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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邱路光: 永远的怀念:忆文革之中的黄永胜伯伯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7月 14, 2018 8: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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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忆文革之中的黄永胜伯伯


邱路光



光阴荏苒。黄永胜伯伯已经离开我们三十五年了。
我非常怀念黄伯伯,经常梦见他!黄伯伯伟岸的身影,豪放的开怀大笑,率真朴实的品德,日理万机的辛劳,常常萦回在脑际。
黄伯伯是湖北咸宁人,一九一○年出生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中。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了我党组织的秋收起义,率部五千人之众,黄永胜就是其中一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上级领导做出攻打长沙的错误决定,起义部队连连受挫。毛泽东断然决定停止攻打长沙,转向农村,积蓄力量。在进军途中,又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
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三湾改编”,后余下的兵力只有四百余人。此时不少人要脱离革命队伍,黄永胜则是坚定的革命派,劝他们留在革命队伍里,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我这一生都为此感动。
曾记得当年项羽起事时,关东子弟三千,这是楚霸王的中坚力量。黄永胜就是一名毛泽东的“关东子弟”,属于毛泽东的中坚力量! 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黄永胜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年代初,罗荣桓元帅谈到军队高级干部优缺点时,对黄永胜有如下评价:“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我们一起上井冈山。这个人有很多优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工作很努力,不甘落后,打仗勇敢,同群众关系很密切。”
罗荣桓元帅是最了解黄永胜的,秋收起义后最困难的时期,三湾
改编后,罗帅就是黄永胜所在连的党代表(相当于连队政治指导员)。这位德高望重的共和国元帅,建国开始就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又长期是黄永胜的直接领导,难道他不比其他人更了黄永胜吗?有的人在黄永胜蒙冤时给他泼了很多脏水,而恰是罗帅当初的评价,那才是对黄永胜伯伯的公正。
本文只谈及我亲自接触到的黄伯伯在文革中的几件事,以示对黄伯伯深切的怀念。


反也不要紧嘛!

一九六八年底,我在解放军二炮某基地工作。当时在东风基地完成了发射任务后,我获得了休假的机会。
我们部队在深山老林之中,消息十分闭塞,我到部队时是在“杨余傅事件”(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前,那时部队领导对我们很好。“事件”发生后,因我知道父亲和杨成武关系很好,杨一直对我父亲的工作很关心、很支持,所以很担心父亲的处境。部队领导这时也不知该怎样“对待我”,谨慎、茫然,若即若离,不冷不热,让我感到有些窒息,总盼着能听到父亲“平安”的消息。没过多久,报纸上刊登了父亲参加毛主席接见的报道,顿时“空气清新”,部队领导也笑容可掬了。这时传达了中央文件,黄永胜伯伯当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我心里真是高兴!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看黄伯伯,去时他正在做早操,他看见我,边做操边大声说:胖子,你不在部队跑回来干什么?
我说:回来休假。
他说:你们年轻人休什么假?!你看我都不休假。
我没敢讲下去。 他突然直起身来,对着我说:胖子啊,你反不反中央文革?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有些发懵。我在大学期间,就是因为反中央文革,反对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被整得稀里哗啦的。
面对他这样的发问,我不敢回答,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这时黄伯伯显出很得意的眼神,竟有几分童心,以为他“降住了”我,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反也不要紧嘛!然后,哈哈哈哈开怀大笑。看来黄伯伯刚来中央工作不久,天天和中央文革这帮人打交道、周旋,很有些压抑,也很有些难受,现在是自释放吧。
黄伯伯到任时的军委办事组和杨成武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毛主席决定停止军委常委会议,实际上是让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日常工作的职能,黄伯伯也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重要成员。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一直是代总长,林彪、周恩来和军委上呈的黄永胜任职报告提出的也是由他任代总长,毛主席说不用代了,就是总参谋长。可见毛主席对黄永胜的信任程度。
黄伯伯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协助周总理为稳定文革大局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由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进行的。那个时候黄永胜和全体老干部一样都是拥护的,但是文革怎么个搞法,军委的同志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打砸抢,反对揪斗老干部,这和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一干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周总理往往顾全大局隐忍雌伏,但黄永胜和他所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常常站在最前面和江青一伙顶抗。

