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
　　　　　　　　　　　　　——与高华先生商榷

　　　　　　　　　　　　　　　　丁凯文

　　“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内外一直就是一个热点，甚至有人干脆称之为“林学”。“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和一门大家感兴趣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对于中共的历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官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严密封锁和一家之言，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之更加吸引众多研究者和普通人们的目光。２００４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就是对官方多年以来一家之言的突破。两年以来，笔者一直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除了２００６年初中共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１〕一文中转弯抹角地对该书一些观点作了反驳外，一直未见有其他学者写出有份量的争鸣文章。前不久，本人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杂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笔者注意到高华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２〕（以下简称“再考察”）。笔者拜读之后感到高先生为文的目的是针对《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而来，然通观高文，错谬之处甚多，笔者不仅没有见到高先生曾经有过的对官方史学的质疑和独立思考精神，且整体行文与逄先知这种官方学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整篇文章立论虚妄、史实不清，以致自相矛盾、人云亦云。正是有了这个感觉，笔者深感就“林彪事件”这一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很多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愿抛砖引玉，就高先生文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革之前的林彪，醉心于权力还是淡漠于权力？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林彪“出山”的过程，意图证明林彪的“出山”并非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林彪本人“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不仅如此，“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欲望。”高先生总结毛林关系时说“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诫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高先生认为“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不难看出，高先生这番高论的内涵就是林彪自己有野心，想向上爬而最终攫取最高权力。实际上，高先生这一论点贯穿于《再考察》全文。

　　那么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举出哪些直接的证据证明了林彪的野心呢？笔者细读了高先生这一章节，却没有看到高先生给出任何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证据，高先生所说的林彪“野心”全是自己的想像和臆测。我们来看看高先生是怎样描述林彪的“野心”的。高先生说：“１９５３年大区撤销，对他（指林彪——笔者注）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再如，“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３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布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高岗何时何地动员过林彪？既然是高岗出面“动员”林彪，高岗提出哪些条件来“动员”林彪的呢？动员林彪去干什么？林彪又是如何与高岗“谈得非常投机”呢？林高之间又作了哪些“交易”？如果仅仅是林高曾经见过一面谈过话，就能够因此证明林彪有“野心”吗？再如：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是一件公开的活动，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按中共的办公方式，随即就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书记处传阅，党内高层应知之甚清，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言，毛的放话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林彪难道会看不透毛的真实想法？然后林彪就会因为这个谈话而“很受挫折”？那么再请问高先生，国内通报了蒙哥马利谈话后林彪有什么具体表现显示出林彪“很受挫折”？至今，关于高岗对几个党内重要人物进行游说，鼓励他们反党一事，由于彭德怀案的彻底平反而被人看成了毫无根据之事。而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后多次自述的他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过程，已令那次他和英国蒙帅的谈话成为不能作为毛泽东真实心境的举证。高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在写文章时总不能想当然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历史人物随便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吧？

　　高先生文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论点与史实不符。高先生说：“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文革前夕，中央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这七个人当中，只有林彪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人都不染指军队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干部，尽管一些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名义上兼了当地军区的政委一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参与军队的事务。至于中央常委诸人，大家为了避嫌，更不会主动过问军队的具体事务。要说中国政治力量彼时有所增加的，那应当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力量，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安和猜忌。如果不是那样，毛泽东发动文革，重新回到“一线”执政的动机就没有了。文革前夕，虽然人们可以在广义的范畴上称军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大为增加，诸如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也推出了雷锋、王杰等学习榜样，但是军队真正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却是在文革之中最为混乱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夺权之后，由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造反派应运而生，以致各地区各单位都形成两派，派性斗争不断，甚至大打出手，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借重军队的力量搞“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的局面，好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三支两军”的出现，大批军队干部被派到地方、机关、工厂、学校等，军人由此成了各省市、地区及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干预或控制地方政权，而是奉了上级的指令搞“大联合”或“三结合”，重新调整领导班子，使之更符合毛泽东搞文革的要求，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秩序。“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空前增加”是文革当中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此外，高先生说“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高先生有何事实证明“军队要扩张利益”？军队的利益又是什么？是参与那个不明方向随时会触怒了毛泽东的文革乱局？还是获得极大经济收益发上横财一笔？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中共建国后，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严格掌握之中，直至文革之前不曾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高先生能否给出军队在文革前夕要“扩张利益”的具体事例？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林彪出山这一问题上来。从中共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林彪个人的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建国伊始，林彪的身体就处于生病状态，且病得不轻。林彪的贴身内勤楚成瑞回忆说：“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３〕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状况持续到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

　　第二阶段，从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到１９５９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但是党内的这一安排并非林彪自己出面争夺而来。高华先生自己也承认：“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毛泽东为何这样布局？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毛泽东通过提升林彪党内地位借以制衡掌管军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埋下了日后由林替彭的伏笔，但是在当时彭德怀依然是军内最主要的领导人。高先生说：“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从《再思考》一文引用的资料来看，高先生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于人民解放军发展过程中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想必只是想当然地将一些情况东拼西凑借以批林，并诛心地认为“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１９５８年军队内部批判刘伯承主要是彭德怀主持，这实际上是五十年代中期彭德怀批判军内“教条主义”的延续。著名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对此有过论述，迟先生说：“１９５８年５至７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４〕事实上，这桩历史公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刘伯承、粟裕等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来都由中共官方予以平反，事实证明林彪对刘伯承等人被批判撤职没有起什么作用，林彪曾经讲过一些话不过就是一个走过场形式罢了。高先生说林彪“破题定调”　更是不实之词，显然，“破题定调”者乃毛泽东，而具体实施者乃彭德怀。高先生不将矛头对准这起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和主持人彭德怀，不敢引用他们对刘伯承的批评和讲话内容，也不敢引用其他一些军委常委（包括邓小平）和元帅们对刘伯承的批评，更不敢触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却对准不起主要作用的林彪大批特批，是不是有欠公允呢？这段时间中，林彪虽然贵为党中央副主席，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不介入具体事务，军中主事者仍然是彭德怀元帅。

