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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月 19, 2016 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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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

                丁凯文

  2015年1月号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黄瑶先生的文章:《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黄文”),该文又在5月7日“共识网”上推出。研读“黄文”后发现,该文旨在批评2014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案》一书,“黄文”将此书定性为“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并予以彻底否定。“黄文”特别强调:“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罗瑞卿案》一书实际涉及到的是整体的罗瑞卿事件,而非“黄文”谈及的一个“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用一个“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是无法全面、完整地解释罗瑞卿事件的。那么,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这场军内斗争?官史历来的说辞都是林彪策划整倒罗瑞卿。近年来由于新的史料的出现,“罗瑞卿事件”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罗瑞卿案》一书由此而生。笔者也是《罗瑞卿案》一书作者之一,面对黄瑶先生的批评,愿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就教于方家。

  ◇ 《罗瑞卿案》一书的主旨

  既然“黄文”批评《罗瑞卿案》一书是“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那么我们不妨首先了解一下此书出版的原因和该书主要内容。此书编撰者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就该书的出版作了明确的说明。“后记”说:“个别‘当事人’的所谓‘回忆’,不仅对澄清历史真相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对历史真相还起了扭曲、屏蔽的反作用。这里,我们针对罗瑞卿事件所指的主要就是2012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载、林立衡与张清林写于1980年间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1)

  “后记”进一步说明:“由于《林豆豆口述》一书的编者首先公开了林立衡、张清林这一份原用于申诉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公布我们手上已有的、出自于两位作者本人手写的原始版本。同时由国内外几位颇具知名度的中国当代史学者及亲历者,对此一申诉材料进行认真的探究和考辨。”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林豆豆在1980年代的申诉材料的曝光,特别是材料中涉及到文革爆发前夕军内发生的“倒罗事件”的前因后果,引发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学者就罗瑞卿事件做一番深入的探讨和考辨。撰写考辨文章的作者有华东师大教授韩钢,还有知情者樊真、沪林。此外,国内当代史研究者萧冬连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代序》,实际上也参与了讨论。

  细读韩钢的《“罗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说法之考辨》、樊真和沪林的《可悲的谎言》,他们认为林豆豆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在某些问题上颇有疑问,为林彪所做的辩护有些是难以成立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樊真和沪林对林豆豆的批评尤为尖锐、严厉。萧冬连先生指出官方就罗瑞卿事件的解释“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而“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萧先生判断,由于军内矛盾的激化,无论毛泽东是否信任罗,罗的命运已经注定,更何况毛正在酝酿发动文革运动,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的稳定。所以,萧先生倾向认为“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正如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几位作者同时指出,虽然直至今日,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惟以下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确介入了罗案的处理全过程,完全无视林彪在罗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外,为了求得全书观点的平衡,《罗瑞卿案》一书还特别收录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以及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的口述回忆,并附有叶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等。

  多年以来,在官史的诠释下罗瑞卿事件的起因是林彪在作恶,林彪刻意诬陷了罗瑞卿,而毛泽东仅仅是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至于其他中共老帅和军队将领的作用则全部消失于无形。然而,当新的史料,尤其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出现之后,官史的解释就露出了种种破绽。本书的几位作者根据已有的和新出现史料,对罗瑞卿案做了一番新的梳理,就罗瑞卿事件尽可能做一客观、公正的诠释。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可以看作其个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学者们既指出了其中有违史实之处,同时也分析探究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换句话说,研究者们既非简单认同、接受,也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做出合情合理的解析。如果不戴有色眼镜阅读《罗瑞卿案》,此书的终极目标绝非是什么“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所以,笔者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黄文”一开始给《罗瑞卿案》一书定性为“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有违客观与公正,这个定性本身就是诬蔑不实之词。

  ◇ 中央和军委对批罗的部署

  黄瑶先生认为,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是一篇已经被推倒的报告,并将该报告中一小段有关罗瑞卿和林彪关系的内容拿出来加以辨析。通读“黄文”,黄先生想证明余汝信先生编辑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里引用了这段“不实”内容,因此推导出整体的“大事辑要”和《罗瑞卿案》全书都是不可靠的,是“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那么该报告又是从何而来呢?

