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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七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3月30日第173期
本期目录
〖民间资料专辑4:四川资料〗
故纸堆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暴风雨中的成都
第一部分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 (三支力量,一对矛盾,形式变换,反复斗争) 第二部分 两条路线斗争中8•26派的舆论 第三部分 是谁顶住了二月份的逆流? 第四部分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渔歌子录入 李廖死党是怎样利用省公安厅破坏“11•13”大会的 渔歌子录入 武斗期间重棉一厂两派代表上访四川省革筹纪要 渔歌子录入 吴法宪1970年庐山会议前在成都的一次讲话
—————————————————————————————————— 【故纸堆】
暴风雨中的成都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1967年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为此前的“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平了反,《决定》中有这样几句呼吁团结的话:“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但这样的文字表述反而激起了成都地区造反派群众组织自1966年底就分裂成的两大派——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为代表的八二六派和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代表的红成派更加严重的对立与相互攻击,两派对文件中“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各自作出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八二六派认为自己在“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镇压,是类似于农民运动中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对“依靠对象”身份的强调,红成派自然就成了类似于中农那样的“团结对象”;红成派则认为中央称八二六派为“这样的革命组织”带有含蓄的贬意,意味着他们虽然得到了平反,但仍有不少问题,不是纯正的左派。此后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按照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态度大多偏向八二六派,省革筹办事机构大量吸收八二六派为工作人员,红成派在舆论上渐处劣势,红卫兵成都部队便撰写、印发了这篇重要文章,详细阐述了两派在“二月镇反”前后的主要分歧与发展演变经过,虽是站在一派的立场,但也保留了一些具体的(当然也是片面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成都地区两派的情况提供了参考。 本文作者署名为“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总部‘十一’战团 东方红游击队”,有前后两个版本,前一版本于1967年6月印发,对开大报八版,后一版本于7月3日印发,对开大报十版。后一版是增订版,前一版只有三个部分,后一版则将原第三部分“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改为第四部分,在这前面增加了一个第三部分“是谁顶住了二月份的逆流”,其他内容也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如前一版的日期数字全以中国数字表示,后一版则除了“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等专有词组外全部改成了阿拉伯数字。 本文按前后两种版本对照录入,原件插有一些图表与图片,有的在录入时改成了文字内容,有的与文中内容重复,没有采用。最后校订时因原件有个别地方文字缺损,得到小报收藏家刘培鼎先生热心提供完整照片得以对照补足,谨致谢忱!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
第一部分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 (三支力量,一对矛盾,形式变换,反复斗争)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这一部分是根据我们在四月份上报中央的一份材料,经修改、补充而成的。这份材料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亲身参加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学习伟大的《实践论》、《矛盾论》,观察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过程而写出来的。这是成都地区的生动的阶级斗争过程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我们对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基本情况的初步认识。 为了与战友们一道探索成都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规律,以便运用它更好地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作不倦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我们现在把它公布出来,以供在四川、成都奋斗的战友们参考。 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事物要抓“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故这份材料主要是着重于成都几大政治力量斗争的分析,而不去讲个别事件的具体情况。尽管我们在本文中所提供的原始事实都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仍认为,它并不能全面地、完美地反映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不但是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主要是我们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去认识客观世界。正由于此,它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请战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一)严重的群众斗争群众的现象
在成都,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人们从表面上往往不能明显地看到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运动,而严重的一大派群众对另一大派群众的大规模斗争,直到现在还在进行。这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存他们手中旳权力,保存他们自己,在幕后挑起来的。他们这样做,既破坏了革命,又保护了自己,是很阴险的。群众斗群众,矛盾激化时,经坏人一挑动,便岀现武斗,伤害的是人民,破坏的是国家建设,搅乱的是革命阵线、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实在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在李井泉、廖志高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策划下,成都地区的群众武斗现象,一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群众性的大动戈矛,阶级敌人乘机报复,枪杀、暗杀,劳动人民伤亡不少。现在这种局势,在成都地区还未完全消除,而在川南、川西的一些地方,还严重的存在着。武斗的总根子就是李、廖死党及其黑同伙,而武斗局势的恶化,则与活动在西南、四川地区的美蒋特务,本地区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军官、伪兵痞、流氓、阿飞等密切联系着。现在是李、廖死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垂死挣扎阶段,斗争是异常复杂和尖锐的。这一个斗争过程对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一派来讲,是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敌人对我们是右边打,“左”边打,软的来,硬的来,轮换交替。我们在困难中战斗,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们也就在这斗争中领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我们的前途光明得很,毛泽东思想普照大西南,普照全中国,普照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奋斗的前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一定要胜利到底!!!
(二)运动的几个大阶段的划分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我们认为,在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长过程中,其中的根本矛盾同全国各地一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对矛盾的斗争,但是在四川、成都的特定条件下,它显出了几个大的阶段,大致情况如下表所示:(表略)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在毛主席的指引下,革命派队伍冲破重重阻力,由小到大,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获得了成长壮大。这时,敌人便立即组织保守势力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阻挡时代洪流。在这一时期内敌人用来麻木、欺骗人们思想的东西主要是:(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组织纪律”和反动血统论;(2)大讲他们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所谓经验——“先放后抓”。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实现大联合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而敌人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一系列社论的打击下,看到了单靠扶持保守势力以压制革命的办法来保存自己已经不行了,于是就拼命去勾结社会渣滓,喊着“彻底解放三四类”的口号,打进革命造反派内部,打着极“左”的旗号,在原来的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搞“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拉出一批人马,妄图瓦解革命派大联合,而由他们搞假夺权乃至抢权。同时暗中保存“保”派实力,并向农村发展力量,提出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积蓄力量以待反扑。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省委书记、副省长杨超出面,公开复活“保”派势力,掀起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反攻倒算,在基层反夺权,在上层则搞反革命的“三凑合”。井动用他们手中还控制着的专政机构,残酷镇压革命派,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沒有屈服,沒有离开成都战场,对敌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公布,就是这段斗争伟大胜利的总结。 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各派政治力量正在新的条件下围绕着省、市委的权而斗争。李廖死党的党徒们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革命派內部普遍制造“少数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阴谋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条件下,他们所代表的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抬头,牛鬼蛇神正在大肆出笼活动,如自由市场、投机倒把、盗窃、抢劫、杀人行凶……与此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削尖脑袋,拼命往“三结合”里钻,妄想重新上台。这一阴谋正在遭到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迎头痛击。
(三)三支主要力量的基本情况
