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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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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夢九一三——9.13事件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悲劇
舒雲
引子
一位“老飛”曾自豪地對我說,中國的專機從來沒有出過事。 是嗎?我半信半疑。 細細一想,是沒聽說過中國的哪位領導人坐飛機出事。自從空軍設立專機以來,在空地勤人員的密切配合下,從來沒有摔過專機。也就是說,專機尤其是重要的專機從來沒有出過一等飛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沒有。 猛然我想起,不對,70年代初摔在蒙古境內的那架三叉戟呢?那不也是專機嗎?而且是當時的全國第一號專機。在引進的不長時間裏,它不停地飛行,運送過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沒有出過事,只有那一次。 1971年9月13日淩晨,在那個大地熟睡的晴朗月夜,一架中國專機越過中蒙邊境,墜毀在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荒原上。而我,幹了一天農活,正在位於內蒙古的一棟土坯平房的土炕上“醉”成“爛泥”,對頭頂上飛過一架越境的專機一無所知。惟一讓我吃驚的是一些天後,聽說幹部們到團部聽傳達,門口竟守衛著荷槍實彈的衛兵。直到10月我匆匆“逃出”內蒙古,回到久違的北京,我才知道。於是,這個震驚中外的大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老飛”說,那是非正常死亡。 什麼叫非正常死亡? 我翻開詞典,非正常死亡即不符合一般規律和情況的死亡。9.13事件很多天後,專機師傳達,滿機場的人包括家屬都被這個突然事件打懵了,誰也沒有想到一號專機會出事。雖然是有些不正常,但大家都以為一切在正常進行。好多人都說,幾天後腦子裏還是一片空白,那麼精心,那麼拼命保證的專機怎麼會摔得粉身碎骨? 9.13事件,如此之大,如此之嚴重,如此之突然,是我們黨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從上到下都被震驚了,一時搞不清有多少人被牽扯了進去。尤其那時還處在文革中,“左”的濃霧彌漫,被審查的人是成千?是上萬?沒有公佈,但不是一個小數字。實際上很多人只是作為工作人員,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捲進了9.13事件的漩渦中。 一位一直在高層搞警衛工作的老幹部說,看來,哪一個廟裏都有冤死鬼。一位文革後在總部搞過多年落實政策的老處長說,我們黨歷史上的運動,都有冤假錯案。現在看來,9.13事件中也有冤假錯案。更何況此案的最終結案又拖拖拉拉了十多年,處理面過寬過重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而要“歸功於”那個特定的時代。好在我們的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央很快發現了問題,指示打擊面要逐步縮小。比如空軍,原來有幾千人被審查,逐步壓縮到幾百人。過去定為犯了錯誤和嚴重方向路線問題等幾個類別全部取消,免作結論,不給處分。原來被定為敵我矛盾的也大都按人民內部矛盾作了處理,使我們黨的不少好同志掙脫了厄運的鎖鏈。 本文記述的包括飛行員、空中小姐、專機師師長等幾位小人物,經過組織上或短或長的反復審查,最終都先後落實了政策。但不可否認,那一天的晚上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本來他們都是空軍最優秀的飛行員,都有機會得到提拔,或者可以青雲直上,卻因為這件事,不得不在風華正茂時停飛,再想飛也是不能飛了。重的被關了多少年,輕的在辦過一兩年的“學習班”後不得不脫下軍裝,轉業到地方,甚至發配到農村。對他們來說,那簡直是一場再也不願重現甚至連提也不願提想也不願想的噩夢。 當我懷著深深的同情寫完最後一個字,我才發現,怎麼我的幾位主人公都是被偶然推上悲劇之“船”的呢?經老師指點,我明白了,人人都會碰到“偶然”,你不碰到這個“偶然”,就會碰到另一個“偶然”,總之,你是逃不掉“偶然”的。再進一步說,偶然和必然是一對老冤家,你有時甚至分不清什麼時候是偶然,什麼時候是必然。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偶然”,實際上完全是“命中註定”的“必然”。在大的社會和自然的背景下,人似乎沒有辦法也無力處理自己的命運,似乎只能聽天由命。於是,破罐破摔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人,不甘心當牛做馬,被命運騎在身上,他們勇敢地扼住了命運的喉嚨。命運把他們擠到山邊,那山就是喜馬拉雅山,他們也要爬到山頂;命運把他們拋到海邊,那海就是太平洋,他們也要游到對岸。本文的幾位主人公,是大寫的人,他們改變不了命運的安排,他們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創舉,但他們改變了自己。不管身處何方,都奮力耕耘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命運。這使我想起黃山上那些著名的松樹們,在沒有一寸土地的岩石上,他們紮下了根,他們長成了風景,這中間的千辛萬苦或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好,我們言歸正傳。
一架專機滯留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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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發生時,專機師服務隊的空中小姐李素萍正和專機組住在湖南長沙的一個機場招待所。他們是9月10日早上飛的湖南,凖備接收某位首長的骨灰,暫時沒走。機組就她一個女兵,一人住一間,也不用怕吵著誰,所以晚上她常常聽音樂。9月12日晚上,李素萍聽著聽著音樂就睡著了。 突然她被美國之音吵醒。 嚇得趕快關上,四處望了望,沒有人。 那個時候,聽美國之音就是偷聽敵台,可了不得。 因為剛才沒聽清,或者說聽清了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李素萍下意識地又打開半導體。播音員的聲音特別慢特別不祥,她用被子把自己和半導體收音機蒙得嚴嚴的,清清楚楚地聽見這樣一段話。 中國民用航空公司英製三叉戟飛機失事在蒙古溫都爾汗上空,據分析機上是中共高級人員,現正在調查過程中。 再沒什麼新消息,就這一小段反反復復地播,聽得人心裏直發寒。 這時和李素萍一起到湖南的機組全在夢鄉中。 是真的嗎? 看樣子好像是真的,確實專機師剛進口了四架英製三叉戟。 無風不起浪,美國之音似乎不是胡說,總是捕到點風捉到點影吧? 李素萍和愛人老劉都是專機師的飛行員,她知道三叉戟是剛從巴基斯坦進口的專機,只有最高層的領導人才能坐。誰坐三叉戟跑了呢?當時李素萍想的是吳法憲或劉少奇,根本沒想到林彪會出事。四架三叉戟,是哪一架專機跑了她也搞不凖。當時專機師裏除了他們這一架在外面,還有三架專機分別在廣州、上海和山海關,剩下的專機幾乎全在家。不過在外面的好像都不是三叉戟,到底是誰呢?李素萍一直聽到淩晨3點多,她那時還小,好奇心重,一直想知道是誰出了事?飛機上還有誰?卻怎麼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第二天早上,機組人員吃完飯,像往常一樣上候機室,卻被嚴肅的綠褲子們用雪亮的槍刺攔住,不讓靠近飛機。 喲?一夜之間,我們怎麼成了敵人了? 空軍包括在民航機場工作的人員都知道,專機師是最“牛氣”的,誰敢攔專機的機組?那是吃了豹子膽了!這是我們專機組自己的飛機,卻不讓我們靠近? 機長據理力爭,說我們要凖備飛機,首長一會兒走。 要是過去,打出首長的牌子,誰敢攔?可這一次不靈了。 機長著急地說,我們這幾個人沒有地勤,全是空勤,你們不讓我們凖備飛機,任務來了怎麼辦? 說半天,還是沒有用,不讓靠近專機。 機組人員情緒激昂回到了候機室,看見綠褲子們還端著槍認真地圍著飛機轉,好像怕飛機突然跑了似的,真搞不清怎麼回事。機長到處找人聯繫,忙了半天,誰也沒找到,只好喪氣地坐在沙發上。 這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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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萍馬上想到昨晚聽到的美國之音,她明白了。 難怪昨晚上機場轟隆隆過了一夜火炮,戰士一律都是迷彩服,好像馬上要打仗的架式。李素萍借著月光偷偷地往外看,消防車式的,一輛接一輛,震得房頂和地板抖動不止。天黑,看不清是坦克還是裝甲車,數一數,有20多輛。走廊裏也不安靜,咕咕咕響個不停。她輕輕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咦?走廊裏全是綠褲子。 她趕快關嚴門,心快跳到嗓子眼兒。 好不容易一分一秒熬到早上6點多,對面好多門裏的燈還亮著。恰好李素萍房裏的燈一會亮一會滅,壞了。她打開門,請綠褲子來修,借機與他們搭話。 綠褲子問,你是機組的? 李素萍說是。反問他們來幹什麼? 來這住。 李素萍心說,來這住?不對吧? 修好燈,李素萍又弄壞,又請他們來修。 還接著問,夜裏是不是過去好多炮? 兩個綠褲子互相看了看,問你看見了? 李素萍說,我數了有20多輛。 綠褲子顯然不想多說話,還有什麼要問的? 李素萍說,你們來幹什麼? 保衛機場。 李素萍不相信,有空軍保衛還不行,還要陸軍保衛? 共同保衛嘛。 保衛幹什麼? 凖備打仗。 跟誰打? 跟蘇聯打。 蘇聯能打到這? 李素萍更不相信了,別騙我。綠褲子很謹慎,再不說了。李素萍也沒有什麼可問的了。她只好“放走”那兩名戰士,端起臉盆去洗臉。直到這時,她還沒想到自己和所有機組成員都成了綠褲子的監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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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人員被滯留在長沙機場了,除了李素萍心明眼亮,誰也搞不清怎麼回事,問怎麼就不能回北京去?為什麼?綠褲子也不回答,只讓他們學習,學重慶談判。問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說大家都這樣。削水果的小刀也被騙走了,說借去用用。借了卻不還,簡直草木皆兵。 滯留長沙的機組幾個人呆在機場,也沒事,就每天學習,聊聊天。太無聊了,人生地不熟,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就用蚊帳竿綁上縫衣服的白線,彎個大頭針,釣魚,再就是追著貓打,打得無辜的貓四處亂叫。綠褲子也不管,只要不離開機場不靠近飛機就行。對他們還算好的,後來聽說在廣州和上海的兩個機組,天天被冷飯冷菜招待著,個個都拉稀,緊急集合般地往廁所跑。空勤的伙食標凖特別高,飛行員到哪都是好飯好菜,哪受到過這種“熱情”招待。 這時,天越來越涼了,他們都只帶了夏衣,打電話回專機師,卻誰也找不到,只好借件毛衣湊和著。這時大家已經沒有回北京的奢望了,也不知要在這鬼地方呆多久。李素萍留了點心眼,那時還實行票證,飛行員退夥退給她半斤油票,她一直放在口袋裏。她決定把油票寄回去,什麼也不寫,信封上地址也不寫,因為不知道北京那邊發生了些什麼,這裏又發生了些什麼。但家裏會從郵戳上知道她在哪裡,讓家裏知道她還活著。李素萍的父親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也不知道女兒是不是在那架摔毀的三叉戟上,急得天天打電話,卻始終沒問出個結果。接到女兒的信,翻過來掉過去看了好半天,看見郵戳是長沙,馬上一塊石頭落地,女兒的飛機沒去山海關,父親心裏這才踏實了許多。 整整被“扣”了50天,李素萍和機組人員才盼星星盼月亮返回北京。廣州、上海和山海關那三架專機的機組人員也被軟禁了50天。山海關是一架伊爾14,256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他們到山海關那天都看見了這架飛機,但沒看見機組人員。這架伊爾14是9月12日早上飛到山海關機場的,幹什麼不知道。專機任務經常有交叉,看見了就看見了,都養成習慣,也不問,也不說。50天後這架伊爾14專機就留在了山海關,機組人員坐火車回的北京。在上海的那架專機是南苑機場的,飛行員王玉琳是駕駛256號三叉戟的駕駛員潘景寅的連襟,他開飛機送朝鮮代表團去上海參觀。9.13事件一發生,就不讓他開飛機了,打電話通知他坐火車回北京,從此再不能飛了,轉業。 9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擴大傳達。 10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向全國工農兵群眾傳達9.13事件。 10月26日,專機師傳達有關9.13事件的中央57號文件,讓他們排隊回去。周圍十步一崗,李素萍走在最後,看見機組的每個人都低著頭,好像罪犯一般。 有兩句挺矛盾的話已經忘了是誰說的了。 你們在專機師,算第一線,得天獨厚,是重點的重點。 你們師執行中央任務,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 那時專機師的很多人,尤其是沾256號三叉戟邊的人心裏都沒底,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好的還是屬於壞的。好的壞的是天上或地下的區別,所以大多數人都像怕踩地雷一般,連走路都謹小慎微。只有極少數人暗暗竊喜機會來了,磨拳擦掌,凖備“大幹一場”。 李素萍的愛人是空軍一位副參謀長的秘書,姓劉。那時,上邊天天動員李素萍離婚。說那位副參謀長都被抓起來了,他的秘書肯定完蛋,讓李素萍與劉秘書劃清界限。劉秘書的同學也好心地勸,但李素萍堅決不離婚。她相信自己的愛人沒事,以後劉秘書果然沒事,轉業到中國民航,繼續當老飛,常飛國際航線。 李素萍也轉業到了地方。 但那一天夜裏,她永遠不能忘記。