  谈到1966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们就不得不简单回顾一下1965年12月初的上海会议。这次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为了解决罗瑞卿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仅陈云一人未参加,其余参加者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中央军委、各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等,共61人与会。正如余汝信先生编纂的《大事辑要》所言:“上海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到会人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成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套用中共常用的语言,上海会议仅仅是“揭了盖子”,还需要召开另一次会议对罗瑞卿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于是就有了北京会议的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军委、总参、总政、总后、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该会议由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主持。但是会议召开后,邓小平去了外地视察,并指定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和谢富治组成领导小组,这个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完全主导。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2月1日到4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广州召开了第51次会议。几位军中老帅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叶剑英称:“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指罗瑞卿—笔者注)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我们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划一条线。”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2)这些中共老帅们的谈话虽然有政治性表态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发泄对罗的不满,罗对这些老帅的不尊重,使得他们难以忍受,这次他们终于有了反击的机会。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了指示:“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

  2月21-22日,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军事工作。22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叶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4)由此可见,毛泽东最终批准了中央工作组批罗的整体部署,也批准了中央工作组对罗瑞卿案的定性。日后的那个《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过就是根据这些定性在会议之后所形成的具体文件。

  毛泽东本人对罗瑞卿不仅有很清晰的认识,也有很贴切恰当的评价。毛在1966年1月5日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等人谈活时谈到罗瑞卿,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1966年6月,毛接见秘密访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再次提到罗瑞卿。毛说:“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与评罗截然相反的是,毛对林彪有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对于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毛在1965年2月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1966年6月,毛与胡志明的谈话时也提到林彪:“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军队与罗瑞卿、林彪的关系知之甚深,在“倒罗”问题上绝不可能被林彪误导或偏听偏信这么简单。

  为了开好批罗的会议,叶剑英、萧华、杨成武都谈了批罗的准备工作。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要把这个仗打好,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他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了罗的本质,明了罗的事实,还要明了中央的意图。毛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萧华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杨成武称:“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已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林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陷了进去。罗个人专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5)

  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罗部署来看,罗瑞卿的罪名在会前就已拟定好了,日后的会议不过就是落实这些罪名,走完一个组织手续。

  ◇ 北京会议的过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的解决罗瑞卿问题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邓、彭、叶三人是会议的主角。

  3月4日上午,邓小平代表中央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小组42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12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的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6)

  从邓小平的指示来看,邓对批罗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指示还有余地和分寸。邓说:“罗觉得不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有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历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德怀)黄(克诚),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也采取这个态度……可先让同志们把对罗的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邓还说:“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要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还有个万言书……”(7)

  然而,会议的进展有时却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会议的第一阶段历时13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至3月16日,发言批判罗瑞卿的共有23人。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罗瑞卿3月18日晨跳楼自杀受伤,不能再参与会议。从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有95人。揭发批判罗瑞卿者包括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还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如按人头来算,这13份揭发批判也仅仅占了叶剑英所说的86份总数的15%。

  从会议的过程来看,叶剑英是会议的绝对主角,负责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运作,而具体工作则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和谢富治负责。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这个发言的分量很重,可以说代表了中央军委和中央工作小组的态度。杨、王、雷的联名发言称:“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和这次召开的小组会议,严肃认真地揭发和批判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非常必要,非常适时,非常英明的。我们完全赞成,坚决拥护。”

  3月18日,罗瑞卿不堪会议对自己的批判跳楼自杀,惟只是摔坏了腿。然而会议并未因罗跳楼自杀而停止,叶剑英随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条,阎王爷办事是有原则的;第二条,罗瑞卿自杀他自己负责;第三条,会议继续开。”(8)

  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在总结性发言中称:“‘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9)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叶剑英还说:“(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10)

  4月8日,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结束,随后起草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就解决罗瑞卿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

  参加上海会议的周恩来,在北京会议之后对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周恩来说:“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11)

  一个月后的5月16日,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批罗的整体部署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具体工作则是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负责,林彪虽然也有涉入,但并非主角,林也没有参与北京会议,会议期间甚至不在北京。

  综上所述,《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林彪主持搞出来的,而是在邓小平、彭真领导下由叶剑英主导的中央工作组炮制出来的,并由毛泽东最后批准后下发到县团级党委的。黄瑶先生现在批驳《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首先应该批判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可是我们通观“黄文”,却见不到黄先生对毛、邓、彭、叶等人的丁点的批判,黄先生就罗瑞卿事件的解析算得上客观和公正吗?

