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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14, 2009 8: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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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王年一

高皋、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了,印数不少,内部发行。这部书,香港《大公报》连载过,并且出版。应该说,影响是较大的。
这部书是高皋在六年中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又经严家其修订、改写、增补,得以定稿。高皋辛勤劳作,是感人的。
严家其是我所尊敬的40多岁的、有成就的学者。但我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感到它优点明显,缺点突出。著者占有不少材料,对这些材料作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在这方面,也有若干缺点),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方面下的功夫太少。筚路蓝缕,不该苛求;但是这部书的相当粗糙和相当浅薄是不得不指出的。下面写出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明显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是史料比较丰富,这是读一遍就可以感觉到的,方面比较齐全,材料比较系统。书中一部分材料是现在容易找到的,一部分材料是很难找到的,有些可以说是珍贵史料。高皋在《序》中说,一部分材料是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此言不虚。第27页上关于陈伯达、康生也曾经认为北京大学1966年“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史料,第90页上关于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万晓塘死亡公告的史料,第112页上关于“联动”的宣言的史料,第144页上关于毛泽东肯定林彪1967年“3•20”讲话的史料,第167页上关于徐冰证实党中央批准“61人”出狱的史料,第223页上关于彭真代表党中央要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史料,第349页上关于王洪文及其主持的上海小组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大肆吹捧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的史料,第449页-450页上关于武斗情况的史料,第474页-476页上关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发表大搞阴谋诡计的史料,第492页上关于国务院科教组等“考教授”的史料,第501页上关于江青恶毒地要周恩来看所谓“黑画”展览的史料,应该说都是宝贵的史料。第1篇第4章关于红卫兵活动的史料,第2篇第5章中关于“干校”的史料,特别是第9章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史料,相当丰富,其中有一些也是宝贵的。著者在当年公开的出版物中,也发掘出人们所不注意的重要史料。如在第157页上,引用了《人民日报》1967年1月3日转载的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注中的话:“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这条资料,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错误指责,显然很有价值。
另一优点是有些论断相当精辟。第85页上说:“毛泽东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至少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在红卫兵中和在全国范围内,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肯定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第288页上说:“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炮打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无数优秀领导人遭到了诬陷和迫害的话,那么,可以说,清查‘5•16’的运动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又使无数普通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新的打击和摧毁。”第294页上说:“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5•16’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5•16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第323页上说:早在1965年底,以诬陷迫害罗瑞卿为标志,“林、黄、吴、李、邱默契配合,紧锣密鼓,披挂上阵,实际上已经形成 了一个以林彪为首的集团。”第448页上说:“在不同派别矛盾激化的状态下,要急速建立一个临时的,相对稳定的领导机构,很难避免以一派压服另一派的斗争方式,而在压服的过程中,武斗的升级便是难以避免的了。”第461页上说:“本来,主要是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8个样板戏是有相当水平的,然而,到了全国上下只有8个戏,并且整天宣传8个戏的时候,人们便腻味了,从而产生一种无法言状的反感与厌恶。”第498页上说:“毛泽东说了‘走后门’的不见得都是坏人,虽然遏制了江青一伙借批‘走后门’整老干部的企图,却为由‘文化大革命’兴起的‘走后门’之风开了绿灯。”这一类判断,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给人以启示,可惜这一类判断在书中并不多见。
这部书可读性强,著者比较善于娓娓叙事,语言很少党八股腔调,还比较善于取材。书中引用了饶有兴味的传说(见第247-248页,第553页)引用了一位工人编出来的《周总理遗言》(见第585页),引用了政治笑话(见第667页),还引用了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中描写的清查所谓“5•16”的某些情节(见第293页-294页)。可读性强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语言很少党八股腔调。仅就可读性而言,这部书要比时下许多中共党史书优胜。

文字、语言方面的舛错

说这部书的缺点,我想由小及大、由轻到重地说。先说最容易说的,就是文字、语言方面的差错。
错别字很多,举例如下:第7、14、16、21、485、510页上的“泡制”应为“炮制”(第414页上正确地写成“炮制”);第16页上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应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第19页上的“泱泱败退”应为“怏怏败退”;第19、21、23页上的“彭佩云”应为“彭珮云”;第91页上的“沪定桥”应为“泸定桥”;第122页上的“进行认真地思考”应为“进行认真的思考”;第131页上的“丧失了人生自由”应为“丧失了人身自由”;第173页上的“摄于……威信”应为“慑于……威信”;第200、599页上的“尤如”,第322、572上的“尤恐”,分别应为“犹如”、“犹恐”;第239页上的“随声附合”,第476页上的“附合”,第563页上的“一唱一合”,“合”字均应为“和”;第256页上的“倍伴”应为“陪伴”;第282页上的“报导”应为“报道”(第283页上写的就是“报道”、“报导”并不错,但不要时而写成“报导”,时而写成“报道”);第287页上的“遭到了错误地处理”应为“遭到了错误的处理”;第312页上的“……寒冬腊月赤着脚在阴湿冰冷的猪圈里起粪,以至她的双足变形”。“至”应作“致”;第372页的“刘锦丰”应作“刘锦平”;第395页上的“篆刻在……记忆里”应作“镌刻在……记忆里”;第424页上的“年龄相妨”应作“年龄相仿”;第445页上的“慎密”应作“缜密”;第446页上的“痒攻”应作“佯攻”;第447页上的“无一遗漏的遭到”应作“无一遗漏地遭到”;第452页上的“杀戳”应作“杀戮”;第465页上的“迫害得利害”,应作“迫害得厉害”;第478页上的“感激涕淋”应作“感激涕零”;第485页上的“竭立”应作“竭力”;第489页上的“丁学富”、“幸风”应作“丁学雷”、“辛风”;第499页上的“变本加利”应作“变本加厉”;第503页上的“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然,反以为荣”,“然”应作“耻”;第513页至514页上的“王汗文”应作“王洪文”;第518页上的“风庆论”应作“风庆轮”;第521页上的“眼眼”应为“眼睛”;第527页的“急不可得”应作“急不可待”;第529页上的“过着通通中国人……的生活”,“通通”应作“普通”;第547页上的“蹉谈”应作“磋谈”;第553页上的“婉惜”应作“惋惜”;第554页上的“谢静真”应作“谢静宜”;第556页上的“颠复”应作“颠覆”;第563页上的“喽喽们”应作“喽罗们”;第570页上的“井岗山”应作“井冈山”,“滛涩”应作“隐涩”;第585页,“男盗女猖”应作“男盗女娼”。错别字之多,令人咋舌。(附带一提:第384页“警卫科”后漏一“长”字,第438页“上海市”后漏一“委”字。)
这部书在文字上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把表示人、人们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前面的“其他”一概写成“其它”。如“其它许多同志”(第35页)、“毛泽东、林彪和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第48页)“周恩来和其它领导人”(第520页)。甚至把引文中的“其他”也改写成“其它”(见第194页、458页)。这是不正确的。“其他”和“其它”,人们现在混用,但是在表示人、人们的词语前不能用“其它”。这部书还有一个别字,就是把“交代”写成“交待”——这倒是人们常用错了的。
语言不通在这部书中并不多见。下面是语言不通的例子:“这些把毛泽东的著作奉为圣经的语言,似乎毛泽东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了。”(第44页)“他们谈及刘少奇,邓小平必株连一大片当时的高级领导人。”(第132页)(“奇”后用了逗号,与原意出入太大了。逗号应该改成顿号。即使如此,语言也不通顺。)“……一批批企图冲进中南海来揪刘少奇的人群。”(第173页)“参加反工作组的大辩论和红卫兵接见活动。”(第401页)“发难邓小平”(第531页)“其中除陆军兵种外,还有五个独立营、三个高射机枪连等地对空力量及一个摩托团。”(第563页)“发难周恩来”(第569页)

引文与原文不一

史书中总有很多引文,引用的话必须与原文核对无讹。想不到在这部皇皇大著中,引用的话与原文不一之处比比皆是。我只查对了小部分原文,发现有81条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在81条中,大多数是一条中有几处讹错(加字、漏字、改字等)。
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1:第18页引用了《5•16通知》中的话,在“一批反革命”后漏一“的”字,在“信用”前的“的”应删去,在“例如”后的逗号应删去,在“正睡”前应加“现”字。
例2:第20页上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经查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没有这句话。
例3:第30页上引用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的话,“在20世纪”前漏“就”,在“60年代”后多写了个“就”。在“走”前漏“要”,“粉身碎骨”应为“粉碎”。“这有什么要紧”应为“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不信”前的“都”应删,“马”后应加顿号,“马克思”前的句号应改为逗号,“列宁”后的“都”应作“也”,“他们搞得粉碎”应作“人们打得粉碎了”。
例4:在第36页上引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马列主义”后应加“的”,“啊”应改为“呵”。“可是”后应加“在”,在“打下去”前应加“运动”,“深醒”后应加“的”。
例5:在43页上引用了1966年8月1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的信,“声讨”应为“申讨”,“有理”后的句号应改为逗号,“战友”后应加逗号,“对犯有严重错误”应改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做人”应为“作人”,“马克思说”后的冒号应改为逗号,“全人类”后的逗号应改为句号,“道理”后应加逗号。
例6:在第51页上,引用了林彪1966年8月8日的讲话,45个字中错了9处,“天翻地覆”应为“翻天覆地”,“烈”和“浪”后的顿号应改为逗号,“这样就使得”应改为“这半年就要闹得”。
例7:在第67页上,引用了林彪1966年“5•18”讲话,“政权问题”后的逗号应改句号,“人民”后应加逗号,“政权来改变”前面应加“夺取”,“否则”后应加逗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后的顿号都应改为逗号。
例8:在第84页上引用了周恩来的话,“县以下”、“原来”后都应加“的”,“串联”应作“串连”,“计划”后的顿号应删,“进行”后不是句号而是逗号。
例9:第96页上引用了一句林彪的话,“革命路线”后应加逗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应作“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
例10:在第97页上引用了《紧急指示》里的话,“学生斗学生”后的逗号应改为分号,“党委”后的“或”应作“和”,“‘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应删去(《紧急指示》中没有这句话)。
例11:在第98页上引用了林彪的话,“邓小平”后应加“同志”,“另”后应加“外”,“刘、邓”应作“刘邓”。
例12:在第201页,引用了林彪1966年“5•18”讲话,“大有人在”后的逗号应为句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应为“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镇压他们”后的逗号应为叹号,“背叛分子”后的逗号应为句号,“健在”前应加“还”,“阳奉阴违”前的“就”应删去。
例13:在第247页上引用了陈毅的《题西山红叶》,“中有”应为“中右”,“透顶”应为“透底”,“红色”应为“红叶”。
