，与“三老会”“干串会”有什么联系，哪些黑手插进来操纵了我们；第三个是我在民政局擅自动用了国家的救济款，拿国家的政策为派性服务。这几个问题都是我在大小学习班被要求反复交代的。
关于材料问题，我说在资料组是整了不少材料，派性思想是有，但要肯定的不是黑材料，因为我们都是在社会上公开了的，都是给上级部门公开报上去了的。第一，《告全国人民书》是贴出去了的，第二，谈山城武斗的由来和干部问题，我们都写了报告，报给了五十四军，五十四军走后来的十三军，报给了市革委、省革委，报给了中央文革，一式好多份，都公开报上去了的。所以不是黑材料，整了这些材料是事实。内容都是关于两派分歧的由来呀，武斗的起源呀，当时的真实情况呀，在当时情况下来说，当然会有派性，要我检查，我就只能检查说有派性。
对组织组搞干部调查，我们当时对干部的历史不了解，因为我们都不是专门搞干部工作的，一个干部，他好久入的党，是不是地下党，是不是有过被捕坐牢或脱党的经历，我们是不了解的，只晓得一个大框框：他是老红军，还是“三八式”，关键的一条，你支持反到底，我们就认为你是好干部。当时选择干部就是这样选择的。对历史部分是后面的审查工作。当时对干部第一条就是看你支持反对哪个，站在哪一边。用当时的革命话来说就是：你是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都认为自己这一派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以支持我就是好干部。所以我在写检查的时候，对上边一再想追查的“三老会”问题是否定了的，不存在那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有那个组织。
我在做干部工作的时候，相互建立了信任，建立了感情，有些干部还登门，上我的家来找我。我当时住在较场口，现在的得意世界那个地方，当时叫鼎新街，7号，那是一片老旧棚户区，我那个居民楼很窄小，旧房子。那些干部都要上我的门来，包括劳动局的局长，商业局的局长，王炎这些更不用说了，他直到病逝以前多次喊我去要见面。至于那些干部是不是“黑手”，我在交代中都说否认了，说没得哪个干部来指挥我们，参与我们的活动。要说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是412部队的赵安金，所以后来他被我们戏称为“黑高参”。他是军人，在军队里资历也比我们高，见识也比我们广，很掌握政策。像武斗他是坚决反对的。特别不允许枪毙俘虏虐待俘虏，这是给我们下了死命令的。
我在机关司令部是搞文斗的，不搞武斗。有的武斗发生时我知道，但我不参加。比如1967年8月15日攻占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我是在体委的，14号晚上我就在体委，他们电话联系这些我都听到的，但是我不介入这些事。
有些干部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是同情、保护的。像民政局那个王云程王局长，我们反到底的民政局“东方红”把他保护起来，弄到小什字罗汉寺旁边那个民政局的军供站保护起来的，派了我们的同志陪着他。后来另外的群众组织把他硬拉回去批斗。要他交代。王云程是个老红军，只有小学文化，写字都只能写个三横一竖的“王”，后面两个字就不会写，他签文件就只能签这个“王”字。硬要他写检讨，他写不出来，他们就帮他代写检讨，叫他拿到会上去念，所以他感到违心，念着念着流泪，一激动，引发了脑梗，中风了。瘫痪两年后病逝了。
我们对干部都是做到了讲政策的。在体育馆办学习班时，跟他们一起下棋呀，摆点龙门阵呀。不存在受他们操纵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把他们当成了被打倒的走资派了，哪里还会去征求他们什么意见嘛。要说他们操纵了我们，这不是事实。后期要我交代这些干部怎么样，又叫那些干部交代造反派对他们怎么样，想来印证。
那时还单独办我的小班，把我弄到民政局下属单位百节的老残教养院，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就可称为边远地区了。如果用过去的语言来说就是把我流放到那里去了。我是一个人，和炊事员住在一起。让炊事员监督我的行动，实际上是把我和市、区的人隔离开来，怕那些造反派和我串联。我一个人在那里，结果就把我小儿子带来陪我，成天没得事就上山去摘折耳根哪，掐野葱哪，在小河沟去摸鱼摸螃蟹呀……隔离审查我就做这些事去了。离我两百多米远的地方就是市政府那些干部的学习班了，像王炎、辛玉、徐雄、陈世朴这些，他们隔离在那里学习。我一个人晚上还跑出去，到桥口坝那个什么军工厂——4303吗？去看露天电影。
那些学习班反复就要我交代这几个问题。我就反反复复地写，好在我没有去当那个市革委委员，没有处理得那么重。加上我经手的事情，都是在按当时的政策办，没有凭一时冲动就乱来。所以对我只是进行了一些批判，我所受到的损害，是没有提职，没有提薪，没有分到更大些的房子——只有参加工作初期分的房子，后来再分我就没有得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几次调工资，普遍调的时候都没得我，但是最后一次只调百分之二，一百个人当中只调两个人，又给我调了。所以我说我在当时被审查的人当中算是结果最好的。幸运的是还没得他们那些“委员”摔跤摔得彻底，没有被取消党籍，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更没有坐牢。

后来邓朴方在北京组织残疾人联合会，市民政局就叫我协助筹建重庆的残联工作，把残联搞起来后，我就退休了。现在人到晚年，想好好安排一下，做点公益事业，现在我就参加并带领重庆大轰炸广大受害者对日本索赔。我认为这是件正义的事业，很有意义。大的方面是为民族正义，国家尊严，小的方面是让受害的家庭也得到一点赔偿。（上左图为应邀与东京大轰炸受害者遗族会交流和演讲；上右图为应邀到日本国会大厦演讲的海报。）
当年日本对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家就在较场口防空洞——现在是“大隧道惨案遗址”那个地方，我两个姐姐都死在那里。所以我家也是受害者。这就是我为什么积极参加这一活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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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九锅箐的一段秘史

刘显明

重庆人普遍知道“九锅箐”这个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因为在那里办了市级机关的“五七干校”，许多干部都被发配到了那里，以后又陆续从那里“解放”，回城，安排到一定的工作岗位……后来在许多重庆干部的回忆中，都会提到九锅箐这个地方。
据百度介绍：

九锅箐位于万盛区关坝镇境内，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与云贵高原衔接的过渡山区，因山形轮廓酷似九口锅而得名。以嵯峨的山势和蜿蜒的道途横断渝黔两市、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为重庆市农垦局所属“五七干校农场”，移交南桐矿务局后，逐步开发形成九锅箐森林公园。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景观以及五七干校概念，知青时代遗址，古夜郎风情等，使得九锅箐在山城众多旅游景点中独具特色。

作为曾经的九锅箐人，看到类似的介绍倍感自豪和欣慰。不过，也对九锅箐之前的一段重要历史长期被遗漏，甚至于已被彻底遗忘，深感遗憾。
试问：今天有谁知道，五七干校之前，是谁最早开发了九锅箐？它最早的主人是谁？那时候九锅箐是开发出来做什么的？这些问题，报刊传媒不载，地方志不录，堪称“秘史”。一旦知道其中隐情的那少数人相继离世，这一段历史，可能将会从此长眠于九锅箐山下，泯灭于历史长河之中，岂不可惜！
所幸还有极少数人知道内情。笔者即为其中之一。

九锅箐为何被选中为“游改农场”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重庆民政局办的九锅箐农场。
那是在1965年，我初中刚毕业。当时为了适应民政事业发展的需要，重庆市民政局决定招收一批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为民政事业单位培养和培训部分“接班人”。培训地点就选在九锅箐农场。
当年年底，65名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的初、高中应届毕业生，陆续收到市中区劳动力调配站一纸通知，称：今接国营九锅箐农场通知，你已被录取为长期工，请接此通知后，于某月某日到市中区某处报到。
我是第三批收到通知的学生，报到地点是市中区民国路（文革初期改五一路）三十号市民政局招待所。
报到的第二天，农场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第三批约十几名少男少女，在川黔公路上颠簸着一路向南，直到重庆与贵州相连的边界，九锅箐山的半腰，一个叫猪羊孔的地方，那里就是九锅箐农场新成立的学生队培训点。
九锅箐开发建设始于1956年，是重庆市民政局设立的收容安置改造农场。初期收容安置的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无固定居所、无生活来源的社会闲杂、国民党散兵游勇、破落地富、流氓娼妓等无业人员和部分长期流落城市，露宿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简称长流人员），构成极其复杂，甚至原四川军阀刘某的三公子，也曾被收容安置，是九锅箐农场的“资深场员”。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以往所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物资极度匮乏，城市粮食副食定量供给，农村农民缺粮断食。部分农民忍不住饥寒，盲目流入城市，白天乞讨、舔盘子，夜晚则露宿车站码头。有的流浪人员乞讨无着，又实在饿得受不了，不得已下“武爪”，见食堂或饭馆吃饭的人不注意，伸手抓起食物就跑，边跑边往嘴里塞，口中食被夺的人有时奋起直追，但最终还是只有自认倒霉。
记得我在学生食堂打饭吃，端着三两罐罐饭从食堂出来过马路回家，不提防突然一只黑手，五指箕张，三两罐罐饭一把便被抓走。这种“叫化子”当时被大家称之为“抓精儿”。“抓精儿”抢饭吃，最初只是个别，以后逐渐流行，使得端饭碗的学生娃防“抓精儿”像防贼，拿着食物在街上走像“小八路勇闯封锁线”，饭馆里的食客也要时时提防着门口的动静……对城市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爆发式增加和恶性发展，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虽然主管这项工作的重庆市民政局设有专门机构——重庆市收容遣送办公室，并在市中区二府衙和邮局巷设置了两个收容遣送站，但由于收容场所容量有限，两个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
这些被收容人员构成复杂：有缺吃少穿，难耐饥寒的；有家破人散，孤身出走的；有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有小偷小摸，轻微违法的……其中不乏各式各样的能人、狠人、怪人，总而言之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色人等，无奇不有。
收容、审查、遣送是收容工作三部曲，但难点在审查。面对一众收容安置人员，老实点的，一问就吐；肯动脑筋的，吞吞吐吐；最难缠的是那些别有隐情而又经历丰富的“长流”（长期盲流）人员。你想摸他的底，他跟你装聋作哑，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晓得说了要被遣送回籍，因此就是不说。
更令人头痛的是，收容人员中很多人屡遣屡返，经常是遣送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没回重庆，那些被遣送人员转身又爬上回重庆的火车了。
为了缓解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九锅箐农场，再次成为重庆市集中收容、审查、改造、安置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依无靠的长流人员的主要场所，俗称游民改造农场，简称“游改农场”。
尽管九锅箐的收容安置对象，由50年代初期的复杂社会群体转变为盲目流入城市屡遣屡返的流浪乞讨人员，儿童院长大需要就业安置的孤儿，部分单位精简压缩的职工，以及劳改劳教释放后无家可归、无处安置的人员。农场开始由五十年代的收容改造为主逐渐向收容安置、生产自救为主转变，但九锅箐农场毕竟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单位。
“游改农场”不同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农场，是因为“游改”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开放式管理；劳改对象是敌我矛盾，封闭管理。虽说是开放式管理，但又带有适当的强制性、封闭性，所以这个单位选定在南桐矿区是有考虑的。
南桐矿区1955年由四川省南川县、贵州省桐梓县和重庆市綦江县分别划出部分乡镇组建而成，以南川和桐梓两县首字合成南桐矿区地名，文革时重庆的八区三县，其中最偏远的山区当数南桐矿区。
九锅箐，正好位于南桐矿区兴隆与贵州桐梓县坡渡交界的山梁上，山梁上是四川重庆，山梁下是贵州桐梓。九锅箐地处川黔二省交界的深山老林，远离重庆市区，交通不便，作为收容、安置、改造场所，有利于减少对主城的干扰，给那些想要流入城市、重返解放碑的“盲流”人员，增加了一定难度，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人员的作用。

