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文革”漫谈

王年一

小序

萧乾老先生1986年8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几篇《“文革”杂忆》，我现在来写《“文革”漫谈》。萧老写的是亲身经历，我写的则海阔天空，举凡“文革”的人、言、行、事，无所不谈。大多不是亲身经历。
坦白地说，我没有写作计划。兴之所至，思之所至，随手写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故曰“漫谈”。
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写了一套《随想录》，它以说真话而著称于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我如草芥，但敢自诩：拙谈中没有一句假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一篇一篇写下去。

“文化大革命”从何时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陈伯达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开端。”[1]
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1963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此说相当含混，没有确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事实，所以为人们所不取。
毛泽东对此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从1965年11月开始。他于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1967年5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持此说，这从这个《通知》的如下行文虽可以看出：“这个提纲（按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竭力抗拒。”“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另一个说法是从1966年5月开始。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让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五个月不到。”
这两个说法都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是从1965年11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从1966年5月开始的。巴金说：“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2]他说“十一年”，就是从1965年11月算起的。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既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也可以说是全面发动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党内“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
[1]见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2]《随想录》第126页

“文革”前毛泽东眼中的中国现实

毛泽东认为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而中国共产党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既然如此，加上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大党、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他就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国逐步地成“世界的革命中心”。
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确指出：“……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1]这种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不是出于狂妄，而是出于挽“修正主义”狂澜的高度道义感和责任感。这种认识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一因为它的大前提（即苏联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是错误的；二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革命中心”，所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2]
伴随着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这种认识，产生了两方面的想法：一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纯洁”而“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鲜艳红色的样板；二是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纯洁”、太不“完美”了，存在许多“黑暗面”。国际“反修”的深入，强化了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的强化，又深化了上述两种想法。这两种想法的共同之处是：中国要来个大变化，大破大立。要把中国建设成样板的心情越急切，就越是认为中国的现实太不理想。“左”倾错误特别是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使中国的现实在毛泽东的眼中失真。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一考虑，主观不符合客观。他是从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看得非常严重的错误估计出发的。这里指出的，都是根本性的错误。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中国现实的估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等文献和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现实是怎样的呢？
（一）知识分子存在着“修正主义阶层”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6年6月27日两次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与法国马尔罗谈话。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马尔罗又问：为什么有作家？毛泽东答：有一部分的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收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收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说：“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
1966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
在毛泽东修改过三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中，也有着极端的估计。
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正确地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按照1950年8月4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党中央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正确和不正确的认识都给了毛泽东以相当影响，此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说：党内大约有100万知识分子，这100万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代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5]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发展，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越来越违反实际。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6]中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
（二）党内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对情况作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他说：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他又说：“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样的“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形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何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1967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作过解释。他说：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作走资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毛泽东认为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干部形成了党内的派别，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党内根本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闻天说：“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7]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走资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作了这样的规定。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1968年12月26日以后，情形才有了变化。[9]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 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写道：“中央和中央各机关，……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写道：“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搞了一线、二线[9]，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年，63、64、65、66，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又说：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中宣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手里，毫无办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对斯诺说到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党内上层状况的估计：“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既往时说：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央第一线出了“修正主义”。
（四）北京可能发生“政变”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据伍修权在其回忆录[10]中说，苏方有人恶意煽动。11月7日晚上，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据《王光美访谈录》，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苏联想搞垮中央之心，早已有之。）贺龙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朱可夫元帅也对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贺龙马上向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苏斯诺夫和米高扬等人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我们的严重挑衅。在随后举行的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又就此事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我代表团才未再加追究。搞掉赫鲁晓夫得力于军方的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如此猖狂挑衅，对毛泽东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毛泽东此后想到了政变问题。
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混 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按为1966年6月），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1981年6月19日，许世友在一个会议上说：“‘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说，党中央有个反革命集团要刺杀我怎么办？我说出兵北上。”
这种估计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毛泽东与中央么一线之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异大于同，矛盾盘根错节，毛泽东又作出了这种严重得无以复加的灾难性的估计，他就以个人否定集体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

