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一五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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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8月30日第158期
本期目录
〖滕叙兖专辑〗
史林一叶
滕叙兖 哈军工文革简史
第七十三章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 第七十四章 狂飙骤起 两大派树旗造反 第七十五章 恐怖的红色八月 第七十六章 “东北的新曙光”下的血腥景象 第七十七章 冤狱遍地的清队“彻查” 第七十八章 炼狱中的冤魂 第七十九章 罗时钧受尽酷刑家破人亡 第八十章 001大案和马明德之死 第八十一章 哈军工遭肢解 一系迁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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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文革简史
滕叙兖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国之翼——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系史》(2020年5月6日稿)第73章至第81章。 作者简介:滕叙兖,男,汉族,祖籍山东蓬莱,1943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金县大李家乡石槽村。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为哈军工第十一期电子工程系海军雷达专业学员,1965年入党,1968年11月毕业。经39军黑龙江省鹤立军直农场劳动锻炼后于1970年3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工作,1987年随研究室调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工作,前后从事微波遥感学和计算机图象处理技术的科研工作18年。其间被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派往泰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做访问学者。曾获多项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1989年5月奉调深圳特区,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和中国深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单位从事高新科技项目开发和产业化以及企业管理工作。2003年底退休后,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史研究和传记文学创作,公开出版的主要有:《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2007年5月第二版),《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2013年3月增订版),《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2011年5月精选本,2013年8月修订版),《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哈军工将军画传》(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11月第二版,2015年2月第三版,2018年9月精装纪念版),《欧阳钦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2月)等,另有《北大荒的哈军工人——哈军工反右派运动史话》、《国之翼——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系史》待出版。(上图为作者近照。)
第七十三章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
一、哈军工脱军装——说不清的历史
1964年10月的“长沙会议”,成了哈军工背运的起始点。在一些军中高层人士看来,“四个第一”不落实、敢和林总较劲儿、又老爱强调自己特殊、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痴迷于教学和科研的“军老大”真是不识时务、不合时宜。 1965年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加剧了哈军工由陈赓传下来的办学思想与林彪推行“突出政治”的治军路线之间的正面碰撞。 恰在这一时期,国务院决定调整国防工业和科研体制。为了加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减少科研与生产的脱节现象,有人提出把国防科研设计与试制、生产的两大块结合起来,即要求原属于国防科委系统的几大研究院同相应的国防工业部门合并,而身穿军装的国防研究院只有集体转业才能完成这种体制上的合并。部、院合并的深层原因和合并后的利弊,对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恐怕尚无定论。据说当时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就持有异议。 部、院合并时,有的研究所提出,为他们输送大学毕业生的几所军事院校,学员入学穿军装,毕业分配到研究机关再脱军装,无形中产生麻烦,增加不必要的思想问题。而国防科委所属11所院校中,只有哈军工、西军电、南炮工是穿黄棉袄的,其他的如北航、北工、交大、哈工大等都是地方院校。 说不清楚是哪家国防研究所和哪位人士的意见,竟引起国防科委某些领导人的注意。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未必是想和三所部队院校过不去,但最终的意见是个“殃及池鱼”的结果:既然五、六、七、九几大研究院都集体转业了,哈军工等三所院校也不能够特殊啊。 后来,据说在高层小范围的议论酝酿中,有人传达了林彪一言九鼎的话,让哈军工改制,脱掉军装,“比较合理,比较主动”。 究竟林彪在什么场合讲的?对谁讲的?有正式文件吗?一概笼罩在庐山云雾之中。还需要深入讨论吗?不必了。有什么人公开反对吗?敢! 哈军工领导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事关学院命运的决定。7月间,整风第二阶段还在各个系里进行,谢有法和刘居英以院党委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写信,恳切阐明哈军工不应该退出部队序列的理由,但去信有如石沉大海。 不久,贺龙元帅来哈尔滨视察,不知为什么,这次他没有来看看哈军工,恐怕不会是没有时间吧。谢有法和刘居英像遇到救星似地匆匆赶到贺龙下榻的花园邨求见。贺龙元帅显得心事重重。他放下手中的烟斗,默默倾听学院这两位当家人的意见,平静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带倾向性的表情。当起身送客的时候,这位军委副主席说:“等回到北京后,我会在军委办公会上谈谈这件事。” 贺龙究竟怎么看待哈军工的改制?他在军委会上谈没谈?年初他在批示南炮工许哨子那封信时表露对军队技术院校不满意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到哈军工?这些都是外人难知的历史之谜。 直到整风第三阶段即将结束,哈军工才听到一个准信儿。8月15日,国防科委突然用电话通知哈军工:军委批准学院改为地方院校。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让哈军工的领导人到北京去谈一谈!1965年中国的政治大形势,肃杀冷峻而变幻莫测。 9月4日,路扬又来到哈尔滨,继续主持学院的整风,在院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当众宣布:“学院改变体制,军委已经批准。”说罢路扬亮出林彪签字的命令晃了晃。 刘居英、谢有法、张衍、李懋之等院领导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路扬解释道:“从国防科研体制上来考虑三所院校:军工、军电、炮工的问题,现在11所院校主要为国防工业科研培养干部,毕业生绝大多数去研究院和工业部门,一部分留在军队,与其他八所院校是同一任务,所以体制改变一下好。从发展形势看,总有这一步,不改要反复做工作。开始嘛,要动员入伍教育,几年后又动员脱军装,在工作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多数人去研究院,前年接触这个问题,去年研究院改体制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整风时考虑过学校任务,开始考虑留在军队,主要为部队培养维护使用人员,后来考虑军工是办得有基础的学校,领导干部班子、教学设备、招生、培养目标齐备,已搞了好多年了,国家科技干部少,学校任务还是不变好,对国家说,的确解决了大问题。国家科技干部既少又弱,如果学院不继续担任此任务,势必要扩大另建。从国家、事业发展看还是不变,变了可惜,不变,就牵涉到转业问题。给大家讲清楚,穿军装是革命,不穿也是革命,穿就光荣,不穿就不光荣?全国比较还是不穿的多。还可想想,需要就穿,不需要就脱,再需要再穿。更多的道理也没有,就是从全局出发,国家需要。” 9月16日,在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后,军委办公厅通知国防科委:“军事工程学院改制问题,林副主席已同意。”这就算正式下达了林彪的命令。 两天后,国防科委发出文件,转发军委办公厅的通知:“第251次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如下: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的改制问题,林副主席已同意,请科委即抓紧做好思想动员、准备工作,于1966年1月执行。” 10月19日,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军事工程学院、电讯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三所院校,拟自一九六六年一月起,脱离军队建制,改为地方院校,仍归国防科委领导。” 10月21日,中共中央将军委的报告批转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委。 从1965年春天起,毛泽东就不大住在北京,国防科委文件下达哈军工之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是年5月下旬,他重上井冈山,写下豪情万丈的诗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胸中如风起云涌,正在酝酿着一场让神州大地乾坤颠倒的狂风骤雨。在另一首措辞锋利的词《鸟儿问答》中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你一个哈军工改制脱下军装算得上个屁事?有林彪拍板决定就行了,毛泽东日夜思虑的是“天地翻覆”的大事情。但是,哈军工事无巨细都必须报告毛泽东,这么大的事毛泽东会不知道吗? 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请求改变哈军工等三所军队院校的体制时,上层关系十分复杂,几乎谁也说不清或不便说清原委。几十年过去了,当事者全部谢世,更难以准确评说此事的由来与是非,林彪的一纸命令也从来无人看到过。但是,最终的历史责任要归于后来身败名裂的“林贼”,那自然是各方面都乐于接受的。
二、伤感惆怅的4月1日
改制的命令一下,三所院校军心浮动、士气低落、思想混乱,上下一片叹息声。哈军工是毛主席下令创办的,怎么仅仅过了十来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突然不要这所“军中清华”、声誉远播的大学呢? 不顾哈军工的历史、性质、任务和特点,把一座用黄金堆起来的军事高科技学府轻率地丢掉,除了受当时林彪那一套政治把戏的影响,也反映出军方相关高层领导人在院校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摇摆不定,对军队培养高科技人才急迫性的短见和冷漠,对国际高科技发展现状的无知和麻木。 多日来心力交瘁的刘居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给国防科委领导打了电话:“改制后,我们的校名还想叫‘军事工程学院’,不知是否……” 没等刘居英把话说完,国防科委某副主任急忙打断,大声说:“叫什么名字都行,就是不能有‘军事’两个字!” 当时全院上下最叫人撕心裂肺的一句话是:“可惜陈赓老院长不在了!” 带着种种思想情绪,学员们心情沉重地拎起行李回家过寒假了。空荡荡的学院里,一下没有了往昔的军校气氛,严冬的寒风把心绪缭乱的人们逼进屋里,冷清寥落的大操场上没有几个人影。 院领导可不能放假,火烧眉毛的工作一大摊,光说大批干部转业问题就成了一团乱麻,学院往哪儿安排他们呢?领导们一边研究工作,一边溜号走神儿,因为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哈军工离开军队,显然不需要政委一职了,能不活动活动找个地方吗?整个干部队伍的心都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弥漫,教员们也惶惶然,不知改制后这个学院怎么变化,有的军事专业要压缩,教员也得开步走…… 刘居英和谢有法摸到下面怦怦乱跳的脉搏,就以学院的名义向国防科委报告:由于改制的决定过于仓促,群众思想工作很难做,准备工作也来不及,太急易生变故,请求推迟一个季度再执行。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哈军工领导“顶了一下”。国防科委似乎也感到改制逼得太紧了,出了事儿谁也不好交待,于是挺痛快地接受了哈军工的请求,通知三所院校,推迟至1966年4月1日再脱军装。 4月1日那天,全院上下一齐摘掉帽徽和领章,大家走在路上,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情不自禁地瞅一眼对方的皮帽子和棉衣领口,那上边还有帽徽和领章留下的印迹。人们相见都会苦笑一下,一脸的无奈,或者说点转移情绪的话,而那几天偷偷藏在被窝里淌眼泪的学员也不在少数。谁都明白,“军工”完了,她成了历史名词,她再也不是“军中骄子”了,我们也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了,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 心绪最坏的是作为“编余人员”的800多名干部和教员,国防科委不负责安置,要求学院自己找门路解决他们的转业问题,这批人心里凉透了。 哈军工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人们对这个新名字毫无兴趣,张口闭口还是“咱们军工怎么样”,新校名没人理、没人叫,全院上下硬是不买账。 机关里人心涣散,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着又走了哪一位领导,慢慢地都知道院首长的新动态。谢有法政委调任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李懋之副院长保留军籍待分配,张子明副政委调任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开湘副政委调任第31基地政委,张衍主任调任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创建哈军工的这些老将军们将各奔东西,难道哈军工真的要曲终人散了吗? (上图:哈军工集体转业退出军队序列后,院部系领导的唯一合影。)