周恩来和黄永胜的重大功劳

黄永胜到了北京,总理心里是高兴的,对黄是信任和倚重的。黄永胜初到北京那段时间,总理经常到军委办事组来,常叮嘱:军队一定要稳住,现在更有条件稳住,而且会做的更好!
黄永胜一上任就投入了繁重的工作。当时,全国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但是有些地方派性和武斗还很严重,尤其是陕西和广西。解决好这两处的问题,对全国的局势稳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给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总理和黄永胜用了很大力气,起到了关健作用。
一九六七年开始,陕西省的造反派组织夺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权,全省各地各单位的负责人相继倒台,各级党政大权被造反派组织篡夺而陷于瘫痪。在夺权中,西安地区各造反组织产生严重对立,以致由辩论发展到武斗。因中央文革一直鼓动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虽然经过军管、军训等措施,陕西省的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仍无法维持。武汉“七二○事件”后,江青这些人又煽动“文攻武卫”,全国两派武斗更加猛烈。 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西安发生一次大规模武斗,导致56人死亡、290余人受伤,并造成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造反派还抢夺了档案库及302、502国防仓库的枪支弹药。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西安九·二武斗事件”。在陕西全省类似的武斗相继发生,一浪高过一浪。
广西的文化革命应该说是全国文化革命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其特点是凡事必武斗,武斗必开枪必杀人。广西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最多的地区之一。广西领导干部渗入群众组织的现象很严重,许多地、县一级的老干部参加到群众组织中,把屁股也坐在自己支持的群众组织一方,军队也分成两种观点,分别支持不同派别,更造成武斗屡禁不止,越打规模越大。
针对各地武斗的严重情况,中央曾专门颁发了《六·六通令》,要求对抢夺、窃取和破坏国家档案,侵占、砸抢和破坏国家财产,肆意挑起武斗,到处打、砸、抢抄、抓的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必须严加处理。但这个通令未能得到好执行。一九六七年年九月五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应该说,中央的这些《通令》、《命令》发布后有些效果,但是不大。

在处理全国文革事务的过程中,黄永胜看到中央把各地两派召到北京来,由总理和中央碰头会领导及各方面领导出面做工作,收效并不好,当面谈好了回去又闹,所以在讲到平息地方武斗时,他常说:“谈呀谈,谁听你的?!”他认为:光靠谈不成,事倍功半,现在不靠中央的权威是不成的!有了中央的决定,才叫事半功倍。要制止武斗首先要收缴枪支。于是,周总理、黄永胜坚持不断向毛主席反映武斗的严重情况,建议使用中央权威来解决问题。因为毛主席也意识到全国形势要为召开十二中全会、“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部省、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九大”准备条件,周总理和黄永胜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组织了针对广西的《七·三布告》和陕西的《七·二四布告》的拟定和发布,并得到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批准。
这两个命令的主要意见都是周总理和黄永胜总参谋长拟定的,在拟定的过程中,周、黄二人与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常发生争执。毛主席当然反对武斗,但又不允许反对造反派。江青也说:武斗要制止,但也不能以制止武斗为名,压制和打击革命造反派。这时周总理往往就收嘴了。黄永胜心领神会,他坚定地说:千说万说有一条要坚持: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更不许抢枪!
两个布告的产生与发布,对结束全国大规模武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促使文革形势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发生转折,并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全国形势基本稳定和“九大”召开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周总理、黄永胜为全国人民立下了大功。
黄永胜伯伯来北京后工作十分繁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更让他超载运行,他还要领导军委办事组和总参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量与周总理可以一比。黄永胜每次到办事组就像回到家一样,一来就坐到沙发上,两手张开,头向后一仰就说:“哎哟,他妈的,累死我了!”
一名在战争年代因作战紧张几天几夜不合眼的战将竟然喊累,文革中黄永胜的责任之重,工作之重,可想而知。