　　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彭德怀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发起了批彭运动，连带着揪出了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高先生认为：“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高先生在此又言过其实了。林彪上山时，彭德怀的倒台的命运已被决定，彭德怀的罪名是“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等，而这些最要害的罪名都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安在彭德怀的头上的，林彪说彭“伪君子”等批判的是彭的个人品质，而非政治问题，更没有给彭上纲上线为“反党集团”，这如何说得上林彪“批彭的调子最高”？如高先生此说成立，那么又该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彭的斗争批判置于何地呢？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亲自推荐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５〕。林彪曾一度更多关心的是，抓军队的方针大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此后更加强调学习毛著，把政治工作放在各项工作之上，由此还在军中开创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如此，与其说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实现他的野心，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了用心抓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林彪，以实现他在心中酝酿多时，将择机发动的一场确立他对全党绝对权威的浩大政治运动，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事实来看，即使是１９５９年上台后，林彪仍然不愿管事，而是放手罗瑞卿等人主管军队事务，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画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６〕除了那些想像和臆测，高先生对林彪的指责并未给出任何像样的和可信的证据，高先生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二、林彪是如何卷进文革政治舞台的？

　　林彪卷进文革运动有几件事值得人们关注，第一，罗瑞卿事件；第二，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第三，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议纪要”问题。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换句话说，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作了一个政治“交易”，毛泽东打倒林彪的政敌罗瑞卿以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这个论点一点都不新奇，是国内宣传材料中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也为一些史学作品，包括文学的，艺术的出版物所采用。但是这个观点出于高先生之口，则令人吃惊。高先生对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谓不深。毛泽东，这个中共历史上的强人，干他要作的事，和谁人作过“交易”！？更不用说对一个他一手扶持起来并长期成为盟友的林彪了。何况把中国封建朝代“忠”的概念引入现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的本质原因，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欢心而打倒罗瑞卿。高先生的这个“忠”为思路的“交易”说，明显夸大了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并将打倒罗瑞卿的责任全部推到林彪头上。这一论点正是高先生立论的虚浅之处，他既没有认真阅读近期披露的相应史料，也没有再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发表的罗瑞卿问题的文件，就如此解释罗瑞卿被打倒之事，且当作文化大革命发起这么重大而又复杂问题的唯一“基石”，如此作法实在值得商榷。

　　首先，罗瑞卿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毛泽东要全盘部署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的前奏，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线索。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１９６５年６月７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５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７〕此批示就是冲着罗瑞卿而来。在毛泽东的整体战略部署中，由于罗瑞卿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走得过近，使身处“二线”的毛泽东感觉有军权旁落的风险。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其次，罗瑞卿在主管军队工作时与一些老帅关系不好。罗瑞卿在中央和军队中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但是工作作风上比较霸道，得罪了一批人，特别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指的是哪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呢？据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邱就听到了叶剑英、聂荣臻对他说了对罗的很大不满，认为他手伸得很长，毛还通过这几位老帅就罗的问题向大家打了招呼，准备解决罗的问题。〔８〕这也是为什么叶剑英在罗瑞卿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原因。罗瑞卿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关系不好，罗越过聂直接处理国防科委的重大事宜，在聂荣臻历次“批罗”的发言中，在国防科委系统当年印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中，实在是太多。罗瑞卿对当时在军队里坐“冷板橙”的叶剑英的不尊，不仅为高级干部所知，有时甚至令叶剑英下不了台。叶剑英发现和树立的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很快就成了罗瑞卿的功劳，在全军召开的学习郭兴福教学的现场会，罗瑞卿居然不请负责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出席。如此种种，高先生只要肯用心，特别是对于军队内部斗争的如此大事，还不至于说出没凭没据的话来。

　　第三，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林彪从未表示过要打倒罗瑞卿。无论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上海会议还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都未在会议上露面，亦未曾对会议作过任何批示。相反，在批罗会议上最积极的人却是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等人。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９〕，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１）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２）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３）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４）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１０〕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罗瑞卿倒台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杭州，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１１〕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说话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杭州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众所周知，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说罗反毛实在牵强，说罗反林则可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夸大和利用作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关于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五一八讲话》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问题，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和王年一教授等人已经论述得极为充分，〔１２〕笔者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读者自己可以找到这些文章阅读之。

　　三、《再考察》一文中诸多的错谬之处

　　林彪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分析和探讨的研究课题，林彪既有跟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面，又有稳定军队抵制文革极左派的另一面，这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一方面要跟着毛泽东“抓革命”，另一方面要作好分管的工作，要“促生产”，不能让国家混乱是一样的。这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将林彪的言行简单地归结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处心积虑地“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篡党夺权”。

　　高华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列了这么一个题目“林彪在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９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什么是林彪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呢？高先生列了几个例子：“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高先生在此处说得明显不对。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参与其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俩人在８月６日晚间商定的，但是江青却提出异议，江青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毛泽东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了第四位。〔１３〕

　　高先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林彪还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高先生的论点与史实再次严重不符。自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不留情面且又令陆心惊胆战的，就是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到１９６６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谈到学术批判时毫不客气地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１４〕毛泽东口中所指的阎王何许人也？非陆定一莫属！即使没有严慰冰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高先生将陆定一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彪的报私仇和清除异己显然与史实不符。

