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得失谈

　　　　　　　　　　　　　　　　丁凯文

　　明镜出版社继２００４年７月出版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后，今年４月又推出了吴润生先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全书约２１万余字。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内，明镜出版社就出版了两部与林彪有关的著作，在在显示出林彪这一话题在当今文革研究的史坛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探讨、研究林彪事件依然是史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热点，同时也显示出明镜出版社独到的眼光和魄力。笔者有幸在近日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吴著《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先睹为快。读罢此书，有如下体会，简要写出，就正于各位方家。笔者认为吴著就林彪与文革之关系的探讨有所成就，亦存在某些不足。

　　一、体裁独特

　　以往研究文革史或文革人物的史学家或作者，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叙述研究过程中多采取按年代顺序的方式予以展开讨论。但是吴先生在自己的新作中另辟蹊径，采用专题的方式，对文革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加以讨论，并在叙述过程中融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此种写法更能抓住重点，直奔主题，令读者在阅读中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吴先生的书分为五个大的章节，即“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林彪与江青”、“林彪与张春桥”、“林彪与‘九一三’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剧”。吴书在每一章节里又有若干小的题目，这些小题目又紧扣每一大章节的主题。例如在第一章“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内，作者探讨了林彪与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关系，其中涉及到林彪与“彭罗陆杨”的倒台、林彪“五一八讲话”、林彪如何处理“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关系、“二月逆流”与林彪的关系、“杨余傅事件”、林彪与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林彪与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的矛盾斗争。抓住了这些事件的重点与要害，就能从中梳理出毛泽东发动操纵文革运动的基本脉络，从而进一步讲清林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

　　二、博采众长

　　林彪这位历史人物在大陆文革史研究中历来是个反派角色，无论是毛泽东当政之时还是后来邓小平掌权之际，都毫无例外地将林彪归结为“反党集团”甚或“反革命集团”，将文革浩劫的历史责任放到林彪与“四人帮”头上。１９８１年在邓小平一手操控下出台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将林彪定位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党史学界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将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切言行放大为“处心积虑”地要搞“篡党夺权”，且严密封锁不利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资料，严格限制学术界就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深入探讨。虽然有一些学者曾呼吁重评林彪事件，但终因人微言轻，作用不大。大陆党史界在林彪事件的研讨中依然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到海外，希望一些有识之士敢于站出来发表不同于官方的观点，这就形成了海外研讨林彪事件的热点的基础。吴润生先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继《重审林彪罪案》后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先生在《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后记中说，在写作本书的二十几年里，参考了有关的书籍、杂志、文章达几百上千篇，还得到一些文革史专家教授们的指导和帮助。细读全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海内外研究者在林彪事件研究成果方面的影子。比如《毛泽东致江青信》真伪辨、所谓毛泽东与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逼”走林彪、对所谓林彪搞政变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质疑、林彪座机何以坠毁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曾经被一些专家学者反复认真探讨过，这些研究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都有详尽的分析。