九锅箐农场的鼎盛时期

到1965年，九锅箐农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黄茅岗、中坪、车厂、大岩、茶林岗、罗奇岩、象山（妇女队）和基建队等八个生产、教养单位，最多时接收安置收容人员近一千多人。历任场长吴锦乐（老红军）、牟登发，副场长刘顺安、刘汝泉、王伯鄂，以及各队队长、指导员、核算员，都是市民政局抽调出来的干部。他们和成百上千的九锅箐农场场员一起，开山放炮修建公路，利用石块泥土建筑住房，砍树平地营造梯土，最后种下成片的茶树和柑橘，建成了自己的茶厂。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九锅箐农场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农场生产稳步发展，茶叶水果连年丰收，场员思想稳定，生活满足，和其他正统的农业生产单位没有多少差别。
在九锅箐人的辛勤开拓和不懈努力下，九锅箐农场收容人员思想稳定，生活稳定，劳动积极，生产规范，茶叶和柑橘生产初具规模。六十年代中期，九锅箐茶厂生产的“翠屏银针”和黄茅岗生产的脐橙、锦橙，已经小有名气。“翠屏银针”据说主要供应上层人士，本人无福消受，但我们在茶厂制作新茶时，刚烘焙出来的青茶，必定会首先品尝。新茶泡出来的清香和回味的甘甜，五十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能与之媲美的茶叶屈指可数。黄茅岗脐橙更不必说，那是我吃到过的甜度最高、水分最多的广柑，那时的感觉，完全不亚于当今重庆最负盛名的奉节脐橙。
九锅箐农场的兴办，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及其以后的一段困难时期，缓解了大量无职无业人员和农村流入城市的乞讨人员滞流城镇街道、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顺利实现饥荒后的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工作如何变革，流浪乞讨人员的性质如何界定，九锅箐森林公园的前世今生毫无疑问应该包含她的创始人——重庆民政人和农场的广大场员——历史上的所谓“游民”。
九锅箐农场的各个单位，在九锅箐山上呈亚铃状分布，这哑铃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低。大的一头、高的一头是场部、中坪、洛奇岩、象山、车厂、大岩；小的一头、低的一头是黄茅岗、猪羊孔。黄茅岗是从兴隆场出来后开始进山的起点。爬上黄茅岗，猪羊孔就到了。学生队在九锅箐农场的这一位置其实非常不错。
九锅箐人常说“大岩的风，车厂的雪，黄茅岗最过得”，意思是大岩、车厂海拔高，风大雪大，冬天寒冷。而黄茅岗地势低，冬暖夏凉，而且离兴隆场近，生活方便。殊不知黄茅岗上的猪羊孔后来居上，抢了黄茅岗的风头。因其气候适宜，位置适中，人气渐旺，学生队受了优待不说，后来市五七干校时期，许多市级机关的老领导、老作家、老画家、老知识分子等等陆续被安置在猪羊孔，适足以说明猪羊孔地理位置之优越。
然而，猪羊孔那等风水宝地，在我们学生队去之前，却是中坪队养牛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牛棚（后来五七干校时干部住猪羊孔，算是补了文革住“牛棚”的课），两栋干打垒的土墙房呈“┐”形。那一横里是厨房和住人的地方；那一竖大些长些是住牛的地方。到我们去的时候，住牛的房子已经做了改造。那一竖拦腰隔断并开了一道门，是女生宿舍。那一竖的底部也开了一道门，是男生寝室。寝室两边靠墙是青杠棒儿搭的上下铺，像双层的货架，铺上垫的是谷草，夜晚翻身时可以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男女寝室中间隔有薄薄的一面墙，是敷泥的夹壁，两边的说话都听得清。房子中间摆放着两张木桌，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那就是全屋的公共照明。
每个人的行李，包括铺的、盖的、穿的，全都放在“床”上。我带了个小木箱放在两个床位之间，正好成为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盏煤油灯，看书写字就不用下床了，当年的感觉就已经是“特别舒适”了。
这些，就是男生寝室的全部内容了。而横起那一排房屋，除了指导员（大家叫他校长）、队长、技术员、厨师的用房外，最重要的公共设施是厨房。厨房的墙上有个比脑袋大一点的取饭窗口，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天三顿必须去打卡的地方。令人惊奇的是，四十年后重返猪羊孔，那窗口虽然被堵起来并且刷过白色的塗料，但那个方孔仍然依稀可见！
自从学生上山后，猪羊孔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过去只能听到风在吼牛在叫的猪羊孔，而今每天都能听到悦耳的歌声。这几十个姑娘小伙儿，喜欢唱歌，早上唱，晚上唱，出工唱，收工也唱，不知道是为了啥？
清晨，还没起床，就有人唱“我爱这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出工时，迎着朝霞，有人唱“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遥望远方……”，收工时，披着余晖，也有人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冬天下雪时，大家也会哼哼洋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晚上睡前也有人唱“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据说歌声有传染性，有时是一人唱，众人和，有时是男先唱，女附和。唱得兴起，一首歌接一首歌，此起彼伏。有时又唱一阵电影《刘三姐》中的歌，男唱“赤膊鸡仔你莫恶，你歌那有我歌多，不信你往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女怼：“不懂山歌你莫来吔，看你也是一蠢才，山歌都是心中出，哪有船装水载来”……对歌对到记不得歌词了，才曲终人散，各自睏觉。
不知哪位同学找来厚厚一本《革命歌曲大家唱》，于是里边的歌，差不多都会被大家睡在床上给唱一遍。后来，级别提高了，学生队的华南同学开始自己作词作曲，并且一句一句教给我们，很受大家欢迎。在特定的场合下，总要引吭高唱：“站在红山（九锅山），眼望天安门（心中想的是朝天门），胸怀全世界，全心全意为人民……”，境界非同一般，差不多算是学生队的队歌了。（上图：当年民政局学生队学员在九锅箐农场留影，后左为本文作者。）
篝火晚会是学生队的重要娱乐方式。每到节假日前夜，同学们总会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尽情地唱歌跳舞，有说有笑。学生队的篝火晚会，要说是九锅箐第一，兴隆场没得，南桐矿区少有，一点不是吹牛。
自从猪羊孔热闹起来以后，整个九锅箐农场也逐渐开始燥动起来。场部那个少人问津的篮球场，有可以打比赛的对手了。场员乐队的川戏锣鼓也敲起来了，创作的文艺节目也开始排练了。1966年10月——大城市里的造反浪潮还没有席卷到这远郊山里，农场还在场部的礼堂庆祝建场十周年，像模像样地演出了一台不错的节目。
记得有个节目是市中区群众川剧团精简职工王×平丶牟×尔兄妹等几个创作演出的，学生队的刘兴玠和我因为个儿矮小，客串扮演了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情节大略是全场动员抗旱保苗夺丰产。节目不怎么样，赶不上我们学生队的藏族舞蹈，但是反映现实，歌颂领导（场长带头下田），自编自演，很受欢迎。
“游民”乐队表现也不错，其中有个二胡样子的乐器，我是第一次看到，音箱有水桶大，听说叫大胡——中国的大提琴，低音特别浑厚。只是乐队开场时出了点差错。刘汝全副场长宣布：“奏—国—歌！”乐队奏的是《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刘副场长一听，不对，朝乐队大喊：“奏—国—歌！”但乐队没明白，还在奏“起来，全世界受苦的……”刘副场长脸色铁青，冲乐队一字一顿地大喝一声：“奏、国、歌！”乐队吓得顿时哑火，转瞬才想起是搞错了！有人提醒说：“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又顿了一瞬，真正的《国歌》才奏起来了。
虽然乐队出了个小纰漏，但没有影响整台节目演出，对于九锅箐来说，也是相当不错了。
现在看来，九锅箐的鼎盛时期，那台节目就是她靓丽的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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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中亲见的九锅箐“镇反”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掀起的那场大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偏远的九锅箐也不例外。这时，在“大破四旧”的高潮中，九锅箐国营农场的名称缺乏革命色彩，被农场的革命造反派派强行改为红山茶场。当年年底至第二年初，红山茶场先后成立了“红山八一五战斗团”“革命烈火造反团”“造反军67·1分团”“二七战斗团12·4纵队”“云水怒纵队”和“红山11·8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受此影响，学生队由几个工农子弟领头，也成立了“革命造反军”。
那个时候，革命不革命，是大是大非问题；但不想一辈子呆在九锅箐，不想与游民一起造反，想回重庆城，想解放碑，是现实问题。两大问题放一块儿，学生队六十几个人没怎么磋商，大家居然一致行动：“杀回重庆闹革命！”
决心一下，九锅箐再也呆不下去了。说走就走，当天连夜徒步下山，直奔桃子凼火车站。那夜，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暗夜疾行，像“奇袭白虎团”，像“翻越夹金山”，我们跌跌撞撞，天亮前冲进了火车站。
绿皮火车冒着黑烟，气喘吁吁地载着“红山”（九锅箐）的“革命造反战士”一路向北，向着母城的市中区，向着魂牵梦萦的解放碑，回师北归……
就在我们匆匆返渝的同时，军工企业国营兴无机械厂在黄茅岗紧锣密鼓开建，解放军建字21大队208支队正在紧挨着猪羊孔的山腹内外秘密施工，从此，兴无机械厂扼守住九锅箐农场进出的大门。
离开九锅箐后，杀回市中区闹革命的民政局学生队人员，在洪水汹涌的革命大潮中完全就是散兵游勇，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时到中山四路市委大院看造反派的大字报，有时到大溪沟市民政局看造反派批斗王云程局长，有时又逛到解放碑去听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大辩论”打嘴仗……总之，说是回城闹革命，结果我们的队伍没有哪个组织要。
还是“娘家”市民政局好，对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回城也不反对，以后几进山城仍然支持，并且还给代发工资。其间我父病亡，我疑似肝炎突发，财务科阙良师科长还给我批了困难补助（写到此处，泪湿双目），看得出以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为职业的前辈，即便在混乱无序的狂热中，仍然坚守着职业的操守和慈悲为怀的本性！
民政局学生队这批“回城闹革命”的“流寇”，由于没有组织接纳，也没找到革命目标和造反对象，无所事事，最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看客。
1967年春，风云突变，四川省在成都军区和省公安厅的主持下，发动了闻名全国的“二月镇反”运动，对包围和冲击成都军区的造反派实施抓捕，各地区趁机扩大范围，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对持不同观点的造反派进行了镇压。
在重庆的“二月镇反”中，九锅箐虽然僻处深山，远离政治，也没有什么过火行动，但却受到了很不客气的“照顾”。
原来，我们学生队回城搞文化革命后，农场有个叫王泽银的干部领头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成员中包括了不少收容人员。在开展的活动中，对农场的领导进行过批斗，虽然没有什么过火行动，但在某些阶级斗争经验丰富、政治嗅觉敏锐的革命派看来，九锅箐这个游改农场的游民造反夺权，绝对是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的严重政治问题，属于“二月镇反”的镇压对象。
为此，市级机关的造反司令部，配合全市镇反行动，决定阻止“红山茶场”（九锅箐农场）的造反行为，并通知学生队的人先期赶回九锅箐，为镇反行动作内应。
3月2日下午，几辆装满造反派的大卡车杀气腾腾开进九锅箐，主力队伍就包括扼住九锅箐门户的军工八一兵团，领头的则是民政局机关造反派组织的老刘，带眼镜，操京腔，手提驳壳枪，坐在前头的三轮摩托车上，像是行动总指挥。看起来他情况熟悉，经验丰富，大队伍一到场部，他就指挥手下占领了机要室、总机室、保管室（存有枪支弹药）几个要害部门。
入夜，造反派的队伍仍不断涌入（后来听说南桐矿区二十几个组织派人声援），大批车辆被堵在黄茅岗峡窄的盘山公路上，车灯闪烁，喇叭乱叫，盛况空前。当时只听到老刘在手摇电话中大声喊叫：不要来人了！撤退！撤退……
抓人是从场部和中坪队、茶厂开始的。夜幕降临之后，突然安排要去车厂和大岩队抓人。我不知道是分给了哪一拨队伍，只晓得跟着队伍，扑爬跟斗地摸黑往山上爬，到大路上时又跌跌撞撞跟着前面的人一阵跑。到了目的地时，怎么抓的人，抓了哪些人，一点看不清。只是听到有人在反抗，并且义正词严地抗议：“你们是哪来的人？凭什么乱抓人？”感觉挺有骨气。
没人解释，抓起就走。因为任务完成了，返回的路走起来很顺。等我们赶到场部时，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
场部办公楼后面的坝子里，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造反派头头王泽银靠屋檐下的柱子坐着，双手被捆绑在背后，脸上到处是血，一边鼻孔里插着一个止血的草纸卷。四周还有抓人者在打人，一边抽耳光一边盘问。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时的场景一点不过分。
我们学生队那时候的状态是：对走资派不恨，对造反派不亲，对反革命不了解，跟着“吆伙伙羊”打配合的事一做完，瞅个空子，很快就撤退了——解放碑，我们又回来了！
转眼就是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后，风向大变，四川省各地区陆续停止“镇反”。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明令“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等。四川开始释放“镇反”被抓人员。6月20日，成都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对“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公开平反。
九锅箐的造反派“二月镇反”运动中，除学生队外，其余五个造反派组织全部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逮捕了五个组织成员十四名，拘留四十六名，勒令登记自首二百二十三名。经此一劫，九锅箐农场从此土崩瓦解，被抓造反人员虽然不久被即被释放，但大部分人陆续离开农场作鸟兽散，到后来九锅箐留下的场员已经所剩无几，一个曾经欣欣向荣的生产自救型的农业单位，在文化革命的大潮中，几个月时间就夭折了。

从五七干校到森林公园

时间到了1968年，九锅箐的大变局开篇了。
当年10月，《人民日报》在推广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兴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重庆市市中区（今渝中区）雷厉风行，率先选定九锅箐为市中区区级机关五七干校。紧接着政府有关部门如工商、税务、文教、卫生等部门的干部接踵而至。民政局学生队这几十个有如麻将牌中“听用”的角色，又被通知回九锅箐打接应。在那段时间，我们与市中区各个机关的前辈同吃、同住、同劳动，另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971年，九锅箐正式易主，全盘移交市农垦局，成为市级机关的干部下放劳动基地。
与此同时，民政局学生队全员由市民政局重新安置，老干部张泓处长率领65名培训学生在第一社会福利院经过短暂培训后，分赴局属各企事业单位，结束了我们的九锅箐生涯，实现了王云程局长为民政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夙愿！（上图：今日九锅箐森林公园。取自网上。）
谨此，向老红军、老局长王云程老人家致以诚挚的敬意！
弹指间，六十年岁月匆匆而过，当年那个半封闭管理的游民安置改造农场，如今已成为广大市民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的风景名胜。为此，许多人为九锅箐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那些最早为九锅箐劈山修路，垦荒造林，栽种果树，培植茶林，采茶制茶的所谓“游民”，功不可没。
作为曾经的九锅箐人，觉得有义务将许多人不了解的九锅箐那段鲜为人知的“秘史”写出来，留给关心历史的人们参考。

