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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噩夢九一三——9.13事件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09 10: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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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夢九一三——9.13事件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


舒雲


引子

一位“老飛”曾自豪地對我說,中國的專機從來沒有出過事。
是嗎?我半信半疑。
細細一想,是沒聽說過中國的哪位領導人坐飛機出事。自從空軍設立專機以來,在空地勤人員的密切配合下,從來沒有摔過專機。也就是說,專機尤其是重要的專機從來沒有出過一等飛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沒有。
猛然我想起,不對,70年代初摔在蒙古境內的那架三叉戟呢?那不也是專機嗎?而且是當時的全國第一號專機。在引進的不長時間裏,它不停地飛行,運送過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沒有出過事,只有那一次。
1971年9月13日淩晨,在那個大地熟睡的晴朗月夜,一架中國專機越過中蒙邊境,墜毀在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荒原上。而我,幹了一天農活,正在位於內蒙古的一棟土坯平房的土炕上“醉”成“爛泥”,對頭頂上飛過一架越境的專機一無所知。惟一讓我吃驚的是一些天後,聽說幹部們到團部聽傳達,門口竟守衛著荷槍實彈的衛兵。直到10月我匆匆“逃出”內蒙古,回到久違的北京,我才知道。於是,這個震驚中外的大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老飛”說,那是非正常死亡。
什麼叫非正常死亡?
我翻開詞典,非正常死亡即不符合一般規律和情況的死亡。9.13事件很多天後,專機師傳達,滿機場的人包括家屬都被這個突然事件打懵了,誰也沒有想到一號專機會出事。雖然是有些不正常,但大家都以為一切在正常進行。好多人都說,幾天後腦子裏還是一片空白,那麼精心,那麼拼命保證的專機怎麼會摔得粉身碎骨?
9.13事件,如此之大,如此之嚴重,如此之突然,是我們黨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從上到下都被震驚了,一時搞不清有多少人被牽扯了進去。尤其那時還處在文革中,“左”的濃霧彌漫,被審查的人是成千?是上萬?沒有公佈,但不是一個小數字。實際上很多人只是作為工作人員,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捲進了9.13事件的漩渦中。
一位一直在高層搞警衛工作的老幹部說,看來,哪一個廟裏都有冤死鬼。一位文革後在總部搞過多年落實政策的老處長說,我們黨歷史上的運動,都有冤假錯案。現在看來,9.13事件中也有冤假錯案。更何況此案的最終結案又拖拖拉拉了十多年,處理面過寬過重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而要“歸功於”那個特定的時代。好在我們的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央很快發現了問題,指示打擊面要逐步縮小。比如空軍,原來有幾千人被審查,逐步壓縮到幾百人。過去定為犯了錯誤和嚴重方向路線問題等幾個類別全部取消,免作結論,不給處分。原來被定為敵我矛盾的也大都按人民內部矛盾作了處理,使我們黨的不少好同志掙脫了厄運的鎖鏈。
本文記述的包括飛行員、空中小姐、專機師師長等幾位小人物,經過組織上或短或長的反復審查,最終都先後落實了政策。但不可否認,那一天的晚上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本來他們都是空軍最優秀的飛行員,都有機會得到提拔,或者可以青雲直上,卻因為這件事,不得不在風華正茂時停飛,再想飛也是不能飛了。重的被關了多少年,輕的在辦過一兩年的“學習班”後不得不脫下軍裝,轉業到地方,甚至發配到農村。對他們來說,那簡直是一場再也不願重現甚至連提也不願提想也不願想的噩夢。
當我懷著深深的同情寫完最後一個字,我才發現,怎麼我的幾位主人公都是被偶然推上悲劇之“船”的呢?經老師指點,我明白了,人人都會碰到“偶然”,你不碰到這個“偶然”,就會碰到另一個“偶然”,總之,你是逃不掉“偶然”的。再進一步說,偶然和必然是一對老冤家,你有時甚至分不清什麼時候是偶然,什麼時候是必然。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偶然”,實際上完全是“命中註定”的“必然”。在大的社會和自然的背景下,人似乎沒有辦法也無力處理自己的命運,似乎只能聽天由命。於是,破罐破摔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人,不甘心當牛做馬,被命運騎在身上,他們勇敢地扼住了命運的喉嚨。命運把他們擠到山邊,那山就是喜馬拉雅山,他們也要爬到山頂;命運把他們拋到海邊,那海就是太平洋,他們也要游到對岸。本文的幾位主人公,是大寫的人,他們改變不了命運的安排,他們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創舉,但他們改變了自己。不管身處何方,都奮力耕耘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命運。這使我想起黃山上那些著名的松樹們,在沒有一寸土地的岩石上,他們紮下了根,他們長成了風景,這中間的千辛萬苦或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好,我們言歸正傳。

一架專機滯留長沙

1

9.13事件發生時,專機師服務隊的空中小姐李素萍正和專機組住在湖南長沙的一個機場招待所。他們是9月10日早上飛的湖南,凖備接收某位首長的骨灰,暫時沒走。機組就她一個女兵,一人住一間,也不用怕吵著誰,所以晚上她常常聽音樂。9月12日晚上,李素萍聽著聽著音樂就睡著了。
突然她被美國之音吵醒。
嚇得趕快關上,四處望了望,沒有人。
那個時候,聽美國之音就是偷聽敵台,可了不得。
因為剛才沒聽清,或者說聽清了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李素萍下意識地又打開半導體。播音員的聲音特別慢特別不祥,她用被子把自己和半導體收音機蒙得嚴嚴的,清清楚楚地聽見這樣一段話。
中國民用航空公司英製三叉戟飛機失事在蒙古溫都爾汗上空,據分析機上是中共高級人員,現正在調查過程中。
再沒什麼新消息,就這一小段反反復復地播,聽得人心裏直發寒。
這時和李素萍一起到湖南的機組全在夢鄉中。
是真的嗎?
看樣子好像是真的,確實專機師剛進口了四架英製三叉戟。
無風不起浪,美國之音似乎不是胡說,總是捕到點風捉到點影吧?
李素萍和愛人老劉都是專機師的飛行員,她知道三叉戟是剛從巴基斯坦進口的專機,只有最高層的領導人才能坐。誰坐三叉戟跑了呢?當時李素萍想的是吳法憲或劉少奇,根本沒想到林彪會出事。四架三叉戟,是哪一架專機跑了她也搞不凖。當時專機師裏除了他們這一架在外面,還有三架專機分別在廣州、上海和山海關,剩下的專機幾乎全在家。不過在外面的好像都不是三叉戟,到底是誰呢?李素萍一直聽到淩晨3點多,她那時還小,好奇心重,一直想知道是誰出了事?飛機上還有誰?卻怎麼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第二天早上,機組人員吃完飯,像往常一樣上候機室,卻被嚴肅的綠褲子們用雪亮的槍刺攔住,不讓靠近飛機。
喲?一夜之間,我們怎麼成了敵人了?
空軍包括在民航機場工作的人員都知道,專機師是最“牛氣”的,誰敢攔專機的機組?那是吃了豹子膽了!這是我們專機組自己的飛機,卻不讓我們靠近?
機長據理力爭,說我們要凖備飛機,首長一會兒走。
要是過去,打出首長的牌子,誰敢攔?可這一次不靈了。
機長著急地說,我們這幾個人沒有地勤,全是空勤,你們不讓我們凖備飛機,任務來了怎麼辦?
說半天,還是沒有用,不讓靠近專機。
機組人員情緒激昂回到了候機室,看見綠褲子們還端著槍認真地圍著飛機轉,好像怕飛機突然跑了似的,真搞不清怎麼回事。機長到處找人聯繫,忙了半天,誰也沒找到,只好喪氣地坐在沙發上。
這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2

李素萍馬上想到昨晚聽到的美國之音,她明白了。
難怪昨晚上機場轟隆隆過了一夜火炮,戰士一律都是迷彩服,好像馬上要打仗的架式。李素萍借著月光偷偷地往外看,消防車式的,一輛接一輛,震得房頂和地板抖動不止。天黑,看不清是坦克還是裝甲車,數一數,有20多輛。走廊裏也不安靜,咕咕咕響個不停。她輕輕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咦?走廊裏全是綠褲子。
她趕快關嚴門,心快跳到嗓子眼兒。
好不容易一分一秒熬到早上6點多,對面好多門裏的燈還亮著。恰好李素萍房裏的燈一會亮一會滅,壞了。她打開門,請綠褲子來修,借機與他們搭話。
綠褲子問,你是機組的?
李素萍說是。反問他們來幹什麼?
來這住。
李素萍心說,來這住?不對吧?
修好燈,李素萍又弄壞,又請他們來修。
還接著問,夜裏是不是過去好多炮?
兩個綠褲子互相看了看,問你看見了?
李素萍說,我數了有20多輛。
綠褲子顯然不想多說話,還有什麼要問的?
李素萍說,你們來幹什麼?
保衛機場。
李素萍不相信,有空軍保衛還不行,還要陸軍保衛?
共同保衛嘛。
保衛幹什麼?
凖備打仗。
跟誰打?
跟蘇聯打。
蘇聯能打到這?
李素萍更不相信了,別騙我。綠褲子很謹慎,再不說了。李素萍也沒有什麼可問的了。她只好“放走”那兩名戰士,端起臉盆去洗臉。直到這時,她還沒想到自己和所有機組成員都成了綠褲子的監視對象。

3

機組人員被滯留在長沙機場了,除了李素萍心明眼亮,誰也搞不清怎麼回事,問怎麼就不能回北京去?為什麼?綠褲子也不回答,只讓他們學習,學重慶談判。問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說大家都這樣。削水果的小刀也被騙走了,說借去用用。借了卻不還,簡直草木皆兵。
滯留長沙的機組幾個人呆在機場,也沒事,就每天學習,聊聊天。太無聊了,人生地不熟,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就用蚊帳竿綁上縫衣服的白線,彎個大頭針,釣魚,再就是追著貓打,打得無辜的貓四處亂叫。綠褲子也不管,只要不離開機場不靠近飛機就行。對他們還算好的,後來聽說在廣州和上海的兩個機組,天天被冷飯冷菜招待著,個個都拉稀,緊急集合般地往廁所跑。空勤的伙食標凖特別高,飛行員到哪都是好飯好菜,哪受到過這種“熱情”招待。
這時,天越來越涼了,他們都只帶了夏衣,打電話回專機師,卻誰也找不到,只好借件毛衣湊和著。這時大家已經沒有回北京的奢望了,也不知要在這鬼地方呆多久。李素萍留了點心眼,那時還實行票證,飛行員退夥退給她半斤油票,她一直放在口袋裏。她決定把油票寄回去,什麼也不寫,信封上地址也不寫,因為不知道北京那邊發生了些什麼,這裏又發生了些什麼。但家裏會從郵戳上知道她在哪裡,讓家裏知道她還活著。李素萍的父親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也不知道女兒是不是在那架摔毀的三叉戟上,急得天天打電話,卻始終沒問出個結果。接到女兒的信,翻過來掉過去看了好半天,看見郵戳是長沙,馬上一塊石頭落地,女兒的飛機沒去山海關,父親心裏這才踏實了許多。
整整被“扣”了50天,李素萍和機組人員才盼星星盼月亮返回北京。廣州、上海和山海關那三架專機的機組人員也被軟禁了50天。山海關是一架伊爾14,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他們到山海關那天都看見了這架飛機,但沒看見機組人員。這架伊爾14是9月12日早上飛到山海關機場的,幹什麼不知道。專機任務經常有交叉,看見了就看見了,都養成習慣,也不問,也不說。50天後這架伊爾14專機就留在了山海關,機組人員坐火車回的北京。在上海的那架專機是南苑機場的,飛行員王玉琳是駕駛256號三叉戟的駕駛員潘景寅的連襟,他開飛機送朝鮮代表團去上海參觀。9.13事件一發生,就不讓他開飛機了,打電話通知他坐火車回北京,從此再不能飛了,轉業。
9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擴大傳達。
10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向全國工農兵群眾傳達9.13事件。
10月26日,專機師傳達有關9.13事件的中央57號文件,讓他們排隊回去。周圍十步一崗,李素萍走在最後,看見機組的每個人都低著頭,好像罪犯一般。
有兩句挺矛盾的話已經忘了是誰說的了。
你們在專機師,算第一線,得天獨厚,是重點的重點。
你們師執行中央任務,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
那時專機師的很多人,尤其是沾256號三叉戟邊的人心裏都沒底,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好的還是屬於壞的。好的壞的是天上或地下的區別,所以大多數人都像怕踩地雷一般,連走路都謹小慎微。只有極少數人暗暗竊喜機會來了,磨拳擦掌,凖備“大幹一場”。
李素萍的愛人是空軍一位副參謀長的秘書,姓劉。那時,上邊天天動員李素萍離婚。說那位副參謀長都被抓起來了,他的秘書肯定完蛋,讓李素萍與劉秘書劃清界限。劉秘書的同學也好心地勸,但李素萍堅決不離婚。她相信自己的愛人沒事,以後劉秘書果然沒事,轉業到中國民航,繼續當老飛,常飛國際航線。
李素萍也轉業到了地方。
但那一天夜裏,她永遠不能忘記。

全國禁空令

4

現在該說說30多年前的9.13事件了。
9.13事件,掐頭去尾,就是跑了兩架飛機,一架是摔在蒙古溫都爾汗的256號三叉戟,機毀人亡。還有一架是直升機,差點飛出去,最後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北京郊區懷柔縣境內。
如果僅僅是跑了兩架飛機,9.13事件也不會震驚中外。之所以震驚中外,是因為256號三叉戟上邊坐著中國當時的第二號人物、黨的副主席林彪。
正大紅大紫著的中國第二號人物怎麼說跑就跑了呢?
國內外關於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說得太多了,真真假假,使那些本來就是謎中謎的真相更加迷霧重重。本文不再重複,只從1971年9月12日下午1點多鐘說起。據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回憶,毛澤東突然從南方回到北京,在豐台車站,與他和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後,單獨交代給他一項任務,調三十八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說明毛澤東早就成竹在胸。3點談話結束,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同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等領導同志研究調動部隊。果然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22點左右,周恩來被工作人員叫出去,再沒回來,討論停了。
原來,21點20分,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隊副團長張宏打電話給北京的上級張耀祠,說林彪女兒林豆豆說,明天早上6點葉群、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跑,目的地是廣州。張耀祠報告給汪東興,汪東興報告給周恩來。
之後,周恩來一直在緊張處理這件事。他在問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海軍政委李作鵬關於停在山海關的那架三叉戟專機後,下達了必須由周恩來、黃永勝(總參謀長)、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指示,並派楊德中陪(實際上監視)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同時要求山海關機場的256號三叉戟連夜返回北京。在23點30分左右,周恩來和葉群通過一次電話,查問停在山海關的那架專機。葉群剛開始裝不知道,後來又說是有一架,我兒子坐過來的。林副主席說,如果明天天氣好,想到天上轉一下。周恩來問是不是還要到別的地方去?葉群說,原來想到大連去。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群說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周恩來說,一定要把氣象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葉群再三勸周恩來不要來。
周恩來放下電話,已經過了零點,他立即把李德生叫到電話間,說林彪要乘飛機跑了,要他立即趕到空軍指揮所,代替他坐鎮指揮。
李德生深為震驚,立即乘車向空軍大院駛去。

5

果然,零點32分,256號三叉戟在機組人員不全又沒有開跑道燈的情況下強行起飛。正在空軍指揮所的李德生看見標圖板上,256號三叉戟的航跡先向西,然後一直向北。從天安門閱兵排練現場被緊急叫回來的空軍參謀長梁璞判斷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他說了三條理由,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飛的是低空,第三方向朝北,馬上就要出國境了。
事不宜遲。
李德生打電話請示周恩來怎麼辦?要不要派飛機攔截?
周恩來說,在你之前,吳法憲也請示過。毛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恩來還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
除了李德生,指揮所的人都不知道飛機上坐著什麼人。梁璞又一次焦急地問,怎麼辦?李德生說,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讓它飛,這是總理的指示。
淩晨1點50分,眼睜睜地看著256號三叉戟飛出國境線。並很快在雷達上消失。
李德生回憶,從這以後,總理反復讓我們查清256號三叉戟從北京到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究竟有沒有加油,根據飛機所攜帶的油量,究竟能飛多遠的航程。空軍指揮所根據查實的數據計算,斷定這架飛機肯定飛不到烏蘭巴托,李德生將情況和看法報告給周恩來。
當三叉戟飛越中蒙邊境時,周恩來在毛澤東住處,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下達了全國禁空令,派陸軍進駐全國所有的軍用和民用機場,任何飛機不得起飛,實行全國禁空。為確保首都和整個國家的安全,同時下令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

6

9月13日淩晨2點半,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的電話響了。秘書李維賽通過作戰值班的專線電話通知,周總理要緊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主要負責人開會。不到10分鐘,剛從睡夢中驚醒的吳忠就坐車到了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的氣氛緊張異常。
吳忠雖然多次聆聽周總理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這一次印象深刻。吳忠後來說他從來沒見過周總理如此震驚、緊張。
周恩來對吳忠、吳德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嚴重事件,國內外會有什麼反應?會出現什麼樣後果?現在還無法預料,毛主席已經做好了應付最壞情況發生的凖備。現在我宣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首都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你們要對毛主席、黨中央負責,絕對保證毛主席、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要嚴格保密,沒有中央命令,任何飛機不准起飛和降落。周恩來最後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從現在起,你們只對我負責,向我直接報告,在發生突然情況時,可以臨時處置,先斬後奏。
中央決定增調某機械化軍及部分坦克師、炮兵師,加強北京地區的戰備力量,所有進入北京地區的部隊,一律由衛戍區統一部署指揮。周恩來指定由吳德、吳忠和衛戍區政委楊俊生三人負責,要保證對內反政變,對外反侵略。那些天,他們日夜在作戰值班室值班。按一級戰備的規格,作戰值班室配雙套幹部,各級主管全部進入指揮位置,就地待命,確保一聲令下,迅即出動。
本來按照慣例,作戰命令是應該由軍委辦事組下達,但為了避開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人,周恩來直接下達了命令。吳、吳、楊商量,衛戍區機關與軍委辦事組、各總部暫時保持距離,以確保衛戍區部隊置於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之下,吳忠通知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只執行來自周恩來辦公室和他們三人下達的命令,對來自軍委辦事組、總部的所有電報、電話,只接聽,不回復。衛戍區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報軍委、總部。當即還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
立即部署北京地區反空降部隊,以最快速度落實。
為加強首長駐地警衛,增崗增哨,負責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的部隊,迅速隱蔽進入指定位置。加強北京新華通訊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電報大樓等要害單位的警衛工作。與此同時,搜索外逃迫降的一架空軍直升機。
9月13日上午10點,警衛三師從懷柔縣打來電話,警衛七團和當地民兵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機。吳忠指示,嚴密封鎖機降地域,保護好現場,將直升機上的物品和活著的人立即押送衛戍區,要保證路上絕對安全。當時有一支空軍小分隊也到達現場,說是奉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的命令搜尋直升機的。因為吳忠不知道李德生是周總理派到空軍司令部去的,命令把這個空軍小分隊全部扣起來,槍也繳掉。報告周總理後,才知道發生了誤會。
在搜索直升機的同時,衛戍區迅速派部隊封閉了東郊、西郊、南苑、沙河、良鄉五個機場和北京的周圍。吳忠向各機場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衛戍區部隊執行命令。進駐機場的部隊,第一,封鎖機場各部位,控制塔台、機庫、油庫等重要目標。真槍實彈對準跑道,如有飛機強行起飛,可以開槍開炮,擊毀。第二,在機場跑道上設置木頭等障礙物,還把大卡車橫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飛機起飛和著陸。第三將機場停放的所有飛機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裝部隊嚴密看守油庫。
當時不要說機場,就是空軍司令部大院,也被陸軍接管。
9月13日晨,衛戍區部隊全部各就各位。
9月13日晚,執行北京地區緊急戰備任務的各部隊全部進入指定位置,並向衛戍區報到。在釣魚台負責警衛工作的鄔吉成回憶,9月12日晚,中南海和釣魚台的警衛部隊也進入了緊急戰備。他記得大概是晚上10點左右接到的緊急戰備電話,之後就忙開了,弄釘子木板之類的設路障,增派崗哨。緊急狀態持續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