[1]紧接的下文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2]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这不是说这个提法根本不对，而是说“不应由中国人说出”。
[3]《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横排袖珍本第581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2页
[6]载《红旗》杂志1981年第23期，收入《三中全会以来》下册
[7]《张闻天选集》第517页
[8]转引自《伟大的历史文件》（载1967年青月18日《人民日报》）
[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中写道：“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9]在党的八届十一全会以前，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第一线、第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为第一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为第二线。事实上，毛泽东始终未真正居于第二线。
[10]《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一篇文章的转载问题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转载问题，引起轩然大波。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现在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此说是“最高指示”，自然影响很大，成为定论。1991年8月出版的、供中共全党学习用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也说：“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且不说全国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转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且不说从不转载、不发行得不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结论，本篇只说毛泽东说的“各省都转载”合不合乎事实。
完全与事实不合。
这里提供一点资料：
（一）姚文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上海《解放日报》11月11日转载。华东各省报，分别于11月24日、25日、26日转载，这是外地转载得最早的。11月24日转载的是《新华日报》（江苏）、《浙江日报》（浙江）、《福建日报》（福建）、《大众日报》（山东）。11月25日转载的是《安徽日报》（安徽）。11月26日转载的是《江西日报》（江西）。华东各省报显然得到了关于姚文发表的背景（即姚文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的消息，所以在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之前转载了姚文。但也晚了几天，不能算及时转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这个记载本身就说明不是“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这样写又是故意蒙骗人们，掩盖了除上海《解放日报》外华东各省报到了11月下旬才转载的真相。
（二）11月下旬，上海市委向周恩来透露了姚文发表的背景，周向彭真打了招呼。罗瑞卿在上海也得到了信息，也向彭真通了风。彭真11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布置北京报纸转载姚文。11月29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姚文，加了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写成又经他们审改的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
（三）从12月1日起，华东以外的省报才开始转载姚文。转载的日期是：《黑龙江日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12月1日；《山西日报》——12月4日；《陕西日报》、《湖北日报》——12月5日；《云南日报》——12月11日；《宁夏日报》——12月14日；《青海日报》——12月15日；《四川日报》——12月18日；《贵州日报》——12月19日；《西藏日报》——12月21日；《吉林日报》——12月24日；《新疆日报》、《甘肃日报》——12月27日；《辽宁日报》——12月29日；《内蒙古日报》——1966年3月4日。……请注意，这些报纸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新华社播发了姚文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它们刊登了。
（四）《南方日报》、《湖南日报》始终未转载姚文。
结论：毛泽东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各省都未及时转载，为什么独独归咎于北京市委呢？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项建议

看档案材料时，我看到一份没头没脑的材料：铅印，标题是“当前的几个问题（1966年8月12日）”，正文开列了10个问题，落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印”，共两页。10个问题都写得很简略，如第一个问题全文是：“（一）强调学《十六条》，用《十六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写社论）”第10个问题全文是：“（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编印的《简报》，各省要求发一份。”
我很注意6、7两条。先把这两条抄录如下：“（六）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七千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七）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革命为主要任务。一般不要到处乱跑，也不要抓别单位的人来斗争。支援别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自己的先进经验帮助别人，也向别人学习。”
我推测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供自己用的，10个问题系中央文革小组所议定。我之所以注意6、7两条，因为它与4天后陈伯达的公开讲话是迥然不同的。1966年8月16日，陈伯达公开讲话，鼓动外地学生来京。这篇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8月16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发表于《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陈伯达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为了弄清楚问题，我写信向当时兼管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力先生请教。我附上复印件，问他两个问题：（1）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所议？（2）何以4日后陈伯达讲话的调子与此截然不同。
王力即复。承他于猴年大年初一（1992年2月4日）复我。复信不长，除开头称呼我和末尾署名并写“1992年2月4日”外，全文如下：“来信收到，简复如下：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会议期间，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仍继续进行。碰头会，周恩来和陶铸每次都参加的。这个文件，是最近几次碰头会上议的主要问题的概括，主要是向毛主席的汇报。当时大家都不赞成大批人员来京和串连，因为无法接待，而且会造成铁路和其他交通的压力。但是汇报后毛主席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条意见。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所以才有8月16日陈伯达的讲话和以后的做法。原来，8月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见群众，看到了极其热烈的场面，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并动了感情。而这次接见，事先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不知道。祝新春安祺！”
王力在未曾发表、允我使用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回忆——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中说：“大串连的根子在接见红卫兵。8.18大接见，主席提出，要几千万人直接同他见面，要一次一次接见下去。”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杭州召开的）就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先“乱”而后“治”。
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大量坏事，名声很臭，其实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过。这里提供了做好事的一个例子，不过好建议被否定掉了。