2021年11月初稿
2022年9月改写

【故纸堆】

揭发重庆市红山茶场镇反情况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主办的《公安反到底》报第6期第3版，1968年2月24日出版。作者署名“重庆市政法系统部分办案人员”。

红山茶场五个群众组织，在去年二、三月“镇反”运动中，被“革联会”、公、检、法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是参与此工作的，也自觉不自觉地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红十条》和《红五条》下达后，我们逐步认识到二、三月“镇反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预审过程中造了反，并提出了要给被打成“反革命”的五个群众组织平反的意见，但公、检、法中的某些人，至今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不认真进行平反，竟把责任推到革命群众组织头上或其一些办案人员头上，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作为办案人员，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该案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揭发。

一、篡改农场性质，镇压群众运动。
红山茶场是民政部门举办的安置就业和教育改造长期流浪人员的农场，不是公安部门举办的劳改、劳教性质的农场。可是在二、三月“镇反运动”中，有关当局为了镇压群众运动，采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态度，颠倒黑白地把该场说成是劳改、劳教农场，把场员说成是劳改、劳教人员。六六年三月二日南桐区公、检、法、××部（《昨天》编者注：即人武部，当时担心写出人武部会被指责为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因此未写全名）进驻农场后，由于盗用中央名义，强行宣布解散该场群众组织，场员不服，提出质问，他们就把事情夸大为围攻解放军，等等。由×××亲自打电话通知一些群众组织说“九锅箐农场的劳改、劳教人员暴动了”，欺骗蒙蔽了大批不明真相的工人和学生，连夜上山，对一些敢于造反的场员进行包围、拘捕。直至安徽文件下达后，×××在市公安局作报告谈到“镇反成绩”时还说：“红山茶场本身就是劳改、劳教农场，宣布取缔的五个反革命组织仍是有效的。”
二、违法乱纪，大搞刑讯逼供。
南桐矿区公、检、法三月二日在茶场以劳改、劳教人员围攻解放军、搞暴动等罪名大肆抓人、捆人、打人，一夜之间即非法抓了一百余人，并在该场成立了临时看守所进行刑讯逼供。如场员周洪双（此人平时多病，大脑反应迟钝），三月二日他出于好奇用手去摸了一下解放军的冲锋枪，即被抓起来跪在地上打了一顿，逼他承认了要夺解放军的枪的假口供。第二天他不承认，又被打了一顿，强迫盖了指纹，送到南桐看守所拘留了二十多天才查清释放。“革命烈火”勤务员宇文杰被抓起来后，首先毒打一顿，又吊“鸭儿浮水”。宇受刑不过，被迫编造了一个所谓“军统特务当场长，四类分子掌大权”的夺权封官名单，但是并未取得任何旁证材料，即被作为反革命夺权的“钢鞭”材料，在《联合公告》上公诸于世。
三、混淆两类矛盾，任意扩大打击面。
在南桐矿区公、检、法向×××汇报农场“镇反”情况时，××指示说：你们那里的问题不是抓人多了，而是少了，是右倾问题。农场的人，社会上罪该管制的，农场就该捕起来，该判轻刑的，就应判重刑。并要求物色一、二个够杀头条件的，配合今后的公判大会。而且规定了抓人指标，最少要抓五、六十个。在这种大捕、大抓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凡属队以上骨干，只要是三月二日反对解散组织和运动中对当权派搞过游街、戴帽子的，均扣上“围攻解放军”和“大搞武斗”之罪，均要处理。并且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把一些在收容前有过偷扒行为或不正当男女关系、小量投机倒把的场员，不论是否已经改正，一律扣上惯偷、惯盗、妓骗、投机倒把犯罪等帽子，强加上“牛鬼蛇神翻天”的罪名，拘捕了七十七人，并召开处理大会，宣布五个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同时，根据当时所谓重庆片会，要挖出二、三线人物的精神，把曾经支持过场员起来造反的几名干部也加上“幕后指挥”的罪名，整了黑材料，企图一并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中央《红十条》、《红五条》下达后，市公安局“革委会”，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在原案件报告上批了“应予平反”，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区公、检、法负责人根本立场没有转变，仍坚持不予平反，甚至某些人还妄图把该场五个组织再次打成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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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关于红山茶场五个群众组织
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调查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主办的《公安反到底》报第6期第1、2、4版，1968年2月24日出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南桐矿区××部及公、检、法进驻市民政局所属红山茶场（九锅箐农场），公开宣布该场“革命烈火造反团”、“民政兵团红山分团”、“红山八·一五战斗团”、“造反军六七·一分团”和“‘二七’战斗团一二·四分团”等五个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同时逮捕了这五个组织的成员十四名，拘留四十六名，勒令登记自首二百二十三名，另外还逮捕了不属这五个组织的成员四名，拘留查办十三名，登记自首八名。合计三百零八名。打击面占五个组织成员总数五百九十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全场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并发布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坚决摧毁九锅箐农场“革命烈火造反团”等五个反革命组织的联合公告》。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文件下达后，拘留的五十九人已全部释放，八月份又释放了逮捕关押的十六人，十月份释放一人，其余人员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全部放完。但是对五个组织至今仍未公开平反。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修改批准的《红十条》和《红五条》，我们对红山茶场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五个群众组织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一、关于红山茶场的性质和人员情况

红山茶场是根据中央内务部关于改造城市无业游民的指示，于一九五六年由市民政局举办的游改农场，一九六三年又经内务部指示改为安置改造长期流浪人员的农场。由于市民政局的走资派长期以来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把一些不应该收容和不应该安置到农场的人也收容起来，并长期不作处理，和游民一样进行改造；对已基本改造好了的和尚未得到改造的也不加区别，因此把农场办成了一个“大杂烩”。如一九五六年建场时，办的是游改农场，但号召的是向荒山进军，安家落业。第一批来场人员都是自愿申请，组织批准，并且挂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九锅箐山上去安置就业的。一九五七年还正式评了三百多名工人。一九五八年划入附近三个生产队的农民为该场场员(一九六二年已划还公社)，一九五九年又以开办福利小学的名义从儿童院调来二百七十多名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儿童。同时又陆续从歌乐山收容所调来了几批收容人员和接收了公安部门转来的少数劳改、劳教期满无家可归的人员。一九六五年还以招工的名义从市中区骗来了六十五名知识青年安置到农场．培养所谓的接班人。一九六七年“镇反”前，农场共有工作人员八十一名，生产人员八百八十四名。在生产人员中(学生除外)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儿童院长大的青少年二百多人，占全场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二、从市民政局举办的其他救济福利生产单位转调来的二百多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这两种人绝大多数是属于安置就业性质的，不应该当成改造对象。
三、由收容所直接来场的，三百九十多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这些人大部分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农村盲目外流被收容后送来农场的，也有在社会上收容的没有正当职业、到处流浪的闲散人，和少数进行偷、扒、骗，投机违法，危害社会治安的人。
四、劳改、劳教期满无家可归，由公安部门转来农场安置的十多人，占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左右。
此外，还有少数由家长送来安置的，和其他单位处理后安置来农场劳动生产的。
在收容安置人员中大部分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其中有些人在收容以前虽然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错误，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但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他们来场时间一般较久（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部分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不良习气，有的一直表现较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的就有十七人，选为乡人民代表一人。据农场一个生产队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调查统计，在收容安置人员中，已经克服了不良习气，表现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表现较好的占百分之五十；表现较差的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尚未得到很好改造，表现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五左右。由于过去走资派只抓生产，不抓思想改造，平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审查处理工作没有认真进行，在收容人员中确实也还有一些来历不清的人，和少数五类分子及惯偷惯扒等。但是就整个农场来说，大量的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对少数阶级敌人必须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外, 对于绝大多数收容安置人员，在思想上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在政治上应该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事实上历届选举他们都有选举权。所谓红山茶场是“劳改农场”、“专政单位”等等谬论，必须澄清。

二、关于五个组织的成立经过和主要成员情况

一、成立经过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农场对收容安置人员是进行正面教育的，未开展“四大”。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出身成分和政治条件较好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场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首先起来串联，酝酿成立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当时市民政局请示了中央内务部，内务部答复农场可以搞文化大革命，按《农村十条》（《昨天》编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中发［66］612号文件）进行。因此，农场当权派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先后召开干部大会和场员大会进行传达，公开宣布了内务部关于农场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根据干部和场员的要求，同意暂时按《工矿十条》（《昨天》编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中发［66］603号文件）的精神搞。于是在场员中陆续成立了“红山造反团”（加入民政兵团后改为民政兵团红山分团）、“红山八·一五战斗团”、“革命烈火造反团”、“造反军67·1分团”、“二七”战斗团“12·4”纵队、“云水怒”纵队和“红山1·18造反团”等七个组织，先后参加这些组织的共有六百多人（其中干部十三人）占全场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二、主要成员政治历史情况
公、检、法的《联合公告》中说“五个反革命组织的二十二名头目中，有职业特务一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名、敌伪军政警宪三名、坚持反动立场的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四名、偷扒骗犯四名、流氓强奸犯四名，贪污、投机倒把犯三名，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二名”。经调查，这五个组织的二十二名头头的真实情况是：从年龄上看，二十五岁以下的十人，二十五至三十岁的七人，三十岁以上的五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点五岁。从出身成分看，属于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出身的十八人，占百分之八十，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四人，百分之二十。从政治历史身份看，根据农场掌握的材料，来场前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有关被逮捕关押后释放的一人，曾经多次收容、投机违法活动比较严重的一人，来历不清、历史未作结论的一人，其余十九人经过审查在政治历史上均未发现重大问题。从现实表现看二十二人中，有共青团员四人，生产队副队长一人，班、排骨干、民兵、治保积极分子十一人。如：
王泽银（民政兵团红山分团主要负责人），男，二十五岁，工人出身，学生成分、共青团员（曾任团支部书记），一九六四年由市农场管理局会计训练班调来农场作核算员，是农场首先起来造反的头头之一，“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拘留四十五天。
杨国斌（红山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男，二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一九六二年盲目外流找工作被收容，是农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曾主动把节约储蓄的五十元钱和一套新衣服捐献给越南抗美战士，受到场部的通报表扬，“四清”运动中发展为共青团员，“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拘留三十二天。
王树生（“二七”1·24分团主要负责人），贫农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五六年收容来场后一直表现较好，曾担任民兵班长、治保组长，人民陪审员，以后又提拔为生产队副队长，“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五个月。
张声发（造反军67·1分团主要负责人），男，二十三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五九年由儿童院调来农场，在场部当通信员，后调茶厂当班长，一九六五年因作风问题犯过错误，“镇反”中被强加上“惯窃犯”的罪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五个月。
宇文杰（革命烈火造反团政委），男，二十八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巴县忠心公社人，一九五八年因与养母关系搞不好进城找工作，被收容后，一九五九年到农场，先后曾担任过生产队小队长、民兵班长、治保组长，“镇反”中被强加上“流氓头子”的罪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五个月。
《联合公告》上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季昆，是“革命烈火造反团”团长，据农场掌握的材料，主要问题：一九五五年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有书信联系被逮捕关押过，后查明黄不是胡风分子，释放后安置来农场，前几年曾订阅过苏修杂志，散布过一些修正主义言论，因此“镇反”时无限上纲给他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逮捕关押五个月。
《联合公告》还说：“在全部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中有五类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盗窃、骗犯，坚持反动立场的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等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四百十一名，占全部反革命组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二以上。”
据我们调查，这些组织成立之初，由于审查控制不严，确实混进了极少数坏人，但在公安六条公布以后，有的已经自动退出组织，有的正在通过整风进行清理审查。根据场员群众自己提供的材料，在“镇反”时五个组织的全部成员中属于公安六条规定以内的人只剩下极少数，就是加上已经清洗出去了的。最多也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的坏人。根据农场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调查统计来看，农场戴帽的五类分子共有十五人，末戴帽的反动党团骨干一人，特务一人，伪军连长以上三人，伪警长以上三人，宪兵—人，合计二十四人。被杀关管的五类分子子女六十六人。游堕习气较深，尚未得到很好改造，来场后继续从事偷窃活动的约占百分之十五左右。这几种人加起来也只占全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公、检、法在“镇反运动”中，为了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将一些在收容前沾染过游堕习气，曾有过偷扒行为的人，不论其是否已经改正，统统给扣上“盗、扒、骗犯”的帽子，将地富家庭出身的人统统划为坚持反动立场的五类分子子女，甚至把一些有政治历史身份，但并未参加该五个组织的人（如“军统特务凌沛”等），也以“幕后指挥”或者“外围人员”等罪名，强加在五个组织的头上，颠倒是非，无中生有地泡制所谓百分之六十七点二的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欺骗上级．蒙蔽群众，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三、关子《联合公告》中所谓几大反革命罪状的真相