　　此外，高先生还举了一个贺龙的例子。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１９６６年７至８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高先生在此对中共官方抛出的材料不加分辨就深信不疑。高先生在此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就指责林彪“策划诬陷贺龙”及“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我们还是看看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讲贺龙事件的吧。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１５〕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及的揭发贺龙问题的人都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部属，廖汉生更曾经是贺龙的亲戚。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１６〕显然，贺龙一案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成钧、许光达和廖汉生等人的揭发材料而亲自作的决定，周恩来直接作的布置，将贺龙予以关押审查。贺龙倒台后，林彪也从未下令“全部清洗”贺龙一系人马，很多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依然保留原职，未遭牵连，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就是一例。高先生也太高估了林彪的权力，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哪一个中央高级干部可以被随意打倒？而哪一个被打倒的高干不是毛泽东点头批准才被打倒的呢？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有另一个高论：“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了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高先生此言未免太过武断了！自１９６７年１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国全面夺权之后，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１７〕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林彪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吴法宪对此有较为详实的描述：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的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科研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１８〕对照高先生的林彪对“其他一概不管”的高论，高先生对此若非是无知就是故意视而不见。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将“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归结到林彪头上，指责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８月１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发生了武汉“七二０”事件。据王力在自己的反思录里回忆说，７月２２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０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１９〕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８月４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写信给江青，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２０〕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七二０”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８月１日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多篇社论，不断强调“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实证明，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那篇８月１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过就是诸多评论文章之一罢了，其宣传口径正是毛泽东先前定下的调子。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的组织处理也由毛泽东拍板决定，未见林彪从中起了什么作用。这里如何谈得上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　？〔２１〕

　　四、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和“所不为”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可惜的是，高华先生对此也竟然不加分析地原封不动地予以认可，指责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

　　毋庸讳言，林彪在文革初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说了一些支持文革吹捧毛泽东的话。这些讲话，有的是中央拟定的稿子，由林彪代表中央读的，有是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要讲的，即便处于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也讲了不少“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话，言过其实地吹捧过毛泽东。还有一些，是林彪作为军队的领导人说的，这和他几十年来的讲话是一致的。由于林彪统领人民解放军，并以毛泽东亲密战友、接班人的身分出面讲话、发表一些指示，对文革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分析政治历史人物时还要看到他的另一面，对其所起作用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脸谱化，林彪毕竟不同于江青这种靠造反和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极左派。

　　简言之，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就是在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同时，力求军队的稳定，不许军队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与此同时，林彪严防江青文革极左派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决不允许江青在军队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２２〕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由于江青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分，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也可搞大串联，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林彪经过考虑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２３〕但是由于毛泽东在１０月１日天安门上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的谈话中，提及“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动不了的”。〔２４〕林彪随即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授意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２５〕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林彪对文革的军队院校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上旬，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要严肃处理。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对于闹事的个别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２６〕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其实，早在８月２１日，总参和总政就为此发布过《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指出“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等。〔２７〕这些都体现了林彪稳定军队，不许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思想。

　　（３）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尽力保护军队的干部。此点上文已有论述。

　　（４）遏制军内的造反派势力。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赶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回忆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５月２３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２８〕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

　　通过对以上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的另一面。虽然林彪和那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老干部一样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拥护他发动的文革运动，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相应的对策。军队的稳定使军队能够顺利地执行了“三支两军”　的任务，从而稳定了全国的局面。此外，林彪严防江青插手军队事务，使江青无法在军内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军队系统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高先生的那套“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林彪事件是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对其研究还相当地粗浅，而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公开对外披露的材料太少。然而，相对于“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那些被死死地封住的重要事件内幕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相关材料披露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不涉及中共讳莫如深的核心问题，在史学研究上也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度。高先生如果细细地读一下那时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怕是也不会得出这么简单的结论。

　　五、林彪的“一号令”与“设国家主席”问题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号令”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在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占了一定的分量，但其中的主要论述基本还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臆测。

　　高先生举出这两个“实例”，意图证明林彪的确有野心而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一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另一个就是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高先生的这套高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早就被官方说了三十多年了，２００６年２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论述林彪事件时，恰恰也是举了与高先生一模一样的事例。高华先生与逄先知在这一问题上有这么一致的看法，实在出乎本人的意料。逄先知本为党的官位学者，为了成全中共一家之言的“史学研究”，不惜掩盖事实，坚持当好忠实的“喉舌”，不足为奇也，食君奉禄，尽其职守，为臣之道也。然而高先生曾俨然以民间独立学者的形象出现，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竟然也同逄先知所言如出一辙，实在令人惊讶。

　　关于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问题，读者参看林办秘书张云生《实话实说“一号令”》和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的《“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应可完全明白这个“一号令”的始末。惟笔者更推荐读者细细阅读著名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的《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２９〕，余先生将那段时期的历史备加详述，系统准确地厘清了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对苏战备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余先生指出：“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１９６９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据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针对苏联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向军委办事组发出了指示，林彪本人并不知晓这个指示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向全军发布时冠上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字眼。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该项指示在向北京黄永胜等人传达的当天由叶群汇报到了毛泽东处。〔３０〕高先生说“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高先生这一说法明显不确。

　　高先生《再考察》一文中还有一个没有事实根据，不知何以说得出口的“高论”：“林彪本来对１９６９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我们看看身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是怎么回忆这段历史的，吴回忆说：“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林彪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战略防御和武器装备。林彪提出了“三防”和“两打”，“三防”是“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打坦克、打飞机”。解放军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防空力量，将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和“三北”地区。另外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并调整“三北”地区的空军部署。为了防止苏军机械化部队在“三北”平原地区长驱直入，林彪提出在华北地区搞人工造山，在特定地区建筑若干“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各“山头”之间炮火相互支援，形成强大的火力网。这些“山头”既可抗核攻击，又可储藏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可以保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为此，林彪亲自赴华北地区考察地形。１９６９年国庆前，林彪还向毛泽东汇报，提出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苏联利用中国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看法，林彪将军委办事组和总参专管作战的阎仲川副总长找到毛家湾开会进行部署。林彪下令疏散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机场跑道设置障碍，机场值班人员配发武器等。黄永胜、吴法宪等军队领导人连夜进行的部署。〔３１〕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林彪对有可能发生的中苏之间战争异常警觉，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战备防御工作。史实俱在，高先生所说的“林彪本来对１９６９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论点还能站得住脚吗？

　　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原本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搞的欲加之罪，可高先生照搬这一罪名，认为：“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那么高先生举出了什么可信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高先生说：“在文革前至１９６９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１９７０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分的重视”。其实，对外电文署名这类杂事小事林彪根本就不会去管，这都属于外交部门处理的具体事务，通常也是周恩来的安排。这种随意的联想和臆测可以拿来当作证据吗？大量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本无意于当这个国家主席。

