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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吳法憲回憶錄》（上、下）（修订稿）
丁凯文
吴法宪将军去世已有两年多，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部期盼已久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书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的历程。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主要人物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被封锁之严，实为前所未有，即便有一些披露，也多为政治说教，少有可称得上历史科学认可的材料。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文革” 史和“林彪事件”的一家之言，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前后不一，矛盾百出，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搅浑，甚至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经历其事的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阅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笔者愿将读书后的一些心得逐一写出。当然本人主要是围绕吴著的下册而写。所谓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见，未必得当，望读者不啬赐教。
一、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种种严重错误和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正是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变本加厉，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与彭德怀和刘亚楼之间关系紧张有关，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这是由于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经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红一军团的主要骨干和代表人物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国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成为军队的关键重要实权人物，实乃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 ”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墙倒众人推，人们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妙哉斯言，善哉斯言。
二、七千人大会与林彪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 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政策。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的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当时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的大致内容，现今大家都已知悉，此处就不赘述了。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说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三、罗瑞卿的倒台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时一件历史公案。罗瑞卿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大陆官方的一致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倒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这一说法流行于当前的大陆史学界。
吴法宪的回忆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１）１９６５年秋，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常去上海看望总政主任萧华，常顺便去苏州造访林彪，杨与林彪的来往增多。
（２）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突然解职。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林杨关系日趋密切。
（３）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与林彪的关系逐渐疏远，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报告，如搞“全军大比武”等。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末的一天，叶群致电吴法宪，要求吴派空军飞机将叶从苏州送去杭州，并嘱吴要严格保密。事后叶群告吴此行是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
（５）１２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去上海开会，并将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去上海。但叶剑英未向吴透露会议的内容。
（６）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７）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１０）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根据以上吴法宪所披露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如下一些感觉:
（１）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这种矛盾似乎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至少吴法宪本人并未有所察觉，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２）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倒罗会议，完全是有备而来。虽然吴法宪自己在会前未必知晓开会的内容，但是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一事上这么积极。
（３）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４）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５）以吴法宪当初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吴法宪在批罗倒罗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说句实话，那时的吴法宪还不够资格，军内倒罗的势力还轮不到吴法宪冲锋陷阵。许多内情吴法宪未必知悉，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决策。所以吴法宪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内情，而非全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了毛泽东的这场倒罗斗争，但是笔者读后还有些地方不甚满足，有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予以分析和探讨：
（１）回忆录中对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表演着墨太少，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 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事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２）罗瑞卿与老帅们的矛盾基本没有涉及。如果不能将这些史实澄清，就无法解释为何一班老帅们都支持毛泽东整罗，其中最积极者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些人在事件之初到底起了什么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３）林彪在倒罗一事上的真实态度。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正是林彪本人，罗瑞卿与老帅们有矛盾之时，林也曾多次提醒罗要予以重视。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开头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这句话很关键。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都是谁？他们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什么事？现在有资料说，所谓“重要的负责同志”就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是林彪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的问题，还是罗瑞卿的问题严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是如何向林彪传达的毛泽东的旨意？联系到毛泽东搞文革打倒刘少奇这个整体战略部署，倒罗难道不是毛倒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难道不是也被毛泽东所利用作为倒罗的一个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罗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就是毛林对罗的诬陷，就是共产党中央对罗的诬陷。上面林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也就意味着“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对罗诬陷，向毛林告罗瑞卿的“黑状”。如果罗有错误，对罗能不能批评？批评是不是就必须打倒？批评是不是就等于打倒？我们都知道了林曾经对罗有过的批评，但至今尚未听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问题上，林表过什么的态度；迄今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但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是毛要解决罗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林要打倒罗还是毛要打倒罗？林要打倒罗对林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是反过来证明林当初选总参谋长就选错了，二是得罪了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老战友、老部下，三是要找罗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有资格（大将）的总参谋长难。可毛要打倒罗，就把与刘、邓、贺日益贴近握着军权的罗踢开了，军权又重新握在毛手上了，搞文革就更放心了，倒刘就更有把握了。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盘考虑的，“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另一个问题是，在林给毛写信之前，其他老同志向毛反映罗的问题没有？是林给毛写信在前，还是毛找叶剑英等人谈话在前，只要排排时间，问题是谁提出的，是谁对罗发的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在信中说的老同志，是谁，地位肯定是高于罗的，或者是当时在军中有实权的。那么，他们是认为罗有错误才到林处去告状，还是到林处去对罗栽脏？！这些人向林反映罗的情况时，向毛反映了没有？罗的问题林早有发现，并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评，但林并没有对外张扬，批评罗的用意在关心他，甚至林对“四条”都守口如瓶。如林张扬了，这些“重要的负责同志”也没必要再去向林嚼舌。林对罗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了。林是个很沉的住气的人，林不得已给毛写信，并在毛召叶群时同意向毛反映罗的情况，这为过吗？！再不反映林可能就被装进去了。
