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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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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10月30日第140期（增刊）
本期目录
〖重庆武斗专辑5〗
生逢乱世
陈 勇 青春血祭（节选）
彭新建 我苦难的母亲和父亲
胡正华 一个“小闯将”所见的重庆武斗
纬 子 中学生武斗队的一次抢猪行动
史林一叶
庞国义 重庆文革中著名的“八八海战”
书海泛舟
何 蜀 “保卫毛主席”的内战（《中外学者谈文革》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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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青春血祭（节选）
陈 勇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六万多字的回忆录《青春血祭——重庆电技校文革武斗纪实》（自印书），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文中的“黄桷坪”本应写作“黄葛坪”，但因当地地名一直错写为“黄桷坪”，暂未改。
作者简介：陈勇，原名陈小海，1948年生，重庆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电力技术工人学校锅炉班学生，文革中为八一五派电技校电力兵团成员，1968年秋毕业分配到西南电力建设局一公司工作，以后调换了单位。退休后居重庆。
序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沙坪公园内，矗立着一百多座文革死难者墓，数百名在1967至1968年大规模武斗期间死于非命的红卫兵、造反派和普通群众的遗体安葬在这里，除几座单人墓外，其它都是合葬墓，几人、十几人、几十人合葬在一起，大多数墓都仿照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有墓碑，碑体有的高二三米，有的高七八米，墓碑的顶端都嵌着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许多墓碑上对称地刻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等豪言壮语，墓碑上刻着“烈士”的姓名、年龄和“牺牲”时间，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大批不满二十岁的学生。
这里没有花环，没有松柏，只有沉重的碑石代表着那“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死得那么无私，却无价值；死得那么英勇，却不伟大；他们死亡的天秤上应该放上多大份量的砝码？谁也无法回答。文化大革命叫做史无前例的运动，我称他们为“死无前例”的死亡。（上图为作者近照。）
墓园占地五亩多，周围被土墙紧紧圈住，似乎要将那段染血的历史尘封。墓区内一片凄凉，泥巴墙残垣断壁，遍地杂草丛生，纪念碑风化破损，“烈士们” 的姓名已被三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剥落。
墓园内没有人播种，没有人栽培，却长出许多又高又直的桉树，人们说桉树没有多大价值，也许桉树代表着他们屈死的灵魂。
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用青春的生命，只换来了这片葬身之地。
墓地里，重庆电技校的纪念碑占有一席之地，我的三个同学在这儿长眠。每当我想起他们，就会想起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
我写这些文字，为向武斗中屈死的八一五、反到底所有人员致哀，为向武斗中受伤致残的八一五、反到底所有人员表示慰问。
为了让这段混乱的、痛苦的、血腥的历史在人们内心深处立下一块永不忘却的墓碑,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前夕的校园与校友
教我们热工学的盛老师大步走上讲台，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随即翻开讲稿，而是用严肃的眼光巡视着全班同学。我们这个班是重庆市电力技术工人学校的锅炉六七级班，全班二十四个同学，清一色男生，也是重庆电技校唯一没有女生的班， 十九个是六四年秋进来的新生、五个是从六六级锅炉班下来的留级生。
盛老师的目光让教室里的空气有些紧张，一阵沉默后他说:“开学不久，我就对你们讲过，电力是工业的先行官，没有电力就没有现代工业，锅炉工是电力的先行者，没有锅炉工，就没有电力。锅炉工将水加热变成蒸汽，蒸汽冲动汽轮机，汽轮机带动发电机，从而产生电荷。”盛老师面庞宽大，说起话来两腮一收一缩，活像青蛙的气囊。“近来，有同学传播什么‘汽机一朵花，电气赛过它，锅炉掏煤渣。’ 你们将来都是电厂锅炉工人，传播这个顺口溜的人是在锅炉工人们脸上抹黑，也是对我这个教热工学老师的亵渎。”
盛老师越说越激动，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课堂上的空气凝固了。“周苏全同学，请你谈一谈你对锅炉专业的看法。”盛老师改变了批评方式，点名叫学生发言。
周苏全从座位站起来，他一米七八高的个子在教室后排一站，真像鹤立鸡群，他回答说：“我认为锅炉工、汽机工、电气工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掏大粪的工人时传祥还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接见，刘主席对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掏粪工，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我不歧视锅炉专业。”周苏全是班上仅有的三名共青团员之一，盛老师叫他发言意在“抛玉引砖”，用同学的话来帮助同学。谁也没有想到周苏全的发言会引出另一场风波。
我们这个班二十四人被老师组合成多个“三八” 建制，三个学习小组，每组八人；三间寝室，每间八个人；三张饭桌，八人一桌。这天中午午餐时，王贵秋手拿筷子敲着自己的饭碗大声说：“今天伙食团应该为我们加几个菜，犒劳犒劳周苏全在课堂上的出色发言，我们也好沾沾光。”
“秋二，我回答老师提问，哪儿惹着你了，你何须挖苦人？”周苏全指责王贵秋的这种无端挑衅。“秋二”是王贵秋的外号，他一头卷发，体魄魁梧，性情粗犷，爱惹事生非，全校师生无人不知。他是从六六级锅炉班留级下来的。
“哪个在挖苦你，你想见刘主席，难道我想见蒋介石？”秋二鼓起圆圆的大眼睛，直瞪着周苏全。
“我想见刘主席, 这碍着你什么了？”
秋二将筷子一扔，一下子冲到邻桌的周苏全面前，拳头捏得“咕咕”直响。周苏全并不示弱，一步向前，两人面对面地对峙着。在场的许多同学都为周苏全捏了一把汗，他那体重仅九十来斤的瘦型个儿，王贵秋一拳头完全可以将他打飞，同学们纷纷上前劝解。当然，周苏全不可能首先动手，而王贵秋不久前因殴打另一个同学，已受到学校记大过处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架虽然没有打成，但周苏全却赢得了许多同学的暗暗钦佩。
这件事传到了校长王宁的耳里，他亲自对王贵秋进行批评教育，同时指示教师们要进一步消除那个“顺口溜” 在我们班的影响 。通过一番思想教育后，班主任老师叫我们每个学生写出对锅炉专业的思想认识。为此，我写完心得体会并附上一首小诗：
我是一团煤
一团将出土的煤
正默默地积蓄能量
在革命的熔炉里燃烧
让火一般的青春
放射光芒
一九六四年夏，我在重庆第四十五中学读完初中即将毕业选择志向时，学校时常播放刘秉义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但我不想报考石油学校，石油工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那种四海飘泊的生活我不情愿。那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发电厂的电力工人，我的这个选择事出有因。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为了省下口粮，一放暑假，母亲就叫我去南川农村姨妈家。在那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加工制作“松油烛”。我和姨爹把从松树上刮下的松油脂，用一口大铁锅加热熬化，把筷子般粗的裹着草纸的竹签浸泡进滚烫的松油锅里，让竹签沾满松油，一经冷却后就成了山里人祖祖辈辈用来照明的“松油烛”。“松油烛”弱不禁风，夜里举着它窜房间，脚步稍一快，它就熄灭了，顿时眼前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每当此时我就想，将来我要当一名电力工人，让所有的山区都明亮起来。在江北三洞桥粮店工作的姐姐陈凤春支持我的专业选择，她对我说：“当个电力工人比石油工人更荣耀，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那个女青年爬上高高的电杆上，一边架线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那情景多让人羡慕。”于是在初中毕业的自愿申请表上，我的第一自愿填报了重庆市电力技术工人字校。说实在话，那时我和姐姐都不清楚，电厂里还有什么锅炉、汽机、电气之分。一进电技校，学校没有让新生选择专业，直接把我们安排到了不同的专业班——即使学校叫我选择专业，我也不知道选哪种专业。
一九六五年，重庆电技校由三年学制改为四年学制，这年秋季招收了二百多名六九级新生，并新设立了输配电两个班，人数是六七级人数的三倍。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下课后，同学们突然看见三辆小轿车停在校内，校长王宁是西南服务团南下干部，他都没有小车，从水利电力部派来任校党委书记的李文秀也没有小车，一定是某个大人物来了，同学们纷纷议论着。此时一群人从教师大楼走出来，许多同学认出为首的那个矮个子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我们事后才知道，原来，邓小平的妹妹邓先芙是我们同学唐凤英的母亲，邓小平和李富春副总理这次来重庆视察，住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在离开重庆之前，邓小平专程来校看望他的外侄女唐凤英。
“没想到邓小平还是唐凤英的舅舅，难怪这个短发的唐凤英矮胖矮胖的，原来是他们邓家的那种体型。”周苏全对我说道。
闲聊中，周苏全又说：“你知道电气六七级班的刘胜利的身世吗？就是前不久在全校文艺晚会上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的那位同学。”
刘胜利我当然认识，他戴一副眼镜，身材高大，在全校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大块头。他和“秋二”十分要好，说到他的身世，我摇了摇头。
“我是听黄古胜说的，也有老师证实过，刘胜利的父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是由他父亲的战友、市医药公司党委书记抚养大的。”我听了后心里暗暗在想，唐凤英、刘胜利都有这么好的政治背景，可是他们一点都不显山露水。
三个好友春日登山
斗转星移，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周苏全、黄古胜和我相约一同去登学校后面的王家大山。
王家大山并不大，但山势却有些陡峭，我们凭着青春的活力，顺着羊肠小道，不到半个钟头就登上了山顶。山上没有奇石、瀑布，也没有多少树林，大片地里种着庄稼。由于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除星期天外，学生平常不许出校门，加之学习紧张，我们三个好朋友还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名叫“大山”的小山。
举目眺望，蔚蓝的天空，飘着团团白云，深蓝的长江，江面上白帆点点，九龙坡火车站汽笛声声，重庆发电厂白烟袅袅。
站在山顶上，黄桷坪街道尽收眼底。黄桷坪是个高密度的学区，王家大山山脚下是重庆铁路运输学校，电技校与铁运校一墙之隔，重庆市三十三中学校又与电技校相连，我们的右侧半山腰是重庆电力学校。从杨家坪到九渡口长江边的一条公路横穿过黄桷坪街道中心，公路内侧有一片绿荫，那是全国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