  ◇ 林罗矛盾的远因和近因

  黄瑶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提出“远因”说和“近因”说。黄先生认为林彪恼恨罗瑞卿的“远因”是罗瑞卿越过林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而“近因”则是一次军委作战会议罗对一份敌情分析的表态。然而,黄文提出的这些“远因”和“近因”能说明和解释罗瑞卿倒台的根本原因吗?

  首先,我们来看“黄文”提出的“远因”说。1960年初,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北边以长江为界,对来犯之敌坚决顶住,寸土不让;对南方进犯之敌则考虑放进来打,敌人没有后方支援,放进来之后可以围而歼之。林彪的这一战略构想和部队建设、国防建设等思想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发展的方向,得到与会军队将帅们的热烈赞赏和支持。尤其是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叶剑英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会场上即席插话说:“我听到毛主席对林总‘北顶南放’作战方针特别赞赏。说这是用最简单语言阐明复杂问题的典范。”(12)

  黄瑶先生文中引了国内某篇文章说,毛泽东在1964年6月对“北顶南放”方针提出质疑,说:“我看不一定,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很可能中央突破,隔断南北。”(13)且不说,1960年和1964年相隔了4年,人们的认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更主要的是,“黄文”引的《毛泽东年谱》里毛的谈话,并不支持黄先生的论点。细查毛泽东在1964年6月16日和7月15日的谈话,其着眼点在于地方也要抓军事,搞民兵建设,各省要建兵工厂,不能仅仅依赖解放军。毛泽东虽然谈了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但并未否定林彪的“北顶南放”方针。林彪根据毛的谈话精神迅速做出了回应:“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14)

  众所周知,战场上遇到情况都是瞬息万变的,即使再完善的战略规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包打天下。毛泽东、林彪都不是神,他们都是从中国现实的情况出发,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战略思想上而言,他们之间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补充、修改,使之臻于完善。研究者们不能因为日后林彪倒台就否定林彪的战略思想,千方百计用毛的“谈话”否定林的作用。黄瑶说由于罗瑞卿越过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而产生了整罗的动机。然而,1964年7月15日,参与毛泽东谈话的军队将领们不仅有罗瑞卿,还有贺龙、杨成武,他们同时向毛汇报了军队的工作,为何林彪仅仅对罗瑞卿一人不满?所以黄瑶所说的这个林彪整罗瑞卿的“远因”很难成立。黄瑶说:“1965年初,林彪、叶群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同一些干部打招呼。”请问黄先生,林彪向哪些人打了招呼?怎么打的招呼?证据何在呢?

  黄瑶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罗“近因”居然是罗瑞卿自己的猜测。林彪倒台后,罗在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中说,由于罗批评了总参作战部的敌情判断,有影射林彪“北顶南放”之嫌,无意间触怒了林彪,于是成为林彪整罗的近因。罗瑞卿说:“作战会议的接见会上,我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他呢?我就又回头仔细想了,终于想出一件事,问题就可能出在我对作战部那个敌情材料的一部分的批评上。”“他很敏感!他当时已很怀疑我,他会认为我的话是在戳他,在影射他,所以才生那样大的气。但是,虽然恨死我了,可又是说不出口,所以才借口什么‘突然袭击’等等,作为整我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15)
  然而,这个所谓“触怒林彪”的“近因”并非如“黄文”所言。林彪之所以就军委作战会议总结报告对罗瑞卿发脾气,是罗对老帅们缺乏应有的尊敬和自行其是。参与叶群与罗瑞卿谈话的林豆豆回忆说:“林彪看了总长关于六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的内容,认为是好的。但他感到总长代表军委作这个总结发言,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同志尊重不够,没有注意谦虚谨慎。尤其方法上、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叶群当晚还苦口婆心地点醒罗瑞卿说:“你不分昼夜的,一心想怎么把军队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负责,当然难能可贵。但是你忙得东跑西跑,也别使人觉得你好像是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有些事别看得那么太简单了,各方面都要想到。林是了解你的,但是有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也许以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思办的,他们也不好说。特别是对最上面的事,好心办了好事,你还不知道犯着了什么忌讳。政治上你也该细心谨慎些;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些,这样,是否更好些。”(16)

  正是由于军委作战会议的总结发言一事上,罗“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同志尊重不够,没有注意谦虚谨慎”,引发了老帅们的不满,所以林彪才“发了脾气”,叶群更是提醒罗“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些。”黄瑶先生居然否认叶群这么做是为了给罗打圆场,那么叶群是否应该火上浇油,扩大事件的风波,给罗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呢?

