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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林彪内勤谈林彪躲高岗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7月 09, 2012 2: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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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内勤谈林彪躲高岗

口述:王汝钦 整理:舒云

王汝钦,1951年入伍,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兼作护理工作。1981年转业时担任某仓库副主任,1995年退休。

1953年8月,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

我到林彪身边前后,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在这次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

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从解放战争开始,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四野大军入关后,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俨然成了东北王。后来,高岗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如日中天。

这时,朝鲜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的局势也逐步稳定下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联合政府面临新一轮的权力分配。


林彪读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解放初,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男医生和女护士。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我到林彪身边后本来要我接替。但是叶群看我面黄肌瘦,怀疑我抽大烟,问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没病,她不放心,不让我靠近林彪,让我先任外勤警卫员,一段时间以后才让我担任林彪内勤警卫员。

我在林彪身边三年,林彪从来不洗脚,他只在杭州九莲村洗过一次澡。是盆塘,水温45度,我们几个警卫员把他抬进去,泡一泡,搓一搓,以后再也没有洗过。刷牙不用牙膏,洗脸用香皂。两条毛巾,小毛巾放水里,捞出擦一遍脸,在湿毛巾上打上香皂,往脸上、脖子上擦,擦完后紧接着用干毛巾擦干净。我们站在他跟前,怕他低头昏倒,给他递毛巾什么的。1955年以后林彪洗脸不用香皂了。他很少出汗,衬衣一星期换一次,挺干净的。一出汗他就是病了。他出汗没准儿,冬天挺凉,他感觉出汗,只是他自己感觉,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只是他身上有点潮。他不说出汗,你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精神不太好。

林彪吃饭只吃青菜,不喝水,十几个盖碗。馒头切成小方块,放在碗里蒸,倒开水一泡,一顿吃二两。黄瓜放盐,不放油,煮熟,连汤带水,吃点黄瓜片,吃菜花,不吃炒菜。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那时尽拉稀,从来没有便秘过。他三餐不重样,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切成一块块,吃一碗藕粉,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杭州吃过鲥鱼,青岛吃过鲫鱼。吃红烧肉切一小块,不能有一点白肉,小米粒大的白肉也要弄出来。
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小到小米粒大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首长吃饭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半小时我去收碗,一看饭还没有动,来回折腾五次。快到中午,我说首长,你早饭还没有吃。林彪这才吃了早饭,饭后不大会儿就午睡了。

林彪对高岗来访挺冷淡的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夏天他找凉快地,颐和园住了一个月,搬到遗光寺,南草厂也住过。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那时林彪成天在屋里躺着,胡子半尺长。谁来见林彪,都由我们通报。有一次我值班,林彪在屋里听到汽车喇叭响,叫我去看一看,是不是来客人了。我报告林彪,说没有来客人,是司机不小心把汽车喇叭弄响了。

在我印象中,有两个人说来就来,从不提前打招呼,一是高岗,二是刘亚楼,就这两个人随便。有一次在青岛海边,大中午的,别人都睡了,就我在树下乘凉。刘亚楼来了,问“在不在”?我以前见过刘亚楼,他穿戴整齐,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穿着破衬衣,我没有认出他来,也不知道他问的“谁”在不在。我问“你是哪的?你找谁?”刘亚楼也不说,只说叫秘书来。秘书赵川来了,大老远就喊“刘司令”,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他是问林彪在不在。

那时高岗老来,但林彪对他挺冷淡的。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十分钟,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我对林彪说“首长休息吧”,林彪说“等一等”。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

那一段时间,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林彪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到了杭州。那时警卫员有40多人,一个排,整天在门口站岗。他只带了十几个人到杭州,裁掉一半多。包括我留下七八个人在北京。那时北京的负责人是李文海,后来他在人民大会堂任警卫连长。林彪去杭州后,我们把家从遗光寺搬到毛家湾。

1953年春,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10月28日,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据《林彪日记》记载,高岗借谈政治局开展增产节约和粮食统购两个会议的情况,动员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

高岗这次来我还在北京留守。12月底,叶群叫我到杭州。我见高岗来访过一次。当时我还有些奇怪,高岗来了,林彪仍躺着不起来。叶群让我告诉高岗,首长睡了,高岗就走了。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高岗就再没有来过,李力群来过两次。

林彪、叶群关于远离权力的两封信

1953年10月25日,林彪在杭州回103(刘亚楼)的信,不赞成103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在信中说:“亚楼同志: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不仅不要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高(岗)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林彪。”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1954年2月初,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刘亚楼立即把林彪的意思转告高岗,并对吴法宪说过。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吴法宪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这封信。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吴法宪将此信交给林彪,林彪扔进马桶,被叶群拾出。九一三事件后,在(叶群)准备外逃的文件中发现。中央专案组作为林彪罪证用中央文件影印件的形式下发。