“时间过得真快，屈指一算，我们进电技校已经一年半了，根据教学安排，下个学期我们就要到电厂实习，实习结束后，再过一个学期就毕业分配进电厂当工人了。” 矮胖的黄古胜心旷神怡地说，他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家就在王家大山山下不远的滩子口。
周苏全望着重庆电力校说：“我有时在想，我们毕业后当工人，电力校学生毕业后当技术员，同是国家培养出来的电厂专业人材，为什么却不同对待？”
“人家是中专学校，我们是技工学校嘛。” 黄古胜自甘认命地回答。
我说：“你姓周，周瑜嫉妒诸葛亮说‘既生瑜，何生亮’，你是否认为既然有我电技校，何必再有电力校?” 三人都笑了。
想到毕业分配，周苏全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毕业后我们三人能够分配在一个电厂，就像桃园结义的刘、关、张那样忠肝义胆，生死不离。”
三个伙伴中，周苏全年龄稍大，也最有威望。我们三人都希望这种纯真的校友情谊地久天长。
那时我们谁也不可能想到，在不久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将把我们三个好友分开，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成员……
登王家大山后不久，原本直属国家水利电力部管辖的重庆电技校被下放到西南电力建设局，这么一来，我们今后的毕业分配走向就由电力生产转向了电力建设，这意味着我们毕业后不再进电厂而是电力工程安装部门，哪里需要新建火力发电厂就奔向那里。我们学锅炉专业的不与煤炭打交道了，但那四处飘泊的生活与石油工人没有两样。许多同学私下发牢骚：这是傅作义（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在嫌弃我们，我们所学的专业技术知识在将来的工程安装中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牢骚归牢骚，全校学生谁也没有为此事闹过意见。
最初的狂潮中我也给老师写了大字报
然而不久，更猛烈的风暴迎面而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夜之间学校沸腾起来，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里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课堂成了大辩论场所，大字报替代了书本，全校全面停课闹革命。
学生们把矛头对准了老师，学校里一些老师先前的缺点错误被上纲批判，成了罪行，师生关系倒置了，曾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的老师，或因历史上有“污点”，或因“家庭成份”不好，或因毁损过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都被打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为“黑五类”，这些“黑五类”每天早晨到操场上排队集合，集体低着头向毛主席请罪。这群人中有学校实习工厂的技术员赵老师，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技术特别好，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
我和赵老师还真有些师生情谊，班上第一次钳工实习课，是将一节圆铸铁錾成方型，我居然得了一百分，第二节实习课是将自己錾的方型毛坯用锉刀锉平，我又得了满分。赵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陈小海学习刻苦，虚心请教，圆铸铁錾得方正，锉得平整，都成九十度直角。而对某些同学来说已经是第二次重复的课程，还远不如新同学。”他的讲话既在表扬我，又在批评留级生。此后每次上实习课，赵老师就特别关照我。在滚滚革命潮流下，我也写了他的大字报，批判他“指引我走白专道路”。我不知同学们怎样看我，也不知道我的大字报对他的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起了多大作用，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为了革命，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啊！
最初，学生们的大字报只是针对一些老师言行上的缺点和错误，学生们批判哪些老师，都是在校党委领导下开展的。校党委也安排我们走出校门，到黄桷坪街上“破四旧，立四新”。虽说要“破”的只有“四旧”，同学们却什么都“破”，比如，不准玩扑克，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物，不准下象棋，象棋中的一兵一卒都是为了保卫帝王将相。
为了表示破旧立新，表示自我革命，我和周苏全都改了名字，我改为陈勇，他改为周勇。同学们还把我们电技校改名为红岩电校，虽然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但我们以后经常都自称是红岩电校。
紧接着，全国学生红卫兵运动犹如暴风骤雨般发展起来，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党政领导唯恐落后，纷纷支持成立官办的红卫兵，重庆也成立了市委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分配名额给各校选派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学校便推选了周勇作为代表上京。
不久，群众可以自己建立造反组织的风潮迅速刮遍全国，在我们电技校，周勇在班上率先成立起红卫兵组织，取名“急先锋”战斗队。王贵秋、谭冠华、温兴富三人读书时已结成最亲密的伙伴，三人打球在一起，抽烟喝酒在一起，几乎是形影不离。 现在，他们以王贵秋为首成立了“山鹰”战斗队。我家庭出身小商，按成份划分，我没有资格参加“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于是和班上王明文等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属于红卫兵外围组织，就像正规军外的游击队。二十四人的班就有了三个学生造反组织。
此时，六六级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全校学生大约三百人，成立的造反组织就有十多个，造反组织不需谁批准，有那么几个人自愿组合就可以揭竿而起，拉起队伍。全重庆市的造反队伍更是多如牛毛，山头林立。
按照中央发布的“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又改变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曾在领导岗位上的人物，一下子成了阶下囚。在我校，从水利电力部下派来的校党委书记李文秀被打倒，南下干部王宁校长靠边站，解放前曾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陆副校长也成了“工贼”，他年老体弱，不堪忍受残酷的批斗，在一天深夜，他独自爬上教学大楼，跳楼自杀了。
哥哥因“八二八”事件遭到批斗
我在学校批斗当权派，然而，造反派、红卫兵却在江北城批斗我的哥。
因为江北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八”事件：重庆大学刚成立的八一五战斗团有一个小分队到江北城去做宣传，写出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大字报被当地正在集训的民办、社办校教师们以为是反动口号（他们不知道这是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在重庆市委召开的大专院校师生代表“炮轰市委”大会上提出来的），双方发生了冲突，事情越闹越大，被宣传成了暴徒行凶的“惨案”和学生闹事的“匈牙利事件”。
江北区区委书记郑天明召见了我的哥哥陈荣华，叫他带领工作组调查“八二八”事件。哥哥时年三十岁，个头不高，身材匀称，五官轮廓分明。解放初期，由于家中贫穷，哥哥小学四年级辍学，十四岁就到江北石门盘溪造纸厂做童工。哥哥积极工作，追求上进，没几年就当上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他奋发自学，练得一手好字，领导交代撰写的公文一挥而就。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已调到江北区广播站任站长。郑天明书记十分器重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任命他为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哥哥率领的工作组刚驻进江北城不久，重大八一五就盯上了他，他们将哥哥强行拉到江北城剧院批斗。江北城剧院曾是江北区最大的剧院，除了演戏也放映电影片。这天剧院内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连走道也挤得水泄不通，比任何一场戏或电影都热闹。哥哥脖子上挂着用铁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陈荣华”，两个红卫兵反剪着哥哥的双手成喷气式，强迫他跪在铺满煤炭渣的地上。重大“八一五”要把遭到保守派围攻所有的屈辱、怨恨向哥哥发泄：
“陈荣华必须交出伪造‘八二八’ 谣言的幕后指挥！
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陈荣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哥哥的膝盖皮破血流，全身被汗水浸透，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呻吟，他知道那是徒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每一个干部的考验，哥哥听毛主席的话，默默无声地接受这场无情的考验。
同学分成两派，好友搬离寝室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各地造反派把夺权作为首要任务，“一月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夺权；
一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夺权；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夺权；
…………
事实上，自从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后，各级党委早已瘫痪，当权派早已丧失了权力，悬空的权力像吊在半空中的唐僧肉，谁都想拼命得到它。这使得夺权斗争错综复杂。
在重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到二十六日，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造反组织在驻军支持下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建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革联会成为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的临时权力机构。围绕这个临时权力机构，一些有不同意见的或没有进入革联会的头头自然就开始反对，他们形成一个与革联会对立的反对派，因提出“砸烂革联会”的口号，他们先叫砸派，后来改称反到底派。于是，八一五和反到底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在我们电技校，急先锋战斗队、赤卫队等几个组织合在一起，组成了电力兵团，加入到“八一五”派，六九级电气班的马俊平为团长，周勇当上副团长；山鹰战斗队联合了其它组织，成立起井冈山兵团，王贵秋当团长，参加了“反到底”派，学校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
五月里，反到底高喊：“坚决砸烂革联会！”八一五派则针锋相对：“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两派为权力之争，矛盾日趋激化。
在学校，井冈山首先控制了礼堂小楼上的广播室，时常播放毛主席的诗词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井冈山’用毛主席诗词制造紧张空气”，在寝室内周勇对我说。