　　１９７０年３月上旬，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回京传达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意见，汪东兴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当晚汪东兴还邀请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人到自家闲谈，汪东兴再次提及毛泽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５月１７日，军委办事组到林彪处汇报工作，黄永胜、吴法宪向林彪提及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３２〕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毛泽东是何时才“一眼看穿”林彪的目的的？是在１９７０年３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进行讨论而毛泽东表示“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之时，还是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８月南巡讲话要打击林彪之时？林彪自己清楚明确的表示毛泽东应该当国家主席，林彪自己既不愿当这个国家主席，甚至连副主席都不要当，如此这般还要被戴上要“篡党夺权”的帽子，这个天下还有没有公理？高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全凭自己一个臆测就能断定林彪要向毛泽东“要一个名分”，高先生自己不觉得离史实太远吗？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一个正常的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元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为什么林彪的正确主张反而被毛泽东歪曲成林彪要“篡党夺权”？这实在是毛泽东找不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废黜林彪，只好将所谓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作为一条罪名来打击林彪。没有这一条罪名，就不能坐实林彪的野心，无法坐实林彪的野心，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林彪想谋反，没有林彪的谋反，哪里会来谋杀和叛逃呢？没有谋杀和叛逃，又如何坐实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案呢？这里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源头恰恰就是这个莫须有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整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九届二中全会前做贼心虚，自己不想当国家主席，还干脆要求不设国家主席，以个人一己之私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林彪提出应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不过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国家整体秩序已恢复正常，文革的无序状态已经结束，这一提议何错之有？何罪之有？毛泽东死去这么多年，难道高先生还是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以毛泽东的观点来判断是非吗？

　　六、林彪由盛而衰的原因何在？

　　高先生在《再思考》一文里，将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归结于中共“九大”。笔者认为，高先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却远非问题的实质。林彪真正由盛而衰并非起始于“九大”，而是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矛盾在九大之后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骨干——张春桥，由此得罪了毛泽东，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铸下了毛泽东下了打倒林彪的决心。个中缘由，需要作一完整详细的交代。

　　（１）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根本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羞辱。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凌辱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３３〕

　　（２）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３４〕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３）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温玉成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３５〕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得逞。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４）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回忆说：“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３６〕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５）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３７〕

　　（６）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３８〕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７）陈伯达向林彪靠拢。陈伯达虽然在文革初即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江青才是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江青看不起陈伯达，常常谩骂呵斥陈。陈伯达也自嘲自己是个“刘盆子”、“小小老百姓”。九大之前陈伯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文革小组组长一职，却被林彪劝止下来。林彪对陈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３９〕陈伯达听从了林彪的建议，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也与林彪想法一致，并压制江青，在九大后不许再用中央文革名义发布文件。〔４０〕

　　（８）宪法修改小组上的争论。１９７０年８月宪法修改小组在修订宪法草案时，张春桥删除了草案上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毛泽东撑腰。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４１〕但是张春桥却不明说，导致吴法宪与张春桥大吵一番。吴事后向林彪及周恩来作了汇报。这也成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导火索。

　　事实证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等人的批评，绝非仅仅是针对宪法修改草案文字推敲上的争执，而是要对江青等人九大以来破坏中央工作等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要对文革极左派的为所欲为有所制约。事情是江青等人挑起的，但由于江青地位特殊，林彪不能明着批评江青，只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张春桥。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迟早都会到来。但是，林彪没有意识到对张春桥的批评会引发全体与会人员的共鸣，那是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文革极左派的仇视。如果听凭林彪打掉张春桥，毛泽东拼后半生精力搞的文革就可能半途而废。庐山会议上的焦点并非所谓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而是毛泽东要维护他的文革大业，这才是林彪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七、“九一三事件”中的“刺毛”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官方在公布的林彪罪证中，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阴谋杀毛”，几十年来，官方的史书和研究文章中依然连篇类牍地大肆宣传，由此证实毛泽东对林彪的斗争属于合理合法、仁至义尽。可惜的是，高先生也依然重复了这一老掉牙的论调。高先生在《再考察》里说：“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显然，高先生在这里完全认可了官方的说辞：林立果贸然行刺，但是毛却神机妙算逃过一劫。高先生还说：“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个风险？”高先生所说的“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也就是说，叶群也参与了林立果的“刺毛”计划。

　　官方版本的这段“刺毛”过程，毛泽东至今仍然被说成是“神机妙算”。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被神化后至今还没有返朴归真之处。从法学和逻辑科学的角度分析，如果说不出毛泽东是如何得知被剌的，只是“幸运”地察觉了，而没有法学意义上的证据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事情本身就是虚构的。造出一个“事实”来打击对手，在古今中外政治家的手段中应属常见，毛泽东在党内对付其他人，如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也多次使用。

　　严格说来，官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出任何林彪涉案的证据，基本上都是些牵强附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被关押审查者在文革无法无天的环境中制造出来的，诸如“三国四方会议”、“八八政变会议”等。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官方想要什么证据而拿不到呢？１９７０年８月８日叶群在毛家湾与吴法宪、邱会作的家庭琐碎的聊天都可以被中共中央认定是叶、吴、邱三人“密谋策划搞反革命政变”。而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罪名先行，“证据”为现实服务。被告人的罪名不是经过法庭审理后根据事实来判定，而是预先定罪，强加罪名。吴法宪直言：“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是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４２〕事实上，林立果的“刺毛”计划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空想而已，连会都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高先生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林彪逃不脱干系”，难道仅凭臆想就可断定林彪“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真正“心智失常”的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与毛和平分手，无非就是避祸而已，难道毛泽东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了，林彪还不能一走了之？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仅凭一两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高先生搞历史研究多年，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吧？

