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百年回首话林彪

　　　　　　　　　　　　　　　　丁凯文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位在历史上带有争议的人物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这大抵是说，当一位政治人物走入历 史后，他的所作所为也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表现，那么后人就可根据其人以往的表现给予一份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人物 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好恶，并被他们所操纵，当权者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需要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与真相，以达到维护、巩固 当权者的地位的目的。正因为此，历史人物的形象往往会被人为地拔高或贬低。由此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被当权者“论定”了的人物，日后却被重新评论，一些被当 权者定性为“正面”的人物，时过境迁后却被打倒，而一些被当权者定性为“反面”的人物，也不意味着永远翻身无望，历史上颇有一些被当权者定罪甚至杀害的重 要人物，若干时日后被平反昭雪，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本书的主人公－－林彪，恰恰就是这样一位虽然被现在中共当权者“盖棺”但却未被 史家“论定”的历史人物。

　　林彪在中国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并非可用几句简单的话即可“论定”，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

　 　早年的林彪生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其时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环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还有没有光明和前途？这是那一代国人所面 临的严峻问题，救亡图存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梁启超先生就曾撰写《中国不亡论》，大声疾呼中国决不会亡国的。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苏 俄，认为只有向西方向苏俄等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才能变法图强，才能抵御外辱，救国家于危难之间。于是，就有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了孙 中山先生的“以俄为师”。在这种大气候下林彪于１９２５年只身来到广州，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这时的林彪仅仅１８岁。

　　１９２６年 北伐军起，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林彪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随着国共分裂，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 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林彪随与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经历。国共内战锻炼了林彪，给了这个乡间青年充分展示其军事才华的巨大空间。 １９２９年春，年仅２２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司令，１９３０年出任红四军军长，１９３２年出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中央苏区，历经了五次反围 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林彪过关斩将，在血战湘江、攻克遵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等一系列的浴血奋战中，林彪为中共的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

　　自１９３１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林彪率领的八路军１１５师在平型关歼 敌一千余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此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林彪更成为抗日名将，抗日英 雄。后来林彪虽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赴苏联疗养，未能再参与日后的对日作战，但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后依然积极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作为毛泽东的 代表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林彪在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们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会谈。不仅如此，林彪还与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进行了接触，向美国友人 介绍了中共的抗战主张，传达了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放松对中共的封锁以及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使共产党也能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对华援 助等等，并促成了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访问。可以说，林彪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４５年在美苏两大盟国 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作为中共方面的战将，林彪 亲赴东北战场，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并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京津要地，从渡江战役到攻克海南岛，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 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林彪的战绩无人可出其右。

　　中共建国之后，林彪深受伤病之苦，很 长一段时间处于修养的状态，并远离政治核心，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前后。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这是毛泽东首次确立了林彪在中共 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尽管这并非是林彪自己争取得来的。１９５９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主管人民解放军的 工作。众所周知，由于毛泽东于建国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乌托邦空想和专制皇权的泛滥，中国的发展历经了巨大的曲折，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造成中国政治生 活的扭曲，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庐山会议的打倒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到引发全国性的大饥荒，毛泽东的神话逐渐开始褪色。而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则喊出了突出政 治的口号，全军上下掀起了学毛著的热潮，“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应运而生，及时地修补了毛泽东神像上出现的裂痕。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林彪发表了一篇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林彪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失误，但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 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事实上，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政治家开始一步步卷入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漩涡。

　　 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卷入文革的漩涡，虽然林彪被动地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但是正是由于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 泽东的吹捧和支持，致使文革运动如燎原之火烧遍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彪参与其中当然 要负相当的责任。然而林彪责任是否如官方所言，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篡党夺权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文革当中一切重大的方针决策，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是毛 泽东一人决定，毛泽东从未找过林彪这个“副统帅”协商、讨论，毛泽东只是在作了决定后通知一下林彪，有时甚至连通知都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唯一要求就是替 毛掌管好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保驾护航。林彪相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因此，林彪与文革开始时众多的中共元老是一样的，他们在毛 泽东的威权下，都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所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分发表的讲话和指示对文革运 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风光程度远非其他中共元老所能比拟，因而也更多地为后人所诟病。