例14:第271-272页上,引用了中央命令全文,“一”应为“(一)”,“代总参谋长”后的“的”应删去,“秘书长”前应加“副”,“第一书记”后的“的”应删去,“极其严重”后的“的”应删去,“第二书记”后的“的”应删去,“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后应加“员”。第一个命令中的“发至团级”应为“发到团”,“所有”应为“全体”,第二个命令的“发至团级”应为“发到团”,“所有”应为“全体”,第二个命令的“发至团级”应为“发到团”,“全国”应为“全体”。
例15:第201页上,引用了江青1967年“9•5”讲话,“有刻骨仇恨”前应加“是”,“坏人”应为“很坏的人”,“右”应为“左”,末句“反革命”前应加“典型的”,末句“组织”后的句号原为逗号,在这一页上还引用了姚文元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这句话原文是“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
例16:第293-294页上引用了韦君宜《洗礼》中的话,“被审的人”应为“被审人”,“七天”前应加“到”,“审判人”应为“审案人”,“五•一六”“坦白大会”应为“‘五一六’坦白大会”,“‘五•一六’”应为“‘五一六’”,“交待”应为“交代”,“监护”的前后应加单引,“染了颜色”应为“染了色”,“不停咒骂 ”应为“还咒骂”,“‘阶级敌人’、‘反革命’”应为“‘阶级敌人!’‘反革命!’”,“一千七”应加“的”,“已经揪出”后应加“的”,“抱”后的“有”应删去。
例17:第330-331页上引用了林彪1967年“8•9”讲话,“一、好人斗坏人”应为“(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应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应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间接利用的力量;”应为“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应为“(三)”,“北京”后应加“军区”,“总后就是这样”应为“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后应加“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尝到甜头”应为“但尝到了很大的甜头”,“有损失,”应为“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内部”前应加“人民”,“只有第三种情况”应删去,“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应为“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吴法宪”后应加“同志”,“就不要怕”前的逗号应删去,“有利”前应加“很”,“这是个百年大计”应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应为“千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踢翻”应为“乱翻”。
例18:在第350页上引用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里的话,“奴隶”后应加“们”,“人的知识”后应加“(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马列”应为“马、列”。
例19:在第431页上引用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里的话,“事”后应加“了”。“铜盆”应为“铜脸盆”、“赵沨的高帽”后的“子”应删去,“凡•克来本”应为“凡•克莱本”,“有几次”后的逗号应删去,“不能算犯罪”。应为“不能算犯罪。”

与事实有出入

对史书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实。这部书从总体上说还是尊重事实的,但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之处并不少。下面只是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例子。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说明。
例1:《序》中说:“当时(指“文化大革命”中——引者注)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失去了一切申辩的权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刘少奇被诬陷。
例2:《序》中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使人民通过自己头脑的思考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这基本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人们对“四人帮”是痛恨的,但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例3:第1页上说:“1970年,斯诺再次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这与原话有出入。据毛泽东审阅过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说的是:“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例4:在第1页上,第1篇的题目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题目的前后有引号。著者说:“1965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认为,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不确。据《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指1965年——引者注)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又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一点”、“点”显然和“更多”是不同的。
例5:第1页上说:“后来,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它高级负责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不确。无庸别人证实,任何人也不能证实。这正是毛泽东本人1970年12月18日亲口对斯诺讲的。
例6:第4页上说:“报界沉默了19天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姚文元长达万言的文章突然一下子在很多报刊上登载,并附有近乎相同调子的编者按语。”——不很准确。第一,华东各省报分别在1965年11月24日、25日、26日全文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载时都未加编者按语),它们不是“在沉默了19天之后”转载的。第二《人民日报》转载后,新华社加以播发,此后许多报纸刊登了姚文,用的都是新华社播发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不是什么“附有近乎相同调子的编者按语”。第三,姚文一万四千字,不是“长达万言”。
例7:第4页上说:“……使最早或许就是针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展成为对彭真的斗争和与刘少奇交锋的起点。”——不是如此。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不过是借题发挥。这部书在第11页上说得正确:“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
例8:第5页上说:“在毛泽东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的鼓动下,在得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到上海曾鼓励撰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编演有关海瑞的京剧的情况下,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事情至少并非完全如此。胡乔木在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的一个附件)中写道:“吴晗同志写有关海瑞的戏和论海瑞一文,是我向他提出建议,时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谈话中他说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演过戏,写过戏,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又要他考虑再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他说不一定表现得好,可以试试看。”
例9:第6页上说:“……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副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第9页上又说到“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邓拓”。——邓拓从未“兼副市长”。《燕山夜话》是邓拓撰写的,不是邓拓“等人”“编写”的。
例10:第7页上说:“1965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这次会议不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是政治局常委会议。
例11:第7页上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后一句不确。毛泽东并未“接着”要求各地报刊转载。如果这样要求了,也不会生出许多事来。
例12:第12页上说:“(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只有康生‘力排众议’,坚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相联系。”——不确。参加这次会议的范若愚,1979年春在中央党校揭发批判康生大会上说:“在彭真召开文革成员和钓鱼台、中宣部、北京市的一些同志讨论批判吴晗之前,康生就授意关锋写出一篇文章,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但是,当彭真在会上说他没有查到吴晗同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时,康生在会上不讲话,只是说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在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刘少奇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康生没有提不同意见,并表示同意汇报提纲的草稿。”
例13:第19页上说:“1966年5月17日,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1966年5月17日还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23日成立的。
例14:第23页上说:“(1966年)6月3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市委决定的同时,公布了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是中央批准的。”——这段话没有说错;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里应如实说明是毛泽东同意的。
例15:第34页上说:“……毛泽东和前妻杨开慧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韶华……”——毛岸青的妻子是邵华,不叫“张韶华”,也不姓“张”。
例16:第36页上说:“(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37页上又说:“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将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动向,在中南海里泄露了。”——这不大可能。毛泽东在8月5日写了大字报,当日嘱秘书徐业夫通知已请假获准不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参加全会,林彪连夜从大连乘专机来京,6日参加了全会”。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印发参加全会的人。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讲话,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林彪的讲话,迅速地在全会各组作了传达。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大字报的分量,明了它对全会的影响,求得他所指望的最佳效果。揆情度理,他不可能在5日贴出大字报。
例17:第35页上说:“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这不是历史真相。著者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事实是:在全会第一天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在插话中不指名地指责了中央第一线。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讲话,极其严厉、尖锐地指责了中央第一线。他针对中央第一线在6月间规定的“不准串连”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从5日起讨论(事实上是学习)毛泽东4日在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批判刘少奇。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会发生“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这样的事。“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对毛泽东来说是不必要的,对刘少奇来说是不可能的。
例18:第39页上说:“……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成员”。——遵义会议确实确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未推选他为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成员。遵义会议作出的有关决定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例19:第43页上说:“(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从未发出,所以不会有“立即公布”这样的事。这封信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例20:第51页上说:“在1966年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确,“破四旧”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里提出来的,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是1966年6月24日写出来的。
