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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历史由来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8, 2011 8: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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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历史由来

舒云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下“五七指示”,引发文化大革命中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而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对邱会作为首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批示。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缘由

1966年4月,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主要讲海南岛和云南西蒙山驻军的生产情况。海南岛没有种菜的历史,解放军进驻后,由大陆运送干菜。官兵们开始种菜,长得很好,带动当地群众也种菜了。云南西蒙山地处边境,土地多,也肥沃,气候又好,但从来不种菜。驻军按上级命令也不种菜,又买不到菜,只能盐水拌饭。1961年部队供应紧张,开始种菜,也种粮和养猪,改善了伙食。当地群众也学着种菜吃菜。种菜密切了军民关系,也改变了当地的生产习惯,促进了农业发展。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上送中央军委。

5月6日,林彪报送在杭州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同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发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很可能也成为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央宣传部起草,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审阅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共产主义宏图》为题,使“五七指示”家喻户晓。

“五七指示”提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生产做了几十年,它的起始还是与邱会作有关。

延安时代“牛犊部长”提出大生产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本来陕北粮食就少,突然来了这么多队伍,红军几乎到了没饭吃的地步。那时邱会作在中央军委供给部工作,周恩来对他说:中央决定李富春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他点名要你。我同意了,你到陕甘宁工作一段时间。

李富春对邱会作说:粮食是我们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同群众关系最危险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官逼民反”。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搞饭吃,全靠你这个粮食局长了。

邱会作向毛泽东提了三条建议:为解决粮食危机,减少边区吃公粮的人数;鼓励农村生产;部分部队和机关分散住到附近的农村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还专门找邱会作面谈了一次。

1936年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中央粮食部,凯丰任部长。他要调邱会作,而李富春坚决不放,“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判”邱会作担任粮食部“半边天”的供应局局长。邱会作上任就带着五人调查组,到延安县南区调查粮食情况。他发现新区农村的情况还好,农民基本有饭吃,地主富农也有余粮,这使征粮政策的制定有了底。邱会作还注意到新区有很多可耕地。据此邱会作写出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说:看来我们在陕北只要能站住脚,大概是饿不死的。粮食部能搞社会调查很好!

1936年底,粮食部撤销,邱会作进抗大学习。

1937年8月,由于缺粮,抗大二期学生住到甘泉、富县一带,就地吃粮。最后粮食吃完了,只好提前毕业。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到延安任供给部副部长。半年后22岁的邱会作担任供给部部长。毛泽东找他谈话,说恩来同志来电报,提议你担任供给部长,这可是一个不好当的官呀。你不能满足需要,是要挨骂的,你受得了吗?邱会作说:挨骂的都是好人!国民党天天骂共产党,我们不都是好人吗?毛泽东笑了好一阵,说骂你的人,不全是国民党,好人也会骂你呀。邱会作说:那就请主席订一条规矩,谁骂人就让谁当供给部长。毛泽东说:好呀,你这一条厉害!……你可以胜任供给部长,因为许多事你都是做过来的。现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动脑子,……你“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当个“牛犊部长”吧。

邱会作安民告示亮出供给部的家底,骂上门的人少多了,但还有。毛泽东接待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花费50多元,供给部用卖破烂的钱报了账。有人写匿名信,骂供给部变成国民党了,请国民党吃饭,却几个月不发伙食费。毛泽东在会上解释,国民党客人是我请的,骂供给部没有道理。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伙食费还是要搞个规定好,过去我们发实物,现在改为定额,每人每天五分钱。没有钱先欠着,有了再补。虽是“空头支票”,但安定了军心,邱会作认为这是军队后勤工作的历史性改革。

邱会作主持的供给部太穷,手中无“米”。为了进账,他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开办骡马店(旅店),每天进账20多元。以后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以20多个骡马店为主的运输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以后邱会作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延续至今。

邱会作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贩盐。盐池距离延安200多公里,盐运到延安至少是三倍的利润。最初供给部有十多个牲口,一个月跑两趟,运两、三吨盐。要贩更多的盐,就要贩到西安、太原等敌占区,那会不会“资敌”呢?邱会作认为:贩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也可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不是“资敌”。1938年4月,邱会作理直气壮写“贩盐”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向敌占区贩盐。

邱会作的第三个办法是开办军人合作社。1938年大砭盖八路军礼堂,就是从军人合作社的盈利中拨的款。如此这般,供给部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等,还搞起了相当规模的企业,积累资金数十万元。

1937年中秋节,供给部的高桥军械仓库主任请邱会作吃饭。高桥仓库在延安西北,有50多人。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种了十多亩麦子,亩产200多斤。还种了30多亩大秋作物和一个菜园,养了十多头猪,几头牛,30多只羊,主副食自给有余。

军队种地,这是新鲜事!邱会作出生在江西兴国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穷,从小就干农话,他深受启发。
延安的军粮一靠西安供应,二靠自筹。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西安的军粮断供,只能就地征粮。邱会作还是在中央粮食部的老办法,分地区自筹。军队筹粮区划在延安县,为解决运力,毛泽东把他的乘马也捐出来了。到后来征粮越来越难,吃饭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如果除作战部队外,部队都像高桥仓库一样大生产,不就解决粮食问题了吗?

