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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启 之: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09 6: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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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启 之


得知王年一先生脑梗塞住院,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我的叔叔死于此,我的中学同学亦死于此。我跟几个朋友想去三○一看他,遭到其家人的严拒。9月13日,王先生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七十有五。
我1987年就认识王先生,他那时是国防大学教党史的教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想一边教文学,一边研究文革。王年一是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从我上门求教之日起,我们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或热或冷的交情。但是不管冷热,我都敬王先生为师,自诩其私淑弟子。王先生则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当面叫“老吴”,写信称“吴兄”。
我与王先生的交往,可以分成“热—冷—热”三阶段。前十二年是热,后五年冷,再后三年温度大幅度回升。“热”的岁月里,我是他家的常客,与他探讨各种问题。中国学者封锁、垄断资料的恶习,在他那里荡然无存——他不但无偿且主动地借我资料,而且还向我提供他的心得体会。可以想象,在视文革为禁区的氛围中,他的热情和无私,给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业余涉猎者多么大的温暖和鼓励。有一次,他告诉我,北大、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四个单位要成立文革研究所,中宣部长胡启立已经批准,我连夜跑到他家报名。他说我是第一个报名的,还说,来这个所的人都是学党史的,正需要我这个学中文的,他甚至连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负责一个文革研究和资料的专刊。“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梦想,但是并没有减弱他为我寻找出路的热情。机会终于来了——图们要写《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想找个青年人合作。王先生推荐我去。我一听书名就火了——“内人党”冤案是从“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来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是前门饭店会议决定的,这个决定是毛泽东批准的。康生虽然不是东西,但是他跟林彪、“四人帮”一样,与“内人党”冤案没什么关系。我当着王先生的面,狠狠地痛斥了这种迎合上意的作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举荐。王先生对我的不识抬举,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我有胆识、有原则、不趋时媚上。直至十几年后,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还念念不忘地表扬我“有文人的骨气”。九十年代初,我还参加了王先生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负责撰写内蒙古的辞条,王先生对我称赞不己。后来,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谈到国内埋没人才时,说我在国外会成为“名教授”,而他在国外只能成为“名教师”。其实,无论国内国外,要想在文革史上搞出名堂来都大不易,我认识的几个研究文革的,澳大利亚的阿尼塔•陈、瑞典的沈迈克或先或后都改了研究方向。文革发生在中国,以史做镜应该是中国人的事,指望外国人欣赏你打磨的镜子,难矣哉!往大了说,这是搞社科人文的共同困境——在国内受限制,在国外被忽视。
话说回来,人都爱听好话,王先生的谬奖和推重,使在孤寂中摸索的我跟他迅速亲近起来。虽然他的谦虚仁厚和奖掖后进足以让我们“打得火热”,但更吸引我的,是他勇于认错的作风。跟我一样,王先生是性情中人。我的学生对我的评语——天真幼稚,没有机心,没有城府,不会处世等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王先生身上。性情中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们正在他家谈天说地,他的妻子插了一句什么话,一下子把他惹火了,他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那股蛮不讲理的横霸作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能有一拼。王夫人是天下最贤惠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直到他发完脾气,才悄悄地起身离屋。过了一会儿,我去洗手间,发现她躲到客厅的角落里偷偷地掉泪。我的“胆识”和“原则”再一次爆发出来,回屋关门,我对王先生正色道:“古人说,当庭训子,关门教妻。这后半句虽然有点封建夫权,但是人家封建夫权还知道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呢。您当着我的面训太太,也太伤人自尊了。再说,人家整天侍候您,没功劳也有苦劳,就算哪句话说的不妥,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呀!”王先生没说话,闷头抽烟。我自觉没趣,又呆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这时,他说话了:“老吴,你别走!”我看着他,他的神色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承认错误!”说着,他打开门,朝着客厅里大声说:“老吴批评我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老婆子,王年一同志请你原谅!”
此后不久,王先生得了脑血栓。我很有些感慨:敢于直面自己一丁点儿小错的性情中人,活在一个是非不分,且明知错了却死不认账的世道里,能不得脑血栓?