機組只有四個人上了飛機

7

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日。下午6點多,專機師的飛行員們還在空勤灶吃飯,擔任飛行值班的中隊長康庭梓突然接到飛行大隊值班員通知,有緊急任務。康庭梓扔下飯碗,跑步到團會議室。因為三大隊的政委和領航主任都不在,機長潘景寅對康庭梓說,三叉戟256號的飛行任務要凖備好,並通知機組成員,對於副統帥的任務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飛機的代號。康庭梓提醒說,今天的飛行手續還沒辦。潘景寅肯定地說,不辦了。因為重要的專機任務保密很嚴,機組人員誰也沒說話。
晚上7點40分,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安全落地。
當它再從北戴河起飛,就一去不返了。
專機上的九個人全部死亡。
飛機上除林彪、葉群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一家三口,以及跟隨林立果的劉沛豐外,還有五位工作人員。除一位是林彪的座車司機楊振剛,另外四位是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主管機械師李平、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機械師張延奎。本來256號三叉戟作為這次專機飛行編制了九名機組人員,有五名沒來得及上飛機,所以機上只有四名工作人員。因為本文主要是講述飛行員,所以我們另找機會再說林彪的座車司機楊振剛,現在先給機組的四位飛行員同志來個速寫,然後再重點闡述。
按專機師規定,三叉戟機組人員平時在原單位按行業編制上班,專機組臨時編成,編有正駕駛(機長)、副駕駛、領航員、通信員、機械師、機械員、特設師、服務員,專機組從以上這些行業中抽人。因為中央規定,一般情況下毛主席不坐飛機,第二號人物林彪的專機就是中國的一號專機,由專機師技術最好的人員組成。
機長潘景寅,行政上是專機師副政委,在機組中無論年齡還是資歷都是排行第一,業務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術權威。他50年代由陸軍選入航校第七期學習飛行,執行過很多重要的專機任務,幾乎所有的中央首長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宋慶齡、王光美、鄧穎超等都坐過他駕駛的專機。文革中武漢發生720事件,毛澤東被困在武漢,周恩來緊急調去五架專機。毛澤東看見潘景寅來了,點名要坐潘景寅的飛機。老潘時任副團長,同團長一起臨時組成一個加強機組,用伊爾18飛機將毛澤東緊急轉移到上海。
1969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首批買進四架英製三叉戟,編號250、252、264、256。以民航身份出現的潘景寅參加了與巴基斯坦的談判,之後,1970年6、7月,他作為專機的機長和機組在廣州進行了改裝三叉戟的訓練,由巴基斯坦飛行員帶飛。飛出來以後,老潘就專飛三叉戟。
這幾架三叉戟是中國當時最好的飛機,性能好,飛得又遠,可以從北京直飛海南島,不用像其他飛機半路要落地加油。而且發動機在後面,機艙裏噪音小,中央首長們都愛坐。那一段三叉戟忙得“腳不沾地”,像華國鋒、江青、鄧穎超、謝富治等都坐過。256號三叉戟是最後改裝好的,1971年才飛回來,還沒飛過幾次。說句題外的話,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256號三叉戟。
說完機長潘景寅,我們該說說三位機械師了。
256號三叉戟主管機械師李平,是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天津人,1957年參軍,34歲,個子不高,技術非常好,是一位有著豐富經驗的機務幹部。
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是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吉林人,1956年或1957年的兵,34歲,瘦高個,不愛說話,經驗豐富,技術也非常好,重要的專機任務非他莫屬。
機械師張延奎比較年輕,26歲,父母都在山東。平時沈默寡言,工作嚴肅認真,任勞任怨。聽說小張是臨時搭配到256號機組的。時任專機師機務主任的吳鑒清說,張延奎說來真冤,我不太認識他,原來他是個機械員,我到幹校後他才提起來。張延奎本來不是這架專機上的,256號專機的機械師是于景瑞。于景瑞家在北京城裏,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請假回家,臨時找也來不及,就抓了張延奎的差。
不過,在專機上,機組成員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只能是相對固定。今天你飛這架,明天他飛那架,根據任務的重要性、複雜性以及技術情況臨時進行一些調整,都屬正常。一般專機機組是一個機械師加一個機械員,256號上了兩個機械師,張延奎相對來說年輕些,當機械員用。作為重要的專機任務,256號專機還比一般專機多上了一個特設師,管無線電、雷達和液壓系統等。如果說張延奎冤,邰起良冤不冤?也冤。再往寬裏說,機組上飛機的四個人包括林彪司機楊振剛都是一樣的冤。
1971年10月,關於9.13事件的中央57號文件沒有提到機組的四個人,在以後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級組織中,都沒有給三叉戟機組的飛行員們定性。但自然而然的,在那種“左”的背景下,他們被當成反革命分子。幾位飛行員的妻子,尤其是機長潘景寅的妻子,甚至完全被當成了反革命家屬。至於死者的工資問題、撫恤問題,都不了了之。機組沒上飛機的五名飛行員在失去自由的“學習班”裏,同“病”相憐,寫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上了飛機的四位飛行員在生前的言行與9.13事件沒有任何關係。只可惜他們這五個人還是泥菩薩自身難保,被當成反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飛行員說話,根本就是穿一條褲子,無人理睬。誰也沒有把四位死者當成正常死亡,更沒有當成因公死亡。
誰敢還犧牲的四名飛行員以清白?

8

當然,犧牲的四位飛行員,是烈士,還是叛徒,對他們本人來說,都無所謂,他們不再關心了。但是,給死者的榮譽是對活者的安慰,四位飛行員的家屬們含著淚翹首以盼。終於讓人欣慰的是,在經過長長的苦難之後,1980年底,鄧小平同志在與美國記者談話時,說到了9.13事件中的飛行員是個好人,而這個一錘定音的結論又被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偶然被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看見。
戲劇性就這樣出現了。
真應該千謝萬謝,要不是鄧老人家給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們和他們還將在敵我矛盾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掙扎,四面望不到岸。
經過潘景寅妻子孫祥凝整整一年的上訪,終於解脫了三叉戟機組所有死了的和活著的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的家屬都接到了由總政治部統一印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並按規定補發了撫恤金。
據潘景寅妻子孫祥凝講,本來是應該發給革命軍人因公通知書的。確實,病故算怎麼回事?人家四名專機飛行員,是專機師身體條件最好的,身體棒得沒法再棒,都沒有病。機組人員有病能上專機嗎?有病不要說上專機,就是普通的飛機也不能上。他們不要說大病,小病也沒有。怎麼叫病故?這不是開國際玩笑嗎?很明確,他們是因飛機失事犧牲的。
為這事,我專門問過9.13事件後從陸軍調到專機師任政治部主任的盛嶽獻,為什麼說病故?盛主任告訴我,都是上邊說的。當時那種情況下,只能說病故,要不怎麼辦?他還說,潘景寅老婆找過我好多次,我只能同情,上邊定的,我們無能為力。過去處理是重了,但我們只能解釋。
軍人去世,有三種由總政治部頒發的制式證書,一種是烈士,一種是因公,再一種是病故。如果是在飛行訓練或執行任務時軍用飛機失事,根據情況不同,或定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這架飛機,情況太特殊,雖然是因公,可誰敢給定成因公?可是你說病故,又實在說不出口,明明不是病故嘛。專機師“兩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這樣對潘景寅妻子說,因為因公通知書沒有了,一時又找不到,你還是先簽字吧。人家急著讓她簽字,處理完後人家“兩案”辦公室就撤銷了。孫祥凝沒當過兵,一直在地方工作,不懂因公和病故有什麼區別,反正也被認可為革命軍人了,就濕著眼睛哆嗦著簽了字。
1981年底,孫祥凝和三位機械師的家屬都領到了一張總政治部印發的蓋著鮮紅大印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
而此時老潘他們已經蒙冤十年有餘了。

9

9.13事件發生,對幾位飛行員妻子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部隊派人到三位空中機械師家中通知,只是例行公事,有意回避了死亡的性質。因為上邊也沒有定性,他們怎麼說?可是,和9.13事件扯到一起,在當時那種“左”的形勢重壓下,再紅也攪和黑了,幾位飛行員的妻子都在地方,門口釘的“光榮軍屬”的牌子被砸掉。肯定還有更多更讓人承受不了的事情發生,比如鄰居的白眼,比如單位的冷言冷語,比如路人的謾罵,比如子女在學校受歧視。
如果說,她們出身不好,生下來就受到歧視,那可能會在這個慢慢的過程中麻木掉所有的大腦神經。可她們都生活在紅得發紫的家庭,又嫁給了紅得發紫的軍人。那年月,軍人在老百姓眼中,完全是英雄的形象,軍人家庭也享受著地方政府的百般照顧。而她們一夜間卻突然從天上跌到地上,那種心理落差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那種“革命”的年代,她們的日子將是怎樣的度日如年。
主管機械師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區,他妻子接到丈夫放在營房的遺物,哭得死去活來。丈夫死了,家裏的頂樑柱倒了,還背上這麼一個黑色的大包袱。三個孩子還小,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而她,一個在工廠當工人的婦道人家,沒有錢,拖著三個不懂事的孩子,今後可怎麼活啊?
如果光是生活艱難,咬咬牙吃糠咽菜也還能勉強過得去,可是我聽說李平的家屬在天津也被辦了“學習班”。她為什麼不找上級機構申訴呢﹖我實在是問了一個幼稚的問題。李平的戰友這樣對我說,那時還有什麼自由,早“圈”起來了。毛主席說過,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但那時的“學習班”,可不完全是“學習班”。美其名曰罷了,“學習班”是那時的時髦語言,說是辦“學習班”,其實是關起來了。
在三個機械師中,張延奎年輕,結婚時間不長,第一個孩子還在妻子肚子裏,他連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知道。張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當售貨員,賣衣服。我到百貨大樓打聽她時,名字叫不上來了,但老人們包括看門的師傅都還略知一二。據說百貨大樓對張延奎的妻子不錯,沒把她當成反革命家屬看待,並千方百計保護了她。在那種年代,敢這樣做,真是燒了高香了,我們國家還是好人多啊。
邰起良的愛人畢業於人民大學,工作也很不錯,在北京市的一家機關當秘書之類。一切順心,就是長期有病,不知怎麼得了個硬皮病,這一塊,那一塊。這種病,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僅皮膚硬化,內臟也可能硬化。嚴重時,皮下組織及肌肉都會萎縮,緊貼於骨骼,形成木板樣硬片,造成患者活動受限,面部缺乏表情,開口困難,胸廓運動受限,關節強直等。如果發展到內臟硬化,將會危及生命。硬皮病的治療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醫還有比較好的辦法,雖然不能根治,但能慢慢讓皮膚鬆軟一些。所以,邰起良到處為家屬求醫問藥。聽說海南島有一個老中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批准邰起良家屬搭便機到海南島治療,9.13事件後治療中斷。
邰起良走時愛人的病相當重,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還拉扯著兩個小女兒,一個5歲,一個2歲左右。一家人就指著邰起良這個頂樑柱呢。而如今丈夫一去不返,她真是哭天天不應,哭地地也不應。9.13事件,也殃及到無辜的她,被貶到石景山熱電廠,先在圖書館,後來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來越重。1984年,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兒18歲,她終於帶著時時包圍她的悲痛離開了人世。而這時大女兒還在上高中,二女兒還未成年。
死前她留下遺囑,把兩個孩子交給陳希融。
陳希融是誰?他曾擔任過專機師副政委,1961年的兵,在專機師40年,先是機械師,曾當過毛主席專機的機械師。以後改政工,幹過組織、幹部、保衛等部門,從大團政委、師副政委到聯航黨委書記,直到退休。他一向工作謹慎,強調實事求是,經他處理的案子沒有翻案的。他對256專機組的成員深表同情,經常去看望邰起良家屬,幫助她解決困難。後來上邊也發了話,他們不是壞人,他的不求回報的幫助就更理直氣壯了。
處理完邰起良家屬的後事,陳希融把邰起良的兩個女兒領回家中。他自己有三個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兒小。他和他家屬對這兩個可憐的孤兒比對自己的孩子還好,那時家裏並不富裕,寧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讓邰起良的兩個女兒吃好喝好。幾年後,邰起良的大女兒讀完了大學,有了工作,二女兒中學畢業後也在陳希融的幫助下當了兵。陳希融夫婦仍像父母一樣關心著兩個女兒。二女兒結婚時,家中只有一條好毛毯,陳希融家屬毫不猶豫地送給了她。以後,大女兒有了一個女孩,二女兒有了一個男孩,陳希融家屬忙著做小被子,撕尿布,像對自己的孫子孫女一樣。至於為什麼要這樣?陳希融夫婦也沒想更多,只是可憐她們,根本沒想到什麼回報。
如今,大女兒當了老闆,很有錢。二女兒也終於羽翼豐滿了,出落得相當漂亮,也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親一樣經常飛行,經常飛國際航線。二女兒說,媽媽生前只要電視裏有飛機,她就馬上關掉。如果母親在,恐怕是不會讓女兒選擇這個職業的。
事隔30年,除了邰起良的妻子去世外,另兩位機械師的妻子我都沒有找到。只聽說李平的妻子拖兒帶女回了老家。張延奎的妻子以後辭職,據說改了嫁,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因此我只能披露這麼一點點情況,真對不起,甚至連他們妻子的名字也說不清楚。不過在我的心中,他們是烈士。他們和千千萬萬的共和國烈士一樣,是我們祖國最優秀的兒子。不僅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孩子的孩子,將世世代代銘記著他們,我,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也會世代銘記他們。

三叉戟機長潘景寅

10

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幾名工作人員中,應該說家家都有本說也說不完的苦難賬,而現在,我們只能知道潘景寅一家的悲慘遭遇。
因為很幸運,我找到了機長潘景寅的愛人孫祥凝。
那時,我只知道孫祥凝在海澱醫院工作過。這麼多年了,現在還在不在?會不會調走?不知道。我試探著去了海澱醫院,東問西問,最後找到醫院後面的一排平房裏管老幹部的同志。屋裏光線很暗,坐著兩位幹部模樣的人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看了我的證件,說當時你們部隊怎麼對待人家的?我張口結舌。不過他們還是拐著彎告訴我,她女兒在哪哪哪,你去找她吧。就這樣,我很快找到潘景寅的二女兒潘鷺,接著找到了孫祥凝。
然後我聽到了一個在都市的陽光下怎麼也不可能發生的故事。
但是,孫祥凝一字一句說時,臉上平靜極了。
最初,潘景寅被當成叛徒批判。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在海澱醫院放射科工作,被當成反革命家屬關押了八九年,還一度進了監獄,精神也不正常了。
關於9.13事件的前前後後,孫祥凝一點也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後她仍然不知道。但是她知道,老潘飛的飛機可不是一般的飛機,他專門給中央首長飛專機,他很驕傲自己的工作。孫祥凝呢,既為老潘驕傲,又老是擔驚受怕,怕他有個三長兩短。本來空軍司令部的調令都來了,調老潘到空軍機關工作。就是因為接了這批三叉戟,要培養這批飛行員,又把他留在機場改裝。老潘飛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對妻子說,這回你該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幾個發動機,不會那麼巧都壞,有個比較寬敞的地方就能起飛和降落。
確實這之後,孫祥凝放了一多半心。
孫祥凝知道,這麼多年,老潘執行了多少次專機任務,全都圓滿完成,從來沒有出過任何事故。在孫祥凝眼中,老潘不愛出風頭,話也極少,從不跟什麼人跑來跑去,有時間就鑽研飛行技術。因為他飛行技術好,人又老實,提升很快,從大隊長、副團長升到團長、副師長,仍飛行不斷。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潘景寅的性格,那時他有個侄子在沙河機場當臨時工,想當兵。打聽到大爺在空軍,正好潘景寅那時在沙河機場當團長,辦個男兵應該問題不大。但老潘說,你結婚我可以給你點錢,但你當兵我辦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種地,以後侄子在老家蓋房子,孫祥凝給了一些錢,算還了老潘的心願。

11

老潘走的那天,孫祥凝永遠不會忘記。
1971年9月12日,潘景寅剛出差回來。他很忙,沒閑著的時候,偶爾在家過個星期日,也不在家呆著。沒有飛行,他就在辦公室看書練字,隨時待命。
因為老潘難得在家裏過個星期日,愛人孫祥凝和兩個女兒以及老舅高高興興包起餃子。鄰居給了半個瓜,潘景寅最愛吃瓜餡,孫祥凝拌了兩種餡,瓜餡捨不得給孩子吃,專門留給老潘。老潘是家裏的重點保護對象,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潘在家裏也沒感到有什麼困難,只要他一回家,孫祥凝就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吃,說他在空勤灶吃慣了。每個月配發的二兩肉,孫祥凝捨不得給孩子們吃,全留到星期天給老潘,而她和孩子們吃大蘿蔔條子和白薯。
結婚沒幾年,老潘就吹氣式地胖起來。
這天孫祥凝連接了三個電話,都是找老潘的。挺急,說辦公室也沒有潘副政委,他上哪去了?潘景寅此時在理髮室,等他回到家裏,瓜餡餃子還正在煮。來不及吃了,潘景寅二話不說,提著旅行袋就出了門。專機飛行員都有個旅行袋,裝著牙具、毛巾和拖鞋什麼的,以備隨時出發。臨出門,他說今晚可能回來。
潘景寅已經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太近了,飛一趟也就40分鐘。老潘不說到什麼地方,孫祥凝也不問。
老潘一心飛行,常常說走就走,孫祥凝也習慣了。平時在家裏,不光老潘不說,孫祥凝也很自覺,覺得部隊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黨員,還是躲遠一點。老潘拿回來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孫祥凝也不看一眼。甚至作為飛行員待遇發給老潘的巧克力和水果,孫祥凝也自覺不吃。這一次也不知道他上哪去,很久以後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虧當時場站政委的家屬領著兒子正在老潘家中串門,以後追查,她們正好當了證人,說潘景寅臨走確實沒說什麼。
改裝好三叉戟後,需要經過多次試飛。潘景寅的大女兒潘鷥因小兒麻痹在長春治療,一個人在外地,吃不好,營養也跟不上,孫祥凝幾次催老潘把女兒接回來。正好潘景寅申請到長春航線,順便把大女兒接回北京,這是9.13事件前一個星期的事情。以後還追查潘景寅與這件事的關係,其實根本扯不到一起。
當晚7點40分,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隨即降落在海軍所屬的山海關機場。後來孫祥凝才知道,在老潘最後一次上飛機一去不返的那個夜裏,老潘一直沒睡,坐在機場調度室裏,煙灰缸裏裝滿了煙灰。自從50年代周恩來去萬隆會議那一次被台灣特務在飛機上安了炸彈炸了飛機後,潘景寅就對專機看得特別緊,寧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證專機安全。

12

當天晚上潘景寅沒回來。孫祥凝仍覺得很正常,老潘是說可能回來,那也可能不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吧。這一夜很平靜,第二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樣去海澱醫院上班,走出機場營門,才發現一些不正常。
9月13日淩晨,衛戍區已經派部隊把機場看管起來。停機坪周圍、跑道、機場大門都是陸軍和空軍雙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盡是綠褲子的陸軍,怎麼機場來了綠褲子的陸軍站崗?平時都是藍褲子站崗呀?但孫祥凝沒多想,軍隊上的事情搞不清楚。
確實,9月13日的那天早晨,專機師的營院裏特別清靜,從來沒有過的清靜,人很少,幾乎見不到人。不要說家屬會感到奇怪,就是機場的工作人員偶然出來,也會感到奇怪。機務處有塊菜地在機場西邊,種著地瓜、花生等,每天早上,機務處的人都會去勞動。可這一天,他們去菜地,發現怎麼這麼安靜,沒人活動。平時機場的早晨是最熱鬧的,凖備飛機的,鍛煉的,到處都是人。
為什麼會如此安靜呢?
噩夢般的一夜終於忙亂過去了,天大亮。像往常一樣,有人來請示訓練飛行什麼的。因為已經有禁空令,師長時念堂說不要動,聽命令,這樣機場的日常活動就都停止了。以後時念堂說,因為腦子糊塗了一夜,鬧不清,只能觀望。不敢繼續活動,一動會不會再發生什麼問題?所以誰也不敢動,有些事該搞也不搞了。不能進機場,就內部學習,文革中也習慣了,一有事就政治學習,所以機場很靜,見不到人。
9.13事件的消息在最初一直被封鎖著。
到了9月底,老潘還是沒有任何消息。孫祥凝嘀咕起來,往常到這時候,老潘一定會讓人來家裏拿秋冬的衣服,可是這次天涼了,老潘卻沒有來要這要那。孫祥凝悄悄問財務科的一個家屬,怎麼老潘也不找我要衣服?那時,專機師人人自危,誰都不知道會不會牽扯到自己,全都明哲保身。人家說,你到政治部去問問。孫祥凝想,老夫老妻了,追這麼緊,讓人笑話。她沒有問,也還是沒有往別的方面想,因為機場空勤灶還是正常給家裏送米麵。過了10月,孫祥凝從南口娘家回來,機場來人說,老潘犯了點錯誤,別太著急。孫祥凝仍然沒想別的,從老潘平時的表現,他能犯什麼錯?大不了到幹校勞動去。
到這時孫祥凝還是什麼都不知道,照常上班。當然到了後來,她也覺得不對頭了,平時機場裏很多熟人見了面都很熱情,現在卻不再打招呼,冷冰冰的,甚至還裝著不認識。沒兩天,海澱醫院給孫祥凝辦了“學習班”,一直不讓與家裏聯繫,家也給抄了個底朝天。老潘的兩個女兒12歲的潘鷥、11歲的潘鷺,還有2歲多的兒子潘鵬,不得不被住在南口的姥姥接走了。本來單位是要把他們送回老家的,但潘景寅老家已經沒有人,才沒被送走。老潘的房子也被收走了,家中的東西被拉到南口姥姥家。姥姥不收,又拉了回去,堆在庫房裏,散失了不少。以後落實政策,組織上給了一筆賠款。
說是辦“學習班”,實際上孫祥凝被一關四年,因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地方也不是很熱心,推來推去,最後關在海澱區衛生局。時間長了,也就鬆了,沒人管她了,換飯票也沒人管。她很想孩子們,乘機溜回家,也沒錢,一路走到南口。海澱衛生局發現“犯人”沒了,請示北京市委書記吳德,說政治保護,南口派出所把她叫走,最後關到海澱公安局拘留所,升了格。
臨走,孫祥凝對父母說,媽您放心,他們不害我,我自己不會自殺。之後家人到處找也找不到,說失蹤了。拘留所的日子不那麼好過,每天白菜湯窩窩頭,睡地鋪,孫祥凝不在乎。反正已經說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她性格雖然很開朗,但在那種壓力下,她不敢言聲,不知道哪一句說錯了,再扣上什麼罪名。就這樣,前後關了一年,神經就有些不正常了。
因為揭發來揭發去,揭發不出什麼材料。加上組織上左查右查,也沒查出老潘有什麼問題。幾經請示,決定放孫祥凝回家。關押是解除了,但卻沒人給孫祥凝摘掉反革命家屬的帽子。
出獄時她才30多歲,頭髮特別長,面黃肌瘦,孩子們都不認識了。在南口娘家又呆了三四年,八年過去了,孫祥凝要求上班。海澱醫院很關心,衛生局長還來看過幾次,只是說不好安排,還是在家休息吧。這時,孫祥凝還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家裏老人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來,怕她找來找去,再被“找”進監獄裏。母親說,讓上班就上班,不讓上,家裏也能過,就弄著孩子過日子吧。幾經周折,到了1978年9月15日,她總算正式上班。先安排在北下關門診部,那裏沒食堂,工資還不夠她一人在外面吃飯。一兩個月後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澱醫院,在掛號室工作。