顶撞江青

李必达(文革后在国家工商局任商标司司长)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
文革中有一句话很对,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李必达这个人的灵魂被文革腐蚀烂了,在文革中他名利熏心,一心想当出人头地的风云人物,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捞取政治资本。
黄永胜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文革大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一九六七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对江青讲的话不满,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 !”那时他们就结下了梁子。黄到中央工作以后,对江青了解得更多,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劲头,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黄永胜难以忍受,认为江青的言行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主席很器重他。他敢于和江青斗争,那时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
黄永胜在工作中首先是坚决不让江青插手军队,同时还反对她表现在各方面的霸道作风。黄和江青斗的气不打一处来,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开始偶尔听到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话说出去要杀头,对他来说总会派上用场。
在九大闭幕、九届一中全会将要召开的时候发生了李必达事件。
当时,毛主席抓了北京六厂二校为文革典型,中央碰头会的成员都要到这些地方去蹲点,了解情况,李必达被黄永胜办公室派到北京针织总厂蹲点。因先前他的工作中有错误受到过批评,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是贬黜了他,以至铤而走险,决定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及军委办事组首长对江青说的坏话和不恭态度写成材料,向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自己当一名“大英雄”。
李必达告黄永胜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办公室”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给江青。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想想看,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李必达还曾想把一封信通过当时的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转给江青。但温玉成经过权衡考虑,最后把李必达这封告发信转到了叶群手上。李必达终于败露了。
李必达的品质太坏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总参谋长 ! 而且用的手段是偷听,严重违反了军委工作纪律和秘书的职责。李必达暴露后,很快被抓了起来。办事组用飞机把李必达押送回广州军区。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毛主席语录》丢在飞机上,幻想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得更厉害的 !”显然江青收到了李必达的告状信。
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好的。黄吴李邱对江青的蔑视, 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的,但不能说出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对她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九一三”后,李必达成了“英雄”。
在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首长心中,反江青并不等于反毛主席,当时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心里肯定不高兴。后来主席就不这么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张春桥和反对文化革命连在一起,也和反对自己连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不少针对林彪的“坏”话,诸如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当时黄永胜他们并没有往毛主席和林彪之间有隙处去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
江青从 “九大”以后,找黄、吴、李、邱谈了几次话,净说周总理的坏话。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把黄吴李邱叫去钓鱼台十一号楼,这次江青攻击总理更加直接与张狂,开场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 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一连串说了很多抹黑周总理的话。
这时,黄永胜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能这样说他 ?!”说完提着皮包就往外走,吴李邱也先后跟着走了,搞得江青愕然,很没有面子。
黄吴李邱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彪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随后黄永胜、吴法宪去向毛主席汇报。
不过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竟不以为然,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当黄永胜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主席决定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他们出发,和他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看来黄伯伯和吴李邱都没有搞懂中央政治的内涵。

我连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当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执行的那一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严重威胁着我国安全,我们称其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军队不时在我边境挑起冲突事端。在珍宝岛中苏交火后,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国家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对此,毛主席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
林彪元帅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当时苏修叫嚣“要一次性地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企图对我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毁灭性的攻击。
为了应对苏修的核战争威胁,我们全国发动了全面备战,在整个备战过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黄永胜,对军委办事组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倚重。
为此,在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为抗击侵略,保卫祖国和人民,做了大量的战备工作。

当时我们的核武器、核力量是不如苏联的,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军委在扎扎实实进行战备的同时,对苏修也进行了虚实结合的心理战。
首先我们亮出了自己的核力量。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国进行了爆炸当量300万吨的热核实验;次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又先后进行了爆炸当量两万吨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当量为300万吨的氢弹核试验。对这两次核试验,苏修为之一震,美帝也为之一震。毛主席对军委的工作非常满意。
接着,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四日,我们又成功使用轰炸机空投爆炸了当量为340万吨的氢弹。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林彪元帅和黄总长等,到南苑机场参观歼八飞机。又到七机部视察了东风五型洲际导弹(这个型号的导弹当时还远没有实验成功,更谈不上列装部队,但消息传出去,敌人不知内情,也是吃惊不小)。九月三十日晚,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伞兵。

