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三）
丁凯文
二十一、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吗？
这个问题本来不值得专门列一个小问题加以论述，但是笔者却发现这是一个被无数人反复引用、论述、解析的一个关键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详加讨论。所谓“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出自于一个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摄影记者－－杜修贤。杜修贤当时是中央专职的摄影记者，这一说法就是出自杜某之口。由杜修贤口述，顾保孜整理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发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该书１９９５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自此，所谓的林彪在天安门上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广为流传。
我们再来仔细阅读一下杜某的回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是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６３－６４页）
笔者长期以来就对这位摄影记者的说法深表疑问，这主要是（１）记者的活动的范围向来就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２）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３）“五一”的天安门广场华灯彩照、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可以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就能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４）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确认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５）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之时公然对毛不敬，惹火烧身？这完全不符林彪本人的性格。（６）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是易与之辈，岂肯善罢干休。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拉着叶群的手亲热地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军委办事组和林办的秘书们炫耀。所以笔者一直认为，杜某人的说法大可存疑。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７１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我上天安门城楼不久，看见毛主席、林彪前后相差不久到了。虽然早已入春，林彪如天冷时节一样穿着冬衣，外面还加了大衣，格外醒目。叶群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可能要提前一些回去。毛主席和林彪一起会见了中外宾客，然后在主宾席就座。焰火晚会开始了一会儿，林彪向毛主席请假，想先走一步。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哪有什么冲突？何况这块区域别人接近不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严格控制着，外人不可能长久地贴近毛主席的身边听他们说话。那个所谓的看到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当面发生冲突，林彪“拂袖而去”的故事是杜撰的。”（页５６４）
首先，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１９７０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２６分２６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其次，毛泽东率先走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则紧随毛泽东身后，身穿军大衣，手摇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天安门时还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外宾握手，并与毛泽东一起入座。林彪的表情也并非如杜修贤所言的“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影片显示林彪入座后与身边的人寒暄并露出微笑的面容。天安门城楼的这段影片中至少有三处林彪的镜头，林彪的表情看上去是愉快的。杜修贤编造说“他（指林彪）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云云，对照纪录片，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不攻自破。
再次，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林彪向毛泽东请假后提前离开天安门城楼回家，绝非对毛“不辞而别”。杜修贤为了作实自己的谎言，编造出了大量周恩来与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的对话，似乎周恩来批评他们为何没有拍摄毛林一起的欢庆“五一”的镜头。如果当时负责摄影的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没有拍摄下那段纪录片，日后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录片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杜修贤前面编造了第一个谎言－－林彪迟上天安门，目的就是为了后面指证林彪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事实上，杜修贤、顾保孜该文通篇都是谎言，比如杜修贤说林彪是因为没有过足大烟瘾而迟上天安门，杜某人竟然还可以闻到林彪身上有大烟味道等等。杜修贤、顾保孜真不愧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文字工作者”。
显而易见，这位摄影记者杜修贤在天安门城楼上只是看到了部分事实，即林彪提前回家了。但是他却在事后夸大、歪曲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无中生有地向世人宣称“林彪对毛‘不辞而别’”，以至于后人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并不可靠的资料，误导视听。显然，错误的资料自然无法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辨析、澄清。感谢电脑、互联网这些现代高科技，没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我们依然会被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所蒙骗。这段视频可见以下网页：
http://v.ku6.com/show/9WGHibnw_tc5C7e_.html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f7lB0RLCQmc/ 二十二、毛泽东南巡的几个问题
（１）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这个问题以前较少有人予以论述。中共审核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说“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指毛泽东）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毛泽东传》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 页１５９３）中央党校的于南则说“随着批林整风（原文如此，应为批陈整风－－笔者注）运动的进展，毛泽东看到一些人的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觉察到林彪一伙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还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５年６月版 页１７５）这些说法都过于笼统，且似是而非。原本在批陈整风会上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态“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会上还作了组织结论，毛泽东为何在４个月后又旧话重提出尔反尔呢？
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７１年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毛主席那里的医务工作人员（军队卫生系统派去服务的）对我说过，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主席那里去了，谈了些问题，说了首长（军队几位领导）。医护人员说得很含蓄，但我一听就明白。我没有当回事儿，因为江青他们一贯在背后讲别人坏话，不足为怪。何况毛主席当面向我们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现在想起来，我是误判了。江青他们又在兴风作浪，挑唆毛主席整我们。”（页５９０－５９１）显然，１９７１年这个看似平静的夏天，上海帮们并未真正闲着，他们已然在中央高层得了势，下一步就是怎样扩大战果。中央原本预定在９月份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日后四届人大都是重要的会议，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三个上海帮的重要人物对毛泽东的进言在这个时刻也许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还有一个资料值得人们注意。原总参某部副部长熊向辉的孩子熊蕾回忆其父亲时谈及林彪事件。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熊随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汇报有关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谈判情况，会见中，毛却先问及总参传达批陈整风会的情况，毛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熊蕾《“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毛泽东》，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页８２）据熊说，毛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诸人没有在会上公开作检讨，会后也未下发云云。这则材料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笔者认为有两点应该予以指出：第一，熊蕾并非事件的当事人，他（她）不过是代替其父“回忆”那段历史，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可值得怀疑。该文发表于１９９６年，而毛泽东接见熊向晖则是发生在１９７１年夏，时隔２５年，熊蕾竟然可以大段大段地完整“回忆”出毛泽东与其父谈话的具体内容，实在匪夷所思，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第二，退一万步说，就算确有毛熊谈话其事，撒谎者显然是毛，而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同意黄永胜等人检讨过关的是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安抚叶群的是毛，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人数和规模都是周恩来亲自请示毛确定下来的，会后如何向下传达也是根据毛的指示精神作的，完全不存在黄永胜等人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特别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进行的，周绝无可能对毛隐瞒。如果毛泽东假他人之口认为军委办事组检讨是假的，只能说明毛泽东打算再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重新挑起庐山会议的话题，开始为打倒林彪作好舆论和组织准备。所以，《毛泽东传》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毛要“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各地党政军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倒林”的基础上来。