13

原來這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家庭啊,老潘知足極了,愛人漂亮,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也個個漂亮。三個孩子都是老潘的寶貝,老大叫潘鷥,老二叫潘鷺,老三叫潘鵬,三個孩子的名字全是老潘起的,都有一個“鳥”字,都與飛行有關,從中也可以看出潘景寅是多麼熱愛飛行。
怎麼認識老潘的呢?認識老潘的過程很簡單。
老潘雖然沒上過學,但他聰明好學,年紀又輕,被選到空軍學飛行。以後潘景寅調到北京某機場,他在航校的同學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紅軍,在南口駐訓,住在孫祥凝家,瞭解到孫家有個女兒在北京大學護校上學,就當了紅娘。潘景寅長得很精神,又身高一米八,孫家很滿意。孫祥凝長得也很出眾,脾氣又好,老潘更滿意,一拍即合。那時老潘已經30歲了,大孫祥凝8歲。學校也很支持,專機飛行員嘛,特批結婚,但要求孫祥凝在校期間不許生孩子。孫祥凝說,哪談什麼戀愛呀,談戀愛就沒怎麼見面。他老出差,我那時又經常上夜班,老是你在我不在。結婚後也一樣,幾個孩子都是我媽給帶大的。大女兒潘鷥到城裏看病,沒有錢坐車,都是姥姥背著一步步走到城裏,再一步步走回來。遺憾的是大女兒潘鷥從小得的小兒麻痹經過治療已經好轉,因為老潘一走,本來繼續的治療沒能繼續下去,至今潘鷥還站不起來,這成了孫祥凝的一塊心病。
老潘在時,經濟上不發愁。他一不在了,家裏就塌了天,特別困難。孫祥凝只有30幾元工資,姨舅們時不時幫點忙也有限。妹夫王玉琳被停飛轉回了沈陽,兩個孩子留在北京沒走,也住在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爺的退休金接濟。
生活這麼困難,孫祥凝還一直照顧著老潘的父親。
孫祥凝對老潘的父親很好,因為潘景寅對父親很好。
潘景寅1929年1月出生,從小沒有母親,跟著姑媽長大,是個苦孩子,14歲就給地主放牛。
1946年6月,後來改成四野的部隊路過,他把牛鞭子一扔,跟上部隊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走不要緊,地主向潘景寅的父親要牛,交不出牛來就灌辣椒水,父親差點死去。所以老潘一直心存歉意,到北京工作後很快把父親接來。以後,孫祥凝為老人請了個保姆,為老人送了終。
那些年,說三道四的人不少,孫祥凝不管,一心要把老潘的三個孩子帶大。真是咬著牙過日子。兩個女兒才半大,幫不了家裏,最小的兒子1969年2月1日出生,要喝牛奶,買不起,就養羊,擠羊奶。姥姥家在南口的院子裏有地方,就養豬養雞種菜,每天從早忙到晚。過年賣頭豬,給孩子們添件新衣服。好在姥姥姥爺是南口的老住戶,人緣相當好,孩子們在南口基本上沒受到什麼歧視,也沒遭什麼罪。如今孩子們都結了婚,有了滿意的工作。幾十年過去了,生活越來越好,孫祥凝卻念念不忘給老潘一個說法。
她一直認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東上西你只是執行命令,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啦?她不服,給所有坐過老潘專機的中央領導人寫申訴信,要求給個說法。老潘最早是給宋慶齡飛專機,過去宋慶齡年年要回上海,都是坐老潘的專機,有時她在上海多逗留幾天,老潘就在機場等著她,彼此很熟。孫祥凝給宋慶齡發了信後,宋慶齡很快派秘書來海澱醫院瞭解情況,陰差陽錯沒見上。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去世,孫祥凝想通過她摘掉反革命家屬帽子的願望落空了。
但孫祥凝並沒死心,她相信老潘是好人。

14

事情真是具有戲劇性。
那些日子正流行蘇小明演唱的歌曲《軍港之夜》,孫祥凝翻出一摞報紙,聽說那上邊有《軍港之夜》的歌片。翻著翻著,她隨便掃了一眼《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這無意中的一眼掃出故事來了。平時大塊的文章她是不看的,偏偏就在這張報紙的大塊文章上,她一眼掃到了一句話,一句對她和孩子們至關重要的話。
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9.13事件中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孫祥凝顧不上翻什麼歌片了,捧著報紙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淚一下就湧出來了。
這事要從1980年11月15日新華社的一則電文說起。《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在第二天刊登了新華社一則短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在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時,鄧小平談到了我國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發展中美關係的看法。他還向客人介紹了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
鄧小平那段時間會見的外國客人很多,有時一天要會見好幾撥。一般說來,談話的內容都不公開見報,只登個簡訊。
如果這樣一來,下面的故事就不會發生了。
幾天後,11月24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將近一版的《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因為此時正值審判“兩案”,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專門問了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在談到那架三叉戟時,費爾問,根據調查,飛機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於飛機維修不好呢?還是別的原因?鄧小平回答,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在將近一版的訪談中,談到老潘的就這麼一句話。
就這麼一句話就足夠足夠了,孫祥凝心想終於有出頭之日了。很快,在新華社工作的親戚也把那份報紙寄了來,複印了很多。當我找到孫祥凝時,她手裏已經沒有這份報紙了,都送出去了。而且她也記不住這張報紙的時間。不過,有個影就行,於是,我專門跑到首都圖書館,借出那一年的《人民日報》,一張張地翻,終於找到了。當時我心裏只有一句話,一句像泉水一樣不斷地往外湧的話。
老天有眼啊。

15

自從孫祥凝偶然從報紙上看到鄧小平對256號三叉戟飛行員的評價後,有了信心。豁出去了,和二女兒潘鷺騎車到專機師,又騎車到空軍信訪接待站,還是1971年的結論不變。孫祥凝沒洩氣,中南海的東西南北四面的門都轉遍了,最後到中南海西門,好心的工作人員指點她們到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讓她們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組織部接待站。北京那年下那麼大的雪,孫祥凝和二女兒潘鷺深一腳淺一腳摸到了地方。
這個接待站是黨中央聯繫群眾的一個窗口,它最早是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站,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後逐漸演變成聯合接待站,定名為人民群眾來訪接待室。到了文革後期,落實冤假錯案,上訪的人很多。往往預約到三天以後才能談,每個接待員每天都要接待十幾個人甚至20多人,工作量相當大。隨著政策的逐步落實,也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像生產隊扣工分扣口糧打擊報復的事就沒有了,來上訪的人也漸漸少了一些。
接待站按片分三個處,一個管東北西北,一個管華北西南,一個管華中東南,每個處都有十好幾人。來訪者先到登記處,然後由登記處分配。潘鷺記得,那裏有好多窗口,父親是河北人,歸華北窗口管。接待員的代號是106號,30多歲的男同志,極富同情心。事隔十多年,幾經周折,我好不容易通過單位,打聽到這位好心人的名字。此時他已經調動了工作,但他堅決不同意公開他的名字,說這只是工作。
也確實,這是他的工作。接待上訪的工作雖然很繁很雜,甚至很麻煩,但他熱愛這項工作,這是他從1974年在接待站工作以來接受的最大的上訪案子。那時,接待站老同志很多,106號還算新同志,他剛從五七幹校勞動回來。聽孫祥凝一說,他覺得奇怪,不是早就解決了嗎?孫祥凝說,根本就沒有解決,我反革命家屬的帽子還戴著呢。106號接待員看了複印的《人民日報》說,你們這樣說不行,回去寫個材料。從表面上看,106號不那麼著急,其實接待員就像心理醫生一樣,要耐心聽來訪者講,千方百計幫助他們解決。但又不能風風火火,要通過一定的程序。
這時孫祥凝已經回海澱醫院上班,住在西苑,這是從醫院借的一間房子。怎麼寫申訴材料?不少好心人給她出主意,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不能上級讓向東你向西,這是原則,一定要寫上。材料寫好後,孫祥凝又一次去中央組織部接待站,還是代號106的同志接待。這個同志很不錯,一直由他負責。106號每次接待完孫祥凝,都要向上匯報。
孫祥凝前後跑了十幾次,也有跑空的時候。每次都補交一些材料,回來寫。潘鷺說,有一次,鄧辦的工作人員還站在一邊聽過她們訴說。這之後,孫祥凝又和家人跑了一兩次。106號說,您就別來了,您的材料我都轉上去了。至於今後有什麼困難,您再來上訪。
沒多長時間,專機師來人了,給孫祥凝送來了《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

潘景寅同志於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同時按規定補發了撫恤金。
專機師問還有什麼要求。這麼多年,除了孫祥凝受盡了牽連,幾個年幼的孩子也受盡了牽連。要是老潘在,老大潘鷥的腿沒準就治好了。老二潘鷺被國家女籃選上,卻因為老潘的問題政審沒審下來。老三潘鵬是甲級身體,卻沒當成兵。本來潘景寅對孩子說,將來工作選三樣:當兵,學外語,搞醫。這幾個願望除老二潘鷺在醫院工作外,都沒有實現。
想著想著,孫祥凝的眼淚就下來了,她提出三條:一、大女兒潘鷥是殘疾,安排工作,減輕負擔;二、二女兒潘鷺在南口上班,能否調回城裏?三、東西丟了,要折價賠償。
這幾條專機師基本上答應了。
孫祥凝還提出房子問題。9.13事件後,她被關起來,三個孩子被姥姥接走,原來分配給老潘的住房被強行收走。當時機場沒有房子,就拖下來,以後老孫擠在醫院分給女兒的兩間房裏,還帶著殘疾的大女兒和小兒子。時間過去這麼多年了,老潘的三個孩子都已經結婚,有了兩個外孫。原來勉強能住的兩居室就顯得太窄小了,但至今房子問題仍沒有解決。小兒子結婚多年,卻不敢要孩子。老孫年紀越來越大,又得過一次很嚴重的腦血栓,想請個保姆卻沒地方住。大家說,要是老潘在,你還受這個罪?小洋樓都住上了。是啊,孫祥凝多麼希望有一天老潘推門進來,大聲說,瓜餡餃子呢?還有沒有?我還沒吃呢。然後孫祥凝說,有,有,馬上就好了。
只可惜這只能是一個永遠在做,永遠做不完的夢。

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人員

16

三叉戟機組一共九個人,只有四個人上了專機,另外五名機組人員還沒有上,飛機就慌慌張張起飛了。是因為太匆忙沒來得及叫?還是故意不叫?因為機上的四名機組人員全部死亡,機上的黑匣子至今沒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測。
看樣子,沒來得及的可能性大一些。
如果機組人員全都上了專機,也就沒有了後面的故事。
逃掉了死亡,卻逃不掉“罪過”。
沒來得及上專機,是不幸,也是幸,事後當然慶幸沒上飛機。儘管以後的“罪”沒少受,厄運纏著他們不放。但不管怎麼說,反正這五位機組人員應該感謝命運網開了一面。幸好命大沒上飛機,上了,不就糊裏糊塗死在異國他鄉了嗎?溫都爾汗會再多五具屍體,又會有五個家庭遭受更多的不幸,而最後得到一張病故通知書。一想到這些,一切的一切也都無所謂了。
因為,他們活著。
那天到北戴河後,開完飛行總結會,已經很晚了,因為說任務是第二天一大早,所以機組除了潘景寅都抓緊時間睡了。要不是特設機械師邰起良在專機旁打了個電話,機組的五位成員還在沉沉的睡夢中呢。
邰起良打電話給調度室,說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到?
調度室主任姓李,是專機師派來的,急了。一陣急促的砸門,調度室主任喊,首長到機場了,快快快起床!
機組的五位成員幾乎同時從睡夢中驚醒,從床上蹦起來。
飛行員有個習慣,兩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駕駛康庭梓以緊急集合般的速度胡亂套上衣服,一隻腳伸進皮鞋裏,第二隻腳還未來得及伸到第二隻皮鞋裏,就聽見飛機發動機起動的聲音。怎麼會?他的航行包就在飛機上放著,沒拿下來,省了一道手續。他連鞋帶也沒繫,衣服也沒扣,就瘋了一樣衝出門。黑暗中,他看見機組的兩個老同志陳聯炳和陳松鶴跑在他的前面。
如果要是英製子爵號,發動機性子慢,要響半天,才能發動起來。三叉戟飛機是個急性子,起動快,還沒等大家跑到跟前,專機已經滑動了。眼看著三叉戟沿著跑道東頭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著就嗖地飛上了天。因為飛機沒像平時一樣打開機翼燈,很快就被黑暗吞沒了,只有越來越弱的飛機聲還在耳邊嗡嗡著。
正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往停機坪跑的幾個機組成員全傻了眼,一時怔在那裏。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專機組都知道,凖備飛機從來都是全機組一起凖備的。飛機落地下來首長走了,機組還不能走,還要查飛機,查得很細,每個地方都要檢查。檢查完了還要塞上各處的“眼”,蓋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8點起飛,夜裏3、4點就要起床到機場,提前好幾個小時凖備。打開飛機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後發動機試車,每個部件檢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點時間還要裏裏外外地擦,拿抹布和汽油,擦飛機,做清潔工作。然後在機場待命,等待首長。飛機尤其是專機,不像汽車,上了車就開。飛機複雜得很,冬天夜裏那麼冷,要提前一個小時凖備好,加溫開車。凖備時間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要是有故障,那時間更長。試車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務沒了,一天也是它,兩天也是它。那時設備陳舊,不像現在換上個部件就完事,那時得修,挺複雜,所以專機機組最辛苦,沒白天沒黑夜。要是在家,還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設備,機械師都在。在外邊,就靠機組幾個人,必須全體到外場,大家一起上陣。對於專機組來說,無論幹什麼,都是機組人員一起行動。可以說,這是一條鐵的“紀律”。
可眼前是怎麼回事?
服務員小魏因為要提暖水瓶打開水,動作稍慢了一步。她提著兩個暖瓶,望著已經起飛的256號三叉戟,奇怪極了,著急地說,我開水還沒打,他們怎麼就起飛了?四位垂頭喪氣的“難友”頓時覺得自己失了職。

17

256號三叉戟配備了專機師最強的技術力量,從北京飛向山海關。然而專機組的所有人做夢都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三叉戟再次從山海關起飛時,機組作為一個集體已經永遠不存在了。昨晚11點,機長潘景寅在機組凖備第二天飛行的會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來到機場做凖備,然後吃早飯,然後再到機場待命。沒想到才睡下兩個小時,一切全變了。
專機起飛了?我們機組成員還沒上齊,怎麼就起飛了?是不是在夢中?不是,專機確實是起飛了,停機坪上空空的,飛機早就沒影了。這五個沒上飛機的飛行員全都目瞪口呆,誰也不明白機組的部分成員還沒上飛機,怎麼飛機就起飛了呢?幾個人想也沒想,不約而同,又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往調度室跑,看看飛機往哪裡飛?
在調度室,他們也沒搞明白。但他們總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飛機上的機組人員只有機長潘景寅和三個機械師。9月的北戴河,晚上海風很涼,康庭梓只穿了布飛行服,感到挺冷,晚上睡覺就順手把窗戶關上了。雖然他睡覺極輕,又只隔一道牆。但康庭梓一點也沒聽見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起床,說明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時動作很輕。據警衛飛機的海軍戰士講,三個機械師到停機坪大約是零點零幾分,潘景寅離開房間是零點15分,而林彪一夥大約是零點22分到機場的。從潘景寅叫油車加油,到飛機強行起飛,只有短短35分鐘的時間。
很奇怪,為什麼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間的三個機械師起來凖備飛機,沒叫其他的機組成員呢?按慣例,起飛前的凖備工作是機組全體人員一起做的。潘景寅應該把大家都叫起來,分頭凖備。他為什麼沒叫?現在誰也說不清了。
被專機丟下的五個人起碼還是一個集體,後半夜誰也沒睡。首先是向領導詳細報告,當時根本沒考慮自己會怎麼樣,也根本沒想到會把自己怎麼樣。大家一起分析,飛機到底出了什麼事情?爭取給上邊處理這件事多一點參考。可是沒有人聽匯報,是不願意?還是顧不上?不知道,反正沒有人聽匯報。
9月13日上午,機組的五位“難兄難弟”還有自由,大家還在研究分析,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這時,他們還是誰也沒想到給家裏打電話,也沒想到自己會失去自由。很快中午就不讓到食堂吃飯了,一份一份地送來。還沒等幾個人弄清是怎麼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專機師臨時調到山海關機場的調度室李主任,都被海軍嚴格看管起來。
9月14日下午,機組沒上飛機的五位成員被山海關機場的海軍戰士兩個架一個,押上開往北京的專列。待遇倒不錯,高幹待遇,一人一間軟臥。可惜有兩個形影不離的海軍軍人在不錯眼珠地看著。就這樣被押回北京。

18

到北京已是9月14日的晚上,立即被關進公主墳海軍大院西側的平房招待所。這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是招待所,而成了臨時監獄。自從卸下火車又被裝進吉普車,還莫名其妙的五個人才徹底明白,已經變成敵我矛盾了。專案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鑰匙手錶都收走了,說是怕自殺。機組人員覺得很好笑,為什麼要自殺?有的說我告訴你,我絕對不會自殺,最起碼我得對家對孩子負責,除非你把我打死。有的說,我們又沒幹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關了大約一星期後,他們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亞洲療養院。這時亞洲療養院已經成了審查9.13事件的根據地了,中央專案組把空軍的、陸軍的包括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凡是與9.13事件沾邊的都“請”到這裏,實際上亞洲療養院就是監獄了。一人一間,門口坐著北京軍區派的戰士。弄得就跟犯人一樣,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著,當時那氣氛,只能拿恐怖來形容。
在海軍大院關著的那幾天,曾問他們在山海關看到什麼了?海軍的保衛部門也好奇。事情發生得太急,中央專案組還沒凖備好,沒鋪開攤子。幾天後,時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的紀登奎開始審問。就那麼點事,問完了,再沒什麼說的,再問再從頭說一遍。說的人沒煩,聽的人早就煩了。審問者覺得真是問完了,就兩個人一間,再不問了。不過,還是高幹待遇,有警衛戰士坐在屋門口警衛著。
沒上飛機的五位專機組成員還算運氣不錯,他們在1972年春節被交回空軍,直接拉到空軍學院。待遇又提升了,變成一人一屋,當然緊箍咒還箍著,還是審查,不過總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接受審問外,就是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這可把筆杆子練出來了,一輩子也沒寫過這麼多的字。經過所在專機師專案組的一年半到兩年的隔離審查後,陸續被放了出來。專機組的五個人“待遇”不一樣,服務員小魏放得最早,1972年8、9月就走了,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到1973年6、7月出來,也算放得早的。那三個老一點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來,關了足足兩年。
你以為放出來就好了嗎?哪有這麼好的事!
放出來還是沒有自由,又以參加勞動和辦“學習班”的名義繼續馬拉松式地被審查了三年。總算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最後結論。專機組幾個人政治待遇還是不一樣,三六九等,其中三名機組成員的結論是“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方向性錯誤”。大概因為康庭梓年輕,他的結論少了“嚴重的”這個副詞,只是方向路線錯誤。小魏更年輕,又是戰士,所以比另外四名機組成員“問題”都輕,沒寫上這一條,算乾乾淨淨。
到1976年,包括放牛娃出身的陳聯炳在內的機組五名成員全部被取消飛行資格。其實,在宣佈取消前就已經取消了。他們自從那個奇怪又可怕的夜晚,就已經沒有飛行資格了,只不過沒有宣佈罷了。不僅沒有飛行資格,連作為一個公民的自由行動的資格也一律沒有了。
接著是轉業,勒令限期離開北京。

