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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18, 2011 1: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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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
           --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丁凯文

  1997年1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东兴的回忆,该书的书名为《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是汪东兴以历史事件当事人用第一人称所作的长篇回忆,全面地叙述了汪自己所了解的毛林冲突的起源和林彪事件的全过程。汪在该书的前言中声称“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主席及时识破并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我亲历这次会议的前后过程,有些事并与我个人有关系。因此,我把所知道的有关这次会议前、会议中和会议后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对于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汪东兴甚至在首页题词中标榜自己“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然而历史的真相真如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录所说的那样吗?汪东兴这位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在林彪事件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汪东兴回忆里的各项结论是否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这些都是我们要予以考证和澄清的。汪东兴原书较长,本文只能择其要点予以剖析,目的就是要揭穿汪东兴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汪东兴与“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渊源

  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扮演了极为突出重要的角色,与“设国家主席”这个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搞清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汪东兴的真面目,更有助于澄清九届二中全会所发生的激烈斗争。

  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中特别列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并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2〕汪东兴将自己再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撇得一干二净,似乎汪在庐山上的活动只是不小心上了陈伯达的当,被林彪集团所利用。历史事实真如汪东兴自己所言那样吗?现在有关的历史资料披露得越来越多,汪东兴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晰。揭示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径是本文一个重要目的。

  论述汪东兴与“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论及汪东兴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以及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在中共九大上,汪东兴一跃而成为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行情大幅窜升,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由于林彪在九大上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成为政治局委员,军队在党中央高层的比重大大增强。汪东兴原本在毛泽东的“一组”行走,而现在汪东兴则向及时林彪积极靠拢。汪东兴向林彪和军委办事组靠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林彪在中共九大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党内地位更形巩固,再加上军委办事组的力量和周
恩来的大力支持,如果不出意外,林彪将来很可能会接了毛泽东的班。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将来林彪一旦接了毛泽东的班,汪东兴这位“前朝御前行走”能否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很难说的,因此聪明如汪东兴者此时要向及时林副主席表忠心,向林副统帅输诚,找到一个新的靠山。

  (2)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关系并不和睦,时有冲突发生。据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先生回忆,汪东兴曾经开罪过江青,1956年被毛下放江西当副省长四年,1960年10月才又回到毛的身边。汪对此耿耿于怀,曾恨恨地对李志绥说:“过去可上了不少江青的当。好多事都是听她听坏了。……1956年主席批评我时,是江青煽风点火,加油加醋。这次江青可别再想顺心了。我走的时候使坏。我没死,回来了,看你江青还能不能使坏。”〔3〕可以想见,江青如果掌权,汪东兴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而一旦林彪上台,汪东兴则有拥戴之功而能继续得到重用。

  汪东兴积极靠拢林彪一事过去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而汪东兴自己的回忆录中更是隐匿不谈,似乎汪与林彪的接触都是工作上的关系,以此有意误导人们的视听。我们不妨再引一下李志绥医生的回忆,看看汪东兴是怎样积极靠拢林彪的。李医生写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我陪汪去探望过林彪,汪告诉我,他又到毛家湾去了一次,这次是毛叫汪去看看林好了没有。汪说乘这个机会,将自己在毛处工作这么些年的情况,都向林讲了。汪特别向林谈了他自己和江青的尖锐矛盾,和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江青利用一些机会攻击汪的情况。林告诉汪,不要忧心,林会照顾他,以后毛处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林。”李医生对此颇为担忧,但汪东兴却说:“江青这个人,我不将她扳倒,我这个汪字倒写。走露风声,谁会走露?我不会,你也不会。”李医生说:“从此以后,汪凡是遇到林彪和叶群的时候,他们总是亲热地打招呼。”〔4〕

  时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于我们站到了一起。”〔5〕 
   
  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也同样如此,汪时常到军委办事组所在地“三座门”神吹海聊,甚至还多次透露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隐私。据邱会作将军回忆“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请到汪东兴家里来‘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大家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说:完全是两回事!汪说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也有短,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反对的,也有默认的。江青要反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生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苏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林立果与汪东兴一唱一和,林戏称:苏联的‘司机’(谐音)批什么劲的,在座的哄堂大笑。汪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又滑胆子又小。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6〕正是由于有了汪东兴提供的“情报”,林彪遂增添了在庐山会议上敲打张春桥的决心。

  1970年8月19日,汪东兴陪同毛泽东乘专列抵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市。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前去迎接。吴法宪回忆说:“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7〕 根据程世清未正式发表的回忆录,汪东兴类似这些话,是时为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文道宏转告给程世清的,文道宏当时参与庐山会议接待工作,与汪东兴住在一起。〔8〕这时,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没开,23日的开幕式还没有举行,林彪还没有讲话,汪东兴的劲头却这么大,汪这股劲头是从哪里来的呢?进一步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汪那些激烈发言,坚决拥护支持林彪的讲话,要“揪人”等等,这些能仅仅用“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9〕就能搪塞过去吗?面对这些事实,汪东兴难道还能自称是受了陈伯达的骗上了陈伯达的当吗?