三、那个清冷的春天
国防科委任命刘居英为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文峰、曹鹤荪任副院长,卓明、贺达任党委副书记,沙克任政治部主任,组成了学院的领导班子,并等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式任命。 3月29日,聂荣臻签发命令,任命戈果等52名干部,其中戈果为教育长,赵本源为副教育长,杨寿增、王坚为政治部副主任。冉萍为教务部部长,王序卿为教务部副部长,雷立德为院务部部长等。 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之后,组织机构略有调整,将原来的院属基础课教研室组成基础课部,孙本旺教授当主任,张凤岗、朱起鹤、龚家鹿为副主任。将海军工程系的导弹指挥仪专业和电子工程系的军用电子计算机专业合并为电子计算机系,由慈云桂教授当主任。又将分散在各个系的越南留学生集中起来管理,成立留学生系,李敏任主任。 一系改名为航空工程系,系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沈伯瑛仍是系主任,曹守裕任系党委书记。同时成立了空气动力实验研究室,龚先荫任主任,杨易正任副主任。这个研究室管理风洞群,是全院最大的教学单位。 哈军工转业后,刘居英身兼双职,为把稳风雨中的航船之舵,他早出晚归,事必躬亲,苦苦支撑困难的局面。面对坎坷和挑战,他硬着头皮顶下去。 1966年的春天,中国政局云谲波诡,变幻无常。早春的哈尔滨阴冷多风,时不时还下点小雨。半年前,黑龙江省委老书记欧阳钦调走了,接班的是全国供销总社党组书记潘复生。让刘居英惊讶的是,抗战时他在山东省委任社会部部长时的部下潘复生科长,居然到军工大院登门拜访他,还一口一个“老首长”。潘复生以省委第一书记之尊,还没有安顿好住处,就拖着病老婆来看老战友,这种情谊让刘居英很是感动。
第七十四章 狂飙骤起 两大派树旗造反
一、震撼人心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2月新学期开学以后,哈军工大院的教学秩序只维持了3个月就名存实亡了。学生们早已无心读书,5月11日,根据省委的部署,学院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动员大会”,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停课两周搞运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声讨“三家村黑店”的“战斗檄文”,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连赫赫大名的郭沫若先生都说要全部烧掉自己以前写的书呢,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尖锐复杂,令人们绷紧了早已高度紧张的神经。这不,北京刚揪出个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哈尔滨市就跟着揪出他们的“分店伙计”牛乃文!“复辟”和“演变”的危险不正在向我们逼近吗?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撼人心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哪!谁是牛鬼蛇神?全院上下议论纷纷。 晚上,院里通知各单位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学员们都集中到食堂里等待着。8点钟一过,人们熟悉的庄严声调从喇叭中传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声中结束。哈军工的学员们怔了半晌,才议论纷纷地回宿舍,人们的耳朵里还充斥着大字报里那炸弹般的语言:“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我们绝对不答应!”“这是白日做梦!” 刘居英的家里犹如晴天霹雳。 陆平是刘居英的胞兄,在北京大学当校长兼党委书记,兄弟俩是两所名牌大学的校长,都在忙自己的工作。难得有空相聚。1964年12月,刘居英赴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时,抽时间看望兄嫂。此时,一个神秘的“中宣部调查组”撇开北大党委,重用聂元梓一些有棱角的左派,开始批判陆平等校领导。陆平对弟弟说:“社教工作队宣传北大‘烂掉了’,现在我怎么检查也下不了台。”刘居英安慰道:“我们那儿整风也一样,我和谢有法几次检查就是不让下楼啊。” 刘居英从记忆中回过神来,思索刚刚听过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咄咄逼人,杀气腾腾,除了空泛的革命口号和无限上纲的恫吓,完全不讲道理嘛,可是没有中央的同意,聂女士的大字报能在全国公开播发吗? 楼上传来一位老人的苍凉声音:“志诚啊,你上来一下啊!” 是刘居英的老父亲在喊他。刚才大女儿刘捷已经把陆平被点名的事告诉了爷爷、奶奶。刘居英的老父亲卧床多年。常言道“久病无孝子”,刘居英可是个大孝子,父母一直住在他这儿。刘居英赶快上楼。 “我都知道了,”老父亲面色苍白,颤巍巍地说:“你大哥怎么犯的错误?你得想法子,整清楚了……唉,我的大儿呀,这是怎么啦!”老人闭上眼,泪水顺着眼睑淌下来,刘居英的老母亲也坐在床边擦眼泪。刘居英当时没有料到,老父亲因惊吓悲伤过度,不吃不喝,没过几天,竟绝食身亡。 那天晚上,刘居英和许良毓一夜没合眼,挥之不去的痛苦和凄惶之感像噩梦般紧紧抓住他们。 翌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哈军工一下子乱了套,各个系完全停课了。大字报质问院党委“为何压制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个别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求刘居英交代和哥哥陆平的关系。一连两天,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以压倒一切之势,贴满全院。 6月2日的晚上,各部、系都匆匆召开党员大会,领导打招呼说“党员要站稳立场”,“我院整风已有定论”,“牛鬼蛇神不是几张大字报就能贴出来的”。次日晨,各个系大楼出现少量反击性的大字报,论点诸如“是延安,不是西安”、“院党委是正确的”等。 6月4日,刘居英从省里开会回来,传达潘复生书记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他是大的,小的,集体的,个别的,都要把他们揪出来。” 反击的大字报越来越猛。政治部通知各单位,以后把批判院党委的大字报称为“甲类”,把反击性大字报称为“乙类”。得到大多数干部、教员和工人支持的“乙类”大字报指责“甲类”大字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别有用心攻击院党委”,写“甲类”大字报的人受到围攻。 “甲、乙”大字报鏖战了近半个月,乙胜甲败,不少“老甲”们被迫做检查。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刘居英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院党委认为,前一段时间,学院出现的‘甲类’和‘乙类’大字报都是革命的。”“老甲”们如释重负。 一个薄云蔽日的夏日,刘居英在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向全院人员做检查,检讨院领导对文革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同时他也谈到陆平的问题,表示已向国防科委表过态,今天再一次向群众表态,一定要与他的这位胞兄划清界限,坚决跟着毛主席走。 应该说,文革初期的哈军工,运动比较文明和理性,院党委引火烧身,态度开明,不想与群众对立,也不愿意让群众之间互相斗争。 像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文革不理解一样,哈军工的领导从心里不支持拥护“甲类”观点的师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必然停留在1957年反击“右派”的那个时候。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在抓“假左派、真右派”,哈军工党委在国防科委工作组的指导下,布置各单位党组织,对学员摸底排队,暗箱操作,把学员分成四类:好的,中间的,落后的,右派。学员队干部们的小本本上普遍记下不少学员的“不良表现”,即后来被人们称为“抓小鬼”的“黑材料”。 原一系副政委倪伟调入四系任党委书记,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学员中威信很高,他找在全院影响很大的“19人大字报”的带头人周涛和南鸿昌谈话:“你们都是学员干部,党支部委员,各方面对你们的反映都很好,我是怕你们犯错误。你们年轻,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很多像倪伟这样的好心眼的老干部,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学生别走上1957年右派分子那条可怕的道路,他们从内心里爱护自己的学生。 遵照国防科委的指示,哈军工派出50人,由五系政委王坚带队,到北京的大专院校担当工作组成员,一系赵宗辅等三人是北航工作组的。 7月18日,在南方住了8个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无疑极大鼓舞了造反派学生。工作组待不下去了,纷纷撤退。哈军工派出的50人也陆续回到学院。赵宗辅摸到中央的脉搏,他首先在一系党委会上,介绍北京高校的运动动态,告诉大家,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赵宗辅点了一把火,干部中的常维新、邴俊等人大受鼓舞,纷纷声言造反,一系造反派师生开始初步的串联和聚合。 7月中旬,黑龙江省委来了通知,省委将在7月18日召开“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会议”。在选举积极分子的问题上,学院的做法不民主,院系领导尽力让听话的、保党委的人当选,为此学院里两派矛盾又激化起来。7月16日上午,在导弹工程系大楼前,持反对意见的学员们自发召开震动全院的大辩论会,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矛头直指院长刘居英。那天,院办公大楼里贴出爆炸性的大字报:“机关年轻干部揭发,院党委成员暗中布置‘抓小鬼’。”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学员情绪激愤,大有揭竿而起之势。形势急转直下,面对潮水似的大字报,院党委乱了方寸,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居英多次向省委汇报,请求派工作组进驻学院,领导运动。 7月25日下午,大操场上召开全院大会,省委来了几位书记,王一伦代表省委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检查错误。省委派来以省军区副政委任允中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学院领导运动。 工作组并不比院党委高明多少,依然是“抓小鬼”的套路,然而,北京的工作组都散伙了,黑龙江省委的工作组自然十分短命。
二、形同冰火的两大派组织
