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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9, 2009 6: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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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年一老师的这篇遗作,是他生前交给合作研究者陈昭录入的。录入后经其本人审阅校改。陈昭录入时曾向王年一提出,文中没必要为当时的情况做自我批评。王说保持原样。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


王年一


1967年1月13日,《解放军报》社爆发了夺权事件,一般称之为“一•一三事件”。有人在刊物上很简略地写过这个事件,而我亲历了这一事件(我原是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1966年8月借调到军报,在文艺评论组当编辑),又在这一事件中犯过错误,我再来写写这一事件,希望能够说得更清楚一些。军报的老同志大都健在,我说得不准确、不妥当的之处,请多指正。

这一事件,是由以肖力(即李讷,“肖力”是“小李”的谐音)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一张造反大字报引起的。

军报当时的宿舍在北京西直门内,办公室和印刷厂在平安里,上下班有班车接送。1967年1月13日早晨,我和大家乘班车到了办公大楼。一进办公大楼正门,就看到一张很大很大的大字报(用印报的卷筒纸写成,卷筒纸如同布匹。大字报由四、五幅布匹一般的卷筒纸写成。一看便知字是我们文艺评论组的组长胡学方同志写的,胡多年模仿郭沫若的字体,已学得有点像,别具一格)。大家一看落款,更是吃惊,因为大字报是由“肖力”领衔的。

报社大约有一半人知道肖力是何人。后来我从报刊上得知,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了一段日子,接王力的班,当办事组组长,又来到军报,在接待来访群众的一个部门做接待来访的工作。当时来访的人很多很多,军报在它的对门借了一间房子,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军报女同志不多,肖力年轻貌美,引人注目。我在报社是一个新人,但已有老同志向我打过招呼,说她就是李讷。她兼有其父母容貌体态之长,相当漂亮。我又从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的亲戚处得知,她在北大,品学兼优,作风朴素,回中南海都是坐公共汽车。

肖力等人的大字报是军报夺权的由头,不妨把这份大字报抄录于下(当时报社的有关组织印发了与“一•一三事件”有关的材料):

《解放军报》向何处去?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起了先锋作用,受到军内外群众的普遍赞扬。但是,从六月下旬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在刘志坚的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社内的文化革命,就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

一、在宣传上,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年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二、这种宣传,在地方上已经起了极坏的作用。不少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红海洋”,脱离阶级斗争,去组织学习“老三篇”,开讲用会,提倡做好人好事,限制群众,压制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他们这些阴谋活动,却恰恰从“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找到了理论根据,岂非咄咄怪事!革命学生对此极为愤慨,许多人向外出采访的记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们不爱看你们《解放军报》,我们爱看《红旗》。”林副主席指示,要热情地支持左派,狠狠地打击右派。而我们的宣传却起了这样的作用,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报社每个革命同志的深思吗?

三、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

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也没有表达出全军同志对伟大领袖关怀的满腔热情。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四、几个月来,军报宣传的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相当一段时间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派工作组到工厂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革命的今天,社党委仍然以正确者的姿态出现,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这一段,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反党集团的爪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文化革命中,上窜下跳,大捞政治资本,在群众强烈要求罢官的情况下,依然稳坐副总编的太师椅。王焰,彭德怀的忠实走狗,是反党分子华楠的走卒。张秋桥,反对记者学毛主席著作,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采通处革命群众写了多揭发他的大许字报,他并不作检查交代。这样的人,却代表党委领导全社文化革命。吕梁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的包庇下,也没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断续这样下去,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以至彻底垮台。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同志们,《解放军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社的恶劣影响,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闯将的革命精神,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同时,我们强烈要求报社党委悬崖勒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群众一道,把《解放军报》办成一张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的报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革命造反突击队:
肖 力、方抚时
孙浩刚、李志高
宋玉芬、武 将
杨秉文、刘福山
1967年1月13日六时半

这个大字报,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它的指责纯属不实之词。

这个大字报贴在一楼的正中,面向大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上了二楼,又见另一份大大的大字报。这第二份大字报由和谷岩和宋琼二位领衔,也由胡学方所抄写,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即:拥护“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贴在二楼的正中,一上楼就可以看到。

和谷岩和宋琼二位,当时是报社的重量级的人物。和谷岩,青年作家,在丁玲主持的文艺讲习所学习过,有一些作品问世。他是报社记者处的副处长,我们文艺评论组由他领导。文艺评论组是“文革”初期成立的,由军报记者组成,只有我一个人是借调来的。文艺评论组在党的生活上属于文化处。他又是报社公选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或称“文革委员会”的主任)。平心而论,他当时在报社颇有威信。当时已有消息:他是军委新文革小组的成员。新军委文革的成员中有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在林彪主持的军委会议上,去掉了陈亚丁,添上了和谷岩。这个消息是确实的,1967年1月13日,各大报均公布了军委新文革小组的名单,其中确有和谷岩。