南桐矿区公、检、法及××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印发的“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坚决摧毁九锅箐农场‘革命烈火造反团’等五个反革命组织”的联合公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根据我们初步掌握核实的情况来看，《公告》所宣布的反革命罪状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一、关于印发“反革命传单”问题。《公告》说这五个组织印发了“一个奇怪的专政单位”、“残酷的统治，血泪的控诉”和“人间地狱”等等反革命传单，并且加上“疯狂地诬蔑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经调查这几张传单的矛头都是针对走资派，揭露农场的阴暗面，暴露农场矛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例如“一个奇怪的专政单位”就是根据党对安置改造农场的政策和农场收容安置对象的实际情况来批判原民政局走资派王云程所说的农场是“专政单位”的谬论。传单列举了大量事实来驳斥走资派，如果说农场是专政单位，为什么场员有选举权？为什么场员能参加青年团组织？为什么场里还搞民兵建制？这样的传单怎么能够说得上是反革命传单呢？
二、关于“大搞武斗”的问题。《公告》说他们“施用了种种法西斯暴行”“斗争了全场的革命管教干部”，实际上农场七十多个干部中先后被斗的只有十四人，在斗争中是错斗了一些不应该斗的一般干部，并且在斗争时也发生过一些过头行动，我们认为革命运动中产生一些过头行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检、法将这一些问题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罪行，显然是错误的。
三、关于“大肆抢夺档案、盗窃机密”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为了防止当权派私自销毁、转移整群众的材料，与管档案的干部一道，查封了场部的档案室。为了揭发批判农场当权派贯彻执行政策上的问题，经场长同意借阅了内务部“关于安置农场工作暂行办法”、“安置农场政治工作座谈会议记要”和“农场十年工作总结”等几个文件，并未违反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事实上场部所有人事保卫档案至今毫无损失。
所谓“自报成分历史”、“自建档案”的罪名，实际上是他们在发展组织时印发了个人简历登记表，要求申请参加组织的要如实交代成分历史；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公告》却给歪曲为他们要“烧毁所有档案，企图抹掉自己的罪恶历史”等等。
四、关于“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问题。主要是有些场员个人主义思想此较严重，加之农场前几年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收容安置不当，有些制度不够合理。所以提出了砸烂工分制，实现工资制，改变农场性质，改善生活待遇等等口号。所谓“开仓分粮”实际上是有两个队的群众分了本队伙食团的节余粮食二千多斤，并不是开了国家仓库分粮食。这些问题很明显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原公、检、法无限上纲地将这些问题定为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显然是极错误的。
五、关于“夺权封官”问题。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重庆市各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发起向本单位走资派夺权，在这种情况下，二月下旬场内有些组织提出要联合夺权，并起草了夺权公告，召开过一些会议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几个组织的意见不统一，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公告》说他们拟定的“夺权封官”名单中有“特务当场长，四类分子掌大权”。实际上是在“镇反”运动中吊打“革命烈火造反团”头头宇文杰时逼出来的假口供，并非事实。
所谓“专政机关是我天下，改造单位随我所欲”的反革命口号，经查实际上是贵州晴隆中学长征红卫兵来场串连时写的一副对联，贴在人保股门上，并非农场的群众组织所提的口号。《公告》却歪曲为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口号，张冠李戴地扣在农场群众组织的头上。
六、关于“围攻解放军”的问题。事实真相是三月二日南桐矿区公、检、法、××部进驻茶场时，公安分局非法临委员负责人×××在大会上假借中央指示宣布红山茶场不准开展“四大”，解散全部反动组织，井勒令交出袖章、旗帜、印章等全部罪证。当时群众不相信，提出质问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是经过请示内务部同意，农场当权派公开动员的”，“既然是中央规定我们要看中央文件”，由于公检法及武装部并无中央文件，区××部×××又谎称“你们没有资格看中央文件”，以此压服农场群众，因此，引起群众哄闹，群众说：“我们是公民，有选民证，为什么不能看中央文件？”×××即说：“你们的选民证是错发了的，宣布作废。”并且扣押了五个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的群众思想不通，错误地谩骂了执行任务的解放军。但是所谓成立“临时指挥小组”、“策划挖炸公路”、“堵塞交通”和“抢走了已被扣押的部分重要罪犯”等，则不是事实。而某部门却借此机会制造谣言说“红山茶场的劳改、劳教人员搞反革命暴动了”，连夜调集了一千多群众和武装人员上山，对反对解散组织，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场员群众实行了大逮捕，大镇压，致全场在3·2事件中被关押捆绑吊打的共计二百余人。

四、我们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红山茶场是民政部门举办的安置改造长期流浪人员的农场，不是公安部门举办的劳改、劳教农场，不是专政单位，这是不容置疑的。农场安置人员中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真正的牛鬼蛇神(即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是极少数。根据中央决定，只要不是公安六条规定以内的人，都应该享有“四大”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农场场员成立组织，开展“四大”而是经过上级同意批准的，因此这五个组织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斗争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月二日由于上述原因少数人对解放军有些过头的言词举动，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公检法把五个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省，属于方向路线错误。因此我们的意见，应该按照《红十条》和《红五条》的指示精神，对三月二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五个群众组织从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错捕、错拘的革命群众应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其中少数个别确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应根据情节轻重另案处理。至于农场目前和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应遵照省革筹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关于“安置改造农场现在不搞四大”的指示精神，开展正面教育，搞好文化大革命。

重庆反到底革命派公、检、法指挥部
重庆反到底革命派民政局“东方红”战斗队 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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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必须给红山茶场的五个所谓“反革命组织”彻底平反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主办的《公安反到底》报第6期第2版，1968年2月24日出版。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中央《红五条》指出：“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全盘否定，这是对待最高指示的严肃的原则问题，决不容许打半点折扣，更不容许阳奉阴违。在重庆刮起“二月黑风”中，红山茶场的五个群众组织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就应该老老实实地从政治上彻底予以平反，对其中错捕、错拘的革命群众就应该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红山茶场是民政部门举办的安置改造长期流浪人员的农场，不是公安部门举办的劳改、劳教农场，不属于专政单位。由于过去市民政局走资派一贯不按党的既定政策办事，为了扩充茶场的劳动力，大量地把不应该收容和不应该安置到茶场的群众也错误地收容起来，并死死不放，长期不作处理。这些被错收错安的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是走资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被非法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同时对过去曾因盲目外流（其中不少人也不属于长期流浪性质）被收容后已被茶场作骨干使用的群众，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造了走资派的反，也被横加上“盗、扒、骗犯”等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从已经查证的材料看，红山茶场的五个群众组织之所以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又一铁证吗？
红山茶场的五个群众组织在去年三月份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以后，经市公安局预审干部，在预审中发现所列颠倒黑白的各种罪证，即不同意列为“反革命组织”处理，提出了平反意见。《红十条》《红五条》下达后，市公安局“革委会”也不得不同意给予平反。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在这种咄咄怪事的后面，正展示着一场全盘否定还是顽固死保“二、三月镇反”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去年四月份，“革联会”的权威人士公开拒绝为这五个群众组织平反，说什么“抓得对，应该镇压”，唯恐为这五个“劳改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平了反就打掉了“镇反有理，成绩显著”的王牌。去年九、十月份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镇反”的暗流，“革联会”又把这五个组织持为“钢鞭”，借以抵制“全盘否定二、三月镇反”，继续抗拒中央《红十条》《红五条》的贯彻执行。
现在，本报把红山茶场这五个组织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调查材料公诸于世，就是为了捍卫最高指示而大喊大叫！就是为了捍卫《红十条》《红五条》而大喊大叫，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大喊大叫！
红山茶场的五个所谓“反革命组织”必须予以彻底平反！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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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民政兵团红山战斗团组织活动简况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重庆反到底公安红一方面军”主办的《公安反到底》报第6期第4版，1968年2月24日出版。无作者署名，应是原重庆“民政兵团红山战斗团”（已在1967年3月“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取缔）人员整理的一篇该群众组织大事记资料。

“红山战斗团”于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至六七年三月二日被镇压为止，共计六十六天活动。运动初期，由于农场走资派压制文化大革命，炮制纠察队，挑起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对场内职工采取高压政策，因此，一部分革命同志，只能利用探亲、假日、书信、出差等机会，内外串连，互相交流革命经验，张贴革命传单、中央文件，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禁止传单入场内）。
（一）十二月二十一日张扬、牟特尔两位同志前往十九中“农奴戟”战斗队串联，并准备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到会十三人。其中共青团员八人，超龄团员一人，青年学习小组长一人，青年三人。会议内容：1.选举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即王泽银、陈长寿、唐天富三人（共青团员）。2.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宣传“十六条”。3.决定发展组织成员，重点放在青年方面，出身较好，本人表现较好，而无政治历史问题的，以先进工作者和共青团员为核心。4.决定下次会议召开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并吸收部分新成员参加。5.决定起草“宣言”和“告全场同志书”。
（二）在群众将要发动起来的时候，场党支部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迫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全场干部会议上传达），在我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后又在群众中分别传达（队为单位）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下午开会，有群众代表参加干部会议。
（三）二十六日晚上，提前召开了筹备扩大会，参加会的人员比上次增加了一倍。会上由建设队的同志介绍了他们如何夺学习权的经过和意义；决定了组织名称；通过了“宣言”和“告全场同志书”。并决定第二天成立组织的大会部署。通宵赶写标语、口号、海报。
（四）二十七日召开了全场大会，一方面农场党支部书记刘顺安传达“农村十条”在群众中展开四大，意图把队、股长划入当权派的范围，自己逃脱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是我“红山革命造反团”的成立，坚决抵制了这一阴谋，通过斗争，迫使当权派同意“暂时按‘工矿十条’开展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以前）”，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并拨文化革命经费。当天晚上召开了团委会，决定以各生产队为单位成立八个战斗队。即：茶厂的“劈雷”，大岩队的“千钧棒”，跃进队的“燎原”，红星队的“刀光闪”，中坪队的“挺进”，建设队的“换新天”，曙光队的“尖刀”，黄茅岗队的“敢闯”。并发起全场性的写大字报、传单，揭发批判走资派。主要内容是揭露走资派在农场十多年对场内广大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在运动起来后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級反动路线。
(五) 六七年元旦，召开更名大会，也有当权派参加，各队群众代表发言。将红山革命造反团改为为“二·七红山革命造反团”。主导思想是：找个大组织挂钩，不至孤军作战，以求互相声援。以后连续召开了两晚上的会，正式选举了团勤务组，主要负责人王泽银，副召集人郑崇俊、陈长寿，各战斗队的队长均为团委。选举办法是采取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民主制。
（六）元月四——五日，由重庆茶厂学习回来的龚兴贵、朱永贵等几位同志，在场长室找到了安置农场五十条，对当权派进行了批判。由于当时没有很好掌握斗争大力向，提出了场员职工在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要求，如，两班、探亲要基本工分，工伤、病假要基本工分。改十天一次休息为七天一次休息等。在群众中产生物质刺激不良效果。
（七）元月九日至十二日，先后在尖刀、刀光闪、劈雷、跃进等战斗队召开了批判斗争大会，揭露了场长刘顺安、刘汝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镇压农场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和长期以来混淆农场性质，颠倒敌我矛盾，对场内广大群众的政治迫害，经济迫害，人身迫害，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大多数人流泪控诉，群情激愤。还斗争了前往农场四清工作组副组长，民政局派来农场的蹲点干部×××。（每次斗争批判大会都有签字记录，三月二日全部被抄去）
（八）元月十三日，场党支部书记刘顺安、刘汝全，传达了内务部电话通知，指示安置农场可按“农村十条”的精神开展“四大”。
（九）元月十七日，支部决定张杨、郑崇俊、杨通明参加市民政局民政兵团成立大会，根据兵团总部指示，为实现民政系统大联合，要我团八十名代表进城参加民政兵团总团成立大会。十八日“二七”改为“民政”。
（十）元月十九日，团部龚兴贵、朱永贵、张杨等根据民政兵团总部负责人柴文华、李岳明的指示回来查封了场部的档案、弹药，各生产队的人事档案也封了。从场部到队上勒令当权派交出黑材料。
（十一）元月二十日，进城在五一电影院参加民政兵团总部成立大会，我团参加者一百余人，下午斗争了民政局和农场的走资派，带高帽子游了街。二十四日决定回场。
（十二）元月下旬开始整风，先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组织全团讨论，开门整风，并成立整风委员会，让群众对负责人提意见，然后进行改选，改选结果是勤务组六人，即：王泽银、陈均凯、张杨、姚志远、唐天富、周献初等六人为勤务员。
（十三）元月二十七日，全团召开会议，吸收干部参加，讨论北上告状问题，农场各组织大联合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团部决定派郑崇俊驻重庆民政兵团总部联络员。
（十四）二十八日，我团战士杨通明、黄云生、徐锡池、董椒全、唐天富等五位同志北上告状。
（十五）二月初，团部张杨、王泽银、吴永田、周献初、陈均凯等几位同志和贵州晴隆中学红卫兵一道，走访了场里支部，主要通过坐下辩论斗争，摆事实、讲道理，问他究竟是什么司令部（走访记录曾发表，三月二日被抄）。同日副场长刘汝全自动到保卫室空档案柜拿出了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炮制的大毒草“安置农场政治工作座谈记要”，又搜出了“四清”运动中干部斗干部的大字报。
（十六）元月二十三日，当权派把汽車送给外单位八一兵团，被我团发觉，由张全兰、王泽银、陈均凯等夺了回来。
（十七）二月中旬接待了建院八一八来我场调查的红卫兵。
（十八）二月七日，我兵团派十五人和农场其它几个组织一道进城去召开了批斗民政局和农场走资派的斗争会。
（十九）二月中旬，场当权派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组织了一个工资、人员处理的讨论会，当权派打报告上去要各革命组织派出代表参加会议，我兵团派周献初、姚志远两人参加，知道会议内容后退出会场，揭露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将运动引入歧途。经团部讨论，发表严正声明，使当权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十）二月二十日，我团“刀光闪”战斗队，斗争了图新建、赵子函等三名右派分子，（三个右派写了联名翻案报告，）查出子弹一枚、毒药三瓶、伪币一个，后又交全场大会联合斗争。还斗争了建设队伪营长刘伯修，他说“你们不要我参加组织，我自己成立组织”，等等。
（二十一）二月下旬，团部讨论了我团重新制定的章程、制度、纪律。交各战斗队讨论执行。
（二十二）本场任何革命组织召开斗争批判会，每次我团都派有代表参加。
(二十三）对外，我团曾参加兴无厂“二·七”伏虎战斗团、兴无灭资战斗团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两次成立大会。
（二十四）我团连夜组织全部人马赶到青年乡，帮助青年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斗争地头蛇、走资派王××，先后声援两次。
（二十五）二十六日后，连续有九个干部申请参加了民政兵团，我团勤务组和参加我组织的干部，共同讨论学习了“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大联合问题”。
（二十六）参加“二七”主持的关于商量联合夺权问题，讨论结果未能统一，我团暂时不主张夺权。
（二十七）三月二日，南桐矿区公、检、法及××部进驻我场，宣布我场民政兵团红山分团等五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并逮捕了我团勤务员一人，拘留查办十三人，勒令登记自首四十三名，合计五十七名，占我团当时成员总数一百二十五人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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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无奈的忏悔 永久的记忆
（《天地留痕》选读）