李富春叫邱会作立即给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叫邱会作来谈话,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自灭。你们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也有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经部很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可以这样设想,1938年先小搞,摸索经验,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做起。

1938年元旦后,中央财经部召集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李富春说:今天是请高桥仓库主任介绍经验,讨论各单位今年的生产问题。本来大家以为是领钱领粮,听说生产就乱了。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哪有种地的道理?有的说一天两顿稀汤,饿得路都走不动,哪有力气种地?有的说连个铁钉都没有,总不能用手刨地吧?李富春说:毛主席赞扬高桥仓库种地为我们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指示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规模可以小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1938年开春,各单位不情愿地开始“小打小闹”,秋收寥寥无几。李富春和邱会作商量,给毛泽东写一个报告。毛泽东批示:1938年大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报告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有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粮,就可以不搞。

1939年各单位都积极起来,军队种粮达到全年口粮的三分之二。年终李富春召集了一个小规模的领导干部会议,说邱会作是大生产的发明者,再三让邱会作讲话。邱会作回忆当红军十年,从普通战士到供应部长,从来没有领过被子,还是打土豪才弄了一条被子。我们大多数红军官兵都只有一套衣服,春天棉衣变夹衣,夏天变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都是穿草鞋。而现在开展大生产,一切都有了。

大生产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奉命进驻南泥湾开荒。毛泽东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

1943年,359旅达到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1948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讨论三项议题,其中第二条提到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60年代邱会作再提军队大生产

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他找邱会作谈话,说“我和周总理不约而同都推荐你当总后勤部部长,毛主席也很赞成。从高级干部的反映来看,都对你抱有希望”。

邱会作上任,正赶上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他参加了全国救灾领导小组。1960年春天,吃“皇粮”的军队突然断供。邱会作下部队看到,驻胶东的部队以“猪粮”为主,即发霉的地瓜干,苦得不能下咽。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掺树叶的杂面。驻四川绵阳的部队吃掺着百分之二十沙土的大米。这三个地方灾情较全国轻,但都不能保证战士每天一斤半的定量,而且完全没有蔬菜、肉和油,战士们根本吃不饱。可是邱会作看到周恩来总理的愁容,明白军队困难,地方更困难。军队只能被逼上“梁山”,像当年延安大生产一样。而60年代军队搞生产的阻力更大。有一次罗瑞卿说:老邱,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部队要粮,一律由你管,开会时我总得承认一次我犯官僚主义。邱会作说:我同意,可我也没粮呀。罗瑞卿说:是啊,战士吃不饱我心里着急,我们应当设法解决。据邱会作回忆,经过1960年、1961年两年时间,中央军委才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生产渡荒。

1960年冬,军委常委会议上,罗瑞卿向常委通报了全国灾情,说对军队影响不小,请邱部长讲一下。邱会作非常珍惜这个发言机会,他如实讲了部队的粮食困难,地方不能保证供应,有的地方一半是地瓜干,有的甚至无粮。主持会议的贺龙说:邱部长,怎么办呀?邱会作不能说得过于尖锐,否则阻力更大。他说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话音刚落,主管全军政治教育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林总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军路线在部队刚形成势头,又要去搞生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军队的供应当然重要,不能向国务院提出来吗?

军队搞生产是牵动建军方向的问题。邱会作没有争论,只说“战士的肚皮最重要”。会上无人表态,但明显刘志坚的意见吃得开。罗瑞卿说:我的意见由邱部长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报告给周总理,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贺龙点头同意。

1960年夏天,驻胶东部队要搞一个月的游泳训练,济南军区打报告要求每人每天补助一斤训练用粮,总共五千斤。邱会作知道机会来了,他代总参、总后起草“空头”复电,总后发粮票,部队与山东省交涉。罗瑞卿批示: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