　　考察林彪的一生，林彪当年也是一个热血青 年，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和愿望，投身军旅，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摆脱贫穷和积弱的道路，使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林彪与当年共产党中很多先贤一样，为了理 想抛头颅洒热血，不计个人安危，为了革命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林彪曾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身上亦曾多处负伤，这在中共军队高阶层指挥官 里也是不多的。虽然中共后来的发展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理想，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当初的中共，上上下下充满了理想和朝气，中共也的确网罗了一大批优秀 的人才，林彪当然是这群人之中的佼佼者。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后，中国人民望治心切，对毛泽东与中共寄予厚望，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振奋了多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然而胜利之后的毛泽东却迅速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次次政治运动由小到大，整人由少到多，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再由下层 到高层，从打倒“高饶反党联盟”到“反右运动”，从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中共彻底背离了他们当初向国民党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其专制独裁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乃至文革运动登峰造极，让天下生灵涂炭。林彪作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难道可以以身幸免吗？

　 　林彪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乃是一个军事家，而非政治家。搅入文革浑水毕竟只占了林彪一生当中短短的五年时间，林彪影响力基本上也只在军队内部，并未 进入政府部门，也未进入党务部门。林彪以军人的身分跻身最高领导层，实非林彪个人能力所能承担，以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性格和不择手段，林彪骑虎难下，也种下 了林彪后来倒台的种子。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以其军事方面的奇才可彪炳千古，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以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来看待林彪，林彪的 命运实际上并未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这一政权的本质特性。中共政权虽有现代国家的共和、民主之名，但实质上仍是中国传统 皇权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体制下，毛泽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是中国皇权政治体系在现代社会的翻版，毛之晚年尤甚，一任外戚、内侍弄权，江青及其党羽犹如汉 初及唐初之吕氏、武氏一族，康生、汪东兴等犹如汉末之十常侍及明末之魏忠贤。而林彪之于毛泽东则与中国传统皇权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毫无二致。

　 　如果我们以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加以比较的话，毛泽东对林彪与汉高祖刘邦对韩信之关系多有仿佛。在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韩信襄助刘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汉朝江山的建立居功厥伟，以致刘邦自己在与群臣探讨楚汉胜败之原因时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见《史记》之《淮阴候列传》，以 下引文同）刘邦区区一句话即点明了韩信在楚汉天下之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然韩信之结局却异常惨烈。汉初时韩信被封为楚王，但刘邦对这些异姓王并不放心， 这时有人不失时机地向刘邦打小报告，《史记》记载说，“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刘邦则借机“天子巡狩会诸侯”而“游云梦”，从而一举擒拿韩信，刘 邦对韩信宣布的罪名是“人告公反”。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而无需确凿的证据。二千年后的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了几乎与刘邦一模一样的手段，在１９７１年８ 月的“南巡”途中，毛泽东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性质属“篡党夺权”，乃“谋反”是也。毛泽东与刘邦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刘邦当时还是“有人”上书举报 韩信谋反，而毛泽东干脆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分来了个“毛告林反”，正统帅“举报”副统帅要“谋反”，毛泽东的“举报”当然无需什么证据，只要“金口玉 言”即可，所谓林彪“谋反”的证据可以在日后制造出来，为时未晚也。显然，以手段的狠辣方面而言，毛泽东比刘邦还要更胜一筹。林彪为了共产党的天下立下了 不世之功，较之韩信对汉家天下的确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结局竟然与韩信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我们再细审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和 林彪所起的作用，林彪之功绩也只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朝”有实际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建立的不过就是历朝历代以降又一个“朝廷”而 已，其实际上的进步意义甚至还不如孙中山之推翻满清王朝，这一“新朝”并未将中共政权体制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其专制独裁的程度令当年被推翻的国 民党也瞠乎其后。换句话说，林彪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也许并不完全为历史所认可。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毛泽东和中共的胜利却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又一次 轮回的开始，及至中共建国近四十年后才开始有所醒悟，不宁晚乎？因此，林彪个人的悲剧亦源于此也。

