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革的一些粗浅认识
这么多的毕业生,难道真的属于文革后应该加以防范的“阶级敌人”吗?文革的责任,难道真的就应该由造反派、造反派红卫兵、青年学生来承担吗? 对于学生来说,在文革那样波谲云诡的复杂情况下,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党委是错的,工作组是错的,官办红卫兵是错的,造反派是错的,保守派是错的,逍遥派是错的,军队“支左”是错的,工宣队是错的,“秋后算账派”是错的,毛泽东是错的,中央文革是错的,林彪、江青等是犯罪,等等。可以说,以我们当时的身份,不可能不犯错误。随便怎么样,随便怎么办,都是错。 这就引起了我的思索,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文革结束以后,严峻的现实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统治,把中共“左”的错误演进到了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包裹着的封建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国家的命运,党的前途,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中共党员的严肃思考:我们的党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空前大灾难?阶级斗争怎么成了长期不休止的残酷内斗?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变成了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专政?党有哪些错误?错误为什么会发生?今后要如何来避免?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有希望?毛泽东对于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小平是其中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从他本人在文革的遭遇,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顺应民情,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主导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多项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想,人民会记得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他深切地认识到现行体制的弊病,作了有名的1980年“八一八讲话”,指出弊病的最大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但他的问题,正好在于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也是他自己实质上中止了政治体制改革。他奉行的是,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毛的一党专政体制。这就为后来的领导人口头宣称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拖延搁置的做法,带了头,留下了遗患。 邓多次说过“要防右,但更要反‘左’,‘左’对革命的危害更大”这类意思的话。但是,恰恰是他自己,没有走出“左”的窠臼,同样喜爱把“权力过分集中”到自己手中。他说过,共产党内“只有一个婆婆”。他对“三代核心”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他主导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根据这样的精神,对于文革责任的追究,毛的罪错被掩盖了,毛的牌位被保护了起来。 那么,总得有人对文革负责吧?那很好办,就把文革“浩劫”高层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继而在1980年11月~1981年1月对两个集团的主犯进行了审判。 而在底层,实际上是把造反派红卫兵、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和各行各业的造反派视为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把文革下层责任的板子打在造反派屁股上。完全无视这些人起来造反,是拥护毛的号召,是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手鼓动和支持的,当时党中央派遣的工作组压制群众,也确实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这就是在整党前多次对造反派进行清查,和整党中把造反派当作“三种人”进行处理的来由。 为达此目的,造反派被妖魔化则是题中之义。高层领导人的意识,和主流媒体的宣传,都把文革中当权派、走资派、工作组、早期红卫兵、官办红卫兵、保守派、工(军)宣队、革委会、党委所作的所有坏事错事,统统安在造反派身上。甚至把造反派产生之前和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坏事错事,都赖给了造反派。 有研究家认为,文革中造反派起来反对走资派,是长期以来尖锐的官民矛盾的反映,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体现。造反派是这部分民众的先锋。造反派后来的被清算,实质上表明,经过多年时隐时现的较量,是民众失败了。 再后来,当局实际上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后退。对文革问题的批判被设为“敏感词”,主流媒体噤若寒蝉,从此讳言文革。 在任何社会,甚至是一党专制的社会,造反都是极端异常的行为。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造反更是十恶不赦的杀头大罪。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号召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自己各级当权者的反(但绝对不能造他本人和执政党的反),这难道不是荒谬绝伦的事吗?难道不应该首先追究发动造反的最高领袖的责任吗? 有的人总是迷信自己拥有的无穷大的权力,认为历史不过是一个任随强权侮辱玩弄的小姑娘。 但是,历史毕竟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被欺骗一时,但绝不可能长期忍受欺骗。对待历史是不能蒙混过关的,蒙骗历史终将受到她的报复,有担当的政治家应当对历史抱有高度的敬畏。正是因为对毛的评价不全面、不真实,对文革的清算、批判不彻底,导致了当今社会的一系列严重恶果。 文革的种子还在,产生的土壤还在。一遇气候、水源等条件适合,文革就可能复辟。重庆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就是明证。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是一位政治家在即将告别政治舞台时给世人的警告和预言。 —————————————————————————————————— 【书海泛舟】
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 ——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序
何 蜀
按:李正权著《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大约十多年前,在重庆市南岸区文联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南山风》上读到一篇连载多期的纪实文学《重庆武斗琐记》,作者署名李衡之,内容相当扎实,文笔生动,并蕴含有较深刻的反思,非亲历且有认真观察与思考者不可能写出。我向主持该刊编辑工作的杨金邦打听,才知道作者真名李正权,是文革中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是当年武斗的参与者。我于是与李正权联系上,从此成为朋友,有了对文革特别是武斗历史进行回顾、探讨的多年交流。 进入新世纪后,我曾经打算编一本有关重庆大武斗的资料书,想把李正权的《重庆武斗琐记》中一些内容节选编入,但考虑到拟编入书中的其它各篇都是亲历者的回忆或日记等资料,而这一篇却是以第三人称写的“纪实文学”,不大好混在一起,就建议他用第一人称改写成回忆录。他当时还在一个政府机关上班,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写有这样的“敏感题材”作品,更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文革中的武斗(这也是他在《南山风》上发表时用了“李衡之”化名的原因),所以就暂时搁下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后,他才着手改写,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让我看重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其内容的真实生动,二是其深刻的反思。 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来看,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我接触了解过一些文革造反运动的亲历者,发现在这些人当中,能够对文革特别是对自己参加过的造反运动进行反思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文革前就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而受到压抑的人,他们因自身及家庭的遭遇而对毛泽东缔造并力图通过文革来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弊端有直接的切肤之痛,对于他们来说,反思那段历史几乎就是出于本能;另一类能够反思者,是那些虽然“家庭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但在文革之后能够始终坚持继续学习,不断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使自己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的人。李正权就属于后者。 李正权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工人,“红五类”中的头一类。他的学历也不高,文革爆发时只是个初中生。但他并没有像有些自认为是“领导阶级”的人那样以“大老粗”为荣,因从小对学习的热爱,特别是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文革武斗期间他都在学着赋诗填词),养成了不停顿地自学的习惯。即使后来下农村当知青,进工厂当工人,他都从未间断过在逆境中自学。而且,全凭自学,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及许多文史随笔,而且还在质量管理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含与人合作),成为国内知名的质量心理学专家。他写的好几篇短篇小说(见本书附录),都是以文革武斗为背景的,可见他对这段历史的长期关注。 李正权这部回忆录,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他还以较为广阔的视野,在亲见亲闻的基础上加以调查采访所得,比较全面地记叙了重庆文革从文斗到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武斗到后来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的发展演变,记叙了他所了解的武斗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别是他曾经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那些专业武斗队中正当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及从抢枪到交枪、从战场厮杀到战后杀俘、从胜利进攻到败退逃难的武斗全过程中许多重要情节,许多在正史中不会记载的真实生动的细节。这些都是他在亲身经历中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积累起来的,可以让人更加真实地把握那个年代的脉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 我们这一代人(我比李正权大两岁),从小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教育中成长的,我们当时能够读到、看到的文艺作品,只有诸如《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战火中的青春》之类。这样的文艺作品让我们受到一种把革命、战争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浪漫思想的熏陶,以致让许多人从小就向往、憧憬着献身革命、投身战争,甚至以未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深感遗憾,很少会想到战争的残酷,更不会想到战争对个体生命、对人性的摧残,更不要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样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战争了。李正权这部回忆录,通过他自己以及他那些“战友”的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对文革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教科书和文艺作品里不会写到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2014年2月9日于重庆风江阁 —————————————————————————————————— 【书海泛舟】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后记
