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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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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
丁凯文
文革爆发到今天已有整整４０年的历史。４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文革，努力探究它的原委与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目前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文革这一课题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但是有关文革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国内学者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换句话说，周恩来成为中共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在文革中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作了英勇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而林彪则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个处心积虑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罪人。林彪与周恩来是文革开始后位列中共中央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他们都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他们身后却有如此天差地别的评论，实在值得人们深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组织文人班子，在１９８１年６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为对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定位，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到：“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此后国内的学者们基本都遵循了这一定论，国内的党史学者们甚至指出：“《决议》的发表，一方面使人们冲破了认识禁区；另一方面也为进行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课题的科学研究开辟了航道。”〔１〕从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的说法也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周恩来的共识。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周恩来对林彪作了哪些“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的发表真的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吗？如果我们将周林二人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人们应能得出另一种结论。
一．周恩来与林彪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１）罗瑞卿问题。现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说辞与回忆等皆众口一词，即罗瑞卿事件是林彪恶意陷害，以倒罗为条件换取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而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所有与会的人士除毛林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开会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泽东在着手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员们全被蒙在鼓里。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这么多与会者又如何及时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如何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项战略部署呢？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要打无把握胜仗的人吗？而周恩来在倒罗的过程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早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一些玄机。王力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了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自由了。”〔２〕这里有几个问题很清楚，即倒罗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安排好各地大员们“先稳住罗”，不仅如此，甚至还要“防止罗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当再通知罗赴上海与会，以顺利完成倒罗的部署。显然，罗瑞卿自己感到有些异样，否则就不会“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如果李井泉、阎红彦等地方大员们对倒罗一事毫不知情，他们又如何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以稳住罗呢？事实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毛泽东早就通过一些老帅向他们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与会的老帅和将军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的真实意图外，其余皆知此会的目的何在。罗到昆明时，周恩来特地在电话中明确指示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所以，毛泽东策划倒罗是为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扫清前沿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倒罗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行动上是积极配合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吹了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３〕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并告知“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４〕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５〕
（２）５月政治局会议与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在谈及文革时，都将林彪的“５１８讲话”视为林彪个人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耸听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的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显然，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一致同意下所讲，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项重要部署。接着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周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周还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６〕在具体的部署方面，周恩来在５月１５日与叶剑英联名致函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７〕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担任。２６日周恩来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在会上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３１日周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及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８〕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接见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时坦承：“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１、保卫中南海安全。２、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３、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４、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５、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９〕
显而易见，在防止所谓的反革命政变一事上，周恩来不仅讲了话，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１０〕这一分析应是十分中肯的。
（３）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勃发。文革初起时，毛泽东为了发动广大学生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大力支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使得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内的一些党史论者大都将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归结为别有用心，如将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的讲话作为其煽动文革的一项罪责，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１１〕且不说林彪这篇奉命而读的讲话出自陶铸的写作班子，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１２〕毛泽东更在这个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赞赏性地对林彪讲“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１３〕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在８月８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８月１２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８月１３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均表示赞成。〔１４〕周恩来自己在９月２５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１５〕那么周恩来又是如何积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来传》等都承认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在解释上大都将周的言行归结为“很不理解”、“违心”和“被动”，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１６〕
红卫兵搞大串联，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要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问题，但这却是毛泽东的设想。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１７〕。
周在８月５日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１８〕８月２７日周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１９〕