　　举例来说，《毛泽东致江青信》真伪辨一事，最早在前几年香港的“争鸣”杂志上就有披露，声称毛信是在林彪事件后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地位，由康生、张春桥等人执笔伪造而来，随后周恩来再公开为此信背书，成为揭批林彪反党罪证的一个武器。香港的冯治军先生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也论证了此信乃系伪造。陈小雅女士在其《毛泽东〈给江青一封信〉真伪辨》一文中再次予以剖析（此文见《重审林彪罪案》）。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探讨，最早由王年一教授与何蜀先生撰文《“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予以分析（该文最早见于１９９９年《吉林农业增刊》，２００４年收入《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为了达到倒林的目的，使尽手段将林彪“逼”上了绝路。王年一教授在１９９６年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９１３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２００３年５月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作者高文谦同样指出毛泽东“把林彪逼上绝路”。王年一、何蜀与陈昭先生在《“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毛泽东“使尽手段把林彪逼上绝路”（该文见《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对于林彪是否参与了所谓的“杀毛政变”一事，林彪事件研究学者陈晓宁先生撰文《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详尽有力地论证了所谓林彪主谋指使林立果杀毛一事不能成立。大陆研究林彪事件的军旅作家张聂尔同样在《风云九一三》一书中予以充分讨论，笔者亦曾撰文《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和《林彪事件几点问题再辨析之二》，对所谓林彪参与“政变杀毛”一事予以辨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一书）。至于林彪的座机为何坠毁，陈晓宁在２００２年就曾撰文《质疑林彪出走事件》，论证了林彪座机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导弹攻击所致等等。这些都是这几年来，围绕林彪事件出现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无疑为后人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毫无疑问，吴润生先生在撰写《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时充分参阅了以上笔者提到的文章和著述，在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吴先生能够充分吸收并加以综合运用。比如吴先生在“‘设国家主席’刍议”一节中，就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分析了林彪是否想就党国家主席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吴著从“法理”、“主张”、“阴谋”三方面予以探讨，指出“一、第一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人不是林彪；二、在公开场合坚持设国家主席意见最多的人也不是林彪；三、林彪的主张完全符合法理和国际惯例；四、林彪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边。”在“中央政治局中，除毛泽东外，没有人认为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就是分裂党，就是夺毛泽东的大权。”吴先生这段分析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吴先生下面还应有一句话应说而未说，即所谓的“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实乃毛泽东的欲加之罪，纯属整人借口。当然，这句话是笔者从吴先生的分析进一步引伸而出，如有不妥，还请吴先生及时指出。

　　还举一例，官方以往的说法是，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误信了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从而在文革之初即将罗打倒。吴著指出虽然罗瑞卿并不反对毛泽东，但由于“罗瑞卿客观上站到了刘少奇一边，成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所以，“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最终打倒刘少奇必须施行的第一步策略。”由此而来，“林彪也好，叶群也好，‘突然袭击’也好，‘死无对证’也好，任何‘检举揭发’，甚至‘造谣诬蔑’罗瑞卿，都会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这就一语道破了毛泽东的天机，凡是对开展文革有妨碍作用的人都必须搬开，特别是毛泽东要绝对保证军队掌握在自己信任的人手中。由此读者不难明白，为何林彪在１９７１年倒台后，罗瑞卿仍然不能被解放，因为真正要打倒罗瑞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

　　再举一例。以往大陆的党史界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与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的斗争曲解为林彪与江青互相勾结又矛盾重重，也就是所谓林江二人“做贼方面是一致的，后因分赃不均而反目成仇”，这种简单化的分析从本质上讲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将原本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单一化，从而为官方的一家之言服务。吴著详细地分析了林彪与张春桥之间矛盾的来龙去脉，指出林张之间“主要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吴著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路线需要张春桥，张春桥是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最适宜最得力最忠实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称其为毛泽东晚年的‘第一干将’并不为过”。那么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就意味着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否定。吴著认为“其实林彪和毛泽东的最后斗争，真正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誓死打倒张春桥，以彻底改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毛泽东则坚决保护张春桥，以捍卫自己的‘文革’路线。”这就是林彪之所以倒台的根本原因。吴著的这一分析显然更符合贴切历史真实。

　　三、有所成就

　　笔者这里所说的“有所成就”是针对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整体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在２００４年出版了《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但是该书的重点是研究“九一三事件”，而非整体探讨林彪与文革的关系。而吴先生这本《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的推进。

　　笔者认为吴著较有新意和价值的是该书的最后一章，即“林彪的人生悲剧”。吴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林彪的人生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林彪的失败。吴先生从几个方面对此予以探讨：“民族主义情节－－林彪的思想缺陷”、“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儒家－－林彪的性格缺陷”、“政治与亲情－－林彪的家庭缺陷”。这些则是以往史学家们研究探讨不多的问题，而这些探讨无疑对深入研究林彪本人以及其家庭与文革之间的关系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吴先生认为，林彪思维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人们不必苛责林彪的外逃行为，毕竟在大难临头之际谁都有权选择“走”还是“留”，林彪最后说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就意味了林不愿远走异国他乡，背上叛徒卖国贼的黑锅而永世不得翻身。吴先生认为，林彪在这个问题上远不如孙中山的目光更远大。不过笔者倒认为，孙中山当年流亡海外，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的封建王朝统治，是为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而奋斗；而林彪所面对的恰恰是他浴血奋斗所建立的他一心追求的共和国，所以，林彪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截然不同，其思想自然千差万别。林彪的“留”意味着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走”只不过步上王明、张国焘的后尘，只是这一走的代价实在太大太大了，其惨烈的结局常让后人扼腕叹息不已。

