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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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5月 26, 2012 11: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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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  

                  丁凯文

  军委办事组在文革期间存在四年,是军队的“统帅部”,在国家与军队的发展和建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党史学界有关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这一课题鲜少有人研究。较为有分量的文章是王年一的《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余汝信的《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和《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为何这一时期军队的统率机构受到如此之冷落?笔者认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是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他们的资料披露甚少,这些当事人在世时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畅所欲言,故学界不闻其声,鲜知其事;此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被官方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长期以来被官方指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工具,而国内个别涉及此课题者又大都属文学作家,学术性不仅甚低,且循官方口径,鲜少客观、公正的评价。(1)。随着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和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识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深入探讨文革期间军委办事组的功过与得失。笔者一得之见,还愿方家不吝赐教。

  一、军委看守小组的起源

  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是军委看守小组,成立于1967年8月17日。为何此时会成立这么一个军委看守小组?国内一位党史作家尹家民说:“鉴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的被批判,‘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毛泽东把他们的问题联结到军委办事机构上,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同年9月底,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10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2)

  尹家民此处有两处不确。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并非军委办事组,而是军委看守小组。另外,该看守小组的成立也并非是林彪的提议。我们且看当事人的回忆。

  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肖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这个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3)

  邱会作回忆说:“ ‘五一三’以后,部队的三军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也就应运而生,军委办事组是向全军文革夺回文化革命领导权的产物。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好准备。’我问:‘谁牵头?还有谁人呀?’吴说:‘让我牵头,可能因为杨代总长不在吧。还有叶群和张秀川同志。’这样看守小组就成立了,在京西宾馆八楼办公,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军委办公厅的同志,没有全军文革的那些人。”(4)

  我们再看江青是怎么说的。江青在1968年10月30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4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5)

  事实上,自“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里面的老干部们被迫“靠边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务机构。毛泽东在随意间改变了中央内部的组织结构,江青不仅掌握了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而且取得了操纵了整个中央的权力。军队原来负责的主要领导人如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肖华等人,下放的下放,检讨的检讨,全军文革小组也寿终正寝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又时常不在北京,陪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一时间军内群龙无首。而林彪不愿意江青通过全军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林彪曾对邱会作等人说:“他们(全军文革)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这个时候凡是有关军队的事情,周恩来就找杨成武,杨成武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有事繁忙时就由吴法宪代替。如果吴法宪忙不过来,就找邱会作和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军队内部对此也形成默契。邱会作回忆说:“军队里这么办事,周恩来清楚,江青却不明白,她提出军队要有个组织承办文化大革命的事,至少是承办驻京军队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务。那时,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了,由周恩来口头作了通知。于是一个由吴法宪、我、张秀川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开始处理驻京军队各机关和下面大军区与军委的联系工作。”(6)

  军委办事组在1967年10月15日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说,“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7)根据军委办事组的报告,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初衷是“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8)

  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看守小组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队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吴法宪在会上讲了看守小组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完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交办的各项任务,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的文革方面具体工作,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革的联络工作。邱会作说:“虽说是‘具体工作’和‘联络’,但各单位什么事都报上来,因为他们没其他地方报,而我们又没别处去推,只好干起来,‘四人小组’成了‘军政府’。军委各机关在上面有了自己的‘衙门’,领导干部害怕全军文革,害怕造反派,害怕挨斗挨整的恐惧心理消除了,都敢站出来工作。从1967年4月初到7月底,延续了四个多月的军队‘无政府’状态结束了。”(9)

  由此可见,军委看守小组的成立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既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主张设立军委秘书长,也不是林彪主动出面要设立这么一个军委办事组。江青最早提出成立这么一个“小组”的目的是:“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林彪属意的则是防备江青把手伸进军队,利用全军文革小组干预军队事务。从军委看守小组的组成人员即可看出端倪,林彪完全排除了原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参与军委看守小组以及日后的军委办事组,林彪后来曾对黄永胜等人说:“去年(1967年)3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中央文革)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10)

  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军委办事组的正式成立是在1967年9月24日,是军委看守小组的延续。据军委办事组在10月15日的报告称:“9月24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1)

  吴法宪回忆说:“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12)

  邱会作回忆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总理亲自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吴同时又是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不久李天焕(杨成武倒台以后,李吃了安眠药,后被抢救过来)、刘锦平也参加了办事组。军委办事组就是在这样的时期组建的,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权威、有能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军委办事组第二天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正式宣布成立。军委办事组的成立使军队的文化革命开始了新的时期。对于办事组的成立,我没有听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办事组成员的意见,林彪也没有召集办事组开过什么会研究工作。一切听毛主席的,在总理领导下工作。”(13)

  吴法宪的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李作鹏当时并非军委办事组成员,李是在1968年3月份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才正式加入。邱会作的回忆则较为准确,1967年9月份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杨成武(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张秀川和邱会作。

  1968年6月11日,吴法宪在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七二〇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14)

  从以上情况来看,军委看守小组正式过渡到军委办事组,这是因为身为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到北京,军内需要一个较为正式的机构处理军内日常事务。从林彪的批示来看,林彪对此并不主动,而是“呈主席批示”,也正如邱会作所言“对于办事组的成立,我没有听到林彪有任何插手安排办事组成员的意见,林彪也没有召集办事组开过什么会研究工作。一切听毛主席的,在总理领导下工作。”

       三、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

  军委办事组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杨成武时期较短,从1967年9月到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为期仅仅半年;黄永胜时期则从1968年3月到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为期三年半。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杨余傅事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此处不赘。

  (一)“三支两军”的实施

  “三支两军”的工作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全称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毛泽东利用军队介入地方文革事宜的权宜手段,既可收到军队支持地方造反派之功效,使军队成为文革运动保驾护航的得力工具,亦可达成夺取被刘少奇等人“窃取”的权力,从而稳固自己因发动文革而造成全面混乱的局面。是一举多得办法。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三支两军”的工作已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以曲折的方式设法遏制造反运动。对于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夺权的造反派们,军委办事组不能公开反对,但却以地区特殊情况为由予以遏制。举例来说,新疆地区的文革在1967年初迅速发展,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特别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联。”除了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邱会作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王恩茂。王恩茂是最先进疆的干部之一,为新疆的建设和国防立下了功劳,文化革命首当其冲要被打倒。但是新疆的保守、造反两派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周恩来把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叫到北京开会,一谈就是几十天。我维护王恩茂、丁盛一派。周恩来内心有自己的倾向,但他很谨慎,完全支持王恩茂一派很困难,造反派要闹,中央文革也不许可,于是推出了赛福鼎,让他管事。把一个有影响的民族干部抬出来‘主政’,是毛主席常用的方法。我们这么办表面上很中立,实现了两派‘大联合’,实际上把造反派遏止了。赛福鼎与王恩茂并无根本的冲突,他在共产党里阅历不深,事情来了还是要听王恩茂他们的。后来因为赛福鼎能力有限、开展工作困难,黄永胜到军委办事组管事以后,调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革委会主任。”(15)这些措施对稳定新疆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坚决支持军队系统干部,使之成为对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度躲进大别山,甚至声称要武力对抗造反派。军委办事组就是看重许世友这一点,对许世友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邱会作说:“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反对造反派,受到军委办事组的支持。正是靠了这个,他才能与辖区内的上海帮抗衡,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其影响涵盖了华东,对稳定局势起了作用。”“许司令的成绩无疑是大的,他敢和江青支持的造反派斗,更是让我敬重。对于他的工作失误,当时有很多意见反映到北京来。在南京军区内部,许世友和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等老同志搞不来,要把张、王打成‘坏人’,矛盾一度激化。军区的清查工作,也发生了扩大化。怎么办?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许司令是反对华东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有了他,才遏止了上海造反派的扩张,使之屈居于一隅。这面‘旗帜’只能保。于是我代表中央军委出面做工作说服许世友,调张才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调王必成到昆明军区任司令员,都委以重任。为了维护许世友,他的一些私事也处理的得当。他的夫人原来在地方工作,调入军队,行政级别也提升了,事情是我们交代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办的。”(16)事实证明,军委办事组对许世友的支持,使许世友成为对抗上海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重要力量。

  第三、通过组织手段,将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文革之初最早起来造反夺权的有四个省: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刘格平、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黑龙江省的潘复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时,军委办事组的力量进入中央政治局,这几个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换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这几个省的第一把手。北京军区副司令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汪家道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等于变相地让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边缘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会作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三支两军’。”(17)