  顺带一提的是,“黄文”全篇引用的有关林罗关系的材料仅只是罗瑞卿自己写的自传和揭发,并无其他旁证,属于孤证而已。黄瑶先生仅凭这点孤证是无法支撑起全文论点的。

  黄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罗的“远因”和“近因”说,都是将一段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而已。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某个简单、孤立的因素所造成的,往往是多种因素与合力所导致的结果。罗瑞卿事件亦然。林彪会因为罗瑞卿直接向毛汇报了军队的工作和影射了林彪“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就对罗大动杀机?林彪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能说服毛泽东整倒罗瑞卿,甚至还能操控政治局常委及动员了众多军队元老和将领们一同将罗打倒?作为长期研究罗瑞卿和罗瑞卿事件的黄瑶先生,居然看不到这么多清晰可见的史实,是有意回避这些令官史撰写者们尴尬的历史还是选择性失忆呢?

  ◇ 关于林罗之间的矛盾

  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有关问题产生争议,1965年1月3日和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连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7)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党内生活会,作了自我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陈伯达、李井泉、罗瑞卿。

  与刘少奇形成对照的是林彪地位的上升。1965年1月4日,中央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1月15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18)刘少奇在1月18日也批示“完全赞同”。与此同时,1月4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林彪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月31日,邮电部为了纪念遵义会议三十周年,发布了一套纪念邮票,邮票的画面突出了毛林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当月的《人民画报》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登该画。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将毛林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并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同时出现,似非巧合。它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19)

  此时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涨,参与中央高层政治活动的罗瑞卿不会看不到。1965年2月14日、15日,刘亚楼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叶群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

  罗瑞卿的这四条意见表明,罗看到了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所谓“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是说林彪将会担负中央更重要的工作,而军队的工作可以放手交给罗瑞卿打理即可,罗会搞好军队工作的。当然,这样的话也只能凭借刘亚楼与林彪私交甚好的关系私下向林彪进言,这个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共组织原则。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2月23日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黄先生认为罗瑞卿的“四条意见”是叶群编造的,是“死无对证”。然而,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罗瑞卿真实的内心世界。

  中共军队历来就有山头,林彪曾经率领过的原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军队里最大的一个山头。俗话说一朝天则子一朝臣,不管谁上台都会启用自己的亲信或信得过的人。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掌管军队工作后,总参、总政、总后基本上是原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人马,罗瑞卿是林彪的旧部,曾长期与林共事,是林彪的亲信。林彪此时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也在情理之中。罗瑞卿上任后的几年里军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当中共一把手毛泽东与二把手刘少奇之间发生嫌隙时,参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罗瑞卿应该看到此点,自然也会看出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涨。因此罗托刘亚楼向林彪进言并不奇怪。再说这“四条意见”意在抬林,而非踩林,无非希望林放手让罗抓好军队工作而已。说罗有野心不如说罗有政治抱负,说罗“向党伸手”难听一点,但大致也不算错。

  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基本上都属工作范畴,诸如“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着学习”等。针对罗与老帅们之间的不睦,林甚至把罗找到家里拿出毛着和党章,要求罗注意加强沟通,实际上就是告诫罗要搞好与军内老帅们的关系。但是,罗瑞卿似乎并未听进林彪的批评和规劝,其锋芒毕露的个性,得罪了众多老帅,引起军中老帅们的强烈反弹,军内最终形成了倒罗的强大势力。至于林罗之间的矛盾,黄瑶先生提出的“远因”说和“近因”说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林彪由此而恶意诬陷罗瑞卿主动发起“倒罗”斗争。

  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揭示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之外,罗确有对老帅们和林封锁的一面。比如文革前与军事相关的部院合并问题,从目前已披露材料看,罗瑞卿绕过聂荣臻一意孤行,林也不一定知情。1964年11月20日,罗瑞卿办公室电话通知称:“总长关于成立导弹工业部和科研、生产部门合并问题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准。”“从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设问题,写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已经快两年了,看来科研、生产部门以合在一起为有利,不仅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不仅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这是真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多快好省的办法。这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说明,绝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已经一致或基本一致。因此条件已经成熟,是应该定下来的时候了。”“以上已经中央批准(主席、刘、周、朱、邓、彭已核阅同意)。总长指示,马上正式口头通知国防科委、各研究院。”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2月21日,国防工办就关于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问题向周恩来、罗瑞卿报告。26日,罗批示:“拟同意。请总理批准。”周批示:“即送邓小平、彭真核阅。退国防工办。按报告各项分别通知有关部门照办。”(20)罗瑞卿的批示中说“中央批准”,却唯独没提林彪,也绕开了另一位主管军队工作,尤其是主管国防科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突显出罗瑞卿独断专行的“霸道”的一面。