李正权
写完本书,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答案:一是文革真的能够避免吗?二是文革还有没有正面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网上搜索,可以发现有好多种答案,有的人认为不可避免,有的人认为可以避免。不管是持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说法的人,几乎都把原因归结到执政党,甚至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持可以避免说法的,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他们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因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按邓小平说法,只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只要解决了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只要解决了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之类,就可以避免。按陈云的说法,只要在党内实行了民主,让毛泽东的权力受到约束,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就可以避免。持不可以避免说法的,大多也是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历史经验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文革就是杀功巨,或者文革就是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对政治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至今也要拥护文革的人,也认为文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文革全面发生的时候,社会已经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不可避免。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把如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投射到了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因此他们甚至呼吁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的泥沼,但其谬误却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我们只说前面两种观点。 的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的个人特性,例如他的政治思想、浪漫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对文革的发生以及文革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毛泽东,文革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景象,但依然还是要发生的。 据说,世界上上百种的古文化或者消亡了,或者退场了,只有中华文化从古代走到现代,几千年来延绵不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让中国人背上了沉重的文化负担。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化负担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人们往往还只是从民间或只是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来分析这样的表现,其实,这样的表现在那些政治人物,包括那些所谓的伟人身上可能更突出,引发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对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四人了,人们也愿意称他们为伟人。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他们的一些言论,他们的主要行为,甚至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与毛泽东的大跃进,蒋介石的新党计划与毛泽东的“踢开党委闹革命”,邓小平的“垂帘听政”与毛泽东的“退居二线”,岂不是完全相同?至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与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与毛泽东的反右斗争,邓小平搞的“六四”事件与毛泽东搞的“四五”事件(不再过多举例),虽然其原因、过程、形式、结果、影响等方面都有许多的不同,但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其出发点、其动机、甚至其手法又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如果孙中山能够完全掌权,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十年,他搞不搞大跃进,搞不搞文革,真还说不清楚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所有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伟人,虽然政治思想不一定相同,但都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都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而且都面临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大课题。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他们更不可能脱离既定的历史条件,去创造他们想要创造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可能就是他的随心所欲,至少不可能全是他的随心所欲。我们当年参与文革,参与武斗,参与战争,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着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深刻原因。因此,如果我们把文革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认为,文革很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文革很可能就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 我们来说两个假设: 假设一:如果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去世,文革由刘少奇来主导,文革会怎样?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已经不容分辩地说明,刘少奇将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如果是那样,虽然其形式和某些内容以及其规模、持续时间、深入程度和后果可能都有所不同,但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并没有多少区别。在那十年里,经济可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对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其阻碍作用可能是依然相同的,至少也是相似的。况且,刘少奇还有所谓的“驯服工具论”,连共产党员都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得有非分要求,何况一般老百姓呢? 假设二:如果林彪的耐心和隐忍再加强一点,能够等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又会怎样?按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的安排,毛泽东造成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可能停下来,整个社会可能“克己复礼”,但是中国很可能就被他们引到当年日本走过的那种军国主义道路上去了,中国人很可能陷入法西斯专政之中。事实上,当年的军管会在地方、在企业中实施的就是那一套,他们的一句话就成为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也无法违抗。如果那样,中国就更加背离了现代化进程。按林彪的“复礼”,人被分为不同的等级,人人都要压抑自己的欲望,那还谈什么民主、自由,还说什么法治! 我们往往都爱做“事后诸葛亮”。文革一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标榜自己是受害者,都标榜自己很早就开始反对文革了。特别是那些当权者,包括那些早就“结合”到“新生红色政权”里的当权者,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纯粹的受害者,找当年冲击过他们的群众算账(且不用反攻倒算这样过分强烈的字眼)。他们的确受过冲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甚至大大超过那些曾经冲击过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些很早就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文革十年,可能受了两年冲击,却在后面八年实际上领导着操纵着文革,所做的坏事可能更多更坏。他们本来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更让人莫名其妙。我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拥护者,但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之外,我敢说,没有几个人敢于拍着胸膛说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无辜的。相反,像我这样自以为“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其中的,并不在少数。即使是那些逍遥派,也仅仅只是外在表现不同而已,其内心和我也差不多吧?因为我们都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包袱,都脱离不了既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随心所欲,也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 因此,反思文革,不能只责怪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能只打倒林彪、“四人帮”,更不能只批判所谓的造反派,还应当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人类学的多个侧面去研究,去分析,才能真正治本,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来一次”。 再说第二个问题。其实,文革有没有正面意义这个问题,其基本含义就是,没有文革,会不会有改革开放。我们且不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去分析,只说说文革对老百姓民主意识发展的作用。 如今,一些人竭力美化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其实,那十七年里,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有了一定的进步,而且诸如“当家作主”、“人民政府”、“群众路线”之类说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从来只能生活在强权下的普通老百姓。