在８月３１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２０〕
周恩来还精心安排了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从组织、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此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１１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２６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１１００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２５０万。〔２１〕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疯狂设想很难如此顺利实现。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动上周则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４）关于造反派造反夺权问题。夺回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夺的党政大权是文革开始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别提及要揪出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周恩来“对于林彪、江青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２２〕那么，周恩来对待造反运动是“坚决反对”的吗？针对１９６７年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各大区及省委书记们存在的担心和疑惑，周恩来在１月１４日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２３〕对于是否夺权和如何夺权的问题，周恩来在１月１７日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说“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干部、职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们，条件成熟的先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江青插话说：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的革命实践，经过你们实践，我们再总结，提高一点。”〔２４〕周随后在１月２１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２５〕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王力都认为“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由此而来，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各省市、各地区造反夺权不断，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局面。这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设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帮”冲锋陷阵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的步步紧跟，丝毫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坚决抵制”这一夺权运动的，更看不出周恩来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同之处。
二．周恩来与林彪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于“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２６〕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考察周林二人对此小组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怪胎，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但却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且具有极大的权力，负责指导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副组长，但陈伯达很快就被边缘化，江青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２７〕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２８〕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权力核心。面对江青等“上海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恩来基本上采取了隐忍的顺守之道，从不敢公开反驳，更不要说“坚决抵制”了。由于“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江青趾高气扬，开始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周恩来叫板夺权。１９６７年２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２９〕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３０〕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３１〕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何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１９４５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３２〕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王力则评论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３３〕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还振臂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３４〕
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３５〕
当时也在场的林办秘书张云生注意到林彪说到江青时故意压低了调子，看得出林彪当时讲得很勉强。张云生隐约地感到林彪这时的讲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显得言不由衷、逢场作戏，很可能是政治形势所迫。周林等人讲完话后，《东方红》的乐曲突然响奏起来，毛泽东随即从主席台右边走了出来，全场立时欢声雷动。〔３６〕这充分显示出这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又一个“伟大战略决策”。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不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讲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据吴法宪回忆，江青等人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３７〕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弄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２０日上午赶到林彪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３８〕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２１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３９〕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１９６７年２月军委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对于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事务，林彪则坚决予以抵制。林在１９６８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乱的。”〔４０〕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三．周恩来、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
自从１９６７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各省市地区、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以及单位部门等无不分成两派，造反夺权无日无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胀使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毛泽东的策略是祭出解放军这一法宝，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军队从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务。所谓“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而“支左和军管”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与林彪也都卷进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两军”的主角是军队，按理说林彪作为当时军队的主管人物应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们却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林彪对这些具体的军务甚少过问，而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周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具体管得很深很细，尤其是“三支两军”的过程中，更体现了周氏对军队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毛泽东就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４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说“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４２〕这实际上是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开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４３〕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４４〕同月２７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２８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４５〕
３月１３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４６〕１８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４７〕３月２３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４月２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４８〕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７月２８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４９〕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５月２７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ＸＸ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２８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５０〕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与“三支两军”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虽然到会讲话，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实质内容不多，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５１〕林彪讲话后，毛泽东与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显示出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极为独到的见解，王力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５２〕
