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会书面发言】 编者按:张静芬老师是1966年8月8日为卞仲耘校长写第一封匿名唁函的老师,她得悉见面会的消息,非常激动,不顾重感冒在身,停了点滴,参加见面会,并在1月11日带病写了这篇回忆卞校长的文章。
悼念卞仲耘校长及其它
张静芬
卞仲耘校长离开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了(四十七年),如今她的音容宛在,而我们却已是天人永隔。这是个无可奈何的无奈,也是无人能够解决的无奈,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心中永远的痛!
初见卞仲耘
初见卞仲耘是在1951年秋,在一次欢送我去参加土改的小型会议上,到会的都是学校中层以上领导。会议刚开始,只见从西边远处飘然而来一位神仙般的人物!使我惊羡万分。在夜幕映衬下,她的白皙皮肤映入眼中更显夺目。只见她双目含情望着大家,略一顾盼,微笑着点首,像是对于姗姗来迟的歉意,也像是对多日未见的朋友们的亲切问候。她正好落座在我的对面,并对我深深地注目了一下,像是赞许,又像是对我寄予无限的期望。我赶紧低下了头。她的气质高雅不凡,一望而知是位受过极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时,我才发现她身穿一身洗旧了的列宁服。我猜想她是位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这时,原北平的师大女附中已与延安来的育才学校合并)。她的双目灵动有情,温和亲切。会议中,她插空低声对我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希(腊)波(斯)战争的文章我看过了,写的很好。你小小年纪,真不容易呀。”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说,那是“大三”时在女附中的实习总结(发表于1950年11月2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工作作风 平易近人
卞仲耘校长有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她长期做政治思想工作。她与人谈话总是和风细雨,使人如浴春风,使人心服口服,得到真正的进步。不是让人感到受批评,而是谈完话使人感到心里很舒服,她不让你为难,不给你难堪,不顺心没有了,思想疙瘩解开了。她像一位温馨的大姐,又像一位慈母。大家都愿与她交谈,与她接近。往往说笑间思想问题就解决了,不必另外占用时间。她善于平衡各种关系,使学校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秩序井然。她尽量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大家生活在一个校园里都感到幸福、亲切。不愿意离开,不得已离开时,也是恋恋不舍。很多人都在女附中工作一辈子。她永远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从不颐指气使,声色俱厉。她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到位。在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的时候,还不忘群众,在节假日抱病到患病老师家里去探望,有时还去探望老师的家属。
大爱无言 敢于担当
使我印像最深的是对学生的博爱、大爱。那是发自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深深的爱。文革前一年阶级斗争的弦已是越来越紧了。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要有自我鉴定。先在小组会上暴露思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并写成书面的文字材料。比如对家庭的认识,学习目的,学习态度的认识,检讨自己的不足等。很多学生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当她得知这些材料已一一放入该生的档案袋中时,她坚持指示(是“坚持”,说明有斗争,不是“坚决”,是比坚决更坚决),必须拿出来烧掉。这真是一大德政啊,试想:若不拿出,将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何等可怕的后果?!孩子们啊!当你们在各种岗位上生活、工作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过,你们的背后有着怎样慈爱的、母亲般的老师在护佑着你们呢啊!可是这样伟大、慈爱的母亲般的老师却在文革中惨死在几个不谙世事的自己的学生手中。真是惨、惨、惨啊!世界上还有比这件事更黑暗、更悲惨的事吗?孩子们,你们懂什么是政治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吗?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吗?你们知道老师为你们担着多大的责任吗?
文革之觞 泣血悼文
我真是忍受不了,我为她写了悼文才稍稍安了一点心。有人问我,你为卞仲耘写悼文你不害怕吗?当然,在那人人自危的黑暗日子里我也会想到自已的安危。文革一开始,我就把我校的教职工二百人都一一想了一遍,谁是反革命呢,我的结论是我校一个反革命也没有。如果有反动分子,他一定早就被抓出来了,因为大家多年在一起,彼此是太熟悉不过了。领导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吗?他们都经上级组织部门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都是优秀者,决无问题,一般干部进入学校也是反复挑选审查的。苏校长在校时进入一位教员,校长马上随堂听课,审查作文批改等水平,不合格,三天内马上退回。想想自己,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是“亦师亦友亦姐妹”。谁也不会把我当成反革命。我本人历史清白,我的家庭也很好。我的父亲张宗周(字为东、维东)是抗日志士,他的抗日事迹毛著中也有所述及,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我并不害怕。我为卞仲耘校长写悼文,思想深处也是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诲和师长的教育。我祖籍辽宁辽阳,“九一八”后,父亲曾在辽宁省桓仁县师范学堂大操场参与召开过有几万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大家分头率军与日寇血战。他们曾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边。我父在前线卧冰雪抗日,我母亲怀抱着还不会走路的我,牵着两个哥哥(一个比一个大两岁)随难民群流亡到山海关内,因惊吓及长途跋涉劳累,很早就亡故了,所以我自幼就没有了母亲。“七七”事变后,我父又领我们流亡到内地,继续抗战。当时,我正上中学,最爱唱的歌就是岳飞的满江红。那怒发冲冠激昂的情调,同学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好像要上前线去打日本。父亲曾教育我说:父一生戎马,两袖清风,没有什么留给你们,只留给你们两个字“爱国”。他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爱国。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具体的。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祖国的山河、一草一木,爱祖先、爱父母、爱师长、爱同学,爱人民。爱你周围的老百姓。他们有了困难,你都要尽力帮助,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要有同情心。所以文革中我看到那么多的老师受辱受难,我心里很难过。心里想,要是让我去斗争我的老师那是绝不可能的。平日在街上遇到我的老师(包括师母),当我看到第一眼时,我立刻跳下自行车,向老师迎面走去,到老师面前鞠躬问安。我最受不了的是小孩子到台上去斗争自己的父母,说什么“你不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敌人”,但是回家还要吃父母做的饭。
信史为鉴 恩泽永存 黑暗已成遥远的过去。痛定思痛。一代代已老去,一代代在成长。如今八零后的已可顶上去了,这令人万分欣喜,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可是今天仍有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总结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 如今卞仲耘校长已驾鹤西去,她的恩泽永留人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没有教育者,没有辛勤的园丁,培养不出人才,成材的大树无从长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校人才济济,各条战线都活跃着我校毕业生的身影。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冰释前嫌,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只要我们按照中央24字核心价值观去做,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祖国会早日得到统一,以慰卞仲耘校长在天之灵。
张静芬敬书 2014年1月11日
【见面会说明】
关于邀请文革受害的师长亲属 参加“见面会”的情况说明
罗 治
关于请王晶垚先生的情况。我们在捐款塑像时就想请王先生来,后来考虑他年纪太大,怕他激动,影响身体,就找了她的大女儿王学,王学在卞校长材料提供、塑像制作等等方面一直积极配合我们。2012年6月24日王友琴和罗治将集中反映捐款塑像全过程的光盘送到王先生家时,王先生一开始就说:我不接受,你们这是个阴谋。他非常激动,我俩怕他身体吃不消。后来在王友琴和我三个多小时的说明后,王先生高兴的接受了光盘,没想到7月9日 他又将光盘退给了王友琴。 1月12日会议,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通过丁东找到卞校长儿子王行的电话和邮箱,发了邮件,打了电话,无奈他都不回或不接。刘进又找了高宁,高宁电话找到身在贵阳的王学,王学回电表示支持,但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胡校长的孩子表示大力支持,她们一定参加。梅主任的夫人表示参加。由于会议准备时间仅三天,刘校长和汪主任的亲属实在没有找到。 此外我们还费了很大周折找到1968年自杀的周学敏老师的女儿刘大文、陈洪涛先生(林莽)的女儿陈晓林。刘大文在1月12日上午已出发参会,走到西单,家中电话说远道来了亲人,把她叫回去了。陈晓林1月12日早上发烧,打来电话请假。1月26日她参加了与老师的再次见面会。
2012年2月11日
【见面会回访】
2014年1月26日再与老师见面会记
罗 治 李红云