何开祥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天地留痕——重庆一中老三届知青回忆录》（2015年自印书）。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何开祥（左图为近照），生于1946年。1963年考入重庆一中读高中。文革中曾任重庆一中“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1969年2月作为重庆市首批知青下乡到四川省万县地区开县铁桥区民主公社新民七队插队落户。1972年招工回城任重庆第六十五中学英语教师。1978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本科学习。1982年毕业后，因曾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情投入文革的经历成了影响前途的“历史污点”，而被迫频频调换工作，时时改变专业。2006年在重庆嘉陵集团技术中心摩托车研究三所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

一、风云突变大学梦断

1966年5月，我们高66级学生经过了高考体检，填写了报考大学的志愿表，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我们即将踌躇满志走进高考考场，仿佛大学校门就要在我们面前訇然洞开。
哪知风云变幻，合当吾辈命运不济。6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已经在党内层层传达贯彻，继此前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全面展开，文革轰轰烈烈来势汹汹。在重庆一中校园里，我们多数高三同学对那些轰轰烈烈压根没什么兴趣，进入了重庆市著名重点中学的我们，一心一意想的是上大学，而且是想上全国的一流名牌大学。我们废寝忘食复习功课，一心想早日跨进大学的门槛。
和现在的高考政策一样，重庆一中因是重点中学，下拨了部分保送名额。我就是其中的幸运者。班主任黄昌力老师早就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保送表给我填了。
1966年6月17日，即还有几天就要高考的这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段播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我记得晚自习顿时炸开了锅。高三3班的刘伍伦同学一跃而起，冲出教室，在过道里高呼：“延期高考万岁！”
我和刘伍伦都是重庆二钢厂（即特殊钢厂）的子弟。他不但是我的小学、初中同班同学，50年代在詹家溪河边我们还是邻居，特钢扩建又一起搬迁到和平后山渣滓洞下边住家。我们从小友好，可以说得上是“岔岔裤”（民间对婴幼儿穿的开裆裤的俗称）朋友。刘伍伦聪慧过人，成绩优秀，善于言谈。他父亲是电工，我父亲是轧钢工；他的母亲身材高大、身体健康、有工作有收入，而我的母亲身材矮小、体弱多病、无工作无收入。就是这点差别，他长得比我高。小时候和他打珠儿玩——几个娃儿围在地上用右手拇指将捏在手指中的玻璃珠弹射出去，击中地上的玻璃珠就赢，反之则输。规则有很多种，惊险刺激。玩这种游戏时往往是我输。赢了珠儿卖给别人就变成了钱。打珠儿时刘同学经常请我吃这吃那，估计是赢了钱。我最记得有个夏天，我们大概十来岁，赤身在渣滓洞下面的水沟洗澡，他居然能把歌曲《真是乐死人》改词唱得有板有眼：“想起了三年前，我还在幼儿园，穿的是岔岔裤，屁眼在外面……”相互看着稚嫩的小雀雀，又是阳光又是水珠，既凉爽又开心，真是乐死人。
对于伍伦高呼“延期高考万岁”我还真不明白，他智商不低，不会担心高考，可能另有原因吧。
哪知推迟高考后，说好的“推迟半年”却变成了年复一年。1968年12月22日，毛老人家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无疑给我上大学的梦想一个当头棒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十几年的书就这样白读了。
我与初二2班何才坤等文革中参与武斗的同学商量，大家都说，为了防止运动后期“秋后算账”，还是趁早离开一中这个是非之地为好。于是重庆一中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的铁杆造反派们，热血男儿心一横，纷纷报名战天斗地，于1969年2月9日作为重庆市首批知青，落户到了川东的开县（原属四川省万县专区，今属重庆市又更名为开州区）铁桥区(现在铁桥区已撤销，我当年落户的民主公社现在归属南雅镇)。

二、知青“操坝儿”退回民国初年

说实话，我们这批中学生文革积极分子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当年重庆一中“八一五战斗团”组建武斗队“满江红”，我是主要的组织者。因为是高三同学，年龄较长，重庆一中文革中的主要事件我都参与了，当时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
下乡后，作为高三年级的老大哥，我带头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与社员和农村干部搞好关系，心想以后肯定能招工回城。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老三届知青数量太大，与1964、1965、1966年下乡的老知青数量少截然不同。心想如果多年都不能回城，咱们再“上山为匪”（当然是玩笑话）也不迟。
说实在的，对于上山下乡，我内心也很纠结。有次赶铁桥场，碰到我校反到底派头头、高三6班的屈庆琭，我们在交谈中都说，文革中红卫兵上当受骗了，高三同学特别窝囊可怜。现在只能得过且过，看今后社会的发展变化再说。
既然我校文革中的“满江红”主力都来铁桥了，我们一定要发挥点作用。文革中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我们身上很有体现，我当时就想，一中知青是一个群体，首先要保护好一中同学的安全。特别是一中的女知青们，她们远离父母，纯洁善良，不能让她们受到一点欺负。
“操坝儿”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意指某学校知青团体的横行区域，相当于民国初年的地痞帮派“占码头”的行为范围。知青沦落为地痞帮派，说明当时的社会秩序已倒退到民国初年的状况。
重庆一中400多名知青分散在铁桥区9个公社，重庆杨公桥民办中学（简称杨民中）以“坦克”姜培荣为首的几十个知青和一中反到底派的几十个同学分配在立新公社。来到铁桥，我就对外号“大胡子”、同是一中“八一五”战斗团勤务员的高一2班同学杨子忠说，我们可以在铁桥以外的地方“操坝儿”，但绝不能在一中地盘上乱来。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大胡子”也赞同我的观点。当时的我也认可“操坝儿”，也想带头整点事情出来。心想，不给你们当权的人一点颜色看，你们硬是把我们丢在农村不管了么？
赶场天是各校知青展示实力的机会，而铁桥场就是最好的地方。几年中，我曾带领初三1班牟寅生等原“满江红”战斗队的几十个人在铁桥场上与杨民中知青对峙过几次。对峙时，初二2班刘常义带着一支白朗宁手枪，尽管只有一两颗子弹，但子弹都是推上了膛的，很有点威慑作用。好在“大胡子”在开县南街旅馆与姜培荣混得较熟，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各自待在自己的公社，互不侵犯。如此一来，铁桥区知青算是平安无事。至于“大胡子”在铁桥区公所吃饭不要钱，到粮库拿粮食不给钱，那是区知青办主任刘启成为了稳住知青不闹事，让政府买的单。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秩序回到了“民国初年”。
在开县南街旅馆，回到了“民国初年”的状况更有了体现。当年的南街旅馆是由集体办的。由于知青们天不怕地不怕，造反精神很强，来县城闲逛吃住都没有地方，又拿不出钱，就接手了南街旅馆。各个区乡的“知青霸王”分别在南街旅馆坐镇，一时间南街旅馆真成了当年的上海滩，成了知青们的天下。知青到这里住宿、吃饭不收钱，自由来往。几个霸主分别掌管着这里的事务。
知青们下乡后精神空虚，前程渺茫，又正值青春年华，情窦初开，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男女交往很随便的事情。一些知青你来我往，自由交往打发无聊，在南街旅馆演绎出一幕幕那个特定年代青年男女情感的悲喜剧。一时间，开县南街旅馆就成了部分知青放浪形骸的一个代名词。这一现象遭到一些道德观念正统的知青们的强烈反对。到后来，县里加强了知青工作，南街旅馆的管理权限被政府收回。

三、两次被办武斗问题学习班

世上没有后悔药。在下乡期间我常常回想文革期间所做的一切，我对自己作为红卫兵头头的冲动和蛮干很是懊悔。我反思着、自责着：
我干嘛要冲上台去按住甘道铭校长的脑袋？
干嘛要成立我们战斗团的武斗队？
干嘛要给武斗队取名为“满江红”？
我干嘛要带领初三1班几个同学荷枪实弹在三角碑把社会流氓何二、肖飞抓回学校，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我因此而得了个绰号“何二”？
我干嘛要带领一伙初中同学持枪去重庆一中巴县新发乡（现在更名为沙坪坝区中梁镇）分校（现在不属于一中分校了）抢农民的猪？
我干嘛要带领“八一五”战斗团的同学去文化馆抢解放军的枪，致使高一2班杨永国同学因当兵的枪走火当场被打死？
我干嘛派高三1班几个同学去宜宾珙县搞革命宣传和串联，以致有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关押了几个月？
我干嘛要叫高三7班周庆丰同学开车送18中战友，以致他们连车带人在李子坝遭反对派伏击，几个同学被抓，周庆丰、郑代光同学死于非命？
我干嘛没有拯救初三3班因为所谓写反动话而被抓进一中劳改队的张庆胜同学？我有胆量为叶高峰老师平反，为什么没有勇气为张庆胜平反？（《昨天》编者注：后来张庆胜写有回忆文章《17岁遭遇“反标案”》，发表于《昨天》第109期，2018年4月30日。）
我干嘛要派“满江红”去五一技校前线参与战斗，枪林弹雨中郑先智同学右耳垂被飞弹打缺残留至今？
1967年“六五”事件中我干嘛要组织我团同学去西师支援春雷、攻打“八三一”？
我们干嘛要去参加攻打工业校？
干嘛要把重庆“八一五”派攻打潘家坪的战役策划会议安排在一中项家院……
在民主公社新民大队第七生产队，当我独自躺在队里的石坝上，远望夜空中的星星时，当我饥肠辘辘，渴望填饱肚皮时，当我疲惫地躺在床上思念远方的亲人时，就是这些无数个“干嘛”总是会冒出来扰乱我的心情。
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好几岁了，还不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更谈不上结婚生子。说来本大队的初二年级女生有很多个，可我现在仅仅是个知青，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又有谁瞧得起我呢？难道我——我们知青这辈子就活该像新民四队的农民谭某某那样，五十几岁了还光棍一条、从来没有碰过女人、没有谈过恋爱么？
我越想越难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哟！
1970年春节，我被重庆一中工宣队招回学校办武斗问题学习班。由于学校掌握的材料有限，没有办成。
那时由重庆去开县交通不便，需头天在朝天门码头乘船，当晚停靠万县港，上岸住旅馆。第二天一早乘汽车到开县，到开县再住一宿等下一天再转汽车到铁桥。到铁桥后还要走两个多小时的乡间小路，才能到达我插队的民主公社新民七队。我和初二2班孙荣仲同学（外号“弯背”）一个队，我俩住在台家冲生产队保管室，在居住有十多户人家的三合大院的正中央。
1971年春节前，我又被重庆一中工宣队招回办武斗问题学习班。这次，一中工宣队队长、重庆合成化工厂科长李贡志在学习班的第一天就给我摊牌了：“何开祥，这次叫你回重庆办学习班，和上次不一样。我们基本掌握了你作为一中‘八一五’的主要头头在文革武斗中的表现。至于问题的性质，取决于你的态度。你也知道，招工马上开始了。如果竹筒倒豆子颗粒不留、全盘托出，还可以争取从宽处理。你可以马上回去，不影响招工。如果不老实，我们向公安局申报，你可能进监狱。”
这个学习班从1971年1月一直办到6月，主要是围绕文革期间一中发生的几件事情作调查。
学校安排我住在原来的女生宿舍红砖楼，为防止相互串供，一个人一间寝室。这期间不准回家，吃饭在学校食堂，免费。叫我写交代材料，我也写了一些，但哪有那么多写的。平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和工宣队师傅一起聊天、神吹。他们反复询问我学校文革中的情况，想从不断的闲聊中发现蛛丝马迹，寻找突破口，抓出问题。
我对知道的情况据实说了，但我决不能因为想开脱自己而诬陷同学和老师。我写的交代材料大约有好多万字吧，都交给了学校，后来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放进了我的档案里，就不知道了。之后又陆续把我们这一派的几个同学叫回来参加了学习班。
我人在学校，心却不平静，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桩桩件件事，感到愤懑和委屈，但又没有地方诉说。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的？难道是我们红卫兵自己要起来造反？我们当时的举动都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的，怎么账要算在我们学生头上？
这样胡思乱想一通，心中的纠结没法化解。
看看实在挖不出什么了，而学校工宣队的新任务又来了，就打算放我们回农村了。学习班结束时，学校给参加学习班的每个同学发了车船费和误工补贴。误工补贴按重庆市郊当时的标准，总共发了几百元钱，比我在生产队种地强多了。
其实，我下乡不久，公社领导就知道我原是中学生红卫兵头头。我也毫不含糊地与他们谈起文革往事，我说想起来真后悔，怎么这么听毛主席的话，两派武斗把重庆打得一塌糊涂。民主公社革委会主任袁先林说：“你是学生，没有错。”
参加武斗学习班，竟然成了我上山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这几十年回想起来，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四、两地知青打群架事件