四．周恩来、林彪与“打倒老干部”问题
现在大陆官方给林彪定罪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风”，而周恩来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５３〕另外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中也提到国内的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来形容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他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以及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１７５位将军等事。〔５４〕这样一正一反衬托出周恩来对老干部是真心保护的，而林彪对老干部则是残酷迫害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然而，这场“革命”首先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然后却要广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夺权。既然文革是一场“革命”，是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是一场全民的“夺权”运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对广大上层领导阶层形成巨大的冲击，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委的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打倒或被夺权的范畴之内，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有时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５５〕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在后来有所增减，但大的格局基本未变。据知情人士透露，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负责的内容包括被审者的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家属探视等，周恩来可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后来的很多老干部回忆文革文章中都看到这样的叙述（虽说大多数都是正面回忆）。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５６〕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５７〕１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５８〕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５９〕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随着文革按着毛泽东的思路不断深入开展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被抛了出来，周恩来也一改过去不许红卫兵批判刘邓的做法。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年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说“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更进一步指向反党集团。现在正在进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反党集团，以及环绕这个集团的许多人，比如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反党集团是薄一波，而不应该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象安子文这些人是负有跟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责的，你们这个时期在北京的许多批判大会上，已经点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批、改这个斗争结合起来。”〔６０〕
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８年之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领导人有不少被点名批判打倒，周恩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６１〕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处理因夺权斗争而引发的各省和地区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三支两军”后部队系统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则重新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疯狂夺权而迫害老干部时，一些老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因为被毛泽东江青点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现在不少书籍谈及此事时都说周对此很悲愤，并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６２〕由此显示出周对老干部的惨死悲愤异常。然而，周还有他的另一面。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其他场合还不止一次说到阎红彦之死，在１月１４日的对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６３〕周恩来这种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态度岂是用“大树参天护英华”一词就能加以掩盖呢？
文革中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也相应倒台，大者如贺龙、杨勇、廖汉生等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９日周恩来与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革命组织时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结论。”〔６４〕实际上廖汉生１月８日即被抓，杨勇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关押，北京军区成为全军１２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时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地，（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８月２日周又说“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６５〕不久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报送审查报告，毛则在９月１３日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随即被关押在国务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审查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实为对贺的落井下石。高文谦先生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６６〕
那么林彪是如何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呢？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从内部的文电中得知阎红彦自杀的消息。林彪听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此前不久，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也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林彪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也颤抖了一下。……这一期间，林彪的情绪相当坏。文件不爱听，‘转车’也少了，平时整天闷坐在沙发上……”〔６７〕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６８〕林彪还托王秉璋将军向张霖之的遗属表示慰问，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并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张霖之的女儿与邱会作的儿子的婚事。林彪对李蕴华说“他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赵尔陆将军过世后，林彪也接赵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湾休息。王秉璋将军因被残酷批斗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说“你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不要出来，避避风潮。”〔６９〕赵尔陆和王秉璋都曾经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张霖之却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凶，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以上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林彪内心对打倒老干部的反感和其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在打倒刘少奇一事上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文谦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７０〕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这里想谈的另一件事是林彪与刘少奇一案的关系。文革期间林彪从未管过中央专案，也未直接负责过其中任何一个案子。但后来的“两案”审理过程中，特别给林彪加上了一条蓄意迫害刘少奇的罪名，中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特别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车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７１〕这也是当局指控林彪参与迫害刘少奇的唯一证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就积极投靠林彪集团蓄意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在两案审理时，特别法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雷英夫在审判后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罪行予以追究锒铛入狱，反而在后来还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曾专文辨析雷英夫的问题，予以详尽的分析，余先生对此特别提出疑问：“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１９４０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７２〕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么会找上总参二级部的一个副部长来诬陷刘少奇呢？笔者见过国内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与雷英夫多次详谈。据雷英夫本人讲，那个所谓林彪指使雷诬陷刘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两案”审理小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认，惟如此才能给林彪安上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名。正由于这是出自“两案”审理小组的授意，雷英夫日后不仅不会被追究“诬陷罪”，反而属于“为党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雷损失的无非就是个人的名声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所谓的林彪蓄意诬陷刘少奇不过就是中共当局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林彪虽然在刘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几句表态声明的话，但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实际表现和作用相比较，林彪差周恩来何止十万八千里。
