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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3, 2014 10: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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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丁凯文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职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对于这一军队方面的重要部署,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仅有寥寥几句说明:“5月15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1〕同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段文字。当时负责“首都工作组”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而他们的官方版传记却完全回避了这段重要的历史。毛泽东在即将发动文革之际对军队作了如此重要的部署,官版历史为何如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重要的军事机构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它在文革初起时起了哪些作用,它又是如何消失的?这些都是文革史研究者予以特别关注的。笔者不才,愿就此问题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1966年上半年中共政坛的政治形势

  1966年的上半年是毛泽东精心策划文革运动极为重要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事。(1)在上海发起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通过批判吴晗解决北京市委、中宣部的问题;(2)军队里解决罗瑞卿问题;(3)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此时毛泽东的主攻方向是对准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但是却先要在外围打开突破口。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通过上海的《文汇报》发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对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惟这一波攻击并未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相反却受到北京方面的顽强抵制。姚文发表后的十多天内,除了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作了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报刊均保持沉默,未作转载。与此同时,知识界对姚文的蛮不讲理颇多微词。毛泽东由此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虽然在毛泽东的淫威下,《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月底转载了姚文,但是彭真却极力将其限制在学术领域,而非政治问题。为了乘胜追击,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们戚本禹、关锋等在1966年1月连续发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面对这一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彭真领导下的“五人小组”仍然设法予以缓和。2月初,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向中央提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刘少奇随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决定由彭真亲自向毛当面汇报。毛泽东虽然当面并未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但是随后在3月份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讲文化革命问题,明显表示出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满。3月底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作了措词严厉的谈话,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4月份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对彭真作了彻底的清算。杭州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建文化革命小组。彭真则在此时失去了自由。

  有关罗瑞卿的问题,笔者在《找寻真实的林彪》和《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书中做了详尽的论述。简而言之,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与会者为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共61人。会议集中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事件的发生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林彪身体不好,1962年后即放手罗瑞卿负责军队日常工作,而罗瑞卿则与军委副主席贺龙的关系日益密切,军内逐渐形成两大阵营。据邱会作回忆,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和其他老帅们为另一个阵营,在军内大比武问题上形成明争暗斗的局面;二是,罗瑞卿与其他老帅们的矛盾日显突出,尤其是与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矛盾尤为尖锐,再加上罗瑞卿平日行事作风强悍、霸道,得罪了很多军中人士,军内逐渐形成了倒罗的趋势;三是,毛泽东在精心策划打倒刘少奇的步骤时,必须有军队强有力的支持,罗瑞卿与贺龙如此密切,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关系的密切,这是毛泽东所不放心的。军队必须掌握在毛信得过的林彪手中方可无虞。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被解除了军内的职务,贺龙也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经毛泽东同意,1966年3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叶剑英 ,与会者95人,共有86篇揭发批判稿。罗瑞卿不堪受批,跳楼自杀未遂。作为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叶剑英在最后的总结中列举了罗瑞卿种种“篡军反党”的罪行。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央送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说明中央认可了中央工作小组对罗瑞卿问题性质的定论。 此后,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由此,军队内部完成了一次清洗换代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可靠,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采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文化界发起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并非一帆风顺,在党内遇到相当的阻力。毛泽东由此另辟蹊径,由江青出面找到林彪,要求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6年2月2日到20日,由江青主导召集了解放军总政部分负责人开会,江青在会上声称中国的文艺界上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会后江青等人反复加工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更是多次修改增删有关内容,并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的字样,由此偷天换日地将江青召集的会议改为林彪委托江青召集会议。该《纪要》强调“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3曰30日,《纪要》以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批转至各县团级党委。事实上,《纪要》是毛泽东与江青夫妻店的产物,以军队的名义向文化界再次投出一枚重磅炸弹。该《纪要》的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等人拟定的《二月提纲》,通过对整个文艺界的否定显示出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们长期以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纪要》的发出也顺势将林彪和军队拉到毛的一方。《纪要》的出笼为毛泽东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做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综上所述,1966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是,毛泽东以文化界作为突破口,将其主攻对象锁定在吴晗,尤其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扫清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精心策划,步步进逼,迫使彭真节节后退。此时的军队实为毛泽东的坚强后盾,毛既要利用军队“请尊神”,又要及时消除隐患,解决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这个时期的军队还仅仅是毛泽东一支备用的强大力量,在毛的心目中,军队要在日后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二、“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然而,毛泽东本人却并未参加,而是由康生负责向会议传达毛近年来的多次讲话,重点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等,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会议的目的是要冲垮刘少奇的前沿阵地,拿下彭真、陆定一等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声势,迫使全党接受并承认文化大革命合法性,为文革树立一套指导方针,以便全党遵照执行。惟此时的毛泽东 虽然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安全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提出了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首都工作组”由此应运而生。