十月初,林彪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察看预设战场地形。
冬天,黄总长带领军委办事组又去葫芦岛视察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项目。
这时,我军的后勤战备工作已经能储备了能供300万人打一年的弹药、粮食、物资、药品,且全部到位入库。
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几次到三北地区视察。据当时的警卫参谋小费说:黄总长坐在机头均是透明玻璃的云雀直升飞机上,他往下看都腿软、心怵,可黄伯伯拿着地图在认真、仔细地对照、察看地形,全无一点异样。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要访问北京,谈两国边界问题,林彪对此有高度的警惕,指示军队要严防敌人搞“特洛伊木马”式的突然袭击。林彪是一个身体非常虚弱的人,平时的生活规律十分严格,但是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人民的生活,他一直注视敌情不肯休息,从苏联代表团专机起飞以后,随时查看苏联代表团专机的飞行情况,一直到飞机降落北京以后,机场没有发生突发情况,他才休息。在此之前,林彪还抓紧在北京“转车”,检查战备,对战备不严谨,不周到的地方,都作出了批评指正。

有个“一号号令”被说成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这是个天大的笑话。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当时在“一号号令”之前的老干部疏散说成祸起“一号号令”,更是胡说八道。领导层的老资格、老干部疏散,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周恩来亲自办理的。为此,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没有跟毛主席同行专门暂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该项报告包括的内容有: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列在在疏散之列,毛主席去武汉,林副主席去苏州。同时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等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其他领导人。从时间上讲,老干部疏散决不是林彪的"第一号号令"的直接结果。
事实是老干部疏散开始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曾被污蔑为“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的军委一号命令才下达。当时林彪叫秘书张云生给黄永胜总参谋长打电话,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七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冠之以 “林副统帅第一号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这只是一个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部队紧急战备的命令。早在“九大”前夕毛主席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一九六九年中央召集过一系列有关战备的会议。五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八月二十七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九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
此后,部队的战备工作异常紧张,军委办事组进驻西山军委前指所在地,称“山岭”部队,后来根据谐音改成“三0部队”。毛主席命令黄永胜一定要坚持在军委一线的指挥位置上。那时,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也都在山上,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李天佑、刘贤权、张才千等,但时而可以下山回家,只有黄伯伯一直坚守在西
山上的军委前指的指挥位置上,一直坚守在保家卫国的岗位上,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两年都没有回过城里的家。
夜以继日、且超负荷的连续工作,黄永胜伯伯病倒了。我到西山15号楼去看他的时候,黄伯伯在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用手掌拍打前夜以继日、且超负荷的连续工作,黄永胜伯伯病倒了。我到西山15号楼去看他的时候,黄伯伯在发高烧,他躺在床上用手掌拍打前额,肝区也不时疼痛难忍。这时秘书轻轻地走了进来,对他报告:下午三点

大会堂有会,总理通知你一定要按时到会。说完秘书就退了出去。因为开会时间临近,黄伯伯只能准备起身,他伸了一下懒腰,诙谐地说:“伸个懒腰都要抓紧时间哩!”然后像小孩子似地对我一笑。我想上去扶他穿衣,他说:嘿,我自己来。接着对我说:“胖子呀,你看我连得病的权利都没有。”我不敢多说什么,他穿好军装就上车去大会堂开会了。
其实黄伯伯这时已经积劳成疾,得上了肝硬化(“九一三”后,又经过十年的屈辱、关押,后转成肝癌)。文革中有两个人是累死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就是黄永胜。