整体来看，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７３〕其实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现在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五．文革之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文革史研究者们研究文革历史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位为“他（指周恩来——笔者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日后国内研究周恩来的文章和书籍大都遵循此说，笼统抽象地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解释为对立和斗争，但他们却举不出一件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７４〕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改写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关系融洽密切、互相尊重与支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见解相同”则更加贴近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目的在于着手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林彪的名字从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而周恩来依然是第三号人物不变，林彪这位曾长期居于周恩来下属的人一下子成为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项决定坚决拥护支持。一来，周恩来一向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二来，周恩来总是将自己摆在辅佐、帮手的位置，对接班人一职不做非份之想。这就注定了周恩来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就曾说：“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７５〕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周恩来长期位居中央领导地位，而林彪则在外领兵打仗，林彪很少参与以往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鲜有参与历次党内整人活动，这在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是很少有的。所以，林与周恩来没有个人芥蒂。自１９５９年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林彪对周恩来的国务院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周林关系一直密切。
林彪在文革初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７６〕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周在人大会堂接见军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员同志时的讲话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确确实实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察，是心悦诚服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７７〕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再次全面长篇称颂林彪“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７８〕周恩来原本长期是林彪的顶头上司，现在却变成了林的下属，但周恩来为树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为人下的表态无疑成为全党的表率。
（２）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讲话每当提到毛泽东时，必定还要加上林彪，将毛林二人并列提及。比如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说“我现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国务院以及我个人向你们问好。”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时，开头就说“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７９〕周恩来在文革时期这样的讲话不胜枚举。
此外，周恩来的讲话中还大量引用林彪的讲话，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在行动上，周恩来也自觉地将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时毛林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必然是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周恩来除了事事向毛请示汇报外，同样也向林请示汇报。有时甚至当毛有意只向周交代的事，周也向林通气。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泽东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个人的意旨，以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并对杨说此事只向周一人汇报。但周对杨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随后飞赴北戴河向林通报此事。〔８０〕庐山会议后，毛对林已心生反感，毛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让李志绥医生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研治工作，李医生说要与周恩来讲，以便得到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毛同意但强调不要告诉林彪。但是周实际上还是向林作了汇报。李志绥对此心存忐忑很长时间，但周对李医生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８１〕即使是在毛林明显交恶之后，周恩来仍然严守分际，在１９７１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周恩来为了摄影师是否拍到了毛林在一起的照片而焦虑不安。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８２〕事实上周恩来对林彪的的表现是一贯的，不能用“周脚踩两只船”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来予以解释，这些都表明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对林彪的尊重。
（３）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文革初期，林彪长女林晓霖在所在学校哈尔滨军工学院积极参加造反派，林彪对此很不满，曾发有一信给哈军工声称林晓霖只代表她自己，后又将其转送他处隔离保护起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时，周恩来为林彪作辩护说：“林副主席讲话我看过了，我证实是真的”。“这个问题你们不要去研究了，最伟大的人对自己子女也处理不好，封建社会里有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们把它（林副主席指示）到处张贴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娃娃们不懂这些事情。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团随便的谈话，家务事也讲了”。〔８３〕九届二中全会上周为林彪修改讲话稿，并致信康生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又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８４〕周恩来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保护林彪，不希望党内矛盾激化，周恩来用心良苦。
（４）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到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建设、对外军援等诸多方面，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中共九大后，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１９６８年９月周恩来就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１９６９年２月，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部委军管会及部负责人会议，谈及国防工业的生产问题，强调抓紧常规武器的生产，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互相配合。３月份针对苏联可能对珍宝岛的进攻，周恩来与军队领导商量加强中方岸基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的作战部署。１９６９年９月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１１月下旬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问题，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并指出：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８５〕中国的经济建设在那个时期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等。正是由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大力支持，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顺利展开，不仅起到了稳定全国局势的作用，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停滞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得以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得到较快的发展。
林彪在文革中与周恩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林彪与周恩来有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井冈山的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一同走过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周林二人的关系并不为过。文革期间周林的关系更显密切。在中共九大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称颂林彪，林彪听后极为感动和不安，当场即席发言说“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８６〕面对周恩来的赞颂，林彪可说是诚惶诚恐的，林彪的临时讲话显示出林的真实的心态和对周恩来的敬重。