所以，以上的问题还需再作仔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四、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９月，解放军空军党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文革刚刚兴起之际召开的，但是却已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它在空军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情况研究甚少，很多书籍对此也语焉不祥，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的简历也回避了这一事件，只是采取了流行的说法：“刘震在文革期间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云云。空军这次党委会为何会召开？会议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卷进此次斗争的空军上层领导们是如何发难的？事后军委领导们又是如何平息这场斗争？空军这次斗争对日后贺龙等人的倒台又起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予以认真分析研究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５月底接空军政委余立金电话要求吴迅速返京，甚至告诉吴，叶群要余转告吴再不回京就会变成“恩克鲁玛”。恩克鲁玛乃西非加纳的总统，因为外出访问，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结果成了流亡总统。吴回京后于６月４日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这几人给吴戴上了几顶大帽子，如“消极对抗《五一六通知》，不组织学习、讨论，不抓‘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６月６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吴法宪回忆说“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余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批吴会议一个多月后，刘震等人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
对于空军内部刘震等人倒吴一事，中央军委领导却不以为然，其中以叶剑英的态度最明朗。空军开会之初，叶剑英就派自己的秘书天天与会，了解具体情况，并给吴打气，要吴沉住气，并认为刘震等人的活动属于“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叶剑英与林彪也经常通气。７月下旬林彪的意见转到中共中央最高层，刘少奇为此召开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林彪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确表态，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吴法宪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作了长篇检查。林彪也给吴打了电话，要求吴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作检查。
刘震等人为何在文革初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吴法宪认为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吴法宪接替去世的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不满，刘震为中央候补委员，上将军衔，而吴只是中将，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刘震对此心有不服；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刘亚楼任空军司令时作风硬朗，颇有些“霸道”的味道，有时也不讲情面。刘震等人对刘亚楼的怨气转向了吴法宪。但是仅仅这么两条原因就足以构成刘震等人的倒吴运动吗？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吴的回忆对此有所涉及。成钧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曾向军委副主席贺龙汇报空军党委会议情况，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而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当初刘震等人向吴法宪发难，给吴戴的帽子并非实事求是，所谓吴法宪“不抓‘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也仅仅是个借口，将吴一举打倒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但是空军党委上面还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使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但是贺龙一人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林彪、叶剑英对军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直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绝不会允许军队内部出现夺权事件的发生。刘震等人明着是夺吴法宪的权，但实际的结果和作用却是夺林彪的权。这些人敢于对吴发难，如果没有背景是很难解释其个中之因由的。但是说“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似也有上纲上线和夸大之虞，这也许就是后来贺龙倒台的原因之一吧。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空军的这次激烈斗争，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光彩之事，以致后来即使吴法宪倒台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刘震等人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这段“反吴”经历拿出来说事，毕竟刘震的这段历史并非代表了正确的一方，更何况还有叶剑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空军副司令张廷发在这次事件后也被解职一事，笔者觉得吴的回忆似乎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张廷发本人并未参与刘震等人的倒吴活动，可后来也被一并解职，其错误仅仅是“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这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人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探讨。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１） 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８月６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３） 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４） 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２５０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毛泽东接见完后，由于散场时过于拥挤，有几十人被挤伤，周恩来立即命令吴法宪将这些人送到空军和海军的医院，周恩来还亲率吴法宪等人前往慰问。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５） 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８月３１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 ”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六、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七、林彪与江青的矛盾
林彪与江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大陆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林江是一伙的，乃狼狈为奸，他们共同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大搞“反革命” 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林江二人都属反革命集团。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更是将林彪与江青画上了等号。但是，林彪与江青是一回事吗？只有认真分析文革当中林彪与江青的实际关系，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林彪会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对于揭示林江之关系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野。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然而，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不满，由此林彪与江青发生激烈冲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于中央文革小组鼓动造反派揪斗总政主任萧华，引发了林彪与江青的首次冲突。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处毛家湾，痛斥江青等人的行为。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林彪对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么反感全军文革小组这一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名义上是领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则是成了江青在军内的代言人，成了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之一，林彪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机构的存在，虽然林彪在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但骨子里却十分警惕他们，多方予以防范和抵制，乃至最后让其“寿终正寝”。如果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是密切合作，那么林彪就应该大力支持江青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支持他们打倒军内的老干部的种种倒行逆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看看吴法宪的回忆，人们还能相信大陆官方的那一面之辞吗？
八、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的关系并非如官方说的这么简单。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全都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 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１９６６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 ‘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 ’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５月２３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演出前不同意“老三军”一派的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的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１）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２）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个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３）中央专案组的组成：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下属七个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 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下设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下属四个专案组：“五一六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４）中央专案组的组织形式：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比如：“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陈伯达，主管陆定一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案的是江青。中央“二办”主管彭德怀案的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主管贺龙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办”的各个专案皆由谢富治主管。