我们关系的由热而冷,是因为那本《文革大辞典》。1998年秋,我正在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有一天,中心主任沈迈克拿着一封信兴冲冲地跑来找我:“嗨!好消息!英国一家出版公司要出一本文革辞典,咱们组织一个班子干吧!” 迈克是哈佛大学的汉学博士,欧洲著名的文革专家,他深知国内研究文革的难处,很为那本汇聚着五百多人的心血,数百万字的辞典出不来着急。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把国内出不来的《文革大辞典》译成英文在国外出。这样既可以帮老朋友王年一的忙,又可以在为东亚研究中心找个好项目。我的热情也被点燃了,马上给王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的计划,请他把书稿要回来,以便谈版权的问题。迈克的干劲冲天,又申请经费,又跟英国商量翻译事宜。我征得迈克的同意,从丹麦请来了一位精通中、英、德、丹诸种文字的哲学博士周一云女士,请她主持翻译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左等右等,就是不来。我急得要死,又写信,又打长途,最后,王先生终于回话了:他要不回来书稿——作为中间人的书商狮子大张口,向出版方索要一大笔钱。
我不禁无名之火三千丈:这是什么主编呀!几百号人的心血,在国内一压就是七八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居然被一个小小的书商卡住了……
我们中间从此有了芥蒂。但是真正闹翻是在我回国之后。
王先生写了一本《文革杂谈》,联系了N家出版社,没人敢出。他的研究生说有办法,王先生满怀希望把手稿交给她,结果泥牛入海。王先生给她写信,不回;打电话,没人接。王先生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手稿都只有一份。万一弄丢了,损失就大了。我又气又急,一边抱怨这年头的人轻诺寡信,一边为如何要回手稿出谋划策。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这部稿子终于回到王先生手中。我不自量力又自报奋勇,帮他联系香港的出版公司。于是,王先生把书稿交给了我。
拿到书稿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一,在交给出版社之前,必须先把它变成电子版。也就是说,我得从简单劳动做起,先当录入员。第二,必须做一番整理编辑工作:删繁去重,选择篇目,确定目录,增加序跋。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一篇一篇地读,边读边改。我正在此中摸爬滚打的时候,王先生来了信。我一看大惊——他要我在此书上署名!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敬谢不敏。王先生不依不饶,又来信,坚持让我署名,而且我的名字要署在他的前面。其口气不容置辩,简直是命令。我怒了,跳起来给他打电话:您这是命令主义,军阀作风!国民党军阀!王先生来信说,我说他军阀,说他国民党,他很伤心。我只好歉歉连声,好言相慰。
那时候,他正在为林彪着迷。他掌握了相当的证据,证明林的外逃完全是毛逼的。我对林彪并无好感,他在搞个人迷信,搞阶级斗争,推进军队的极左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我能够完整地唱下来的可怜的几首歌里,排在第一的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但王先生敢于为林彪翻案,是他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大突破。我劝他写文章往国外投稿,并以多位国内作者为例,说明现在宽松了,只要是学术文章,不会找作者的麻烦。王先生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不敢,我怕,怕人家整我,怕坐监狱。我是病人,真坐了大狱,我这身体几天就死了。”说到这里,他拿烟的手颤抖起来,五官扭成一团——他哭了,老泪纵横。看着他那孩子般的抽咽,我的心里升腾起复杂的感觉,这里面有可怜,有悲伤,也有轻蔑。在我看来,既要追求真理,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有才学识胆。敢不敢说真话,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我不敢,我怕”,这算是什么历史学家?王先生在我的眼里又矮了一截。
此后不久。王先生说,他手里有些重要的文革资料,希望与我合作编一本《文革大事详记》。但是他的材料不宜拿出家门,只能我到他家去写,而他家又没电脑,商量的结果是,我先买一台手提。当时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正在福利分房,我要分到位于市中心的大房子,就得交出位于四环外的小房子,我对电影研究早就烦透了,从国外回来,就想辞职,合作编书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那天晚上,从王先生家归来,我激动万分,躺在床上,不顾妻子的困倦,大谈人生理想。又是辛稼轩的名句,又是蒲松龄的名对——从“男儿到死心如铁”到“三千越甲可吞吴……”我这厢念念有词,妻子那厢早已进入黑甜之乡。
在我放弃了福利房,买了手提电脑,就差辞职的时候,王先生却黑不提白不提了。我等得不耐烦,拎着手提,登门催问。往常我一进门,王先生总要在夫人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来,跟我握手。这回,他坐在沙发上,神情颓丧,只是示意我坐,然后就闷头抽烟。我把手提摆在他面前:“王老师,这是我买的手提。”他冷冷地瞅了一眼,好像和他无关。我点了一根烟,还没抽一口,啪!王先生一巴掌拍在沙发的扶手上,我吓了一跳。他声音嘶哑地吼道:“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整天就是歌功颂德,搞他妈的假大空!”他怒目圆睁,肩膀抖动,嘴唇哆嗦,大鼻孔一煽一煽的,眼神变得陌生而冰冷,直直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些整天搞假大空的政宣干部。被他盯得发毛,我赶紧找话:“王老师,出什么事了?谁不让您写了?”王先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长叹一声:“唉,不写了,不写了,写了也出不来!”