继1月12日会议半个月后,2014年1月26日上午十点,我们到实验中学老教协活动室再次与老师见面,汇报近期活动的情况,送交1月12日会议照片及讲话资料等。 因活动室地方有限,参加这次见面会,只有王本中、金元、张春条、艾立川、童琦因五位老师,刘进、宋彬彬、罗治、郝新平、冯敬兰、牛力、黄光光、李红云等老三届学生,及林莽先生的女儿陈晓林。 首先,罗治就1月13日《新京报》的报道向老师们表示了歉意——由于该报急于将见面会的消息第二天见报,而夜间审查时又强调版面限制,把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发言删掉了,变成了一篇对宋彬彬的专访,而这部分内容是我们最期望见报的,没有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和见证,不但我们的调查取证不完全,见面会也绝对不会取得这样宽容和解的效果。今后在接待记者时一定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第二个内容是感谢老师们给予我们的告诫。1月12日师生见面会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除了几家党报、大报外,各报纸争相登载;各网站都在13日上午引为头条。总的来说正面报道的很多,体现了我们的拱卒精神,以民间促政府对文革的反思。但质疑的、谴责的也不少,有的人还在继续传播制造谣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老师及时提醒我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被压倒。老师还说:新闻是双刃剑,师生见面是好事,但不要搞成政治事件。新闻容易敏感,老师要求我们:说话要把握尺度,一定要有底线。我们只说当时应承担的,说对下一代应承担的。 第三个内容是向老师们汇报我们与新闻媒体接触的情况。12日会后,我们迅速与共识网、搜狐等大网站取得了联系,共识网先后登载了叶维丽、冯敬兰和罗治等数十篇文章,内容涉及“八五”、塑像、1月4日同代人座谈会、反思道歉等,对于体现我们团队 “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宽容和解”的宗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叶维丽写于24日登载在“共识网”上的“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真挚感人,表达了我们对于王晶垚先生最诚挚的关心和祝愿。女附中的学生数十年进行“八五”调查及捐款塑像就是没有忘记文革受难者卞校长,就是不能让卞校长的鲜血白流,就是希望向卞校长的亲属表达我们的反思和忏悔,我们最想告慰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世界带给他太多的苦难,推动我们不断反思调查的动力就是想给卞校长亲属一点宽慰和解脱。 目前国内独擎宣传大旗的是冯敬兰同学,她用诚挚和犀利的笔触还原了“八五事件”和宋彬彬,诠释了道歉与和解的本质,她顶住了多少误解、质疑和谩骂,为世人了解文革中这桩标志性事件写了大量有力度的文章。 此外我们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美国CNN、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德国南德意志报等内外媒体的采访。相信在舆论纷杂的环境中对于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1月12日师生见面会也在女附中老三届同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一些班级和同学也在认真思考当年同学斗同学的现象,并筹划着道歉宽容和解的行动。 会上我们把1月12日见面会的照片发给了老师,并将老师们当天的发言打印出来请老师核对。随后老师们发表了讲话。(以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老师们审阅)
艾立川: 刘进、宋彬彬是被利用的。打人时她们尽力制止了,由于没有经验,预料不了后果。这么多年来,她们背负的压力很重。作为女生这么多年很不容易,道歉很不容易。 她们的人品如果很差,可以借此(上天安门带袖章)兴风作浪,可以干很多坏事,比如跟着领袖去支持武斗,但她们没有这样做。这和人品、良心有关。她们的做法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她们受委屈多年,这么多年证明了她们的人品,做人的起码的良知和历史使命感。 我从心里佩服这些做调查、做塑像的同学。我不赞成借校庆炒作宋彬彬当荣誉校友。宋彬彬没有改过名,也没有打过人,这件事情校方有责任,而不应把责任推给为塑像捐款的校友。 王本中: 通过这次见面会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发言稿、送1月12日见面会照片可以看出,事情虽小,但大家做事非常认真。不足之处是《新京报》删掉了一些内容。这可以理解。媒体眼里盯着的不是民间关心的事情,而是领导关心的事情。 上次发言中我提到了两个名字“宋彬彬”和“宋要武”,如果宋彬彬想政治投机,就改名了。这也可以理解为革命热情。现在是你想说清楚,有人偏不让你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求历史真相,非常不容易。这也是女附中的传统,这是好的传统。 83届的同学找了我,他们不知文革发生了什么。我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下来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没有历史事实,不可能有认识。
金元: 我为什么支持这件事,是看了叶维丽文章受到的启发。应该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我挺佩服同学们的,虽然你们当时年纪不大,但现在承担责任,我支持。建议道歉会后大家要休息休息。
张春条: 上次活动接到通知时我有想法,犹豫该来还是不该来,会不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犹豫。后来我想,谈师生情,为什么不能来,来了也没问题,所以我来了。我还想,会不会有人问我,是否了解刘进、宋彬彬。我可以说,我不了解,但谁说她们有罪,谁举证。 关于“校耻日”,我有不同意见。这不是学校的耻辱。我们说的“校耻”,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法律层面的或政治层面的。 “清理阶级队伍”死的人更多,工宣队、军宣队对此负有领导责任。
童琦因: 非常佩服这些同学,感谢这些同学。 我当时的身份是介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因为我刚留校工作。“八五”那天,作为出纳,我正在准备发工资,当时想去制止,但不敢去,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于是我就让出身好的老师去找刘进,想让她们赶快制止。 那个时代的悲剧不能重演。感谢同学们。你们做的这件事意义重大 ,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
见面会结束后,我们兵分几路继续看望老师。刘进、宋彬彬、冯敬兰、罗治、牛力、黄光光、李红云看望了高文鸾老师、梅树民的爱人安玲老师。刘进、宋彬彬、冯敬兰看望了李松文老师、张静芬老师夫妇。郝新平看望了李令倩老师。牛力、李红云、黄光光和罗治到老教协徐乐同老师家,请其帮助发放其他老师的相片,徐老师表示今后会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附录】 2014 年1月14日王本中老师电话内容 刘进(记录)
我有几点看法和你们交流一下,希望大家也考虑考虑。 1、网上对你们道歉反映强烈,正面的很多,质问的、穷追不舍的也不少,有的还在继续传播制造谣言。了解情况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像学校的老师、同学,不了解情况的会继续演绎推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反响为什么这样大,超出去年陈小鲁?因为宋彬彬和陈小鲁不一样,是时代的政治符号。所以你和彬彬,尤其是彬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被压倒。 2、新闻媒体这么积极介入,有它的原因。新闻是双刃剑,直面历史,宽容和解是好事,但不要搞成政治事件。新闻容易敏感,往上推,我们说话要把握尺度,一定要有底线。我们只说当时应承担的,说对下一代应承担的,其他少说。打人事件违法,教训是什么?有客观原因,环境、教育等,不必多提,因为中央三中全会早有精神。主观原因,你们也说到了。储瑞年老师也说到了,按他说的讲就行,主要还是没有法制教育,不懂法,对当年的学生现在要谅解宽恕。 3、现在媒体想采访老师,我的看法是要保护好老师,原则上拒绝采访。老师年龄都大了,需要过平静的生活,不能激动,否则影响健康。如果涉及到政治,打击更大。所以对他们来说,采访不是好事。有的采访我个人可以接受,但近期太忙,可安排到春节后再说。 4、昨天不少媒体找到学校,找人采访找不到,想要材料。我把你电话告诉办公室了。给不给,怎么给,你们处理。见面会肯定也会有资料,老师的讲话你们也会引用,建议用就用讲宽容和解的,讲希望的,其他不要讲。有情况再联系。
【访谈】
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
受访人简介: 刘秀莹(1930年4月16日--2013年11月27日)1949年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考入清华数学系。1952年回母校任教,先后担任数学教师、政治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宣传委员。195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64年调到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四清”运动办公室。1966年初调到西城区委。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五七干校监督劳改。1972年平反至1984年,先后任职于北京八中、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北京市教育工委工作部、市教育局中教处。1984年参加北京市中学文革的“揭批查”运动。1984年至1990年任北京四中校长。退休后,不顾重病在身,热情支持女附中的文革历史调查,对调查者、采访者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2013年11月27日,因肾病不治,逝于北京。享年83岁。 刘秀莹老师生前曾任《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副主编,对民国时期和十七年中学教育深有研究。本刊将陆续刊发其口述和回忆录。
一.2006年6月5日
时间:2006年6月5日上午 地点:教育科学出版社,朝阳区安惠北里,安园甲九号 谈话者:刘秀莹 记录者:刘进 证明人:朱晓茵 缘由:朱晓茵向刘老师介绍了一些情况,刘老师让刘进回电话。
电话内容简记如下—— 卞仲耘是我的恩师,我特别怀念卞。但我对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实之词不安,对说宋彬彬打死人不安。 对王友琴的说法,李锐、于光远、胡绩伟都相信。所以王晶垚光想找他们,还想让我帮助找,劝也劝不住。 1978年揭批查小组抓了袁淑娥和刘南南。 责任不在学生、老师,要想想我们的教育。 对这一段历史应该说清,说清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了历史。
二.2006年6月9日
时间:2006年6月9日下午3点-6点多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宋彬彬、刘进、任建民
访谈内容简记—— 刘老师逐一指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存在的问题,如老师任职,梅树民老师死、胡秀正老师的死因等,最后把此书的影印本拿给我们,让我们看除了她写在书上的问题外,还有哪些问题。 刘老师说支持过王友琴的调查,指出过她的问题,但没有效果。胡志涛校长也劝过王友琴。 刘老师觉得宋彬彬应该以适当的形式说话或写文,得找出“八五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 刘老师还讲了1978年揭批查小组的一些情况。 刘老师说原来对我们在8月5日那天的表现不了解,所以有意见,是1978年在参加卞追悼会在汽车上问了刘进,刘讲了当天在学校、医院和向上级汇报的情况,刘老师消除了误解。
三.2007年7月20日
时间:2007年7月20日下午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 刘进(7月24日根据回忆整理) 缘由:征求刘老师对朱晓茵文章的意见,刘老师谈到了文革的一些事情。