在成都的群众中现在实有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Ⅰ)叫“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它的主体,原“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和后来的成电红旗是它的马前卒,在成都简称“产派”。 (Ⅱ)叫“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它的主体是很多大型国防工厂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省市机关革命干部,其先锋队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在成都简称“红成派”。 (Ⅲ)叫“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它的主体,川大8•26是它的先锋,在成都简称“8•26派”。 现在一一介绍一下它们的阶级组成和分布,并介绍他们彼此如何互相矛盾、互相依赖的关系。 阶级组成及其分布: 8•26派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成都市区内较早地起来造反的工人组织之一。在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欢迎学生串联,支持“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他们是反对产业军的。它主要分布在成都市的老市区内,主要有“街道工业分团”、“公汽(公共汽车)分团”、“市中心分团”、“退职压缩分团”,“九八(三轮车)分团”、“城建分团”、“财贸分团”、“居民分团”……其成员部分是国营工厂的产业工人外,绝大部分是由市区的原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服务社职工等单位以及一些街道居民组成的。究其社会阶级成分,根据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属于小私有者,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系统又很复杂的群众组织,有的组织严重的不纯,有一些牛鬼蛇神,如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官吏、伪兵痞、劳改释放犯、投机倒把分子、甚至流氓阿飞削尖脑袋混进了这个组织,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领导权。这些坏人,混在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中,打着“造反”旗号,大喊“反右倾”,行动上大抄、大砸、大抢,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直至欺骗兵团和8•26的革命群众冲击公安局,围攻解放军,舆论上则处处针锋相对与中央对抗。如在他们所霸占的《四川日报》上把党中央提出的“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篡改为“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把党中央提出的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篡改为把“一切权力夺过来”。他们公然宣称“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更恶毒的是他们指着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黄、灰、蓝服色和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接见革命师生时穿的草绿色军装,狂叫要“砸碎一切白骨精,管他是绿的还是黄的,管他是黄的还是灰的,将他们统统砸碎”,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些思想是非常反动的,这是他们背着兵团和8•26的广大战士干的,直到现在这些家伙还没有向兵团、8•26广大战土们交待,并且还在继续欺骗他们。他们利用川大8•26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大搞原来的革命组织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到了2月4日他们还在大喊:“我们认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产业军派——保守派,主体是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大中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贫下中农中的思想保守的人。他们自称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其实是中黑《修养》的毒很深,奴隶主义非常严重。左右其政治方向的是混在其中的或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坏头头。这个组织的基本群众出身一般较好,主观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虽然由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苦难,他们一般地说来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官吏、伪兵痞之类牛鬼蛇神社会渣滓是很恨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斗争特点及其主要对象是很不埋解的,因此他们易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使他们对两条路线斗争缺乏识别能力,长期思想麻痹而不能自拔。他们的力量常常集聚在成都市郊农村里活动,这就是李井泉和其中的反动头目们搞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批人在一月革命风暴前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等革命口号,处处与革命造反派对抗。12月份内大打出手搞武斗,打伤我革命战友不少,有的长期残废。元旦社论发表后,其组织暂时未公开露面活动,顽固分子潜伏了下来,暗中参加了分裂革命派的罪恶活动;觉悟了的部分,加入或站到了红成派一边;有的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旗子一换,从右边一跃而站到8•26派一边,也跟着大喊特喊“红卫兵成都部队‘右了’、‘修了’”;有的当“自由战士”;有的借长征串联,逃避斗争。2•17以后, 产派在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扶持下全面复活了,在各学校、单位向革命造反派反夺权,同时以杨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出面搞“三凑合”,妄图假夺省、市委的权,掀起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而8•26一边的,有的在这时把旗号一变,又一个180°转弯,投入到产业军怀抱中,如先是伙同8•26派攻击红成,后又投入产派怀抱,继续攻击红成派的政治投机商成电红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产业军这一派就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御用工具和“镇反运动”的急先锋,在李井泉及其同伙的操纵下,甚至动用民兵武装,枪杀、活埋我革命战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要为革命立新功”。 反革命复辟逆流已被打退,现在这支力量已退居到成都市周围的广大乡村之中,继续搞他们所谓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 这支力量中有成都的土联动“保爸派”、“保妈派”红卫兵7468部队之类在内。 “地区总部”——红成派,它主要是由成都地区若干重型大企业、大工厂的革命工人组织自下而上联合组成的,它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成长起来的一林春竹。有几十个国防工厂工人为主体的红卫东成都部队;有成都铁路系统的毛泽东思想二七、五一、防腐厂纵队、木综厂的红色风暴等革命组织组成的红色造反派成都部队;有成都市区内的若干大中小型工厂的工人组成的红色造反工人成都部队;有教育系统的工人及一些大中小工厂的工人组成的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有新都机械制造公司的星火造反兵团,249信箱的二四九联合总部,成刃厂的八路军和八一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工人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红建兵等等成千或者上万的工人组成的各大型革命组织,有贫下中农成都部队,有红色卫生成都部队,文艺兵成都部队,新闻兵成都部队,省、市两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等。这些再联合组成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地区总部”。它的先锋部队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些组织中,有许多是成都地区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工人组织。他们一起来,就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革命学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如:二四九联合总部的工人,在去年9月初“胜利口事件”中,就反对李廖死党挑动围攻成地革命学生,红卫东成都部队的工人在9月初就揭了西南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迫害成电革命学生的“肖海云事件”的阴谋,而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则是和红成同时诞生、并肩战斗的第一支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地区总部”所属工人组织是成都地区工人阶级的中坚,是“抓革命、促生产”、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模范。它在运动第一阶段与保派斗争,在运动第二阶段,与在革命派中大搞“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8•26派作斗争。在2月17日以后又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搏斗直至四川十条下达。 上述这三股力量互相矛盾,互相依赖,其发展变化如图所示。(图略) 我们认为,攻击红成派这一方的保派和8•26派中的广大群众都是在主观上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真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但是,保派的保守思想严重,常常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转移斗争大方向,而8•26派内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思想严重,常常会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指出:“被资产阶级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会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当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人民内部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警惕自己,不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当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四)学生组织的情况
在成都市共有大学十二所。大学生组织的基本情况是:各校都分两派,界线分明。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各校都有一个支队。除了川大外,其余十一所革命派的绝大多数(90—95%)都在红卫兵成都部队一边。他们一直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由他们在学校夺了权,掌握着权。 在各校夺权的大学生组织的基本情况如下表(原件为图表):
成都地质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地院支队 地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 保守派—— “东方红”公社 四川医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 川医“9•15"战斗团 保守派—— “斗、批、改”战斗师 四川师范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 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保守派——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师 成都中医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医支队 中医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保守派—— “斗、批、改”,“春雷” 四川民族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民院支队 民院红旗战斗团 保守派—— 民院“东方红” 成都大学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大支队 成大“8•31”战斗团 保守派—— 赤卫队 成都工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总部 工院“十一”战斗团 保守派—— “联合指挥部”、赤卫队 四川音乐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音支队 川音革命造反兵团 保守派—— 校“红卫兵”、“共产主义” 体育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体院支队 体院“8•21”战斗团 保守派—— 体育“红卫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 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 保守派—— 成电“红旗”(投机派) 农机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农机支队 四川农机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四川大学 革命派—— 东方红“8•26”战斗团 保守派—— “红旗”公社、“烽火”