第二天军委办公会议,罗瑞卿一进门就对主管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说: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游泳训练还要增加定量呀?张宗逊说:可以考虑不训了。罗瑞卿对邱会作说:老邱有办法吧?邱会作说我没有办法,请总长决定!罗瑞卿说:你是没有办法的人吗?周总理说你最有办法了。你不是向总理提议,全国基本建设不分大小,一律“剃光头”?接着罗瑞卿用温和的口气说:灾情确实是预料之外的严重,平常补助训练用粮,邱部长早就处理了,不会送到我这里来。我看可以改成半天训练,以保持体力。多余的时间,部队动手搞代食品,以补助粮食不足。邱会作非常高兴,这在事实上冲破了部队生产妨碍训练的阻力。至于部队领导干部不愿意搞生产,和部队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就容易解决了。

1961年1月,邱会作到河北石家庄、冀东、辽宁锦州、天津等部队搞调查。他与河北、辽宁的有关部门商量部队的供应,并亲自到各地粮库看过。粮库空空,地方政府确实有心无力。自从接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就决心,不仅要向军委报告情况,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天津的一个团“蹲”下来,提出搞代食品,有人说可以从稻草里提取“淀粉”。把稻草砸碎,泡在水里两天,每一百斤稻草可提取七斤“淀粉”。长征路上就这么干过,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邱会作立即写了一个简要报告:部队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地方政府不能保证供应。肉和油已经断供三个月以上,蔬菜也买不到。目前全国灾情严重,军队只能自己动手搞生产。邱会作并代军委起草电报:全军各级党委要从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认识到军队搞生产的重大意义,用生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保证战斗力。今年开春在即,各部队要立即布置搞生产,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队的农副业生产,从当地的条件出发,以种菜、养猪,小规模种粮开始。

1961年春节前邱会作从天津回到北京,当晚他把报告和电报交给罗瑞卿。这么大的问题罗瑞卿一人做不了主,春节四天军委办公会议也不可能讨论。可是春节后第六天还是没有动静,邱会作急了,春耕不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他给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打电话。萧向荣说:值班秘书已经将你的报告作为急件,但罗总长还没有看。到了第七天,邱会作派人搭空军飞机到广州,把报告和电文送交林彪。当晚林彪和邱会作通话,说你的报告和电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问题。军委明天开常委会,你的报告会批准的。

邱会作认为:林彪对全军生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提倡联系实际的突出政治,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林彪提出“四个第一”,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人的因素就是最大的实际。古今中外好的统帅都是关心战士生活的,林彪的治军原则,最重要的就是关心战士生活。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四好”连队内容时,邱会作提出把连队生活问题算一好,总政主任萧华说:把饭做好也写上?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炒菜好也加上?邱会作当即说:两位主任的指示十分“精彩”,应当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正式讨论时,邱会作提出连队“四好”中,要有生活方面的内容。罗瑞卿表示同意,四好连队中“生活管理好”就是这样来的。以后林彪说:在创造四好连队中,生活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从1961年起,全军统一开展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建立起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制度。

1961年春节后第八天,军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生产问题。与会元帅一致同意邱会作的意见,认为部队搞生产是唯一的出路。罗瑞卿宣布:邱会作起草的报告和电报压在我这里好几天了,耽误了时间,由我负责。散会后,罗瑞卿问邱会作,林总还谈到什么问题吗?邱会作说没有,林总只是说不要过于着急,你的报告会批准的。罗瑞卿高兴了,说林总要我重视你的意见。这几个月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邱会作表示:我坚决服从罗总长的领导!

1961年,军委发电报:全军都要执行农副业生产,生产时间由部队自己安排,但主要在操课之外进行。生产项目以种菜、养猪为主,以求迅速解决部队的副食供应,切实解决长期不见“油水”的问题。邱会作认为:搞生产是军队的光荣传统,不是副业。后勤机关应当组织好生产,更多做实事,力争做出成绩。邱会作向全军后勤人员提出:鼓足干劲,负起责任,深入实际,总结经验,把生产搞好。我们一定要发扬我军后勤工作的光荣传统,为全军渡过灾荒努力奋斗。

到1961年夏季,军队生产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蔬菜有了,“油水”也有了。当年秋天,全军平均每人收获500斤粮食,每四、五个人有一头猪。军队平安渡过灾荒,保证了指战员体质。部队训练用粮不再伸手,尽管来队家属因遭灾猛增,也有了粮食保证。很多部队还积起了很厚的家底。罗瑞卿说:看来军队搞生产是对的,不搞生产没有出路。不仅发生灾荒要这样,不发生灾荒也要这样,我们军队自己动手,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方针。