郭沫若的自谴和自解

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为起点，“文革”进入准备阶段。准备阶段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了“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蛮不讲理地否定了一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文艺工作者在劫难逃。
1966年4月，石西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郭老听了报告之后，4月14日在会上发言。他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发言全文载于4月28日《光明日报》，由编者加了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又载于5月5日《人民日报》。
文化巨匠如此自谴，全盘否定自己，是出于紧张呢，还是出于严格要求自己呢？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
尽管巨匠如此自谴，北京大学还是给郭老贴了许多大字报。周恩来下令：只许贴在房间里。毛泽东指示：保护郭沫若。
尽管郭老发言出于好意，但是实际上对“文革”不利。如果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敬重与热爱毛泽东的郭沫若都需要彻底否定自己，那一切就可想而知了。对于郭老的发言，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感到惊诧，甚至有人以为他受到了压力。
在发言有了不良影响、又得知中央对他予以保护的情况下，郭老作了自解。
1966年7月4日，他在于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发言特意说到他4月14日的发言。他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发言全文载7月5日《人民日报》。如此解释，大致能自圆其说，挽回了一些影响。（最能挽回影响的还是没有打倒郭沫若。）
一位青年教师徐正之，在他写的一篇有关郭老的历史剧《武则天》的文章中，对郭老4月14日发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说：“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1967年8月24日，徐将文章送郭老，同时写一短信，请阅后提出意见，并请将文章“挂号退还”。第二天，即8月25日，郭老亲笔作复，全文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你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
个彻底‘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经500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专复，顺致敬礼
郭沫若8月25日
这里巧妙地运用了“凤凰涅槃”的故事，可谓妙笔生花。
毛泽东1973年两次指责郭老，江青1974年1月指责郭老，但都有所肯定。这些都不是本篇所能谈的了。
（1999年8月作者注：今年上半年，有名的武汉《今日名流》刊物，以较大篇幅发表了武汉流虹所作《晚年郭沫若的人生败笔》长文，很清楚地说到了上述问题。此文是难得的佳作，敬请参阅。）

一张死亡名单

1980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向有关部门报送《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残酷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名单》。许多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这张名单没有公布过，所以许多人不知道这张名单。它是中国文联所写，自然有其权威性。现将《名单》一字不易地抄录如下：
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诬陷、凌辱下，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许多同志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含冤而死，甚至惨遭迫害；有的因生前受到残酷迫害，心身遭到严重摧残，先后逝世。其中有：
著名作家、诗人：老舍、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杨朔、郭小川、闻捷、蒋牧良、李广田、刘树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间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罗广斌、海默、韩北屏、远千里、方之、萧也牧；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叶以群、侯金镜、陈笑雨、徐懋庸；著名翻译家董秋斯、傅雷、满涛、丽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上官云珠、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顾而已、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著名地方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严凤英、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顾圣婴、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萧传玖；著名民族歌手、民间诗人毛一罕、琶杰、王老九、霍满生；著名摄影家张印泉、郑景康；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著名木偶艺术家杨胜等同志。这些同志的逝世，是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是林彪、“四人帮”的血债，是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证。
中国文联办公室
一九八O年十一月十日
这里说的“致死”，显然不限于1976年10月6日以前。如郭小川是1976年10月18日逝世的，郑律成是1976年12月7日逝世的。
抄出上述名单，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这张名单并不完全，遗漏不少。既然不限于1976年10月6日以前，既然包括“因生前受到残酷迫害，心身遭到严重摧残”而逝世的，那就要加上许多名字，如李六如、赵丹、周扬、瞿白音、冯喆。
这张名单的标题很不确切。名单中拉上“林彪”，是当时钦定的用法，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一大批文艺家的受迫害，与林彪并没有关系。若干文艺家之死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下发是有关的，但是《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并定稿，又是中共中央批发的，自然不能归咎于林彪。林彪一般不管文艺界的事，不管小事，不管某个人的事。标题中提到“四人帮”，也不确切。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而若干文艺家死于1973年8月以前。江青、张春桥在文艺界做过很多坏事，负有罪责；但是若干文艺家之死原因复杂，与江、张也无关涉，不能一概归咎于江、张。著名翻译家傅雷，家中被红卫兵搜出了亲戚寄放的“反动物品”，他与夫人朱梅馥忍受不了凌辱，双双自缢而死，这就与江、张没有直接关系。29岁的优秀钢琴家顾圣婴同母亲秦慎义、弟弟顾握奇不堪虐待而一齐自杀，主要原因是受了父亲顾高地冤案的株连。
每一个文艺家之死都有一个悲惨的甚至惨绝人寰的故事。他们的死，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控诉，也是对“左”倾错误的谴责。