中学有百来所,大概情况如下。革命派的五分之三在红成一边,五分之二在8•26一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立下了不朽功勋。“自由战士”很多,约30-40%。一般中学都分这样三大部分,只是有的是红成占优势夺了权,有的是8•26占优势夺了权罢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在同李廖死党的生死搏斗中,冲破来自右和“左”的重重阻力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是谁在去年6月7日就贴出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四川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质问刘少奇贩卖的党校教育方针?是成都工学院赴乐山四清的革命师生。 是谁在学校里,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锋芒指向党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成都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等校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成都的大街上,8月23日早上就贴出了第一张揭发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廖井丹讲话是一株大毒草》?是成都工学院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8月底,就在人民南路贴出了“西南局、省市委中贯穿着一条反党黑线”的大标语,接着就首先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革命口号,并在省委门口猛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成都大学的革命学生,还有成地、成电,工院、川医等校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成都地区,7月份就赶走西南局、省市委用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工作组”?是成都大学的革命学生。 ………… 革命学生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李井泉及其同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于是,围攻和反围攻、迫害和反迫害的激烈斗就开始了: 8月30日,成大、成电、工院学生在英雄口宣传十六条,被围攻10多小时; 9月2日,成电学生在成都旅馆被围攻一昼夜; 9月3日,成地学生在胜利口写大标语,被围攻24小时; 9月2且至9日,成地、成电、成大、工院等校学生,在首都南下学生的支持下,又在西南局门前造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反,受到围攻谩骂达一周之久; 9月11日,除川大外的其余大学的革命学生首次在人民南路集会,被诬为“暴徒”、搞“匈牙利事件”,又受到谩骂围攻。 还应该提到的是,川大的革命学生,这一时期在本校揪斗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川大四清工作团团长、李井泉的心腹杜心源(现8•26派的“亮相”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他们在全市各大中学校和首都革命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参加下,曾于去年8月27日凌晨,造了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假批判真包庇川大黄流工作组大会的反。但是,在发生上述一系列事件的8、9月份里,在社会上是基本上见不到川大的活动的。 ………… “反革命”的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右派翻天”的压力接踵而至。但是,革命学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压,不怕迫,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1966年国庆节,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给了革命造反派师生以无穷无尽的力量。在1966年《红旗》13期社论的鼓舞下,一个坚强的革命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在去年10月1日应运而生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小将们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以高昂的斗志,更加英勇地、顽强地投入了战斗,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深入工厂、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粉碎了以“红卫兵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为代表的保守组织,第一次击退了以产业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进攻。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旗帜,粉碎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新反扑,胜利展开了基层的夺权斗争,痛击了敌人瓦解革命队伍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动谬论。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英勇不屈,顽强斗争,坚决顶住了2、3月份的狂风恶浪,粉碎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又一次击退了以产业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进攻。 ………… 祖国的成都,是暴风雨中的成都! 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在这暴风雨中诞生!就在这暴风雨中成长!就在这暴风雨中发展!就在这暴风雨中壮大!
(五)红卫兵成都部队派二月下旬以来的政治处境
2月17号以后,在所谓的“二月镇反”中,军区个别负责人和保派也把红成打成“右派”、“反革命”,进行镇压。他们只承认两支力量。他们的划法如图①(图略)。这是由“革”和“保”的矛盾决定的。 而8•26派在四月份以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划成“保皇派”,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急先锋”、“帮凶”、“打手”、“叛徒”、“二老产”。他们的划法如图②(图略)。这是由“革”派和极“左”派的矛盾决定的。
(六)北地东方红赴蓉的人和成都的“内战”
成都革命派内的“内战”,主要就是因为8•26派要坚决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在社会斗争上,阶级实质是敌人破坏我们两支力量联合夺权)。公开分裂的起点,是8•26派造了11•13大会的反,根本原因是:北地东方红赴蓉的人生搬北京经验,要在成都建立个“三司”。他们错误地认为:“成都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像“首都一司”,红卫兵成都部队像“二司”,他们要建立个“三司”。但当时成都地区的大学学生中“革”派都在红卫兵成都部队一边了,要建立“三司”,不搞垮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没有人。由于成都远离敬爱的党中央,又由于他们打的是“首都三司”的大旗和“大分化”一类谬论,欺骗了不少群众(中学生较多)。他们的错误言行得不到克服,后来被敌人利用,致使川大8•26在元月份终于从红成中分裂了出去,且在元月和二月上旬打、砸、抢、抄、抓成风。现在他们又在继续过去的作法,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的人,到了成都以后,住在成都地质学院。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个“东方红公社”,这是全省臭名昭著的铁杆保皇组织之一,它在成都地质学院拼命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地院支队。在1966年《红旗》14期社论发表之后,保守组织失去了市场,北地东方红把成地东方红一脚踢开,转而和全国闻名的政治投机商成电红旗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同时又选中了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的川大8•26,并纠集了各种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社会势力,千方百计力图搞垮红成派。 现在,分裂造成了严重局面后,北地东方红的某些人,他们又把持了西南联络站,上瞒党中央,欺骗首都高校舆论,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下打着“红代会”大旗,用“北京来电”继续中伤红卫兵成都部队。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
第二部分 两条路线斗争中8•26派的舆论
旧的《四川日报》是李廖死党的反动喉舌,在四川犯下了滔天罪行。1966年12月15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开会决定在一周后查封旧《四川日报》,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当时留出一周时间是要为封报大造舆论,并作好在封报后及时出版《红色电讯》的准备。可是在12月17日,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撕毁协议,单方面提前封了川报,造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被中断达半月之久。在四川日报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努力之下,冲破重重阻力,才在12月31日出版了《红色电讯》。《红色电讯》的出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到了元月13日,川大8•26派又破坏了《红色电讯》的出版,而到成都晚报社出版了一种他们办的《四川日报》。这份《四川日报》大放其毒,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给四川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激起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气愤,一致要求出版真正革命的《四川日报》。在四川日报红色造反司令部的英勇奋斗下,在现在地区总部各革命组织的全力支持下,新的《四川日报》终于在元月21日杀了出来。于是,在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种《四川日报》。 毛主席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两种《四川日报》一比,比出了8•26派《四川日报》的破绽,于是他们就调动人马,连续几天地冲击破坏了四川日报社。双方争执不下,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便以军管为名,片面地只封了我们的《川报》,党中央的声音又在全省受到中断。2月17日后,军区个别负责人决定出版《四川日报》,但它不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而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于5月9日再次封了《四川日报》,而出版《红色电讯》到现在。6月14日首次刊登了《打倒李井泉埋葬李家王朝》等批判文章,8•26派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15日冲入《四川日报》社,一举焚烧了15日的《红色电讯》十万余份,破坏了《红色电讯》的正常出版和发行。这些就是川报问题上斗争的简单经过。 8•26派的舆论向来是不可一世,颇能迷惑人的。他们办了《四川日报》和其他很多报纸、广播。他们这些舆论究竟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符不符合斗争大方向,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和党中央报纸对比展示出来,供革命同志们分析研究。
(一)8•26派的《四川日报》究竟突出了什么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們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和《改进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口号。”这是我们一贯遵守的原则。现在请看8•26派的报纸: (1)我们知道,革命的报纸是革命阶级的喉舌,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见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但是,被8•26抢占的《四川日报》第2号(1967年1月16日)发的《热烈欢呼〈四川日报〉的新生》一文中竟说:“新《四川日报》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喉舌。”这份《四川日报》放毒不少,却大言不惭地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喉舌”,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极大的污辱。请革命的同志们看完了我们编的这份材料后仔细想一想,8•26的《四川日报》,究竟是谁家的喉舌? (2)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所属各军区,只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绝不允许一个群众组织随意给军区发布什么“命令”。但是,8•26派的《井冈山之声》第七期(1967年2月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文章中却公然说要“责令人民解放军、公安司法部门行使专政权力。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在《中八•二六炮声》(1967年5月18日)上,也俨然以命令的口吻,刊登什么《敦促成都军区镇压产匪叛乱集团》的文章。《井冈山之声》第九、十两期上连续发表所谓社论,题为《誓将军队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支持革命左派是解放军的光荣职责》,以此来指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禁要问,文章的炮制者们,你们心目中还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吗?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国要学习解放军”,你们是向解放军学习,还是站在解放军之上,对解放军发号施令?是谁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力,对军区发布命令?人民解放军是属你们领导,还是属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領导? (3)8•26派的《四川日报》第12号(1967年2月7日)除了在第三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外,其他三版半的篇幅全部刊登了他们的《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成立的文件、消息报道和新闻图片,而扣发了当天全部新华社重要电讯稿、《红旗》杂志在发表《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一文所加的重要按语和《解放军报》2月6日社论《我军永远和革命左派心连心》(以上均参见1967年2月7日《人民日报》)。 我们要质问8•26派的头目们,你们究竟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放在什么地位?在你们办的报纸上究竟是应该突出党中央,还是突出你8•26派? (4)请同志们再看看以下的两张报纸:一张是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发出的《紧急通电》,一张是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表的《关于建立联络站的倡议书》。这是两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号召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为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而斗争,这是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件,《人民日报》第二版以半版大的篇幅用通栏大字标题发表。