     第四、军委办事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作了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军队参与支工、支农、军训等工作。据统计:仅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九大召开,全军每月投入“三支两军”的人员均在9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每月95万多人。此外,为“支工”、“支农”,空军部队还派出飞机1976架次、海军出动舰船237艘。尽管随着九大的召开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全国混乱形势有所好转,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逐年减少,但至1972年正式取消“三支两军”前,全军进行“三支两军”的人员仍有27万人。在“支工”过程中,解放军在1967至1968年中,每年派出10余万人,深入厂矿、企业,宣传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和党的各项政策,要求广大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时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给予恢复生产的企业大力支持,抽调大批技术人员携带物资、车辆,直接参加许多重点工程建设,使许多厂矿企业逐步得以复工,使国家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得到继续建设和发展。另外,解放军还经常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进行突击装卸和运输,解决物资压车、压船、压港问题;并出动大批车、船、飞机等,抢运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不少战士甚至还顶替工人采煤、采矿等。经过“支工”,“文化大革命”之初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避免了工业生产建设遭受更大损失。解放军在“支农”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贡献最大。仅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的一个月时间中,“支农”部队即达73.9万余人。到第二季度时,每天“支农”的解放军人数,就达50万人以上;“支农”负责的县(市)达2072个、公社达2万多个。1968年一年,解放军共抽出116个团、119个营、2666个连、125个排、861个宣传队,进驻到1236个县(市)社队,进行定点“支农”。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年第二季度,用于“支农”的汽车即达2万余辆、各种机械800余台,马车3000余辆,出动劳力3000多万个,支援公社、农场达1.5万多个。当年半年时间内,人民解放军为“支农”还出动飞机718架次、舰船42艘。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普遍深入田间、地头、队组,与农民同学习、同劳动、同开会。经过与农村干部、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18)

  第五、军委办事组不仅为维护军队的稳定作了大量工作,还向周恩来推荐了不少军队干部,及时填补了国务院各部首长因文革运动下台或靠边站的空缺。邱会作说:“那时筹建的国务院业务组成了国务院最高办事机构,并很快恢复了国务院各机关、部委。恢复和重建机构容易,找办事的人就难了。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各部门需要人,请军队支援,要选调优秀的。你给我作个参谋,向我介绍,我定下来以后再告诉黄总长向他要人。’我看周恩来这么辛苦,应当为他分忧。我1959年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我是罗瑞卿、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班底里的人,可谓‘四朝元老’,‘人头’很熟悉。当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点名要人时,黄永胜叫了起来:‘哎呀!总理你可是把军队高级干部中的尖子都掐走了。’”(19)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很多来自军队,计有:南京军区军政委王良恩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后为部长)。沈阳军区副司令李震任公安部长;济南军区的李水清任一机部部长、李耀文任外交部副部长;广州军区的白相国任外贸部长;昆明军区的韦统泰任七机部长;总后营房部长伊文任燃化部长;总后物资部长范子喻任商业部长等等。邱会作说:“被打倒的老干部很难解放出来,解放一个副部长以上的人,要毛主席亲自批准才行,如要呈报,上海帮不但会阻拦,可能还会加害。最简捷可行的办法就是用军队干部。这正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解决了。”(20)军委办事组对周恩来的工作予以了最大的支持。

  (二)战备工作的实施

  由于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战备工作在1967年和1968年受到很大影响。从1969年起,中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这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时期军委办事组的主要工作有:中苏边境冲突导致的珍宝岛战斗、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部署,组建中央军委总预备队、加紧军工生产、成立各级防突击办公室等。

  1969年2月到3月之间,中苏边境发生争端,进而导致军事冲突,中苏双方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小仗。据吴法宪回忆“从1964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支。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人员。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21)3月2日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邱会作回忆说:“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我边防站是营建制,只有一个边防连和二十三军的一支训练小分队,无重火器。苏方是团建制,后援部队是一个师、一个炮团、一个坦克营。我军是于被动中突然应战,因沈阳军区平日战备训练好,我方很快就摆脱被动并给敌人以重创,缴获颇丰。”(22)中国方面利用珍宝岛战斗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全国掀起了加强战备和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高潮。

  珍宝岛战斗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毛泽东则认为中苏之间还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就多次予以强调。毛说: “苏联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满足,他们还要把东欧控制在他统治之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出兵捷克。各地反动派都要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苏联和我们有两千万公里国界,国境线这么长,有可能随时挑起战争。比如东北,新疆,都是我们接联地,要准备打仗。”(23)基于这一认识,中央军委确定了“三北”地区的防务,即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兰州军区原有的基础上,从外面调来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合并组建成一个新的野战军,再从湖南调来了四十七军。加上文化大革命初从山西奉调入陕西的二十一军,兰州军区有三个野战军、近二十万兵力的陆军战略力量了。(24)与此同时,成立军委战略总预备队。从南方抽调多支野战军沿太行山、京广线华北段、陇海线郑州两侧部署,便于快速反应北上。总预备队约占中国陆军五分之一。这一设想是林彪提出,由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具体组织完成。(25)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同日,军委命令,调陆军第43、47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43军于11月20日前进驻郑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47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26)

  对于军工生产,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27)按照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中央军委加快了军工生产。邱会作说:“针对苏军的作战和装备特点,研制、生产、装备了解放军大量新武器;增加物资准备,按毛主席的要求,准备了三百万军队打一年战争的军需、油料、弹药、医药等物资;充实军队人员。凡‘三支两军’离队人员的缺额,均予补足;部分生产师、欠员师转为满员师,进行严格训练。中央在准备,各地也在准备。如东北、西北、内蒙等地区,建立小基地,能在‘敌后’生产轻武器、子弹、手榴弹、炸药等。便于我军的小分队以我们擅长的游击战牵制敌人。”(28)

  为了防备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军队成立了各级防突袭的指挥机构。1969年9月22日,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总参报军委办事组和周恩来的报告称:一、向全国范围发出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可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大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二、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由统帅部直接发到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军一级部队。三、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必须建立昼夜值班制度,保证及时、准确地接收和发出警报。统帅部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设备,设在总参谋部作战部,警报信号由总参谋部统一规定。10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10月2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29)邱会作回忆说:“中央防突办公室由黄永胜亲自挂帅,各军区、军、师,特别是‘三北’地区部队成立了防突办公室和精悍的应变指挥班子,电台通讯、指挥线路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加强。”(30)

  9月20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委。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9月30日,林彪视察空军第34师所属的西郊机场。据称,林彪视察后即令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到其住处谈战备问题。林彪称: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日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31)由此可见林彪对于战备问题的高度重视。

  此外,中央军委对大军区、野战军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军委机关作了精简整编,军内机关也进行了整顿等等。这些都是军委办事组这段时期就战备一事做的主要工作。军委办事组还做了其他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可参见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该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另外,有关“战备一号令”的问题,已有林办秘书张云生和史学研究者迟泽厚予以详尽的论述,此处不赘。

 (三)国防工业建设

  1967年初,由于毛泽东号召全面夺权,全国各地都发生造反夺权运动,中国的国防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面对复杂棘手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国防工业企业实行军管。1967年3月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商量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3月28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4月26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时说:军管是过渡办法,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军管单位的革命和业务的最后决定权属军管会或军管小组。(32)1967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说:“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33)当时,粟裕大将出任军管会主任,解放军抽调上万名干部参加了军管。 