三个搞不通

关于“文革”，我有许多搞不通，本篇中且只说三个。
一是许多坏事为什么都归咎于林彪、“四人帮”？林彪确实犯过错误，“四人帮”确实不是好东西，但是以明明不是他们干的坏事，加罪于他们，这是忠实于历史吗？例子举不胜举。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开过许多平反会、具有平反实质内容的追悼会，《人民日报》作过报道，十之五六说被平反者生前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我所尊敬的金山也未能免俗，他在《莫将血恨付秋风》（载1978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中说：“孙维世同志被‘四人帮’害死在冤狱。”孙维世明明被江青害死，为什么要说“四人帮”呢？孙维世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形成。文章又说：“杀害孙维世同志的元凶，是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这更离奇了。林彪过去在苏联和东北恋过孙维世，在“文革”中与孙维世之死毫无关涉，怎么又扯上林彪呢？《人民日报》1978年7月6日报道：“时传祥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时传祥之死与江青公开点名批判他直接有关，与他在1966年公开保护刘少奇有关，说“四人帮”是与事实不合的。国家出版局在《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载1978年7月7日《人民日报》）中谴责林彪、“四人帮”对出版工作的破坏，其实林彪从未过问过出版工作。新华社1979年8月2日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制造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最初提出要批判“三家村”的是谁呢？最初说邓拓是“叛徒”的是谁呢？是我们所敬爱的毛泽东。时间：1966年3月。
我无意为任何人鸣冤叫屈。我只是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忠实于事实。如果对事实都不尊重，还谈得到实事求是吗？
第二个搞不通是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陈伯达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说：“陈伯达……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这是作为“罪行”说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提出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话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毛泽东此信后来在全党公布。毛泽东可以说，为什么陈伯达说了就是“罪行”呢？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诚然，这篇社论是根据陈伯达的意图写成，又经陈伯达审定和签发的，标题也是陈伯达拟定的；但是它无非是“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15页），而且通篇只讲意识形态领域，说不上“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社论是公开发表的，彼时并无任何人反对，周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陈伯达在别处没有提出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个极坏的口号，但是我们要划清“罪”和“非罪”的界限。
三是我搞不通对蒯大富判刑为什么要那么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江青在特别法庭上说过，她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他自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文革”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香港大律师胡鸿烈讲到“无法无天的十年内乱”时说得好：“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那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与香港大律师谈法制——政协委员胡鸿烈答问录》，载198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陈云说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陈云文选》1956-1985第274页》）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意见，对于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一律从宽处理。从宽处理是正确的。
在那个“发疯”的年代（陈伯达在特别法庭上说的），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切怎么能够以常情而论呢？许许多多老干部在“文革”中都不辩是非，犯了错误，对他们从轻发落，为什么苛求于一个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大学生呢？
我搞不通不等于别人也搞不通，愿明达者有以教我。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到1966年4月，算作“文革”的准备阶段，或曰初步发动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毛泽东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不是耸人听闻，请看事实：
姚文是毛泽东批准发表。发表以前，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说，江青说：“这篇文章只给你（指毛泽东）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毛同意。这说明，毛是背着中央集体批准姚文的发表，毛又是明知中央集体不会同意姚文的观点而批准发表的。发表以后，又隐瞒是毛批准的这一事实。全国各地都未转载姚文，却归咎于彭真和北京市委。更重要的是姚文本身是借题发挥。它固然是打击、诬陷吴晗的，更是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问题上算中央集体的老账。“单干风”和“翻案风”，本是毛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央集体的无理谴责，中央集体默默忍受了。事情已成过去。此时重算旧账，对中央集体加以鞭挞。姚文的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央集体。
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和者甚寡，反对姚文的很多。江青又开辟一个战场——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请解放军“尊神”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真正作者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毛泽东。陈、张始终参加修改，毛修改三次并定稿。这个文件，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集体的非难。逻辑只能是这样：既然十六年来“文艺黑线”专了政，中央集体就不能辞其咎。
准备阶段里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彭真有什么问题呢？没有。批彭，说到底，就因为他有限度地保护过吴晗。罗瑞卿据称有两大问题：一是反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这是真的，正确的是罗瑞卿；二是“篡军”，要夺林彪的权，这是假的，军队大权任何人绝不可能篡夺。陆定一只有一件事：他的夫人严慰冰写过匿名信。写匿名信不足为训，但是反对的是叶群。所写都是生活问题，不是“反革命匿名信”。严慰冰写信，陆定并不知道——从信的内容来看，是特别不宜让丈夫知道的。杨尚昆据称私放过窃听器。所谓“窃听器”，原来是录音机。录音机又不是杨尚昆而是汪东兴要人放的。（撤了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接替杨的正是汪东兴。）批判这四人，可以给以八字评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错误批判，既是对着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止是对着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1966年3月底与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号召“向中央进攻”。“向中央进攻”这五个字，赫然印在《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上，发至全党。
准备阶段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反常；扑朔迷离；迂回曲折；借用军队力量；武断和专横。这些特点，都是由个人反对中集体这个总特点派生出来的。
毛泽东何以反对中央集体呢？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怀疑中央集体，毛自己说过，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始。下一篇要说到，毛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的一次全会