刘老师留下朱晓茵写的文章,准备看后再谈意见,之后拿出两篇文章复印件,开始了关于文革的话题。 一篇是林莽去年在卞校长纪念会上的发言。刘老师说卞校长是她的恩师,卞校长为人温和,待人诚恳,在学校有很高的威望,老师们都十分怀念她。但很多老师对林莽纪念卞校长老师的文章有看法,认为其中写的一些主要情节与事实不符,有渲染成分。刘老师说当时自己不在学校,所以专门把胡志涛校长的《八五祭》仔细看后进行对比,觉得的确有事实不符。刘老师还说,胡老师既是亲历者,又是她最信任的人,因此觉得林莽的文章确有不实之处,所以让我们也看看。 另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类似通缉令的檄文,通缉的是文革“罪犯”,点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是宋彬彬,第二是刘婷婷,第三是刘晋(?),还有……(那第三可能是指我)。刘老师说,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会解决,用不着外国人来指手画脚,他们连基本情况都不清楚,听了一些人的话,就全盘接受了。当然首先是说话的中国人得负责。 于是又提到王友琴。十几年前王友琴找到刘老师,刘老师热情接待了她,给她提供了很多资料。之后,王友琴开始在美国发表文章。之后,刘老师与王友琴一直交往着,包括让王友琴来家里。刘老师跟王友琴说,历史研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定要注重事实。后来刘老师在王友琴的文章中看到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之处,多次向王指出,但王依然如故。一次,王友琴又来电话时,刘老师对她说:“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与事实相符?即使你拿美国的工资,但你是中国人,不能这样做。”(大意)之后,王友琴再也没有来电话。 刘老师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事情发生存在必然性,不管谁是阻止也难阻止得住,何况是你们这些学生。我1965年调到西城区区委,1966年参加四清,虽然当时不在学校,但住在学校宿舍,区委也近,后来在市“揭批查小组”,所以了解情况。卞校长定为四类干部,主要是两条,一个是袁素娥提出的生活问题,一个是曾不挠(管人事档案)贴出小字报,说卞老师是刘仁介绍入党假党员。这些事情对学生、老师影响不小。我当时也受到冲击,一些学生贴大字报让我回校接受批判,我请示区委,区委说去吧,于是我就回学校了,一到学校,杨某某就给我两个大嘴巴……。还有一次,好多学生冲到我那里揪我,被看门的大爷拦住了,还有……我不怨他们,她们年纪小,很容易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年纪小的学生打人厉害,觉得是革命,打坏人。某某某打人不对,得分析,不能只看这件事。文化大革命谁不想能够跟上,后来是后来的认识。经历过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体会。 以前,我劝彬彬说话写文章,看来,现在不是时候,你把这话转告她。
四.2008年5月11日
时间:2008年5月11日,下午2点半至晚上近8点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刘进(现场记录)
你希望通过稿子让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得分清看稿子人的不同情况。 有三部分人。 第一种是揪住你不放的人。但是,揪你是表面的,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是少数,包括王友琴。 第二种是大部分人,像校友老师等,他们恨文革,恨红卫兵,对红卫兵恨,就会恨你。但看了你写的东西,觉得你实在,就会理解一些。 第三种是了解你的同学还有老师,原来就不会恨你。他们看了你的东西会了解一些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这次给赵克义老师打电话,她就说刘进和彬彬都是好学生,为什么光揪住她们不放!包括梅老师、赵桂英老师都觉得你写的东西还可以,不错。 我和他们的感觉不一样。 1978年开卞校长追悼会时,那是文革后第一次看到你,我当时就一愣,心想你怎么还好意思来参加追悼会。 开胡秀正追悼会时,W来了,哭得厉害,还说了不少,我觉得她是作秀,对她有意见。胡秀正就是她负责革委会时出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在汽车上问你为什么打卞校长,你说没有打,还讲了许多当天的情况,我才对你们有理解。 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很难去掉的。后来和朱晓茵接触很多,她说了不少情况,我才慢慢了解了你们。 校庆时,为彬彬当知名校友的事情,我的电话都给打爆了。有了对你们的了解,我也在电话里介绍一些你们的情况,但是不是这样说一说就行的。如J,她原来是学生会主席,她就说:“老师,你为什么光向着她们!”后来我给王本中打电话,让他要防着出事情,王本中给袁校长做了工作。 要让大家理解、谅解要有个过程,要有个等待。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要让大家说清的时候。 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下面谈一下对文章的看法。 如果要求不高,写成这样可以说就行了。梅、赵都认为可以了。 如果高标准要求还不行,主要是缺乏分析,有些地方有事实有分析,有些地方就显得浅些。当然也可以分开,前面的事实就是实事,后面是反思。 你写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字报是如何贴出来的,这实际上说的是女附中的教育问题。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确实很多,这是事实,但给人的感觉是你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教育的结果。当然有教育的原因,但教育再偏激,也不会教育学生去打老师。 解放后,一直强调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解放初期、60年代初,学生也贴大字报,双反两比(?),一类叫西瓜园地,都是建议,我的好多大字报都在西瓜园地,还有我批改的学生作业。 大字报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学生贴大字报,但不参加老师的运动。 苏老师在时,搞了忠诚老实运动,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谁开。 厉害的是肃反,对做了结论的人也要斗。 反右时允许高中学生旁听,批林莽(陈洪涛先生)、朱学西。当时光语文组就有6个右派,全校有十几右派。学生不参加运动,只旁听。 只有文革是先发动学生。毛对刘邓,打刘,对邓留一手。先打外围,用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用工人,都不行,于是用年轻人。年轻人容易点起火。若没有毛的支持,年轻人不敢也不可能有这些行为。 所以,我认为教育不能负文革的责。 你们起来革命,没有独立思考是最大的失误。 原来让我教过政治课,我不会讲,不知道怎样讲。有些东西今天讲了明天就不一样,学生问为什么,我无法回答。当时急得直哭。 佘靖入党前,我去你们班做调查,佘靖的什么都好,我问佘靖有什么缺点,你们回答不了,不知道有缺点。 第一部分内容要压缩。 教育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决议否定了文革,按决议写就行。 万里最近提过好几次要重新评价毛。 吴法宪的回忆录写了不少事情,有一点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对同样的问题,毛周是犯错误,我是犯罪。 你们是想革命,想跟着毛主席革别人的命。 张文瑜(音)是第一个被打死的老部长张霖之(音)的儿子,他的《告别元老》(香港出版)写的不错,写了不少老人的事情,最后一篇是写彬彬的爸爸宋任穷的,用的都是夹叙夹议的写法。 你现在的这种写法,当时的人看了不过瘾,后来的人看了不理解。你可以找《告别元老》看一看。 《八五祭》也应该附在你的文章后面。 你是亲历者,亲历者要描绘得更清楚一些,不要太客观,当时乱的局面要写出来。 你们是要革命,要革别人的命,不是革自己的命。 缺乏经验,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当时的普遍问题。 写了反工作组、保工作组的问题。但反、保工作组根本不是路线问题。派工作组是毛同意的,刘邓执行,他自己游泳去了。文革最大的损失是毛自己没有威信了。 红卫兵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也像你写的那样是一哄而起的,红卫兵起来是毛的需要。我们还都清楚记得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8•18之后红卫兵什么事不干,抄家、破四旧,多少人受伤害,多少文物被毁坏。我当时到96中去,就看到了不少金条。 红卫兵是一个群体,没有必要说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这些没有用。卞校长是女附中学生打死的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现在揪住宋彬彬和你,而蒯大富反而不揪?只能说你们倒霉,人家把你们看成是红卫兵的代表。 文革中为什么有了红卫兵,而且闹得这么大,因为毛需要有这个棋子,你们就是毛打刘的小石子。打完了就没有用了,就让上山下乡了。 红卫兵那一阵子的确给国家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损失。我清楚记得1966年8月19日,那天在中山公园开四、六、八中校领导的批斗会,校领导都挨了打。八中温寒江住在我隔壁,一墙之隔,他的爱人是女附中的。我亲眼看见温寒江被骑自行车的学生用皮带驱赶着,温跑着挨着打,就这样边打边赶到会场。他的家被挖地三尺,学生边挖还用木枪打温的头。某某某打人可凶了。 六中私设公堂谁都知道,还有人性吗! 女附中有不少老师是非正常死亡。 卞校长是被打死的。清理阶级队伍时,胡秀正跳楼自杀,赵炳炎搬城砖,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干了四天就死了。教地理的赵寿琪老师,他爱人是右派下放到山西,另一个老师照顾他,说他们关系不正常,他就自杀了。梁希孔老师是家里有事,许占魁是工人,过去当过警察,也都自杀了。王永海是王爷的后代,失踪了。王荫桐当过傅作义的幕僚,是有病不治而亡。周学敏上吊还给小女儿留了遗书,交待女儿的棉衣裤放在什么地方了。安春佑是用皮鞭打后死亡…… 大家都清楚记得红卫兵犯的错误,对那些打砸抢的行为不满。 其实红卫兵是很倒霉的一代人,本来是要上高中、大学的,上不了学,结果去革命,然后到农村受苦受辱。这样毁了不是一代人,儿女也跟着受苦。 你不用写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情,大家觉得都是一回事,都是红卫兵。 你可以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是怎么回事。孔丹就不错,他保护了杨滨。 当时我也想不通:怎么一夜之间我们的孩子就变成这样了?那时抄我的家就抄了4次,我到清华去住,还追到清华去抄。在女附中宿舍抄家时薄××去了。抄家时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不干。当然他们都是孩子,要革命。但对人的伤害太大太深了。 90年代到四川出差时,我们同行的几人找饭馆吃饭,进了一个饭馆,到处挂的是红卫兵时的画,是红卫兵饭馆,很不舒服,我们马上就出来了。 在揭批查时,为卞校长的案子抓了两个人,一个是袁淑娥,一个刘南南。刘南南是革军出身,初中在女附中,高中是女三中的,那时她又跑到女附中来了。当时对她的处理是双开,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宜粗不宜细”又恢复了。 袁淑娥是恩将仇报,卞仲耘把她爱人调到女附中,她文革前就跟卞闹了,后来,丁××调到二附中了。卞仲耘还要帮助别人,连他们家的保姆都说,你有一个袁淑娥就够了。 事实要说清,要有自责心,承担该承担的。 1955年取消了工农子弟班,高考排队。1961年又有了,因为学费贵、学习跟不上、比吃穿、比家庭等,工厂办子弟学校。我当劳模就是因为把工农子弟班的学习搞上去了。 文革后我在八中住了三年校,在四中住了六年。 可以看一看《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是写周年谱的,资料可靠。还有《炎黄春秋》可以看,关于毛泽东的书也可以看一看,写的角度不一样,自己分析,像《千秋功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等。 你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把文革中的事情作为一章。 我写的意见都可以给你,有些意见说得很尖锐,我给你念一段……,你不要着急,回去看一看,再想一想。 下面是刘老师的书面意见。
问题一: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是如何贴出来的? (1) P1-P4都写的是阶级斗争教育、唯成份论、社会上的影响使你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学校、社会影响是外因,那么有没有内因呢?为什么别的同学没有贴第一张大字报?在自己身上也要找一找原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2) 大字报的内容,如果记不清了,总可以有一个大概印象吧?自己写的,找彬彬、马德秀共同回忆一下,主要写了什么? (3) 写的外因和大字报是矛盾的。大字报主要指责学校办学方向、道路、路线……从你所受的教育,在当时已是极“左”了,那么你当时认为的正确方向、路线是什么呢?学校如何只讲红、不讲专,让你们复习的高考科目便是修正主义、毛的教导“又红又专”学校有什么错?自己在校三年,对所受教育到底不满的是什么? (4) 当时的个人崇拜、盲目迷信、无独立思考、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要革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 (5) 今日对这问题的反思。第一张大字报在学校起了什么作用?推波助澜?煽风点火?