全國禁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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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該說說30多年前的9.13事件了。 9.13事件,掐頭去尾,就是跑了兩架飛機,一架是摔在蒙古溫都爾汗的256號三叉戟,機毀人亡。還有一架是直升機,差點飛出去,最後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北京郊區懷柔縣境內。 如果僅僅是跑了兩架飛機,9.13事件也不會震驚中外。之所以震驚中外,是因為256號三叉戟上邊坐著中國當時的第二號人物、黨的副主席林彪。 正大紅大紫著的中國第二號人物怎麼說跑就跑了呢? 國內外關於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說得太多了,真真假假,使那些本來就是謎中謎的真相更加迷霧重重。本文不再重複,只從1971年9月12日下午1點多鐘說起。據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回憶,毛澤東突然從南方回到北京,在豐台車站,與他和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後,單獨交代給他一項任務,調三十八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說明毛澤東早就成竹在胸。3點談話結束,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同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等領導同志研究調動部隊。果然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22點左右,周恩來被工作人員叫出去,再沒回來,討論停了。 原來,21點20分,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隊副團長張宏打電話給北京的上級張耀祠,說林彪女兒林豆豆說,明天早上6點葉群、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跑,目的地是廣州。張耀祠報告給汪東興,汪東興報告給周恩來。 之後,周恩來一直在緊張處理這件事。他在問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海軍政委李作鵬關於停在山海關的那架三叉戟專機後,下達了必須由周恩來、黃永勝(總參謀長)、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指示,並派楊德中陪(實際上監視)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同時要求山海關機場的256號三叉戟連夜返回北京。在23點30分左右,周恩來和葉群通過一次電話,查問停在山海關的那架專機。葉群剛開始裝不知道,後來又說是有一架,我兒子坐過來的。林副主席說,如果明天天氣好,想到天上轉一下。周恩來問是不是還要到別的地方去?葉群說,原來想到大連去。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群說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周恩來說,一定要把氣象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葉群再三勸周恩來不要來。 周恩來放下電話,已經過了零點,他立即把李德生叫到電話間,說林彪要乘飛機跑了,要他立即趕到空軍指揮所,代替他坐鎮指揮。 李德生深為震驚,立即乘車向空軍大院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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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零點32分,256號三叉戟在機組人員不全又沒有開跑道燈的情況下強行起飛。正在空軍指揮所的李德生看見標圖板上,256號三叉戟的航跡先向西,然後一直向北。從天安門閱兵排練現場被緊急叫回來的空軍參謀長梁璞判斷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他說了三條理由,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飛的是低空,第三方向朝北,馬上就要出國境了。 事不宜遲。 李德生打電話請示周恩來怎麼辦?要不要派飛機攔截? 周恩來說,在你之前,吳法憲也請示過。毛主席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恩來還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 除了李德生,指揮所的人都不知道飛機上坐著什麼人。梁璞又一次焦急地問,怎麼辦?李德生說,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讓它飛,這是總理的指示。 淩晨1點50分,眼睜睜地看著256號三叉戟飛出國境線。並很快在雷達上消失。 李德生回憶,從這以後,總理反復讓我們查清256號三叉戟從北京到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究竟有沒有加油,根據飛機所攜帶的油量,究竟能飛多遠的航程。空軍指揮所根據查實的數據計算,斷定這架飛機肯定飛不到烏蘭巴托,李德生將情況和看法報告給周恩來。 當三叉戟飛越中蒙邊境時,周恩來在毛澤東住處,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下達了全國禁空令,派陸軍進駐全國所有的軍用和民用機場,任何飛機不得起飛,實行全國禁空。為確保首都和整個國家的安全,同時下令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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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淩晨2點半,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的電話響了。秘書李維賽通過作戰值班的專線電話通知,周總理要緊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主要負責人開會。不到10分鐘,剛從睡夢中驚醒的吳忠就坐車到了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的氣氛緊張異常。 吳忠雖然多次聆聽周總理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這一次印象深刻。吳忠後來說他從來沒見過周總理如此震驚、緊張。 周恩來對吳忠、吳德說,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嚴重事件,國內外會有什麼反應?會出現什麼樣後果?現在還無法預料,毛主席已經做好了應付最壞情況發生的凖備。現在我宣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首都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你們要對毛主席、黨中央負責,絕對保證毛主席、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要嚴格保密,沒有中央命令,任何飛機不准起飛和降落。周恩來最後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從現在起,你們只對我負責,向我直接報告,在發生突然情況時,可以臨時處置,先斬後奏。 中央決定增調某機械化軍及部分坦克師、炮兵師,加強北京地區的戰備力量,所有進入北京地區的部隊,一律由衛戍區統一部署指揮。周恩來指定由吳德、吳忠和衛戍區政委楊俊生三人負責,要保證對內反政變,對外反侵略。那些天,他們日夜在作戰值班室值班。按一級戰備的規格,作戰值班室配雙套幹部,各級主管全部進入指揮位置,就地待命,確保一聲令下,迅即出動。 本來按照慣例,作戰命令是應該由軍委辦事組下達,但為了避開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人,周恩來直接下達了命令。吳、吳、楊商量,衛戍區機關與軍委辦事組、各總部暫時保持距離,以確保衛戍區部隊置於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揮之下,吳忠通知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只執行來自周恩來辦公室和他們三人下達的命令,對來自軍委辦事組、總部的所有電報、電話,只接聽,不回復。衛戍區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報軍委、總部。當即還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 立即部署北京地區反空降部隊,以最快速度落實。 為加強首長駐地警衛,增崗增哨,負責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的部隊,迅速隱蔽進入指定位置。加強北京新華通訊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電報大樓等要害單位的警衛工作。與此同時,搜索外逃迫降的一架空軍直升機。 9月13日上午10點,警衛三師從懷柔縣打來電話,警衛七團和當地民兵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機。吳忠指示,嚴密封鎖機降地域,保護好現場,將直升機上的物品和活著的人立即押送衛戍區,要保證路上絕對安全。當時有一支空軍小分隊也到達現場,說是奉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的命令搜尋直升機的。因為吳忠不知道李德生是周總理派到空軍司令部去的,命令把這個空軍小分隊全部扣起來,槍也繳掉。報告周總理後,才知道發生了誤會。 在搜索直升機的同時,衛戍區迅速派部隊封閉了東郊、西郊、南苑、沙河、良鄉五個機場和北京的周圍。吳忠向各機場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衛戍區部隊執行命令。進駐機場的部隊,第一,封鎖機場各部位,控制塔台、機庫、油庫等重要目標。真槍實彈對準跑道,如有飛機強行起飛,可以開槍開炮,擊毀。第二,在機場跑道上設置木頭等障礙物,還把大卡車橫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飛機起飛和著陸。第三將機場停放的所有飛機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裝部隊嚴密看守油庫。 當時不要說機場,就是空軍司令部大院,也被陸軍接管。 9月13日晨,衛戍區部隊全部各就各位。 9月13日晚,執行北京地區緊急戰備任務的各部隊全部進入指定位置,並向衛戍區報到。在釣魚台負責警衛工作的鄔吉成回憶,9月12日晚,中南海和釣魚台的警衛部隊也進入了緊急戰備。他記得大概是晚上10點左右接到的緊急戰備電話,之後就忙開了,弄釘子木板之類的設路障,增派崗哨。緊急狀態持續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
機組只有四個人上了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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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日。下午6點多,專機師的飛行員們還在空勤灶吃飯,擔任飛行值班的中隊長康庭梓突然接到飛行大隊值班員通知,有緊急任務。康庭梓扔下飯碗,跑步到團會議室。因為三大隊的政委和領航主任都不在,機長潘景寅對康庭梓說,三叉戟256號的飛行任務要凖備好,並通知機組成員,對於副統帥的任務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飛機的代號。康庭梓提醒說,今天的飛行手續還沒辦。潘景寅肯定地說,不辦了。因為重要的專機任務保密很嚴,機組人員誰也沒說話。 晚上7點40分,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安全落地。 當它再從北戴河起飛,就一去不返了。 專機上的九個人全部死亡。 飛機上除林彪、葉群夫婦和兒子林立果一家三口,以及跟隨林立果的劉沛豐外,還有五位工作人員。除一位是林彪的座車司機楊振剛,另外四位是機組人員,機長潘景寅、主管機械師李平、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機械師張延奎。本來256號三叉戟作為這次專機飛行編制了九名機組人員,有五名沒來得及上飛機,所以機上只有四名工作人員。因為本文主要是講述飛行員,所以我們另找機會再說林彪的座車司機楊振剛,現在先給機組的四位飛行員同志來個速寫,然後再重點闡述。 按專機師規定,三叉戟機組人員平時在原單位按行業編制上班,專機組臨時編成,編有正駕駛(機長)、副駕駛、領航員、通信員、機械師、機械員、特設師、服務員,專機組從以上這些行業中抽人。因為中央規定,一般情況下毛主席不坐飛機,第二號人物林彪的專機就是中國的一號專機,由專機師技術最好的人員組成。 機長潘景寅,行政上是專機師副政委,在機組中無論年齡還是資歷都是排行第一,業務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術權威。他50年代由陸軍選入航校第七期學習飛行,執行過很多重要的專機任務,幾乎所有的中央首長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宋慶齡、王光美、鄧穎超等都坐過他駕駛的專機。文革中武漢發生720事件,毛澤東被困在武漢,周恩來緊急調去五架專機。毛澤東看見潘景寅來了,點名要坐潘景寅的飛機。