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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一位真正的文革史研究大家--余汝信先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09 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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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真正的文革史研究大家--余汝信先生

               射天狼


  中国是个史学大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史家,正是由于这些史家的存在,才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供后世人们不断地研究、探索。然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文革史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力的干涉,人们不仅难于顺利的发掘可信、详实的史料,他们的写作也瞻前顾后,欲言又止。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悲哀。然而,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仍然有学者本着史家的良知,对文革史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余汝信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余先生这些年来潜心研究文革史,写出了几十篇极有份量和价值的文章,取得了中国文革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的成果。

  从1966年文革的爆发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年,毛泽东倾其后半生之力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斗争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中国的发展和前途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分析、研究这场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以及追寻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则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1966年到1976年是中国上个世纪极其不平凡的十年,是中国大地狂飙卷起震荡世界的十年,是中国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动乱之年。因而这十年也自然成为现今文革史研究学者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大历史题材。由于中共官方人事方面的变动,一些人地位上升进入中央高层,一直以正面人物的面貌出现,一些人则淡出历史舞台,还有一些人却被打倒定性为“反面人物”,官方由此对历史和相关文献的解释也就“与时俱进”,一些不利于官方正面人物的文件被隐匿、被修改,甚至被销毁,而“反面人物”的资料则被夸大、被渲染,以便达到按官方观点修正历史的目的。举例来说,中共官方长期以来,将林彪与江青两人当作文革浩劫的最大罪人,指责林江二人在文革初期就沆瀣一气,共同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而那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林江二人相互勾结的产物。历史文献的标题虽然记载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字样,但是仔细追寻这份“座谈会纪要”的出笼过程,却让人们真正见识到了毛泽东是如何在背后一步步予以操纵的。那么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问题上,到底是“林彪委托了江青”,还是“毛泽东委托了江青”也就真相大白了。余汝信先生所做的工作恰恰就是通过搜寻各种资料和细致的抽丝剥茧的分析研究,将这些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一一予以指出,还原人们一个真实可信的文革史。

  余先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对林彪与文革的关系有深入、独到的分析和研究。研究文革的发动和初期过程,除了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之外,对林彪的研究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林彪是文革前期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更在于林彪个人情况的特殊。林彪既有追随毛泽东参与文革运动的一面,同时又有其被动、消极的一面,以国内著名文革史学者王年一、何蜀、陈昭等人的研究来说,林彪是文革时期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但是由于官方几十年的宣传,林彪其人已被官方全面妖魔化、脸谱化,承担了很多原本并不属于他的罪责。在宣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追求实事求是的今天,林彪则是史学界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余先生的文章中,有多篇与林彪有直接关联,涉及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林彪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关系、林彪与罗瑞卿倒台的关系、林彪“518讲话”与毛泽东反政变措施的关系、有关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对林彪一家匿名信恶意诽谤攻击问题、以及毛泽东与林彪文革初期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除严慰冰案之外,都涉及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核心实质以及林彪在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将这些问题搞深搞透,对彻底揭示文革真相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余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这扇被官方关闭已久的大门,使人们重新认识被官方长期扭曲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对重新评价文革中的林彪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余先生从事文革史的研究已有多年,这些年来余先生已有超过五十多篇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文章,涉及到文革史的许多方面,本站收集了余先生这些年来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余先生在治史方面非凡的研究功力、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性。本人在阅读余先生大作时,深深感到余先生治史的几个特点:(1)资料详实。一篇精彩的论文必须有切实可信的资料为依托,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常识,余先生在资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以《“五·一六”通知》的研究为例,余先生搜集了文革之中该《通知》的不同版本,详加对比,指出前后刊出的不同之处,不仅厘清了《通知》前后发布过程中的细节内幕,更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策略和手段。(2)客观、求实。史家治史的另一特点就是必须有求实的精神,这样才能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解释。余先生在这方面堪称史学之大家。以林彪与严慰冰案为例,表面上来看林彪似乎因为严慰冰多年来以匿名信恶意诽谤攻击林彪一家,林彪对此痛恨不已,随之导致了严慰冰与其丈夫陆定一的倒台。这也是国内一些史学工作者的流行观点。但是,如果将毛泽东文革前对中宣部的严厉批判拿出来作对比,就不难发现陆定一等人的倒台绝非偶然,更非林彪一时之怒即可决定陆定一的命运,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打击刘少奇的必要前奏。(3)勤奋、严谨。余先生治史并非仅仅从书本上找答案,而是采访文革时期众多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对厘清某些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余先生直接采访过的人就有戚本禹、关锋等人,还有很多高层领导人本人及其他们的直系亲属、秘书。对这些人的采访可说是抢救性的,缺少了他们这一圜,历史的研究往往就难免缺失其完整性。随着他们那一代的人逐渐凋零、谢世,史家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余先生的身体力行实为我辈之楷模。(4)独到、非凡的见解。史家治史并非仅仅满足于说清楚某人或某事,而是透过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整体分析找出其事物内在的某种必然规律,由此综观历史,方能得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比如,余先生通过对罗瑞卿、杨成武等人的下台或倒台,说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诡异、无常,是建国后中共“整人”的常态,这些都必须在中共政治体制方面寻找原因。(5)不唯上、只为实。国内从事党史研究者不可谓不众,条件不可谓不好,但是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却深受政治力量的影响,《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好似一个紧箍咒,人们的研究只能在邓小平钦定的圈子内打转转,如此的研究还谈得上什么突破和实事求是呢?“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教条说辞充斥着国内史学界,人们不得不按照官方的说辞来解释、歪曲甚至编造历史,林彪等人的作用也被任意扭曲,这才是史家们所面临的严峻事实。真正实现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拨乱反正则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工作。而余先生所做的恰恰是还原这段被扭曲的历史真相,余先生功莫大焉!

  本人虽身在海外,但对历史研究情有独钟,本人对历史研究一个最深刻的认识就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史学大国,在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两千年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仅有历朝历代的完整历史,更有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史家。中国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他们绝不因为统治者的喜怒哀乐而改写历史,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信史,他们本人更成为后世的典范、楷模,达到史家最高的境界。正是由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人治的社会,缺少司法的公正,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史家手下的那支笔,因此人们更追求“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也就有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谁做了亏心事、坏事都担心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毛泽东发动文革难道不担心历史对他的评价?否则何必在临死前给自己来个“三七开”呢?刘少奇不就是在残酷政治斗争面前无奈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所寄望的就是后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还自己一个公道。所以说,中国并不缺乏史学研究者,但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却是有良知的史家,他们不畏权势,不仅用自己的笔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而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指出历史的发展规律,找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得出经验和教训,而余先生正是本人最敬重的这样的史家。本人在这里再次向余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余先生这些年来在文革史方面辛勤的劳动,也期盼余先生能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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