19

雖然轉業到了地方,但是沒有平反,確實沒有平反。陳聯炳轉業回安徽後,就曾回專機師來找過,要求平反。說實話,當時的處理確實不公正,不那麼實事求是,要說明的是,這與專機師無關,是上邊的意思。可是,平什麼反呢?根本就沒有立案,也沒有給什麼處分,正常轉業,也正常分配了工作,所以無反可平。轉業到地方已經好多年了,再重回部隊也已經不可能。
關於這一段,他們不說,他們當然不願意說,又都到了新單位,沒有人知道他們還曾當過一年到兩年的“犯人”。只是他們的檔案裏,寫著說不清的“方向性錯誤”,而且還是嚴重的。
這不是出洋相嗎?那時飛三叉戟,當然光榮了,這是最重要的專機任務,是組織上派的,也不是自己挑肥撿瘦爭來的。到專機組都是思想技術最好的飛行員,現在倒成反動人物了?專機飛行本身就有個特點,上了飛機,你不知道往哪飛。文革中被困在武漢的毛澤東直到飛機起飛後,才說到上海。專機飛行員,不就跟汽車司機一樣嘛,人家讓你上哪,你就上哪,難道這就叫“方向路線錯誤”?哪次飛行都可能出事,他們以生命為代價,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全心全意,卻被當成敵我矛盾,簡直是黑白顛倒。副駕駛康庭梓離開部隊時是連職,他寫了100多封申訴信,全退到專機師,有人好心地告訴他,別再寫啦,沒人理。
1981年,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的問題解決後,專機師根據上級指示給五位沒上飛機的機組人員改結論,專門派人到他們各自的單位,從他們檔案裏抽出與9.13事件有關的那些材料。康庭梓說就算了,人都弄到農村了,還搞這個幹什麼?保衛科第二次又去,堅持從檔案裏把那些東西全撤出來,但還是不作結論。
毫不誇張地說,9.13事件後被關押的這幾年影響了他們的一生。試想,如果他們沒有進三叉戟機組,那他們會像他們的戰友一樣,繼續留在專機師,隨便混到師級沒有問題。更有可能混到軍級,這樣,就是將軍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專機師有一個副中隊長,送鄧小平去日本,回來很快升到副師長。還有好幾位當年的空軍司令部參謀,跟康庭梓的職務一樣,幾十年後都升到了將軍級。專機師是空軍的獨立師,執行軍級職權。就是什麼職務也沒有的飛行員,退休也能到副師級。專機組的飛行員都是專機師各專業中優中選優最好的技術人員,正是能飛的年齡,可以飛到最高年限55歲,然後從高位上離休或退休,安享晚年。
可是不幸,他們被命運捲進了9.13事件中。
他們都是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啥也不知道,卻落得這樣的下場。
他們怎麼能想得通?
恐怕換誰也想不通吧?
可是,想一想文革中國家主席都被關起來了,都死在監獄裏了。還有那麼多那麼多德高望重的老首長老將軍都成了階下囚,死的死病的病,我們這些小人物又算什麼呢?問題是專機師卻因此大傷了元氣,我們的國家大傷了元氣。
據總政駐專機師的工作組組長王克卿回憶,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在專機師沒幾天,有事回總政去了,由他接班,他那時在總政群工部群工處當處長,帶了總政各單位抽調的一二十名幹部。專機師包括場站,團級單位多,範圍大,每個團級單位都要進駐工作組。他大約是10月初到的專機師,他記得他到以前專機師已經內定了81名“嫌疑犯”,都沒關,只是調查,關誰不關誰由中央直接定,包括進“學習班”的人都是上邊定的。總政工作組的任務是穩定部隊,執行專機任務,同時審查還有沒有“嫌疑犯”。
專機師最後處理了包括專機師師一級幹部在內的60多人轉業,其中不少是尖子飛行員。飛行員是技術兵種,也是熟練工種,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培養出來的,培養出來也不是一兩年就可以熟練的。這種“大換血”由此造成專機師技術水平嚴重下降,加上那個年代管理混亂,飛行事故不斷,連摔飛機。不僅發生了雙機相撞等嚴重事故,甚至還發生一個戰士因提幹不成,私自開動一架三叉戟自殺的“大飛機事件”,此事很不光榮地登上了空軍的大事記。

20

說了半天,五個沒上飛機的機組人員到底都是誰呢?在所有的有關9.13事件的文字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全部的名字。或許對歷史來說,具體的張三李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段銘記在你我心中的人生過程。但是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一段歷史,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不應該忘記他們。我們已經認識了三叉戟專機的四位機組成員,現在我們再來認識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成員。他們是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康庭梓、空中通信員陳松鶴、空中領航員李成昌、空中服務員小魏(請原諒,小魏不願意公開她的名字)。
團副參謀長、專機第一副駕駛陳聯炳,1947年入伍,外號二虎。作風潑辣,性格豪爽,參加過抗美援朝。他是從朝鮮前線被選上飛行員的。當時他們這100名入選飛行員的戰士分乘兩輛卡車回國。途中一輛卡車被敵機的炸彈炸中,幸運的老陳在另一輛卡車上,他親眼看見一車50名戰士轉眼間全部犧牲。
作為第一副駕駛,陳聯炳單獨駕駛三叉戟執行過很多次專機任務,是三叉戟的第二號人物,在改飛三叉戟前是圖124飛機的技術權威。他除了同潘景寅一起執行重要的專機任務外,還負責三叉戟飛行中隊的新飛行員的訓練工作,康庭梓就是在他的教導下放的單飛。
陳聯炳以後轉業回安徽合肥,在某工商局任過副局長。他家屬是隨軍到北京的,一塊回去。據說他愛人患有比較嚴重的風濕病,已經去世。陳聯炳的身體也很不好,加上心情的原因,得了胃癌,動過兩次大手術。
大隊領航副主任、專機領航員李成昌,1951年的兵,性格幽默,記憶力超群,全國多數機場的電話號碼和導航頻率都能倒背如流,甚至不拿地圖就可以完成整個領航工作,被稱作“活電腦”。他是專機師領航專業的技術權威,改飛三叉戟前一直在英製子爵號上擔任領航。9.13事件後停飛一段,愛人是第二批女飛行員,也因此停飛一段。後來因愛人家在上海,轉業到上海民航,還繼續飛。停飛後在上海某廠銷售科工作,心情也不那麼好。
團通信副主任、專機通信員陳松鶴,性格沉穩,思維敏捷,技術拔尖。他差不多和陳聯炳一樣老,在蘇製伊爾18等機種上執行過很多專機任務。因為他能勝任英語會話,還到過東南亞、非洲等國外執行專機任務。陳松鶴的愛人在空軍學院衛生隊當護士,和他一塊轉業。陳松鶴轉業後在杭州的一個衛生院任過黨支部書記。
飛行三大隊第八中隊,也就是剛成立的三叉戟中隊的中隊長、第二副駕駛康庭梓,鄭州西邊的鞏義縣人,1971年32歲。按機組的業務分工,是沒有他的位置的,只是在飛行中起到預備駕駛員的作用。雖然他在一般專機任務中擔任機長,但在重要專機任務中,只能擔任副駕駛員。這架256號三叉戟,是康庭梓和中隊的飛行員在廣州白雲機場同巴基斯坦飛行員共同試飛12000米的高空性能後,從廣州接回北京的。
老康的家屬在城裏上班,小孩那時一歲多。老康臨去北戴河前連面也沒見上,只是在電話裏匆匆說了幾句。突然人不見了,是不是死了?不知道,老康家屬急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10月30日,老康家屬到機場打聽,誰也不說,甚至連認識也不認識了。老康家屬見過世面,她父親是轉業軍人,知道部隊上的事,工資照發,有工資就有人。過了兩個多月,才確知老康還活著。
機組的三位老同志都含淚離開了北京,只有被“發配”到河北農村的康庭梓千轉百回,最後終於不屈不撓回到了北京,全家團圓。
所以我很快找到了老康。

第二副駕駛康庭梓

21

康庭梓當上飛行員挺不容易。1956年他初中畢業時,趕上空軍第一次在社會上招飛,這之前空軍飛行員都是從陸軍中挑選。瞧這運氣,好的沒法說。老康興奮極了,因為體檢誤了中考,就沒考,一心想當飛行員。為什麼想當飛行員?老康說,那時也沒想別的,就想著當飛行員痛快,每月還有七元錢的津貼,這對一直是窮孩子的老康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招飛體檢相當嚴,不幸,康廷梓體檢沒過。
老康心裏有數,不是身體不行,當時背著幹糧上學,上了火。雞飛蛋沒打,雖然沒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但他成績好,學校保送上了高中。這中間一直沒招飛,就是招飛老康也沒戲了,因為那時一般不從高中生中招兵。沒想到三年高中上下來,到了1959年,好運氣又來敲門了。
神差鬼使,空軍在河南招收第二批女飛行員,同時招收男飛行員。
這一回,不僅有應屆初中,而且有應屆高中。這是第一批在高中畢業生中招飛,康庭梓符合報名條件。他在報了北京航空學院後,也參加了招飛體檢,這回接受了初中的教訓,雙管齊下。不過,康庭梓有把握,這回肯定身體合格。果然合格,他不願再讓一貧如洗的父母為他的學費奔走,毅然當兵。高中同學一共走了三個,那兩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淘汰了,只剩老康一個飛出來。這是1959年8月10日,他先去了空軍預校。在他走了五天以後,家裏接到北京航空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大學就算了,還是當飛行員好。
航校那時不講學歷,到80年代,才補發了大學本科學歷證書。
康庭梓在航校學會飛兩種飛機,在同批學員中飛得最快最好。1964年,康庭梓以學員班長的身份,帶著空軍六航校15期的41名少尉飛行員來到專機師。分到專機師的41名少尉飛行員,高中畢業生只有三四個。康庭梓在飛行員中,文化程度相對算高的,人又聰明,遇事愛動腦筋。幾年飛下來,就熟練掌握了蘇製伊爾14,又改飛大型飛機伊爾18。同批老飛中就他一人飛出來,剛飛完,馬上又改飛三叉戟。三叉戟的飛行手冊都是英文,康庭梓邊學英文邊翻譯。1971年9月12日當天,他還在認真地“啃”英文。
只可惜飛行年齡只有短短12年。民航比軍航鬆一些,可以飛到60歲,康庭梓的同學現在還有在民航繼續飛的。如果沒有9.13事件,康庭梓肯定飛到最高年限。

22

本來康庭梓是完全可以躲開256號三叉戟的。
政治上老康沒的說,特別老實,辛辛苦苦,從來沒遲到過。飯做晚了,寧肯餓著肚子,也去上班。雖然是老飛行員了,也沒單元房,住在平房裏,在外面做飯,趕上刮風,飯裏全是土。家屬上班遠,小孩還小,所有的困難老康都自己克服,從來不找領導嚷嚷困難。到專機師九年,他只請過一次假回家。因為母親青光眼,回去兩三天,就回部隊了。飛行員法定的年年有療養,他因為忙,只療養過一次。9.13事件前計劃好了去廬山療養,因為國慶節前要用三叉戟,就沒去。要是去療養了,9月16日他才能回來,那就躲開了9.13事件,多好。
可是儘管老康在家,按常規他也不應該被編進三叉戟256號機組。因為專機上兩個駕駛員就足夠了,有了潘景寅,有了陳聯炳,一正一副,雙保險,實在沒必要再加上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大概是因為三叉戟幾次飛海南島,多是康庭梓給潘景寅當副駕駛吧?所以潘景寅把康庭梓也叫上了,把他編進256號機組。比起另一位在飛行團當副參謀長的副駕駛陳聯炳來,康庭梓算年輕的,自然是康庭梓擔任第二副駕駛。這樣,飛往北戴河的專機就有了三個駕駛員,一個機長,兩個副駕駛。
在9.13事件前,除了潘景寅和陳聯炳是跟巴基斯坦教練學的三叉戟外,在他們三叉戟中隊裏,可以單獨駕駛三叉戟專機飛行的只有老康一個。在整個專機師,能單獨執行三叉戟飛行任務的就他們幾個,康庭梓專門到廣州學習了三個月。他們從當時國內最大的飛機伊爾18改裝,比從其他機種改裝容易一些。還有幾個飛行員也改裝了三叉戟,這時還沒有完全飛出來。9.13事件後執行第一次專機任務是送一個演員團體出國演出,由大隊長陳懷照駕駛三叉戟。後來陳懷照駕駛三叉戟在桂林失事,機毀人亡。
潘景寅把康庭梓編進256機組,管專機飛行的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並不知道。9月12日深夜,256號三叉戟機組到北戴河後,機組人員開完飛行總結會議,都很快進入夢鄉。空軍副參謀長要凖備另外幾架飛機,飛行員撥拉不開,他從北京打電話問潘景寅,問怎麼讓康庭梓也去北戴河了?因為這樣一來,三個單獨放飛的三叉戟飛行員都上了256號專機,北京再也組不成一個三叉戟機組了。於是潘景寅到門外問,三叉戟中隊的另一位副中隊長外出回來恢復飛行了沒有。已經睡下的康庭梓一邊起床開燈,一邊回答,白天恢復飛行了,夜間還沒有。按規定,飛行員停止一段飛行後,在執行任務前一定要恢復飛行。住在康庭梓隔壁的第一副駕駛陳聯炳補充了一句,還有大隊長呢。意思是如果副中隊長沒有恢復飛行,還有大隊長可以飛。
如果康庭梓不跟著三叉戟到北戴河,留在北京,肯定就沒有後來的關押和審查了。而且他理所當然成了三叉戟的權威,三叉戟中隊五個飛行員,四架飛機,剛組建,就他一個人飛出來,“飛黃騰達”絕對沒有問題。
這事情真說不清楚。
偶然啊偶然。
事後想起來,第二副駕駛康庭梓還有好幾次躲開9.13事件的機會。
1970年,專機師想調康庭梓到司令部當參謀。老康全面,高中生,又懂點英文,飛得也好,又能吃苦。一談,康庭梓不願意,雖然到機關還可以保留空勤待遇,吃空勤灶,但飛得就少了。飛行員嘛,還是在第一線飛好,那時也沒想什麼當官不當官,就想多飛。9.13事件後,人家埋怨說,讓你當參謀你不來,你要來了,不就躲開9.13了嗎?
真難說是不是“命中註定”。
大概是“命中註定”,你怎麼也逃不開這致命的一劫。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那個極不正常的年代,人人都在快要化了的冰上行走,你躲得開9.13,可能還會有914,915,916在等著你,很難說什麼時候,就掉進冰窟窿裏。
多少年後康庭梓說,他的命運比小說還小說,真實得讓你哭不得笑不得。1969年,康庭梓在改裝三叉戟時,正與空軍大院一個幹部的女兒談戀愛。師副政委專門到大隊找他談話,說那個幹部是“反革命”,正在幹校監督勞動。你是飛大飛機的,飛大飛機的飛行員沒幾個,不要談了。很顯然,如果繼續談,後果自然是“開除”出專機組,而且後來也不會改裝三叉戟,那就絕對與9.13事件沒有任何關係了。
這種事讓現在的人無法理解,一是現在沒有什麼“反革命”了;二是現在的領導也不會干涉你的戀愛,你愛和誰談就和誰談;三是就是你多管閑事,我也可以不理你,我願意,你管得著嗎?可那時的人不一樣,康庭梓一心聽黨的話,一心要求進步,不讓談就不談吧,立即斷掉。
可誰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幾年,那個被當成“反革命”的空軍大院的幹部從幹校回來了,又一路躥紅,成了審理9.13專案的領導人物,而康庭梓卻徹底“陷”進去了,由紅變“黑”。從此老康的命運江河日下,停飛了不說,還被勒令離開部隊。
接連多少年,還老是與9.13事件藕斷絲連,想扯也扯不斷。

23

康庭梓被審查了22個月,1973年6月放出來。心愛的飛機是再不能碰了,連摸一摸也不可能。放是放出來,但還是“勞改犯”,“事”還沒完,“帽子”還沉重地壓在腦袋上。每天老康在機場跑道西邊的磚廠勞動,晾土坯,推土坯,清爐碴,全是重體力勞動。聽著飛機起飛降落震耳欲聾的聲音,心在流血。苦累什麼的倒在其次,多苦多累老康都能承受,但把他當敵人對待,他怎麼也想不通。
幹了半年苦力,冬天不能燒磚了,弄到南苑機場,辦“學習班”。
康庭梓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被捲進9.13事件中,更沒想到被關起來,成了專政對象。現在想想真可笑,但在那個無理可講的年代,什麼都已經沒有了因果關係,沒有了邏輯關係。說什麼也沒用,人家也不聽你說。到1976年,部隊轉業10萬,借機處理,要求有“問題”的人一律離開北京。這時康庭梓的老二還小,才一歲多,他請求能不能緩兩年再走。不走不行,人家狠狠地拍著桌子,吼道,轉業。沒二話,還不許留在北京。
確實,當兵的哪來哪去,可飛行員有特殊規定,退役後就地安置,所以飛行員都在當地找對象成了家。可是他們這幾個不行,不能留在北京,非讓康庭梓回河南。據說有人不走,還有用槍押走的。當然也有個別“死硬”分子,堅決不走,沒有房子了,就在頤和園邊上用碎磚搭個小棚住,那也不離開北京。
康庭梓老實,他不敢留在北京,他也不想回那個窮極了的老家。他哀求實在不行,留在河北,家屬孩子都在北京,河北離北京還近點。人家總算開恩,給他河北兩個最窮的地方讓他挑,一個承德,一個張家口。老康挑了懷來水庫,這裏離家更近點,進了沙城拖拉機站修配廠,當車間主任。車間工人全是農民,一呆9年。1984年底老康總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兩地分居的理由回到了北京。四機部給的名額,到老伴的工廠,而且是以幹部身份調回,在300多人的車間當黨支部書記,好不容易鳥槍換了炮。專機師的幹部還不錯,到工廠兩次,說了些好話。老康幹了一年多,工廠在酒仙橋,太遠,又好不容易調到宣武區稅務局,以後又調到北京市國家稅務局搞政工,直到退休。
老康嘆口氣說,讓買房子,就5萬,我也買不起。不過反正餓不著,沒錢倒也罷了。可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他從北京市國家稅務局退休後,勤奮筆耕,整理資料,採訪當事人,寫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見在全國的報刊上。在此基礎上,他還寫了一本40多萬字的9.13事件回憶錄,受到黨史專家們的普遍好評。
咳,9.13事件使本來應該成為飛行專家的老康成了作家。

空中小姐們

24

說了半天,我們忘了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成員中還有一位女兵沒有露面。
這就是空中服務員小魏。
小魏是9.13事件中256號三叉戟上的服務員。
現在叫空中小姐,那時在專機師,就叫空中服務員。
9.13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四天,有關人員都“圈”在候機樓裏,不許走動一步,機場已經被衛戍區接管了。在空軍學院傳達完中央57號文件,副隊長孫某某等就被關起來了,她生孩子才40天。本來很清白的人,卻怎麼說也說不清,越說越黑。
作為服務隊的女兵她們知道什麼?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被關起來。不就是端茶倒水打掃衛生嘛,就那麼點事,用不了三分鐘,就說完了。不行,你一定知道內幕,逼她。小魏冤枉死了,你就是渾身是嘴,又怎麼說得清?何況誰相信你說的?
對於小魏來說,那是一塊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小魏68年兵,1969年從通信隊調來,9.13事件時服役期還未滿。據第二副駕駛老康介紹,小魏的身世很讓人同情,父母早逝,她上邊有個哥哥。三叉戟機組的人說,面對這突然事件,我們這些大老爺們都吃不消,更何況小魏?肯定受了大刺激,氣得她心臟亂跳,手直抽筋,掰都掰不開。
慢慢地,事情越來越清楚,不少人陸續被解脫。機組的五個人中,小魏是戰士,好處理。她最先獲得自由,到衛生隊呆了一段,1974年就地復員。出來上班,都要哥哥送。她自己怕,她哥哥也怕她再出什麼事。
很多年以後,我從電話裏找到了她,她已經是某報紙的發行部主任,忙得四腳朝天。她不願意細說,只是說那時就是工作,別的什麼她都不知道。我不放棄,繼續追問,聽說本來不該你上三叉戟的?小魏平靜地說,那是領導安排的,你去問領導,我不知道。
我想,當年她被關押時,肯定翻來覆去也是這幾句話。但我不甘心,我再問個簡單的問題,把你們關起來以後呢?
她馬上否認,沒有關我們。
我提醒她,在亞洲療養院,在空軍學院,不是機組剩下的五個人都被關起來了嗎?
她還是否認,沒有,沒有關我們,那是在辦“學習班”。
我還想繼續問,她打斷我,這麼多年,都忘了,想不起來,也不想。
掛上電話,我想了很久。我當然很奇怪,9.13事件嘛,與空中服務員小魏有什麼關係?她為什麼不願意說呢?老康告訴我,一說服務隊,都自覺不自覺地瞎想。比如那些公開的謾罵,操場上打籃球,一腳把球踢飛,指桑罵槐,破鞋。那些無處不在的風言風語,誰給你弄清楚?你只能欲哭無淚。
那個時代什麼事情都有,服務隊有一個70年的天津女兵,姓劉,被人在背後粘了一個紙條,上寫著兩個大字“妃子”。排隊吃飯,大家就樂,她自己不知道。那時株連風刮得那麼厲害,誰敢表示同情?現在當笑話,但當時周圍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議論終於使她得了精神病。住了兩次院,以後送回天津,就再也沒有消息。很多年後,才知道她1989年就已經溺水死亡。
從那樣的境遇下走過來,小魏當然不願意說。