这次全会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虽然只开了12天，但是发展变化很大。
会议开得十分仓促。1966年7月24日才发出开会通知，8月1日就开会了。刘少奇在开幕会上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十分简略，而且没有印发文字稿。会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之间在对工作组的评价实际上存在意见分歧。
会议本来打算开5天。邓小平8月1日在会上说：“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虽然毛泽东在会前多次谴责工作组和派工作组，虽然毛泽东在刘少奇8月1日讲话时又一次插话抨击工作组和派工作组，但是附和者寥寥。8月4日，全会发生异常情况。原定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场后才得到改开小组会的通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份量很重的话，主要内容是：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毛在讲话中还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点名地批判了李雪峰。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提出，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全会议程为之改变。
各组讨论时，没有随声附和者，没有对毛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者。这是个重要情况。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党内核心领导发生矛盾，大家不好随便插嘴。“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等语，大家也不能接受。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是派了工作组的。
既然如此，毛于8月7日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更严厉了，上纲更高了。印发这张大字报的前夕，毛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乘专机返京。为什么要林与会，这是不难明白的，借重军队了。大字报发表以后，林彪与会以后，会上空气更加紧张。
紧张归紧张，因为大字报点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打击面更大了），大字报上纲又很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以除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外，依然没有附和者。除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极少数人外，无一人表示拥护这张大字报。
往日，毛泽东一呼，下面百诺。这一次，情形迥异。
于是毛泽东决心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他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11人名单。
8月12日下午，林彪主持大会。大会内容之一是选举。尽管人们思想不通，对上述11人大多还是投了赞成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全部当选。其中得全票的有4人：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3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其他3人得票超过半数。
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八大后分为第一线、第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退居第二线。事实上毛始终未完全退居第二线。）毛泽东重返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在个人手中，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把个人置于中央集体之上