对于这样重要的文件,8•26派的《四川日报》不敢不发表,但又不愿意发表,因而他们只是在冷角冷落里发表一下,应付了事。他们这样作,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又是什么呢? (5)在全国人民空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全国所有报纸(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的报纸)无不均在报头上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或党中央重要文件、重要社论的摘录。但是,请看8•26派的《四川日报》(1967年1月24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此一家在报头公然不登毛主席语录,却登上了他们的什么《告读者》。 革命的同志们,《人民日报》在发表毛主席极为光辉的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时,在报头上用红色大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正表达了世界亿万人民的共同的心声。而8•26派的《四川日报》在刊登主席这篇著作时,报头上搞了个他们自己的《告读者》,这是为什么?这一天的报纸到底是你们自己的《告读者》重要,还是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重要?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6)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紧急通告》。 消息传到了成都。13日,8•26派匆匆忙忙地在人民南路召开了一个“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发表了一个《最紧急通告》。他们企图用一个“最”字,凌驾于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的被群众誉为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急通告》之上,他们在自己的《四川日报》上用头号大字刊登了自己的《最紧急通告》,再联想到他们在冷角冷落里用小字刊登上海的《紧急通告》,对比起来,这是何等的鲜明啊!他们这样作,是可忍,孰不可忍? 革命的同志们!看了上面铁的事实后,你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8•26派的报纸是在突出党中央、突出毛泽东思想,还是突出他们自己呢?他们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宣传工作,还是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呢?请同志们独立思考。
(二)8•26派的《告全省人民书》是个什么货色?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月13日,8•26派在封闭了《红色电讯》之后,在成都晚报社强行出版了他们自己的《四川日报》。在这个《四川日报》的创刊号上,他们用通栏大字标题抛出了一篇所谓《告全省人民书》。这篇《告全省人民书》的要害有三:一、“原来的各个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二、“旧的习惯势力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三、“右倾思想则是当前革命队伍中最主要的危险”,“要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 这第一点是与当时党中央报刊的宣传唱反调的。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发表的重要社论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关键在于大联合》……等等。所有这些社论的主要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革命造反派之间,要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些社论强调指出:“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而8•26派胡说什么“原来的各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不是针锋相对与党中央唱反调吗? 第二点,更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央相对抗。1966年《红旗》14期社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也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这两篇重要社论发表以后抛出的《告全省人民书》,洋洋数千字,沒有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却大叫大嚷什么“旧的习惯势力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在不同程度上受了旧的习惯势力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吗? 第三点,又是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亲自决定在全国广播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海的《紧急通告》,在全国吹响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进军号。这个《紧急通告》1月11日晚在全国广播,12日刊登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党中央并号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3日,8•26派匆匆抛出《告全省人民书》,公开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他们不是大力宣传反对经济主义,却别有用心地提出“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这不又是在转移斗争的目标吗? 同时,党中央在这段时期强调指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而8•26派却针锋相对地提出“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这不是又在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告全省人民书》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一篇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组织,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宣言书,是一发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磅炮弹。对于这篇大毒草《告全省人民书》,我们必须进行彻底批判。 值得指出的是,《告全省人民书》是1月13日出笼,15日,川大8•26就退出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另立一家。在一片“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叫杀声中,8•26对红成派实行大抄、大砸、大抢,展开了空前的规模的进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告全省人民书》的出笼,决非偶然。 (三)要革命的大联合,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是运动的大方向。对此,阶级敌人必然强烈地反抗。他们的阴谋之一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制造反对派,大搞革命派内部的大分化,而8•26派在这个时期的舆论和行动却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1)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赞扬上海革命派“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并“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司令部对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 当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指出:“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这是党中央对革命的大好形势的正确估价。 1967年《红旗》二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强调说:“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1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1月14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 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重要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只有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红旗》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同时指出:“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并提出警告:“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有人坚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行动,发展下去,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2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 1月30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中指出:“革命的大联合,必须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绝大多数人,首先就要搞好自己队伍的团结。革命的大联合,首先必须是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合。” 上述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也是我们严格遵守的行动纲领。而8•26派却大唱反调,针锋相对。如: 8•26派的《四川日报》、《井冈山之声》、《八•二六炮声》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叫“原来的各个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西南地区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他们鼓吹“为了联合,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内部首先必须大乱,乱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只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大联合。没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等等。 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而他们则要大分化;党中央说革命派正在大联合,而他们硬说革命派“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解放军报》说“革命的大联合,必须首先是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合”,而他们则说:“只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大联合。”如此等等,这不是公开与党中央唱对台戏又是什么? (2)当我们批评他们的错误时,他们还强词夺理,说我们是打着“大联合”的旗号对他们横加指责,说什么我们批评他们在“与党中央唱反调”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反而把我们的正确批评诬蔑为“卑劣行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表现”。 历史已经宣判,8•26派叫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乱”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指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对立的口号。例如:党中央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的报纸强调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强调革命派必须大乱,强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打内战,打到底。我们一向按照党中央指示坚持革命派大联合,8•26派则坚持革命派中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至今仍然继续推行他们“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错误主张。 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6月2日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指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我们‘一月革命’的最宝贵的经验,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胜利、巩固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当前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那种认为上海目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的观点,是违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将这个决议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对全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不正给了8•26派中那些鼓吹革命群众组织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吗?