（２）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
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１９７１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嚇，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１９６６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５９４－５９５）
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３）毛泽东南巡谈话在北京的传播
以往的官史众口一词地强调，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如何如何保密，而林彪一伙又是如何迫不及待地多方打探。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林彪一伙十分焦急地打探毛泽东谈话的内容。９月６日，李作鹏利用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的机会，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处了解到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一回北京就紧急地向黄永胜、叶群作了密报。”（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２１９页）这个说法充其量只说对了一部分，而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向军委办事组透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邱会作回忆说：
“１９７１年９月初，他接到了华国锋的报告，略为提到了毛主席谈的内容。为此，周恩来和黄永胜谈过一次，情况大概这样：
周恩来说，主席又提出了庐山会议问题，说还没有了结。庐山会议到现在一年多了，有的人总是不讲话是不行的……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在庐山上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讲几句，事情在山上就会处理得更好。今年４月“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副主席要是能说几句话，今天主席可能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过去就想向林副主席提个建议，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口。你们是否可以向他转达我这个意思。
黄永胜说：我们都说过了，特别是邱会作说得尖锐，他说林总要是不在适当的场合批评我们，或做几句自我批评，就有扼杀我们政治命运的可能！
因为黄永胜和周恩来谈话中涉及到我主张林彪作自我批评一事，他向我透露了他们谈的。我还想，黄永胜向北戴河打电话，也有周恩来交待的一层意思，即做一下林彪、叶群的思想工作，请林彪能在九届三
中全会上争取主动。周恩来在促和嘛，黄永胜谈这样的事，当然要说说毛主席那的最近情况了。”（页６０４－６０５）
显然，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４）毛泽东为何不依不饶逼林彪作检讨？
毛泽东的手下几乎人人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唯独林彪是个例外。作检讨最多最深刻的恐怕就属周恩来了。单少杰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载华夏文摘增刊第５６０期，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
如今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自始至终都拒不检讨，似乎拒不检讨也是林彪的一项滔天大罪。《毛泽东传》如是说：“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但是，他（指林彪）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传》下卷 第１５９０页）笔者反复思量，林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非要向毛泽东作检讨？要“表示悔改”呢？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报告了毛，得到毛的许可，讲话中虽然批评了张春桥，但按照毛的要求没有点张春桥的名。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何错之有？难道林彪要自打嘴巴承认当初在庐山上批评张春桥批错了？要与文革极左派们共弃前嫌，向张春桥低头服输、痛改前非？退一万步说，就算林彪的讲话有不妥之处，党内也应允许就这个问题交由全党讨论，达成共识，岂能因为个别人的发言不合毛泽东之意就将其人打成反党反革命呢？毛泽东以权势压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迫害，以席宣、金春明为代表的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对此可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林彪不是周恩来，林彪不会如周恩来般照单全收毛泽东对自己的指责，再上纲上线地自羞自辱。
林彪为什么不愿作检讨？因为，第一，林彪不认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何错误，没有错误为何要作检讨？第二，林彪认为一旦自己检讨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就是向江青、张春桥们低头，这也是林彪坚决不会做的。第三，一旦林彪作了自我作践式的检讨，毛泽东一定会批发全党，就如同文革初期毛泽东批转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一样，然后再一步步将刘少奇置之死地。殷鉴不远，林彪当然不愿如此步刘邓之后尘。邱会作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邱说：“但我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的事，而是毛主席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他对别人要怎么整就怎么整，他对刘少奇这样，对林彪是这样，后来对邓小平也还是这样嘛！所以，即使林彪检讨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反悔了，要重新追究！这就是毛泽东啊！我把解决庐山问题的实质归纳成为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 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他不要林彪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如果站在林彪立场上会怎么想？毛泽东如果要我林彪，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要是不要我了，我的问题大得很呀，就连喝口水都可以噎死人！”（页６０２）
毛泽东之所以不依不饶地要林彪作检讨，就是要抓住林彪的“把柄”，成为一个随时可以打人的棍子，成为林彪犯错必须下台的根据。单少杰先生说“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显然，林彪拒绝作检讨，拒绝向毛泽东、江青低头，不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突显了林彪个性的刚强，也更显得难能可贵！
二十三、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这部分内容见页６１１－６２２）
（１）最原始的“九一三事件”版本
９月１３日晨，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周恩来介绍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叶群在１２日晚１１点钟多主动打电话给周，报告说林彪要动身，周恩来说为了林的安全不能乘飞机，如果一定要走，只能乘火车。第二，大约在１０时多一点，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豆豆说有人想让林彪走，她说林彪不能走。第三，晚上１１点半左右，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彪、叶群已坐汽车走了，但是周还是命令警卫部队把他们追回来，并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不准对飞机放行。第四，林彪座机强行起飞。飞机先是朝北京方向飞，但在承德上空向北飞出国境。第五，中央警卫团还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李文普被打伤。另据林豆豆报告，１２日晚林彪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林是在床上叫起来的，上汽车也是别人架上去的。（页６１１－６１３）
周恩来的介绍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邱会作证实，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吴法宪的回忆也证实了此点），而非汪东兴回忆里所说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为何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如果按官方所言，林彪、叶群要搞武装政变，要叛国投敌，那么他们最应做的事就是保密，争取时间、争取主动，怎么可能“政变阴谋暴露”后在临动身出逃之前主动向周恩来作汇报，这不是有意暴露自己的行踪吗？但是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测，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按照中央的规定，政治局委员以上者在出行前必须事先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出行。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批准，中央警卫团无法实施保护措施、机场和飞行员也无法配合，如此一来林彪是很难走得成的。
第二，周恩来的整篇介绍里面并未涉及到林彪动身要去哪里，似乎周恩来本人也不甚清楚。周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根本没说林彪是“逃跑”，更不用提“叛逃”二字了。
第三，李作鹏的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机场下了不许放飞的命令，李认为机场一定会执行命令，因此事后就休息了。并不存在所谓的李作鹏故意放跑林彪的座机一事。
第四，林彪飞机的航线一开始是飞向北京的，但到承德上空时，飞机却向北飞去。到底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晓。因此也就无法作出合理、准确的判断。
第五，林豆豆报告林彪在１２日晚已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了，林是在昏睡时被别人叫起架上了汽车。林彪如此状况是像要搞政变吗？笔者的朋友梁遇春先生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兹录于此：“首先从他（指林彪）的精神状态来看，就不象。搞政变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是要奋力一搏的，进行政变，当然是很活跃，要精神亢奋，要上串下连，到处招兵买马、谈话动员的，比如象老毛南下那样。可实际上，林总在北戴河的情绪非常差，还说什么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之类的话，一点也没有当年率兵打仗的劲头，这哪有一点象是在搞政变的样子？谁搞政变是这个样子？你到澳门赌场看看，哪个赌徒不是精神抖擞，在那奋力搏杀，有哪个赌徒会没精打彩、嘴里念叨着：反正也是输，输光算了的？而且林总在北戴河，比以往更沉默了，什么事也不理，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更没有找人谈话动员什么的，这又是在搞什么政变？”（见梁遇春《我看９１３事件》，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之“林彪事件专栏”）
（２）中央政治局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应急措施
