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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29, 2022 1: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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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

舒 云

毛泽东拍板打倒罗瑞卿,近些年基本达成共识。但还是有人在不得不承认“毛拍板”的同时,借《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一句话,鼓吹“林主动”。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因为林彪倒台,就把所有的脏水往他身上泼。他们故意忽略毛泽东“倒罗”的目的是为“倒刘”,视而不见在毛泽东指使下,军内早已形成的“倒罗”大势和诸多军队元老的重大作用,甚至故意制造出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试图把“毛主动”和“毛拍板”对立起来,造成“毛拍板”是“林主动”的假象。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林主动”,而是“毛主动”,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略部署。

官方说法和“林主动”的由来

其实这个“林主动”是在炒馊饭,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杨成武等“倒罗”急先锋闭口不言,官方也故意“省略”他们,形成了“林诬陷”的说法。中共党史说:“林彪诬陷罗瑞卿。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也都是类似说法。

而1965年12月罗瑞卿事件发生时,说法却大相径庭。那时罗瑞卿是坏人,林彪是好人。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成了坏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罗瑞卿又成了好人。邱会作曾愤怒地说:“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在中央下发的《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情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瑞卿)的大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 (2)

其实判定罗瑞卿是不是“林诬陷”非常简单。如果是“林诬陷”,1971年林彪倒了,罗瑞卿理所当然出山了吧?可是为什么直到1974年1月罗瑞卿才解除监禁?为什么直到1975年8月才给他一个军委顾问的虚职?为什么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他才重新出任军委秘书长?“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仍然被“闷”了整整五年!到底是“谁诬陷”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吴法宪的这句话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现在有人把官方的“林诬陷”翻出来,创造了一个比“林诬陷”“好听”一点的“林主动”,又从《吴法宪回忆录》中抓到一根“稻草”。吴法宪说:“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然而吴法宪并没有回答林彪怎么主动提出打倒罗瑞卿?林彪对毛泽东说了什么?毛泽东又对林彪说了什么?因为吴法宪不是当事人,他的这句话并不能作为“林主动”的证据。

在罗瑞卿事件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关键人物。吴法宪1967年7月才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3) 也就是说,在上海会议前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只是一个军种司令员,任务是管好空军的“一亩三分地”,有关中央高层的事情大多是听来的,他怎么可能一锤定音呢?其次吴法宪本性善良,胆小怕事。他被关押10年,出狱后仍是二等公民,虽然他大胆纠正了在狱中被逼的若干假话,但他怎么敢揭发仍在军委高位上的叶剑英呢?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他既不敢说叶剑英在罗瑞卿的问题上给他打过招呼,更不敢说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为尊者隐,也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导致他的回忆录在“倒罗”、以及“九一三”事件中避重就轻,上推下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倒罗”急先锋导演的罗瑞卿事件

罗瑞卿事件中的主导人物是毛泽东,以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有人拿法官判案来比喻毛泽东拍板不等于主动。问题是毛泽东不仅是“法官”,也是“原告”。“倒彭”、“倒罗”、“倒刘”、“倒林”、“倒邓”都是明显的案例。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4)其实毛泽东在“倒罗”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拉林彪做替罪羊,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所以,在他的传记和年谱中,都是林彪“倒罗”,没有他什么事。

杨成武留有回忆录,也有访谈;叶剑英有传记、年谱,萧华也有类似传记和回忆文集,但他们都闭口不谈罗瑞卿事件。如果打倒罗瑞卿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早挂在嘴边喋喋不休了。杨成武是个非常会宣传自己的人,他有厚厚的两大本回忆录,还有巨型画册、访谈等众多书籍。虽然他是罗瑞卿事件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不仅在回忆录中不谈罗瑞卿事件,接受访谈时也坚决不谈。(5)

黄吴李邱四人中,黄永胜1968年3月才到北京任总参谋长,含冤去世又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吴李邱分别写有回忆录,死后出版。吴法宪1965年5月任空军司令员,李作鹏1962年7月任海军副司令员,他们都只是军种负责人,对中央的情况了解有限。邱会作排在四人中的末位,但他1959年就在林彪提议、毛泽东拍板下出任三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部长,这个位置让他的接触面遍及全军;而且他善于动脑筋,喜欢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他的回忆录,尤其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更全面也更真实。