(四)夺谁的权?把权夺回到谁的手里?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就是运动的大方向。在夺权斗争中,夺谁的权,把权夺回到谁的手里,这是各级党的机关报纸必须明确回答的两个原则问题。 (1)夺谁的权?(图略) 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明确地回答:“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同一天,红成派支持的《四川日报》回答:“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与《人民日报》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可是,同一天8•26派的《四川日报》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砍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样几个极其重要的字,而又别有用心地上了“彻底地”三个字,于是就成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 (2)把权夺给谁?(图略) 《人民日报》明确地回答:“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的,是完全正确的。 同一天,红成派支持的《四川日报》照样明确回答:“把财贸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与《人民日报》也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也是正确的。 可是,同一天8•26派的《四川日报》,却砍掉了“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几个极其重要的字,又别有用心地加上了“一切”两个字,于是,又成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把一切权力夺过来。” 更为恶劣的是,8•26派中办报的坏东西,居然篡改新华社1967年1月21日的电讯稿“要把财贸系统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一切权力夺过来……。”同一电讯稿,我们刊登的同《人民日报》只字不差,而且连标点符号也完全一样。可是,8•26派的《四川日报》却把同一电讯稿中的“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这几个极其重要的字又砍掉了,而篡改为:“财贸系统的一切权力夺过来。”在同一个新闻消息报道中,标题也篡改了,电文稿也篡改了,而且接二连三发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在这里,他们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砍掉了,而又加上“彻底地”和“一切”,会不会是巧合?不是,绝对不是。所谓“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从纵的方面讲,就是他们是要从单位、从地方直向上夺,夺到他们想要夺的地方,从横的方面讲,就是他们各方面的权都要夺,正如他们在《井冈山之声》1967年1月23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 革命的同志们,《红旗》杂志1966年12期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英明地指出夺权是要“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进行。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国家里能够“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吗?能够把一切权力都夺吗?他们既不敢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不敢说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而狂呼乱叫要“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要把“一切权力”夺过来。那末他们究竟要夺谁的权,要把权夺到谁的手里呢?联想到当时他们在省委、市委、省人委、市人委、市公安局、省市电台、省市报社……等很多要害部门到处抢权、偷权,抢印、偷印,直至接管飞机场等种种活动,再看看他们在现在夺权的第三个回合中的所作所为,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 还是让《红旗》1967年第十期社论来作结论吧。社论指出:“十七年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近几年来也是这样。这是完全必须肯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只是某些部分的问题,而决不是全体。”“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错误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由此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请同志们想一想8•26派叫嚷的“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把一切权力夺过来”,“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这与“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丝毫本质的区别吗?
(五)8•26派长期以来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967年《红旗》五期社论指出:“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1)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篡夺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很明白,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夺回被阶级敌人篡夺的党政财大权,根本没有要我们去夺取军权。 恰在第二天,8•26派《井冈山之声》就发表社论《誓将军队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叫嚷什么“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为什么他们和党中央号召针锋相对,连军权也要夺? (2)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 1月26日,8•26派《四川日报》社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文中说:“砸碎一切白骨精。管他是绿的,还是黄的;管他是蓝的,还是灰的,将他们统统砸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政治论文,难道是没有政治意义的五颜六色吗?不是!为什么人们一提颜色就最能想到的红、黑、白都不提呢?是政治论文就有政治含义。既有政治含义,那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黑线难道伸的还不深吗?那些骨子里打着反社会主义的白旗的人难道还少见吗?他们为什么不砸碎这样的黑的和白的,而偏偏要砸碎绿的、黄的、蓝的、灰的呢?鲁迅先生讲:“凡事要研究才明。”联想到他们上两天讲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又看他们抢占双流飞机场,调动和指挥人马去冲军队和专政机关,在文化宫门口用六七部宣传车,围攻解放军的宣传车,还高叫要“砸烂军区黑司令部”,等等。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他们说的“绿的”、“黄的”、“蓝的”、“灰的”是针对我们的解放军说的。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的军装是黄色,海军部队的军装是灰色,空军部队的军装是蓝色,公安部队的军装是绿色。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接见百万师生时穿的是什么军装?草绿色。同志们,他们说的是黑话,其用心何其毒也! (3)1月28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第五条中明白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可是在第二天,8•26的坚强后盾——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又在个别坏头头的唆使下,冲击了成都市公安局。 (4)1967年1月30日成都军区逮捕了抢劫市公安局的七名首要分子,1月30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发表五点声明,即第一号声明,认为“1•29事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五点声明内容是: ①我们坚决支持成都市人民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对此事件所发表的《最紧急呼吁》,一切革命造反组织应该积极支持和协助他们完成这一案件的破案工作。 ②坚决支持解放军成都部队镇压这次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部队对这次反革命事件实行镇压是完全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愿,这一行动干得及时,干得坚决,干得好。 ③公安局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搜黑材料为名,煽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次事件的幕后和现场指挥者及首恶分子,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文件〔67〕19号的规定严加惩处。 ④在这次事件中,凡是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向有关组织揭发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追回被盗国家机密和枪支弹药,挽回国家损失。 ⑤…… 1月30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三期社论,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社论中说:“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又说:“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他们还“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社论又给我们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社论最后号召我们:“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1月30日的第一号声明,是符合社论精神的,我们为它叫好! 可是《红旗》三期社论刚一发表,8•26派却在1月31日撕毁了他们头天的声明,重新发表了第二号声明说“1•29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成都军区部队逮捕的不是反革命分子等,而是“镇压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以后的《兵团战报》上,又声称逮捕的这七个首要分子,是兵团的“中坚”、“基层骨干”等等。 在成都市,我们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兵团和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在短短二十来小时内竟发表了这样两个完全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声明。我们记得,是川大8•26、北地东方红和川地红色造反兵团等于1月29日深夜派人去成都军区再三要求才请来军队配合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镇压“1•29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并发表了第一号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解放军镇压反革命;然而又是他们这伙人在相隔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又发表了第二号声明,谴责成都军区是镇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难道说在十多小时内,就能通过调查,把自己本来已经结论为盗劫国家机密,抢了信号枪和七发子弹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转眼就否定成为是革命行为吗?