但是,从整体来看,不管是社会的民主程度还是人们的民主意识,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随着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日益深入,加上诸如反右之类政治运动,反而强化了人们的奴化意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大跃进后饿死三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向中央反映情况之外,除了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之外,整个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极少有人出去讨饭、出去逃荒!虽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搞清楚像反右、大跃进那样一些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但是,总是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或者当权者怎么说,被管理者就怎么做,极少有人反思,更极少有人真正反对(哪怕只是在心里的反对)。甚至那些被整的人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谢主隆恩”,认为自己有罪。 1968年初,全国已经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毛泽东却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不管如今的人们对这段话如何理解,但文革的确是把中国人都发动起来了,都动员起来了。虽然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曾因此而受过苦、受过难,但却从一定的角度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至少让中国人认识到,当官的也可以被打倒,权威也可以被怀疑。文革期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从理论上来分析,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思潮,如果中国人还一直处在“谢主隆恩”的状态中,要搞改革开放,要出现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那样分田到户的事件,要涌现诸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人物,肯定是不大可能的。更不要说,没有文革中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没有文革对中国人的切身教育,没有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那种反思,中国能够出现天安门事件,能够出现如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我们对民主、对自由、对法治,也就是对现代化的认识,甚至也不可能有这样强烈的向往!从历史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却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并不完全等于高楼大厦,也不完全等于GDP世界第一第二之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认可普世价值,没有民主法治,没有马克思所说那种人的完全解放,也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历史的包袱越重,这个过程也就越长越艰难。在这个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文革十年可能更加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教育了整个中华民族,是那十年的灾难唤醒了整个民族,让我们懂得了反思,让我们认识了民主,认识了法治。不过,由于当局始终压抑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育作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得到释放。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唱红打黑”之类模仿文革的做法,才有了那么多呼吁文革“再来一次”的杂音。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有这样那样形式的倒行逆施,虽然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还会遇到一个又一个难题和一个又一个阻碍,但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妄图让文革“再来一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薄熙来的垮台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不正视历史。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不正视历史,就不可能开辟未来。其实,不仅仅国际关系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正视历史,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的包袱就会压在我们身上,就会拉扯我们的后脚,就会阻碍我们去开辟未来。在这方面,我们是向二战后的德国那样,认识错误,彻底反思,采取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各种措施,坚决予以否定,防止其重演呢,还是像日本那样,躲躲闪闪,否认历史,歪曲历史,以不搞所谓的“自虐史学”为借口,幻想着“再来一次”呢?战后,日本一直或明或暗否定自己的侵略行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样做也没有阻碍其经济发展,但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是不是历史问题在对他们进行惩罚呢?而且,这种惩罚是不是还将持续,甚至还将改头换面,还将加重呢?我们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会不会像一个定时炸弹,在某一天突然爆炸,让我们措手不及,不仅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动荡,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害呢? 不过,我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文革十年让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是不可能白白付出的。早迟总会有那么一天,通过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通过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思,中华民族就会向前大大地迈进一步,中华文化也将洗刷自身的那些污点,真正走向现代化。当我们的后人用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看这段历史时,他们或许会说,文革那十年,文革后对文革反思压抑的那几十年,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中华民族终于还是走向了现代化,中华文化终于还是走到了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如果说文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也自有其历史价值。如今的问题在于,为了防止文革“再来一次”,为了中华文化更好地更快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应当怎样更充分地利用文革的这种历史价值。 首先当然是加强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了。作为文革的一名参与者,一个过来人,为文革留下一点记忆,留下一点多少可以供后人研究文革、反思文革的参考材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得知我在写作本书,有朋友说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的确,当局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不许说,不许写,不许研究,更不许出版,本书写出来很可能依然只能放在抽屉里,说不定还可能引来诸多麻烦。但是我想,参与过文革战争的那一代人,包括像我这样当年还没有真正成年的人,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时日不多,精力渐枯,继续等待的本钱并不太多,还是早点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好吧。 1994年,我写了十万字的《重庆武斗琐记》,但却没有地方发表,只好放在抽屉中,让书稿睡觉。薄熙来事件后,我想,不能再让其睡觉了,就找了出来,换了一个写法,重新写成本书。为了供历史作档案,供武斗参与者们反思那沉痛的教训,我力求尽量真实地反映武斗的本来面目。但是,当年处在极度的混乱中,两派都爱夸大其辞,瞎编伪造,甚至公开造谣。我只能保证自己经历的事是真实的,而难以保证当年从大字报、传单、小报、参与者自述等等渠道获得的记忆的真实性。即使是我自己亲历的,也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和遮蔽性记忆等原因,难免有失真之处。作为一部原生态的回忆录,本书可能在内容、结构、语言、文字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我真诚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既然要真实地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当事者,这就很可能给某些当事者带去某种风险。为了不给当事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个别当事者我只好隐去其真实姓名,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即使如此,局内人或明眼人一看,也立即能够知道这些隐去真实姓名的人是谁,更不用说其本人了。但这也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让涉及的当事人不快,二是让读者感到困惑,并有可能因此怀疑本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在写作过程中,我因此而一直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在现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只好保持这种变通方法。因此,我一要请本书涉及到的不管是用了真实姓名的还是没用真实姓名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鉴谅,二要请读者理解我的这种变通。 此外,我还将若干年前写的一些有关武斗的故事、小说之类文章作为附录或作为本书的一个章节,也呈现给读者。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多少看到我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早在十多年前,何蜀先生就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并且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如果不是他和其它几位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本书肯定难以出笼。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谢意。 2012年10月10日初稿毕 2014年1月30日第七次修改 —————————————————————————————————— 【书海泛舟】
武斗队琐忆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选读)
李正权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第22、39、40、41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当时是初中三年级学生,驻重庆南岸山上的反到底派专业武斗队黄山红二连班长。
南岸的战斗