我在铁桥时参与的比较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一中知青和开江知青打群架。
开江属于达县专区，和开县接壤。从开县的五星公社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开江的讲治区。当时在讲治落户的主要是沙坪坝民办中学的知青。一个赶场天，我校几个男同学到讲治玩耍，有一个同学的表哥在那里。那时的年轻人，都比较“天”（即“天不怕地不怕”“不知天高地厚”之意），很喜欢穿军装戴军帽。见场上不少知青都戴着军帽，我们一个同学就随手“飞”（即抢）了场上一知青头上的帽子。这本是闹着玩的事儿，可在当时就不得了啦。
当年的知青都是火药桶，一碰就燃、就爆。那伙知青立马赶到场上，找到我校这位同学，抓住就打。对方来势凶猛，我们几个同学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一个知青用什么家伙把我校一同学的脑壳打了一个洞，顿时鲜血直冒，人倒在地上。我们同去的人只有几个，招架不住，只有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回到五星公社我校一女知青家中，包扎伤口，卧床休息。直到这位同学伤势稍有好转，几个人才回到金沙公社。
一中知青在开江讲治场上被人打了的消息迅速传开来。我校知青当然不服气，心想堂堂一中知青，怎能受你们的欺负！于是几个凑在一起一商量，决定要去打回来，给那些家伙一点厉害，让他们知道重庆一中知青是不好惹的。
于是由我和杨子忠、白平凡几个同学带头，邀约了原“满江红”武斗队的20多个男生，在下一个赶场天的头一天就出发去了讲治。到达后先休息，第二天一到场上就专门寻找那天打人的人。
经“点水”（即由认识者指认），找到了沙民中那个打人的知青。那家伙个头有点高，大约在一米七几以上。但是我们几个知青并不虚他，我们当中练过拳术的就有好几人。“弯背”一头撞在了对方的胸口上，下边用脚一靠，对方猝不及防倒在地上。另几个同学一拥而上，拳头脚尖一阵乱踢乱打，打得那人口鼻流血，直喊饶命，其余的见状逃之夭夭。我们去时没有带家伙，此时打红了眼，顺手抄起场上农民的扁担、挑谷草用的两头很尖的木棒，朝对方乱打一气。适逢赶场天，街上人很多，惊慌呼叫的、躲闪的，箩筐扁担四处乱飞，东西撒得遍地都是，整个场上乱成了一团。对方没有想到我们这天会突然降临，完全无力招架，狼狈逃窜。
担心逃跑者去搬救兵，我们迅即撤离讲治。从那个山坡一梭下来就是五星公社，当晚有的同学就在附近我校知青家里歇下来。我们几个顺道去了五星公社我校初一年级男生吴玉全家，知道他曾参与开江农民的武斗，得了一把白朗宁手枪，我就去把这支枪收缴了。吴玉全的哥哥和我是初中同学，他弟弟自然听我的。后来这把枪也曾在铁桥场上耀武扬威过，对一帮地痞流氓、社会混混很有震慑力。一枪在手，既威风但也太招摇，后来我们把这支枪交给了民主公社袁主任，袁主任还给我们打了收条。
从讲治撤退下来，我和“弯背”并不停留，连更连夜返回生产队，走了100多里山路。第二天一早居然与社员一起出工。后来县武装部来调查，队长证实我俩事发当天在队上，有工分记录。我俩侥幸无事。
我们和开江知青打群架的事情很快传遍了万县各区，开江讲治区报告了当地武装部和万县武装部。万县武装部和开江武装部当即派出武装人员星夜赶到铁桥区，带着半自动步枪和手枪。一伙武装人员赶到了民主公社，把白平凡同学住的生产队团团围住。另一伙赶到金沙公社，到龙泉二队抓“大胡子”杨子忠。抓这两个同学的过程很有戏剧性。在金沙公社，武装人员担心节外生枝，叫一社员到龙泉二队通知“大胡子”说，你有包裹到了公社。“大胡子”一点不提防，高高兴兴来到公社。哪知刚走到门口，就被几个当兵的抓住了。他们两人都被带到了县里拘留所。
武装人员的到来惊动了社员，大家都来看热闹，一时间各种说法纷纷扬扬。白平凡被武装部逮着，拘留了15天，杨子忠被拘留了7天。据杨子忠回来说，武装部也没有把他怎样，因为大胡子名声在外。之所以关他们这么些天，是在等那位受伤者的消息。如果伤者死了，犯了命案，事情就严重了。后来得知伤者没有死，就把这两个同学放了。
此事还没有结束。人家遭了突袭，当然不服气，想要打转来。我们这一伙回到铁桥后没几天，就风传说开江沙民中知青要血洗铁桥。闻听此说，大家都心急如火。
一天傍晚，金沙公社的女同学杜显怡和陈雪莲从南山打柴回来得较晚，这时天色已伸手不见五指。刚走到金沙河边，就看到河对岸有一大堆人在吵吵嚷嚷。走近一看，原来是解洪、范福琪、邹大鹏、牟寅生、贺廷富等同学在焦急地等她们。几个女生很惊讶：发生什么事了？男同学们一边接过女生背上的柴禾，一边告诉她们那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开江的知青要打过来，要血洗铁桥。怎么办？
一伙人来到杜显怡她们龙桥8队位于公路边的知青屋里，顾不上吃饭和休息，马上商量起来。解洪等同学分析了形势后说，我们要作两手准备：一方面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他们报复，一旦打过来，我们的人不能吃亏；另方面我们也不能全信这些说法，不能被他们的嚣张气势所吓倒，切不可惊慌失措，先乱了自己的阵脚。一分析一合计，情况明了多了，大家才开始生火做饭，吃后各自返回。
人家确实是打过来了，就在四五天之后。只不过规模不大，来的人不多。来者先到龙泉山上转悠了几圈，没能找到想找的人，因为事先有消息通报，我们的几个当事者早就藏匿起来了。开江一伙人还算明智，没有久留，悻悻归去，没把事情闹大。
可怜大胡子和白平凡，为了大家的事情，在县拘留所蹲了这么一段时间，何其冤枉。

五、我们被认为是“优秀知青”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和孙荣仲在生产队赚足了人气，那就是帮生产队抢购化肥，而且没花一分钱。
当时开江、开县等地派性严重，争斗厉害，社会环境不太平，队里就派我和孙荣仲到南雅公社供销社买化肥。
我们来到供销社，发现他们那里上下管理混乱，有漏洞可钻。趁混乱，我们假装说是交了钱的，而发货的人既不看发票又不具体衔接，就把化肥发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和队里社员连哄带抢，就把一车化肥搞到了手。队里叫了很多社员来挑，总算把化肥弄回去了。
后来供销社来调查此事，说这批化肥没有付钱怎么就拉走了？但始终查不到我们。队长和书记也“稳起”不开腔，而队里的社员们都夸我们有本事。这一来，我们队全年的肥料绰绰有余，那年队里的粮食也丰收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当时从公社到生产队对我和孙荣仲的评价都很好，都认为我俩是优秀知青。
平时我俩在农民面前爱神吹，天南海北吹得天花乱坠，农民们听得眨眉眨眼的，都说知青见多识广。那时的农民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有的连开县的衙门朝哪方都不清楚，见识太少了。
我们就弄不明白，让我们来接受他们什么“再教育 ”？
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什么“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都是出自同一个伟人之口吗？
在劳动方面，我俩的体力也不比农民差，肩挑背磨，逞强好勇是常事。同时我们知青豪爽仗义，肯帮助人，对同学的事情更是万难不辞。最突出的有这么一件事。
1969年，开县、开江一带的造反派还在武斗，客运交通中断。我挑着60公斤货担送“弯背”和古盛碧回重庆。我们清晨两点起身，步行15公里到立新公社山脚，翻越南山30公里，再走10公里，在天黑前到达开县长沙区招待所。我的特钢老邻居、重庆歌乐山中学“八一五”头头蒋大富免费安排我们三人在区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大富帮我们拦车去万县。司机一见是知青，不停车。没办法，蒋大富拿着石头站立在马路中央，我和弯背分站左右，把马路拦死了。汽车来了石头一举，果然奏效，车停了下来。大富急忙收回石头，满脸堆笑，递上一根烟，说：“师傅，对不起，这两位知青要回重庆，麻烦你带到万县。”司机迫不得已装上我们的两个知青。就这样经由万县再乘船回到重庆。
知青“操坝儿”，偷鸡摸狗，横行乡里，当地社员是敢怒不敢言。这群文革孽种惹不起啊！没想到全国名校的学生也沦为豪霸。
我们也曾经把打听到是地主、富农的农民家里的鸡捉来杀了红烧，至今想起其美味也流口水。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谁让我们在该上学的年纪被整成农民呢？现在想起来也真是令人感慨，都进入70年代了，农村还是一穷二白，社员一年辛苦到头养不活自己。一个全劳力一天挣几分钱，相当于只能买一个鸡蛋。知青的零用钱、打牙祭的钱、甚至口粮钱还得靠城里的父母接济，这不是逼着这群从武斗枪林弹雨滚过来的文革混蛋“插烂污”（胡搞乱来）么？！
那天，我目送着“弯背”和古盛碧坐的车远远离去，然后道谢大富。大富说：“好兄弟，不客气。下次再来长沙区，找我，这个坝儿我搁得平。”时隔几十年，蒋大富又和我住在双碑同一个小区，经常见面。谈到此事，两人只管笑。
告别之后我轻装疾行，连走带跑，大半天的工夫就走完55公里山路，回到生产队，天还没黑呢。

六、埋藏心底的“初恋”单相思

上山下乡还有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那就是我的初恋单相思。她是我校初中年级的女生，和我一个公社。她个儿高挑，皮肤白皙，眼光纯净晶莹，扎着双辫，一笑，脸上就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那年头的她，美丽善良，纯洁可爱，她的出现像一团火照亮了我年轻的生命，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干渴的心灵。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她支撑着我的精神与道德不至于颓丧、滑坡，她是我心底驱走黑暗的月光。我常常对着苍翠的大山、浩渺的夜空想象着她的美好，常常幻想着：什么时候我有条件了，就为她做一切，娶她做新娘。
我常常在一边看她做事情，一切平凡单调的劳作，在她的手里都成了艺术性的创造。我多么希望她能知道我的愿望，多么希望她能看我一眼啊！可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环境中，加上我的坎坷人生经历，我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她，怎么可能赢得她的芳心？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平安幸福，能找到她可心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就是这样一段朦胧的恋情，成了我在山乡的贫瘠和艰苦中，甚至是我备受挫折的一生中的期待和向往。她成了我的女神。
多少年以后，我们再度重逢，都有了各自的家庭，都鬓发斑白，满脸皱纹了。有次同学会，恰巧我和她在一张饭桌上。我趁人不注意，举起酒杯对她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句歌词表达出了我的愿望和祝福。
殊不知她也用一句歌词回敬了我：“不可能‘从头再来’。”
哎！反应真快，脑筋急转弯，令我叹服。几十年未变，当初的我没有看错人哟。仿佛时光倒流，仿佛昨日再现，我眼前和心里，永远是她20岁时的模样。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上。
在插队生活中，还有一件心爱之物始终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小提琴。我把它带到了穷乡僻壤，带到了新民大队。在繁星满天的夜晚，我常常一个人站在空荡的院坝拉琴（左图为当年留影），琴声悠悠如泣如诉，在静夜的山乡飘荡。我将满腹心事寄予琴声，尤其希望我心爱的女孩能听到我的琴音。那时我最爱拉的曲子是《北风吹》，这首曲子既欢乐又忧伤，脍炙人口，成了我几十年不变的经典曲目。四十一年后，花甲早过的我和同学们重返开县，在县城的联欢晚会上，我又拉了《北风吹》。小提琴陪伴了我半个世纪，它聆听过我的喜怒哀乐，它倾诉出我的悲欢离合，它成了我最好的知音和恋人。