（２）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林彪曾对周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林彪还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８７〕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故意为难周恩来时，林彪都会通过军委办事组及时施以援手。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８８〕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事后黄永胜、吴法宪在林彪的指示下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的言论，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８９〕林彪十分了解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所以林经常告诫军委办事组几位将军尊重周恩来，因为无论是毛还是林，无人可以像周恩来那样处理好全国的事务，林甚至警告吴法宪不要听江青和康生那些攻击周恩来的话，林相信康生有意取周而代之。〔９０〕林彪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与维护恰恰是当今国内史学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３）林彪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较为一致。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林的看法基本一致。１９７１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９１〕在九大前后，周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看法也较为一致，也就是文革已告一段落，应该开始抓紧国民经济的建设。正是由于陈伯达受林彪的委托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的这一想法自然就体现在陈伯达的笔下。陈伯达起草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里的地位，不过就是中央的笔杆子，号称“老夫子”，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和支持，陈伯达不可能自己凭空想出这么一个报告题目。林彪的这一想法实际上与周恩来也是不谋而合的。
正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特别是中共九大之后，全国的混乱局面逐渐趋于平稳，国计民生也开始步入正轨。但毛泽东对此却产生了不满，随后“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从而导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张春桥，而后遭到毛泽东的全面反击，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在庐山会议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不满林彪将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想要将吴法宪与陈伯达一起批判，而周恩来则向毛进言，请毛泽东去掉《我的一点意见》之中对吴法宪的批判。毛泽东在庐山上权衡轻重后毅然将陈伯达拿来祭刀，拿掉这个越来越不听使唤的文人，作为打开批林的一个突破口。这之后周恩来一直暗中帮助吴法宪和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检讨过关，并设法缓和毛林之间的矛盾。周恩来为了保护林彪，不仅在庐山上恳请康生连夜修改林彪的讲话稿，还给吴法宪出主意，让吴主动写检讨过关。〔９２〕周恩来很清楚，保护了吴法宪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吴背后的林彪。周恩来与林彪的这层关系实际上一直持续倒“９１３事件”的前夜。当周恩来最终得到林彪确实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坠毁消息后，周曾为此失声痛哭。这里包含了周内心深处对林彪的悲痛和惋惜，显示出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情感。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六．如何评价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个人，江青指挥造反派在前台的冲锋陷阵，周恩来不仅负责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得以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的角色，而林彪指挥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保驾护航。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必须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则看出林彪的作用还主要局限在军队内部，可周恩来的作用不仅涉及到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周对军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军委高层的几位老帅老将军们，如叶剑英、杨成武、黄永胜等人都听周恩来的，与周合作密切。整体而言，毛泽东是文革一切政治决策的决定者，而周恩来则是其执行者。文革当中没有毛泽东的决定什么事都不能办，而毛泽东的决策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执行。正是由于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中坚定的拥护者和具体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一个无可轻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虽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化险为夷，这与毛泽东的使用与林彪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林彪同属中共的老干部，他们都具有其他老干部相同的特点，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弱点。那就是对毛泽东君臣般的关系。周恩来与林彪都不可能违逆毛泽东的意图，更不可能改变文革的大方向，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小小的调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质上殊无二致。文革期间他们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句话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说过多次。周恩来“保持晚节”的心态更加严重，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步上了刘少奇的后尘，一个“伍豪启示”一直压在周的心上，成为周的一块心病，以致１９７５年９月周临进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再次对其订正处理，免得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状。在林彪倒台前，周恩来与林彪互为依靠，小心谨慎地与毛泽东一手扶持的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周旋，试图“抓革命促生产”维持全国的稳定，为毛泽东收拾文革以来造成的烂摊子。可是林彪由于对“上海帮”的打击出手过早成为毛泽东清洗的对象，从此周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解体，周一人孤立无援，成为日后“四人帮”集中攻击的目标。
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林彪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２）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５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１０年。
（３）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４）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国内不少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只想强调，周恩来最亮眼的表现是，在文革乱局中仍不忘国计民生，在紧跟毛泽东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时，还尽力设法维护全国的生产，不使经济全面倒退。特别是周曾利用九大后政局的短暂平稳时期，大力恢复因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一符合民心的宏伟蓝图，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去世后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下列几点：
（１）在文革混乱的局面中保持了军队的稳定。林彪极为重视军队的稳定状态，不许地方式武斗夺权之事在军内发生，“军委八条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军队的相对稳定使后来的“三支两军”能够顺利进行，对保证地方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２）林彪严防江青一伙染指军队事务，诸如搞掉“全军文革小组”使江青无法插手军队事务。即使后来林彪倒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无法迅速有效地填补军中出现的空白，更无法找到自己在军中的代理人，这实际上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文革期间，既使地方再乱，生产停滞，但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从未放松国防安全和建设，文革前国防和“三线建设”在文革中是延续的，没有中断，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发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国防，还顶住了前苏联的试探性进攻。
（４）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江青“上海帮”的遏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行为有所约束，包括林让黄永胜、吴法宪向毛反映江青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更是明显的一例，只是庐山会议的斗争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才招致林的失败。庐山会议前，江青等人虽有毛泽东的扶植，但毕竟还只是文革中的暴发户，在中央高层相对处于劣势，其政坛势力与军方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林彪倒台后，“四人帮”在党内的势力大增，在中央高层也占了优势，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不仅荣升政治局常委，还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四人帮”开始染指军权。这在林彪在世时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恩来与林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周恩来更能忍隐，更会小心处理好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对于来自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不会公开说“不”，周时时处处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忆说“至于对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周恩来自己从来不回避，从来是到处讲，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毛泽东也不避讳，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但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公开讲。”〔９３〕与周恩来相比，林彪则更有自己的主见，且林彪从来不作自我作践式的检讨，特别是“９１３事件”前夕，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淫威和打压，敢于对毛硬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其不甘于作毛泽东的工具显示出林彪独有的性格。无论林彪最后是主动出走还是被动出走，事实上林都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虽然身死大漠，但其对毛泽东的一击却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使毛泽东的神话彻底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败亡。华飞先生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９４〕