1967年8月21日晚上,我们回到南山,住在四女中教学大楼。 就在前几天,也就是1967年8月17日深夜,为配合在大坪到九龙坡一线的进攻,南岸区的八一五派也组织兵力,对黄山进行了夜袭。黄山是南山山脉的一段,东、西、北三面都朝着长江,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因此上山的路也多。那天晚上,八一五派分成几路,偷偷摸上山来。其中主力一路是从五马槽水库方向摸上来的。那五马槽水库是大跃进时修的,四周有五座山峰,水库就形成像章鱼那样的五个触角。我们曾去那水库洗澡游泳,那山林静悄悄的,蓝天白云,碧水清波,很是惬意。从五马槽水库到黄山疗养院,是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即使白天去走,弄不好也会迷路,更不要说晚上看不到路了。 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在那密林中钻来钻去,竟然钻迷了路。如果他们能够顺着那一条小路摸进疗养院来,一个突然袭击,即使也可能要被打退,至少也要让反到底派吃很大的亏。但是,这样一迷路,不仅耽搁了时间,而且遇到了反到底派放的暗哨。几声问话不对头,便引来枪声。那时,黄山上的反到底派只有百来人几十来条枪,居高临下,“乒乒乓乓”,就往那树林中一阵乱打。 怪只怪八一五派运气不好。那天晚上,住在黄山的鸡冠石的反到底派农民造反军,也是顺着五马槽水库的路,准备下山去偷袭八一五派,两派的武装队伍正好在路上错过了。那下山去偷袭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走到半路上,突然听见背后枪声大作,知道山上出事了,又立即赶回来,对偷袭黄山的八一五派形成前后夹击之态势。八一五派只好丢下几具死尸,狼狈逃下山去。天亮后反到底派打扫战场,还发现不少八一五派丢弃的武器。其中竟然还有一支英国造的毛瑟枪,与当年打太平天国的华尔洋枪队使用的那种洋枪一模一样。仔细看,那枪上面还刻有“1860”的字样!1860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我估计那枪是清政府从英国买来镇压太平天国的。这样的枪肯定打不响,八一五派从武装部抢来,也拿到战场上来,可能是“有”聊胜于无吧?后来,我还到五马槽那山沟里去搜寻过,以为还可以再找到什么,结果除了几颗子弹壳,只有空手而回。 枪声一响,其它几路上山来偷袭的八一五派以为被发现了,于是就心慌。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没发现对手就乱开了一阵枪。反到底派居高临下,武器又好,天还没亮,八一五派就只好全线撤退。 那天晚上,打得最激烈的是炮台山。炮台山反到底派炮兵阵地对面的山顶上有三块耸立的石笋,称为三块石。八一五派从三块石山下的乱坟堆里摸了上来,就听见五马槽山沟里枪声大作,再不敢向前摸,就把机枪安放在那三块石下,向炮台山猛烈射击。炮台山只有炮兵。前两天,炮兵排的年轻人又被编入黄山红二连,到建设厂“提”枪去了,剩下的人不是头头就是年龄较大的师傅,而且只有两支苏式步枪。那苏式步枪要扳一颗才能打一颗,哪能与对方的机枪抗衡?虽然是夜晚,但在山顶,天又晴好,相距不过100多米,双方人影晃动都能看见。那机枪子弹打在那高射炮上,“当当当”乱响,谁敢爬到炮上去? 这时,外号叫“黄金棍”的那个炮兵教练,那个从望江厂总装车间来的老师傅,却沉着冷静。只见他趴在地上,用手去转动那炮盘,让那炮管转过去,对准了三块石。八一五派的捷克式轻机枪的弹匣只能装20发子弹,手指按着那扳机不放的话,一下子就会全部飞出去。“黄金棍”师傅人瘦小,却相当英勇。趁那机枪换弹匣的时候,猛地站起来,抓住那摇把,把那炮管从高仰状态摇到水平状态。此时,机枪又响了,他又赶紧趴了下来。要爬到炮上去击发,至少需要十几秒时间,肯定不行。于是,他便用他天天捏在手上那根胶木棍,去捅那击发板。那击发板像汽车的刹车踏板,有弹簧顶着,力小了就捅不动。光是手上的力不行,他就用身子去顶那胶木棍。人趴在地上,角度不对,还是捅不动。机枪继续在响,子弹继续打在炮上“当当当”乱响。他一咬牙,竟然弓起身子来,一用劲,居然将炮打响了。咚咚咚——!那炮弹飞向三块石,机枪立即哑吧了。后来,炮兵们跑到那三块石去看,地上还有大滩大滩的血迹。经观察分析才知道,那炮弹并没打着那机枪,却打中了那石笋。那岩石被打碎,石块落下来,打伤了机枪手,才逼迫他们撤退了。 应当说,除了望江厂(那时望江厂的地盘还属于南岸区管辖),南岸两派之间的武斗并不像城里头以及江北、沙坪坝、大坪、杨家坪那样激烈。拼钢钎的时候,好像只有八一五派偷袭柴油机厂那次打死了一个人。战争开始后,八一五派在新市场伏击城建兵团,一下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反到底派的仇还没有报,八一五派又对黄山进行偷袭,让反到底派更是气愤。可能是听到留守黄山的人报告,邓长春在回到黄山之前,就与留在山上的人策划了“八二二”攻打上新街的战役,目的是要教训教训八一五派。 南岸的地形是一个哑铃,东面是南山山脉,山下的市区是两头大中间窄。东北面是弹子石,有重棉三厂、纺织配件厂、西南制药厂等企业;西南面是南坪、铜元局,有长江电工厂、第二机床厂、水泥厂等企业;中间则是一个狭长地带。区委区政府就位于这狭长地带最中间的上新街。而八一五派的主要力量则在西南面的水泥厂、长江厂一带。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组织了几百人的武装,从中间突破,对上新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清晨,首先开始炮击。反到底派把黄山大门外那门三七高炮拖到龙黄公路一棵树(现观景台)附近,又从望江厂拖来一门五七高炮,向山下的区武装部、区委大楼及几个制高点轰击。然后,又派九一纵队红二连、黄山红一连和其它几个武斗连队下山。当时,八一五派在上新街的武斗队只有大庆民中“三二一”,不管是从兵力还是从武器来看,反到底派都占绝对优势。反到底派冲进上新街,八一五派几乎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子的抵抗。没用多少时间,反到底派就大获全胜。这一仗,反到底派打死对方二十余人,打伤数十人。 地处上新街西南侧的八一五派主力得到消息,立即组织力量前来支持。长江厂八一兵团也拥有一门三七高炮,不知是从哪儿抢来的,不过是单管的,同时还有几挺口径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他们不知深浅,只好把那炮和机枪布置在海棠溪附近的山坡上,向反到底派的山上阵地轰击。八一五派的炮兵都是转业军人,据说还有驻军空军的人参与(当时南山的不少山头上都驻有高炮部队),那三七高炮仅试射了两炮,第三炮便打中了反到底派设在真武山上的指挥所。那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草棚棚,马上燃烧起来,一会儿便烧得个精光。反到底派的两门炮被一棵树前面的小山挡住,不能向海棠溪方向还击,只好闷在那山凹里看着八一五派的炮兵显威风。邓长春见进攻上新街已经达到目的,便下令撤退。山下的人员便陆续撤上山来,顺便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其它物资。 我们黄山红二连是8月21日晚上才回到南山的。打上新街的兵力已经足够了,邓长春就没有安排我们。这样也好,黄山红二连有柴油机厂的,还有三十九中的,都是上新街的人,认得上新街那些八一五派的人。如果把黄山红二连放下山去,肯定还要打死打伤更多的八一五派的人,邓长春的罪行就更大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打上新街,睡了一觉起来,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我们跑到龙黄公路路口那儿去看热闹时,八一五派的三七高炮正在向山上轰击,只见那真武山上火光一闪,就冒起大火来。 天快黑的时候,有命令下来,要我们黄山红二连派一个班去黄葛古道上设立哨卡,防止八一五派夜里摸上来偷袭。我是班长,便主动请战。柴油机厂的杨广德是排长,由他带领我们去了老君洞。 我这个班,除了我和我的同学罗朝忠外,都是柴油机厂的学徒工。我们出发时,两个女生也硬要跟到我们一起去。这两个女生是在重医参加救护伤员的卫校和护校的学生,因为她们家都住在大兴场,不知什么时候也从重医那边回到南岸来了。可能是因为认识望江厂的人,她们就和另外几个女生组成了黄山红二连的卫生班。两个女生坚决要去,杨广德也没办法,只好让步,让她们换上劳保服,和我们一起出发。 天还没有全黑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老君洞,在一个靠近黄葛古道的断墙处设立了哨卡。那黄葛古道原是重庆通往綦江及贵州等地的驿道,青—色的石板路,沿途多黄葛树,那时路两侧尚存不少明清建筑风格的木结构穿斗民居。 我们去守夜的那天晚上,那路上连个鬼影影也没有。坐在那草笼笼里吹了一阵龙门阵,大家都有了睡意。于是就安排人值岗,其它人便横七竖八倒在树下的凹凼凼里睡了。 两个女生睡在男生们的中间,虽然穿着劳保服,但那睡相却也相当刺激人的。柴油机厂那些学徒工,大多在社会上混过,说话时甚至都带着下三流的腔调,有空时都要说点骚话、摆点晕龙门阵什么的。现在想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天晚上,就是这样一些人,竟然没有人想入非非,更没有人做任何非礼动作。天亮了,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醒了沉睡的年轻人。大家爬起来,竟然没有人想到那一回事,两个女生也没有一点尴尬一丝脸红。有没有人做那种荒唐的梦,我不敢保证,但我绝对没做。如果真的有人做了,我想他可能会脸红,可能会表现出不自然的状态来,但十几个人里面却没有谁不自然。后来——那是一年多以后了——一个曾睡在那女生身边的柴油机厂的学徒工对我说:“当时好傻呀,都不晓得趁机摸一把!……”我对他说:“如果当时你乱摸了,说不定就被枪毙了!”他说:“那也是。” 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两个值最后一班岗的人竟然也睡着了,大家很是气愤,有人甚至要出手打他们,被杨广德劝住。都是年轻人,又没经过特别训练,站岗不打瞌睡其实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其实,八一五派刚刚被打得那样惨,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再组织偷袭,我们总算平安度过了一夜。
都是疯子吗?
如今,说起文革,说起武斗,人们都认为那简直就是神话,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简直就是疯子。就是这些疯子,打来打去,死的死,伤的伤,没有哪一个落得了好下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要说是疯子也可以,首先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人疯了,然后把全国六七亿人都搞疯了。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反对过文革的人,包括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之类所谓的走资派,也包括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死难者,你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就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也是“疯”的。真正清醒的,可以说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 在黄山红二连的时候,我和几个柴油机的战友没事打“牙巴仗”(嘴仗),争论一道难题:如果你父亲是八一五派,如果他拿着枪来进攻,你打不打?我说要打,我还举了许多历史上一些“大义灭亲”的例子,举了诸如彭湃之类先烈为例子。也有人说不能打,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我们争得个面红耳赤的,主张打的竟占了上风。事实上,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各在一派的多得很。那年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朋友决裂,同学厮杀的太多太多。电影《枫》那样的悲剧,并非绝无仅有,有的比其还要典型,还要可悲。不少参加过武斗的人看了《枫》都说,那女主角已经瞄准了那男主角,却还要犹豫;要是我的话,早就一枪将男主角打死了,有什么犹豫不决的! 的确,现在想来,当年那些参加武斗的人,那些出生入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都是疯子。但是,那么多人都是疯子吗?重庆城多多少少参加过武斗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万吧,十几万人都疯了不成?其实,那时的人说不定比现在的人都还要有理智,都还要崇拜理性。武斗中,死人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却没有见到过谁去烧香拜佛求神卜卦。要打仗了,遇到危险了,可能要死人了,最多说一句:“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用来自嘲,也用来安慰自己。 “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是一句四川俗话。当年传说,五十四军的战斗英雄陈代富在给红卫兵作报告时,就说过这句话。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陈代富去炸印军地堡,将爆破筒塞进去,却被印军推了出来。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的间隙插进去,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来。他喊着“一二三四五——”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他迅速滚下地堡,地堡被炸毁了,为部队打开了前进道路,他因此被称为是活着的黄继光。陈代富是四川安岳县人,当年他顶爆破筒时是否想到这句四川俗话且不论,但在重庆文革战争中,这句表示生死莫测的话的确很流行。
英雄的悲剧
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 就来到毛主席像前, 用伤口流出的鲜血, 写下这钢铁誓言——
要毛泽东思想, 宁可不要脑袋! 为保卫毛主席, 完蛋就完蛋!