1961年11月1日,全军第一次农副业生产会议召开,邱会作报告了全军农副业生产情况,说节省了难于计数的财政开支,这是经济账,也是政治账。

1962年农副业生产成为军队中心任务之一,中央军委把部队分成三类,全训部队,施工部队和全生产部队。邱会作既高兴又发愁,他考虑很多天,并请驻京部队的同志来讨论。邱会作说:林总下这样大的决心,拿出这样大的力量,搞不好生产,就很不应该了。当然部队有各级领导,但是具体组织生产,是要由我们后勤部门担当的。邱会作认为:军队搞生产改变了后勤工作的格局,从吃皇粮转为国家供应和自己动手相结合,这是我军后勤工作思想、作风、方针的转变。

邱会作主持写出《全军第一次农副业会议纪要》,提出“大量生产粮食,大量养猪”的方针。11月14日,中央军委批转,号召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争取1962年农副业生产丰收。部队解决农副业生产所需土地,应以开荒为主。一切农副业生产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得与民争利。

1962年5月14日,军委办公会议指出:军队搞生产是一个长期方针,总后勤部要抓紧研究生产中的问题,切实加强领导,要定出分配的原则。

1962年7月,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全军第二次农副业生产会议,讨论产品分配和生产管理,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副业产品分配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生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等,被中央军委批转。

1962年全军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官兵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俗话说“吃饱不想家”,军队各项工作都有促进,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军委各位元帅都很高兴,军队后勤工作的地位也提高了。1962年冬,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各军区、各军兵种争先说后勤的好话。聂荣臻元帅说:大家发言都很好,你们对总后为什么不批评呢?贺龙元帅说:是啊,过去开会,没有不骂后勤的,为什么现在反而说好话多了?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说:我们不是不批评,而是对总后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总后工作做得好,全军区上下都赞扬。邱会作会办事,他是全军的总后勤部长,我们是他的后勤部长,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全场大笑。

周恩来说:邱会作是历届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位

1962年冬天,邱会作在国务院会议上讲军队生产渡荒。周恩来总结三点:第一,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把毛主席建军路线更加具体化了。这就是:突出政治,加强战备,积极搞生产。军队后勤工作是军队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和平时期军队后勤工作方向是什么?我同意邱会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国家供应为主,自己动手为辅”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财富还是不丰富的时期,国家对军队的物资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永远都有自己动手的问题。第三,军队后勤部门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军队生产列入政府计划之内,产品主要保证军队生活,补充政府供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后勤部门具有国家和军队经济部门的双重作用,因此,支持军队后勤部门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经济部门的战备工作。……我对军队后勤工作是过问比较多的,过去主要是解决军队的问题,现在过问的情况变了,是军队支持政府,刚才邱会作同志的发言提到两个重要问题,军队可以吃饱肚子了,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个浮肿病,这就是对我们政府的最大支持。全国发生这样大的灾荒,政府无力解决军队的问题,一切困难都是军队自己解决的。在与困难的斗争中,军队后勤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一大奇迹!

1963年10月,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总结几年来生产经验,研究远景设想。邱会作讲话,说这几年农副业生产的成绩很大,毛主席、中央领导对我们搞生产都很高兴,……军队平时除了担负战备、海边防和值班任务外,主要有三件大事,这就是训练、生产、施工。这三项任务之间,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又是可以统一的。不少部队训练、生产双丰收的经验,说明我们这个看法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在实践中也是办得到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960年冬和1961年春天的情况,……如果让那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很显然,如果这几年不搞生产,生产和训练的矛盾不会出现,但那就必然出现另一种新矛盾,而那种矛盾是更加不好办的。部队的体力削弱,思想问题很多,哪还能够搞好训练呢?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说生产妨碍了训练,而应该反过来说,生产促进了训练。

1964年10月,邱会作到辽南某连队,伙房里不仅米面、食油充足,鸡蛋一大筐,猪肉一大盆,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连队还挖了一个小鱼塘。海南岛一个连队,羊和鸡都养在山上,路边到处是鸡蛋,晚上拿着手电筒捉鸡;一吹哨,羊半个小时就在门口“集合”了。云南边防连队,一年种两季粮,一年到头种菜,还养了30头猪,近百只羊。……军队生产除自给自足,还建起数以千计的农场。

邱会作主持军队生产转为以基本建设为主,建起了数以千计的农副产品加工厂。那时国家的食品工业还很不发达,军队的产品销路很好,还发展了一批出口和特种产品。1965年以后,邱会作主持军队总结农副业生产的经验,大搞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向田园化、机械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力争两、三年内,农场生产实行企业管理,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

1966年,林彪对后勤工作的“四加强”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把军队的农副业生产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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