第一，毛泽东否定了叶剑英、周恩来起草的“声明稿”。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对外发一个声明“林彪私自到苏联去了，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对国内外的任何阴谋都是有准备的。”云云。但这个声明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否定。毛说，要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作军事上的部署。主要是防止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三北地区的部队、军委总预备队等进入战备状态。北京还部署防空战备。政治局委员们分别入住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周把有军队指挥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在自己的身边。
第三，政治局还研究了有关人员的审查事宜。
第四，取消了九届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打开京西宾馆通向空军司令部的防空通道，并由铁道兵在空军司令部通往地铁出口处准备一部地铁列车备用。
第五，周恩来主动向“上海帮”江青等人示好。一是安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人民大会堂（事实上并无这种必要），二是，周主持１３日政治局会议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江青：“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周这是恢复了早几年中央碰头会上的老习惯，也是向江青示好的。显而易见，林彪的政治力量突然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中央内部失去了原有的平衡，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们即将成中央政权的主要力量，占据支配地位。文革运动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批林批孔批周公等等，中国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
“９１３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毛泽东还是较为冷静的，并未急于给林彪的出走下政治结论，而是等等看，搞清楚到底林彪飞去何处，后续还会有哪些动作等。而中国自己则要做好战备准备，以防万一。军委办事组还要继续工作，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在没有清晰、明确的消息前，毛还不会立即对军委办事组采取组织手段，但是周恩来早已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从容部署，且开始向江青等人示好。周不愧是党内斗争的高手。
（３）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为其背黑锅
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机毁人亡。张春桥兴奋地自买茅台酒请客以示祝贺。汪东兴随即向毛报告，毛泽东也搞了庆祝仪式并喝了酒。此时的汪东兴带来了毛的最新指示，汪东兴说：“主席说了，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邱会作认为“‘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发生‘九一三’，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九一三’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国家混乱，干部群众被整了一大片，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这个历史责任太大了，谁也背不起呀！正好林彪死了，都推到他头上去了。以后事情的演变果然就是这样！什么‘二月逆流’呀、什么‘杨、余、傅事件’呀……毛主席都不承认了，都推到林彪的头上去了。因为林彪人都死了，不会说话了嘛！”（页６２８）
邱会作的这个回忆至关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事件尚未完全搞清楚之前，毛泽东已经决心彻底打倒林彪，让死去的林彪为其“帮忙”，替毛背上文革祸害的黑锅。事情后续的发展的确就是如此，毛泽东此时已经不在意林彪的座机是如何坠毁的，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飞机的黑匣子和罹难人员遗体也一并放弃不理，只要一切服从毛泽东自己的大局即可，将文革中一切罪孽都放到林彪一人身上，再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受了蒙蔽的样子（毛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表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不仅让林彪继续为毛“帮忙”，还要林彪为他自己“帮忙”，将林彪、军委办事组与林彪痛恨的江青等人绑在一起审判，从而洗刷、掩盖了毛泽东的文革罪责。人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真的会不断地重演！
（４）一份最原始的审问笔录－－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９月１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由李作鹏负责山海关机场与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理事宜。９月１４日晚上，邱会作与李作鹏在京西宾馆闲谈。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将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问记录送来，于是李作鹏抓紧时间浏览，邱会作也顺便一起浏览。邱会作回忆说：“记录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页６２５）
这份原始审问记录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次透露了林立果及其周围那几个人的重要活动。也就是说，林立果最想“干掉”的是原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里丝毫没有涉及到“谋杀毛泽东”这个官方日后翻来复去的说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林立果“杀毛”一事是后来被官方硬栽的赃，将林立果私下策划的干掉原中央文革诸人的事情歪曲、夸大为“杀毛”，成为日后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令人觉得滑稽的是，林立果当年想干掉张姚等人未能付诸实施，惟时隔仅仅五年后，林立果的大胆设想竟然被华国锋、叶剑英所实现，华叶二人完成了林立果的未竟之业。现在国内官方大力肯定、称赞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的历史功绩，是否也应还给林立果一个公道？
（５）“上海帮”在中央重新占据优势
“九一三事件”前，政治局之内的“军”、“文”两派虽时有斗争，但“军”方一直占有优势，一来“军”方有林彪的支持，另外，周恩来、陈伯达事实上也是站在林彪一边。这样政治局内部原中央文革一伙人总是感到受到压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提出的一些议题不仅得不到追捧，甚至根本无法通过。也难怪江青等人心里有气，经常找周恩来、军委办事组诸人的麻烦，可他们却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扭转这一局面。“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转折点。
９月１８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要扩大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通知的范围，叶剑英表示反对。但是姚文元立即反击说：“林彪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央通知的起草者，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就直接向主席报告我的意见。”这时，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笑嘻嘻地一致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叶剑英则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军委办事组更是什么话也不敢说。周恩来只好同意张姚的意见。（页６３７）由此而观之，上海帮在政治局里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中央里政治形势。
事实确实如此，政治局内部“军”派随着林彪事件而垮台，“四人帮”成为日后中国中央政治里最炙手可热的势力，在毛泽东的大力扶植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以后又大整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所欲为地将文革运动持续地搞下去，直到毛泽东撒手人寰。
二十四、军委办事组的垮台
林彪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的垮台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事情尚不十分明朗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需利用军委办事组抓好战备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旦局面稳定下来，毛泽东一定会采取必要手段解决军委办事组这些被认为是林彪系统的军内将领。以往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也无不证实了此点。笔者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见《记忆》第１１期，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１日）一文中，对
此问题曾有过论述。再读邱会作的回忆，更加深了笔者的认识。
９月２４日上午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吴李邱四人谈话，宣布毛泽东对他们的决定。邱会作描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形：“大约上午９时，周恩来来了。跟随着他来的有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等人。这次不像往常那样，一般是开会前几分钟大家陆续到齐的，他们似乎在别处集合齐了再一起进入会场的。周恩来看起来心情沉重，很疲劳。他和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在我们对面的第一排沙发上坐了下来。除了身患重病的谢富治以外，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齐了。这么看来，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页６５０）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黄吴李邱四人作了批评，诸如不该反对江青等。有关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四人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主席多次指示说，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对那些问题完全不信吧？他们为什么会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不可信。对重要问题，应该认真，冷静分析，对这些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周恩来还说“国庆节快到了，这个事（‘九一三’）对内怎么办都好说，对外就不要出‘洋相’了。卫戍区给你们找了几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到那去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写写材料。你们离开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周恩来最后说“对你们的家属子女要爱护，决不歧视！我代表中央说了这个话，对子女不应当搞牵连！叶帅的女儿关了好几年了，因为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现在还没有放。另外，以前对杨成武搞了抄家，也是不好的。你们的家属子女要是遭到了什么歧视的话，就拿我是问。今后你们就找我姓周的算账！”（页６５２－６５６）谈话完毕后，黄吴李邱分别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某部。