  为何周恩来急于将国防工业系统予以军管?邱会作会说:“周恩来自有他缜密的打算。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有些单位派干部去管,如小水泼大火,不但扑不灭,火反而更旺,派去的干部也很快被牵进去倒台了。粟裕的卓著战功,不亚于有的元帅。王树声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声望很高。在毛主席心目中,他们是有历史地位的‘山头’代表人物,何况他们早就离开第一线实际工作,没有什么‘刘邓反动路线’的小辫子可以揪。他们坐镇国防工业系统,不可能被轰倒。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对国防工业求稳、不要再乱、能维持生产是周恩来的指导思想。”“周恩来还另有一个意思,国防工业交由军队管,受乱的干扰会少得多。周恩来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国防工业由军委总部、海、空军分管;第二步,由中央军委实行统一管理。”(34)通过军事管制,国防工业企业大都保持了稳定,没有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军工生产未曾停滞,不仅保障了对外军事援助任务,军队自身的装备也有所提高,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国防工业系统脱离国务院,统一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为了保证军工生产的正常进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9年12月20日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任组长。(35)林彪为此专门与邱会作谈话。林彪说:“准备打仗,除了思想认识之外主要是指挥员、兵员、物质条件三个方面。毛主席是最会打仗的人,我们有很多有经验的指挥员。在这方面我们是军事强国。战争打起来,最难办的是兵源,没有国家能比得过我们。现代战争,物质力量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作用,我们最困难的是这条。如果把国防工业抓上去了,我们就不怕打仗,甚至使得仗有打不起来的可能。我们有了力量,别人就不敢来欺负我们。”林彪还说:“国防工业要抓住两头,‘常规’和‘尖端’。各种武器都有‘尖端’,即使步枪也有。尖端武器的概念应当是两条:一是火力强,二是适用。火炮打坦克,火力强,但战场上不一定都适用。如果有步枪枪榴弹那样的武器也能打坦克,就是步兵的‘尖端武器’了。科研一定要抓紧,它是‘慢工细活’,要像唐僧取经那样坚持不懈,总有一天可以成功地到‘西天’。”林彪特别叮嘱邱会作说:“你有三个军职: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国防工业领导组长,个个都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国防工业组长。你要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这上,要像你当初到总后那样,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抓出成绩来。现在大敌当前,你要不辜负主席和全党全军对你的期望。”(36)
在军委办事组的领导下,那几年国防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第一,恢复生产。1969年国防工业率先恢复,1970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那两年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很大程度上是国防工业拉动的。第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机构。国防工业在各省市本无机构,这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三级领导机构:一是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二是大军区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对本大区的实行检查督促领导;三是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对国防工业工厂实行双重领导。第三,制定了发展规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我国现实国力,提出了“四五”期间(1971至1975年)国防工业发展规划。要在“四五”期末力争达到年产五百个步兵师常规装备的能力,坦克要达到五千辆;飞机要达到三千五百架;舰船要达到二十五万吨;炸药和配套物品,如通讯、车辆等的生产能满足需要。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还规划了“动员生产能力”,即一旦战争爆发,最大限度地动员军工和民用工业开足马力的产量。此外,还把步兵武器、火炮、坦克原有的研究院所集中合并,组建了兵器科学研究院,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对常规兵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37)

    经过中苏珍宝岛战斗,中国军方发现了自己与苏方在武器方面的差距,中央政治局甚至为此专门讨论,要给军队增加反坦克的新式装备。部队装备了新型大口径无后坐力炮,新研制专门对付坦克的100毫米无后坐力炮还可以装在吉普车上,提高机动性和攻击突然性。对原来装备陆军步兵连队的火箭筒给予改进,配上大威力的新式反坦克火箭弹。此外,在全国还搞了坦克大会战,几乎把中国最好的冶金、机械、电子等新技术都采用上了,完成了新式坦克的定型和批量生产。新式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也投产了。海军方面,除了优先制造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外,核潜艇的研制也更上一层楼。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岸上总试车时出现问题,一些人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而产生畏难情绪。但是林彪却坚持要搞。林彪说就是架着劈柴烧也要搞出来。(38)空军方面,中国自行设计了“强歼六”,可用于低空飞行支援地面部队,还可以打坦克。1969年7月“歼八”型战斗机也飞上了天。此外,中型运输机和直升机也研制出来,并扩大生产。(39)

  另据李作鹏回忆,1967年,新型猎潜艇批量制造,1968年代号053工程的导弹护卫舰开始研制,1969年5月常规动力潜艇开始批量制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号051工程的导弹驱逐舰开始试航。同时大型海洋调查船等纷纷下水或开工制造。林彪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要建造大型远航登陆艇,要成立海军陆战师。(40)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在文革期间并未停滞,而是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1966年5月9日中国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所有这些成就与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军委办事组还有其他几项重要的工作,如对外军援和组建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对外军援主要是针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具体情况可参看程光《心灵的对话》有关章节。此处不赘。

  四、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从合作共事到抵制、斗争

  军委办事组与江青文革极左派的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杨成武时期主要是合作共事,到了黄永胜时期则逐渐转变为抵制、斗争。有学者认为,由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积极支持了文革,故毛泽东才将军队的大权交给他们。因而,林彪等人与江青的矛盾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未能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

  (1)杨成武时期

  杨成武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是在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之后。那时的杨成武正在军中当红,是军内仅次于林彪的代表人物。此时,杨成武不仅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而且还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与江青关系甚好。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共事,对江青予取予求。

  吴法宪回忆说:“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41)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回忆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主席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42)邱还说:“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43)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经周恩来批准,杨成武交代吴法宪派飞机,将上海方面收集到的江青的材料带回北京销毁,同时还将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地区负责公安的领导人抓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44)  

  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党史纲要”,即“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处抽掉了30多个“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杨成武亲自挂帅,甚至将自己的女儿杨毅从空军报社调到该写作组。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成武“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写作班子解散,人员全部遣散回原单位。(45)一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闹剧草草收场。 

  此外,江青为了拉拢杨成武和军委办事组,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搞来的有关周恩来“变节”资料--“伍豪启事”通知杨成武和吴法宪。吴法宪回忆说:“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明的‘伍豪启事’。”(46)江青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杨成武和军委办事组跟她走,而非周恩来。

  杨成武主持搞的“红太阳”展览也是为了突出江青。据邱会作回忆,“《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有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也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和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张秀川协助办具体工作。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张秀川陪我去看过一次。我看后向张秀川说了:‘这个展览,是有杨代总长特色的,总觉得以后会有些麻烦。’”(47)

  杨成武之所以与江青关系密切,是因为杨成武意识到江青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对于邱会作对“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的疑虑,杨成武特别与邱谈了话,杨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这些事(指搞党史、办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此外,杨还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军委办事组除办军队的事之外,还要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等交给的各种事情,其中有的是最为重要的大事情!二是军委办事组同罗瑞卿的军委办公会议是不同的。办公会议是在军委常委领导下的办事结构,办事组则是代表军委常委工作的;三是我们军委办事组不要把自己的各种范围搞窄了,我们应当立脚军队,面对全党、全国。(48)从杨成武的这番表态可以看出,杨成武紧跟江青的真实态度。总的来看,杨成武对江青毕恭毕敬,有求必应,这一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共事。

  (2)黄永胜时期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与其前任杨成武颇有不同,除了全力抓紧战备工作,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有了根本的转变。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关系从杨成武时期的合作共事逐渐演变为抵制和斗争。

  为何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有了如此明显的变化?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林彪的态度。就在军委办事组改组后不久,林彪与军委办事组成员谈话,林彪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面对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支持江青等人的活动,林彪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江青)进来搞乱。”(49)第二个因素就是黄永胜本人的军人气质和刚直不阿。文革初期江青指挥的造反派到处揪斗各级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特别是对军队高级干部的武斗更是激起了民愤和众怒。军队的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请毛主持公道,为何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把高级干部往死里整。黄永胜更是直接点了江青的名。黄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黄永胜公开说出了众人不敢说的心里话。(50)黄永胜晚年时说:“我到北京以前,杨成武对江青也是怕,一开会,从来没有人敢顶她。我可不管她,我是军人,她又不是我的上级,我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她不对我就顶她。”(51)

  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和斗争,首先是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认识,军委办事组内部对此统一了认识,达成了一致。邱会作回忆说:“从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三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时,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内部公开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此外,遇到与李、邱有关的问题,黄、吴也会“分别谈话”,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九大之后,黄吴李邱更是敞开心扉。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邱会作说:“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上六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52)军委办事组在对待江青等文革极左派认识问题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全力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抵制江青等人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九大后中央新的政治局组成,林彪特别对军委办事组强调:“政治局工作要以总理为核心。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别的人(江青)的话不能听,不能受她干扰。”林彪甚至说:“你们要把总理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一定要照办。”(53)正是有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可以大胆、主动地处理日常工作。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即便是天大的事,哪怕拖在那里误党误国,也只好放着。别人提一句与江青不同的意见,她要反驳十句,恶语伤人是经常的。……‘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他很尊重大家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如果江青提出异议或纠缠,周恩来照样继续主持讨论其他的事,把她客气地‘晾’在一边。”(54)从1969年的九大到1971年“913事件”这段时期,周恩来执政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起色,江青等人对中央政局的干扰相对减少很多。(55)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合作,成功地抵制了中央文革小组,使其最终寿终正寝。九大前江青曾多次要求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存在,实际上就是要继续在中央碰头会上把持中央权力。但是毛泽东出于全盘考量,没有对此表态支持,而林彪、周恩来对此心照不宣。故中共九大未对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两年多来行使中央职权予以追认。九大后江青还想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下发文件,结果被陈伯达这个名义上的组长予以阻止。陈伯达说:“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56)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无疾而终。江青、张春桥等为了使其死灰复燃,在1969年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小组”,统一管理党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叶群提醒周恩来说:“总理呀,他们提出的不是什么‘设想’,是‘套’。总理要提防!”邱会作则建议说:“我看不要搞什么‘中央工作小组’,可以成立个专门管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小组。能否叫‘组织宣传小组’,名字看起来大,但还是在他们已经管起来的具体工作之中。”周恩来表示同意。(57)此事一拖一年多,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才给康生、张春桥等人以机会,11月6日该小组才正式成立。