例21:第72页上说:“1955年中宣部宣布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例22:第73页上说:“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寓所里双双自缢,含冤离开了人世。这对夫妇受的是什么折磨无从知晓。”——“无从知晓”不符合事实。叶永烈1985年在《傅雷之死》中对傅雷夫妇受的折磨述之甚详,《历史在这里沉思》和《非正常死亡》都收入了《傅雷之死》。
例23:第77页上说:从1966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人们从冲动中逐渐醒悟,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改变,有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了退还抄查物资,平反遣返对象的工作中。”——部分地与事实不合。由于各种原因,“平反遣返对象”的工作是从1966年秋开始的。至于“退还查抄物资”,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得相当缓慢。这项工作,总的说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进行的。
例24:第82页上说:“陶铸为此写信给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要‘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并指示,将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并指示”后面的话不是陶铸说的,而是王任重说的。1966年8月27日,“陶办”(即陶铸办公室)致聂元梓一信:“现将陶铸同志给你和革委会的信送上。今天王任重同志说,此信急需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以解决你们对外串连的一些不全面、不完整的提法问题。是否如此办,请你们讨论决定。”
例25:第119页上有一小标题:“伊林•涤西和李洪山对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批判”。在第120页、121页、125页上都提到伊林•涤西。——“伊林•涤西”应作“伊林、涤西”,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伊林、涤西”都是化名,伊林真名刘 中。当时是北农大附中高三(2)班学生,涤西真名孙立才,当时与刘 中同班。
例26:第120页上说:“伊林•涤西的公开信主要是针对林彪1966年9月18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的。”——1966年9月18日没有召开“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更不会有林彪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伊林、涤西所批判的讲话,是林彪1966年9月18日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例27:第129页上说:“(196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陈伯达、康生、江青……迫使周恩来作为中央的代表,向群众宣布了陶铸的问题,以便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把‘打倒陶铸’的活动推向高潮。”——说周恩来“向群众宣布了陶铸的问题”,严重失实。关于陶铸,在毛泽东1967年1月8日表态以前,周恩来没有表态。1967年1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的代表时还说: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这个问题没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
例28:第134页上说:“(1966年)11月13日,刘志坚主持军队院校师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这次大会是肖华主持的,不是刘志坚主持的。
例29:第137-138页上说:“(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上,……徐向前用事实驳斥了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案件”。——在1967年2月14日以前,不存在“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事。
例30:第138页上说:“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上,……陈毅仗义执言地斥责了林彪、江青一伙。”——陈毅是反对江青一伙的,但是他在会上并没有斥责林彪、江青一伙,这有历史文件为证。有的同志在有关记叙中对历史文件加删节,并作不符合原意的说明,以致以讹传讹。
例31:第139页上说:“作为碰头会(指1967年2月16日碰头会——引者注)的召集人周恩来为了平静双方的情绪,会议之后,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汇报。”——周恩来并未在会议之后向毛泽东作如实的汇报。周恩来与二月抗争的老革命家们是心心相印的,这从他在2月18日的三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不可能在会后向毛泽东作如实的汇报。2月16日夜即向毛泽东汇报的是张春桥等人,他们的汇报有一部分是“如实”的。
例32:第140页上说:1967年3月,“林彪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不确。林彪夫权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是1967年9月成立的,1967年2月还没有军委办事组。从种种迹象可以推测,毛泽东1967年3月在组织人事上作出了重要决定。“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1967年3月成立的。
例33:第153页上说:“在(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等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不是“毛泽东等”,而是“毛泽东”。请见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收入《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
例34:第155页上说:“当时(指1967年初——引者注)充斥社会的各家红卫兵小报,无不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当时小报上提出“打倒邓小平”的,相当之少。聂元梓于1966年底贴出“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江青一伙不敢公开表示支持,响应者寥寥。“各家”,“无不”,说得太过分了。
例35:第159页上说:1966年4月7日,“刘少奇、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读看。”——这里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刘少奇的答辩材料原件上送了。
例36:第161页上说:“1967年3月16日,窃居当时‘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1967年中发96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文件”则毛泽东批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就说是“中共中央”印发的。说“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与事实不合。(文件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是完全错误的。)
例37:第165页上说:“1963年4、5月,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对东南亚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王光美出国前,曾说自己的装束征求过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的意见。江青以独具一格的见解劝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项链。”——末句不合事实。据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1967年8月10日专刊,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审问”王光美时,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王光美答:“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戴别针,没说戴项链的事”。
例38:第180-181页上说:“1969年10月,林彪一伙阴谋策划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有碍他威信的夺权障碍清除出北京。”——不确。据于南《“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实订正》,战备疏散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李富春、陈云等几十位老同志也都到了外地。1969年10月18日下达的所谓《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中,并没有疏散干部、家属的内容。
例39:第181页说:“刘少奇便是‘第一个号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不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1969年10月18日晚9时半下达的。刘少奇1969年10月17日被押往开封,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没有直接联系。
例40:第184页上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毛泽东在王光美的‘判决书’上写了‘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这么几个字。否则,她的生灵早就在‘九大’开后不久,林彪亲判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指示下,飘拂到天国去了。”——不确。“判决书”是不存在的。“林彪亲判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子虚乌有。专案组的处理意见是:“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毛泽东1970年7月在批语中指出“暂时还不宜判刑”,没有“刀下留人”这句话。
例41:第185页上说:“林彪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把人们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衍变成的迷信推到了人类意识的顶巅”。——显然,“数十年”不符合事实。
例42:第186页上说:“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众所周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产生中央委员会,并不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例43:第193页上说:“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开始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保卫局长。”——在长征中,罗瑞卿是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后任“北上先遣队”(即“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
例44:第198页上说到“她(指江青——引者注)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人们都是这样说的,但这未必完全合乎事实。《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指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之后说:“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例45:第203页上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5•16通知》之后……”——《5•16通知》不是毛泽东主持通过的。第15页上说:“这时毛泽东在外地。”这是事实。
例46:第204页上说:“毛泽东还利用林彪直接指挥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不符合事实。
例47:第205页上说:“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不久,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林彪发出这个号召,不是在“会议开始后不久”,而是在1966年9月18日。公开报道是在会议开始后不久。
例48:第219页上说:“林彪等人还于1968年5月12日以中央名义,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不是什么“以中央名义”,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的就是“中共中央”。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文件。
例49:第223页上说:“这时,已经取代彭德怀作国防部长的林彪,害怕彭德怀东山再起,于是,竭力活动,要把‘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彭德案定为铁案。因此。林彪无中生有,……公开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彭德怀对于林彪等人的恶意中伤愤恨至极……用烈血和泪水写就了八万言书,……表明他对林彪、康生等人的怀疑。”——这里说的三件事,前两件基本上不符合事实。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极其复杂,远非林彪一人的错误。“八万言书……表明……怀疑”,完全不符合事实。