老潘時任副團長,同團長一起臨時組成一個加強機組,用伊爾18飛機將毛澤東緊急轉移到上海。 1969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首批買進四架英製三叉戟,編號250、252、264、256。以民航身份出現的潘景寅參加了與巴基斯坦的談判,之後,1970年6、7月,他作為專機的機長和機組在廣州進行了改裝三叉戟的訓練,由巴基斯坦飛行員帶飛。飛出來以後,老潘就專飛三叉戟。 這幾架三叉戟是中國當時最好的飛機,性能好,飛得又遠,可以從北京直飛海南島,不用像其他飛機半路要落地加油。而且發動機在後面,機艙裏噪音小,中央首長們都愛坐。那一段三叉戟忙得“腳不沾地”,像華國鋒、江青、鄧穎超、謝富治等都坐過。256號三叉戟是最後改裝好的,1971年才飛回來,還沒飛過幾次。說句題外的話,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256號三叉戟。 說完機長潘景寅,我們該說說三位機械師了。 256號三叉戟主管機械師李平,是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天津人,1957年參軍,34歲,個子不高,技術非常好,是一位有著豐富經驗的機務幹部。 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是三大隊機務中隊的副中隊長。吉林人,1956年或1957年的兵,34歲,瘦高個,不愛說話,經驗豐富,技術也非常好,重要的專機任務非他莫屬。 機械師張延奎比較年輕,26歲,父母都在山東。平時沈默寡言,工作嚴肅認真,任勞任怨。聽說小張是臨時搭配到256號機組的。時任專機師機務主任的吳鑒清說,張延奎說來真冤,我不太認識他,原來他是個機械員,我到幹校後他才提起來。張延奎本來不是這架專機上的,256號專機的機械師是于景瑞。于景瑞家在北京城裏,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請假回家,臨時找也來不及,就抓了張延奎的差。 不過,在專機上,機組成員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只能是相對固定。今天你飛這架,明天他飛那架,根據任務的重要性、複雜性以及技術情況臨時進行一些調整,都屬正常。一般專機機組是一個機械師加一個機械員,256號上了兩個機械師,張延奎相對來說年輕些,當機械員用。作為重要的專機任務,256號專機還比一般專機多上了一個特設師,管無線電、雷達和液壓系統等。如果說張延奎冤,邰起良冤不冤?也冤。再往寬裏說,機組上飛機的四個人包括林彪司機楊振剛都是一樣的冤。 1971年10月,關於9.13事件的中央57號文件沒有提到機組的四個人,在以後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級組織中,都沒有給三叉戟機組的飛行員們定性。但自然而然的,在那種“左”的背景下,他們被當成反革命分子。幾位飛行員的妻子,尤其是機長潘景寅的妻子,甚至完全被當成了反革命家屬。至於死者的工資問題、撫恤問題,都不了了之。機組沒上飛機的五名飛行員在失去自由的“學習班”裏,同“病”相憐,寫了大量的材料,證明上了飛機的四位飛行員在生前的言行與9.13事件沒有任何關係。只可惜他們這五個人還是泥菩薩自身難保,被當成反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飛行員說話,根本就是穿一條褲子,無人理睬。誰也沒有把四位死者當成正常死亡,更沒有當成因公死亡。 誰敢還犧牲的四名飛行員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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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犧牲的四位飛行員,是烈士,還是叛徒,對他們本人來說,都無所謂,他們不再關心了。但是,給死者的榮譽是對活者的安慰,四位飛行員的家屬們含著淚翹首以盼。終於讓人欣慰的是,在經過長長的苦難之後,1980年底,鄧小平同志在與美國記者談話時,說到了9.13事件中的飛行員是個好人,而這個一錘定音的結論又被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偶然被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看見。 戲劇性就這樣出現了。 真應該千謝萬謝,要不是鄧老人家給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們和他們還將在敵我矛盾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掙扎,四面望不到岸。 經過潘景寅妻子孫祥凝整整一年的上訪,終於解脫了三叉戟機組所有死了的和活著的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的家屬都接到了由總政治部統一印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並按規定補發了撫恤金。 據潘景寅妻子孫祥凝講,本來是應該發給革命軍人因公通知書的。確實,病故算怎麼回事?人家四名專機飛行員,是專機師身體條件最好的,身體棒得沒法再棒,都沒有病。機組人員有病能上專機嗎?有病不要說上專機,就是普通的飛機也不能上。他們不要說大病,小病也沒有。怎麼叫病故?這不是開國際玩笑嗎?很明確,他們是因飛機失事犧牲的。 為這事,我專門問過9.13事件後從陸軍調到專機師任政治部主任的盛嶽獻,為什麼說病故?盛主任告訴我,都是上邊說的。當時那種情況下,只能說病故,要不怎麼辦?他還說,潘景寅老婆找過我好多次,我只能同情,上邊定的,我們無能為力。過去處理是重了,但我們只能解釋。 軍人去世,有三種由總政治部頒發的制式證書,一種是烈士,一種是因公,再一種是病故。如果是在飛行訓練或執行任務時軍用飛機失事,根據情況不同,或定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這架飛機,情況太特殊,雖然是因公,可誰敢給定成因公?可是你說病故,又實在說不出口,明明不是病故嘛。專機師“兩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這樣對潘景寅妻子說,因為因公通知書沒有了,一時又找不到,你還是先簽字吧。人家急著讓她簽字,處理完後人家“兩案”辦公室就撤銷了。孫祥凝沒當過兵,一直在地方工作,不懂因公和病故有什麼區別,反正也被認可為革命軍人了,就濕著眼睛哆嗦著簽了字。 1981年底,孫祥凝和三位機械師的家屬都領到了一張總政治部印發的蓋著鮮紅大印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 而此時老潘他們已經蒙冤十年有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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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發生,對幾位飛行員妻子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部隊派人到三位空中機械師家中通知,只是例行公事,有意回避了死亡的性質。因為上邊也沒有定性,他們怎麼說?可是,和9.13事件扯到一起,在當時那種“左”的形勢重壓下,再紅也攪和黑了,幾位飛行員的妻子都在地方,門口釘的“光榮軍屬”的牌子被砸掉。肯定還有更多更讓人承受不了的事情發生,比如鄰居的白眼,比如單位的冷言冷語,比如路人的謾罵,比如子女在學校受歧視。 如果說,她們出身不好,生下來就受到歧視,那可能會在這個慢慢的過程中麻木掉所有的大腦神經。可她們都生活在紅得發紫的家庭,又嫁給了紅得發紫的軍人。那年月,軍人在老百姓眼中,完全是英雄的形象,軍人家庭也享受著地方政府的百般照顧。而她們一夜間卻突然從天上跌到地上,那種心理落差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那種“革命”的年代,她們的日子將是怎樣的度日如年。 主管機械師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區,他妻子接到丈夫放在營房的遺物,哭得死去活來。丈夫死了,家裏的頂樑柱倒了,還背上這麼一個黑色的大包袱。三個孩子還小,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而她,一個在工廠當工人的婦道人家,沒有錢,拖著三個不懂事的孩子,今後可怎麼活啊? 如果光是生活艱難,咬咬牙吃糠咽菜也還能勉強過得去,可是我聽說李平的家屬在天津也被辦了“學習班”。她為什麼不找上級機構申訴呢﹖我實在是問了一個幼稚的問題。李平的戰友這樣對我說,那時還有什麼自由,早“圈”起來了。毛主席說過,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但那時的“學習班”,可不完全是“學習班”。美其名曰罷了,“學習班”是那時的時髦語言,說是辦“學習班”,其實是關起來了。 在三個機械師中,張延奎年輕,結婚時間不長,第一個孩子還在妻子肚子裏,他連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知道。張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當售貨員,賣衣服。我到百貨大樓打聽她時,名字叫不上來了,但老人們包括看門的師傅都還略知一二。據說百貨大樓對張延奎的妻子不錯,沒把她當成反革命家屬看待,並千方百計保護了她。在那種年代,敢這樣做,真是燒了高香了,我們國家還是好人多啊。 邰起良的愛人畢業於人民大學,工作也很不錯,在北京市的一家機關當秘書之類。一切順心,就是長期有病,不知怎麼得了個硬皮病,這一塊,那一塊。這種病,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僅皮膚硬化,內臟也可能硬化。嚴重時,皮下組織及肌肉都會萎縮,緊貼於骨骼,形成木板樣硬片,造成患者活動受限,面部缺乏表情,開口困難,胸廓運動受限,關節強直等。如果發展到內臟硬化,將會危及生命。硬皮病的治療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醫還有比較好的辦法,雖然不能根治,但能慢慢讓皮膚鬆軟一些。所以,邰起良到處為家屬求醫問藥。聽說海南島有一個老中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批准邰起良家屬搭便機到海南島治療,9.13事件後治療中斷。 邰起良走時愛人的病相當重,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還拉扯著兩個小女兒,一個5歲,一個2歲左右。一家人就指著邰起良這個頂樑柱呢。而如今丈夫一去不返,她真是哭天天不應,哭地地也不應。9.13事件,也殃及到無辜的她,被貶到石景山熱電廠,先在圖書館,後來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來越重。1984年,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兒18歲,她終於帶著時時包圍她的悲痛離開了人世。而這時大女兒還在上高中,二女兒還未成年。 死前她留下遺囑,把兩個孩子交給陳希融。 陳希融是誰?他曾擔任過專機師副政委,1961年的兵,在專機師40年,先是機械師,曾當過毛主席專機的機械師。以後改政工,幹過組織、幹部、保衛等部門,從大團政委、師副政委到聯航黨委書記,直到退休。他一向工作謹慎,強調實事求是,經他處理的案子沒有翻案的。他對256專機組的成員深表同情,經常去看望邰起良家屬,幫助她解決困難。後來上邊也發了話,他們不是壞人,他的不求回報的幫助就更理直氣壯了。 處理完邰起良家屬的後事,陳希融把邰起良的兩個女兒領回家中。他自己有三個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兒小。他和他家屬對這兩個可憐的孤兒比對自己的孩子還好,那時家裏並不富裕,寧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讓邰起良的兩個女兒吃好喝好。幾年後,邰起良的大女兒讀完了大學,有了工作,二女兒中學畢業後也在陳希融的幫助下當了兵。陳希融夫婦仍像父母一樣關心著兩個女兒。二女兒結婚時,家中只有一條好毛毯,陳希融家屬毫不猶豫地送給了她。以後,大女兒有了一個女孩,二女兒有了一個男孩,陳希融家屬忙著做小被子,撕尿布,像對自己的孫子孫女一樣。至於為什麼要這樣?陳希融夫婦也沒想更多,只是可憐她們,根本沒想到什麼回報。 如今,大女兒當了老闆,很有錢。二女兒也終於羽翼豐滿了,出落得相當漂亮,也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親一樣經常飛行,經常飛國際航線。二女兒說,媽媽生前只要電視裏有飛機,她就馬上關掉。如果母親在,恐怕是不會讓女兒選擇這個職業的。 事隔30年,除了邰起良的妻子去世外,另兩位機械師的妻子我都沒有找到。只聽說李平的妻子拖兒帶女回了老家。張延奎的妻子以後辭職,據說改了嫁,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因此我只能披露這麼一點點情況,真對不起,甚至連他們妻子的名字也說不清楚。不過在我的心中,他們是烈士。他們和千千萬萬的共和國烈士一樣,是我們祖國最優秀的兒子。不僅他們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孩子的孩子,將世世代代銘記著他們,我,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也會世代銘記他們。