  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等人对军队的渗透。文革初起阶段,全军文革小组频繁换人,相关高层领导不是下台就是被打倒,如刘志坚、肖华、徐向前等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都不是江青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不能全力贯彻江青的意图。因此,如何控制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成为江青的一个主要目标。由于林彪的抵制,全军文革小组在徐向前离职后销声匿迹。江青开始盯上总政这个军内重要的机构。1966年江青就想让文革小组的关锋出任总政副主任,林彪知道江青的意图后,将任命压了下来,直至作废。1970年春江青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吴法宪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叶群,林彪随即去毛泽东处,提议李德生任总政主任,得到毛的首肯。军委任命很快公布,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对军队的渗透。(58)

  军委办事组全力维护周恩来,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挑衅。江青意图干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企图一直难以得逞,故换了另一种办法。从1969年冬天到1970年夏,江青曾四次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集中攻击、诋毁周恩来。江青说,周恩来历史上错误很多,在中央苏区犯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搞垮了红军,被迫长征,没几年又和王明本人一块儿,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深入敌后,反对新四军东进北上,引发了“皖南事变”,几乎毁了新四军。解放后搞经济建设,搞了个“马鞍”形。江青还诽谤周恩来的人格,说他见风使舵、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而忙个不停,搞了一个班(十个人)的秘书班子一天到晚地瞎忙,遭到主席严厉的批评……。对于江青的言论,黄永胜当场表态说:“我们知道的,主席同总理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不认为主席和总理之间有什么问题。江青同志,今天谈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59)事后黄吴李邱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很生气,当场要黄永胜、吴法宪向毛泽东报告,邱会作则及时向周恩来通报。对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支持,周恩来对此感激不尽。

  有关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与江青斗争的事情还有很多,诸如“李必达事件”,“温玉成事件”等,此处不赘。正如邱会作所言:林彪反对江青的态度是一贯的,“九大”后他曾向我们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60)

  (3)军人从政--军委办事组进入中央政治局

  国内的党史教材在论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时,作了如此评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61)。另一本教材则说:“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虽然部分实现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但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62)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黄吴李邱等人进入政治局是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而搞的阴谋诡计,乃至他们最终要跟随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夺取最高权力。  

  在文革发动之际的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最后补选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三位是军队代表: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这意味着毛泽东有意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军队代表在政治局中的比例,使之成为自己推行文革路线的可靠保障。然而,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运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几位老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令毛泽东失望,毛泽东干脆将这些政治局元老们不明不白地驱离中央政治舞台。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势力如日中天,全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全面内战夺权”的指示精神。这一时期军人参与中央碰头会的只有杨成武和吴法宪,而杨成武又经常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乃至军人在中央碰头会里的力量降低,仅仅成为贯彻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指示的执行者。

  但是由于“三支两军”工作的展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军人主导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搞“大联合”、“三结合”,各省的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军人参政并非出于他们的主观愿望,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毛泽东的主导和周恩来的部署下从事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工作。而军委办事组则是接过了军中老帅们的衣钵,负责处理军队日常事务性工作。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63)显然,毛泽东与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和满意的。

  虽然军委常委会议并未明言取消,但事实上,军委办事组已成为军队的核心领导部门,虽然它不具备以前军委常委会议的名义,但却实际上起到领导军队的作用,并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批准和信任。正如亲身参与军委办事组工作的邱会作所言:“到了彼时,以杨成武为首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已远远不是刚接过叶剑英的班时只囿于军内工作的机构了。全国许多省如广东、内蒙、甘肃等都实行了军管,军管会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前的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上百万以上的军队干部战士进行着‘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人开始在中国政府和各级政权中担任要职,而他们的‘指挥部’就是履行完了党中央组织手续的中央军委办事组。”(64) 由此可以看出,军人执政是那段历史时期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么到了中共九大,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入政治局全面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中共九大刚闭幕,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受毛泽东、林彪委托负责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召集人,康生显然是江青一系的代表,而黄永胜则是军方的代表,突显了军委办事组的作用。经过几轮协商,政治局委员名单终于拟定,并报毛泽东、林彪批准。这份名单上的候选人均毫无悬念地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份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从政治局成员的组成来看,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者除温玉成外都进入了政治局,其他人如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董必武皆已靠边站,不参与政事,纯属挂个政治局委员头衔,日后真正参与中央日常工作者主要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还有个别老干部,如李先念。邱会作说:“在中央的决策圈子里,除了毛主席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拥护者、执行者。在毛泽东时代,谁也提不出超过毛泽东的见解,不管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你提不出问题来。也没有人有这样的胆量提,包括林彪在内。”“从提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过程看,没有一个人是毛主席亲自提名的,他只是‘建议’了纪登奎、李德生。但是25人中没有一个不是他认可和批准的。我可以说,毛主席生前,任何人当政治局委员,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那是不可能的事,甚至是不可想象的。”(65)

  事实证明,军委办事组是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已经不仅仅负责军队的日常工作,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实际上是“二月逆流”后离开中央工作的军队老干部们的延续。他们进入中央政治局绝非是加入了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而是形势使然,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协助周恩来承担起繁重的中央工作,维系国家的正常运作。正如邱会作所言:“比起革命的元老前辈,我惭愧不如,比起上海帮那些家伙,我心安理得。况且名单中像我这样或高或低一些资格的人不少,都是几十年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中侥幸活到今天的人的代表。革命生涯,几经周折,正好那时我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不是我,正在军委主要领导岗位上有我这种经历和资格的别的人,也会在名单之中。”(66)此言诚不虚也。

  五、庐山会议与军委办事组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标示着中央高层内部抵制文革极左派的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的失利,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势力在党内重新占据了上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

  (1)庐山会议斗争的前哨战

  在庐山会议前,军委办事组曾与张春桥就“八一”社论稿和宪法修改草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实际上成为庐山会议斗争的前哨战。

  1970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稿,张春桥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提法作了修改,在“林副主席”之前加上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虽然只是一处小小的修改,似乎并不起眼,但实际上却别有一番深意隐含其中,那就是“解放军不是仅仅在林彪的指挥下,更主要的是要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陈伯达对于这个修改持不同意见,认为应该按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办,张春桥则主张按着他的新提法写,互不相让。连康生都认为新的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对此周恩来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在7月29日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讨论过了,他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暂时“平息”了双方的争论。(67)

  1970年8月,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对二处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一是“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二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都是过去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8月13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还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以为这下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吴还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68)  

  有关宪法修改草案的激烈争论,邱会作回忆说:“以后再审议这一条时,陈伯达来了一个‘动作’,把参加宪法审查修改小组的两个工作人员带到会上并叫他们发言,那两个人说:‘我们从第一稿就写上了‘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的字句,被删去了。第二稿、第三稿我们还是写上,又被删去了。到了第四稿,我们再没有胆量往上写了。’他们展示了张春桥删去这几句话的原稿影印件。张春桥不得不说:‘宪法文字要简练。我负责主持起草,对稿子有修改的权力和责任。’吴法宪发火了,拍桌子骂了张春桥。陈伯达、康生一看讨论变成了这个样子,谁也不表态,决定把矛盾上交给周恩来,报政治局讨论。”(69)吴法宪事后很快就得到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和林彪的支持。因此,军委办事组准备在下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干一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8月15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却十分平静,有关宪法修改问题可能的争吵并没有发生,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已经写进了宪法草案中。会议结束后,吴法宪电话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70) 

  “八一”社论稿和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看似小事情,但是却反映出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对中央政治格局的不满,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他们才能获取更多的权力,才能将文革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江青向周恩来的挑衅未能奏效,而张春桥则换了一副手法向林彪挑衅,期望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2)“设国家主席”问题与军委办事组

  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途中给林彪钦定的一项罪名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军委办事组参与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工作,对此知之甚详,他们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历史问题。

  1970年3月上旬,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其中特别提到了国家主席的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有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随后汪东兴请军委办事组诸人去汪家闲聊,汪再次说起毛泽东的话“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说者和听者都很兴奋,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71)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作鹏也说:“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原话是:‘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72) 邱会作对此也有相同的回忆。(73)