坚决不当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中,代替原中央书记处办事的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的就是“军委办事组”。这两个“小组”的意见常常是对立的。当时,还没有另外的任何中央一级机构可以与中央文革对立。
在“九大”期间,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老同志占着数量优势,大为不满,江青在中央碰头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对“九大”选举问题, 军委办事组对江青一伙提出的谬论进行了抵制与斗争。在“九大”代表中,军队代表占三分之一以上,如加上各省市的军管干部,数字更大。军委办事组提出的选举条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坚决反对把造反派作为选举的重要条件,这个观点对大会的整个选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委办事组坚决主张要多一些老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老党员不仅过去有功,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这部分老同志参加,就不能反映我们党的光荣历史。老同志对造反派搞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是反对的,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也是反对的,但这决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对毛主席。相反,这正是为了文化大革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
周总理对军委办事组的看法是支持的、肯定的,在各大组的会议上,专门安排让军委办事组首先介绍部队系统推选候选人的做法,各省市负责人一致同意军委办事组的做法。这样就打消了江青一伙企图垄断提出候选人的特权。
中央委员的总定额,经过反复考虑定为二百多人不到三百人,军队的定额不到九十人,但不包括担任各省市第一把手的军队干部。这样实际上就超过了三分之一以上。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分配原则。
军队中央委员的总额在安排上进行了多次反复研究安排,但按确定的原则使用名额却用不完。经过反复考虑,有的军区也只是再多安排了一两名,用于部队基层人员和四名战斗英雄,但名额还有多。黄永胜知道如果把剩余的名额上交给大会主席团,江青他们就会抢走,中央委员会中的造反派就会增多。于是他不动声色先把名额按住,等选举准备工作结束时再把名额退回去。周总理对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这种作法心领神会,对黄的打算很满意。

毛主席在“九大”的时候,将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得很重,对参加会议的朱德、陈毅等老同志口没遮拦地进行批评,同时又强调要把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总理分头找人谈话贯彻这个精神,告诉各大组的负责人,工作一定要过细。因此预选时这十位老同志都过了关,但是总理还是不放心,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选举前,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老同志,可能对自己的错误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
散会后,总理把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个留下,轻轻拍着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吧(指老同志当选)?”黄吴李邱说预选通过了呀。总理说:“不见得稳固 ! 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吃午饭时,黄、吴、李、邱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众人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最后顺利实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图。
在正式选举前,黄永胜对大家说:“我是不选江青他们的。你们自由选举。”结果吴李邱等人也没有选江青一伙。江青、张春桥为此大闹,被主席、康生制止了。
四月二十五日晚,军委办事组开会,叶群也来参加,她一进门就笑笑地对着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指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她又对黄永胜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十一楼(指江青)根本不知道。怕她干扰组阁工作。”
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组成工作小组,在毛、林直接领导下进行一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首先要制订一个政治局委员的预选名单。

在主席那里议定的中央常委曾经定了七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等七人。但是黄永胜坚决提出自己不当常委,推掉了。
黄永胜说:“我当了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产生是有个过程的。第一步罗列了一个名单,对需要考虑的人力求一个不落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当然人选外,其他的人,一是上届中央政治局没有倒台的老人:陈伯达、康生、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徐向前、聂荣臻、李雪峰等人。二是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三人。三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等六人。四是各大军区和军种,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可以考虑的人:萧劲光、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等。
最后这个上报的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 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二十三人。
黄永胜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么说是为了主席着想,为了党的大局着想。康生听后却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黄说:“你太不懂了 !” 的确黄伯伯是你太不懂了 !
毛主席就看到了这个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后来又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因为主席在江青名字上打了大叉,可以理解为尊重主席的意见。
这个结果黄伯伯是高兴的。没想到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总理指删去的名字是江青、叶群。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这个结果黄伯伯是高兴的。没想到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总理指删去的名字是江青、叶群。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带着有江青、叶群的这个名单到了毛主席住处。 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 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二十五人。
在决定政治局常委人选的过程中,毛主席明确表示不希望陈伯达当常委。还说黄永胜当不当你们来决定。其实就是给出了一个毛、林、周、康、黄的五人常委格局的示意。既便是这样,黄永胜还是态度坚决地摆明不当常委。最后政治局常委由毛、林、周、陈、康五人担任,黄永胜与江青都止于政治局委员。
黄永胜坚决不当常委的举动,对“九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层面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时,毛主席还是将黄永胜作为不是常委的常委来使用的。