本篇接着上一篇来说。
上一篇说到，毛泽东取消了中央第一线。那么，在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以后，毛泽东是否尊重、依靠、服从中央集体呢？这让事实来回答。
毛泽东以个人的崇高威望发起了红卫兵运动，这是没有取得中央集体的同意的。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但是全会并无任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十六条》没有提到“红卫兵”，而只提到“革命青少年”。在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号召造反的“8•18”大会上，毛泽东让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让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又检阅了红卫兵。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果然，在这次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镇。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后来那样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亲自倡导了大串连，这也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毛泽东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师生，被接见者达1100万之多，这本身就是对大串连的提倡、支持和鼓励。中共中央、国务院是在1966年9月5日发出过一个组织外地师生来京的通知，那也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这种数以千万计的全国大串连，这种乘车、坐船、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全国大串连，为古今中外的奇观。数以亿计的金钱花掉了，造成全国性的动乱。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专断提出的。高文谦在《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1期，《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转载）中说：“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首次公开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社论发表前，陶铸、王任重提出异议，均遭拒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且不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存在，这与组织手续也不合。在全国批判的结果，是天下大乱。
毛泽东个人决定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形式上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实际上是个人决定的。（名曰集体决定实为个人决定的情形过去屡见不鲜。）毛泽东否定了陶铸、余秋里、谷牧为阻止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而主持制定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不得不通过要求在全国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6日下午通过的）。过去一系列经毛泽东批准的不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包括《十六条》），被推翻了。至于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是林彪主持的，1966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林彪在会上念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工矿和农村。
毛泽东批准了打倒陶铸。陶铸身任六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原则，反对“左”倾错误。水火不容。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公众场合污蔑、攻击他。奇怪的是，顷刻之间，他就被打倒了，再也不露面了。1月8日，毛泽东在内部讲了一番话，实际上批准了打倒陶铸。这都是无法无天。只是中央全会才能够撤陶铸的职。而毛泽东于2月6日在内部严厉地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种批评，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毛泽东号召全国夺权。1967年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谈话，高度评价《文汇报》社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些话，当场写进《人民日报》编者按，毛当场审定，次日发表。）1月15日，陈伯达、周恩来在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先后讲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刮起的“接管风”。当日毛泽东闻讯，召开会议，讲话批评周、陈。王力等据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经毛泽东审定。1月16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在“文革”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这里说了几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毛为什么又凌驾于新的中央集体之上呢？下一篇要谈到。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泽东时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这一部分又说：“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从组织上说，伟大的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就犯在个人专断上。
毛不知道个人专断不好吗？不是。他在《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中说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过：个人专断要“霸王别姬”。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说到自己：“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个人专断呢？
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实质，是维护他自己的、不为集体所同意的主张。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并不专断，而是模范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的决定，毛泽东从未滥用这个权力。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以后，他在一些问题上也不专断。专断常常表现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他出于公心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未经中央集体同意，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他知道中央常委不会同意，所以先斩后奏。他认为“右倾思想”泛滥，必须抓个典型，杀鸡儆猴。这个典型，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引用了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又貌为谦逊实为自负地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1947年至1957年的10年大胜利时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骄傲起来。他又有可能机械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个人专断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想方设法让中央集体在事后同意他的意见，使他的意见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可见他不是从根本上不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程序上或手续上一般经过集体。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依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党内生活不正常），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或在事后同意毛的意见，使得毛的个人专断不那么突出。号召成立人民公社，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彭德怀，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作为会议的主题等等，本来都是出自个人专断，却都成了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少数人更难于反对不正确的意见，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过：“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小平文选》第273页）这种看起来是集体决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决定的奇特现象，是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极高威望，没有任何人与匹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众人的眼中，他是“革命之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情形相当复杂，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想当然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这里需要说到上一篇提出的问题了。何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毛泽东又个人专断了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像在全国开展大串连、全国全面夺权这类问题，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实不同意。毛泽东还是想办法要中央集体同意的，中共“九大”就全都同意了。
全党造就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也就是全党造就了一个不受约束的领袖。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全党也有责任。毛泽东从未讳言“文革”是他个人发动和领导的，又有几个人提过异议呢？