邱会作说:“解放军三大总部首脑,是毛主席、党中央选定的,决非平庸之辈。我任总后勤部部长13年,‘陪了’三位总参谋长,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他们与同级干部相比能力突出,年富力强。全面地看,罗(瑞卿)是较强的,那种所谓的‘用谎言骗毛主席整罗’的说法,正是以‘被利用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整罗瑞卿是个复杂问题,但是多么复杂的事情也有主要原因,从来毛主席对重大人事问题的处理都是从大局着眼。” (6)

邱会作说:1965年6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长子’问题?”我担心没有完全听清楚。“是的!就是谈‘长子’问题。你是办公会议的成员,要起好作用。我们过去信任你,现在信任你,将来也信任你。”“……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叶帅继续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叶帅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总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 (7)

有人说“叶剑英是传声筒,说林彪给叶剑英打招呼”,这是不对的。从《邱会作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明明是叶剑英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去找林彪,向林彪转达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而不是林彪叫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换个角度看,罗瑞卿与毛的关系比叶剑英与毛的关系要近得多,如果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罗瑞卿,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怎么敢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领袖面前说罗瑞卿的坏话?难道他们就不害怕自己倒台吗?

叶剑英事先向吴法宪打了招呼
吴法宪说他在上海会议开始前才从叶群那里得知罗瑞卿的问题。“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听他怎么说,更要结合各方面的史料,看他怎么做。

1965年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四处打招呼,他怎么可能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招呼呢?邱会作证实:“叶剑英找了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还找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杨成武、萧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代这么办的。(8) 除此还有几个间接证据证明叶剑英向吴法宪打了招呼。

1965年12月7日,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分几次通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宋任穷、陈锡联、李雪峰、杨勇、廖汉生、杨得志、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到上海来开会。在毛泽东列的这份名单中,他让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这四位“倒”罗急先锋提前一天到上海来商量“倒罗”会议。如果林彪“倒罗”,他可以调动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但他怎么可能调动谢富治?毛泽东找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是让他揭发罗瑞卿在公安部10年的“罪行”。

或许毛泽东名单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情,叶剑英与他们公事公办,没有更多的私人情谊,不好打招呼。叶剑英虽然给陈毅、刘伯承等人打了招呼,但陈、刘的元帅排名都在叶剑英之前,由毛泽东通知他们开会,他们不好拒绝。而毛泽东的名单上没有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他们都是由叶剑英通知与会的。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如实谈到叶剑英打了招呼,而吴法宪却说“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这就奇怪了,叶剑英怎么可能事先不给吴法宪打招呼呢?

相比之下,叶剑英与吴法宪的关系,比李作鹏、邱会作要更亲密一些。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到,1966年冬至1967年春,他被军队院校造反派追得四处逃窜,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此时代总长杨成武躲在总参管理局第五招待所,他也想躲到那里去,杨成武让他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则让吴法宪到他家里住。经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在叶剑英家住了三天,因为他急于工作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要开他的批斗会,还准备好墨汁为他涂脸。吴法宪按照叶剑英指示,带着警卫员、秘书立刻离开空军大院,开始四处“打游击”。造反派弄了几部汽车跟踪追查,扬言要把他抓起来。担惊受怕的吴法宪被拖得筋疲力尽,他再次向叶剑英求援。叶剑英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去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吴法宪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持续了两个月。(9) 萧华也是在被抄家时躲到叶剑英家的,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被抓之际就举目无“亲”,无处投奔,杨勇在毛泽东名单上就有了合理解释。

从吴法宪与叶剑英的亲密关系看,邱会作所说叶剑英向吴法宪打了招呼,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林主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杨尚奎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10)

上海会议后,毛泽东找罗瑞卿谈了吗?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从昆明到上海,周恩来找他谈话。罗瑞卿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也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更没有伸手。他要求面见林彪或与林彪通电话,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周恩来劝罗瑞卿不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副主席那里去。罗瑞卿在狱中写道:“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德怀)黄(克诚),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 (11) 直到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也没有见上毛泽东一面,更不可能听过毛泽东让他当省长之类的话了。