7月29日,北京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第二天,这个大会的录音带就到了哈军工。俱乐部大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学员,侧耳静听刘少奇的声音:“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当周恩来、邓小平讲完话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地动山摇。哈军工的学员们似乎身临其境,顿时欢欣鼓舞,激情如炽,文化大革命的冲天大火在欢呼声中迅速燃遍了军工大院。随着北京高校工作组的撤走,省委工作组也悄然离开哈军工。 哈军工像一口沸腾的大锅,学员和教员中持“踢开党委闹革命”与“在党的领导下搞运动”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在教室、宿舍、马路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8月2日晚是个不眠之夜,明天将在军人俱乐部召开大辩论会的海报已经贴遍全院各个角落,发起者是六系62级的部分学员。翌日晨,大路、小路上的人们迎着朝霞,急匆匆地奔向俱乐部。 俱乐部空前大爆棚,连个插针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幸好哈军工的建筑不是“豆腐渣工程”,否则,二楼非得压塌不可。舞台两侧挂着大红标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横幅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辩论大会的主题是“文革和各级党组织的关系”,会议一开始还算民主,主持人安排不同观点的人交叉发言,以保持大辩论的公平性。针对“什么是党的领导”,“如何看待群众的革命行动”,“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等问题”,两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党的领导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如果各级党组织贯彻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拥护,否则就坚决抵制!”批判院党委的一派如是说,他们常把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理论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对立的一派反唇相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难道是大革命初期的土豪劣绅吗?” 这一天,俱乐部成了哈军工唯一的兴奋中枢,俱乐部大门口则是新闻发布中心,哈军工高干子女学员神通广大,贴满了各种“北京来电”,介绍首都高校运动动态和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讲话。 组织者为辩论大会的成功而激动万分,批判院党委的一派迅速聚合,六个系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当仁不让的姿态和胸有成竹的自信,发表自己的滔滔雄论,早已崭露头角的四系62级周涛等学员成为组织者中的领袖。辩论大会的主题也改为“从前段运动看院党委能否领导文化大革命”。 8月4日的大会气氛更为激烈,围绕着运动以来院党委是不是“绊脚石”,双方各执一词。谁也没想到,下午省委书记李力安来到会场,当众宣布刘居英停职反省,这无疑给熊熊火焰撒了一把盐,两派群众的情绪形同冰火。 第三天的辩论大会已呈一边倒之势,俱乐部舞台上方换上斗大的四个大字“造反有理”。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促使持造反观点的学员们迅速形成大联合,并自称“造反派”,他们送给对立面的雅号是“保皇派”。对立面也不含糊:“对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就是要保,保定了!” 大会主持人杜美平(二系61级学员、杜平中将的女儿),面若桃花,吐词清脆,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沉着地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朗声道:“我向大家读一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大礼堂里一下安静下来,静默了几秒钟,突然响起一阵掌声。也有很多人不鼓掌,他们疑惑地张望着,这是毛主席说的吗?“造反有理”是什么意思? 又上来几个学员,宣读北京来信和清华附中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惊世奇文。此时,俱乐部辩论大会如同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布道大会,“先知先觉”们在台上大讲“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新概念。“后知后觉”们瞪大了双眼,贪婪地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暗暗埋怨自己缺乏“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精神。俱乐部辩论大会也如同一个洗脑大会,听会的老干部、老教员们面色严肃,惊讶万分地看着那些原以为天真幼稚的学生竟在一夜之间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知识渊博的理论家。 发言者大多是造反观点,对立面提出抗议,认为组织者偏心眼儿。“四海厂”的工人上台讲话,有两个学员上来抢话筒,四系讲师孙仲康看不下去,张开大嘴,怒吼道:“让工人同志讲话!”会场一阵骚动,孙仲康愤然退出,一些对会议不满的学员也纷纷离开表示抗议。造反派以一片嘲笑声相送。 学员因观点分歧而日夜争论不休,造反和保守的两派都在聚集力量,阵线也越来越分明。哈军工的火爆形势迅速影响到全哈尔滨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代表朝圣般涌进哈军工,期盼获得那撩拨人心的文革启蒙教育。 在辩论大会的第四天上午,五系一位从外地实习回来的61级高干子弟学员许延滨,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形势报告,他声色俱厉,慷慨激昂,大谈中央内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他大声疾呼:“赶快起来,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把军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突然发现和学员一起席地坐在舞台上听报告的刘居英,立刻气势汹汹地喊道:“刘居英!你这个黑帮!我们要把你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已经靠边站的刘居英本想在群众中接受教育,现在,他只好站起来,在全场师生的注视下黯然离场。 这位杀气腾腾的报告人果然说话算数,十几天以后,他在院长办公楼前,带着65级学员真把刘居英打翻在地,踩在自己的脚下。他是哈军工第一个动手打刘居英的学生,他是谁家的公子?原来他是许光达大将的儿子。然而,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家庭即将面临比刘居英更为可怕的血光之灾。 8月6日清晨,人们发现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搭起一个露天讲台,上方拉起红布横幅,这分明是另起炉灶,和俱乐部唱对台戏,人们马上就叫它“小树林辩论会”。 看过海报的人们纷纷来到小树林,席地而坐,顶着烈日,耐心等待这个别开生面的辩论会,毕竟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造反派的观点。 组织者一番忙碌过后,终于宣布开会,主持人是一系63级女学员严延英,她高声说:“请第一个发言者,林晓霖同志上台!” 小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一位身材不高、清瘦文弱的女学员身上,只见她从容地登上讲台,展开厚厚一叠讲稿。 天哪,她就是林彪的女儿!不少哈军工人都知道她,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 林晓霖吐词清晰,声音响亮,她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谈起,讲到当前的运动,她说:“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打倒各级党委成了时髦,如果各级党委都是‘黑帮、黑线’,党中央不就架空了!?”小树林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林晓霖大声问道:“现在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请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你造谁的反?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林晓霖的讲话赢得阵阵喝彩,不少人往上递纸条,上面写着:“讲得好!”“说出我们的心里话!”林晓霖演讲完,严延英收到40多张表态支持的条子,很多人提出要这篇讲稿,林晓霖把讲稿交出来,一群学员分头抄写,到中午时分就手抄了七八份。 由林晓霖打头阵的小树林辩论会开得红红火火,哈尔滨市机关和学校的取经者不绝于道。俱乐部里的造反团领袖们紧急开会,商量对策。 俱乐部早已是造反派一统天下,众多高干子弟纷纷登台,传达来自北京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校造反派师生列席;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大礼堂里掌声连天,激动万分的学员们涌上讲台抢话筒,争着说几句:“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我们要当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会的组织者早有准备,造反派在院办大楼4楼已经开了几个晚上的联络会议,各个系推举出自己的代表,经过反复协商,成立造反团总团核心组,决定正式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同时,成立红卫兵组织。当总团核心组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里掌声雷动,欢呼雀跃,革命气氛达到高潮。 一位女学员登台,朗诵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烧得造反团的战士们面红耳赤,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上刀山,下火海,去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又有一条“北京消息”让会场气氛再起高潮,北京高校正在争论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创作者命名为“鬼见愁”。 会场里人声嘈杂,造反派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几个高干子弟登台发表意见,他们引经据典,认为这个对联有鲜明的阶级性,符合文革的大方向,现在就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红卫兵就是要以革干、革军、革烈和工农子弟这个“红五类”作为骨干力量,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有个年轻的教员上台发言,认为那个对联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宣扬“血统论”,他还没有讲完,就被哄下台,有人大声吼道:“你是什么出身?” 从此,上台讲话先要自报出身,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造反团的规矩,不是“红五类”,矮人三分,自惭形秽,哪有勇气上台露丑? 8月8日晚,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小树林辩论会的组织者见好就收,在结束辩论会时宣布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领袖人物是三系的61级毕业留校学员、工人子弟司锡才。 8月9日上午,“八八团”的战士们高呼着“学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在院内游行,看不到头尾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之大,让“造反团”的战士们吃惊不小。 至此,哈军工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造反团”和“八八团”,各树大旗,营垒分明,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并大力招兵买马,争取那些还在观望中的干部、教员和学员。 后来,学院又成立了一个较小的组织叫“东方红”,但影响不大。 两大群众组织都注意大造舆论,争取得到省委的承认。那个时候,要别人承认自己是“革命组织”,是“革命行动”,是群众组织十分看重的社会名分。从两大派的领导核心上看,大致可以说,“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主,“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主,党、团骨干大多集中在“八八团”,干部、教员、工人的多数是倾向“八八团”的。 一系的两派一直是各自组织的劲旅,61级女生涂阵中是造反派核心组成员,62级王有杰是八八团核心组成员。 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如野火燎原,早已烧出大院,左右着全市和全省的形势。哈尔滨市各单位的两派群众学着哈军工两大派的样子,如法炮制了各自的组织。六神无主的省委书记们每天都在研究哈军工的动态,看看那里又有什么新精神。
三、疯狂的哈军工红卫兵
