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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admin [ 周一 3月 02, 2009 6:08 pm ] |
| 文章标题 : |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治中共党史，我是半路出家。 在中学时代，我在家乡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读到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当时我 参加革命心切，没等高中毕业就参军了。１９５２年，考进了华东军区文化师范学 校语文系（在南京）。毕业后留校任教，当语文系教员。１９５８年，我被调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文化教研室当教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借调 到解放军报社９个月，在文艺评论组当编辑。回到高等军事学院后，我因对一派打 倒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和院内大多数中层领导干部不满，而参加了与它对立的 另一派。这样就站错了队，因而于１９６８年被调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 四师第六十五团（即清水河农场）当副参谋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北京成立了 军政大学（由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北京后勤学院三家合并而成）， 缺少教员。经北京两派同意，１９７３年３月，我从新疆被调回军政大学。当时军 政大学没有文化教研室，而我又没有专长，于是就把我分配到中共党史教研室。 １９７９年底，中共党史教研室决定加强对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这 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组（我是组长），在研究分工的会议上，组里没有一个人愿意 承担“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万般无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就只好由我这个组 长承担了。军政大学在１９８０年初就开设了“文化大革命”这门课，在全国也是 开设得最早的。我勉为其难，讲“文化大革命”，也算是“逼上梁山”吧。 大家之所以不愿意承担，谁都清楚，难度太大。既没有教材，又没有资料，没 有现成的路可走，我只有下死工夫。我查阅了“文革”１０年的《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查阅了１０年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军委文件，查阅 了我所占有的全部资料，草草写成教材，就上马了。 大概在１９８８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决定编一套丛书：“１９４９—１９８ ９年的中国”。丛书分为４本（按建国后中共党史４个阶段分）。丛书中要有一本 讲“文革”。其中３本很顺利地约到了作者，签订了合同。“文革”这一册，本来 约请名家金春明和席宣二位合著。不知什么原因，二位先生没有接受。我得知这个 消息后，便毛遂自荐，请求由我来写。丛进同志为我穿针引线，河南人民出版社同 意了。在这套丛书中，我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是最晚的——时为１９８８年３月。当 时的责任编辑是汪琼女士。 当时的军政大学（这个大学早已不存在了，后来分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 勤学院，后来三家又合并为国防大学，校名改来改去，而我仍在中共党史教研室当 教员）有一个“土政策”：凡教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其报酬的６０％要上缴教 研室，由大家均分。我对这个“土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我每 天凌晨３点钟起床，到办公室写书，写到８点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到办公室上班。 我想，既然我写书没有用办公时间，所得报酬当然一文也不上缴。这样写书效果特 好。早上办公大楼内寂静无声，我的身体也处于最佳状态，因而进展神速。我写得 快，当然也与我讲了七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关，与我主编了《文革研究资料》 （三大册）有关。约在１９８８年７月，我已完稿，交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十 分积极，立即印成了书。这就大大推动了其他３本书的写作。在４本书中，《大动 乱的年代》是出得最早的。约稿最晚，交稿最早，出版也最早，这就是《大动乱的 年代》。 《大动乱的年代》能够出版，也是万幸。河南人民出版社经过省委宣传部给中 央宣传部上送了《大动乱的年代》，请予审查。这时，上面总的精神是不准出有关 “文革”的书。我斗胆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宣部出版局的一位同志给我 来了电话，说《大动乱的年代》已获批准出版。从这位同志报喜似的语气上看，出 版局是理解我的。事后得知，审阅并批准出版的是中宣部副部长李彦。不久，河南 人民出版社收到了中宣部办公厅的批准件。 香港《开放》杂志说，拙著是“官方出版物”，这完全出自臆想，毫无根据。 “官方”对我没有任何授意，“官方”和出版社对拙著的书稿没有提出过任何修改 意见，没有删削。《大动乱的年代》这个书名，与整套丛书相一致，是汪琼女士起 的。 《大动乱的年代》一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这不奇怪。拙著初版于１９８８年 ，时机是比较好的。在这以前，有过严家其、高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那本书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 我写《大动乱的年代》，感到最难的是有关林彪的问题，如九届二中全会，如 “九一三”事件，我研究不深，吃得不透，所以下笔时欲言又止，含含糊糊，实在 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当时的主任麦克法奈尔先 生邀请我和丛进同志（“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的中国”中《曲折发展的岁月》一 书的作者）去讲学，一切费用由他们负责。由于一些原因，我们始终未能成行。 拙著显然是有缺点的。我在２００４年版的《后记》中说了，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我敬请尊敬的读者多多给予批评指正。 《党史博览》２００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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