站好最后一班岗

发生时,我正好在北京。对于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觉得十分突然。黄吴李邱的确是林彪的老部下,但是从党的事业来说,毛泽东主席是他们最崇敬的伟大领袖,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因为毛主席信任林彪而拥护林彪;他们也因为林彪拥护毛主席才敬重林彪。这个简单的道理,我想是不难理解的。
“九一三”之后,我父亲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并没有想得很悲观,他说,我们和林彪的关系都是“公对公”的关系。并不是后来污蔑的那样。只是我把玻璃板底下那些我们家人和林彪、叶群的照片都烧了,我还烧了陈伯达和叶群给我父亲写的诗词。其实我们家什么文件也没烧,因为文件都是有登记编号的,烧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找苦吃、不打自招吗?所谓烧黑材料更是诬陷之事,那个时候他们权力那么大,还需要偷偷摸摸的搞什么黑材料吗?“九一三”后的那几天我们几乎见不着我父亲。他依然和总理一起在大会堂开会、办公。
九月十七号下午我父亲回来了,我和我母亲问父亲,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前途和当前的形势。他说:嗨,最多就是政治上慢慢淘汰,不可能都打倒吧?!我当然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林彪最后这一下子,我是坚决反对的,但也不能都否定了吧?关于“庐山会议”的事,我们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通过了,这之后我也没有和林彪单独谈过话、汇报过工作。“五一”在天安门上向林彪敬了个礼。除此之外我与林彪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我和林彪之间没有发生新的问题。因此,怎样写报告呢?不能再把过去检讨过的再重复写一遍吧?。
我们正在说话时,总理来电话了,那时的电话没有免提功能,我和我母亲赶紧凑过去想听听总理说什么。
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永胜同志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眼睛都要支根火柴才能睁开了,现在说完了就去睡一会觉。”
周总理说:“现在有好多迹象表明,三北边防是有些情况的,值得重视,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全国的战备工作还是由黄总长负责,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
父亲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说。”
周总理又问:“你现在干什么 ?”
“我在想问题,准备写报告。”
总理说:“想问题就很好。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父亲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说完,我父亲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总理都说出“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这样的话,可见总理的态度已在变化,那黄吴李邱这些人只能坐以待毙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是父亲的直接领导,他们不和林彪搞在一起,还能和谁搞在一起? !
“啊 !”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感到父亲的心情好多了。我们吃完晚饭就上西山,父亲叫我先到黄家看看黄伯伯理发回来没有。
黄住在西山最高处9 号楼,9 号下面是庞大的地下军事工事, 是军委前指的所在地。
我轻轻地走进黄伯伯的办公室,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批文件,他的头时而有些颤。黄伯伯身着一件八成新的卡机布军装,我贴近黄伯伯轻声对他说:“刚才总理给我爸爸打电话了。总理要我爸爸来看看你。”
黄伯伯说:“噢,你叫他来嘛。”
我怕黄伯伯正在忙,就接着问:“黄伯伯你在干啥呀?”
黄伯伯伸展了一下腰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然后他放下笔,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相框给我看。他说:“胖子,你看这是谁?”

我还真认不出来。黄伯伯提高嗓门接着说:“这是我!这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警卫团时照的,像不像我?那时我们赶去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又转道跟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
黄伯伯静静凝视着照片坐了一会,然后他站起来踱步,办公室很大,他走了两个来回,停在北墙的巨大三北地图前,突然自言自语地大声说:“他妈的!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
是啊,刚刚在十天之前中央已作出决定,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一份文件上,在即将召开的的四届人大会议上,黄永胜定为排在最前的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邱会作、李作鹏等亦为副总理),吴法宪为副委员长……瞬息之间,万劫不复。
……
我回来告说我父亲,他就去看黄伯伯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父亲才回来,我和我母亲急忙问问情况。
父亲说,他们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开了口。
黄说:“老邱啊,我看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是不会罢休的。妈的!我们过去上了汪(指汪东兴)的当,他利用我们看不惯江青的霸道啊,到处出口伤人啊,看不惯江青在政治局颐指气使,为难总理啊,汪东兴老鼓动我们去反江青,说主席讨厌江青。那次(指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对江青根本不是汪说的那么回事,其实主席很在意江青。”
黄接着说:“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来,总不能都抓起来,难道都不要了吗?党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来,我什么都不会说(指骂江青、中央文革的内容)。江青是会算老账的,要算老账也还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说:“林彪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定要搞到我们头上。我们是在毛主席、总理领导下工作,林彪并没有让我们干什么具体事情,可江青一伙又不会放手,问题就难在这里。”
黄说:“我们也有嘴嘛 ! 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 ! 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 ! 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 ! ?支持总理工作有什么不对 ! ?过去主席是不会出面管这些的,现在不同了,他们会骑在我们头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说到这里站起来,走到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 ,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
黄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过了一会,黄又换了一个话题,黄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黄说:“打张辉瓒时,我就当师长喽。”
黄问我:“你们家穷不穷呀?”
我说:“穷的就差光屁股了。我们家穷是穷,不过,从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根子’了,革命党人常逃到我家歇脚,江西苏维埃时期,我爷爷,我父亲、母亲都一齐上阵搞革命。红军撤离苏区后,敌人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全家躲在山洞里。”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剿匪、十五兵团、华南军区、中南军区…,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则嚎啕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黄是湖北咸宁人,我是江西兴国人,我们都是不同地方的穷苦人,我们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文革中黄永胜是干常委的“活”的政治局委员,他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军委的办事组组长。有职责就有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加强战备,防敌突袭,保卫祖国。黄永胜领导的军委办事组做到了,做得好,不辱使命;黄永胜的使命就是稳定军队,和周总理一起苦撑危局。黄永生做到了,做的很好,鞠躬尽瘁。鞠躬尽瘁、不辱使命,那么他在文化革命中,在党的事业上就是英雄!
黄伯伯顶对江青一干人的破坏和捣蛋,他希望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的进行,他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些他是敬重、拥护毛主席而为之。开始毛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毛主席却认为反对江青,就是反对他;反对造反夺权,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反对他。他们之间产生了悲剧。

