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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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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坚决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杨勇被造反派抓走后,立即被戴上纸篓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了下来。批斗现场高音喇叭狂叫,杨勇坚决不低头。造反派强按,用力过猛,将杨勇的下巴重重磕在话筒上,鲜血又流了下来。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有一次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罗瑞卿、萧华、李志民(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勇、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炮兵司令员)等10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牌子。被批斗的人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军区大院的小孩回忆:批斗会场坐得满满的,人很多,小孩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军区大院一位职工回忆:杨勇就是不低头,怎么叫他低头,他都不低头。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子运动员强按,杨勇还是不低头。巡回批斗,杨勇总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观看。他坚决不承认“三反”,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有一次在军区小礼堂挨斗,杨勇大声质问:“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有人粗暴打断,又问某次会议……杨勇说:某次会议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问在场的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人说:“你搞兵变。”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造反派哑口无言,批斗会常常开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1978年3月,杨勇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党委第二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北京军区向杨勇调查某干部在批斗会上从后面踢他的情况。杨勇说:“你们讲的那次批斗会,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我当时被人扭着胳膊脸朝下,没有看见踢我的是谁。这件事我不能作证。”时隔不久,某干部托了不少关系来见杨勇,他委婉地提出请杨勇作证他没有踢。杨勇很生气,批评他说:“我不能为你踢过我作证,同样也不能作证你没有踢过我。踢还是没踢,你自己最清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不必找关系托人走门子。如果有问题,还是争取主动如实向组织讲清。否则,即便我给你作证也没有用。”
家人和战友四处寻找杨勇下落 1967年头几个月,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72楼,窗户大开,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床头又放了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不理解,放了好几次后他明白了,对专案组说:“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杨勇挥笔在纸上写下曹植的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杨勇每天放风,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王木匠不怕,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王木匠连说“没关系”。那时,杨勇被押着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总有好心人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等吃食。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专案组就把杨勇关到山上的小楼,不让他和群众接触。杨勇在楼门口种了几棵西红柿,尽管没有阳光,西红柿还是结出通红的果实。看守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和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看守隔不久就要换一批,怕他们被“赤化”了。 杨勇穿着扒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依然军人般身板笔直。一年四季他总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才不得不穿皮鞋。西欧某国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他的皮鞋式样漂亮,问什么地方生产的。杨勇笑着说:“中国北京皮鞋厂。”其实,他的脚早就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布鞋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因穿的时间太长,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林彬拿出一双新鞋,杨勇却舍不得扔掉旧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不离脚。 每隔一段时间,专案组会给林彬送来一张杨勇索取衣物的条子,如“衬衣两件,单军装一套,被单一条”。既无抬头,也无落款,更没有一个字的近况。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旨意点亮200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允许挂蚊帐。杨勇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林彬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当蚊帐,蒙住头睡觉。有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说:“以后不要再等条子了。”林彬问:“杨勇同志还活着吗?”“想那么多干什么?你们还是多考虑考虑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吧。”林彬听同事讲,中南海围墙上贴着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的照片,其中有杨勇。林彬让孩子们去看看杨勇穿什么衣服,推断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杨勇的孩子们连续几天在北京军区大院门口徘徊,试图探听杨勇的消息。二儿子杨翼平的同学说,打听到杨伯伯的消息了,他关在军区基地的一个仓库里。还没等杨勇儿女去“探监”,杨勇就被押走了。 那段时间,杨勇常常半夜被塞进汽车,在北京周围转圈,转几个小时到一个新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后仓库也关过。不管关在什么地方,杨勇马上就能说出地名。他被送到河北邯郸的裴堡农场后,问“我们农场在什么地方”?排长告诉他在邯郸东20多里,杨勇马上说:“邯郸以西是太行山脉,邯郸南面偏西有两个水库。”排长感到奇怪,杨勇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这些地方我都亲自来看过地形,部署过部队,有的地方来过不止一次。作为一名军人,对于自己曾经勘查过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地方竟成了我的看守点。” 杜心(《解放军画报》记者)去杨勇家,看见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问“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他千方百计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终于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山上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提出要见杨勇。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如果不走,一定要军委介绍信才能看。”杜心一再请求,卫兵让他扒着窗户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在朝鲜战场,杜心是志愿军总部的摄影记者,杨勇只要外出就要带上他,像家人一般。 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军区管理局长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他扒着门缝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杨勇的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他们接到我家,我养。”老人好心告诉他,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林彬带二儿子杨冀平去宁夏干校 杨勇家被抄后,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柜贴上了封条。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走了,只有小孙和炊事员老王没走。小孙因为拒捕,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不走。老王叫王文彬,天津人,曾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1958年随杨勇回国后,仍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尊称他大哥。闲时杨勇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铁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勒令大厨师王某某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老王说:“我一个职工,我不管,我怕什么。”可是如果不走,就不再开工资了,老王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呢,这才不得不走了。走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这话还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跟着杨勇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1967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勒令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正觉寺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经过抄家和查封,衣物和书籍已经不多,只剩下几个破箱子。旧平房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还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平房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蜂窝煤火。孩子们都睡了,沙瑞平半夜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睡在床上。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她不很严重。好在发现及时,赶快开窗通风,没有什么大碍。 1968年冬天来临,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杨冀平第一批报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报名的同学都批准了,却没有他。他偷偷跟了去,县安置办让他先下点劳动,过了十来天,又通知他这里离边境太近,不能安排“三反分子”子女,也不能发边境证,勒令他限时离开。杨冀平只好扒火车回到北京,他整天窝在家中,开始抽烟,越抽越凶。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干校,杨冀平表示同意。 林彬主要担心三儿子北北,北北1953年生,如果把北北安排了,她可以把二儿子冀平和女儿京京都带到宁夏。大儿子杨小平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回北京探亲,林彬让他去求杨勇的老部下,看能不能让北北当小兵。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他看到妈妈如此为难,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出来,冷冰冰地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再无下落。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1973年征兵时,王尚荣的一个孩子符合条件,只因王尚荣还在“隔离审查”,接兵单位不敢接。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明确表态:“王尚荣这个人我了解,他怎么会‘反党夺权’?他的孩子可以当兵。”王尚荣在监禁中得知,感动不已。 林彬只带走二儿子杨冀平,狠心把小女儿京京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林彬对他们说:“请转告组织,杨勇同志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设法尽快通知我的单位。”专案组的人顿时瞪圆了眼睛:“杨勇的结论已经定了,就是三反分子,你们还指望什么结论?你到干校后要好好劳动改造,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他们在屋里到处翻看,半把锈迹斑斑的刺刀掉到地上。杨冀平解释是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北北把拣刺刀的孩子叫来证明也没有用,半夜派出所来人带走了杨冀平。凌晨4点多了,眼看火车要开了,林彬去派出所才把杨冀平领回来,一起上了火车。