8月10日的下午,文庙街两旁人群涌动,3点来钟,从绥化“四清”前线归来的65级学员出现在一道门,他们队伍整齐,像野营拉练的战士,行进在文庙街的中央。这是他们第一次集体在全院亮相,一年的艰苦锻炼,人人显得身体健壮,黑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特别醒目的是,不管男女学员,都把衣袖挽到上臂,似乎马上就要投入激烈的战斗,向敌人甩出几颗手榴弹。 夹道欢迎的人群口号连天:“欢迎65小将回院参加运动!”“向65小将学习,向65小将致敬!” “65小将们”也不断高举手臂,报以响亮而颇具威慑力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口号声使欢迎他们的两大派群众忧喜参半。 “65小将们”放下背包,又齐刷刷集中到俱乐部,独自召开“造反有理誓师大会”,而学院原定下午5点召开“庆祝党的十六条大会”,当全院人员拥塞到一起时,两个会议的时间冲突引发了一场“小将”与工人的正面冲突。 一直出面支撑危局的学院副书记卓明,像笑容可掬的菩萨,任“小将们”抢话筒,任会场里怒吼叫骂,他都从容不迫地稳坐钓鱼台,坚持要按计划开会。 几个“65小将”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院办主任王序卿喊:“王序卿,滚下去!”其他干部都为王序卿捏了一把汗,可王序卿仍旧平静地坐着。七八个“小将”冲出人群,纵身跳上大礼堂的舞台,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拽起来,在一片“滚!滚下去!”的叫骂声中,卓明、王序卿和其他干部都被哄下台去。“四海厂”的工人们愤怒了,也登台参加了麦克风争夺战,俱乐部里一片混乱,全院大会没法子再开了……从此哈军工院、系党委名存实亡,再也召集不起来一个全院的大会了。 8月13日中午,一直在绥化带队的王序卿到五系去看望他的“四清”小战友们。“小将们”责问王序卿为什么不准65级学员早点返院参加运动。王序卿和颜悦色:“四清撤点时间是省委统一安排的,我们不能擅自撤离……” “你狡辩!”小将们咆哮起来:“我们要批斗你!” “别开玩笑了!”王序卿微笑着解释:“你们听我说……” “小将们”上来,不由分说给王序卿挂上大牌子,推推搡搡下了楼,王序卿是哈军工第一个挨斗的干部。“65小将”也因此成为最具暴力倾向的群体。 下午3时,“造反团”拉起队伍到哈外专召开“造反有理”大会,其余数千师生员工聚集在俱乐部西门广场上,收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广播。半个小时之后,哈军工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涌上大直街,前往省委报喜。王序卿中午被游斗的消息也迅速在干部和教员中传播开来,许多老干部预感到自己将步其后尘,但是组织观念很强的哈军工各级干部,仍努力坚守岗位。 一千余名第13期学员几乎都参加了“红色造反团”,而且由于他们一年来没有上课,基本上不存在学员班的严格概念,系与系之间的界限也不明显。于是他们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毋庸讳言,65级学员中确有极少数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暴力,他们犹如一股奔腾的洪流,搅得哈军工翻江倒海,他们首先把“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贴到省委大门上,让哈尔滨的干部们胆战心惊,接着满大街贴上“向哈尔滨的混蛋们宣战!”的大字标语,看得老百姓们目瞪口呆。 8月18日上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日子。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人群如潮,百万首都红卫兵挥动着手中的小红书,向着天安门城楼声嘶力竭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聂元梓等首都红卫兵代表和外省市的红卫兵代表,当中有一大群哈军工学员。 在林彪杀气腾腾的讲话和周恩来深沉低调的讲话之后,大会主持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安排红卫兵代表讲话,哈军工学员真是幸运,竟被允许选出一名代表、二系61级学员李黎力在毛泽东的注视下讲了话。她是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女儿。 哈军工造反派学员对李黎力讲话非常不满,怎么能让“八八团”的人讲话?继而愤怒:这不是与中央精神唱反调吗?“八八团”是保皇的呀!造反派先向站在人群中的毛远新反映意见,大会结束后又找陈伯达和江青交涉,坚决要求中央文革采取措施,不准把李黎力的讲话登到报纸上。最后中央文革答应这个要求,次日《人民日报》删掉了李黎力的名字。 8月18日的哈军工,比过狂欢节还热闹,两大派的学员们分享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喜悦和激情。时近中午,北京实况转播刚结束,两大派立即集合队伍,向市区进发。 “造反团”的浩荡队伍直奔北方大厦正门前广场,有消息说,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那里面办公,造反派强烈要求潘书记接见。 潘复生从大厦里走了出来。他穿着短袖白衬衫,蓝布裤子,花白的寸头显得挺精神。站在烈日下,他向哈军工的学生们发表即席讲话,第一次在哈军工造反派前亮相的潘复生,脸上涌起长者和善的微笑,山东腔里充满了激情:“军工的红卫兵小将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军工的革命造反派是我们省运动的先锋,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值得我学习,过去学院以刘居英为首的黑帮压制了你们,我代表省委坚决支持你们!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潘复生旗帜鲜明的支持,赢得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北方大厦前红旗摇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们迟迟不敢对造反派表态支持的时候,惟有潘复生独树一帜。深受鼓舞的“造反团”精神振奋,士气高昂,决定继续游行,以壮军威。队伍里此起彼伏的造反歌曲让围观的哈尔滨市民们心惊肉跳: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滚滚滚!” “八八团”的大队伍游行到省委门前,代表省委讲话的是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刚刚被李黎力的讲话弄得心慌意乱的他,哪里有潘复生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八八团”出师不利,好不晦气。 晚饭后,潘复生本想召集会议了解各个大学的动态,突然走廊里吵吵嚷嚷,杂沓的脚步声由远至近,还没等潘复生反应过来,房门“嘭”的一声被推开,几十名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包围了潘复生,为首的一个小伙子大声说:“我们是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现在请潘书记到我们学院去,参加我们的大会!” “请吧!”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学生,不管潘复生还在解释什么,拽起胳膊,推的推、拉的拉,把潘复生弄出北方大厦,上百名红卫兵组成人墙,保护潘大人上了车,省委的警卫们谁敢上前? 潘复生中午在北方大厦广场的那个讲话激怒了哈军工“八八团”,总团核心组决定来个突袭,把潘复生“请出来”。潘复生一到俱乐部大礼堂,群情激愤,有的人高喊:“把他揪上去!” “八八团”总团的头头们对潘复生还比较客气,只说请他听听“八八团”红卫兵的意见。“八八团”战士慷慨激昂,批判潘复生中午的讲话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造反团”的大方向一贯正确,那么“八八团”的大方向一贯错误吗?在学生们的吆喝声中,潘复生再三表示,“八八团”的同学们误会了他中午讲话的意思。“‘八八团’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潘复生诚恳地说:“你们特别注意学习十六条,在斗批改中牢牢把握大方向,这一点我在省委开会时经常强调,要号召全省红卫兵小将们向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小将学习,注意政策嘛,文化大革命不是冲冲打打的运动嘛!……” 潘复生的三寸不烂之舌确实有点功底,午夜过后,学生们的气消了不少,人也困乏了,“八八团”才把潘复生放回去。 “八一八”之后,全国文革急剧升温,北京市红卫兵血腥的“破四旧”,抄家打人成风,上千人被活活打死。毛泽东在接受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佩戴红卫兵袖标时说的那句“要武嘛”,第二天也在哈军工付诸行动了。 8月19日下午3点左右,“造反团”的红卫兵在院长办公楼(9号楼)前批斗刘居英,在许延滨的带头下,刘居英被跪伏于地,许延滨和65级红卫兵用脚踩在他的背上,又做了一个狗尾巴,掖在刘的后腰上,极尽折磨侮辱之能事。当时笔者就在现场的人群里观看这个“革命”行动,感到周身冰冷战栗 只见几个身强力壮的65级红卫兵反剪刘居英三人的双臂,从体育馆里连推带打,押到前台。人还没有站稳,就扭胳膊、按脑袋,成为标准的“喷气式”。下一道程序是戴高帽,两个女小将上前,把字纸篓做的高帽子不歪不斜地扣到三名“阶下囚”的头上。又过来几个“小将”,开始往刘居英等三人的头上倾倒黑墨水和红墨水,把“阶下囚”的满脸满脖颈和上衣染成黑一片、红一片,成了京戏里的大花脸。 没戴眼镜的刘居英双目紧闭,任红卫兵小将们恣意蹂躏。沙克晃动脑袋反抗了一下,立即招来一顿拳脚。 “小将”们开心地哈哈大笑,觉得挺好玩的。当时笔者在围观的数百师生里,人群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都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造反派向围观的人群呼喊“打倒”的口号,也无人响应,相反有不少人在流泪、啜泣,笔者认识的一位体育教研室女老师捂着脸,擦着眼泪挤出了人群。最后走出一个“65小将”,高举一个竹竿闪亮登场,人们吃惊地发现,竹竿上悬挂着一长串鞭炮,他用香烟点燃了引信,火花从青烟中喷出,鞭炮噼里啪啦炸得山响,“小将”移动着竹竿,把鞭炮贴到刘居英的太阳穴旁,炸开花的鞭炮在刘居英面前翻飞,呛人的硝烟包围了他,刘居英被炸得龇牙咧嘴,痛得几乎栽倒。 终于,刘居英、张文峰和沙克在拳打脚踢中被押下去,批斗大会胜利结束。哈尔滨市高等院校造反派以凶狠残酷的手段揪斗折磨老干部,哈军工造反派是当仁不让的开先河者。(上图:哈军工批斗刘居英时揪来省委书记处王一伦陪斗。李振盛摄。) 北京红卫兵制造的血色8月之风迅速刮到了哈尔滨,军工大院里大规模的抄家施暴拉开“战幕”。 30多个“造反团”的红卫兵冲进刘居英的家,宣布抄家。在红卫兵翻箱倒柜,四处乱搜的时候,带队抄家的头头又宣布:“限明天下午前,刘居英全家从将军楼滚出去,搬进55号楼一楼住。” 许良毓求情说:“家里还有一个老人,能不能宽延几天?” “不行!”红卫兵挥挥手中的皮带,喝道:“什么老人?地主婆!明天让她去劳动!” 红卫兵抄家收获颇丰,临走时又顺手牵羊拿走了刘居英的所有工资。次日,刘居英被押往院办大楼接受批斗。 一连几天晚上,“造反团”和“八八团”打着火把,在小红楼区和老红楼区展开了两大派的抄家比赛,院部系领导干部和老教授的家被大抄特抄,恐怖气氛让家家户户胆战心惊。 大抄家对孩子们的惊吓和心理伤害最厉害,卓明家被“造反团”和“八八团”各抄一次,多年的藏书被洗劫一空,小女儿吓得精神有点失常,偏偏雪上加霜,院机关一个造反派保密员又打了孩子一耳光,骂道:“狗崽子!”小女儿从此落下精神病,卓明老两口到了垂暮之年还要为小女儿的生活操心。 “八八团”一开局就没占上风,先是吃潘复生的闭门羹,接着,李黎力在天安门讲话的光环瞬时熄灭,社会舆论又偏说自己是“保守派”,一连几天的“对联大围攻”,“八八团”受尽“造反团”的讽刺挖苦,谩骂侮辱,下面群众给总团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也要揪斗当权派!”“我们也要去抄家!” 浩劫之下,谁是天使?“八八团”奋起直追,斗老干部比“造反团”慢了一拍,斗老教授却抢在前边,抄起家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八八团”的“破四旧”通令贴遍大街小巷。 在“红色恐怖”之下,陆续被两大派勒令扫地出门的老干部、老教授中还有沙克、曹鹤荪、杨仲枢、胡振渭、曹国惠、龚家鹿等人。 老教师们大多数跟着老干部们进了“黑帮队”,每天有人押着参加拔草、扫马路、扫厕所等劳动。刘居英的老母亲,曹鹤荪的老母亲等几个老太太也被押着劳动改造,每天要挨小学校“红小兵”的打骂折磨。 “摘帽右派”杨仲枢教授被扫地出门之前,对门的空房子成了“八八团”一个专整老教授“战斗队”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成了折磨人的绝妙手段,背不出来,就要挨打。那天,“八八团”的一位中将之女肖某某从对门过来,逼杨仲枢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最后一句是“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杨仲枢干活回来,又饥又渴又累,弯腰站在那儿背了半天,结结巴巴背下来,最后一句又出了纰漏,背成“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女学员哧哧地笑:“变成什么?再背!” “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牛屎堆!” “混蛋!”女学员一边笑,一边骂:“是牛屎还是狗屎,到底是什么屎?啊?” 杨仲枢这才恍然大悟:“是狗屎,不是牛屎!” 文革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发生空前的大扭曲、大错位、大变态,人性中最残忍、最丑恶的一面赤裸裸地以假“革命”之名而暴露无遗。本来温文尔雅的女学生变成悍女泼妇或虐待狂,那个时候,不少哈军工女学员为了显露自己的“革命气质”,开口讲话总要带出几句“国骂”。 文革中的“破四旧”,为中国历史留下悲惨而荒谬的一笔。以中学生娃娃们为先锋队的破坏大军,横扫神州。数不清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 8月24日,位于南岗中心的世界上仅存的两座同样的东正教大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被中学红卫兵们捣毁,教堂内的经卷、器皿、神像等物破坏殆尽。这座俗称“喇嘛台”的弥足珍贵的欧式建筑艺术品永远消失了。 继哈医大红卫兵“破四旧”,砸掉自己校园那尊李时珍塑像之后,哈军工“八八团”的红卫兵不甘寂寞,拉起队伍到军工墙外的极乐寺玩了一把“破四旧”游戏。20多个老态龙钟的和尚、尼姑被红卫兵们押出来接受批斗……“造反团”可抓住一条小辫子:不抓斗争大方向,去斗和尚、尼姑,真没面子!