一个字就像一朵鲜花, 一个字就是一只大雁, 把它捎到北京吧, 献给毛主席,表咱心愿。
一个字就像一把钢刀, 一个字就是一颗子弹, 把它贴在心窝里吧, 冲上阵地去,决一死战。
这是我在1968年1月写的一首小诗,虽然写得差劲,却真实地反映了武斗人员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 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就是革命教育,家长、老师、组织、社会都要我们学英雄,做英雄,不怕苦,不怕死。我们一懂事,接触的就是英雄,先是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后是江姐、成岗、许云峰,还有卓娅、舒拉、保尔、牛虻……我们当中,谁没读过《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谁不知道《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不管男生女生,长大当解放军,几乎是所有人的第一理想。不管问谁,都可以一口气给你背出一长串战斗英雄的名字来。文革一开始,我们那样投入,与那十几年的“革命教育”是分不开的。那时,我们当中好多人都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而遗憾,又为能赶上文革而庆幸。英雄教育让我们向往英雄,让我们鄙视胆小鬼、怕死鬼,让我们胸中积淀了浓浓的“英雄情结”。武斗,特别是已经发展为战争形态的武斗,让我们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学英雄,做英雄,成为我们的心声。 的确,面对死亡,任何人都可能胆怯,都可能害怕。但是,在那一两年时间里,我却没有听说哪个参加武斗的人,哪个走进战争的人,因为害怕当了逃兵。被对方抓住,认罪,求饶,写“反戈一击”声明,肯定是有的,而且还不少。一旦被放了出来,依然如故,继续“战斗”,甚至比过去更亡命,却是普遍的事实。拼钢钎的时候,看到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的人也可能害怕。但打枪后,离得远了,反而不害怕了。第一次上战场,也可能因为害怕而浑身发抖(有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浑身发抖),还没瞄准就开枪,甚至连枪也举不起来。但只要打响第一枪,也就镇静下来。后来我对此进行过分析,可能是胆小的人、害怕的人已经悄悄地“逍遥”了,脱离出去了,回家跳“锅边舞”去了,留下的人都是不怕死的。这些留下来的人,最怕的就是别人骂他“怕死鬼”。在战友面前,特别是在异性面前,至少也要装出一副英雄的样子来。装多了,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如果谁心里有了那种“英雄情结”,当然也就更要表现出一副英雄的样子来。 本书中已经讲过不少英雄的故事,不妨再讲两个吧: 1967年8月18日,重庆潘家坪附近的五台山。九一纵队红二连副连长为了救战友,被一串机枪子弹打伤,脚上手上竟然有十来处伤口。他被战友救下来,被送进医院。据医生说,那十来处的伤口均不致命。但是,由于药品奇缺,无法镇痛,这位中学生竟然被活活痛死。他是十一中“红色暴徒”的头头,来照看他的几个女生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儿,全都哭成了泪人,他却不哭,反而强打精神,安慰她们,直到最后落气死去。 1967年11月,南山中学。我们十几个人被八一五派包围在尖尖房子那小楼里。进攻者仗着人多钢钎长,已经从窗口攻了进来。虽然那为首的被我一钢钎戳在颈项上,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我们却被压缩在一个小房间里,不知所措。眼看八一五派调整部署,就要发动再次进攻,冲进我们所在的房间。面对电筒光下那一排上着长长刺刀闪着寒光的钢钎,突然,矮胖矮胖的高三同学朱心跃提着钢钎,冲出小房间,大声喊着:“为保卫毛主席,完蛋就完蛋!”那气势竟然使进攻者一愣,接连后退几步,不敢再向前冲,这才为我们赢得了时间,纷纷从楼上往下跳,逃过了一场劫难。 不但男生如此,女生也相当英勇。事实上,武斗并不是男生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武斗队中都有女生。虽然女生往往不会被直接派往战场,但她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同样令人钦佩。九一纵队红二连有个通讯班,班里有两个女生,外号叫大娃、二娃,都是十一中初一年级的,不过十三四岁。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要攻打上新街,头一天派人下山去侦察,就派了这两个女生。两个女生换了衣服,竟看不出是中学生。特别是那二娃,长得小巧玲珑,穿一件花衬衫,套一条裙子(那年月穿裙子的人极少),头上还扎上一个大蝴蝶结,像个托儿所的大娃娃。两个女生分头下山,从弹子石到上新街,从上新街到海棠溪,把八一五派的据点一个个侦察得明明白白才回到山上。第二天,这两个女生还是那身装束,跟着战友们又打下山去。有人认出他们来,竟啧啧感叹,她们还笑。那大娃姓黄,后来也进了望江厂,曾和我老婆在一个单位上班。我问她:“当时你们害不害怕?”她说:“好像没有想到害怕一样。”我问:“万一被人识破,被八一五派抓住,你怎么办?”她说:“好像也没想过。” 再看我1967年写的一首小诗《血染的袖章》:
战壕里,伏着亲爱的战友, 头顶上,飞着呼啸的子弹, 面对着敌人的疯狂进攻, 她英勇沉着地作战!
忽然,一颗手榴弹飞来, 她转眼一看,啊,嗤嗤冒烟, 眼看就要爆炸呀, 怎么办?怎么办?
黄继光在眼前出现, 王杰的话响在耳边, 喊着“毛主席万岁!” 她扑向那就要爆炸的手榴弹!
……她叫什么名字? 身旁的战友都不知道, 从她身上找到一个鲜血浸透的袖章, 才知道她是九一纵队的一员!