　　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传统的观 点来看，端视其人对人民是否有所“德政”，即“恩泽万民”。历史上倍受人民尊崇的人物，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常有出现者如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等，皆 属清官，他们的身后也颇得人民的怀念。文革结束后，大陆在贬毛的同时，掀起了扬周的热潮，全国上下对周恩来的评价甚高。但是以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 为，周恩来之助纣为虐实比林彪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但对二者之评价何以有此天壤之别？撇开官方的大力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周恩来确有关心民间疾苦 的一面，在紧跟毛泽东“抓革命”的同时，还不忘“促生产”这个事涉国计民生之要事，并在自己有生之年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即使现在很多 人对周恩来其人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但是仍然不妨碍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而这点恰恰是林彪较为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如果我们 细审林彪早年发表的言论和文革中的一些讲话，林彪是极为重视经济建设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林彪在号召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时，亦每每强调不可忽视生产建 设。那个被毛泽东否定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就有林彪的影子，它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将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的四届人大报告所提出的实 现“四个现代化”其实也是林彪这一思想的延续。只不过林彪并未主导政府机构和国家建设，林彪的思想不为广大世人所知罢了。

　　国内对现代 历史人物的研究，以目前的情势来看，依然无法跳出党文化的藩篱和束缚。正面人物依旧都是“高大全”，而反面人物则一无是处，国内史家敢于越雷池者少而又 少，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然而这种情形也并非一成不变，以对毛泽东的研究为例，一方面中共政权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但另 一方面却将毛氏思想改头换面，同时也不讳言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然则对毛氏错误的批判却严格限制在党中央允许的范畴之内，不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上仍然 为毛泽东强加掩饰，而且将这些罪恶分摊到林彪与“四人帮”的头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客观趋势，即对毛泽东的批判日益增多，毛氏的面目也 越来越清晰，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摇摇欲坠，毛泽东在国人心目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披露，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史学 界对林彪的评论也逐渐有所变化，对林彪早年革命经历的描述已经不太忌讳，当然在正面评价林彪功绩时依然不忘留个尾巴。事实上，林彪最富争议之点还在文革一 事。笔者认为，对林彪的评论离不开对毛泽东的评论，惟有将毛泽东在文革当中的责任说清楚，将历史的史实一一澄清，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而非一个被脸谱 化、妖魔化的林彪。

　　最后还想就林彪的出走说几句。不少论者对于林彪的出走颇不以为然，谓之曰：不顾“革命气节”和“民族大义”，乃至 “叛国投敌”云云，因此，林彪的的出走当属“卖国”。如此论点大可值得商榷。所谓“革命气节”是针对中共自己而言，而“民族大义”则是针对人民利益和国家 利益而言。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到了彼时彼地早已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如此“气节”有何保存之价值和意义？放弃了如此的“气节”又有何可惜以致值得大张挞伐 呢？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深受党化教育的人恐怕至今也还是没有搞清楚。就文革浩劫而言，打击文革中的极左派势力，终结这一动乱就符合人民 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林彪敢于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在世时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堪称壮举，林彪虽然未能成功，但是林彪所表现出 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９１３事件”从表面上看，林彪的确身死蒙古大漠，但是林彪在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意想不到之处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部署，使 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使毛氏文革走入穷途末路。“９１３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检讨文革策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起用邓小平等人，由此埋下了文革彻底翻盘 的种子。怎么能说林彪对此没有贡献呢？这正是林彪大智大勇之表现，难道林彪像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整死在黑屋子里就符合“民族大义”？就符合人民利益和国 家利益吗？这些人还可强辩说，林彪出走到了外国就是“叛国投敌”。殊不知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里，当人们面对无可抗拒的政治迫害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 黎民百姓，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逃亡不等于“叛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的出走即属逃亡避祸，只不过，林彪的出走在中共自己 看来实属大逆不道。时至今日，人们的思维是否也该与时俱进，有所醒悟呢？

　　百年林彪，林彪百年，林彪这一研究课题还会继续深入下去，愿本书的出版为世人打开一扇重新认识林彪的窗口，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


　此文为《百年林彪》前言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