笔者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主要透露出两点意思，一是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搞逼供信，也不会搞株连；二是黄吴李邱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性质上并不是“敌我矛盾”，更没有后来越搞越邪乎的参与所谓林彪“政变”问题。文革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均由周恩来总负责，什么样的人关押在什么地方、受到何种对待都是大有讲究的。有的人被关进秦城监狱，有的人被关在北京卫戍区，还有的人被送到外地或干脆软禁在家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决策后，周恩来负责执行。让黄吴李邱离开军队岗位放在北京卫戍区看管起来，“养”在那里，“挂”在那里，这尚不是最坏的结果。用邱会作自己的话说，就是“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当然，周恩来信誓旦旦说的“只有几天”是断断不可能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都有可能，端视中国政局的发展而变化，说不定日后毛泽东仍有起用这些人的可能，就如同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那样。
二十五、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
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专案的，我们以往虽然略知一二，但知道的并不完整详细。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就大致知悉中央专案是怎么搞的，而冤案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邱会作的回忆更使我们得窥全豹，真正了解了这一制度的肮脏与黑暗。
（１）“八八事件”大搞逼供信。
８月８日晚邱会作去毛家湾叶群家纯属偶然。叶群那几天从北戴河回京作身体检查，尚未回北戴河。而８月８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提及康生的患病。为了鼓励康生，周恩来命吴法宪当晚去叶群处取来毛泽东当年赠林彪的曹操《龟虽寿》手书，也许康生看过后对其病有所助益。邱会作是在政治局会议后被吴法宪硬拉去的。当时他们几人只是聊天拉拉家常而已。吴邱二人去叶群家一事周恩来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为了坐实林彪、叶群早就密谋政变，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大搞逼供信，强迫邱会作承认当时叶吴邱三人策划搞政变，中央专案组四次主要的审问都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来进行，甚至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家人和子女来要挟。
请看专案组是怎样对邱会作搞逼供信的。负责专案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说：“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那天晚上，你和吴法宪一起到叶群家里，谈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你们和叶群商议的是重大问题，我们要向中央作专门报告。那天你在场参加了活动，要有你的交待。” 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则说：“去年８月８日，你们在叶群那里密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数不少。你们谈了什么，中央已经知道了。现在，与其说是你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把问题说清楚！你说得越清楚，对你个人越是有利，对你全家也越有利。我们说的“全家”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大明白人，应当懂得！”邱会作对此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密谋”何指。最后专案人员说“吴法宪直截了当地交待，８月８日在叶群家里策划的是阴谋政变。” （页６７５－６７９）
邱会作对此坚决否认，邱会作说：“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已经明白了，就是要我承认那天我们在搞反革命政变的谋划。我现在提出三种方法由你们来决定：一是你们写，我签字，但要注明是强迫我签字的；二是我照你们的要求写，但要注明是那样写的；三是我自己写，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事。”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页６７９）但是无论专案组使用什么手段，邱会作都坚决否认搞了“预备政变”之事。邱会作事后感慨地说：“专案人员开始审问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有信心，后来非常失望。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在取不到预想的收获时，就急于求成搞‘逼、供’了。”（页６８３）而这恰恰就是中央专案组办案的一大特色：先有罪名，再以逼供信为手段罗织罪证。
（２）其他方面的审查
中央专案的审查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进行宗派活动；
２、庐山会议上反党，下山后在九江机场和林彪反党结盟；
３、１９７１年９月６日李作鹏告诉我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后进行了阴谋策划；
４、９月１２日的活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广州军区有过联系；
５、在我主持的一些工作中为政变做准备，如借组建基建工程兵纠集政变军事力量，抓国防工业是为了政变准备武器等等。
通过几次审查，邱会作发现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核心问题”是要找出“武装政变”的证据，甚至连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具体工作也要往“政变”上面联系。比如：中央组建的基建工程兵也被说成是林彪从战略上搞阴谋，为将来的军事政变做准备；还有，专案组认为军委办事组将林彪嫡系四十七军调往陕西，把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换成皮定均也是为了准备“政变”。实情则是，该军虽曾隶属四野，但却是原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抗战时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长期是该部队领导。难不成林彪要依靠王震搞政变？皮定均也不是林彪部下，但林从皮个人能力考虑，认为皮定均有大战经验，故调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转任炮兵司令亦无不妥，更何况那时在边远的西北和西藏艰苦地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央军委原则上都定期要轮换到内地好的地区或北京工作。此外，中央专案组还追查国防工业从国务院划归中央军委，是为了搞政变提供武器方便，就更属荒唐可笑了。文革中国家机构体制改革精简是中央统一部署，１９６８年周恩来主动提出国防工业交中央军委来管，得到毛林批准，周恩来更亲自提名邱会作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邱会作，重大决策都是周恩来提出，邱会作负责执行，何来 “为搞政变做准备”一说？邱会作说：“他们在审我，我也在‘审’他们呀！通过对我的问话来分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总是想把真相说清楚，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要证明林彪是‘政变’，自绝于人民就行了，对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不太管，只要搞出来就行。再有，他们对我的审问是诱导性的，朝他们猜想的方向去引，对我说的可以搞清事实真相的细节，根本不注意，特别是我说的那些和他们脑子里固有概念不一致而又有分量的事，他们听了很紧张，不是打断我的话，就是装作听不见，有意回避或立即引到其他话题上去。”（页６８４）
总的说来，中央搞的专案秉持一切从政治出发，为政治服务。罪名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是无可改变的，下面的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在达不到目的时，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受审者的家人，如此种种还谈什么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从邱会作的亲身经历，不难看出当年的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他们是如何不择手段入人以罪的，从而亦可看出林彪一案是如何成为冤案的。
二十六、在北京卫戍区的反思和生活
（１）林彪有可能搞政变吗？
邱会作自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４日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起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开始对以往的工作、经历的加以回顾和思考，尤其针对林彪是否搞了所谓的政变。邱会作当时就想了八个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１９５８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１９６６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１９７１年８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厉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９月１２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１３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９月１３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
第七、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页７０５－７０７）
既然，并不存在林彪阴谋政变的事实，为何毛泽东还要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定性为“两谋”呢？邱会作分析得好：“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的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 ‘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页７０９－７１０）邱会作一语道清了林案的实质。
（２）从关押生活的改善看中央对黄吴李邱的政策
黄吴李邱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关押起来了，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处处透露出政治上的“玄机”。周恩来对看管工作的指示：第一，保证安全；第二，保证身体；第三，保证生活。也就是“看住、看好、管好”。周恩来甚至说：“毛主席对他们的问题清楚，不是反革命，是路线问题。对他们的处理，是惩戒性的。”几位参加周恩来召集的看管会议基层干部都分别向邱会作转述了这个内容。（页６６８－６６９）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问题还是清醒的，认为他们几人还属“路线问题”，而非“反革命问题”，看管起来也属惩戒性质。关押伊始，邱会作的伙食甚差，两个月体重就掉了三十多斤。周派人秘密查看邱的状况，该人向周作了汇报。而此时李作鹏也向毛写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为此还作了批示：“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也有资格吃好，我们也应当给他们吃好。”从此邱会作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冬天寒冷，卫戍区特别为房子做了火墙，派专车去山西省阳泉煤矿买来优质煤供邱取暖。医疗保健方面也特别照顾，不仅用药方便，有了病北京医院的医生很快就来诊治。此外，为了方便邱平时散步，不惜将警卫师托儿所搬走，将该小院腾出来，以后就可在小院内散步，而无须因为邱一人散步要搞附近街道戒严了。可以说，北京卫戍区非常尽职地做好了一切工作。（页７２５－７２７）邱会作感慨地说：“毛主席是大明白人，知道‘九一三’是什么。他让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达到了目的之后，也不想过于冤枉我们，就把我们‘挂’在那儿，待事情平息了点以后，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安置。如果不是这样，谁敢对我们好呀？！” （页７２９）笔者认为，从这一点来看，黄吴李邱几人除了政治上没有了自由，但生活上还是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这不能不说是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定下的政策，即把黄吴李邱四人“养”起来，“挂”起来，没有遭受“武斗”、“批斗”，没有关进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这与文革初期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还曾打算将黄吴李邱几人放到外地，每月发２００元人民币“养起来”，但由于“上海帮”和汪东兴从中作梗，又加上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自顾不暇，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并未予以落实。显然，如果黄吴李邱真是林彪的“死党”，参与密谋政变“杀毛”或“另立中央”等阴谋活动，毛泽东对他们四人无论如何不会采取这种优待政策，一定要关进“秦城监狱”整死为止。