宋琼,也是记者处副处长,但他另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在办事组组长任上,肖力接王力的班,宋琼接肖力的班。宋当时主持《快报》的工作,这更是一项特殊的重要工作。《快报》是中央文革的报纸,由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专管,它大约有100名记者(又称联络员,大多来自军队院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十分及时地报道各地文革动态,登在《快报》上。《快报》由军报印刷厂的保密车间印制,只发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记者自己写的报道,自己也看不到。100名记者中,有若干专业记者是军报的记者,这些记者的头头就是宋琼。

肖力的大字报由和、宋二人带头表示拥护,对我们很有影响。

我们文艺评论组的办公室在三楼正中,一进办公室,大家就议论开了,各个办公室差不多都议论开了。胡学方也在场,他说,昨天夜间,有人把他从床上叫起,立即赶到钓鱼台,要他抄写两份大字报。由此我们知道这两份大字报都是在钓鱼台写成的。我们问他,这件事江青知道不知道?他说,和谷岩报告了胡痴(当时任军报总编辑,毛主席已任命他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他已到新华社和大家见过面),胡痴已报告了江青,江青知道了。我们全组同志都认为在这样的大事面前要表态。于是由胡学方执笔写了一份简短的大字报(我们这个小团体取名“金猴战斗队”),表示拥护“革命造反突击队”与和谷岩、宋琼等人的大字报,贴在和、宋等大字报之侧。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看风行事,投机取巧,没有原则,以为站在江青、胡痴、和谷岩、宋琼和肖力一边,总不会有错。其实大谬不然。

当天下午,又一份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就是反对上述所有大字报的大字报,它认为,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纸,任何人不得夺权。它据理力争,很有说服力。报社的大多数人在上面签了名。我看到这份大字报,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本想也在上面签名,可是碍于面子,没有签名,成为终生的遗憾。

当天晚上,报社大多数人在大楼顶层开辩论会。在会上,有人责问肖力想干什么?肖力说不想干什么,我们也是为了军报好,意思已在大字报上说明了。会议很热闹,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七嘴八舌,辩论什么问题也不清楚。

大概在第二天,肖力又贴出一份小小的大字报,申明他们写大字报的事江青并不知道。这个大字报只有几句话,但是意思是重要的。后来,我们认为,肖力在说谎,但也无从查证。她看到事情办不成了,就为江青开脱。江青究竟知道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因为第二份大字报的签名者多系报社老人,所以当时报社内盛传“胡夺胡权”(胡痴夺胡痴的权)之说,胡痴被报社的人押到北京卫戍区关押,后又被要回批斗、关押。

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学方又被抓走了,我不知道谁人抓的,也不知道他被抓到了何处。在他被抓走以后,文艺评论组的同志们推我当组长。只当了几天,就由西虹当组长。西虹是作家,又是记者,他在越南前线采访过。当时工作不忙,又没有什么大事,组里工作平平淡淡。听说,胡学方后来病故,在报社时,他待我如弟兄,我很怀念他。他原来是报社驻广州记者,工作积极,自学成材,想不到他因字写德好而蒙冤。

第二天或第三天,报社成立了“总编小组”,怎么成立的,“总编小组”由哪些人组成,我们在当时和以后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肖力当了“总编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总编辑。我才意识到,总有人对军报不放心,一定要把它的大权夺过去。我们向肖力请示过工作,请她看过大样。就在这时,关锋每日看军报的大样,由他签字印报。不知道是谁要关锋管军报的。

1月20日左右,军报又发生军内院校造反派冲击报社,要夺报社大权的事件。我也躬逢其盛,也站在办公大楼门口阻拦,以表现我的积极和悔过。军内造反派从我们头上走进大楼。晚上,徐向前元帅(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和戚本禹来报社,老帅坐在正中,戚本禹讲话,批评了“造反”行动,造反派不服,于是逮捕了一两个造反派头子,事情给压了下去。

不几日,林彪发出一信,大意是:军报的问题由报社内部的人自己解决,军报不许外面的人夺权。听说此件由军委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阅过。

在4 月,赵易亚来当总编辑。

军报是非太多,而且通天,弄不好要犯大错误。我打了三次报告要求回原单位。谢谢赵总编批准了我的报告,我于1967年5月回到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是当我的干事。



王年一原稿中未抄录肖力等所写大字报内容,为使文章内容完整,本刊根据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载将肖力等大字报内容补上,《文库》注明该大字报转载于北京《风雷激》报1976年2月4日第三版。


原载《记忆》第17期 200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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