例50:第225-226页上说:“1966年6月16日,与林彪狼钡为奸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密谋诬陷彭德怀……为此,林彪、江青一伙决定‘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林彪没有“决定‘彻底清除为个隐患’”。
例51:第227页上说:“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北京卫戍区就开始了监护生活。”——林彪、江青一伙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例52:第229页上说:“在林彪一伙一手导演的搜集刘少奇罪状以便激发对刘少奇仇恨的拼搏中,把刘少奇列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后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搜集刘少奇罪状”不是林彪一伙“一手导演”的。“把刘少奇列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后台”的,远不止是林彪一伙。
例53:第282页上说:“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案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没有批准黄永胜同意的专案组的意见,没有“定案”。黄永胜“定”不了“案”。
例54:第243页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一伙便有意把矛头指向叶剑英。”——此说没有根据。著者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
例55:第250页上说:“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能笼统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是1968年开始的,上海在1967年底就已开始。第297页上说:“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不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例56:第251页上说:“1966年9月陈毅就说过:‘反右的时候,搞过40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文化革命这么搞法,80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当时大为不满,这是事实,说他当时说过“反右”如何如何,不足为信。
例57:第252-253页上说:“1953年,傅连暲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还劝告林彪戒掉吗啡,……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吸毒。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抄录《龟虽寿》赠林,是1963年12月14日的事,不是1953年或1954年的事。
例58:第269页上说:“(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就被中央文革驱逐出去了。”——王力、关锋不是中央文革驱逐出去的。周恩来密令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报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劣迹,毛泽东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
例59:第270页上说:1968年,“林、江一伙经过大张旗鼓的鼓噪后,很快就把‘打垮右倾翻案风’付诸实践了。”——1968年上半年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批准的。毛泽东在审定《人民日报》1968年5月17日发表的《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时,在稿中“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怪风”的前面,加上了“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
例60:第273页上说:“……其中‘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强行镇压北京学生’之类的事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在公审‘四人帮’之后,有人对这两个事件重新做了调查”。——在公审“四人帮”之前而不是之后,就重新作了调查。《人民日报》记者张万来写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刊登于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周海婴写的《揭露江青的丑恶嘴脸——对〈“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的一点说明》发表于1979年4月5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1979年4月29日报道:北京卫戍区党委召开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和卫戍区党委为傅崇碧等七同志平反的决定。
例61:第279页上说:“1968年10月,林彪一伙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林彪一伙作恶多端,但是他们不可能、无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根据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的。(第278页上说到林彪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这是林彪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即李讷说的,显然是毛泽东同意的。)
例62:第261页上说:“林彪一伙……他们还在人民群众中发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显然不是林彪一伙“发起”的。
例63:第285页上说:“林彪一伙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不时在报刊上公布和广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即席讲话”。——总的说来,公布“最新指示”的不是林彪一伙而是江青一伙。一般说来,公布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是什么“即席讲话”,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重要讲话(尽管十有八九是不正确的),公布出来用以指导运动。
例64:第293页上说:“1971年,中共中央就清查所谓‘5•16’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3月27日”是1970年而不是1971年的3月27日。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例65:第296页上说:“……1966年10月25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时间作了可能搞两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的估计……”——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10月28日结束的,不是10月25日结束的。毛泽东从未作过“可能搞两个月……”的估计。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例66:第305页上说:“内人党”冤案,“整个案件造成11622人被迫害致死。”——数字不确。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起诉书(特检字第1号)》、陈麒章等《剥开康生的画皮》,被迫害致死的共有16222人。
例67:第308页上说:“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及毛泽东的指示。”——“4日”应为“5日”。
例68:第319页上说:“早在1932年,林彪任第一军团长时……”——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序列(1927-1949)》,林彪任第一军团长,时在1933年1月以后。
例69:第319-320页上说:“红军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四十七师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四十七师”应改为“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第320页上所说的黄永胜、李作鹏历任的职务,皆有误,不赘述。)
例70:第348-349页上说: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发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2号简报(即全会第6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这些都不是事实。林彪在讲话中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也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华北组第2号简报没有刊出陈伯达的发言。
例71:第357页上说:“……党中央对林彪严密控制的北京军区进行改组。”——说北京军区是“林彪严密控制”的,不合事实。
例72:第371页上说:“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完全不合事实。没有这样的决定。庐山会议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例73:第391页上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机越过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上空。周恩来……立即驱车至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报告。”——周恩来上在飞机进入蒙古上空后才向毛泽东报告的吗?不是。据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收入《历史在这里沉思》),在林彪一伙从北戴河动身往山海关机场逃窜的时候,也就是在9月13日零点左右,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的电话报告后,立即驱车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
例74:第394页上说:“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公开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未公开化,毛泽东1970年8月31日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还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人,绝大多数当时不知道林彪出了问题。
例75:第414页上说:“……谢富治在1966年12月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合谋炮制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拟稿的时间不是1966年12月,而是1967年1月。不是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而是中共中央作出的规定。
例76:第433页说:“上海市以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徐景贤……”——徐景贤当时不是“文艺组组长”,而是党支部书记。
例77:第434页上说:“车到安亭,上海市委命令停车,上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这就是“安亭事件” ,铁道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命令停车。“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的不是什么两派发生了冲击,而是“工总司”的王洪文等人卧轨。
例78:第434页上说:“(1966年11月)11日,……当晚12 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乘专车直抵安亭站。”——张春桥专机赴沪,然后去安亭。
例79:第477-478页上说:“毛泽东在1972年12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就在毛泽东这一讲话的前后,姚文元布置他的写作班子‘罗思鼎’写作《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布置写这篇文章是1973年2月以后的事。1973年9月19日,“罗思鼎”的大头目把文章初稿报送姚文元。
例80:第498页上说:“(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让周恩来参加会议。”——“没有预先通知”,不符合事实。
例81:第522页上说:“……毛远新,1974年担任了沈阳空军部队政委”。——不是“沈阳空军部队”,而是“沈阳军区”。
例82:第547页上说:“根据邓小平在1975年1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军队要整顿”是毛泽东1971年8、9月间提出来的。
例83:第557页上说:“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谈到了他在1973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13日”应为“14日”。“1973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为“1973年12月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时”。
例84:第573页上说:“1976年1月,‘四人帮’借‘中央’名义准备召开‘批邓打招呼会’。”——不确。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等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例85:第701页上说:“(1976年10月)6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不是在“凌晨”逮捕的,也不是在“钓鱼台”。