（３）人间自有真情在
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和平日的接触，卫戍区负责看管邱会作的看守组成员了解了许多真相，不仅没有把邱会作当成“敌人”对待，反而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仅生活上照顾妥贴，政治上也不避讳，将自己听到看到的情况及时通告邱会作。一来这些看管人员接受上级指示，要尽心尽责完成周恩来交代下来的任务，二来通过实际接触，他们并不认为邱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人”，而是把邱当作“特殊首长”来对待。上面有何风吹草动都会尽快告知邱。比如１９７３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安置方案，将黄吴李邱等几人送到外地某中等城市安置起来，但多种原因未能成行。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人提出黄吴李邱是反对“四人帮”的，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应予解放或安置。但又由于军队内部有人反对，又拖了下来。这些内部情况邱会作都能知悉。显然卫戍区的看管人员仅仅是把看守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他们内心是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的。实际上“四人帮”一被粉碎，他们都认为邱会作会很快得到解放。然而上层政治的黑暗却非这些下层军人们所能了解的。邱会作等人的劫难依然未到尽头。
（４）黄吴李邱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
中共的政治历来就是以所谓阶级划线，也就是将矛盾人为地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一旦将人划入“人民内部矛盾”，犯了再大的错误或罪行，都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而不会被打倒。但是如果一旦被划入“敌我矛盾”，哪怕再轻微的错误也会导致灭顶之灾。而何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何者又属于 “敌我矛盾”往往只是上级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已。以黄吴李邱四人为例，不管外面怎么“深揭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而内部却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对他们四人妥善照顾好。在毛泽东眼里，林彪“叛逃”，大逆不道，实属“敌我矛盾”，要批倒批臭，但是毛的真意却是林彪帮了毛一个大忙，毛可以任意将文革中的坏事栽到林彪头上，为自己作开脱。而黄吴李邱这四位林系大将则属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成了林彪倒台的“牺牲品”，他们到底有没有罪，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笔者相信毛泽东、周恩来心里都很清楚。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毛主席对他们的问题清楚，不是反革命，是路线问题。对他们的处理，是惩戒性的。”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既然如此，毛泽东就没有必要非要与黄吴李邱过不去，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他们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
三十、黑暗的秦城监狱
（１）为何在粉碎“四人帮”后还要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
众所周知，军委办事组诸人因为追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为毛泽东所不容，因而借着“九一三事件”将黄吴李邱从军队重要岗位上拿下，关到北京市卫戍区看管起来。毛死江囚后作为当年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军队将领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公正的处理。可为何反而将他们关进监狱，变成了“敌我矛盾” 的性质呢？
邱会作当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邱会作在狱中反复思量“我的案子，中央查来查去，结论也下过几次了，我们是因为反对江青一伙才开始挨整的，但是在打倒‘四人帮’三个月之后，还要把我关进监狱，毫无道理。为什么对我干出这种‘四人帮’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想来想去，华国锋哪是什么‘英明领袖’？他突然间得到了最高权力，担心守不住到手的江山，怕“放虎归山”才对我们这些曾掌握过军队的人倍加防范。我判断，华国锋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所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都防范，对刘少奇的人要防范，对邓小平的人要防范，对“四人帮”的人也要防范，到头来，他会把人都得罪光。”（页７４７－７４８）
笔者以为，邱会作当年的这番想法不可谓不错，但是时隔多年后，我们还应对当时的整体政治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一，华国锋之所以在当年被毛泽东所看中，也是因为华国锋属于文革一左派，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时所看中和信任的人，其实这如同毛泽东重用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等人是一个道理。如果华国锋不是这样人，毛泽东也绝无可能起用华国锋让其担当大任。然而，华国锋在中央的根基甚浅，本身又没有特别的本事，毛泽东一死，华国锋背后的靠山也就不复存在了，华国锋马上就面临了来自江青等人的直接挑战。华国锋本人尚不属文革极左派，在中央内部没有自己的人马，江青等人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但是硬说江青等人马上就要夺华国锋的权“搞政变”并无实际根据。此时的华国锋空有名分却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不得不依靠党内元老集团，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就抓了毛泽东的夫人和亲信，华国锋如何对外加以解释呢？华国锋必须对外宣示自己才是毛泽东的正统嫡系传人，因此他们还是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原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华国锋当年标榜的“抓纲治国”。抓什么纲？当然是抓“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当年打倒的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华国锋自然无意予以平反、解放，更遑论黄吴李邱等人了。
第二，我们还尤需注意另外一个人－－汪东兴。汪东兴当初也是林彪阵营里的坚定份子，是打击张春桥的急先锋，在庐山会议上跳得比谁都高，起的作用比谁都大，但是毛泽东却鬼使神差地竟然放了汪一马，汪东兴成功地从林彪阵营脱逃而出。别人也许不太清楚此事，但军委办事组诸人对此却是心知肚明。“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黄吴李邱落井下石，积极向毛泽东、周恩来进言抓捕黄吴李邱，也是为了洗刷自己与林彪等人的干系。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汪东兴原本就是搞冤案和政治迫害的积极参与者，如果解放了黄吴李邱这些原军队高层将领，难免他们这批人不会班师回朝重新掌权，如此一来，汪东兴就可能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对汪东兴的地位就会造成威胁。汪东兴此时一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压、迫害黄吴李邱等人，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事实上，正是汪东兴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极力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众多中央大员们的批判，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２）令人发指的黑牢生活
秦城监狱之黑暗，已有很多监狱过来人曾经予以描述，包括王光美、王力、吴法宪等。但是读罢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对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往我们曾经读过共产党的革命先烈们是如何在国民党的监狱－－白宫馆、渣滓洞作斗争的，但是国民党的监狱比起秦城监狱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笔者在此简单地将邱会作的回忆复述一下：
首先，秦城监狱的监管永远都是单独监管，牢房只有几平米大小，见不到其他囚徒。一个月之间放风次数很少，时间也很短，放风的“院子”只有十平方米不到，周围是四五米高的围墙，上面则是铁丝网。如此之“院子”被称为“风圈”。如果被监管人不慎得罪了监管人员，连续几周都得不到放风。此外，还要经常搬家，从一处牢房搬到另一处牢房，目的是让囚徒们永远搞不清监狱的路径，也防止监管人员与囚徒建立良好的关系。（页７４９）
第二，囚徒的生活永远处于饥寒交迫的状况。监狱冬天异常寒冷，却不给囚徒牢房供暖，还谎称暖气系统被造反派搞坏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大都是粗面馒头、玉米面窝头、掺了砂子的糙米饭，清水煮白菜、土豆汤等，且让人吃不饱。更为侮辱人的是，送牢饭时不打开牢门，而是从门下开一个二十公分大小的洞，囚徒取饭时要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才能把手伸出去拿饭。邱会作几次绝食抗议，看守们才不得不收敛放弃。（页７５１）
第三，灭绝人性的摧残折磨。秦城监狱从不给囚徒发衣服，更不用提日常必备的内裤、背心、袜子等。邱会作在秦城被关押三年，简直到了衣不蔽体的程度。邱会作刚被关进秦城时，卫戍区带去多套换洗衣服、鞋袜等物，但是狱方就是不给。当邱质问他们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你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你是装糊涂还是假天真？你的物品连你家里的一切都收缴了。我们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要发给你衣服以前，就是不给！”１９７８年的冬天邱会作只有光着身子穿上棉衣棉裤度日，而棉衣和棉裤已有两年没有洗过，汗渍和油污早使它变得光溜溜、冰冷冷的一片硬板。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鞋子和袜子穿烂了，狱方也从不配发，邱会作平时只能光着脚。冬天放风时才给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且规定不放风时不许穿。冬日里只好用被子包住脚度日。如果囚徒生了病就更为痛苦，因为平日里基本上无医无药。１９７９年之前狱方对囚犯几乎没有任何治疗。如果不幸生了病要吃药，不但要不到还挨骂，后来即使有了医生，态度也极差。（页７５２－７５４）