问题二:工作组在校时 至于保工作组、反工作组就不好说了。把派不派工作组看作路线斗争,今天看起来完全是整人的借口。刘少奇、邓小平不代表党中央?只有毛代表?毛老人家不见了,点了火就没影了,回来就整刘邓,这是耍得什么权术?今天再把保或反工作组看成是错误的,还有意义吗?难道反工作组的人就是觉悟高?在此期间发生的斗学生问题、批斗校领导、打人问题,你们有没有责任?卞仲耘划为四类,学校划为四类校,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真的这样认为吗?你们真的恨这些老师入骨,非要置之死地不可吗?师大女附中真的是四类学校? 结构: 一、 实事经过可客观叙述; 二、 分析认识,找主观上的原因,找自己不对的地方; 三、 反思自己的蒙昧无知、被利用、不讲政策、不懂法、自己应负的责任。今日应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态度要诚恳,反思要有深度。
问题三:我所了解的校园暴力事件 这是文章的重点。 这一段应该交待清楚,学校里有没有人负责?谁负责?到邮电医院签名的7个人是不是负责人?不是为什么签名?如果是,当时各负什么责? 卞被打死的过程可附上胡志涛的全文《八五祭》,以免大家凭主观臆断乱写。胡是当事人,应该最清楚。她这篇文章也比较形象生动。 学校的学生把自己的校长打死,这不是一般的暴力事件,是女附中的校耻。女附中从1917年成立,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日伪、国民党时期,学生闹学潮,轰过主任,都没有打人、伤害人的事件。一个校长犯了错误,不论多大的错误,有上级党领导可以制裁,学生无权打死人,更何况卞仲耘还是一个好校长? 已经发生了殴打校长、主任的暴力行为,只是轻描淡写地劝说了一下,便又回楼讨论,是单纯幼稚,还是缺责任感?拿人的生命不当事,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难道就没有自责? 对黑帮劳动惩罚,抬土的筐装得过满,这些人抬不动,有的学生劝解,保工作组的学生去劝受了揶揄,你当时有没有去说说,抬土量可少些,适可而止,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学生做得过分? 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不能手软,就是残害人?你当时真的认为这些学生的话是对的?他们是革命?还是残忍?人道主义、怜悯心难道一点也没有吗? 既然已经不是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了,为什么还能在广播里宣布卞死亡的消息?是否可以不用表白自己不是负责人,因为一直到8•18,你明显的还在负责,和你打人不要混同在一起,负责人不一定是打人的人,但负责人负的是什么责?应有认识。 8月8日又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委会,刘进是主任,宋彬彬是副主任,可见你仍是这场运动在女附中的负责人。当时各级党政机关都已瘫痪,成立什么组织也没有人任命批准,都是自发的。 事实过程:(1)无妨引用胡志涛的全文《八五祭》,可以澄清不少事实;(2)对于卞的被打死的沉重负疚;(3)怎样认识暴力事件:不是一般暴力革命,是耻辱,犯法、犯罪。学校负责人应负责任,客观上没法制止,主观上打黑帮不算问题,黑帮该打,没有料到后果;(4)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换位思考,什么感受? 反思对待这一场打死人的武斗:(1)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2)自己虽未打人,但自己的地位,应有什么责任?(3)自己的良心安然麽!负疚、悔恨、愧对、沉重。
问题四:8•18女附中红卫兵上天安门的情况 在红卫兵的名称上不必纠缠。 “主义兵”、“红旗”、“红卫兵”都是红卫兵,和“井冈山”、“老团”、“老4•14”一样,名称不同,实质都是毛用来打人的一块小砖头,一个棋子,过河小卒,待用完了,全滚蛋,去插队,哪一个也没有好下场。 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对整个红卫兵应有一个认识。红卫兵可以说罪恶滔天。他们毁了多少书?烧了多少书?文物?国宝?杀死多少人?对宋庆龄主席都进行了侮辱,使多少专家、学者丧生。他们居然敢揪斗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一代开国元勋,也有不少死于红卫兵之手。 红卫兵是杀人的、抢劫的、砸烂四旧的人的总称,至于你们有多少个小组,名称是什么?有什么小区别,都无所谓,本质上你们是一回事,只不过有的更凶残,有的稍好些,都有打砸抢行为,有的还有烧杀罪行。人们恨红卫兵,提起红卫兵,大家不寒而栗,人见人怕,人见人骂。刘进、宋彬彬出了名,就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在情理之中、又不在情理之中。恨红卫兵就恨你们,把红卫兵的账不得都算在你们头上?不合情理之处是你们无法也不应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红卫兵的罪行,也不能都让你们两个承担。不必再为红卫兵辩护,不得人心,极不得人心。不用说你是什么什么红卫兵,不是“主义兵”,主义兵干的,不等于红卫兵干的。卞仲耘死时,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越描越黑,越不得人心。红卫兵就是那些打、砸、抢、烧、杀的一切坏青年干坏事的总称。90年代去四川,看到一个红卫兵饭馆,成年人都避之不及、心生恶感。 红卫兵是毛要搞掉刘的一个棋子。聂元梓、蒯大富……五大领袖全是中央文革的黑手在后操作。张霖之煤炭部长死于北航红旗红卫兵之手,还不是因为毛说了张是走资派?红卫兵是害人的,但大多数红卫兵是孩子,是青年人,他们单纯、热情、无经验、易冲动,正好利用,就成了毛发动文革的一个棋子。但当红卫兵干了坏事,以致不可收拾时,毛就抛弃了他们,都去上山下乡,都去插队,去当兵。到1967年8月27日时,已经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红卫兵就已滚出历史舞台。 稍有觉悟的红卫兵,到67、68上山下乡去插队时,看到农民那样苦,便恍然大悟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毛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让刘少奇看看老百姓、青年人是拥护毛的。毛认为我的一声令下,让谁完蛋谁就完蛋。因此,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人道主义、什么老百姓的生命,什么知识分子,统统滚蛋,他要尽显自己的威风。8•18是开始,共十次接见,把周总理搞得筋疲力尽,工农业生产瘫痪。红卫兵串联,到处煽风点火,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以致火烧英代办、缅甸大使馆,在东南亚,在世界上都惹了不少麻烦。 无知而幼稚的孩子们,都以见到毛主席为光荣,给毛主席戴袖章何其光荣,毛是红卫兵中的一员了,你们连做梦都会乐醒的。知道吗,每次检阅后,都有被踩伤的,甚至踩死的,多少只鞋,还有金条、金块……红卫兵串联、接见,全国停产,中国人疯了,中国疯了,一个国家疯了,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疯了、垮了。不是吗,到了76年四五运动时,毛就镇压人民群众了,还有天安门事件更使毛震惊的麽?林彪出逃,毛的命丢了一半,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毛就死了。那于无声处的惊雷,使他感到人民的伟大可怕,失人心者失天下啊! 如果对这些东西到今天还认识不清楚,就认真地想想吧! 毛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功了,二是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卞是女附中和外边来的学生打死的,打死卞的人有的是红卫兵,有的不是,有的是女附中的,有的不是。总而言之,女附中的卞仲耘是被打死的,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死于学生之手。宋彬彬没打人,刘进也没有打人,二人还劝阻来着,力量有限,劝不住,发疯了的女孩子们,谁也拦不住了。 上天安门献袖章,当时的心情。 现在应怎样看?怎样认识? 上天安门献袖章,事先不知,不是上级指派的,自己临时定的,去献了袖章。当时兴奋、荣幸,令人羡慕,当时有多少孩子不能加入红卫兵,更不要说去天安门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给自己惹来祸端的标志,被骂,被讽刺、攻击,反感…… 事情已经发生了,认清事情本事的面目,事情的发生不是你自己争取的,也不是有意安排的,去是铁定的事实,这事放在当时任何人头上都会和你一样兴奋、荣幸,令人羡慕,上天安门的不是宋彬彬一个,我们女附中62届的L就是哈军工当时去天安门上见毛主席的。L为什么没有挨骂?哈军工没打死院长,院长也受冲击了,L不是负责人,L的爸爸是林彪的宠将,青岛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风光了一阵,也倒霉了,这就是事物转化。 现在看来,是文化大革命害了你们,红卫兵运动害了你们,根子在上面,再说得露骨一些,毛主席毁了年青人,你们是上当受骗者。 (1) 事实说清,前后不要矛盾,要有自责之心来承担该承担的问题。 (2) 认识要提高,分析要在理,使人信服。 (3) 反思要深刻,使人感到他们是觉悟了的共产党员。
五.2008年9月26日
时间:2008年9月26日下午3点至5点半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刘进(记录)、朱晓茵
下午和朱晓茵一起看刘秀莹老师。刘老师说担心我接受不了她提的意见,我说大部分能够接受,有一些理解不了,觉得自己应该沉一沉、想一想,所以过了这么久才来看老师。 我给老师讲了自己对改稿的过程和思考。 5月11日交流后,仔细看了老师的书面意见,为了记住和思考,还录入了一遍。之后想把记录和反思揉合在一起,但反反复复都不满意,无法进展。后来就看书查资料,还和印红标见面,他说做二条就行了,首先是记录,然后要反思承担。我说愿意记录,也愿意反思和承担,但还有顾虑。自己被当作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但红卫兵那些最招人恨的事情我没有参与,你不反思这些会觉得不到位,说没参与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还有,在宜粗不宜细的背景下,文革没有彻底清算,反思不可能到位。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分步走,先记录后反思。 稿子第一、二部分要简化,第二部分主要谈自己记得的几个大事件,不求全,第三、四部分也要做修改。