　　八、什么是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５０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那么，高先生是如何从“纵深角度”来视察体制因素的呢？高先生说：“毛林之争完全是围绕权力的异常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此说成立否？笔者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天下苍生悍然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给中共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致使文明倒退，生灵涂炭，中国社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批无辜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国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显然，抵制、结束文革运动自然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庆的心情了。林彪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没有亮出自己的观点吗？为何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如是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林彪在九大召开前，就认为文革运动已告一段落，国家应该稳定，还是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林彪的这一指导思想正是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依据。对于江青一伙干扰中央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林彪敢于站出来予以批评，敢于在毛泽东在世时“太岁头上动土”，对江青等人的活动予以制约。如果林彪不是出于公心，何必与文革极左派过不去呢？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是更安稳更安全吗？如果说，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毛死后大反“四人帮”是正确之举，凭什么就认定林彪在毛生前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举措就仅仅是“权力斗争”，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呢？笔者深为赞同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看法，即“１９７０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１９７６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４３〕真是善哉斯言！

　　如果我们认真地从中共的体制上找因素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封建皇朝的现代翻版。这个体制没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法制的概念，更没有公平竞争的选举机制。毛泽东以降，中共领导人的升迁、下降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毛泽东集封建皇权于一身，废立接班人如同儿戏，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在在显示出这种机制的根本缺陷，高饶事件、彭德怀事件、刘邓倒台、林彪事件等等，毛泽东的皇权无人可以制约，以致搞出了天怒人怨的文革运动而不能自拔。如果毛泽东不死，文革运动还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九、《再考察》一文的其他瑕疵

　　高先生的《再考察》一文不仅存在着观点与史实严重不符的缺陷，还有其它一些的问题。笔者在此有必要一一予以指出。

（１）引用史料方面极不负责，有违历史学者的道德规范。高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书籍、史料可以引用，什么样的不能引用。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因为官方的回避和封闭，对第一手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能读到的实在是太少，因此更为珍贵。而如此过多的封锁，也让一些政治化、文学化、商业化的流行作品大行其道。对此，高先生不会不知吧，这本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悲哀。然而，笔者发现高先生文中对许多当事人和原始文件的内容，不知是不知呢，还是有意回避，还是决心放弃严肃的治学学者身份，加入史学题材“戏说者”的行列（中国此风正行），高先生十六处引用辛子陵所写的野史《林彪正传》。据了解，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宋某人的笔名。《林彪正传》一书采章回小说体裁，为东拼西凑当年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混合体，全书分４２回，从林彪出生写起，文革期间为九个回合：三十四、刘少奇忠君被君算，罗瑞卿伴虎被虎伤；三十五、捧江青林彪邀宠，保吴晗彭真抗争；三十六、烛影斧声林彪布道，白云黄鹤领袖留言；三十七、林彪极人臣之位，贺龙蒙不白之冤；三十八、用心机排挤诸帅，造舆论独掌兵权；三十九、一条错误路线形成，两个反党集团出现；四十、副统帅紧跟统帅，超天才惊动天才；四十一、讲天才跪着造反，老夫子李代桃僵；四十二、投苏联机毁人亡，解纤语鳞不生毛。这样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此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歪曲历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离谱，如江青“跟毛泽东摊牌”道：“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想念我的唐纳呢！”“你怀念前面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甚么呀！”〔４４〕还有如：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批判二月逆流时对叶群说：“主席说我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的两个司令部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问题，是五个司令部问题。”“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空军、海军、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没有全部在我手里。杨成武、萧华不知为甚么一个劲往周恩来那里靠。出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跟我走？”〔４５〕如此种种，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根本就是一个流行章回小说的说书先生不断抛出“噱头”的唱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无根据的野史资料，其文还有什么客观价值可言吗？仅就此点而言，高先生实在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２）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一问题在《再考察》一文中随处可见。诸如，《再考察》说林彪“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林彪是如何“特别严重打击”徐向前的？高文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再如，《再考察》说“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高先生给出的理由十分外行，说明高先生根本就不真正了解这一事件个中的复杂原因，胡乱联想臆测。还如，《再考察》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向毛讨价还价“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如此荒谬绝伦的小说演义竟然也成了《再考察》的一个论据。高先生的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３）情绪加偏见，缺乏理性思维。林彪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待这样的历史人物，要全面、客观地予以分析，而非简单化、脸谱化。笔者读罢《再考察》后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作者虽然在评毛一事上的分析有些道理，但在对林彪的描述中却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用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理性贬义词，且处处贬抑予以丑化，此非严肃史家之所为。甚至让人感到了文革中对林彪的那个描述“二十年代投机革命，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代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肯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的现代版。这实际上伤害的是《再考察》一文和作者本身。诸如，在谈及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的讲话，作者用语是“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衷心邀宠”；再如，谈及武汉“七二Ｏ事件”时，作者说：“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还如，在对林彪的评价时说：“１９５９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等等，如此不一而足。这类的思维在国内史学界并不少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官方三十余年来的影响甚深，同时又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方面的资料，由此免不了流于肤浅而形成闭门造车，人云亦云之现象。如果高先生是一个对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由毛泽东执掌大权后几十年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般的文人墨客的话，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高先生乃堂堂高等学府的教授，执教多年，受过最起码的史学训练，《再考察》中却出现以上这些明显的问题实在是说不过去。笔者不相信高先生与官方的御用学者一个鼻孔出气，但是高先生的文章实在缺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实事求是和对官方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

　　良言逆耳，还望高先生三思。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初稿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定稿