“他们是在蓄意向电力兵团示威，我几次看到六九级锅炉班的巫天洪裤兜里装着匕首……”我稍有不安地说。自从造反夺权进入高潮之后，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夺权，公检法也被“砸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行动失去原有的约束，谁也管不了。
昨天，黄古胜从我们寝室搬出去，与“井冈山”的人住到一起了。
自两派分裂以来，黄古胜一直是反革联会的观点，经常与我和周勇争论得面红耳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许多人因为派性，家庭中父子反目，夫妻离异。而今，两派关系紧张，他离开我们参加了井冈山也就不奇怪了，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一回事，革命又是一回事，就像当初我贴赵老师的大字报一样。其实，我知道，就黄古胜的离去，周勇和我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示威游行之后我们回不到学校了
一天傍晚，“井冈山”抄了“电力兵团”团部，团部一片狼藉，印章被抄，桌椅被砸，窗户玻璃粉碎，地面撒满纸屑，这一切使刘承芬十分愤怒：“真是一群土匪、暴徒、法西斯……”刘承芬一边大骂井冈山，一边收拾。她是六九级锅炉班的，也是兵团的活跃分子。
周勇也被激怒了，浑身热血沸腾，他对陆续赶来的兵团人员高声喊道：“战友们，‘井冈山’开始下手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以牙还牙，去砸烂‘井冈山’。”
刘承芬把头一扬说:“对!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有人卷衣袖，有人操起被砸烂的椅子断腿，大有与“井冈山”血战一场之势。正在清理自己办公桌的马俊平慢慢抬起头说：“大家请冷静一下，听我说几句，最近一段时间，‘井冈山’人在实习工厂大肆制造武器，把锉刀在砂轮机上磨成匕首，将钢板切割下来，加工制成大刀，他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从周边环境来看，附近的电力校东方红（反到底派）有几百人，我们现在赤手空拳与‘井冈山’斗，无疑是以卵击石。”
团部顿时鸦雀无声。周勇知道马俊平的一番分析有些符合实际，可周勇仍不服气地说：“在黄桷坪我们力量是不足，我到机制校去请他们援助。”周勇与机制校八一五早有交往。
马俊平走近周勇身旁对他说：“还是暂时忍一忍。这样，过几天全市八一五要去市中区游行，那时我向总部汇报，再作打算。”
八一五的游行盛况空前，号称三十万游行大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远远看去像一条匍匐的巨龙在蠕动。我真不敢相信那个风云动荡年代，派性的号召力竟有如此之大。
在游行的长河中，我们“电力兵团”十分显眼，近百人排成整齐的方阵，身穿整齐的劳保服，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市中区马路两旁楼房上， 有许多八一五广播站，老远就喊道：“向电力兵团学习！向电力兵团致敬！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和三个同学用手各牵着“电力兵团”大旗的一角，走在队伍前面，旗帜十分醒目，难怪广播站很远就知道是我们“电力兵团”来了。
这面旗帜是我冒着极大的危险保存下来的。那天傍晚，“井冈山”一伙人冲进兵团胡乱打砸，当时只有我和同班同学侯世才两人在团部，“井冈山”人多势众，我俩被逼到墙角，插着旗杆的兵团大旗也斜靠在角落。“旗帜不能让他们毁了，这是兵团的标志，小时候下陆战棋时，只要军旗一倒就得认输……”我一边想，一边将旗杆抽掉，把旗帜卷成一团，几个人冲到我跟前与我争夺，我双手死死将旗帜抱在胸前，并弯着身子作好背上将落下拳头的准备。正在拉扯不休时，谭冠华来了，好在我们是同班同学，相互之间比较友好，他看见我拼死保护旗帜的劲头，动了恻隐之心，招呼那几个同学放开了手。我怀抱着旗帜一口气跑回宿舍，将它藏进我的枕头内，这面旗帜才得以保存下来。
位于解放碑交电大楼上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是反到底的重要喉舌，是根据林彪的话取名的，它在重庆最中心的闹市区。高音喇叭每天喋喋不休地攻击八一五。当我们的队伍走到交电大楼下边时，这个广播站对我们高喊：“重大八一五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电力兵团的同学们，你们受蒙蔽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赶快觉醒吧……革联会是短命的，就像你们游行队伍一样，走到尽头了（解放碑是游行的终点）。”
一路上，八一五的广播声让我们振奋，给我们鼓劲，此刻“完蛋就完蛋”的喊叫，使我们愤恨。两派的广播都冲着游行队伍喊叫，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游行结束后，“电力兵团”成群结队地往学校返回，当我们走到学校大门时，校门内站满了“井冈山”的人，他们个个横眉冷眼，人人手中拿着大刀、钢钎。黄古胜也在人群之中，只是手上没有东西，他才从我的寝室搬出去不久，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武装自己，当我和他目光相对时，他将头扭向一边……
好一个“井冈山”，抓住我们出门游行的时机控制了学校。
“电力兵团”被赶出了电技校。
攻楼战中有同学受了重伤
在重庆机制校操场上，我站在“机校联合兵团” 队列之中，头上戴着藤帽，身穿劳保服，手持两米长的钢钎，成了有武装的战士，我不知这叫不叫投笔从戎。
“电力兵团”被撵出学校后，投奔到八一五派控制的机制校。该校的“机校兵团”在两派武斗开始后名声很大，是八一五的一支劲旅。在我们到机制校之前，已经有也在本校立不住脚的重庆钢铁学校、重庆建设机床厂技工学校等校处于弱势的八一五派汇集到这里，重庆卫生学校与机制校仅隔一条公路，该校八一五人数极少，也加入了机校联合兵团。机校联合兵团负责人将所有人员编为五个梯队，一、二、三队是机制校本校的学生，我校“电力兵团”编为四梯队，其余学校的学生混合组成五梯队。总共大约有三百余人，五个梯队由机制校外号叫“杨气功”的杨金华统一指挥。此时原“电力兵团”的大多数人，包括马俊平团长，因不愿参加武斗，已经离开了队伍，四梯队的人数不到五十人，我们班上的周勇、王明文、侯世才、夏启贤和我五人在四梯队队伍中。
八一五和反到底的斗争，已经由大字报、喇叭吼转向武力较量，双方武力的对抗犹如立夏后的重庆气候，一天比一天火热。
六月五日至八日，地处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春雷”组织（八一五派）和该校的“八三一”组织 (反到底派)发生冲突，两派总部分别派出上千人助战；七月七日，八一五派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向盘踞在市二轻局大楼内的反到底派二轻兵团进攻，被对方用小口径步枪打死二人。这两起事件，拉开了重庆市全面武斗的序幕。
今天，杨气功集合了三、四、五梯队要去攻打空压厂反到底盘踞着厂医院大楼，因占领这个据点就可以控制着从杨家坪到黄桷坪的交通要道，机校联合兵团决心要端掉他，拔掉这颗眼中钉。
空压厂医院位于公路边，两楼一底，大门被新做的铁栅门封锁，我们一去就将医院团团围住。
这是古代战场的重现，大家抬着云梯，靠在墙上，顺着楼梯往上冲。楼上空压厂工人居高临下，从窗口砸下石块、砖头，好几次进攻者爬上云梯已经接近窗口时，都被对方用钢钎将人刺伤，或者将云梯推翻倒地。进攻一次又一次失利。
在现场指挥的杨气功改变了进攻方式，他叫人抬来一根长枕木，叫几个人抱住枕木合力撞击医院铁栅门。我校六七级汽机班的何光水个头高大，抬着枕木冲在最前面，枕木带着巨大的惯性力，一次次撞击着铁栅门，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好几处钢条变型、弯曲了。
当他们继续抱住枕木冲撞时，一支钢钎从铁栅门缝中刺出，只听见何光水“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几个人急忙丢下枕木，将他扶到安全处。钢钎刺中了他的右大腿动脉，血流如注，很快将劳保裤浸透。负责救护的女同学们围着他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伤口在大腿根部，让这些女同学十分为难。何光水脸色苍白，双手死死地捂住伤口，血从指缝间汩汩地往外流。
不能再犹豫了，流血过多，他会死的……刘承芬弯下腰，果断地扒掉何光水的裤子，用绷带使劲为他包扎，绷带一圈圈地缠上去，又一圈圈地被鲜血染红，用完几个绷带卷后，血才慢慢止住。经过这番折腾。刘承芬慢慢地站起来,像卸下千斤重担似的深深出了一口气，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满额头的汗水，脸涨得通红。
何光水被送进医院，他是我们电力兵团的第一个受伤者。
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失败，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火辣辣的太阳己升上头顶，七月的重庆已进入“火炉”季节，室外气温非常高，公路上干燥、滚烫，脚一踏下去就是一串尘烟。我们全身被汗水湿透，口干得嗓子在冒烟似的，有的人干脆脱掉衣服，光着上身，真是“赤膊上阵”。此时，有人又搬来云梯，把它撑在大楼左边转角处，从战术上讲，这个位置进攻可以减少楼上一个窗口的威胁，只见有个人手提着一把大刀登梯而上，在接近二楼时，从窗口斜刺出几支钢钎，攻楼者毫不胆怯，挥舞着大刀将钢钎一一拨开，由于钢钎很长，在守楼者收回钢钎准备再次刺杀时，那人已纵身跳进了窗内，楼里顿时响起“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后边不断有人登上云梯跟进楼内，大楼里顿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地面的人高声呐喊助威。
不一会儿，楼里厮杀声渐渐平息，铁栅门被打开了，从大门内走出一群俘虏，他们双手抱头，在充满辱骂和拳头的夹道人墙中低头走过。
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快速，我好像在看一部精彩的电影片断，那人是谁？我出于好奇，也出于崇敬，守候在大门旁边要看个究竟。他出来了，是个十分标准的美男子，标准的身材，标准的五官和一头乌黑略微卷曲的浓发。经打听，他叫衡三宝，是机制校第一梯队的，事先他和一、二梯队的人在守卫学校大本营，听说大楼久攻不下，才从学校赶来参加战斗。
原来.衡三宝早已在杨家坪一带享有盛名，只因为我们去机制校不久，还不认识他。听机制校的同学讲，衡三宝从小拜师习武，师傅传授他正宗的峨嵋派武功。但不幸他在后来的武斗中被对方开枪打死。
在我们攻打空压厂医院大楼的前几天，学校的井冈山也进行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同样是进攻大楼，同样是学生攻打工人，不同的是前者是八一五学生攻楼，反到底工人守楼，后者是反到底学生攻楼，八一五工人守楼。我校反到底派井冈山的负责人谭冠华在这次行动中被烧伤。
平生第一次看见杀人
重庆有许多大型兵器工厂 ，除天上的战斗机和水上的战舰外，坦克、大炮、冲锋枪、炮弹、子弹……重庆兵工厂都在生产。重庆火辣辣的气候，炼就了重庆人火辣辣的性格，重庆人好斗，什么事都要争个高低。有中央领导人赞成“文攻武卫”口号的指示，有这么多的常规武器和重庆人的秉性，这三个要素决定了大规模的武斗在重庆已不可避免。
建设厂的反到底派组织“红大刀”占领着厂生产区，从七月下旬开始，红大刀打开成品仓库，将本厂制造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源源不断地分发给各个反到底组织，已经打上黄油准备支援越南反美斗争的一批枪支落到反到底手中……
八一五派也千方百计地搞枪。七月下旬的一天，在八一五革联会武卫司令部统一安排下 ，上千人在沙坪坝汉渝路抢了七八三五部队三营七连的枪支，七连的副指导员郑兴仁和七名战士在争夺枪支中受伤。由于人多枪少，机校联合兵团只抢到十多条自动步枪。
第二天机校兵团又抢了江北区武装部，武装部里全是老式武器，曾是解放前使用的枪支弹药，有七九步枪，三八大盖和老式手枪。周勇得到一支七九步枪，夏启贤有了一支勃朗宁手枪。这些老式武器能配用的子弹少得可怜。
八月二日，我亲眼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天下午，一群武装人员押着一个健壮的汉子从我身边走过，听说是来侦察机校兵团火力的奸细，不料被抓住。出于好奇，我尾随在后面。俘虏上身穿一件短袖红褂子，四肢粗壮，大约三十多岁，有人说他是重庆钢铁公司的反到底人员。俘虏没有受到捆绑，队伍押着他走出机制校，又穿过卫生学校教学大楼，一路上那壮汉昂头挺胸，步伐坚定地走在前面，不知道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是这支队伍的头目。有人用枪托砸那汉子的背部，催促着他快走，俘虏回头怒瞪两眼，毫无惧色。