邱会作说:其实毛主席对罗(瑞卿)的问题早就察觉。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说,你们说罗(瑞卿)封锁林彪同志,他罗长子长期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12) 罗瑞卿怎么可能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毛泽东这话的意思是“我”没有包庇罗瑞卿,也没有反对罗瑞卿,他不到“我”这里汇报工作“我”怎么能了解他?他封锁林彪,不尊重各位老帅,所以是你们要打倒他,与“我”没关系。

不可否认,林彪因叶剑英等人的告状,对罗瑞卿有过批评,甚至严厉批评。但林彪既没有打倒罗瑞卿的想法,也没有对如何处理罗瑞卿表示过态度,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林彪因病休养,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没有工作的林彪怎么可能与罗瑞卿有工作上的矛盾?明显是欲加之罪!编造这种小儿科的理由本应一戳就穿,但有人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罗瑞卿的倒台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邱会作谈过一件事,1964年在福州开会,午休时有几个秘书在打扑克,影响了罗瑞卿休息,他冲出房间对着几个秘书歇斯底里地骂,骂了个狗血喷头,很失领导水准。(13) 罗瑞卿的颐指气使不仅对下,对上除了毛泽东,也是如此,叶剑英、聂荣臻这两位有工作的元帅对罗瑞卿一肚子意见。尤其是叶剑英,明明是他抓的大比武,却被罗瑞卿毫不讲理地“抢”了去,出尽了风头。1965年6月毛泽东等党和中央领导人连续两天在北京军区观摩大比武,叶剑英、聂荣臻根本不到场,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抗议”。

有人举出1959年庐山会议,1966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和别人打招呼,所以得出“拿下罗,也不会打招呼”的结论。可是,为什么不敢提毛泽东1967年、1971年两次南巡给多少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当然毛泽东会审时度势,根据批判对象,给哪些人打招呼,怎样打招呼,都有精准谋划。罗瑞卿在军中盘根错节,实力雄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向包括林彪在内的高级干部打招呼,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像打倒刘少奇一样,他不到最后时刻决不会揭开谜底。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情况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4) 这就是毛典型的“不点名”策略。事后罗瑞卿倒了,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指的是罗瑞卿,但毛泽东说了吗?他事前没说,事后也没说。林彪看到这个批示心里就不打鼓吗?“阳奉阴违”、“折中主义”这两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不也很合适吗?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开幕式上讲话中没点出张春桥的名,但张春桥还是听明白了,他手抖得连烟也点不着了。由此,毛泽东的“不点名”策略颇具政治智慧,会让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哪怕位置再高也一样胆战心惊。

“倒罗”是毛泽东“倒刘”的第一步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罗瑞卿事件是彭德怀倒台之后党内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中共党史也不得不承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 (15) 邱会作认为彭罗陆杨的事是各自独立的,是毛主席硬把他们四个人搞到一块,成为一个“反党集团”。(16)

毛泽东在1962年就想废黜与他肩并肩的刘主席了,只因刘主席树大根深,他不敢轻举妄动,要慢慢扫清外围。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65年,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卿。(17) 有人说“不要说罗(瑞卿)和毛的关系,远比和刘(少奇)的关系铁得多,就是从胜负的考量,罗(瑞卿)也不敢造反,借给罗(瑞卿)三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罗瑞卿、林彪不会造反,那是事后诸葛亮,怎么可能是毛泽东事前的看法呢?知情人披露过1965年上海会议、1970年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草木皆兵的警卫措施。