注释：

〔１〕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原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２〕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原载《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
〔３〕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　原载《书摘》２００６年３月号
〔４〕迟泽厚《谈谈“为尊者讳”》，原载《炎黄春秋》　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另参见　肖克《忆１９５８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原载《百年潮》　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５〕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５４０页
〔６〕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５４０页
〔７〕以上步骤可参见余汝信《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　第４３６期　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
〔８〕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６日
〔９〕〔１０〕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１〕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　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７月版　第６４页
〔１２〕余汝信《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电子杂志《枫华园》第４３６期　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　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４０３期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载《重审林彪罪案》　２００４年版　第１３－４６页
〔１３〕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　１３１页，还见《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　第６２１页
〔１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８月版　第十二册　第３１页
〔１５〕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１６〕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３７页
〔１７〕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１８－６２１页
〔１８〕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４７－６５０页
〔１９〕《王力反思录》下册　第１０１１页　第１０２７页
〔２０〕《王力反思录》下册　第１０１２页
〔２１〕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请参见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２２〕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１５页
〔２３〕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１６页
〔２４〕《毛泽东传》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　１４４４－１４４５页
〔２５〕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６〕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２７〕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８〕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６７２－６７５页
〔２９〕余汝信《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　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５２４期　２００６年９月５日
〔３０〕　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　第５６８页
〔３１〕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６２－７６４页
〔３２〕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７５－７７８页
〔３３〕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３１－７３３页
〔３４〕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３４页
〔３５〕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３４页
〔３６〕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３５页
〔３７〕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４９－７５１页
〔３８〕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７５２－７５６页
〔３９〕转引自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编辑，将由香港田园书屋在２００７年年初出版
〔４０〕《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１９９８年　第１１４页
〔４１〕《毛泽东传》下卷　第１５６９页
〔４２〕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９７５页
〔４３〕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载《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５４１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
〔４４〕辛子凌《林彪正传》　香港利文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　第５４９页
〔４５〕辛子凌《林彪正传》　第５７２－５７３页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六六期 二○○七年四月三日

〔编者按：高华先生此文最早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
０６年１０月号上。该文问世后，本刊编辑丁凯文先生曾与高华先生联系，希望得
到高文电子版，以便交流并可刊登于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上，但未得到高先生
的积极回应。后丁先生撰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
希望就“林彪事件”展开学术讨论，惜《二十一世纪》杂志不愿就此题目展开争鸣
，故丁文随后刊登于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五六六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
，然一直未得到高华先生的回应。近来，香港中大在其《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８年
５月号的网络版中推出高文。本刊愿刊出高文，方便读者阅读比较。〕

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高　华·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１９７１〉
５７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
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
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
口述材料〔１〕。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
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
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
基本结论在１９７９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
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
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
件所反映的５０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　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
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对斯诺（Edgar
snow)说，在１９６５年１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
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１９６５年国庆
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
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１９６６年３至４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
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于４月２０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
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５月，远在
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
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２
〕。６月１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７月８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
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１９５４年
，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６０年代初
，邓和刘走到了一起。１９６６年６、７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
，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
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
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林彪在
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
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
。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
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
，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
６０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１
９６２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
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
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３〕。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
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
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
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
军人政治家。林彪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７月，
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代表
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４〕
，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４０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
“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
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
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
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
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５０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１９
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５〕
。建国后，林彪除了５０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
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越
逾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
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
，他在５０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５０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
》，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
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６〕。他在笔记中写道：西
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７〕。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
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１９５３年大区撤销，
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８〕，高岗被
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１９５４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
之后，彭德怀之前。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
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
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
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
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９〕，更知道毛此举是要
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
，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１０〕。１９
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
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１１〕。在其后
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钟伟将军，并发表文章
，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１２〕。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
际，他在１９６０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
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著”，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
毛献上忠心。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３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１３〕。毛向蒙哥马
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
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
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
消沉下去，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
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
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
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
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
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
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１４〕在这之后的几年，林
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军队率
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
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
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１５
〕，“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１６〕。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
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１７〕。“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
己，功为己，过为人”〔１８〕。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
毛）和斯（大林）”〔１９〕，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２０〕，
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
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骂绝了（穿睡衣
臭骂）”，“对（王）明斗绝了”〔２１〕，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
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
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
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
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６０年代初，林彪就提
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１，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
２，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３，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
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
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
第一条”〔２２〕。“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
，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２３〕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
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２４〕，“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
假话办不成大事。”〔２５〕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
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２６〕。

１９６６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
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８月６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
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
，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
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
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２７〕应该说，
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
彪的要求，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
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１９６２年后和刘少奇
、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１９６５年１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
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
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１９６５年４月起，毛、
林就开始削罗的权。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
林进行“路线交底”〔２８〕，几天后，１２月８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
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
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拉林彪上船。

对于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
慑中央一线，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
“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
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
，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
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
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１９６６年９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
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２９〕，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
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
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４２０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
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于刘裕弟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４４０年），宋文帝以“
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
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
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于元嘉二十二年（４６６年）以
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
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
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
，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
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
林关系的关键。

二　林彪在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９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６０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分宣传时，周站在了刘
、邓的一边。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４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
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
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
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
：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
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１９６５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
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３０〕。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
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
力”。又称赞：“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３
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
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
。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分宣传〔３２〕，但是到了１９６６年上半年，邓也
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
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
林，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６
０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分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
到了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６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
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
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
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
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
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
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
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
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３３〕。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８月９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８月１
０日和１３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
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
，从８月２４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
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
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
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
接指挥的８３４１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３４〕，由两个
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
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１９６６年５月成立由江
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
，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
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
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
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
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
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
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
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
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８月１２日，《解放军
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的最大幸福。９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
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
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
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
”〔３５〕，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
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３６〕。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
１９６７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
的意见〔３７〕。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
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
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５０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
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
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１９５３年３月，傅连璋医生曾奉毛的命
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璋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
，而且在１９３４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下旨救傅
：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覆
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
见缺点”〔３８〕，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９日，傅连璋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
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
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
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
，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６０年代初中期曾
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
出山的１９６６年７至８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
起疑心：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
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
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６０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
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３
９〕。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３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
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
４０〕。在１月２９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
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
态度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
转主席阅”。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９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
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
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
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４１〕林彪的秘书
张云生也回忆，１９６７年７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
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４２〕。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
，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４３〕。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
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１９６７年冬，林彪又对杨
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４４〕。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
，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４５〕。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
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１９６７年３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
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
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
，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４６〕。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
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
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６日，林与毛一起
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
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
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
，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
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４７〕。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１９６７年３月２
０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
缩回去了。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
，“兴奋异常”〔４８〕，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７月２２日，林立果以“
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
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７月２５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
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
登上天安门。７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
４９〕，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８月１日，《红旗》为纪念“
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７月２０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
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
”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
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
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
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５０〕。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
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５
１〕。８月２５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
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
，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９月
２４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５２〕。之后，毛又有
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５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
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５３〕。