三叉戟機長潘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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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號三叉戟飛機上的幾名工作人員中,應該說家家都有本說也說不完的苦難賬,而現在,我們只能知道潘景寅一家的悲慘遭遇。 因為很幸運,我找到了機長潘景寅的愛人孫祥凝。 那時,我只知道孫祥凝在海澱醫院工作過。這麼多年了,現在還在不在?會不會調走?不知道。我試探著去了海澱醫院,東問西問,最後找到醫院後面的一排平房裏管老幹部的同志。屋裏光線很暗,坐著兩位幹部模樣的人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看了我的證件,說當時你們部隊怎麼對待人家的?我張口結舌。不過他們還是拐著彎告訴我,她女兒在哪哪哪,你去找她吧。就這樣,我很快找到潘景寅的二女兒潘鷺,接著找到了孫祥凝。 然後我聽到了一個在都市的陽光下怎麼也不可能發生的故事。 但是,孫祥凝一字一句說時,臉上平靜極了。 最初,潘景寅被當成叛徒批判。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在海澱醫院放射科工作,被當成反革命家屬關押了八九年,還一度進了監獄,精神也不正常了。 關於9.13事件的前前後後,孫祥凝一點也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後她仍然不知道。但是她知道,老潘飛的飛機可不是一般的飛機,他專門給中央首長飛專機,他很驕傲自己的工作。孫祥凝呢,既為老潘驕傲,又老是擔驚受怕,怕他有個三長兩短。本來空軍司令部的調令都來了,調老潘到空軍機關工作。就是因為接了這批三叉戟,要培養這批飛行員,又把他留在機場改裝。老潘飛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對妻子說,這回你該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幾個發動機,不會那麼巧都壞,有個比較寬敞的地方就能起飛和降落。 確實這之後,孫祥凝放了一多半心。 孫祥凝知道,這麼多年,老潘執行了多少次專機任務,全都圓滿完成,從來沒有出過任何事故。在孫祥凝眼中,老潘不愛出風頭,話也極少,從不跟什麼人跑來跑去,有時間就鑽研飛行技術。因為他飛行技術好,人又老實,提升很快,從大隊長、副團長升到團長、副師長,仍飛行不斷。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潘景寅的性格,那時他有個侄子在沙河機場當臨時工,想當兵。打聽到大爺在空軍,正好潘景寅那時在沙河機場當團長,辦個男兵應該問題不大。但老潘說,你結婚我可以給你點錢,但你當兵我辦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種地,以後侄子在老家蓋房子,孫祥凝給了一些錢,算還了老潘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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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走的那天,孫祥凝永遠不會忘記。 1971年9月12日,潘景寅剛出差回來。他很忙,沒閑著的時候,偶爾在家過個星期日,也不在家呆著。沒有飛行,他就在辦公室看書練字,隨時待命。 因為老潘難得在家裏過個星期日,愛人孫祥凝和兩個女兒以及老舅高高興興包起餃子。鄰居給了半個瓜,潘景寅最愛吃瓜餡,孫祥凝拌了兩種餡,瓜餡捨不得給孩子吃,專門留給老潘。老潘是家裏的重點保護對象,就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潘在家裏也沒感到有什麼困難,只要他一回家,孫祥凝就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吃,說他在空勤灶吃慣了。每個月配發的二兩肉,孫祥凝捨不得給孩子們吃,全留到星期天給老潘,而她和孩子們吃大蘿蔔條子和白薯。 結婚沒幾年,老潘就吹氣式地胖起來。 這天孫祥凝連接了三個電話,都是找老潘的。挺急,說辦公室也沒有潘副政委,他上哪去了?潘景寅此時在理髮室,等他回到家裏,瓜餡餃子還正在煮。來不及吃了,潘景寅二話不說,提著旅行袋就出了門。專機飛行員都有個旅行袋,裝著牙具、毛巾和拖鞋什麼的,以備隨時出發。臨出門,他說今晚可能回來。 潘景寅已經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太近了,飛一趟也就40分鐘。老潘不說到什麼地方,孫祥凝也不問。 老潘一心飛行,常常說走就走,孫祥凝也習慣了。平時在家裏,不光老潘不說,孫祥凝也很自覺,覺得部隊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黨員,還是躲遠一點。老潘拿回來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孫祥凝也不看一眼。甚至作為飛行員待遇發給老潘的巧克力和水果,孫祥凝也自覺不吃。這一次也不知道他上哪去,很久以後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虧當時場站政委的家屬領著兒子正在老潘家中串門,以後追查,她們正好當了證人,說潘景寅臨走確實沒說什麼。 改裝好三叉戟後,需要經過多次試飛。潘景寅的大女兒潘鷥因小兒麻痹在長春治療,一個人在外地,吃不好,營養也跟不上,孫祥凝幾次催老潘把女兒接回來。正好潘景寅申請到長春航線,順便把大女兒接回北京,這是9.13事件前一個星期的事情。以後還追查潘景寅與這件事的關係,其實根本扯不到一起。 當晚7點40分,256號三叉戟飛往北戴河,隨即降落在海軍所屬的山海關機場。後來孫祥凝才知道,在老潘最後一次上飛機一去不返的那個夜裏,老潘一直沒睡,坐在機場調度室裏,煙灰缸裏裝滿了煙灰。自從50年代周恩來去萬隆會議那一次被台灣特務在飛機上安了炸彈炸了飛機後,潘景寅就對專機看得特別緊,寧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證專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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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潘景寅沒回來。孫祥凝仍覺得很正常,老潘是說可能回來,那也可能不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吧。這一夜很平靜,第二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樣去海澱醫院上班,走出機場營門,才發現一些不正常。 9月13日淩晨,衛戍區已經派部隊把機場看管起來。停機坪周圍、跑道、機場大門都是陸軍和空軍雙崗,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盡是綠褲子的陸軍,怎麼機場來了綠褲子的陸軍站崗?平時都是藍褲子站崗呀?但孫祥凝沒多想,軍隊上的事情搞不清楚。 確實,9月13日的那天早晨,專機師的營院裏特別清靜,從來沒有過的清靜,人很少,幾乎見不到人。不要說家屬會感到奇怪,就是機場的工作人員偶然出來,也會感到奇怪。機務處有塊菜地在機場西邊,種著地瓜、花生等,每天早上,機務處的人都會去勞動。可這一天,他們去菜地,發現怎麼這麼安靜,沒人活動。平時機場的早晨是最熱鬧的,凖備飛機的,鍛煉的,到處都是人。 為什麼會如此安靜呢? 噩夢般的一夜終於忙亂過去了,天大亮。像往常一樣,有人來請示訓練飛行什麼的。因為已經有禁空令,師長時念堂說不要動,聽命令,這樣機場的日常活動就都停止了。以後時念堂說,因為腦子糊塗了一夜,鬧不清,只能觀望。不敢繼續活動,一動會不會再發生什麼問題?所以誰也不敢動,有些事該搞也不搞了。不能進機場,就內部學習,文革中也習慣了,一有事就政治學習,所以機場很靜,見不到人。 9.13事件的消息在最初一直被封鎖著。 到了9月底,老潘還是沒有任何消息。孫祥凝嘀咕起來,往常到這時候,老潘一定會讓人來家裏拿秋冬的衣服,可是這次天涼了,老潘卻沒有來要這要那。孫祥凝悄悄問財務科的一個家屬,怎麼老潘也不找我要衣服?那時,專機師人人自危,誰都不知道會不會牽扯到自己,全都明哲保身。人家說,你到政治部去問問。孫祥凝想,老夫老妻了,追這麼緊,讓人笑話。她沒有問,也還是沒有往別的方面想,因為機場空勤灶還是正常給家裏送米麵。過了10月,孫祥凝從南口娘家回來,機場來人說,老潘犯了點錯誤,別太著急。孫祥凝仍然沒想別的,從老潘平時的表現,他能犯什麼錯?大不了到幹校勞動去。 到這時孫祥凝還是什麼都不知道,照常上班。當然到了後來,她也覺得不對頭了,平時機場裏很多熟人見了面都很熱情,現在卻不再打招呼,冷冰冰的,甚至還裝著不認識。沒兩天,海澱醫院給孫祥凝辦了“學習班”,一直不讓與家裏聯繫,家也給抄了個底朝天。老潘的兩個女兒12歲的潘鷥、11歲的潘鷺,還有2歲多的兒子潘鵬,不得不被住在南口的姥姥接走了。本來單位是要把他們送回老家的,但潘景寅老家已經沒有人,才沒被送走。老潘的房子也被收走了,家中的東西被拉到南口姥姥家。姥姥不收,又拉了回去,堆在庫房裏,散失了不少。以後落實政策,組織上給了一筆賠款。 說是辦“學習班”,實際上孫祥凝被一關四年,因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地方也不是很熱心,推來推去,最後關在海澱區衛生局。時間長了,也就鬆了,沒人管她了,換飯票也沒人管。她很想孩子們,乘機溜回家,也沒錢,一路走到南口。海澱衛生局發現“犯人”沒了,請示北京市委書記吳德,說政治保護,南口派出所把她叫走,最後關到海澱公安局拘留所,升了格。 臨走,孫祥凝對父母說,媽您放心,他們不害我,我自己不會自殺。之後家人到處找也找不到,說失蹤了。拘留所的日子不那麼好過,每天白菜湯窩窩頭,睡地鋪,孫祥凝不在乎。反正已經說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她性格雖然很開朗,但在那種壓力下,她不敢言聲,不知道哪一句說錯了,再扣上什麼罪名。就這樣,前後關了一年,神經就有些不正常了。 因為揭發來揭發去,揭發不出什麼材料。加上組織上左查右查,也沒查出老潘有什麼問題。幾經請示,決定放孫祥凝回家。關押是解除了,但卻沒人給孫祥凝摘掉反革命家屬的帽子。 出獄時她才30多歲,頭髮特別長,面黃肌瘦,孩子們都不認識了。在南口娘家又呆了三四年,八年過去了,孫祥凝要求上班。海澱醫院很關心,衛生局長還來看過幾次,只是說不好安排,還是在家休息吧。這時,孫祥凝還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家裏老人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來,怕她找來找去,再被“找”進監獄裏。母親說,讓上班就上班,不讓上,家裏也能過,就弄著孩子過日子吧。幾經周折,到了1978年9月15日,她總算正式上班。先安排在北下關門診部,那裏沒食堂,工資還不夠她一人在外面吃飯。一兩個月後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澱醫院,在掛號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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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家庭啊,老潘知足極了,愛人漂亮,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也個個漂亮。三個孩子都是老潘的寶貝,老大叫潘鷥,老二叫潘鷺,老三叫潘鵬,三個孩子的名字全是老潘起的,都有一個“鳥”字,都與飛行有關,從中也可以看出潘景寅是多麼熱愛飛行。 怎麼認識老潘的呢?認識老潘的過程很簡單。 老潘雖然沒上過學,但他聰明好學,年紀又輕,被選到空軍學飛行。以後潘景寅調到北京某機場,他在航校的同學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紅軍,在南口駐訓,住在孫祥凝家,瞭解到孫家有個女兒在北京大學護校上學,就當了紅娘。潘景寅長得很精神,又身高一米八,孫家很滿意。孫祥凝長得也很出眾,脾氣又好,老潘更滿意,一拍即合。那時老潘已經30歲了,大孫祥凝8歲。學校也很支持,專機飛行員嘛,特批結婚,但要求孫祥凝在校期間不許生孩子。孫祥凝說,哪談什麼戀愛呀,談戀愛就沒怎麼見面。他老出差,我那時又經常上夜班,老是你在我不在。結婚後也一樣,幾個孩子都是我媽給帶大的。大女兒潘鷥到城裏看病,沒有錢坐車,都是姥姥背著一步步走到城裏,再一步步走回來。遺憾的是大女兒潘鷥從小得的小兒麻痹經過治療已經好轉,因為老潘一走,本來繼續的治療沒能繼續下去,至今潘鷥還站不起來,這成了孫祥凝的一塊心病。 老潘在時,經濟上不發愁。他一不在了,家裏就塌了天,特別困難。孫祥凝只有30幾元工資,姨舅們時不時幫點忙也有限。妹夫王玉琳被停飛轉回了沈陽,兩個孩子留在北京沒走,也住在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爺的退休金接濟。 生活這麼困難,孫祥凝還一直照顧著老潘的父親。 孫祥凝對老潘的父親很好,因為潘景寅對父親很好。 潘景寅1929年1月出生,從小沒有母親,跟著姑媽長大,是個苦孩子,14歲就給地主放牛。 1946年6月,後來改成四野的部隊路過,他把牛鞭子一扔,跟上部隊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走不要緊,地主向潘景寅的父親要牛,交不出牛來就灌辣椒水,父親差點死去。所以老潘一直心存歉意,到北京工作後很快把父親接來。以後,孫祥凝為老人請了個保姆,為老人送了終。 那些年,說三道四的人不少,孫祥凝不管,一心要把老潘的三個孩子帶大。真是咬著牙過日子。兩個女兒才半大,幫不了家裏,最小的兒子1969年2月1日出生,要喝牛奶,買不起,就養羊,擠羊奶。姥姥家在南口的院子裏有地方,就養豬養雞種菜,每天從早忙到晚。過年賣頭豬,給孩子們添件新衣服。好在姥姥姥爺是南口的老住戶,人緣相當好,孩子們在南口基本上沒受到什麼歧視,也沒遭什麼罪。如今孩子們都結了婚,有了滿意的工作。幾十年過去了,生活越來越好,孫祥凝卻念念不忘給老潘一個說法。 她一直認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東上西你只是執行命令,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啦?她不服,給所有坐過老潘專機的中央領導人寫申訴信,要求給個說法。老潘最早是給宋慶齡飛專機,過去宋慶齡年年要回上海,都是坐老潘的專機,有時她在上海多逗留幾天,老潘就在機場等著她,彼此很熟。孫祥凝給宋慶齡發了信後,宋慶齡很快派秘書來海澱醫院瞭解情況,陰差陽錯沒見上。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去世,孫祥凝想通過她摘掉反革命家屬帽子的願望落空了。 