报仇!报仇!!报仇!!! 枪膛里射出愤怒的子弹, 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诗中的故事,是我1967年8月底在一份叫《九一纵队战报》的小报上看到的。虽然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并不真实,但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气概却是真实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故事中的那种情况,在那样一种氛围中,说不定也真有人会扑到那手榴弹上去的。事实上,那时候也流传着不少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本书中已经讲了很多。从这些故事中,不是很可以看出当年电影、小说、革命回忆录留下的影子吗?如果能将这样一股力量引到正道上去,该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文革战争中,你能否认他就不是英雄?你能否认那行为就不是英雄行为? 遗憾的是,武斗不是正道,那个时代也难以有什么正道。他们即使可以冠以“英雄”的头衔,也只是历史的悲剧。后来,武斗终于停止下来,竟然使很多人都感到惶惑和失落。不少人都说,应当组织武斗人员到越南去打仗,而且还要去越南南方,直接和美国鬼子打。还有更提劲的说,应当组织一个世界兵团,到非洲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解放黑非洲。好像是1968年武斗还没完全停止的时候,非洲的刚果(布)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政变者带着100多人的武装人员从刚果(利)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现金沙萨)偷偷渡过刚果河,攻入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国家电台和总统府,宣告政变成功。后来,这支政变武装虽然被政府军打败,但却坚持了好几天。我们看了这样的新闻,都觉得好耍。我们学校那叫张正华的头头说:“干脆我们组织一两百人去,保证打下一个国家来!”那几年,也还真的有人跑到云南,想方设法越过边界,跑到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去“干革命”呢。据说,缅甸共产党的部队里就有好多的中国红卫兵。如果当时中国也出一个格瓦拉那样的人物,要在全国招摹几百万的“世界兵团”,可能真不会成问题。但是,那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武斗中的男女
当然,现在的人们不屑于听英雄故事,最关心的可能是武斗人员性方面的事。很多人以为,搞武斗了,手上有了枪,没有“110”可以报警,也没有警察来管,肯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以为,参加武斗的男生就是一群性饥渴者,都是色狼,见到女人就会“乱来”(在重庆话中特指男女之间的事);参加过武斗的女生就是“慰安妇”,就像随军妓女一样,似乎谁都可以与她们睡觉。在他们的想象里,武斗就是睡觉,就是“乱来”。遇到这样的人,你解释得再多,他们也不信。后来,我就不解释了。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想象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参加武斗的,绝大多数是学生和青年工人,身体刚刚发育成熟,有的甚至还未发育成熟,正处在性危险期。如果是现在,那局面肯定难以收拾。但是,文革前那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教育,使绝大多数人又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加上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很少有人想到过要借用武斗来解决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一般的中学生中,如果谁在耍朋友(注:川语称谈恋爱为“耍朋友”)谈恋爱,都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更不要说随便“乱来”、随便“睡觉”了。我没有正式耍过朋友,只是对一个女生有过那么一点暧昧的感情(她可能还没有),就被别人看出来了,就被嘲笑过。 不仅现在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武斗中的两派也都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通过大字报、小报、广播什么的,把对方说成是强奸犯,是妓女。这种风潮大约是从1967年5月全面武斗开始后兴起的。那时,虽然诸如反革命之类依然是最大的罪恶,但由于已经用得太多,用得太滥,给对方扣上诸如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已经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也就失去了作用,而攻击对方是强奸犯,是妓女之类,更容易让对方难堪。如果对方在性方面真的有什么越轨行为,也更容易将对方打倒。1968年9月,我们回到学校。有一天,我正在张贴批判专栏,一个八一五派同学来捣乱,指着我鼻子骂:“老子要揭发你,你在黄山上强奸了三个女生!”把我气惨了,立即扑上去,要和他打架。还是旁边的人拉住,我们才没打起来。 “食色性也。”性毕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虽然有禁欲主义的压抑,但性的需要依然要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攻击对方,仅仅骂几声强奸犯、妓女之类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就开始编造故事,那故事从简单到复杂,甚至耸人听闻。前面曾说过了那个1968年7月在江陵厂武斗中被打死的女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更荒唐的传说,说某武斗队把打死的对方女生尸体洗干净,然后让武斗人员排着队去玩乐。有的文章甚至写得很细很淫秽,无异于黄色小说(当然还不能与现今的黄色小说相比)。其实,读过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容易就知道,这都是那些写此类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性幻想变成了攻击对方的谣言,反映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性需要。读此类文章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阅读和性幻想,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就没有怪现象。参加过武斗的人那么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那么一些烂污崽儿也正常。但是,谁一旦敢拆烂污,一旦被揭露,几乎都没有好下场。1967年8月底,住在建设厂的某中学的几个烂污崽儿,不知哪根神经发了岔,看到一个女人路过,就将其抓来轮奸了。那女人是建设厂一个工人的老婆,已经怀孕,是到厂里来找丈夫的。此事很快就被揭露,建设厂的反到底派指挥部立即将那几个烂污崽儿抓了起来,给予一顿饱打。9月初一停火,又将这几个烂污崽儿押送到“警司”,请求当局严肃处理。后来,这几个烂污崽儿都被处以死刑,公开宣判后枪毙了。 1967年8月18日,电技校一个武斗人员从王家大山打仗回来,路过一处田地,看到一个农村姑娘在摘豇豆。可能是打了大半天,见过太多的死人,经历过太多的危险,控制行为的神经出了毛病,这家伙忍不住,就把那姑娘强奸了。走到前面的战友见他半天不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便倒回去找他,正看到他在强奸别人。当头头的顿时火起,一枪托向他砸去,其它的人则用半自动步枪的剌刀在他屁股上捅了好几个窟窿。 到了1968年,一些单位的武斗队纪律松懈了,没有事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摆些“骚龙门阵”。特别是在专县跑的时候,见到长得乖的女生,或者见到穿得特别的女生,大喊大叫说怪话的也不少。在宜宾“红旗三○三”的时候,开车的是一个望江厂的工人,外号叫“水生”。每当遇到这样的女生,他都得意忘形似的,丢下方向盘,拍手大叫:“好麦子(好妹子的谐音)!好麦子!”让我们坐在车上的人提心吊胆。 当然,也有一些烂污崽儿,搅上一两个烂污女生,跑到成都或专县“乱来”。据说,有两个永川的女生,在成都跟着重庆某技工校的崽儿鬼混,吃了别人的,用了别人的。后来要返家了,在火车上,那技工校的崽儿们强占了一个列车员室,将那两个女生叫来,硬是将两个女生轮奸了。那两个女生跪下来求饶,那些烂污崽儿便威胁道,如果不答应,就将她们丢出车窗外去,其手段令人发指! 还有一些烂污崽儿伙在一起,打着某一派的旗号,牯吃霸赊,欺压百姓,乱搅女人,抢劫农民,被称为“操民愤”。但是,这种现象毕竟不多,而且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惩处。即使本单位的人不来惩处,外单位的人也可能要来惩处。在荣县,我们“红旗三○三”就惩处了这样一个烂污团伙。 但是,一般来说,学生不比工人,拆烂污的要少得多。那些投入武斗的男生女生,特别是跟着自己学校战斗团行动的,大多还是要表现出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别说行动,连言语也不敢猖狂。特别是女生,把性当作是一种极端低级极端下流的东西,不少人根本就不懂。如果哪个男生敢于在女生面前做个小动作,很可能就挨上一耳光,还可能引来“打流氓”的喊叫,让你下不了台。那时,牛虻和保尔是年轻人的偶像,即使有了性的冲动,或者有了爱情冲动,也要像牛虻和保尔一样,把那冲动压制下去,表面上还要做出一副冷漠样子来。 南岸窍角沱中学的反到底派头头,人长得又小又黑,但极聪明,外号叫“小脑壳”。1968年4月,我们一起“逃难”到了乐山,住在地区医专。吃饭的时候,一个女生可能是真的喜欢他,分菜时给他多分了一点,他竟然大发其火,把那女生骂了一顿。几个男生趁机在一旁说笑,他一时怒起,竟然又拿起那土陶罐罐的饭钵钵,向那女生掷去。不是躲得快,那女生头上肯定开花。后来我听说,他和那女生还真的有点“那个”呢。 