刘老师谈了不少具体意见。 过去讲阶级分析,现在说出身烙印。干部子弟出身烙印很深,认为天下大任是我们的。女附中三高子弟集中,这样的学校,有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1966年上半年那种情况,你们会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认为革命的责任就落在自己的肩上。 这也不能说都不好。好的是挑重担,不好的是自来红,觉得别人都不行,觉得我们更有责任。责任感好,但里面有优越感。这样不自觉就会给其他人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 有一次×××冲到我办公室,大声说:刘老师,为什么让你管初中!我觉得你应该管高中!安子文的女儿在中学还没有看出怎样,上大学后给我来信,说她上大学了才认识到接班的重要。 干部家庭影响有很好的一面,子女形成优点,但也产生了偏激和热情过度的问题。 我觉得你写时还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要写历史的真实,二是要写今天的认识。要结合起来写,否则不好看。 我们是长你们一辈的人,像你们那样的过度盲目,我们也有,但不像你们那样偏激。我特别相信毛,但对打倒彭德怀不理解。没有文革的过程,很多问题也认识不了。你们的问题,我们也有。 现在目标又对着刘婷婷去了。林莽说看见一个高个子同学打卞校长了,还说最近有一个学生给他打电话,说这个高个子同学是刘婷婷。 我知道刘婷婷,初一的学生,个子平常。 工作组的内容可以简化,主要是“八五”的情况。保还是反工作组都说不清楚,反、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工作组是毛同意派的,后来又不同意了,说不清的就不说。 其他班也有打人的情况。 袁爱俊对知名校友的事情处理的太简单。文革时她还太小。 你写完了也一个字都不要发表,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字。纠缠起来也说不清楚。 重点是第三部分,是“八五”。得考虑“校园暴力”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件里说的是十年浩劫,动乱,但放在学校的事情上也不合适。 过程得写清楚,主要过程胡校长的文章都写了,有个别地方有误。还要看林莽和王友琴文章里写了什么,有针对性地写。林莽从窗户往外看见了如何打,还说学生把校领导的脸都抹黑了,胡校长说是打翻了墨汁瓶造成的…… 我们不是要揪那个学生打了,打了几下,在那种情况下,出问题的必然的。后来有的打人的同学给胡校长当面道歉了,她说你们还年轻,党号召起来革命,你们就斗了我们。胡校长给我说了这些情况,后来丁宁宁也给我说过,打人是谁,妈妈都知道,但她不说。我很赞同胡校长的观点。×××向胡倒痰盂脏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除了事实,还应该谈些认识。比如惋惜、歉意,我是一个学生,没有想到会打死人,今天看起来…… 红卫兵分几派不必细写,简单写写就行了,对这些大部分人不会感兴趣。 你可以看一看《红太阳的陨落》。 我参加过揭批查,了解不少北京市学校的事情。当时很多学校搞得比女附中“八五”更过分,不过“八五”是第一个打死人的。26中(汇文中学)让干部跪成一圈,中间放书烧,还说这是“焚书烤儒”。中古友谊小学,给校长头上钉图钉。八中韩老师被打后送邮电医院,医院说有气的不要,没气的要。学生说过一个钟头就没有气了,医院说那你们就一个钟头后再送来。回来是学校其他老师说必须救才救的。打后倒脏水,得了败血症……张继恒老师被抄家,她是九小姐,她公公是韩九方,当过军机大臣。当时学生还说胡校长参加过国民党,胡翻开毛选给学生看深入敌后的文章,说历史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一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材料不少。还可以看一看《左祸》,毛是有权术的。 你写了,现在也不宜发表,而且一句话都不要出现在网上,一个面都不要在电视里出现。 就是犯了错了,难道连话也不让说了吗?老鬼写母亲就很生动。 告别时,刘老师说:你回去给彬彬说,不要着急,你和彬彬的事情我会帮助的,我问帮助什么,刘老师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说彬彬没有打人,也没有改名字。但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名字上了。任建新的爱人问过我,我就给她说了。
六.2009年12月7日
时间:2009年12月7日下午 地点:车公庄中里12楼3单元2号,刘秀莹老师家 受访人:刘秀莹 采访人:朱晓茵、宋彬彬、刘进(记录)
我是49届女附中毕业生,后在女附中工作了几十年。58年说胡志涛反党,59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卞仲耘让我看着胡,我看胡边唱歌边洗衣服,还洗头,还上过香山,一点也不怕。对我教育很大。 孙岩认为女附中右,要搞人人过关,凡是家属是右派的都过不了关。她对高文鸾老师说,你要把葫芦里的药都倒出来。 李炳泉原来是新华社的,他的爱人刘可欣在东德讲文学,想换工作,被批了个够。 57、58年女附中打了12个右派,语文组有6个。 庐山会议期间,女附中学生去了100多个。之后左太北要求住校,她是彭德怀的养女,我说不能住,她说:“伯伯出事了,你不知道啊?”我回答了一句,她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和我爸爸说的不一样。” 刘伯承的女儿刘解先、刘××,有四门不及格要保送到哈军工,学校问刘帅意见,刘写:该留级就留级,不能因为是我女儿就特殊。 胡志涛61年恢复工作,当时胡、卞、孙都在。 当时黄柏、黄楠(黄克诚的女儿)穿着布袜子,说是我爸爸让穿的,不穿不行。 有一年学校拟出20人的保送名单后,有不少军队干部的家长到哈军工跑关系,结果把学校的名单给否了。邓颖超秘书的女儿肖米娜是在校生,她反映给邓了,最后周总理不许任何人走后门,按学校拟出的名单办。 解放初期,咱们学校不少学生的母亲都是老家的,最近军事谊文出版社出了一本《我们的小脚母亲》。 赵紫阳和一个宣传委员的妻子好上了,非要结婚,好像是张国华报上去的。曾庆红的母亲是红一方面军的30个女红军之一。 53届的一位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想写女附中,她看到贝满女中写的好,说为什么女附中不写? 我一辈子最好的时代是女附中,是黄金时代。我是女附中培养大的,以后做的都是女附中教育给予的。让我教政治课时,马列没读一本,我也敢教。我非常感谢女附中。 人就怕经过运动,人伤人。揭发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的就丑化了一些人。像朱晓茵写我、写语文老师刘超尘、张静芬,我们不愿意写,写不下去。写卞仲耘之死,也很难写。写张玉寿、王明夏很好,但她们也有缺点,张先生有时处理问题有问题,我也左,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看不惯。当时说学生负担重,如何减轻,张先生就大喊,就应该重,现在不重,女附中不重不行,大哭大闹,卞让我陪她看病,我年轻气盛,又左,我做的不自如。我是她的学生,好学生,这时就不是听话的学生了。这时写感情就出不来了。 写女附中要写出精髓、精神。 关秉衡老师是满族旗人,独身,一辈子不得意。她教数学,上课没有大声说过话,没有瞪过眼发过脾气。学生问:“习题五的答案是多少?”她马上就说:“负负得正,往南……往北……”她总是鼓励学生,学生很爱学。关老师是二级教师。 当时的二级教师有谢莹(化学)、赵静园(××)、关秉衡(数学)、刘希普(物理)。安子文说他们教的这么好,应该都给长一级。卞仲耘马上去区委报,结果他们都长了一级。 关老师存了钱买了棺材,不做饭,天天在小饭馆吃,还养了个猫。我家到月底就没有饭吃,父亲去世时我小弟弟才三个月,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哥哥、四个弟弟,我们在北师附小和宏庙小学上学,中午不吃饭,晚上喝粥。我开始工作时工资是30-50元,我每个月向关先生借5元钱,关先生接济了我两年,56年我工资调到80元,我才开始给关先生还账。 我每周日回家洗全家的衣服,卞校长和张××去家访,说不能让我这样累。家庭负担重,我到80年代才买了手表。65年四清,我没有棉大衣,想尽办法买大衣。我生孩子是穿的别的老师的大衣和围巾。当时就是一门心思做工作教学生,虽然生活困难,但一天到晚都高兴,情绪特别饱满,就是这样困难,还关心班里的学生,给困难的学生钱。 虽然有运动,但一直没有冲击到我头上。当时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让我由教数学改为教政治,我不愿意,胡志涛问我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是共产主义……这样就教政治了。我们青年教师之间都很融洽,都是千方百计做好工作。 杨秀峰是部长,他经常一推门进来就听课,学生告诉胡志涛,杨来了,胡到班里来时,杨已经去食堂看学生伙食了。 我和张贵斋是一个班的,我们班有23个小脚母亲,其中有两个做的不好,还召开过家长会。当时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要么年轻人为什么会热情地跟着干呢!
【访谈】
梅树民老师访谈
时间:2006-4-22下午3点到近6点 地点:西城区云梯胡同5号院2-4,梅老师家 受访人:梅树民 采访人:叶维丽、刘进(记录)、宋彬彬、于羚
游街是8月5日下午2点多开始的,斗卞、胡、刘、梅、汪五个黑帮,当时头扣上了纸篓,看不清楚是哪些人打的,后来知道某某某他们班的很多人参加了(高一三)。那天我穿了一件新衬衫,被人用带钉子的木头打在背上,钉子扎在肉里,腰也被打得很疼。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在后院抬土时,把我累得够呛,我想那几个女老师根本不可能受得了。当时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也快晕倒了,于是走到东楼前低声给某某某说自己不行了,某某某说你到楼里扫厕所去吧。我赶快到厕所去,先用凉水冲洗了冲洗,然后一直在打扫厕所,呆到学校里没有动静的时候才走回家去。 第二天我才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了。当时我们在校办工厂劳改,我和刘致平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不许打人,我们心里才觉得有了安全感。 除了这次挨打,就是在6月底的斗争会厉害了。那次倒没有怎么打,但是用木枪顶着我的后背,腰必须弯到90度,我的腰病就是那次落下的。 美国的那篇文章,有不少地方与事实不符。 2006-5-11补
【资料】
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的三点意见 (1966年6月20日)
一、 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 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 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等。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欢迎大家给学生代表会提意见。
【资料】 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0日)
刘进代表学生代表会组长的提的三点意见很好,我们再补充几点: 一、为了更好地搞好文化大革命,就必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好好地、认真地、反反复复经常不断地学习,运用主席思想,在斗争中学,边学边用。这是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边学、边议、边揭、边批。 二、在高三四班贴出批评我们的大字报后,我们表示欢迎。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欢迎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对我们加强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搞好的。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最大的关心、爱护。 三、在师生员工中对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是难免的。人民内部的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新的团结,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能过早下结论,更不能乱戴政治帽子。应该充分摆事实、讲道理。 四、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就看他对待毛泽东思想怎样?这是唯一的标准。比如他走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还要看他对待这次运动的态度,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五、为了很好地提高同学们的认识,大家要很好地学习6月1号以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的社论。因此我同意,今天我们就来武装思想,学习文件,然后对前一阶段来个总结,要看到成绩和问题,吸取经验。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我看主要是因为工作组存在一些问题,如发动群众等等,我们欢迎大家批评,同时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今后的运动怎么搞。
【资料】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前的动员报告 (1966年6月21日)