但孫祥凝並沒死心,她相信老潘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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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真是具有戲劇性。 那些日子正流行蘇小明演唱的歌曲《軍港之夜》,孫祥凝翻出一摞報紙,聽說那上邊有《軍港之夜》的歌片。翻著翻著,她隨便掃了一眼《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這無意中的一眼掃出故事來了。平時大塊的文章她是不看的,偏偏就在這張報紙的大塊文章上,她一眼掃到了一句話,一句對她和孩子們至關重要的話。 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9.13事件中的)飛行員是個好人”。孫祥凝顧不上翻什麼歌片了,捧著報紙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淚一下就湧出來了。 這事要從1980年11月15日新華社的一則電文說起。《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在第二天刊登了新華社一則短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在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時,鄧小平談到了我國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發展中美關係的看法。他還向客人介紹了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 鄧小平那段時間會見的外國客人很多,有時一天要會見好幾撥。一般說來,談話的內容都不公開見報,只登個簡訊。 如果這樣一來,下面的故事就不會發生了。 幾天後,11月24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將近一版的《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因為此時正值審判“兩案”,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專門問了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在談到那架三叉戟時,費爾問,根據調查,飛機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於飛機維修不好呢?還是別的原因?鄧小平回答,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在將近一版的訪談中,談到老潘的就這麼一句話。 就這麼一句話就足夠足夠了,孫祥凝心想終於有出頭之日了。很快,在新華社工作的親戚也把那份報紙寄了來,複印了很多。當我找到孫祥凝時,她手裏已經沒有這份報紙了,都送出去了。而且她也記不住這張報紙的時間。不過,有個影就行,於是,我專門跑到首都圖書館,借出那一年的《人民日報》,一張張地翻,終於找到了。當時我心裏只有一句話,一句像泉水一樣不斷地往外湧的話。 老天有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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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孫祥凝偶然從報紙上看到鄧小平對256號三叉戟飛行員的評價後,有了信心。豁出去了,和二女兒潘鷺騎車到專機師,又騎車到空軍信訪接待站,還是1971年的結論不變。孫祥凝沒洩氣,中南海的東西南北四面的門都轉遍了,最後到中南海西門,好心的工作人員指點她們到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讓她們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組織部接待站。北京那年下那麼大的雪,孫祥凝和二女兒潘鷺深一腳淺一腳摸到了地方。 這個接待站是黨中央聯繫群眾的一個窗口,它最早是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站,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後逐漸演變成聯合接待站,定名為人民群眾來訪接待室。到了文革後期,落實冤假錯案,上訪的人很多。往往預約到三天以後才能談,每個接待員每天都要接待十幾個人甚至20多人,工作量相當大。隨著政策的逐步落實,也隨著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像生產隊扣工分扣口糧打擊報復的事就沒有了,來上訪的人也漸漸少了一些。 接待站按片分三個處,一個管東北西北,一個管華北西南,一個管華中東南,每個處都有十好幾人。來訪者先到登記處,然後由登記處分配。潘鷺記得,那裏有好多窗口,父親是河北人,歸華北窗口管。接待員的代號是106號,30多歲的男同志,極富同情心。事隔十多年,幾經周折,我好不容易通過單位,打聽到這位好心人的名字。此時他已經調動了工作,但他堅決不同意公開他的名字,說這只是工作。 也確實,這是他的工作。接待上訪的工作雖然很繁很雜,甚至很麻煩,但他熱愛這項工作,這是他從1974年在接待站工作以來接受的最大的上訪案子。那時,接待站老同志很多,106號還算新同志,他剛從五七幹校勞動回來。聽孫祥凝一說,他覺得奇怪,不是早就解決了嗎?孫祥凝說,根本就沒有解決,我反革命家屬的帽子還戴著呢。106號接待員看了複印的《人民日報》說,你們這樣說不行,回去寫個材料。從表面上看,106號不那麼著急,其實接待員就像心理醫生一樣,要耐心聽來訪者講,千方百計幫助他們解決。但又不能風風火火,要通過一定的程序。 這時孫祥凝已經回海澱醫院上班,住在西苑,這是從醫院借的一間房子。怎麼寫申訴材料?不少好心人給她出主意,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不能上級讓向東你向西,這是原則,一定要寫上。材料寫好後,孫祥凝又一次去中央組織部接待站,還是代號106的同志接待。這個同志很不錯,一直由他負責。106號每次接待完孫祥凝,都要向上匯報。 孫祥凝前後跑了十幾次,也有跑空的時候。每次都補交一些材料,回來寫。潘鷺說,有一次,鄧辦的工作人員還站在一邊聽過她們訴說。這之後,孫祥凝又和家人跑了一兩次。106號說,您就別來了,您的材料我都轉上去了。至於今後有什麼困難,您再來上訪。 沒多長時間,專機師來人了,給孫祥凝送來了《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
潘景寅同志於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同時按規定補發了撫恤金。 專機師問還有什麼要求。這麼多年,除了孫祥凝受盡了牽連,幾個年幼的孩子也受盡了牽連。要是老潘在,老大潘鷥的腿沒準就治好了。老二潘鷺被國家女籃選上,卻因為老潘的問題政審沒審下來。老三潘鵬是甲級身體,卻沒當成兵。本來潘景寅對孩子說,將來工作選三樣:當兵,學外語,搞醫。這幾個願望除老二潘鷺在醫院工作外,都沒有實現。 想著想著,孫祥凝的眼淚就下來了,她提出三條:一、大女兒潘鷥是殘疾,安排工作,減輕負擔;二、二女兒潘鷺在南口上班,能否調回城裏?三、東西丟了,要折價賠償。 這幾條專機師基本上答應了。 孫祥凝還提出房子問題。9.13事件後,她被關起來,三個孩子被姥姥接走,原來分配給老潘的住房被強行收走。當時機場沒有房子,就拖下來,以後老孫擠在醫院分給女兒的兩間房裏,還帶著殘疾的大女兒和小兒子。時間過去這麼多年了,老潘的三個孩子都已經結婚,有了兩個外孫。原來勉強能住的兩居室就顯得太窄小了,但至今房子問題仍沒有解決。小兒子結婚多年,卻不敢要孩子。老孫年紀越來越大,又得過一次很嚴重的腦血栓,想請個保姆卻沒地方住。大家說,要是老潘在,你還受這個罪?小洋樓都住上了。是啊,孫祥凝多麼希望有一天老潘推門進來,大聲說,瓜餡餃子呢?還有沒有?我還沒吃呢。然後孫祥凝說,有,有,馬上就好了。 只可惜這只能是一個永遠在做,永遠做不完的夢。
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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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機組一共九個人,只有四個人上了專機,另外五名機組人員還沒有上,飛機就慌慌張張起飛了。是因為太匆忙沒來得及叫?還是故意不叫?因為機上的四名機組人員全部死亡,機上的黑匣子至今沒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測。 看樣子,沒來得及的可能性大一些。 如果機組人員全都上了專機,也就沒有了後面的故事。 逃掉了死亡,卻逃不掉“罪過”。 沒來得及上專機,是不幸,也是幸,事後當然慶幸沒上飛機。儘管以後的“罪”沒少受,厄運纏著他們不放。但不管怎麼說,反正這五位機組人員應該感謝命運網開了一面。幸好命大沒上飛機,上了,不就糊裏糊塗死在異國他鄉了嗎?溫都爾汗會再多五具屍體,又會有五個家庭遭受更多的不幸,而最後得到一張病故通知書。一想到這些,一切的一切也都無所謂了。 因為,他們活著。 那天到北戴河後,開完飛行總結會,已經很晚了,因為說任務是第二天一大早,所以機組除了潘景寅都抓緊時間睡了。要不是特設機械師邰起良在專機旁打了個電話,機組的五位成員還在沉沉的睡夢中呢。 邰起良打電話給調度室,說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到? 調度室主任姓李,是專機師派來的,急了。一陣急促的砸門,調度室主任喊,首長到機場了,快快快起床! 機組的五位成員幾乎同時從睡夢中驚醒,從床上蹦起來。 飛行員有個習慣,兩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駕駛康庭梓以緊急集合般的速度胡亂套上衣服,一隻腳伸進皮鞋裏,第二隻腳還未來得及伸到第二隻皮鞋裏,就聽見飛機發動機起動的聲音。怎麼會?他的航行包就在飛機上放著,沒拿下來,省了一道手續。他連鞋帶也沒繫,衣服也沒扣,就瘋了一樣衝出門。黑暗中,他看見機組的兩個老同志陳聯炳和陳松鶴跑在他的前面。 如果要是英製子爵號,發動機性子慢,要響半天,才能發動起來。三叉戟飛機是個急性子,起動快,還沒等大家跑到跟前,專機已經滑動了。眼看著三叉戟沿著跑道東頭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著就嗖地飛上了天。因為飛機沒像平時一樣打開機翼燈,很快就被黑暗吞沒了,只有越來越弱的飛機聲還在耳邊嗡嗡著。 正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往停機坪跑的幾個機組成員全傻了眼,一時怔在那裏。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專機組都知道,凖備飛機從來都是全機組一起凖備的。飛機落地下來首長走了,機組還不能走,還要查飛機,查得很細,每個地方都要檢查。檢查完了還要塞上各處的“眼”,蓋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8點起飛,夜裏3、4點就要起床到機場,提前好幾個小時凖備。打開飛機蒙布,取出塞好的“眼”,然後發動機試車,每個部件檢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點時間還要裏裏外外地擦,拿抹布和汽油,擦飛機,做清潔工作。然後在機場待命,等待首長。飛機尤其是專機,不像汽車,上了車就開。飛機複雜得很,冬天夜裏那麼冷,要提前一個小時凖備好,加溫開車。凖備時間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要是有故障,那時間更長。試車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務沒了,一天也是它,兩天也是它。那時設備陳舊,不像現在換上個部件就完事,那時得修,挺複雜,所以專機機組最辛苦,沒白天沒黑夜。要是在家,還好一些,地面有一套設備,機械師都在。在外邊,就靠機組幾個人,必須全體到外場,大家一起上陣。對於專機組來說,無論幹什麼,都是機組人員一起行動。可以說,這是一條鐵的“紀律”。 可眼前是怎麼回事? 服務員小魏因為要提暖水瓶打開水,動作稍慢了一步。她提著兩個暖瓶,望著已經起飛的256號三叉戟,奇怪極了,著急地說,我開水還沒打,他們怎麼就起飛了?四位垂頭喪氣的“難友”頓時覺得自己失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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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號三叉戟配備了專機師最強的技術力量,從北京飛向山海關。然而專機組的所有人做夢都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三叉戟再次從山海關起飛時,機組作為一個集體已經永遠不存在了。昨晚11點,機長潘景寅在機組凖備第二天飛行的會上,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來到機場做凖備,然後吃早飯,然後再到機場待命。沒想到才睡下兩個小時,一切全變了。 專機起飛了?我們機組成員還沒上齊,怎麼就起飛了?是不是在夢中?不是,專機確實是起飛了,停機坪上空空的,飛機早就沒影了。這五個沒上飛機的飛行員全都目瞪口呆,誰也不明白機組的部分成員還沒上飛機,怎麼飛機就起飛了呢?幾個人想也沒想,不約而同,又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往調度室跑,看看飛機往哪裡飛? 在調度室,他們也沒搞明白。但他們總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飛機上的機組人員只有機長潘景寅和三個機械師。9月的北戴河,晚上海風很涼,康庭梓只穿了布飛行服,感到挺冷,晚上睡覺就順手把窗戶關上了。雖然他睡覺極輕,又只隔一道牆。但康庭梓一點也沒聽見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起床,說明潘景寅叫三個機械師時動作很輕。