25

和老康一樣,9月12日那天,小魏也是偶然上的256號三叉戟。
本來三叉戟的專機任務不是小魏。
是服務隊的另一名女戰士,小常,常桂珍。
小常怎麼幸運地“逃掉”的呢?
因為1971年八一建軍節那天,是小常和誰值班,執行林彪的專機任務。這年2月林彪到無錫,就是小常和副隊長孫某某去的。那時還不是三叉戟,林彪坐的是英製子爵號。4月一段林彪沒有坐專機,他去北戴河坐的專列。到7月31日林彪回北京參加八一招待會,本來服務隊還是想讓小常去。小常是68年兵,比起服務隊70年兵來,她算老的了,所以多次讓她上林彪的專機,這在當時也算一種信任。因為小常比較熟悉,這一次林彪的專機任務還是她去好。
但是,小常正趕上來“那個”,肚子太痛。服務隊拉不開栓了,只好讓小魏頂上去。小魏和小常都是一年的兵,小魏上了一趟“賊船”,幹得不錯,就再也下不來了。再以後,就讓小魏上三叉戟了。在服務隊,經常有這樣的替換,誰也沒當回事。小常與小魏關係不錯,小常說,下回補償,我替你。誰能想到,這臨時的決定,就這樣改變了小魏和小常的命運。
小常沒有受9.13事件的更多影響,一直留在部隊,以後在機場政治處當幹事,直到退休。而小魏可就慘了,成了與9.13事件有“瓜葛”的嫌疑人物。試想,如果沒有9.13事件,如果她願意,她也會像小常一樣,不會脫軍裝,停飛後可以改個行,繼續在部隊,輕輕鬆鬆地“旱澇保收”。沾了9.13事件的光,脫軍裝復員還算是好的結局。而這個悲慘的過程,本來應該是小常的,命運卻神不知鬼不覺地給了小魏。
多少年後,在服務隊的一次聚會時,小常和小魏見了面,她們自從9.13事件後,這還是第一次見面。雖然她們都已經變成老常和老魏了,因為敘述的關係,我們還是叫她們小魏和小常。
小魏笑著說,本來上三叉戟是該你去的,我替了你。
小常說,真對不起你,你替我受了那麼大的罪。
小魏也想得通,這也不是小常的錯,總有人逃不脫。你逃脫了,別人就逃不脫,總要有人趕上,誰趕上誰倒霉唄。
是啊,歷史可不管你姓常還是姓魏。

26

小魏解除關押後,在復員前,被辦了“學習班”。
那時,衛戍區接管了機場,在那種“左”得要命的時代,似乎人人都愛憎分明。人家說啦,給你辦“學習班”,是組織上對你們的最大的關心愛護,放出來,群眾還不把你們打死。說實話,還不如讓中央帶走呢,關在上邊他們算什麼?小蘿蔔頭。大人物有的是,而越往下,越算人物。每天有兩個女的陪在房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天天寫檢查。什麼也不知道,寫什麼?不要說陰謀,就是陽謀也不知道。沒辦法,只能自己給自己瞎上綱,把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到自己頭上。也怪,越說越覺得自己有罪。不是裝的,真覺得自己有罪,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向毛主席請罪。那時大家都虔誠極了,傻極了,甚至有的人一邊說毛主席您老人家,我有罪,一邊眼淚嘩嘩往下淌。
其實有什麼罪?根本沒罪!
除了寫“上綱”的批判自己的材料,小魏就是和服務隊隊長、副隊長以及領航、調度等幾個人弄成一個“勞動組”,天天到機場邊上的沙地種花生。那是一段以淚洗面的過程,不是“勞動”,“勞動”沒什麼,而“勞動”回來,路上圍著好多看熱鬧的人,像觀看珍稀動物一樣,天天如此。光看“熱鬧”也沒什麼,問題是有人天天要大罵一通。
有一位遺屬天天在下工路上等著,因為她的丈夫是被人從被窩裏叫起來的,犧牲了,而叫他的人卻活著。可這位活著的人被關到中央去了,她見不到,而他的家屬卻在這支“勞動”隊伍裏,所以她張嘴就罵,這一罵可就沒有青紅皂白了,連大家一起都捎帶上了。周圍看熱鬧的人都不說話,沒有人制止。這支倒霉的“勞動”隊伍裏,所有的成員都是“綁在一輛戰車上”,本來就夠垂頭喪氣的了,那一刻真是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耗子洞,鑽進去永遠不再出來。
誰都知道,專機服務隊都是選來的最優秀的女戰士。能到專機師工作,是光榮。原來那麼受重用,眾星捧月般。可現在,成了世界上最臭最臭的人了。你自己還“自作多情”,把自己當黨員,站在黨的立場,其實人家早把你推到對立面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覺得。當時都是“牛鬼蛇神”,男的是“反革命”,女的是“破鞋”。那時只要有這兩條,就能把人打倒。
她們哪裡受過這樣的污辱?但在那種情況下,你是被“專政”的對象,哪敢亂說亂動?群眾嘛,左中右什麼樣的人都有,有人不按政策辦事,有人恨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時誰不認識你?本來很熟,卻故意離你遠遠的,用驚訝或者憎惡的眼光斜著看你,像躲一個烈性傳染病人,生怕沾上。這是什麼滋味?說不出的難受,吃糠咽菜都比這好。誰都指著鼻子罵,敢反駁嗎?敢對罵嗎?不敢。沒有辦法,你只能忍著,低著頭快快地從人群中穿過,就像你真的有天大的罪過一樣。而圍觀的人群更以為你有多大罪過,此起彼伏的罵聲不斷追上來,精神怎麼能不受到極大的刺激?
還好,沒得精神病。
多少年,沉重在心,身體越來越差,整你時還不如死了好。
死了,平反有什麼用?受了多大罪,弄得家庭不和,怎麼辦?心一橫,都可以頂住,還得活下去。以後她們中間的一位對我說,這一來,臉皮厚了很多,你說,我沒聽見。你拍桌子,你拍一下,我敢拍兩下。你說開除我黨籍,你開除不了。第一我不反社會主義,不反毛主席。第二我沒給領導送過一分錢的禮,工作一直不錯。第三我沒有男女關係問題。信不信?你開除不了。沒有的事,我不能瞎說。
人就這樣,活過來就活過來了。
她們被關了半年,又種了半年還是更長時間的花生,已經記不清了。
終於調查一大圈,沒有的還是沒有,這才給了自由。
幾個“難友”,或到幼兒園看小孩,或到軍人服務社站櫃台。
自由是有了,但心靈上的自由卻不那麼容易得到,還是不願意去集體場合,怎麼也不願意,寧肯把自己“禁錮”在黑暗的小屋裏,心是傷透了。
後來她們都先後離開了部隊。在服務隊幹了那麼長的時間,什麼專業也沒有,青春全獻給了專機師,到了地方只能是從頭幹起。

27

是的,青春全獻給了專機師。
1960年4月,有一批十幾歲的女孩子從公安學校來到專機師。那時還不叫專機師,還是獨三團,擴編成專機師是1963年10月的事情。
那時還沒有成立專機服務隊。
1959年為凖備十年大慶,中國民航和空軍專機部隊聯合執行專機任務,接送各地來北京參加觀禮的國慶代表。服務員不夠,中國民航從公安學校借了12名女生。原來說就借一兩個月,沒想到又被專機師的前身獨三團借去。工作完了,回到公安學校,繼續學習。但飛專機的單位嘛,通天,又要了幾個回去。這些女孩子還想回公安學校,還有好多政治、業務課沒有學呢。但專機厲害,你“胳膊”怎麼擰得過“大腿”?最後硬留下三個。這樣,她們沒有在公安學校畢業,就成了專機上最早的職工之一。剛開始叫候機室,是個班,那時就四五個人,隊員還是職工。雖然機組人員都是現役軍人,但除了執行軍事任務,所有的人都穿便衣,這樣也就看不出誰軍誰民。
周恩來總理坐專機多,每次坐他都非常關心專機服務員。服務員跟總理飛,不拘束,比較隨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兩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總理坐專機時看見服務員王桂蘭拿著一件掛著上尉軍銜的軍衣,就問,小王,你是上尉嗎?王桂蘭笑了,總理,我不是,我是幫他們拿的衣服。周恩來又問,小王,你是什麼銜啊?王桂蘭說,報告總理,我不是軍人,我沒有軍銜。周恩來以為機組全是軍人,有點吃驚,怎麼?你不是軍人?王桂蘭說,我們是老百姓。
在這之前,專機師也考慮到這個問題,機組全是軍人,只有服務員不是軍人,出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給上邊打了個報告,但上邊沒批。因為這個報告並沒有到周恩來那裏,所以周恩來不知道服務員是職工。這回隨便一問,周恩來記住了這件事,他認為不合理。後來周恩來和羅瑞卿都坐同一架專機時,周總理對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說,你這個參謀長怎麼不帶兵啊?
這個信息反饋回專機師,專機師趁熱打鐵,又往上打了個報告,這回順利批了。1964年2月,周恩來出訪非洲回來,問服務員,你們穿上軍裝沒有?服務員高興地說,總理,我們穿上軍裝了。周恩來繼續問,你授得什麼銜?沒有授銜,是勤務符號,這邊一架大飛機,那邊一架大飛機。周恩來說,沒給你授少尉軍銜嗎?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後,那位服務員回憶,穿上軍裝我們已經很驕傲了,不在乎有沒有軍銜。途經成都休息時,她特意穿上軍裝給周總理敬酒。
周總理很高興,沒再說什麼。
就這樣,拿現在的話說,空中小姐穿上了軍裝。

28

從1968年開始,專機師就一批一批接女兵。到1970年8月,專機師成立服務隊,發展到25、6個人。專機服務隊是空勤人員,吃空勤灶,受場站司令部管理科領導。隊員們別看是兵,但算團級幹部待遇,像那時內部放的日本影片《啊海軍》、《山本五十六》,幹部才能看,她們也能看。
服務隊是專機師的門面,因為專機的特殊性,服務隊都是直接跟中央級的首長打交道。一點小毛病,或回答首長問話,回答得不好,讓哪個首長告了,在專機師就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慎重再慎重。
服務隊的隊員們全都是百裏挑一,直接到部隊裏選,也有的從電話連或其他單位調來的,有的是新兵。那時選服務員,長相倒是次要,一般過得去就行。但政治條件要求特別高,家庭出身要求特別好,工作也要好,政治思想、社會關係、生活作風以及身體都要面面俱到。這麼多條件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實在是不容易,多少人中才能選上一個。選來後先放在機場電話班和衛生隊,進一步考察。工作一段後,表現不錯,反應靈敏,最好的才能正式到服務隊。
服務隊中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崔春華是1970年的兵,她們來得晚一點,是從新兵連挑來的。崔春華這一批新兵60多個,刷下去好多。這時候女兵多了,更有了百裏挑一的條件,長相、身材都要強調。到專機師來了8個,其中4個到候機室,都是中不溜個兒,白白淨淨,初中畢業。當時服務隊叫候機室,挑進候機室的四個新兵後來還淘汰了一個密雲兵,還淘汰了一個,最後飛出來只有兩個,崔春華和另外一個。
最近一位著名導演告訴我,別看明星在電影上光彩照人,實際上在生活中形象並不一定怎麼樣。這實在是鏡頭“騙人”,有的人上鏡,有的人不上鏡,不上鏡的不一定比上鏡的差,甚至可能更好。在專機上為首長服務,面對面,形象上的缺點一目了然,可沒有鏡頭給“遮遮掩掩”。前不久,崔春華到北京,我見過她。歲月已經過去30年,她的兒子也已經比她還高了,但她依然光彩照人。我心想,難怪服務隊會選上她,果然名不虛傳啊。
崔春華初中畢業,參軍前在紡織廠幹了兩年,她第一次坐飛機,感覺很新鮮。崔春華說,初期的空中小姐,訓練很不正規,但大家都是憑著對黨的忠心,全心全意幹好工作。
崔春華形象好,工作也好,被領導重點培養,經常飛重要的專機任務。9.13事件對她沒有什麼影響,崔春華1976年復員,復員時是戰士,到地方後轉幹,現任某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處副處長。
空中服務員沒完全規定具體年齡,但不能飛太長。專機師這樣考慮,飛時間太長,將來她們到社會上怎麼辦?為她們的長遠考慮,一批飛個三兩年,頂多五六年,不能太長,得讓她們學些東西。所以沒有9.13,她們也是會轉換工作的。到地方,服務隊的很多戰友都幹得不錯。經過這一段,鍛煉得堅強了,再大困難也承受得住,這是人生中一筆想也想不到的大財富。
地方很好,根本不管你什麼9.13不9.13。
被辦過“學習班”的小某復員後堅決不當幹部,堅決到車間當工人,真是心灰意冷了,一點上進心也沒有了,就是幹活吃飯,她怕再來個什麼運動又整她。她高興到車間,當了三個月工人,工作幹得不是一般的好,又有工作能力,單位硬讓她當業務幹部。這樣,直到退休。
好在那種可怕的“運動”沒有捲土重來。

29

9月12日那天,256號三叉戟起飛去北戴河前,並沒有拖到候機樓門口,直接從跑道南頭起飛,誰也沒說,誰也沒問。那時幾乎沒有星期天這個概念,緊急任務可不管白天黑夜,夜淺夜深,說走就走。所以恨不得24小時都睜著眼睛,當了這麼多年兵,動作就是快,服務隊和飛行員一樣,什麼時候都凖備好一個小包,裝上日常用具,抬起腿就走。
第二天早上,9.13事件都發生完了,候機室裏還是沒感覺什麼。江青給林彪拍的那張讀紅寶書的大照片登在解放軍畫報的封面上,剛好發行,候機室裏放了很多,出來進去都能看見,所以大家根本沒往林彪身上想。過十幾天大家才逐漸有些懷疑,林彪怎麼也沒回來過國慶節?而且在外面的飛機也都沒回來,家裏的飛機也不讓飛了,跑道上停了好多阻止飛機起飛的車輛,還來了那麼多的陸軍看守飛機。這才覺得事情有點嚴重。
有那麼嚴重嗎?大家還是不相信,又沒長三頭六臂,如臨大敵般。不飛就不飛,機場的飛行員也不讓回家,不讓打電話。不讓就不讓,還是沒有多想,每天照常鍛煉、搞衛生、吃飯、睡覺。一二十天後,瘦了好幾圈的師長時念堂到候機室傳達文件,才知道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大家很驚訝,但根本沒想到服務隊也會有事。當然大家止不住也想,備不住誰又出事了,文革中揪出來的大人物多了,也沒太在意。後來服務隊的頭們發現,不管幹什麼,後面都跟著“尾巴”,自己竟成了“敵人”?實際上早有人把她們“釘”住了,還一直不知道。
後來專機師說要把檔案裏面的有關9.13的問題撤出來。像老康一樣,小某也說別撤,就擱裏面吧。這就是歷史,我也不當中央委員,就這政策水平。最後檔案裏的那點“黑材料”撤沒撤她也不知道,也懶得問。小某說如果我真錯了,我承認。打小就是共產黨培養,初中畢業就到了專機師,一直比較順。年紀很小就積極要求入團入黨,那時還評五好戰士,爭先進,沒白天沒黑夜,一心想幹好工作。副主席是你們寫上黨章的,我怎麼知道什麼溫都爾汗?你們沒錯,我倒錯了?想起來就有氣。
真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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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噩夢九一三——9.13事件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09 10: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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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這一夜

30

有9.13,沒有9.13,對一些人來說,命運截然不同,那真是一條分水嶺。有的人無意中“陷”進去,有的人差一點,無意中卻被“解脫”。這一切都仿佛是“天意”,不平衡又怎麼樣?還得平衡,自己給自己找平衡。
專機師機務處主任吳鑒清是個幸運之人,他1969年2月到東北嫩江幹校,因中蘇關係緊張,挪到貴陽。吳鑒清為什麼去幹校不清楚,他自己分析可能是因為他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清理階級隊伍時覺得他在專機師不太合適吧。9月13日前幾天吳鑒清從貴州五七幹校回來,因為全家走的,回來也沒房子,就住在招待所待命。說起那一段吳鑒清就笑,弄不好就出問題。很明顯,如果9.13沒事,人就比較敢說,如果受過審查,人就戰戰兢兢,甚至連說也不敢說。這種心態直到30多年後,仍沒太大變化,就像被蛇咬過一口,幾十年後,看見一截繩頭也害怕一樣。9.13事件使專機師從天上跌到地上,成了“黑窩子”,一時間,機場籠罩在“恐怖”之中。有的人半瘋,更多的人嚇得不敢說話,生怕一半句話說錯扯上自己。幾十年後,機場的一些老人們還很謹慎地避免談那一段。比如專機師一位領導,莫名其妙硬被弄到東北勞動了半年,回來就停了飛。我請他談,他就很警惕,不願意談。
吳鑒清很願意談,他說他沒受審查。開始聽說要審查,說怎麼9.13前幾天回來?問我,我怎麼知道?上邊安排的,上邊叫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就什麼時候回來。為什麼在9.13前幾天叫吳鑒清回來?師長時念堂知道,因為空軍副參謀長對他說,想把吳鑒清調回來,抓機務。吳鑒清是江蘇常州人,人很聰明,腦袋清楚,搞機務精幹。1949年他從華東軍大畢業,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1951年到空軍一航校學地勤,畢業後分到北京。1953年改空中機械師。1963年提升團機務處處長,因為要抓地面,就改了地勤。吳鑒清表現好,技術也好,曾作為毛澤東專機上的機械師,跟毛主席執行過11次任務。
老吳幸運就幸運在不積極。本來是在9.13前幾天回來的,要是積極一點,上256飛機上轉一轉,那就全完蛋了。他回來哪也沒去,就老老實實呆在招待所,等著上邊找他,就這樣“等”過了9.13。平時他又很清高,不與人講話,所以查來查去,沒查出他什麼事情。一兩個月後,老吳回機務處,還是幹老本行,那時專機任務已經很少。
9.13事件後專機師開始執行中央首長的專機任務,是9月底到10月初,周恩來總理陪來訪的越南總理范文同,坐的英製子爵號,張金堂的機長。這個張金堂也十分幸運,本來英製子爵號一直是林彪的座機,每年的冬天和夏天林彪來往於北京、揚州和北京、山海關之間,都是坐英製子爵號。因為有了三叉戟,子爵號的任務就變了,張金堂因此逃過一劫。
還有256號三叉戟的機械師于景瑞,他要是9月12日不回家,不就摔死在溫都爾汗了嗎?
不管多少人能逃掉,專機師的主要領導逃不掉。
一位姓王的副師長,參加過西藏和平解放空投,1942年還是1943年的兵,也是從小出來當兵,家裏很苦。審查沒事,挑毛病還挑不出來,所以也沒逃過挨整就是了。問他9.13前凖備箱子、衣服幹什麼?都是正常工作,硬往那上綱,你有什麼辦法?到1974年給弄到黨校學習半年,回來弄到南苑批,又弄到東北幹校勞動了半年。別以為勞動就自由了,有戰士跟著,重活催著你幹。不過他被沒多大問題,管得輕。他是專機師領導中解放最早的,也沒審查降職,但還是停飛了,管管行政,最後離休進了幹休所。其他幾位副師長可沒這麼幸運,因為當時副師級沒有轉業這一說,他們大都被降一級,正團轉業,反正讓你走。
一個副師長姓曹,曹慶章,不是飛行幹部,是從陸軍調來的,專業搞通信。他被關押起來,想不通,也害怕,躺在床上,就切了腕動脈。幸虧屋裏有個看守,突然發現地上紅紅的有血,趕快送醫院搶救,沒自殺成。心裏沒鬼自殺幹什麼?這一自殺使他升了“官”,被關到上邊去了。以後曹副師長按正團轉業,到下花園電廠當副廠長。康庭梓在沙城時騎車沿鐵路騎了幾站專門去看他,老曹孤身一人,正在煤氣爐上自己做飯,小屋又破又爛。不過曹慶章的結局不錯,級別被恢復,因為家屬沒離開北京,他也回到了北京,最後在水利部離休。
剛提升參謀長不久的龍振泉,轉業回安徽。心情不好,不幸喝酒後騎車撞到樹上,撞得特別狠,腦袋撞進脖子裏去了。聽說人家醫生拔了半天,才拔蘿蔔般把頭拔出來,但傷了脊椎,高位截癱,癱在床上好多年。我曾在空軍學院裏的一個小診所裏看望過他。那是一間三四平米的小房,光線很暗,除了兩張單人床,屋裏幾乎再沒有轉身的地方。前些天我聽到一個消息,2001年7月28日,他永遠走了。龍振泉曾親口告訴我關於9.13事件,他什麼也不知道,我覺得自己的一顆心掉下了萬丈懸崖。
另一位姓王的副師長,王煥今,在專機師,他是直升機的權威。9.13事件時他正在蘇聯學習米6直升機。按照那時的邏輯,只要1971年9月13日那一天不在,就和9.13事件沒關係。不過,一時還搞不清他是否陷進去,等他從蘇聯回來,馬上被“請”進了“學習班”。1971年8月,周宇馳駕駛直升機到廣州、到南昌,都是他一路陪同。如果他在,那架外逃的直升機就他飛了。好多年後,那架想外逃的直升機上的另一位飛行員陳士印和王煥今見了面,陳士印開玩笑,要是你在,就沒我的事了。意思是說,如果王煥今在,周宇馳不會拉大隊長陳士印去直升機團,而會直接找副師長王煥今。那樣的話,坐在外逃的直升機上的,就不會是陳士印,而是王煥今。
儘管是“不在現場”,但王煥今也沒完全逃脫,被弄到東北勞改了好長一段,以後正團轉業到沈陽鍋爐廠。可是我怎麼聽說他停飛後又飛了?我以為他回部隊了呢。知情人告訴我,不是,因為他是直升機的權威,名聲在外,海軍讓他組織試飛,沒給職務,這樣他到了江西景德鎮飛機製造廠。後來確實是可以飛了,但這時的飛和專機師的飛已經不是一個概念了。
因為王煥今的愛人沒離開北京,以後王煥今也回到北京休息。
雖然專機師專門派人到地方,給這幾位師級幹部落實了政策,恢復了職務,但不僅木已成舟,也時過境遷,過去的輝煌已經不再。
他們的命運都是因為9.13這一夜。