  5月14日,周恩来邀请叶剑英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商量的结果是,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市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周、叶二人决定选调警卫部队及配备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建议,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2〕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5月15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3〕这个工作组的组成人员值得玩味。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成武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锋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苏谦益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值得注意的是,身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和身为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却不在这个小组之内。这些参与“首都工作组”工作的军队干部们,日后在文革初期的政坛上都得到了重用。比如,刘志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李雪锋接替彭真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接替杨勇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则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首都工作组”虽然成立了,但还必须有一个常设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5月19日,周恩来找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杭州会议批判彭真的情况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内容。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任务:“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4〕这一办公室随即在5月20日成立,共计9个人,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 

  5月21日,王尚荣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王尚荣强调:“这既是一项军事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都是做军事工作的,但是一定要突出政治。”雷英夫则具体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他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组长是叶帅,副组长是杨成武代总长和谢富治副总理。”“今天我们组成的这个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在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保卫首都安全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今天我们组建的这个办公室,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办公室,而是在总理和叶帅直接指挥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查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5〕“首都工作组”的这个名称甚至都不能泄露出去,这个办公室对外只称“编写组”。

  毛泽东为何要在此时匆忙成立这么一个“首都工作组”?他的真实用意何在呢?毛泽东在下决心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拿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时,并非毫无顾忌。虽然军队掌控在林彪、叶剑英的手上,但是毛仍然对北京的政治环境不太放心,不愿轻易从外地回到北京。吴德对此曾回忆说:“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6〕周恩来在1967年1月21 日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7〕由此可见,“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并非是针对“外敌”,而是针对“内敌”,毛泽东在部署针对党内同仁的重大政治斗争时要绝对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毛成立”首都工作组”的初衷。

   三、”首都工作组”初期的主要工作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第一项实施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为了在毛泽东回京之前完成选调部队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1师;(二)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三)调第24军的第70师作为警卫第3师,仍住怀柔地区;(四)调第63军的第189师作为警卫第4师;(五)卫戍区领导机关相应扩大编制。周恩来很快就同意了这份方案。

  5月26日下午,“首都工作组”为了保密居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茶炉室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人。会议就调兵方案达成共识,周恩来最后说:“今天的会议,研究和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卫戍区司令员拟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 叶剑英最后强调说:“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军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8〕 
 
  据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回忆:5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的命令,自6月起,将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及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15日,军委又电令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自6月3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指挥。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第二师,第七十、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北京卫戍区扩编后,首都工作组对卫戍区的工作作出如下部署安排:6月10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卫戍区部队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党委领导,具体任务按照周总理、首都工作组和叶剑英的指示办。〔9〕 

  林彪作为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却很少过问“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惟这次在北京调兵遣将,扩编卫戍区的兵力,兹事体大,林彪也不能不重视。据邱会作回忆:在调动部队时,林彪特别嘱咐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选卫戍区部队的条件是要同你(指杨成武)有浓厚感情的部队,能够指挥自如,十分踏实的部队。”〔10〕林彪此时向杨成武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林彪的思想很明确,这支部队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领导,绝对效忠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而非他人。惟林彪的表态仅此而已,并未参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工作。

  6月3日,京西宾馆召开了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讲了话。〔11〕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担任首都卫戍任务的部队,同野战部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小分队执勤和一两个人分散执勤的情况比较多,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会遇到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所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每个战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战斗中要发扬孤胆精神。今天在城市里执行警卫任务,我们要提倡孤忠执勤。在任何情况下,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要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务。” 〔12〕

  扩编后的的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6个团,加上一个独立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举凡中央开会,大军区司令员、 政委、省委书记一级的人参加,卫戍区司令员和政委也要参加。文革期间,卫戍区人数达10万人。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高碑店的112师,天津的196师,宣化的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调动。由此可见,北京卫戍区在中国政坛的位置举足轻重。