  二.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是如何表演的?

  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里说:“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分,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10〕在这里汪东兴将自己打扮成无知的受骗上当者,似乎是陈伯达的发言才使得汪东兴义愤填膺,忘乎所以。汪东兴在此又试图掩盖事实,歪曲历史。

  那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其核心实质是什么?为什么林彪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两百多中央委员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为什么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狼狈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毛泽东为什么又雷霆震怒,乾纲独断,一举扭转全会的批张浪潮,在庐山会议后迫不及待地将陈伯达打成“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修正主义分子”?然而,更为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汪东兴会站在林彪和陈伯达一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成为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的一个最积极最重要的骨干分子?

  关于上述林彪与庐山会议的关系,笔者对此有详尽深刻的分析,请参见《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一文〔11〕,这里不再赘述。而有关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该文并未涉及。在此,我们有必要予以详细论述。

  汪东兴是庐山会议上发言最激烈,调门最高的人。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汪还说:“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汪继续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12〕

  汪东兴的这个发言有三重含义:(1)汪东兴坚决支持林彪的讲话,坚定地站在林彪一边,是铁杆的林派;(2)汪坚决支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3)汪东兴明确指出党内还有“野心家”,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而汪东兴则是坚定地站在林彪一边与这种“野心家”和“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斗争到底的。汪东兴在这里虽未点名,而“野心家”和“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在此呼之欲出,舍张春桥其谁?汪东兴的这个发言犹如重磅炸弹,对与会代表产生了巨大震撼。既然党内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和毛泽东的“贴身总管”汪东兴都这么信誓旦旦说有人要反毛,那还会有错吗?董保存和范占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郑维山将军》还为我们披露了如下极为精彩的一幕:

  “在华北组,有人曾经猜疑林彪、陈伯达等人所指的‘坏人’是陈毅等曾被污蔑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与很多人一样,郑维山也曾有过这样的疑惑。因此,在陈毅发言后,立即有人批评陈毅故作姿态。 
  郑维山对陈毅说:‘老总啊,少说两句吧。’汪东兴指着陈毅说:‘这次没你的事!’ 
  会间休息,汪东兴在和李雪峰、解学恭、吴德小声说话。几位仍然信守着会前通知而对陈伯达等人持怀疑态度的老将军凑过去向汪东兴打听消息。他们认为,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每天呆在主席身边,最了解毛主席的真实想法。郑维山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肖劲光问汪东兴:‘汪主任,会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又主张设,是不是风向真的变了?’ 
  汪东兴说:‘肖老,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不能糊涂啊!’ 
  郑维山走近汪东兴,问:‘汪主任,事情有变啦?’ 
  汪东兴指着郑维山,严肃地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李雪峰追问:‘那主席知道这件事?’ 
  汪东兴:‘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听了汪东兴的话,代表们更加确信,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出在中央。中央要在这次全会上改变议题,进行捍卫主席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代表们知道,他们在大事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 
  于是,大家纷纷表态。紧张、浓烈的气氛笼罩着华北组会议。几乎所有代表都要求发言,争着表态,调子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动。”……
  郑维山当晚对此还有不安,于是郑“再次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的回答与先前一样:‘知道,就是不让点名。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郑维山进一步确信了坚持要‘主席当国家主席’意见的正确。”〔13〕