周恩来与林彪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当今社会亦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下，人民大众对正统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习以为常，且逆来顺受，如非走投无路绝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将林彪敢于对毛说“不”与毛决裂视为大逆不道，而对周恩来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尽瘁津津乐道。时至今日，我们也应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林彪在文革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１）中共自七大起就将毛泽东定位于一尊，具有最高的权力，只是个人崇拜在战争年代还不那么显著突出。中共建国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都曾大力制造了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表态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９５〕邓小平直接负责的与“苏修”论战的“九评”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频频肯定个人迷信，将个人迷信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共中央的集体表态。周恩来导演的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更是大吹特吹毛泽东，此后又将其拍成电影全国放映，其影响至深且巨。在这个整体环境下，林彪也参与其中，大力鼓吹“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林彪大搞“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等。中共全党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得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祗”，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
（２）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为了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１９６６年３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纵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５月７日毛给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公开赞扬“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动树立并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信，实际上是毛为文革大业所作的必要准备。而林彪也大树毛泽东的威信，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称颂毛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毛泽东还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毛林这种“互树权威”“互树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声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空前高涨和巩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个人崇拜方面比周恩来走得更远。因此，林彪在这一点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３）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文革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价极为惨重其教训亦极为深刻，特别是运动中相当一批干部和普罗大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虽然毛泽东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林彪，在当时的那种体制和政治环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点责任没有，诸如罗瑞卿事件、贺龙事件和“杨余傅事件”等。林彪当然要负他的那份责任。然而由于大陆官方刻意掩盖那些不利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资料，将一切罪责归结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乃至许多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全面厘清这段历史还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时，要尽力追求事实真相，澄清史实，这样才能分清历史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将所有责任推到某个人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要搞“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结 论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针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说过一番话：“‘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然而，邓小平在谈及林彪时却将林彪归结为“反革命集团”，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９６〕
通过上文对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绝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和“做了违心的事”这么简单，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阴谋夺权”。周恩来与林彪都是毛泽东发起和推动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的，而周恩来更是一心一意地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进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工具之一。认真比较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顺利进行，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任劳任怨和兢兢业业，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后来对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周恩来所作所为的否定。但是邓小平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将周恩来送上新的“圣坛”，将林彪打进“十八层地狱”，罔顾事实地将周恩来与林彪和“四人帮”区分开来，力图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违心的”，邓小平此举不仅不能“洗清”周恩来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得形象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这同样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
邓小平这种人为的二分法，以两种不同的标准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将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分成所谓“好人犯错”和“坏人犯罪”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毛泽东的祸国殃民作开脱。假使邓小平这段解释周恩来的话能说得通的话，那么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样合适。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吗？且林彪说的违心话比周恩来要少得多，违心事做的更比周恩来少得多。凭什么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而周恩来就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呢？更何况林彪最后敢于挺身而出打击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功臣”－－张春桥，林彪以自己的行动显示出自己对文革的实际态度，可周恩来却只有相忍为“党”（实是为毛），俯首贴耳，逆来顺受。所以，林彪的倒台与文革中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是一样的，林彪事实上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助力变为阻力而被毛泽东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长啸先生分析得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９７〕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四人帮“实乃完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未竟之业。
然而，正是由于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谈话将周恩来文革作用定性为“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位于“反革命集团”，一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照搬了邓的这一讲话精神，将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定位于“对立”与“斗争”，以后国内的党史研究者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难得突破难得进展。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过就是一个新版的“两个凡是”，它不仅不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航道，反而是为文革史的研究设置了新的禁区和障碍，成为日后官方研究周恩来的定版模式，周恩来的形象也被脸谱化，变成“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的“中流砥柱”，这无疑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对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必须彻底抛弃《决议》给周林二人的脸谱型定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客观地梳理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当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这才是海内外史学研究者应该共同秉持的原则和立场。
注释：
〔１〕金春明、崔久恒《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思想与活动研究述评》，载《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第一版，５４４页
〔２〕《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 ５７７－５７８页
〔３〕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海南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１月版，１９０页
〔４〕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１９５页
〔５〕《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参见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４７２期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６〕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枫华园》第４７２期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 ６２８－６２９页