我们工作队进校已经18天了。我们学校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针对一小撮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动狗肉的坏人,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主要把矛头指向:1、原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影响;2、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 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的说来要整三个方面,为什么这样:1)为什么学校这么顽固执行原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这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要想彻底揭发批判,必须重点整党内走资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嚣张、猖狂,也是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不开的,因此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怎样揪黑线,黑帮呢?这是有一个揭发、批判、斗争的过程的。运动一开始,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揭发,批判,这给我们重头揭发批判打下了基础。这两天群众又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揭发了问题,这样不仅对准了牛鬼蛇神,而且可以全歼牛鬼蛇神。昨天总结会上,大家认为可以转入重点揭发批判,但这并不妨碍广泛深入揭发批判。因此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但仍要向一切黑线、黑帮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今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黑线、黑帮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资料】
西城区工作组组长胡启立 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1日下午四时)
今天我参加了你们的大会,是来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 一、形势大好。师大女附中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是刚刚开始,这时我们来看看运动的方向是否正确?是不是响应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是不是依靠了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辨别工作立场的标准。 我们认为,师大女附中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响应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是依靠了真正的革命左派,矛头是指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师大女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是革命的,每个班的绝大多数的人也是要革命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运动中都在受着考验,在斗争看他站在哪个方面,看他的言行是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利于敌人的。每个人都愿成为革命左派,这既不能靠领导指派,又不能靠自己自封,要靠你的言行。我们不懂得这一点,就是不懂政治,不懂得毛泽东思想。一切革命师生团结起来。 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缺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的成绩方向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方向对,立场对,但有缺点。工作组经验不够,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仓促上马,工作方法,没有好好研究。我们都是小学生,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的工作是在斗争中前进的。在处理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说:“对敌恨,对己和”。谁是我们的敌人,朋友,这个界限是不能含糊的,工作组的人是自己人,在革命师生中发生一定的争论,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要纠缠在这上。有很多问题可以在运动中搞清,我们欢迎大家监督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广(大群众)。 三、文革目的性:斗争目标指向学校领导中的牛鬼蛇神,也要批判钻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我们认为斗争目标必须明确,重点必须鲜明。同学中大量主要的矛盾属人民内部矛盾,极个别的有反动言论,极右思想,但不能把矛头指向他们。要提出,要批评,留到以后慢慢解决,查领导核心。对于工作组和同学之间的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提意见,我们的口号是“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绝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资料】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后的总结 (1966年6月21日)
同志们,这个大会开得好,好得很!这个大会长了革命师生员工的志气,大灭一切牛鬼蛇神威风!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我校的又一伟大胜利。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他们检查根本不是检讨,他想蒙混过关,想混过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混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们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他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要开大会,继续开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资料】
张世栋在第二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2日)
我想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说昨天会开得好,那今天就是好上加好!今天揭得好,批得好,大家革命积极性高涨起来了!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我校接二连三的伟大胜利!从揭发的事实来看,卞仲耘不仅有问题,而且有罪恶,她是非常狡猾的,阴险的,要提高警惕继续和他斗争,斗争到底! 几天的斗争经验证明,最好的武器是用毛泽东思想大揭大批事实。今天每个同学揭得好,批得好,为了彻底算帐继续揭发批判,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因为她有罪恶。打他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他,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它,消灭它。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今天的会总的来说开得好,特别好!同志们,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从今天的看出,革命师生团结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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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3日) 同学们,同志们: 一、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战斗打响了,已经取得很大胜利。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首先把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斗倒,在我校,首先要打好卞仲耘这一仗,怎样才能把一切牛鬼蛇神全揪出来,把卞仲耘斗臭斗垮呢?首先希望全校革命师生员工起来和她斗争,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他关系到我党前途命运的大事情,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情,且不能等闲视之。这场斗争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是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希望大家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师生员工都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代表人物开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冲锋陷阵,夺取胜利。我们要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唯一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政治方向,是最高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也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标准。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斗争任务,也是检验你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边学边议、边揭、边批,把学习和斗争结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学习,每天要学习,要有固定的学习时间。主席著作随身带,一有问题学起来。要学著作、语录,23条——这是不署名的毛泽东著作,还要学习《人民日报》的文件。 三、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大辩论是很好的武器,我们要用这个武器斗臭、斗垮、斗倒牛鬼蛇神,目前我们就是要用大字报这个武器向卞仲耘开火,我们要把她淹没在革命的大字报的海洋中。 四、运动开展以来,大家揭发批判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卞仲耘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必要把卞仲耘编编辩子,因为编了辩子就可逐个加以揭发批判。大家讨论一下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罪状,要把她批透、批垮、批倒,为了很好编,大家可用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社论把思想武装起来,好好编。