北北和京京在北京的“快乐”生活 北北、京京和表姐沙瑞平都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生活的艰辛。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却只能跳到井里拧开水闸。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元,北北是全家的“账房先生”,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肉,孩子们三两下就吃光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可谁也不会杀。“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他蹑手蹑脚上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在地上不动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北北说:“好像应该浇开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浇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死鸡”活了,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疯跑,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孩子毕竟是孩子,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正在做饭的京京和瑞平急忙爬上墙头,却忘了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这一段时间,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抄家时藏书有的被撕去了封面,有的烧了。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剩下的书都卖了废品。卖书前,北北和京京拼命拣喜欢的书看,北北干脆挑出一些书扔上房顶。二哥杨冀平从图书馆弄回一些世界名著,北北也把它们藏进顶棚,这使他们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破旧的平房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京京发起高烧,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并发急性黄疸性肝炎,烧了一个多星期没怎么吃东西,打青霉素花去12元,让京京心疼死了。积水潭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都因她是“黑帮”子女拒收,最后辗转到北京军区262医院,接诊医生是京京大哥杨小平同学的姐姐,这才顺利住上院。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她才48岁,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林彬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杜心如实向专案组反映杨勇的情况 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社找摄影记者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杜心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员粗暴地制止。杜心说:“这是事实。” 1965年上海会议后的一天,杨勇对杜心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杜心理直气壮地对专案组说:“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杜心是资深记者,他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甭想往笔录里乱加内容。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上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过硬的军队。”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等他把问话记上,杜心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1955年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可以到军事博物馆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专案组说:“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言行?”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怎么没有?”“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杜心讲杨勇和崔庸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员流下了眼泪。只有那个最凶的专案组员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专案组将笔录让杜心看完后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杨勇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作伪证 警卫员孙启增在杨勇被抓后也被隔离,枪被收掉了。专案组扣了很多帽子,质问他:“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六年不换?”逼他揭发。孙启增揭发不出来,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他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孙启增骑车接送。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孙启增付了钱,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这一切孙启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专案组说:1966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逼着孙启增写材料。明明是无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孙启增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大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专案组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孙启增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就是送文件。杨勇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杨勇生活腐化。”“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决不胡说一句。 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孙启增也没办法。首长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祖宗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孙启增的任何问题。到了8月,给他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发配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运化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启增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们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孙启增被处理回家。 秘书王韶华也是宁肯遭到迫害,坚决不作伪证。杨勇司机李英华早就转业了,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问杨勇有没有找过彭真。李英华说“找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专案组的人忙说:“李师傅,你别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说:“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作伪证。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搞出杨勇的任何材料,始终也没有立起专案。
杨勇、胡耀邦没有出席中共九大 1968年7月21日,康生应江青要求,亲笔抄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一共193人(28人去世),其中88人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其中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不足半数。 其中缺席的中央候补委员包括杨勇、廖汉生。 1969年4月,正在262医院住院的京京被叫到办公楼,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人正在传达毛泽东九大讲话。突然她听到毛泽东提到她父亲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是有功劳的……”“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毛泽东这段关于杨勇的讲话,远在宁夏干校的林彬也知道了,是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特意绕路到宁夏告诉她的。林彬询问专案组,他们不仅什么都不说,还恶狠狠追问从哪里听到的。林彬感觉他们反而比过去还凶。 毛泽东真的不知道“杨勇是怎么回事”吗?1968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起草中央参加九大的代表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笔者仔细将这份名单和九大代表核对,发现除中央委员胡耀邦、候补中央委员杨勇外,都是中共九大代表,且都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对九大代表人选非常重视,周恩来拟的名单他应该是看过的,否则周恩来不敢把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列为九大代表。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周恩来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举了邓小平、乌兰夫(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说: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 1968年10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他删去肖力、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10月10日,林彪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1969年1月中旬,周恩来报送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有来信提议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 毛泽东两次划掉李讷、毛远新的名字,可见他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69年2月,毛泽东审批了周恩来拟的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单,批示:“陈奇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同志似宜考虑。” 陈奇涵出席了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中共九大的代表中,既没有毛泽东提到的邓小平、乌兰夫、贺龙,也没有周恩来拟的名单中的杨勇、胡耀邦。显然毛泽东没有“解放”杨勇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他又在九大讲话中公开为杨勇说好话,把自己装成毫不知情的局外人呢?看来只有“嫁祸于人”可以解释。中共九大后杨勇处境依旧,并没有因为“最高指示”而有一丝一毫的赦免。