31

9月13日當天,周恩來總理指示總政派一個工作組到專機師。
9.13事件後,李德生被分工負責空軍,為了使黨中央及時瞭解掌握情況,李德生和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商定,總政派出十多個工作組,分別由二級部正副部長任組長,參加駐京軍隊的清查工作。總政機關大多數的正副處長、幹事、秘書都參加了工作組。總政由幹部部部長魏伯亭率領工作組進駐專機師,由李德生直接抓,每天都要向周總理匯報。
時任總政幹部部秘書的徐太和記得很清楚,他們是9月16日進駐的專機師。這天下班前,魏部長對徐太和說,告訴李清昆、陳述曾、劉岩,加上你,晚上凖備出差。帶上輕便服裝和錢,還有糧票(那時吃飯要交糧票),可能是晚上10點以後出發,你們集中在陳述曾家等候。
估計魏部長晚上還有事,所以把出發時間安排在晚上10點以後。
李清昆時任總政幹部部調配處副處長。
陳述曾時任總政幹部部第二任免處副處長。
劉岩時任總政幹部部第二任免處幹事。
加上魏部長和秘書徐太和,一共五個人。那時電話還不普及,大概是因為陳述曾家有電話,所以魏部長讓他們集中到他家,好隨時聯繫。魏部長只簡單講了幾句,既沒講什麼任務,又不知去哪裡,連準確的出發時間也不知道。
顯得有點“鬼鬼祟祟”。
李清昆回憶,當時很突然,我們根本不知道9.13事件。幾個人集中在陳述曾家,誰也摸不著頭腦,不知道這麼急這麼神秘幹什麼。聯想到這幾天突然一級戰備,既沒有背景,又沒有情況,中蘇邊境也沒增兵,到處都挺安靜,也不知道戰備是哪個方向,沒頭沒腦,只傳達從戰略上凖備。但搞得很緊張,家屬都凖備往地下室鑽了。現在突然又要出發,怎麼回事嘛?幾個人議論,幹部部還能幹什麼?準是去瞭解幹部情況。馬上要開四屆人大了,可能是緊急去瞭解四屆人大代表的情況吧?
大概11點多了,電話響了,幹部部值班員周正炳通知,魏部長讓你們馬上到辦公大樓來。幹部部那時有兩輛車,一台是魏部長的,一台是副部長的,副部長的車公用。小車把他們拉到辦公大樓,印象最深的是辦公大樓只有幹部部一家亮著燈。他們爬上四樓,值班員周正炳說,魏部長讓你們馬上到專機師的小候機室去。瞧這神秘的,周正炳只知道這一句話,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但這句話還不能在電話裏說,非得當面通知。他們馬上驅車到了專機師,小候機室裏烏煙瘴氣,正在打掃,安了四張木板床,鋪上被褥,還凖備了辦公桌。
收拾好後等了一會,已經快1點,魏部長來了,開門見山地說,讓你們來專機師執行任務,三條,第一,穩定部隊,防止出亂子;第二,主要任務是執行禁空令,控制機場。不能再跑飛機了,再跑不行,要控制住;第三,調查研究,順便摸一些情況。為什麼給你們講這三條?專機師跑了兩架飛機,飛機上坐著林彪一家,逃跑了。幾個人一聽,都嚇了一大跳。魏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讓他們四個人輪換,晝夜值班。並宣佈了紀律,你們執行的是絕密任務,對外不准聯繫,不准寫信,也不准打電話,不准告訴部裏和家裏,不能離開專機師。
幹部部這幾個人,每人都有一大攤工作,連工作也沒交代。事後他們才知道,起碼10天之內,幹部部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秘書徐太和除了工作,家裏也出了事。10歲的男孩因腦炎突然死去不久,家屬精神恍惚,家裏還有一個4歲的女兒,他走時連說也沒說,一直到十多天後才回了一次家。
徐太和回憶,那天晚上,魏部長在裏邊小間睡,我們在外間睡。根本睡不著,也不敢說話,只聽見一會這個人翻身,一會那個人翻身。第二天一交流,誰都是一夜沒睡。我們國家怎麼出這麼大的事?林彪不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嗎?副統帥,為什麼要這樣幹?當時誰也不知道中央的情況,包括九屆二中全會和毛澤東南巡都不知道,大家議論,誰也不知道原因,都覺得沒有一點徵候。但也不敢往深裏說,就按著魏部長交代的任務開始幹吧。
當時專機師幾種情緒中最主要的是比較驚詫。機場也封閉了,飛機也不能起飛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部隊亂哄哄,知道的不能傳達,不知道的搞不清怎麼回事,私下議論也議論不出所以然。過了十多天,還不能飛,產生了急躁情緒。專機部隊,趕緊飛啊,再不飛技術都丟沒了。為什麼不飛?陸軍還跑來“專”了我們的“政”?這都是為什麼?百思不得其解。接著產生埋怨情緒,專機師的服務對象是中央政治局一級的人物,什麼大世面沒見過,從來沒遇到這種“走麥城”的境地。總政工作組分開到南苑、沙河等幾個機場,穩定部隊,主要是正面教育,和幾個領導分別談話。結合發的文件學習,整頓領導班子。加強紀律性,加強戰備,搞些宣傳。隔了幾天,9月20日陸續傳達,專機師開始大張旗鼓地揭發不正常的人和事,摸清具體情況,搞清飛機是怎麼起飛的。嚴格把平時思想工作問題和跑飛機區別開,最後絕大多數人說清楚就沒事了。
李清昆說,總政工作組不能老呆在專機師,家裏還有一大攤工作。於是,總政工作組的一個任務是給專機師配班子。不止師裏,每個團都差好幾個領導。從陸軍野戰軍調政治幹部,從各個軍區空軍調飛行幹部。半年後,看部隊比較穩定了,也沒什麼事了,寫個報告,總政工作組撤回。
盛嶽獻是1978年8月到專機師政治部當主任的,以後離休進了專機師的幹休所。9.13後他從陸軍第二十七軍調到專機師100團當政委。本來沒有盛嶽獻的事,二十七軍第一次調了兩個人,一個李學清,擔任專機師副政委。一個姓馬,到100團當政委。馬政委來後,突然轉氨脢高,懷疑得了急性肝炎,住進了隔離病院。李德生急了,100團是256號專機組的那個團,事情最多,沒有政委還行?李德生叫李學清再從二十七軍調一個好一點的政委來。所以特別急,頭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交接工作,第三天盛嶽獻就到了專機師。
飛機跑了,找師裏,師裏怎麼說?盛嶽獻認為,專機師的師長政委實際上不知道什麼情況,最多是負領導責任。進駐專機師的總政工作組組長王克卿也這樣認為。可是在那種“左”得要命的情況下,不好隨便說,上邊要弄起來就弄,你扭轉不了乾坤。不過,盛嶽獻還是在很多公開場合說了很公正的話。反正他是9.13事件後調來的,腰杆硬,他說這個事,該是誰的事,就是誰的事。上邊犯錯,不應該弄下邊,下邊就是聽命令,誰敢不聽?叫你飛機飛,你能不飛?敢不飛?沒那膽子。非要按上邊的辦,個人左右不了。確實是天災,不可避免。叫我講話,這個事沒辦法講,我講不了,只能談看法,誰在這誰倒霉。叫我在這,我也沒辦法,我也會栽進去。廬山會議誰知道?只知道批陳伯達,別的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上邊把情況說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明明知道誰誰是反革命,你還跟著跑,那就不行了。上邊不講,誰知道誰是壞人?當兵聽命令,就是執行。
可是許多事情一個小小的團政委說了不算,許多家屬哭哭啼啼找他。盛嶽獻說,我沒辦法,是上邊定的,不好說別的,只能安慰一番。但他心裏有底,上邊犯錯,不能打擊下邊,實事求是嘛,這一條還是可以把握住。
空軍有一位副參謀長的老婆本來都退休了,安置到地方,又非要弄回老家。別的責任是兩回事,有什麼問題說什麼問題,不要與國家政治掛起來。在盛嶽獻的堅持下,那位家屬還是留在了北京。

32

直升機上兩位飛行員,一位叫陳修文,犧牲了,被定為烈士。另一位飛行大隊長陳士印完全是僥幸沒被打死,他其實也是功臣。陳士印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乘著天黑,他幫助陳修文把飛機從張家口方向弄回來。到懷柔的沙峪,天已經亮了,周宇馳發現根本沒飛出去,氣極敗壞地抓住陳士印的一隻胳膊。這時,離地面還有百八十米,陳修文側臉看了周宇馳一眼。周宇馳馬上一槍打中陳修文的心臟。陳修文連吭也沒吭,就一動不動歪倒了。直升機失去控制,馬上進入了螺旋。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陳士印眼急手快穩住飛機,退出螺旋,避免了直升機最危險的“尾沖”現象,但還是“三點”落地。正常情況,直升機只是兩個輪子著地,而這次迫降,尾部也接了地。不過總算安全降落在一大片玉米地裏,于新野下了飛機,陳士印看見他舉起槍,馬上往旁邊偏了一下。因為周宇馳的手還拽著陳士印的胳膊,子彈穿過周宇馳的手腕從陳士印的腰部飛過,將兩層工作服打穿四個洞,要是陳士印不躲,那子彈將穩穩地穿過他的心臟。周宇馳手腕流著血,慌慌著跳下飛機,血濺了陳士印一身,大概是以為陳士印也被打中了,就沒再補一槍,跑了。很快民兵圍上來,帶走了陳士印。在民兵押送下,陳士印還給專機師打了個電話,匯報了情況。電話是在專機師任黨委書記的空軍副參謀長接的,他什麼也沒說。跑走的周宇馳和于新野也沒跑遠,開槍自殺了,飛機上另一位成員李偉信放了空槍,跑到附近大隊自首,被押送回來。
陳士印被關進豐台,大概是一個倉庫,兩層樓,吃住的待遇還不錯。1978年被移交到秦城監獄,也還優待,沒人管,可以在監獄裏走來走去。前前後後被關了10年,放回來,定成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還穿著軍裝。上邊讓開除黨籍,轉業。專機師怕開除黨籍,到地方不好安排,就沒開除,讓他轉業到沈陽機床廠,被安排在廠教育科當科長。陳士印在地方如魚得水,以後被沈陽機床廠派到北京,先打雜,慢慢上升,最後擔任了全國機床廠協會的秘書長。

33

盛嶽獻說,只能力所能及。
他覺得參謀長龍井泉,不應該弄轉業,他有什麼錯?100團的團長陳錦忠,政委安治梁都被關了起來。盛嶽獻向上邊提意見,怎麼也應該給些工作。最後還是被命令轉業,沒讓再回來工作。後來陳錦忠轉業回老家滄州,安治梁被平調到北京軍區空軍,以後退休。
100團領航主任朱學富和副政委張子甲上蘇聯接飛機,10月底才回來。可張子甲和師政委馬蘭藻都被黨內警告處分,加上降級。馬蘭藻1938年的兵,雖然兵老,但他上任不久,在技術為主的單位,他不懂業務,沒有多少“地位”。馬蘭藻老覺得冤,總政工作組組長王克卿問,傳達禁空令後,你表態了嗎?因為禁空令後,直升機團跑了一架飛機。馬蘭藻說,我沒有表態,吳法憲在那裏,哪有我說話的地方。王克卿說,你要是表了態,我替你開脫。後來還是有人替馬蘭藻說了好話,說他糊塗啦,弄到南苑休息。盛嶽獻說算啦,談了,回西郊幹休所吧。以後他被降掉的職務也得到了恢復。
直升機團政委楊慶升半夜接到禁空令,沒有馬上傳達,他想反正現在團裏也沒有飛行了,和平時期,搞那麼緊張幹嘛?明天早上再傳達也誤不了事。真沒想到當天夜裏團裏就發生了直升機外逃。調度員沒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機。因為周宇馳來學過飛機,調度員知道他是空軍司令部的“老熟人”,就同意放行了。但有人揪住楊政委不放,為什麼不傳達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王克卿認為這中間有客觀原因,主要是和平麻痹思想,不是陰謀。為了保楊慶升,王克卿專門到203團講了一次話,明著批評楊政委抓部隊抓得不夠,但暗裏卻是保他過關。最後楊慶升沒進“學習班”,更沒被關起來,轉業到地方。
多少年後盛嶽獻還說,師這一級,讓轉業幹嗎?身體不太好,休息就算了,非弄地方去。可惜下邊說了不算,完全是上邊直接辦的。飛專機的很多,凡是沾點邊的都得走,冤枉一大批。這些同志,都是十幾歲參軍,幹一輩子革命,老老實實地執行命令。說實話,9.13後轉業走的都是專機師各行各業的尖子,培養一個很不容易,那個時間,沒辦法說,專機師傷了元氣。
1973年,各兵種先後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李德生回憶,幾個兵種的會議,不同程度存在一些複雜情況。文革以來,幾經反復,時而這一些同志被認為有了問題或犯了錯誤,成了批鬥對象;時而另一些同志又被認為有了問題或犯了錯誤,也成為批鬥對象,反復“烙燒餅”,互相結怨記仇,再加上派性的干擾,相互之間不能嚴以責己,寬以待人,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有的同志對別人的問題抓住不放,甚至無限上綱。
盛嶽獻到100團時,該進學習班的都進了,還有人要接著弄,提意見,說副團長、大隊長、機務主任都有問題。按盛嶽獻的意思,盡量一個不搞,能不掛鉤就不要掛鉤,並積極主張解脫,當時他提了不少意見。不能否認,有人有成見,過去工作中對技術、職務、看法有分歧,有報復情緒。可群眾情緒高,你還不能潑冷水。但他堅持一條,部隊要穩定,還要飛行。100團要按黨的政策辦,黨的政策是生命,不按政策,黨就失去威信。盛嶽獻說,咱不要這麼搞,誰提意見,我叫誰調查。就地調查,弄清什麼罪?是不是事實?然後落實,一個事一個事落實,有咱就處理。弄不出來,就是沒有,你自己否認。沒有問題就不能捕風捉影,更不能算總帳。
總政駐專機師的工作組組長王克卿也有同樣的看法,他是政策觀念極強的老幹部,1969年12月調到總政群工部任處長,離休前他是總政群工部副部長。他一到專機師,馬上發現“打擊面”有擴大的趨勢。從大的說,專機師執行的是當時還在高位的副主席的命令,他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下邊擁護很自然。這個擁護只是一般擁護,完全情有可原。可有些原來落後的人因受過批評心懷不滿,這下可有了機會,很激動,一會說這個人有問題,一會說那個人有問題。他看了,沒這麼嚴重。總政工作組臨走,專機師感謝他們沒搞“極左”,保護了很多好同志。
我特別感動,30多年後這些認識當然不算什麼,似乎稍微正派一點的人都可能這樣想。可在70年代,能有這樣善良而公正的思想,真讓人沒有想到。要知道,在那種時候,搞不好你會被說成和敵人穿一條褲子還嫌肥,更沒準你自己也成了階級敵人。
陳希融9.13事件發生時在師政治部工作,他參加了總政工作組,以後一直負責9.13事件的善後工作,來龍去脈他都清楚。他也很乾脆地說,不知道是陰謀,說實在的,在那種背景下,執行中央專機任務,不知道上邊誰好誰壞,所以我們一直處理得比較實事求是,有的平反我親自參加。當然很多問題不是我們師決定的,到現在還留著後遺症。
其實我知道,但我還是馬上追問,還留著什麼後遺症?
時念堂,我們師長,是上邊處理的,處理得不對,沒人管。陳希融說,那時正師級幹部的批准權限是毛主席,處分也應該如此。可給時念堂的撤職決定是空軍做的,不符合黨的政策嘛,違反組織原則,不合組織手續,是越權批的。
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下,掃地出門,誰又能說什麼?
在我採訪中,很多知情人都說,時師長是局外之人,他不知道。
陳希融對師長時念堂印象很好。他說時念堂老實,是個好同志。陳希融向上邊提意見,師裏沒反對。陳希融說,該給他什麼待遇,就給什麼待遇。把他錯誤拿出來,該批評,批評,不要降級。人家那麼老的同志,讓人家享受師職離休的待遇,進幹休所。陳希融臨退下來前還替時念堂提了好多次,並寫過報告,但沒有用。

34

專機師中,只有師長時念堂一個人處理得最重。
1971年9月12日那一天,是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永遠也忘不了的一天。這一天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分界線,從此,他被捲進9.13事件的漩渦中,再也沒有飛行。而他那一年才46歲,正是飛行的黃金時期。要是按運輸機55歲停飛的話,他還可以飛行整整9年。
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本來也是可以躲過這一“劫”的。
1971年8月中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交代時念堂,執行中央歌舞團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劇組出訪歐洲六國的專機任務,其中三個東歐國家,三個西歐國家。時念堂剛完成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交代的接待基辛格秘密訪華的任務,又開始馬不停蹄。經過半個月的精心凖備,9月6日8時30分,時念堂奉命率包括民航飛機在內的三架伊爾18型飛機,從首都機場起飛,經新疆和田飛向阿爾巴尼亞。如果時念堂一直跟著劇組,也就躲過了9.13的夜晚。但按計劃,把劇組送到阿爾巴尼亞後,機組返回,等劇組訪問最後一國埃及時,機組再去把他們接回來。後來因為9.13事件,《紅色娘子軍》劇組中斷了訪問計劃,提前回國,另派機組把他們接了回來。
時念堂從阿爾巴尼亞返航北京,是9月9日的晚上。因為連續長途飛行,特別疲勞,9月10日機組休息一天,9月11日總結,全體機組成員開會進行出國飛行講評。9月12日,機組還是正常休息星期天。時念堂在去阿爾巴尼亞前,按黨委分工正在沙河機場蹲點,因此他沒有去師裏上班。9月12日上午,時念堂要車進城看了看老母親,中午回來。晚飯後他要好了車,凖備去蹲點的沙河機場。離開這麼長時間了,雖然是星期天,也還是應該去看看。正要走,空軍總院來了兩位科主任。因為時念堂有胃病,衛生隊長就接來總院的專家給他會會診。時念堂與這兩位專家也很熟,就多聊了幾句,送走兩位總院的專家,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時念堂告訴司機,今晚就算了,明天一早再去沙河機場。然後時念堂自己洗洗就睡覺了。
沒想到就是這一夜,發生了9.13事件。
從後來的發展看,如果時念堂去了沙河機場,可能會躲過“初一”,不過不太可能躲過“十五”。事後時念堂才知道,那時上邊已經在醞釀把他調出專機師,調到四航校當校長。專機師在此前不久調走的一個副師長和一個副政委都沒事。那位副師長叫李征軍,他還兼著參謀長,1971年5月,他調到空軍宇航籌備組。雖然9.13事件後,他也被審查了一段,但總算平安無事。如果時念堂調走了,那不就“初一”、“十五”全躲開了嗎?
可惜時念堂此時還是專機師的師長,而且還在師裏。
怎麼說呢?又是一個“命裏註定”。