1965年11月末,叶群被毛泽东叫到杭州汇报罗瑞卿的问题。她用保密电话要吴法宪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接她到杭州毛泽东那里。叶群再三强调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她返回苏州后告诉吴法宪,毛主席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18) 庐山会议更有甚之。汪东兴要警卫战士提高警惕,值班干部和哨兵都要加强责任心,确保领袖安全。陈长江(毛泽东警卫中队长)说:“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问题的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组织干部战士演练。”毛泽东每天在芦林一号工作十几个小时,找人谈话,开小会,往往忙到凌晨两三点钟。芦林一号的建筑面积有3700平方米,有毛泽东专门的宽大卧室。但毛泽东宁肯冒着汽车掉下山涧的危险,也要换个秘密地方睡觉。庐山上的路很窄,没有路灯,夜里雾又大,警卫战士只好提着马灯在前面开路,同时把几盏马灯放在路边照明。司机提心吊胆,汽车开得跟牛车一样。(19) 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每天如此。“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更是百倍警惕,他白天回到北京,因为怕飞机轰炸,在专列上呆到天黑才敢回中南海。

林彪为什么对“倒罗”消极怠工呢?

毛泽东之所以把罗瑞卿作为“倒刘”第一人,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10年,又执掌总参谋部6年,共和国的枪杆子全都被他一人掌握;且又与刘少奇、贺龙等打得火热,毛泽东怎么敢高枕无忧呢?所以,打倒罗瑞卿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整个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但是毛泽东深知此一时彼一时,谁都有可能咸鱼翻身,所以在罗瑞卿问题上,一定要“祸水”外推。

林彪深知毛泽东嫁祸于人的套路,他并不想当替罪羊,所以在叶剑英向他转达毛泽东要拿下罗瑞卿后,他按兵不动。而作为林办主任的叶群生怕林彪陷进去,积极行动起来。1965年5月,她让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写了《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的材料,并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不过叶群并没有拿出来,而是锁在保险柜里。直到半年以后,1965年10月毛泽东催促“倒罗”,叶群才又搜集了几份材料。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林彪的被动。如果“林主动”,为什么半年多后他才在毛泽东催促下由叶群交出来,天底下有这样的“主动”吗?

如果硬要探讨在罗瑞卿事件上谁主动,要看打倒罗瑞卿这件事对谁有好处,仍然是那个趋利避害的原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需要先扫清刘少奇的外围,尤其是枪杆子在握的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是即得利益者,罗瑞卿倒了,总参谋长的位置就可以空出来给他。前面说了,叶剑英则是因为罗瑞卿“抢”走大比武,而且根本不尊重他,甚至瞧不起他。所以叶剑英、杨成武成为“倒罗”的积极分子。而“倒罗”对林彪来说不仅没有好处,还有非常大的坏处甚至危险。1959年林彪提议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如果罗瑞卿倒台,林彪也很可能被拉下水。他怎么会主动干这种自己打倒自己的事情呢?所以在罗瑞卿事件中,林彪始终处于消极怠工的状态,这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面对林彪的无限期拖延,而刘少奇又越来越“猖狂”,毛泽东实在等不下去了,但他又必须让林彪自己上钩。于是,他另辟蹊径,“杀杨”给“林”看。

林彪给毛泽东一封话里有话的短信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1965年6月7日,任命杨成武为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任命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当天,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

杨尚昆被撤职的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20) 可是,秘密录音事件发生好几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提起?关键是杨尚昆“与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21) 叶剑英特意到苏州向林彪通报杨尚昆被撤职的情况,并传达毛泽东的“批罗”指示,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表示身体不好,毛泽东即召叶群面谈。(22) 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叫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面对毛泽东赤裸裸的“杀杨”警告,林彪可以不理睬。但毛泽东明确让叶群前来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林彪就不可能再装糊涂了,否则他肯定成为彭德怀第二。于是林彪字斟句酌,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敬礼!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这封短信里埋下了进退自如的伏笔。首先林彪强调不是他要告罗瑞卿的状,而是叶剑英、杨成武等“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的。“九头鸟”林彪真有先见之明啊!他早就预料到身后有人会在罗瑞卿事件上诬陷他了,他用别人“早就提议”粉碎了“林主动”的谬论。接着林彪解释了为什么一直拖着不报告?是“怕有碍主席健康”,这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的火想发也发不出来了。叶群带着林彪精心谋划、话里有话的信和叶群搜集的10份材料,去向毛泽东汇报。

林彪虽然在信中提议“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但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等人谈话,叫他们收集材料,这些都是为开罗瑞卿的会做具体准备的。因为毛泽东知道林彪的态度,所以他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罗瑞卿的问题。后来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主席对罗(瑞卿)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 (23)