事实证明，秦城监狱是一个比当初国民党白宫馆、渣滓洞更加黑暗的监牢。共产党自己的先烈们尚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集体关押，还可传递监狱内外的消息，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并设法完成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甚至可以秘密向外挖地道，得到狱外党组织的营救等等。但这一切在秦城监狱均无丝毫的可能发生。秦城监狱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到底折磨迫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摧残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真的是数也数不清了。但是笔者相信，这座毛泽东与中共的“巴士底狱”迟早会被彻底推翻，他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也迟早会被彻底清算！
二十七、中纪委重新审查的几个问题
１９７９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以往多年积压的案子进行甄别审查，自然也包括因“九一三事件”倒台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显然，这是自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试图以新的眼光、角度重新审理过去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为平反、昭雪或妥善处理这些案件做好组织准备。对当年遭受迫害和冤屈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邱会作的回忆里涉及到中纪委是如何进行审查的。其中，中纪委既有较为求实的一面，也颇有一些难言之苦衷，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认真思考。
（１）谁都可以揭发，但是不许碰周恩来
中纪委的审查小组要求邱会作揭发那些被打倒的人，包括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同时也要揭发“四人帮”，另外，还要交代自己的问题。然而，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我和周恩来关系亲密，他交我办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在回答讯问时，只要一提到周恩来，办案人总是显得很紧张，有很多事不敢记录。而对于林彪、陈伯达、黄永胜等人，他们则认为是‘坏人干坏事’，揭发要多多益善，错了不要紧，还表扬你态度好呢！”“我在写材料的时候，对其中涉及周恩来的一些事进行了‘善意’的保留。我想，当时的证人证据那么多，现在党中央里知道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真实地位和作用的大有人在，我只不过不想让有些事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罢了。”（页７７２）
笔者认为，从中纪委的态度来看，他们虽然开始时也许确实抱有良好的愿望，希望将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却“先天不足”，在审查刚刚起步时就自我设限，这样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能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个限制来自中央最高层，并非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所能掌握，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 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以中央的观点而论，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中央的审查，岂能另搞一套，以周恩来为挡箭牌为自己作辩护？所以，当邱会作叙述军委办事组是如何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时，中纪委高官竟然不想听，甚至深感不耐地说：“你们有这种觉悟吗？”如此这般搞审查，其结果也就不难想像了。
（２）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
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身残或病故，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那是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因此这也是中纪委审查的一个重点。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
邱会作回忆说：“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进一步混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近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１９６７年５月间，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决定了几条，主要是：１、成立中央医疗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我、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周总负责，领导中央保健工作。２、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共同承担。３、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周恩来亲自管理。”（页７９６）有关罗瑞卿和贺龙的问题，笔者在另一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一文中作了论述，此处不赘。下面专门谈一下陈毅的医疗问题：
陈毅问题。邱会作回忆说“接到陈毅要回来检查的要求后，即按规定向周恩来报告了，履行手续要个过程，但还是较快获得批准。陈毅手术时，总医院很重视，院领导守候在手术室外。手术中切除盲肠时，意外发现有癌变，医院很急，立刻从手术室打电话到人大会堂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命我从那即刻赶赴现场。我还在路上，医院已经拿出了‘切除一段肠子，今后保守治疗’的方案，并用电话请示周总理得到批准。我到时，手术已经继续进行了，我陪着陈毅夫人等候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去。”“陈毅手术以后，叶群那有问候，周恩来处处关心，我又亲自去慰问，总医院敢对他不好吗？陈毅住在高干病区里最好最大的一种病房。……陈毅手术后不注意‘忌口’，引起伤口感染，又进行了修补手术。为此周恩来爱惜地说他‘贪吃的毛病不改’。陈毅手术后，我特别交待医院要精心护理。陈毅感慨地对我说：‘总医院对我是照顾到家了，吃得比我家中还好！’陈毅病情稳定后到北戴河疗养，只有林彪、陈毅、聂荣臻三个元帅在那里休息，总医院有专门医疗人员为他们服务，怎么能说照顾不周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总医院里对任何人想搞‘医疗整人’都不可能。因为：１、总医院医疗制度很严格，文化革命中也没有乱，高干病房里每个手术、用药处方都要多人讨论并由主管医生签字。若有新医疗方案，要报上级审批。２、有优秀健全的医护队伍。只有上下几代无‘敌属’关系、技术精湛、品德好的医生才能入选高干病房。陈毅的医疗除常规手续外，还要经他从北京医院带来的‘自家医生’认可，绝无疏忽的可能。３、陈毅治病，始终由周恩来直接过问，医疗方案须经他亲自批示同意，方可施行。周恩来还多次询问过医生治疗情况，他对陈毅感情很深，非常爱护。”（页７９８－８００）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医疗问题，如徐海东、傅连璋等人。中纪委审查组最后对邱会作说：“徐海东医疗的事不再问你了，另外，傅连璋的死与你也无关，撤案！”（页８０１）
可以说，从医院、护士这一方面来说，绝对不存在“医疗整人”的问题。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
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其他人回忆，如吴法宪、王力等，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如果说，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那么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邱会作说：“如果军队抓人，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页８０１）不少老干部文革后都曾回忆起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关照的，似乎在他们落难时，周恩来都曾伸过援手，但恰恰也是周恩来这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人将他们送进大狱、或卫戍区。或许周恩来曾在事前或事后对这些老干部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关心，但是依然不能解脱周恩来本人应负的责任！即使国内党史学界那些大力为周恩来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确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那么人们是否可以用“违心”这两个字来掩盖、抹煞了周恩来所起的真实作用吗？难道可以将这些罪责转嫁到他人身上吗？此外，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高层概莫能外，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毛泽东不也是大搞“医疗为政治服务”，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要让位，医疗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被迫等死，刘少奇、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至于罗瑞卿、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医疗更与林彪无关，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而已。
（３）中纪委的审查为何最后不算数？
应该说，中纪委的审查在开始时还是较为客观的和讲究实事求是的。邱会作回忆说：“他们一改１９７１年中央专案组的方法，不是把“九一三”硬裁到我的头上，当作审查的起点和要害，而是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开始的。他们把要审查的内容分成了三个大单元：文化大革命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同案人”之间的问题。审查方法是：他们先提出问题；我写交待材料；核实审定材料。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补充和修改，谈过的东西可以回过头来再谈，写过的材料可以反复修改。他们不强迫我作“完全彻底”交待，只要基本事实搞清楚就可以。我可以提出人证、证物、旁证，他们有时也给我看原始件。双方同意的就定下来，有争议的就暂时在一边放放。”审查组甚至表示：“从材料上来看，你很早就与‘四人帮’斗，特别是和江青斗，为此你受到过打击。现在不同了，你不要怕当反‘四人帮’ 的英雄哟！”“中央对你抱有希望，审查不是为了打倒你，而是争取你。中央对你没有预定框框。你是最有条件从宽处理的人，党不会轻易抛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干部。”等等。（页７６８、７７２）１９８０年４月中纪委常委万毅专程到秦城监狱与邱会作谈话，表示说：“你被关押的那天说过“三个相信”，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也相信你自己。你今天还应该坚持这个信心。你被关了十年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对你的审查，还不如说是对你的挽救，你的问题会很快得到处理。我看了有关你的大量材料，相当多的事情你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有人看重的是总后死人了。从领导责任上来说，总后系统死的人可以追到你的头上。可是从法律上来说，推给你不合适，也不符合事实，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林彪主管军队十几年，你参与军委工作，不能说没有干一点坏事。但是把林彪案全部摊开之后，你的事不仅少，和别人比较起来，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有本质的差别。”万毅还说：“请你相信，中央对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中央对你的宽大，对你今后安排之好，可能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得到。我们要通过对你的问题的处理，让大家看到，实事求是是现在党中央决策的基本方针。我们希望你对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情况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页７７４－７７５）