在一个斜坡边，武装人员停住了脚步，斜坡上长满了夹竹桃，夹竹桃正开着红白两色的花，斜坡下面是卫生学校宽敞的运动场。俘虏独自一人继续往前走，他穿过夹竹桃林，走上运动场跑道时，枪声响了，那俘虏没有起身逃跑，他回过头，怒视着向他开枪的人群。他中弹后一只脚跪在用细煤渣铺就的跑道上，又一阵排枪打过去，他背朝天沉重地倒了下去，身边流出一大滩鲜血。
我不知那人是否真是奸细，也不知处决他是有人指示还是拿枪的人的自发行动，可我有些怜悯他，因为怎么看他也不像书中或电影里的阶级敌人。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杀人，看见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感到这太残酷，深为震惊。
八月三日，重庆两派为争夺建设机床厂的制高点清水池打得十分激烈，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一个伤员走过，他的头部中弹，脑浆顺着面颊流进嘴里，伤员还有知觉，从口中往外吐着脑浆……
当天傍晚，我和周勇在寝室谈论着眼前的局势。
“看来八一五和反到底真的要大干一场了。”周勇有些忧心忡忡地说。
“重庆两派相斗就像《西游记》里的真假猴王，我不是如来佛，谁是真正的革命派，我也分辨不准。我哥哥被重大八一五斗得死去活来，要说我对八一五还有家仇亲怨。我参加八一五有两个原因，一是想和你在一起，二是不愿意加入王贵秋的队伍，全校学生中数他最调皮，他怎么也参加了革命，居然还当上了头头？我相信你参加八一五也会有这个理由。”
周勇默默地点了点头说：“现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瘫痪了，各级党组织也瘫痪了，造反组织的行动，已经无人约束，谁都管不了，两派的武斗谁也管不了，重庆的两派斗争，如果中央文革不表态，武斗就有可能越来越残酷。” 一会儿周勇又回到现实，若有所思地又说：“不知道黄古胜为什么会跟着‘秋二’跑，此时此刻他在干什么呢？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战场上相遇，也许还会相互间端着刺刀拼杀……”
我想，此时的周勇一定是在怀念我们三人往日的友谊，在回忆我们三人一同登上王家大山时的情景。我望着窗外的夜空也有些感慨地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课程，此时正处在毕业分配期间，全班同学应该照一张毕业合影照片，互相之间赠送纪念品或日记本，在日记本上写下离别赠言。谁想到如今我们却在同室操戈，生死相斗？”
我中弹负伤周勇冒死相救
八月四日这天早上，太阳冉冉升起，给所有建筑物披上一层金光，明晃晃的、亮堂堂的，东方是一片火焰般的红霞，气温很高。
在食堂吃完稀饭馒头，出一身汗水。回到寝室里后我和周勇都感到十分无聊，战乱以来我们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声，真是无所事事。
突然，侯世才一下子闯进屋里喊道：“你俩还不快跑，全部人马都撤向石坪桥了。”说完他匆匆离去。我和周勇大为吃惊，立刻背上各自的装有衣物的尼龙线网袋，周勇提起步枪，我俩拔腿就跑，出门一看，整个机制校已经空无一人，当我俩跑到卫生学校教学大楼时，遇见杨气功独自一人迎面走来。
“怎么搞的，撤退也不通知一声？”周勇责备地问。
“昨天撤到学校的那些建设厂工人，今天又慌忙往沙坪坝撤退，引起了骚乱，大家就跟着往外跑。”
我对他说：“学校已经没有人了，你还回去干嘛？”
“我知道。”杨气功提着一支二十四响德国造驳壳枪仍然往前走去。
看见杨气功镇定自若的态度，我和周勇心情也平静了许多，不一会儿我俩走到了那个斜坡，又穿进齐人高的夹竹桃林，红白两色的夹竹桃花发出难闻的气味。穿出林子就到了卫校运动场，我一眼看见，前天乱枪打死的那个俘虏仍然趴在那里，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撤离的路线就是送俘虏死亡的路线。
此时，右侧公路那边的山丘上响起枪声，是冲着我俩来的，子弹打在跑道上，溅起朵朵尘埃。我毫无军事常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也不愿像怕死鬼那样趴倒在地，心里有一种“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勇敢精神在支配着我，我侧过身面对着那个射来子弹的山丘，想看看对我俩开枪的人。突然，什么东西在我右腰重重地一击，低头一看，一股殷红的鲜血喷射而出，我中弹了！
周勇急忙将我扶到跑道边的一个小沟里，掏出随身备用的绷带为我包扎，绷带绕到我身后时他说：“遭了，子弹穿透了腰，后面的伤口有鸡蛋那么大。”
我坐在沟里，微微张开两臂，让周勇为我包扎。离我不到三米的那个死者，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比夹竹桃花更难闻的臭味，如果说白色夹竹桃花代表死亡，红色代表鲜血，那么此时的夹竹桃花儿是为我和那个死者盛开的。
用完两个绷带，血渐渐止住，周勇背上我，提着七九步枪（我俩的尼龙网袋只好扔掉），顺着小沟向一片庄稼地走去。山丘上的人并不甘休，继续向我们射击。中弹后，我完全丧失了先前的勇气，任由周勇摆布。子弹“嗖嗖”地在耳边作响，空旷的大地只有我们俩人。我们走在生命的沼泽地，周勇在拼死救我，冒着自己生命的极大危险救我，天地间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此时此情，命运安排我俩生死与共。
走到一片庄稼地，这里躺着几具尸体，是先我们离校的人被打死在这里。再往前走，有一具女尸，我既吃惊又无力地轻轻叫了一声：“刘承芬！”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脑浆外流，白色的脑浆和鲜血混染在一起，她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着红光。这个来自北碚农村的姑娘，好不容易考上技校，已经跳出了“农门”，将来应该是个优秀的电力工作者，应该结婚、生育，当一个好妈妈，而今，她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过早地献出了她的青春和生命。
刘承芬成了武斗中我校第一个死难者。
再往前是一个山坡，瘦削的周勇背着我早已经大汗淋漓，我回头看了看，那一群武装人员己经走下山丘，向我俩追来。“放下我，你自己走吧，他们追来了。”
“别说傻话，有我在就有你在。”
我真想咬他的肩头，迫使他放弃我，但又一想，周勇不会扔下我的，这是他的人格、信念和我们的友谊所决定了的。巴尔扎克说过：“一个人倒霉，至少有这么一点好处，可以认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
山坡的半山腰有一间不大的平房，平房掩盖在一片桉树林中，周勇吃力地背着我向平房走去，还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一位中年人半掩着门说：“你们别进来，房子太小，他们会来搜查的，上面有个防空洞，你们可以去那里躲一躲。”中年人指了指坡顶上不远的岩壁。看来这个人一直在窥视着山坡下面，对眼前的情形十分清楚。
周勇咬紧牙关，用尽最后的力量背着我爬上了这段山坡，那里果然有个防空洞。防空洞里阴冷潮湿，刚进去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周勇慢慢放下我，就大口地喘息，他确实太累了，虽然从卫校运动场到防空洞只有几百米距离，这几百米却是我生死的生命线，周勇在这恶劣的气候下，更确切地说是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咬牙负重一步一步地将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一会儿，他慢慢缓过气来对我说：“看来我一人没法将你背下去，你先在洞里躲一躲，我去叫人，立马回来。”
“你可要小心，不要为我冒险。”想着坡下的追兵，我担心他的安全。
周勇走后，我靠着页岩石壁坐在地上，慢慢适应了洞内光线。洞子不深，是 U 型的，有两个洞口。我撑着石壁，站起来小便，通过洞口折射进来的光线，我发现尿呈红色，约有生理知识的我知道体内肾脏被打坏了。我撑着石壁慢慢走到洞口，往山坡下一看，有二十多个人向山上摸来，他们手里全是半自动步枪（事后我才了解到他们是重庆河运校航锋战斗团的队伍，他们一早就埋伏在那个山丘上，对没有任何还击的人们开枪射击，先后打死、打伤十多人）。我慢慢退回洞子深处，坐在地上，拾起一块页岩石抱在怀里，脑子里做出最坏的打算——如果反到底进洞，只有一拼了事，也算是履行了对毛主席的誓言。
不久，洞子外面响起一阵枪声，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真为周勇担心，他会不会和这帮人相遇?也许不会吧，周勇走了好一会儿才响起了枪声，多好的一片桉树林子，它掩护了我俩爬坡和进洞，但愿也掩护周勇顺利离开。
平静了，万物都安静下来，洞子里更是出奇般的沉静，仿佛与世隔绝似的。渐渐地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我将双手紧紧抱在胸前，这感受我在什么地方体验过。啊，想起来了，在北京，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等候毛主席检阅时，也是这么冷，只是洞子里没有冷风，冷气好像是我自己体内发出来的，现在也是等待，等待周勇快来。
慢慢地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但模糊的意识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等待，一会儿意识等待着毛主席要来，一会儿意识等待着周勇要来。毛主席——周勇——周勇——毛主席……
不知过了多久，洞外传来脚步声，我开始警觉起来，思维又回到了现实，是周勇？还是反到底？如果是后者，那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那就听天由命吧。
周勇出现了，救星来了！他带着王明文、侯世才还有机制校几位同学来了。他们轮流将我背到石坪桥，那里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等候着我，在周勇的护送下，卡车将我送进了西南医院。
“角斗士勋章”
……我瑟缩着身子走在戈壁滩冰峰峡谷之间，到处是白皑皑的，座座冰峰直刺苍穹，风挟着大雪扑打着我赤裸的上身，我快要变成一个冰人了，我想我应该去洞里躲一躲，不然我会死在这冰天雪地里。到了洞口，我看见有一个受伤的解放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认出了他，他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一班长，手中紧握着冲锋枪。杨排长呢？杨排长哪里去了？他说过一定要把一班长救活，我扭头四下寻找……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声音：“醒了，他醒了。”我慢慢睁开眼睛，眼前仍是白茫茫一片，但不是戈壁滩，而是病房的天花板。
一个医生站在我床边亲切地说：“陈小海同学，你终于醒来了，你发着高烧，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现在好了，开始退烧了，你的手术比较大，你要安心静养，你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
医生叫我的原名，一定是周勇送我来时填写上我原来的名字，十分亲密的伙伴，改个姓名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口的，我心里想。我又在想，这医生真有觉悟，安慰病人也用上最高指示。
我轻轻点了点头，头很沉，腰部十分疼痛，疼痛使我恢复了意识，这才发觉自己的双手手掌心放着冰块，额头搭着湿毛巾。“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姓张，大家叫我张胡子。” 张医生是个络腮胡，大个头，白大褂里穿着军装，两片鲜红的领章十分耀眼。
病房宽敞，有六张床位，进病房的大门在墙的中间，正对着阳台的大门。这里没有火药味，空气中却弥漫着药味，我开始过上幼婴般的生活，吃饭要人喂，拉屎拉尿要人接，可是伤痛却不能像幼儿那样啼哭。我整天躺在病床上,无聊地望着天花板，难耐的孤独和寂寞，天花板就成了我回忆往事的银幕：那天，看见子弹打在跑道上时，如果我立刻趴下，不会挨这一枪……唉，这个医院什么药都有，可就是没有后悔药……