１９６８年３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
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
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１９
６９年４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
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１９６６至１９６８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
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
，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
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
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　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５０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
任组教科长，１９４２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
，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５４〕，从
此紧紧抱住林彪这颗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
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５０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
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
”，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
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
。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
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
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５５〕，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
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于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
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
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５６〕。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１９６６年初，毛命令叶剑
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３月。此时发生
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
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１９６７年夏，毛去南方
，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８月７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
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９月２３日，毛回到北京
，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１９６８
年３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
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
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５７〕。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
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
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
文革中的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
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
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
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
，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
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
在１９６７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
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
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于察言观色，
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５８〕。而且
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
或一起下油锅。

四　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
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
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
，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
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
不安”〔５９〕。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
６０〕。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
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
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
６１〕。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
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６２〕。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
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６３〕，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
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
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
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
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１９６９年６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
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６４〕以后，“
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
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６５〕。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
１９７０年４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
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
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
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６６〕？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
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
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
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将其
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
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
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３日，林
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７月３１日，
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
，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
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６７〕，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
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６８〕，在私
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
备自己的接班人了〔６９〕。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
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
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
下大错。林彪本来对１９６９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
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７０〕，后被
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７１〕
。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
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７２〕。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资
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
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
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
幅送给叶群〔７３〕。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
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
，毛就用过此计。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
，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
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
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
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
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
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
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
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
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７４〕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
的热爱，所以１９７０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
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７５〕而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５９年
，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
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
“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
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
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
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７６〕是故，当毛在１９７０年提出
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１９５９年后的“一国
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
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７７〕。到了１９７０年，十一年
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
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分，中国人的根深
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１９６９
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但是从１９７０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
对名分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务
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
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
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
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
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
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
，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
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
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
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１９６６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
挡箭牌，但到了１９６９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
，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
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１９７０年１２
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
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７８〕，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
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
讨。

（四）１９７１年５月３１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
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７９〕，让人民知道，毛
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
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１９７１年６月９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
片在１９７１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７、８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
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８０〕。

（六）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
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８１〕，但此时，毛还没有
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　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
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
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
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
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
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
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
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
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
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１９４９至１
９５０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
在１９５１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
主义者”〔８２〕。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１９６８年刊印的
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
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８３〕
。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
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
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
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８４〕。又有说法，林
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
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
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８５〕。林彪想给毛写信
，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８６〕。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
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
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
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
用了”〔８７〕。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
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
检查的念头。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
“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
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８８〕。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
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７０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
之间犹疑徘徊〔８９〕，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
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
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
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
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９
０〕；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１９７１年６月３日，毛
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林先推辞不去
，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
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９１〕。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
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
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
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
”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
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
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
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
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
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
高领袖，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 broz tito)、霍查（enver hoxha)
、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
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至２
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
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９２〕。程世清
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９月１２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
驻地的８３４１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
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
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
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
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９３〕。上述种种，促使林
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
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
是受到妻儿的影响。１９７１年７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
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
，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
，林彪一家才登上“２５６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
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９４〕。现在可以肯定，
“２５６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　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
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
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
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
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
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
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
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
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
；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
，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
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
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
，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
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
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
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
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
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
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
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
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
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
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
、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１９５９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
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
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
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６年，毫无原则，窥测上
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
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
，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
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１９６８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
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
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
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
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
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９５〕，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
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
，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
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
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
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
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
，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１９
７４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
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
家完蛋”〔９６〕。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
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
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
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
，悲痛莫名，为之大恸〔９７〕。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
，《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
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注释：

