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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大动乱的年代》后记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14, 2009 9: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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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后记

胡乔木在一篇文章[1]中说过:“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我把这本书作为心香一瓣,献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死难的人们。
邵燕祥的一篇文章[2]说道:“有的年轻战士不知道林彪是谁。”最近又听说,北京一大学一位同学贴出大字报,主张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位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也不能说没有。我想,我写这本书不能说没有意义。
于光远在一篇文章[3]中说道,据他在日本时访问过的一位工会工作者说,50年代日本工人多数向往社会主义,70年代就不是这样了,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那些年没有搞好。于光远说:“我觉得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帮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忙。”“20年来我们国家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没有搞好就给日本工人的思想带来不好的影响。”萧乾在一篇文章[4]中说:“我吃惊地发现:60年代当大批第三世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成为独立国家时,一些本来向左转的国家,朝右边走去了。中国的样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我不能断言。但1983年以后,我有机会接连两次前往东南亚一个角落。那里不少人还把‘革命’同‘文革’画着等号,因而只要带点红色的,统统视为洪水猛兽。”读这两段文字时,我感到触目惊心,沉思久之。巴金说:“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5]本书力求说得清楚一点,但绝不敢说已经说得一清二楚。
所谓“三家村”的惟一幸存者廖沫沙在《忆邓拓》一书的代序里说:“我们国家那十年的悲剧,虽不是革命的完全失败,至少也可说是革命的一次大挫折,国家和民族的一场大灾难。而发生这样的灾难,决不会出自偶然的原因,包括某些个人一时的错误或轻举妄动;它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来决定的。造成这个悲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必然因素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地、真正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探讨和总结的‘一件很紧要的工作’。”安子文生前论及“文化大革命”错误时说过:“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6]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我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努力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是谴责谁的错误,也不是以历史条件为谁辩护,而是力求冷静地客观地分析错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是怎样形成的,正确为什么不能抗拒错误,从中引出教训。我们对毛泽东晚年当然不仅仅是叹息,而要科学地说明在他的晚年何以出现悲剧,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教益。
我奉献出来的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研究的成果,为“文化大革命”的教学和研究贡献一得之微。我研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有十年之久,但是至今还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颇为汗颜。我写这本书虽然呕心沥血,但是自觉有种种不足。我敢于写出不同于一般的自己的见解,不说假话,不糊弄我所尊敬的读者,但是难免有误。奉献出来的是如此微薄,不胜惶恐之至。各方的批评指正,翘首以待。
我自觉地致力于写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变化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反革命”的“罪行”在本书中略焉不详。原因之一是有《历史的审判》和《历史的审判》(续集)两书在,不需我来抄录。原因之二是篇幅有限。出版社要我写40万字,我已超过此数。原因之三,老实说,有些事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为什么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是陈伯达的“罪行”,我就弄不清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办不到的,不如从略。1965年11月至1966年4月这一段,只在前言中简略提到,《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有详细说 明。
我要特别感谢廖盖隆这位前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并为本书作序。我还要感谢热情帮助过我的苏彩青、郑谦、荣天琳、荣燕生、张天荣诸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难以完成。我特别感谢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麦克法夸尔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拙著一切不当、谬误 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王年一1988年6月15日于国防大学

注释
[1]《杰出的革命文艺战士——纪念萧三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4日。
[2]《从“林彪是谁”想到的》,《解放军报》1986年9月3日。
[3]《从世界和中国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4]《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现代人》1985年创刊号。
[5]巴金:《探索集》,第99—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转引自王光美《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春——怀念安子文同志》,《工人日报》1980年7月14日
(编者注:此后记写于《大动乱的年代》初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告诉我,拙著的版已经不能再用,必须重排。
拙著有一些缺点,如:1966年,中央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师生,造成不少冤案。这在拙著中基本上没有反映。又,我的朋友印红标(北京大学教师)和何蜀(重庆《红岩春秋》副主编)热情地向我指出:对“联动”的评价不公,评价过高。再三思索,我承认他们二位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与我认识上的偏颇有关。责任编辑蔡瑛先生问我要不要修改,我说不改了。1988年以来,研究“文革”的人大大增多了,成果也很多,我的认识也改变了不少。如果修改,不胜其改。倒不如将反映我1988年认识的老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由大家指正。与其粉饰一番,还不如以原来面目示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既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就,有些是突破性的进展。当然,这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定然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论断。拙著原则上只写“文化大革命”,对成就很少涉及,请尊敬的读者明鉴。
拙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公开发行的,这不等于说没有缺点。这是个人的著作,若干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会有种种不足,继续诚挚地欢迎指正。
拙著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誉,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我只能以更多的努力来回报大家。我又老又病(今年72岁,1992年得了中风,此后有后遗症,半瘫,但思维和记忆力尚好,12年来没有复发),但在有生之年,我还要为“文革”研究做出微小的贡献。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王年一2004年11月17日写于北京西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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