　　吴先生认为林彪是个天才的军事家，但林却鄙夷理论，可同时又倾心于儒家学说。吴先生认为林彪并未达到真正儒家的思想境界，在这一点上远远不如周恩来。吴先生认为林彪身为天才的军事家，可是却无法成为政治家。吴先生的结论是，古往今来军事家从政者鲜有成功之例，而失败者却比比皆是。笔者认为吴先生这一见解虽然独到，但依然有可议之处。中国自古以来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军事家，但他们往往不能成为政治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的制度和体系，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往往神化自己，宣称君权神授，王朝的传递采世袭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骨髓，人民被要求忠君爱国，也就是忠于当今天子，效忠皇帝个人的朝廷，即便手握重兵的将军，也臣服于这套理论。想造反者大都是在王朝末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时，才给这一批人以可乘之机。但是一旦天下底定，新朝建立，军人们争夺天下的念头也就大都烟消云散。可是当权的皇帝却忧心于自身或后代王位的稳固，而常常大杀功臣，也是人们常说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也是那些优秀的军事家们无法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林彪的失败不是因为林彪缺乏理论或其儒家学说贯彻得不彻底，而是触及了毛泽东文革大业的底线。设想林彪如果依然秉持“主席画圈我画圈”而不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则林彪最终的结局一定会好得多，说不定在毛死后，林彪一举粉碎“四人帮”，开启一个伟大的历史新时代。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后人只能对历史予以解释、分析，对今后的发展起到提示的作用。

　　吴先生还特别论及了林彪家庭的悲剧，也就是夫人操权，子女参政。这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涉及不多。其实这也是林彪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历史上历来忌讳“后宫”掌权，“后宫”掌权的结果往往造成外戚专权，朝纲大乱，最后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确，叶群在文革中夫贵妻荣，毫无尺寸之功却跻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实乃林彪在文革中的一大败笔。但细究其中之原委，还是毛泽东的主使，毛要将江青放到前台打冲锋，为江青开创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九届一中全会上叶群实是作为江青的陪衬而进入政治局，林彪虽然事前曾坚决反对，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叶群还是如愿以偿。与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相比，叶群既缺乏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也缺乏眼光和实力。用文革研究者舒云女士之言“毛泽东对付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犹如老鹰抓小鸡”。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及之后的党内斗争中，叶群张皇失措，进退失据，面对毛泽东的步步紧逼，叶群完全乱了章法。原本应由林彪作主的事，叶群偏偏要自作聪明越俎代庖，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叶群及其子女介入党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是一败涂地，也使林彪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重的教训。

　　四、有所不足

　　上文谈及吴先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独到之处，下面再谈谈此书一些不足之处，就教于各位方家。

（１）吴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前前后后写了将近二十年。参考的书籍、杂志、文章，不是以几十篇上百篇计，而是几百篇上千篇。”既然吴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可是笔者在书中并未看到吴先生将别人的这些重要成果展示出来，换句话说，哪些成果是别人曾经论述清楚过的，而哪些是吴先生自己的，吴先生对此应该有所交代。吴先生虽然在“后记”里说：“这么冗长的篇名实在无法一一列在书后”，可是作为严肃的史学研究书籍，作者无论如何在书中都应予以介绍和说明，这样，该书才更有公信力。笔者并非要求吴先生事无巨细地罗列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但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上应该做到这一点。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研究的负责。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史家的基本常识。