35

晚上11點30分左右,時念堂已經睡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來電話,說總理問三叉戟怎麼到山海關了?時念堂心突然一沉,周總理怎麼親自過問專機的事情來了?從阿爾巴尼亞回來,曹副師長曾向時念堂提過,專機師凖備執行林彪回北京過國慶節的任務。但據時念堂所知,並沒有具體派遣林彪專機的行動。他是主管專機的,如此重要的專機活動,他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可能是他剛從國外回來,沒接師裏的工作吧?所以他如實地說,報告司令員,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們機場的專機,你怎麼不知道?飛機都飛走了。吳法憲急了。
時念堂說,我不能向司令員說假話,三叉戟的事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
啪,吳法憲再沒說什麼,掛斷了電話。
你住在機場,飛機起飛,那麼大的聲音,怎麼不知道呢?是的,飛機起飛噪音很大,但噪音只對行進方向產生,而反方向幾乎完全聽不到。時念堂家住在機場東邊,飛機從南向北起飛,剛開始滑行時沒有聲音,等到了空中有了聲音,已經在機場北邊很遠了,所以時念堂沒有聽見。
對於吳法憲的突然發問,時念堂也沒敢多想,以為只是關心中央首長的飛行安全。他還是凖備繼續睡覺,隔了幾分鐘,大約是11點40分,吳法憲第二次來電話,又問,三叉戟究竟是怎麼飛到山海關的?這一回是質問的口氣,相當嚴肅。時念堂還是如實說不知道,但他感到問題有些嚴重,補充了一句,可能是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空軍副參謀長派的飛機。吳法憲氣哼哼地說,那好吧,我找他。
其實要查問也不困難,問調度室就知道了,師裏所有的飛行任務包括首長專機,訓練飛行,作訓科都有人經手辦理,並有登記,一整套嚴密的程序,很容易查。再保密也要有人經辦,有領導批准。時念堂當即打電話問師機關幾名經管航行的人員,都說不知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空軍司令員兩次來電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而且三叉戟究竟是怎麼回事,也沒搞明白,在一般情況下,周總理不會命令空軍查林彪專機的。而且以前吳法憲也從來不過問專機。現在吳法憲為什麼對三叉戟起飛如此強烈地不滿?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這樣驚天動地?
面對這些反常現象,時念堂徹底糊塗了。
責任心使時念堂不能再睡了。雖然他沒接師裏的工作,但他畢竟是師長,他讓總機要到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屬平靜地說,老潘飛行去了。啊,原來是潘景寅駕駛走的三叉戟飛機。十幾分鐘後,候機室來電話說,吳司令到候機室了,叫你馬上過來,時念堂摸黑騎車到了機場候機室。
候機室位於跑道東側,是首長臨時休息的地方,前面是登機坪,樓上是氣象室和調度室,再上邊是塔台。這裏是機場的指揮中心,也是迎來送往的地方。
除吳法憲和空軍分管專機的副參謀長外,師政委馬蘭藻、參謀長龍振泉都在。時念堂按平常一樣,報告前先向吳法憲敬了一個禮。吳法憲臉吊得老長,狠狠訓斥說,你當師長的,飛機都跑了,你還不知道,你幹什麼吃的?看吳法憲發這麼大的火,再說什麼也是多餘,時念堂只好沈默。吳法憲馬上命令,給山海關打電話,命令飛機馬上飛回北京。
這時,電話一個“摞”著一個,多得簡直像發生了世界大戰。
256號三叉戟沒有飛回來,據說是發動機有點故障,正在修理,一時飛不回來。周恩來給吳法憲打電話,要吳法憲凖備一架飛機,他要親自去山海關。時念堂馬上通知團裏凖備伊爾18專機。專機師的戰備做得很好,專機隨時處於待命狀態。很快機組人員帶上飛行用具,跑步到候機室待命。時念堂對機組下達命令,只講北京飛山海關和到山海關落地,因為吳法憲沒講任務的性質,也沒講誰去,他讓機組原地待命。
待命到天亮也沒派上用場。
在指派伊爾18專機時,傳來消息,0點32分,256號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吳法憲大罵起來,媽的,說不能起飛,怎麼起飛了?一連說了好幾遍。在場的人都摸不到底細,誰也不敢說話。師長時念堂這時還不知道飛機上坐著誰,更沒想到飛機會跑出國境線。吳法憲叫他打電話呼叫,時念堂走進指揮所,通知有關人員打開所有的通信設備,同時叫標圖員開始標圖。他以為256號三叉戟要飛回北京,又命令外場保障人員迅速打開跑道燈及一切夜間降落設備,導航台也打開。
這時,專機師整個行動起來了。
機場燈火輝煌,塔台燈打開了,機場跑道燈也打開了。半個小時後,外場指揮車和各崗位都按照保證重要專機任務的規格各就各位。
北京距離山海關300公里,再有十來分鐘,三叉戟就該到了。
不過,直到這時,時念堂還不知道256號三叉戟變成252號了。

36

嗓子都喊劈了,喊啞了,時念堂的呼叫還是沒有回音。
飛機上無線電只要打開,肯定能聽見。但是卻連起碼的動靜也沒有。
秋天晴朗的夜空,靜得讓人心裏直發毛。平時音箱裏總有很多聲音,有本場飛行,也有遠處不知什麼地方的飛機,凡共用一個頻道,在一定範圍都能聽到。但這天晚上很奇怪,音箱裏沒有一點聲音。再呼叫,還沒有。
呼叫不到,吳法憲又罵。
大家都不眨眼地看標圖,航向240多度,幾分鐘後,很快北京軍區空軍的跟蹤雷達報告280度。時念堂放鬆了,正是山海關飛往北京的方向。大概飛行員潘景寅也不知道向哪裡飛,到唐山北邊遷安縣上空,飛機突然轉向340多度。航向多少?時念堂心咚咚直跳,聽錯了?簡直不敢相信,那是通向西北的方向啊。時念堂覺得很奇怪,這飛機是要上哪裡去呢?
把守空中防線,是空軍各部隊從組建就非常重視的重大問題,這在平時飛行中,也是機組非常敏感的話題。難道是叛逃?有人猜是不是機組出了問題?不可能!在我們空軍運輸機部隊中從未發生過類似事件。
大家幾乎異口同聲。
時念堂不知道機組有誰在飛機上,應該是潘景寅坐左機長,陳聯炳坐右機長。機長潘景寅和第一副駕駛陳聯炳都是航校七期學員,飛了十幾年,時念堂同他們執行過多次專機任務,他們都是對黨忠誠的老戰士啊。
地面雷達還在交替跟蹤,半個小時後雷達目標消失,標圖沒有了。
雖然一屋子人都六神無主,但就數吳法憲忙得不行,他不停地出出進進。這電話,那電話,搞得他胖胖的臉上大汗淋漓。看得出他是真急了,心急如焚,如坐針氈,一會兒打電話,一會兒來回踱步,完全是束手無策的樣子。後來電話越來越多,多得讓人簡直招架不住。不知是向上請示還是向下命令,時念堂聽吳法憲說唐山、遵化、張家口一帶的飛機立即起飛,對256號三叉戟進行空中攔截。後來知道他是向上請示,毛主席沒有同意。
時念堂那天晚上自從到了指揮所後,就沒再回家。當時指揮所人很多,時念堂又緊張又摸不到頭緒。這種時候,走肯定是不能走的,不定什麼時候上邊就會找他,時念堂看看也沒有閑的地方,就和楊德中的秘書在小值班室坐著,東一句西一句地隨便聊天。
事態發展,越來越不可理解。

37

9月13日淩晨3時15分,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3685號直升機。這架直升機起飛10分鐘後,沙河機場才報告,師長時念堂馬上採取措施,但已經來不及了。
開始吳法憲傳達的並不是禁空令,還能起飛,只是要由周總理等四人共同簽屬才能起飛,禁空令是三叉戟飛機飛出國境線後的事情。時念堂接到禁空令,馬上到大值班室給作戰部門傳達,並通知了沙河機場。但是周宇馳和于新野拿著林彪手令的條子,要了一架直升機,並讓直升機起飛10分鐘後再報告。
駕駛員是直升機團八中隊中隊長陳修文。這位出生在1937年的安徽人,家裏很窮,祖輩四代種地主的地。在他出生後第二年,黃河花園口被炸開,發大水,家鄉成黃泛區,不久父親被國民黨拉夫拉走,靠母親要飯度日。1956年陳修文參軍,1959年選飛,在專機師中,他是駕駛“直五”技術最好的飛行員。陳修文以生命為代價,把這架本來想出逃蒙古的直升機飛回來,迫降在平谷境內。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授予他“忠誠戰士”的榮譽稱號。
一接到沙河機場關於直升機起飛的報告,時念堂馬上說,不能叫它起飛,趕快叫它回來。打這電話時,後來在中央黨校任系主任的大值班室服務員李明在一邊站著,聽得很清楚。放下電話,時念堂看情況緊急,放下電話跑步到三樓調度室,因為調度室有一部直通沙河機場調度室的電話。時念堂問是有飛機起飛嗎?沙河機場調度室值班員小王說有,往西北方向飛了。時念堂問有多遠?對方說200多米,時念堂馬上讓呼叫直升機回來。小王說飛得太遠,呼不到。時念堂馬上讓他打一顆綠色信號彈。在機場,綠色信號彈是叫飛機著陸的信號。直升機的駕駛員看見沒看見,不知道,最終直升機也沒有返回來。時念堂無奈地跑下來報告吳法憲和楊德中。
大飛機跑了一架,就夠讓人火冒三丈的了,小飛機又跑了一架,吳法憲又大罵起來,這是怎麼搞的啊?接下來吳法憲和楊德中就回到小電話間去處理此事,時念堂就和楊德中的秘書在外面等著。這中間,某殲擊機師奉命起飛了好幾批殲擊機進行攔截,都沒有發現目標。
天濛濛亮,時念堂從窗口看見一架直升機從頤和園的萬壽山上空飛來,直升機正往下滑,看樣子是要降落。時念堂判定是逃跑的那架,立即命令警衛連來一個全副武裝的加強排,到候機室。時念堂指著將要落地的直升機馬上命令,只要飛機一降落就包圍起來,勸他們投降,如果抵抗就擊斃。但注意不要傷害飛行員。好啦,凖備吧。
直升機下滑到距離機場一公里處,高度20多米,兩次著陸沒有成功,直升機又拉起來往沙河方向飛去。時念堂立即打電話向沙河機場佈置了同一套方案,叫他們的警衛連立即出動,將下來的直升機上的人員全部抓起來。直升機在沙河那邊也試著落了兩次,還是沒落下來。時念堂及時向吳法憲作了報告。直升機最終放棄著陸動作,向沙河以北的山裏飛去了。
這時已經天亮,空軍指揮所接到報告,256號三叉戟在溫都爾汗起火爆炸。吳法憲向在場的專機師領導時念堂、馬蘭藻和曹慶章以及一位標圖員宣佈,三叉戟飛機已經在蒙古國內墜毀。不久直升機的消息也來了,迫降在北京郊區懷柔縣。
9月13日早上7時多,李德生從空軍指揮所到了西郊機場。在候機室小電話間,他同吳法憲、楊德中談了兩個多小時後,離開西郊機場。這段時間,時念堂連早飯也沒吃,與馬政委、龍參謀長研究了加強飛機戒備的措施,決定每個機場派一個加強排在停機坪進行巡邏。其次研究如何迎接和配合當天進駐西郊、南苑、沙河機場的陸軍部隊,搞好對機場的全面戒嚴工作。
9月17日,空軍司令部在空軍大院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會後將時念堂等四個人留下,由李德生談話,交代有關9.13事件的有關事情。

專機師師長時念堂

38

9.13事件後,時念堂仍在工作。
時念堂的妻子姜樹芳在西城區房管局上班,時念堂9日回家給她打了個電話,因為11日她值班沒回家。12日晚姜樹芳回到家中已經很晚,屋裏軍醫們正給時念堂看病,11點多她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去城裏上班,路上還平靜。因為她走得急急忙忙,甚至沒注意門口的崗哨已經換成綠褲子了。直到星期三兒子打電話,說機場大門進不去了,要重新辦證,兒子給她辦好出入證她才回家。這回她發現問題了,機場來了好多陸軍,平時走家屬的小營門沒有站崗的,這回也站了陸軍,荷槍實彈,嚴格盤查。藍褲子們只要外出,就排著隊,幾個人也乖乖排一行,一個個都像霜打的葉子搭拉著頭。作為家屬,姜樹芳搞不清怎麼回事,也不敢問,只覺得挺滑稽。
回到家一連幾天不見時念堂的影子,因為這是常事,她也習慣了。時念堂在家吃飯,空勤灶的戰士經常來送菜。姜樹芳就隨口問戰士出什麼事了?戰士也不知道,放下菜筐就走。一直過了十幾天,姜樹芳往候機室打電話,才知道跑了飛機,不過對方安慰她說與師長沒關係。
當時進駐專機師的總政工作組的成員劉岩回憶,我們去之前,師長時念堂曾被吳法憲派到南苑機場接待過基辛格,被劃為吳法憲線上的人。政委馬蘭藻搞保衛工作出身,文化不高,不懂技術,本來凖備安排潘景寅換掉他。還有一位姓王的副師長,在1967年武漢720事件中駕駛伊爾18把毛主席安全送出武漢,有功,被評為空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也被劃為吳法憲線上的人。根據以上情況,工作組把這三位師領導作為依靠對象,師長、政委在師部值班,主持工作,王副師長到沙河機場坐鎮。他們積極負責,配合和幫助工作組做了不少工作。
9.13事件第三天,周總理坐車到專機師,時念堂陪著他去看另一架三叉戟,周總理拿著專機失事現場的照片對照,並給時念堂看照片,問是不是我們的飛機?因為飛機上的機徽是總理親筆題詞的中國民航的字樣。時念堂向總理報告是我們的飛機,總理也說是。
他又陪周總理去看林立果在西郊機場住過的地方,看過後周總理沒說什麼。回到候機室,周總理指示,抓緊對部隊進行路線教育,穩定部隊,有些事情講清楚就算了。當天航醫給時念堂看病,也說不要怕,沒事。時念堂當然不怕,他心裏沒鬼,他怕什麼。但事情後來的發展,完全沒那麼簡單。
11月底12月初,機場批鬥時念堂,鬥得很凶。周總理知道後,委託公安部九局副局長兼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到西郊機場接專機時,對剛從陸軍調來的專機師副政委李學清說,不要再批鬥啦,時念堂、馬蘭藻、王進中都是好同志。

39

9.13事件後,時念堂一直沒回家,國慶節放假也沒回來。過了國慶節,傳達了,時念堂還沒回家。又過了十幾天,時念堂回來了,人瘦得不成樣子。20多天後工作組通知時念堂可以不到辦公室了,在家寫寫材料。1971年10月初,時念堂被隔離。又過了20多天,10月28日,時念堂被送到空軍東郊民巷招待所,說是空軍“學習班”,集中交代問題,實際上是軟禁了。
1971年11月23日,時念堂的妻子姜樹芳正在西城區房管局上班,專機師副政委李學清通知,機關叫她回去收拾東西,給時念堂拿些換洗的衣服。中午姜樹芳回到家,時念堂想得簡單,無所謂,隨便拿幾件,幾天不就回來了嗎?姜樹芳想恐怕不會三言兩語,這樣的事情只要進去,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包括毛衣棉衣在內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收拾了一大包。
姜樹芳說,吃點飯吧?時念堂說,反正也吃不慣那裏的飯,吃吧。此時是下午4點多,也不管時間對不對,做好了飯,吃了。一直等著時念堂的李學清說,咱們走吧。姜樹芳記得很清楚,是被帶走的。臨走時念堂說晚上打電話告訴你,我在哪。實際上這一走,十幾年再沒消息,人沒影了。
時念堂先關在東交民巷辦“學習班”,兩個月後,過了陰曆年,被集中到北京軍區招待所86樓。1972年國慶節後,10月16日,時念堂被轉到亞洲療養院,由中央專案組隔離審查。一人一屋,門口有衛兵24小時守衛,“犯人”之間不能見面,上廁所也有衛兵跟著,每天有一個小時的放風時間。關了幾年,搬了好幾個樓。到後來,連問都懶得問了。兩三年找時念堂正式談一次,十分八分鐘問個事,寫一下。審問完說他不老實,不交代。時念堂說我怎麼不老實?我不知道交代什麼,實在是沒東西,我沒有什麼交代的。到時念堂放出來他才聽說,為什麼把他關那麼長時間?有人誣陷說他知情,不交代,死頑固。可是,時念堂確實什麼也不知道。這中間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同他談過一次,讓他“竹筒倒豆子”。時念堂把所經歷的和所知道的情況如實說明,紀登奎說,這些情況你都背下來了?時念堂說,根本用不著背,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再說多少遍,還是那些情況,不是編造的永遠不會變。以後很久沒人再問,絕大多數的時間是一個人在屋裏呆著。
他老在想,不知什麼時候,突然就會把我放了。
一直關了七八個年頭,到了1978年8月12日,“突然”來了,不是放,而是宣判。公安部來了一個處長,宣佈中央專案組結論為“時念堂的罪行嚴重,屬於敵我矛盾,定性現行反革命,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軍籍,交公安部送勞改農場勞動改造,至於勞改多少時間不知道”。
真像睛天一聲霹靂。
時念堂不服,要求解釋什麼理由。人家不負責解釋,只照章宣佈。時念堂表示不能接受,要向上申訴。工作人員說,要相信黨,相信華主席。於是時念堂“順從地”被戴上手銬,押送山西原平崞陽附近一個勞改農場。
死也要瞑目呀,難道連冤都不叫喊嗎?時念堂還要求說清楚。
山西公安廳說,我們沒權利給你解釋。
就這樣又關了幾年。
回到北京,還是沒有人找他談,確實冤如竇娥啊。
因為想知道他被關期間是怎麼想的,我冒昧地問,為什麼關11年還想得開?
時念堂說,辛辛苦苦,忠心耿耿,想起來寒心哪。但想不開也得想得開,沒幹虧心事,槍斃就槍斃,反正我不自殺。自殺,沒那回事也有了。
他堅信他沒有問題,我們的黨一定會弄清楚。

40

時念堂的家屬子女也成了反革命家屬,愛人姜樹芳被西城區房管局關押審查了半年,後來下放當了六年小工。姜樹芳說,幾個月後,12月,我正上班,突然宣佈我隔離審查。家裏三個孩子,最小的才11歲,還有兩個老人。人家才不管,兩男兩女,24小時看著我,讓我交代與林彪與吳法憲的關係。我根本沒見過吳法憲,林彪更沒見過。看守說,中央專案組說啦,你知道。我拍桌子,怎麼大白天胡說八道啊。人家說我態度不好,吵起來。就吵,嘴你不能封住,局裏天天找我,要端正態度。說我狡猾,我一肚子委屈。逼我說怎麼到西城區的?怎麼搞陰謀?什麼目的?一直關到1972年春節,放我回家七天。才知道兩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也被關了一星期,小的太小,嚇得直哭,半夜大喊要槍斃我。我媽也被審過,問家裏誰來過?9.13前有什麼行動?孩子說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春節後又把姜樹芳關起來,兩個多月回家,還有人跟著。問來問去,問不出東西,5月讓她下去勞動。沒開除黨籍,但不讓參加黨的活動。白天勞動,晚上工人念報紙,讓她交代問題。孩子也受了牽連,兒子高考夠線,但政審不合格,不予錄取。半年後,北京市有位領導指示,凡與林彪事件牽連者的子女,不應影響高考錄取。兒子這才上了人大分校。
家裏老的老小的小,那時生活困難極了,老時的工資一切都沒有了,只有姜樹芳一個人的工資60元,養活三個孩子和兩個老人。平均每人每月10元錢,這大概是北京那時最低的生活標凖了。兒子上大學,補助的錢也全交到家裏,沒錢買本,就自己用廢紙釘本用。生活所迫,姜樹芳不得不在節假日加班,多掙些錢糊口。後來兩個老人死了,兩個大孩子插隊,只剩個小孩子上學,家裏生活才慢慢緩過來一點。
當時海澱區的區長時念疇,春節軍民聯歡,他到機場,人家提起以前有個老師長叫時念堂。他到處打聽,沒人知道關在什麼地方。找了很久,找到姜樹芳,一問,結果他們老家相距七八里,同屬念字輩兄弟,備感親切。他十分同情時念堂的處境,不迴避,文革中他也挨過鬥,知道冤假錯案。雖然那時又正在清查,但他還是在生活上給予時念堂一家多方面的照顧。姥姥病重,沒錢住院,他給安排住院搶救。兒子大學畢業後,他想法給找了一個就業指標。時念堂的兩個女兒,受到株連,無法正常讀書,加上生活困難,大女兒嫁給郊區的一個農民,回不了城,時念疇給安排了工作。小女兒靠打工維持,他在區企劃局給她找了一個工作。包括兒子結婚的房子問題,兒媳的工作,也都是他給安排的。姜樹芳說,時念疇是我們家的大恩人。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

41

到了1978年,報紙上說解放幹部,姜樹芳要求安排工作。
有了工作,自由了,姜樹芳開始尋找老時。問師裏,說不知道,交公安部了。她不相信,軍人怎麼能交公安部?她又到空軍司令部專案組找。一位姓田的軍官在傳達室跟她談,姜樹芳問關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消息?我相信黨,他人還在不在?田軍官說你們家裏要積極配合,不讓聯繫,說明問題嚴重。姜樹芳又火了,頂了幾句,犯人還可以探監嘛,這也不能十年了連面也不讓見?田軍官說,看樣子時念堂夠頑固的。她馬上追問關在什麼地方,田軍官說,不知道,一甩手走了。
姜樹芳想,這麼長時間音信全無,人恐怕是不在了。
怎麼知道在山西?簡直就像演戲。1980年審判“兩案”,別人給她出主意,到最高法院要求離婚。人在不在,一試就試出來了。很快,山西原平勞改農場來了兩個幹部,徵求姜樹芳的意見。說你們雙方過去一直很好,孩子這麼大了,時念堂態度不錯,你這樣對他打擊太大,冷靜一些。
謝天謝地,這才知道人還活著,在山西。
本來也沒想離婚,姜樹芳說,那就算了,我要去看看。勞改農場的幹部馬上說,歡迎你去。1981年5月,姜樹芳先讓兒子去了一趟,探探風。10月她去了,後來帶女兒又去了一次,帶了些北京特產,送給農場的醫生和做飯的師傅。這麼多年了,他們對老時一直很好。第二次探監就更鬆了,叫隨便談,還可以出去走一走。時念堂態度好,不用勞動,生活也比較照顧,不過就是沒有自由,心更是被鎖鏈鎖著。

