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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不彻底清算文革的结果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5月 17, 2016 9: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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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清算文革的结果

丁凯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的爆发到2016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半个世纪转瞬即逝,然而,文革留给人们和历史的深刻教训却值得世人永久的反思。

文革造成的灾难

文革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据有关资料披露,在文革期间武斗死亡12万3700人;被批斗的干部250万人;被关押的干部30万2700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11万5500人;全国各类反革命分子481万;城市死于文革人数68万3000人;农村死于“文革”人数250万,其中地主富农分子120万;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人数1130万人;失踪人口55万7000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30万党政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近3万人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而且各级官员也难逃其厄,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副统帅和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还有很多普通官员也惨遭迫害致死。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 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文革最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几乎把数千年文明破坏殆尽。毛泽东提倡的“造反有理”导致红卫兵疯狂从事所谓“破四旧”活动,全国大量文物被损毁,古迹被破坏,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害。
著名作家秦牧曾感慨:“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可以说,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它的疯狂、野蛮、落后、以及愚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千年易逝,文革的罪孽难消!

中共老干部们的反思

1980年10月到11月,中共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

在这次大讨论中,老干部们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愤怒控诉、群起声讨。据参加会议的郭道晖先生回忆,铁道部副部长李颉伯在会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说,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文革派工作组是毛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泽东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铁道部纪委副书记慕纯农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恩来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干部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1981年7月7、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这篇貌似公允的说辞就是为毛泽东遮丑,以权力压制党内对毛重评的呼声,扼杀了党内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的“两个凡是”

邓小平为何铁腕限制批毛和反思建国以来中共的一系列极左罪恶?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了这么一番话:“由于胜利,他(毛泽东)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有意识地着重强调毛发动文革只是犯了错误,将文革的罪责推到林彪和江青身上。邓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邓小平担心对毛的彻底批判会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可能使中共的执政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邓小平更担忧的是中共红色帝国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由此之故,邓小平以“利用论”为毛泽东作了开脱,实乃又一个翻版的“两个凡是”。

按照邓小平的口径,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议》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决议》对毛的定论居然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国内党史界在论述文革的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中央党校的教授席宣和金春明认为:“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交互作用,误判国内的主要矛盾,以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偏激;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权力过分集中,党的集体领导制遭到破坏;国家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满,将苏共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当作修正主义大加批判,国际反修延伸到中国国内,甚至延伸到中共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身上。

2011年官方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文革的发动有如下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制建设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然而,这些对文革的反思仅仅是停留在邓小平谈话中所划定的框架内,还是在体制内寻找文革的起因,没有从更高和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文革,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

不彻底反思的结果

正是因为文革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口头和表面上,邓小平对评毛和文革人为地设置了紧箍咒,即“宜粗不宜细”,中共当权者对文革研究采取了限制和打压的政策,文革的研究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在中国大陆举步维艰,研究者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经费,文革的资料被封锁,相关的档案更是不见天日,大陆除了《炎黄春秋》一本杂志之外,其他党史刊物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有深度的涉及文革的文章难以发表,三十多年来很少有真正意义的研究著述问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则几乎完全绝迹,研究者们只能私下进行一些交流或利用电子邮件散发个人编辑的网络刊物。不少研究者不得不将目光投到海外,将自己的文章或著述送到港台或欧美的杂志或出版社发表。不少文革学者亦受到有关方面的打压和警告,有的人甚至还会遭受牢狱之灾。

正是由于中共当权者的限制,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何物,更遑论对其进行研究。当局的目的就是淡化这段历史,或者根本遗忘这段历史,以致社会上居然出现怀念文革的思潮,毛的塑像堂而皇之地矗立在韶山、重庆等地。巴金几十年前就曾呼吁设立的文革博物馆依然渺然无望。国内也有一些御用文人们甘当中共宣传机器的喉舌,中央党校某教授就曾不遗余力地诋毁海外的文革研究是“帮派史学”,是“学术江湖”,是“观点第一,史料第二”种种,以教师爷自居。惟这种文痞和大批判文章终归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无人搭理,更无人喝彩,最终也成不了气候,其人也自觉无趣,不得不偃旗息鼓。

由于以上种种情形,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是真正的文革研究却在海外,海外成为文革研究的重要阵地,尤其是香港、台湾、欧美等国,许多文革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纷纷在海外发表,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相关的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诸如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深入研究;文革资料方面则有宋永毅教授编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等等。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海外的文革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共高层的斗争,更深入到文革各个层面以及民间基层的种种细节,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反思文革任重道远

反思文革,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我们首先要反思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落后、野蛮、黑暗和没有人性的,应该被彻底否定。中国一切苦难、灾难的形成都源于这一独裁、专制的政体。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铲除这个体制,不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社会,类似于文革的罪愆依然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第二,彻底否定毛泽东。毛泽东并非如邓小平轻描淡写般所描述的仅仅犯了错而已,而是集历史上一切罪恶之大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毛是历史的罪人。中共元老李锐评价毛泽东“罪恶滔天”毫不为过。毛对中国人民和社会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惟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才能避免极左思潮借尸还魂。

第三,大力宣传、推行宪政体制,宪法高于一切,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都要在宪法制约下活动,形成一个完善健全的民主法制制度,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政党控制的司法体系,杜绝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权力必须限制在“笼子”里。

第四,全面落实言论自由。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利器,人民有公开批评政府和各级官员的权利,绝不可因言治罪。有了媒体的监督和知识分子的敢言,方能避免政府走向邪路。

第四,全面开放各类档案,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组织有关研究人员对文革资料进行整理并出版,鼓励和支持研究者对文革进行深入的探讨,破除各种人为的禁区,落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一基础上编纂“文化大革命史”,惟有还原真实的历史,才能以史为鉴,让后人永远记取文革的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新史记》第31期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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