但是１９８０年６月后，中纪委的态度完全变了样。中纪委正式向邱会作宣布“你从一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锻炼成高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但很可惜，不能为党工作了。过去我们说过，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会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个贡献。这话绝不是什么手段，而是按照事实和党的政策，说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但是现在无能为力了。一个干部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中央对你的政策都向你说了，许多话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说的，只是向你传递。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和你谈过话，相信你心中有数。但事情是变化的，与其有一手准备，不如做两手准备。是否公开采用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希望你作好思想准备。无论今后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往绝路上想，要有信心活下去。”正如邱会作所言“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而是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页７７７－７７８）
显然，中纪委的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前后矛盾，开始时表示要实事求是，把历史的问题搞清楚，要宽大处理，甚至还明确表示“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等。但是后来却完全变了调，强调“要作好两手准备”，也就是不排除“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云云。为何会出现前后反差如此强烈的结果？据邱会作事后了解，中共中央恢复中纪委时，是黄克诚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而黄克诚是一个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自己主见、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主张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为党中央所采纳。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曾招来毛主席的忌恨，这次也招来某些“大人物”的不快，让这位党内少有的头脑冷静、思想深遂、经验丰富、胸怀开阔的人很快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在党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最需要他这样的人的时候，让他退回家里过早地“休息”了。另据笔者所知，黄克诚曾在中纪委审查后曾提出，黄吴李邱四人应该免予起诉，无罪释放。但是黄克诚的设想立即被邓小平所否决，邓让彭真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任中央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架空了黄克诚。邓小平就是要将党内矛盾和路线问题变成刑事犯罪问题，以法律手段解决解决党内争端。所以，即使中纪委的审查工作将整体事件调查得较为清楚了，但是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前提下，他们依然还要不顾基本事实硬往刑事犯罪上面套。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两案”的审判和判刑。
二十八、“两案”审判的几个问题
（１）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在文革当中，黄吴李邱几人之所以被打倒，最严重的罪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打击迫害江青同志”。１９７０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的组织结论就是“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所谓“路线错误”就是反对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共“九大”路线。而所谓的“宗派主义错误”就是参与林彪打击的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等人。中共“十大”前批准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干脆说：“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如此之罪名滑天下之大稽。到了“两案”审理前，“两案”的预审小组却是“认定”邱会作等人是中央文革的同伙，是与江青等人合伙从事反革命活动，且千方百计地罗织出新的罪名。邱会作原本是文革当中最早受到迫害的人，也是军队系统中反对江青、张春桥极左派的主要人物。“两案”审理小组竟然不顾最起码的史实，硬要将邱会作打成江青的同伙，是蓄意发动和大搞文化大革命的人。这岂不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２）断章取义、编造笔录
为了拿到上峰需要的材料，参与预审的人员常常自我编好笔录，再搞成一问一答的方式，最后逼迫当事人签字。邱会作说：“过去是我写‘文章’，签上名字。现在是他们作‘文章’，写在专用的笔录纸上，是一问一答的格式，即他们‘问’，我‘答’。写完以后叫我签字画押按手印。其实这‘一问一答’形式的审问很多时候并不存在，‘笔录’往往事先做好了，我们没谈几句，他们就拿出早就写好的一大叠笔录叫我签字。”“凡遇到我不愿意签字时，他们就搂窜一番、磨蹭逼迫，连蒙带唬，搞得我精疲力竭，我耐不住他们的纠缠，一赌气有的也就签了。还有的是他们东拼西凑、断章取义写成的，与我原来的意思根本不符。每当我提出异议，他们就把十年关押中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写的材料搬出来，说这一句是你曾在这里写的，那一句是曾在那一处承认的，这里摘出一段，那里加上一句，东拼西凑，合在一起成为笔录，往往和原意相差很大。若是你不签字，他们马上变脸，逼供整人的那一套就来了，精神上折磨你，让你就范。若是遇到我硬是不签字，他们就威胁说：‘你不签字我们也不怕，凡是以前你说过的，我们写成了笔录，就有法律效力。’ ”（页７８０）
（３）重搞“逼供信”
“八八事件”是一个老问题了，中纪委审查时“八八事件”已经基本澄清了。而预审小组却再次拿来重新作文章，意图就是要证明黄吴李邱等人都参与了“阴谋政变”和“谋杀毛泽东”的活动。邱会作对他们的解释，这些人根本就不听，威胁诱供说：“你为什么和我们闹对立呢？搞清楚问题对你大有好处。你应当向中央表示个态度！”邱会作说：“我１９７２年就说清楚了，要有好处，早就该有了！别再瞎折腾让我活受罪了。”审讯者厉声吼道：“吴法宪早就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就是部署反革命阴谋。现在人证口供都在！”（页７８２－７８３）但是交手下来，预审小组的“逼供信”全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４）践踏司法
司法审判原本应该由国家的司法部门，即检察院和法院进行司法的起诉、审理。但是“两案”的审判凡涉及到军队事宜，却让当年的总后造反派出身的王瀑声临时充当检察官。王瀑声其人当年就是江青大力支持过的军内造反派。王某人原是后勤学院的干部，受到院长戴金川的器重并由戴举荐，１９６５年被提升为学院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总后大乱，王瀑声投向造反派。“九一三事件”后，王瀑声及时地对他的老领导戴金川揭发批判，戴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一次，王瀑声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组组长。（页７８７－７８８）邱会作说：“担任公诉的检察官王瀑声和主审我的法官许宗琪是总后造反派，现在坐在审判台上了。在预审中，王瀑声说，徐向前的军衔比我高，我批判反对了他即是犯罪。按这个道理，我军衔比王瀑声高得多，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瀑声文化大革命中造我的反，早犯了他说的那个‘罪’了。”“我真不明白，为何在上海追随江青造反的张春桥、王洪文正在第一审判庭受审，而在总后追随江青造反的人却在第二审判庭成了检察官、法官。我面对着他们，又像回到了当年的造反派的批斗大会武斗场上……”（页８２０）显然，邓小平、彭真等人启用这些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国家检察机关检察官，无非就是看中这批人因为文革初期秉承江青旨意造反而在军内受到压制，现在他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正好可以充当邓小平、彭真的打手。
（５）歪曲历史，强造罪名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邱会作说：“我参与中央军委日常领导工作是从1959年出任总后勤部长开始的，是由周恩来、林彪提名、毛主席同意、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的。我进入中央领导层是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我刚介绍到这里，检察官粗暴地打断我说：‘你进了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了你问题的性质，以此定你为反革命集团成员，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举了大量我们对江青抵制和斗争的事情，都是对搞清事实真相是有利的。按照法律，要记录在案。可是他们听到了以后显得紧张，不但不记录，而且不时地打断我，连基本的法律职责都不敢履行了。”（页７８８－７８９）
邱会作感慨地说：“那时预审，对付我一个人的一线人员就有十几个，二线三线肯定还有不少人。他们控制了材料、文件、证人，他们有录音机、窃听器、监视仪，还有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的看守向他们汇报。而我是孤身一人，写交代时给一枝笔几张纸，事后立刻收掉，我真是赤手空拳呀。别说是不能看报纸、听广播，就是外面的一词一字、一声一语的信息也得不到，我纯粹是一个被人捏在手心中的‘玩物’！如此一来，问题的实质不是你是否有错或有罪，而是上面事先把没把你划进那个‘集团’里去。只要把你划进去了，面对着这些职业的专政工具你就已经完蛋了。”（页７９３－７９４）
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冤案可以制造于一时，却无法得逞于永久。假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所揭露。“两案”审理时，彭真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两案”要办成铁案，永远翻不了身。可是，才区区二十多年，“两案”审理就已经显露出千疮百孔，无数事实被披露出来，谎言也被一一揭穿。历史已经无情地显示，“两案”的审理不过就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制造新的冤案，它不仅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反而是“以假证、伪证为根据”，法律不过就是当权者手中的调色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改变颜色。那不是法制的胜利，恰恰是对法制的践踏。当年邓小平中央制造的所有冤案迟早都会被推翻，而“两案”的宣判也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二十九、“两案”审判的“花絮”
有关“两案”审理方面的文章、书籍出版了不少，诸如图门、肖思科为代表的宣扬伪历史的书籍大行其道，但这些书籍都是秉承官方的旨意，重复官方原有的结论，多少披露出来的一些史料也不过就是为那些结论作注脚，鲜有像样的反思，更不用说探寻历史的真实。邱会作作为“两案”审理的当事人，对这一过程有切身的经历，一些事情虽小，但却可以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笔者随手挑出几处，读者看后自有公评。