  8月23日会后,陈伯达为了配合林彪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临时凑编了几条“伟大导师称天才的语录
”。汪东兴在自己书中如此描述:“二十四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14〕。汪东兴此处又在说谎了,汪东兴当时打印的是25份!正因为汪东兴考虑“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才打印了25份,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正好是25人。汪东兴打印好了语录,亲自给了吴法宪5份,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有人给汪东兴开玩笑说:“老汪呀,你搞得真快呀”,汪东兴甚为得意的说:“我管会务,我有办公厅嘛!方便得很。”〔15〕由此可知,汪东兴及时打印有关“语录”表示了对陈伯达的支持,同时也再一次表明汪对林彪讲话的支持。然而,陈只让汪打印5份,即只提供常委用。汪没经陈同意就打印了25份并散发出去。这个责任是陈负呢?还是汪负呢?!汪还说:“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再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的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16〕这又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当时是24日,包括汪自己下午都在热烈地发言了(26日毛泽东才翻了脸,责令停止讨论),刚过几小时,汪就主动封存伟大革命导师的“语录”?!汪东兴能自圆其说吗?如果真如汪东兴所言,“语录”并未散发出去,随即又在当晚被封存,吴、叶、李、邱等“有几个人”拿什么东西来宣讲呢?毛泽东又何以事后给他们戴上“宣讲员”的帽子呢?如果“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都全部封存了”,汪所说的“有几个人”又是怎么事先拿到并予以引用?!而毛泽东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份“语录”的存在呢?后来的“语录”又是怎么跑到毛泽东的手上呢?我们再深问一句,如果“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该“语录”自然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了,那么,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陈伯达选编的“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这不是有意栽脏、陷害、造谣嘛!?读者应该知道那个年代可没有复印机!
 
  那么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又是怎么“出笼”的呢?据该简报编写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的回忆,是“汪东兴要快发简报”,而汪东兴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恰恰是汪掌握了印发简报的大权。〔17〕当年参加庐山会议华北组讨论的宋双来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说:“按照中央规定和职权范围,华北简报送大会秘书处后,由中央统一编号,统一印刷,统一分发。华北二号简报,中央编为六号,这就不关雪峰和华北组的事了。因为怎样编号、如何印刷、何时发出,与雪峰毫无干系,编号、印制、发出时间先后,雪峰也管不了。因此说雪峰‘抢先’出简报是主观臆断。为准确起见,当时我的这种看法、想法形成后,曾问过与会知情人和雪峰的秘书。他们都说我说的是实情,雪峰主签二号简报后,再无过问简报印发的事。”〔18〕

  华北组的“二号简报”是这样总结当时代表们的发言的: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9〕老实说,这份简报深深地打上了汪东兴的印记。

  宋双来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特别记述了当时代表们发言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宋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陈、汪,特别是汪的发言,原来疑惑猜测、莫衷一是的与会者,信以为真,以为摸到了底,情绪一下激愤起来,以致出现了抢先发言的情形。此后的发言更集中到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和揪出反毛主席的人上来。记得汪发言一落音,一位要去开三北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就这样,在陈、汪发言的蛊惑下,华北组讨论会像开了锅的水,闹得一片沸腾。确定无误地说,闹成这样,最直接的因由是陈伯达、特别是汪东兴的发言引起的。与会者之所以受到汪东兴同志发言的影响,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会前于三月下旬听中央工作精神传达与七月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派汪东兴同志回京向政治局转达的。所以他违背常情的发言,人们自然特别看重。”〔20〕汪东兴在会上的“精彩”表演和重要作用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8月25日前,汪东兴与吴法宪、叶群等人天天电话联络,通消息。25日上午,江青带张春桥和姚文元闯到毛泽东的住处“告御状”。汪东兴还幸灾乐祸地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的几位老总说,张春桥和姚文元跪在毛的脚下,一人抱着毛的一条腿,放声大哭,俩人的眼泪、鼻涕把毛的裤子都弄脏了。然而25日当天,当汪知道了毛泽东的态度,汪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说“暂停电话联系。”25日下午,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主持召开会,林彪也前去赴会。林彪的坐车出发后,叶群才知道。叶群随即调车去追林彪,追上林彪的车子后,未等车子停稳,叶群就急于下车,结果不慎摔了一跤,坐了个“屁股墩”,腿也受了伤。林彪随问叶群何事这么着急。叶群对林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21〕汪东兴如果不是铁杆林派,叶群怎么会如此看重对汪的保护?事实上,庐山会议上的许多事都是汪东兴煽动起来的,“情绪”也是汪东兴挑起来的。在关键时刻,叶群还知道保护汪东兴,可汪东兴在二十多年后所写的回忆不但不实事求是讲真话,反而满篇假话,不仅嫁祸于人,还颠倒黑白。

  面对如此的事实,汪东兴还有什么理由在回忆里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归结为一时情绪激动,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粉饰为“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呢?汪东兴难道不是所谓“林彪集团”中一个地地道道的骨干分子,一个“倒张运动”的林系大将吗?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后嫁祸于陈伯达,“913”事件时又百般陷害黄、吴、李、邱,而汪东兴自己却在毛泽东死后一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这真是对历史的绝妙的讽刺。 

