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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抗战胜利70周年的反思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21, 2015 10: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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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的反思


盛大的阅兵典礼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年初就传来了消息,中国要在9月初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庆祝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
20015年1月22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副总警监在北京市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将于今年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3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确认将于本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阅兵,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3月2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再次确认阅兵信息,并声明会邀请相关国家的军队参加阅兵。

6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世明,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曲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此次阅兵的详细情况。王世明称,此次阅兵将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此外,当日还将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和文艺晚会。另外,当日还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习近平将亲自为这些人士颁发纪念章。

为何要在2015年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阅兵活动?据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曲睿介绍,此次阅兵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传承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与世界、传递和平与发展的阅兵庆典。在纪念活动中举行阅兵,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功举行过14次国庆首都阅兵。

但是,以往中共的阅兵活动只有在逢十的建国国庆日举行,还从未在抗战周年纪念日举办过。以往的抗战胜利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和40周年都没有举办过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一直到1985年才在学术圈有了比较正式一点的纪念活动。到了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才有了政府参与的纪念活动。中共这次要在抗战胜利70周年举办阅兵典礼,是要通过这次阅兵活动向国人展示自己的实力,向世界传达某种信息。

曲睿为此介绍说: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目的是彰显我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彰显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展示我军贯彻强军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共奉行对日和解政策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战争国家,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随即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殊死搏斗,而中共在1949年赢得了政权。随着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出现,美国亟需扶持日本成为亚洲抵抗共产主义蔓延的桥头堡,因而在1951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并宣布放弃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与此同时,美日两国又签署了《美日安全条约》,规定美军在日本有驻扎权。美日同盟的出现完全是基于冷战的政治和战略考虑,日本虽然完成了去军国主义化,走上了美式的宪政民主,但是日本在行动中和心理上都躲避了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将自己完全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中共建国后由于对前苏联的一边倒,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阵营中的一份子,面对西方世界的反对和封锁,对日美同盟采取坚决抵制的政策。从此,中日两国政府既无邦交,也无来往。惟中共实行了对日民间和解政策。

举例来说,前苏联在中共建国后向中国方面移交了原日本战犯和满洲国战犯。早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前,周恩来就曾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要以新的历史阶段的变化作为对待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基点。要摒弃那种狭隘的仇恨意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为了早日打开新中国外交被孤立的局面,联系和发展与其他受压迫的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指示,对这批战犯在看押过程中要做到“一个不死,一个不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一个不杀”、“从宽处理”的重要指示。随后,周恩来向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余重犯也于1964年3月得以回到日本。显然,中共希望通过宽大、感化手段,使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成为中日民间友好的推手,以此影响日本民间乃至政界的对华政策。

从历史来看中共政权的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确实间接地帮了中共的忙。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担负起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军节节败退。此时的中共正好利用了这个时机大力发展敌后根据地,从而占据了广泛的地盘,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中共已经拥有党员120余万,军队120余万,民兵260万,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为最终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有过这样一段谈话,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1972年中日建交时,毛泽东面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道歉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这些的确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大实话,折射出毛对日本的真实心态。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未经过人大的任何讨论和授权,毛泽东仅仅一句话就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依然奉行对日友好政策,即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争取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合作。通过加强中日关系促进中美建交。随着中日、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不再反对《美日安全条约》,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也被搁置起来。“六四事件”后,中国以日本为突破口改善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促成日本天皇访华,由此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对历史的遗忘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奉行对日亲善友好的政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抗战史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从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到40周年,中国从未举行过官方的纪念典礼,通常的做法仅仅是发行一些纪念邮票。中国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缺乏应有的纪念,对日本侵华的劣迹亦缺乏应有的揭露和批判。举例来说,南京大屠杀这个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中国方面宣称中国军民30万人被日军屠杀,但是居然在几十年里无人收集资料,更谈不上什么研究。1982年以前,官方媒体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少而又少。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刊到1981年,其中30年里《人民日报》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其余6年总共也仅提23次。偶尔提及的南京大屠杀还是为了乱批“美帝国主义”。直到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入”时,官方媒体才开始重视报道南京大屠杀。与此相对应的是,学术界也极少有人关心或研究南京大屠杀。1980年代以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仅有一本,那是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才用“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成白皮书。1983年才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该馆于1984年开始筹建,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始建成开馆。而此时已距南京大屠杀过去了近48年。

正是由于政治的原因,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国家疏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没有组织学术界从事系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那段时期,中国居然没有一本像样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直到1991年1月,中国才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战争史学会,由从事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自愿结成学术性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1990年7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三卷本157万余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此时距抗战胜利已过去了45年。

与中国方面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二战历史的研究。日本从战后初期开始征集战史资料,拨出专款,组织专门人员,将未来得及销毁、分散于日本各地、在美国等地的档案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战史丛书》,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战史的权威著作。这类历史书籍有《太平洋战争全史》、《大东亚战争全史》等,其中一些还被翻译成中文。

史学的深入研究和繁荣恰恰应该来自国家的重视和大力资助,而非个体学者独立的孜孜耕耘。中国学者,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就曾呼吁,中国有关二战史的研究与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不相称。胡先生指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五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尚未达到高水平;二是研究资料不足,战后,美、英、苏、德、日等国公布的战时档案资料,中国尚未充分搜集整理;三是能将二战史与抗战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人数过少,小语种历史学人才匮乏;四是经费缺乏,宏观策划、组织不够,也不能策划大的课题和出版系列成果;五是中国自己的二战史学术的对外传播还不够,应更好地考虑如何与西方学者合作,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观点,能够沟通交流,而不是自说自话。

阅兵典礼的背后与反思

这次中共利用抗战胜利70周年举行阅兵典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与日本关系的不睦。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的归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岛屿主权争议方面持反对立场等,中日关系趋于冷淡,中国国内也出现不少反日的声浪,而政府方面显然有纵容和支持的成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方面正好利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高调宣布阅兵,并广邀二战胜利国家参与这一活动,即显示政府了重视民众的情绪和声音,也提醒日本政府重视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反省过去,面对未来。

然而,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又有哪些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呢?

首先,中共应该正确面对历史史实,全面、客观地记述这段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历史。不能片面夸大中共的抗日,忽略或贬低国民党的抗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不仅担负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同时也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最终日本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共同打击下,不得不宣告投降。中共以往的宣传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刻意贬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难怪国民党老将军郝柏村多次参访大陆后直言不讳地批评大陆在抗战宣传方面的偏颇。

其次,战后的中日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胡耀邦,都采取了亲善友好的态度,号称“以德报怨”,制定的方针是“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惟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提出“和平崛起”,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对待日本政府,尤其是对民间的反日情绪不能加以疏导,乃至中日关系紧张、倒退。以当前国际大环境和世界整体潮流来看,鼓动中日对抗不是明智之举。

再次,中国要想成为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不在于年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一还是第二,也不在于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量、更不在于国家的外汇存底的高低,而是在于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程度,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如果中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不着手解决这一最最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只能沦为空谈,再多的阅兵,再多的耀武扬威也只是给自己壮胆,忽悠国人而已。


《新史记》第27期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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