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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乌扎拉•迪: 从官方到民间——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09 6: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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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到民间——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乌扎拉•迪


纪念某人,自然要纪念一个货真价实者。对着逝者的相片,发一通言,说些奉承话,用这些话树起一个连自己也陌生的偶像。这样的纪念我不干——既不去纪念别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烦别人纪念我,哪怕是我的儿女。因此,如果有人要打出“纪念当代司马迁——王年一先生”,“王年一是史学界的南董笔”一类的横幅,让大家顶礼膜拜。我就退场。
中国有个牢不可破的传统——阿谀死人。好像人一死了,就成了完人。费正清说慈禧的长指甲是最廉价的装饰品。他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最廉价的非物质遗产——谀墓文。有人说了,人都死了,说几句好话碍着谁了?我说,碍着王年一了,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实事求是,在自己身上都没兑现。
实事求是,知易行难。《红旗》改为《求是》二十年了,求是了吗?如果以求是之名,行红旗之实,跟官家一样为尊者讳,我们还研究文革干吗?
人无完人。要挑王年一的毛病,多了。比如对他太太的大男子主义。问题是,我们不是评好丈夫,而是说他的学术。
就是学术,我与王年一也时有分歧。比如,他认为是“经验不足”加“骄傲自满”,造成了文革前十年的左。认为“反右派确有必要”(《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版前言),还有,他光说林彪的冤情,不提林彪对个人崇拜的贡献(《林彪画传•序》)。等等。
王年一是学者,这没错,但学者的花样多了,有追随马列的,有拒绝马列的;有紧跟形势的,有死守书斋的;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进一步说,王年一是史学家,这也没错,但史学家也有种种,有御用的,有坊间的;有犬儒的,有独立的,有张夏,也有黄宗羲。
那么,王年一算是什么学者,算是哪种史学家呢?有人说,王年一是正直的学者,是性情中人;是尊重史实,奖掖后进的史学家,这都不错,但没说到点上。以我之见,王年一是一个从“党文化”走向“自由化”的学者,是一位从官方走向民间的史学家。
前一点无须多说,后一条需要解释。史学从来都分官方和民间两种。某些犬儒派史学史学者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凡是社会动荡的时代,民间史学就要勃兴,如魏晋南北朝,如宋元之交、明清之际。而当社会太平稳定时,官方史学就兴盛。我对这门学问景仰得很,但是对这说法不敢恭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据说,这三十年是中国少有的太平盛世,是知识分子前所未遇的黄金时代。按此规律,在如此太平,如此黄金,如此和谐之世,民间史学绝无萌生之必要,即使偶尔萌生,也绝无发展之可能;即使发展,也绝对应该投奔官家,或者被官家收编招安了去。可,不,研究当代史的民间人士层出不穷,“延安学”、“五七年学”、“文革学”云蒸霞蔚。上头梦想一元统率多元,下头却关心多元什么时候取代一元。于是,刚刚小康的人们,谈论《红太阳怎样升起》,琢磨《新发现的毛泽东》,争购《晚年周恩来》,研读《吴法宪回忆录》,传阅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2006年民间召开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2007年,残存的右派们自发地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北大出版社把节本《梦系未名湖》扼杀在印刷机上,香港却将其全本推向市场。虽然图书审查制严格执行,民间的自印书却方兴未艾。从李慎之到哈维尔,从《我的右派经历》到《内蒙古挖肃实录》。南京大学敢为天下先,图书馆设专人搜集民间自印书……
看来,这规律也得改改。改成什么呢?犬儒学者心里明白:大凡专制高压松懈之时,必是民间学术兴盛之日。但他说出来的却是:“民间史学存在是个事实,但其发展空间太小,成不了气候。”怎奈这话不那么理直气壮——明末三大家活着的时候,或隐居田野,或伏处深山,或奔走南北,性命几乎不保,著述不见天日,不要说发展空间,就是生存空隙都罕有。可是,三百年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学说都成了显学,其著述从民间的自印书变成了官家的常销书,其人其学都成了大气候。
谁敢保证,今天的民间的自印书,不能成为明日主流学术中的显学呢?
谁能否认,官方学术是饭碗,随风而逝;民间学术是事业,天长地久?
八十年代中,王年一写《大动乱的年代》的时候,是很信奉《决议》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晚年的错误”是他著述的基本思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林彪事件’当时我已有一点认识,但不敢秉笔直书,只能曲折地模糊地表达。”这是他在文集自序中的夫子自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民间史学的板凳上。他的转变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大家熟知的,关于林彪一案的著述和思考。
搞党史的多了,研究文革的也多了,为什么王年一能够转变,而那些专家学者却不能呢?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他尊重史实,敢于独立思考。第二,绝弃专制,推动民主已经成为他新的信仰。请看他去世前一年向朋友的剖白: “‘难得糊涂’,很难做到。我的老战友、老同学中,没有一人做到。大家都是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溶入血液中。……我十分赞成杜光、于光远、胡绩伟、李锐几位老先生的共同宣言,要为民主而奋斗。我可以一切不闻不问,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还要闻、问,为民主作一点小贡献。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子孙……。”(见本刊《王年一书信选辑》,致阎长贵先生信)。
从“党文化”走向“自由化”,从官家走向民间中的“走”是行动,行动就需要胆量和勇气。“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极权靠恐惧维持,后极权靠犬儒运转。王年一以前也曾犬儒过——“思想上禁锢又很多,放不开,不敢乱想和乱写”,“不敢秉笔直书”(见本刊《王年一书信选辑》)。他的老病之躯有一万个理由,让他继续犬儒下去。但是,他没有,他打开了思想上的禁锢,大胆秉笔直书。“国防大学的组织部、保卫部多次找他谈话,禁止他写作。王先生怒极,四次以掌击桌,痛斥来人。”(见本刊启之:《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一文)由此,我们可以说,王年一在走向自由化,走向民间的同时,也从“犬儒”走向了战士。
王年一是路标,他指示着一个真正的史学家的必由之路。
王年一是证明,他证明了犬儒主义在理想、信仰面前的失败。
同时,王年一也是一名信使,他告诉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研究学术,书写历史的民间学人,他们活着,不再是散兵游勇;死了,不再是孤魂野鬼。而其无论生死,都将被《记忆》记住,并受到《记忆》读者的尊敬。

北京 枯柳园
8月31日初稿
9月3日修改

《记忆》第1期 200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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