  三.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后来一系列冤案产生的根源

  汪东兴与陈伯达同在庐山会议上华北组作了发言,陈伯达仅仅是提了所谓“称天才”的问题,其发言程序完全符合共产党自己订的章程规则,而汪东兴的言论无论在激烈程度上还是影响力上都远比陈伯达的发言更强有力,更具有震撼性。可汪陈二人最后的结局却是那么不同。汪东兴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顺利过关,可陈伯达却被当成“反党野心家”被彻底打倒了。毛泽东甚至不顾历史事实,说什么“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连周恩来都不得不在事后替毛圆谎,在一次批陈会议上解释说,陈“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问题上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22〕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连续开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由此而衍生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和北京军区的改组,李郑二人被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分子,后又成为“林陈反党集团分子”长期遭受无端迫害,庐山会议的结果更引发了后来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汪东兴在这期间又是怎样活动的呢?首先,汪东兴将一切责任推给陈伯达,避重就轻地在自己的第二次检讨中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分,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23〕

  汪东兴的所谓检讨完全掩盖了他与林彪、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实质性关系,将“华北组二号简报”的印发归结到所谓“陈伯达的阴谋”,并由此将华北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牵连进去,转移毛泽东的斗争视线,成为李雪峰、郑维山日后倒台的根源。毛泽东在此有意开脱汪东兴,在汪的检讨上批示说“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24〕毛泽东有意厚汪薄陈,对汪网开一面,而对陈痛下杀手,不仅将陈打成“反党集团”,还戴上了“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等帽子,使得陈伯达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
  毛泽东开释了汪东兴后,还指示汪东兴:“六号简报(即华北组二号简报--笔者)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25〕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汪东兴与该简报的关系,现在毛授意汪东兴去查简报的来龙去脉,无异于让汪东兴贼喊捉贼,嫁祸于他人。而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逼自杀,就是汪东兴作恶的直接结果!
  
  既然要追查陈伯达的所谓“罪行”,仅仅从陈早年的历史上追根朔源并不能说服人,无法解释陈伯达如何当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之后却成了毛泽东第一号笔杆子达三十三年之久,而且还坐上了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交椅,所以毛泽东还要从陈的现行活动中罗织罪证,找到突破口,特别是要与华北地区的李雪峰、郑维山挂起钩来才能进一步落实陈在庐山会议华北组发言等一系列现行“反党行径”。

  1970年12月10日,驻华北保定地区的38军给中央写了《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关于38军的报告的出笼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说,是当时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后,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写出来的。另一种说法是,这份报告是江青授意他们写的,要不然怎么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里?现在虽然无法证实该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但这份报告与当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份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揭发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两次在华北的“乱说乱动”。〔26〕毛泽东及时地在报告上批示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 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 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 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 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27〕著名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极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其一,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越权。平息地方两派纷争,不是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何况,陈的所为符合当时‘大方向’。其二,毛泽东一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彪扯了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大有疑问。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无论如何,38军的批陈报告,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28〕由于毛泽东怀疑“华北组二号简报”与李雪峰的“阴谋”有关,再加上李雪峰对传达毛的《我的一点意见》不够积极,被毛指为华北会议批陈不痛不痒,李雪峰从此厄运难逃。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说,江青在会议期间多次与会讲话,胡言乱语,江青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江青一语道出了毛泽东心中想说但未出口的话。陈先瑞分析说“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我觉得,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起了作用。”〔29〕会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纪登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郑维山被双双免职,李后来被当成“林陈反党集团分子”开除党籍,关到安徽一农场,郑维山也被弄倒安徽某农场劳动改造。这就是毛泽东日后自鸣得意的“挖墙脚”的由来。总之,毛泽东住在北京,北京在北京军区的辖区内,毛泽东极其在乎自己的安全,他又不相信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搬掉李雪峰、郑维山二人,换上自己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是当务之急,李雪峰、郑维山是否真有问题并不重要。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雄才大略,这就是“路线决定一切”。 