对于8•26派如此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成都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是川大8•26一手炮制起来的,而兵团中的街道工业分团又是川大8•26的坚强后盾,他们三者本来是亲如一家,为什么在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上,会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他们之间有什么微妙的关系,川大8•26又起了什么微妙的作用,很值得人们深思。 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8•26派的第一号声明发表在《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前十来小时,第二号声明发表在《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后十来小时,而《红旗》三期社论第五部分正在强调指出,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什么8•26派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恰恰选中了这个时候与《红旗》三期社论相对抗? 现在,他们正在大喊大叫,“为1•29事件彻底翻案”,说什么“1•29是白虎堂事件”,如果真是“白虎堂事件”,那么很明显,军区个别负责人和成都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就是高俅啰!那街道工业分团就是受害者林冲啰!请问,那与高俅和林冲双方都有联系的,把林冲引到“白虎堂”去的神秘人物——陆谦,又是谁在扮演? (5)1月31日,《红旗》三期社论中肯定:“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发表了社论和文章,都指出了当地驻军负责人要参加“三结合”。可是2月4日《井冈山之声》发表社论《粉碎新“神圣同盟”的大阴谋》,文中把镇压“1•29事件”的行动说成是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大合唱”,影射成都军区形成了新的“神圣同盟”。同时刊登的井冈山野战军的声明中说:“目前,西南局、省市委、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无形中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这天《井冈山之声》上还发表文章,把镇压“1•29”事件的解放军战士诬蔑为“受蒙蔽的解放军”,诬蔑军区是在“煽动不明真相的战士”。 8•26派的一些人为什么要在中央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以后,特别是强调了解放军在夺权斗争中所起到的极其重大作用之后,把斗争矛头开始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6)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总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再次肯定了当地驻军负责人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大方向。但是8•26派在这段时间内,对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正达到了最高峰。8•26派在大街上大量写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烂韦杰、甘渭汉的狗头”、“成都军区是贺龙的老巢”等标语。 2月11日,《八•二六炮声》共四版,全部登的是攻击成都军区的文章,其中:第一、二版是《成都军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第三、四版是(之二),这两篇大事记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8•26派这样的群众组织,能如此详细地知道成都军区从军队未介入地方的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初旬每项重大事件呢?可见他们要搞成都军区是蓄谋已久的。 2月14日,《惊雷》发表社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中说:“现在不造反,更待何时?现在不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个粉碎,更待何时?”“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迎着刺刀和枪口英勇地向着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冲锋了!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砸!砸!”他们还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例如他们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文中又说:“成都军区内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当他们识破李廖死党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就会奋起造反,就会同军区外的革命造反派一道,彻底砸烂军区黑司令部。” 2月15日,《八•二六炮声》共四版,也全部登的攻击成都军区的文章,第一版的《八•二六严正声明》竟然叫嚣要“彻底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不达目的我们誓不罢休,死不瞑目!”“我们也热烈欢迎成都军区真正革命同志,冲破黑纪律的罗网和我们一道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八•二六炮声》评论员文章《向军区黑司令部宣战,把黑司令员揪出来示众》中叫嚷:“向军区黑司令部宣战!”“砸!砸!!砸!!成都军区这个黑司令部我们砸定了!”“我们就是要造反!我们就是要翻天!把成都黑军区闹得大乱,夺回刀把子!”“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就是要揪住不放,一追到底,彻底砸烂!” 第二版通栏标语:“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打倒李文清!” 在题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记八•二六战士在军区门口的斗争》一文说:“造反造反!我们要大造军区黑司令部的反,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今天,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一帮混蛋,只不过是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拣了几样破烂的武器而已。”“拼死支持摇摇欲坠的李家王朝的军区黑司令部,我们不砸谁砸!” 第三版通栏大标題:“看!成都军区司令部究竟是谁家天下?” 本版登了这样几篇文章:《私招黑兵,图谋不轨》、《阴谋政变,罪责难逃!》,《黑兵的遭遇》。 2月16日《兵团战报》刊登的所谓北京来电,造谣说“军委文革很支持我们搞成都军区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蒙蔽群众。 (7)与此同时,8•26派在对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上更是使人万分气愤,请看: ①1月28日深夜一点钟,司机蒋某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记者到九眼桥采访,行至骡马市街口,被兵团城建分团数十人拦劫,将车推至该分团指挥部盘查,记者被非法搜查近三小时之久。 ②1月28日晚一点,司机李某驾驶华沙牌轿车一辆,送两位领导同志去西较场执行任务,行至骡马市街口又被兵团城建分团数十人拦劫,除将两位领导同志押入一间小黑屋子刺探军情外,还多次逼迫司机交出车子电门钥匙,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才放走。 ③1月29日晚十一点,兵团一、二、四分团约三十人,在鼓楼北三街口设四道防线,拦劫军车,将军区一尼桑牌小车(车号1-01-86)抢走,井将司机余某和参谋胡某,强行押往分团,后转兵团总部进行绑架、拷打、磕头,审讯等。 ④1月31日下午,军区十八位同志,乘宣传车到东风路、人民南路、解放路、英雄口等地执行任务,一辆造反兵团的宣传车始终紧紧尾追,进行干扰,到了英雄口,又开了另一辆宣传车将部队车辆一前一后围起来。这时兵团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竟敢蜂拥冲击解放军的宣传车,撕毁宣传品,对宣传车人员扯衣服、拉裤脚,又挤又推,辱骂他们是“胆小鬼”、“黑司令部”、“刽子手”、“保皇军”、“保皇狗”,并盘查身分、姓名等,这次围攻前后达四小时之久。 ⑤2月3日晚,军区一辆宣传车在文化宫门口,遭到兵团城建分团、街道工业分团等单位的六辆宣传车的围攻,有些暴徒爬上宣传车进行破坏,涂写张贴侮辱性的标语,进行恶毒谩骂,什么“你们是李井泉的兵”、“是国民党的烂丘八”、“保皇兵”等等,特别严重的是胆敢把浆糊倒在一位解放军女战士头上,并出手打解放军宣传人员,围攻时间长达一天一夜。我红卫兵成都部队驻文化宫小分队,冲破重重阻力,想尽一切办法去给车上的解放军同志送饭,送水,那伙暴徒把碗、盅盅给我们抢了,又大骂我们是“新老保”。 ⑥2月7日晚12点,司机梁某驾驶吉普车一辆,送两人外出执行任务,行至玉龙街口被兵团二十余人抢劫,将车押至顺城街一指挥部内,殴打盘查车上人员,车上人员钟某被押入暴徒指挥部时,一进门就遭到拳打脚踢,直到第二天五点左右才放出。 ⑦2月8日晚,军区体工队一辆宣传车从晚上九点起,先后在文化宫、顺城街、骡马市街等处,遭到8•26派的宣传车连续围攻,直至第二天早上五点,时达八小时之久,他们强行冲入宣传车,抢走麦克风,破坏播音设备,将宣传人员挟持下车,殴打辱骂,开动宣传机器,放肆丑化、攻击人民解放军,对送开水慰问解放军宣传人员的革命群众也进行围攻、侮辱。同时,竟敢把写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也统统砸烂。 ⑧兵团和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自从“1•29事件”以后,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大造舆论。在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欺骗大量群众,调动大批人马开始围堵冲击成都军区。北地东方红围堵成都军区东营门,川大8•26围堵南营门,时间长达六天七夜之久。 至此,8•26攻击解放军的舆论和行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解放军的声誉降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得解放军根本无法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他们作出了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面临着这种严重的局面,我红成派出自对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和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在清醒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之后,我们认为,必须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定地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声誉,以任何借口把斗争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其错误的。正基于此,我红成就对8•26派的上述立场和态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高呼:“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大刷上述内容的大幅标语。我红成派各革命组织都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几次组织全市性的声势浩大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正基于此,8•26派对我红成派恨之入骨,到处围攻我红成战士,辱骂我们是“新型保皇派”,调集人马先后抄砸我红成总部和支队团部多次,难道我们支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罪吗? (8)4月3日,《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欢呼《红旗》评论员文章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四版文章《抓革命促生产——山西省军区某部协同太原第一热电厂无产阶级革命派管理工业的基本经验》。 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軍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部队某部负责人杜方平、吴大胜写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4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政治边防》。 