  又据《周恩来年谱》记载,6月5日,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做了具体的布置和指示。〔13〕事实上,周恩来在“首都工作组”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据参与“首都工作组”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的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为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14〕 

  通过北京卫戍区的这次调兵遣将,北京地区的军队系统统一由卫戍区领导,归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军队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林彪、叶剑英和杨成武的手上。 毛泽东完成了对北京地区全面的军事掌控,毛泽东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为他下一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动文革运动的执行奠定了稳固和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了其运筹帷幄、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将毛泽东嘱意所办之事处理得既隐秘又完满,向毛泽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首都工作组”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顿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隐患,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曾参与“首都工作组”具体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15〕 

  据参与勘察工作的张民回忆,6月上旬开始“首都工作组”对北京各重要的警卫目标进行实地勘察,明确各部队的具体警卫工作。这次勘察先城区后郊区,首先勘察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接着又勘察了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最后勘察监狱和劳改农场。在勘察过程中,了解有关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当场决定兵力部署,并提出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16〕 

  “首都工作组”在6月6日后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有关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也增加到二十多个。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七个组:(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顿工作;(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叶剑英则亲自参加领导工作,周恩来也多次就有关工作作过指示。〔17〕周恩来在1967年1月21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时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18〕
   
  四、文革期间的“首都工作组”

  在完成调兵遣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之后,“首都工作组”很快就陷于事务性的工作。据参与该工作组的张民回忆,日后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协同北京卫戍区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搞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二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保护一批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等;三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除留一人在三座门看家外,其余全部到天安门城楼值班和参加现场工作,大会的警卫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卫戍区共同担负。现场的参谋人员在临时的作战值班室完成了通讯系统的检验,并与军内各重要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这次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后来几经周折将这批被抓人士找了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要对老干部们加强警卫工作。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这引起老帅聂荣臻的愤怒,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 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当全国各地均陷入动乱之时,惟有军队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只有军队能有效地执行命令,在上级的指示下有限度地保护一些老干部和重要的知名人士,保护首都的要害部门和科研机构。

  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了“监护”。据傅崇碧回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规定,一批老干部,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据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19〕周恩来的这个解释冠冕堂皇,名义上是把这些老干部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将这些人变相关押、审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只不过没有被送进监狱而已,实际待遇相差无几。以彭德怀为例,彭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一处部队驻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除了每天反省之外,还要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带出去到各种不同的场合接受批斗,批斗会当中还多次被殴伤。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15分钟放风,身旁有军人随时监视。〔20〕彭德怀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死。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首都工作组”在维护北京地区秩序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活动属革命行动,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这样的动乱是无法从根本上制止的,“首都工作组”对首都秩序的维护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而已。
 
   六、“首都工作组”的动荡

  “首都工作组”的动荡来源于总参“八二五事件”。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周恩来与杨成武商量后,同意潘振武不参加当天的接见活动。〔21〕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潘振武参加上述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活动,而在于当天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做出限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多条规定,并下发全军。这些措施是针对军队自己的,只在军队内部实施。〔22〕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要求: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23〕 

  这一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此,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对于这一波针对杨成武的大字报,周恩来十分警惕,于26日亲笔写信给总参党委。周的原文是: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在27日也写了证明信如下: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 〔24〕

  据在总参工作的张民回忆,王尚荣和雷英夫当时受到一批“ 极左派”群众的压力,并未细看大字报内容,也没有慎重考虑大字报的后果,不知道其中有攻击杨成武、王新亭的内容,就稀里糊涂地在上面签了名。〔25〕惟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总参各部的连锁反应,总参各部、各局陆续出现揭发、批判杨成武、王新亭的大字报,解放军的中枢部门--总参谋部出现不稳、动乱的迹象。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停职反省。不仅林彪重视军内发生的夺权活动,周恩来也十分重视。在“八二五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26〕这个看法实际上与林彪不谋而合。