第七十五章 恐怖的红色八月
一、“火烧省委”——批斗李范五
“军工红色造反团”锐气日盛,成为全市造反派的盟主,它发布的《严正声明》之类告示比省、市委的指示还要权威得多。 1966年8月22日开始,造反派发动了大规模行动,由哈军工、哈工大等49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在哈工大主楼后院广场召开“联合点火大会”,要求“罢李范五和王一伦的官”,并把坐在主席台上的李范五强行拉下台,逐出会场。次日,潘复生前来捧场亮相,表示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于是大会掀起高潮,把第三天的大会迁到八区广场开。造反派们宣布把八区广场改为“红卫兵广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遍哈尔滨市大街小巷。 哈军工“八八团”不甘落后,8月25日也组织了一场全市大会,批斗李范五、王一伦,并提出要把欧阳钦“揪回来”。 两大派较着劲儿批斗已成俎上之肉的李范五,而潘复生则成了“左派”领导干部的第一代表,为造反派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哈军工“造反团”的领袖们初尝掌权的滋味。8月21日,造反派贴出《踢开绊脚石,解散院党委》的大字报。8月24日,“造反团”宣布接管院、部、系各级文革办公室,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的口号。至此,哈军工各级党的组织完全瘫痪。 “造反团”想“独揽朝纲”,自然要受到“八八团”的强力抵制,两大派时有摩擦,用贴对联或大字报互相讽刺挖苦的“文斗”,吸引了全院的观众。 8月29日,哈军工“造反团”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70万人参加,是哈尔滨市文革伊始的首创记录,潘复生和东北局书记马明方出席大会。那个时候,能和造反派坐在一起的老干部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潘复生满面春风,风光得可以。 进入9月,哈军工两大派的斗争重点都转移到省委,开批斗大会、组织大游行成了学生们每日的必修课目,哈尔滨市各高校已连为一体,相互声援,搅得全市大乱。 哈军工“造反团”有军事化的传统,游行队伍气壮如牛,那日在省委绕着圈儿游行,高呼“省委里有大鬼!”“省委里有老鬼!”“省委里有黑鬼!”百姓们街谈巷议也跟着议论道:“省委成了阴曹地府啦,怎么那么多的鬼?” (下图:哈军工红卫兵从校园走向大街游行。) 9月4日,哈军工“造反团”发起10万人大会,首开揪斗李范五的“红色恐怖”先例。 李范五等一大批“走资派”都站在木椅子上,弯腰低头“坐飞机”,突然窜出来带着剪刀的小将,抓住李范五和夫人黎霞就“剃鬼头”,只听“咔嚓咔嚓”,李范五夫妇痛苦不堪,任造反小爷们革头发的命。(下图:在全市批斗大会上,哈军工红卫兵给李范五“剃鬼头”。李振盛摄。) 那次大会的高潮发生在副省长陈雷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上来一位妇女发言者,她“揭发”副省长陈雷当年“枪毙过抗联战士”,这条未经核实的“罪行”顿时使会场大哗。这时候,又窜出哈军工造反小将,两个65级女生举起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陈雷,直打得陈雷满脸淌血,晕倒在地。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这不仅是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而且也是以他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吸引着全国各地师生进京串联,从而通过学生的大流动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促进了神州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和大混乱。 已改名“东方红城”的哈尔滨火车站,红卫兵们如潮水般挤进每一节南下的火车,在涌动的人群中,哈军工的红卫兵最为醒目,那一身军装,响亮的口令和严密的组织性,让所有同龄人都敬佩三分。文斗了一个来月,哈军工的两派学生都有点厌战了,进京闹革命去,总团的头头们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造反团”把陈赓院长家的前院当成驻京联络站,大部队住在西单麟阁路上的师大女附中,“八八团”则在新街口上的民盟总部设立驻京联络站,大部队住在北京女八中。 别看北大、清华、北航等首都高校在皇城根下造反早,又有中央文革大员们亲临指导,可哈军工的雄师一旦从关东“杀进”京城,那气派不亚于努尔哈赤的铁骑,让首都红卫兵们刮目相看。国庆节后,两大派互下战表,约好在西单体育场举行了一场秩序良好、言谈文明的大辩论会,引来不少北京市民围观,老百姓啧啧称奇。
二、周总理接见哈军工群众组织
9月21日,为了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哈军工“造反团”、“八八团”和“东方红”三派组织的代表,潘复生等省委领导和毛远新也在座。 周恩来亲切地和每一位哈军工学员握手,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请三派的领袖们先讲讲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边听边记下重要问题。听完几派的发言后,周恩来环顾着这群哈军工的学生,先从党史谈起,讲到中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右”的和“左”的错误,他说:“没有谁可以说自己一贯正确,太阳里也有黑子嘛。”他指着周涛说:“你们造反早,也不能说自己一切都对嘛,现在对干部动辄就是‘黑帮’、‘黑线’,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 周恩来又指指司锡才问:“你们‘八八团’是不是不让潘复生同志睡觉呀?如果那样就不对喽。” 对各派在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作了批评后,周恩来又讲了黑龙江省工农业生产和对全国的战略意义,要求红卫兵小将不能做影响工农业生产的蠢事,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他说:“我派飞机送你们回哈尔滨,你们各派的头头们要带队下乡参加秋收啊。” 周恩来娓娓而谈,不知不觉间就是3个小时。哈军工的学员们怀着敬仰之情,认真地作着记录。 周恩来的接见结束了。哈军工的三派代表乘上周恩来派的飞机飞回哈尔滨。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潘复生、马明方和毛远新。 总理接见三派代表的讲话,迅速在哈军工传开,各派群众都觉得总理既严格要求又爱护群众,两大派对立情绪有所减轻。几天之内,周涛率领“造反团”,司锡才率领“八八团”,到农村参加秋收。
三、毛远新回到哈军工
哈军工两大派移师北京后,安营扎寨,参加数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活动,“红色造反团”还积极参加全军院校的集会,陈毅和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各院校师生时,哈军工学生照旧堂而皇之地参加。大家在北京过得开心,不少人“乐不思哈”,干脆不回哈尔滨了。于是军工大院空前的萧瑟飘零,“造反团”一盘散沙,大小头目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喊破了嗓子也召集不起来一个像样的大会。 此时的青年学生,兴奋点都转移到大串联上,既然中央高度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哈军工的革命师生焉有不响应之理?于是在10月和11月,两大派中难以计数的“长征队”匆匆上路,奔向全国。(上图:哈军工“八八团”红卫兵的演出队为农民群众演出。翁乃强摄。) 9月上旬,两派中的干部子弟最先知道毛远新回来了,纷纷找他谈话,宣传自己那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斗争业绩,攻击对立面的种种劣迹。两边的意见毛远新都听,他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只是原则上讲讲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各派团结的话。 9月7日,哈尔滨大工厂的数千工人把哈军工一道门团团围住,要求找“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辩论:揪斗、殴打老干部符不符合“十六条”?一时间,哈军工的气氛空前紧张。 毛远新做司锡才的工作:“支持一下造反团,帮他们解解围。”第二天,“八八团”大队伍上街游行,第一次表态支持军工“造反团”。在“造反团”困难的时候,“八八团”挺够意思,这是毛远新刻意做两大派联合工作的一次尝试。 国庆节过后,毛远新从哈军工三派组织中挑选一批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青年教师和学员,以省委调查组的名义进入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两个月后,毛远新又奉命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办联络站。从北京回到哈军工,他想总结半年来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在离开哈军工前对学院的文革运动有个正式的态度,他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起草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张长篇大字报有7000余字。 毛远新写大字报,表明他正式介入了哈军工的运动,他的特殊身份,使学院的文革更趋复杂和激烈。这篇大字报在院办公大楼(一号楼)的走廊上张贴出来,不啻给哈军工的文革运动投下一颗炸弹,大字报刚刚贴个头,人们就闻风赶到,摩肩接踵,争相阅看。多日冷清的一号楼里又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景象。 毛远新的大字报让军心涣散的“造反团”群众兴奋莫名,奔走相告,而“八八团”的群众心情沉重而沮丧,好像掉进了冰窟窿。 不少“八八团”群众激愤地指责毛远新:“如果他认为我们方向错了,应该帮我们,他两个月不露面,现在突然袭击,打了我们一闷棍子。”“找他辩论去!” 一群“八八团”的群众弄来三台大卡车,在军工大院和市内到处寻找毛远新,可找不到毛远新的影子,他们不知道,就在大字报贴出的那天清晨,毛远新带领五位哈军工学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吉林省东部边陲城市延吉市进发了。
四、“27人大字报”案