4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世界革命人民的光辉榜样——世界革命人民盛赞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4月10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黑龙江省军区支持革命派的经验《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派,坚定不移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社论和文章几乎天天都在歌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8•26派在这时候,大叫大嚷“彻底、完全否定二月镇反是当务之急!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根据4月10日晚8•26派在成都大华广播站的广播录音整理,他们叫嚷说:“什么军队内部?这是谁的军队?是毛主席的军队还是刘少奇的军队?有什么外部内部?什么不要介入?……就是要介入,就是不准你们搞地下活动!也只有介入,军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才能暴露……军队才能成为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柱石”。“‘干涉军人’,什么样的军人?哪个阶级的军人?是革命的军人还是反革命军人?”广播还咒骂成都军区指战员“你们保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攻击《解放军报》2月18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是全国性反革命复辟的动员令”。 1月28日毛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2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他们为什么那样想“介入”军内,干涉解放军呢?他们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热情歌颂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又开始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呢? (9)《解放军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一文中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可是,4月14日,8•26派在《屠刀和绞索》的文章中却咒骂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说:“你们不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你们是土匪,你们是宪兵!你们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一旦有一天美帝、苏修打进来了,你们绝不会是去打美帝,苏修,而是里通外国,把枪口对准人民,对准革命者,对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你们来保卫。”同志们,这篇文章与《解放军报》4月11日社论精神难道不是针锋相对的吗?近来他们又在大叫大嚷什么“武装保卫成都”,什么他们“沒有革命的武装作后盾”,原来他们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来保卫”。 (10)4月1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4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重要文章《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可靠保卫者》。 4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军民永远团结在一起》。 4月2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江青同志讲: “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又说:“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1月28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4月26日,8•26派要员黎××在给兵团×分团的报告中说道:“四十多天全市性、普遍性的军管,各单位的军事代表,是拿枪的工作组,必须彻底粉碎。” 4月28日,8•26派发表《“二月兵变”在继续中——对目前时局的一点看法》的文章说:“目前成都地区和整个四川地区的形势……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险,这就是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兵变,在继续和发展中。”又散布恐怖气氛说:“使社会变成一个火药库,反革命政变的枪一响,就可以一触即发,猖獗暴乱。”“拿枪的刘邓路线,或是蚕食政策,或是鯨吞政策,软硬兼施,文武结合,控制整个四川,就是搞反革命政变。”还说什么“我们认为,严重的是对‘二月兵变’的继续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可以说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为什么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大力宣传颂扬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最可靠的保卫者的时候,江青同志讲了必须正确对待人民军队的时候,他们提出“二月兵变在继续和发展中”,同时把成都描写得恐怖万状,到底是何居心? (11)4月28日,《红旗》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发表了。社论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革命群众必须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拥军,要积极拥护和支持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行动,要主动帮助他们把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做好,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与人为善的、实事求是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又说:“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如果怀疑这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或者怀疑其中的一个相信、一个依靠,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1967年4月29日下午,8•26派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2•17的红灯又亮了》遍布成都大街小巷。说什么:“特别单位(按:指军区)的汽车”一辆辆运送××ד向成都飞奔”。“而×××的家属则大批向龙泉驿的方向转移,以防误伤”。恐怖性地煽动说:“浓浓的火药味,臊鼻的血腥味,一阵阵扑面而来。”“敌人疯狂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即2月17日亮过的红灯,今天又亮了……”“成都,暴风雨前的沉闷!决战前夜的靜寂,疯狂的野兽……成都就要爆炸!” 4月30日,8•26派又写出了《论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意义》一文。表面上高喊“拥军爱民”,实际上又对成都军区和成都市作了极为恐怖的描写:“××××把造反派占优势的单位的武器全部运走或控制了”。“××××的家属正在日夜不停地向山区转移,”“市场空前紧张,粮食、肉类正通过车船向山区集聚。”“××××在绘四川大学的精度平面图。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正在成都汇合。”“电台、银行、机场、火车站、邮电、交通完全被军事管制。”(按:以上××××均系指成都军区)“多少间密室的灯火彻夜不灭,天花板上晃着几个人影,窃窃私语,交头接耳,巴山蜀水千重嶂,灌锦江上雾霭霭。”“山雨欲来风满城,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空前暴虐的血腥镇压,一场赤裸裸的政变,看来就要爆发在四川、成都的五月。”“就在这种奇怪的沉闷中,就在这死一般的静寂中,2月17日高塔上的红灯又亮了,一闪一闪的……” 同志们,当毛主席、党中央又一次号召革命派必须正确对待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时候,8•26派却偏要把进行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成都说得如此恐怖,把成都军区描绘得如此黑暗,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12)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文中说道:“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大多数,就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地向解放军学习……” 可是5月1日,8•26派在成都大华广播站却叫嚷什么:“军官太太、大人向龙泉驿转移,你们打你们的,打不到他们身上。” 5月2日,8•26派写出文章《导火线点燃了》,又进行恐怖性的煽动,说:“2•17的红灯又一闪一闪地发着冷光,预示着一场充满腥风血雨的大风暴即将来临!”“成都就要爆炸!成都就要爆炸!”“5月1日的武装示威中,传来了导火线燃烧的吱吱声。”“一辆辆满载着荷枪实弹武装人员的军车,在蓉城的主要通道嘎嘎地行驰……”“随着一根根乌黑发亮的枪口的晃动,恐怖的气氛不断地增浓,温度急剧上升,压力随之增加,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闷雷声!”“现在导火线已经点燃,爆炸的时刻不久就要来临!” 同志们,在他们眼里,成都、四川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13)4月30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5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通栏大标题《坚决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第四版刊登《人民日报》记者文章《学习人民解放军,实现革命大联合》。 5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 5月9日,8•26派写出《保卫成都》一文。在他们笔下成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什么“硝烟还未散,腥风尚在吹,阶级敌人又举起了滴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热血的沉重屠刀,从成都的四面八方,从我们的前后左右,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变在疯狂升级,反革命暴乱在加速进行,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成都危急,革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保卫成都!保卫成都!!保卫成都!!!”又渲染什么“李廖死党谭赵之流,在战略转移之时窃走大量武器、弹药,调来大批人马,建立据点,包围成都……”“反革命暴乱沒有停息!”…… (14)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了,决定的第十条说:“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 5月11日,8•26派的支持者北地东方红以红代会名义发表所谓《红代会关于上交武器弹药的声明》。其中说:“成都军分区武装部最近装出一副要执行中央决定的样子,开始向我们革命造反派收枪了。但是,请且慢。”明明是中央十条叫交枪,可他们的《声明》又说:“成都军分区武装部,你们不是和苏修一样,也主张越南人民先放下武器,再呼吁美国侵略者停止侵略吗?”井声称他们“决不能轻易把枪交出”,同志们,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十条决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吗? (15)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文中强调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主流。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甚至怀疑这一点,那就要犯方向的错误。”还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经常想到,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动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社论再一次提醒我们:“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如果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那就错了。” 