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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陈小雅: 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09 6: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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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

陈小雅

本来,在今年的“九一三”这一天,我很想公开提出“林彪遗体归还”问题。

这个想法,产生于我研究林彪事件的过程。阅读有关史料时,我曾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耻辱感。首先是孙一先先生《在大漠那边》描述的林彪一行的下葬情况。当时,由于死者身体僵硬时的形状不一,有的盖不上棺盖,掘墓人不得不将死者手臂强行折断。孙一先曾清晰地听到手臂折断时发出的“咔嚓”声。还有澳大利亚记者汉娜姆的描述,苏联克格勃医生盗取林彪夫妇头颅后,带回苏联,并将之置入沸水中煮熟,然后剥去头皮,露出头骨,以验证头部枪伤……这些情节令我震惊,乃至于呕吐!

不久前,我读萧军回忆录,他也曾眼见一群士兵以死人头颅当足球踢而愤慨而恶心。报载一则陈赓大将的往事,也提到他见一位士兵脚踢死去敌人的身体时责备的话: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侮辱他?可见,对于死者尸体的尊重,是人的“类”的共同感情,是文明的标志。而侮辱死者身体,是可怜的人类不文明时代的陋习。由于本国历史的不幸,而使本国人的尸体遭致外人的侮辱,不能不是流有相同血液的我们“族”的耻辱。

我期望,在国际条件允许时,中国政府能够向苏联与蒙古政府提出索还林彪一行遗体的问题。这不仅将体现一个政府对本国人生命的重视,也必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明与自信的形象,对于军队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更是有益无害之举。

我曾设想,在适当的时候,与王年一先生探讨此事的可行性。但王先生却不幸过早离开了我们。

林彪研究的困难所在

奠定王年一先生在文革研究界地位的《大动乱的年代》,我是在一出书时就读到过。当时,碍于对“文革”认识的肤浅,并不能完全看懂其中的“伏笔”。后来,在亲自研究“文革”及毛泽东问题时,我重读这本书,才感到作者在许多关键处给后人留下的空间。我感到,作为一位前辈,在他所处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透过这些星星点点的提示,我看到了一位正直学者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来者的期待。虽然当时我与王先生素不相识,但这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一种精神的接触。后来,王年一先生告诉我,在读到《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其心理分析》之前很久,他其实早已读到我的《八九民运史》。

2005 年8月24日,《牛仔》出版不久,我就接到王年一先生一位朋友的来电,他转告我说,王先生说:“这是我极盼望的一本书,请向作者致敬意!”11月11日一位长辈告诉我,王年一对他谈到:“小雅这本书可以传世”。他说这本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对“九八手令”中那个“盼”字,抓得很准;另一处是对军队干部子弟的描述,很到位。──这些评价,让我倍受鼓舞。

过去,我出书写文章,有时也送朋友,有时什么也不说,但这一次,因为这位长辈的鼓励,我访问了王年一先生。因明镜出版社很快就来信要我有心理准备出第二版,所以,我向王年一先生请求,能否为《牛仔》的第二版写一篇序?

王年一先生慨然应允,还建议我找李锐先生,请他重新题写书名。由于李先生经常不在,第二版也很快就印了出来,此事没有进行下去。

在那次访问中,王先生跟我谈到这项研究的许多困难。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中顾委讨论《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位老人提出,趁大家都在世,把林彪的案子澄清一下,邓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林彪的案不能翻,这是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问题。”

王年一先生说:“我们研究文革,澄清历史旧案的真相,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王先生没有说。按我的理解,就是专制的逻辑。

王先生还告诉我,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世时已经提出:既然大家都知道,当年给林彪定案,有许多东西是出于政治需要强加的罪名,那历史上总是要翻过来的,与其让后人翻,不如在我们手里说清楚就好。但老邓说,还是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如此说来,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差别:一个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一个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性格鲜明,眼光各异,孰长?孰短?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出发,也就自然会有不同的评论。

王年一说,我是搞历史的,当然从历史上考虑问题。

在研究毛和文革后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感到邓与林的关系不仅有政治的因素,还有个人因素。这个因素是毛种下的。因为毛在世时,党内高层和美国人都预测,毛的接班人可能在林和邓之间产生。毛也一直用邓来胁迫林彪就范,因此,邓也被林看作肘腋之患。文革中,一日不开除邓的党籍,林彪一日不得安心。而邓在林彪之后取得军队实权,对军内林系人马一直深怀忌惮,“六四”把38军推上“前线”,而同时又派各派人马从旁监督,就是暗含其长远忧虑的一个安排。

王先生不管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会来“管”他。从2005年年初起,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警告他的家人。王认为,这很可能与《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有关。哈佛大学一直在邀请王先生访问,但碍于军队纪律,他既不能出国,也不能在境外发表文章。而林彪案,与法轮功问题一样,是已经被“ 钦定”不能碰的。

愧对王先生的期待

在那次访问中,王年一先生谈到了“林彪案”研究中三位女性作者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三人一位是张聂尔,一位是舒云,一个是我。他表扬了丁东在国内民间文革研究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希望“林案”也有一位这样的学术组织者来担当。碍于对于本界的生疏,以及家事的拖累,我只能进行个人作业,当时就向王先生表示了自己的不可能。

以后,直至王年一先生去世,我们之间有过七次书信往还。王先生来信的日期分别是:2005年11月17日、11月23日、12月6日、12月12日;2006年1月5日、1月6日;2007年1月23日。其内容大多是给我以鼓励和建议,大到一个选题、一个人物,小到一个名词解释,一个用字,同时,他老人家还将手边随时看过的文章,随时想到的可以采访对象及其联系方式向我推荐。在在都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追求完美的境界,对晚辈的一片拳拳爱护与扶持之心。同时,也寄托了许多他自己未竟的期望。他希望,他的学术生命,能够在下一代中间得到延续。

如今重读这些信件,我对王年一先生除了感激之情外,就只有“惭愧”二字。这里面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懒惰,尤其是脑伤之后推卸责任的意识几乎占到主要的方面。我不敢保证我今后是否还能重振信心和激情,但我希望王先生能听到我的道歉。同时也请他老人家放宽眼量,寄希望于未来!

写在2007年9月15日王年一先生出殡时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二期 二○○七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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