〔１〕　主要有：王年一、何蜀、陈昭：《“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丁凯文编：《重审林彪
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张聂尔：《中国１９７１：风云九一三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９）；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金秋著，
丁凯文译：〈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训〉，载《重审林彪罪案》；千秋：《
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载《华夏文摘．增刊》，第４６１期（ｗ
ｗｗ．ｃｎｄ．ｏｒｇ／ｈｘｗｚ／ｚｋ０５／ｚｋ４６１．ｇｂ．ｈｔｍｌ），
等等。
〔２〕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陈伯达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４日），宋永毅主编：《中国
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６）。以下简
称“《文库》　２００６版”。
〔３〕　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２００
２年５月２０日），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
版社，２００６），页３１１。
〔４〕　参见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３８２。
〔５〕、〔６〕、〔８〕、〔９〕、〔２３〕、〔２８〕、〔４７〕、〔６７〕、
〔６９〕、〔７１〕、〔７３〕　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２
００２），页４０７；４０８；４２３－２４；４３０；４８０；４９７、５０９
；５７４－７５；６０９；６１０；６０６－６０７；６０７。
〔７〕　转引自张聂尔：《中国１９７１：风云九一三》，页８９。
〔１０〕　林彪说：“有人说，只有外国的东西是科学的，这话不对”，“不要一
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
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参见《林彪同志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出版时间和出版地不详，页２。另参见辛子陵：《
林彪正传》，页４３２。
〔１１〕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４），页１８５。
〔１２〕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４５１；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９月３０日。
〔１３〕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１７３。以下简称《毛传》。
〔１４〕、〔１６〕、〔１９〕、〔２１〕、〔２２〕、〔２４〕　《林彪、叶群
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１９９４年３月号，页８７；８４；８
５；８４、８６；８５－８６；８４。
〔１５〕、〔２０〕、〔２５〕、〔４１〕　参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２１４；２１４；２０９；２１５。
〔１７〕　林彪写在一张散页的《新华报》上，贴在《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
》的书中，转引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
９４），页２０７。
〔１８〕　林彪写在１９５８年版的《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条目旁，转引自
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页２０７。
〔２６〕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１
０期，页３９、３６。
〔２７〕　转引自张宁：《尘劫：传奇女子张宁自传》（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
９７），页３２８－２９。
〔２９〕　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香港：香
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４４５。此书系作者《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
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的扩充本，原书为十四章，新版为
二十章，添加了许多内容。
〔３０〕　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载《革命
史资料》，第五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１），页１１９。
〔３１〕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
，《文库》２００６版。
〔３２〕　６０年代初，邓主持《毛选》第四卷军事部分的注释工作，有三个元帅
，五个大将参加，参见《毛传》，下册，页１０５２；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邓在《毛选》注释中，“突出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
摆平”，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６２０
。
〔３３〕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６２０－２１。
〔３４〕、〔３５〕、〔３７〕、〔４２〕、〔４３〕、〔４４〕、〔４６〕、〔
４８〕、〔４９〕、〔５１〕、〔５６〕、〔５７〕、〔５８、〔７０〕　张云生
、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４２９；２８０、４２４；２３
０；２３９；７９；２４７；１０７－７２；２３９；２２９；２３９；４２４、
５７５；２８３－８４、３０４－３０５；４７１－７２；４６３－４６４、５４
２、５６９－７０。
〔３６〕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毛夫人秘闻大披露》（香港：共和出版有
限公司，２００３），页１７５。
〔３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１２０。以下简称：《毛文稿》。
〔３９〕　林彪亲笔，时间推断是６０年代初。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
《明报月刊》，１９９４年３月号，页８６。
〔４０〕　叶群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３日记录林彪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准
备方法和注意要点，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１９９４年
３月号，页８７。
〔４５〕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４
２１。
〔５０〕　《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３０３－３
０６。
〔５２〕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１９１。
〔５３〕　《毛文稿》，第十二册，页４４６、４４８。
〔５４〕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３３７。
〔５５〕　叶群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４日的笔记中写道：“１０１（指林彪）他
经常表示对我的不满，轻蔑，使我尝到被鞭打、被刺讽的痛楚，使我在行尸走肉般
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几十年的时间由人拨弄，任人歧视，这是多大的过错呀”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１９９４年３月号，页８８。文
革初，叶在一次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时，骂林“病鬼”，“嫁给他倒了八辈子霉”，
又对工作人员说，作为夫妻，她和林彪的关系是“冷冰冰的”，参见张云生、张丛
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４４０、６３１。
〔５９〕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８
年１０月２６日），《文库》２００６版。
〔６０〕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
页１１３－１５。
〔６１〕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一）》（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
，《文库》２００６版；另参见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
》，２００３年第３期，页４４。
〔６２〕　《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文库》２００
６版。
〔６３〕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文
库》２００６版；另参见《毛文稿》，第十三册，页３５。
〔６４〕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３２３。
〔６５〕　《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２７５。
〔６６〕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页
３８８；张聂尔：《中国１９７１：风云九一三》，页２１６、２２１－１２；官
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２１３；李文普也说，九届二中全会前，张春桥去
过苏州，对林彪态度傲慢。参见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
儿女》，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６８〕、〔７２〕、〔８６〕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
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２３；１４－１５；６３－
７０。
〔７４〕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２６５７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页３－５；第２６５８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页３－４、９－１５、
１８－１９；第２６６３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日），页３３；第２６６４期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页３０。
〔７５〕　《毛传》，下册，页１５８１；另参见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
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４６、５３。
〔７６〕　《内部参考》，第２６６３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９日），页３６；
第２６６４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页２９－３１。
〔７７〕　《中共中央关于各人民团体“主席”改称“主任”的通知》（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６日），《文库》２００６版。
〔７８〕、〔７９〕　《毛文稿》，第十三册，页１４４；１８２。
〔８０〕　参见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页１９９－２００；张聂尔：《中
国１９７１：风云九一三》，页２７８－７９、３００。
〔８１〕　毛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周恩来报毛的报告上批示：三中全会“还要
补选常委”。《周恩来年谱》，下卷，页４８０。
〔８２〕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１），
页２１３。
〔８３　（台）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共匪军酋”——谈谈林彪这个人
》（台北，１９６８年５月），页１６－１７。
〔８４〕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６２８；另见注〔６６〕李文普。
〔８５〕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６２８。此是孤证，录之待考。
〔８７〕　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３１４－１５；另参见《周恩来年谱
》，下卷，页４４７。
〔８８〕、〔９１〕　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载熊华源、安
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页
６４、６９；７２－７３。
〔８９〕　《笔记》第十七则写于７０年代初，在“韬晦”条目下，写有“曹操论
英雄”的两句话后，又写了“范蠡”两字。《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
月刊》，１９９４年３月号，页８７。
〔９０〕　参见注〔６６〕李文普；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２４２－４
３。
〔９２〕　《毛传》，下册，页１５９８。
〔９３〕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６４７；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页３３６。
〔９４〕　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９５〕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１９７８），页８９－９
０。
〔９６〕　毛说：“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李元霸死于战场，李世民继承王位，
两个亲兄弟学了好多学问用在自相残杀，结果一命归天，共产党里也有人学了马列
主义却用来反党，我看命也不长。我说：树倒、叶落、果掉，就是这么回事。”（
传达文件中称：“首长解释道：树倒是代表林彪，林亦木，木则是树，树一倒叶子
落；叶是叶群，叶群这叶长在树枝上，树倒叶落，林彪倒叶群也必要垮；果是林立
果，树长大靠叶来吸收阳光，结出果子，果核掉在地上就长芽长新苗，长大成树和
成林。林彪把希望寄托在林立果身上，希望他为林家传宗接代，把中国成为林家天
下。啥名不取偏取立果，包藏祸心，结果果未熟，树就倒，叶落果掉，林家就完蛋
。”）《“匪情”月报》（台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１９７５年２月），页７
８－７９。这份资料未见大陆公布，现录之待考。《毛传》下册称，毛在１９７４
年７月１７日晚离开北京，前去武汉，第二天到达，在武汉住了近三个月，１０月
１２日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在时间上和这份材料相吻合，还说毛在武汉，就“解放
干部”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而这份材料的标题就有“解放干部”的字样。
〔９７〕　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３５８。

原刊于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
后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２００８年５月号。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五七期 二○○八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