林彪以为他不出面,包括他不出席上海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不发布指示,就可以躲过“倒罗”的横祸,哪想到他离世半个世纪了,还有人颠倒黑白企图让他背这口“林主动”的黑锅。

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中间没有空白

1965年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毛泽东说要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让他先回北京,以后再说。有人说,上海会议并没有给罗瑞卿结论,到京西宾馆会议才对罗瑞卿的问题升级,这中间有三个月空白,是林彪2月8日指示才让罗瑞卿的问题升级的。

毛泽东一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怎么可能在“倒罗”问题上留下三个月的“空白”呢?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说:“罗(瑞卿)的思想与我们有距离,”“罗(瑞卿)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瑞卿)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瑞卿)个人专断,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24) 在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就已经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了性,至于上海会议没有给罗瑞卿结论,一是麻痹他,二是搜集更多的证据。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召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林彪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同时会议集中揭发批判罗瑞卿,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话。据此,《解放军报》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由唐平铸等人主持和执笔发表了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号召全军指战员都来参加“怎样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的大讨论。(25) 虽然《解放军报》没有点名,但字字句句都指向罗瑞卿。这几篇社论批驳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观点,把罗瑞卿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甚至关系到党和军队存亡的高度。

1月8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被增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月1日至4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广州召开了第51次会议。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叶剑英说:“揭露这件事(倒罗)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个病人,不要挡路啊!我(罗瑞卿)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毛主席说,做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萧华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罗瑞卿)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瑞卿)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做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杨成武说:“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要注意防止罗(瑞卿)的地下活动。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对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贺龙说:“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彪)的安全。”根据会议安排,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先后从不同角度在大会作了发言和揭发。随着会议的深入,特别是吴法宪等人对罗瑞卿“伸手夺权”、“篡党篡军”进行声讨后,罗瑞卿再检讨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老帅、骄傲自满、爱揽事,等等,都无济于事了。 (26)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叶剑英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成武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 (27)

上海会议后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都是在为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做准备,怎么可能有三个月的“空白”呢?

关于唐平铸笔记中林彪“批罗”指示

上海会议召开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林彪只知道罗瑞卿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彪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彪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28)

李作鹏参加了上海会议,但他的主观认识是把罗瑞卿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京西宾馆会议)做任何指示。……林彪虽然对罗瑞卿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瑞卿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瑞卿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 (29)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到林彪在“批罗”问题上有什么指示。那么又如何解释唐平铸笔记中记录的林总指示呢?(1966年)2月8日林彪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指罗瑞卿),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德怀)、黄(克诚)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能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月1日,林总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30) 要特别说明的是,林彪这个“批罗”指示并没有在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传达。京西宾馆会议是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扩大“批罗”的范围。这时“倒罗”已是大势所趋,罗瑞卿下台已是定局,林彪的这几句话显然是表态性的话。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以及其他元帅都早有表态,“批罗”的调子比林彪高得多。

罗瑞卿看了叶剑英给他的贺龙等人的揭发材料,第二天就跳楼了。毛泽东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叶剑英则改辛弃疾的一句诗“将军一跳身名裂”。(31) 有人故意忽略“倒罗”中叶剑英等人在“倒罗”中的重要作用,目的就是想把脏水全部泼到林彪头上。

《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失实举例

《吴法宪回忆录》是黄吴李邱四人中第一个出版的,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尤其是对1980年“两案”的揭露,难能可贵,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有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个人的时代局限性,某些问题的回忆难免有误,需要研究者客观、理性地予以分析,而不能抓住吴法宪的一句话就给出“林主动”的结论。笔者重读《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书中的一些不实之处,举例如下。

例1,罗瑞卿到苏州求见林彪不是叶群挡的

吴法宪说:1965年11月,“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叶群正在太仓农村搞“四清”,她怎么可能又在苏州林彪住所挡罗瑞卿呢?吴法宪不是当事人,而是听来的,所以有误。事实是挡罗瑞卿的是林彪秘书。叶群规定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见林彪。因为罗瑞卿没有事先联系,而叶群又不在,林彪秘书不敢让他见林彪,于是就挡了。