42

1982年7月26日,公安部根據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的決定,解除對時念堂的勞動改造,由原單位復查處理。8月1日,勞改農場的管教科長突然告訴時念堂,北京來電通知,讓你回原單位。山西勞改農場把時念堂送回北京,沒人理。原平農場的科長說,沒見過這樣的,就把時念堂送到家,辦了手續,住一晚上回去交差。
時念堂能從山西勞改農場早一些放出來,要感謝“同案犯”李松亭。
李松亭是誰?他是抗日戰爭參軍的老幹部,上海空某軍的氣象處處長,文革中擔任上海市警衛處處長。人家北京的首長到上海來了,他只管任勞任怨地警衛和招待,佈置好警衛,再就是端茶送水,實在是老實本分的人。他根本不知道“571工程”怎麼就折騰上他的名字,更不知道“571工程”是什麼東西。
但從此倒了大楣。
李松亭認死理,從被關起來後就一直喊冤枉。他是個硬漢,在亞洲療養院就吃了大苦。下邊都是執行者,你不聽話,人家看守怎麼辦?放風,他出去就不回來,在地上打滾。看守沒辦法,抬著他,他蹬腿。抬也抬不了,沒辦法,兩個看守就一人拖著一條腿,硬往回拖。四五十級的台階,頭拖在地上,就那麼一階一階地拖著走。大概李松亭也橫下一條心,死了就死了,死了更好。這樣鬧上幾次,以後人家乾脆不放他的風了,整天關在屋裏。
涉嫌9.13事件由中央收審被送到山西勞改農場的軍隊幹部一共25人,李松亭和時念堂就是其中的兩名,到了山西大家就分開了。這是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批送的,沒有任何案卷材料,山西公安廳只知道這些人問題嚴重,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他們被告知什麼也不要問,就是看著,不能讓死了,勞動改造。
李松亭是1971年11月2日被關起來的,那天他剛到家,又叫他到錦江飯店,去了就再沒回來。弄到山西,先在第七勞改支隊,後來關進太原第一監獄,定罪反革命。關進去第三天,獄方找他談話,你要有個長期打算,你這事黨中央主席、副主席都簽了字。李松亭還是不服,把我關起來就不合法,關到監獄更不合法,我成了犯人?有法律程序嗎?逮捕證都沒有,一看就知道胡來。可是在人“屋簷”下,不低頭不行,李松亭只能“留”下來。獄方也照顧他,抗戰時期的老同志了嘛,槍林彈雨裏過來也不容易,伙食搞好,這樣在監獄裏“窩”了四年。好在監獄裏可以看報紙,到了1981年,李松亭看見《人民日報》上要審判“兩案”了,可自己關在這裏這麼多年了,也沒人理,就開始絕食。上邊規定不能讓死了,這絕食時間一長,死了怎麼辦?監獄慌了,向山西公安廳報告。山西公安廳也作不了主,向北京的公安部請示。公安部有底,這幫人是總政轉來的,於是轉給總政。
我曾問過李松亭:“李老,我說您是不是在監獄裏絕食?”
他就笑,沒有絕食,生氣,幾天不吃飯是有的。
原來上邊事情太多,把這夥人忘掉了。好幾年前,送團河農場的林辦、黃辦等辦的工作人員也被上邊忘了。老老少少,先關在亞洲療養院後來又弄到團河農場勞動了四五年,倒是越來越鬆,可以幾個星期回一次家。林彪的保健醫生老蔣和汪東興過去因工作關係還熟,利用回家的機會托汪東興往上送了一封信。毛澤東批示分配工作,這些人才從勞改中解脫出來,陸續分配了工作。
李松亭沒有“近水樓台”,但他以生命換來的申訴救了同去山西勞改農場的25個“同案犯”。經中央“兩案”小組重新復查,李松亭被釋放回了上海。
問題是不是徹底解決了?是不是恢復了原來的待遇?
我不知道,但我看某雜誌的一篇文章說李松亭被無罪釋放。
最近,我聽說李松亭得了癌症,給他打了個電話。李松亭在上海,他用濃重的江南口音說了他的一大堆病。他的話說得很快,我沒聽清,但我知道他1989年開始身體就壞了,做了結腸癌手術。現在又發現癌轉移,還有心臟病什麼的。他說,我先治病,等好一些我再往上寫信,我不能死,我不會死的,我死了怎麼辦?這個事一定要公公正正解決,不能把錯誤弄成罪。
我說你不是無罪釋放嗎?
哪裡是無罪釋放!沒有。
上海空某軍給他列了“四大罪狀”,李松亭一項一項數給我聽。處理是犯嚴重錯誤,留黨察看一年,取消職務,正團降副團長,離休,保留14級不動,交地方安置。報到上邊,改了,嚴重錯誤改成嚴重政治錯誤,留黨察看改成開除黨籍,離休改成退休,其他沒變。這些結論,都沒經過他本人,也沒有誰找他談話,就這樣定了。李松亭不服,錯誤是有,他承認,但沒有“嚴重”到陰謀的份上。他往上邊寫了很多申訴信,都是石沉大海。
因為交地方沒交出去,李松亭現在還住在空某軍。
“屁股”後面拖著的這根長長的“尾巴”,老讓李松亭坐立不安。
時念堂的情況也差不多,人是回來了,供給關係沒恢復,先發100元生活費。姜樹芳很高興,不在錢多少,只要人回來就行。
專機師政治部主任找時念堂談過一次,要他正確對待,說他的問題上面會正確處理的,要耐心等待。於是,時念堂住在家裏待命。一過三年,還是沒有結論。聽說時任空軍司令員的王海到空軍學院來了,人家勸,你不是認識嗎?去找找看。時念堂就在外面轉,還真碰上了王海。說了之後沒多長時間,敵我矛盾改成人民內部矛盾,成了現在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沒有事先徵求時念堂的意見,他不同意。

43

想起來,除掉這最後一次,時念堂的軍旅生涯一直很順。
他是我們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運輸機飛行員,也是最早的專機飛行員。選飛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情況,他沒選,他跟首長當警衛員,是直接去的。
時念堂是山東單縣終興鎮人,1927年3月生,家境貧寒。1943年,他16歲時參軍。家裏不願意,他哭著鬧著要去。開始在區小隊,後來升編縣大隊當文書,1945年7月入黨,8月入湖西十一區幹部學校學習了一個月。之後隨十萬大軍中的幹部隊進軍東北。走到三河,山海關那裏打上了。又往前走,走到承德,不能走了。隊伍連槍也沒有,就在冀察熱遼分配。時念堂因為念過幾天書,又在政治部搞收發,分配到連裏當文書。那時文化人少,他又老實,保衛科和組織科都要調他去,先在保衛科當政治偵察員,沒兩個月,叫他到組織科當幹事。還沒報到,被司令員兼政委看上,給首長管文件,跟著到哈爾濱,一幹三四年。到全國解放,時念堂要求到幹校學習。政治幹部隊學習兩個月,只學了一個月,首長就把他要回去了,怕他分到部隊。首長在大連養病,不能帶警衛員,叫他到承德等著。時念堂提出,當了這麼多年兵,連槍也沒扛過,現在全國都解放了。這麼一說,首長也覺得不好意思,問他想幹什麼。時念堂也沒有目標,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首長就寫信給東北軍區,都認識,工作隨便挑,正好全軍在大規模招飛行學員,說你去學飛行吧。時念堂聽說學飛行要大學生,我這點文化程度能行嗎?人家說不行再回來。
這就硬著頭皮去了。
1949年10月,他到了長春空軍預科大隊,先在空軍新入伍的學生隊呆了兩個月。
1950年初,兩三百人被一列火車拉到牡丹江。一下火車,就念名字。誰名字站這邊,誰名字站那邊,搞不清是幹什麼。分隊站好,一隊上這輛車,一隊上那輛車。下了車才宣佈說要學飛行,先體檢。由在長春的蘇聯專家負責檢查身體,刷下去一大批人,100多人的隊伍只剩下二三十人。時念堂出身好,參加革命早,身體也行,還真體檢上了。
就這樣,時念堂稀裏糊塗當了飛行員。
1950年2月,入牡丹江航校一期甲班學習飛行,看見人家文化程度都那麼高,時念堂想走,但想走也走不了。大概是因為他沒在戰鬥部隊當過兵吧,被分配去學運輸機飛行。先學了兩個月的理論,到4、5月就開始飛行,先飛99高級教練機,又飛日本雙發高級教練機。飛到10月,放了單飛,不到11月就畢業了。時念堂僅用七個月,就從日本飛行教員那裏學到兩個機種的駕駛技術。以後補發了兩個畢業證書,一個是1949年航空預備學校的,一個是本校航空飛行(系)專業第一期,大學專科。
航校畢業後他又學蘇聯伊爾12飛機。又用不到一個月,從蘇聯飛行員那裏學會並接來舊的伊爾12飛機。剛會飛起落,就長途轉場到北京。本來說到太原,到了北京,又說不在太原了,因為要支援十八軍解放西藏,重新折回長春改裝。時念堂到了成都,和戰友把航線開闢出來,在西南飛行了一年,給十八軍空投槍彈、棉被、食物等。高原飛行險象環生,氣象和地形都複雜,不要說墜機,就是安全迫降,冰天雪地凍也把人凍死了,那時真是豁出去了。好在老天保佑,什麼事也沒有。以後60年代,時念堂多次駕駛伊爾18大型運輸機飛越青藏高原,全都圓滿完成了各種險難任務。
1952年4月,時念堂由航空兵13師調入專機師,當時稱華北空運大隊。5月2日,軍委命令華北空運大隊與西郊機場合併,組建空軍獨立第三團,胡萍任團長。時念堂任中隊長,專機師使用的機場是日本占領北平時修建的機場,解放後被我們接收。最初是華北航空處,成立了一個場站,一個大隊,自己培養的骨幹很少。不過那時專機少,任務也不多。獨立團第一次執行專機任務是接鄧小平從西南到中央擔任書記處書記,那是獨立團成立兩個月後的7月12日,團長胡萍也去了,新中國算是正式有了專機。
1953年4月,時念堂升任副大隊長,由伊爾12飛機改飛裏2型飛機。9月帶六架飛機入朝,待命去朝鮮執行停戰談判中立國代表到各口岸視察的專機任務。經丹東時朝鮮情況變化,改為四架,成立了四個機組,每架都由正副大隊長擔任機長,接送各國談判代表團成員,時念堂作為機長圓滿完成任務。他還接送過志願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國做報告。那次飛了很多地方,先到石家莊,又到開封、武漢等地,任務完成得很好。
一年半後,1955年5月,時念堂回國,專飛中央首長專機。1956年2月,他任二大隊大隊長。1960年3月任獨三團副團長。獨三團擴編為空軍專機師,時念堂升任100團團長。1965年6月,升任專機師副師長。1969年8月,升任專機師師長。
現在回過頭想想,還真是一帆風順。

44

1958年,時念堂到蘇聯改裝學習,年底回國。1959年底他從蘇聯接回兩架新式飛機伊爾18,這是中國當時最大的飛機,一架作為客機,一架作為專機。坐專機最多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劉少奇、賀龍、陳毅等。
1954年7月2日,周恩來去廣西柳州會見胡志明。
1956年5月3日,毛澤東去漢口、廣州巡視。
1957年7月27日,朱德去山海關、南京。
1957年4月21日,劉少奇去上海。
截止1971年,專機師執行毛主席專機任務共21次,執行周恩來專機任務70次,執行劉少奇專機任務20次,執行朱德專機任務23次。專機師還執行過多次黨和國家以及軍隊重大活動的機群任務。
1955年秋,全軍在遼東半島組織抗登陸演習。
1956年4月,上海召開中共中央八屆某中全會。
1960年1月,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1961年8月,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1969年3月至5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0年8月至9月,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時念堂印象最深的就是九屆二中全會,接送中央委員上廬山的專機任務不僅多,而且複雜,大飛機上不了廬山,還要換乘直升機。林彪當時的專機是英製子爵號,到安慶小飛機換安24,去的九江,下山也如此。為執行大機群任務,時念堂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專門到九江機場和廬山會場附近勘察地形,選直升機在山上的著陸點,然後派兩架伊爾14和四五架雲雀直升機前去值班。時念堂在安慶坐鎮,組織大型飛機換乘,保證了飛行安全。
專機師還執行過多次作戰保障任務。1962年9月,派出九架飛機,執行中印邊境反擊作戰的空運任務。1969年,派出12架飛機赴佳木斯擔負珍寶島地區的空運、偵察等任務。除此,專機師還執行過多次搶險救災的任務,1954年4月,赴內蒙古執行空投救災糧食115架次,空投糧食2.8萬斤。1960年搶救61名階級兄弟,夜航空投藥品,專機師周連珊機組伊爾14型4215號飛機赴山西平陸。1960年5月,派出65架次飛機到大同搶救瓦斯爆炸失火而遇難的工人群眾。1963年8月,派出19架飛機,27個空勤組,對冀中42處洪水災區空投救災物資348萬噸,飛行450小時。1966年3月,刑臺地震,執行周恩來赴災區視察慰問任務等。此外專機師還執行過西北地區的核試驗任務,以及為友好國家培養飛行員或改裝飛機等多次任務。
執行專機任務,責任重大,一定要保證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在如此眾多的專機任務中,有的是時念堂參加組織領導,有的他親自執行,除毛主席沒坐過他的飛機外,其他首長都坐過。1965年伊爾18型飛機進行北京至拉薩當雄機場,1966年貢嘎機場的試航任務,都是時念堂親自駕機完成的。那時,中國民航還不發達,專機師還擔負過多次我國領導人出國訪問,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來訪的專機任務。
1960年4月至5月,周恩來出訪印度等亞洲六國。
1961年2月,陳毅出訪印度尼西亞和周恩來出訪緬甸。
1962年10月,周恩來出訪朝鮮。
1963年4月至5月,劉少奇、陳毅出訪印度尼西亞、緬甸等國。
1963年11月,賀龍赴印度尼西亞參加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
1964年7月,周恩來出訪越南、緬甸。
1965年3月至4月,周恩來出訪越南。
1965年5月至6月,周恩來、陳毅出訪巴基斯坦、緬甸、阿爾及利亞。
1966年3月,劉少奇、陳毅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
1960年周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訪,陳毅元帥是代表團成員,說這下可好了,坐咱們自己的飛機出去,可放大心了。這是新中國第一次由我們自己的專機接送中國代表團出國訪問。過去中國代表團出國,都是租別國的飛機,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就是我國政府租印度的飛機而被台灣特務安放了炸彈而失事的。周總理出訪16國,租的是英國的飛機,提心吊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問題。現在坐咱們自己的飛機,從政治上放心,安全。
接受出國任務後,凖備時間很長。一兩個月前就開始做凖備,胡萍和時念堂專門到蘇聯民航飛行大隊取過經,國際飛行有什麼經驗,要注意什麼問題,怎麼飛。現在的飛機先進,不用領航員,把羅盤打開就可以飛。而那時,我國的飛機還沒有這些,沒有那麼多錢去買最先進的東西,只能憑個人過硬的飛行技術。那次送周總理出訪某國最危險,起飛後地面才知道某國政變,地面好不容易聯繫上專機,通知他們。專機沒有落地,又連續飛回開羅,保證了總理專機的安全。
專機師接送過的外國首腦有很多,緬甸總理吳努,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越南主席胡志明,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朝鮮首相金日成、委員長崔庸健,巴西、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越南總理范文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剛果(布)總理扎萊,蘇丹國家主席尼邁里等。有的外國首腦多次坐過專機師的飛機。
時念堂任專機師師長後,因為執行專機任務多,對師裏的事情管得很少。他工作一直兢兢業業,圓滿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要的專機任務。到1971年他駕齡21年,累計飛行7000餘小時。就在他年富力強,飛行經驗豐富,工作得心應手時,沒想到9.13事件攔腰一棒,一關11年。從此中斷了心愛的飛行事業,至今心中仍壓著磨盤大的石頭。

45

經過十多年的審查,沒發現時念堂與9.13事件有任何牽連。原來的“雙開”和“反革命”都被一風吹了,提也沒提。1985年10月,專機師政治部一位幹事來宣佈,空軍政治部黨委對他的處分決定,犯嚴重的政治錯誤,留黨察看兩年,撤銷行政職務,保留原14級,按正團作退休處理。看病住房,工資按正團。
1985年這個重新做的結論主要依據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機場建“黑據點”的問題,二是周宇馳在沙河機場學駕駛直升機的問題,三是9.13淩晨直升機在禁空令傳達後起飛的問題。結論說9.13淩晨,黨中央向全國下了禁空令,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等人聯合簽發的命令,不准任何一架飛機起飛。時念堂13日淩晨2點30接到命令後,沒有立即向該師所有部隊、場站、調度室等有關部門傳達,也沒有提出執行這一命令的具體措施。13日淩晨2點半左右,周宇馳等到沙河機場,3點左右,原203團團長劉景祥打電話向師裏報告,有人去機場要飛直升機,時念堂接到電話,既不向劉傳達黨中央的禁空令,也未採取緊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馳等劫持直升機叛逃。
時念堂認為這三個問題都不符合事實。
第一、二個問題,是當時空軍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為軍人,只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第三個問題據時念堂回憶,接電話後他立即向上報告,然後跑到大值班室給作戰科值班參謀蔡長松打電話,讓蔡參謀通知沙河203團政委楊慶升,西郊由他傳達。前面說過,楊慶升接到禁空令,由於和平麻痹思想,他沒傳達,並不是時念堂沒傳達。時念堂放下電話到小候機室找100團政委安治梁,等一會,安治梁來了。他又向師政委、師參謀長等傳達了命令,當時吳法憲沒說是全國禁空令,也沒說馬上向部隊傳達。正在這時,接沙河203團劉團長電話說直升機逃跑,當時忙於處理此事,傳達比較零亂。因為是直升機起飛後10分鐘才向師裏報告,雖然馬上採取措施,但已經晚了。
時念堂認為,在處分決定前沒有任何人找他核實有關事實,沒聽他陳述,也沒任何人告訴他1978年宣佈他是“林彪死黨”,“雙開”的決定還算不算數。扣發他十幾年工資和物資供應的問題應該怎麼處理?都沒有講。所以留黨察看期滿,讓他寫個材料申請撤銷處分。時念堂不寫,表示不承認。專機師政治部主任盛嶽獻說,我管幹部,派人向地方移交。到海澱人事部門聯繫時念堂的退休安置,但地方政府認為這個處理不符合黨的政策,拒絕接收。我向上報告,沒人理,推來推去。專機師交不出去,只好將時念堂的供給關係和黨的關係暫時留下,黨的關係“掛”在師通信科,退休工資由師財務科發。20多年過去,至今時念堂的關係還“掛”在專機師。
時念堂仍然不服,為什麼給我這樣處分決定?憑什麼給我這樣的處分?他認為太重,一直在申訴。從上到下,誰聽了他的申訴,都說他冤。連機場的職工家屬、臨時工都說,你剛出國回來,沒接師裏的工作,與你有什麼關係?時念堂多次找,上上下下都很同情,叫專機師拿出個意見,報到空軍。但有人說“兩案”班子已經解散,就拖下來了。
就是降職到正團,按14級套,也應該按師職標凖,時念堂1943年參軍也符合這一條。但是,這麼多年了,他仍是正團退休,現在年紀越來越大了,也不給辦醫療證,住院、醫藥費報銷都成了大問題。你還沒開口報銷,人家比你還困難。老伴姜樹芳說,我們老時太實在,人家臉色稍一變,他就不願意再說了。有一年春節時念堂高燒39度多,住在大病房,因為休息不好,病拖了很長時間。
時念堂還在不停地上訴。遞上去的申訴信不知有多少封了,總是沒有回音。總政幹部部的一位處長說,這事是有些冤,但上邊不說,我們不好辦。只要上邊批,我們馬上辦。讓他自己寫信給軍委副主席。也有機關的同志勸解一番,時間太長啦,有些問題難以解決。
時念堂傷心地說,一切交給黨,一生交給黨,那時組織對下邊關心,有錯想辦法挽救,而現在是不理你。難道我們黨現在的政策不是“有錯必糾”了嗎?不管怎麼樣,我對黨對人民沒做虧心事,他每天堅持鍛煉身體,同時搜集證據,不斷地往上寫信,他堅信問題一定會解決。
因為傷心,很久很久沒有做夢了。那一天,時念堂突然看見周總理來了,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不知多少次坐他開的專機,每次都要對他表示感謝。好久不見了,周總理還是那樣神采奕奕,微笑地握著他的手,說組織上已經復查過了,你沒有問題,你是一個好同志。
時念堂頓時淚流滿面,黨啊,我們的黨。

(原載《報告文學》2002年9月號和12月號)

丁凯文主编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 200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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