叶群让高岗夫人李力群转给高岗的信

1953年11月28日,叶群托李力群给高岗的信,汇报了林彪的病情,有一点好转。李力群在九一三事件后有揭发材料。此信是从公安部档案中查出来的。

高主席:趁力群同志回京之便将林的近况报告给您。

近一个时期林的身体还好,一直没有发起烧来,每天仍坚持两、三个小时的郊外汽车运动。有时天晴阳光好时也可在院中散散步,但不能太久,也不能遇风。遇风遇寒仍有出大汗及神经不安等现象,但不似去冬今夏之严重了,抵抗力亦在逐渐增强中。记得去年冬天房子要烧到22度高的温度,人穿了厚毛衣二件,呢子衣服及丝棉裤等还叫冷,还不时感冒。现在只穿薄毛衣一件,外罩薄呢衣服,可以适应20度的室温了。至于今夏不能行动,只能躺在躺椅上,还不叫别人动的怕风情形也大大减轻了,行动自由得多了。收到这样效果的原因除病重时用了链霉素扑灭了炎症之外,最近主要还是由于:(一)采取了每天乘汽车在郊外转三小时的办法,这样既活动了血脉,增加运动,又借观玩风景转移了对病的注意,使人渐渐得到调整,使神经得到安抚。(二)则是改善了营养,现在能吃几种肉类及黄瓜、藕粉等,比过去一碗馒一碗豆腐的素食办法是好多了,人也胖了,现在还争取他更安心的(地)坚持这个休养,知您十分挂念,特报告他的近况。并希勿念。
林也再三嘱转力群同志注意您的身体,忙中务希保重,应增加营养及休息时间。切勿弄坏。
最近两天华南送来点本年的柠檬及广柑给林。特趁力群同志回京带给您一点尝一尝。
林彪同志嘱我附笔问候您。专此

敬礼,叶群11月28日

叶群的这封信很明确,林彪无意出山。

林彪对工作人员好

从1953年10月之后,林彪在杭州保健路一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搬到西湖九莲村,住了半年左右。我的工作就是打针、喂药、打饭,那时连个暖壶也没有,开水也由我们内勤打。在我的印象中,林彪特别老实,善良,好伺候。他从来不说任何人坏话,尤其对工作人员好。我在他身边三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在九莲村,林彪亲自交代:我这病需要身体活动,我本身不能蹦跳,需要有个晃动床帮助我运动。本来在北京身体很不好,吃饭都要喂。这回我从北京来,到杭州不用喂了,就是火车来回颠,我觉得身体挺舒服的。我现在不坐火车了,能不能做个上下颠的床?要是现在做个颠床特别容易,那时很难。技术人员用个把星期做好了,特别笨重,底下四条床腿装有弹簧,后面是电动机,噪声大,弹簧也响。震动又太厉害,林彪只睡了两晚,就再也不睡了。

后来,林彪就开始转车,靠汽车帮助运动,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生命结束前。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三个小时转车。在杭州转到六和塔,钱塘江……天好的时候林彪也在院子散步,叶群常常拿个照相机给林彪拍照。

我记得在杭州三年间,毛泽东来看过林彪。毛泽东杭州、广州至少五六次来看望林彪,林彪不出门迎接。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一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毛主席一进门,林彪、叶群都在,我站在跟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报告你们好消息,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1955年林彪住在广州在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没有来,叫江青代替他来。

林彪在杭州住了一段,坐火车去了广西桂林,住了两晚,又坐火车到了南昌。在南昌住了半个月,记得有一次去看南昌起义的地方,是个四面围墙的营房,有一堵墙塌了一个缺口,林彪对叶群说:“我们就是从这里冲出去的。”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带老花镜

1954年5月中下旬,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青岛。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林彪本不准备参加。他给毛主席去电话,毛主席回电话,“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叫他一定要参加”。

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前不久的8月17日,已经被看起来的高岗,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时异常悲凉,以前和他在东北的不少老兄弟都受到牵连。当晚,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朱德、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都来了。我把茶摆上,听朱德说:“咱们推选个组长吧。”林彪说:“叫小平呗。”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伙说“行了,行了”。邓小平说:“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我就出去了。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记带老花镜,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可能着了点凉,林彪回来发烧39度多。这是我在他那里三年,他病得最重的一次。北京医院派了一位姓刘的医生,诊断是感冒,让我给他打了退烧针。林彪对我说,这几天你辛苦辛苦,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争取之前退了烧,我必须到会。
我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守着林彪,他睡在床上,我睡在单人沙发上,白天黑夜,只要他一喊,我就马上起来护理他。9月26日,林彪烧退了。他很高兴,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这样,明天放你一天假,好好休息,这几天你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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