  5月17日军委办事组到林彪处汇报工作,期间谈及毛泽东说起过“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场表态说:“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74)邱会作也回忆说:“记得大约1970年5月初,我们向林彪汇报过工作,谈到了设国家主席,他明确地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才名正言顺。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只能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今后你们别在我这说这个事。他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如设副主席他也不当。”(75)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并未坚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出任,林彪只是按照宪法修改草案的口径提出毛泽东是“无产阶级专政元首”。综观军委办事组诸人在会议上各小组的发言,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要求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情节。在会议上最积极要求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是汪东兴。邱会作说:“汪东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积极,他是从北京一直说到庐山上的,从来没有停过嘴嘛!凡是他认为有必要说的人,他都说到了。他对程世清说的,也对吴法宪说了。”(76)汪东兴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说“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李作鹏当时就感到奇怪。李作鹏说“汪东兴的发言,我当时就很反感。我在参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愿担任国家主席,林彪也两次申明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过在宪法中国家主席的决议,林彪的开幕式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汪东兴处于什么想法、什么目的,在中央全会上突然又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呢?当时我真是不理解。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分,他的讲话迷惑误导了一大批参会的中委。”(77)

  可以说,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事项与军委办事组无关,军委办事组并非中央决策层,无论是在庐山会议之前还是会议期间基本上未曾卷入。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已经了解了毛泽东和林彪的想法,因此他们在会上并未提出或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宪法修改草案中的有关“国家主席”条款在当时也仅仅是备用而已,(78)是否正式写进宪法修改案端看毛泽东的态度和会议最后的决定。真正煽风点火,大力主张设国家主席者实为汪东兴而已。

  (3)庐山会议上“批张”与军委办事组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张春桥的讲话,除了讲话中颂扬毛泽东外,林彪特别指出“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林彪讲话中提到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就是针对张春桥在政治局宪法修正案讨论一事上的表现。局外人对此当然是不了解的,但是参加过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人都清楚林彪讲话针对的是何人。

  然而,林彪这番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军委办事组事先并不知道,而是在林彪讲话后由叶群向他们打了招呼。吴法宪回忆说,叶群在会前曾明确告诉过吴林彪不讲话。(79)邱会作说:“开幕式结束后,主席台上的政治局常委先离开,然后大家再向外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我稍等了一会儿,因为主席台有个后门,出去方便。陈伯达留在主席台上等我们一起走。叶群刚走上主席台,用神秘的样子说了一句:‘林总讲话里指的人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就算是给我们通气了吧!”(80)李作鹏的回忆也证实叶群会后悄悄通告说“林彪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临时准备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81)。由此可见,除叶群外军委办事组几人没有想到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因此也绝不可能事先预谋“倒张”的活动。

  此时的汪东兴在会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关问题的论述可参看笔者《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82)李作鹏对此回忆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则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点了一把‘有人’反对‘三个副词’的火,而汪东兴的发言,除在陈伯达发言的基础上‘借火泼油’外,则更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另点了一把与林彪讲话毫无关系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火。两把火在华北组烧了起来。”(83)当陈伯达临时拼凑了几条马恩列论天才语录时,汪东兴利用其掌握中央办公厅的职权,及时打印出二十份,分发给军委办事组诸人作为批判张春桥的理论武器,还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与此同时,汪东兴还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时发言表态,并鼓动各自所在的小组的其他人也发言。汪特别强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汪东兴几乎每逢熟人就如此鼓动。(84)叶群也找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要大家向各组他人通气,拥护林彪讲话,但是不要点名。林彪也找了吴法宪特别叮嘱不要“点名”,尤其不要涉及康生。(85)

  军委办事组诸人在各分组讨论时大致按照这一口径发言,李作鹏、邱会作的发言都很温和,笼统地表态对林彪讲话的支持。吴法宪是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时发生激烈争论,故吴的发言较为突出,吴说:“对宪法中到底怎么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在认识上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宪法,这是全国三十二个单位一致的意见,如不写,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关于这个问题,宪法是本来没有写,是讨论中题外的问题,可是有人却借这个机会进行贬低。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86)

  军委办事组虽然在会议开始前并不知道林彪发起对张春桥的批评,但是随着会议的展开,军委办事组多少有些被动地参与了这场“倒张”活动。当与会者知悉林彪讲话所指时,群情激愤,声讨张春桥之声不绝于耳,包括许多中央的老干部如陈毅、陈云、李先念、聂荣臻等都积极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张春桥几临灭顶之灾。华北组二号简报犹如一发重磅炸弹,掀起了批张的高潮。邱会作对此有很精辟的评论“那时在庐山上,根本不是党内讨论问题,研究对‘毛泽东思想’加不加上‘天才’的定语;探讨《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而是中央内部的军队派在没有得到毛主席的许可下,要对文革派来一次打击。我在那个政治环境里,不管个人的主观意志如何,都要被卷了进去。”(87)

  (4)庐山会议后期的军委办事组

  面对会议上一片讨伐张春桥之声,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到毛泽东住处“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并责令陈伯达作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文革以来第二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将陈伯达抛出来予以打倒。由于毛泽东的激烈反弹,庐山会议的倒张活动功亏一篑。庐山会议形势逆转,重现了当年“二月逆流”时的情景,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们弹冠相庆,喜气洋洋,而军队老干部们则被迫灰溜溜地作检讨。毛泽东维护张春桥等人的事实给林彪等一干老干部们深深地上了一课,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站在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一边的。

  军委办事组此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下面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林彪、周恩来保吴法宪过关。8月28日周恩来找了吴法宪,要求吴写一份检讨并嘱咐吴法宪:“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与此同时,林彪也直接站出来保护吴法宪。27日晚,周恩来、康生去林彪处汇报军委办事组的情况,当康生提及“吴法宪造谣”时,林彪不客气地对康生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当吴法宪向林彪表示要写检讨时,林彪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88)有了林彪的态度,周恩来直接了当地告诫吴法宪:“你现在考虑的是怎样处理好这件事。我现在说三条:第一、你不要再承认说了假话;第二、那两个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存在我这里不转出;第三、我找机会在小组会上以适当的话说明一下这件事。你今后一言一语都要特别慎重!”随后在第二天周恩来到会议的东北组作了长篇发言,“大意是:一个人说话说的真实与否,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要凭个人的主观判断去下断语。说话与写文章不同,写文章时可以对字句反复斟酌,错了的可以改过来。但是说话说错了个别句话是可能的,但却很难立即改过来。我们总不能把别人无意中说错了个别句话,统统都指责是说了假话,这会闭塞言路和伤害团结。”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帮助吴法宪逐字逐句地修改检讨,煞费苦心。针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及时向军委办事组诸人“交底”,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做了一次较长的谈话,谈了三个问题:1、毛主席认为主要是陈伯达的问题,他欺骗了不少人。吴法宪有错误,但和陈伯达不同,对陈要批判,吴要作好自我批评。2、毛主席要“和为贵”,问题在山上处理好,不带下山。3、吴法宪检讨思想境界要高,不要过多地解释,内容上不要和林副主席的讲话扯在一起,不要和陈伯达混在一起,不要把别人拉进自己检讨中去。”(89)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拿下吴法宪的名字,吴法宪暂时过了关。
  
  第二、黄永胜拒绝毛泽东“反戈一击”的要求。8月29日上午,黄永胜被毛泽东紧急招上了庐山。据邱会作回忆,黄永胜刚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那去了。毛主席一见面就问,“到庐山上来紧张吗?”黄答,“很受教育。”毛主席对他似是而非的回答非常不满,生气地说,“对人家搞突然袭击,整手无寸铁的人,还那样厉害!”黄辩解,“我们对他们确实有意见,过去我没有及时向主席说清楚,我应当负责任!”毛主席说,“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子!”“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骄傲自大,没有四方面军的干部谨慎,没有四方面军的干部好。”黄永胜知道毛主席是让他揭“盖子”,但他不敢说什么,只是承认对原来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有看法。(90)黄永胜自己回忆说:“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他大概是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后面跑……那不可能!”(91)黄永胜无愧于军人性格,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此番话掷地有声!