七、因两年多“革命历史”而受累终生

1971年6月25日，我从武斗学习班回到生产队，此时“弯背”已经准备去重庆市气象局了。1971年底，沙坪坝区教育局来铁桥招工，点名要高中生。我是高三的，又是重庆一中学生，招工的老师很满意。还有高二1班邹钦礼、高一1班罗发洪、高一2班王义平等几人，我们一起都到了教育系统。我们1972年1月9日离开开县，差一个月就是下乡整三年。
1972年1月8日晚，月朗星疏。民主公社初一3班李达茂等未走的同学专门为我饯行，在达茂生产队的家里。当晚我百感交集，拿起酒瓶大口喝酒，平生第一次醉得烂醉，最后呕吐了。我急忙跑出知青屋，在屋边的石坝上吐了一大片。冬夜的月光格外明亮，照耀着那滩酒气熏天的吐食闪闪发光，令人狼狈而快乐。
至今我都不清楚招工时我的政审是如何通过的。学校工宣队曾派人到我所在的公社叫我去公社写文革材料，走到公社一看，是一中的行政干事王诗模和一个不认识的工宣队员。王这人在文革中很滑头，容易和人套近乎。他这次亲自前来，显然是来确认我是否是何开祥。在他们没来之前，我早就把文革中的事情给公社书记李纪宽和主任袁先林谈过，他们有思想准备。二人表态，他们对重庆文革的事情不清楚，主要看农村表现。
我以为，政审过关也不排除政治运动中有“间隙真空段”。所谓“间隙真空段”就是上面在制造一个政治运动接着另一个政治运动的间隙期间是不整人的。也许是国家大、惯性大的缘故，那个地方运动还没整完，这个地方早就收场歇气了。否则运动与运动无缝连接，老百姓真是活不出来也。
回到重庆，我们先在重庆六十三中学集中培训，我选择了英语班。三个月后就与邹钦礼（体育）、王义平（数学）和落户巫山的高一3班的李秋生（音乐）一起分到重庆六十五中学任教。
经过文革和下乡，我看破红尘。心想作为庶民，还是以一技之长谋生为好。既然教英语，就得从发音和单词学起。从1972年至1978年，我一天背100个单词，100天就背1万个单词。当背到1万个单词时，发现英语单词很有规律，不久我就能阅读英文书刊了，也能应付教学了。不过英国的散文和小说原文，我读起很吃力，单词懂，连成句就不懂。实际上是被英国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难住了，得读懂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和英语典故的原文。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也是当时的国家政策取消了政审，“不拘一格选人才”，我才摆脱了文革问题罩在头上的紧箍咒，幸运地考入重庆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
但不幸又接踵而来，又开始“清理三种人”了。1982年我毕业后分配到重庆一中，但一中不要我，就改到了八中。到了八中，碰上当年重庆一中对立派的刘清华老师也调到了这里。她见到我，就一把鼻子一把泪，诉说文革中我们如何整她。我感到事态不妙，特地去拜访一中的甘道铭校长。甘校长比我父亲大两岁，他是我的长辈。
一个傍晚，我来到汉渝路甘校长家，说明来意。他第一句话就问：“高一年级的李某在哪里？”我知道他很恨李同学，文革中我们战斗团安排李同学等具体管理那时的牛鬼神蛇。而被打成走资派的甘校长也在牛鬼蛇神队列里。我回答说：“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更不清楚他在哪里哟。”
“我们被你们法西斯虐待，你很清楚。”甘校长语气平静。我说：“说实话，甘校长，我们作为学生是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当时都被打成地富反坏走资派了，我们肯定把你们当作阶级敌人。”我又忏悔道，“当时的情况实在对不起，文革的确整错了。”
接着甘校长又打听另外人的消息。
我知道他不会原谅我们，心情很不愉快地离开了。
因为文革问题的牵连，1984年7月我离开了重庆八中，调往重庆电机厂子弟校。1985年联合国在重庆招收翻译，我报名应考，成绩优秀。但因为文革问题的历史，政审又名落孙山，失去了机会。
因为文革的事情，我调动的单位太多，大学毕业后先后到过重庆八中、重庆电机厂子弟校、重庆光学机械研究所、中国嘉陵集团基础技术处、904车间、嘉陵厂小学校办厂、嘉陵厂劳动服务公司、嘉陵厂研究所等，直到退休。为何频频跳槽？因为母校一中频频递诬陷材料追杀我。
文革和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人无法摆脱的宿命。其间有对有错、有苦有乐，有我们自己的不是和国家政策的过错。
到晚年后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一段挫折，或许我何开祥早已进入中国名校深造，早成了国家的栋梁人才；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我也许早就在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也许我的个人生活会更加美满，我的才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命运不能选择。
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这一点毋容置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那么上山下乡就是那一代中学生青春的浩劫。几千万青年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几千万青年被抛入深渊，深渊则让他们从噩梦中醒来，审视做过的一切。于是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文革是一场灾难，我们更加认清了中国的国情，看到了广大农村的落后、愚昧、贫穷——这些都给中国社会继续奉行专制和集权制造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我们向往祖国的繁荣昌盛，向往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向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向往做人的尊严。我们希望过去的噩梦永不在中国重演。
把“无奈的忏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去吧！把“永久的记忆”镌刻在心间。虽然，我们这代人已经日暮途穷了，但还是衷心希望下一代人能从我们的痛苦与挫折中吸取教训，希望中华子孙能像发达国家的人民那样，过上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生活。
2014.9.6.初稿于重庆
10.13.修订
2022.9.25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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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与欧家荣同学的一段交往

江明愈

作者简介：江明愈，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奉化。1969年到彭水县插队落户。1973年在彭水第二中学任教。1981年调彭水教育局任教研员、副局长。1988年调重庆渝中区教育委员会任督学、督导室副主任、督导室副主任兼基础教育科科长至退休。