1967年9月初,我们交枪后回到学校,不知是谁在八一五战斗团的团部找到几封情书,写信的人是高一年级的,还是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个头头,是写给他同班一个女生的,虽然满纸都是革命言词,但却写得情真意切。我们井冈山战斗团那个一号头头看了,可能也受了感动,又拿给我看,还说:“此人不错,肯定是个好人。”话语中好像还充满着羡慕。可是,我那时还真的不太懂事,除了从小说上读到过之外,还真没有读过这样的情书,也就不能从那革命言词中去把握写信人的感情。我读后不以为然,心底里还多少有点嘲笑,便揉成一团丢出了窗外。现在想来,如果保留下来,那还真是一件“文物”了。 我们井冈山战斗团的那个女头头,人长得并不漂亮,但不知为什么,另外几个头头都私下爱上她,却都不敢表露,我们也不知道。有一次,她在街上被八一五派抓走,弄得那几个当头头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夜连晚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各种关系,想了各种办法,才让八一五派第二天把她放出来。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一号头头一个人独自躲在厕所里,哭了一个钟头。另一个头头张正华则不给任何人讲,独自带了两个亡命徒,各提一支手枪,连续三天晚上溜回学校,发誓要报销对方两三条命来报复。只因对方戒备森严,晚上又无人敢出据点一步,才未造成血案。可是,他们都缄口不说,表面上好像都是正儿八经的,实际上心中都有“鬼”。这些事,连那个女头头自己也不知道。下乡到农村后,还是她主动,最后才和那个一号头头结为秦晋之好。 当然也有不压制自己感情的人,趁着武斗,相互追求,或者在生死搏斗中产生了恋情,最终结为秦晋之好的,几乎每个单位(包括每个学校)都有,但不多。像我们学校井冈山战斗团,好几百人的队伍,最终也只那么两对而已。除了一号头头和那个女头头之外,另一对就是周大齐和林明。我们“逃难”往专县跑,他们两个都留下了,一个留在“红中司”,一个留在铁路局,相距不远,正好加强来往,增加感情,后来也真的成了很幸福的一对。毕竟是在枪林弹雨中恋爱上的,一旦结合,感情也就深,生活也就幸福。 也有像电影《枫》所描写的那样,男女各是一派,但观点和派性往往挡不住爱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演绎出一个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到后来,当初那些还不懂爱情的人,那些还没“醒”过来的人,那些有机会而又没抓住的人,对那些在文革战争中恋爱成功的人,既羡慕又嫉妒。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但有时聚会,依然还有人在感叹:“当年啷个那么蠢哟!”既有男生这样感叹,也有女生这样感叹,好像那一场文革战争真的是恋爱的最佳季节! 1968年9月,各个学校的两派都回校“复课闹革命”,一些人抛弃前嫌,冲破两派隔阂,耍起朋友来,也演绎了不少浪漫故事。我一个同年级同学,本来是八一五派的钢杆,被手榴弹炸得满脸都是肉疙瘩,他竟然喜欢上了他同班一个反到底派的女生,硬要和她耍朋友。不知他使用了什么“道法”,两人也的确恋爱起来。后来下乡,不知他为何又没有和学校大部队一起走,结果造成两人各在一方。可能是太思念了,下乡不久,他还专门跑到忠县我们公社来看望过那女生。后来又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场恋爱终究没有成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家跳“锅边舞”的逍遥派。他们中不少人吃了饭没事干,便陷入爱河中。1968年8月,我们在宜宾时,就来了一个同年级的同学,还带着一个小学的女生(已经16岁)。他从来没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到宜宾来是来“躲祸”的。原来,他把那女生的肚皮弄大了,想到医院去坠胎。我们很看不起他,也不理他。可能是医院也不理他,住了一两天,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那女生就为他生下一个孩子。我们下乡后,他还把他那孩子带到乡下来耍过,那孩子都可以走路了。像他这样早在1968年便生了孩子的,我们学校就有好几个,全是呆在家里的逍遥派。 还有就是那些比较安定的地区,那些某一派占了绝对优势的学校,没有武斗可打,一些崽儿闲着无事,便“乱来”,强奸的,乱搞的,都有,个别的甚至相当严重。这些家伙,后来大多数都没有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武斗那个年代,性是最严厉的禁忌。“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虽然到了一定年龄,正常的人都会有性的冲动,都会有恋爱的需求,但是我们那一代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却不善于表达,越是所谓的“好学生”,越是所谓的“高才生”,越不懂怎么去恋爱。这样的人真正恋爱成功的,也极少。怎样去恋爱(更不要说怎样做爱了),老师不会教,家长也不会教,而这样的事要无师自通往往很困难。可能正因为如此,到后来出现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1968年3月,我们住在成都省农科院,一个高中同学可能是遗精,醒来不知所措,竟然指责睡在一起的人“耍流氓”,为此差点打架。不过,到后来也的确有些人“耍”这样的“流氓”:不知是从谁开始的,趁别人睡着了,把一张草纸弄湿,贴到别人的脚板心上,然后用报纸之类往那草纸上扇风,据说就能让那人遗精。此风在“逃难”人群中甚至很流行了一时。我就被这样贴过湿草纸,但一贴我就醒了,让我愤怒得要和对方打架。不过,与其说这是“耍流氓”,不如说是开玩笑恶作剧。 武斗全面停息后,也就是1968年年底后,重庆出现了一些北方来卖假药的人,在街头上拉起圈子,为兜售所谓的“紫河车”,转弯抹角讲些性知识。那时武斗不能搞了,复课也没有真的“复”起来,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事无事就到街上去闲逛。只要没有遇到认识的人,就围上去听。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性启蒙老师,竟然是这些家伙,现在想来好可悲啊! —————————————————————————————————— 【编读往来】
江致知谈35、36期
35、36期读后,有些感概。我是重庆文革的亲历者,但刚好大武斗那几个月,我不在重庆。两期专辑中提到的许多事,有的听说过,更多的是闻所未闻。现在读到,仍感觉惊心动魄。大学生毕竟理智一点,对于武斗,我有一种本能的躲避心理,如果我在重庆,肯定不会参加。 我的看法,文革初起之时,八一五造反派(这时还没有分裂)代表了正义力量(历史道统)。有研究家的论述中已有指出,如杨继绳说的“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徐友渔说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反官僚的因素”。尽管学生们满腔热血,出于理想和纯洁的信念,造反派代表正义方,但还是奉旨造反。实际上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翻筋斗。 造反是手段,夺权才是目的。重庆造反派的分裂起之于“一月夺权”建立的革联会,因为有了利益的存在,从此逐渐发生变化。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的支持下掌握了革联会的主导权。而没有掌权,且被驻军在“二月镇反”中镇压过的西师八三一等造反派就起来“砸烂革联会”。那时也不存在制定规则,实行民主,以选票说话的宏观条件。 既然双方对于革联会这一临时权力机构不能妥协,是“路线斗争”,根据“斗争哲学”,那就只有打,诉诸暴力,开展传统教育一贯鼓动的革命方式:武装斗争——武斗。 这时,文革的发动者暨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对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武斗,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度。1966年12月26日他在生日家宴上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祝酒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他对林彪说“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7月22日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说:“有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还说过:“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打一打,也是一个锻炼”。“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然后,毛作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一经典论述。 各地武斗的猛烈蔓延,跟火上浇油的煽动关系太大了。上海张春桥、王洪文指挥打上柴“联司”,拍了纪录片,毛在上海看了纪录片,他是赞成的。 我的分析是,毛对当时都号称忠于他的两大造反派,不见得都有好看法。对各地“支左”的解放军所支持的那一派,也不见得感冒。他需要用武斗的方式,让他感兴趣的那一派在听他号令的部队的支持下,独霸地方的政治舞台。也可能他觉得两派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需要在武斗中敲打锤炼。 从他对清华武斗的态度,就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钟爱团派,对蒯大富有几分宠爱,不喜欢414。414派头头沈如槐看了毛“七二八”召见的讲话后,在回忆录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414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准备)“实施最严厉的惩罚。”毛的态度,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准确地按毛的意思充当了装腔作势拉偏架的角色。使414派在清华百日武斗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吃了不少亏。 