（２）通观吴先生大作，全书没有给出任何注释，也就是说，书中几乎所有重要内容没有具体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众所周知，一部书的专业性、权威性源自于它所引用的资料是否可靠可信。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此书很难说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只能归结为非小说类的政治性书籍，甚至有可能被划入“野史、戏说”的行列。吴先生自己在该书的内容简介中说“本书从全新的角度解析这个‘谜中谜’，展示大陆民间和海外研究‘林彪事件’三十多年来的最新成果，特别详尽地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秘密，并力图从‘林彪事件’透视毛泽东政治的内幕和本质”。显然吴先生是将自己的大作当成传世的学术著作来看待的。既然吴先生自言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了上千篇文章和书籍，可为何在写作之中不将它们按学术的基本要求罗列出来？能做而未做实在令人感到惋惜，这就大大降低了此书的价值。由此，笔者感到作者似乎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此书到底应算历史演义还是史学论著？作者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若是历史演义，就还可以放开些写，若是史学论著，则应遵守学术规范。

（３）个别资料的来源殊为可疑，且未经证实，如此材料放在书中给人以不够严肃之感。比如该书在谈及毛泽东在获知林彪座机出逃苏联的确切消息后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骗了。”这段话出自坊间传闻且未经证实的姚文元的回忆－－《回顾与反思》。可是，这个回忆从未见到当事人的认可，也未见于任何正式的书刊，充其量也就是姑且听之的坊间野史，作者在引用时应十分谨慎，不能被其哗众取宠的内容所迷惑。

（４）作者缺少对事件当事人的采访，全书写作全凭市面上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说“笔者无力获取档案中的第一手材料”。其实这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亦是一样，情有可原。但是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知情者，无论是林彪的家人、林办的秘书，还是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有很多还在世，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能够了解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这项工作相当艰巨，但是绝对值得去做。做到这一步的人自然对整体事件的了解和研究就会更加深入，诚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５）作者在某些问题上难免人云亦云。举例来说，研究历史之人应重实证而轻口供，作者与其他一些研究者有相似的问题。作者认为叶群参与了林立果的杀毛计划。然而，此说有何证据呢？唯一的证据就是林立果亲信李伟信的口供，声称叶群给林立果打了“抽鞭子”电话，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云云。叶群是否主使林立果去杀毛，全凭李伟信一个人的口供。单凭这么一个孤证能够坐实这个罪名吗？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只凭某个人的口供即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研究者对此不能不察。另外，吴先生也认为，林彪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殊不知这条罪名根本就是“９１３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给林彪凭空捏造的一项子虚乌有的罪名。读读迟泽厚先生的《卜占亚上下“贼船”记》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之处了。

（６）文革期间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于林彪有关，此书未曾涉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比如贺龙事件、老干部受迫害与林彪之关系、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等。另外，作者对文革之中的一些事情的描述和解释过于简单化，只看到其表面现象，而非其实质。比如作者对“杨余傅”事件的阐述就明显在状况之外，不了解其中的复杂内情。还有对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的倒台也不甚了了人云亦云。吴先生全书的题目是《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全书却没有一个对林彪与文革关系的总体评价，这也是笔者感到缺失之处。

　　五、一点感想

　　吴先生的著作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笔者还是认为此书有一定的价值。林彪其人以及林彪事件是文革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热点。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吴先生的著作对当前进一步深入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无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研究林彪事件，追寻历史的真相，这是所有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是历史的必然。真相一日不能大白于天下，追寻真相的努力则一日不停。文革史学者陈小雅女士曾云“历史研究——作为一门追求‘历史原貌的再现’与‘公正诠释’的学问——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性：　一日不得真相，一日追踪不止。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它的进程可能被延缓，它揭晓的时间会推到很远的将来，但这个时间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对林彪事件的研究屡有推进，从张聂尔的《风云“九一三”》到《重审林彪罪案》，再到吴先生这本《林彪与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这种追寻真相的努力之结果。

　　吴先生在没有“大内”档案资料和采访林彪事件当事人的情况下，依然能写出与官方大异其趣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实为一件不易之事。这也说明了，如果官方真的开放档案，允许当事人畅所欲言，允许研究者自由讨论研究，林彪事件何愁不真相大白呢？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林彪事件一定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的。


原载《多维时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