合作编书的事就这么黄了,我的大房子也没了。一位跟我很哥们的同事听说我放弃了福利房,不解地问我:“交出四环外的小房子,换个市中心的大房子,一把就是几十万呢!这好事你不干,不是傻B吗?”我有苦说不出,既不能找王先生算账,又不能跟人们解释。窝囊透了。
我的不满,王先生毫不知觉,仍旧给我写信(他很少打电话),仍旧请我去他家。我知道文革搞不成了,赶紧回过头来搞正业。我的正业是电影研究,这是官方控制最严酷的领域。新时期电影,八十年代尚有向现实主义回归之势,九十年代以降,银幕上几乎一无可观,要么是浅薄无聊的娱乐片,要么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有想法的导演冒死犯难搞违规电影,有想法的研究者著书撰文试图发出清醒的声音。然而,违规导演一再被黜,清醒的文字无法发表。在此语境之下,搞正业而似有较大空间的只有历史。而在电影史中,最能自由言说的就是外国电影。我译过几本英文书,英文的读、译尚可,在瑞典、法国又有些人脉,我琢磨,如果从瑞典电影史入手,进而扩展到欧洲电影史,在国内混个权威并非难事。但是,当我面对着瑞典使馆文化参赞送来的一大堆伯格曼的资料的时候,我改了主意——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为了一个区区博导教授而放弃初衷,让我瞧不起自己!何况思想专制和文化封闭造成的学术空白多多,也不缺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主儿。要搞电影史,就搞中国电影史,要搞中国电影史,就搞文革电影史。而文革电影又与十七年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我就从十七年搞起。
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埋头搞1949至1979年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长编》,为写十七年电影史和文革电影史做准备。我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没时间理睬王先生;而王先生逢年过节照样给我写信问候,我接信后仅仅打个电话而已——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在忙活了几年之后,我突然悲哀地发现,我的“曲线治学”几乎化成了泡影——殚精竭思写的电影史,因为提到了反右,写到了文革,就没地方出版,即使我自费出书也不行。我的两本思想随笔和批评传媒的集子,以及编写的电影评论集都无法问世。我编的电影研究资料虽然侥幸获准出版,但是辛苦搜集来的“阴谋电影”剧本和评论统统被砍掉,160万字的资料变成了120万字,四卷本变成了三卷本。我给研究中心打的“拉片报告”被驳回,主任告诉我,文革电影不宜研究。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就在我郁闷的时候,两位国安人士找到我的单位,跟单位头头历数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在出国讲学期间,与异议人士刘宾雁见面,向国外传递国内人权资料;六四前夕与朋友聚会,商量如何帮助在“风波”中受伤致残的人士。国安人士让头头转告我,如再乱说乱动,就将以“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法办。
从此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打电话,怕有监听;不敢发电子信,怕公安黑客;不敢在家里放文革材料,怕被不速之客搜出没收。不敢与国外的亲友联系,怕把他们当成美蒋特务、异议分子。恐惧是瘟疫,会传染,我的熟人朋友见到我时的微笑,不约而同地僵硬起来。某日,我到某知情者家,他竟让我把衣服脱掉,把鞋放在门口,然后才能进门——他怀疑我身上被安上了窃听器。那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把关人,每做一件事,都要站在国安的立场上研究一番,它是否属于乱说乱动……
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我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他带着哭腔说的“我怕坐牢”,想起了我对他的腹诽。我突然意识到,我看不起一个半身瘫痪的老人,只能说明我的浅薄轻狂。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向我挥起铁拳,它只是朝我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我就吓成了这副样子。作为党员、军人,王先生比我承受的压力更大,他的头上不但有党纪国法,还有军事法庭。他的同事不是因为在书中披露了邓小平永不翻案的检查,而成了阶下囚吗?