全国的武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日本式的提线木偶剧。有人从高处提着操纵线,在半截围布后面操纵,让木偶需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但这个需要不是剧本的要求,而是按照政治的需要。又像人斗蟋蟀,用鬃毛撩拨正在发怒的两只蟋蟀,使它们越斗越凶猛。 作为参加武斗的头头和群众,确实有着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为保有革命名义、不当反革命而斗争的一面。在毛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也有为集团、为个人生命安全,为生存而斗争,无可奈何的一面。 武斗也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体现出最高尚的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丑恶和善良,两派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例如在男女学生接近中坐怀不乱的纯情,在今天是难于复制的。又如杀俘这样丑恶的事件,在两派中不断重演,令人发指。 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崇尚“丛林法则”,所谓“打天下,坐天下”。到近代,更自称掌握了“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某主义的精髓,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不善于求同存异,通过谈判形成游戏规则,实行法治。一说到妥协共赢,就是投降主义、背叛革命。从古到今,发生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争夺的是天下,是皇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以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据资料,我国历史上人口锐减数千万,下降比例在46%—71%的大滑坡就有7次。孟子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千里无鸡鸣”那样的惨相,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牺牲的是百姓的生命,得利的是皇帝、皇族,是大官,是统治集团。 我认为,争夺天下的战争,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参与者,不好说具有正义的性质。刘邦、项羽……朱元璋、张士诚等,哪一个可称为是正义?无非是夺得政权后,其国名排进了我国历史朝代正统的序列中而已。 古训曰:“死生亦大矣”,多少哲学家、思想家探讨过死生之大义。所谓大义,就是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在社会大动荡战争中死去的人,是否有重大意义,要作具体分析。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为抗击侵略,为民族存亡死难的人,其意义无疑是重如泰山的。如果是死于楚汉相争,朱(元璋)张(士诚)争霸等,我想很难与重于泰山挂上钩,沾上边。领袖操纵控制自己的臣民互相掐架,即使把它的“重要意义”上升为国共之争,其死者谈得上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为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力,充当了炮灰。其意义不见得高于乱世中争天下的死者。 36期列出的1200多名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为1200多个亡灵不至于湮灭在岁月的记忆中,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清浅的痕迹。无论从尊重生命,缅怀死者,保留真相,还原历史的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搜集、整理者付出的极大辛劳,做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怀抱深深的敬意! 而今天我们回忆武斗的发展过程,揭露其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危害和损失,探讨武斗发生的背景根源等问题,对于声讨发动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漠视生命、践踏人权的罪恶,避免重新发生文革之类的人间惨祸,无疑将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意义!
申纪宗谈36期
35、36期《昨天》已收到并已转发一些朋友。这两期内容都很重要,尤其是36期的《重庆武斗死难者名录》,令人感慨万端。 许多人都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之间至今争论不休,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中方能够公布的死难者名录不足三万名。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很大缺陷。抗战年间的具体数字,如今去追索已难度很高,但对文革死难者的数据,不能再这样因循糊涂了。将来要能实现巴金的“文革博物馆”设想,这个博物馆里也不能仅仅陈列老舍、邓拓、孙维世、遇罗克等名人,也应该陈列普通的死难者的名单,因为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下层百姓。每一个生命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李正权谈35期中有关重庆武斗使用的武器
《昨天》35期、36期都是有关重庆武斗的,不少地方涉及到武斗中使用的兵器。有的作者可能不熟悉兵器知识,再加上武斗当时所用兵器型号多、样式杂,既有最新式的,也有100多年前的,因而在表述上出现一些失误。笔者当年也参加了这场武斗(实际上是战争),后来又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对武斗中使用的兵器多少有些了解,不揣浅陋,作一点说明: 一般来说,兵器以口径大小分为枪和炮。20毫米以下口径的称为枪,20毫米及以上口径的称为炮。当时,建设厂生产枪,包括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班用机枪等。1967年7~9月期间,反到底派占据了建设厂,大量使用这些当时堪称先进的兵器,因而在那次武斗中占了上风。 一二七高射机枪口径为12.7毫米,它有一个可以装卸的脚架,射击时一般需要两个人操作。如果力气大,两个人也能搬走。一四五高射机枪口径为14.5毫米,当时刚试制出来,先是两联(双管联发),后是四联(四管联发),是装在炮车上的,要由汽车牵引,威力很大,有精度很高的瞄准具,但也存在许多毛病,部队没有列装就停止生产了。 三七高射炮口径为37毫米,分单管和双管,还有陆炮、海炮之分,陆炮称为陆三七,有炮车,要用汽车牵引;海炮称为海三七,是装在军舰上用的。望江厂反到底把海三七装在“人民5号”等船上,就成了“八八海战”中的军舰。 中央首长1968年9月16日讲话中称望江厂为“重庆高射炮厂”,该厂还生产过五七高射炮,口径为57毫米,威力更大,但已经转产给外地厂,厂里只留下一两门。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攻打上新街前,曾拉了一门五七高射炮到“一棵树”那儿,却没有开过炮。如果开炮,一炮就能打烂一幢楼,邓长春可能还是有所顾忌的。 重庆武斗中八一五派使用过轻型水陆两栖坦克,坦克上虽然装有坦克炮,却没有炮弹,因而坦克开出来只有吓人,没有实战功能。由于装甲薄,不能承受一四五高射机枪和三七高炮的打击,因而武斗中只在攻打嘉陵厂时发挥了作用,在打潘家坪时反而被打坏并导致紧跟其后的武斗人员失去掩护伤亡惨重。 除了兵工厂生产的,重庆武斗中还使用了民兵训练用的、体育锻炼用的以及从部队“抢”来的,那型号、样式就更加五花八门了,甚至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用过的那种洋枪(就像现而今黑社会自制的火药枪)。 当时八一五派为弥补枪械不如反到底派的问题,还曾组织几家厂联合试制“815式冲锋枪”,是仿照加拿大式手提机关枪的样子,只是把口径改为7.62毫米,加大加长了枪膛,可以打19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那种子弹。在专县,也有人称之为红旗牌冲锋枪。这种冲锋枪结构简单,只要有相应的机械加工能力,画几张草图就可以制造出来。但是,正是因为结构简单,性能也就差劲,打起来后坐力太大,精度太差,一不小心,一个弹夹里的30发子弹就全部飞出去了。 泸州红联(八一五派)制造的时称“蛤蟆炮”(川语读作“克妈炮”)的迫击炮,据说炮弹落在地上后会像蛤蟆那样跳起来爆炸,杀伤力极大。但它性能很差。我曾看到过“红联”从沱江边向对岸打过这种炮,至少有一半的炮弹都没有打过河来,全落到江中了。
黄顺义对35期中一张照片的更正
《昨天》35期《为了不应忘却的27个同学》一文中那张辜习荣同学的遗像,是我提供的,但是这期被一些原重大校友看到后,有校友指出那照片不是辜习荣同学,而是另一华姓同学。我必须提出更正并向华同学致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错,我说明一下:因为我在搜集死难同学资料的时候,照片是个大难题,当年我们都很少照相,许多同学的照片都无法找到,即使其亲属也没有(有的亲属拒绝谈伤心往事,有的亲属还联系不上),我不得不费了许多心力(此中艰苦一言难尽),才从一些集体合影中截取出几个死难同学的头像。辜习荣同学那张被弄错的遗像,就是从当年重大武术队的集体合影中找的,而且经两个原武术队同学分别辨认,都认定那就是他,我才花钱请打字复印店帮忙扫描截取下来。但没想到竟被认错了。非常遗憾!现将与辜习荣同专业的同学重新指认的集体照中正确头像附上。在此,我还借《昨天》一角,向原重大校友及有关知情者发出求援呼吁:希望能提供还未找到照片的死难同学陈茂明、陈蕴健、吴中和、杨兴格、黄文田的照片或线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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