5月13日,又在《八•二六炮声》上刊登了5月11日的《武装保卫成都》和《红代会关于武器弹药上交的声明》,同时还刊登了《成都还要爆炸》一文,说什么“每一个人发出霹雷般底嘶吼,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滿篇文章充满着“可怕的”、“魔鬼”、“刽子手”、“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等字眼,把成都描写得异常凄惨,什么“历史掉头流泪,老天爷目瞪口呆”,故意把人民群众写得一个个胆小怕死,说什么“和平的老太太,被吓成了疯子,住进了疯人医院”。这简直是肖洛霍夫的徒子徒孙的一篇“杰作”! 5月13日,8•26派还写出《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之一——挺进凡尔赛》,说什么“今日之成都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他们把受蒙蔽的产业军集聚的市郊区称之为一八七一年的凡尔赛,号召人们武装起来战斗,杀出成都“挺进凡尔赛”。十七年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可是自称为高明的文章炮制者,竟将今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成都郊区比喻为一八七一年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凡尔赛,荒唐!荒唐!与其说他们是在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还不如说他们在丑化今日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16)5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通栏大标题《彻底批判〈修养〉的要害,坚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5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通栏大标题《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都给我们指明了要坚决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5月17日,8•26派的《井冈山》却抛出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武装保卫成都》,这篇文章的要害正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他们在文章中说:“今日之成都与当年的巴黎公社是何等相象啊!革命者占领了城市,而残匪军携枪窜逃城外……”“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们孤注一掷,抛出最后一张王牌——武装暴乱”,像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居然也像受蒙蔽的产业军一样煽动武斗说“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文章一方面煽动要解放军去镇压保守派群众,一方面高声叫喊“武装保卫成都,这是成都地区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这已经严重地提到斗争的日程上来了”,“武装保卫成都,这是夺权胜利的必要过程”。文章最后公然叫喊:“全民动员,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保卫成都!”这是他们企图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人民群众之间互相残杀的“武斗”局面。 (17)5月17日,公开发表党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文件。第二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专门为此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党中央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通过学习这个文件,结合当前斗争的新形势,结合一年来的斗争经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18日,《中8•26炮声》刊登了《敦促成都军区镇压产匪叛乱集团》的文章。文中说:我东方红8•26战斗团财政学校分团……要求成都军区拿出你们镇压革命群众的那种‘气概’来立即镇压产派叛乱集团……坚决要求把产匪所用的枪支弹药赶快收回,敦促你们火速行动,立功赎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否则……将采取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看,这是何等嚣张! 5月19日,8•26派《井冈山之声》刊登观察员文章《粉碎反革命武装叛乱》,文中说:“暴力代替和平,枪杆代替笔杆,一场血与火的决战来到了。”5月19日《新北大——长缨》上又重新刊登5月13日8•26派的文章《成都还要爆炸》,煽动群众:“武装起来,保卫成都!” 5月16日,8•26派又在《武装保卫成都》的文章中叫嚣:“血流成河,仇恨冲天,忠魂不散,刻骨难眠。我们的烈士在牺牲前伸出双手对着苍天高叫:枪!枪!!给我一支枪!”“这是何等的深刻啊!就是因为我们沒有武装,在敌人屠刀面前,我们除了死伤,还是死伤。”接着又叫嚷:“英雄的蓉城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起武器来!大刀、长矛……一切可以拿到手的武器都掌握起来,”“产匪动刀我动刀,产匪开枪我开枪。”“端起土枪洋炮,挥动大刀长矛,保卫成都!挺进四川!解放大西南!” 同志们,党中央这时正在号召我们深入学习5月16日《通知》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展开全面深入的大批判,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却“号召”人们用“大刀长矛”、“土枪洋炮”来“武装”自己,展开大规模武斗,把矛头对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党中央正在号召我们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他们却“号召”人们“掌握”“一切可以拿到手的武器”。为什么又是恰恰和党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 (18)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给我们指出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把矛头集中指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批深、批透、批臭,这样,才能消除最大的隐患,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 第二天,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发出《紧急动员令》,要8•26全团“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成都。敌人动刀我动刀,敌人开枪我开枪,把敢于来犯的产匪彻底消灭”,说什么“四川文化大革命从政治斗争到经济斗争,最后是武装解决问题,这个趋势再明显不过了”,硬要人民群众互相残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 同天,8•26派满城贴出大字报《兵变!兵变!!兵变!!!》,说什么“这天晚上成都军区代表到川大收缴枪支”,“这天晚上离城八十里的地方已在调集大批人马,汽车逐渐对成都实行了包围”。造谣说什么“同样,在这个时候,张、梁司令员被软禁”。“而就在这前一天,韦杰召集心腹干部进行密谋,制定了大规模的血腥计划。”“产匪准备在20日屠杀成都!兵变!兵变!!兵变!!!”文章最后叫喊:“紧急动员起来!紧急行动起来!!紧急武装起来!!!”“保卫成都!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无论石头、棍棒、砖头、瓦块,无论铁钎、扁担,也无论是大石条、水泥滚,更无论菜刀、利刃,特别是枪支弹药!枪支弹药!能够武装的一切,一切能够武装的,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把住每一个街口,村镇,及每条桥梁,守住四门,检查一切来往行人和车辆、昼夜警惕!”还扬言“占据一切厂矿,控制一切要害部门!”“全民动员!全民动员!!全民动员!!!” 解放军同志们,革命战友们,从表面上看来,这就是他们叫嚣的“兵变”和对待“兵变”的办法,骨子里是不是这样呢?《人民日报》刊登的贵州军区支左经验中说:“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这一段话,对于那些醉心于“枪支弹药,弹药枪支”的人的描绘,是何等的深刻啊! (19)5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其中说:“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够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地清除出去,才能够在斗争中提高广大群众防修反修的觉悟。这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巩固,才不会丢掉。” 5月21日,8•26派发表《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的文章,他们说:“为什么会遭到血腥的大屠杀?因为我们沒有枪,沒有革命武装的后盾!”“枪!枪!倒在血泊中的战友在呼唤:给我一支枪!”“当前成都是枪杆子解决问题,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不用枪杆子,对产业军的政治攻势等于零……不用枪杆子,就不能粉碎成都的反革命包围,就不能制止成都地区大规模的武斗,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惨案!”“一句话,现在成都和四川是枪杆子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而关键的关键在于成都军区。” 同志们,在他们眼里,现在成都的文化大革命已不是《解放军报》社论讲的“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解决问题,而是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安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革命吗? 试问,在我们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哪个阶级才会感觉到“没有枪”“没有武装的后盾”?“沒有枪杆子”“政治攻势等于零”,这是什么话?我们的政治攻势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文章的炮制者竟敢如此放肆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真是万恶不赦,这笔账我们迟早是要算的。 (20)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社论突出地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是全国亿万人民所要求的政策。”社论特别要求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可是,“左”得可爱的8•26派,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于不顾,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中央指示,蓄意挑动武斗。看: 5月23日,8•26派的《红五一》报发表文章《打破反革命围剿》,说什么:“看吧,成都平原敌重重,军情忙”,“随着匪首们的狂叫,随着××××(指成都军区)红灯的闪烁,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革命围剿正在加速进行。”“看到刀光剑影在闪动,又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又听到导火线嘶嘶的燃烧声……”这天《红五一》报还登有《革命的武装粉碎反革命的武装》一文,又竭力宣传恐怖气氛说:“……随着四川各地的警报,蓉城又敲起了‘成都要爆炸’的警钟!……成都四周刀光剑影……成都正处于血与火的搏斗中……”“保卫四川!保卫成都!”“面对着敌人带血的刺刀,面对着敌人的反革命武装,我们革命派必须针锋相对,也拿起武器来,拿起一切能够拿起的武器来。”“产匪行凶我还击!产匪开枪我开枪!” 5月23日,8•26派的报纸《首都红卫兵》(蓉城增刊)第一版重新刊登了5月19日写的《武装保卫成都》,第二版重新刊登了5月20日写的《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第三版重新刊登了5月20日写的《兵变!兵变!!兵变!!!》(改题为《斩断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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