一个大人物的沉浮

这个大人物就是乌兰夫。他又名云泽，蒙古族，是位老革命，1923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任过许多领导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66年他任如下要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
人们都知道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可能不少人还不知道同月错误地批判了乌兰夫。对乌兰夫的批判，是在5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进行的。从6月7日到7月20日，又揭发、批判了43天。7月23日，华北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给乌兰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不能说乌兰夫在工作中没有一丁点儿错误，但是总的说来批判以是为非。谓予不信，请看《报告》最重要的第一部分的摘抄：“乌兰夫放肆地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1963年8月8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一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两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反复强调‘民族问题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民族问题，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乌兰夫却……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不必赘引了。谁是谁非是很清楚的。
彼时是非混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先后被撤掉了。一时还保留了一些职务，但在实际上，乌兰夫在5月以后就“靠边站”了。
在内蒙，很快出现了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少数派）和拥护乌兰夫的一派（多数派）。1967年1月，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内蒙古军区的广大指战员，站在多数派一边。
1967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致电中共中央并华北局，请求批发《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显然，想以中央的威望来压制多数派。1月23日，华北局给毛泽东、中共中央打报告，表示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请求。报告建议：“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
压而不服。首先内蒙古军区不服，公然抗命。全国第一个开枪打死学生，发生在内蒙古军区。（在1967年2月4日，内蒙古军区一军官开枪打死冲击军区的、持打倒乌兰夫观点的学生韩桐。）
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和反对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在1967年、1968年进行了剧烈的争斗。
“文革”中，全国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冤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说：“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000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确有坏人兴风作浪，但是说到底，这是由打倒乌兰夫引起的。1967年，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负责人在革筹小组会上说：“乌兰夫披着民族外衣，在内蒙古干了20多年的反革命勾当，他的这条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真是又粗、又黑、又深、又长。”挖“黑线”、肃“流毒”的结果，是制造了“内人党”冤案。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解放乌兰夫。8月，乌兰夫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乌兰夫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12月8日病逝于北京。

关于彭德怀的一些资料（上）

这回介绍一些确凿的史料。如果加以分析，决不会毫无益处。
1959年7月4日，刘少奇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去年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1958年经济丰富，教训深刻。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南组会上发言，说：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全党在生产上、消费上吃了大亏。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按指公共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各省不要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7月14日，彭德怀致毛泽东信，就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批评。7月21日，张闻天在东北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作了系统的说明。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发动批彭。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061名师以上干部出席会议，另有508人列席。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外事会议上有人提出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嫌疑”问题。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据丁隆炎《彭梅魁和她的伯父彭德怀》（载《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5期），彭德怀1961年说过“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下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毁灭了一个党。”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没有能够参加七千人大会。彭大将军在得悉上引讲话后，大哭一场。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详述了自己的历史，请求中共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3日，他又写一短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恳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澄清问题。（“八万言书”，当时连中央常委陈云都没有见到过，八届十中全会上摘录印发。）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他还表示，绝对不能给彭分配工作。八届十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对彭德怀进行审查。这个委员会，比较实事求是，没有给彭强加以罪名。
1965年秋，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彭到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彭回家后对警卫参谋景希珍说：“我没有答应，我不懂工业，也不想搞和军队有关的事，因为我早和军队脱离关系了。”他致毛泽东一信，要求调他到国营农场去，说他还是愿当农民。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彭在谈话后作了追记。这个追记是《彭德怀自述》一书的附录二。毛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到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谈到庐山会议时，毛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次谈话，《在彭总身边》一书第112至114页上作了记叙。）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彭德怀我这次找他谈话，他想搞军工。我跟他说了，一扯扯了5个半小时。“王明、李立三、彭德怀这些人选不选？我是倾向于选。”“斯大林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杀掉，我们的办法，中央委员会是左、中、右，有右的好。”言下之意，彭德怀右。（大区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毛的讲话，有的大区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作了传达。）