家里怎么样?让我最思念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五十出头了，她没有文化，三十多岁就守寡，一生辛勤劳动，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她的背已经有点弯曲，在家中我是老幺，母亲对我疼爱有加。此时我多么希望母亲来到我的身边，用她慈祥的爱，抚平我的伤口。由于受宠爱，我在家中不做家务事，算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
今年三月，姐姐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小永进，小永进十分可爱，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长到两三个月时，他就会笑了，我喜爱上了这个小外侄，每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就爱抱他，逗他。他高兴时常常无声地撒我一身尿水，自小永进降临到我家，一下子改变了我那“少爷”习气，我抱他逗他还十分乐意为他洗屎尿片，姐姐当然高兴，连粮店的几位员工也当面称赞我。六月份我回了一次家，算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小永进了，我想他也许长胖了，也许肉墩墩的小手可以抓拿小东西了，我多么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后我要告诉他舅舅在这非常时期的遭遇。
“陈勇！”有个声音在喊，我侧头看去，一个女兵走近病房，她的目光并没有向着我，而是径直走向阳台门边的那张病床，我曾多次观察到那张床上的病员总是伏着身子趴在床上。难道他也叫陈勇？怎么这样巧。女兵与那个病人亲切地摆谈着什么，并不时地为他打扇。此后女兵几乎每天都来病房，而我常常将把目光投向她们俩，这引起了女兵的注意。
“你需要帮助吗？”女兵走过来问我。我摇了摇头，于是把我去年也改名陈勇的事告诉了她。女兵圆圆的脸蛋，皮肤黝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她高兴地说：“真是巧事，一个病房，两个伤员，两个陈勇。”
原来那个陈勇是七医大一支队的学员，军人，是八一五派七医大红总的成员。
八月五日这天，八一五与反到底争夺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时，他在现场参加救护工作，一颗子弹射过来，从他的肩头直划到腰间，伤口近四十公分长，好在只是皮外伤，难怪他总是趴在床上。女兵叫程铁，是七医大学员，家在武汉，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军官，因为支持“百万雄师”被打倒。
此后，在这里我多了一个护理员，程铁再到病房时，两个陈勇都能吃到水果，吃到罐头，都能得到精心的照料。
一天，护士用镊子在我受伤部位取纱布，她将纱布条从子弹入口处往外拉，好长好长，足足有一米半，同病房的两个病员在一旁看得直伸舌头。护士走后，大胡子医生走来，他用毛巾为我轻轻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我问道：“张医生，我想确切知道我的伤情，能告诉我吗？”这是我手术后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事。
“你不是恢复得很好吗，烧退了，脸色红润了，伤口也开始愈合了。”
我淡淡一笑，自己也不知这笑是出自对伤势的好转，还是对张医生的回答。张医生看懂了我的内心，他搬来凳子坐在我床边说：“作为医生不应该在治疗期间告诉病人的实情，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子弹从正前方飞来，如果是逃兵，第一个伤口会在后面。好吧，我告诉你，这一枪可不轻，打烂了你的肝脏，也击中肾脏，肝脏再生能力强，没多大关系，肾脏却无法修补，只好切除了。”
虽然事先我有所估计，一旦得到证实，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一阵慌乱。
“你真不幸，挨了这么一枪，但不幸中又万幸，子弹出口处距离脊椎仅有二公分，如果脊椎被打断，你这一辈子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大胡子四十多岁，身材魁梧。“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这种武斗不是阶级斗争，恰似春秋时的诸侯混战，‘春秋无义战’啊。你挨了这一枪，切除了右肾，如果在部队还可以给你评残，终身享受国家抚恤，而你是学生，谁来管你，谁来歌颂你的勇敢精神？我在你腰部划了二十公分长一刀，缝了三十六针，算是我对你的勇敢精神奖给的一枚‘角斗士勋章’。”
“角斗士勋章”！我睁大眼睛盯着他，并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这个新鲜名词，我读过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写的《斯巴达克思》这部小说。张医生怎么把古罗马战场与文化大革命、角斗士与红卫兵相比?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角斗士与武斗人士又有些相似，好像都是一种牺牲品，前者角斗是为奴隶主取乐，后者武斗是为他人争权夺利，我望着天花板，脑海在不断翻腾。
七医大陈勇毕业于重庆南岸区的十一中学校，他个子不高，微微有些胖，有一张亲切的娃娃脸，由于伤势不重他很快就出院了。
我拆了线也开始试着下地走动。当我能够独自慢慢行走时，陈勇接我去他的营房。营房建在七医大校园外的一个小丘上，用围墙围住，四周全是庄稼地，老远就能听到营房内一片片狗叫声，一支队喂着几百条狗，那是专门用来搞医学实验的。第一次去营房那天我吃上了香喷喷的红烧狗肉，当然，这时也少不了程铁，她和陈勇或许恋爱上了，我心里在猜想。
周勇在潘家坪战场死里逃生
八一五从八月十八号开始攻打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时，机校联合兵团遵照统一部署，一大早就等候在歇台子。奉命前来的还有重庆工业学院、新华印刷厂、建设厂、空压厂等单位的八一五队伍，大约有五百多人。后来周勇给我详细讲了当时的情况。他们在那里许久没有接到行动命令，周勇听别人说，队伍迟迟不行动是因为空压厂的坦克不愿意参加作战，前线指挥部负责人正在动员。九时许，大家终于等来了一辆坦克，各路人马才开始向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挺进。
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历来是重庆市委、市人委（政府）接待党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和外省市高级领导干部所在地，这时已经被反到底占据。这天八一五进攻的目标是潘家坪里的一处房屋，据说是中干招待所。
坦克徐徐前进，在坦克后面跟着一大群武斗人员，有的端着冲锋枪，有的提着三八大盖，更多的人手里是七九步枪，还有的人赤手空拳。在离攻击目标不远的时候，坦克加快了速度，队伍中有一个人高举起手枪大喊：“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八一五的勇士们，冲啊！”有了这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在前面冲锋，八一五参战人员都满怀着必胜的信心紧紧跟上。
已在射程之内，坦克对准那栋平房开了一炮，墙上立刻出现一个大窟窿。双方距离越来越近。突然，反到底开始还击，子弹打在坦克上发出金属碰撞声。不知是有子弹打穿了坦克，坦克里有人受伤了，还是怎么回事，前进着坦克突然调头就跑。坦克一跑，进攻的队伍失去了掩护，冲在前面的人全暴露在一片开阔地面。反到底抓住机会，从窗口、门缝里伸出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疯狂扫射，八一五的人完全成了活靶子，顷刻之间倒下一大片……
这哪里是什么战斗，完全成了血淋淋的屠杀。其中，工业学院的五个大学生本想战斗胜利时缴获几支枪，空着手跟着坦克，结果五人被打死在一起。一部份人逃了下来，我校六九级锅炉班的王兴国在回头跑时一颗子弹打在他挎在腰间的红十字医药皮包上，皮包里装有步枪子弹，子弹挡住了射来的弹头，救了他。
冲在队伍前面的周勇被这一瞬间的变化惊住了，在他周围的人纷纷倒地时，他看见旁边有一个很浅的小坑，他抱起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一个侧身翻，趴倒在浅坑里，一动也不敢动——在我受伤后，他曾多次对侯世才等人说：如果当时陈勇见势不妙立即趴下，不至于挨那一枪。此时周勇倒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周勇斜着眼睛看见离他不远处，我校六九级电气班的赵家云胸部被子弹打中，鲜血淌了一地，赵家云张着大嘴，艰难地喘息，用一种乞求救命的目光望着他，周勇眼看着自己的同伴生命垂危却无法相救，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家云慢慢死去。
周勇趴在那里不敢动弹，到处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还好，众多的尸体掩护了他。枪声渐渐稀疏,火辣辣的太阳高悬在头顶上，万里晴空，没有一丝云彩。一阵阵南风吹来，卷起一股股热浪，火烧火燎地使人感到窒息，汗水浸透了周勇的衣服，遍地的鲜血散发出浓浓的血腥味。此时的周勇完全处在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上，他在这生死线上还不能有任何的挣扎，真是活受罪。只有他的眼睛敢动，他不时地向上翻动眼睛，观察着那栋房屋的动静，他担心反到底的人走出来搜查，如果这样,自己就必死无疑了。很快他的这种假设又被自己否定了，身后零零星星的射向招待所的枪声告诉他,八一五还没有撤走，那么，反到底是不会轻意出来的，这零星的枪声虽然对反到底毫无作用，对周勇来说，却是在救他的命。
时间过得真慢，太阳仿佛凝固在天空似的, 他想起在大渡口的家,父亲远在贵州省的都匀工作,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的母亲，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中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自己积极投身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长子没有为母亲分担家庭负担……
死亡在威胁着他, 烈日在暴晒着他, 周勇在那里忍受着一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市党校军训时，后工学院的军事教官讲，夜间巡逻,拿电筒的手要远离身体,躲子弹要跑“之”字……他估计自己趴在地上有两个小时了，在这里不被打死，也会被晒死，不如拼命跑下去，跑不掉就“光荣”，跑下去就算拣一条命。
于是他猛然提起枪起身回跑，反到底发现了他，立即开枪射击，子弹在周勇的耳边“嗖嗖”作响，他转弯抹角地拼命奔跑，前面出现一个坎子，他没去想坎子下面有多深，就纵身跳下去……
下面有两个人将他接住。周勇终于从“阎王殿”里跑回来了，稍稍定神后，他大声喊叫：“坦克手在哪里？我要枪毙他！”
后来据杨金华回忆，他当时也曾愤怒地喊过这样的话，但当他看到那辆撤回来的坦克里艰难地爬出已经负伤的坦克手时，什么也没再说了。这种轻型坦克，根本抵挡不住高射机枪子弹的射击。
那天，八一五派在潘家坪丢下了三十多具尸体。
重庆两派的武斗队伍，不仅谈不上“训练有素”，压根儿就未曾正规训练过。参战人员没有军事本领，指挥者没有军事指挥能力，全都凭着那么一股盲目的“革命精神”死打硬拼……不过这也好，如果真是高素质的军事化战斗，我和周勇也许都不在人世了。
九月五日，经毛主席亲自签署的中央《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颁发了。重庆驻军开始收缴两派的枪支弹药。九月中旬，五十四军的李九龙师长亲临黄桷坪动员交枪。电力校、铁运校、三十三中的枪支弹药陆续上交，电技校也不例外，上交的武器最多，足足装了两卡车，所有的俘虏也全部释放了，但井冈山还是留了一手，十多支短枪没有上交。
没有上交的短枪却险些要了甘仕杰的命。一天清晨，与甘仕杰同一宿舍的六六级的黄德林同学正在上位铺上摆弄手中的“五四”式手枪，甘仕杰起床后在下位床边弯着身子系鞋带，黄德林一不留神枪走火了，子弹从甘仕杰的后颈射进去，从胸前穿出来，好在没有伤及脏腑，经医院大力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停战以后去潘家坪战场收尸
我在西南医院治疗期间，周勇几次到病房看望我，帮我清洗血衣血裤，对我讲述前方的战况和学校的伤亡情况。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我已经能够独自行走。