  发生在总参的这一事件,毛泽东本人也是了解的。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27〕
  
  1966年的7、8月份,文革运动刚刚兴起,毛泽东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的大字报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红卫兵运动也应运而生,被毛泽东掀起的文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军队内部自然不会免俗,紧跟“伟大领袖”号召者大有人在,他们站出来批判“当权派”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只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心里并不清楚谁是“伟大领袖”心目中的“走资派”,谁又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军内一部分人批判杨成武如同前不久空军、海军一些人批判吴法宪、余立金、萧劲光、苏振华等人如出一辙。但是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却是要稳定军队,不能容忍地方文革运动中的造反夺权事件在军内发生,故必须煞住军内夺权的风潮。王尚荣、雷英夫虽然是小人物,但快刀斩乱麻地撤销他们二人的职务却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及时地制止军内任何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此外,军队的领导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罗瑞卿事件后,杨成武实际上成为仅次于林彪、叶剑英的军队实权人物,是毛泽东、林彪极为信任的军队领导人,军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无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杨成武在军内的地位,任何对杨成武的挑战都会被视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革”的罪行。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对此不察,政治上的幼稚终于导致自己的下台。

  由于“首都工作组”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七,“首都工作组”的撤销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庆祝会,参与人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泽东就新的一年文革运动发出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 1967年初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分别发生夺权运动,各地夺权也逐渐进入新的高潮。“三支两军”的工作走上议事日程,成为控制社会动乱的主要力量。

  到1967年春季,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因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迫靠边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在1967年1月倒台。郑维山接替杨勇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无暇顾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很早就被打倒,根本没有参加过“首都工作组”会议。更主要的是,北京政坛的焦点问题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不再是一年前毛泽东所担心的“安全”问题了。特别是北京卫戍区的建制、扩编早已完成,与军委各总部也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首都工作组” 的政治使命已然完成,没有什么大事需要它去办了,而日常的军队的调动、应付突发事件等也可交由总参作战部负责处理,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已成为多余。

  1967年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请示撤销该办公室,但周恩来有意压下没有理睬,此后该报告又多次送呈周恩来,但一直没有下文。据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张作文说:“据我观察,周总理对撤不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还在考虑,看来他想再等一等,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需要没有。”直到1967年6月周恩来才最终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从此,“首都工作组”走进了历史。

  八、几点总结

  第一,“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初衷,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时在军事上做的万全准备。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并非是针对所谓的外来敌对势力,恰恰是针对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曾经的“自己人”。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29〕“首都工作组”成立之时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为了防范林彪,而是为了防范刘少奇。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与工作就是毛泽东为确保文革运动在军事上的做的战略部署。

  第二,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绝非是偶然和孤立的。林彪这篇被中共官方批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明确指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林彪一语道出了毛泽东的心病,点到了了毛泽东暗中调兵遣将的实质核心内容。林彪这篇讲话不过就是配合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部署。林彪的特点在“说”,而周恩来的特点则是在“做”。

  第三,“首都工作组”的具体工作均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进行。从调兵遣将到清理整顿北京市的治安,从负责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各项部署到对一批军队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实施“监护”,再到维持首都的秩序、治安等,这期间主要工作是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卫戍区共同完成,而这些主要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具体工作则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操作。周恩来实际上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得力工具,而林彪在此期间反而并未起什么作用。

  第四,“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王尚荣、副主任雷英夫的倒台,并非是林彪为了“篡党夺权”设法换上自己的亲信,而是及时制止军内发生类似地方造反夺权的动荡,将此类现象在萌芽时就及时予以制止。王、雷倒台后,“首都工作组”由郑维山负责就是明证,郑维山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与林彪毫无渊源。那种说林彪坚持撤换王尚荣等人是为了换上自己的人从而孤立周恩来,如非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第五,事实证明,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绝非是1967年“三支两军”才开始,而是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在1965年2月打倒了罗瑞卿,接着又端掉了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了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而此时又在北京成立“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军队部署,军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军队这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遂在1966年8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文革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0页。
〔2〕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4〕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
〔5〕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6页。
〔6〕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8〕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0页。
〔9〕傅崇碧 《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9-180页。  
〔10〕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0页。 
〔11〕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12〕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14〕程光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5〕邱会作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1页。
〔16〕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08页。
〔17〕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8页。
〔18〕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19〕傅崇碧 《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01页。  
〔20〕沈国凡《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269页。
〔21〕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22〕范硕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2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24〕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25〕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26〕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2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28〕张民 《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29〕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原载《新史记》第17期,2013年12月20日出版 原文题目被出版者改为《周恩来另设军事系统保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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