  叶剑英在1966年3、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21)

  叶剑英是中央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是《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他的总结讲话代表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对罗瑞卿问题的态度,这份报告也决定了罗瑞卿日后的命运。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央也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的发言。

  ◇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

  黄瑶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批评邱会作回忆里关于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黄先生认为,根本不存在“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这桩事,这一说法是对罗瑞卿与贺龙的诬陷。但是笔者认为,黄先生现在当然可以持这一观点,但是并不意味着那些身涉罗瑞卿事件的当事人们没有这样的看法。

  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邱会作就曾亲耳与闻叶剑英与聂荣臻的谈话。邱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叶剑英甚至把邱会作叫到自己家中打招呼,叶剑英向邱会作打招呼时说:“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叶剑英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22)

  李作鹏回忆说:“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叶剑英就罗瑞卿问题向李作鹏打招呼时说:“这个人(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23)

  除贺龙外,叶剑英还向其他打元帅们打了招呼。此外,打招呼的对象还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军内高官。叶剑英打招呼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些人不要陷入贺龙、罗瑞卿的“小圈子”里去,这实际上也是为了最终解决罗瑞卿问题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5年12月初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打了贺龙一个措手不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本就不想让贺龙与闻此事,理由只有一个,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而非林彪,解决罗瑞卿问题很可能会牵涉到贺龙。但是,这次上海会议并没有涉及到贺龙。显然,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事件时还是有自己的分寸的,并不想一下子牵连太广。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24)1966年3月,毛泽东干脆委派贺龙去大西南视察钢铁基地攀枝花,根本无缘参与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9日贺龙回到北京,此时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已在前一天结束了。

  综上所述,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贺龙已然失宠于毛泽东。虽然,无论是上海会议还是北京会议都没有牵扯到贺龙,但是随着罗瑞卿的倒台,贺龙再也无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时的贺龙实际上被毛打入了“冷宫”,叶剑英成了中央军委仅次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当家人。

  几点总结

  第一,余汝信先生主编的《罗瑞卿案》一书是近年来有关罗瑞卿事件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发掘了珍惜的历史文献,而且就此事件发表了不同于官史研究的文章。我们并不自诩这些新的成果可以彻底揭示这段历史,但它却是朝着历史的真实迈出了一大步。

  第二,罗瑞卿事件并非简简单单一个林彪与罗瑞卿之间个人矛盾或恩怨的结果,而是解放军内部形成了一股倒罗的强大势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罗瑞卿个性所造成,罗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的紧张、不睦使得矛盾逐渐尖锐、恶化。倒罗实际上是军中高层将领们的一次联合行动。

  第三,罗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罗瑞卿一案是毛抑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还原这段复杂的历史。

  第四,黄瑶先生重点批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不是出自林彪之手,而是出自邓小平、彭真和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工作小组之手,对罗瑞卿错误的认定和所下的结论也是他们在会前和会后向毛泽东汇报并由毛批准之后下发的。批判罗瑞卿的主角恰恰是黄瑶先生绝口不提的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未知黄先生又如何解释这一历史事实呢?

  第五,黄瑶先生试图通过诠释1965年5月下旬的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发生的风波,解析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矛盾的由来,仅凭这么一场“风波”断定林彪是罗瑞卿的倒台的元凶。然而,通过本文的论述,黄先生的观点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注释:

(1)、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
(2)、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载《新史记》第26期,2015年6月。
(3)、(4)、(5)、(6)、(7)、(9)、(10)、(11)同(2)
(8)、《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载《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
(12)、程光《历史的回顾》,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13)、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63、375页。
(15)、转引自黄瑶《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16)、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460-463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14页。
(19)、(21)、同(2)
(20)、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1955-1984)》,1987年2月,第157-158页。
(2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页。
(23)、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38页。
(24)、《罗瑞卿案》,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 原载《新史记》第27期,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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