  由于“华北组二号简报”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简报”,与该简报印发的相关人员事后都受到审查,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被逼自杀身亡则是突出的一例。笔者的《王良恩是林彪的死党吗?》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辩述。〔30〕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自己的回忆录《红色警卫》一书中也有详实的描述。〔31〕然而,王良恩被逼致死还有一层极为重要关系应该予以揭示。“913事件”后“8341”部队奉命查抄毛家湾林彪的住处,竟然查出庐山会议时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和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32〕当时这三封信由处理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已知庐山会议的风向改变,不愿这三位司令遭殃,周再三思考后将此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了条子说“到此为止,存你处”。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说:“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个司令。”〔33〕毛泽东和江青知道这三封信后大为震怒,要求“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汪东兴身为中办主任和庐山会议主持会务的负责人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极为清楚,但是汪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此时竟然对王良恩穷追猛打,罗织罪名,上纲上线,非要将王良恩打成林彪的死党。王良恩最后含愤自杀。1973年1月29日,汪东兴把持的中办临时党委将王良恩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1977年6月竟然宣布撤销王良恩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王开除出党。

   我们通观汪东兴的回忆,汪对华北会议及其结果匆匆一笔代过,甚至根本不提李雪峰、郑维山二人会后的结局,当然汪更不会谈及王良恩的含冤而死以及汪东兴本人应负的责任。汪东兴难道就是这样“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吗?它真构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才先后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还为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二号简报”平了反。1979年11月王良恩也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现在让我们再深一步追问,既然华北组二号简报是按党内规则发出的会议简报,简报本身不存在任何阴谋,而毛泽东定的“陈李郑反党集团”乃子虚乌有,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属中共自己制造的一大冤案,那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又何罪之有呢?毛泽东自鸣得意的“挖墙脚、掺沙子、摔石头”不也是在搞无中生有,蓄意制造冤案吗?汪东兴贼喊捉贼嫁祸于人不也是充当毛泽东整人的帮凶?汪东兴的真面目不也要予以彻底揭露吗?

  四.一个伪装巧妙的“伪命题”--“设国家主席”之争

  毛泽东的南巡及其讲话在汪东兴的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汪东兴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毛泽东每到一地与当地大员们的谈话。毛泽东南巡每到一处,就反复对各路“诸侯”宣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特别强调党内曾经发生的“路线斗争”,声称在这些路线斗争中,都是有人要分裂党,但却始终未能得逞。当然这种含混的提法并不足以揭示毛泽东内心的想法和底牌,不足以警示各路“诸侯大员”,毛有时还不得不透露一些玄机,让听者自己领悟。毛泽东南巡途中给庐山会议的定性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4〕这句话才是毛泽东整个南巡过程中抛出的重磅炸弹,直指党内“有人”要篡党夺权。而此人是谁?谁有资格夺权呢?毛此时虽未点破,却已呼之欲出:舍林副主席其谁?

  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现象,即在毛泽东当政之时,凡被打倒之人中共必要深挖其历史上的老根,也就是找出历史上是否被捕,有否“自首”行为,或向敌人摇尾乞怜等。文革中最知名的案子就是刘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陶铸案等。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历史上都曾有过被捕的事实,因此“叛徒”的帽子最容易加在他们的头上。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倒了陈伯达,口实是陈伯达宣扬了“反动的天才论”,毕竟,说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就犯了滔天大罪实在不成理由,而“天才论”则属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可以被毛泽东任意解释。然而用这些似是而非的罪名就可将党内第四号人物打倒本身就极荒唐,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在会后另辟蹊径,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突出出来,然后彻底打倒之。可是,用所谓历史问题对付林彪似不太好用。林彪历史上极为清白,对敌斗争最勇敢,从无被捕记录,连毛泽东都曾被地方土豪民团抓捕过,后靠自己的机智而走脱。换句话说,副统帅的历史比正统帅还清白,所以,在这一点上毛实在找不出对手的瑕疵。既然要整垮对手,就要有相应的口实,然口实太轻则不足以构成打倒的理由,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树立起来的接班人,总要有一个合理的借口方能成事。当然,这是难不住伟大领袖的,加你头上一条罪名还不容易吗?毛泽东的口实就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为什么说“设国家主席”是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曾这么问过陈伯达:“既然毛主席说,他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设国家主席呢?……陈伯达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35〕陈伯达这段回忆很关键,它涉及到毛泽东在所谓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虽然毛泽东的确说过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但并未就“设国家主席”一事最后封口,仍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 