據警衛飛機的海軍戰士講,三個機械師到停機坪大約是零點零幾分,潘景寅離開房間是零點15分,而林彪一夥大約是零點22分到機場的。從潘景寅叫油車加油,到飛機強行起飛,只有短短35分鐘的時間。 很奇怪,為什麼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間的三個機械師起來凖備飛機,沒叫其他的機組成員呢?按慣例,起飛前的凖備工作是機組全體人員一起做的。潘景寅應該把大家都叫起來,分頭凖備。他為什麼沒叫?現在誰也說不清了。 被專機丟下的五個人起碼還是一個集體,後半夜誰也沒睡。首先是向領導詳細報告,當時根本沒考慮自己會怎麼樣,也根本沒想到會把自己怎麼樣。大家一起分析,飛機到底出了什麼事情?爭取給上邊處理這件事多一點參考。可是沒有人聽匯報,是不願意?還是顧不上?不知道,反正沒有人聽匯報。 9月13日上午,機組的五位“難兄難弟”還有自由,大家還在研究分析,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這時,他們還是誰也沒想到給家裏打電話,也沒想到自己會失去自由。很快中午就不讓到食堂吃飯了,一份一份地送來。還沒等幾個人弄清是怎麼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專機師臨時調到山海關機場的調度室李主任,都被海軍嚴格看管起來。 9月14日下午,機組沒上飛機的五位成員被山海關機場的海軍戰士兩個架一個,押上開往北京的專列。待遇倒不錯,高幹待遇,一人一間軟臥。可惜有兩個形影不離的海軍軍人在不錯眼珠地看著。就這樣被押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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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已是9月14日的晚上,立即被關進公主墳海軍大院西側的平房招待所。這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是招待所,而成了臨時監獄。自從卸下火車又被裝進吉普車,還莫名其妙的五個人才徹底明白,已經變成敵我矛盾了。專案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鑰匙手錶都收走了,說是怕自殺。機組人員覺得很好笑,為什麼要自殺?有的說我告訴你,我絕對不會自殺,最起碼我得對家對孩子負責,除非你把我打死。有的說,我們又沒幹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關了大約一星期後,他們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亞洲療養院。這時亞洲療養院已經成了審查9.13事件的根據地了,中央專案組把空軍的、陸軍的包括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凡是與9.13事件沾邊的都“請”到這裏,實際上亞洲療養院就是監獄了。一人一間,門口坐著北京軍區派的戰士。弄得就跟犯人一樣,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著,當時那氣氛,只能拿恐怖來形容。 在海軍大院關著的那幾天,曾問他們在山海關看到什麼了?海軍的保衛部門也好奇。事情發生得太急,中央專案組還沒凖備好,沒鋪開攤子。幾天後,時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的紀登奎開始審問。就那麼點事,問完了,再沒什麼說的,再問再從頭說一遍。說的人沒煩,聽的人早就煩了。審問者覺得真是問完了,就兩個人一間,再不問了。不過,還是高幹待遇,有警衛戰士坐在屋門口警衛著。 沒上飛機的五位專機組成員還算運氣不錯,他們在1972年春節被交回空軍,直接拉到空軍學院。待遇又提升了,變成一人一屋,當然緊箍咒還箍著,還是審查,不過總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接受審問外,就是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這可把筆杆子練出來了,一輩子也沒寫過這麼多的字。經過所在專機師專案組的一年半到兩年的隔離審查後,陸續被放了出來。專機組的五個人“待遇”不一樣,服務員小魏放得最早,1972年8、9月就走了,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到1973年6、7月出來,也算放得早的。那三個老一點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來,關了足足兩年。 你以為放出來就好了嗎?哪有這麼好的事! 放出來還是沒有自由,又以參加勞動和辦“學習班”的名義繼續馬拉松式地被審查了三年。總算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最後結論。專機組幾個人政治待遇還是不一樣,三六九等,其中三名機組成員的結論是“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方向性錯誤”。大概因為康庭梓年輕,他的結論少了“嚴重的”這個副詞,只是方向路線錯誤。小魏更年輕,又是戰士,所以比另外四名機組成員“問題”都輕,沒寫上這一條,算乾乾淨淨。 到1976年,包括放牛娃出身的陳聯炳在內的機組五名成員全部被取消飛行資格。其實,在宣佈取消前就已經取消了。他們自從那個奇怪又可怕的夜晚,就已經沒有飛行資格了,只不過沒有宣佈罷了。不僅沒有飛行資格,連作為一個公民的自由行動的資格也一律沒有了。 接著是轉業,勒令限期離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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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轉業到了地方,但是沒有平反,確實沒有平反。陳聯炳轉業回安徽後,就曾回專機師來找過,要求平反。說實話,當時的處理確實不公正,不那麼實事求是,要說明的是,這與專機師無關,是上邊的意思。可是,平什麼反呢?根本就沒有立案,也沒有給什麼處分,正常轉業,也正常分配了工作,所以無反可平。轉業到地方已經好多年了,再重回部隊也已經不可能。 關於這一段,他們不說,他們當然不願意說,又都到了新單位,沒有人知道他們還曾當過一年到兩年的“犯人”。只是他們的檔案裏,寫著說不清的“方向性錯誤”,而且還是嚴重的。 這不是出洋相嗎?那時飛三叉戟,當然光榮了,這是最重要的專機任務,是組織上派的,也不是自己挑肥撿瘦爭來的。到專機組都是思想技術最好的飛行員,現在倒成反動人物了?專機飛行本身就有個特點,上了飛機,你不知道往哪飛。文革中被困在武漢的毛澤東直到飛機起飛後,才說到上海。專機飛行員,不就跟汽車司機一樣嘛,人家讓你上哪,你就上哪,難道這就叫“方向路線錯誤”?哪次飛行都可能出事,他們以生命為代價,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全心全意,卻被當成敵我矛盾,簡直是黑白顛倒。副駕駛康庭梓離開部隊時是連職,他寫了100多封申訴信,全退到專機師,有人好心地告訴他,別再寫啦,沒人理。 1981年,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的問題解決後,專機師根據上級指示給五位沒上飛機的機組人員改結論,專門派人到他們各自的單位,從他們檔案裏抽出與9.13事件有關的那些材料。康庭梓說就算了,人都弄到農村了,還搞這個幹什麼?保衛科第二次又去,堅持從檔案裏把那些東西全撤出來,但還是不作結論。 毫不誇張地說,9.13事件後被關押的這幾年影響了他們的一生。試想,如果他們沒有進三叉戟機組,那他們會像他們的戰友一樣,繼續留在專機師,隨便混到師級沒有問題。更有可能混到軍級,這樣,就是將軍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專機師有一個副中隊長,送鄧小平去日本,回來很快升到副師長。還有好幾位當年的空軍司令部參謀,跟康庭梓的職務一樣,幾十年後都升到了將軍級。專機師是空軍的獨立師,執行軍級職權。就是什麼職務也沒有的飛行員,退休也能到副師級。專機組的飛行員都是專機師各專業中優中選優最好的技術人員,正是能飛的年齡,可以飛到最高年限55歲,然後從高位上離休或退休,安享晚年。 可是不幸,他們被命運捲進了9.13事件中。 他們都是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啥也不知道,卻落得這樣的下場。 他們怎麼能想得通? 恐怕換誰也想不通吧? 可是,想一想文革中國家主席都被關起來了,都死在監獄裏了。還有那麼多那麼多德高望重的老首長老將軍都成了階下囚,死的死病的病,我們這些小人物又算什麼呢?問題是專機師卻因此大傷了元氣,我們的國家大傷了元氣。 據總政駐專機師的工作組組長王克卿回憶,總政幹部部部長魏伯亭在專機師沒幾天,有事回總政去了,由他接班,他那時在總政群工部群工處當處長,帶了總政各單位抽調的一二十名幹部。專機師包括場站,團級單位多,範圍大,每個團級單位都要進駐工作組。他大約是10月初到的專機師,他記得他到以前專機師已經內定了81名“嫌疑犯”,都沒關,只是調查,關誰不關誰由中央直接定,包括進“學習班”的人都是上邊定的。總政工作組的任務是穩定部隊,執行專機任務,同時審查還有沒有“嫌疑犯”。 專機師最後處理了包括專機師師一級幹部在內的60多人轉業,其中不少是尖子飛行員。飛行員是技術兵種,也是熟練工種,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培養出來的,培養出來也不是一兩年就可以熟練的。這種“大換血”由此造成專機師技術水平嚴重下降,加上那個年代管理混亂,飛行事故不斷,連摔飛機。不僅發生了雙機相撞等嚴重事故,甚至還發生一個戰士因提幹不成,私自開動一架三叉戟自殺的“大飛機事件”,此事很不光榮地登上了空軍的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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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半天,五個沒上飛機的機組人員到底都是誰呢?在所有的有關9.13事件的文字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全部的名字。或許對歷史來說,具體的張三李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段銘記在你我心中的人生過程。但是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一段歷史,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不應該忘記他們。我們已經認識了三叉戟專機的四位機組成員,現在我們再來認識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成員。他們是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康庭梓、空中通信員陳松鶴、空中領航員李成昌、空中服務員小魏(請原諒,小魏不願意公開她的名字)。 團副參謀長、專機第一副駕駛陳聯炳,1947年入伍,外號二虎。作風潑辣,性格豪爽,參加過抗美援朝。他是從朝鮮前線被選上飛行員的。當時他們這100名入選飛行員的戰士分乘兩輛卡車回國。途中一輛卡車被敵機的炸彈炸中,幸運的老陳在另一輛卡車上,他親眼看見一車50名戰士轉眼間全部犧牲。 作為第一副駕駛,陳聯炳單獨駕駛三叉戟執行過很多次專機任務,是三叉戟的第二號人物,在改飛三叉戟前是圖124飛機的技術權威。他除了同潘景寅一起執行重要的專機任務外,還負責三叉戟飛行中隊的新飛行員的訓練工作,康庭梓就是在他的教導下放的單飛。 陳聯炳以後轉業回安徽合肥,在某工商局任過副局長。他家屬是隨軍到北京的,一塊回去。據說他愛人患有比較嚴重的風濕病,已經去世。陳聯炳的身體也很不好,加上心情的原因,得了胃癌,動過兩次大手術。 大隊領航副主任、專機領航員李成昌,1951年的兵,性格幽默,記憶力超群,全國多數機場的電話號碼和導航頻率都能倒背如流,甚至不拿地圖就可以完成整個領航工作,被稱作“活電腦”。他是專機師領航專業的技術權威,改飛三叉戟前一直在英製子爵號上擔任領航。9.13事件後停飛一段,愛人是第二批女飛行員,也因此停飛一段。後來因愛人家在上海,轉業到上海民航,還繼續飛。停飛後在上海某廠銷售科工作,心情也不那麼好。 團通信副主任、專機通信員陳松鶴,性格沉穩,思維敏捷,技術拔尖。他差不多和陳聯炳一樣老,在蘇製伊爾18等機種上執行過很多專機任務。因為他能勝任英語會話,還到過東南亞、非洲等國外執行專機任務。陳松鶴的愛人在空軍學院衛生隊當護士,和他一塊轉業。陳松鶴轉業後在杭州的一個衛生院任過黨支部書記。 飛行三大隊第八中隊,也就是剛成立的三叉戟中隊的中隊長、第二副駕駛康庭梓,鄭州西邊的鞏義縣人,1971年32歲。按機組的業務分工,是沒有他的位置的,只是在飛行中起到預備駕駛員的作用。雖然他在一般專機任務中擔任機長,但在重要專機任務中,只能擔任副駕駛員。這架256號三叉戟,是康庭梓和中隊的飛行員在廣州白雲機場同巴基斯坦飛行員共同試飛12000米的高空性能後,從廣州接回北京的。 老康的家屬在城裏上班,小孩那時一歲多。老康臨去北戴河前連面也沒見上,只是在電話裏匆匆說了幾句。突然人不見了,是不是死了?不知道,老康家屬急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10月30日,老康家屬到機場打聽,誰也不說,甚至連認識也不認識了。老康家屬見過世面,她父親是轉業軍人,知道部隊上的事,工資照發,有工資就有人。過了兩個多月,才確知老康還活著。 機組的三位老同志都含淚離開了北京,只有被“發配”到河北農村的康庭梓千轉百回,最後終於不屈不撓回到了北京,全家團圓。 所以我很快找到了老康。