在重庆沙坪公园，有一处已经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卫兵墓园”，其中有一座墓碑下，埋葬着我们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在1967年武斗中不幸遇难的八位男女同学，其中一个男生叫欧家荣（右图为欧家荣遗像）。
我和欧家荣同学曾有短暂时间的交往。
1966年国庆节刚过，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组织各战斗队派员赴京串联，大约有20来人。10月初的一天（4日或6日)，团部有个负责人(当时叫勤务员，具体是谁已记不起了)，在菜园坝火车站组织大家排队进站。这之前许多北京和外地来渝串联的红卫兵都是不买车票的，我们当然也不买车票。当来到检票口，工作人员却不放行，我们和他们论理，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但仍被拒绝。因那时重庆中学生外出串联尚未形成气候，即使外出都要单位或组织开个介绍什么的，更多的是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走或者请他们搞票。后来随着毛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各地都阻挡不住学生外出串联了。重庆亦然。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在候车长椅上坐着的一个穿黑衣的青年走过来为我们出主意。原来他是湖南邵阳的红卫兵，也打算去北京。检票口开门了，他要我们把行李背在背上，手举红宝书，一个跟着一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冲进了车站，挤上了火车。
见我们上了火车，战斗团的勤务员叮嘱了几句就回去了，可见当时组织的松散。反倒是邵阳这位年轻人成了我们的领队。此人很健谈，对当时文革的形势很了解，有很多信息，自然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可能出门在外他也需要和一群人在一起吧。我现在也忘记了他姓甚名谁，依稀记得他是湖南某专科学校的学生，应该比我们大两三岁。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欧家荣。上车后两天两夜的行程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交流。他说他是工人家庭出身(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是高68级学生(参加的是哪个战斗队也回想不起来了），交谈得最多的是学校文革的情况和全国文革的形势。我们都是同学少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情绪都很亢奋，都以革命者自居。此外，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去首都北京，所以一路上都很兴奋。
我带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火车每经过一个地方，或经停一个站，我都要拿着地图比看，企图留下记忆。欧家荣对此也很有兴趣，经常凑过来看，好几次从我手里借过去翻阅。由于共同的兴趣，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多，饮食起居也彼此关照，可以说无话不谈。
到了北京，由火车站接待处安排我们这一行到离天安门比较远的东长安街一个名叫垂杨柳的小学集体住宿，由军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教室的地板上铺了草垫，一色的大通铺。我和欧家荣并排而睡。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全然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思。每天一早我们就到发饭处(这所小学可能没有食堂或者食堂太小无法供应这样多的学生，都是部队战士和工人从外面用车运来的)领几个馍和干咸菜，匆匆赶到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索取资料。北大清华是必去的，在那里你几乎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手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不少人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扎着宽宽的皮带，一个个意气风发。校园里的高音喇叭不断地放着语录歌，播放两报一刊社论，不时有人散发油印的传单和铅印的小报，革命气氛热烈得很。我和欧家荣忙着看大字报，收取资料，认为大字报上重要的信息赶紧抄写下来。因为人太多，我们就被冲散了。好在我们事前都约好赶在晚饭前回到住地。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囊中羞涩的青葱少年，也想不到去接待站借钱，所以中餐带着干粮，晚上都会赶回住地来吃接待站提供的晚餐。晚饭也是从外面运来，大簸箕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棉被下面竟是大米饭。据说米煮的半熟，就倒在簸箕里用棉被捂上，一段时间后就熟了。这倒是第一次见识。菜很简单，就是大黄桶里面大白菜和着肉片熬的汤。不过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有点油腥就不错了，何况还是免费供应的呢。
晚饭后就是大家交流信息的时间，大伙都很兴奋，争先恐后地发言。欧家荣声音很大，有时还很激愤，他认为和北京比，重庆的形势真是太落后了。重庆的保皇势力在市委的操控下，阶级斗争的盖子捂得紧紧的。当然大家也都有同感。接着大家还彼此交换当日得到的传单和小报。
我那本地图册里有北京市区图，临睡前我们通过地图确定第二天串联的路线。
在京期间，我们这一行有过一次集体行动，那就是走访国务院接待站。我们找到那里，人很多，乱哄哄的，大部分都是带臂章的各地红卫兵。也许那时西南地区到北京串联的中学生还不多，我们没有等多长时间，负责西南方面的接待人员就接待了我们。估计那是一个部队转业的干部，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听了我们七嘴八舌的发言，收下我们带来的材料(其实就是战斗团及各战斗队写的大字报以及动态之类的材料）后，声调平和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整理后会向中央汇报。你们来北京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是支持的。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看看，把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带回重庆去。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很激动，因为肯定了我们的革命行动，特别是他同意把我们要见毛主席的请求报告上去，别提有多兴奋。接待也就30分钟左右，我们就欢天喜地地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人家可什么都没有应承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分散行动了，一来是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情况，二来也是因为一起出去之后，很快就走散了。
我去过北京财经学院，因为8月底，9月初有六七个该院的大学生来过重庆串联，并和我们要武战斗队朝夕相处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我们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许许多多关于北京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还邀请和欢迎我们到北京时去找他们。但是文革的形势发展得很快，我去该学院时只找到其中的一位，他告诉我，其他的几位有的在外地联络组，有的参加其他组织去了。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些信息和不少小报、传单资料。
我还去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有一个同学的姐姐在那儿读书。恰好那天她在传达室里分发资料，见我去了，就拿了一套准备邮寄的资料给我，我当然是十分欣喜。
欧家荣也走了些大专院校，晚上我们碰头时都很兴奋，特别为能获得这么多资料——各种红卫兵小报，油印的大字报选辑、最新消息等，高兴得不得了。好些材料带回重庆都可能是爆炸性的呢！可见那时我们是何等投入，何等天真，完全是一个心眼投入到运动中去。我们就是这样挥洒着青春。
10月17日，住地的军人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大家就不要外出了，要进行集训和组织纪律教育。红卫兵们当然十分亢奋，虽然所谓集训很简单，但大家都认真听从军人的指挥进行队列训练和纪律要求，当天外出串联的也都早早返回住地。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按顺序在军人的带领下乘车前往指定地点，席地而坐，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挤挨挨坐满了红卫兵，人人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挥动起来就是一片红海洋。红卫兵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还有少量的小学生，大多数手臂上戴有红袖章，胸前佩有毛主席像章。其中最抢眼的是那些身着军装，头戴军帽，腰系八一皮带，胸前别着较大的色彩鲜艳的毛主席像章(那时能有一枚小小的黄色徽章都是令人羡慕的)的红卫兵，欧家荣对我说，要是能有这样一身装扮该有多俏！
开初一段时间，大伙也还坐得整齐，在带队军人的指挥下，此起彼落地呼口号，队伍之间相互拉歌，气氛十分热烈。但是，谁也不知道伟大领袖什么时候现身，所以时间一久，口号和歌声也就越来越式微，队伍也没有那么规矩了，伸伸腰腿的，起来走动的，啃干粮的，削水果的，上厕所的……起初当兵的还管一管，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见有部队巡逻的车辆驶过，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大伙呼呼地站起来，结果并无此事，如是者三，大家也就松懈下来。
这期间我和欧家荣等同去的同学，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交谈运动初期时学校里的一些逸闻趣事。不知过了多久(所幸那天是阴天，阳光不强），突然，轰隆隆驶过摩托车队，我们的右手方传来阵阵欢呼声。看来这次是真的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唰”地站起身来。
果然，几辆摩托车急速驶过，扬起轻尘，接着是几辆前导车，然后是毛乘坐的敞篷吉普车。毛着军装，未戴军帽，居中站着，一手扶着栏杆，一手向上扬着，一如宣传画上的模式。离我们有十多米远，很快就驶过去了，也就三四秒钟时间，欢呼声却震耳欲聋。跟在后面的是林彪的车，他戴着军帽，挥动着小红书。接着还有好几辆吉普车，刘少奇在其中一辆车上，感觉面色凝重。整个车队过完，不到半分钟时间。但大伙儿还是认为虽然时间短暂，却远比在天安门城楼下接受检阅强多了，毕竟看得很清楚，人也少受累。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插曲：有几个倒霉蛋去上完厕所回来，车队早就没有了身影，其中就有那位邵阳的老兄。他们顿时就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算起来这次是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受到批判，在会上做了检讨，他的悲剧命运已经锁定。
受到了毛主席接见，住地的军人就动员大伙离京，其实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个打算，除了少数上厕所错过了接见的要坚持留下来等下一次接见者外。
于是我和欧家荣等抓紧时间去天安门广场留影，这几乎是每一个来北京的红卫兵必做的功课。那时拍张照片是一件很奢侈的行为，但是出于一种狂热，红卫兵小将们是不会吝啬的。
广场上有若干北京照相馆派出的摄影师，挎着120相机，圈住一个地块，要求去留影的人，站在指定的位置，对着天安门城楼，按下快门就得了。所以虽然每个摄影点都排着长长的队，但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拍照。红卫兵们都很郑重其事，手捧小红书，态度激动又虔诚，“天安门前留个影”是何等荣耀幸福之事！可是在摄影师眼里统统千篇一律，咔嚓咔嚓，一分钟可拍好几个，至于拍摄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了。那时都是胶卷拍摄，需要冲洗，然后再由照相馆将洗印好的照片连同底片，按你提供的地址邮寄到家。那将是若干天以后的事了。我后来得到的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摄影师就按下了快门。
接待站很快为我们准备好了火车票。欧家荣对我说，他想在北京再待几天，希望我能把地图册借给他，回到重庆后就还给我。我虽有些不舍，但还是爽快地同意了，隐约觉得他可能要去别的地方。
北京到重庆的快车需要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那时串联的风潮已席卷全国，车厢里挤满了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幸好我们手持接待站所发车票，有指定的座位，不然够呛。果然一路上不断有人挤上车来，最严重时过道、厕所全塞满了人，车厢内温度高，空气污浊，直到过了成都情况才缓解下来。有一位高二的同学，此时才从三人座的椅子下爬出来，满脸满身灰尘，引得我们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实在受不了了，索性钻到椅子下边躺平，不吃不喝，熬了过来。
回到学校，战斗团里不少人都出去串联了，我所在的要武战斗队也大抵如此。我把从北京带回来的材料交给大家传阅，选择部分刻印成传单散发。接着我们几位同学邀约着又外出串联，目标是上海。先乘船过三峡，经宜昌、荆州、岳阳至武汉。在武汉呆了几天，往北往东的车都十分拥挤，于是我们就选择南下，挤上了开往桂林方面的车。这次外出除关心局势外，就有游览大好河山的成分了。在柳州时上面发出了暂停进京串联的通知，并号召红卫兵要到工农兵中间去，并提倡徒步串联(在此期间我们有三个同学由株洲向井冈山徒步行进），加之天气转寒，我们决定停止串联返回重庆。
从北京回来这段时间，因大家各自忙碌，所以也没见着欧家荣，也无他的消息。大约在1967年元旦前后，我们战斗队的部分成员响应号召，去了在长江上航行的轮船，身体力行地“与工农相结合”，去深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谁也没想到“一月革命”风暴——向走资派夺权，却把造反派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以至于兵戎相见。
再次见到欧家荣是在1967年4月间了。一天上午在学校小操场上，他正和几位同学往教学楼里搬东西。他看见我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哎呀，地图册还在我那儿，今天没带来，过两天就还你。一如既往的诚实友好。我笑着说，没什么，这是往哪儿搬？他指指楼上，然后眨眨眼对我说，分开了！
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们战斗队的两种观点(即随后形成的两派）已不能同处在一个屋宇下了。完全没想到这个不经意的一次见面，竟是永别！
随后两派之争迅速上升到武斗阶段，由谩骂推搡而投石、弹弓而钢钎铁矛……随着武斗的升级，我只得激流勇退。
6月，在母亲的强力要求和陪同下我去了北碚兄长处。
8月，传来二十九中战斗团有几个红卫兵在解放碑附近街头死于枪击。在硝烟弥漫的山城，我在北碚无法核实消息的真伪。直到9月后，重庆武斗暂时平息，我回到市中区，才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不用说心情十分沉重而复杂，并触发最初的思考。
后来我得到一张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小报，该期小报头版整个篇幅都是介绍死难的战友，并在头条位置刊发了他们的照片。看着欧家荣的照片，就自然想起我们一起北上串联的情景，他待人热情随和，笃信真理，满腔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并莫名其妙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在心底很是为他惋惜。看到唐明渝的照片，我不觉大吃一惊，这不就是经常在我住家院子的伙食团进出的小姑娘吗？我家所在的江家巷80号原是银行宿舍，是个院落。院子里设有伙食团，是为银行职工和家属服务的，后来慢慢演变成公共食堂，接受周边居民搭伙。1966年前后那段时间，每到中午和傍晚，都能看到一个身段较好，扎着小辫子，颈脖上挂着钥匙的文文静静的小姑娘，手里拿着饭盒到食堂里打饭。当时不知道她是同学校的小学妹，只知道她就在旁边的五四路住。这么一个文静纯真的小姑娘，竟然死得那样惨烈！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是这样？！
…………
若干年后，我来到颓败不堪的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地，徘徊在欧家荣等同学的坟茔前，久久地久久地，我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说什么呢？怎样说呢？他们能听到我说的么？倒是在我内心深处，常常响起他们的声音：为什么至今连烈士的身份都不给我们？连安葬我们的体面的墓地都没有！我们可是为了捍卫伟大的革命路线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啊……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朋友，你听我说……”可是说什么呢？多年来我都在想以《朋友，你听我说》为题，写一篇诗或文，以告慰文革中死去的同窗学友们，可是，我的语句是那样的苍白，安慰是那样的空洞，他们是不会信服的。那就把身前的一段交往记录下来，且作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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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后期的一件“反革命”爆炸案

王忠一

一九七五年，从中央到地方吹起了一股春风：全国工矿企业都要涨工资了！这对于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十多年一直没有涨工资的人们来说，无异于一个特大的喜讯！工资，是当时工人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涨工资，是工人家庭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提高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涨工资的意义对于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说，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我的大姐一九五八年进入一家大型兵工厂工作，十八元的学工工资拿了三年，到文革前升到了二级工后，直到结婚成家，年过三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是二级工。虽是双职工家庭，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恨不得把一分钱掰做两分用。
在大姐的车间里，还有“三师徒，六级工”的事例：一个二级木工师傅，带出了个徒弟也成为二级工。这个徒弟出师后又带出一个徒弟，还是二级工。十多年不涨工资，让这三个职业辈分的师爷、师傅、徒弟的工资级别加起来才六级。这是多令人心酸和无奈的事情啊！这种现象还是发生在国家重点保障的大型兵工企业里，一些排不上号的非国有企业，日子过得还要难堪。
现在，要涨工资了，这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人们的心理，用“久旱望甘露，严冬盼春风”来形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然而，因为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家拿不出多少钱来解决这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只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调工资，另外的百分之五十就得等到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了。
自以为有资格升工资的人像打了鸡血般兴奋，处在升与不升两可之间的人赶紧请客送礼拉关系，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自觉不够条件的，心里自然就拔凉拔凉的了。
我刚从当知青的农村到重庆与贵州交界的松藻煤矿工作不久，在井下做掘进工，已经根据当时国家优待井下矿工的政策成为了三级工，不在此次调资的范围，就以看客的心态看领导层如何操作这次难以摆平的难事。
正在按照政治态度、工龄长短、操作技术、贡献大小这些条件开始评议谁个该升，谁个不该升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传来：距矿区不到十公里的102工区，因为调资问题发生了自杀性爆炸案，死了不少人！
102工区是铁路局生产铁道上用的道碴的工场，建在铁路旁的一处山凹处，爆破采石，机械破碎，爆破器材是必用的生产材料，有三百多人的规模。这个恶性事件的消息虽然严加封锁，但工区与我们矿区因为距离不远，一些有关消息还是陆陆续续地传来：
搞自杀性爆炸的人叫祝庆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曾因在“男女关系”上出了问题，被划定为坏分子，按当时的政策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列，是管制改造对象，调资最当先的政治条件就把他排除在外。他工龄长、技术好、工作也肯出力，因为是半工半农的家庭（老婆是农民），负担很重，对这次调资非常渴望，结果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因此采取了这种极其残忍的同归于尽手段来发泄。
这次自杀性爆炸的一些细节也陆陆续续传来：在这个工区开调资有关的大会时，祝庆根手提一个开水瓶，肩挑一副开水桶进入会场，开水桶放在会场边上的过道处后，他就提着水瓶坐在靠前的位置，埋着头一个劲地猛抽烟。就在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幸存者看见祝庆根揭开瓶盖，手颤抖着用烟头点着了导火线，然后猛然向主席台上扔去。导火线设置很短，水瓶还没着地就爆炸了，顿时把人炸倒一大片，祝庆根扔水瓶的那只手臂也炸掉了。离爆炸中心远的人看到祝庆根挥舞着断臂向水桶跑去，还没跑拢就因伤重晕倒了——原来水桶里也装满了炸药。幸好祝庆根没来得及点着，不然还会炸死炸伤更多的人！
祝庆根伤得很重，与炸伤的人一起送到医院抢救，暂时保住他的性命是为了等待法律的判决。
这次自杀性爆炸案，让川黔线货运停摆了一天、客运停摆了两天才恢复，这样做，不是因为铁路受到爆炸事件破坏，而是为了防止消息扩散造成恶劣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措施。至于死伤了多少人，更是作为严格保密的内容让外界不得而知，这是文革时期惯用的方式。
这个恶性事件发生了一个月左右，一个宿舍与我相邻的工友星期天回家休息后回来上班，他的家就在赶水镇附近，距矿上有二十多公里，火车往来比较方便，所以经常回去。他告诉我们，他到赶水火车站赶车时正遇到开祝庆根的公审大会，刑场就设在赶水镇的河边，因为祝庆根身体状况支撑不住那些程式化的批斗示众过程，所以公审程序搞得非常简短。只见祝庆根被两个高大的警察架下车，身后跟着两个医务人员，一个举着吊瓶，一个抱着氧气袋，祝庆根鼻孔插着氧气管，身上插着输液管，口鼻都有血水流出来，估计祝庆根的内脏都是震坏了的，在医院把命给他吊着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把祝庆根架到位后，一个法官匆匆宣读完判决书，行刑警察赶紧开枪结果了他，以示祝庆根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给祝庆根定的罪是“反革命爆炸罪”。其实祝庆根的罪行就是一个个人目的达不到就采用极端手段发泄的爆炸杀人罪，罪行虽然严重，却与政治无关。不过，在那个什么都要与政治挂钩的年代，几乎所有的重罪都要加上这种政治色彩来凸显罪行的严重程度和专政手段的威严。如果一定要把这事与政治挂钩的话，那就是只搞政治斗争，忽略经济建设，忽视人民根本利益产生的恶果！
祝庆根被枪毙了，却没有像镇压其他反革命分子那样印出《布告》到处张贴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这大概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利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避免引起不满现实的人也加以仿效。
这次事件发生后，听说铁路局把当年百分之五十的调资指标平均使用了，即所有员工只要符合调资条件的，一律升半级，这是因为铁路工作的联动性非常强，一环出问题整体就转不动，祝庆根事件可能也是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我们矿上也吸取了教训，加强了雷管炸药的管理，调资时把工龄作为最主要的条件，让调资显得更加公平和透明，让大多数人感到心平气顺，避免了许多矛盾，让附近发生的恶性事件没有影响到本单位的稳定。
2022.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