有一天，周勇又来到医院，约我一同去看望在新桥医院住院的王明文，西南医院与新桥医院相距不远，都是七医大的附属医院。
王明文受伤的左腿高高悬吊起，一根不锈钢钢针横穿过膝关节，钢针的两端用绳子连接着几块悬吊的砖头，我知道这是传统的牵引治疗法。王明文平躺在床上，他说从八月五日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式，他多么想起身坐一坐，哪怕是侧一下身子也好，然而严厉的医生不允许。
“我可能快出院了，你还要躺多久？” 我问道。
“膝盖骨被打成豆腐渣，一时还不能出院，人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王明文回答道。
“还疼吗？”
“不疼，可是医生一点都不准动，这比死还难受，我真羡慕你，这么快就能走动了。”
我一边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继续说：“你背我出防空洞时跑得飞快，真痛死我了。”
“也许那是我最后一次奔跑了。”
“你会站起来的，一定会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我心里有点难过，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他。
“仍需努力？难道你还要重返前线，还要去参加这种武斗？”
王明文说完,直楞楞地望着我,看来王明文和我一样，开始厌恶武斗了。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俩受伤之后才痛定思痛，才开始思考这种流血“革命”。
王明文讲，我校“井冈山”的姚树明受伤后，被八一五的人误当作八一五派伤员救下来送到了七医大，也住在这医院，因为都是枪伤，所以住同一层楼。姚树明能走能动。有一天，他在走道上行走时无意中被王明文看见了，当时姚树明也看见了他，显得有些紧张，此后王明文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据“井冈山”的负责人谭冠华说，姚树明入院后找人带信给家里的人，不久他的母亲来到医院护理，当王明文看见他后，姚树明有些惴惴不安，害怕被“点水”（告发）。姚树明父亲是人交公司开客车的，一天，谭冠华带上十多人怀揣手枪，坐上姚树明父亲开的客车，到医院来将伤还没有痊愈的姚树明悄悄地接走了。
八月二十九日，我告别了张大夫和七医大的陈勇，在周勇的陪同下回到了机制校，又和周勇住在一起。机校联合兵团的武装与撤离学校前大不一样，人员虽然少了许多，但是多数人背上了自动步枪，卫校“李寡妇”运回来的那一车自动步枪子弹没有损失，子弹非常充足,有的人还用它来打麻雀。
“九五命令”之后，两派已经偃旗息鼓，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天，市革筹通知杨家坪地区八一五指挥部组织人去潘家坪收尸，我和周勇都去了。八月十八日被打死的那三十多个死难者的遗体还没有收殓，因为之前反到底一直据守在潘家坪。
现场惨不忍睹，老远就能闻到熏天的臭味，让人恶心、呕吐，三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经过一个月来的暴晒和雨淋，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头颅成为骷髅，那凌乱的衣服下面，掩盖着一具具白骨，骨架里长满了肉蛆。这里充满了恐怖，许多人不敢走近现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曾畏惧，却害怕看见这悲惨而阴森的场面。
不知为什么反到底已经撤走了，中干招待所空荡荡的，我想，他们不战而退，也许正是这三十多具尸体的恶臭赶跑了他们,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群死去的人，算是用死亡达到了连坦克攻击也没有达到的目的。
周勇带着我走到他藏身的地点说：“当时我就趴在这里，一点不敢动，足足有两个小时。”我一看，这哪里是藏身之地，只是比平地约低矮些而已，我想一定是这群死者掩护了他，不然,周勇一定也成了枪下鬼。
高度腐烂了的尸体根本无法辨认，但周勇很快就从横七竖八的尸体群中找到了赵家云的遗骸，赵家云死时的位置和姿态深深地刻印在他脑海里，永远也挥之不去。我们将赵家云的白骨装进箩筐里，用纸条写上他的姓名，送往沙区公园，装进棺材后与先他死亡的我校刘承芬、夏元富埋在一起。
小外甥夭折于动乱中
交通基本恢复了，天气渐渐凉爽了，我该回家看望亲人和拿点换洗衣服。当我一脚踏进家门，母亲格外惊喜，紧紧抱住我不放：“儿啊，你终于回来了，你跑到哪里去了？可真想死娘了。”母亲没有文化，只有慈爱，常言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在这炮火纷飞的岁月，母亲思念之情可想而知。姐姐闻讯后立即从粮店回来，她上班比任何人都方便，家和三洞桥粮店只隔一堵墙，姐姐一直坚持工作，没有派性，只有朴实的真理：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要吃饭，粮店就不能关门。
“你可回来了，母亲几次冒着危险去找你，你不在电技校，怎么也找不到，真把我们急坏了。你也真是的，三个多月了，连个口信也不捎回来。”
我十分尊重姐姐，打她工作以来既要奉养母亲又要供我读书，此时对姐姐的埋怨，我只能洗耳恭听。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黄，生病了吗？”姐姐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虽然我腰间那蜈蚣似的手术痕迹被衣服掩盖，可脸色的变化却掩盖不住。从小到大我从未对姐姐撒过谎，此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向姐姐和母亲讲述了受伤的事。
一阵沉默之后，姐姐说：“你不怕死，我可怕你死，你可是我唯一的兄弟呀！”埋怨上升为指责，这指责中又蕴藏着许多关爱。姐姐立刻吩咐母亲去把家里的那只母鸡杀了，给我补养身子。我知道这只母鸡是今年三月里姐姐生王永进时买的，这母鸡很会生蛋，姐姐在月子里也舍不得杀它。
“小永进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小永进？” 我问道，我心中一直挂念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姐姐脸上顿时布满愁云，垂下头低声说：“他死了。”（左图：小永进生前在母亲怀里的最后留影。）
八月中旬的一天，小永进生病发烧，喂过几次药后不见好转。夜里，小永进开始抽搐，偏僻的三洞桥没有医院，姐姐和姐夫抱着他直奔江北城红十字医院。医院大门关闭着，“八八海战”之后，许多工厂、商店关门，姐姐没有想到，作为救死扶伤的医院怎么也关上了大门，姐姐用手拼命扑打医院的大门：“开门呀，医生，救救我的孩子！”里面没有丝毫反应，看见怀里生命垂危的小永进，姐姐心急如焚，她抱着最后的希望，决定步行十多里去观音桥江北第一人民医院求救，半路上，小永进死在姐姐怀里。
我真为小永进惋惜，他来到这个世上还不到两百天，真是生不逢时，碰上这动乱不安的日子。如果说我家注定要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里死去一人，那么是小永进替代了我。
回校后的苦闷日子
十一月底，井冈山撤走成都后，我们电力兵团回到了电技校。学校仍然是半年前的光景，唯一的变化就是教师大楼后花园里垒起的那十三座坟堆。坟堆上已长出鲜嫩的小草，每个坟头上立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那些死者大多是我校“井冈山”的同学，另外有几个是外校的反到底派成员。
电力兵团产生了新的头头，由几个爱好武术的同学掌了权，而曾经出生入死、现已不愿再参加武斗的周勇等人却被排斥在外。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兵团通知今晚有行动，并且给每人发了一个口罩，没有讲明去哪里，去干什么，我和周勇没有参加，我俩开始讨厌这样的革命，况且又是不明不白的行动。
第二天周勇在学校溜了一圈后进宿舍就说：“你知道昨晚他们干什么去了？”
“你听到什么了？”我反问他。
“他们到教师家属区将盛老师打了，还有人用匕首捅了几刀。”
“真的?为什么？” 我非常惊讶，对老师动用暴力还是第一次。
“因他去了一趟成都，说他是井冈山的奸细。”
“真是胡闹，盛老师去成都我清楚，井冈山取走了学校的全部存款，老师们没钱发工资，我们的伙食津贴也没有了，他是去向西南电力建设局要钱的，我还听说局里已经把钱拨下来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
“那可真冤枉盛老师了。”
打那以后，我和周勇对兵团已经没有兴趣再去关心了。不久周勇去了贵州都匀他父亲那里，我也开始频繁地回家。
王明文住院三个多月，出院后也回到了学校，还好，他没有落下残疾，行走也与正常人一个样。有一天，王明文装了一包一四五高射机枪子弹，来到学校的实习工厂，在钳工桌上，他用老虎钳夹住子弹，一颗颗地卸弹药，准备拿去长江边炸鱼。卸着卸着，一不小心撞响了底火，子弹炸了，弹头飞出老远，王明文的左手却被炸得血肉模糊，大拇指炸飞。王明文战场上受重伤没有致残，却在此时，自己将自己弄残了。
电力兵团回到电技校以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六七级汽机班的蔡昭辉却死了，那是他自己不小心在铁路上被火车轧死的。由于他与头头关系非常密切，电力兵团为他大办丧事，追认为“烈士”，在大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此时周勇已从贵州回来，我俩对这个追悼会十分不满，蔡昭辉算什么烈士？ 追悼会没有完，我和周勇便拂袖而去。
电力兵团没有仗可打，也没有批斗“黑五类”、走资派，同学们整天无所事事，常常无聊地聚在一起。在宿舍里，经常能看到枪斜靠在墙边，桌上的饭菜一片狼藉，一些人一边嘴里叼着香烟一边划拳，这情景我仿佛在哪里看见过，仔细一想，是在电影《地道战》里见过。《地道战》里的那群假武工队就是这样的。有个爱唱歌的同学，喝了酒后躺在床上唱着改了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汽车来了我们不让
汽车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我们一同去见阎王
向前进，向何方
革命理想失去方向
向前进，向何方
朝着什么方向……
同学们的迷茫和彷徨，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激情已大相径庭，那时候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忙于口诛笔伐，忙于振臂高呼，忙于寻找蛛丝马迹揪出“走资派”、“反革命”，忙于用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甚至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时此刻，对同学们的迷茫，我没有感到吃惊。事实上我与他们一样的茫然，我岂止是茫然，我的哥哥被批斗，我的小永进夭折，我的身体致残，迷茫中又掺合着多少痛苦的思考……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四川很有希望》的社论。紧接着，六月二日，由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主持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昔日疆场上血火厮拼、势不两立的八一五、反到底的两派不少头目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称之为“革命的大联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的七月上旬，八一五派集中兵力攻占了大坪、杨家坪地区原由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医学院、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设机床厂等单位，双方又有一些人倒在血泊中……
九月初，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又是中央要求群众组织上缴武器的“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驻军再次强力收缴武器。重庆长达一年之久的战火终于停止了，然而，战火中摧毁了多少楼房，毁坏了多少船只车辆，又有多少人死于枪炮之下，是否有人清算过?这笔账又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们毕业了
秋天来到了，我们要毕业分配了，我了解到我们将分往云南、贵州、 四川三省的电力建设单位。