说明不准确、不周到

这部书中有许多正确的说明。也有一些不准确、不周到的说明,举例如下。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说明。
例1:在第5页上,说吴晗在《论海瑞》一文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胆小怕事,处事谨慎及认为政治运动的前景不可叵测的心理。”——这样的说明不妥。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议,号召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吴晗在文章中响应,是寻常的事。何况,末段为胡乔木阅稿时所加而为吴晗同意的,说不上“胆小怕事”等等。
例2:第6页上说“史学界和文艺界对吴晗‘破门而出’写‘历史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极大”,言之过甚。
例3:第7-8页上说:毛泽东下令各地报刊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知道为此事必将针锋相对的双方,则是各自心中有数。”——“必将针锋相对”,“各自心中有数”,语意含混,不准确。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都知道为了姚文的发表“必将针锋相对”吗?心中都“有数”吗?未必。
例4:第36-37页上说:“196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等右倾表现,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说北戴河会议是对七千人大会的否定,不准确。七千人大会取得成就,不足之处是限于历史条件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总结教训。北戴河会议对七千人大会有所否定,更重要的是在根本指导思想上错误的发展。北戴河会议没有批判什么“投降风”。批判所谓“右倾”,不仅是针对刘少奇的,更是针对中央第一线的。
例5:第37页上说:“大字报(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不指名的点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众所周知,大字报不仅是针对刘少奇的,而且是针对邓小平的。准确的说,它是针对中央第一线的。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错误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就是否定、取消中央第一线。
例6:第37页上说:“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从文字上看,这里说全会借用了群众的力量。这是说不通的。著者本意可能是说毛泽东借用了群众的力量,如果是这样,这个说明是很不准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抵制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科学的说明。
例7:第40页上说:1966年5月,“由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者注)引起的校际交流使临近北京大学的学校首先受到影响。”——在1966年5月,“校际交流”极少。极少的“校际交流”也不完全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起的。
例8:第49页上说:1966年8月18日举行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从此以后,人们言毛泽东,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不是“副词”,而是名词性词组。(“必加”言过其实。)
例9:第63页上说:“海瑞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个说法太不准确了。
例10:第67页上说: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打人、抄家等公开践踏宪法的活动是林彪的一次讲话和谢富治的一次讲话引起的。——这个说法很不全面。
例11:第74页上说:“红卫兵暴行”是“一场有人领导、有人安排、有人支持、有人捧场的运动。”——所谓“红卫兵暴行”。是异常复杂的现象。确实“有人支持、有人捧场”。说“有人领导、有人安排”,而且“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第67页),现实至少未必完全如此。简要说来,毛泽东要求“天下大乱”,支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为江青一伙利用,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暴行”。毛泽东曾经加以制止,中央文革表面上也制止过。由于既支持他们造反、肯定他们的大方向等原因,“暴行”就制止不了。
例12:第74页上说:“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纠察队”不是“敢死队性质”的,也无“死”可“敢”。“西纠”保护过老干部(“西纠”的第一个通令就是保护老干部的)制止过某些打人、抄家,甚至还维持过治安,“西纠”成员,表现各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某些成员表现极其反常,原因是复杂的,深刻的。
例13:第73页上说:“想借‘文化大革命’对‘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的红卫兵的后台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实现了这个愿望。”——没有根据说“红卫兵的后台人物”想借“文化大革命”对“财产”进行再分配。“权力”“再分配”也不确切。就毛泽东来说,他要实现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主张。就江青一伙来说,他们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人民民主专政。
例19:第95页上说:“态度本来就欠明朗的群众,沿习了随大溜的中国人的习俗,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组一边”。——这个说明有欠公道。大多数人保工作组,实质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党长期教育的结果。
例20:第104页说:“毛泽东的‘8•18’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不仅显示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包含了对‘血统论’的支持。”——末句武断。支持红卫兵并不等于支持“血统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从未肯定过“血统论”。要打倒所谓“走资派”,就是否定“血统论”的有力证明。
例21:第111页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血统论’大肆泛滥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基础,也是解放以来进行多种运动的基础之一。”——这个判断完全不正确。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打倒所谓“走资派”,许多干部子女沦为“黑帮子女”,后来承蒙讲政策,也不过被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哪里有什么“‘血统论’大肆泛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一出现,不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连作恶多端的江青一伙也不得不出面表示异议。戚本禹1967年4月14日讲话,一方面错误地判定《出身论》是“大毒草”,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血统论”。第二,与其说“‘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基础”,不如说阶级斗争“左”倾理论和个人崇拜是红卫兵运动发起的基础。不可否认若干高干子女自视血统高贵,但是最初成为“运动”而“兴起”,当然是由于威望极高的毛泽东的支持。第三,“三反”、“整党”、反“右派”、反“右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这多种运动的基础之一是“血统论”吗?显然不是。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左”倾理论逐步发展,阶级斗争发展到党内,发展到党内上层。与“血统论”是沾不着边的。(当然,在建国以后,存在着“血统论”的残余。)
例22:第111页上说:“实际存在着的血统论,被批判着的‘血统论’,潜藏在人们思想中的血统论,扭结在一起,以一种歪曲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联动’便是其中的一个发展结果。”——如此说明“联动”,是错误的,而且错误严重。“联动”的成立和活动,背景复杂,请参见乔伊等的《“联动”事件始末》(载《追求》1986年第5期)。“联动”保护老干部,反对中央文革,功不可没。
例23:第192页上说:“《人民日报》有意安排刊登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借述周扬,暗指陶铸。”——“暗指陶铸”之说牵强。姚文很早就已写成,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几个月,经毛泽东批准发表。它长达27000字,通篇是混淆是非和敌我地批判周扬的,并非“借述”。仅仅因为27000字的长文中有“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一句就说它“暗指陶铸”,根据不足。
例24:第137页上说:“《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在林彪、关锋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层出不穷”的原因十分复杂,不是“林彪、关锋等人的遥控指挥”所解释得了的。简要说来,由于支持造反并且号召夺权,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实在弄不清楚何为“左派”而支持了所谓“保守派”,由于江青一伙的支持或怂恿,所以“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不能说与林彪无关,但可以说林彪此时没有什么“遥控指挥”。
例25:第163页上说:“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报告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舍身取义,证明是他批准的。迫于情势,他当时只能这么说。今天仍然说“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就远远不够了。刘英在《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中说:“……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回忆张闻天》第335页)种种材料证明,这是确凿的事实。
例26:第164页上说:“林彪、江青一伙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网织刘少奇的罪名,从这件事(指指示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引者注)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说林彪、江青一伙在这件事上做文章,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并不错,但这不是全面的、完整的说明。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同意印发61人所谓“自首叛变”的材料?
例27:第185页上说:“60年代后半期,中国简直成了林彪叱咤风云的时代。”——60年代后半期不是这样一个时代。
例28:第186页上说:“林彪攀登权力高峰有一条‘捷径’。就是在各种公开场合着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是未加时间限制的总括的说明。在1959年后是这样的,在1958年前总的说来并非如此。在1953年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这以前,林彪并未在各种公开场合着力鼓吹个人崇拜。
例29:第201页上说:“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针对陆定一等人提出的。”——说透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是针对中央第一线提出的。
例30:第250页上说:1966年11月,“张春桥等人借为‘九大’准备材料,编写了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企图把陈毅排除在九大之外。”——“企图……之外”之说不妥。毛泽东已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确定陈毅为九大代表。
例31:第258页上说:“……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十条命令》的产生有深刻的原因和复杂的背景,它是毛泽东批准发布的。只是说谁炮制的,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例33:第267页上说:“这里,我们用当时‘名震全国’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的话来说,就是: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著者肯定了(至少未否定)蒯大富的胡言乱语,是不严肃的。
例34:第267页上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是林彪一伙扫清敌手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又一次活动。”——“杨、余、傅事件”被制造出来,背景复杂,原因微妙。林彪负有罪责,江青罪责更大。毛泽东有领导上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彪,不是全面的说明。
例35:第269页上说:1968年3月左右,“中央文革与林彪沆瀣一气,为了阻断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对‘左’的更大冲击,采用了用极左反对极左的策略。”——对“左”的冲击都是极左吗?“用极左来反对极左”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策略的准确的表述吗?