最关键的是有很多人要当面声讨,揭发,批判,我们有时间让大家把意见说出来。 五、大敌当前,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红旗照耀下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我们的斗争矛头应该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同学们,在同学中不能乱批,乱斗,乱戴帽子。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战斗任务——斗争矛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了,向卞仲耘开火。 六、为了保证运动彻底胜利,我们应该贯彻毛主席的政策,因为它体现了我们革命的根本利益。从我们学校来看,我们是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和不拿枪的敌人斗的武器是用揭发批判来斗臭,斗垮,斗倒,对这样的敌人,我们不用打就可消灭他们。在斗争中我们不要打他们骂他们,这样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可能被敌人利用。卞仲耘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恶劣的,大家对他们气愤,是可以理解,是要支持的。我们要把气愤化为力量,和他们斗,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才能把运动搞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拿下卞仲耘这个堡垒而战斗,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战斗!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斗! (注:此文校对时未对照原文)
【资料】
张世栋讲话 (1966年6月25日)
同学们,同志们: 我要讲当前运动的任务和具体安排。 当前运动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领导贯彻政策,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首先为揪出和粉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斗争。 有的同学问:什么叫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所有的校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认为从学校来讲,就是学校领导中的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底谁是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有的可能是学校领导都蛻化了,也可能是一部分,也可能没有。 还有的同学问,为什么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主要因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是关系到政权问题,是夺权斗争,是要夺取领导权。还有的同学问,为什么不几个人一齐整呢?如果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谁也不会放过的,仗总是要一仗一仗打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多个击破,这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因为我们决定首先要向卞仲耘开火,不起义,我们就要向他开火了。我们虽然和卞仲耘斗争两天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揭深批透,前一步离此还较远。这首先是为了我们要斗臭、斗垮、斗倒。要把他们的问题全部彻底地揭发出来,我们才能认清他,看透他。不仅要彻底大揭发,还要彻底批判。毛主席老早就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革命,他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毛主席说:“不破不立….”要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只有批判他,斗争他才能斗臭他,斗垮他。我们不仅要斗臭,斗垮他…….还要触及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这就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问题。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提高觉悟。有的人还不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泽东思想,教师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移过来,这就需要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提高自己。 依靠什么来批判?唯一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因此批判他们,革他们的命。毛主席的四篇著作要反复学,反复用,不断学,在斗争中学。学习的好坏,重要标志是看你是否领会了精神,是不是能用主席思想进行斗争。除了学习四篇外,还要学习有关著作、语录、《人民日报》社论,这些社论都反映了主席思想,是用主席思想写成的。每天要学习二,三,四个钟头,我们要把学习主席思想当成首要任务,根据需要,活学活用。这样我们就有了武器。我们今后每批判一个问题,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我们唯一的,重要的,伟大的战斗武器。 我们依靠全校革命师生来批判,来斗争,来革命,怎样批,方法是什么?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势。 1、以班、教研组为单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揭发批判。我们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收集了他们的材料,编了提纲,我们可以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 2、每批判完一个问题,一个班选出一,二,三个代表,全校组成每个问题的战斗组,加以归纳整理,然后准备和卞仲耘面对面的斗争。 3、在上面两个基础上,再开大会揭发,批判大会,会要开仗要打,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要打仗,要打有准备之仗,要打胜仗!我们要团结起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6月25日——7日5日安排: 第一战役 新战役准备阶段 6.25. 1、今天上午宣布当前任务和具体安排; 2、然后班座谈讨论,提意见; 3、学习《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党的………》。可以讨论: (1)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学习毛著,结合实际。 (2)怎样保证,体现党的领导。 (3)怎样团结大多数。 (4)怎样更好贯彻党的政策。 (5)斗争目标锋芒矛头。 6月26日.休整,休息 6月27日: 1、介绍卞仲耘的问题,大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揭发批判,提出一个学习毛著、语录的目录。 2、准备 6月29日,全班揭发批判 开大会揭发批判斗争,批她一个、两个、三个问题。 7月1日 庆祝党的生日。 第二战役 7月3日以班批第4-8个问题, 7月4日 休息 开大会和她面对面斗争
【资料】
女附中工作组副组长刘阳春的讲话 (1966年6月27日)
今天上午把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公布一下,材料是根据大字报、小字报综合起来的,大概不够系统、全面,也没什么分析,供大家揭发批判时参考,同时希望大家进一步绍介卞的材料。狠狠揭发批判,批倒、搞臭卞仲耘。 市委领导中小学文化大革小组关于学习主席著作的通知: 一、毛主席著作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目前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著作是我们识破、揭露批判,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根本保证。越是斗争激烈的时候,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一定要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高潮。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着重学些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述,着重学习下列著作:《毛主席语录》、《阶级和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历史的特点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引言《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的很,好的很》,同时要学习《人民日报》等报的社论和文件;“九评”、“高举……”“千万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三、按照“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法,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
【资料】
刘阳春的讲话 (1966年6月29日)
一、为什么批 这一阶段我们是要批判斗倒卞仲耘,今天和明天上午,背靠背地进行批判,明天下午开批卞仲耘的大会,希望大家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卞仲耘猛烈开火。 1)批卞目的:批掉了卞,不等于她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同学中没有市场了。因此我们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把她搞臭、打垮,这样来达到夺回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目的。 2)为了提高我们自己,增加敏感力,以后发现牛鬼蛇神,我们就可以不致于上当,不致于受骗。 3)通过批判斗争学会搞阶级斗争的本领,现在阶级斗争是复杂长期的,我们年青一代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高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阶级斗争这个本领。现在我校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这就是我们搞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要念念(四不忘)。以后阶级敌人不管用什么手法,明的、暗的、我们都可以和他斗。 二、怎样批: 1)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去批判。 2)抓住要害。 明天批判:1、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2、顽固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3、带着阶级感情来参加批判;带着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赖的感情,带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去进行批判,可以搞对比、忆苦思甜,我们应毫不留情地斗争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编读往来】