关于彭德怀的一些资料（下）

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与彭谈话，先后在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毛要彭到西南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不好拂意违令，同意了，却迟迟接不到调令，得不到出发的通知。
1965年11月30日，彭到达成都。车站上没有一个当地负责人来接待。这一天，正巧《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连几天，没有一个当地的有关负责人来看望他。彭接到出席一个晚会的通知，他出席了，当地的许多负责人与坐在彭前面座位上的一些人热情握手、寒暄欢笑，没有一人走到彭的前面。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6月16日，关锋、戚本禹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说：“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他们提出：“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关锋1980年1月24日交代：“1966年6月间，在上海开会。江青对我和戚本禹说，分配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并不同意。但在中央占少数，只好同意他去。毛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保留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我听了就信以为真了。我和戚本禹共同给毛主席写了信，表示不同意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
1966年12月，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使，布置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挟持彭德怀。《快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绝密，印数极少，只供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极少数人参阅）第748号（1966年12月21日）报道了韩爱晶布置抓彭德怀的任务的情况。12月26日，戚本禹写信向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12月8日，彭被揪回北京，由红卫兵带到地质学院。周恩来闻讯后派傅崇碧去接到北京卫戍区加以监护。
1967年1月1日，彭给毛泽东写一短信，报告已被押解到京，失去自由。
1967年7月，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的决议。
《快报》第3199号（1967年7月20日）报道：北航、地院60多人7月19日下午在北航斗争、审讯了彭德怀，为召开斗争大会作准备。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韩爱晶等气愤之下打了他一顿。（按：彭被打倒在地7次，前额被打出血，肺部受了伤，两根肋骨被打断。这些情况，北京卫戍区上报了。）《快报》第3396号（1967年7月26日）报道：7月26日下午4时，北航、地院学生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按：彭身负重伤，被揪到“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上。会上又搞“喷气式”。会后，又把彭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他的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航经新街口、西单一直游斗到天安门。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拧坏，浑身伤痕累累，已经不能行走，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以上部分情况，北京卫戍区上报了。）《快报》第3424号（1967年7月27日）报道：北航“红旗”公布了彭德怀的认罪书。（按：北航小报刊登了“认罪书”全文。彭在“认罪书”中，说了1959年7月14日写信问题，表示认罪。）
此后，几个大单位的造反派召开几千人或万人大会面对面对批斗彭德怀。所有的面对面的批斗，都是上面批准的。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按：发表时删去了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刊登《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8月16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三篇社论，都说到彭的“黑后台”是“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
1970年9月17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小组遵照黄永胜的“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整理好材料报上。这个报告提出：“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11月3日，经黄永胜同意，这个报告报给彭德怀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呈主席阅批。毛泽东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政治局“各同志”都圈阅了。报告存档。
1974年11月29日，彭被迫害含冤逝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嘱咐侄女梅魁：“把我埋到老家去，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和乡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12月24日，首都隆重举行彭德怀追悼会。
彭大将军是我一生最为崇敬的人。

“早请示、晚汇报”的由来

196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1967年11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喜）。11月15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
196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一、二版近两版的篇幅发表“首都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写的《支左工作的一面红旗——记8341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贯彻执行支左工作三项原则的经验》。这篇报道说：“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语录，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单位（机关、军队、工厂、学校、商店、生产队、团体等）实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印明“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中说：“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本来大家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文件下达后，普遍地迅速地不再“早请示、晚汇报”，绝少例外。

陈伯达的一封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电子工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批判陈伯达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陈伯达鼓吹过“电子中心论”没有？确实鼓吹过，在一些场合讲过。他的主张，集中表现在一封信里。此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汪东兴：
在21日晚，我同文元同志到广播局，军管小组的同志说，因我们广播电台的技术差，功率小，沿海和边疆一带用的收音机，一开就是听到敌人的和台湾、美国、苏修等广播的声音，听不到我们中央台的声音。我和文元同志都觉得必须很好地抓一下关于电台器材生产的工作。同时我觉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电子器材的工业，发展现代化的电子工业设备，不仅是电台设备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业、交通部门的需要。大量的事实说明，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增产节约的要求，同时是实现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具体措施。对国防工业来说，无论海、陆、空军都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装备。国防工业，在这方面可能而且必须作为先导，对整个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带头作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发展程度也很不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都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所局限，生产力和现有生产关系存在着对抗的激烈的冲突。在他们那里，要在各个部门实行电子化的广泛改革，有着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在我国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我国有突破前人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他巨大的优越性。关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全国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发奋图强，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使电子技术迅速普及，使我国成为第一流电子化、第一个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最强国，把美国、苏联都抛在后头。
这个问题是在1963年根据主席的启发和教导，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提出来的。但是当时被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反对，以致搁下来。经过将近两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方面都彻底破产了。我想，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再提起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请主席考虑。
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国防科委、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做出计划。可由国防科委及国防工业部门，先开会，后提问题和方案。
请主席批示。
并转给聂荣臻、李富春两同志参考。
陈伯达1968年1月29日
陈在1963年就提出过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说明他具有远见卓识。（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反对”，无疑是污蔑，刘、邓、彭、薄是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在1968年1月“天下大乱”之时又提出，而且郑重地写信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提出，说明他勇敢和睿智。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发展战略问题。他的意见，当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不予重视，下面是不好办的。
《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中共中央1971年1月26日发出）说：“他（陈伯达）还提出‘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公然同毛主席指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谁是谁非，不难明白。
今年（1992年）年初，我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加强电子工业。江泽民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我联想到二十几年前陈伯达向中央的建议，不禁感慨系之。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号，刊登时有删节，此处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