例36:第289页上说:“奇怪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小小的组织(指北京的一个小组“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引者注)的活动,却使数以10万计的无辜的人们在清查所谓‘5•16’运动中,遭到了程度不等的审查、打击和迫害。”——清查不是由于一个小小的组织的活动,即使没有这个小小的组织也要清查的(那就不叫清查“5•16了)。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加上有关“5•16”的一段,对此讲得清楚:清查的目的主要是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在1968年“3•24”大会上讲得更清楚:清查的目的是打击“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清查“5•16”主要不是清查诬蔑和攻击周恩来的反革命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委员会”,就乘机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活动,用以打击极少数有问题而绝大多数无辜的人。这是不奇怪的。 例37:第289页上说,“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局部转折中,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成了最早的两个牺牲品。”——王力、关锋并非无辜,不能说是“牺牲品”。从代人受过方面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牺牲品。
例38:第289-290页上说:“……中央文革其它成员……表示要揭露‘首都5•16’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上文已经说过,清查“5•16”主要不是清查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例39:第290页上说:“在解放军报社里,以萧力为首的一些人,以操纵‘5•16兵团’的罪名,将总编辑‘揪出来示众’。”——总编辑是赵易亚。这里没有说明赵易亚是否操纵了“5•16兵团”,应该说清楚。赵易亚不仅没有操纵,不仅与“5•16兵团”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没有“三指向”的问题,纯属无辜。
例40:第292页上说:“由于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逼供信问题,‘5•16’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主要不是由于逼供信,“越清越大”的主要原因是:指导思想错误;没有政策界限,派性严重。
例41:第294页上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5•16’”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动摇了。例如:反对林彪一伙的人得以解脱,不提什么反对“三指向”了。
例42:第294页上说:“全国性清查‘5•16’运动,……对于林彪来说,却是为对人民实行专政,为消灭一切反对势力,为攫取最高权力采取的一个步骤。”——在全国清查“5•16”是林彪决定的吗?林彪确实要攫取最高权力,但是在全国清查“5•16”与林彪要攫取最高权力有什么关系?
例43:第296页上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党、政、军、民、学、工、农、商等几乎所有的部门,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实际上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收拾一下这个破烂摊子,不仅是一般群众的心愿,也是‘文化大革命’领导者认为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这是讲的1967年秋。“也是……大事”值得商榷。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无疑是尚未成立“革委会”的省、市、自治区的大联合夺权。这时谈不到收拾破烂摊子,毛泽东也不会认为摊子破烂。
例44:第296页上说:“1967年11月6日,……正式抛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出六点“要点”不是为“清队”提供理论根据的。
例45:第297页上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第一,“利用……这种方式”不确切。没有军管、没有进驻工宣队的单位也都搞了“清队”,许多单位在军管以前或以后、工宣队进驻 前或以后也搞了“清队”。第二,“清队”不只是清理已经“揪出来的”,所以在“揪出来”的后面应加上“和未揪出来”。
例46:第306-307页上,在引用了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全文以后说:“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一伙滥用了的‘5•7’指示的内容和来源。”——“滥用”之说不妥。林彪一伙怎么“滥用”了?事实是:人们不时引用,倒不只是林彪一伙。
例47:第306-307页上,在引用“5•7”指示后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时“人们来不及顾及‘5•7’指示”,“大局基本稳住”后把“改造‘人的思想’”提上了日程,于是出现了“5•7”干校。——从“5•7”指示引出“5•7”干校,未必恰当。“5•7”干校不过打着“5•7”指示的旗帜罢了。与“5•7”指示并无实质性的联系。引用“5•7”指示全文只是用来说明“5•7”干校的出现,大材小用。
例48:第309页上说:“……领导干校的都是军宣队,军队的作风是猛打猛冲,对于这一现象在他们看来是怕苦的表现,采取了强硬态度。”——领导干校的并不都是军宣队,军宣队的态度也有不强硬的。
例49:第313页上说:“林彪一伙要的就是群盲,他们用干校这种形式造成变相失业,就是要埋藏科学技术文化,埋藏民族的进步。”——“变相失业”正是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里说的。(“埋藏”似应作“埋葬”)
例50:第323页上说:“此时(指1965年底——引者注)的林彪,通过与罗瑞卿的斗争,地位又开始上升。”——不是“与罗瑞卿的斗争”,而是“对罗瑞卿的诬陷”。罗瑞卿没有参加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他被蒙在鼓里。“地位又开始上升”, 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地位”并未上升,更说不上“开始”。
例51:第326页上说到1967年1月至3月,林彪、叶群想到邱会作是他们“夺权大业的要员”,所以出面保邱会作。叶群还说过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个”。——当时把邱会作往死里打对不对?当时“保邱”对不对?周恩来、徐向前当时也面“保邱”,也说过类似的话。应该说,当时把邱会作往死打是不对的,“保邱”是对的。如果林彪别有用心,应该据实说清楚。
例52:第328页上说到:吴法宪“将矛头转向贺龙,接着从贺龙入手,打击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林彪、江青指使吴法宪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林彪、江青、吴法宪何以能够如此胡作非为?这些仅仅是林彪、江青、吴法宪的阴谋吗?打倒军队重要领导干部是瞒不住人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例53:第331页上说:“林彪的‘8•9讲话’被称作‘重要指示’在全国城乡大量印发。吴、李、邱、等人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许多。……他们在林彪的指挥下,大刀阔斧地砍杀对手,我们国家一大批元帅和高级将领,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的“8•9”讲话。这个讲话里有支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内容。根据正式文本,林彪在这次讲话里还说过“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此后吴、李、邱确实“大刀阔斧地砍杀对手”。这些现象为什么能够发生?
例54:第333页上说到:林彪“结党营私”,黄永胜由广州调到北京。——黄永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毛泽东、林彪决定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黄是决不可能当上总参谋长的。林彪“结党营私”,毛泽东是怎么考虑的呢?朝深里问:历来讲“五湖四海”的毛泽东,为什么这时重用林彪一个山头的人?这决不是出于轻率,而是有着深刻的、复杂的原因。我们只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弄清当时的“夺权”和“支左”等状况,就不难探明原因。
例55:第343页上说:“……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林立果的名声在社会上从未“大振”过。除空军而外,在军队里也没有什么名声。
例56:第349页上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抢班”,不准确。“抢”什么“班”?“抢”谁的“班”?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并没有想取毛泽东而代之。
例57:第357页上说:1970年11月以后,“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随之,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高了。”——林立果在军内的地位并没有提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说过:“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是罪行。事实上,林立果指挥不了、调动不了空军的一切。
例58:第376页上说:“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毛泽东未必有所预料。“最终摊牌的局势”也没有出现。(“刺激”一词,用词不当。)
例59:第405页上说:“江青等人利用中央专案组所赋予他们的权力,于1967年5月至10月,逮捕关押了……”——江青无法无天,哪里是什么“利用……赋予他们的权力”。按照法律,中央专案组也没有“逮捕关押”之权。
例60:第413页上,说到康生的“相面”定案。——“相面”定案,其他文章中也说到过。其实“相面”定案是不存在的。打击谁,迫害谁,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不是康生一人定的,更不是康生“灵机一动”定的。
例61:第432页上说: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了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后说了:“要武嘛”。“红卫兵却在‘要武’和‘武斗’之间划了等号,他们‘武’的行动便越来越猛烈了。”——武斗现象的产生有复杂的原因,与毛泽东说的“要武嘛”无关,至少关系极小,绝大多数红卫兵也不曾“在‘要武’和‘武斗’之间划了等号”。
例62:第435页上说:“红卫兵的一意孤行促使他们提出,将第5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不够准确和清楚。事实是:红卫兵勒令《解放日报》社,代为发行错误地严厉抨击上海市委的《红卫战线》,并且与《解放日报》一并发行。
例63:第440页上说:“由于《告上海市人民书》中所指夺权过程是纯粹的一派夺权,在一种内心觉得‘不平’的心理支配下,上海市许多单位刮起了强占住房、索要串连费、补助费,以至补发几年工资之风。”——关于原因的说明不正确。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少数合同工凑成的一个组织)时,煽动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要他们占领全国总工会、要求补发工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不几日,全国许多地方就刮起了经济主义歪风。
例64:第441页上说:“就在张春桥为‘一月风暴’欢欣若狂四处奔忙的时候,揭发他,批判他的力量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出现了。”——揭发、批判张春桥,原因复杂,不是什么“反作用力”所能说明的。在这以前,就有不少人批判他。
例65:第444页上说:“(1967年)7月22日凌晨,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肯定了而不是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例66:第463页上说:“摇动着样板戏旗帜的江青利用文艺在扩大自己的影响。不过在权力阶梯上,她对于林彪来说,又是稍逊一筹了。”——第460页上也说过:江青“借‘京剧革命’竭力扩大自己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不要无意地忽略了江青在各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江青本人在1966年11月28日的讲话中就说过,她抓了文化大革命了,不能抽出多少时间管文艺了。至于在权力的阶梯上,无疑是江青爬得更快。林彪从1958年5月25日起就是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中央副主席,江青则是暴发户。
例67:第463页上说:还是在1968年3月,林彪就曾突然决定,将江青的行政级级别由九级一下子提到五级。当年10月,江青则在一次个性党章的讨论会上,极力鼓吹林彪,执意要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上。这叫做“投之木瓜,报之琼瑶”。——把林彪写进党章上,有其微妙的原因,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的。这是毛泽东同意的,甚至可能是毛泽东先提出的。不是什么江青“报之琼瑶”。