送别竟成永别

一九八0年公审以后,即对黄吴李邱进行安置。黄在青岛,吴在济南,李在太原,我们家在西安。
黄伯伯去青岛的时候,我事先得到了消息,与黄伯伯的老部下的遗孀张文阿姨赶到北京站去送他。我找到车厢时,虽然有人阻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人就进了车厢。张文阿姨上不去,用手抓住火车的纱窗,两手都是黑灰,她一边喊一边骂我:“胖子呀,你这个混蛋,把我搞上去!胖子呀,你这个混蛋,把我搞上去!”黄伯伯坐在车厢内眼睛着望着窗外,他穿一件咖啡色的旧的确良衬衣,一条蓝裤子,看见我来了有一些惊诧,也显出一丝微笑,我则泪流满面,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冰凉的。由于快开车了,时间紧迫,我搂住黄伯伯在他耳边说:“您多注意身体,我们永远热爱您!张文阿姨也来了,他让我告诉你,很多老战友都惦记你!”说完我就被赶下车了。
回来的路上,我的身心感到格外疲惫。我总在想,黄伯伯手为什么那么凉?他是不是感触列车窗外那些川流不息的“人民”,那些自由呼吸的“百姓”,对比自己“囹圄之身”他的手怎么能不凉呢?!谁没有青春?谁没有志向?黄伯伯的青春和报国志献给了秋收起义,献给了井冈山,献给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献给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献给了抗日烽火,献给了白山黑水,献给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献给了南海长城,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解放军结果呢?在开国上将的肩章上,他的红星奖章上,一级八一勋章上,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上,一级解放勋章上,被泼满了污水。
我为黄伯伯和我父亲他们这种遭遇长久地唏嘘慨叹,可没想到与黄伯伯在北京车站的这奇特的一别竟成了永别!黄伯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青岛因肝癌病逝了。黄伯伯早就患有肝病,文革当中,他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日理万机,工作常常通宵达旦,身体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行;“九一三”之后又有十年的牢狱之灾,受尽冤枉、受尽折磨、受尽屈辱!……噩耗传来,顿时我的耳边就响起一首悲曲:“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催心的悲歌……”

黄伯伯在青岛最后的日子里

每当想起黄伯伯,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一首老歌:
“孤军奋斗罗霄山脉,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次转战,穷山野营。
……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黄伯伯终生革命,一身战功,猝然去世,将他法庭上的两句诗留给了这个世界,留给了党、军队和人民,也留给了我们这些后人——
“惟有赭衣供瘐病,
不曾涓埃答人民。”
这是黄伯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肺腑之言,催人泪下,令人起敬。
讣告是黄伯伯的儿子黄春耀用手刻的蜡板油印的,这样的讣告在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家里可称为独一份。我边看边落泪。那时复印还是一件“高档”的事情,我急忙找到一个有条件复印的朋友处,复印了一千份,很快就被索取完了,让我知道有这么多人都在怀念黄伯伯!