1967年元月,“红色造反团”第一届总团负责人周涛、贺铮等27个人,写了一张矛头直指江青的大字报,这在当时,不啻一声炸雷,轰动哈尔滨市,直达中央。大字报被人反复转抄,贴到了北京中南海的红墙外,最后也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说,大字报表面批江青,矛头是对着我的。 这张挑战江青的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 1966年10月18日,2000余名哈军工“造反团”的学员凌晨起来,步行到北太平庄东,坐马路两旁等待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下午4时许,毛泽东身穿军大衣,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在深秋的冷风吹袭下皱着眉头,显得一脸倦容,并没有微笑,也不像报上讲的“神采奕奕”。周总理可能又认出哈军工的学生们,微笑着摇动手中的小红书,而同样身穿军装的刘少奇,满脸阴郁,面色黧黑而苍老。 当天晚上,总理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七个代表,其中有四系的徐卫河,他是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之子,一直是“造反团”总团参谋班子成员。 周恩来仔细了解哈军工和哈尔滨市的运动情况后,对徐卫河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千万不要介入派别斗争。积极关心文革,参加运动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当头头,不要参加领导班子,让工农子弟去负责。你们可以到外地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全国文革的大好形势嘛。” 徐卫河马上向周恩来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从总团核心组退出去。” 已经快到午夜了,周恩来要留大家吃夜宵,同学们怕影响总理的工作,坚决不肯。这次接见,叶群也在座,她一声不吭。 哈军工的高干子弟听从总理的指示,周涛、贺铮等人立即退出总团,到南方串联去,徐卫河又组织起“造反团”中的几个活跃分子,到广州串联。他们一行人由广州奔江西,又北上沪、宁,回到北京的时候,已是11月底。那天徐卫河在联络站见到刚从伊春林区回来的毛远新,毛远新对他说:“家里全乱了套,你们回学院帮助总团整顿一下嘛。” 徐卫河一行于12月初回到学院,他不愿意回宿舍,就在系大楼四楼一间大教室里搭上张床。出去串联的干部子弟们陆陆续续返回学院,徐卫河住的大教室又宽敞又有坐的地方,慢慢地大家都集中到他这儿闲聊,这个大教室成了“文革沙龙”。他们想清理一下思路,研究点问题。 一路上耳闻目睹,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一致的口号是“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湖南造反派甚至喊出“打倒一切当权派”。所到之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不仅延伸到中央机关,而且已经波及军队,数不清的父辈战友们变成了“黑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哈军工的干部子弟们从心底产生了怀疑: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毛主席常讲的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岂不成了笑话? 不理解!这些8月初俱乐部大辩论时的骨干们,现在思考的是自家的大门已经或即将被造反派踢破,自己的父兄亲朋也要尝到戴高帽、挂黑牌、被踏上千万只脚的滋味……矛盾、痛苦、彷徨、怀疑。现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 周涛等老造反头头也加入沙龙,每天从早到晚,大教室里热热闹闹,思想活跃,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参加讨论,不少工农子弟也参加进来。 这些嘴上不把门的老造反们七嘴八舌开了腔: “江青也太张狂了,什么东西!”“中央文革就批评不得吗?他们代表真理吗?”“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林彪为什么要往死里整老帅?” 不知谁冒叫一声:“给江青贴张大字报!” “好!”“同意!”人声嘈杂。周涛沉思一会儿,点点头说:“冯海晴作过记录,就让海晴起个草吧!” 冯海晴是四系64级女学员,她的外公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袖张太雷烈士。很快,大字报起草好,六系64级学员郭银军比较冷静,对大字报内容做了修改,尽力避免过激的话。定稿后那天晚上,一系吴保安碰见刚从北京回来的毛远新,讲了写大字报这件事,毛远新听了,没表可否就又去延边了。 大字报抄好以后,摆在那儿让大家看了几天,签名费了点时间。很多人同意大字报的观点,但一想是冲着“文革旗手”去的,不禁打了个寒战,望而却步。最后一共27个人签名,第一个签名的是徐卫河。一系有63级滕爱华、61级吴保安等五人签名。27个人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弟。 大字报张贴到俱乐部的走廊里,标题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给江青同志提几点意见》。那天是1967年1月9日。 如惊雷炸响,顿时,俱乐部里又变得人山人海,神经紧张的人们静静地默读,有的人连看几遍也不肯离去。大字报里,江青被17次点名。笔者选择其中一段: “江青等同志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违背了主席的思想,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为什么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呢?难道‘言者无罪’过时了吗?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触及灵魂,而中央文革的同志就不可以触触灵魂呢?难道他们已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了吗?为什么竟然有人提出‘决心跟江青同志赴汤蹈火,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还是树立什么个人权威?难道文艺路线的胜利仅仅归功于江青一个人吗?江青同志你这样做不就是私心太重,只保自己吗?我们说,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任何其他的思想也不能代替。”“我们希望江青等同志能够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能触及自己的灵魂,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你们的信任。” 大字报的落款是: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活着就干,死了就算”战斗队。 哈军工出了批江青的大字报,这消息立即传遍哈尔滨市,哈13中高中学生胡致本、凌文中等五位哈军工子弟,写出支持的大字报。 因为毛泽东对“27人大字报”的否定,正在延边的毛远新也跟着表态,他委托“造反团”抄出一份大字报,题目触目惊心:《27人大字报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字报》。 从北京传来康生的指示:“哈军工出了一个27人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非常嚣张,这个大字报是反革命性质的!” 省里奉命迅速下达通缉令。 “造反团”总团如泰山压顶,必须与“27人大字报”划清界限,否则要一块儿沉船。有些平时看不惯干部子弟高傲做派的学员也到总团施加压力,他们认为“27人大字报”就是北京的“西纠”和“联动”的翻版。“造反团”连续两天开大会,辩论27人大字报的问题,最后确定捉拿27人大字报的首要分子。 然而,首要分子已经逃出哈军工大院,其余签名者也四下藏匿,藏不住的被揪斗,他们的宿舍也被查抄。 北京造反派已奉中央文革的指令拉开大网,捉拿哈军工反江青的“钦犯”。徐卫河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跑到三里河计委大院找周涛,结果自投罗网。当天徐卫河和周涛被押送到公安部,没多大工夫,申兆怀也进来了。 “27人大字报”的参与者中有六个人被逮捕,三位男学员:徐卫河、贺铮和申兆怀;三位女学员:周涛、滕爱华和戴小湖。支持他们的哈13中学生胡致本也被捕入狱。多年后,这位当年的独立思考者出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他们被戴上手铐,反复提审,徐卫河等人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 哈军工“造反团”内部成立起“肃反大队”,他们以罕见的残酷,批斗“27人大字报案”的“反革命罪犯”。徐卫河、周涛等人被押上俱乐部的舞台上,批斗的时候,他们被强迫跪在台上,趴伏于地,双肩被两个红卫兵的大头鞋踩住,另有一红卫兵专门管揪头发,让他们仰起脸来看台下,并随时拳打脚踢和拍照留念。被批斗的人都是“造反团”的创始人,这就是文革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在翻江倒海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整人者与被人整者可随时调换位置;今天还炙手可热,权倾朝野,明天就可能绳床瓦灶,门可罗雀,甚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备受摧残与煎熬。 徐卫河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他们当初对文革的狂热和真诚,对中国政治的信任和远大抱负,都在冰冷的拳头和刺耳的辱骂声中砸得粉碎。 其余的21名大字报签名者,在高压威逼下,只有一条路:低头认罪,杀回马枪。“肃反大队”乘胜追击,准备向更多的学员伸手,“造反团”里一片恐怖气氛,近千名学员面临挨整肃的威胁。 后来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黑龙江省革委会以“犯思想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口径,把六位在押学员释放出来,而他们的彻底平反则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 哈军工文革史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戏终于曲终人散。几十年后,再来阅读那份挑战江青的大字报,仍可体会到当时青年人有那么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大字报不可避免带有文革的痕迹,不能超越历史苛求思想单纯的青年学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一月风暴”之中,在“女皇”江青大红大紫之时,哈军工出现一批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他们对文革提出质疑,对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予以谴责,锋芒所向,直刺江青,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哈军工是全中国第一个树起反对江青大旗的高等院校,须知当时首都高校的造反英雄们正在一窝蜂地紧跟江青和中央文革呢!