例68:第469页上说:“林彪的消失,……对毛泽东来说,虽然除却了一个最危险的隐患,但同时也是对他的一次沉重打击,以至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林彪的消失”怎么是个“沉重打击”呢?看来“林彪的消失”应改为“‘9•13’事件的发生”。(“以至”似应改作“以致”)
例69:第469-470页上说:“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严重打击,使毛泽东能够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9•13”事件的发生,无疑会使毛泽东想得很多。但说“撤销军委办事组”是“这种‘反省’的结果”,就不恰当了。军委办事组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把持,是非撤销不可的。
例70:第473页上说:“到了1973年,中国的情况更加稳定,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正规,……”——“更加稳定”不准确,较之前几年好一些罢了。
例71:第474页上说:“……江青一伙,把周恩来为中国繁荣富强所做的艰苦努力,全部看作是与他们的权力之争”。——“看作……权力之争”,不确切。江青一伙信奉并且大搞极左,会把周恩来的努力看作“右倾”的表现。江青一伙作为野心家,会把周恩来看作他们夺取权力的障碍。江青一伙作为反革命,也会把周恩来看作他们实现反革命目的的障碍。
例72:第477页上说:“1972年,江青的三个文艺界亲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胶东的海防前线和重要军事基地活动,探察我军装备和设施。”——于会泳等当时在胶东胡作非为,这是事实。说他们要“探察我军装备和设施”,未必。他们一定要进入军事禁区,无非因为他们放肆惯了。济南军区领导人在叶帅支持下,禁止他们进入军事禁区,当然是正确的。
例73:第491页上说:“全国的报刊杂志借批‘孔孟之道’对周恩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是“全国的报刊杂志”“包围”周恩来吗?不是。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江青一伙利用许多报刊借批“孔孟之道”对周恩来实际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刊”就是杂志)
例74:第493页上说:“由黄帅兴起的反对‘师道尊严’则成了批判教师的理论根据。”——批判“师道尊严”明明是江青一为“兴起”的,哪里是黄帅“兴起”的呢?黄帅有什么条件“兴起”?黄帅的什么,怎么成了“理论根据”?
例75:第500页上说:“(1974年)3月15日,王洪文又诬蔑叶剑英兼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维持会’,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妄图从军队方面向周恩来施加压力。”——末句不确切。“四人帮”的矛头是指向叶帅和军队的一些老同志的。
例76:第506页上说:“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报刊杂志‘批林批孔’文章无以枚数,以至将不明真相的各类人物弄得迷离恍惚。在这种背景下,一代文豪郭添苦也不得不将‘批林批孔’运动比作‘春雷’写诗表态”。——关于背景的说明很不全面。毛泽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判了郭老的《十批判书》,还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当时社会上还流传了毛泽东两首批判郭老尊孔的诗。(是不是毛泽东的诗,至今不得而知。当时在北京流传甚广。)第484-485页上所引“劝君莫骂秦始皇”的这一首诗,传说就是“呈郭老”的。另一首批判得更尖锐:“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郭老十分尊重毛泽东,写诗表态。(“以至”似应为“以致”)
例77:第507页上说:“在‘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正直的中国人正是为了避免一时的精神或皮肉之苦,而放弃了‘立其诚’这一为人的基本原则。”——这个判断是比较深刻的。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四字,就准确了。就大多数人来说,受某种局限,当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是完全错误的。
例78:第507页上紧接以上所引说:“由于‘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和人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了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的个人野心酿成了全国性的巨大灾难。”——“这种心理状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少数人……灾难”,这个判断很不全面。
例79:第560页上说:《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这类语言,影射批宋江就是批邓小平。”“影射”云云,牵强。
例80:第569页上说:“邓小平身受全国人民要求整顿、要求国家富强的重托和‘四人帮’一伙为了夺取不断寻衅闹事的双重压力,处境日益艰难。”——不能把人民的重托和“四人帮”的寻衅闹事相提并论,合称为“双重压力”。人民支持邓小平与“四人帮”作斗争。人民的重托与“处境日益艰难”无关。
例81:第581页上说:“广大人民对周恩来的深切感情,把‘四人帮’想清除周恩来影响的决心鼓得更大了。”——这个表述明显不妥。

根本性的缺点

上面说的是这部书的枝节的或细小的问题。下面说说这部书的根本性或带根本性的缺点。
1 只字不提建国以来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以前,在这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事业也取得了成就(当然这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部书对我们的成就只字不提,这是很大的片面性。这样,就有可能在一部分读者中产生若干消极的影响。历史不能割断,从科学性上说,也应该从广阔的背景上来叙写。当然 ,这部书是专讲“文化大革命”史的,不可能对我们的成就多所述及,但还是有种种办法予以恰当的、如实的叙述或概括。著者文笔比较生动,只要注意及此,本不难叙写得好,可惜未加注意。
2 对“文化大革命”史必得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说明略焉不详且不准确
讲“文化大革命”史必得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才可以使人明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异想天开,才可以汲取教训。这部书洋洋51万言,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说明却吝啬得只在第2页上写了半页。这样,很可能使一部分读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感到扑朔迷离。
在这半页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说明中,说了两层意思,都有欠缺:一是说得含混、笼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二是片面性很大:“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他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同他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作了科学的说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说明,部分地离开了中央的决议。
在这部书定稿以后,著者在1988年7月15日《文汇报》上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再思》一文(《文摘报》《文摘周报》曾经予以摘登)。这篇文章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说明也是值得商榷的。文章的一个观点是:“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句话是文章的一个小标题)。“五十年代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恐怕不能笼统地说吧。1956年以前和1957年以后,情况不同。1956年以前,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虽然也有偏差,这些偏差对后来也有影响,但是显然不能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发行的七年”的道路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属于五十年代的1957年至1959年,1959年和1958年、1959年,情况又不同,何况这三年并未形成什么“道路”。如果说,在国际国内出现复杂情况而我们又无经验的背景下产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际上有着联系,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三年的“道路”通向“文化大革命”,说不过去吧。总之,“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不正确的。文章的另一观点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文章作了一些说明,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没有的。这些说明有正确之处,总的说来是不确切的。说来话长,这里不详加讨论了。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有弊端的,但显然不能一概否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存在文章中所说的那些弊端,这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可以认为,与其说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如说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可以看出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弊病。[1]
3 未能正确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著者似乎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有深入地进行过研究,因而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确的认识,对若干重大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解说。
这部书在许多地方说明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至少首先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第2页上说到“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刘少奇下台’”。第93-94页说:“‘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必须坚决斗争,一直到罢他(指刘少奇——引者注)’官,撤他的职。”第98-99页上说:“(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这里漏写了“同志”二字——引者注),他们搞了另(这里漏了个“外”字)’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了。”第39页上又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第104页上说:“毛泽东为了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打倒刘少奇,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这里说了“第一目标”、“第一个目的”,全书从未提到其他的目标或目的。——引者注)在第169页上也作了同样的说明。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在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背景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越来越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当然包括刘少奇)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因而实际上独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解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而是两种倾向、两种主张的斗争。毛泽东要通过否定中央第一线。“天下大乱”,实现他的主张,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就是否定、取消中央第一线)呢?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上搞掉了刘少奇之后,不仅不结束“文化大革命”反而要大搞特搞呢?