  1970年3月8日,汪东兴从杭州回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汪东兴的回忆说:“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36〕然而,吴法宪回忆说,汪东兴传达的毛的意见是,“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会后汪东兴还想去毛家湾向林彪汇报,但因为林彪已经入睡,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37〕会后汪东兴特别请黄永胜、叶群和吴法宪到家中畅叙。4月12日政治局讨论此事。林办的秘书于运深回忆说:“当时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江青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并将讨论结果报告毛泽东。高必成(毛办秘书)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了叶群。〔38〕由此可见,毛泽东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但对于是否“不设国家主席”还是有所保留。毛泽东甚至说出可请林彪、董必武或陈永贵当国家主席之语。正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坚决否定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多数人还是倾向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庐山会议前的8月22日,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外依然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原因所在。

  林彪自己有没有意愿要当国家主席呢?现在没有一条材料证实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相反,林彪多次明确表态不当国家主席、副主席。4月11日林彪给政治局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39〕5月17日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汇报有关宪法中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40〕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回忆说:“我没听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我们倒是从林彪那里听过他连副主席也不愿当,还有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秘书于运深写的。”〔41〕陈伯达回忆说,到庐山会议开会前,叶群曾去见过陈,叶群说的“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我当时听了以后说:没有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吧?我倒了以后,有人以为我是拥护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42〕汪东兴日后将自己说过的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移花接木到叶群头上。可不少当事人还都健在,这种谎言何能久长?

  既然根本就不存在“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桩情事,为何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要抛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呢?为何几十年过去了,上至中共中央,下至芸芸党史工作者们还是众口一词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以达到所谓篡党夺权的目的呢?其实,设不设国家主席本不是什么严重的议题,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如果坚决不设,中共大员们也只好逆来顺受,毛泽东不过是用“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作为打击整肃林彪的借口。然而这个借口在庐山会议上却无法用来打击陈伯达,一来陈伯达乃一书生笔杆子,绝无可能取毛而代之,二来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全体中共大员们的共同心声,一时还无法将其单独用以打击陈伯达,所以整肃陈伯达只能用所谓“天才论”为借口,当然日后还需罗织出陈的历史问题,再加以打倒之。
 
  现在汪东兴之流和国内党史界依然秉持毛泽东给林彪的欲加之罪,夸大林彪在设国家主席一事上与毛泽东的分歧,其目的无非有两个:

  (1)继续维护毛泽东给林彪头上加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篡党夺权罪名,掩盖毛泽东大搞政治迫害的要害实质。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不应该设国家主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邓小平以及后来当权者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毛泽东、汪东兴们却偏偏要说林居心叵测呢?答案很简单,没有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环节”,如何证明林彪有野心?不能证明林彪有野心,也就不能证明林彪想谋反,不谋反,哪里会来什么谋杀和叛逃呢?没有谋杀和叛逃,哪里的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呢?这里是环环相套,缺一不可,而根源恰恰就是这个莫须有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2)以所谓林彪要当国家主席掩盖毛林在对待文革一事上的根本分歧,即篡改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
打击“上海帮”张春桥的史实,弱化这一斗争的本来面目,致使原本毛泽东坚决维护江青张春桥保护文化革命成果的历史被歪曲成毛泽东一举“粉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以此转移人们的视线,误导视听,真可谓“一箭双雕”。
  
  五.子虚乌有的“林彪政变计划”
  
  汪东兴在自己书中最后一章里,不厌其详地列举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系列活动。汪东兴说:“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O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汪还列举林彪的“九八政变手令”,以及武装政变杀毛的八种实施计划等。〔43〕

  然而,汪东兴的这些指控站得住脚吗?让我们对此来做个辨析。

  (1) 汪所说的所有这些参与1971年3月31日“政变会议”的人,除江腾蛟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被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审定罪外,其余“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几个人后来皆被“两案特别法庭”“免与起诉”。请看周建平的《免予起诉决定书》:“被告人周建平,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鉴于被告人周建平所犯罪行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24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予以释放。”〔44〕再看陈励耘的《免予起诉决定书》:“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45〕既然这几个人都参与了“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那么他们是何时何地加入的这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到底又参与了哪些“犯罪活动”?如果犯罪活动属实,为何会被“免予起诉”?汪东兴指责这些人是根据《“571工程”纪要》开会密谋,为何这些人被捕前从未听闻过这个《纪要》,迄今为止,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秘密会议是“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而召开”的证词。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林彪指使林立果起草了这份《纪要》。这么一个未能说清的“会议”怎么能够与“林彪反革命政变”联系起来呢?