周恩来安排杨勇和两个儿子见面 1969年底,杨勇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回北京结婚,林彬要把北京的两个孩子带到宁夏干校,也请假回到北京。她和杨小平商量,由杨小平出面,试探一下再说。杨小平对专案组说:“我爸爸被关起来三年了,一直下落不明。毛主席九大对我爸爸的问题讲了话。可是半年过去了,我爸爸依然没有音讯。我已经成家,以后来北京的机会不多,我妈妈在宁夏干校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们要求在走前看看爸爸。”专案组以“无权答复”一口回绝。林彬一夜没睡,她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大早,她赶写了一封信,请老领导李先念副总理转交。 林彬的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总理,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何时能再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在我和孩子们离开北京前,我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恳求予以批示。林彬敬上。”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秘书就来了。他对林彬说:“信已经转交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同志的情况,估计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你们见面的。” 林彬焦急地盼着回音,院子里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屋外滴水成冰,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她躺在床上,听到院子有动静,就让孩子们出去察看。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闭口不谈总理批示内容,只是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杨勇吗?你们去吧。”林彬问:“杨勇同志现在哪里?”专案组的人有点胆怯地回答:“他在石家庄。”“为什么在石家庄?”专案组不说。杨小平再三追问周总理的批示,他们不正面回答,只是催促“赶快去”。后来被逼得没办法,说:“你们要不去,我们对上级没法交代。”林彬明白了,肯定是总理过问了此事。她本来坚持要去,在孩子们劝阻下,她考虑自己病恹恹的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负担,同意在家。商量的结果,由杨小平带老三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这一夜林彬和孩子们兴奋得难以入睡。林彬从箱子里翻出几盒凤尾鱼罐头,这是杨勇最爱吃的,到处买不到,还是林彬同事从远郊买到几盒。但那时专案组已经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存在箱子里,这次正好让杨小平带去。 北京到石家庄的铁路不到300公里,火车要走七八个小时。总算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的人领到一个军队招待所。院子里有几座楼,除大门岗哨和流动哨没有闲人,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杨小平和北北被领到一座楼的三楼,整座楼不见一个房客。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才来,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 杨小平看见父亲的第一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杨勇的体重已从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50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但干净的棉军衣,洗得发了白,没有戴领章帽微,风纪扣紧扣,补丁整整齐齐,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脚很大。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他看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杨勇惊喜地问:“你们怎么来了?”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不已,跑上前去一人一只握住杨勇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房门走出去了。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而笑。杨小平说:“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他转过身去,仰望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杨小平开始讲述三年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讲话。杨勇用手势示意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杨小平说:“5月14日,周总理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在九大的几次重要讲话,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说不要揪住杨勇等人不放,还是要让他们出来工作。”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杨勇仔细询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情况,他久久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难怪专案组从4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晚上整夜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什么材料来。 专案组查来查去,扣在杨勇头上的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高兴了,他们查到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一个“大金娃娃”。又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杨勇十三四岁参加农民运动,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回国,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军队一天,更没有被捕过。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专案组催杨勇写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 杨勇恢复工作后,专案组退回了抄家物品。在一个装着毛主席像章的皮包夹层中有一个32开的笔记本,或许是专案组的人旨为减轻罪责特意放的。这是专案组的第八本记录,记载1969年5月9日之后的50多天活动,以及军区有关领导人在九大后如何开展对杨勇专案工作的讲话。专案组得知毛泽东在九大讲了杨勇后,思想极度混乱,记录本上有这样的记录:“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整,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 专案组的逻辑是,如果搞出了杨勇的材料,老人家当然会是另一种说法。 200瓦的大灯泡24小时开着,且不许关纱窗,妄图用困倦、蚊咬、灯烤、饥饿、干渴、罚站等精神和肉体折磨,配合他们的疲劳审讯,来摧毁杨勇的意志。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杨勇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还有一次罚站16个小时,杨勇脚肿得连鞋子也穿不上了。半夜他们吃夜餐,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最终专案组的“千方百计”全落了空。 杨小平说:“妈妈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还是留下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总之,无论在哪里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工,虽然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三人相对无言。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100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杨勇每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说话很少,他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
杨勇在邯郸裴堡农场的日子 1970年2月中旬,杨勇被押到邯郸裴堡农场。这一带是当年的冀鲁豫战场,杨勇在这一带几乎家喻户晓。 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和科长专门交代:老杨这个家伙是个大“黑帮”,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老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因此,把他下放到你们连来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这个老家伙很狡猾,很会拉拢人心,你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点。同时宣布了“十不准”:任何人不准打听老杨的名字、年龄和他的历史;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也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暗中监视;不准对老杨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要他与战士共同生活和劳动。把他下放到你们连队,就是要多给他吃些苦;不准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纸和有关文件给他看……你们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者,严肃处理。 杨勇刚到连队,就被要求在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上表态。他没有批判刘少奇,只是说:“我这个人有错误,十几年脱离体力劳动,这次来连队劳动锻炼,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帮助。”杨勇也不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他说:“彭老总不能批,批彭老总是不公正的。”催急了他就抄一遍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连长是大比武时的尖子,暗中帮他应付过去了。 杨勇每天扛着铁锹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种稻子、挖水渠,都是重体力活。对于一个近60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但杨勇从不偷懒,还有说有笑。专案组安排的这个连队是刚从南方换防过来的,他们怕把杨勇放到北京军区老部队走漏消息。但很快,连队官兵就与老杨打成一片了,他们说:“不管老杨是‘白帮’‘黑帮’,反正他能打仗,咱们国家和军队肯定还会用他。”大家商量着暗地保护老杨。专案组只许杨勇吃犯人伙食,连里自作主张,让他和战士们一起吃饭,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他,多给他打一点好菜。杨勇很自觉,和战士一样排队打饭。 杨勇和战士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战士们帮他捞手表的事情。张国华(18军军长)进军西藏前,看见杨勇戴的表好,就要换。其实他的表也不错,很老的劳力士,就是旧点。杨勇好说话,换就换了,以后杨勇一直戴着这块表。有一天杨勇在水渠洗手,不小心把手表掉进水里。班长命令全班战士下去捞,年轻人手脚麻利,很快就把手表捞上来。这块表成了杨勇和战士们友谊的见证。 杨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离开了连队,他很想念裴堡农场这些纯朴可爱的战士们,战士们也想念他。1973年2月,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给裴堡农场的卫生员小吴回信,“……别来已经两年,我们在连队相处虽只一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近60岁的老兵和年轻战友在一起劳动,给我的教育很大。……你们很快就要复员回苏州老家,也好,在军队锻炼几年,回到社会上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的事。我现在很好,沈阳军区有很多老战友一起工作,形势很好。连队如何?老同志还多吗?……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如果我有机会进关到河北邯郸地区,一定到一连拜访……”杨勇在生命垂危时,他仍念念不忘患难之中对他真诚相待的干部战士。 1970年4月,北京军区保卫部来人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奇怪的是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杨勇“待遇”照旧。白天看不大出来,到了夜里,隔壁战士常常听见他在梦中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林彬在宁夏干校接到杨勇来信 林彬收到杨勇的一封信。虽然六七页的信纸被墨线分割,只剩下残字断句,林彬和孩子们仍兴奋极了,他们商量给杨勇写回信报喜,一封信几乎写了一夜。青海骑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不管爸爸怎么样,都要把他接走。在三个儿子中,杨冀平长得最像杨勇,性格也像,枪打得很准。他从小就想当兵,上初中后每个寒暑假,他都被杨勇送到部队与战士一起吃住,一起训练。杨勇得知杨冀平当兵的消息肯定会高兴的。还要写上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就连最小的女儿京京也蹿到一米六了。 这之后杨勇又没有了消息。1971年春节后,林彬突然接到署名“王长树(老杨)”的电报:“我不慎在1月31 日将右腿骨摔断,已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战士小姚同志照顾我。伤处发炎,持续高烧,医院已经决定给我开刀……你可否尽快向组织请假来医院……你若能来,照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处组织不能给你假,也打一个电报给我……” 杨勇被关押后不仅频频转换住处,还换过好几个名字。