（５）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形式：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会议常常是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每次会议都是如此。
（６）专案组办案的最关键的要害在于，受专案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吴法宪回忆说“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帮”后给几乎所有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并指出他们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为，但却绝口不提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举出了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吴将军最后这句话质问得好！为什么邓小平不敢追究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搞政治迫害的责任？为什么要嫁祸黄永胜等人？彭德怀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时林彪早已横死蒙古沙漠多年，黄永胜也被毛泽东关押审查，如果彭德怀真是林黄等人搞的冤案，为何毛泽东周恩来不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彭德怀去世时，正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之际，邓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还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按照这一逻辑，邓小平也是党政军内的当权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邓小平也参与了迫害彭德怀的活动，邓小平难道就不须为彭德怀之死一事负责吗？！
十一、“上海带人”之内幕
文革期间，吴法宪作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可有时却身不由己卷入一些非常事件中去。记得当年“两案”审判时，当局就指控吴法宪按照江青的旨意派人到上海找有关江青的资料，还曾经将有关人等带到北京。笔者几年前就曾质疑过此事：如果没有更高一层的授意，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有什么权力到上海“抓人”？读了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心中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
由于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颇有一些“绯闻”，１９６８年春，上海地区的红卫兵曾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印成小册子，在市内悄悄流行。江青知悉后认为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周恩来予以处理。吴法宪回忆说“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求吴法宪去办，理由是吴有飞机，来去方便。吴本来不愿去，借口对上海不熟悉，但是陈伯达却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吴回忆说“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吴法宪领受任务到了上海后将授权书出示给张春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特别向张春桥说，上海的事情不熟悉，具体问题由张来办，不论张春桥交来什么，吴本人只是负责将有关人等和材料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吴回忆说“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黄赤波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笔者注）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另外，江青本人还单独交代吴法宪将上海的作家孙竣青带到北京，并不许将此事告诉张春桥，然而孙竣青一被带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吴法宪一直不清楚江青为何要抓孙某人，为何不要张春桥知悉此事。
显然，吴法宪去上海执行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却是直接奉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江青个人的私利，周恩来毫无原则地纵容、逢迎江青的无理要求，利用手中的职权充分满足了江青的私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江青一句话就抓捕了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和作家等人，从而又一次制造了冤案，联系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如此堂堂的国务院总理有何脸面和资格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有这么一条罪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５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４０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这一幕与两年后发生之事何其相似！都是江青授意他人去上海收缴不利于自己的资料，而１９６８年的行动却更甚以往，不仅仅是搜查资料，干脆下手抓人了。１９６８年江青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搞的上海搜查文艺界人士之家一事难道就没有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一个江腾蛟只奉了叶群的指示就敢于命令军人执行抄家任务？其背后怎么可能没有更高一层的确认、批准？吴法宪不是１９６６年事件的执行人，未必知晓其中之内幕，但是我们有理由对中共单方面的说辞予以质疑，笔者相信该事件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的。
十二、“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１）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对杨十分器重，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下台后，杨成武荣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当了办事组组长，相当于军委秘书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１９６７（１９６６年？）年１１月江青曾要杨成武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箱资料被存放在军委的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１９６７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要求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表示同意，于是责成杨成武出面完成，杨成武专门搞了一个写作班子，几个月后提纲草稿完成。吴法宪一看提纲，里面只有三个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吴法宪极为诧异，问杨“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悄悄告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但是该提纲被毛泽东否定，写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３）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作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杨成武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杨成武曾兴高采烈地对军委办事组同仁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由此可见，杨成武自己是多么重视该文的发表。然而不久，此文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转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等。显然，毛的批示对杨极为不利。
（４）１９６７年底，江青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场，但是杨成武因为太忙忘记了此事，结果林彪和叶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现场不依不饶，非要林彪前来参加，林彪被从睡梦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宾馆看节目。此事引起叶群的恼怒，为此大骂杨成武和吴法宪。
（５）杨成武的女儿杨毅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了绯闻。吴法宪让王飞等人与单世充谈话了解情况，但王飞等人未得到吴的许可竟然将单世充关押起来。当时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分成两派，一派是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周宇驰，还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党办的科长卫球，包括吴法宪和余立金的秘书。王飞等人有林立果和叶群的支持，卫球则有杨成武、余立金支持。吴法宪夹在中间好生为难。而此时余立金倒向了杨成武，并向林彪告状。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了吴法宪，林彪认为余立金等人是要夺吴法宪的权，所以要吴坚决顶住。
（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凌晨，吴被叫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在场者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林彪推荐了黄永胜。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会议随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３月２３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８）在人民大会堂，林彪与杨成武谈话。林说杨的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林彪特别强调“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还命吴法宪派飞机将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江青还提议将余立金夫人陆力行一起收审，陆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陆的姐姐保管。结果陆力行也被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
（９）３月２３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奉毛泽东命讲话。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事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了讲话，周恩来则表示完全拥护，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吴法宪最后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换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致牵连了他的妻子陆力行，那就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３）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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