极权专制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恐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它吞噬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了社会道德,扼杀了创造精神;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御用文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恐惧也在移步换形,它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在光天化日下纵横驰骋,而是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你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一旦想说真话的时候,它才会现出原形,狞笑着抽紧你的神经。
然而,恐惧也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主编、撰写了那么多有份量的书:《文革大事记》、《文革第一年》、《文革大辞典》、《文革杂谈》、《文革研究资料》……,没有一本问世。三卷本的《文革研究资料》已经装订出厂,却因为高文谦的举报而全部销毁。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想跟他要一套,他却无书可送,如果不是我送一套给他,他这位主编只能束手。我的书是心血,他的书同样是心血,我的书出版不了,我郁闷,他的书出版不了,会比我更郁闷。因为他老年体衰,来日无多。他非让我在他的书上署名,或许是因为出书心切吧?他在编书上的失信,肯定是受到了官方的警告。有关部门不是时常找他,以党纪国法相威胁吗?他不敢在国外发表文章,那只是一时的怯懦。这是正常的人性,我不是也不敢出版我的关于文革的书吗?然而,他毕竟是大写的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在与我谈话不久,他即掷老病之躯于虎口,以残瘫之手,著惊世之文,与何蜀先生合作,将“九一三”真相公诸于世。为了这篇文章,国防大学的组织部、保卫部多次找他谈话,禁止他写作。王先生怒极,四次以掌击桌,痛斥来人。此时此刻,他已经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恐惧。他豁出去了!他在去世前致阎长贵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个人得失不必计较,国家兴衰却不能不计较”。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我们的关系从此由冷转热。
有人说,当今之中国颇类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人说,当今之中国仿佛举办奥运会前后民族主义澎湃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人说,当今之中国就好像回到了虚骄浮夸的晚清。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三段历史的共性——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放在当代中国身上,却贴切入微。
当权者以另类的历史想象来安慰自己,他们把当今中国比作盛唐,比做康乾之世,于是有了80多集的《贞观长歌》,有了“我想再活五百年”的乾隆宏愿。这种想象回避了盛唐之所以盛的原因,忘记了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尽情挥洒的时代。这一想象屏蔽了康乾撒下的恢恢文网,隐匿了文字狱的凶残,掩盖了天朝上国在英使来访中暴露的无知和虚矫。而康乾盛世的伟大学术成果——经学和考据,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衰败与枯朽。中国落后于世界,正是从那时开始。
清醒之士是有的,160多年前,在升平之中最先感到大难将至的龚自珍告诉人们,这个盛世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1839年5月,在顽固派的打击下,龚自珍辞官南归。在离京的路上,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在中国历史上,“生不当门也被锄”的仁人志士不知凡几,他们并非体制外的挑战者,只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学界的一份子。他们的“反骨”和不幸,全在于他们的所从事的专业和诚实守信的品格。他们的最大希望不过是以求真之学,补益于社会;以历史之失,警醒于当局。
是的,锄掉他们是容易的。只须一个文件,就足以让他们失语;只须一次谈话,就足以让他们的脑血管破裂;只须一个暗示,就足以让他们的儿女成为他们研究的绊脚石……。最后,只须一个“和谐社会”,就足以让他们在苦闷和孤寂之中死去——2007年9月13日晨八时四十分,王年一先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加入到那众多的他所敬佩的志士仁人的队伍之中。
希特勒锄掉了托马斯•曼,勃列日涅夫锄掉了索尔仁尼琴,清政府锄掉了龚自珍。香兰锄掉了还会长出来,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已经成为人类的不朽遗产。那些专制帝国呢?

北京
2007-10-20初稿
2007-10-27修改
2008-9-7定稿

《记忆》第1期 200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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