第七十六章 “东北的新曙光”下的血腥景象
一、“一月风暴” 中“八八团”自行解散
1966年11月17日,“八八团”终于等到周总理单独接见的通知,大家喜出望外,两个月来,“八八团”的头头们苦苦经营,希望扭转被动局面。这是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哈军工的群众组织代表,10月中旬周总理单独接见过“造反团”的代表后,“八八团”心存芥蒂,这一回总算扯平了。 下午3点50分,周恩来身着人们熟悉的灰色旧中山装,和蔼可亲地与等待在中南海小会议厅的“八八团”代表们握手。大家坐好之后,周恩来说:“我在这里给你们谈话也是随便谈,我把你们都看成革命青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再一次让哈军工学子们钦佩不已,他环顾所有代表后说:“上次接见时的代表一个也没有来,你们总是换人,我说过的话还得重说。”他低头翻了一遍代表名单就记住了,3个小时的接见过程,再没有看那份名单,却能准确说出每一个人的情况。 “八八团”代表汇报说,“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领导核心,“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领导核心,周恩来说:“你们的高干子弟也不少嘛,上次三方代表座谈,我记得五个代表中有四个,刘豹,就是刘伯坚的儿子。那次15个代表,印象是这样,他们有四个干部子弟,你们也是四个,东方红一个也没有。李范五的女儿不是也在你们团吗?还有林晓霖不也是你们的吗?” 周恩来认真听取“八八团”的汇报,他多次说:“我重视你们给我的历史素材。” “八八团”代表反映潘复生耍两面派时,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必要打电话提醒他,这种作风不好,不是毛主席主张的,我们现在要力求打破这种作风。我们要搞正面的材料,不要搞背面的材料……不要搞小动作,背后侦察,丢了西瓜拣了芝麻,这样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会犯错误的,你们不要学习那一套,那是坏作风,坏作风千万不要在你们这一代传下去。” 周恩来极力主张有问题当面交换,反对背后议论,他说:“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人起来辩论么,你们三方都在一起,没有人起来反对,现在人都不在,你们又提出问题,我拒绝回答,我不和你们争,不和你们辩,也不做你们的评论员。”“我说过,过去你们是偏于保守的,现在你们有材料说服我,我错了就可以改么,过去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你们的材料要是站得住脚,我就取消原来的看法。” 在代表们提出学院问题根子在国防科委时,周恩来不同意。他说:“你们说根子在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是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怎么上了天?” 超负荷的操劳累得周恩来身体消瘦,在接见过程中,他还吃了一次药,6点50分,秘书提醒他:“时间到了,7点钟接见外宾。” 周恩来站起来说:“我的嗓子坏了很久了,我担心说不出声来,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最高限度一天只能工作18个小时吧?要不然就不可能有思考的余地。”他和哈军工的学生们一一握手,这才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出会议室。 1967年1月9日,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上刊出,受到中共中央的贺电祝贺。文革中的“一月风暴”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席卷全国。 一直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潘复生,看准了时机,他要领导造反派们完成黑龙江省夺权的大事业,他还要防备哈军工“八八团”的偷袭。这一段时间“八八团”到处捉他,连住201医院时也不饶过他,“八八团”抄了省文革办,又抄了他的家,真有点“直捣黄龙府”的拼命劲。 周恩来虽然肯定了“八八团”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黑龙江省的斗争形势仍对“八八团”很不利。1966年底毛远新的大字报给了“八八团”致命一击,“八八团”人心涣散,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干脆到各地大串联,游荡不归。“八八团”核心组的年轻学员情绪暴躁,盯住潘复生,想破釜沉舟干一家伙。 “一月风暴”后,哈尔滨两派的斗争空前激烈,潘复生指示省公安厅和造反派镇压“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和“赤卫队”等所谓“反动组织”,并把这个“三军一队”和“八八团”挂钩。哈军工两大派又展开“夺人大战”,“八八团”的“林海雪原”战斗队把李范五带到农村游斗,“造反团”派人跟踪追击,要抢回李范五。一系65级造反派把同情“八八团”的省公安厅厅长绑架,几经转移,藏到一系大楼里,“八八团”探明后,要来夺人,造反派用背包绳把公安厅厅长捆个结实,从楼上的窗户往下“出溜”,吓得厅长大人尿湿了裤子…… 心力交瘁的司锡才深思了几天,把核心组的成员找到他在56号楼四楼的宿舍,对大家说:“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宣布解散‘八八团’。” “什么!”核心组的年轻人像弹簧似地跳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嚷道:“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不怕受压!我们拼到底了!” 司锡才心平气和地摆摆手,继续说:“现在的形势对‘八八团’非常不利,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些同学情绪冲动,要干点过火的事,这就正中潘复生的下怀。当初我们成立‘八八团’是看不惯‘造反团’里的一些人乱揪乱斗,可后来,我们自己不是也乱了套吗?闹不下去就不闹!有的同学如果认为‘造反团’正确,那就去参加‘造反团’,两大派斗来斗去,对谁都不好。”年轻学员们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同意了司锡才的意见。 司锡才到“造反团”总部,告诉对立面的头头们,从大局出发,“八八团”要自行宣布解散。“造反团”的头头们惊愕地看着从容不迫的司锡才。 司锡才提出一个他十分担心的问题:“我们解散后,你们不能打击报复,即使我们错了,也允许改正错误,‘造反团’必须答应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造反派的头头们满口答应。
二、“东北的新曙光”
1月16日,潘复生和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省市23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夺权风暴迅速席卷省市大小机关。 1月31日是哈尔滨市造反派的盛大节日。傍晚,哈军工大院里红旗如林,车水马龙。哈军工“造反团”总团头头、6系教员冯昭逢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在一个下午策动300余辆大客车,把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们全拉进哈军工的大门。造反派头头们欢天喜地,走进心中的造反圣地哈军工军人俱乐部。 晚上的大会,哈军工造反派头头们是理所当然的主角,此时“造反团”总团已是第三届了。军工造反团的头头们正在幕后紧急开会,一个新问题搅得大家头痛不已,原来不少单位对立两派头头都来了,且都自称是造反派,吵吵嚷嚷,互不相让,弄得哈军工总团不辨“真假美猴王”,这个会没法开。最后有人想了一个好主意:只宣布单位的名字,不宣布哪一派组织的名字。 大家总算松了口气,可以宣布“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了! 午夜12点,在全市造反派头头们的欢呼声中,在哈军工的军人俱乐部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随后各路造反英雄涌出哈军工军人俱乐部,连夜回本单位宣布夺权。 送走了全市造反派战友,哈军工造反团总团宣布:以“军工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夺下院和部、系两级党委的领导权。 2月1日,《人民日报》以最快的速度,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表示祝贺。刚刚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哈师院的造反派头头范正美当主任,潘复生是顾问。但实权在潘复生手中。潘复生老谋深算,他躲在幕后操纵,让学生们先在前面闯,他想再看看风向。 根据潘复生的要求,哈军工“造反团”派出一大批学员,进省、市政府机关,协助机关造反派执掌大权,同时推选五系63级学员游兴懋进省革委会出任副主任。游太年轻,不谙世事,哪里懂得潘书记的袖中玄机。刚刚成立的省革委会就暗伏杀机,群众组织推举上来的代表,不过是潘复生手中的玩偶。 后来中央批下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班子,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造反派的代表范正美和宋振业为常委,而哈军工的游兴懋已被潘复生“提拔”到铁窗里。 2月18日,哈军工成立了由11名委员组成的“军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是稀里糊涂的老干部穆栋材,他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群众送他一个外号“木瓜”。“造反团”找不到一个级别更高、能力更强的老干部“结合”,众多老干部独守气节,宁肯挨批挨斗,也不声言造反,更不肯低眉折腰事新贵,这说明陈赓老院长留下来的老干部队伍是过得硬的。
三、造反派的血色盛宴
既然“东北的新曙光”已在白山黑水间升起,那位披着“新曙光”,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潘复生就不可能默默无闻,无所作为。他现在踌躇满志,试看全国,有几个旧省委的第一书记,能成为红彤彤的新生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右图:文革中的潘复生在群众组织大会上。) “要按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开展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潘复生指示他的部下们,“对哈军工这样的重点单位,要抓,一抓到底!刘居英为什么不斗倒斗臭?‘八八团’的头头们都哪里去了?” 潘大人的话一出,1967年2~3月的“红色恐怖”在冰封雪盖的哈尔滨市摆开了战场。哈军工的“红色恐怖”以批斗各级领导干部和“八八团”头头为特点,来势之凶猛,规模之大,是文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然而夺权之后,除了有潘复生施压这一因素外,哈军工“革委会”和“造反团”的头头们以及相当多的造反派骨干,头脑膨胀,忘乎所以,背弃对“八八团”成员“保护人身安全”的承诺,在狠斗“27人大字报”的主要成员之后,怀着狭隘的报复动机和凌辱弱者的变态心理,又狂斗大批已经“缴械投降”的“八八团”小头头和普通群众,漠视“八八团”同学真诚检讨自己站错队时的忏悔泪水。当造反派丧失了宽容和善良的胸襟,他们就开始丧失了自我,在“斗争哲学”的蛊惑下,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司锡才等“八八团”的头头们,被套上用“八八团”红袖标缝制的“大红袈裟”,如同上刑场似的被推上俱乐部舞台,接受中世纪式的批斗。掌了大权的各级造反派头目们,忘情地折磨着自己的同学,游街、游食堂、戴高帽、敲饭盆、站板凳……最危险的一次批斗会是在一系的大楼前,司锡才站在桌子上,被“整形”成标准的“飞机式”,欣赏者认为站得不够高,又加了一个木凳。正斗着,过来一人,飞起一脚,踢向桌子,司锡才从高处摔下来,半天爬不起来,万幸的是没有摔伤脊椎。司爱云在俱乐部挨批斗时,有人向她的腿弯处猛踹一脚,她差点摔进乐池里致残。“八八团”核心组成员、五系学员孙宝元不堪忍受残酷的斗争和凌辱,从11号大楼里跳楼自杀。本可成为优秀军事工程师的学生竟成为哈军工文革第一个殉葬者。