第二副駕駛康庭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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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庭梓當上飛行員挺不容易。1956年他初中畢業時,趕上空軍第一次在社會上招飛,這之前空軍飛行員都是從陸軍中挑選。瞧這運氣,好的沒法說。老康興奮極了,因為體檢誤了中考,就沒考,一心想當飛行員。為什麼想當飛行員?老康說,那時也沒想別的,就想著當飛行員痛快,每月還有七元錢的津貼,這對一直是窮孩子的老康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招飛體檢相當嚴,不幸,康廷梓體檢沒過。 老康心裏有數,不是身體不行,當時背著幹糧上學,上了火。雞飛蛋沒打,雖然沒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但他成績好,學校保送上了高中。這中間一直沒招飛,就是招飛老康也沒戲了,因為那時一般不從高中生中招兵。沒想到三年高中上下來,到了1959年,好運氣又來敲門了。 神差鬼使,空軍在河南招收第二批女飛行員,同時招收男飛行員。 這一回,不僅有應屆初中,而且有應屆高中。這是第一批在高中畢業生中招飛,康庭梓符合報名條件。他在報了北京航空學院後,也參加了招飛體檢,這回接受了初中的教訓,雙管齊下。不過,康庭梓有把握,這回肯定身體合格。果然合格,他不願再讓一貧如洗的父母為他的學費奔走,毅然當兵。高中同學一共走了三個,那兩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淘汰了,只剩老康一個飛出來。這是1959年8月10日,他先去了空軍預校。在他走了五天以後,家裏接到北京航空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大學就算了,還是當飛行員好。 航校那時不講學歷,到80年代,才補發了大學本科學歷證書。 康庭梓在航校學會飛兩種飛機,在同批學員中飛得最快最好。1964年,康庭梓以學員班長的身份,帶著空軍六航校15期的41名少尉飛行員來到專機師。分到專機師的41名少尉飛行員,高中畢業生只有三四個。康庭梓在飛行員中,文化程度相對算高的,人又聰明,遇事愛動腦筋。幾年飛下來,就熟練掌握了蘇製伊爾14,又改飛大型飛機伊爾18。同批老飛中就他一人飛出來,剛飛完,馬上又改飛三叉戟。三叉戟的飛行手冊都是英文,康庭梓邊學英文邊翻譯。1971年9月12日當天,他還在認真地“啃”英文。 只可惜飛行年齡只有短短12年。民航比軍航鬆一些,可以飛到60歲,康庭梓的同學現在還有在民航繼續飛的。如果沒有9.13事件,康庭梓肯定飛到最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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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康庭梓是完全可以躲開256號三叉戟的。 政治上老康沒的說,特別老實,辛辛苦苦,從來沒遲到過。飯做晚了,寧肯餓著肚子,也去上班。雖然是老飛行員了,也沒單元房,住在平房裏,在外面做飯,趕上刮風,飯裏全是土。家屬上班遠,小孩還小,所有的困難老康都自己克服,從來不找領導嚷嚷困難。到專機師九年,他只請過一次假回家。因為母親青光眼,回去兩三天,就回部隊了。飛行員法定的年年有療養,他因為忙,只療養過一次。9.13事件前計劃好了去廬山療養,因為國慶節前要用三叉戟,就沒去。要是去療養了,9月16日他才能回來,那就躲開了9.13事件,多好。 可是儘管老康在家,按常規他也不應該被編進三叉戟256號機組。因為專機上兩個駕駛員就足夠了,有了潘景寅,有了陳聯炳,一正一副,雙保險,實在沒必要再加上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大概是因為三叉戟幾次飛海南島,多是康庭梓給潘景寅當副駕駛吧?所以潘景寅把康庭梓也叫上了,把他編進256號機組。比起另一位在飛行團當副參謀長的副駕駛陳聯炳來,康庭梓算年輕的,自然是康庭梓擔任第二副駕駛。這樣,飛往北戴河的專機就有了三個駕駛員,一個機長,兩個副駕駛。 在9.13事件前,除了潘景寅和陳聯炳是跟巴基斯坦教練學的三叉戟外,在他們三叉戟中隊裏,可以單獨駕駛三叉戟專機飛行的只有老康一個。在整個專機師,能單獨執行三叉戟飛行任務的就他們幾個,康庭梓專門到廣州學習了三個月。他們從當時國內最大的飛機伊爾18改裝,比從其他機種改裝容易一些。還有幾個飛行員也改裝了三叉戟,這時還沒有完全飛出來。9.13事件後執行第一次專機任務是送一個演員團體出國演出,由大隊長陳懷照駕駛三叉戟。後來陳懷照駕駛三叉戟在桂林失事,機毀人亡。 潘景寅把康庭梓編進256機組,管專機飛行的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並不知道。9月12日深夜,256號三叉戟機組到北戴河後,機組人員開完飛行總結會議,都很快進入夢鄉。空軍副參謀長要凖備另外幾架飛機,飛行員撥拉不開,他從北京打電話問潘景寅,問怎麼讓康庭梓也去北戴河了?因為這樣一來,三個單獨放飛的三叉戟飛行員都上了256號專機,北京再也組不成一個三叉戟機組了。於是潘景寅到門外問,三叉戟中隊的另一位副中隊長外出回來恢復飛行了沒有。已經睡下的康庭梓一邊起床開燈,一邊回答,白天恢復飛行了,夜間還沒有。按規定,飛行員停止一段飛行後,在執行任務前一定要恢復飛行。住在康庭梓隔壁的第一副駕駛陳聯炳補充了一句,還有大隊長呢。意思是如果副中隊長沒有恢復飛行,還有大隊長可以飛。 如果康庭梓不跟著三叉戟到北戴河,留在北京,肯定就沒有後來的關押和審查了。而且他理所當然成了三叉戟的權威,三叉戟中隊五個飛行員,四架飛機,剛組建,就他一個人飛出來,“飛黃騰達”絕對沒有問題。 這事情真說不清楚。 偶然啊偶然。 事後想起來,第二副駕駛康庭梓還有好幾次躲開9.13事件的機會。 1970年,專機師想調康庭梓到司令部當參謀。老康全面,高中生,又懂點英文,飛得也好,又能吃苦。一談,康庭梓不願意,雖然到機關還可以保留空勤待遇,吃空勤灶,但飛得就少了。飛行員嘛,還是在第一線飛好,那時也沒想什麼當官不當官,就想多飛。9.13事件後,人家埋怨說,讓你當參謀你不來,你要來了,不就躲開9.13了嗎? 真難說是不是“命中註定”。 大概是“命中註定”,你怎麼也逃不開這致命的一劫。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那個極不正常的年代,人人都在快要化了的冰上行走,你躲得開9.13,可能還會有914,915,916在等著你,很難說什麼時候,就掉進冰窟窿裏。 多少年後康庭梓說,他的命運比小說還小說,真實得讓你哭不得笑不得。1969年,康庭梓在改裝三叉戟時,正與空軍大院一個幹部的女兒談戀愛。師副政委專門到大隊找他談話,說那個幹部是“反革命”,正在幹校監督勞動。你是飛大飛機的,飛大飛機的飛行員沒幾個,不要談了。很顯然,如果繼續談,後果自然是“開除”出專機組,而且後來也不會改裝三叉戟,那就絕對與9.13事件沒有任何關係了。 這種事讓現在的人無法理解,一是現在沒有什麼“反革命”了;二是現在的領導也不會干涉你的戀愛,你愛和誰談就和誰談;三是就是你多管閑事,我也可以不理你,我願意,你管得著嗎?可那時的人不一樣,康庭梓一心聽黨的話,一心要求進步,不讓談就不談吧,立即斷掉。 可誰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幾年,那個被當成“反革命”的空軍大院的幹部從幹校回來了,又一路躥紅,成了審理9.13專案的領導人物,而康庭梓卻徹底“陷”進去了,由紅變“黑”。從此老康的命運江河日下,停飛了不說,還被勒令離開部隊。 接連多少年,還老是與9.13事件藕斷絲連,想扯也扯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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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庭梓被審查了22個月,1973年6月放出來。心愛的飛機是再不能碰了,連摸一摸也不可能。放是放出來,但還是“勞改犯”,“事”還沒完,“帽子”還沉重地壓在腦袋上。每天老康在機場跑道西邊的磚廠勞動,晾土坯,推土坯,清爐碴,全是重體力勞動。聽著飛機起飛降落震耳欲聾的聲音,心在流血。苦累什麼的倒在其次,多苦多累老康都能承受,但把他當敵人對待,他怎麼也想不通。 幹了半年苦力,冬天不能燒磚了,弄到南苑機場,辦“學習班”。 康庭梓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被捲進9.13事件中,更沒想到被關起來,成了專政對象。現在想想真可笑,但在那個無理可講的年代,什麼都已經沒有了因果關係,沒有了邏輯關係。說什麼也沒用,人家也不聽你說。到1976年,部隊轉業10萬,借機處理,要求有“問題”的人一律離開北京。這時康庭梓的老二還小,才一歲多,他請求能不能緩兩年再走。不走不行,人家狠狠地拍著桌子,吼道,轉業。沒二話,還不許留在北京。 確實,當兵的哪來哪去,可飛行員有特殊規定,退役後就地安置,所以飛行員都在當地找對象成了家。可是他們這幾個不行,不能留在北京,非讓康庭梓回河南。據說有人不走,還有用槍押走的。當然也有個別“死硬”分子,堅決不走,沒有房子了,就在頤和園邊上用碎磚搭個小棚住,那也不離開北京。 康庭梓老實,他不敢留在北京,他也不想回那個窮極了的老家。他哀求實在不行,留在河北,家屬孩子都在北京,河北離北京還近點。人家總算開恩,給他河北兩個最窮的地方讓他挑,一個承德,一個張家口。老康挑了懷來水庫,這裏離家更近點,進了沙城拖拉機站修配廠,當車間主任。車間工人全是農民,一呆9年。1984年底老康總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兩地分居的理由回到了北京。四機部給的名額,到老伴的工廠,而且是以幹部身份調回,在300多人的車間當黨支部書記,好不容易鳥槍換了炮。專機師的幹部還不錯,到工廠兩次,說了些好話。老康幹了一年多,工廠在酒仙橋,太遠,又好不容易調到宣武區稅務局,以後又調到北京市國家稅務局搞政工,直到退休。 老康嘆口氣說,讓買房子,就5萬,我也買不起。不過反正餓不著,沒錢倒也罷了。可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他從北京市國家稅務局退休後,勤奮筆耕,整理資料,採訪當事人,寫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見在全國的報刊上。在此基礎上,他還寫了一本40多萬字的9.13事件回憶錄,受到黨史專家們的普遍好評。 咳,9.13事件使本來應該成為飛行專家的老康成了作家。
空中小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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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半天,我們忘了沒上專機的五位機組成員中還有一位女兵沒有露面。 這就是空中服務員小魏。 小魏是9.13事件中256號三叉戟上的服務員。 現在叫空中小姐,那時在專機師,就叫空中服務員。 9.13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四天,有關人員都“圈”在候機樓裏,不許走動一步,機場已經被衛戍區接管了。在空軍學院傳達完中央57號文件,副隊長孫某某等就被關起來了,她生孩子才40天。本來很清白的人,卻怎麼說也說不清,越說越黑。 作為服務隊的女兵她們知道什麼?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被關起來。不就是端茶倒水打掃衛生嘛,就那麼點事,用不了三分鐘,就說完了。不行,你一定知道內幕,逼她。小魏冤枉死了,你就是渾身是嘴,又怎麼說得清?何況誰相信你說的? 對於小魏來說,那是一塊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小魏68年兵,1969年從通信隊調來,9.13事件時服役期還未滿。據第二副駕駛老康介紹,小魏的身世很讓人同情,父母早逝,她上邊有個哥哥。三叉戟機組的人說,面對這突然事件,我們這些大老爺們都吃不消,更何況小魏?肯定受了大刺激,氣得她心臟亂跳,手直抽筋,掰都掰不開。 慢慢地,事情越來越清楚,不少人陸續被解脫。機組的五個人中,小魏是戰士,好處理。她最先獲得自由,到衛生隊呆了一段,1974年就地復員。出來上班,都要哥哥送。她自己怕,她哥哥也怕她再出什麼事。 很多年以後,我從電話裏找到了她,她已經是某報紙的發行部主任,忙得四腳朝天。她不願意細說,只是說那時就是工作,別的什麼她都不知道。我不放棄,繼續追問,聽說本來不該你上三叉戟的?小魏平靜地說,那是領導安排的,你去問領導,我不知道。 我想,當年她被關押時,肯定翻來覆去也是這幾句話。但我不甘心,我再問個簡單的問題,把你們關起來以後呢? 她馬上否認,沒有關我們。 我提醒她,在亞洲療養院,在空軍學院,不是機組剩下的五個人都被關起來了嗎? 她還是否認,沒有,沒有關我們,那是在辦“學習班”。 我還想繼續問,她打斷我,這麼多年,都忘了,想不起來,也不想。 掛上電話,我想了很久。我當然很奇怪,9.13事件嘛,與空中服務員小魏有什麼關係?她為什麼不願意說呢?老康告訴我,一說服務隊,都自覺不自覺地瞎想。比如那些公開的謾罵,操場上打籃球,一腳把球踢飛,指桑罵槐,破鞋。那些無處不在的風言風語,誰給你弄清楚?你只能欲哭無淚。 那個時代什麼事情都有,服務隊有一個70年的天津女兵,姓劉,被人在背後粘了一個紙條,上寫著兩個大字“妃子”。排隊吃飯,大家就樂,她自己不知道。那時株連風刮得那麼厲害,誰敢表示同情?現在當笑話,但當時周圍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議論終於使她得了精神病。住了兩次院,以後送回天津,就再也沒有消息。很多年後,才知道她1989年就已經溺水死亡。 從那樣的境遇下走過來,小魏當然不願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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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康一樣,9月12日那天,小魏也是偶然上的256號三叉戟。 本來三叉戟的專機任務不是小魏。 是服務隊的另一名女戰士,小常,常桂珍。 小常怎麼幸運地“逃掉”的呢? 因為1971年八一建軍節那天,是小常和誰值班,執行林彪的專機任務。這年2月林彪到無錫,就是小常和副隊長孫某某去的。那時還不是三叉戟,林彪坐的是英製子爵號。4月一段林彪沒有坐專機,他去北戴河坐的專列。到7月31日林彪回北京參加八一招待會,本來服務隊還是想讓小常去。小常是68年兵,比起服務隊70年兵來,她算老的了,所以多次讓她上林彪的專機,這在當時也算一種信任。因為小常比較熟悉,這一次林彪的專機任務還是她去好。 但是,小常正趕上來“那個”,肚子太痛。服務隊拉不開栓了,只好讓小魏頂上去。小魏和小常都是一年的兵,小魏上了一趟“賊船”,幹得不錯,就再也下不來了。