由于著者在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深刻的理解,所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发展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全书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决策(当年称之为“伟大战略部署”),或者一笔带过,略焉不详,常常是不加以解说,而且不顺序,写得东分西散;或者避而不谈,根本不提。这样,读者可能既看不清“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又看不清“文化大革命”的“去脉”。著者叙写一些事件是相当具体的,甚至绘声绘色,但是由于没有讲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发展,所以可能使读者看到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荒谬而感到莫名其妙。丑恶是被揭露出来了,有的地方揭露得淋漓尽致,使感到骇人听闻,但社会效益未必是最佳的。
对于若干事件,著者是有正确解说的,应该肯定。对于另一些事件,在正确的解说中夹杂着以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个人野心和阴谋去解释,或者完全以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个人野心和阴谋去解释,有些地方是不恰当的。关于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第165页上说:“江青以独具一格的见解劝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项链。王光美当即表示赞同。(这些都不是事实——引者注)当国内的江青通过电信工具看见王光美戴着项链在缅甸出席宴会时,江青五脏六腑具(俱)要崩裂,嫉妒的烈火骤然间迸发。”“当她于1965年初通过王光美向刘少奇提出了政治上的无理要求并遭刘少奇无情斥责之后,她决心利用项链事件进行报复的妒火重又燃烧起来。”第198页上说:“导致他(指罗瑞卿——引者注)这一命运的导火线竟是得罪了江青”。第426页上说:“孙维世反倒比江青出名了。她对孙维世产生了嫉恨。”因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孙维世。第461页上说:“著名演员赵燕侠,因为没有接受江青一件毛衣的馈赠,而被打入冷宫;……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与江青执拗而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类似的例子,在第133页、246页、248页、332页、428等页上还有。诚然,江青之流狗肚鸡肠,心胸狭窄,常常因个人之间的细小嫌隙打击、迫害他人,甚至以怨报德;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之流支持谁、打击谁是以是否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来确定的。人的性格、品质、心理、爱好对“文化大革命”会有影响。但是一般说来毕竟有限。可以用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去解释问题,但是一定要实实在在、恰如其分,是次要原因就不要说成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王光美之所以遭受迫害,决不是因为她没有接受江青的一次馈赠。罗瑞卿遭受迫害,原因复杂,决不是因为他得罪了江青。如果以个人之间的细小嫌隙解释历史事件,有可能堕入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个人野心和阴谋,在第2篇、第3篇中多处说到,例子举不胜举。林彪、江青一伙是野心家、阴谋家,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搞了很多阴谋,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显然并非他们参与的每一重大事件都是野心家的阴谋。情形常常是这样的:“左”倾错误为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他们耍了阴谋,企图乘机实现他们的野心。好人犯错误,反革命利用,错误和罪行交叉。要尽最大的努力,细心地分辨出“文化大革命”领导者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利用和助长,对领导者的错误要作出科学的解释。如果把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野心家的阴谋,显然不妥。对于林彪、江青一伙,也不能限于道德的谴责和阴谋的揭露。《“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缺点是:对“文化大革命”领导者的错误很少作出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科学解释,讲“所以然”很不充分;把“左”倾错误为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的若干事情完全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所为,甚至说他们“借用”中央名义如何如何;作出了“……少数人的个人野心酿成了全国性的巨大灾难”(第507页)这一很不准确的判断。(不错,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由于……历史条件下”,但也不能说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全面的。)
这部书在个别重大问题上还有是非分得不清的问题。在工作组问题上,从著者的取材和叙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工作组有不少谴责。在第24-25页上,把少数人对“中央八条”不满写成“北大师生……爆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在第25页上,把少数人对工作组不满写成“相当一部分人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又语含贬讽地说:“在相当数量的人看来,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可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里又承认有“有相当数量的人”保工作组了)在第26、34页上又不分人数的多寡,含混地说:“反工作组浪潮更为高涨。各大中学校几乎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夸大地说:“反工作组的情绪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北京的反工作组浪潮势不可挡。”微妙的是:对少数人反工作组的活动写得很多,对多数人保工作组的活动写得极少。写保工作组还略带贬意:“在王光美授意下,于(1966年)6月26日举行了由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呼喊了‘无限信赖工作组’……”(第29页)“态度本来就欠明朗的群众,沿习了随大溜的中国人的习俗,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组一边”(第95页)第30页上就说得很严重了:“据不完全统计,在20余天的时间里,北京24所高等院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比例或许并亚于反右运动。”这在客观上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责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提供了事实根据。以上数字,不知是否准确。但是可以说,没有一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没有一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没有定案,没有上报,更没有批准。说成“打成”,是很不准确的。据清华大学“井冈山”《井冈山》小报1967年8月10日专刊,1967年4月10日“审问”王光美时,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答:“同意派工作组(是)当时中央常委决定(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问:“就你这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答:“我们没定一个反革命。”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答:“事实总是事实,应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王光美说的“没定一个反革命”,可信。派工作组和反派工作组、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斗争,今天看得很清楚,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天下大乱”与要“天下大乱”的斗争。应该肯定那个特定条件下的派工作组。应该肯定工作组工作的主导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遏制造反。有些工作组是有错误的,有的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可以而且应该指出工作组的错误,但是更要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基本原因是受了毛泽东号召打击右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影响。“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些概念极其含混(不少工作组把坚决造党委反者视为“右派”),又没有政策界限,有些工作组就打击了不少人。这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中央第一线和工作队员们对“文化大革命”实在不理解,谁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下产生的工作中的错误,不是什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毛泽东否定工作组,是否定工作组没有支持造反,也是否定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本质上否定了工作组的正确方面。在大中学校党组织瘫痪情况下,下令全部撤出工作组,于是大中学校中大乱而特乱。
4 总体结构不合理
这部书的体裁既非编年体,又非纪传体。全书分三篇,第1篇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第2篇是“林彪的崛起和覆灭”,第3篇是“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三篇不是按“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分的,每一篇都跨阶段。三篇为什么要这样分,弄不清楚。每一篇中,大体上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但又常常不以时间先后为序,如在第2篇第4章中,先讲“傅连暲之死”,后讲“武汉‘7•20’事件”,再讲“杨、余傅事件”,最后讲“从‘5•13事件’到‘砸烂总政’”,在时间上正好倒过来了。
第1篇为什么叫“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弄不明白。这一篇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讲到“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用“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来概括显然没有抓住主题、中心、症结、要害,搞个人崇拜无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一篇是不是专讲毛泽东的错误的?又显然不是。第2篇是“林彪的崛起和覆灭”,这一篇主要是讲林彪的,不知道为什么又插入了不少与林彪一伙无关、关系甚少或不以林彪一伙为主角的事件。“揪陈毅”、“批斗彭德怀”、诬陷朱德、“武汉‘7•20’事件”、“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5•7’干校”、“上山下乡”都写在这篇里了。第3篇题目就很宽泛:“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前两篇中讲的与江青无关吗?当然不是。前两篇中讲的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吗?也不是。有的不是江青一人的事(如“武斗的逐渐升级”)放在这一篇中作为一章,不少“‘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又写在前两篇中了。
这样的结构,使人感到重重复复(同一事件在几处讲到)。颠颠倒倒。看不出前因后果,眼花缭乱。
总括起来说,这部著作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欠缺。高皋在《序》中说:“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本身的规律性,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可以说,在今天仍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是说得很对的。这部著作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缺点。
[1]我在《“文化大革命”再思》发表后,即写出与上述两个观点不同的意见,与严、高二位商榷。拙稿于1986年7月31日投《文汇报》。《文汇报》不予刊登,于4个月后的12月4日附铅印退稿信退回。

(此稿是王年一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生班的讲稿,写于1987年2月1日-8日,被收进《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571-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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