正式分配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又坐在教室里了。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虽然许多同学相别了一年之久，却丝毫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课桌仍然列成三排，每排就坐的已不是原先学习小组的同学，大家自然而然地按八一五、反到底和两派之外的“逍遥派”就坐，一个个表情木然, 只有沉默。黄古胜仍是那么胖呼呼的，只是头上已有了几根白发，全班只有谭冠华没有到场，就在十月的一天，他已经因武斗中的一桩命案被公安机关逮捕。
学校两派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老师不敢介入分配，学校原党委领导也都没有被正式“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的毕业分配由驻军直接办理，极其简化，支左办公室的张排长走上讲台直接宣读了分配方案：
周勇、黄古胜、王明文……分配到西南电建二公司（遵义）；
温兴富、夏启贤……西南电建三公司（内江）；
王贵秋、甘仕杰……宣威电建公司（云南）；
候世才……贵州火电二处（贵阳）
陈勇……西南电建一公司（重庆）；
…………
我们毕业了，没有颁发毕业证书，没有毕业典礼，没有照毕业相，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到场。
我们毕业了，没有进行毕业考试，没有交一张考试卷，但我们心中都有一道谁也解答不了的文化大革命的考试题。
我知道许多人都想分到西南电建一公司，我也知道我能如愿以偿，是因为我付出了一个肾脏，一个沉甸甸的代价。拿着钢板蜡纸刻印的分配通知单，一想到即将和血肉之情、生死之交的周勇分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校园里秋风萧瑟，我和周勇踏着地上的落叶，最后一次漫步在重庆电技校。在实习工厂旁边我俩看见了那位与谭冠华相恋的女同学，她显得有些憔悴，腹部微微隆起，她已经怀上谭冠华的孩子，她独自一人在这里徘徊，或许她在思考自己怀上孩子到了工作单位怎么办？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办？将来怎么办？是啊，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先孕的中专毕业生，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啊！
当我和周勇走到教师大楼后花园时，我俩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这里，十三个坟堆已经长满了荒草。（左图：两位好友留影，左陈勇，右周勇。）
“你能数出学校死亡和受伤人员的姓名吗？” 看着这一堆堆坟墓，周勇问我。
“没数过，也不愿意去数它。”
“两派共死亡十人，他们是：刘承芬、夏元富、赵家云、徐其祥、徐宏达、冉清明、甘卫国、洪传厚、刘胜利、蔡昭辉。受伤的有：何光水、王明文、周天明、冉春生、姚树明、王兴贵、谭冠华、甘仕杰和你共九人。” 周勇如数家珍般地念完十九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伤亡同学的姓名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反复为这些荒谬的伤亡作过不知多少次的痛苦思考。全校两派参加武斗人员不足一百人，死伤人员竟高达五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遭受过毒打的王贵秋、温兴富、巫天洪等同学在内。
有人说，秋天代表成熟，到处是果实，而我们的果实是什么？是这十九个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让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我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腰间那蜈蚣似的伤痕，突然想起“角斗士勋章”这个名词，也想起拉·乔万尼奥里笔下的角斗士学校。今天我毕业了，即将离开电技校，在这里我曾接受过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思想教育，吃饭也免费，学校对我有着培育之情。但我四年前是健康地走进校门的， 而今天却要带着终身残疾离开，对重庆电技校，恨，我恨不起来，爱，又爱不起来，只是在我脑海里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后记
我久久地伫立在我校三个同学的墓前，已记不清我这是多少次走进沙区公园这片墓地。在这里,闭着眼睛我也能找到重庆电技校墓碑的位置，就像当年闭着眼睛走进教室也能找到我的座位。
“爸爸你写吧，把他们写出来，我支持你。”陪同我前来的女儿陈弋这样鼓励我。
“我不会写作。”
“你如此怀旧，就是写作的最大动力，即使不发表，也算是留给我的一笔精神财富。”
是啊，这毕竟是一段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一段能启迪后人的历史。
两年前，我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谭冠华，从他和其他一些同学那里收集了许多我过去不了解的资料后，我下定决心写这本书。于是，我边写作边学习，像个小学生学写作文……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一些人遇难,一些人幸存。四十年过去了，遇难的成为史料，幸存的成为见证人，见证人把遇难人的史料写出来，就成了老百姓自己写自己的书，成了真人真事的书。在这本书中，我班同学的姓名、学校死伤者的姓名和我亲属的姓名以及七医大陈勇、程铁的姓名都是真名实姓,本文也经过周勇、谭冠华等人审阅，请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
（附记：那位解放军七医大与我同姓名的军人陈勇，不知后来去了哪里?我一直想与他联系上，但未能如愿。我真希望他能读到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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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苦难的母亲和父亲
彭新建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苦难的，其苦难程度在同龄人中应是少有的。
由于父母关系不好且离了婚分了居，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二哥、三姐归父亲，残疾人大哥与四姐和最小的我跟母亲。因当时的居住条件所限，母亲黄昌玉离婚后住到了她工作的厂里单身职工宿舍。她工作的厂是以前有名的重庆裕华纱厂，后来叫重庆第三棉纺织厂，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又改名叫重庆红卫纺织厂，在重庆有近八十年历史，职工和家属上万人，是南岸弹子石一带最大的工厂。我们三个归母亲的子女，先是跟舅舅和外婆在重庆江北的长安机器厂勤俭村居住，后来因大哥、四姐要上学读书，才又回到南岸，住在父亲彭洪武居住的老家中，五个子女仍旧住在一起。
我真正体会到童年的苦难，是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的。
在那个酷暑的七月里，重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冲突越来越厉害，人们不分同学、朋友、家人，都分成了“保派”（保卫革联会的一派，即八一五派）、“砸派”（要求砸烂革联会的一派，后来叫反到底派）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在各地都有各自的广播站，天天比着声音大而对骂。
我母亲是砸派，而我的舅舅却是保派，这亲姐弟俩也自然经常从辩论升级到争吵甚至对骂。我父亲却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派，成了逍遥派，因为他是黑五类。
就在7月2日的那个星期天，也是一个十分炎热的星期天，住在江北的舅舅与外婆全家上午9点左右就到了我家，两家十几口人在一起非常闹热和拥挤。闹热中却没有我的母亲，因为她两年前离婚后就住在厂里单身宿舍，很少回家。
因外婆、舅舅他们的到来，父亲特叫我三姐把母亲从厂里找回来，大家一起吃了个出奇快乐而没有争辩“国家大事”的午饭。
饭后，母亲执拗地要回厂。大热天的，又因到处在搞武斗，大家千方百计挽留她，但最终怕强留她后会让少有的欢乐氛围遭到破坏。大家像知道要出事一样都到门外送母亲。父亲叫我二哥用搪瓷饭盅将煮熟的包谷让母亲带上。
不一会，父亲拎着米袋也跟了出去。
在送走母亲后，由于天太热，家里的床上床下、桌子板凳上都铺满了人，孩子们有的打闹着玩着，有的睡着。
正当大家昏昏然时，突然，一个爆喊声把大家惊醒。一看，只见我父亲的脸上糊满了汗水、泪水和血水。
没等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大家已经跟着父亲哭着一路往母亲厂里狂奔。家里只剩下七岁的我和十七岁的残疾人大哥，我也不知所措地跟着跑了出去，好不容易追上了近七十岁的外婆。
当赶到出事地点，那里已围了很多的人，我挤钻进去一看，只见一个血人躺在吊着许多绳子的大木板上。还没等我看清是谁时，就听见有人喊道：“抢尸的又来了！”
围观的人“轰”的一下四处鸟散，我也被人拉进了附近的大楼里(这是我母亲厂里的办公大楼，俗称“二楼”，其实有二楼一底共三层，每层有五六米高)。来到三楼的走廊上朝下一看，那躺着血人的木板已被拉上来悬在半空中。
我定眼再看才看清楚，那血人就是我的母亲！（左图：作者母亲黄昌玉遗像。）
“哇”的一声，我终于惊哭起来，这种哭不是伤心，而是被母亲那血腥而恐怖的模样惊吓所致。我的哭声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知道我是死者的儿子时，大家立刻围了过来，其中一位孃孃将我抱起并对大家喊道：“这是我们救命恩人的儿子呀!”
这时大家哭着争先恐后来拥抱我，我的眼泪被大家的眼泪淹没了。我的家人先后来到我的身边，大家十几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生怕有谁再次离去。
突然有人叫道：“解放军来了！”后来才晓得这支部队就是五十四军的7792部队。我看见一队没有带枪而是手拿“红宝书”、打着红十字旗边走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解放军。他们驱逐了还围困大楼的那群“八一五”行凶者们，并用车送来了馒头和蕃茄、黄瓜——大楼里的人已被围困而断水断粮多天了，全靠支左的解放军供给。
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被困在楼里的一两百人钻出了大楼，母亲的遗体也从半空中放了下来并换了衣服。许多人一起跪在母亲四周，向其致礼，感谢他们的救命恩人。
后来听父亲说：“你们母亲离开家后，我便拎着米袋到粮店买米去，走到半道，见一大群提着大刀扛着钢钎的年轻人向母亲单位方向奔去。我好像是有预感一样掉头便跟在他们后面，当跟至母亲单位大门时便看见一幕活生生的人间惨剧……你们母亲被人追赶，迎面又被带着凶器的另一群年轻人拦截住，在大楼里上百人的怒吼怒视下，你们母亲被惨不忍睹地杀害了……”
被困大楼里的人们也忿怒且疯狂了，男人们不顾一切从大楼狭窄的防御通道里纷纷钻了出来，要与行凶者们拼命。行凶者们胆怯并退却了，只好让父亲和大楼里人员将母亲的遗体抢回到大楼里。这个大楼是“反到底”在弹子石地区唯一的据点。由于通道太狭窄，两边堆有障碍物，设有多处刺杀孔，一个成年人要弓着身子才能通行，所以只能将母亲的遗体放在用于运送救急食品和水的土制升降机的大木板上。
又听抱我的那位孃孃说：守卫人员只在底层的防御通道布防，二三楼太高就没有设防。而大楼里多数是妇女（纺织厂女工多），青壮男人大多在底楼防卫（后来才知道，事发前一天，大楼里的几十个青壮男人已秘密转移了，这个消息很快被人泄漏了）。当天下午，大家正在午睡，突然听到有人用搪瓷盅敲打墙面并在喊：“有人爬楼哟！有人爬楼哟!”我们被惊醒了，看见几架消防长梯已经搭在二楼的廊道外，下面有拿着钢钎的和嘴含短刀的人陆陆续续在向上面爬。大楼上面的我们马上用长凳将长梯向外推……行凶者们见事败露，回头就气急败坏地来追杀我们的救命恩人。
原来，我们母亲被人们称作“救命恩人”，是因她不顾自身危险给大家报警，以致惨死于乱刀之下。
当晚的追悼会上，我母亲被他们追认为“烈士”。会上，该组织的领导在悼词中说：“如果没有她那舍命一呼，那么就会造成更多烈士。让我们这些没有做成烈士的未亡人，来共同负担起抚养烈士后代的责任吧!”