专案组怕他和战士混熟了,搬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后来干脆就叫老杨。部队拉练走后,连队留守战士打篮球,杨勇负责裁判吹哨,不慎被场边竖着的枪绊倒,股骨胫骨折,当晚被送到师医院。 师医院院长一眼就认出了杨勇,杨勇不承认。院长说:“我是抗日战争时期你手下的卫生员,给你护理过伤。”杨勇还是不承认。“首长,你右边脸上这一个坑,是子弹打的。你身上还有三块伤疤,是抗战后期在山东交界的地方被炮弹炸的,我给你包扎过伤口。你有什么事尽管交给我办。”杨勇说:“你要想帮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写几个字,你找我爱人林彬。”林彬并没有接到这封信,是没有发出还是被查获,不得而知。 杨勇很快被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特殊病人,北京军区保卫部专门派人押送,给他化了装,戴上大口罩,脸遮得严严的。医院更是戒备森严,杜绝任何人探视。负责陪护的连队战士小姚被叫去训话,规定了纪律,不许向外人讲杨勇来医院治病,不许替杨勇寄信、打电报。如果杨勇有要求,必须报告。林彬接到的电报是小姚偷偷发的,如果交给医院,肯定会被扣下来。林彬慌慌张张找干校领导和军代表,总算请准了假,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放北北走,大概是要留一个“人质”,以后干校多次催林彬返回。林彬只好带女儿京京上了路。在北京中转换车耽误了一夜,路上两天两夜,林彬没有合眼。2月6日晚上,到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这时杨勇骨折已经七天了,股骨颈由于局部剪力作用,骨折不易固定。杨勇不同意就地手术,让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但医院不顾杨勇正在发高烧,坚持要马上手术。好心人告诉他们:“现在是医疗服从政治,要千万小心。”杨勇和林彬商量,问题复杂,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林彬说:“乘他们防备不严,我马上动身去北京,把你的情况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手术坚决不能在这里做。京京留下,有她和小姚在你身边,我走也放心。我一到北京就打电话,让京京亲自去接。” 2月7日凌晨4点,林彬悄悄离开医院到了石家庄火车站。开车时间还早,她怕在候车室停留太久会被人发现,就一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来回走。直到开车时间快到了,她才随人流上了火车。林彬考虑不能先回家,只要一进院子,专案组很快就会知道,难免节外生枝。可是向谁反映呢?林彬知道李先念也处在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的困难境地,不能给居心叵侧的人以口实。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去找老领导李先念。
林彬最后不得不又求助周恩来 1971年2月7日中午,林彬出了北京站,直奔国务院接待室,她在电话里对李先念办公室的小郝讲了杨勇的情况,想通过先念同志向中央反映,把杨勇接到北京来动手术……正说着,林佳楣(李先念夫人)来了,她看见穿着劳动服、又黑又瘦、面容憔悴的林彬,说:“你怎么疲劳成这个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看把你急的……”林彬说:“杨勇同志的处境很危险,我接到电报就从宁夏赶到石家庄,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林佳楣一边安慰林彬,一边催小郝马上叫醒刚刚午睡的李先念。李先念让小郝转告,“下午3点开会,军队的黄永胜(总参谋长)、邱会作(总参副总长、总后勤部部长)几个人都在,我一到那里就把杨勇同志的情况告诉他们,催他们立即把杨勇同志接到北京来,请林彬同志耐心等待。” 林佳楣再三劝林彬到她家休息,放心睡觉,有什么情况再把她叫起来……在杨勇还没有“解放”,求告无门,倍受冷遇之际,林彬十分感动。但她婉言谢绝:“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我不能去,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以可乘之机,这次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先念同志。我在北京还有个家,我回家去休息吧,院子里有公用电话,先念同志回来,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告诉我。” 这时已是下午2点,林彬回到家中,屋里乱七八糟。她连续几天没有睡觉,随便清出一块地方,裹着大衣倚着没有打开的行李卷。邻居拿来一壶开水,她一口气喝了两三碗,总算缓过来一点劲。 下午6点多,李先念办公室的小郝来电话,邱会作说他怎么不知道杨勇摔断腿的事情,他马上写报告。先念同志再三提醒他千万别再拖,赶紧先把杨勇同志接回北京。邱会作答应尽快想办法。林彬对小郝说:“你再向先念同志报告一下,杨勇同志断腿已经是第八天了,邱会作不知道什么时间把报告打上去?报告什么时间才能批下来?现在是一天也不能拖,再拖,怕那条腿肌肉萎缩成残废了。”小郝说:“你别急,我再向先念同志报告,看先念同志还有什么办法……” 林彬心急如焚,北京这边还没有跑出结果,石家庄那边又不知怎么样,真是急死人了!正在这时,北北同学小张来了,建议去找万里叔叔。1966年6月,万里被免去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此时正在首钢下放劳动,家也被赶到北京站后面。边涛(万里夫人)把林彬迎进门,她们是30多年的老战友了,从1939年起,俩人就在鲁西一带打游击,做党的工作。边涛望着又黑又瘦的林彬,都不敢认了。林彬三两口就把一大碗鸡蛋面吞下去了。她们商量到夜里11点,也没有结果。边涛说:“咱们不可以直接给总理写信吗?”林彬马上要纸给周总理写信。信中说:“我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杨勇的妻子。现在杨勇同志摔成大腿骨折,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已经住院八天,情况十分危急。我请求把他接回北京做手术。目前,我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回来的任务就是请求解决这个问题……” 万伯翱(万里大儿子)和小张自告奋勇去送信。林彬说“人家要问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说?”他们说:“阿姨你放心,我们就说是杨勇的儿子。”他们顺利将林彬的信送到中南海西门,工作人员看了这封没有封口的信,答应尽快交给总理。他们问:“总理什么时候能看到?我们好回去告诉妈妈。”这时已过零点,工作人员说:“早饭前后。”林彬怕万一总理看不到,她决定再给李先念写封信,报告她给总理写信的情况,请他在早饭前后给总理办公室打个电话,帮助问问总理是否看到了信。林彬把万伯翱和小张叫醒,说:“再帮阿姨送一封信,如果问你们怎么又来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向人家解释。”事后林彬才知道,当晚周恩来彻夜未眠,正在中南海召集会议,他迅速看了林彬的信,边点头边说:“接回来!接回来!”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部,要求立即派专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到北京治疗。
周恩来派专机将高烧的杨勇接回北京 2月8日8点,总政治部干部部按照林彬信中的地址,派人到正觉寺告诉林彬:“中央指示立即派专机把杨勇接到北京。”问她是否跟飞机去石家庄。林彬说:“女儿在杨勇身边,我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料理,就不去了。飞机到达北京时请通知我,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然后林彬挣扎着到新街口邮局,发了第五封也是最后一封加急电报。她怕误事,又用公用电话挂了一个长途。这一天,林彬打了五六个长途电话,发了五封加急电报,每隔一两个小时,她就发一封电报或打一次电话,内容都差不多,让他们等北京的消息,坚决不做手术。最后这个电话是2月8日10点打的,林彬对京京说:“我的信总理已经批了,”她的话音微微发颤,呼吸急促。“马上派飞机去接你爸爸到北京。你们做好准备,千万留心,不要在最后节外生枝,出点什么事!”京京冲进病房,迫不及待告诉杨勇。杨勇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噢,是总理……”很快医院也知道了。 林彬走后,姜教导员又是谩骂,又是威胁,逼问小姚林彬到哪里去了。小姚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京京隔着门缝看了一会,告诉了爸爸。杨勇把姜教导员叫进来,用很重的语气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林彬是共产党员,她在国务院工作,并不在你们领导之下。她到哪里去了,有必要向你们汇报吗?以后有关我和我家属的事请来找我,不要再去找小姚了!” 12点半,杨勇被从病房抬出来,熟悉和不熟悉的医护人员、病人纷纷到走廊上向他告别。小姚抬着担架要上救护车,却被姜教导员一把拉下来。小姚大声说:“我一定要送老杨上飞机!”双方拉拉扯扯几乎扭打起来。杨勇从担架上坐起来,厉声喝道:“放开,让他去!”姜教导员只好放手。杨勇上专机前,把小姚托付给了好心的尹局长。 2月8日16点,专机飞临北京南苑机场上空,从林彬离开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起,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专机刚刚停稳,林彬就登上了专机。在由南苑机场去解放军总医院的路上,医生不让高烧的杨勇过多讲话,而杨勇担心小姚会遭到责难,要林彬给石家庄打个电话,还要与北京军区领导谈,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战士。杨勇说:“你可以对他们说,这是我向组织提出的要求。”林彬说:“你放心,我马上办。”以后小姚复员,工作安排还算满意。他的来信杨勇都亲自看,并让林彬回信,感谢他的帮助和照顾。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工作,他亲自给小姚写信,邀请他来北京做客,属名老杨。
杨勇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日子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杨勇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前,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手术很顺利。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虽然医生说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他可不能等那么久,说“这东西我会用”。 北京军区某干部来看望杨勇,谈到“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的情况,劝杨勇向中央揭发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杨勇沉思了一会儿说:“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揣测不能算数。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的。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搞我,为什么搞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不明白,但仅凭个人感觉就作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搞他们。我大儿子小平到邯郸看我,也提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批评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风使舵,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道一说一,知道二说二,实事求是。” 北京军区某负责干部也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杨勇想去看他。林彬极力劝杨勇不要去,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在台上。杨勇说:“我知道他整过人,你看我额头的这块伤疤就是在他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打的。可他现在主动上门,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嘛。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不该疏远他。”杨勇还是坚持去看望了他。杨勇临终前两天,这位负责干部打来电话,对林彬说:“……我也想去看看首长,医院不让探视,去了几次都没能进去。……有好多话我早就该和首长说,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再也不能够了。……杨司令员是我这一生难得遇上的好领导,我对不起他。”在电话中他和林彬都哭了。 刚从38军调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的王猛来看望杨勇。他明显感觉杨勇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一个公务员来。”杨勇不想连累别人,他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有‘解放’。”以后,王猛几次来解放军总医院,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杨勇。他示意杨勇,如果让人发现,有可能会闹翻天。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王猛详细向杨勇讲述了“批陈整风”中揭出的问题。杨勇说:“问题远没有解决。”杨勇想得很远很多,王猛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没有偶然摔断腿,杨勇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现在经过夫人林彬的努力,周恩来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钩,由总政治部直接管理,杨勇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机。