四、空军系文革掠影
跟随院革委会的步子,哈军工各个系也成立了革委会。一系107教研室原协理员、哈军工改制后升任教研室副主任的常维新当上革委会主任。 一系是两派斗争最为激烈的单位之一。103试验室主任杨易正是一科四期毕业生,他是新四军红小鬼出身,有不平凡的革命履历。文革初在小树林辩论会上,他登台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反对党委,那是反动行为。全院最大的103试验室有二百八十多人,造反派人强马壮,其中不少战士出身的实验员是心狠手辣的造反派。他们把杨易正抓起来游斗,为了折磨他,给他脖颈套上细铁丝,下面挂个大牌子,怕牌子不够重,再加几个沉重的大砝码。然后反复拖拽细铁丝,直到脖颈皮开肉绽淌出鲜血来。杨易正是条铁汉,就是不低头认罪,造反派关了他三年,吃尽皮肉之苦。 黄序同情“八八团”,1966年底“八八团”去抄潘复生家,他骑自行车去看热闹,只是站在大门外朝院里看了一看。造反派给他定罪“八八团黑后台”,反复批斗。黄序是个乐天派,他嫌高帽子太脏,就自备一顶干净的,每次批斗游街,他都乐呵呵地拎着高帽子按时出场。 一系党委成员全部被打倒,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一系造反派把身体魁梧的曹守裕书记当作重点目标,让曹守裕站在木凳上大弯腰,故意把吊大牌子的铁丝弄坏,为的是把曹书记的头脸划出血道道来;一次,一个造反派学生一脚踢翻木凳,大个子曹守裕重重摔在地上,昏厥过去,造反派学生上去踢一脚,骂道:“装死狗!”更可气的是,一系文革新贵常维新的老婆也神气起来,带着几个学员堵住曹守裕的家门,先用铁丝捆着门,不让曹家人出去,后来她又去发动建军小学红小兵,专门在路上死劲殴打曹家的几个孩子。曹家人在恐怖中度日如年。 一系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的同时,开始围剿老教授老专家了,批斗和抄家是谁也躲不过去的。陈赓点名调进一系的航空工程专家胡广家就被拉到台上陪斗,并遭到造反派的踢打。1967年初,系里成立“胡广家专案组”,胡广家被关进牛棚审查,主要罪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胡广家当年是大定航空发动机厂重要技术骨干,解放前夕,该厂的一些重要技术人员去了台湾,胡广家为什么没有去?造反派认定那必是国民党专门留下来的“潜伏特务”!为了搜寻“罪证”,造反派两次抄家,抄走各种文字材料和照片等物。在关押期间,胡广家除了不时被批斗外,白天要烧锅炉,干脏累的体力活,晚上还不准睡觉,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一直关押审查批斗了二年半左右,直到1969年夏天,因始终查不出什么罪证,不得已才把胡广家放回家。 文革是一架大天平,每个人的道德品质都要在这架大天平上称一称。运动刚开始,系政治部就被封门,机关干部惶惶然,不知道何去何从。很多干部在造反派的淫威下不得不低头。保卫干事雷云就不怕造反派,他是山西运城人,生于1934年。1954年10月,66军七个文化教员调到哈军工工作,雷云是其中之一。他先在一系6科当保密员,工作认真负责,是个积极上进的年轻干部。文革前,他刚从长沙政干校学习回来,不管系里两派怎么闹,他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造反派夺权后,知道雷云有一把勃朗宁手枪,就逼他交出来,同时把保密柜的钥匙也一并交出来。雷云态度平静,回答很干脆:不行!造反派纠缠不休,把他堵在办公室。雷云说,手枪是保卫工作需要的,你们无权缴枪,保密资料记录国家机密,我的职责是保卫这些机密。你们要拿保密资料,就请出示上级的命令吧。他硬是把造反派赶走,后来他把手枪上缴给院保卫部。 对系主任沈伯瑛和书记曹守裕在文革中的表现,一系群众有大致相同的评价: 沈主任在造反派面前胆小如鼠,什么问题都是上推下卸,只求保住自己,“八八团”要占用他的办公室,他满口答应,同时又悄悄把钥匙给了“造反团”。结果,两派为争夺办公室打起架来。一次在八一楼批斗刘居英院长,为表现自己革命,他质问刘院长:“你交代设计东风—113的问题!”刘院长回答:“东风—113的来龙去脉,你比我清楚啊!” 沈伯瑛恼羞成怒,冲上台去当众扇了刘院长一个大耳光,这是哈军工文革历史中唯一的一例高级领导干部动手殴打蒙难中的老领导的恶行,因为这一巴掌,沈伯瑛名声臭遍全院。文革结束后,一次刘居英偶遇沈伯瑛,戏言道:“沈主任,你还欠我一个嘴巴子呀!”沈伯瑛狼狈不堪,羞愧得恨不能钻进老鼠洞里。 曹守裕正相反,不管造反派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尽全力保护一系的部下们。他刚强如铁,不惧暴虐,实事求是,受到全系群众的尊重。 5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被抓去坐监的哈军工学生大多被释放。挨斗时被打伤髁骨的周涛和双膝带着伤痛的司爱云,携手并肩,步履缓慢地走出省公安厅监狱。
五、山上派和山下派的大厮杀
原“八八团”的师生挨整后,绝大多数人看破红尘,甘当逍遥派;失去斗争目标的造反派学员也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批斗会,百无聊赖地遛遛马路,或在宿舍里装装收音机打发时间。文革以来,哈军工的“两不准”纪律早被扔到爪哇国,学院里最珍贵的稀有资源——女生,开始沉浸到爱情的海洋里。 此时潘复生正冷眼窥视着哈军工,自从他派人到军工“造反团”追查所谓“八八团”整他的“黑材料”而没有结果之后,他怀疑起哈军工学生领袖的忠诚度。在他的支持鼓动下,二系一批高干子弟,如杜美平、刘小林、赵文龙等人,成立了“井冈山串联会”,指责总团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开门整风。 没过多久,激进的造反派学员把“炮轰赵去非”的大标语贴满全市,哈军工“造反团”与省革委会的矛盾公开化了。 “造反团”内部分裂,形成意见相左的两大派,各说各的理,在俱乐部里辩论得云山雾罩。其分裂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各个系里拥护省革委会的一派都树起大旗,公开招兵买马,而且每个组织都以名山为名,从一系到六系,分别是“韶山兵团”、“井冈山兵团”、“庐山兵团”、“罗霄山兵团”、“宝塔山兵团”、“泰山兵团”,下面的战斗队也依法炮制,于是山头林立,峰峦起伏,这一派被大家称为“山上派”。对立的一派自然称自己为“山下派”。一开始“山上派”是少数派,但自有谋士筹划,他们喊出“革命不分先后”,“欢迎闭门思过的‘八八团’同学闹革命”的口号,于是那些充满失落感的原“八八团”学员纷纷上山入伙,一系的“韶山兵团”开始才百十来人,“八八团”旧部上山后,一下变成800余人的大山头。狂傲自信的“山下派”头头们没先看到这一步棋。 5月下旬,哈军工的“山上”、“山下”两大派斗争发展成全市的两派斗争,“山上派”打出“捍卫”革命委员会的高大尚旗号,在潘复生的支持下,成立“军工造反团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指挥部”,进而联合全市各单位掌权的一派,简称“捍联总”。“山下派”因为持续“炮轰赵去非”,联合全市各单位的在野党或者因种种原因不被省、市革委会看好的组织,干脆统称“炮轰派”。那位其貌不扬的原副省长赵去非也够冤枉的,成了潘复生的替罪羊,哈尔滨大街小巷都是“炮轰赵去非”、“油炸赵去非”的大标语,那个“非”字被炮轰派加工成美术字,是一个乌龟的图案。 “捍”、“炮”两派的斗争是文革以来群众组织间大争斗的继续,由于潘复生的挑拨、利用,大大加重了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仅在哈军工,就全市来说,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卷进这两派的生死斗争中。 进入6月,哈军工的“炮轰派”在总团头领边世君(五系61级学员)和冯昭逢(六系教员)的领导下,气焰万丈,不仅游行示威不断,而且直捣省革委会办公地“107”,弄得省革委会狼狈不堪,咄咄逼人的“炮轰派”不讲斗争策略,一味猛冲猛打,一步一步落入潘复生早已设好的圈套之中。 6月5日,哈军工“炮轰派”中的“65野战军”拉起队伍到“107”门前静坐,要求潘复生接见,市民来看热闹,“107”前人山人海,哈军工的“炮轰派”席地而坐,一派义无反顾的悲壮气氛,非要和潘大人掰掰手腕子。岂知如今的潘主任已不是一年前在北方大厦拍造反派马屁的那个潘书记了。
六、“六九夺权”
静坐已进入第四天,潘复生开始调兵遣将。6月8日晚9点,潘复生和汪家道召开紧急会议,省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哈军工革委会领导人全在座。 “不能再等待了!”潘复生疾言厉色,“‘炮轰派’闹得省革委会无法办公,破坏全省革命三结合,破坏稳定的形势,自己走向反面。我请示了中央,现在研究一下,今天晚上就行动,端掉‘炮轰派’的老窝,就是那个一号楼!” 潘、汪调动六千名“捍联总”工人和学生,由穆栋材带第一路两千人打先锋,哈工大“捍联总”头头陈造反带第二路两千人随后杀进,第三路由哈军工革委会副主任郑锡伍带新风加工厂的两千工人接应。 午夜时分,兴奋了一天的“炮轰派”学员们大多入睡,哈军工大院的夏夜暂时安静下来。 突然,数不清的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冲进了大院,来势凶猛让警卫战士目瞪口呆。工人们直取院办公大楼。毫无思想准备的“炮轰派”们仓促应战,广播喇叭里发出的呼救声,惊恐凄厉,划破夜空,惊醒了全院人员。哈军工的学生们毕竟是当过兵的,边穿衣服边往楼下冲,四面八方的人流以最快的速度汇集到院办公大楼,把穆栋材带来的两千人团团围住,先是辩论,继而动手,“捍联总”没占到什么便宜,又因为是半夜偷袭,似乎不那么光明正大,大多数工人躲进树丛中,抽烟聊天看热闹,谁也没兴趣参加武斗。穆栋材喊破嗓子也压不住阵角,还挨了“炮轰派”学员几记老拳,他慌不择路,跑掉了鞋子,好歹堵着一台车,光着脚去省军区见潘、汪。第二路人马也被“炮轰派”挡住,不得不后撤。 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号称“铁杆老捍”的森林警察韩潮,带着郑锡伍到新风厂调人,集合起队伍已是6月9日凌晨4点,天已大亮了,这两千工人推倒哈军工的木板围墙,加入包围一号楼的队伍,但新风厂的工人比较文明,始终不肯硬冲,在相互推推搡搡中,时间快到上午10点钟了。 “东北新曙光”照耀下的哈军工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战场”,虽无枪炮声,却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愤,哈军工师生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保卫一号楼,保卫哈军工的尊严。即使是持“捍联总”观点的师生,也不赞成院外工人来冲击哈军工,这是一所有无数国防机密的大学呀! 韩潮领来林业机械厂的两千工人,他头顶一个抽屉,叫骂着带头冲锋,哈军工的学生们哪里是这些五大三粗、力大如牛的工人的对手啊,工人们拳打脚踢,三下五除二,冲进了一号楼,学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四下逃散。 工人大军仍如潮水般涌入哈军工,中午时分,已有一万多人,他们占领了一号楼、俱乐部、体育馆,并到各个系大楼里搜查、抓人。工人们奉命运来电焊机,开始修工事,一号楼底楼窗户都焊上铁条或铁板。 除了武攻,潘复生又指挥文斗。哈尔滨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分批进入哈军工大院游行示威,高呼“打倒‘炮轰派’,捍卫三结合”的口号,工人巡逻队则日夜在哈军工各处巡逻执勤。 这就是哈军工文革史上的“六九夺权”。 在工人铁拳保护下重掌大权的哈军工“捍联总”头头们,心中似乎并不踏实,说话也没那么理直气壮。在翌日全市“捍联总”召集的20万人誓师大会上,为了表示彻底粉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宣判了一批“地富反坏”,可哈尔滨市民大多不认同这样剿灭“炮轰派”,占领哈军工的“革命行动”。 此时,在同学的保护下,冯昭逢潜逃到外县,昼伏夜行,抵达北京。不久,在北京西苑大旅社的五号楼,“炮轰派”建立起“流亡政府”。留在学院的“炮轰派”由三把手南鸿昌指挥,炮派领导小组全都潜入地下,捍派一时抓不到住在市里秘密地点的南鸿昌。潘复生企图一举剿灭“炮轰派”的计划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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