（１）为了审理时“好看”，被迫换新衣。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五年，狱方从不发给新衣，邱会作身上的一套衣服已经破得衣不遮体。但是为了出现在特别法庭上，狱方强迫邱会作换上一件新衣，并威胁邱说： “如果你自己不打扮，我们就‘硬’来了！”邱说：“我在秦城监狱已经住了快五年了，过着衣不遮体的日子。我多么想穿新衣服呀，可是就是不给我穿。现在，他们反而强迫我穿新衣服。我不想当他们的玩物，但又拒绝不了。”（页８０７）中共政治犯监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２）江腾蛟升格成为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个江腾蛟仅仅是林立果的心腹人士，与军委办事组和中央工作毫无关系，地位相距太远，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混进”“林彪集团”，还成为了“主犯之一”，令人匪夷所思。邱会作醒悟道：“要抓我们中央军委几个人武装政变的‘八八事件’撤销了，这个‘缺口’用什么来补？我一直心存疑问。现在我明白了，用人来‘补’！把这个和林立果私交过密的江腾蛟塞进我们中间‘一锅煮’，再用‘集团犯罪’的思维方式去引导人们相信：从中央军委办事组开始，到下面的一伙人是一个大的‘反革命集团’，从而造成共同犯罪的‘效果’。”（页８０８－８０９）据图门、肖思科的《特别审判》一书，官方原本打算将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放进“林彪集团”一起审理，但是王飞忽然被发现出现了精神问题，只好临时把江腾蛟当了替补，升格成了“主犯”。
（３）拒绝邱会作为李作鹏作证。李作鹏曾提出要邱会作为他作证，证明李作鹏向邱会作透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并非是搞什么“反革命政变”。法院却千方百计要邱会作作不利于李作鹏的证明，以便指控“林彪集团”阴谋政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有利于李作鹏的事实隐瞒起来，配合法庭的指控，以争取所谓的“宽大处理”。但邱会作只回答说：“我同意出庭作证，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如实说出来。”（页８１０）显然，这并不符合法庭的需要，他们要的是邱会作全面配合法庭说假话、作伪证。当邱会作实际上拒绝后，他们就不让邱为李作鹏作证。
（４）江青的大实话。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特别法庭终于全体亮相，“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全体被告。当江青最后一个入场坐到受审席上时，一眼看到身边的黄永胜，江青极为不满地说了句大实话：“黄永胜是整我的，为什么把我们说成是一起的……”。（页８１３）的确，江青没有说错，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确实是反对江青及其同伙的，江青一语道出了军委办事组的功劳。邱会作说：“在毛主席身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是有良知的政治家的义举，如果我们还在台上，也会那么干。但是，在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有区别，身前反更难嘛，更要有策略。可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在钩心斗角，而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否定前人的斗争，只说自己的功劳，对于必须心胸开阔的政治家来说，更不应当。‘四人帮’是什么人呀？我早就断定他们是毛泽东的殉葬品。我们这些人，同我们一起革命奋斗过来的人，有谁买过‘四人帮’的帐啊！有谁死心塌地地的为他们卖命？很难找到那样的老红军老干部嘛。我们对江青那伙人打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要整垮他们，是功劳。奇怪的是，对我们反‘四人帮’的历史事实不仅不予承认，反而要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判，真是冤枉！（页７６６）事实证明，邓小平把林彪和江青绑在一起以同一个罪名加以公审本身就极为荒谬，由此亦可看出“两案”审判不过就是一场闹剧而已。
（５）法院公然当庭禁止邱会作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第二次庭审时，法庭装模作样地调查所谓总后“整徐向前黑材料”，在最后问及邱会作还有何话要说时，邱会作大声地说：“有！我还要说，徐向前全军文革怎样同江青搞乱总后的……”邱的话还未讲完时，法官气急败坏地大喊：“你不许讲话！你不许讲话！”法警也急忙动手把邱强行向外面推。（页８１９）法庭虚弱的“封嘴”本质由此也就暴露无遗了。
三十、邱会作对“两案”审判的反思
邱会作自己对“两案”审判的反思，写得很好，值得后世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兹录于此：
“为什么把毛主席当初定下的把我们几个‘养起来’的政策改变，搞公审了。为什么采用这么极端手段？还有更高明的整人手法嘛！把事作得这么‘绝’，我都有些为他们想不通。但是执意要这么干，毕竟有他们的理由。我想来想去，理由很多，至少有这么几条难于说出口来。
其一，在党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引下，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化。通过起诉书，把高级干部划分‘红榜’与‘黑榜’，把过去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避开了毛主席的责任，由别人来承担。这样‘快刀斩乱麻’，把过去的怨恨和纠缠作个了结，并为一些整人的人开脱了责任。
其次，毛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取得预想的那么大的成绩，反而有许多挫折，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给了人民伤害。否定建国以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减少人民对党执政失误的怨气和不满。对毛主席不好说出口，就往林彪、江青的头上说，以便有一个让群众宣泄的渠道。
再者，把刑法引入党内政治生活里来，今后若是谁人有了不同意见，必要时可以打成‘刑事犯罪分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对不同政治见地和不同派系的人用刑法去整人，这可比毛主席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整人厉害多了！”（页８５２－８５３）
对于“公审”的负面影响，邱会作认为：
“一是公审过多地追究了在中央工作的人的个人责任，而没有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弊病上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中国的改革，经济方面有声有色，政治改革明显滞后，许多政治上消极腐朽的东西又出现了，并在相当程度上蔓延开来，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是公审把刚刚恢复的党内民主又削弱了，大权又集中于个人，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又重新抬头，党过多地牵就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以致后来发生了几次党的最高职务领导人的突然变动，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是公审原想给人民一次对党的失误的宣泄机会，借此提高党的威望，但是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了。”（页８５３）
三十一、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使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使用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作人的极限。由于本书作者给当权者留点面子，不欲悉数披露，关键之处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笔者只能参考《邱会作回忆录》将这段秘辛写出如下。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页８６５－８６６）：“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睏得不会说话了。（页８６６）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 “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８６６）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页９３１）
呜呼！原来“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证据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出版一本书，书名就是《假供是怎么造出来的？》，当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指责“四人帮”曾经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老干部，为了制造“假证”、“伪证”残酷迫害当事人时，他们自己却从事着更肮脏、更见不得阳光的卑鄙活动。他们对王洪文使用的酷刑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的极限。中共用这种法西斯的酷刑手段搞出来的“证据”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邓小平、彭真这些人有何面目自诩“实事求是”，又有何资格妄称“两案”审判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官方的御用史家们，笔者想问一句，你们秉承上意，扭曲历史，读了邱会作的回忆，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三十二、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１９９２年８月罹癌去世，至今也无人知晓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忆。如果没有的话，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１）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１、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２、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３、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７１７－７１８）
（２）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以后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使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页７１７）
（３）“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 “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７１９－７２０）
（４）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７１８）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５）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７２０）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执行和贯彻，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三十三、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１９７２〕４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５７１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１９７１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页８６１）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呀。他们好厉害呀……”（页８６１）（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８６２）
显而易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５７１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Ｂ一５２旗号打击Ｂ一５２力量”（“Ｂ－５２”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 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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