应杨得志邀请到青岛海边疗养 1971年4月底,杨勇的腿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到哪里去呢?出院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杨勇被抓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孙启增也流着泪说:“首长你也老了,瘦了。出院以后准备去哪里?”林彬说:“还没有地方。”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陈锡联那里;二是到济南杨得志那里。反正别在北京休息。”杨勇连连点头。杨得志来看望杨勇,他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里吧。”于是,1971年5月中旬,在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孙启增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孙启增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孙启增一度精神受了刺激。以后杨勇到总参谋部任职,第一个给孙启增打电话:“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孙启增被安排在黄寺化工厂当厂长,正是他当年劳改的地方。杨勇请孙启增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孙启增妻子第一次见杨勇,她对孙启增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悉。”杨勇逝世后,孙启增每年都来看望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客居在青岛一座久无人住的荒凉小院里,杂草丛生,残墙断壁,连小路也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杨勇那颗种菜的心又活跃起来,当年在延安他种的苦瓜、辣椒挑了一担送给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杨勇平整好土地,挪来厨房污水池边野生的辣椒苗,没多久就“火焰”簇簇了。望着越长越大的辣椒苗,杨勇心疼地说:“今年晚了点,浪费了多好的菜地啊!” 这一段,杨得志经常来看望,送点文件,有时也打电话通个消息。除此,杨勇读了很多书,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很多历史书。一天,女儿京京穿着塑料凉鞋,从悬崖爬上山顶,走进空无一人的雷达站。她拿起一支枪,发现里面还有子弹。她把这支枪藏在稻草堆里,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小路下山,迎面碰上几个战士,她以为他们一定会把她抓起来。没想到战士只是问“你怎么上去的”?京京说“走错路了”,战士就放她过去了。杨勇听后,鼻子都气得歪到一边,松懈到这种程度!他去了雷达站,战士说:“机器发生故障,没有人会修,只好关机,等上级来人修理。”杨勇问:“这样的事多吗?”战士说:“一年中总要有几次。”“技术人员哪里去了?”“都走了。”以前培养的大比武尖子都是罗瑞卿的“黑样板”,谁还敢再搞业务?雷达一年中有半年多开不了机。战士们说:“没有机器不要紧,部队推广‘人的因素第一’,要我们用肉眼去发现目标。”杨勇越听越气,说:“真是荒唐!肉眼怎么能看到超音速飞机和水下的潜艇……”回到家,杨勇大声说:“十几年的心血,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雷达监视系统和技术队伍,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眼睛怎么能看到一万米高空的飞机?用人海战术打现代化战争,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要毁我们这个国家的!”杨勇的声音越说越大,林彬劝他小声点,不要太冲动。杨勇叹了口气说:“这哪是要搞掉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要搞垮我们的党。” 杨勇说起这一段在周围渔村的所见所闻:“……一个党有没有生命力,受不受群众欢迎,不是靠它手中的权力,而是看它为人民群众做什么事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会骂我们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话可讲!”那个晚上,狂雨不停,震雷不止。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杨勇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他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复出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了组织生活。他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所以字写得很大。杨勇还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工作。林彬一个字一个字地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1972年1月,周恩来两次让秘书向总政询问杨勇的情况。第一次,周总理对秘书说:“向总政了解一下杨勇现在哪里?处境如何?”总政答复“杨勇不在北京”。周总理再问:“再查一下,杨勇同志到底在哪里?”直到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时,一直关心杨勇的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4月中旬,林彬先回北京。总政治部干部部来人到正觉寺看望,对林彬说“搬搬家吧”。林彬忙了几天,把家搬到菜市口西白广路总参第三招待所。这是杨勇熟悉的老地方,曾是志愿军留守处。杨勇在朝鲜前线时,林彬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此时,文革中被赋闲的老将军包括罗瑞卿也都住在这里。
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杨勇没等伤腿痊愈,就动身从青岛回到北京。当天就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来访,李达、王诤、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员)、童小鹏(原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长)等,杨勇都要上前紧紧拥抱,一改过去非常激动时也克制自己的习惯。他们的泪眼久久对视,互相拍着肩头,大声说:“还活着!好……我们还活着!”杨勇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话题海阔天空,只是很少谈自己的遭遇。他说:“党和国家被破坏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个人情绪不能抛弃呢?我们要准备出来为党工作,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杨勇住进来时,王诤正好到外地去了一个多月,他回来没进家门,先来看望杨勇。毛泽东曾称王诤是我们军队“无线电事业的祖师爷”,他为发展中国电子事业立有不朽之功。王诤说他走了不少地方,过去建设起来的雷达网情况很不妙,大多处于瘫痪状态。杨勇讲了他在青岛看见的不能运转的雷达。接下来的十几个夜晚,王诤冒着酷热给中央写报告。 1972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提名,增加杨勇等三人与会。7月中旬,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国际舆论很注意这一任职,认为把指挥过现代化朝鲜战争的杨勇将军调到东北,是准备对付苏联的。有人替杨勇打抱不平,“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前当了那么多年的正职,为什么反而要降级使用?”而杨勇则高高兴兴接受了任命,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一直紧张,让我去沈阳军区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我自己也愿意去。”杨勇反复说:“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周恩来让他出席完八一招待会再走,想让他的名字见报,以此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报纸上提到名字,表示这个人在台上或被“解放”。杨勇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老干部中较早分配工作的人,在沈阳军区任职半年多后,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
五年半后廖汉生突然被解除监护 1972年5月,廖汉生被带到石家庄市内的军队招待所(即杨勇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招待所),见到了久别的几个孩子,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小外孙。6月底,廖汉生待遇有所改善,伙食标准从每月15元提高到18元,房子也从西房换到冬暖夏凉的北房,挂上了蚊帐。虽然还是“前呼后拥”,但看病、洗澡都可以了。10天可以洗一次澡,安排在晚上10点以后,半个班的战士在澡堂清场。等所有人都洗完,烧锅炉的工人也都弄走,另半个班战士再把廖汉生押过来。廖汉生感叹过去身居高位也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看病也是在晚上10点以后,北京军区所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下几个医生、护士接诊,除了询问病情,不讲什么话。 1972年,毛泽东接连对一些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亲属的来信批示,交周恩来直接处理。7月1日,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写信,称“其父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出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请求让其父回京,在家休养治疗,等待组织结论”。7月7日,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摘要(中办信访处编印《来信摘要》1972第465号)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交剑英、德生一阅。” 7月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以及廖汉生子女的信,派专人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传阅。 7月10日,廖汉生被带到空无一人的石家庄火车站。火车进站了,从候车室到车厢只有二三十米,专案组的人提起行李,廖汉生也提起行李想跟他们一起走,却被押上候车室门口的汽车,大概是怕别人看到。一直跟着的看守班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连上厕所也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停放着两辆车,一辆苏联伏尔加,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开始专案组叫廖汉生坐伏尔加,没过4分钟,又把他从伏尔加里拉出来,让他坐越野车。又过一两分钟,又把他拉回伏尔加中。专案组的这种左右为难实在反常,廖汉生莫名其妙,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转进入京西宾馆。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与廖汉生谈话。他说:“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廖汉生以前不认识李德生,也不知道“监护”这个词,他想:“什么监护?不是关在里面吗?大概这就叫监护吧。” 整个房间只有廖汉生一个人了。五年多来,他身边24小时都有人“监护”,突然恢复了自由,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廖汉生想了一会儿,自己对自己说:“还没有吃饭呢。”他起身去吃饭。晚上他躺在京西宾馆的高级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就像突然从军区常委会议室关进囚室一样,他在关押5年半零两天后,突然从囚室住进了京西宾馆,简直像做梦一样。 有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来看望廖汉生,说是毛主席让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廖汉生的身体状况,随后总政治部安排廖汉生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治疗被关押多年造成的疾病。7月31日,廖汉生出席建军45周年晚会。8月1日,《解放军报》报道,并登出周恩来拟定、毛泽东同意的与会者名单,包括久未露面的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高级干部。 总政治部将他们从全国各地的“监护”中放出来,并以这种方式宣布了他们的“解放”。 可是这时候,廖汉生妻子白林还没有解除监禁。她和廖汉生同一天被关押,关了十天左右放出来。1968年2月第二次被关押,成为北京军区“廖汉生专案”分案。现在廖汉生恢复了自由,而白林为什么还被关着?廖汉生女儿说:“你们不放,我们就闹,闹到总政、军委去!”8月20日,廖汉生解除监护40天后,白林被释放。 1973年12月8日上午,总政治部干部部两个人来海运仓招待所,给廖汉生看了《复查报告》,基本否定了扣在他头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历史问题”以及“参与贺龙的二月兵变”等罪名。但还留有一些“尾巴”,如对他参加过的贺民英队伍的看法,结论也不确切,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总算有了一个结论,为重新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于是廖汉生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总政干部部副部长陈光兴口头通知廖汉生:“经毛主席批准,你将到军事科学院任政治委员。”12月30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宋时轮(军事科学院院长)要廖汉生讲话。廖汉生已经7年没有在大会小会上讲过话了。在漫长的关押期间,除了审问,被逼“交代问题”、“检讨错误”外,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连说话也不大会说了。现在要在大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文革前的那些话不准讲了,当前盛行的那些套话又不会讲,廖汉生只好简单介绍自己,并按照总政治部的复查报告,着重讲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继续改造思想,做好工作。唉!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检讨。