这时候，我的鼻子开始发酸了，想起母亲的好，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这也是我真正意义的哭的开始。
父亲彭洪武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出于极度的悲痛，忘掉了他当时“不准乱说乱动”的身份，说了些过急过狠的话。
母亲被害一年后，两派又“革命大联合”了，“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时，我父亲在母亲追悼会上的讲话被人上纲上线地举报，说他“反军乱军”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本已是“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举报父亲的人，正是当时那些自称的“烈士未亡人”。
我的家又被抄了，这次真是叫个清洗般的抄家，连家里的全部老鼠洞里的老鼠也被掏干净了，的确也抄出连我都没见过的东西：父亲身穿国民党将校呢军装和腰挂中正剑的照片——其实那是他在照相馆借来穿着照的，一套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的蓝色制服——那是当逃兵时留下的，和我二哥在武斗期间捡来的“胜利纪念品”，如子弹、刺刀、皮带等等。就凭抄出的这些东西，父亲再次被抓进牢房。在被投进监狱前因被打得无法忍受而选择了痛苦而没有成功的逃亡。
父亲坐牢后，我们这些“烈士”后代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我的童年便彻底进入那漫长而苦难的历程。
在我母亲生前，父亲在我心里的印象没有舅舅好，父亲过于严厉，说话很凶，我很怕他。
有一天下午，我和三姐去看守所探望父亲。当见到枯瘦如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乞丐般的父亲（这哪里有一点被抄家时那张照片上英俊军官的影子！）时，我们父子三个相拥而泣。不一会，父亲脸上露出少有笑容说道：“我在这里也好，至少还少挨打，也能吃个半饱。”姐姐问他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时，他答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所以就有一百五十颗煮胡豆，平时只有一百颗，要是胡豆再大一点或有点盐就好了。”（上图：作者父亲彭洪武遗像。）
他还说：“大家都喜欢吃煮胡豆，因为它比玉米糊扛饿。”当听到这些时，我心里酸酸的，心想犯人都瘦可能是被饿瘦了的，要不是为啥犯人与饭人同音呢？
探监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当看到父亲被带走时一回头那凄苦的笑脸，我再次见到他那少有的泪水。
就这样我父亲在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三年多。也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大墙外的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在老外婆的统领下同样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从看守所放回来，父亲五十二岁还不到，看上去已像七十多岁小老头了，背驼了，发白了，牙缺了。回到他工作单位服装厂接受强制监督劳动(捕前为单位伙食团的炊事员)，每月只发生活费三十元，并且周日打扫街道地段清洁卫生。
就这样我父亲不但要干单位的重体力活和地段上的脏活，还要接受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迫害，如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来客或有事外出要让监督的人知道，经常还要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在一连串的身心打击下，我父亲忍辱负重默默地苦熬着。
父亲的精神支撑就是回家后看书和听收音机，这是我母亲遗留下来值钱的三大件，另两样是一台缝纫机和一块手表。
家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书，家里没被抄走的书还真不少，加上我二哥也在文革期间从别的地方弄了些书回来。父亲最爱读的书是《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我的前半生》等等，好像只有在书中才能抚慰自己的灵魂。
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派出所就指定我的几家邻居监视我父亲也包括我们子女。我们子女因长期受到连累，对父亲当然有些不满，甚至怨恨，导致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与大家不太和谐。
有时，大家实在看不下去，想去帮帮他，但他总是不领情，他怕他还不起这个情，所以都是粗暴地拒绝大家的帮助，越发变得孤僻起来。家里经常出现一灶几锅、炊烟各自飘的尴尬场面。
父亲每月都要过长江到十几公里外市中区的糨糊厂挑重达五六十公斤的糨糊。他曾说过，这是他最难最怕但每月必须要做的事，单位没人帮他，他也不要家人帮。
记得有一年的盛夏，身体本身不好的父亲病了，晚上又还是把红色的空桶挑了回来，第二天要去挑糨糊。
那时，我也有十五六岁了，虽然我的个子也瘦小，但从小就下力讨生活，也能挑上五六十公斤的东西。我知道我父亲病了，那天我算准时间逃学在半道上等他，打算帮帮我那可怜而生病的父亲。等了很久，还不见父亲的到来，我便迎路而行来到了弹子石轮渡。结果才知因涨水而封航了，但几公里外的野猫溪轮渡还在通航，我猜父亲肯定会从那里过江而来，我又朝野猫溪方向跑去。
跑着跑着，我终于看见远方那红色的桶和父亲，像一团火苗一样在烈日下发亮的石板路上一闪一闪摇摇晃晃地向我这边移来。
父亲可能也发现了我，就在大树下卖冰糕和卖老荫茶的地方停了下来等我。我迎了上去，父亲递给我两支冰糕而自己却喝那一分钱管够的老荫茶，父亲掏钱，我们然后在附近的小面馆吃了碗凉面稀饭。
吃完喝够后，父亲将破草帽戴在我的头上而自己一直暴露在烈日下，我们就轮流吃力地挑起那沉重红色大桶，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父亲的服装厂。
我们父子俩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几句话。由于活太累，累得我第二天都没上学。
后来父亲怕我逃学，好好读书是父亲对我最大的期望，再不要我帮他了。再苦再难，父亲独自忍受。
就这样，父亲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干着苦活脏活，没完没了地写着思想汇报和检查……终于熬到了1979年。这年父亲正好六十岁，熬到了六十岁，总可以退休了吧。
“四人帮”已被打倒两年多了，1979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父亲照例还在写思想汇报。二哥回家后，将父亲那些汇报呀检查呀一把抓起撕掉，气忿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写这些鬼东西？现在全国平反工作都快要结束了，‘黑五类’大都摘帽了，你为什么不到‘平反办’去问问?”
父亲惊谔了半天才说：“能问吗？”
二哥说：“管它行不行，得去问，明天我陪你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真的去找了“平反办”，其结果是让他们又惊又气。惊的是半年前都给父亲的案子定了性，是“错案”。解决方案就是：一、给予彻底平反；二、恢复原来工资；三、退还十多年所扣工资。
气的是父亲单位顶拖着不愿办理！
“平反办”多次催其单位前来办理，未果，他们还以为受害人自愿放弃权利了呢。
听到这个结果，父子二人马上赶到其单位。单位领导见事已至此，再拖再瞒不行了，立马改变了态度，催促专人办理并保证两天内办完。
可能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父子二人喜极而嚎啕大哭，尔后又大笑起来，像疯子样一路又哭又笑回到了家。
我们大家——包括我的“田螺姑娘”和两个下了多年乡已在1978年底全部返城的姐姐，又以为出了什么不好的大事，被吓得望着他们不敢问，结果是大喜事。大家再次大哭起来，仿佛要将这十几年的委屈和苦难都哭出来。
第二天，不，是二哥撕父亲写的检查书的第三天，父亲单位来专人陪父亲去了“平反办”。傍晚，父亲带着点醉意回到了家，一进门便大声地把大家叫到桌前，将怀里两大包东西中的一个报纸包往桌上用力一砸，兴奋地高喊了一声：“数钱！”
大家先是一愣，随后即沸腾起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有当时最大面额的拾元的，有伍元的，也有角角分分钱，散开了一大堆，就好像是抢了商店里的钱柜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大家都仿佛是在做梦。
“有两千四百三十五元六角四分，这里有明细，这就是我十年所扣的工资。”
父亲说完便拿出了一张按有手印和盖有公章的详情单来。这时，大家清醒了，便认真数起来了，数了几遍的结果都是一样：差十块。十大十块钱呀！相当一个新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了，谁不着急？
正当大家在猜疑时，我突然看到父亲那破旧的裤子下有一双特别光亮的皮鞋，叫道：“老汉（重庆人对父亲的俗称），你从哪来的新皮鞋?”
这一问，父亲才恍然大悟将怀里另一包放到桌上说：“哦——那十块钱就买了这双皮鞋和一包五斤重的卤猪头肉……”
这时候大家才终于开怀大笑和鼓起掌来。
这久违了的笑声和掌声好像是从地狱跳过人间而直接升至天堂的喝彩；这久违了的笑声和掌声更像是久旱逢喜雨前的雷声……
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民主似的家庭会来共谋打算，大家一致同意了二哥的建议：“这是父亲的造孽钱，理当由父亲全权支配，先添置点家庭必须的日用品，再是个人生活必需品。”
那时候两百元钱就可以让家中里里外外的生活用品焕然一新，而个人生活用品则二三十元就足够奢华的了。
父亲变了：脸上常有笑容了，爱说话并声音也柔和了，爱与旧友来往了。但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了，平反、退休后的八年多，近一半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在医院里住的日子多了，父亲也渐渐说出他以前不愿说和不敢说出来的身世和往事：
父亲彭洪武1919年出身在一个三代男性单传的殷实家庭，家有小盐井和小煤矿。父亲也是七八岁时没了娘，而我的爷爷（为彭家祠堂的族长和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整天忙着自己的那一摊事，父亲从小在他的姑妈家长大。由于我的爷爷的疏于管教和姑婆的溺惯，致使父亲从小生性顽劣，桀骜不驯。
1937年在县城读中学时，因失手打死了另一个纨绔子弟而逃亡重庆，导致家道旁落高家（父亲的姑父姓高，并有三个儿子）。在重庆避祸两年后考入中央警官学校，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警察总署督察科，1946年进入了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简称内二警)任中尉教官，1949年升为内二警南岸支队上尉副支队长，驻守南泉地区。
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重庆唯一说得上战斗的作战地点就是在南泉地区，造成了上百解放军战士伤亡(现在南泉还有个烈士陵园)。事偏凑巧，父亲所属的内二警部队当时就在那里，他们这支部队居然敢跟势如破竹的共产党解放军打仗，当然不可能取胜，打了只有跑，跑到成都就不得不宣布起义了，接受改编后再去朝鲜打美国……
我父亲一直不承认在南泉打过仗，说他当时在弹子石家中照顾有身孕的我母亲。临终前他才说出真相：南泉之战他没法不参加，只是在撤退成都途中把武器交给他勤务兵，他独自逃回了家。
父亲在1988年的6月4日(正是我28岁生日)，走完了苦多乐少不到六十九个春秋的生命历程。临终前，父亲看到了肉墩墩胖乎乎的半岁孙子，带着彭家后继有人的满足，他离开了人世间。
后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彭水郁山老家。
完稿于2016年7月2日母亲殉难4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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