  (2) 所谓林彪的“九八手令”是唯一一个林彪参与政变的证据。但是,以往人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个“政变手令”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橫写的手令,一个是竖写的手令。文革研究者舒云女士对此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请看舒云的分析: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571工程纪要》的人多,而且现在不少人包括王飞、李伟信等都还活着。但是1980年审判“两案”却没有注意到“手令”有两个!这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手令”被公开在报刊上,是周宇驰拿的。有关部门在直升机迫降现场将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这个‘手令’的字迹是‘竖的’,以后于运深回忆,他看到的是‘竖的’。鲁珉、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竖的’。但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写的‘手令’,这个‘横的’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9月12日傍晚,林立果来到候机室,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书,从里面拿出一张16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胡萍记得很清楚,是‘横的’。胡萍后来因为脑部手术双目失明,所以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个‘竖的’。关光烈是从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现那个‘竖的’,他非常奇怪,这才使人们知道了还有一个‘横的’。……为什么‘手令’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手令是真实的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手令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按照什么命令办?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都没舍得丢掉。林立果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绽。”〔46〕

  我们再看著名的文革研究学者陈小雅女士的分析:

  “从‘手令’语气来看,书写者并非最高权威,而像是一个处在‘上传下达’地位的人的手笔。其奥妙就在‘盼’和‘命令’两个用词的矛盾上。既然是‘命令’,就是绝对必须执行的。发布者自知具有这样的权威,接受者也绝对承认这种‘主属关系’。所以,在这里使用‘盼’字,与绝对权威的身份不符。同样,我们经常遇到的另一种状态是,发布命令者具有一种谦虚的心态,事情也不甚紧急,在心理上没有‘命令’的意识,因此,他可能使用‘盼’等一类语气舒缓的‘祈使句式’,但这时,他也会相应地把要布置的内容,看成自己的‘话’、自己的‘交代’、自己的‘嘱咐’,而不使用‘命令’这样的措辞。只有那种处在既不是绝对权威,也不是受命者之间地位的人,才会同时具有一方面感受‘命令’的‘威势’,一方面又存在对受命者的‘企盼’。这是‘狐假虎威’的特点。”〔47〕

  所谓林彪手令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如果林彪要搞政变,林彪的“命令”最“盼”传达给谁呢?当然是传达给黄、吴、李、邱这几位握有军队实权的人!可事实上,林立果、周宇驰根本没有找过黄、吴、李、邱,也根本没有想过去找黄、吴、李、邱。林立果、周宇驰拿着所谓的手令,一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壮壮胆,二是在西郊机场和沙河机场等地要求给他们派飞机等活动当了通行证。另外,林彪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没有任何人提供出具体的证词。这么一个不清不楚的“手令”如何能证明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搞一场“杀毛政变”呢?

  (3) 汪东兴提及的林彪参与杀毛的“八种办法”,诸如“烧油库”,“炸铁路”,“飞机轰炸”还有“火箭筒、火焰喷射器、高射炮平射”等。这些所谓的“计划”一看就是出自那些从未上过战场,没有实际军事指挥经验的人发出的臆语,根本不是久经沙场的林彪的指挥风格。林彪事件研究学者陈晓宁先
生在《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一文中对其作了严谨充分的辨析〔48〕,此处不再赘述。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对林彪参与指使政变的指控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毛泽东和以后的中共当局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审查,用了大量逼供信的手段,却没能找到一条可信的证据。仅此一条就足以驳斥那种林彪指使儿子搞“杀毛政变”的谎言。国内研究“913事件”多年的张聂尔女士亦对所谓“两谋”有十分中肯的分析:“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流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谁真作出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拔出了枪、放了炸药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那么,谁真正南逃了?发表了讲话了?也没有。‘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五七一’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的《我的奋斗》。” 〔49〕

  汪东兴们面对如此的事实,不仅依然重复这套说了三十多年的谎言,且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思。说到底,汪东兴就是要维护当年他自己参与的种种迫害活动,维护毛泽东摇摇欲坠的形象,并以此掩盖自己曾经也是林彪集团中的一个积极分子!

  六.“913事件”后汪东兴的表演

  “913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一切情况还未彻底搞清之际,汪东兴就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要搞“杀人灭口”。汪东兴在自己的书中说:“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50〕汪东兴在此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被动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

  然而,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吴德却揭了汪东兴的老底。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51〕 
      
  此外,《周恩来年谱》中一个记载值得注意。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一专案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择要送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审阅。该专案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阅批:‘同意。’”〔52〕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十人组成,下设工作机构,有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53〕显而易见,汪东兴是非常积极地主动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抓捕黄吴李邱四人,“913事件”刚过就向毛周打报告要求设立专案组,专门负责处理林彪、陈伯达的案子。与此同时,汪东兴还就如何抓捕黄吴李邱四人献计献策,主张“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这与汪东兴日后抓捕“四人帮”的办法如出一辙,汪对如何顺利“解决”中央内部的斗争与矛盾真是轻车熟路,老道异常!