贺龙15年后终于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失去自由。1969年6月9日贺龙去世,薛明被遣送到贵州山沟。1971年5月17日,贺龙逝世两年后,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贺龙被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这个报告中共中央没有讨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四处查询薛明的下落,并把她接回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军委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元旦,廖汉生夫妇到叶剑英家拜年。谈话中间,叶帅说:“毛主席说了,贺龙问题搞错了,要平反。”1月9日,周恩来到八宝山参加王树声(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遗体告别仪式,他对廖汉生说:“要给贺龙恢复名誉,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弄清楚了,这一个方面军的问题就弄清楚了。主席讲了几次啦。主席很关心,我也很关心。”周恩来要廖汉生回忆周逸群、李仲公及熊贡卿等人的关键问题。 5月24日晚7点20分,赵炜(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给廖汉生打电话,说:“总理现在要亲自抓贺龙同志平反的问题。谷志标曾经写过材料,讲1934年春节过后熊贡卿来红3军是你接待的。你了解这段情况,总理要你写一份有关事实情况的材料。”第二天,廖汉生将贺龙根据党的指示接待并处决熊贡卿的这段历史情况如实写出来,通过机要送到总理办公室。又过了三个多月,9月14日,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尽快解决贺龙问题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当天下午6点,叶剑英叫廖汉生来谈话,说中央正在起草“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最初是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邓小平、叶剑英不满意,又组织人重写。这份代拟稿关于贺龙的评价部分,叶剑英认为太平淡,要廖汉生写一个对贺龙看法的材料。廖汉生带着怨气说:“我不写,因为我与贺龙的关系问题,我被抓起来这么长时间,过去审查我时,讲我是贺龙的亲信,要我写材料交代问题,现在又要我写材料。”叶剑英谈了他与贺龙在南昌起义相识的经过,并历数了贺龙的革命经历,最后说:“我与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廖汉生被感动了,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与贺龙夫人薛明、贺龙老部下王尚荣、王震一起商议后,根据毛泽东几次对贺龙评价“革命是坚决的,是拥护党的,是有群众的”,写出对贺龙的看法。 9月15日,周恩来对华国锋、纪登奎的代拟稿进行修改和审定。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随后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并报毛泽东。此外,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有关部门对贺龙“通敌”证据材料进行技术鉴定,证明确系伪造,蓄意陷害。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是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的第一个文件,但其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病故”的说法。10月中旬,叶剑英带着很大的遗憾对廖汉生说:“这个文件对贺龙同志的评价不高。现在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不然不好说话。人们会问:既然贺龙同志这样好,为什么过去对他那样整?”“你写的那一篇材料已经交给纪登奎,现在保存在中央办公厅。你写得也不高。”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中央决定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安放仪式,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廖汉生等特意向大家说明,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如此安排,应该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前来参加仪式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生前友好、老部下500余人。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在休息室亲切慰问了贺龙亲属,他说:“我没保护好贺龙同志。”贺龙女儿贺晓明说:“周伯伯,你也要多保重。”周恩来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听到这句话,休息室里响起一阵哭泣声。叶剑英主持安放仪式,首先在贺龙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党旗,接着周恩来致悼词:“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1979年,中央指示调查贺龙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1980年3月24日,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对贺龙死因作了科学的分析。联合调查组提出《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推翻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25号)的“病故”之说,并被中共中央所批准。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49号)《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对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为贺龙恢复名誉。《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杨勇被抓与北京军区领导人无关 杨勇、廖汉生先后被平反了,那么谁应该对杨勇、廖汉生被抓负责呢? 1967年1月,杨勇被关押后,中央军委即令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免除他的司令员职务,随即下达了免职通知。并下达文件,把杨勇列入中央专案组二办直接管理的彭德怀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审查,北京军区只是奉命“监护”。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人就想让这件事不清楚。 中央军委3月2日的批复全文是:“北京军区党委:同意你们的意见,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 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怎么是北京军区的意见呢? 杨勇在最初关押时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一封信,说自己被关押,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以后他又给毛泽东和林彪写过一封信。这两封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都立即上送,上面没有人说话。1967年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陈先瑞对此很不理解,他说: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治委员,谁敢抓他们呀?如果抓错了,上面说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一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了郑维山和陈先瑞,说他们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 陈先瑞辩解说:抓杨勇时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一个电报,说群众已经把杨勇同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陈先瑞还说:批林整风运动中,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郑维山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有过一些接触,郑维山被关押后,我就成了清查的重点对象。我很坦然,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的检查交代,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但总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总理关怀下,我才得以过关。
杨勇、廖汉生被抓是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保过不少人。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主张对陈毅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9月9日晚,毛泽东说“红总”(江苏群众组织)提出“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9月16日,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 毛泽东提到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除贺龙外都保下来了。至于他说让贺龙当中央委员,那只是“讲讲而已”。 1967年1月22日中午,杨勇被抓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成员。高级将领们情绪激动,纷纷向毛泽东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巨大伤害。徐向前汇报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我们军委开会,有些人到京西宾馆,要抓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几个常委都被围起来了,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抓去了,还要抓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许世友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右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毛泽东说:那些作法是对土豪劣绅的,用来对待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郭鹏(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人反映,他们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属被打了。造反派还扬言,要组织两万人“欢迎”他们回新疆。李天焕(后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向毛泽东报告,吴烈(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被包围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泽东说:“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毛泽东还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毛泽东说:李大章(四川省省长)、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体学(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俊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毛泽东说“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其实毛泽东心知肚明,他下令对杨勇“烧而焦”,却又装作毫不知情。但是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很快他就自揭老底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卢库(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而在同年5月,毛泽东会见某外国军事代表团时却这样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 这种出尔反尔何止一两件! 1968年5月20日晚,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谈话。他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要黄永胜给他们做些工作。