〔８〕《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６２９页
〔９〕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０〕余汝信《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４３６期 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
〔１１〕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１１４－１１５页
〔１２〕何蜀《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参见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下卷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７月版 ６１０－６１３页
〔１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１月版 １０７页
〔１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１０６页
〔１５〕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坐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６〕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５月版 １－７页
〔１７〕《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６４７页
〔１８〕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９〕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０〕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１〕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４７０期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７日
〔２２〕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１４页
〔２３〕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４〕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８０８页
〔２６〕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版 ３页
〔２７〕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５－３０页
〔２８〕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见互联网《文学城》的温相博客 http：//blog.####.com/archives.php？date=200406&blogID=12
〔２９〕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７页
〔３０〕《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９８４页
〔３１〕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３４页
〔３２〕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年版 ４９０页
〔３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１１页
〔３４〕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３５〕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６〕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７月版２７７－２７８页
〔３７〕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上卷 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 １５
０－１５１页
〔３８〕《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６５４页
〔３９〕《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６５６－６５７页
〔４０〕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６日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１９７页
〔４２〕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３〕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４〕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的指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５〕《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４８页
〔４６〕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１页，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４８〕《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３页
〔４９〕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０〕《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６５７－６５８页
〔５１〕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２〕《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１１页
〔５３〕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安建设编 ６０页
〔５４〕李海文《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３月版 ５５１页
〔５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６页
〔５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１８４页
〔５７〕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８〕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５９〕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见《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６０〕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１〕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２〕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２７页
〔６３〕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４〕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５〕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６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１９１页
〔６７〕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７９－８０页
〔６８〕张光渝《拜访王秉璋叔叔》，载《老照片》第四十四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一版
〔６９〕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６日
〔７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４５－２５２页
〔７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月版 ３８１－３８２页
〔７２〕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
〔７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９２３页
〔７４〕叶剑英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见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３页
〔７５〕《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４页
〔７６〕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７７〕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一辑，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１页
〔７８〕原文戴《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１９６９年５月７日
〔７９〕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８０〕《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８月版 ３０３－３０５页
〔８１〕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５１６页
〔８２〕《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７２５页
〔８３〕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８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２９８页
〔８５〕《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 ６８４－７１２页
〔８６〕林彪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９．４．１４） 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８７〕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７８页
〔８８〕《周恩来年谱》 下卷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１９９７年５月版 ３６７页
〔８９〕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６日
〔９０〕《吴法宪手稿》，转引自金秋《权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１１９页 (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９１〕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６日
〔９２〕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２９８－２９９页
〔９３〕《王力反思录》 下卷 １１０８页
〔９４〕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华夏文摘增刊 第３１４期，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
〔９５〕《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１９５８。６－１９６７。７》，人民出版社资料室，１９６７，１０３页。
〔９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二版 ３４６－３４８页
〔９７〕仰天长啸《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见《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４５３、４５４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５－６日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田园书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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