再以後,就讓小魏上三叉戟了。在服務隊,經常有這樣的替換,誰也沒當回事。小常與小魏關係不錯,小常說,下回補償,我替你。誰能想到,這臨時的決定,就這樣改變了小魏和小常的命運。 小常沒有受9.13事件的更多影響,一直留在部隊,以後在機場政治處當幹事,直到退休。而小魏可就慘了,成了與9.13事件有“瓜葛”的嫌疑人物。試想,如果沒有9.13事件,如果她願意,她也會像小常一樣,不會脫軍裝,停飛後可以改個行,繼續在部隊,輕輕鬆鬆地“旱澇保收”。沾了9.13事件的光,脫軍裝復員還算是好的結局。而這個悲慘的過程,本來應該是小常的,命運卻神不知鬼不覺地給了小魏。 多少年後,在服務隊的一次聚會時,小常和小魏見了面,她們自從9.13事件後,這還是第一次見面。雖然她們都已經變成老常和老魏了,因為敘述的關係,我們還是叫她們小魏和小常。 小魏笑著說,本來上三叉戟是該你去的,我替了你。 小常說,真對不起你,你替我受了那麼大的罪。 小魏也想得通,這也不是小常的錯,總有人逃不脫。你逃脫了,別人就逃不脫,總要有人趕上,誰趕上誰倒霉唄。 是啊,歷史可不管你姓常還是姓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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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魏解除關押後,在復員前,被辦了“學習班”。 那時,衛戍區接管了機場,在那種“左”得要命的時代,似乎人人都愛憎分明。人家說啦,給你辦“學習班”,是組織上對你們的最大的關心愛護,放出來,群眾還不把你們打死。說實話,還不如讓中央帶走呢,關在上邊他們算什麼?小蘿蔔頭。大人物有的是,而越往下,越算人物。每天有兩個女的陪在房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天天寫檢查。什麼也不知道,寫什麼?不要說陰謀,就是陽謀也不知道。沒辦法,只能自己給自己瞎上綱,把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到自己頭上。也怪,越說越覺得自己有罪。不是裝的,真覺得自己有罪,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向毛主席請罪。那時大家都虔誠極了,傻極了,甚至有的人一邊說毛主席您老人家,我有罪,一邊眼淚嘩嘩往下淌。 其實有什麼罪?根本沒罪! 除了寫“上綱”的批判自己的材料,小魏就是和服務隊隊長、副隊長以及領航、調度等幾個人弄成一個“勞動組”,天天到機場邊上的沙地種花生。那是一段以淚洗面的過程,不是“勞動”,“勞動”沒什麼,而“勞動”回來,路上圍著好多看熱鬧的人,像觀看珍稀動物一樣,天天如此。光看“熱鬧”也沒什麼,問題是有人天天要大罵一通。 有一位遺屬天天在下工路上等著,因為她的丈夫是被人從被窩裏叫起來的,犧牲了,而叫他的人卻活著。可這位活著的人被關到中央去了,她見不到,而他的家屬卻在這支“勞動”隊伍裏,所以她張嘴就罵,這一罵可就沒有青紅皂白了,連大家一起都捎帶上了。周圍看熱鬧的人都不說話,沒有人制止。這支倒霉的“勞動”隊伍裏,所有的成員都是“綁在一輛戰車上”,本來就夠垂頭喪氣的了,那一刻真是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耗子洞,鑽進去永遠不再出來。 誰都知道,專機服務隊都是選來的最優秀的女戰士。能到專機師工作,是光榮。原來那麼受重用,眾星捧月般。可現在,成了世界上最臭最臭的人了。你自己還“自作多情”,把自己當黨員,站在黨的立場,其實人家早把你推到對立面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覺得。當時都是“牛鬼蛇神”,男的是“反革命”,女的是“破鞋”。那時只要有這兩條,就能把人打倒。 她們哪裡受過這樣的污辱?但在那種情況下,你是被“專政”的對象,哪敢亂說亂動?群眾嘛,左中右什麼樣的人都有,有人不按政策辦事,有人恨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時誰不認識你?本來很熟,卻故意離你遠遠的,用驚訝或者憎惡的眼光斜著看你,像躲一個烈性傳染病人,生怕沾上。這是什麼滋味?說不出的難受,吃糠咽菜都比這好。誰都指著鼻子罵,敢反駁嗎?敢對罵嗎?不敢。沒有辦法,你只能忍著,低著頭快快地從人群中穿過,就像你真的有天大的罪過一樣。而圍觀的人群更以為你有多大罪過,此起彼伏的罵聲不斷追上來,精神怎麼能不受到極大的刺激? 還好,沒得精神病。 多少年,沉重在心,身體越來越差,整你時還不如死了好。 死了,平反有什麼用?受了多大罪,弄得家庭不和,怎麼辦?心一橫,都可以頂住,還得活下去。以後她們中間的一位對我說,這一來,臉皮厚了很多,你說,我沒聽見。你拍桌子,你拍一下,我敢拍兩下。你說開除我黨籍,你開除不了。第一我不反社會主義,不反毛主席。第二我沒給領導送過一分錢的禮,工作一直不錯。第三我沒有男女關係問題。信不信?你開除不了。沒有的事,我不能瞎說。 人就這樣,活過來就活過來了。 她們被關了半年,又種了半年還是更長時間的花生,已經記不清了。 終於調查一大圈,沒有的還是沒有,這才給了自由。 幾個“難友”,或到幼兒園看小孩,或到軍人服務社站櫃台。 自由是有了,但心靈上的自由卻不那麼容易得到,還是不願意去集體場合,怎麼也不願意,寧肯把自己“禁錮”在黑暗的小屋裏,心是傷透了。 後來她們都先後離開了部隊。在服務隊幹了那麼長的時間,什麼專業也沒有,青春全獻給了專機師,到了地方只能是從頭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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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青春全獻給了專機師。 1960年4月,有一批十幾歲的女孩子從公安學校來到專機師。那時還不叫專機師,還是獨三團,擴編成專機師是1963年10月的事情。 那時還沒有成立專機服務隊。 1959年為凖備十年大慶,中國民航和空軍專機部隊聯合執行專機任務,接送各地來北京參加觀禮的國慶代表。服務員不夠,中國民航從公安學校借了12名女生。原來說就借一兩個月,沒想到又被專機師的前身獨三團借去。工作完了,回到公安學校,繼續學習。但飛專機的單位嘛,通天,又要了幾個回去。這些女孩子還想回公安學校,還有好多政治、業務課沒有學呢。但專機厲害,你“胳膊”怎麼擰得過“大腿”?最後硬留下三個。這樣,她們沒有在公安學校畢業,就成了專機上最早的職工之一。剛開始叫候機室,是個班,那時就四五個人,隊員還是職工。雖然機組人員都是現役軍人,但除了執行軍事任務,所有的人都穿便衣,這樣也就看不出誰軍誰民。 周恩來總理坐專機多,每次坐他都非常關心專機服務員。服務員跟總理飛,不拘束,比較隨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兩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總理坐專機時看見服務員王桂蘭拿著一件掛著上尉軍銜的軍衣,就問,小王,你是上尉嗎?王桂蘭笑了,總理,我不是,我是幫他們拿的衣服。周恩來又問,小王,你是什麼銜啊?王桂蘭說,報告總理,我不是軍人,我沒有軍銜。周恩來以為機組全是軍人,有點吃驚,怎麼?你不是軍人?王桂蘭說,我們是老百姓。 在這之前,專機師也考慮到這個問題,機組全是軍人,只有服務員不是軍人,出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給上邊打了個報告,但上邊沒批。因為這個報告並沒有到周恩來那裏,所以周恩來不知道服務員是職工。這回隨便一問,周恩來記住了這件事,他認為不合理。後來周恩來和羅瑞卿都坐同一架專機時,周總理對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說,你這個參謀長怎麼不帶兵啊? 這個信息反饋回專機師,專機師趁熱打鐵,又往上打了個報告,這回順利批了。1964年2月,周恩來出訪非洲回來,問服務員,你們穿上軍裝沒有?服務員高興地說,總理,我們穿上軍裝了。周恩來繼續問,你授得什麼銜?沒有授銜,是勤務符號,這邊一架大飛機,那邊一架大飛機。周恩來說,沒給你授少尉軍銜嗎?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後,那位服務員回憶,穿上軍裝我們已經很驕傲了,不在乎有沒有軍銜。途經成都休息時,她特意穿上軍裝給周總理敬酒。 周總理很高興,沒再說什麼。 就這樣,拿現在的話說,空中小姐穿上了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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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8年開始,專機師就一批一批接女兵。到1970年8月,專機師成立服務隊,發展到25、6個人。專機服務隊是空勤人員,吃空勤灶,受場站司令部管理科領導。隊員們別看是兵,但算團級幹部待遇,像那時內部放的日本影片《啊海軍》、《山本五十六》,幹部才能看,她們也能看。 服務隊是專機師的門面,因為專機的特殊性,服務隊都是直接跟中央級的首長打交道。一點小毛病,或回答首長問話,回答得不好,讓哪個首長告了,在專機師就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慎重再慎重。 服務隊的隊員們全都是百裏挑一,直接到部隊裏選,也有的從電話連或其他單位調來的,有的是新兵。那時選服務員,長相倒是次要,一般過得去就行。但政治條件要求特別高,家庭出身要求特別好,工作也要好,政治思想、社會關係、生活作風以及身體都要面面俱到。這麼多條件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實在是不容易,多少人中才能選上一個。選來後先放在機場電話班和衛生隊,進一步考察。工作一段後,表現不錯,反應靈敏,最好的才能正式到服務隊。 服務隊中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崔春華是1970年的兵,她們來得晚一點,是從新兵連挑來的。崔春華這一批新兵60多個,刷下去好多。這時候女兵多了,更有了百裏挑一的條件,長相、身材都要強調。到專機師來了8個,其中4個到候機室,都是中不溜個兒,白白淨淨,初中畢業。當時服務隊叫候機室,挑進候機室的四個新兵後來還淘汰了一個密雲兵,還淘汰了一個,最後飛出來只有兩個,崔春華和另外一個。 最近一位著名導演告訴我,別看明星在電影上光彩照人,實際上在生活中形象並不一定怎麼樣。這實在是鏡頭“騙人”,有的人上鏡,有的人不上鏡,不上鏡的不一定比上鏡的差,甚至可能更好。在專機上為首長服務,面對面,形象上的缺點一目了然,可沒有鏡頭給“遮遮掩掩”。前不久,崔春華到北京,我見過她。歲月已經過去30年,她的兒子也已經比她還高了,但她依然光彩照人。我心想,難怪服務隊會選上她,果然名不虛傳啊。 崔春華初中畢業,參軍前在紡織廠幹了兩年,她第一次坐飛機,感覺很新鮮。崔春華說,初期的空中小姐,訓練很不正規,但大家都是憑著對黨的忠心,全心全意幹好工作。 崔春華形象好,工作也好,被領導重點培養,經常飛重要的專機任務。9.13事件對她沒有什麼影響,崔春華1976年復員,復員時是戰士,到地方後轉幹,現任某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處副處長。 空中服務員沒完全規定具體年齡,但不能飛太長。專機師這樣考慮,飛時間太長,將來她們到社會上怎麼辦?為她們的長遠考慮,一批飛個三兩年,頂多五六年,不能太長,得讓她們學些東西。所以沒有9.13,她們也是會轉換工作的。到地方,服務隊的很多戰友都幹得不錯。經過這一段,鍛煉得堅強了,再大困難也承受得住,這是人生中一筆想也想不到的大財富。 地方很好,根本不管你什麼9.13不9.13。 被辦過“學習班”的小某復員後堅決不當幹部,堅決到車間當工人,真是心灰意冷了,一點上進心也沒有了,就是幹活吃飯,她怕再來個什麼運動又整她。她高興到車間,當了三個月工人,工作幹得不是一般的好,又有工作能力,單位硬讓她當業務幹部。這樣,直到退休。 好在那種可怕的“運動”沒有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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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那天,256號三叉戟起飛去北戴河前,並沒有拖到候機樓門口,直接從跑道南頭起飛,誰也沒說,誰也沒問。那時幾乎沒有星期天這個概念,緊急任務可不管白天黑夜,夜淺夜深,說走就走。所以恨不得24小時都睜著眼睛,當了這麼多年兵,動作就是快,服務隊和飛行員一樣,什麼時候都凖備好一個小包,裝上日常用具,抬起腿就走。 第二天早上,9.13事件都發生完了,候機室裏還是沒感覺什麼。江青給林彪拍的那張讀紅寶書的大照片登在解放軍畫報的封面上,剛好發行,候機室裏放了很多,出來進去都能看見,所以大家根本沒往林彪身上想。過十幾天大家才逐漸有些懷疑,林彪怎麼也沒回來過國慶節?而且在外面的飛機也都沒回來,家裏的飛機也不讓飛了,跑道上停了好多阻止飛機起飛的車輛,還來了那麼多的陸軍看守飛機。這才覺得事情有點嚴重。 有那麼嚴重嗎?大家還是不相信,又沒長三頭六臂,如臨大敵般。不飛就不飛,機場的飛行員也不讓回家,不讓打電話。不讓就不讓,還是沒有多想,每天照常鍛煉、搞衛生、吃飯、睡覺。一二十天後,瘦了好幾圈的師長時念堂到候機室傳達文件,才知道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大家很驚訝,但根本沒想到服務隊也會有事。當然大家止不住也想,備不住誰又出事了,文革中揪出來的大人物多了,也沒太在意。後來服務隊的頭們發現,不管幹什麼,後面都跟著“尾巴”,自己竟成了“敵人”?實際上早有人把她們“釘”住了,還一直不知道。 後來專機師說要把檔案裏面的有關9.13的問題撤出來。像老康一樣,小某也說別撤,就擱裏面吧。這就是歷史,我也不當中央委員,就這政策水平。最後檔案裏的那點“黑材料”撤沒撤她也不知道,也懶得問。小某說如果我真錯了,我承認。打小就是共產黨培養,初中畢業就到了專機師,一直比較順。年紀很小就積極要求入團入黨,那時還評五好戰士,爭先進,沒白天沒黑夜,一心想幹好工作。副主席是你們寫上黨章的,我怎麼知道什麼溫都爾汗?你們沒錯,我倒錯了?想起來就有氣。 真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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