例2叶剑英拍断小手指的那次会议时间搞错了

吴法宪说:“大约是在1967年2月19日。叶剑英拍断了小手指。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32) 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月19日下午,不是晚上,也不是不欢而散,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议中间叫周恩来、江青到中南海,会议暂停,从京西宾馆挪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进行。详细情况我会在有关萧华的文章中详细披露。

例3造反派抄萧华家的若干处失实

吴法宪说:“造反派要揪斗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33) 那天晚上,萧华确实躲到叶剑英家,但一不是“跳墙”,二不是“跑去”。此时萧华51岁,身材矮胖,跳墙对他来说比较困难,而且他家中有后门,也没有必要跳墙。事实是萧华是被司机从后门拽走了。萧华家在北京东城区景山东街,而叶剑英此时住在海淀区西山,相距约25公里。如果萧华每小时步行4公里,也需要六七个小时,这对养尊处优、以车代步的萧华来说怎么可能呢?事实是萧华和司机抄小路走到后海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家。司机谎称车坏了,借傅钟的车把萧华拉到西山叶剑英家。

例4毛泽东让江青到萧华家制止抄家

吴法宪说:(抄萧华家)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家,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之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萧华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抢走文件和档案。 (34)

江青到萧华家赶走造反派完全是子虚乌有。江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不符合身份的掉价事情呢?至于江青说的那些话,包括批评萧华秘书,大致都是有的。但并不是在萧华家里,而是在钓鱼台江青召集的会议上,吴法宪移花接木,拼成了一个“故事”。

例5林彪斥责江青

吴法宪说: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斥责江青:“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你们也要推翻吗?”林彪斥责江青的事情是有的,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毛泽东1月28日批发的,林彪怎么可能拿还没有问世的军委八条斥责江青呢?

例6吴法宪不知道刘亚楼的“四条”

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拿掉罗瑞卿,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吴法宪回忆录》说得很明白,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的是叶群,而不是毛泽东。至于吴法宪是否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林彪和叶群能说了算吗?有人却由此推出“而且一定是林彪主动,并且一定会得到‘最终拍板人’毛泽东的同意”。前面的推论错了,后面的结论一定是错的。

关于刘亚楼的“四条”是有的,当年上海会议早有定论,著名文革史专家丁凯文等人也有专著、专文详细论述。至于吴法宪是不是故意隐瞒已经无关大局,邱会作说:“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瑞卿),主要不是因为罗(瑞卿)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瑞卿)的军权,防范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瑞卿)的。” (35)

综上,因为吴法宪在1967年7月以前并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他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记载大多数耳闻,而不是目睹,尤其是在对罗瑞卿事件的回忆上,加上他有个人的心思,导致不少失实之处。研究者在引用时需要对比其他史料,研究分析,而不能当成金科玉律,更不可能一锤定音。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58-759页。党史二卷上的这个日期错了,林彪是1965年11月30日写的信,叶群是12月1日到杭州的。
(2)《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11页。
(3)《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79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5)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27页。
(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 页。
(7)《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80页。
(8)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 页。
(9)《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19-620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51页。
(11)《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547-548页。
(12)《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11页。
(13)《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3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45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59页。
(16)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7)《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9页。
(18)《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557页。
(19)陈长江、赵桂来《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7-138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58页。
(21)《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载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第25页。
(22)李德、舒云编撰《林彪元帅年谱》下,凤凰书品2015年8月版,第324页。
(23)《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81-382页。
(24)唐炎明、唐亚明《唐平铸文革实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
(25)唐炎明、唐亚明《唐平铸文革实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2-93页。
(26)唐炎明、唐亚明《唐平铸文革实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04页;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载《新史记》第26期,2015年6月。
(27)余汝信《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载《新史记》第26期,2015年6月。
(28)《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93、399页。
(29) 《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41页。
(30) 唐炎明、唐亚明《唐平铸文革实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7-98页。
(31)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7-408页。
(32) 《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51-652页。
(33) 《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52页。
(34) 《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52页。
(35) 《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1页。

原载 《昨天》第200期, 2022年5月30日 (此为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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