  从毛泽东拉黄永胜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是希望黄永胜能反戈一击,站到自己一边揭发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甚至包括林彪。但是黄永胜犹如1959年被毛泽东召上庐山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当年黄克诚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不仅没有揭发、批判彭德怀,反而在很多地方与彭德怀看法一致,结果毛泽东将黄克诚也一举打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人物。这次黄永胜上山实际上仍然站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一边,不愿向文革极左派低头。而此时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已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随时会被毛泽东拿下,甚至打倒。邱会作还意识到,毛泽东将没有参加全会前期的黄永胜也归入“军事俱乐部”,甚至还是个“头”,这就是暗指了以前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的那几档子事(包括李必达揭发的诽谤江青和中央文革),看样子毛泽东可能要对军委办事组算总账了。(92) 

  庐山会议由于倒张风波最后草草收场。军委办事组几人在九江机场送别林彪时,林彪坦然地说了几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93)庐山真是解放军的灾难之地,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都栽在了庐山会议上。林彪此言后来竟然一语成谶,一年后果真成了“彭德怀第二”。
  
  六、林彪事件中的军委办事组

  (1)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力争主动的措施

  庐山会议结束后,几位中央常委在毛泽东处开了会,毛泽东表示:“事情到此为止,只在山上,不许带到山下。回去以后,政治局开一个民主生活会,作些自我批评,抓好团结。” (94)为了尽快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军委办事组多次找周恩来,要求尽快召开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但是都被江青等人以各种理由推托,其中“康生病了无法与会”是他们最佳的借口。

  为了争取主动,军委办事组采取了以下措施:1、认清当前的局势,内部统一思想。庐山上的斗争由于毛泽东全力维护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态度,军委办事组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要想求得早日解脱,就不得不在民主生活会上认真作检讨,不再得罪江青一伙人,以便争取主动。2、军委办事组诸人去钓鱼台八号楼看望正在生病的康生,以表达对他的尊敬。然而康生却拒绝见面。(95)3、向毛泽东写检讨,争取毛泽东的宽恕和原谅。1970年国庆节前夕林彪与毛泽东谈话后找吴法宪,谈及林在毛处对吴的力保,并同意吴法宪也向毛泽东主动汇报工作,作个自我批评。吴法宪为此求见毛泽东不果,于是自己写了篇检讨送毛。叶群此时也向毛泽东写了检讨。4、军委办事组认识到不能指望政治局召开生活会以解决争端和矛盾,必须自己来争取主动,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军委办事组于是在全军开展批判“天才论”的学习运动,造了不少声势。这也是军委办事组试图与陈伯达划清界限的重要措施。(96)5、军委办事组建议林彪主动与毛泽东联络,表态认错。邱会作回忆说:“林彪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从北戴河回北京住,9月28日他刚下飞机就去看毛主席,这是庐山会议以后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林彪一见到毛主席就自我批评说:‘我还没有回家就先来看主席。庐山会议过了快一个月了,当时我缺乏应有的谨慎,讲了些欠妥的话,结果在房间里划了根火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主席很关心,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毛主席说:‘擦根火柴是烧不着房子的,因为目的不在于烧房子。我每个月都要擦一盒火柴,除了抽烟,什么也没烧过。对问题反复思考是对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说话了。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这些年好些了,我们要注意发扬敢说话的好作风。’毛主席和林彪谈得很好,告别时亲自送客到门口,这是不多见的。”毛对林彪的“认错”是高兴的。此外,林彪还注意多向毛送部队和战备方面的有关资料。此后毛泽东又找叶群谈话,据邱会作回忆:毛主席对叶群讲,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最近,除了战备以外没有什么大的事了,陈伯达的问题(从此不说是庐山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97)

  然而,军委办事组力争主动的措施并未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他们马上面临了下一波的清算斗争。

  (2)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批陈整风汇报会

  庐山会议打倒了党内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陈伯达过往所做的一切都要被清算和批判。驻扎在保定地区的38军军写了一份《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该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38军的这份揭发材料显然是言过其实,不过都是些欲加之罪而已,但是却成为毛泽东砸向军委办事组的一块石头,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毛泽东发出了解决华北地区问题的指示,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在12月22日召开华北会议。

  与华北地区军政事宜没有任何关系的江青竟然到会讲话,大分贝地拉高批判力度,上纲上线。江青信口开河地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98)1971年初,毛泽东看到华北会议在舆论方面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应该着手组织上的处理了。1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将陈伯达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有托派重大嫌疑”、“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等等。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同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总的说来,38军的报告不过就是一个打击陈伯达借口,陈伯达已然倒台,是个“死老虎”,毛泽东通过批判陈伯达,达到了改组华北地区军队系统的目的,目的还是敲山震虎,警示军委办事组,并以此影射到林彪。

  华北会议之后,军委办事组马上面临了下一个问题,即如何向军队内部传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我的一点意见》和批判陈伯达事宜。为此,军委办事组专门请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就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全军都要好好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个模范。主席说,三十八军无忧无虑,写出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办事组的几个人有忧有虑,总是写不出有思想的报告。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99)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143人参加的座谈会。 然而就在此时,军委办事组内部意见不统一。换句话说,军委办事组既要批判陈伯达,又不能牵连到林彪、叶群,同时还要让毛泽东满意。这实在令人进退维谷。黄永胜则提出,军委办事组要不要作检讨,要请示毛泽东定夺。1月8日,汪东兴传来了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作检讨。”(100)汪东兴传来的这个毛泽东指示,显然与毛泽东内心处理庐山会议问题的宗旨不符。然而,军委办事组一些人对此虽有疑虑,但对这份传达又不能质疑,这毕竟不是当面听到毛泽东的指示。由此,军委办事组在会议期间谈工作多,批判陈伯达少,而批判陈伯达时也是放空炮者多,实际自我批评者少。

  对于军委座谈会的进展状况,毛泽东深感不满,终于在2月19日发泄出来。毛泽东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的信上的措辞严厉地批示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其实,毛泽东的批示真实含义并非指军委办事组没有批判陈伯达,而是指责军委办事组没有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对此,黄永胜紧急召集了各小组长和各总部、军种兵种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严厉批评,黄吴李邱都做了初步的检讨。会议结束后,军委办事组连夜向毛主席先写个简捷的检讨报告。检讨报告说“我们今天专门开会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主席对我们的重要批评完全正确,这是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教育,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我们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搞好全军的‘批陈整风’。我们已将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向正在开会的各总部、各军种作了传达,要求他们首先切实抓好‘批陈’,坚决把反党分子陈伯达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理论上批深搞臭,彻底肃清其流毒,提高全军阶级斗争个路线斗争的觉悟。”(101)针对军委办事组的检讨,毛泽东意犹未满地批示曰:“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军委办事组不得不作深刻的检讨。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组立刻着手整风,以批评黄永胜、吴法宪为主,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2月28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递交了检讨报告。该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102)对于军委办事组的检讨报告,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曰:“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几人检讨作的批示使事情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但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却是不肯善罢干休,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是他们搞文革运动最大的障碍,是与他们完全对立的政治势力,如果这次不能趁机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扳倒,将来恐怕就更困难、更没有机会了。于是在1971年3月的上旬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批示时,张春桥突然提出应该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解决庐山问题。(103)毛泽东也同意了召开这个会议。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谈话,周恩来和康生陪同。毛泽东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内容主要是‘批陈整风’,你们之中一些同志以发言者的姿态做点自我批评。会议名义上是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自我批评创造条件。”同时毛还要周恩来带黄吴李邱几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事宜。(104)当周恩来携军委办事组从北戴河林彪处回京后,毛再次接见,并作了长篇谈话。最后毛数次表示“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里都处理完了。”(105)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共99人参与了会议。这个会议名为“批陈整风汇报会”,实际上是一个军委办事组诸人作检讨以及给他们几人作组织结论的会议。1971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作总结讲话,该讲话称: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从华北会议到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段期间,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采取了严厉和怀柔的两手政策,又打又拉。严厉的方面:毛泽东利用38军的报告,先将与军委办事组没有什么关系的李雪峰、郑维山打倒,再在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上作批示,声色俱厉,严词批评他们批陈不痛不痒,同时让江青、毛远新等人出面攻击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了“未遂政变”,搞得军委办事组诸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安,不得不搜肠刮肚深刻检讨。怀柔的方面:当毛泽东看到所有这些手段对林彪丝毫不起作用时,毛不得不换上另一副面孔,让周恩来带领军委办事组几人向林彪汇报工作,再向军委办事组诸人表示“问题已全部解决”,可是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给军委办事组诸人作了政治结论。事实上,与其说这是给军委办事组作的政治结论,还不如说是给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张一事作政治结论更贴切。在整个文革期间,因抵制、反对了文革极左派江青等人而被中共中央作了正式的组织结论者,惟有军委办事组。这个由中共中央给军委办事组所作的“组织结论”,无疑是军队干部们抵制、反对文革极左派的一个铁证,是黄吴李邱为代表的军队干部们在文革当中的光辉的一页。正如邱会作所言:“中央给我们几个人作了书面组织结论,是对我们的沉重政治打击,是上海帮的很大胜利。但是,它又为我们反对‘四人帮’留下了铁证,是我们的光荣!其实那时我心中就没有‘不光彩’的感觉。我们反对康生、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稳定,也就没有国家的稳定。解放军不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他们就会夺取更大的权力。并不是我们个人有多么高明,去反对他们那伙人,当时任何一个处在军队领导岗位上有良知的人都会那么做,有着历史的必然性。”(106)