毛泽东说:他们(造反派)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树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钟期光(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宋时轮(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都打倒怎么行?……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 这句话也同样泄露了“天机”,毛泽东说“我看(杨勇)不是反革命”,岂不是自证他知道杨勇已经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了吗? 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他明确提出保谁,谁就能幸运地免遭批斗,更不可能有牢狱之灾。毛泽东一句话就能决定杨勇的命运,但为什么他说了“几万句”保杨勇,杨勇依然被关押?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说他不知道 1971年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人,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被抓?”周恩来说:“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彪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反复说他不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九一三”事件后则推给了林彪。可是,林彪有权处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吗? 1966年5月11日,林彪指示总政治部: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5月17日,林彪向毛泽东呈送上述指示的总政治部文件。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林彪这个指示有些奇怪,毛泽东一直是中央军委主席,难道以前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批示更加奇怪,除了“退林彪”再无话。 1966年9月5日,周恩来主持修改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毛泽东审阅。其中提到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8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 周恩来是把大军区一级的任免放在党政干部任免中,这一次毛泽东不能无动于衷了,而是让印发、讨论。这样中央以及北京市领导都知道了,除了毛泽东和中央,任何人无权任免大军区一级的干部。也就是说,贺龙、杨勇、廖汉生等高级干部,除毛泽东点头,任何人都不可能撼动。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说他不知道呢?他在同外宾谈话中披露了心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1969年毛泽东在谈话中两次说到专案组,“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心如明镜,坚信有秋后算账的那一天,他像前面提到的北京军区造反派“张红军”一样,也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当然林彪也决不会想到,抓廖汉生、杨勇的责任最后还是推到了他的身上。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再次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北京军区管理局某副局长写了一份揭发北京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1969年10月,紧急战备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二是1971年1月杨勇摔伤,送到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对这一揭发事件,军区党委很重视,由时任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杨勇、廖汉生被抓事件。此时郑维山倒台了,清查重点便集中到陈先瑞头上。这次清查搞了三四个月。后来在心知肚明的周恩来过问下,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上作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核查,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事属子虚。这样,陈先瑞从杨勇、廖汉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1975年10月,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郑维山被平反的曲折过程 杨勇被关押后,周恩来就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1971年1月郑维山被打倒了。 郑维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县一个贫农家庭,1927受黄麻起义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主力师政委了。从“山头”说,郑维山是徐向前的部下,以后又成了聂荣臻的得力战将,被徐向前、聂荣臻力保是有渊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遵照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处置了华北地区多起突发事件,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又深得周恩来和徐向前的赏识,但他仍然没有逃掉厄运。 1967年1月,廖汉生、杨勇相继倒台,北京军区机关顿时陷入极大的迷茫和混乱。人们纷纷议论:“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是‘坏人’,剩下的军区领导谁可靠?”有人提议:“干脆先把他们都看起来,我们去请示林副主席,他说谁可靠,我们就相信谁。”这一提议行到造反派的赞同,他们分头行动。一部分人立即乘车赶到林彪住地,请求接见,被林彪办公室挡了驾。另一部分人在军区大院采取行动。杨勇被揪出来还不到三个小时,郑维山和军区其他领导也被分割、看管起来。郑维山是军区党委副书记,是造反派重点看管的对象,他被政治部秘书处的造反派关进政治部保密室,与外界隔绝,失去了行动自由。徐向前直接给负责看管郑维山的人打电话,严令即刻放人,郑维山才被放出来。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故伎重演,把杨勇被揪斗拿来做口实,逼郑维山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质。三位老帅沉默不语,没有讲是毛主席的决定。聂荣臻写了书面证明,证明打倒杨勇不是郑维山所为。 毛泽东在九大谈话中说: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插话: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38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稍后并入。江青在会议上多次讲话,除揭批陈伯达外,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称“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江青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每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那个特定时期,被“伟大旗手”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郑维山首当其冲,顿时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郑维山从反林彪变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被押往安徽山区的农场监督劳改。“四人帮”被打倒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郑维山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聂帅批示和郑维山子女的信转到总政治部。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报告。因为郑维山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12月12日,北京军区回复:“郑维山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治部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治部负责做审查结论。”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 为第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他在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少不脱产的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 12月19日,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央组织部讨论交接工作,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央决定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全部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 12月20日上午,中央组织部成立三个组,一组是案件组,负责清理三个专案办的案件。二组是材料组,三组是文书组。两个月内接收中央专案组专案材料17349卷,计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669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1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10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名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治部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开会,交代处理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因1969年传达林彪一号命令而被关押)等人的问题时,提到郑维山。聂荣臻对郑维山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有批示,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同志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很快派人将郑维山夫妇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徐厚田(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处长)起草为郑维山平反的意见稿。因为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查写的,主要错误一、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抓杨勇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1969年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郑维山不同意,说当时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69年7月13日,郑维山给胡耀邦写报告,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山头”的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史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电话里对徐厚田说:昨天聂帅问到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说要快点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治部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都表示,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治部电话通知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建议将拟好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而秦基伟(北京军区司令员)、袁升平(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 此时杨勇已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部副总长,他明确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抓的。”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郑维山是抓他和廖汉生的主谋。郑维山从朝鲜志愿军到北京军区,始终在杨勇手下当副职,直到杨勇倒台,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郑维山身为副司令员,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杨勇被抓后,郑维山也很快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如果不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他根本放不出来。