后 记
回首一九六六年发生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林彪曾说军队不介入文化革命,军队实行正面教育。毛主席却说:军队不介入是假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几次催促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开会。林彪心中有数,推病不来,认为不能轻易的“骑上去”,毕竟骑虎难下,历史证明确实如此。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立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这是毛主席“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让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去帮助他摧毁刘邓司令部。
——文革中,毛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三支两军的领导权,并不在林彪手上,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手上。林彪几乎没有介入过任何一件具体事,他只是跟随着毛主席的态度表态而已。
——黄永胜任总长后下达文件强化了只有毛主席能调动部队的权力,部队调动一个排都要主席亲自批准,这就把军队的调动权绝对置于毛主席一个人的领导之下。兵力调动的规定必须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同意下”才能如何如何,而没有一条是可以由林副主席单独决定时能如何如何。这就说明了林彪根本没有军事政变的最基本的条件,他连单独调动一个兵的权力都没有。从兵力调动的程序上来说,当时毛泽东决定如何,黄永胜办理就是了;从三支两军工作上来说,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如何,黄永胜办理就是了。
——文化大革命中根本没有林彪集团,若说有什么集团就只有一个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集团,黄吴李邱其实是属于毛、林、周集团的。林彪并不反毛,他是为了毛主席好,而不同意文革这样搞法。“九大”以后,林彪希望尽快医治“革命的创伤”,大力搞经济建设。他所说的要“克己复礼”,是希望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稳定形势,按党纪国法办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利国利民。周恩来和黄永胜带着吴李邱和其他能工作的老同志在苦苦支撑着局面!忍辱负重,以命相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是说黄吴李邱有“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吗?要搞政变吗?要“政变”就要准备力量,可是力量在哪儿呢?在日后审查中没有查到一个黄吴李邱给哪支部队发出过要“政变”的指令;没有找到一支黄吴李邱指挥要政变的部队;没有哪个部队接到过通知,准备执行任务;没有哪一艘军舰接到过通知,准备执行任务;没有哪一个飞行单位接到过任务,准备执行任务;没有哪一个军火库、军需库接到过通知,准备执行任务的。那么,黄吴李邱要“政变”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最耸人听闻的林立果搞的所谓的“林彪手令”也没有给林彪最主要的助手黄吴李邱就看过。林立果反而告诉他得部下,把黄吴李邱骗到西郊机场,如果黄吴李邱不从的话,要绑架他们到广州去,等等,不一而足。所谓的政变“手令”现在发现有横写的,有竖写的,而且出现了多份。其实这就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自己模仿编造的,用于对外搞欺骗、对内为死党们鼓劲打气的“招牌”。如进入西郊机场、沙河机场,调直升飞机,到各地煽动等。
现在,再仔细看看过去的中央文件(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所谓林彪的那些铺天盖地,乌云压城的罪证材料,当时感到“很心惊肉跳”,现在看来也属于苍白无力,不足为凭,大都是从政治打击出发的断语。又将林立果一伙的罪证,如《五七一工程纪要》“移花接木”到林彪头上。
“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的一双儿女搞的一场震惊世界的闹剧而已,是这双儿女给林彪造成最惨烈的悲剧。
我认为,“九一三”之前,林立果一切幼稚的反动的“狂人梦呓”落空,他去北戴河是为了骗林彪、吓林彪、然后挟持林彪外逃。我们并不否认林彪有被骗吓住的可能。林即使自己“走了”,但这和林彪有没有“两谋”完全是两回事。除了林立果的骗和吓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林豆豆的报告,她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推到极致,推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黄伯伯和吴、李、邱以及一大批军队干部都为这一天充作了陪葬。
天不可欺,史不可欺!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我就会深切地怀念黄永胜伯伯,怀念他为中国人民,为党和军队,为这个国家及民族所做过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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