  (3)“913事件”与军委办事组

  1971年发生的“913事件”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军委办事组除邱会作外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所卷入,中共后来罗织罪名,将黄吴李邱定为“林彪死党”予以打倒,故有必要对每个人分别予以论述。

  (一)黄永胜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南巡,所到之处皆召见当地党政军干部大讲党内路线斗争史,并将矛头对准了林彪。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在9月初传到北京,是华国锋向周恩来作的报告。周恩来由此知悉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斗争仍然耿耿于怀。为此周恩来特别找黄永胜谈了一次话。据邱会作回忆,周恩来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大致是:

  周恩来说,主席又提出了庐山会议问题,说还没有了结,需要讲清楚。庐山会议到现在一年多了,有的人总是不讲话是不行的……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在庐山上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讲几句,事情在山上就会处理得更好。今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副主席要是能说几句话,今天主席可能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过去就想向林副主席提个建议,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口。你们是否可以向他转达我这个意思。(107)

由此可见,黄永胜对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是比较了解的。黄永胜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将毛南巡讲话内容转告给身在北戴河的叶群和林彪,目的也是希望林彪能出来说句话,作个检讨,或者对军委办事组批评几句,求得毛泽东的宽容和谅解。

  据舒云的访谈,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含饴弄孙。晚上8点黄乘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例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108)晚上10点多种,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电话,知悉北戴河发生了状况。政治局会议因此暂停,黄永胜当晚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二)吴法宪

  9月12日中午,吴法宪和夫人陈绥圻及秘书到空军大院,吴法宪阅读四届人大周恩来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陈绥圻则找出吴前两次的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材料。此后吴法宪又处理空军内部一些事情,包括与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以及空政文工团指导员谈话。(109)

  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调一架空军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并要求吴法宪查问。吴法宪经过与调动飞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联系后,被告知那只是飞机改装后的试飞。吴随即命令飞机要立即飞回北京。但胡萍随后又打来电话称,该机有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吴报告周恩来后,周立即指示飞机返回时不许带任何人到京。不久叶群给吴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去大连。而吴则称调动飞机必须有周恩来的同意。周得到吴的请示后命令吴立即到西郊机场追查飞机调动情况,吴在9月13日零时左右赶赴西郊机场。吴到西郊机场后接到周恩来电话称,林彪一行已离开北戴河,驱车去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打电话给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命令飞机绝对不能起飞,潘也满口答应。但是林彪的座机最后还是强行起飞了。当林彪座机飞抵赤峰附近时,吴法宪请示周恩来是否派歼击机予以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予以否定。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达了禁空令,吴法宪立即向北空和沈空传达。大约在凌晨3点,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吴法宪请示周恩来后表示,如果该机飞向国境就予以击落。后来该机飞回北京,降落在怀柔县境内。(110)

  (三)李作鹏

  9月5日李作鹏陪同来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看望李作鹏,顺便谈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李作鹏听完后形成三点认识:1、庐山会议问题没有完结。原本毛泽东亲口宣布黄吴李邱的问题已经完了,庐山会议的问题告一段落,但是通过刘丰的谈话,李作鹏意识到这个看法并不正确。2、庐山会议的问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政治上上纲的调子比以往更高了,诸如“修正主义”、“阴谋诡计”等份量很重的罪名。3、矛头明确地指向林彪。9月6日,李作鹏回到北京,将刘丰所谈的内容告诉了黄永胜,不久又告诉了邱会作,但是李作鹏特别叮嘱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111)

  9月12日晚,北戴河发生意外情况时,远在北京的李作鹏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在晚11时给李作鹏打来电话,要求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机场的调度值班主任李万香证实确有空军三叉戟飞机在当晚8时15分降落在该机场。李作鹏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第一、北戴河那位(李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李作鹏和夫人董其采核对后,还向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那就这样吧”。(112)

  李作鹏在11时35分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的周恩来的前三条命令,随后李作鹏又补充一句:“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此后不久,李作鹏感到自己对“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李作鹏认为,虽然周恩来或黄永胜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即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于是,李作鹏在9月13日0时6分再次致电山海关机场,李指示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0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且李作鹏并未被周恩来授权阻止飞机强行起飞,李回答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机场的站长能否直接找到周恩来,李作鹏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113)

  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机场当即向李作了报告,李也报告给周恩来。两个小时后李作鹏被招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
 
  (四)邱会作

  9月12日上午,邱会作从总后大院赶到西山住所,主要是会一下自己的亲家母,他们中午要来看望刚刚出生不久的孙女。下午邱会作在办公室准备国防工业领导干部会议的内容。下午6时左右,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祝贺邱有了孙女,当上了爷爷。晚饭后,邱会作到京西宾馆主持了国防工办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一下业务问题。原来曾约好在京西宾馆与吴法宪会面,于是当晚12点时电话找到吴法宪,但吴说有事来不了了,只好做罢。大约在13日凌晨1点左右,邱会作回到总后大院家中服了安眠药就寝。

  凌晨3时左右,邱会作在熟睡中被叫醒,公务员通知说,周恩来要邱马上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邱会作在昏昏沉沉中到了人民大会堂。(115)

  从军委办事组几位大将的行程、活动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下几点:

  第一、黄吴李邱四人对于北戴河的突发事件毫无所知,他们事先都未察觉到任何异常的征兆。虽然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通过各种方式传到军委办事组,但是也仅仅对毛泽东可能搞的下一步动作有所担心,毕竟人们愿意往好的一面猜想。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新一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周恩来都有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周恩来提名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法宪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一名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批准。(116)如果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组织措施,周一定不会作如此之安排。这也说明,周恩来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即将爆发。

  第二、在“913事件”中,军委办事组诸人按照组织原则,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命令。吴法宪和李作鹏虽然并不了解北戴河林彪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二人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空军和机场下达了命令,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没有故意放跑林彪座机的动机,也不可能参与中共指控的所谓的“武装政变”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

  第三、在处理林彪一行出走的问题上,只有吴法宪和李作鹏有涉及。吴法宪负责空军,对专机飞行负有相当的责任。而山海关机场归海军航空兵管理,故李作鹏作为海军政委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黄永胜和和邱会作基本上与林彪出走一事无关,即使中共追究责任的话,也不应归罪到黄、邱二人身上。再进一步说,真正在前台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周恩来、汪东兴、张耀祠等人才应负直接的责任,更不用提那真正的幕后决策人--毛泽东。

  七、军委办事组的垮台

  (1)加强战备,防止外敌入侵

  林彪在9月13日凌晨突然出走,其飞机飞往蒙古方向,中方极可能面临与蒙古,特别是蒙古背后的苏联打交道的局面。毛泽东及时否定了叶剑英、周恩来的发表针对苏联的公开声明的建议,认为先看看情况再说。(117)在情况不甚明朗之时,中方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战备,防止外敌入侵。邱会作回忆说: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战备问题谈了三点: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进入战备状态。三北的国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二、各战略方向的二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帅部的总预备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北的空军部队的战备请总理亲自部署。三,北京要对空进行战备。(118)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要求黄永胜准备全军作战部署,并要求吴准备空军的战备资料,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黄永胜还提出立即调派一个师加强南口方向的防守,此议得到毛泽东批准,马上得到实施。(119)显而易见,此时的军委办事组仍然还有“剩余价值”,还必须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战备任务,但实际上他们仅仅属于“留用查看”而已,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暂时依靠他们渡过这一危机时刻,但一旦危机过去,他们难逃被整肃的厄运。