但是,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三年,还有几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慈县问题;二是冀东“黑党”问题;三是同于桑(公安部副部长)两次去天津的问题。这使他的平反格外艰难。 徐厚田处长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荣臻、徐向前审查。徐向前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 并指示“快上报”。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治部办事太慢。”这显然是批评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当日作急件报总政治部主任。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1979]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其中说: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 月12日最后定稿,9月22日上报,至此郑维山的平反历经近一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1982年,李雪峰被恢复党籍,郑维山也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邓小平接见了他。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陈先瑞向中央写报告澄清真相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宣布:有13个中央委员和12个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他严重问题。因而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陈先瑞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说:“不让我参加三中全会,已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当时党中央主席的讲话以及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却很明确地定性,我属于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它严重问题的人,这更使我万分痛苦,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我的客观实际,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我连续几个晚上夜不能寐,反反复复回顾了我在十年动乱和揭批‘四人帮’的全部言行,我决心既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讲清楚,讨回公道。我坚信我个人是清白的,历史是客观的,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公正的。” 1979年1月3日,陈先瑞接到军委调他到兰州军区任顾问的命令。1月12日他到兰州军区报到,4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呈递报告,实事求是检讨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和中央文件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意见,请求中央对他审查,并给以公正结论。陈先瑞认为:他从一个十几岁受地主压迫的放牛娃,参加红军,奋斗几十年。在那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在岗位上,就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办一件错事,党中央的路线都错了,我们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一点不错?陈先瑞并未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个人崇拜和盲从。但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都是思想认识和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表态拥护的没有超出当时中央文件的口径,当时执行的没有超出中央文件的规定,没有另搞一套。对中央要批判、打倒的老干部,不管谁来调查,他都坚持不捏造事实,诬陷好人,还尽量说一些公道话。对群众没有支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在受批斗围攻时,没有丧失原则,问心无愧。没有个人野心,没有为了向上爬出卖灵魂,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活动。 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谢富治、纪登奎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北京军区日常工作由陈先瑞主持。当时的北京军区是一个庞大的班子,领导成员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政治委员,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北京军区下辖8个野战军,1个卫戍区,1个警备区,3个省军区和10多个独立师,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军区领导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 陈先瑞说:我虽然没有遭到像许多老同志那样严重的迫害、致残、家破人亡,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直是在挨批斗、作检查中挣扎过来的。文革开始说我是徐海东黑干将,是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派到北京军区夺权的。在批判杨余傅时,说我态度暧昧,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彪的指示。华北会议说我反林彪,反江青,反38军;李德生受批判时,说我是李德生的“轿夫”;清查五一六,把我列为审查对象。一会儿批我跟林彪不紧,一会儿说我是林彪线上的,总之,谁在台上说我反谁,谁倒了说我是谁家的人,真是有理说不清。十年动乱中,从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到中央召开的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鼓掌欢迎会”(即作检讨就欢迎通过),我记不清大大小小的会上,作过多少次检讨,为了过关,我把各种粗暴无理的批判,都包揽下来,上纲上线去认识,这些都是违心的。北京军区班子那么大,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无论是原华北的,还是其他野战军的,也不论批评过我的还是未批评过我的,总的讲我与大家是团结的,没有留下芥蒂。我不计较个人恩怨,对机关和部队批判过我的同志,不记仇,不搞打击报复。我可以说没有整过一个人,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护干部。文革初一些人要打倒几个副司令员、副政委,我坚决不同意。在几次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中,一些人几次主张对一批干部免职、降职、调离、转业处理,我都挡住了。我始终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我没有在北京军区挖山头,平山头。我忍辱负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不分昼夜,那时中央、军委随毛主席夜间办公,我夜里电话不断,并不时被召去接受任务,白天照常到军区上班。我身体不好,是硬支撑着过来的,我与领导班子的同志,齐心协力,分工负责,比较好地完成了首都警卫、部队战备、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部队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陈先瑞自我辩护的报告呈送中央后,近一年没有人找他谈话。1979年6月,陈先瑞接到中央通知,参加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又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五、六、七中全会。1980年陈先瑞约见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专门谈他的报告问题。韦国清说:“军委认为你的报告写得很诚恳,很客观,实事求是,教训总结得也很深刻。我们也收到了其他同志的报告,对你的报告是比较满意的,你提的要求也很合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中央和军委急待处理的大事很多,很忙,你再耐心等等,相信中央和军委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久,杨尚昆、余秋里与陈先瑞谈话,明确表示:“军委和总政治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你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其它严重问题。华国锋同志的说法和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因为当时会期紧张,任务重,许多事办得比较粗,有不妥之处,对你是不恰当的。你要求纠正,合情合理,这事应该办,但是办起来有一定难度。请华国锋在全会上再专门讲一句,说陈先瑞同志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什么严重问题,这也不好办。三中全会的文件是纲领性文件,专门为这个不妥的提法就否定整个文件,或者修改整个文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他们让陈先瑞再等一段时间,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中共十二大召开时,陈先瑞作为兰州军区代表参加,余秋里对陈先瑞说:“你的问题这次大会可以解决了,中央提名你和孔石泉(济南军区顾问,也未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志为中顾委委员候选人。你们当选了,自然就把那个不妥的说法否定了。 1981年1月,中央军委宣布陈先瑞等六位老同志的离休命令。陈先瑞感到突然,这时他还不到70岁,组织上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他难免有些想法。但想法归想法,命令还是要服从的。邓颖超提出:“有些同志下了离休命令,就不要再选进中顾委了。”这样陈先瑞等几个人从中顾委候选名单中被拿下来了。中顾委选举后,余秋里对陈先瑞说:“孔石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真对不住啊!”陈先瑞只能一笑了之。 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小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专门讲了陈先瑞的问题。他说:“陈先瑞同志在我军历史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是很有影响的,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是清楚的,本人对经验教训总结是深刻的。对他的工作安排中央有考虑。”以后总政治部准备安排陈先瑞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因为他正式离休而未能落实。 由于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法,后来又没有公开结论,致使很多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对陈先瑞产生了诸多误会。有的直言相问,陈先瑞不得不解释一番。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上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可照,下有万民奋博,使革命事业不断前进,作为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只要国家兴旺久安,党的事业发展壮大,人民生活幸福美满,我就满足了。关于我个人有没有犯严重错误,有没有严重问题,那已经是历史。心底无私天地宽,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对一个人作出公正结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杨勇、廖汉生、郑维山等都获得平反,北京军区没有一位领导干部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打倒杨勇、廖汉生,与北京军区无关,与林彪也无关。杨勇、廖汉生被抓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北京军区的位置。正像1974年毛泽东导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样,体现了他的这种严重的不放心。
作者后记 笔者在撰写《百战将星杨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载《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时,曾采访过几十位知情者,并查阅大量史料。同时,本文还引用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廖汉生、陈先瑞、徐向前等将帅回忆录,杨菁(杨勇女儿)、张作光《往事》(明天出版社1987年8月版),卢弘《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石言(北京军区党办秘书)、木辛(郑维山秘书)《还历史真面目——平反李雪峰、郑维山及华北冤案》(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2月修订版)等,在此一并致谢。
2021年12月2日完稿 2022年11月1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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