  顺带一提的是,中共对黄、吴、李、邱的审查在1973年底就基本结束了,此后到1976年底没有再问过他们任何问题。当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时,黄、吴、李、邱欣喜若狂,咸认为当年他们反对文革极左派的倒行逆施终于有了好的结果。可是汪东兴此时做贼心虚,一方面害怕黄、吴、李、邱揭他的底,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不仅提出了“两个凡是”,同时还建议华国锋把他们四人关进秦城监狱。1976年12月31日,黄、吴、李、邱经过了五年党内审查后被送进了秦城。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里痛心地说:“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动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54〕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汪东兴这么积极主动对自己曾经的战友同僚如此心狠手辣,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汪东兴与黄吴李邱掌管的军委办事组曾经有过很密切的合作,特别是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后,汪东兴更是积极向林系靠拢,互通消息,在对抗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一事上志同道合,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的表演实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绝非汪东兴自己所言,是一时冲动上了陈伯达的当。但是,由于毛泽东打击的目标是陈伯达以及陈背后的林彪,所以,虽然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跳得比谁都高,可毛泽东还是有意放了汪一马,让汪东兴检讨过关,然后再压军委办事组检讨。尽管军委办事组诸人的检讨比汪东兴的检讨要深刻得多,但是毛故意不予过关,有意在批示上冷嘲热讽,横挑鼻子竖挑眼,存心要牵出黄吴李邱背后的林彪。所以,汪东兴深知自己的老底,如果黄吴李邱们也将汪东兴好好揭发一番的话,汪难免不会受到牵连而倒台。但如果黄吴李邱因林彪事件倒台,而汪东兴又成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则汪东兴可以任意掩盖自己当年的各种所作所为,甚至嫁祸于人,比如那句“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就被汪东兴移花接木到叶群的头上,真是一举多得!明白了这层道理,就不难明白汪东兴在“913事件”后借刀杀人的真正原因了。
  

  九.简短的结论

  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


注释:

〔1〕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第1页
〔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31页
〔3〕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10月版 第323页
〔4〕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第469页
〔5〕《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35页
〔6〕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 转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第85-86页
〔7〕《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88页
〔8〕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541期,2006年12月4日
〔9〕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44页
〔10〕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44-45页
〔11〕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 下册 第510-533页
〔12〕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版
〔13〕董保存、范占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郑维山将军》, 原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14〕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39页
〔15〕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 转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第77页
〔16〕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45页
〔17〕舒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 原载《党史博览》 2005年第2期
〔18〕宋双来《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原载《党史纵横》 2005年第7期
〔19〕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2002年版。
〔20〕宋双来《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原载《党史纵横》 2005年第7期
〔21〕舒云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 转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第83页
〔22〕陈晓农编著《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年版 第123-124页
〔23〕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61页 
〔24〕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62页 
〔25〕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63-64页
〔26〕董保存 卜算子《华北会议与北京军区大改组(上)》 原载《党史博览》 2006年第1期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第161页
〔28〕余汝信《文革旋涡中的38军》 原载网络杂志《枫华园》 第439、440期 2004年2月 
〔29〕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原载《百年潮》 2000年第5期
〔30〕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 下册 第858-867页
〔31〕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第301-314页
〔32〕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 原载《党史博览》 2004年第6期 
〔33〕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 转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第121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第244-245页
〔35〕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6月修订版 第378页
〔36〕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20页
〔37〕《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75-776页
〔38〕舒云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 转引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第221页
〔39〕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21页
〔40〕《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78页
〔41〕《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 1999年第2期
〔42〕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第373页
〔43〕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182-190页
〔44〕舒云《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访谈录》,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466期 2005年11月22日 
〔45〕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参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年8月版
〔46〕舒云《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 原载《时代文学》 2004年第4期
〔47〕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下册 明镜出版社 2005年7月 第416页 
〔48〕陈晓宁《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见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卷 第2
67-329页
〔49〕张聂尔《风云“九一三”》 解放军出版社 1999年6月版 第320页
〔50〕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第217-218页
〔51〕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第145页
〔52〕《周恩来年谱》下卷 第484页
〔5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见《对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稿的批语》注释 第272页
〔54〕《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909页

□ 《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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