1.庄菁瑞谈“宽恕与和解”
《记忆》编辑部: 看了这期记忆,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想了不少。 (反思)这一过程的终点是和解,但不是无原则的,在这中间还有两个阶段:正义和宽恕。确立正义,弄清是非曲直,说明暴力发生的真相,加害者在心灵上受到震动,并真诚悔罪,在此基础上受害者宽恕对方,实现和解。南非,甚至塞拉利昂、卢旺达都能在对待过去的悲剧上都能做到和解和宽恕,有着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 这话前半段说得似乎有道理,但经不住仔细推敲。而且,用南非,卢旺达做比喻也不是太合适。 我们的文革问题和德国纳粹的情况近似,和南非等国的差距较大。南非等国的问题是种族问题和制度缺陷,只要白人政权不再坚持过时的统治方式,两个族类就能和平共处。既然连统治权都能和平放弃,说明统治者本身对曾经所做的一切已深刻反省,并随之有了正确的行动,这使得黑人族群对白人族群产生谅解和宽恕,族群和解是自然的结局。 德国战后对待纳粹问题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整个民族深刻反省,知识分子们集体忏悔,政府出面对所有受难犹太人幸存者进行补偿,且时间覆盖整个余生。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大多数德国人自己,都无法宽恕纳粹和纳粹分子们的行为。只要是恶行累累的漏网纳粹,天涯海角都要追捕归案,不论年纪一律绳之以法。现在的德国宪法,明令禁止任何纳粹思想的宣传。 文革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危害,祸害,绝不亚于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残害,不亚于纳粹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深刻反省的同时,深究当事人的罪恶?姑息罪恶的根源,来源于内心不愿彻底反省。如今,连文革都不愿提、不能提的时刻,反省成了奢望。没有整个民族的彻底反省作基础,和解与宽恕是不可能有的。任何关于和解与宽恕的谈论也都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提倡什么宽恕与和解,而是反省和清算。深刻的个人反省和民族反省,以及对残害他人的犯罪分子的清算。 宽恕是受害者群体对那些面对施暴者的恶行无动于衷,不能站出来捍卫正义的当事人群体的谅解。 当他们深刻忏悔后,这两个群体可以摈弃前嫌和睦共处。对残忍的施暴者本人,即便被害人和家属不再深究,法律也要为他们伸张正义,不能一笔糊涂帐。这是公正与公平的保证,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以伸张。中华民族才能有个崭新的未来。别无他途。 庄菁瑞 2014-1-20 于阿姆斯特丹
2.郝奇志谈“八五事件”的责任
《记忆》编辑部: 感谢你发来的106期记忆。认真拜读了。有很多新的感受,也为其中一些老师发主的角度而感动,其认真度让我没有想到。如是不是“红卫兵”打死的卞校长?卞校长是不是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校长?这些对我而言还是挺新的资讯。 不过,我也有不认可的内容,如叶维丽的关于“凶手”的那段内容,我就很不能认同。“你一下,我一下”也是需要站出来面对,说清楚的。围观者有围观者的责任,冷漠者有泠漠者的责任。就算在那个大时代下,有太多的环境因责。没有人性的行为就应该面以,就应该反思,就应该自责!只有这样,中国之后之路才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否则,下次这种行为还会出现。 在我看来文革之毒离我们当今生活并不远,最多半个小时,一片打砸与非人性的行为就会出现,钓鱼岛事件人们的行为就是铁证!在这点上,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站出来,讲出更多的细节,为当年的自己的行为赎罪!
3.周元龄的感想
《记忆》编辑部: 杨继绳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一文写得很深刻,采用实用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前几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居然能弄得轰轰烈烈就是一个证明。虽然网上对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有贬有褒,但是我认为毕竟的迈出了第一步,值得肯定。 周元龄1月21日
4.于向真谈叶维丽的观点
《记忆》编辑部: 刚才拜读叶维丽写给王晶垚的信时,不禁心潮起伏难平。关于刘进、宋彬彬道歉一事,我高度认同叶维丽的观点。为此,竟然与众多“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产生分歧,有人甚至怀疑起我的人品。 我看到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的报道后,在第一时间写了《民间认错倒逼清算文革》,表示理解并支持反思者与道歉者。随后,众多“冷眼看道歉”“质疑宋……”等文章被陆续推到网站头条,与我在博客网站交往多年、以往观点高度相近的朋友们竟然开始诅咒“红二代”,“清算宋的罪行”等等。我转发了从网上找到的叶维丽之前的文章后,有人开始怀疑我“不说真话”等等。 一些人仇恨敌视红和红二代的情绪突然爆发了……出身寒门的人,有的已经移民北美、日本,有的“事业有成”为官为商,平时很是客观冷静,面对“红二代”,一些人突然露出内心深深的、不可调和的仇恨。这一点,几年前我就有所体味,这次更深切地领教了一番。 叶维丽女士的成长道路,与我多有相似,我们都是新华社老职工的女儿,文革初,我爸妈也挨过批斗,仅仅因为我爸爸是当年有名的“孩子头”,爱说笑话爱打球,国际部一帮年轻人喜欢他,批斗时有人故意将他轰到后面角落里(当然他的官位也很低,不属于主要领导)免于重创。但我妈妈就很悲惨了……也许因为这些共同的经历,我对她的观点高度认同、契合。 前几天,单人独骑与老朋友纷争辩论,那种滋味挺难过的,突然就因血压高躺倒了两天,直到此时还在为看重并真诚交往数年的朋友们的挖苦疏远暗自神伤。当然,对那些敌视与偏见,我很快就不再辩解,因为人的感情根深蒂固,有些狭隘是没办法解开的,只能求同存异吧。 我的老朋友徐唯辛教授,曾画过卞校长夫妇的肖像,也曾在“今日美术馆”展览过。我去徐教授画室多次,拜望过他夫妻肖像多次,心中充满难言的感伤。面对所有文革受难者,作为当年的红卫兵我也不止一次反思道歉,我盼望着更多人站出来回忆、反思文革,“倒逼”上层正视历史,清算旧债,最终让领导人像德国、俄罗斯首脑那样正式道歉,了解历史负资产,让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轻装前进,踏上正路! 2014.1.27
5.丁凯文谈在“卞案”中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
《记忆》编辑部: 这期《记忆》增刊编得非常有意义,就文革初起时师大女附中的状况作了深入的探讨。然读罢之后,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卞仲耘案里面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 刘进说,袁淑娥在6月21日工作组组织批斗卞仲耘时“冲会场”,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 罗治则说:“不能忽略坏人袁淑娥挑唆的因素”。 至于袁淑娥仇恨卞仲耘的原因,冯敬兰的解释是:袁淑娥与卞仲耘原是朋友,袁通过卞将丈夫丁某某调到女附中当老师,后袁丁婚姻破裂,袁独自抚养孩子,袁要求卞扣发丁的部分工资补贴家用。但是卞拒绝,由此导致袁卞关系紧张。于是袁到处告状,告状信最终转到工作组手中,成为卞被批斗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的法制在那个年代是不健全的,在个人或家庭的纠纷中,解决矛盾的双方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党的政策,依靠单位的领导,更何况法院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袁淑娥与丈夫丁某某关系破裂后要求丁付孩子的抚养费并不过分,她找到丁某某的领导卞仲耘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当袁淑娥的各种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后,告状也就是她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手段了。 第二、袁淑娥“冲会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袁淑娥控诉卞仲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共产党开批斗会时一定要找几个控诉对象,比如土改斗地主时一定要有“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声泪俱下”“愤怒声讨”,惟如此才能调动普通老百姓的仇恨情绪,方能达到彻底斗倒地主们的目的和效果,地主们不是被当场处死就是从此以后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控诉卞仲耘是组织上刻意安排的,由此而煽动起学生们的愤怒和仇恨,那么工作组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第三、显然,袁淑娥的“控诉”有很大成分是泄私愤,袁本人恐怕也是被工作组利用的一个工具,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实文革中的干群之间斗来斗去有多少是路线之争? 但是如果简单地指责袁淑娥是“坏人”,那么文革那个时期揭发、批斗过别人的人何止千千万万?是不是这些人也全属于“坏人”? 所以,不应简单地将某某人定性为"好人“或者”坏人“,而是分析具体的情况,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
6.何芬奇谈十七年的教育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06期增刊甚佳, 一气读完。最大的感触是“十七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问题。 其实, 这才是问题本质之所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此言您我都不陌生. 姑且不谈教育是不是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什么话?! “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校长的惨死当被视为是这一口号的直接结果. 网上流传的所谓“孔丹–秦晓之争”,其实,是否有那场争辩并不重要。我曾数度与冯永光谈起,如果咱们四中老三届能够再度聚会,真想也真应该去问问那二位学长,他们均已退休,那么请他们回首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是否是在坚定不移地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所谓 “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理应回答得斩钉截铁! 如果他们做不出或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肯定性回答, 那么 … 那么, 我无法去想象或推演会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1月24日
7.《记忆》编辑部说明:本刊自2010年至2012年间,先后刊发了三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2010年4月28日第四十七期,2010年5月23日增刊第四十九期,2012年1月31日第八十期)。2014年1月15日刊发的第106期应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特此补遗。 ————————————————————————————————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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