  (2)军委办事组的垮台

  1971年9月24日,黄吴李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周恩来代表中央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一切职务,给你们找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120)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宣布的这一决定来看,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并未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作为林彪在军队中的嫡系骨干,随着林彪的倒台,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牵连。但是,如何处理此四人,毛泽东还是有自己的盘算的。此时的毛泽东尚不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放到卫戍区挂起来、养起来。这与文革期间被打倒并关进秦城监狱的很多老干部相比,黄吴李邱还是得到某种特别的待遇的。显然,“林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军队这些干部不处理是不行的,毛泽东对党内必须有个交代,否则不仅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不答应,其他人也会有看法——当时连与林彪关系密切,与黄吴李邱们曾站在一个阵营的汪东兴也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努力洗清自己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瓜葛。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121)在这种情形下,让黄吴李邱离开关键的军队岗位,关到卫戍区停职反省亦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10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事组从此走入历史。 

  八、军委办事组文革中的功过和历史地位

  军委办事组成立于1967年8月中旬,正式结束于1971年10月初,前后共经历了整整四年时间。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笔者试就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军委办事组有别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他们并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力量。有学者认为军委办事组“最积极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这一观点颇值得商榷。黄吴李邱几人在文革初期不仅不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相反他们都是文革运动中造反派冲击、迫害的对象。文革初期黄永胜在广州一直坚定明确地支持保守派,而非造反派。文革研究者迟泽厚说:“我记得1967年6月6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122)吴法宪在空军成为造反派冲击的主要目标,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不仅贴出“打倒吴法宪”的标语,而且揪斗吴法宪,要求吴交代问题。吴法宪每天不得不东躲西藏,时而空军指挥所,时而西郊机场或北空司令部,后来由叶剑英批准住进京西宾馆。吴法宪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123)李作鹏在海军也是造反派攻击的主要对象。李作鹏回忆说:“海军院校的所谓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对准李、王、张。于是,今天这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明天那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我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造反派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后来林彪安排李作鹏住进京西宾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124)邱会作是这几人中受迫害最甚者。在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命令下,邱会作不得不离开西山军委驻地回到总后机关大院,随后就被造反派揪斗,在批斗会场上造反派对邱会作毒刑拷打,几乎致死。实事求是地说,黄吴李邱作为军队主要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文革运动的波及和迫害,他们对江青等文革造反派有深深的怨气和看法,只不过在毛泽东威权下不得不予以响应,说黄吴李邱“最积极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绝非历史事实。

  第二、黄吴李邱诸人之所以能够登上中央高层政治舞台,全因林彪对军内造反派的遏制和打压,是林彪反击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后的受益者。1967年5月13日军内造反派故意冲击保守派搞的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将会发表二十五周年,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武斗事件。当时李作鹏在海军大院吴法宪在空军大院都严阵以待,随时予以支援。而此时林彪不仅出面公开支持保守派,亲自去医院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人员,还出席保守派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由于林彪的表态,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北京和军队的局面得以稳定。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由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军队内的老帅们被迫靠边站,黄吴李邱等人参与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从而进入中央高层政治舞台,他们实是军内元老们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延续,是军队抗衡文革极左派的一只力量。
  
  第三、1967年8月军委办事组成立时,急风暴雨式的文革运动已经过去,全国的局势已从造反夺权转为“大联合”、“三结合”,尤其是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认识到一味支持造反派造反夺权也许会出现军队的强烈反弹,毛泽东不得不作些稍许的让步,一方面安抚军人,另一方面抛出“王关戚”予以打倒。林彪则希望“小组办大事”,在叶剑英、聂荣臻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后仍能控制全军局势,达到稳定军队的目的。所以说,黄吴李邱上台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并非是他们在文革初起时支持造反夺权所致。相反,他们个个痛恨造反派,也是后来他们在林彪支持下联手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原因所在。事实上,文革初期军队内部带头造反夺权的人物,如贵州的李再含等后来都被打压下去,根本无法在军内形成造反势力。

  第四、在文革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形势下,军委办事组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了“三支两军”的工作,对稳定地方混乱形势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恢复了因文革运动而停滞的生产,也保护了一大批干部。此外,军委办事组领导了军队的战备工作,中国的战备任务、军工生产、对外援助等并未因为文革动乱而中断,重要的国防工业项目,如“两弹一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军委办事组还成功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如1969年的珍宝岛战斗。这些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第五、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了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在林彪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全力支持周恩领导的中央工作,抵制江青等人对中央工作的无端干扰,抵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死灰复燃。在林彪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抵制了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此外,军委办事组还抵制了江青等人对军队的渗透,如抵制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等。这些都是人们不应遗忘和忽略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并非简单的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党内相对健康的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对抗,是继中共元老们“二月逆流”抗争后的继续。由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抵制,江青等人始终无法有效地掌控军权,这是他们最终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六、文革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动乱,由毛泽东全力发动,江青等人大力贯彻和推行。军委办事组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也不得不响应和支持,但是他们的响应和支持绝非可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相提并论,他们在这期间的责任也不能与江青等人同日而语。他们日后的倒台并非是支持了文革运动,恰恰是他们成为毛泽东推行文革路线的障碍,是与江青等人斗争的牺牲者。如果说军委办事组在文革期间有错误和责任,那就是他们都身不由己地卷进这场运动,这些错误和主要责任应由毛泽东负,他们仅仅负有执行方面的责任。

  第七、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某一特定时期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黄吴李邱几人绝非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或曰“林彪反革命集团”,从事了所谓的“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实际上受到双重领导。军事方面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直接指导军委办事组的工作,然而在政治方面,军委办事组更受到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直接领导。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下,军队被迫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好,其实际工作中都会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甚至卷入地方的派系斗争之中不能自拔。毛泽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时也非军队领导人所能理解,更不用提左右了。所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产生的消极后果亦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林彪事件后,中共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人打成“林彪死党”或曰“林彪集团”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第八、军委办事组除黄永胜去世较早外,其余三人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2006年出版了《吴法宪回忆录》,2011年初出版了《邱会作回忆录》和《李作鹏回忆录》,另外,程光著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及《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历史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重要性、独特性是迄今为止国内所有老干部官式回忆所无可比拟的,其价值将随着研究者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彰显。虽然,这些回忆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笔者相信,有了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历史的问世,中国的现代史、中共党史以及文革史将会有更进一步的推进。

注释:

(1)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可参看《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余汝信《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参看《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0期,2007年8月13日;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见参看《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24期,2006年9月5日,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另外,笔者查到的国内相关文章仅有尹家民《“军委办事组”始末》,载《党史博览》 2003年第11期,然而该文是典型的官式作品;另外还可见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涉及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亦是此类之作,殊无价值。
(2)尹家民《“军委办事组”始末》,《党史博览》 2003年第11期
(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676 
(4)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39
(5)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136-137
(7)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8)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37-138
(1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41
(11)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1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677
(1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39
(14)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1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83
(1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85-386
(1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84
(18)刘炳峰《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前前后后》,《党史纵览》2006年第1期
(1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86
(2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86-287
(2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57
(22)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59
(2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2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62
(2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63
(26)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2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2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64
(29)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3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65
(31)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137、141、148
(3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版
(3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10
(3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版。
(3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11-312
(3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12-313
(3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16-319
(3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320-321
(40)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622
(4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12
(42)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65
(4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68
(4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06-707、页71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79-580
(4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13-714
(4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14
(47)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46-547
(48)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47
(4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83
(5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04
(51)黄正《军人永胜》,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页540
(52)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581-582
(5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77、页285
(5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76-277
(55)相关的研究可参见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56)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14-115
(5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88-289
(5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02-403
(5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07-409
(6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11
(61)薛庆超《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138
(6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页190-191
(63)转引自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6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141
(6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62、264
(6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265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381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569-1570
(6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20
(70)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83-784
(7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75-776
(72)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 2011年版,页655
(7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675
(7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77-778
(7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26
(7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29
(77)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63
(7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25、429、441
(79)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91
(8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39
(81)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60
(82)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83)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62
(84)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28页;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64
(8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795、797
(8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版
(8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45
(8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05-806
(8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71
(90)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77
(91)黄正《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1月版,页550
(92)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78
(9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23
(9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489
(9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494-495
(9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02
(9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02-503
(98)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百年潮》,2000年第5期
(9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15
(100)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46
(1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页209
(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页212-213
(103)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29
(104)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35-536
(10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43-544
(10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57
(107)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604
(10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73
(109)舒云《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72期 2005年12月20日
(110)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1-862
(11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3-866
(112)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82-684
(113)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3-694
(114)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694-696
(11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607-609
(11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下册,页577
(117)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95
(118)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页795
(119)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7
(120)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80
(121)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页145
(122)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66期,2005年11月22日
(12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618-620
(124)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555、564


原载 启之、何蜀编《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记忆与思考》,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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